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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书笔记XI

开源之心

Degelol

2024年3月10日 19:17

《1936耶稣会上中国书简集一中国回忆录（下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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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名单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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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泽维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Tour Saint-Jacque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只是在三年前才有幸了解基督教的。我当时仍住在父亲家里。一天，因为我需要剃头，遂让人叫来了一个街头的剃头匠。我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位剃头匠在步入我所在的客厅并等待别人做好一切相关的准备工作时，把目光停留在挂于墙上以做装饰客厅之用的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警句上。因为无法相信一个从事此种职业，且几乎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学习的人能非常灵巧地读出这些用美妙非凡的中国书法写出的、富有隐喻的格言，我问他是否理解它们。尽管信任他，但我对此仍抱有怀疑。于是我请他给我解释他正在读的句子的意思。他首先逐一读了这些句子，最后又整体通读，并用一种令我更感惊讶的方式解释它们。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一切，一方面合乎情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一切解释。于是，我想知道他赋予这些句子的含义是从哪里获得的。对此，他回答道，是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给他这一切的。“也许是因为剃头匠事先为我作了相关安排，也许是因为那个人对基督徒特别负责，他完全做好了解释基督教要义的准备。他所讲的一切给我带来了无法向您言表的强烈震动。他首先告诉我，上帝是天与地的创造者，惟有上帝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上帝还指出了我们 最早的祖先的原罪以及这些罪恶对人性造成的破坏，并希望通过让人为信仰而生与死来消除这些罪恶。他还告诉我上帝在人间建立的法则，指出只有基督徒能够表现出对上帝的应有的尊重，并配得上去享受上帝已在天堂为我们准备好的永恒的幸福。“上帝要我作出的这一牺牲丝毫没有动摇我对上帝的信赖，我照样决心在有生之年，借助上帝的恩惠，坚持参加我们神圣的宗教的所有活动。我通过经验感到，我们的幸福并不是由这个世界上的财产所组成的，因为自我受洗以来，尽管我们的家业已乱，但我却体味到一种在我家最为兴旺发达时所从未有过的内在的平静与满足。我现在所追求的一切是让我的全家，尤其是让我那因其轻率而让我悲伤的父亲认识与接受基督教。我父亲的不幸似乎是上帝向他提供的一种拯救的手段，即通过让他远离那些曾诱惑他的大量事物，使他由此可以对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虚无进行思考。但是，我颇为担心的是，他并没有从其应当获得的教益中受益。至少在已过去的三年中，尽管我力图让他进入我本人受到触动的那种感觉，却始终没能奏效。一天，我与他一起研读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中文书。当谈到中国人通常把人带到其崇拜的偶像前让其认识自己的错误或认识相关的真理时，我问他是谁使他下决心成为基督徒的。如果不经常领受圣事，即便持续不断地祈祷，这样一种美德亦将不可能保持下去。这位陆姓文人也同样求助于这种强大的救赎方式。由此，他的第四个决心是每逢节日和礼拜天均去领圣体,每天都望弥撒。人们看到他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第一个到达教堂。有时，由于他来得过早，他会冒着严寒在教堂门口待上很长时间，等待教堂开门。我无法向您叙说他是何等的谦逊、稳重。他的独特风格激起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由于甘愿担任我们法国人教堂的讲授教理者，他竟乐于接受相当低的职位。这使他为之受苦，几乎仅能吃米饭和咸菜,他对世俗事物的漠不关心，使他变得像所有传教士那样审慎、克制，而这一特点却并非为所有中国的基督徒所共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相当随意地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认识到时间的价值，他非常注意爱惜时间，不让一寸光阴白白流失。当只身在街上行走时，他始终背诵某些祈祷文，尤其是 《圣母经》几乎是被他不停地挂在嘴上。当其官职的职责或某些施舍的动机无须他在外面忙于为众人操劳时，他就回到家中，专心于祈祷或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如同人们已清楚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出身还算高贵的中国人都爱摆架子，但他却极为不拘小节，在大街上甚至对那些最不起眼的小孩子也打招呼。您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被迫穿上在该国流行的服装。然而，虽然他们在仿效中国人的举止、风度、步态以及所有中国人特有的特征方面颇具才能，但人们往往能够把他们区分出来，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异教徒归信方面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为了去除这种会被人认出的不便之处，传教士们尽其所能地培养当地的教士。传教士们在这些人年幼时就培养他们，教他们学习拉丁语，并逐渐地教他们一些教会神职方面的知识。当这些人达到一定的年龄时，传教士们就让他们充当讲授教理者，并在他们年届四十之前对其进行考验，若有在年届四十时始终经得起考验者，则任命他们为教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王国的首都设有一个神学院。 一些中国孩子就是被人送到此处接受教育，并被培养成为福音的使者。人们通常把他们培养成非常好的人。这些中国的教士由于不易被人认出，所以能够取得比欧洲人大得多的成果。但是，尽管我们百般注意，偶像崇拜仍使远比我们能够拯救的人要多得多的人堕入地狱。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从事使徒工作的人的数目丝毫无法与中国巨大的人口相称；其二是几乎持续不断的各种迫害严重地阻碍了传教事业的进展。当人们命令他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上践踏，否则就没收其所有财产时，他对判决者说道：“把它们都拿走吧。它们既脆弱，又难以久存，而我所期待的是别的永恒的、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夺走的事物，他的财产实际上已经被国王在没收后占有。他与我们一样并不抱有幻想。他不认为能够在也许只存在自爱的地方找到上帝的荣耀，并不想为了期待一种或许将永远不存在的更大的善，而去冒抛弃一种实实在在的善的危险。 但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人宣传上帝的学说，他觉得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人展现我们完美无缺的大公无私精神，因为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在中国人当中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他们几乎均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能有的事物。事实上，凡是认识宋君荣神父的人都会觉得他非常可爱。安详的脸神，非常温和的习性，令人愉快的谈话以及自然的举止，凡此种种皆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只要与他建立友谊，对他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人们只要与他谈上几次话，且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会对他佩服不已，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通晓一切，无所不能的人。他读过的书很多，且所有读过的东西都能够加以阐述。神奇的记忆力使他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皆能脱口而出。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不管是宗教的历史还是世俗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历史）、自然科学、文学，凡此种种，皆在交替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无须祈祷或履行其教职时，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充斥着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一个人们可以放心地查阅，并且从不会毫无收获的活书库。中国的博学之士也从他身上发现了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不止, 一次地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如此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科学，并且还能向他们解释相关内容表示钦佩。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能向他们详述中国帝王复杂的世系，能为他们就中国古代的学说与后来的学说进行对比，能向他们叙说中国的历史，并给他们一一指出各个朝代中所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每个朝代产生的重要人物等等。他在讲述曾让这些严肃、自负的中国文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内容时讲得清晰、自如和流畅，这使得这些原先存有偏见的中国文人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欧洲的博学之士在国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们。先生，我所说的均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如果您愿意关注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尤其是他的博闻强记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我有失夸张。宋君荣神父从其幼年起几乎就已专心致志地投入连续不断和系统的学习。他在十五岁时被吸收到本会在图卢兹的分会。在成功地完成人们在他处于青少年时交给他的不同工作，以及在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里吸取了优秀文学的真正情趣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高深的学科，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能够从源头开始直接阅读圣人的著述，他学习了希伯来语。人们对他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但是，宋君荣神父丝毫没有想过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去博取声名。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易经》在中国人那里是一部简要地记载其民族自尧至周的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这段历史的起讫若按我们的算法来说的话，大约是从诺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开始直至公元前937年左右。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 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 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让我们感到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妇女的坚定态度。