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36：为了活下去而写作
上一篇（日记35）写到最后，我整个人摇摇晃晃，我感到自己几乎是用本能在写。
弟弟描述了相似的眩晕感。想到我们都在服用抗癫痫药，他的药用于止痛，我的药用作心境稳定剂。
回想这几年，弟弟术后几乎伴随终身的神经疼痛，父亲被救护车送进抢救室，我辗转于各大医院，以及职业的变动，这些混杂在一起，构成了一种破碎的生活。
痛苦它又来了，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
心理援助热线的接线员说，下次复诊，我可以再跟医生提住院的事。当晚服用镇静剂后，我网购了住院用的一次性用品。
而医生把问题抛回给我：你决定好住院了吗？
出诊室的时候，我整个人摇摇晃晃。医生说，你住得近，可以随时来急诊（唉，医生，我会不会有一天连去急诊的力气都没有了呢？）。
痛苦时，我只有痛苦，不像以往有各种症状。不是“痛苦的事件”，而是纯粹的痛苦本身。
“在（身体的）受难中，有一种庇护的缺场。它就是被直接地暴露于存在这一事实。它就是逃离和撤退的不可能性。”[1]
我扶着医院的墙壁，当前期深度解离带来的消失感退场，我感到一种强烈的“挤压感”，一种“合法性（或说正当性）”的缺场。是从哪里、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你出世的时候，在场的人脸都乌了”。从小，母亲一次次向我描述这个场景，为了诉说与婆家的不和。
算命先生算对了我的性别。
“但你爸爸很高兴。”
我常听大人讲起，父亲年轻时，背着板凳去镇上上中学的光辉事迹。后来，他到城里读了中专，此后常年在外务工，每年至多回来一次。我出生的日期，恰好是父亲在家的时候。
在母亲反复跟我讲述的另一个故事里，女婴一次次地窒息而亡。母亲年轻时，住在她隔壁的女人陆续生了很多孩子，她用被子蒙住一个又一个女婴的脸，再丢到河里——我的村子在两河交汇的地方。
我的出生好像是一种幸免于难。
“幸免遇难”的说法过分抒情。我的出生很大程度上，是稀有的文化资本带来的特许。
不过TA们脸黑关我什么事？
半夜被舌头一侧的溃疡痛醒，一个月了也不见好，喝水疼，说话疼。肩袖疼痛持续发作，随着情绪崩溃而加重，蔓延到前胸，呼吸也痛。
好几次上面来抓超生，母亲带着弟弟连夜离开村子。我一个人被留在奶奶家，大哭不止，以为自己要被抛弃了。
最终还是为我缴纳了超生罚款（“我的”罚款？）。
城里，小学老师将收上去的证件发还给我们。在传递证件的时候，我的年龄很快传遍了全班。我是母亲在家中分娩的，我没有出生证明，我证件上的出生年月日都是错的。
城市的同学询问我的家乡，我只能说出城市和村子。继续问，在城市的哪块地方时，我答不出来。很多年里，我一直不知道自己的村子位于哪个镇、哪个区。
我只知道我的村子在两河交汇的地方。
之前我对自己说，让时间流过我。时间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疯狂的阅读和进食这些“摄入现实”的方式，它们只起到一种缓冲作用。我感到书写的必要，只有写作才能回击这场身心的动荡。
村子里，上小学第一天，我学了“榕树”这个词，老师说，榕树就是我们的“神树”。
我意识到课本和我的生活存在一种断层。
再早一些，幼儿园时，老师教育我们，雷雨天不要走在电线下。我独自放学回家，走过的巷子上方全是电线。
知识它首先给我带来了恐惧。
乡下没有避雷针。常听母亲讲起谁家被火球穿过。每每暴雨夜晚，母亲左右紧紧搂着我和弟弟，我们头发湿黏。
乡下没有课外书。
我人生第一本课外书，是二年级拿了年级第一，老师特地去镇上买来奖励我。只有我一人拥有了那本小小的《童话寓言》。
除此，那位老师给我留下的记忆，只剩一个场景和一声巨响：一个光着上衣的男生俯下身，骨头在皮肤底下凸出来，被老师拿长长的棍子打。
从一开始，知识于我，便和某种暴力交织在一起。
这两个多月，体重增加了近二十斤。髂胫束综合征，共济失调，木僵感，慢跑计划一次一次又一次被打断。
母亲的二姐嫁到同一个村子，见面却要装作互不认识。我跑去二姐夫家门口玩耍，突然冲出一群大人，手持扫帚和棍棒围上来。我落荒而逃。她们只有多年后在城里，才能悄悄见面，说上话。
左邻右舍也不打招呼。左边，弟弟和人家小孩抢小汽车，右边，母亲将涌进屋的洪水舀出，邻居说隔着栅栏把水泼到他们院子里啦。各家的女主人，举起菜刀，在各自的院子里互骂。
母亲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出去帮她。我抱着弟弟在里屋瑟瑟发抖。
