我最近几年很喜欢看医生写的书。除了因为对医学知识感兴趣外，我发现医生当中好的作者很多。大概是因为医生见过太多悲欢离合，要承受很多生死的责任，所以对人性的理解更为深刻吧。作者 Adam Kay 从医学院毕业在英国的公立医疗系统做了 6 年医生后改行成为知名喜剧和脱口秀演员和作家。这是他的第一本书，讲的就是他从医六年的经历。全书的语言诙谐幽默，在结尾说到他如何决定离开医生职业时急转直下让人觉得很沉重。在享受作者精彩的语言之外，我对英国医疗体系和面临的挑战也有了了解。
The Spy and the Traitor
The Greatest Espionage Story of the Cold War
作者：Ben Macintyre
我的评分：5/5 | Goodreads 评分：4.52
这本书讲的是冷战时期最著名的间谍之一 Oleg Gordievsky 的故事。他原本是苏联 KGB 派驻欧洲的间谍，后来决定成为英国军情六处在 KGB 的卧底。去年回顾书单的时候我说应该多看一些小说类的作品，其实很多时候史实比小说还要精彩，特别是本书后半部分。The Spy and the Traitor 在国内有中文版，在京东读书也能买到电子版。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Colonial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1917–2017
Washington's Anticommunist Crusade and the Mass Murder Program that Shaped Our World
作者：Vincent Bevins
我的评分：4/5 | Goodreads 评分：4.61
本书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他根据近年来解密的文件讲述了在冷战时期美国政府如何以反共为名帮助印尼军队杀害了约 100 万平民，以及 CIA 如何成功地让这件事避开公众的视野。作者也延伸讲了美国对其他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干预，内容和我去年看的 How to Hide an Empire 有部分重叠。对这部分历史以及和 CIA 相关的组织了解得多了后就很难相信一些对中国人来说更熟悉的事件没有美国的参与。很多人对历史事件的看法往往非黑即白，因为人喜欢简单的故事，容易把原因简单地归结到单一因素，真实的历史往往复杂很多。
The Beautiful Country and the Middle Kingdom
America and China, 1776 to the Present
作者：John Pomfret
我的评分：4/5 | Goodreads 评分：4.31
美国和中国的命运从一开始就联系在一起，毕竟美国独立运动前的波士顿倾茶倒掉的就是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贩卖到美国的茶叶。这本书全面地讲述了从两个国家开始有接触一直到 2016 年的历史。中美关系起起伏伏，但是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还是互利大于冲突，考虑到地缘政治的现状，本书很值得一度。它的特别之处在于除了覆盖著名事件和人物外，也包含了很多影响了历史进程现在却不为人知的人事以及一些被席卷到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的故事。Trump 宣布 Liberation Day 的关税政策时我刚看完这本书，而正好快到我在美国的博士导师的生日，所以我送了他一本作为礼物。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rain as Revealed by True Stories of Trauma, Madness, and Recovery
作者：Sam Kean
我的评分：4/5 | Goodreads 评分：4.25
这是本通过历史案例讲神经医学发展过程的书，书的内容本身很有意思，对我来说也有延伸到 AI 的启发。我一直对中短期实现 AGI 持质疑态度，主要原因是人类对于自我意识的认识还很浅，不过最近想法有一些改变。一方面是一些神经学的试验给人类是否真的有自由意志以及自由到什么程度打上了很大的问号；另一方面常人很难理解一些神经系统部分受损的人的意识状态，但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自我意识，这个界限是很模糊的。或许就如与动植物的关系一样，人类到近代才发现生命的原理，但是并不妨碍几千年来不断改良粮食牲畜为己所用。也许人类能在真正理解原理之前通过模仿神经系统创造出真正的意识。