这些妇女在其异教徒的丈夫以及公公、婆婆那里终日遭到虐待，同时又无法从其往往住得很远的娘家得到任何救助。但她们没有中断自己的虔诚之情，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其最宝贵的财产加以保留。在中国，存在着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许婚的习俗。许多后来变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其还是异教徒时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偶像崇拜者，而这种非常正式的约定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办法摆脱它们。 在此，有大量这样的女英雄，她们虽没有殉道者外在的光荣,但却具有殉道者的一切优点。她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得到了其终日在上帝面前哭求的事物，即宽慰地看到其家人均从偶像崇拜者变为基督教徒。 另一些较为顺从的妇女则最终使其丈夫在不再过问她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变得相当好商量。去年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在经过七八年这种类型的婚姻，并为教会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之后去世。说实话，对这位妇女而言，其受到的迫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她刚进入夫家时, 她在惊恐地拒绝了人们要她跪拜供在家里的偶像的建议之后，跑到了自己的房间举起了圣像。人们很快从她手中夺走了圣像，于是她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这些圣像，她就不再在这个家里待了。她还连续三天既不吃也不喝。人们见她态度坚决，井显示出在宗教问题上绝不屈服的性格，就把圣像归还给她，而且从此以后任由她保持其宗教信仰。在三四个月之前，我听了一位妇女的忏悔。这位妇女在忏悔完毕之后极为平静地对我说道，如果其丈夫知道她待在娘家是为了看望传教士，将会痛打她一顿。但是，进行忏悔以及领圣体时的那种幸福就非常值得付出这种代价。事实上，我在两天后得知，她的丈夫打得她的手脚至少将在两个多月内无法听自己使唤。但我确信，在新的一年里，她将是首批要求参加神圣的表示奥义的仪式者中的一员。如果您在欧洲目睹的对基督教的漠不关心刺痛了您的心，那么，请您想像一下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偶像崇拜者最多的城市，有多少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灭亡啊！其次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婚姻与我们大相径庭，即女方不仅不用携陪嫁财产，而且男方还必须得花钱购买女方，并给女方的父母一笔双方彼此觉得合适的钱款。后者是人们在签订婚约 后支付的一部分定金，而另一部分定金将在举行婚礼前几天支付。除了这些定金，男方还得向女方的父母送去丝绸、稻米、水果等礼物。如果女方的父母收下了定金和礼物，这一婚约就会被看做已经完备， 双方均不得毁约。虽然女方不用有陪嫁财产，但按照惯例，没有男孩的女方父母会大方地给其女儿准备一些嫁妆。没有男孩的岳父有时甚至会让其女婿住到自己家中，并让女婿继承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但是，他不得不把另一部分家产遗赠给自己家中以及同姓的某个人，以免断了祭拜其祖宗的香火。如果该岳父在去世前尚未选定另一部分家产的继承人,法律会要求他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共同商量并选定能够充任延续香火职责的人选。这里的人们把祭祖视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以至于如果某人是独子的话，他在结婚时不得前往其岳父家居住。而即便他去其岳父家居住的话，那么，也只能住到其父亲去世时为止。中国人对其祖宗的灵魂抱有的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虔诚，使收养之事应运而生。那些没有男性子嗣的人往往收养别人的男孩。这种收养由两类方式组成：第一种是指定一个外人的男孩做自己的继承人；第二种是选定其亲戚中的某个人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中国人会向他们收养的男孩的父亲支付一笔钱，而这个男孩今后只承认其养父是自己的父亲。该男孩还要姓其养父的姓，并在其养父去世时为其戴孝。如果被收养的男孩入门后其养父又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男孩，收养关系会始终继续存在，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在其养父的婚姻之前，故该养子有权得到和其他孩子同等的财产。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位没有男性继承者的中国人可以收养其弟弟的长子。与之相反，其弟弟若没有儿子，而且其兄长有两个儿子的话，则可以收养其兄长的次子。总而言之，如果在一个有三兄弟的家庭里，若某人有三个儿子，那么，他只能给自己留下其中的一位，余下的两个儿子则由其两位兄弟分别收养。这种被收养的男孩叫做“过继的继承人”。中国人认为婚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可以有人在祖宗的牌位前接续香火；第二个目的是繁衍后代。曾把其学说汇集于一本讲礼仪的书籍之中的哲学家们谈到过适合于结婚的年龄，并大体上对人们在处于什么年龄时该做些什么事情均作了规定。根据他们的说法，男人在十岁时其头脑和他们的身体一样脆弱， 所以最多只能用于学习一些最基础的知识。二十岁的男人并未具备其所有的能力，他们才刚刚觉察到第一道理智之光；然而，由于他们 开始成为成年人，人们应当给他们戴上成年男子戴的帽子。男人在其三十岁时成了名副其实的男人，既强壮又精力充沛，这一年龄是适合于结婚的年龄。人们可以赋予四十岁的男人普通行政官员的职位，可以赋予五十岁的男人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职位。男人在六十岁时就变老了，往往谨慎有余，活力不足，以至于这种年纪的人不 该亲自去做任何事情，而只要指派人们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可。对于其体力和智力已经减弱、无能为力的七旬老人来说，他应当任由其子女来照管家里的事务。八九十岁则是老朽不堪的年龄。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有点像儿童一样，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他们活到一百岁，其应当做的就只是设法使其生命得以打发时光。人们从这些关于年龄的划分中可以看到，中国人以前认为三十岁是结婚的最佳年龄。但在今天，人的本性使他们觉得不应这么晚才结婚。相关的法则会顺从于各个时代的习俗和状况。在中国人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早在结婚的男女双方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前很久，甚至经常是在这对未来的夫妻尚未出生时，人们就商定了相关的婚姻事宜。两位朋友以一种郑重的方式，非常庄重地互相约定，若他们将要分别出生的孩子性别不同，就让他们的孩子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这种约定的庄重还表现在其撕碎自己的上装，并互相赠送其中的碎片为证。然而，那些公开主张要保持中国人道德纯洁性的人们不断地告诫民众避开这种类型的鲁莽约定。关于礼仪的书中说道，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那些子女要么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缺点，要么受到各种使其不适合于结婚的疾病的束缚。厄运可能会置两家中的一家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事先无法预料的为他们死去的父亲或母亲服丧，可能会使其婚礼被推迟很长时间，甚至会妨碍他们的婚姻。最后，此书指出了这种习俗所导致的众多弊端。这种习俗在我看来实际上极为奇怪，但人们从未最终摧毁它，因为那些以其出身或财产而最为显赫的人每天都在将它付诸实施。这本讲礼仪的书所宣扬的主张明智至极。它劝告父亲与母亲们不要过于看重对方的钱财，而应 更加关注结婚双方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因为后者才是所有结合的关键。此书提出，有理智的人能够积聚财富，而失去理智者只会糟蹋财富。如果他们为儿子寻找的配偶出身的家庭比他们家更富裕或地位更高，这个配偶也会愈加傲慢、不听话和狂妄自大。该书还补充道，这些为了利益而牺牲其儿子的不公道的父母们，是些把自己的儿子当做出价最高的奴隶卖掉的野蛮人。所有的婚姻都得通过不论是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的媒人或媒婆来形成。也许没有职业比媒人更为严重、棘手和危险了，因为如果媒人在撮合过程中不幸犯有某些不合规定的行为，她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除了媒人之外，通常还有一位代表双方主持婚事的人，此人一般由未来丈夫的父亲或最亲的亲属担任。如果主持者有某些欺骗行为或明显的欺诈，人们同样也会对他进行惩罚。人们对其惩罚的程度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有明文规定，但我在此省略了这些惩罚的种类和细节。夫人，只要您知道以下两点就够了：其一是在婚姻方面若有欺诈之事必受惩罚；其二是法律在婚姻这一会导致最大后果的事情上要求坦诚和正直。在所有家族中均有一位家长，人们得向他通报所有事务，尤其是人们计划缔结的婚姻和同盟。丈夫的父亲要守斋，并在家中给其祖宗们的牌位献上供品，以便将自己在人世间商谈的事情告诉列祖列宗。他们还要大规模地宴请其亲朋好友，并让亲朋好友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将与某某人的女儿结亲。任何中国人只允许有一位法定的妻子，这条法律几乎与其帝国一样古老。在法定的妻子和小妾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即前者是丈夫的伴侣，并且能支配其他的女眷；而后者则要完全服从于前者。中国人在寻求婚姻时讲究年龄相当、门当户对，但在纳妾时则比较随意，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买她们。小妾生的所有孩子均把其父亲的法定妻子认作他们的母亲。他们在其生 母去世时不用戴孝。他们还要向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分显示其温情、 服从和敬意。皇帝也只有一位法定的妻子，人们将后者称为“皇后”，这一称呼意味着她与其丈夫分享着皇位的君权。除了皇后之外，这位君主还有不少嫔妃。连被单独列为一等的皇后在内，皇帝的这些女眷共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列为二等的有三人，三等的有九人，四等的有二十七人，五等的有十八人，至于六等，其人数没有限制。虽然大多数小妾是因某种罪过而被玷污的女人，例如她们是任人购买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印记，她们在中国的名声却并不怎么令人厌恶，这无疑是偶像崇拜的愚昧所持久造成的一种不幸。这些妇女是奴婢，并且要服从其主人的所有意愿。正派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在这一国家被视为正派的人，只有在得到其法定妻子的允许下，并以为其法定妻子服务为借口，才会购买与他们妹居的女人，尽管这些所谓的侍女往往比其女主人更讨男主人的欢心。在某种意义上，多配偶制在这里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不再受到允许。那些在其法定妻子尚在世时敢迎娶别人的人会受到至少九十棍的惩罚，其第二次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人们还会让那些把小妾提升为法定妻子，或把法定妻子贬为小妾者遭受同样的惩罚，并强迫后者重新恢复原有状态。以前，只有膝下无子的官员和四十来岁的男人才被允许纳妾。 关于礼仪的书籍甚至规定了人们对违反这一法律者应当给予哪些惩罚。该书写道，姘夫并非一定要打发掉其姘妇，但他将因其淫乱受到在背上鞭打一百下的惩罚。这些法律仅仅继续存在于这本书之中， 目前，每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合适，无论拥有多少小妾都行，而这也是使异教徒归信的一个巨大障碍。小妾是如此地依附于法定的妻子， 以至于她得对法定妻子言听计从。此外，人们也不会给小妾举行某些排场的典礼。人们只是交给她的父母一份字据，给他们一笔钱，向她父母保证会善待他们的女儿，并以某种郑重的态度接受她。夫人，您不会相信，当中国人结婚时，他们所确信的只是其已经被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连接在了一起。人们通过这一帝国的成文法就可看到这一点，这些法律规定了对公开不履行婚姻义务的已婚者的严厉惩罚。然而，同样是这些法律也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离婚， 以下是主要的可准予离婚的情况。