母亲问，是不是因为我们没听见。
我们点点头。
夜晚，母亲将菜刀插到木门的门闩上。村子里，白天是熟人社会，即便家里没人，门也大开着。入夜就不同了，要防小偷。
城里，同学问我父亲做什么工作，我支吾着不回答。
母亲说，不要告诉同学父亲的工作，以免让小偷知道这个家的男主人常日不在。
我乖乖听母亲的话。我不回答，同学们更觉得可疑了。
学校的职业教育课，作业是写一篇作文，描述父母的工作。我只能杜撰。我写我母亲开一家小商品店。
我的舅舅最开始杀猪、卖猪肉，后来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小商品店。
母亲有三个姐姐，一个弟弟。外婆早逝，她抚养弟弟成家立业后，自己为自己做主，和父亲换了手布，在两个家族的反对下结了婚。她只上过小学，但向往读书人做丈夫。
二十几年后，我去舅舅的村子，他还在那支起猪肉摊。
搬到城市上小学三年级，我第一次接触到“作文”这个词。第一次作文的主题是“课余生活”。我不理解什么是“课余生活”，回家着急地查词典。
我写了一次去隔壁村舅舅家的经历，平铺直叙，没有主次，没有修辞，超了字数，还犯了离题的错。语文老师给了优+，评语写了“情感真挚”之类。
“课余生活”暗示了一种不属于乡土的时间观。乡村的时间是混杂的，围绕着生产进行。
一开始，村子里没有电话。我们不知道父亲会在一年中的哪一天回来。母亲偷偷带我们到埠头，在缆桩上坐一天，空空地等。“偷偷”是因为，母亲说，不干活在外面闲逛，是会被村民指责的。等待的时间被乡村的劳作时间排斥在外。
我的作文和那些等待有某种共性。
打工子女小学里，在推广说普通话的氛围中，我们交换着各自的方言。同学问我家乡话“你好”、“谢谢”怎么说，我答不上来。这些词在我的乡土词典以外。
“你怎么连谢谢都不跟老师说？”有一次，一位同学这样对我说。我害怕被看作不礼貌的孩子。
后来寄宿生活的第一天，我不停地点头、说谢谢，惶恐漏掉了一个“谢谢”。
城里老师说，随地吐痰是不文明行为。每次见母亲在外吐痰，我感到无比羞耻，想挣脱她的手，装作不认识她。我说：这样不文明。母亲很生气：你怎么能说你妈呢？
“文明并没有包括道德标准，它在道德上完全是中立的。”[2]
母亲说，不要和你同学来往了。那是我在打工子女学校最好的朋友。我和她在楼下散步，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为什么她突然不能上我家去了。仅仅是因为，征订报刊的传单上，提到了免费的保险，同学妈妈打电话过来询问，我母亲挂断了电话。在我家，“保险”和“吸烟有害健康”都是禁语。我在学校学到的，在家里无法言说。知识被看作诅咒。
今年以来几乎增加了四分之一的体重。小时候倒是骨瘦如柴，怎么也吃不胖，母亲形容我“瘦得污糟”。
青春期的我，她在我背后愁苦道：屁股怎么不够大呢？
眼下我叠着衣服，思索着，那些已经不合身的裤子，是扔掉还是先放着。我没有衣柜，只有两个相叠的塑料箱，空间有限。这意味着：眼前是一种暂时的过渡状态吗？
我不喜欢“康复”这个词。它似乎意味着，当下是一种预备，一种中间状态，现在是未来的工具，它被排斥在正常以外。可我已经在这种状态中呆了很久。难道我当下的生活是“桥”而已吗？“而人是无法栖居在桥上的。”[3]
我的前任医生每次见我都说：你看起来比上次好一些（天啊，拜托！）。
搬到城市后，每次去新华书店，我一边囫囵吞枣地读，一边小心翼翼地看父母眼色，试探着能否再多买一本。渐渐地，我有了一书柜的课外书。
班里有个小书架，老师让大家带自己的书来分享。对我来说这个书架太小了，我成立了“天使读书会”，自称为书籍的“护巫”，用本子将家里的书编成书目，按自己的想法分类（梦、馨、乐、美），自己成为一个图书馆，让同学们来找我借书。有几个同学加入我的读书会，也将自己的书记在我的本子上。
好些书最终没有还回来。在往后很多年里，我不敢直视和翻开那个本子，因为我愧疚于浪费了父母很多钱。
对“钱的流失”的恐惧超越了钱本身。睡觉时，总担心水龙头有没有关好，如果没关好，钱就会像水一样浪费掉，那就完蛋了；为了节约天然气，冬天我一直用冷水洗碗，直到有一天看见母亲用很热的水洗碗，才意识到，原来可以用热水洗碗的。
在六年级到初一间，我在“小书房”论坛上认识了一群阅读推广公益人和儿童文学作者。我混迹其中，随心所欲地说话。那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光之一。