王垠发表在主页和 blog 上给清华的退学信中说到了很多中国的教育以及中国的大学存在的问题。可以说其中涉及到体制的部分大多数是客观和真实的，是很多学生的亲身体会，甚至可以说要是他到读博士才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有些晚了。一些清华的学生和校友针对王垠的退学信设立了一个 blog －清华梦依然在，集中了一些反面的看法。双方各执一词，其实争论主要是集中在一些细节问题，还有王垠信中对清华和他们实验室两位导师的评价，对中国教育大环境存在的问题，其实很少有人真正持不同意见，只是大家有不同的解释。我不在清华，不了解具体情况，所以对涉及到清华和他们实验室的具体情况，自然没资格评论了。
王垠的信让我回想起自己本科的时候。我在武汉大学读的本科，武大在学术上不如清华，类似王垠说的问题表现得可能还更明显一些。那时候的我年轻气盛，嫉恶如仇，想法和态度大约和现在的王垠差不多：不喜欢很多学校里的教授，看不惯学校的很多事情。我从大二结束以后就很少去上课，因为总是觉得有些不屑，认为学不到什么东西。每个学期系里开什么课，我就去书店买对应的影印版英文教材看，到期末最后一节课去听老师划划重点，然后就去考试。往往到了一个学期结束还问同寝室的同学教某门课的老师是男是女。我虽然不像王垠，但也算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大四时在 BBS 上发过一些帖子，其中有说到武大的计算机科学系教的不是计算机科学，而就是一个电脑培训班。我们院的党委副书记同时也是 BBS 上院版的副版主，他常常把我封了，有时还打电话到寝室教训我。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后来就成朋友了。将要毕业的时候，校学生会从应届毕业生里面找了包括我在内的三个人去给低年级同学做学习经验交流。当时因为院校合并等一系列事情，学生对学校的怨气挺大的，自由问答的时候有个学生问我学校的种种不好对我有没有什么影响。当时在教五楼的礼堂，我对着下面的几百学生说：“武大要强起来就得靠学生自己。每个学生为着自己的理想去奋斗，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事，武大自然就强了。靠现在行政大楼里面那帮人去决策，武大不可能强起来的”，不知道有没有把邀我去的那个学生会学习部的 mm 吓到。那时候我还没有拿到毕业证。
凡事都有两面。王垠做出退学的决定，我想他只看到了一面。我本科时所处的环境，促使我养成了独立学习，独立思考的习惯和能力。我在软件工程实验室虽然常常在做些无谓的事情，不过大量的阅读使我对软件工程发展的概况有了全面的认识。王垠对他实验室的教授有颇多抱怨。本科时有一个数学系的教授在瞒着我的情况下把我交的作为一门课的 term project 的程序带到高交会做演示，后来还是一个去了的人说起我才知道。到后来买方提出一些要求，他因为搞的是数学，不熟悉编程，无法解决，才又来找到我。当时曾因此很不愉快，并非我想从那个程序得到什么商业利益，而是因为我最不喜欢被人欺瞒。可是要是不是因为他开了那门课，我也不太会对那个领域进行深入的学习，也就不会认识我现在的导师。所以要是没有他，我现在会是另外一个情况，或许差一些，或许好一些。人生际遇，从独立的一件事是难以判断祸福的。最重要的是以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不管处于什么样的环境，都要 make the best out of it。
环境的不尽如人意并不是一件坏事，以其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之类的空话，不如看看真实的例子。很多人说中国的教育体制不能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科学家，真是这样吗？现在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所的王小云在对 MD5 和 SHA-1 等一系列 hash function 的分析方面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现在美国搞 computer science 的人基本都听说过她的名字，密码学界就更不用说了。可以说她和她学生的研究代表着理论密码学的 state of the art。 Wikipedia上说：
At the rump session of CRYPTO 2004, she and co-authors demonstrated collisions in MD5, SHA-0 and other related hash functions. (A collision occurs when two distinct messages result in the same hash function output). They received a standing ovation for their work.
在一个学术会议上，所有人起立为一个 talk 鼓掌，这是很少见的。她的简历上说：
Education:
B.S., Mathematics Department , Shandong University, 1987.
M.S., Mathematics Department , Shandong University, 1990.
Ph. D, Mathematics Department , Shandong University, 1993.