首先，如果夫妻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互反感，并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只要双方均同意离婚，那么就可允许他们离婚；其次，如果一位妇女被证实犯有通奸罪——此罪在中国人当中甚为少见，若她在事情尚较不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够利用可能对她有利的法律，她将被立即休掉。法律还规定了另外七种可以离婚的理由，若没有这些理由，做丈夫的就不能休妻，如果他休掉了妻子，他将遭受被打八十棍的惩罚， 并且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还得与其妻子一起生活。准予离婚的几种 情况分别是：1,妻子不能生育;2.妻子品行不够端庄；3.妻子养成了顶撞公公与公婆的习惯;4.妻子守不住秘密，说话大大咧咧;5.妻子为了她自己或别人的利益转移家中的财产；6.妻子表现出了不利于家中的秩序与家人休息的恶习"。妻子患上了令人厌恶的疾病，例如患了麻风病这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毛病。然而，具有我上面所说的过失之一的妻子只有在其过失显得极为严重时才可被休。在这方面还 有其他的相关法律。如果一位妻子违抗丈夫的意志出逃，她将被人鞭打一百下，她的丈夫可以以拍卖的方式将其卖掉。如果她在出逃后结婚，人们将把她勒死。如果丈夫把她留在家中，并且在三年当中未给她任何音讯，她在通知官员之前不得作出任何决定。若她因为冒失或通过欺骗违反了这一规定，那么，如果她抛弃了其丈夫的家庭，符被鞭打八卜下；如果她重新结婚，则将被鞭打一百下。与之相反，如果她向官员提出了请求，向官员们叙述了她的处境，她可能会获得再婚的自山，或可以与男人同居。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当中，小妾受到的惩罚将会比法定的妻子轻两个等级。但是，奴婢将受到同样的惩罚。还应当注意的是相关的同谋犯，例如，那些与丈夫外出的妻子结婚的男人，撮合这类婚姻的媒人，向出逃的妇女提供避难所的人等等。他们将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虽然不允许小妾抛弃其丈夫，但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男人休掉他们的小妾或强迫他们在把小妾赶走后将其接回家来。法律规定， 如果某人毫无道理地赶走了其法定妻子，人们会强迫他把其法定妻子再接回来，他还得被人打八十棍。法律对小妾却只字未提。法律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使中国人在想摆脱小妾时理直气壮地无视任何我所提到过的合法的离婚理由。中国人可以第二次结婚，即便是妇女也享有同样的特权。当死亡突然中断了把夫妻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时，不管是活着的丈夫还是妻子，仍然可以在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作主。此外，在中国人中，逃避第二次婚姻者是光荣的，人们盛赞那些在其丈夫死后为守节而自杀的年轻女子，这些年轻女子的自杀方式要么是上吊，要么是服毒。但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已远远不像过去那样常见了。我现在要谈的是能废除婚姻或阻止缔结婚约的特殊情况。人们阻止缔结婚约的理由有：不能生育，以前有过婚约，冒名顶替,有血缘关系，条件相差悬殊等等，最后还有使用暴力或诱拐。不能生育被当做一种罪行，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无法给祖宗提供新的祭拜者， 而且她还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神圣义务。以前的婚约是两家父母之间所做的承诺，它还包括赠送礼物。已被这样许配给别人的女儿与其他人既不能定婚，也不能结婚，否则，其婚姻将被宣布无效， 结婚双方与媒人会受到严厉惩罚。冒名顶替是指用某个人来顶替另一个人。至于血缘关系，法律禁止在同姓的人之间通婚，同姓的人只有在其亲等处于二十等时才能结亲。这条法律极为古老，伏羲（Fo-hi）皇帝是其首创者。因此，为了使婚姻能够有效，结婚者之间不能有任何较近的亲缘关系。确切地说,在中国人当中，除了那些通过职业或财富取得贵族身份者外，并没有其他的贵族。这也是有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显赫的原因。官员不会与平民百姓结亲，除非是再婚。由于不用考虑等级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在郑重地娶一位小妾时不会有任何困难。但能使婚姻被废除的原因并非这种家庭条件上的不平等，而是自由人和受奴役者之间身份上的差别。以下是我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找到的与此有关的中国法律。让某个自由人的女儿给自己的奴仆做老婆者，将会受到被打八十棍的惩罚，该婚姻将被取消。相关的媒人和主持婚礼者将受到比前者少挨十棍的惩罚。如果一个奴仆娶了一个自由人的女儿，他将被人打八十棍。如果这个奴仆的主人把这个自由人的女儿当做奴仆对待，其主人将被打一百棍。一个使其奴仆与一个自由人的女儿结婚的主人，若为说服女方的父母而谎称新郎是自己的儿子或亲戚，那么，他将受到打八十棍的惩罚。如果该奴仆在其主人欺诈时充当了同谋，则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情况当中，婚姻取消，女方恢复其所有的权利，她已经收下的定金和礼物仍归其所有。同样，当女性奴仆以欺诈手段与具有自由身份的男子结婚时，法律亦将对男女双方予以同样的惩罚和处置。最后，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只要他被证实诱拐和强暴了一位女子，就将被处死。但是，如果这位女子同意被人诱拐，那么，诱拐妇女者与那位女子将分别被人打一百棍。以下是另一条关于中国官员的条款。在这个帝国里，有两条让人不能不感到相当佩服的法律。其第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官员在其出生的城市和省份里担任官职。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这一法律。也许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比这一条法律更被人所坚持不断地遵守了。其第二 条法律禁止官员在其任职的省份里有各种类型的同盟（alliances）。如果一位审理案子的文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将不受这两条法律的约束）在其任职的区域里结婚或纳妾，铁面无私的法律会判他被人打八十棍，他的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如果这位官员娶的是他应当审理的案子的诉讼人的女儿，人们会对他加重处罚。在这两种情况下，媒人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女子则被送回其父母家中。 如同我已经汇报过的所有其池情况一样，婚礼上收的礼物将由朝廷充公。中国人在他们为其父亲或母亲戴孝时不得结婚。由于人们认为孝敬父母是最值得。逆的事情，他们根据其与逝者亲缘关系的程度来安排服丧的时间，并一丝不苟地遵守相关规定。若有丧事不期而至，他会摆脱所有的定婚或诺言的束缚。如果其父亲、母亲或某位近亲的逝世发生在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么，未婚夫只有在其亲属郑重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娶妻。这就是为什么当死者的遗体下葬时，死者的亲属会用文书的形式通知对方，告诉对方其女儿完全拥有与别人结婚的自由。这种文书是这样写的：“李氏（此为举例）正在为其父亲的逝世戴孝，无法再履行向贾氏所作的结婚的承诺，因此特向贾氏通报这二消息，以便她不受其义务的约。女方的亲属接到了这一文书，但他们并不想为此就完全摆脱婚约的束缚。女方的亲属在对方服丧期满之前不会签订其他的婚约。当对方服丧期满时，轮到他们写信给青年男子，邀请他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如果青年男子不想接受这一建议，女方仍旧是自由的，其父母会给她另找婆家。这条法律对男女双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当男女双方通过媒人觉得这桩婚事合适并签字画押时，人们就开始进行在这个国家尚在时行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归结为六个要点： 1.定下婚事2.要女方的生辰八字;3,就未来的婚姻请教占卜者，并把好的占卜结果带给女方;4.赠送绸缎和其他礼品，以此作为人们想实现这桩婚事的证据;5,提出举行婚礼的日子;6.前往女方家中把新娘娶进夫家。应当始终注意的是，这些仪式仅仅在非同寻常的家庭之间采用， 平民百姓并不遵守这些礼节。此外，由于这些仪式耗时过长，老百姓通常把前五项合在了一起。人们一开始就请家长参与计划中的婚事，并准备了应当送给女方父母的礼物。过去,人们送给女方家长的就是一只鸭子，但现在，人们送的是绸缎、布匹、一头猪、一只羊、老酒和水果等等。在这些场合，人们尤其推崇平常一些的东西。男方的父亲随即会写信给女方的父亲，信中的言辞大致是这样的：”承蒙厚爱，不胜荣幸。您没有不屑于一位无论是在功绩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均不如您的人。我非常感激地得知，您已经同意了我通过我的媒人向您提出的建议，答应把您的女儿许配给我的儿子。 为了遵守我们的祖先所制定的习俗，我派人给您送上了一些普通的礼品，以便与您商定结婚的条件，并知道您女儿的名字。我请求您将您女儿的芳名与生辰八字告诉我派来的人，以便我能就此桩婚事的运道占卜问卦。我无限重视您的友情，并请求您继续惠予本人这种友情。他会把其姓名和日期署在帖子的下方，因为中国人并不在活页纸上写东西。由于男人有好几个名字，女人除了其姓名之外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其父亲在她小时候叫的小名，另一个是人们在她长大时强加给她的名字。从她长大到出嫁，人们一直以后一个名字来称呼她。她的后一个名字和其母亲的名字是对方想要知道的名字， 因为其父亲的名字对方已经知道。此外，作为一条礼规，女儿应当绝对显得不认识人们许配给她的那位男子。在所有这些程序完成之后，人们随即会就其计划签订的婚约征求已去世的祖宗的意见。人们会尽可能地把家中的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男人和女人们均汇集在灵堂内，其中女人们站在右边，男人们站在左边，而左边是更让人显得有面子的地方。在净手之后，他们揭开了牌位上的覆盖物，在这些牌位上写着往上数四代以内的祖宗的名字。随后，他们请求祖宗保佑。一家之主点起了插在供桌上的香火，并跪了下来。然后把香 火放人盛满香灰的瓮里。这时候所有的人均匍匐着向人们以为围着这些牌位飞来飞去的祖宗的灵魂致敬。在这之后，一家之主读了用烫金的字写成的演说稿，通过这一演说将已经被商议过的婚事告诉给祖宗的在天之灵。演说稿一般这样写道「某年（此处的年份只是皇帝的年号），某月，某日，愿意向你们表示其虔诚和敬意的你们的孙子某某想让你们知道，他那已到结婚年龄，但尚未娶妻的儿子正在与其家人慎重考虑与某某某女儿的婚事。我们无限悼念你们。我们献上了香火和酒，以便让你们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当家长读完此稿 即把它烧掉。大家一边把罩布重新覆盖在牌位上，一边向祖宗告辞。同一天，人们会派一名家庭的代表前往女方的父亲那里，以便给后者带去我提到过的礼物。这位在媒人与多位仆人陪同下前往的代表，会在对方的家门口受到最隆重的迎接。女方的父亲在从代表手里接过礼物和信札之后，请等候答复的代表稍等片刻。他立即拿着 这封信进入家中供奉祖宗的灵堂，而其家人则已经汇集在那里。在灵堂里，这一家人会重复另一家人曾有过的相关仪式。当这一切耗时过长时，女方的父亲会向男方的代表道歉，而后者则会以常用的方式应答。因为在这种场合中，说话和屈膝礼的次数都是固定的。女方的父亲随即交给男方代表几篮送给男方的肉和水果。双方以常见的客套话互相道别。女方的父亲一般以这样的话答复男方：“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你们惠予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承蒙你们让我的女儿高攀你们的儿子，遂使寒舍蓬草生辉。我的女儿是个粗人，没有头脑，而且我教女无方。然而，能够在这种场合顺从你们让我甚感荣耀。你们将在分开的帖子里看到上面写有我的女儿和她母亲的名字，以及我的女儿的生辰八字。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友情，并请求你们记住我的友情。男方的父亲会以同样隆重的方式迎接归来的代表和女方的答复，因为该代表在此时已被视为是女方的父亲派来的。这种相互约定是第一个典礼。从那以后，人们会把女方的头发盘起来，并给她戴上一个表明其已名花有主的项链。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其他的典礼。在商定的日子到来时，男方会向女方的父母送去绸缎以及其他的礼物，以便促使女方尽快完婚。绸缎的匹数是有限制的。不得多于十匹，少于二匹。它们的颜色要各不相同，但人们会注意里面不能有白色，因为白色是办丧事时用的颜色。人们还会加上这样一些礼物：缝衣针、手镯、金的或银的锥子。同一天，男方的父母以书面形式宣布，他们已算过命，并得到了吉利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还确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他们在一本年历中寻找这个日子。如同我们的年历标明了雨天和晴天一样，他们的年历会标明吉日和凶日。