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了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印象最深的是科学家施特鲁姆的悔恨、政委克雷莫夫的绝望和叶尼娅的救赎、自愿放弃生的希望死在集中营的索菲亚和伊康尼科夫。
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是与作者自身经历最接近的人物，典型的知识分子科学家，有自己的良知和坚持，又胆小软弱、犹豫不决。
在小说中，施特鲁姆先是因为科学研究的突破成果，得到同事的赞誉和研究所领导的欣赏，后来研究所换了和他不对付的外行领导，两人对爱因斯坦的评价被上升到政治分歧的高度，他和犹太人同事被孤立、排挤和批斗，正常的研究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他犹豫彷徨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做出了抗争的态度，结果连他的学术成就都被否定。同时，部分同事也欣赏和钦佩他的正直勇敢，让他无所畏惧。
就在他以为自己的科学事业要走到尽头时，斯大林打来了一个关键电话，称赞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一瞬间，研究所对他的批斗消失不见，领导们完全换了个态度，之前各种阻挠和不便统统消失，相反，施特鲁姆开始享受各个方面润物细无声的特权，甚至觉得之前错怪了领导们，他们还是很富有人性的。
在这种状态下，他鬼迷心窍地签署了一份自己不认可的政治声明，事后悔恨无比，惊觉温情比强力更难抵抗。
尼古拉·格里高利耶维奇·克雷莫夫是政治立场坚定的红军政委，被派去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6-1号孤楼给工兵排做政治思想工作。
工兵排部队在格列科夫的带领下，孤军奋勇抵抗德国人，虽然条件艰苦，但作战勇敢，意志坚定，唯一的问题是——格列科夫十分抵触上级要求的官僚形式任务，比如不愿意每天定时做详细的书面报告，为此使了各种小手段，被组织认定有政治思想问题。
克雷莫夫的到来没有扭转这种局面，他自己反而因为头部受伤不得不撤出孤楼。克雷莫夫认为是格列科夫背后打黑枪，打报告告密以期逮捕和枪毙格列科夫。
后来克雷莫夫自己被人陷害告发，被逮捕和拷打折磨，想不通为什么他这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主义者会被当作罪人对待，经历了怀疑、痛苦、绝望和重新思考，最终他的前妻叶尼娅克服重重困难给他送来的物品和纸条让他在黑暗中看到一丝光明。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是军医，被德军俘虏投入集中营，为了照顾她视为儿子的小男孩达维德，在德军挑选可以暂时活命的外科医生时，她没有作声，最终作为“母亲”与达维德一同赴死。
伊康尼科夫是集中营中一位自称托尔斯泰主义者的怪人，因为想方设法拯救犹太人而被人告发进了集中营，因为听说纳粹要他们修建集中营毒气工厂，拒绝上工而被处决。
书中还有更多的人物和事迹，许多来自于格罗斯曼军事记者生涯的采访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也包含了作者自己的思考。
部分内容摘录如下，但光看摘录不会有深刻的感觉，建议从头到尾读完这本大部头。
译者序部分
瓦西里·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犹太裔作家。1905年出生于乌克兰。1929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化学专业。卫国战争之前，著有革命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斯捷潘·柯尔丘根》。卫国战争开始后，以《红星报》军事记者身份上了前线。在前线深入实际采访的同时，还勇敢地参加作战。1942年写出反映苏联人民英勇奋战的中篇《人民是不朽的》，因而蜚声文坛。 1943年开始创作反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两部曲。1952年两部曲的第一部《为了正义的事业》问世。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赞誉。其中心思想是：建立伟大功绩的主要是人民群众，不是像另外一些作品那样，把一切功绩归于斯大林。正因为此，这部作品一方面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和赞誉，另一方面，很快就受到官方评论界的严厉批判。1956年起，格罗斯曼的作品不准再版，格罗斯曼的名字从此在文坛消失。
格罗斯曼以顽强的毅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创作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两部曲的第二部，并于1960完成。这便是本书。
这已经是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文学解冻已经开始。然而第二部的遭遇却更为悲惨。
他把第二部手稿交给《旗帜报》编辑部。有几家报纸已经刊出小说的片断，本书出版的消息和广告都已发出，作家和读者都在欢欣鼓舞地等待着这部作品出版。但是因为《旗帜报》编辑部怕负责任，把这部作品上报。结果，保安机关抄了格罗斯曼的家，把所有的底稿抄走，全部焚毁，彻底消灭。苏斯洛夫说：这样的作品也许过二三百年才能出版！
作者也在1964年患癌症不幸病逝，未能看到这部凝聚了全部心血的作品问世。
但是，这部作品的一份复写稿侥幸保存了下来。后来被拍成微缩胶卷偷运出国，于1980年在瑞士出版。1988年在苏联出版。
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这也许是鉴别人民政府与独裁政府的主要标志之一。
导读部分
整个战争期间，格罗斯曼好像既不怕德国人，也不怕苏联秘密警察。但是，1952年，斯大林的反犹运动压力越来越大。官方登出一封公开信，说犹太医生要谋害斯大林的性命，呼吁以最严厉的手段惩办这些医生。格罗斯曼同意在信上签了名。
他最自责的是1941年德国入侵之后，没有把母亲从别尔基切夫接出来。但是他也怪罪妻子，因为她和母亲关系不好。战争前夕，格罗斯曼曾向妻子提出接母亲来莫斯科，住在他们家里，妻子奥尔加·米哈伊洛芙娜却说地方太小，不方便。1941年9月，他母亲，叶卡捷琳娜·萨韦列夫娜，被德国人杀害了。同时被害的还有生活在别尔基切夫的30000名犹太人的大多数。
他被分配到苏联红军的报纸《红星报》当战地记者，报道了所有的主要战役。
格罗斯曼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你，书的命运是和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他感到母亲就在这本书里活着，这似乎让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活体生命。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主要人物和故事主线
小说以沙波什尼科夫家族的成员，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沙波什尼科娃的子女及相关人为主的好几条故事线：
亚历山德拉·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大女儿柳德米拉
丈夫是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施特鲁姆（维佳），犹太裔物理学家，女儿娜佳和他们生活在一起。
施特鲁姆的母亲安娜·谢苗诺夫娜，德国人入侵时来不及撤离，在犹太人隔离区被德军杀害。
柳德米拉的前夫阿巴尔丘克关在古拉格劳改营中，被迫认罪并处死。
阿巴尔丘克的儿子阿纳托里（托里亚）在前线战斗。柳德米拉在托里亚生死未卜时去战地寻找他，等找到他所在的部队才知道他已牺牲。
施特鲁姆在物理研究所的科学工作中遇到了政治活动的影响，本来他的成果备受赞赏，但因为得罪了新来的领导被同事孤立。懦弱的他打算奋起反抗时，忽然接到斯大林的电话，同事的态度马上完全转向，本来已经鼓起勇气的施特鲁姆在各种温情和特权待遇下被软化，鬼使神差昧着良心签署了自己心底不认同的声明。
弗拉基米罗芙娜的二女儿玛露霞