王垠说他打算退学后出国找一个喜欢的学校做他心目中真正的科学研究。我想他会失望的，因为理想的学术殿堂不存在，失望的结果可能有两种，他或许会明白一些事情，从此有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或许会做出更极端的选择。2他信中说的很多问题都是 universal 的，有人的地方都存在这些问题，只是因为中国发展变化得太快，所以各方面的矛盾也表现得更为明显和极端。美国也是一个功利的国家。在美国教授同样要靠发 paper 申请 funding 和拿 tenure，很多研究生同样要做很多无聊的表面工作。很多美国实验室的老板，特别是还没有拿到 tenure 的教授，不管学生愿不愿意都要逼着学生干他觉得需要完成的活，比起国内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识的一些别的学校的中国学生，放暑假想要回国探亲老板都不让，就算让也只给很短的假期。况且在美国你的学费生活费都是靠导师从科研经费出的，和导师关系搞僵了就得卷铺盖走了。3王垠在信中说国外大学都有 common room，而国内没有。另外他觉得学生之间的讨论很重要，而实验室组织的讨论每个学生讲讲对自己看的论文的看法，他又觉得那样的讨论不好。有没有 common room 只是一个形式，形式决定不了内容。我就基本不去 common room ，因为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我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有时在走道遇到一个人想说什么事情，就靠着墙一说就是一两个小时，也没有觉得需要一个 common room。在国外大学里的学术讨论其实和他所描述的他们实验室的讨论差不多。通常也就是一个人说一说对某篇论文的看法，经常也是很长时间没有什么结果，很多想法被提出来被否定掉。要找一个他心目中理想的科学研究的殿堂，恐怕穷其一生也找不到。科学研究中的大部分工作都是要静下心来独立完成的。讨论的真正目的是在有一定结果的时候告诉别人，让别人挑刺，所谓的 peer review。他说导师不鼓励学生之间的讨论就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什么已经做了，什么没做，有些什么有趣的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做研究是自己的事，导师鼓励不鼓励只是一个参考意见，毕竟已经不是小学生了。我的导师每个星期和我见一次面，听我说说自己的点子，给我一些指点，除此之外都是我自己安排。我觉得对计算机科学来说，到了博士阶段，正确的研究方式是独立查找资料、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工作，这个只是个人的看法，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要知道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最好的方法不是讨论，是 Google。
我并不是要写那么长一篇文章批评王垠。这三天来正正反反的文章已经很多了，只是联系到自己，颇有感触。对王垠我首先是欣赏的，当年看他写的关于 Linux 和 TeX 的文章，受益很多，现在看到他的退学信，觉得他是个有激情、有勇气的理想主义者。中国需要很多能坚持自己理想，不被环境所同化的人。可是一个人光有理想和激情是不够的，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还要有一颗宽厚、平和、和乐观的心，这样才不会因为对现实的失望而最终放弃自己的理想。我本来不喜欢李敖，不过他在清华的演讲其中一段让我很感动：
不但视觉上和原生广告完全融合，而且首屏已经被广告占满。这个结果可以说是必然的，不做任何试验就能知道广告样式越接近于原生结果，点击率必然越高。之前做的种种实验无非是 Google 创立之初的价值观和与之矛盾的商业模式相纠结的漫长而耗资巨大的过程。
很多人都读过 Google 的两位创始人在创立公司之前写的 PageRank 论文，但很少人会看附录。这篇论文的附录 A 是 Advertising and Mixed Motives：
… The goals of the advertising business model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 to providing quality search to users. … It is clear that a search
engine which was taking money for showing cellular phone ads would have
difficulty justifying the page that our system returned to its paying
advertisers. … we expect that advertising funded search engines will be
inherently biased towards the advertisers and away from the needs of the
consumers.
Since it is very difficult even for experts to evaluate search engines, search
engine bias is particularly insidious. … Furthermore, advertising income
often provides an incentive to provide poor quality search results. … This of
course erodes the advertising supported business model of the existing search
engines. … But we believe the issue of advertising causes enough mixed
incentives that it is crucial to have a competitive search engine that is
transparent and in the academic realm.