随后， 他们给女方的父亲送去了一份新的子或信，这些帖子或信这样写道：“亲家，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获悉您已经决定让您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成亲。我已经就这桩婚事去算过命，算出来的结果很吉利。现在，根据我们祖先的惯例，我委派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给您带上一些普通的礼物，这些礼物将作为我方想尽快完婚的证明。我也择定了举办婚礼的吉日。我将恭候您的嘱咐。敬礼。我忘了说在送出这封信之前，人们要把此信带至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在那里，家长将向祖宗的在天之灵说道：“您的孙子，我的儿子（原文如此，但它与前面演说稿中提到的相关辈份未能统一——译者）某某，因为已经商定要与某某某的女儿某某某结婚，特向你们禀告他已算过命了。他向你们呈上供品，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已定好的举办婚礼的日期，代表在媒人和拿着第二批礼品的仆人陪同下，再次前往女方的家中。在女方家中，他又受到了客气的接待。代表的第二次访问与第一次访问绝对很相似。女方家长同样拿着刚收下的信与礼物进入自家的灵堂，告诉祖宗们婚事已经确定。代表返何时带有女方父亲的回信，该回信中写道：“亲家，我接到了你们的最后决定。你们希望举行婚礼。惟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女儿没什么优点。她没有受到其可能接受的一切教育。我担心她可能一无是处。 然而，既然算命的结果是吉利的，那我就不敢不按照你们说的去办。我收下了礼物，并向你们致敬。我同意已标出的结婚日期。我将留 神准备好所有应当准备的东西，代表把女方的回信带给了男方的父母，男方在接到回信后亦将重复女方家中在接信后的所作所为。虽然我刚才汇报的典礼显得有点冗长，但它却无法与随后举行的典礼相提并论。不过，我将缩短对后者的叙述。在预定举行婚礼那天的前三天里，人们把整个女方家中都照得通亮，此举与其说是显示欢庆，毋宁说是显示悲伤。它好像是让人们知道，在即将失去女儿之际，其父母是不允许睡觉的。人们在男方家中也戒除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在那里，悲伤取代了欢乐，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认为，儿子结婚就好像是父亲去世的一种写照，因为儿子似乎以某种方式接替了其父亲。新郎的朋友们并不向新郎道喜。如果某人在这种场合给新郎送礼，那是因为新郎邀请他到家中喝喜酒。人们既不提新娘，也不提婚礼。在定好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新郎会尽可能地穿得华丽一些。当他的家人汇集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里向祖宗禀告他们将要做什么时，新郎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并匍匐着以脸碰地。他只有在祭典结束时才能起来。随后，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一张是为新郎的父亲准备的朝东摆放的桌子，另一张是为新郎本人准备的朝西摆放的桌子。我不知道这种安排的奥秘所在。司仪——其通常由一位亲属担任，请新郎的父亲人座，父亲立即坐在了桌前。新郎则走近了为他准备的座位。司仪给新郎满满的一杯酒，后者则跪着接酒。新郎以浇祭的形式在地面上洒了一些酒，并在喝酒之前跪在其父亲面前拜了四拜，随后又靠近父亲坐的桌子，跪着接受父亲的指示。父亲对他说道：“去吧，我的儿子，去寻找你的妻子吧。去把一位能帮你操持家 务的忠实伴侣引进家门吧。你必须要小心谨慎地考虑所有问题。”儿子在其父亲面前又拜了四拜，并答道他会照父亲说的去做。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动身去迎亲了。他坐上了人们已在大门口备好的一顶轿子，几个仆人手持灯笼（这是人们保留下来的习俗，因为在以前，所有的婚礼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走在他的前面。当他到达女方家时，在第二个院子的门口停了下来，等待其岳父前来引他入内。在女方家中，人们也举行了几乎和男方家中一样的仪式。父亲和母亲是坐着的，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东面，另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西面，其亲属在他们周围围成一圈。已被母亲用最绚丽的衣服打扮好了的新娘站在柱廊的台阶上，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丫环（此人在这一场合相当于她的“侯相”）和另一位在典礼中担任司仪的女子。她随即靠近她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向他们行了四次礼。她同样也向所有亲属行礼，向他们做最后的告别。当女司仪递给她一杯得跪着去 接的酒时，她也做了普通的浇祭，并喝完了剩下的酒。在这之后，她 跪在其父亲的桌前，后者劝她要谨慎行事，一丝不苟地照着公公、婆婆的话去做。在父亲劝完之后，她的侯相把她引到了内院的门外，她的母亲给她套上了一个花环，并用一块大的头巾盖住了她的整张脸。她的母亲对她说道：“我的女儿，你要勤快一些，要始终听丈夫的话， 要在家中恪守妇道”等等。她父亲的小妾、她的嫂子以及叔叔、姐妹们陪她走到了笫一个院子的门口，并要她记住自己已经接受的好主意。在这种典礼中，始终由其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当母亲的角色。对其生母而言，她只能充当司仪，或至多充当像相。在这期间，女方的父亲将依照一般的习俗去迎接新郎，但与一般的习俗略有差别的是，女婿要把手伸给岳父。当他们到达第二个院子的中间时，新郎要跪下向其岳父呈上由新郎的仆人带给新娘的一只野鸭，以此作为新郎向新娘表白其爱慕之情的新证据。最后，新郎 新娘第一次碰面。两人互相致意，并一起拜天地和主宰天与地的神灵。侯相随即把新娘引到为她备好的花轿里，花轿上覆盖着玫瑰色的织品。新郎与新娘牵了牵手，然后自己上了另一乘轿子，或者是跃上马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行进时周围有仆人相随。这些仆人除了手持我已经说到过的灯笼之外，还带着所有居家过日子要用的 物品，如床、桌子、椅子等等。当新郎到达自家的大门时，他下了马或出了轿子，并邀请其新娘进入他家。新郎走在新娘的前面带路，双双进入已摆好喜酒的内院。 于是，新娘被掀开了盖头，并向新郎行礼，而新郎也向新娘回礼。两人都洗了手。新郎立在了柱廊的北面，而新娘则立在柱廊的南面。在他们入席之前，新娘向新郎拜了四拜，而新郎也向新娘拜了四拜。随后，两人面对面人座。但在开始吃喝之前，他们要以浇祭的方式洒掉一些酒，并把祭献给神灵的肉放在一旁。这是一种在所有典礼性的酒席上都不能省略的习俗。在吃了一些东西并保持一种深深的沉默之后，新郎立起身来给新娘敬酒，并很快重新坐下。而新娘也立即向其新郎敬酒。在这同时，人们递来满满的两杯酒，新郎新娘各自喝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先把剩下的酒都混合在同一个杯子当中后又分到两个杯子里，随后他们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在这期间，新郎的父亲在隔壁的套房里请其男性的亲朋好友大吃大喝，而新郎的母亲则在同一时间里请他们的女性亲戚和其丈夫的朋友的妻子们吃喝。整个一天在盛宴中度过。 翌日，新娘身穿婚礼上穿的服装，在其丈夫和拿着两匹绸缎的俱相的陪同下来到家中的第二个院子。在这里，新娘的公公、婆婆分坐在两张特别的桌子前，等待着新娘的拜见。小两口在行礼时在新郎的父母面前拜了四拜。在这之后，新郎退入隔壁的一个房间。新娘把绸缎面料放在两张桌子上，并深深地鞠躬。她请公公、婆婆收下她的礼品，随后她在婆婆旁边坐了下来。婆媳两人通常都会显得很客气。但是，人们不会在桌子上放任何菜肴，因为此时同坐一桌纯粹是一种仪式，通过这一仪式，表明了婆婆接受其儿媳作为其经常的共餐者。在这次拜见之后，新娘将向其丈夫的所有亲属致意，并在他们面前拜四拜。但是，她只有在以下列方式被带入该家祖宗的灵堂后才能去拜访他们。人们首先在祖宗面前供上祭品，以便告诉祖宗新娘子将要来拜见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新娘和新郎要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他们只有在人们掀去盖在写有其祖宗名字的牌位上的覆盖物时才能起身。随后，新人们被引入灵堂之中。在那里，在拜了几拜之后，他们低声地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这一仪式是对所有其他仪式的补充与完善。以上就是中国人婚礼的情况。普通人家并不完全严格地按这些程序来进行，但他们会采取其中的一部分程序，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程序。据我所见，中国人与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大致相近。但人们谈论他们时，讲的是他们的特征，而当我们过分贴近地观察他们时，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见了。在我们的画像中，过分地夸张了他们眼睛的细小和身材的矮小。我们发现，在一百人里，至少有二十人足以打扮成欧洲人。不过这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内陆，因为在通关时，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的眼力可是好得很。惟一会使欧洲人露出破绽的是他们的蓝眼珠。杜赫德神父在他的描绘中对中国人过誉了。这些人可谓十恶俱全，而主要的是傲慢。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太残忍。但对信仰难以在这些人心中扎根，我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但缺少一点灵气。在广州，四十人中三十五人所穿的全部衣服就是他们的短衬裤。当然也必须承认这里酷热难当：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我身体非常健康：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神的召唤。神召使得一切都容易对付了。人们提到过中国人口众多，这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在广州和它沿岸就有一百万人。在距广州五六法里的丰康村（Fon-kan）， 也有同样多的人。该村庄如有一道城墙，就可成为特大城市了。那么，为什么在纬度40度左右的北京整个冬天会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要睡在整夜烧火的火炕上？为什么这里的夏天又是如此酷热，以至于去年两个月里被太阳的热度烤死了八千多人？这个问题提出得已经很久了，我希望金济时神父能够给出详尽的解答，至少我们在近三个月的路途上会有时间去考虑它。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种植着麦子、水稻 和其他的谷物。为耕种这些土地，就有村庄，村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封闭的地方。人们还可以看到由商店排列而成的小街，这些商店就像一个集市，在一年不同的时间里收集来自中国各地、日本，甚至欧洲各国的奇珍异宝。其中有两位佩黄带子的年轻 人被他们的弟弟争取过来。这位弟弟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尽管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尚不信教。无须多言，佩黄带子者是属于皇族的。但亲爱的神父，你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它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尽管他们佩黄带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属于平民。在北京有大量这样的无业者，除了佩带黄带子和红带子以外，与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些标志只是证明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仅此而已。这里贵族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有些贵族在四五代后，他们的孩子如果没选中做皇帝和亲王，就降为一个小人物。汉语艰深难学。可以向您保证，汉语与世界上其他已知语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同样的字永远只有一种词尾。其中找不到我们讲话中通常所见的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是谁发出的动作、他如何动作和何时动作以及他是一个人动作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动作。总之，汉语中，同一个词，它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和副词，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指复数，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等等。