丈夫是斯捷潘·费多罗维奇·斯皮里多诺夫，斯大林格勒发电厂的厂长。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斯皮里多诺夫在等待命令多日无果后，没有得到莫斯科方面准许，提前一天撤离了已经被炸毁的发电厂，被认为是胆小的逃兵。
玛露霞在斯大林格勒大撤退时，在伏尔加河上死于沉船事故。
玛露霞和斯皮里多诺夫的女儿薇拉在战争期间分娩，生下了小米佳。
其情人是战斗机飞行员维克托罗夫，在前线战死。
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小女儿叶夫根尼娅（叶尼娅）
其前夫是尼古拉·格里高利耶维奇·克雷莫夫，红军政委，现在的情人是诺维科夫，红军坦克军军长。
克雷莫夫去拖拉机厂孤楼做思想政治工作，受伤离开孤楼后，向上级报告格列科夫有政治问题并视图暗杀他这个政委，然后得知格列科夫已经在孤楼牺牲。
之后克雷莫夫莫名其妙地被指控、囚禁、审讯。叶尼娅不畏恐怖和困难，去卢比扬卡给他送吃的，让克雷莫夫落泪。
诺维科夫在大反攻时，为了让连续疲劳作战的部队休息，违抗只有政治意义的军令，被政委格特马诺夫写报告，被撤职并调回莫斯科。
杰敏季·特里福诺维奇·格特马诺夫，坦克军政委，为了符合党性精神不讲个人感情，严酷残忍，与坦克军长诺维科夫发生矛盾后，调任州党委书记。
弗拉基米罗芙娜的儿子德米特里（米佳）
米佳1937年被捕后死于古拉格。
米佳的儿子谢廖沙参加斯大林格勒战役，在6-1号孤楼中抵抗德军，在孤楼被德军占领前，和无线电报话员卡佳·文格罗娃一起被守卫队长格列科夫指派去团部，逃过一劫。
格列科夫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拖拉机厂6-1号孤楼中的工兵排守卫队长，因为忙于作战，拒绝每天向党组织做详细汇报，被认为政治思想上有严重问题。
上级派去无线电报话员卡佳带报话机去孤楼，尝试恢复通讯，结果报话机被弹片击毁。
后克雷莫夫被派去孤楼去做思想政治工作，因为头部受枪伤而离开——克雷莫夫怀疑是格列科夫开的黑枪。
最后他带领孤楼的工兵排在战斗中坚持到最后，全部牺牲。
莫斯托夫斯科伊
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的老布尔什维克，在集中营中与不同派别不同思想的狱友辩论，参与组织反抗和越狱，也支持党组织陷害不服从指挥的党外异己分子叶尔绍夫。
在审讯时一度被党卫军利斯的言语动摇了思想，后因为有人出卖反抗活动被处决。
一同被俘的司机谢苗诺夫是莫斯科人，因为德军的后勤供给紧张，饿得虚弱无力，在押解去集中营的路上被德军放走任由其自生自灭，他爬到乌克兰的村庄中被农民大娘赫里斯佳·丘尼娅克救活，听到大娘抱怨，当年莫斯科来的城里人强制执行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许多乌克兰人饿死。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与莫斯托夫斯科伊、谢苗诺夫一起在斯大林格勒郊外被德军俘虏的军医，曾是弗拉基米罗芙娜的邻居，与小男孩达维德一起死于集中营。
小说部分
我总是孤身一人。在失眠的夜晚我常常难过得哭起来。可是这一点谁也不知道。一想到我还能对你说说我的一生，就感到快慰。我要说说，为什么我和你爸爸离婚，为什么很多年来我一个人生活。我还常常想，等维佳知道了他的妈妈犯过错误，做过不理智的事，曾经争风吃醋，曾经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会感到吃惊的。但是等不到跟你好好说一说，就要孤单单地了结此生了，这是我的命运。有时我觉得，我不应该离你这样远，我太爱你了，我以为，我这样爱你，就应该跟你在一起安享晚年。有时我又觉得，我不应该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太爱你了。
好啦，最后……祝你永远幸福，跟你所爱的人、你周围的人、比妈妈更亲近的人在一起，永远幸福！永别了！街上传来妇女们的哭声、警察的喝骂声，可是我看着这一页页的书信，就觉得我被保护了，这苦难深重的可怕世界奈何不了我了。我怎么能结束这封信啊？孩子，哪能甘心到此结束？哪儿有人类语言，能够表达我对你的爱？吻你，吻你的眼睛，你的额头、头发。你要记住，在幸福的日子里，在痛苦的时候，都有母爱伴随着你，任何人不能把母爱杀死。我的好维佳……这就是妈妈给你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句话。活下去，活下去，永远活下去……
法西斯主义根本没有个性的概念，没有“人”的概念，把一切看作大规模的总体。
党的信任！格特马诺夫很懂得这几个字的伟大意义。党是信任他的！他这一生尽管没有成就伟大的著作、显赫的发明、辉煌的胜仗，但他付出了巨大的、目标明确、坚持不懈的劳动，而且是如履薄冰、常常不能安眠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意义就在于，劳动是根据党的需要，是为了党的利益。对于这种劳动的最重要和最高的奖赏只有一种，那就是党的信任。
在任何情况下，不论是处理幼儿园孩子们的问题，改组大学里的生物学教研室，还是处理生产塑料品的车间占用图书馆地盘的问题，他的决定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和党的利益。领导者对一件事、一本书、一部电影的态度都必须符合党性精神，因此，不论多么困难，在党的利益与个人喜好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都要毫不动摇地抛弃他做惯了的事情，抛弃他十分喜欢的书。但是格特马诺夫知道，还有更高水平的党性，其实质就是：这个人根本就没有与党性精神相矛盾的爱好与志趣；对于一个党的领导者来说，一切可爱的东西与可贵的东西之所以可爱可贵，就因为它代表党性精神。
有时格特马诺夫为了符合党性精神而作出的牺牲，是很残忍、很严酷的。一旦事关党性，就应该不讲个人感情，不动恻隐之心；长辈恩师，乡里乡亲，都不必顾及。在这种情况下，不必因为一些词儿，如“背信弃义”、“不够朋友”、“害人”、“出卖”等等而感到不安。但是，党性精神一旦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就不需要牺牲了。因为一切个人感情，如爱情、友谊、同乡情谊，只要与党性精神相背，就很自然地不再存在。
党所信任的人做的劳动是默默无闻的。但这种劳动是巨大的，需要毫无保留、毫不吝啬地花费心思和精力。党的领导者不需要有科学家的才能，也不需要有作家的天赋。领导者的权力高于科学家的才能和作家的天赋。成百上千具有研究才能、歌唱才能、写作才能的人都要如饥似渴地听取格特马诺夫的指示和决定，虽然格特马诺夫不仅不会唱歌，不会弹琴，不会演戏，而且也不能鉴赏和深刻理解学术著作和诗歌、音乐、绘画作品。他的话所以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就在于党委托他代表党在文化艺术方面的利益
一个人民的代言人和思想家，也未必拥有一个州党委书记这样多的权力。
格特马诺夫认为，“党的信任”这一概念的最深刻的实质就表现在斯大林的意见、感情和态度中。党的路线的实质，也在于斯大林对于自己的战友，对于人民委员和元帅们是否信任。
她弯着腰坐着，渐渐平静下来，不由得在思想上迈着小小的起步，开始承认托里亚不在人世。
医院里的人见她这样平静，听到她提的问题，都感到吃惊。他们不知道，她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很清楚的事实，没有意识到托里亚已经不在人世。她对儿子的感情太强烈了，以至于既成事实的威力丝毫不能动摇这种感情，所以他还继续活着。
她已经失去理智，谁也没看出这一点。她终于找到了托里亚。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
她的心还要经历长时间的痛苦，直到几年、也许几十年之后，慢慢地、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堆起自己的坟包，在心里清醒地感觉到永远失去了儿子，才会在既成事实的威力面前屈服。
舍列梅捷夫元帅的儿子们把十六岁的妹妹嫁给多尔戈卢基公爵。姑娘在婚前好像只见过他一回。姑娘的哥哥们给妹妹送了大量的陪嫁，送的银子装满三间屋子。结婚后第二天，彼得二世被杀。多尔戈卢基公爵是他的亲信，也被抓起来押往北方，关在一座木塔里。有人告诉新娘，说她可以不受这一婚姻约束，因为她跟丈夫总共生活了两天。但是她不听劝说，跟丈夫前去，住到偏僻的林区一座木屋里。一连十年，每天她都要到多尔戈卢基所在的木塔跟前去。有一天早晨，她看到木塔的小窗户开着，门也没有上锁。年轻的公爵夫人朝街上跑去，见到每一个人，不论是庄稼汉，还是士兵，她都跪下来哀求，问她的丈夫在哪儿。有人告诉她，她的丈夫被押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她于是步行前往，一路上吃了很多苦。到了下诺夫哥罗德，她听说多尔戈卢基被分尸了。她决定进修道院，便前往基辅洞窟修道院。在要成为修女的那一天，她在第聂伯河岸边走来走去很久。但她不是俗念未灭，而是在那之前要把指头上的结婚戒指取下来，她却舍不得……她在河岸上徘徊了好几个钟头，后来，等到太阳就要落山了，她才把戒指从手指上摘下来，扔到河里，便朝修道院大门口走去。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维克托罗夫说，“如果一个犹太人很好，你就说，他不是犹太人。”