我也得以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童话和童诗，第一次作品被收录在书里头。
不过，后来，我觉得自己离文学越来越远，失去了与大家联系的资格。
我又开始变成Pinocchio啦。躯体僵硬如木头，每个行动都费力。
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认为，《木偶奇遇记》讲的不是“成为人”的旅程，而是一条逃逸的路线。Pinocchio在僵化的人类世界中，笨拙地捍卫自己的木质本性——一种始终在变化的、没有身份认同的、游离于二元论之外的“非存在的存在”。
直到高中以前，作文一直是我信手拈来且引以为傲的。考上重点高中后，我跟不上老师讲的课了，连作文也让我受挫。
同学在讲台上读她写的优秀作文，我在下面流泪，觉得“作文”这个世界也排除了我。
周围的同学都非常优秀，比我有更多的阅读积累，更加优美的文笔，我甚至羡慕同学的生命经验。她写的是她的奶奶，而我的奶奶不欢迎我的出生，外公外婆我没见过。
我的爷爷？只剩一个印象了，他有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把我按在床上抽打。
最近，在母亲为缓解我的木僵感给我按摩时，我跟她提起这件事。
“不可能，你爷爷是个老实人。”
我提起爷爷当时说的各种粗口。
“那倒是。”母亲笑了，“但他不可能打你。”
记忆的场面里，爷爷的眼珠子好像要掉到我身上了。
我的高中作文经常在及格线徘徊。
另一件事也让我感到写作将我排除在外。
从初中的某一刻开始，我不再书写乡村童年。童年的性创伤以一种后知后觉的方式侵入我的少年时期，让我一直以来的写作素材变得不可言说。童年从“自豪的、自然的乡村生活”变得贫瘠、落后、黑暗。
我的初中时期一直在做噩梦，在梦中我几乎跑遍了整个村子，黑色笼罩埠头、河岸、神庙、宗祠、晒谷场……我的初中记忆存在大段的空白。
我无法再书写童年。我的写作素材被污染了。
在往后很多年里，我即使书写，都是投向外部的书写，也就是写阅读笔记、生活思考，不写生活经历和感受。我时常感到自己是在语言之外的地方写作。
大学选专业，父母一开始说，由我做主就好。在最后一个晚上，母亲走进我房间，跪下来哭泣，说我要是选中文就是要害死父母。
我是父母双方家族里第一个大学生。
我完全被文学的世界排除了。
于是，“In altre parole（以另一种语言）” [4]来逃离。
我过去从未想过自己会学外语，“出国”从不在我以为的人生可选项中。大三拿了奖学金，去意大利留学一年。那是我第一次跨越了省界。
重新开始书写自己，正是从意大利语开始的，想到哪写到哪（几乎是“自动写作”），字迹飞舞潦草，写了两百多页A4纸。
我留学的意大利小城位于两河交汇的地方。
我的村子在两河交汇的地方。
“你去了意大利读书？意大利是一个国家吗？”一位表姐问我。
“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知道意大利是不是一个国家呢？”我的意大利朋友说。何况是人人有手机的时代。
母亲说，表姐在镇上给人做淘宝客服，可是不大会打字，因为她不大会拼音。不仅是外语，拼音也是我的一种特权吗？
想起小学一年级，我被选去镇上参加语文竞赛。一开始，我被模拟卷最后一题的“娃娃”的拼音难住了。我不知道第二个“娃”字是读第二声还是轻声。老师也不知道。最后谁也没有答案。
坐着三轮车颠簸了很久，来镇上的学校。我第一次坐在有靠背的课椅上，在乡下的学校里，坐的是长木凳。
出成绩的那天，我在老师家里哭个不停。老师给了我一颗糖。
搬去城市前，我打开课本中的地图，跟小伙伴展示我要去的地方，我用手指从中国的南端划到最北端。我想，要坐好几小时的车，那肯定是要跨越祖国南北的。事实上连省都没有出。
“你别以为住到城里就是城里人了！实际上跟住在城中的农村差不多！”春节回乡宴席上，一位表兄对母亲说。
搬到城市后，很长时间里，我们的生活范围几乎就是小区和学校。最初，每天在六点前起床去赶校车。后来才知道，只需要过一个斑马线，到马路对面等，就可以晚起近一小时。
这次复诊，医生加了比之前更多的药。我的嘴巴变得很干，手也干，干到无法哭泣。我嗜睡，吃着饭，在饭桌上趴着睡着了。还有解离。我的日子过得断断续续。
“我那时候是那么地哀愁，一个女子在自己的家里长大了，长老了，父母就感到坐立不安、颜面无光了。
“我难道不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子么，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在社会上做了那么多年的事，目击了那么多的人生百态，究竟学到了些什么呢，为什么我会变成我目前的样子呢。”[5]