全凭你根据上下文去听去猜度。除此之外，汉语所有的词可减至三百多个，它们由于发音方式不同可表达八万多种不同的意思，人们可用同样数目的汉字来表达。我再回到词的方面。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旦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是和“书”有关。 但事情决不是这样：当“Chou”再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 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一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J'chou”可以是“暑”，可以是“述"，可以是“曙”，可以是“（雨） 水”，可以是“恕”，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如果我想将这一词的意思全部列出来，那还有很多很多。而对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于逾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你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地快，害怕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中国人还不知道省略掉多少元音的发音。在一个送气音后， 就要紧跟一个平音；在一个齿擦音后，要紧跟一个凹音。人们有时用嗓子发音，有时用上腭发音，鼻子则几乎总是要用到的。我在当众布道前，在我的仆人面前练习了至少五十遍。我给仆人全权来纠正我， 不厌其烦地跟读。结果是中国听众据他们自己所称，只听懂了其中的三成。好在中国人都非常有耐心，他们也总是对一个可怜的外国人还能说上几个他们语言中的单词而感到惊奇。距北京城七八法里远，有一绵延不断的山脉。有人认为山脉一直延伸至西亚，在非常接近欧洲的地方才消失。今天我就是在这大山深处给您写信。我来此原是为了协助赵圣修神父实施他的富有热情的计划。这位记忆力极好的耶稣会士得到消息，在山间顺势冲下来的激流边住着一些人家。他计划在那修建一座教堂，那里远离世界喧嚣和官府搜寻，上帝就如他应该得到的那样在那里被人知晓、受人供奉。但他决心建立这座新教堂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即使到他死时，他的计划可能还刚刚起步。问题在于上帝的慈爱是不是到了降临到这些可怜山民身上的时候。这些山民本身是非常正直的人。昨天，我没有东西可吃，一位邻居，尽管他是异教者且很穷，但他还是给了我一把枣子、两个桃子和两三个苹果。我深受感动，尽量将我的一些东西送给他，并连声表示感谢和敬意。我们到达这里的路常人是难于想像的。为了避开那些在谷底奔流的激流，必须攀援陡峭的山岩。人们开辟羊肠小道只有2法尺或2法尺半宽。在你的右侧是一块陡峭的山岩，高耸如普里马蒂亚尔(Primatiale)的塔楼。左侧是深不见底的断崖峭壁，断崖离你仅2法尺，一失足就掉下去，而这在高高低低的岩石间是极易发生的。我的坐骑四脚着地摔了三次，好在向右没有擦着山崖，向左没有掉下深渊。上帝保佑了我们，我写下这些神迹使我感到脸红，因为我未能好好地给予报答。“藏”(Tsang)是中国人对Thibet的通称。他们也称之为“西藏” (Sy-Tsang),“西”即“西方”的意思，西藏在中国的西边，在云南省 (Yunnan)和四川省(Sse-tchouen)以远。这就是发生在一位索伦族（Solon）军官身上的事。这位军官没有其他人那样勇敢，看到自己难免一死时，就投向敌人。他属于一支被敌军包围的小分队。除他之外，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宁愿被杀死也不被捕获，就是“为了不给后代留下投敌叛国的恶名，以光荣的死来避免羞辱”。将军知道这位军官的怯懦行为后，立即派士兵带着他的手谕返乡，将他的家人悉数逮捕。他的家产被没收，妻子儿女沦为奴隶。男孩子还被判罚公开示众。由于父亲胆怯而受罚的这些可怜的 ，牺牲者被穿上战袍，两耳上被插着箭，被人们拖着在城里游街。带着他们的人，时不时地高喊，这就是叛逆之子们的下场。同样的仪式也在军队中进行，那些所谓的罪犯也有这样的遭遇。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在汉代明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他们来自“西域”(Si-yu),也即西方的国度。根据能从他们嘴里得到的所有东西，这个西方的国度似乎是波斯,他们经呼罗珊(Coras-san)和撒马尔罕(Samarcande)来到中国。他们的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波斯词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该国保持广泛的联系。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惟一立足的犹太人，他们和在印度、西藏、西方勒勒之地的其他犹太人互不相识。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他们中出过几个省的长官、国家大臣、秀才和举人等等,也有人拥有巨大的地产。但时至今日，他们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他们在杭州(Ham-Tcheou)、宁波(Nimpo)、北京(Pekin)和宁夏(Ninghia)的居住地消失了。大部分人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人们所知的只剩开封府的一支。他们总计七十多家，在他们来定居的时候，分成了不同的部落，如便雅悯部(Benjamin)、利未部(Levi)、犹大部(Juda)等。现在他们减为七个家族，总共至多千人。该城市最近一个 时期遭受到的各种灾难造成了他们的衰败。在所有这些文物中，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大经”。但为了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犹太人所说的“大经”仅指《摩西五经》。在他们的Beihel里，一共有十三部抄本，分别放在十三张桌子上，以纪念十二个部落和宗教的创始人摩西。这些经书不是如骆保禄神父所说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而是写在普通纸上的，人们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使纸卷起来不易破碎。他们祈祷时，面向西方。其会堂也是东西向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就在西方。有钱人可以不必去会堂，他们只要请人抄写一部大经，将它放入壁橱之中就足够了。因此，在普通的节日，在礼拜寺，人们只看到四五十人。放在壁橱中的大经是不能拿出会堂的。一位犹太人曾同意将他的大经卖给孟正气神父。但当孟正气神父将此经带走时，却令他大吃一惊。人们把此书夺了下来，并对他破口大骂。宋君荣神父并不满足于得到这些碑文的拓片，他还和这些犹太人建立了友谊。他调查了他们的信仰和习俗。通过访谈，他了解到他们相信炼狱、地狱、最后审判、天堂、死而复生、天使等等。但他们 从不声称是特别的信仰。宋君荣神父向他们解释我们普遍理解的耶和华一词的意思.所有的人为他鼓掌，向他保证，他们历来把这词看做是永恒的上帝，它意味着“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永远存在”。不难设想，这些犹太人很久以来已经失去了与西方犹太人的贸易往来，他们生于中国，他们不能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他们甚至没有了 B、D、E、R这些字母,被迫用P来代替B的发音，用T来代替D的发音，用ie来代替E的发音，用L代替R的发音。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解释摩西的时代问题，在碑文上他们称摩西生于周朝第六百一十三年。剩下的难题是，碑文上所推定的亚伯拉罕的年代和摩西的年代相差四百六十七年，而亚伯拉罕和摩西的 出生年代只相差四百二十五年，这样就多出了四十二年。我个人的推断是，这四十二年是摩西住在埃及法老家中的时间,此时他正接受埃及学问的教育。中国的犹太人可能根据某种传统或相似的东西， 将这位伟大人物开始焕发热情拯救子民的日子看成他出生的年代。关于《大经》的古老问题，这些犹太人曾对孟正气神父说过，他们拥有这部书已有三千年。其实非常明显，他们所说的不是一部三千多年的手稿，而指的是三千年前摩西接受的犹太律法。从犹太律法在西奈山颁布到这些犹太人对孟正气神父说话时为止，根据欧洲犹太人的一般计算正好为三千年，这也证明了中国犹太人的纪年方法和欧洲犹太人是相同的。我起先以为中文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但随着我对它了解的增加，我发现从表现力来说，世上恐怕没有比它更贫乏的语言了。中国人有六万多个方块字，但却无法完全表达人们用欧洲语言所表达的一切，迫不得已时甚至只能用书面语才能相互沟通。每个词都有各自独特的方块字或象形符号。请您想像一下，先生，倘若有人居然想以每个专门的字来表示每个词、每个名称、每种时态，那我们的语言将陷于何等的混乱！如以此方法来表达诸如绘画、建筑、几何、哲学等艺术和科学术语，情况将会更糟。如果要我们学习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方块字，那是多么可怕的麻烦事啊！这便是中文。中国方块字虽说形状千变万化，所表达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发音却鲜有变化。这种语言中充斥着同音异义的现象，因此极难把听到的发音写下来，眼前若无书本，也极难明白别人朗读的那本书的意思。所以往往出现如下情况：一个人即便准确无误地讲话，别人却听不懂意思，逼得他往往不仅要重复说过的话，还要把它写出来。可以说每个省份都有其用语或者说独特的方言；这并不奇怪，法国及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福建话比其他省的方言要难懂得多。试想，先生，当不同省份的人必须一起交往时，相互沟通的困难该有多大；不过，如果他们（把要说的话）费时费力地写出来，困难也就消除了，因为帝国范围内文字是统一的。欧洲有人认为，中文文字繁多说明其丰富多彩；但若进一步了解和思考，人们就会看到，这不如说是其贫乏的表现。构成中文的六万多方块字还不如拉丁语因之而丰富的文字多——如果把这种语言中所有词语都约简为一个特定符号的话。即使是比拉丁语远逊一筹的我国语言无疑也比中文要强。还要考虑到欧洲人用二十四个字母便表达了他们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变化，而中国人以其数 不胜数、难以理解的符号却甚至无法确定其读音，更不要说其词语 的真正含义了。您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您用部分闲暇时间阅读它是理所应当的——中可以获悉，当我们的传教士不知该如何向中国人解释圣教奥义时，只得给他们编一个识字课本，并与他们一起约定一些词语的意义和使用范围。因为中文里无一字可解释我们哲学的原理及我们信仰的奥义。总的说来，这便是他们语言的贫乏之处。无疑，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他们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归功于他们第一位皇帝伏羲。不过当时的文字数量不像如今这般庞大，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完善。例如，表示温良驯服的一个字，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一表示人，其二表示狗——即服从与驯良的象征,这两个部分都是有意义的且均与同一主体有关，它们便构成了完全的象形文字。数不胜数的方块字中，有许多字的笔画与其所示的意思仅有极疏远的关系，这使它们十分晦涩难懂，有时简直无法理解。为使您对此有个印象，我们仍以“人”和“狗”——人们试图利用其表示温良骤服--这两个字为例；它们可具有从狗的本性中借用来的其他许多含义，因为除表示温良驯服的人外，这个象形文字还可表示一个忠实的人，一个不好惹的人，一个贪吃的人：这一切皆与狗（的本性）适合。其他许多方块字也是这样，我不一一列举了，因为这只能使您厌倦。虽说方块字的数量简直无穷无尽，但其部首仅有三百六十五个， 不过每个部首有五种不同变化，这些都标明于中国人的词典里，与我们在词典里标出长音节和短音节有点相似，因此，三百六十五个部首可以说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五个。这样，尽管部首数量不能与方块字数量相比，但中国人作了如此多的组合搭配，因此每个字都有了自己的发音和独特的书写符号，而整个汉语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知道，先生，我就这种语言为您提供的概念是很不完整的;如果就此问题继续探讨下去，我无法不陷入无休止的与这种语言本身一样晦涩难懂的讨论之中。让比我更博学的人去更充分地阐明这种语言的结构及运作方式吧。现在我来谈谈在中国是如何做学问的。人们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固定，甚至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有钱的人家把先生.请到家里教书；其他人家凑钱合请一位先生教书，地点与先生一起商定,后一类人家通常合办有十名、十二名，有时为十五名学生的私塾，除向先生交钱外，还须共同或轮流负担其膳食。因为汉字又多又难，一个先生无法收许多学生。那些只想认几个字而无意于功名的学生，（一个先生名下）人数可逾二十；但有仕途之念的学生，一个先生只收八至十名。