他说：“抓人是不会冤枉的。”他认为，只有极小的一部分人，包括他在内，是抓错了的，其余的都是罪有应得，是正义的利剑惩罚革命的敌人。
有几十个人听到了夜里的凶杀，看见一个人走到鲁宾的床铺边。
如果有人一下子爬起来，把全屋的人喊起来，会怎么样呢？几百个强壮的男子汉团结起来，两分钟就会把凶手制服，会救活一个同伴。但是谁也不抬头，谁也不叫喊。杀一个人，就像杀一头羊一样。大家都躺着，装做睡着了，拿棉袄蒙住头，尽可能不咳嗽，尽可能不去听受害者在昏迷中挣扎。
多么低三下四，多么驯顺啊！可是他当时也没有睡着，也没有作声，拿棉袄把头蒙住。他很明白，驯顺不是微不足道的小事，驯顺来自经验，来自对劳改营规律的了解。如果大家都起来，把凶手制住，带刀的人还是比不带刀的人厉害。全屋的力量是一时的力量，而刀永远是刀。
后悔已经晚啦。任何后悔都不能补偿过失。这是我要对你说的。这是第一点。再说第二点。我们不懂得自由。我们压制了自由。马克思也不珍视自由。自由是根本，是目的，是基础的基础。没有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革命。以上我说了两点，再说第三点。我们在劳改营和原始林里经受苦难，可是我们的信仰比什么都坚强。这不是坚强，是懦弱，是保全自身。在铁丝网外面，要保全自身，就得多变，要不然就要死亡，就要进劳改营。共产党人制造偶像，戴肩章，穿制服，信奉民族主义，压制工人阶级，将来必然还要像黑色百人团那样。
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党最残酷计划的时刻来到了，这一计划的目的在于消灭人，消灭人的生命和自由。法西斯党的头目们四处散布谎言，说是斗争的紧张迫使他们不能不如此残酷。事实正好相反，危险会使他们清醒。如果对自己的力量缺乏信心，他们就会有所收敛。
等到法西斯完全相信已经取得最后胜利的那一天，全世界就会倒在血泊里。如果世界上不再有反法西斯的武装，刽子手们也不会就此收手的。因为法西斯的主要敌人就是人。
“现在的德国人都是野蛮人，他们都不知道海涅是什么人。”
另一个角落里，一个男子声音用嘲笑的口吻说：“结果这些野蛮人把咱们当牲口装进火车里。咱们知道海涅又有什么用？”
大家向索菲亚·奥西波芙娜打听前线的情况，因为她说的全是不好的消息，有人就对她说，她所知道的消息是不可靠的；于是她明白了，在这牲口车厢里有自己的战略，这战略的根据是强烈的生存愿望。
“难道您不知道，希特勒收到了最后通牒，要他立即释放所有犹太人？”
是的，是的，当然是这样。等到任人宰割的痛苦和不祥预感变为剧烈的恐怖的时候，人往往求助于毫无根据的乐观，麻醉自己。
走倒退的道路，从人回到肮脏、可怜、失去名字和自由的牲口，只需要几天工夫：而从动物到人的路，却走了几百万年。
居民们帮助政府把染病的牲口送往屠宰点，或者帮助捕捉跑散的牲口。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痛恨牛犊或老牛，而是出于自我保全。
在大规模屠杀人的时候，一般的人对于要被消灭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同样没有切齿的痛恨。所以，要进行大规模的消灭人的运动，必须进行特殊的准备。在这方面，光有自我保全的心态是不够的，还必须唤起一般人的憎恶和仇恨。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历史上将占有特殊地位，因为它是伟大科学发明的时代，革命的时代，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时代和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将以普遍残杀各阶层犹太人的时代进入人类历史，而这一残杀运动还有种族和社会理论的根据。当代现实抱着不难理解的谨慎态度，对此讳莫如深，保持沉默。
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
无数的芸芸众生成为旁观者，看着顺从的无辜者被杀害。他们不只是顺从的旁观者，等到要他们做表决的时候，他们会众口一声地表示赞成大规模的屠杀。
这种顺从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明在人的天性中忽然出现了新的特点？不是。这种顺从说明有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对人的影响。极权社会的超级暴力，足以造成所有大陆上人类灵魂的麻痹。
甘心为法西斯效劳的人会把只能使人遭殃和灭亡的奴性称作唯一和真正的美德。出卖国家民族的人一面承认人类感情，一面说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是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赞成把人分为高雅的、体面的人和不高雅、不体面的人。自我保全的欲望，就表现在生存本能与良心的相互妥协。
一些影响遍及世界的思想所具有的麻醉力量，支持着生存的本能。这样一些思想号召：为了祖国的伟大前途，为了人类幸福，为了民族、阶级的幸福，为了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达到伟大的目的，不惜任何牺牲，不惜采取任何手段。
除了一些伟大思想的麻醉力量，跟生存本能一同起作用的还有第三种力量，这就是对于强大国家机器不受限制的强权，对于已成为国家日常生活基础的残杀的恐惧。
极权国家的强权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不再是手段，而变成了神秘的宗教崇拜的对象。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些有思想有知识的犹太人的说法呢？他们说，为了人类幸福必须杀尽犹太人，他们认识到这一点，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领到屠杀点去，为了祖国的幸福，他们愿意作出牺牲，就像圣经上的亚伯拉罕那样。
要不然怎样解释一位农民出身的才智双全的诗人的作为？他怀着真挚的感情写了一首长诗，歌颂农民受苦受难的血腥时期，正是那个时期吞噬了他那忠厚、纯朴、干了一辈子庄稼活儿的父亲。
法西斯制服人的手段之一，就是使人完全地，或者近乎完全地丧失理性。人们不相信会被消灭。说来奇怪，已经站在坟坑边上，竟是那样乐观。在极不明智的，有时是不可告人的、可鄙的希望的基础上产生的顺从，也是见不得人的，有时甚至是可鄙的。
华沙起义、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起义、索比波尔集中营的起义、炉工们的暴动和起义，都是由于完全失去了希望。
但是，真实、彻底的绝望引起的不仅是起义和反抗，也能使一些人产生正常人不能理解的早作刀下鬼的渴望。有些人就为了走向血淋淋的埋人坑的先后而争吵，还能听到兴奋的、激昂的、几乎是狂喜的叫喊声：“犹太弟兄们，不要怕，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有五分钟就行了！”
希望能产生顺从，失望也能产生顺从，因为同命运的人们的性格各不相同。
需要想想人们遭受的苦难和折磨，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认为早点儿被杀是幸运的。很多人应该想想这一点，特别是那些喜欢教导人的人，他们常常教导人在艰难境况下应当怎样进行斗争，可惜这些说空话的导师都很幸运，想象不出那样的境况。
明白了人对于强权暴力的顺从，还必须做出最后的结论，这样的结论对于理解人、理解人的未来是有意义的。
人的天性会不会起变化，在极权暴力作用下会不会变异？人会不会失去生来就有的对自由的渴望？人的命运、极权国家的命运就在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中。人如果改变了天性，国家独裁制必然会取得世界性的永久的胜利；人追求自由的愿望不改变，就是对极权国家宣判死刑……
人类渴望自由的天性是消灭不了的，可以压抑，但无法消灭。极权政治不能不使用暴力。如果离开暴力，极权政治就会完蛋。经常或者不断使用的超级暴力，露骨的或者经过伪装的超级暴力，是极权政治的基础。人不会自愿地放弃自由。我们时代的曙光、未来的曙光就在这一结论中。