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学校很快就撤点了。我一边面试，一边跑医院。出医院的路上一直哭，哭我的钱。
回家蜷在地上哭，母亲边打边骂。自小她最讨厌我遇到事就哭个不停的样子，而我长成了泪失禁体质。
母亲说我是全社会最没用的人。
我是一个用具吗？
母亲说，后悔让我上那么多学。
这句话我听人向奶奶说过：早知就不要让你儿子读那么多书，你看现在他走那么远。
在我的方言里，儿子称作“囝”，女儿“走囝”。“走”是“跑”的意思（表示“走”用的是“行”这个字），也有“逃”的意义。
在意大利近一年，为了省下一部分奖学金，供下一学年的生活，没有去太多的地方，罗马、威尼斯都没去过。也为了给未来的自己一种出走的动力。
但是如今为什么我连自己的房间都快要走不出了呢？
身体硬得不行，坐下艰难。总是感到“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
即使一直负担家里日用品的采购，以及家人的衣服，还有部分家务，但仍感到“没有可以坐下来的地方”，是因为儿子被视作房子天然的继承者吗？
不久前，母亲问我能不能把她从黑名单中移除。
一年多前的一个早上，母亲笑着拿着手机，让我看她录的视频。视频里，是前一天晚上，惊恐发作蜷缩在厕所地板上发抖、哭泣的我。
我把她拉黑了。
最近，母亲总拉着我出去散步，因为上次她陪我去复诊，医生说要多出去走走。在夜里走的时候，我回想起这件事，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她。并非出于恶意，而是在她的认知中，一个大人躺在厕所地上痛哭，是可笑的。
但移出黑名单是不可能的。
朋友问我，在眼下这种境况里，回老家生活会不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不，回到我出生的地方，意味着宣告我的死亡。
“不肖子孙！”有一年回村，巷子里迎面走来一个不认识的老头，指着我的鼻子说。
我在心中以大学老师爱用的一句话回应：谬赞。
在写这些字的时候，童年第一本课外书以及那位老师体罚学生的场景又涌现脑海，我想，我的文字是否构成了对母亲的一种暴力，而没有什么文化的她没有辩解的机会。
母亲还是直接进我的房间，甚至拿钥匙开锁。我朝她吼：“你太没礼貌了！”
我过去常用“没礼貌”来攻击她。这种攻击也成为对童年的我的一种背叛。我站在文明的高处，来审判在文明之路上“进步”得缓慢得母亲。
一具黑猫的尸体，在我乡下的老屋里腐烂发臭。这是发生在很多年前的事。
母亲说，把猫腿折断、往我们家扔的人是出于“嫉妒”。
另一个场景以定格的方式存在我的记忆中。那年父亲回村，给院子的竹栅栏换成铁的。我站在院子里，外面两个小孩趴在崭新的铁栅栏上，注视着我。我从那目光里意识到：我和他们是处在不同的位置的。
我是唯一一位被奖励课外书的孩子，我学会了拼音被选去参加镇上的比赛，我搬去了大城市接受教育，我不仅跨越了省界，还有国界，以及——我小时候一天可以吃两顿米饭。
小时候，母亲说别的小孩总羡慕我们，因为有时我们一天可以吃一顿米饭，甚至两顿。那时大多人一日三餐都是糜（粥）。
有阵子总去市中心的图书馆，从早呆到晚。在厕所门口，清洁工朝我吼叫了一句。我下意识觉得，太没有礼貌了。然后，我意识到，那是我应得的。
我没有成功逃离我的出身，却早背叛了它。
写作原本对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引以为傲的，却两度将我排除在外。一是以其形式（文笔），而是以其内容（创伤）。如今几乎是以求生手段的方式回归。
书写在此时是攸关生死的事，这句话没有修辞。不是书写让我活下来，而是书写对我几乎就是活着本身。在这个失去坐标的生活中，我只有依靠书写活下去。
至于文笔与内容，如果是拙劣的，就让它拙劣好了，我要保卫我的拙劣。“个人身上灵魂般的特征，作为纯粹的形式，拥有一种价值，哪怕它的内容平庸，是反观念性的，但其价值仍然存在。”[6]
[1] 自列维纳斯《时间与他者》
[2] 自涂尔干《社会分工论》
[3][6] 自西美尔《金钱、性别、现代生活风格》
[4] 中译名为《罗马日记》，作者在书中写道：用意大利语写作是一种逃离。
[5] 自西西《感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