学生从印有最常用的象形文字的读本开始学习，然后读四书，再练书法，随之练习写他们称为“作文”的短文章。中国人有五部经典书籍，学生必须熟读方能获取功名；这些书称为“经”，即讲述万古不变之理的书。第一本书是《易》。第二本书讲的是伏羲继承人尧、舜帝及最早统治中国的三个家族的历史。第三本书是赞扬古代哲人和著名英雄人物的诗歌和颂歌。以前，每当皇帝登位，人们习惯上总要编排歌谣和其他诗剧以示庆贺。所有这些诗歌都被极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百姓都喜欢唱这些诗歌，不过他们也在其中掺杂了不少含有危险主张的伪篇章，所以孔子对其作了考订,剔除了所有以假乱真的部分。中国人非常重视这部书，他们的学者不断劝导人们阅读它。第四本书是《礼》，它讲的是人们在祭天地、祭神明、祭祖先等祭献活动及婚丧喜事等场合所应遵守的礼仪。最后,第五本书是《春秋》。除这五部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书外，还有四部简称为“四书”的书，人们称前三部为“孔子的书”，因为其中有一部是这位哲人的格言录，第四部是生活于孔子后一百年的孟子的书，该书包含了这位哲人与同时代最有学问的大师们之间的讨论。学生熟练掌握了这些书里的学说后要经受两种考试：第一种只是预试；但第二种是正式考试,通过后方有权参加其他考试——若想获取学士（举人）学位就必须通过这些考试。地方官或总督们举行考试时就把学生集中起来，从经书中选取几句话作为作文题目。考生文章写好后，他们便阅卷，然后依文章优劣列出考生名单张榜公布。除这种考试外，还需经另外三轮考试方可获得业士(秀才)资格；这些考试在三年中进行。第一轮考试中成绩突出者准予参加第二轮考试；若在第二轮考试中让考官满意，便可参加决定性的第三轮考试。第三轮考试一早就开始，先宣布考生名单，然后布置从经书中选取的作文题目。考试在省巡抚衙门大堂举行，考生们统统被集中于此；若考生太多，巡抚便另择更适当之处作为考场°考生一进考场，在完成作文前既不能出去，也不得交头接耳；整粗士兵看守着他们，士兵须检查考生进场时是否夹带了作文时可资利用的书籍。文章写好后先由主考官阅卷，随之交给他专门请来为之作证的文人们看；之后，主考官取文章最好的一批人授予秀才头衔。我不向您赘述授衔时遵奉的仪式了，一则我对此所知甚少，二则有人告诉我仪式很长，说起来使人厌烦。只须指出，秀才们为保持其头衔，必须每三年参加一次新的考试，直至成为退休后仍保留头衔的秀才。此类考试的前两天，秀才们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集中起来。在那里，考官以抽签方式抽出他们中三个人的名字，令其解释“四书”中三个段落；然后阅览命题作文并予以审查；再依文章好坏确定名次。秀才们被分为六等：第一、第二等为优，第三等——这总是人数最多的—— 为中等，被列入第四、第五等是不太体面的，不过只有列入第六等的人才会失去秀才头衔。所有这些考试之后，想获取举人头衔的人还要经过三次考试。前两次只是预试，但第三次则是严格而正式的，它每三年在各省会城市举行一次。皇帝派两名大臣作为考官，其中第一位是主考官，通常是从国子监(college royal)遴选的；第二位作为他的陪考官或副手。 这两位考官不得到家乡省份主持考试，这是全帝国均须严格遵守的规定。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及其他许多预防措施，各地照样会出现买卖举人头衔的事；说实话，如果皇帝得知此事，考官们是要被处死的。有关举人考试的一切，如月份、日期、时辰等均有安排；它在三个不同日子里举行中国农历八月初八下午是考生们第一次集合，一直要延续到深夜，考官宣布已通过砂试的考生名单。初九一大早，主考官拿出几句格言（作为试题），考生们须对其展开评论；这些格言刻在一块小木板上，考生们人手一块。第一场考试于初十上午结束。第二场考试十一日开始，十三日结束。第三场考试十四日开始，十六日结束。考场称为“贡院“即选拔应向皇帝推荐的人才的地方。这是一幢很大的建筑，里面有许多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间，每个考生一间；这些小间之间形成一条长廊，尽头是一个大厅，是总督议事之地。大厅两侧十个房间是给十位监考官用的。省总督主持考试,主要负责维持秩序。鞑靼士兵把秀才们领到各自的小间，关上门，贴上盖有总督大印的封条。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结束后（我为避免冗长而省去了其他许多细节），便分发从我前面提及的经书中选出的作文题目。文章写好后由专职司书们警写，以免监考官们认出作者笔迹。文章誉好后交给监必了考官们，他们阅罢后向（皇帝派来的）官员们报告，然后决定日期，公布获得举人头衔者的名单。在此期间，官员们还要把这份名单寄给皇帝，犹如向他推荐能为皇上治国安邦效力的人选。张榜之日，总督设盛宴款待新举人们，还以皇帝名义送他们每人一只银杯和一顶上面有一颗红珠的帽子。第二天，新举人们要接待省城所有官员的拜访；同一天，他们还要隆重地前去向后者致谢。举人考试就此结束。进士考试在北京举行，程序大同小异。人们称它为帝国各省举人会考，从中选拔约一百五十名分为三等的进士。第一等仅三名，而且须经皇帝亲自审查。第二、第三等人数不定，这并不妨碍他们升任最高级的官职。先生，您一定会同意，此种等级制度的制定肯定是受聪明的政治谋略所支配的，因为除中国人天性爱好自己的文字以外，这种持续的训练、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高尚的竞争，使他们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全神贯注于此，以免其因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引发国家政治混乱。他们一到识字年龄就向往考秀才，往往要付出许多艰苦努力方能获得这一头衔；而一旦获得，又几乎毕生都要忙于新的考试才能保住它或是取得更高的功名。有了这些功名，他们官职步步晋升，享受使其有别于百姓的某些特权，还可带给他们贵族头衔。官宦子弟若不追随父辈的足迹与他们一样学习文字与律令，通常会在他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重新跌入平民阶层。此外，这些训练为许多人提供了谋生手段。他们可以当教师，学问能让他们免受贫穷之苦。然而，正如最好的东西也有瑕疵一样，重视文字使中国人不善作战，泯灭了他们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是最野蛮的民族天生具有的），也使他们忽视技艺—— 据说他们从前这方面的知识要广泛得多，也完善得多。先生，我对您说过，中国人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不过每个城市无论大小，总有几个由一二名举人官员牵头的学社，人们于其中舞文弄墨。但这里的学习是如此缺乏生气，或更确切地说是如此被人忽视，因此这些学社配不上人们赋予它们的漂亮名称。中国人在军界也有功名等级：有武秀才和武进士。武秀才数量与文秀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是整勒人或整粗人子弟，而且不像文秀才那样分为几个等级。武秀才的主考官通过考试授予头衔，考试中要求考生更多的是敏捷而不是学识。武秀才若想成为武举人，就须参加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考试，这种考试安排在文举人考试之后的两个月即十月初举行。考试分三场，由总督主持。第一场考射箭；第二场考马上技巧以及在省城附近一片原野上跑马的本领；最后，第三场考试是让考生就军事学科的某些方面写命题作文。然后将成绩突出者的名单张榜公布，方式与文举人考试时实行的一样。武进士考试与文进士考试同年在宫中举行，获此最高功名者有权担任与同级文人因其功名而得到的职位相当的各种军职。先生，为防止因庇护照顾而带进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人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我不向您细述了，它与文人考试中采取的措施一样;然而中国照样有笨拙的武将，其数量至少与无知的文官一样多。尽管考官出卖（表决中的）赞成权是要被处死的，然而这种考官被处死的很少。首先是因为此类犯官太多（若认真查处，帝国不久就没有官员了）。此外，告发者寥寥，都怕得罪地方官，因为地方官肯定会以种种借口并以各种方式，或是专横暴戾的敲诈勒索，或是残酷的迫害,再或是通过他们总能找到理由的监禁关押，来为官吏集团复仇的，只要朝中有人支持他们作恶即可。这里与别处一样,此类官员十分常见,只要得宠于君主或有他的亲信们撑腰，不公正之事总能大行其道。（之所以禁教）原因只是：它是帝国中外来的宗教，它不承认当地的神灵或偶像，它反对佛爷（也反对礼拜佛像，它不祭献祖宗，既不为其烧香，也不为其烧纸钱。夫人，我只是向您介绍了这道禁令的概要，但其构思的方式却让我们怀疑，这究竟是对基督教徒的指责呢还是对他们的赞扬，抑或是对帝国中盛行的可笑的迷信的一种讽剌呢？对于这种迷信，帝国中数量不少的真正的无神论者是绝不赞成的。这位空想家的主要信条之一，是必须竭力向虚无靠拢；其办法是：追求完全的无为状态，尽可能少想，避开一切是非纠葛，生活于这种愚笨的懒散和麻木不仁之中—— 因为这最接近于虚无。他声称“空”是一切事物的本原，认为有一群精灵和守护神操纵着人间的事务，主宰着事物的演变，因此人们不应参与任何事情。为鼓励门徒们相信其教理，这个招摇撞骗者许诺让他们和他一样长生不老，因为他已使门徒们相信他永远不会死亡。谁能相信这种拙劣的谬论至今在中国仍有虔诚的支持者和大批宗教信徒呢？这便是人类的盲目性。最令人厌恶的教理，只要它古怪离奇，往往比最光辉的真理对他们思想的影响还要大。佛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备受尊崇。这个假冒的预言家的故事本来似乎应该让中国人醒悟，实际上反倒增加了他们对他的敬重。相传佛是印度一邦主之子，其母怀他时，梦见自己吞下了一头象，预示着她将生一个硕大的孩子。舆论普遍认为，这个孩子确实很大，母亲只得剖腹才把他生下来，而她却死于这一手术之中。一生下来，佛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啼哭，而是走了七步，一只手指天，另一只手指地，以令人生畏的声音说道：“无论天上人间，我是人们都必须敬重的。”十九岁时，他躲到一偏远之地研习哲学。有人断言，他在那里收了大批门徒后突然就变成了神。其实他是个堕落之徒，他之所以决计远离同伴，是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他沉湎其中的可耻的放荡生活。他生前及死后拥有如此虔诚的宗派信徒是不足为怪的。我不知道这个招摇撞骗者留下过什么文字；那些自称受他启示的和尚是其教理的受托人，而这种教理正如“李耳”的教理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魔鬼的术士们创立了灵魂转生说；他们把死后的惩罚强加在犯过罪行的人们身上，这些惩罚归结为，此类人的灵魂将相继转生在母牛或母羊身上，然后再转生在蛇或骗马身上，等等。然而，只要向和尚们施舍，帮他们盖庙，使庙里富起来，人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只要你生前对和尚们出手大方，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那就肯定能获得体面有利的转生。由此，杀人犯、纵火犯、最卑鄙的恶棍都可通过向和尚布施而洗刷罪行，其灵魂有朝一日还可转生在一个能带给他种种快乐和荣耀的躯体身上。和尚们确立师承于其佛祖的这种荒谬教理，其意只在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对金钱垂涎三尺，为了敛财，他们可充当任何角色。由于他们几乎都出自社会渣滓，所以在达官贵人面前装出一副殷勤温顺的样子，以便得以出入最豪华的府邸。他们安抚那些因死后命运无定而心绪不宁的胆怯者，为使他们更加放心，还许诺他们将得到佛的善待和保护—— 条件是给和尚丰厚的礼品。至于妇道人家：和尚们通常给予一幅佛像，让她们挂在胸前，作为今生幸福来世快乐的可靠保证。他们取悦百姓的办法远不止此，有时，他们会公开表演某些非同寻常的苦行，不过观看者可要大大破费了。有的和尚脖子上系一根粗大的锁链，拖着它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化缘，口口声声说只有常向他们布施的人才能洗刷罪孽。还有一些和尚用头撞石头或用鞭子将自己打得遍体鳞伤。我见过一些和尚因为斋戒和节食而显得如此瘦骨嶙峋，人们简直会把他们当成游走的幽灵。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卖弄炫耀而已，其动机是最可鄙的利欲。只有小民百姓才受这些虚伪的闹剧演员蛊惑；读书人知道他们这套把戏，因此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和君主也会迎合他们的谬论；高宗皇帝（Cao-tsong）为潜心佛事，竟然将帝国让给儿子管理，自己则从和尚们的保护者变成他们的朋友，然后成为其同伙，最终竟成为其奴仆/对于我上面向您谈及的两个教派，我原本可以说得更详细些；但这些问题，您可以杳阅杜静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这部著作提到了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其他许多同样荒谬的体系。例如哲学家们建立的关于万物起源、天体形成、人类的起始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体系。中国人对这些问即的认识极其错误、极其可笑，同时又是与抽象的高深科学的发展完全相悖的，他们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才华。然而，这便是这个如此有知识、如此聪慧、如此有教养和如此明理的民族。在我看来既易懂又崇高的我们的圣教，若无上天特别恩典，就永远成不了当地占主要地位的宗教。中国人自视甚高，确信自己的思想最为敏锐，他们迷恋于空想，特别眷恋一切能迎合其习性的东西， 最后，和尚们欺骗这些可怜百姓的手腕又是惊人的高明；所有这些障碍实在太强大，使我们不敢奢望战胜它——除非上帝创造奇迹。