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
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善良终将战胜。不吝惜自己鲜血的正直的人们一定能建设美好的、公道的社会。表露出这种感人的信心的人，认为自己未必能活到和平时期，每天都因为自己还能从早上活到晚上感到惊讶。
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可是列宁却说：“以前领导你们的人糊涂，我会做明智的领导。”
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永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这真是全新的历史。就连当年幸存下来的人，都要按新的方式考虑过去的生活，把自己从勇士变为懦夫，从革命者变为外国间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颓废派对这个问题回答说：“我，我，我，颓废派，最美、最可爱。”二者差别不太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强调国家的特别重要性，颓废主义强调个人的特别重要性，方式不同，实质是一样，都是陶醉于各自的特别重要性。完美无缺的国家，瞧不起与国家不一致的一切人。颓废派的镶了花边的人，对一切其他的人都极其冷漠，只除了两种人：一种是和他们高谈阔论的人，一种是跟他们卿卿我我的人。从表面上看，个人主义、颓废主义似乎都在为了人而斗争。从实质上说，根本没有斗争。颓废派不关心人，国家也不关心人。在这方面没什么不同。
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在他以前从没有人这样说，就连托尔斯泰也没有说，可是他说：我们所有的人首先是人。明白吗？首先是人，人，人！俄罗斯在他以前谁也没有这样说过。他说，最主要的是，人就是人，然后才是僧侣、俄罗斯人、小店老板、鞑靼人、工人。要明白，人的好与坏不是因为他是僧侣还是工人，是鞑靼人还是乌克兰人，人都是平等的，因为都是人。
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俄罗斯人一千年来什么都看到了，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超级伟大”，但有一样东西没看到，那就是民主。
啊，自由而爽快地说话的力量呀！这力量就表现在一下子说出来而不害怕。
我不想宽恕自己的罪过。不能说全怪那些强迫你干的人，你是奴隶，你没有罪，因为你不自由。我是自由的！我建造毒气工厂，我就对不起将来被毒气毒死的人。我可以说“不干”！如果我有胆量不怕枪杀的话，有什么力量能强迫我干？我要说“不干”！我不干，我就是不干！
莫斯托夫斯科伊没有作声。奥西波夫抱住他，吻了他的嘴唇三下。他的眼睛里涌出泪水。
“我吻您，把您当做我的父亲，”奥西波夫说，“我真想为您祝福，就像小时候妈妈为我祝福那样。”
于是莫斯托夫斯科伊觉得，那种使人难受、使人痛苦的世事复杂的感觉消失了。他又像在年轻时那样，觉得世界是光明的、单纯的，世界上的人分成了自己人和敌人。
夜里，党卫军来到特别棚屋，带走了六个人。其中有莫斯托夫斯科伊。
究竟什么是善？有人曾经这样说：善——就是意愿和与意愿相连的能够使人类、家庭、民族、国家、阶级、信仰兴旺发达的行动。
为了个人的好处而奋斗的人，总是尽力给人为了大家的假象。所以他们说：我的好处和大家的好处是一致的，我的好处不仅对我有利，对大家都有利。我为自己做好事，其实是为大家做好事。
所以，善失去其公共性之后，一个宗派、阶级、民族、国家的善总是尽可能使自己带上虚伪的公共性，披上无私为公的外衣，实则打击自己认为恶的东西。
人类从来没听到过这样的话：“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人，也必照样被衡量……当爱你们的仇敌，为迫害你们的祈祷……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总纲。”这条和平与爱的教义给人类带来的是什么？
拜占庭的圣像破坏运动，宗教法庭的刑讯，法国、意大利、佛兰德、德国的反异教运动，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僧侣会的阴谋诡计，尼康和阿瓦库姆的斗争，很多世纪以来对科学和自由的压制，基督徒对塔斯马尼亚异教居民的大屠杀，焚烧非洲黑人村庄的歹徒。所有这一切造成的灾难，超过了强盗和歹徒为作恶而作恶犯下的罪恶。
人类的人道主义学说本身的命运也是这样使人震惊，使人焦虑，人道主义学说没有逃脱共同的命运，也分裂为一个个局部的、小圈子的善。现实的残酷使一些伟人的心里产生了善，他们使善回到现实中来，一心想按照他们心中的善的模式改造现实。但是，现实并没有按照善的概念的模式变化，而是善的概念陷进了现实的泥淖中，渐渐分裂，失去原有的公共性，为当前的现实效劳，而不是按照自己的美好的、无定形的模式塑造现实。
人们往往认为现实的变化就是善与恶的斗争，但实际不是这样。希望人类善良的人，无法消除现实的恶。
善不在自然界，不在传教士和圣人的说教中，不在伟大的社会学家和人民领袖的学说中，不在哲学家的道德中……倒是一些普通人心里怀着对活物的爱，很自然地、不由自主地珍爱和怜惜生命，喜欢在劳动一天之后享受一下炉灶的温暖，不在场地上烧火堆和放火。
所以，除了可怕的大的善，还有平常的人的善良。一个老奶奶拿一块面包给俘虏吃，一个士兵把壶里的水给受伤的敌人喝，年轻人怜惜老年人，农民把犹太老头子藏在草垛里，这都是善良。有的看守人员冒着个人失去自由的危险，把囚犯或俘虏的信件传送出来，不是给志同道合的同伴，而是给母亲和妻子们，这也是善良。
这是个人之间偶尔为之的善良，是无需证明的、没有用心的小善良。可以叫做无意识的善良。是宗教的善和社会的善之外的善良。
但是，我们只要一想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无意识的、个人间的、偶然性的善良是永恒不灭的。这种善良可以施于一切生物，甚至一只老鼠，一根树枝都可以受到这种善的恩泽——有时行人会忽然站下来，扶一扶受伤的树枝，让它更容易重新长到树干上。
在可怖的时代，在以国家民族光荣为名义、以对全世界行善为名义而进行疯狂残杀的时候，在人已经不像人，而只是像树枝一样荡来荡去，又像一块块石头填进山沟和土坑的时候，就是在这种可怖和疯狂的时代，这种没有用心的、可怜的、像镭粒子一样分散在生活中的善良也没有消失。
没有意义的善良有时给社会、阶级、民族、国家造成的害处，与天生善良的人发出的光相比，是会黯然失色的。这种没有意义的善良正是人的人性，它就是人和其他一切的区别，它就是人的精神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说明，生存并不就是恶。
这种善良是没有言语、没有用心的。它是本能的。是盲目的。一旦耶稣教把它变为教堂神甫的教义，它就变得暗淡了，种子就变成了空壳。当善良没有言语、没有心思、没有用意的时候，当善良隐藏在人心里的时候，当善良没有成为传教士的武器和商品，当矿金没有炼成神的金币的时候，善良是有生命力的。它就像生活一样实实在在。就连耶稣的说教，也使善良失去其生命力。善良的生命力在人心的不言不语中。
但是，我怀疑人类的善，也怀疑善良。我很惋惜它没有生命力！它既然没有什么感染力，又有什么好处呢？
我以为，它没有生命力。美好而又没有生命力，简直就像露水。
怎么能不使它枯死，不使它丢失，而使它变得有力呢？教会就是使它枯死了，将它丢失了。当善良不是什么力量的时候，它才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人想把善良变为力量，它就失去本色，就会暗淡，失去光彩，消失。
现在我看到恶的真正力量。天国是空的。地上只有人。拿什么来扑灭恶呢？拿人类的善良，拿这样几滴露水？但是要知道，这种火用所有的海洋里的水和所有云层的水都是扑不灭的，从福音书的时代直到今天的钢铁时代所汇集起来的一点点可怜的露水也扑不灭……
我再也不相信能够在上帝身上、在自然界找到善，就这样，我再也不相信善良。
但是，法西斯的黑暗在我面前暴露得越多，越广，我就越加看清：人性总是存在的，是泯灭不了的，即使在浸透了血的黄土的旁边，在毒气室的门口。
我在地狱里锻炼了信心。我的信心是从焚尸炉里出来的，是穿过了毒气室的水泥墙的。我看出来，不是人在同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是强大的恶在同人的斗争中软弱无力。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但是，如果人性就是现在仍没有被摧残殆尽的话，那么，恶已经不可能取得胜利了。