不难看出在刚有 Google 的时候两位创始人认为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与用户的利益和高质量的搜索结果是有根本冲突的。只是当时 Google 还不是一家公司，所以他们可以义正辞严地批评其他搜索引擎并说明 Google 做为一个无广告的、学术界的搜索引擎的重要性。他们似乎认为靠广告盈利和作为学术性的、非盈利的服务是一个搜索引擎的唯二选择。
第二是完善的家长监护功能。我小孩会花过多的时间看 YouTube 上的 Minecraft 视频，虽然我可以在 Screen Time 把 YouTube 禁用，他还是会用 Google 结果里的内嵌视频看。我买了 Kagi 的 family plan，设置好他的儿童账号，在 Kagi 把 YouTube 禁掉，再在 Screen Time 把 Google 禁掉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第三是如果订阅 Kagi Ultimate，除了搜索外还可以使用 OpenAI、Anthropic、Google、Mistral AI 的所有语言模型，价格只相当于其中一个的订阅费用，是很划算的。
最近难过地得知 Stan Eisenstat 教授在 12 月 17 日去世，我在 2017 年回学校时还去找他聊了会儿天。这也让我想起几年前去世的 Paul Hudak。这两位教授虽然不是我正式的导师，但都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就想写一写我对他们的记忆。
Stan Eisenstat
我在去耶鲁上学之前就在 Joel Spolsky 的 Joel on Software 里读到过 Stan Eisenstat。他教的 CS323: Systems Programming and Computer Organization 在学生中是一门传奇性的课程。选课的人往往在那个学期会需要花大量时间熬夜甚至通宵来完成他布置的几个大作业，而在课程完成后都会觉得收获很多。进入耶鲁后我抓住机会申请做了这门课的助教。当年（1998 - 2002）我在国内接受的计算机科学本科教育说实话和美国好的大学比还有很大差距，直到后来国内大学有越来越多留学回来的人加入，这个差距才缩小，所以其实读博期间还要弥补一些知识面上的裂缝。给本科生课程做助教对于提升自己也是非常有益的。他在一个学期里会让学生完成几个大作业：实现一个 UNIX shell，一个 LZW 文件压缩/解压程序，重新实现 make 等等。每个项目 Stan 都会准备好一套测试，学生提交完后他跑一遍测试就能马上得出正确性的得分。他也准备了详尽的代码风格文档，所有的作业和考试都有正确性和风格两部分分数。到期末他会让助教自己设计一个期末项目给学生作为期末考，助教也要负责给这个项目写一套自动化测试来给学生提交的代码打分。所以每一届学生遇到的期末项目都不同，而每个助教也有自己的发挥空间，参与这个过程的每个人都很有收获。我现在还记得给学生出的题目是做一个支持用 telnet 登录的多线程 BBS 服务器，我写了一个 telnet 机器人来测试他们实现的各项功能。Stan 在耶鲁计算机科学系将近 50 年，这门课和他教的 CS223: Data Structures and Programming Techniques 一直都是计科系的核心编程课，无数学生在 Zoo（系里的机房）耗费了无数夜晚来完成这两门课的作业。
Paul Hudak
我对 Paul Hudak 也是在去耶鲁前就有很多了解。我本科的毕业设计是函数式语言的课题，所以找了一些 Haskell 的资料看。Paul 是 Haskell 的主要设计者，当时他正好出了一本新书。那时市面上还几乎没有正式出版的 Haskell 的书，国内更是完全没有。我给他发邮件问问题时提了一句很遗憾在中国买不到他的书。过了两周多就收到了他给我寄过来的书。后来进了耶鲁我选了另一位教授开的 functional programming 课，因为这方面基础薄弱学得比较差。后来 Paul 教这门课时我又去报名做助教，相当于自己也又学了一遍。虽然后来我没有选择在程序语言方面深入下去，但因为他的原因一直保持着对这个领域的兴趣和关注，所以当 Clojure 这样更具实用性的函数式语言出现时我很早接触并应用到实践中，后来创业时也选择它作为主要开发语言，使团队能在早期很高效地开发出产品。
Paul Hudak’s book
耶鲁的计科系格外地重视教育。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所有的大学都应该是重视教育的，但其实各个学校在研究和教学上的投入还是很不一样的。很多地方的教授更愿意把时间投入到研究上，多发几篇论文，而教学更多地是必须完成的义务和负担。耶鲁的很多教授，包括 Paul、 Stan、Stan 的妻子 Dana Angluin（也是同系教授）、我导师 Mike Fischer 都对教学有一种很纯粹的热爱，他们年复一年地打磨同一门课程，不吝惜花大量的时间做到尽善尽美，把培养出的学生看作最重要的遗产。我在 Yale Daily News 上看到，Stan 对学生的爱持续到了生命最后一刻，他要求等期末考结束再宣布他去世的消息，所以他离世后系里还不知道，第二天在 Zoom 上的虚拟节日聚会里大家还录制了一些祝他早日康复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