马若瑟的家族是靶翱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而且为帝国提供了大批各级官员。他本人也因功荣任要职。他按惯例先担任过几个低级官职，随之被安排在顺天府衙门供职，不久就提升为该衙门中一个守备(Cheou-Pei)，负责所辖地区的治安。马若瑟的职权范围包括北京城内人称“汉人区”(Ville chinoise)的地带。该区域各个街区有各种行当的工匠和许多大富商，中国最珍奇之物，这些富商应有尽有。他们的礼品不用多久就能使一个不廉洁的官员富起来，但马若瑟却一尘不染。此外，这里还有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许多穆斯林，他们对中国的习俗不大了解，再加上这些人天性好动、富有煽动性、难以满足，因此很难控制。马若瑟管辖的地区虽然住着大部分这样的外来人口，但由于他举止文雅、性格温和，因此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拥护。 升任新官职时，工匠、商人、穆斯林及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他赴新官邸所必经的街道上迎候他为其送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十分令人高兴的赞誉。百姓们因他离去而惋惜和痛苦，希望(新)守备能像马若瑟那样为他们着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冲淡他们的痛苦。受封大学士公的这位大臣性格诙谐，和蔼可亲。自担任内阁首辅大臣二十六年以来，皇帝始终对他宠信有加，百姓视他为偶像且爱戴他，达官贵人们以他为楷模并尊重和钦佩他。他老成练达，一眼便能判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才华出众，学识广博而深厚，因此能总揽一切、推动一切并成就一切。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上的禀性，因此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以何种方式向其禀报政务方能期待成功；此外，由于他心地善良、宽厚大度、情感高尚，因此总是留意在最合适的日子里奏报政务。相反，他儿子性格阴郁、倔强、粗暴。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志大才疏，威严有余才干不足, 他历来主张严刑峻法，从不宽恕任何人。首辅大臣赴云南督军前曾请求皇上不要过于宠信他的儿子，还对皇上说，他儿子太年轻，难以审慎地运用皇上的宠信。但皇上认为额驸之所以执法过严是因为他非常蓟勉于为自己效力，因此笑着对首辅大臣道：“你大概担心他连你也会责难或者会给他自己招来麻烦，不过你放心吧，朕会留意敛其锋芒的；热情将随年龄增加而减退，但经验却会帮助人通情达理。”大部分财组家庭都有一些普通奴仆为其效力，除此以外，法律还规定这些家庭—— 尤其是官宦人家—— 可拥有另一类奴隶，这些奴隶因其社会地位而不得离开主人，否则将被处死。马若瑟拥有好几户奴隶家庭，让他们都信奉了基督教。由于判决只涉及他本人，又不抄没他家产，因此他有权至少带部分家奴跟他去流放地伺候他——尽管他本人在那里也处于奴隶地位。此间常可看到一些家奴由另一位些家奴伺候,后者有时比管辖他们的主人还富有。但马若瑟决不愿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奴。他被判刑并到了兵部以便从那里被送去流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让他的奴隶们自由；为防止有人日后找他们麻烦，他立了字据，还让利他刑的衙门接受了这份字据。通过这份字据，他宣布家奴们为有权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人。家奴们热爱马若瑟如同自己的父亲，因此都要跟他去流放；但马若瑟这位精修圣人要把仁慈之举做到家，他只允许一个平素跟着他的贴身家奴随他去流放，因为这个家奴尚未成婚，可无牵无挂地远走他乡。我对您说过，马若布运回了战死沙场的马若瑟独生子的遗骸。鞑靼人的习俗是，必须把战场上死者的遗体运回来；如做不到这一点，也要把死者临终时使用的某些物品一一如头发上的饰带、射箭时使用的环圈等带回来；若找不到死者任何遗物，就要将其姓名写在纸上放在棺材里送到死者家里，费用由死者所属的旗负担，旗里还要提供一名男丁陪伴死者家庭。死者家里收到棺材后，不管里面有无遗体，都要像里面装着遗体一样举行葬礼。皇上为出殡仪式提供一定数量的费用而且每月准时给寡妇发放抚恤钱粮。由于人们未找到马若瑟儿子的遗体和任何遗物，棺材里装的正是一张写有死者姓名的纸条。因此，对于马若瑟而言，打开这口棺材，甚至看看这口棺材都是无用的；但当棺材抬到他家里时，一家人还是恭敬地收了下来并举行了仪式。马若瑟的家人施舍了许多财物，祈求上帝让死者灵魂安宁，然后按习俗把棺材埋葬了。达到所需年龄后，安德烈被安排在一个衙门里效力以练达世事。 他把公务以外的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继续钻研基督教，激励基督徒，教育缺乏知识的信徒或使他们重新履行职责，他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穷人。他家境富裕，在衙门供职的收入全由他支配。以他这般年纪，把钱用于娱乐消遣，人们也是允许甚至是赞同的，他却只用于慈善事业。他在我们教堂附近买了一所房子收容无家可归的贫苦基督徒，因为这些人老弱病残,无法外出乞求施舍。我常看到他在那里供养着许多人，而且不仅设法为其提供物质食粮，还为其提供精神食粮：他常亲自去教育他们、安慰他们、激励他们,使他们作好思想准备以便卓有成效地领受圣事。云南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不过开采的只有铜和锡，皇帝每年从这里取走的这两种金属数量惊人。这些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硫蒸气使驻扎于此的部队中死去了许多人，中国军队即将前去作战的缅甸（Mien-fei）王西与云南之间有山脉相隔，其间只有蜿蜓狭窄的隘道可供通行，因此，所有军需辎重只得雇用脚夫运送。穿过隘道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沼泽地带，上面长着被称为竹子的又粗又硬的芦苇。为穿过这一地区，军队分成了两部分，一支由阿里衮统率经陆路前进，另一支由首辅大臣指挥从水路进发，后者早已想到让人在敌国建造了足以运送军队的大量船只。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两支部队中的弓、箭袋，甚至马鞍都无法使用了，潮湿的天气加上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蒸气使许多人得了病，部队减员达 1/4。噢，上帝！正当我卧床不起孤独无助之际，您派了人来帮助我、照料我，在我最后的时刻里激发起我对您无限的感情， 而在我结束尘世生活后又可汇集和保管我的圣像、圣书及其他宗教用品。这不正是上帝对我的特殊恩惠以及圣母对我保护的明显标志吗？你们到达这里以前，我痛苦地呻吟，得不到安慰，这倒不是因为我这里微不足道的财物在我死后将无人照管；我对你们坦率地说过这些东西于我是不足挂齿，因此根本不会让我操心的，而是因为（担心）在通往永恒的路上我将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而且我留下的祭礼器物将被异教徒们所亵渎。正是这些事情折磨着我。你们到来后， 我的痛苦和忧伤变成了欢乐和安慰。所有这一切都靠了我亲爱的教友们的祈祷，我希望（我内心甚至确信）上帝召唤我前去的日子也将是礼拜三。““对我们说了这番话后，马若瑟把圣像和书籍交给了马蒂亚斯,同时对他道，今后将由你来负责一切，至于我，此后我只想潜心灵魂和永恒之事而不再照管家务了；不过，鉴于我十分虚弱，白日里两个仆人应轮流留在我跟前照应。安排妥当后，他果真开始一心只想永恒之事，不时让人给他朗读圣书中关于人的四种结局的篇章或是论述净化心灵和获取道德的篇章。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读当天的福音章节以及从中得出的思考要点；其他日子里则主要读当天应当纪念的圣徒的生平。有时，我们建议他在饮食或衣着方面稍作改善，但他不允许我们说类似的话，反而还吩咐我们不断提醒他认真苦修，提醒他因其过失而向上帝赔罪。此外我们还发现，他在谈话中（谈话内容始终与上帝有关）常向我们重复这样的话：‘我希望而且相信上帝将在某个礼拜三召唤我前去。'9 月 13日起，他的胃已接纳不了任何食物和药物，只能喝几调羹水。这样一直延续到2 2 日，此后便连喝的水都要吐出来了。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让人把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放在他目力所及之处（他的视力因痣已大为下降），双眼再也不禽开这一圣物。十字架唤起的情感使他泪流不止，泪水耗尽了他余下的生命，也净化了这位殉道者的心灵。马若瑟去世和人殓后，人们便考虑遗体火化的事了；这是马若瑟本人吩咐过的，也是中国不少地方通行的做法。大家很清楚，这是为了把死者骨灰带回去。然而或许是法令禁止带走死于终身流放者的骨灰，再或是因为仇教之故，人们对教徒特别严厉，反正是花了许多钱才获准火化遗体和带走骨灰。百日后，我去墓地小教堂做了弥撒和追思祷告，他们全家为此都聚集在那里。各种例行仪式结束后一个月，正当我与我们修会成员（其中七名教友是马若瑟的堂兄弟或侄子）一起庆祝护守天神节时，晁俊秀神父于年终去马若瑟遗孀的家庭小教堂举行了弥撒；这期间，马若瑟太太携儿媳、几个女儿和孙女以及其他几位近亲一起领了圣体。这便是我们向马若瑟这位杰出的精修圣人所作的虽无排场却充满敬意的最后告别了。他当政时期，欧洲人为他做的事情要远多于为他祖父康熙帝所做的事。这是因为，这位君主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因此人人都竭力想在往后的日子里证实大家对自己优良品质所作的高度评价。这位君主对欧洲人过奖了，他公开对所有人说只有欧洲人才精通天文学和绘画，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只是“后生小辈”。您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偏爱对于一个骄傲的民族该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民族眼里，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我们有时还能见到皇帝一位堂兄弟，此人特别器重法国人；他和蔼可亲，见多识广，谈吐优雅，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友好，但他很难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谈论宗教问题。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迷恋于本国的迷信，因为他对偶像及其门徒们极为蔑视；然而，在那些对尘世过眼烟云般的财产仍有所依恋者的心里，害怕失去职位或累及家庭之类的担心仍会产生重大影响。虽说天主教在帝国是被允许的，皇帝对我们也予以保护，但基督徒仍会遇到许多麻烦，归信者们几乎总会或失去职位，或丧失名誉，再或是失去财产。这些不幸的旗人中有一个约二十四岁的新信徒，他一天中被鞭打了四百余下，随后，人们又让他跪在瓷器碎片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奉命监督他长时间始终保持这种姿势，致使他终于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了。然而多亏了上帝，他对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其他一些旗人被双脚朝天吊了起来，有几个人被迫赤身裸体躺在冰面上，许多人几乎被活活打死。我不再痛苦地叙述京郊农民忍受的此等闻所未闻的暴行了，以免刺激您的同情心。迫害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付的正是他们，然而（上司）却无任何命令要处死他们，因此，每当让基督徒出狱时，迫害者们总会留心让他们填写健康证明书，因为倘若有谁死于狱中，对此负责的官员将立即会被革职惩办。弗勒里在宫廷生活中远离阴谋，没有野心，而且保持着潜心研究的癖好。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他著作的目录，因为它太著名了，何况所有希望了解它的人自会热心汇集的。我们相信，人们将感谢我们令其知道了（本卷开头）这篇论著。我们对其加了一些旁注和评论，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这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不恭，因为我们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敬意，何况这些旁注和评论是恰当的，因而是必要的。而利玛窦一完成从事此类事业所必需的学业便追随老师干了起来：因为这一事业要求人们把可靠深入的知识与正当的目的、巨大的勇气及忘我精神结合起来。到达由葡萄牙移民居住的澳门后，范礼安因见到中国这个如此著名的民族仍处于死亡阴影之下而深受触动。进入一个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地区所遇到的困难并未使他气馁。最初几次尝试毫无结果,但它们没能让他丧失勇气。有时，人们听到他面朝中国海岸叹息或高声叫喊：悬崖峭壁啊，你何时才能开启大门？他挑选了自认为最适合于从事这项崇高而艰难的事业的福音传者，让他们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话。在我看来，任何民族都不会有比中文更麻烦的语言：这种语言词汇并不太多，但每个词都表示一大堆意思，全凭十分微妙的音调决定其真正的含义。