你们要自由干什么？你们只要能打败德国佬就行了。
他们过去有多次争执和口角都被忘记了，看样子这次也会被忘记的。可是不知为什么这次短暂的争执没有就这样过去，没有被忘记。当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相处十分融洽的时候，他们有时也争吵，有时吵得很没有道理，他们彼此的怨气还是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如果在人们之间出现了内在的分歧而又不了解这种内在分歧的话，那么，即使偶然的一句话，彼此间一点小的疏忽，也会变成一把尖刀，对友谊是致命的。
而且内在的分歧往往隐藏得很深，永远不暴露出来，人们也就永远认识不到。于是人们就认为，一次无关紧要的大声争论、冲口而出的不好听的话是破坏多年友谊的不幸原因。
如果大家说新的领导“上任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可是只来过一次，只呆过半小时。简直见不到他这个人”，这样的新领导会引起下属更大的尊敬。因为这就说明，领导人正在攀登新的阶梯，正在高级领导层中活动。
咱们因为灰心丧气，就想把战争时期的暂时困难说成是苏维埃制度的所谓缺陷造成的。一切被看做苏维埃制度的缺陷的，恰恰是其优越性。
党之所以永远正确，党的道理或者没有道理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任何道理，党的哲学之所以能战胜其他一切哲学，主要靠国家秘密警察的工作。这真是一根魔杖！要是失手掉落了，魔力就消失了，伟大的演说家就会变为牛皮大王，学术巨著就会变为异端邪说。万万不能放下这根魔杖。
在实行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中，生活不能自由发展，生活的每一步都必须加以控制。
为了指导人的呼吸、母亲的感情，指导如何读书、唱歌、夏天旅游，领导工厂和军队，就需要有许多领导者。因为生活不能像野草一样随便生长，不能像大海一样随便翻腾。利斯认为，领导者可以分为四种性格类型。
第一种类型：性格单纯的人，一般缺乏敏锐的智慧和分析的能力。这些人从报纸和杂志上摘取口号和公式，从希特勒的讲话、戈培尔的文章、佛朗哥和罗森堡的书中寻找理论根据。一旦感到失去支柱，就会不知所措。他们不考虑各种现象的联系，在任何问题上都表现得激烈和偏执。他们不论对待哲学、国家社会主义的科学、似是而非的新发现，还是对待新戏剧的成就、新的音乐、国会选举运动，都十分顶真。他们像小学生一样，读书死记硬背，听报告、看书都要做笔记。他们的个人生活一般都十分简朴，有时甚至很贫困，他们往往比其他类型的人更积极地响应党的号召，离开家庭。
第二种性格类型：聪明的无耻之徒。这些人知道魔杖是存在的。他们在可靠的朋友圈子里讥笑很多人，讥笑新博士和硕士不学无术，讥笑各级长官的错误和习性。他们不讥笑的只有领袖和崇高理想。这些人一般生活都很阔绰，他们有的是酒喝。这些人在党内占据高位的比职位低的多。在下层当权的主要是第一种性格类型的人。
在最高层掌权的是第三类性格的人。最高领导层掌权的不过八九个人，再有十五至二十人相配合。那儿另是一番天地，不再有什么信条，可以自由地裁判一切。那儿不再有理想，只看是否有利于我，只求称我心意，翻云覆雨，心狠手辣，不惜任何手段。
头脑简单的人出现在最高层，往往标志着不祥事件的开端。这少数翻云覆雨的高手们提拔一些恪守信条的人，为的是让他们干特别血腥的事情。恪守信条的老实人暂时会受到最高层的赏识和犒劳，但是等到完成了任务，一般都要销声匿迹，有时会落得和自己的牺牲者一样的下场。最上层又是只有几个翻云覆雨的高手了。
第四种性格类型：奉命行事的人。他们对信条、思想、哲学丝毫不感兴趣，但也没有什么分析能力。国家社会主义党给他们薪俸，他们就为党效劳。他们追求的唯一的、最高的目标就是吃、穿、别墅、珠宝、家具、小汽车、冷气设备。他们不大喜欢金钱，不相信金钱的可靠性。
在可怕的高层，在一些最高的领导者之上，在那一层之上还有一个隐隐约约、模模糊糊、不易理解、不依逻辑行事的世界，领袖希特勒就在这个最高世界里。
不知为什么，许多无法结合的特点汇集于希特勒一身：他是许多高手的头儿，是超级技师，特等装修工，总监工，其阴险毒辣甚至超过他所有的亲密助手的总和。利斯害怕的正是这一点。况且，在希特勒身上还有教条式的狂热、宗教式的信仰和盲目性，又像老牛一样的不讲道理，这些特点利斯只是在最低层的党的领导者中间见到过。他是魔杖的创作者，是头号圣人，同时又是极其愚昧和狂热的信徒。
人能够战胜恐怖，所以小孩子能够在黑暗中走路，士兵能够投入战斗，一个小伙子可以前进，可以在高空跳伞。
可是有一种恐怖却很特殊，很厉害，千千万万人都不能战胜这种恐怖；这就是在莫斯科的灰暗的冬日天空，用不祥的、变幻莫测的红色字母写出的恐怖——国家恐怖……
不对，不对！恐怖本身不能起这样大的作用。革命的目的以道德的名义摆脱了道德，借口为了未来，证明今天的伪君子、告密者、两面三刀的人是正确的，还要宣传，为什么一个人为了人民的幸福应该把无罪的人推入陷坑。这股势力叫人不要理睬进入劳改营的人的孩子，也是以革命的名义。这股势力还在说，如果一个妻子不揭发自己的清白无辜的丈夫，就必须离开孩子，在劳改营里关十年，这都是革命的需要。
革命的势力与死亡的恐怖、对刑讯的恐惧、感受到远方劳改营气息的人的痛苦结成了联盟。以前人们走向革命的时候，知道等待着自己的是监狱、苦役、成年累月的流浪和无家可归、断头台。
而现在最糟糕、最令人不安的是，为了换取对革命的忠诚，换取对伟大目标的信仰，今天要付出的是优厚的待遇、克里姆林宫的酒宴、人民委员的任命书、专用汽车、疗养证、国际车厢。
如果卡里特卢夫特将来到天国受审，他会为自己的灵魂辩护，会理直气壮地对审判官说，是命运把他推上刽子手的道路，杀了五十九万人。他面对着强大的力量，面对着世界大战、巨大的民族运动、不可违抗的党国的暴力，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能按自己的心意行事？他是一个人，他本来可以在父母的房子里住下去的。不是要走这条路，是推着他走，不是他愿意走，是牵着他走，他就像一个小小的孩子，命运牵着他的手走路。他派去工作的人和派他来工作的人如果面对天国审判官，也会这样或者大致这样为自己辩护。
卡里特卢夫特不需在天国为自己的灵魂辩护。所以上帝也不需要向卡里特卢夫特证实世界上没有罪人。
有天国的审判，有国家与社会的审判，但是还有最高审判，那就是罪犯对罪犯的审判。有罪的人掂量了极权制国家的威力，知道国家是无比强大的。这种可怕的力量用宣传、饥饿、孤苦、集中营、死的威胁、落魄和屈辱把人的意志束缚住。但是，一个人在贫困、饥饿、集中营和死亡的威胁下走的每一步，在受制约的同时，也表现出一个人的不受约束的意志。在这位监督队长走过的道路上，从乡村到战壕，从党外的平民到自觉的国家社会主义党党员，到处都有他的意志的痕迹。命运带着人走什么路，一个人跟着走，是因为他愿意；他也可以不愿意。命运带领着一个人，这个人会成为毁灭性力量的工具，但是他可以从中捞到便宜，而不是吃亏。他知道这一点，于是他便去捞便宜；可怕的命运和人有不同的目的，但是二者走的道路是一条。
不是无罪和慈悲的天国审判官，不是英明的、以国家和社会利益为准绳的国家最高审判庭，不是圣人，不是教士，而是可怜的、受到法西斯压迫的肮脏而有罪的人，亲身体验过极权制国家的恐怖政策的人，自己已经倒下过、已经弯下腰、畏畏缩缩、低三下四的人，这样的人在宣布判决。
他会说：“在可怕的世界上，罪人是有的！我就有罪！”
被判决的人说俏皮话，并不能产生精神力量，然而当弱者和怯懦者对恐怖取笑的时候，恐怖就不那么可怕了。
当人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总是通过稀稀的筛子筛选出一件件历史大事，把士兵的痛苦、磨难和不幸全部筛掉。在头脑里只剩下空洞的故事，得胜的军队怎样部署，失败的军队怎样部署，参加战斗的有多少战车、石弩、骆驼，或者多少坦克、大炮、飞机。头脑里留下的印象，是英明而幸运的统帅怎样牵制中心，突击侧翼，山冈后面的伏军怎样突然冲出来决定了战斗的结局。再就是很平常的故事：得胜的统帅班师回朝后，被怀疑有意推翻君主，结果因为拯救祖国而献出头颅，或者幸免一死，被流放。
无法设想的、荒唐的、没有道理的事就出现了。当年关押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白党分子、神甫、富农代言人的时候，他连一分钟也没有考虑过，这些人失去自由，等待判决，心里是什么滋味。他没有想过他们的妻子、母亲、孩子。
当然，当爆炸的炮弹越来越近，伤害的不是敌人，而是自己人的时候，他已经不那么心安理得了，因为关的不是敌人，而是苏联人，是党员。当然，在把他特别亲近的一些人、他认为是列宁式的布尔什维克的一些同辈人关进来的时候，他是受到震动的，夜里睡不着觉，思考过，斯大林是否有权剥夺人的自由，折磨他们，枪毙他们。他想到他们遭受的苦难，想到他们的妻子和母亲的苦难。因为他们不是富农，不是白党分子，他们是人，是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不过他还是安慰自己：不管怎样，他克雷莫夫还没有被关过、被流放过嘛，他还没有写过什么供词，没有被迫招认过什么罪状。可是，你瞧。现在把他克雷莫夫，把列宁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关进来了。现在再也无法自我安慰，无法解释，无法说明了。这是事实。
人进了囚室，便成了实验室里的老鼠，就会产生新的反应，说话声音小小的，上床，起床，大小便，睡觉，做梦，时时刻刻都在观察之下。原来这里的一切是这样残酷，这样荒唐，这样不人道，这样骇人听闻。他第一次明白，在卢比扬卡干的事情这样可怕。要知道，这是在折磨他这个布尔什维克、这个列宁主义者，折磨克雷莫夫同志呀。
个人清白——是中世纪残余，是神话。托尔斯泰说，世界上没有有罪的人。我们肃反工作人员却得出最严密的结论：世界上没有无罪的人，没有不能判罪的人。逮捕证写的是谁，谁就有罪。在逮捕证上写谁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上逮捕证。给别人写逮捕证写了一辈子的人也可以，
真正伟大的科学发明可以使人变得比大自然更聪明。大自然借助这些发明、通过这些发明认识自己。伽利略、牛顿、爱因斯坦在认识空间、时间、物质和力方面所做的事，就属于这样的人类伟大事件。人类通过这些发明，创造了超过自然存在的深度和高度，因此促进了自然界的自我认识并促使自然界更加丰富。
有些已经自然形成的、可以看到、可以感触到的已经存在的原理，只是由人说出来，这是低一级的，是二级发明。鸟飞、鱼游、风滚草和圆石的滚动、风吹得树木摇摇晃晃并且摆动枝叶、海参的喷射运动——这一切都是这种或那种可以感触到的、明显的原理的表现。人类从现象中得出原理，应用于人类环境中，并且根据需要和可能性不断地加以发展。
飞机、涡轮机、喷气式发动机、火箭在生活中是有巨大意义的，人类制造出这些东西应归功于人类的才能，不过并不是天才。
运用人类发现和总结出来的、而不是自然显示的原理做出的发明，属于二级发明，比如在无线电、电视、雷达方面得到运用和发展的电磁场理论原理。释放原子能也属于这样的二级发明。建成第一个核反应堆的费密不应当希求得到人类天才的称号，虽然他的发明已成为世界历史新纪元的开端。
人类借助新的条件，不断地改进人类活动环境中已经存在的东西，比如，在飞行器上安装新的发动机，把轮船上的蒸汽发动机换成电力发动机，又把电力发动机换成原子能发动机，这在发明中属于更低级，属于第三级了。
今天的战争艺术是新的技术条件与旧的原理相配合，人类在这方面的活动，正是属于第三级。否定领导作战的将军的活动在军事上的意义，是不对的。不过，把将军称为天才也是不对的。这样看待一位有才能的指挥生产的工程师，是荒谬的；这样看待一位将军，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有害的，是危险的。
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进攻战促成了军队与老百姓的新的自觉。苏联人、俄罗斯人开始从新的角度认识自己，开始从新的角度看待各种民族的人。俄罗斯的历史开始被理解为俄罗斯的光荣史，而不是俄罗斯农民与工人的苦难史和屈辱史。民族性由形式转变为内容，成为世界观的新的基础。
在莫斯科会战初次取胜的日子里，起作用的仍是战前的老的思维形式、战前的观念。
重新认识战争大事，认识苏联武装力量和国家的力量，是巨大的、长期的、广泛的认识过程的一部分。
这一过程在战前很久就开始了，不过主要不是在人民的意识中，而是在人民的潜意识中。
有三件大事是重新认识现实和人与人关系的重要标石，那就是：农村集体化、工业化、一九三七年。
这些事件和一九一七年的十月革命一样，造成了广大阶层的人民的动荡和变化；这些动荡伴随着对人的肉体的消灭，死亡人数超过了消灭俄国贵族阶级和工商业资产阶级的那个时期。
斯大林领导的这些事件，标志着新的苏维埃国家建设者在经济方面的胜利，标志着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的胜利。
这些事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的结果。
战争加速了在战前就暗暗进行着的重新认识现实的过程，加速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俄罗斯”这个词重新获得了真实的内容。
起初，在撤退时期，这个词大都和一些否定意义的词联系着：俄罗斯落后、一团糟，俄罗斯闭塞，俄罗斯没有希望……但是，民族意识既然出现了，就期待着战争的节日……
国家也渐渐趋向新的范畴的自觉。
民族意识在民族灾难的日子里表现出来，便是强大的、极好的力量。人民的民族意识在这样的时期之所以可贵，因为这种意识是人性的，而不是民族性的。这是人的尊严，人对自由的向往，人对善良的信赖，只不过表现在民族意识的形式中。
不过，在灾难岁月里激起的民族意识可能发展为多种形式。
毫无疑问，一位人事处长，一心要保护本机关不受世界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侵犯，这位处长的民族意识和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的民族意识，表现是不同的。
苏联这样一个大国的现实，决定了它将把唤起民族意识与完成国家战后面临的任务联系起来——在树立民族主权思想方面，在各个领域树立苏联和俄罗斯的主权观点方面。
所有这些任务不是在战时和战后突然出现的。战前，在农村的种种事件、建立祖国的重工业、干部大换班，标志着斯大林确立的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新秩序在这个国家的胜利。在那个时候，这些任务就出现了。
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切的印记被抹去，被取消了。正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转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的火焰成为黑暗王国的唯一自由信号的时候，这一重新认识过程开始公开化了。
发展的逻辑导致的结果是，人民战争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期达到最高的热潮的同时，也为斯大林提供了可能性，公开宣扬国家民族主义思想体系。
在物理研究所前厅里贴出的墙报上，有一篇文章，标题是《永远同人民在一起》。
这篇文章说，在伟大的斯大林领导的正在穿越战争暴风雨的苏联，科学具有巨大意义，党和政府给予科学工作者极大的尊敬和光荣，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曾这样，即使在艰苦的战争时期，苏联政府也为科学家正常和有成效的工作创造了一切条件。
文章接着谈到研究所担负的巨大任务，谈到新的建设，谈到扩大旧的实验室，谈到理论与实践的联系，谈到科学研究对于国防工业有何等重要意义。
文章谈到全体科学工作者的爱国主义热潮，说科学工作者决不辜负党和斯大林同志的关怀和信任，不辜负人民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光荣的先进队伍，对科学工作者的期望。
文章的最后部分写道，可惜，在健康而友爱的集体中也有一些人缺乏对人民、对党的责任感，有一些人脱离了友好的苏维埃家庭。这些人使自己和集体对立起来，把自己的个人利益摆在党交给科学家的任务之上，拼命夸大自己实有的和臆造的功绩。他们之中有些人有意或无意地成为异己的反苏思想的代表，宣扬敌对的政治思想。这些人一般都要求用客观主义的态度对待外国唯心主义科学家的充满反动精神和蒙昧主义精神的唯心主义观点，夸耀自己同这些科学家的联系，从而侮辱俄罗斯科学家的苏维埃民族自豪感，贬低苏联科学的成就。
这些人有时像英勇的卫士，要维护似乎被践踏的正义，企图在短视、轻信的人和糊涂人中间赚得廉价的声名，实际上他们却在挑拨离间，散播不相信俄罗斯的科学力量、不尊重俄罗斯光荣历史和伟大人物的种子。文章号召消灭一切腐朽的、异己的、敌对的东西，消灭一切不利于完成党和人民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交给科学家的任务的因素。文章的结束语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明灯所照亮的光辉道路，沿着列宁和斯大林的党为我们开辟的道路，向着新的科学高峰，前进！”
人会看不起上帝，可是能不能也看不起恶魔，战胜恶魔？您说，生命就是自由。可是在集中营里的人是不是这样想？生命遍布于宇宙之后，会不会用自己强大的力量建立奴役制，其可怕程度超过您说的对死物质的奴役？您还是告诉我，将来的人在善良方面能不能超过耶稣？这是最主要的！请告诉我，如果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人类仍然带有我们今天的刚愎自用和利己主义，包括阶级的、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利己主义，人类的强大将给世界带来什么？那时的人会不会把全世界变成总星系规模的集中营？就是说，就是说，请告诉我，您是否相信善良、道德、慈悲心的进化？人是不是在这方面也会进化
人类要过明智的生活，今天的善良和好心肠是不够的，您说的也是这一点。如果人一旦掌握了原子内部能量的力量，会怎么样呢？今天精神能还处在很可怜的水平。不过我相信未来！我相信，日益发展的不只是人的力量，还有仁爱心，还有人的精神。
在我们的时代，从事科学研究的应当是具有伟大心灵的人，应当是先知和圣者！可是现在研究科学的却是有实干才能的人、象棋专家、运动员。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创造什么。
你是凭良心行事。要知道，这是一个人最可贵的东西。我不知道生活会带给你什么，但我相信，你现在所作所为对得起良心。我们最大的不幸，就是我们所作所为不凭良心。我们说的，不是我们所想的。感觉是一样，做的却是另一样。你该记得，托尔斯泰说到死刑，说过：‘我不能沉默！’可是在一九三七年处死成千上万无辜的人的时候，我们却沉默。沉默还算好的呢！还有不少人闹闹哄哄大加赞扬呢。在普遍集体化的可怖时期，我们也沉默。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凭良心行事，会感到十分幸福的。我替你高兴。你是凭良心行事的。
可是接着又出现了焦虑和痛苦的想法。柳德米拉和娜佳怎么过呢？去教书？把房子交出去？他马上就想到房管所和民警。夜间搜捕，罚款，记录。房屋管理员、地段民警督察、区房产科监察、人事处女秘书，对于一个老百姓来说，这些人有多么厉害，多么威风，多么了不起。一个失去依靠的人，会感到连坐在票证科的小姑娘都是一种强大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维克托在整个一天里都觉得恐惧，无能为力，绝望。但是他的心情不是始终一样的，不是毫无变化的。一天中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恐惧，不同的苦恼。早晨起来，刚刚出了暖和的被窝，当窗外还是寒冷而朦胧的晨曦的时候，他就像一个孩子遇到巨大的力量袭来，感到有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很想钻回被窝里，蜷起身子，皱紧眉头，一动不动。
上午，他思念他的研究工作，特别想上研究所去。这时他觉得自己成了没有人要的人，成了无用、无能的人。
似乎国家一发怒，不仅能够剥夺他的自由、他的安宁，而且能够剥夺他的智慧、他的才华、他的自信心，把他变成一个又呆、又笨、又灰沉的人。
千余年来俄罗斯一直是君主专制和专制独裁国家，是沙皇和宠臣们的国家。但是在千余年的俄罗斯历史中谁也不曾有过斯大林这样大的权力。可是今天维克托不气愤，不害怕了。斯大林的权力越大，颂歌和定音鼓越响，这尊活神像脚下的神香烟云越浓，维克托的幸福感越强烈。
在这黑沉沉的晚上，他不再感到绝望和大祸临头了。他心里是宁静的。他知道，在签发逮捕证的地方已经知道了一切。他想到克雷莫夫、米佳、阿巴尔丘克、马季亚罗夫，想到切特韦里科夫，就感到奇怪。他们的命运没有成为他的命运。他怀着感伤和不可理解的心情想着他们。
维克托为他的胜利高兴，那是他的精神力量、他的头脑取得的胜利。他也不管，为什么今天的幸福和被批判那天似乎感觉到母亲跟他在一起时那种幸福有所不同。现在马季亚罗夫是不是会被捕，克雷莫夫是不是会供出他来，对他都无所谓了。他生平第一次不为自己说的一些离经叛道的笑话和不小心的话担惊受怕。
“我在想，”克雷莫夫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新的克格勃会秘密搜集人的一切好的行为，搜集每一句好话。那时的谍报人员会在电话里窃听一切和忠诚、正直、善良有关的言论，并且在书信里寻找，从公开的谈话里提炼，把一切好的汇集到卢比扬卡来，归入档案。光搜集好的！这儿将增强人的信心，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摧毁人的信心。第一块基石是我砌的……我相信，我胜利了，告密、谎言没有把我制服，我相信，我相信……”
卡茨涅林鲍肯漫不经心地听他说着，插话说：“这话都很对，将来会这样的。不过应该补充的是，编成这种美好的档案之后，会把您弄到这大楼里来，还是要枪毙。”
他渐渐意识到，希特勒已经开始拿他当死人对待了——这等于死后追授元帅军衔，死后追授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他现在只有一样用处：创造英勇抵抗的领导者的悲剧形象。国家宣传机构已经把他率领的几十万人宣扬为圣徒和受难者。这些人还活着，在煮马肉，在捕杀斯大林格勒最后的一些狗，在野地里逮乌鸦，捉虱子，把烂纸卷在纸里当烟抽，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广播电台却为这些未死的英雄播放雄壮的哀乐。
他们还活着，在呵冻红了的手指头，他们的鼻孔里还流着鼻涕，他们的头脑里还闪着一个一个的念头，想吃，想偷，想装成病人，想投降做俘虏，想上地下室里和苏联娘们儿亲热亲热，可是这时候国家的儿童合唱队和少女合唱队已经在广播里唱：“他们死了，为的是德国的生存。”似乎他们的罪恶而美好的生命能够复活，国家就一定灭亡。
世界名城与其他城市的不同，不仅在于人们都感觉到它与全世界的工厂与土地都有联系。
世界名城与众不同，在于它有灵魂。
战时的斯大林格勒就有灵魂。它的灵魂就是自由。
他没有她也活了这么多年嘛。今后还是能活！一年后他从她身旁走过，心连跳都不会跳一下。“我才不稀罕你呢！”他一想到这一点，就感到自己想得很荒谬。心里的东西是揪不掉的，心不是纸做的，人生的一切不是用墨水记在心上的，不能把心撕成碎片，不能把印在脑子里和心中的多年的印象抹掉。
他已经使她成为他的工作、思想、灾难的参与者，成为他的刚强和软弱的见证人……
撕碎的信并没有消失，读过几十遍的话依然留在脑海里，她的眼睛依然从撕碎的照片上望着他。
维克托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变化，似乎十分自然，同时又完全反常。事实上，维克托的研究确实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为什么不可以褒扬呢？兰杰斯曼也是一名有才能的科学家，他为什么不能在研究所工作呢？安娜·纳乌莫芙娜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人员，为什么让她在喀山闲待着呢？
同时维克托也明白，如果不是斯大林的电话，研究所里的人谁也不会称赞他的出色的研究成果，兰杰斯曼尽管有很高的才能，仍然会没有事干。
不过要知道，斯大林的电话也不是出自偶然，不是随心所欲、异想天开。要知道，斯大林就是国家，国家是不会随心所欲、异想天开的。
维克托以为，许多组织方面的事情，如招收新工作人员，做计划，定购仪器，召集会议，会占用他不少时间。但小汽车跑得很快，会议时间很短，开会也没有人迟到，他的意愿贯彻得很容易，上午最宝贵的时间他都可以用在实验室里。在这最重要的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他是完全自由的。没有任何人限制他，他可以想他感兴趣的事情。他的科学依然是他的科学。这完全不像果戈理的小说《肖像》中那位画家的情形。
谁也不敢侵犯他在科学方面的兴趣。以前他可是最害怕这一点。“我真正自由了。”他惊讶地想。
维克托不知为什么想起工程师阿尔捷列夫在喀山的议论，说军事工厂的原料、电力、机械都能及时得到供应，不存在拖沓问题。
维克托在心里说：“很明显，这种神话般的作风，这种没有官僚主义的作风，恰恰是官僚作风。为国家主要目的服务的事情，干起来就像开特别快车。官僚主义的力量有两个相反的方面：它既能阻止任何运动，又能加给运动非同寻常的速度，甚至可以飞出地球引力范围之外。”
“我胜利了。”维克托在心里说。但是他当然也明白，他取得的不是最高的胜利，跟他有关系的人改变了对他的态度，不再阻碍他，而是帮助起他来，这决不是因为他的聪明、天才或者别的什么本领征服了他们。
维克托现在觉得，把自己生活的必然变化同战争的必然进程，同人民、军队、国家的胜利联系在一起，是很简单、很容易的了。
但是他明白，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能简单地嘲笑自己一心只想看到“这儿是斯大林，那儿也是斯大林，斯大林万岁”这种简单明了的情形。
本来他认为，行政领导人和党的活动家们就是在自己家里天天谈的也是干部的纯洁问题，天天用红笔批文件，对自己的老婆朗读《联共党史简明教程》，连做梦也要梦到暂行条例和必守法令。
维克托却一下子又看到这些人带有人情味的另一面。
当然维克托在内心深处也明白这些变化是怎么一回事儿，知道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变化。他不是糊涂虫，他不是犬儒主义者，他会思考。
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
人是多么奇怪、多么令人吃惊的造物呀！他有力量去死，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拒绝甜饼和冰糖。
如果有一只手抚摩你的头，拍你的肩膀，那手就成了无敌的手，你再也无力把它推开。
现在他知道是怎样摧毁一个人了。搜身，剪掉纽扣，拿走眼镜，这样使一个人产生身体不值钱的感觉。到了侦讯室里，一个人会感到自己参加革命、参加国内战争根本不算什么，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工作更是不值一提。就是说，这是第二步：叫你知道不仅是身体不值钱。
而对于那些坚持继续做人的人，就进行百般折磨，一直要把人的体力和精力都弄垮，使人服服帖帖，毫无反抗之力，直到使人既不盼望正义，又不盼望自由，也不盼望安宁，只是盼望早日了结已经使人十分痛恨的人生。
审讯工作几乎总是取胜的过程，就在于肉体的人和精神的人是一致的。精神和肉体是互相沟通的，进攻的一方只要击溃和突破人的肉体防线，就能使机动兵力进入突破口，控制精神，迫使人无条件投降。
他没有力量想这一切，也没有力量不想这一切。究竟是谁出卖他？谁密告他？谁诬陷他？他觉得他现在对这个问题没有多大兴趣了。
卡茨涅林鲍肯对克雷莫夫描述了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弗伦克尔的不寻常遭遇。弗伦克尔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在奥德萨建立了发动机工厂。在二十年代中期他被逮捕并被押送到索洛韦茨基群岛上。他在索洛韦茨基劳改营里的时候，向斯大林提供了一份天才的方案。这个老肃反工作人员在这里用的字眼儿就是“天才的”。
他在这份方案中用大量经济学和技术方面的数据论证了如何利用成千上万的犯人修建道路、堤坝、水电站，开凿运河。
这位被囚禁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便成了克格勃的中将，因为当家的十分看重他的想法。
二十世纪忽然闯入简单劳动时期，这种被神圣化的劳动实际是囚犯连队的劳动和旧式的苦役劳动，是锹、镐、斧头和锯子的劳动。
劳改营世界也开始吸收现代文明，也使用电力机车、自动升降机、推土机、电锯、涡轮机、割矿机、大量的汽车和拖拉机。劳改营世界装备了运输和联络飞机、无线电联络和通讯系统、自动车床、现代化的选矿系统。劳改营世界设计、规划、建造矿井、工厂、新的海洋、宏伟的水电站。
劳改营世界发展十分迅速，并存的旧的苦役式劳动显得很可笑，很好玩儿，就像孩子们的拼图方块。
但是，卡茨涅林鲍肯说，劳改营还是跟不上现实的发展，因为现实不断地向劳改营提供人力。有许多学者和专家还是派不上用场，他们和技术与医务没有任何关系……
有一些全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文学评论家、地理学家、世界美术研究专家、研究梵文和古凯尔特语的学者，在劳改营系统都派不上什么用场。劳改营的发展还不够，还不能利用这些人的特长。他们干的是粗活儿，或者在事务工作方面和文教科做一些所谓笨活儿，或者在残废营里闲待着，根本无法运用他们的知识，他们的知识往往是极其渊博的，不仅在苏联，而且在全世界都得到极高的评价。
克雷莫夫听着卡茨涅林鲍肯不停地说，就好像一位学者在介绍自己一生的主要事业。他不仅是歌颂和赞美。他还是个研究者。他进行比较，揭示缺点和矛盾，联系，对照。
在劳改营外面也存在着缺陷，当然，其形式是不那样明显的。在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做的不是他们能做的工作，不是发挥其所长，在各个大学、各个编辑部、科学院各研究所都有这类现象。
卡茨涅林鲍肯说，在劳改营里，刑事犯统治着政治犯。刑事犯又霸道，又野蛮，又懒惰，又贪财，动不动就不要命地打架、抢夺，阻碍着劳改营劳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发展。他接着说，就是在劳改营铁丝网里面，科学家和著名文化界人士的工作也要由不学无术、无能和见识短浅的人领导。劳改营好像是外面社会的扩大而加强的映像。不过铁丝网内外的现实不是相反的，而是符合对称定律的。
他接着又说起来，不过不是像一位歌手，也不像一位思想家，而是像一位预言家了。
如果勇敢而连续不断地推进劳改营制度的发展，排除阻力和缺陷，这种发展必将导致界线的消灭。劳改营就会同外面的社会融为一体。这种融合，这样消灭了劳改营与外面社会的对立，就是伟大原则的成熟和胜利。劳改营制度虽然有种种缺陷，但也有一个起决定作用的优点。只有在劳改营里，最高原则，也就是理性，能够毫不掩饰地反对个人自由原则。理性可以使劳改营高度发展，高度发展就可以创造条件使其自我消灭，与乡村和城市的生活融为一体。
卡茨涅林鲍肯担任过劳改营设计院的领导。他认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能够在劳改营的条件下解决最复杂的问题。他们能够解决世界科学技术思想方面的任何问题。只要能很好地领导他们，为他们创造较好的物质条件就行。有一种古老的说法，说是没有自由就没有科学，是完全不可信的。
“等到两方面水平接近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宣布铁丝网里面和外面的生活相等了，就用不着关押人了，我们就不必再发逮捕证了。我们只建立监狱和政治隔离所，文教处就可以对付任何不合常规的人。到那时候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太平局面。”
取消劳改营将是人道主义的胜利。同时所谓个人自由这种乱七八糟的、原始的、穴居时代的原则在这之后也不会占上风，不会猖獗起来。相反，这种原则倒是可以完全消除。
在沉默了很久之后，他又说，也许，几百年之后，这种制度会自行消灭，在这种制度自行消灭过程中，渐渐产生民主和个人自由。
“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存在的，”他说，“但是我不希望生活在那样的时代。”
克雷莫夫对他说：
“您的一些想法是极不正常的。据说，一些精神病医生在精神病医院里工作时间久了，自己的精神也会不正常。请原谅我这样说。不过，您在这里面待得太久，不是没有影响的。卡茨涅林鲍肯同志，您把保安机关看成了上帝。确实应该把您撤换下来。”
卡茨涅林鲍肯很和善地点了点头，说：
“是的，我相信上帝。我是一个信神的愚昧的老头子。每一个时代都要依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一个上帝。保安机关是明智和强有力的，保安机关统治着二十世纪的人类。过去这样的力量，人类曾经奉若神明的力量，就是地震、雷电、森林大火。现在不光是把我关起来，而且把您也关起来了。也应该把您给撤换了。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究竟是您说得对，还是我说得对。”
她站着，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她所爱的一些人的未来吉凶难卜，为什么他们一生有这么多的失误。她不知道，正是在这种困惑不解中，在这种迷惘、痛苦和混乱中，就有答案，就有理解，就有希望；她也不知道，她已经发自内心地理解了他和他的亲人们生活的意义，尽管不管是她，还是她的亲人，谁也说不出自己是在等待什么；尽管他们都知道，在可怖的时期一个人是否幸福完全由不得自己，世界的命运可以为人造福或招祸，可以使人获得荣誉或者使人沦落，把人变为集中营里的尘土，但世界的命运，历史的浩劫、国家发怒的厄运、胜利的荣光、失败的耻辱，所有这些都不能改变那些可以称为人的人。
不论等待着他们的是劳动的荣誉，还是冷落、失望和穷困、集中营和死亡，他们都会像人一样生活，像人一样死去，那些牺牲的人便是能够像人一样死去的人——这就是他们可歌可泣的做人的胜利，战胜了世界上过去和今后不断反复出现的气焰万丈的、非人性的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