中国文字是一门无边的学问，因为很少有什么词语不是以特定的字写成的。然而，在对上帝坚信不移的人们心中，爱德可以成就一切！范礼安神父的学生们不久就认识了足够的中国字可以进入该国了，不过这些旅行的作用只是使他们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好感，使之稍稍熟悉了外国人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恐惧和蔑视。但若想更长久地待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这里宣传和牢固地确立宗教，这恰恰又是必需的。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人们才获得了成功。利玛窦神父的耐心战胜了一切困难：上帝降福给他以勇气，在澳门及其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之际，他却在那里获得了援助，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房屋，不仅能维持自己和两名教友的生计，还能给官员及其他官吏送礼——因为他必须以此换取他们的保护。1583年 9 月初，利玛窦抵达肇庆，获准在此定居并购买适当地块建造住房。迈出这第一步后，他必须研究新东道主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性格，以便利用最妥善之法教育和启发他们。利玛窦神父抵达北京后曾说，一想到为赢得目前的处境而必须做，尤其是必须避免的一切，他就不寒而栗。在举世所有国家中，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是最棘手、最困难的。中国人生来就蔑视外国人，后者必须善于展示十分值得器重的本领才能赢得尊重。与蔑视同样强烈的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恶感，这种恶感在当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十分有利可图才能使中国人容许与外国人交往。此外，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些时间以来在邻近中国的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征服引起了这些多疑的民众极大的不信任，因此，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在其辖区见到一个外国人都会感到不安。传教士们知道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决定谨慎从事，十分审慎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努力渐渐地使中国大变得容易接近，并利用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赢得他们的尊重，以便更可靠地以讲道嬴得其心灵。他们把精美的宗教画陈列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以此开始把中国人吸引到这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是十分新鲜的事。随后，由于他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数学，曾在罗马师从著名的丁先生 (Qavius)学习过的利玛窦神父便展示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从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绘制了一幅地图，特别让中国人喜欢，而且以此纠正了他们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的最大部分是中国，余者不过是围绕着它并充当其点缀的零星土地，他们一直以为大地是方的，中国居于中央。传教士们所持的这一科学观点使他们博得了那些因职位和才华而出类拔萃者的尊重。人们经常拜访传教士，从他们住地回去后为传教士们的博学而入迷，甚至因他们所讲的我们宗教的道德而陶醉：因为传教士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讲道，而在宣讲圣教奥义前,他们向来访者讲解的是十诫箴言；受最初成功的鼓舞，利玛窦撰写了一本教理入门的小册子。这本书虽流传全中国，但赞成者却仍极少。百姓一如既往地抱有成见，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达官贵人们对这些外国人优礼有加，因此，他们侮辱后者，甚至一有机会就折磨他们。传教进展如此缓慢，使得有些人指责传教士在策略上过于谨慎，有人从那时起就著文反对并诋毁他们的行为。 但利玛窦依然勇往直前，并使一些人归信了基督教；虽说归信者人数不多，他仍认为必须增加传教士及其活动场所。在计划受挫后，他们只得撤退。利玛窦独自留下待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始终与百姓及官员们的偏见和贪婪进行斗争。最后，他在风暴面前只得让步并撤回了澳门。他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很短时间便返回了他珍爱的传教地。靠了数学知识，他在中国另一个城市韶州站稳了脚跟。他向一些中国人传授这门学问，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接受更为重要的关于基督教和灵魂得救的知识。坚忍不拔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有人终于认识了真理，新信徒人数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增加。然而愚民们不顾官员们给予利玛窦的尊重和礼遇，有机会就向这位神父及其合作者表示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他们不仅对其恶言相向，有时甚至以石块攻击神父。更令利玛窦悲痛的是，他失去了麦安东神父和弗朗索瓦• 石方西神父这两位伙伴，两位神父都对天主充满虔诚 而且都酷爱祈祷和苦修。这一损失正好发生于他最需要听取他们的议之时，因此使他格外痛心，因为他当时正在酝酿前往北京并把福音之光送往那里的计划。舆论对他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才干的评价让他觉得这一切可使他能直达天听，而且他自信，如能使皇帝赞成,传教事业便能获得更可靠更迅速的发展。为实施这一重大计划，他认为必须脱下在中国颇遭鄙视的教士的法衣而换上备受尊敬的儒服。随后，他恳求一位高级武官同意让他陪同进京，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后者的友谊与尊重，而皇帝新近恰好要召这名武官进宫。官员同意后利玛窦便与他一起上路。但这名官员半道上就改了主意：他担心把一个外国人带入帝国腹地会引起麻烦，因此想把利玛篓打发回广东。利玛窦再三恳求才获准跟随他到达南京。不过他无法指望在这个大城市中能成就多少实际有益的事，因此又返回南昌，心中不免想起自己为耕耘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并未使他绝望。在南昌，总督、各级官员及文人们非常欢迎他且常去拜访。他在那里撰写的几部学术和道德伦理学著作颇受好评并流传全国。总督亲自建议他留在南昌，利玛窦神父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住所，还获得了与一名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官员一起前往北京的机会。在第二次进京途中，他遭遇了与前一次同样的麻烦：这名官员也怕受到连累，而且向利玛窦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敢完全拒绝履行向利玛窦许下的诺言，因此，传教士随他到了北京。去南京前，利玛窦想先去苏州。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威尼斯，只是后者被大海围绕，而苏州则建于内河之上。这个城市人口如此稠密,物产如此丰富，位置如此优越，以至中国人都称它“人间天堂”。到南京后，利玛窦建造了住所，在那里接待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的来访。许多有识之士拜倒在他门下，以便在他的熏陶下革除中国人在几乎所有学科中的错误观念。他们的物理学家确立了五行说，却从中排除了空气，把由空气占据的空间只看成一个真空。他们以另两个要素—— 金和木—— 取代了它，他们如此长期刻苦予以研究的全部的星相学，却尚未使他们明白月食是因地球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而引起的，百姓们就此所说的奇谈怪论即便出于最不开化的美洲人之口，人们都很难予以原谅。他们不知道天体体系，也没有任何稍稍像样的此类体系。他们最能干的地理学家认为大地是方的，并坚持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而无法想像在此问题上还有相反的看法。利玛窦对所有这些及其他大量谬误的有力辩驳使(中国)学者们犹如聆听神谕般地倾听。不难想像，当某些偶像崇拜者试图就上帝及真正的宗教问题与传教士辩论时，后者对他们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由于这类辩论是公开进行的，所以利玛窦神父赢得了普遍的赞成，以至人们相信自己每一次都是被说服的；也正是从这时起，南京的有识之士公开承认了上帝并开始学习应当奉献于它的礼拜了。利玛窦神父始终认为，没有皇帝保护就绝不可能平稳地开展工作。因此，当他看到已有足够的合作者可在南京维持并增加新信徒人数时，便着手第三次进京了。他准备了进呈皇帝的礼品，汇集了他为此而长期收集的欧洲珍奇之物，踏上了进京的征途。在战胜种种逆境和障碍（它们或许会使除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传教士以外的所有人灰心丧气）后，他到了京城，终于把礼品献给了皇帝。后者愉快地收下了所有礼品，其中有一幅耶稣基督画像、一幅圣母像、一只钟、一块带报时装置的钟等。这位国君容许他住在北京且准其每年四次与同伴一起进入宫中某个区域—— 这是只有皇帝的官员们才有权进入的地方。利玛窦神父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从二十年的辛劳和忍耐中获得的不过是残酷的迫害或是寥寥无几的赞成。更确切地说，上帝的律法及其使者在宫中并未被理解，皇帝对其并未予以赞成，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宠并未消除阻碍中国人对于信奉一种外来宗教的畏惧和羞怯，因为他们不仅优柔寡断，更是骄傲自大。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在寻求真理，而且一旦认识便选择了它。多妻制及对于绝后——这在中国被视为巨大的不幸——的担心使其中大部分人（在信教问题上）裹足不前，不过圣宠还是把不少人争取了过来，使之战胜了此类难以抑制的渴望，这些人中甚至有因其出身和职位而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作为榜样被人们纷纷效法，以至尽管往那里派遣了许多训练有素、充满热忱的新传教士，却仍无法满足需要。利玛窦和伙伴们关注的范围超出了京城，他们去乡间和外省游览，沿途布讲福音，使人领略和信奉基督教义。新人教的教徒成了新的使徒。他们的变化，他们品行的纯正，他们的谦逊、温和、耐心、无私及仁慈与传教士们的布道一样—— 或许更能—— 使人信服：后者从欧洲带来的是人们惟一应予信仰和实行的宗教。是什么哲理信条在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动中造成了这些彻底的变革呢？人们寻找一种可使人变得更好的道德规范，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范，可有人拒绝了它。这种规范源于上帝，而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已不再愿意只被那些骗子或受骗者引导和启发了，也不再愿意只被那些盲目轻率之徒引导和启发了！“我们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们（《路加福音》19：14）考虑到该帝国的习俗和风尚，传教士们必须极其谨慎才能让中国妇女了解宗教。最早被他们教化的妇女充当了教育其他妇女的讲授教理者的角色，传教士们则尽可能尊重在她们看来已根深蒂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作者干其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及人类的自由，他摧毁了异教及无宗教信仰的各种荒谬的体系，从而为人们认识上帝这个造物主和救星作好了准备。无数的工作耗尽了利玛窦神父的精力，纵然他体格强健也无法支持。奥尔良神父说:热忱，勇敢的、持续不懈的然而又明智、宽容、审慎的热忱，为了更加有效而缓慢行动，为了更敢作敢为而犹豫不决；这便是上帝指定到一个爱挑剔的、多疑的、天生就反对一切非出本国的事物的民族中担任使徒的人的性格。必须具有真正崇高的心灵才能那么多次重新开始一项常常被破坏的工作，而且如此善于利用最微不足道的希望。必须具有过人的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习惯于只尊重自己的人他冲赢得尊敬，才能向迄今为止一直以为没有任何人可教他们任何东西的人们传授一种新的律法；当然，还必须有利玛窦那样的谦恭和节制才能减轻这个傲慢的民族在优势精神面前所感到的约束，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约束时才会自愿地服从它。最后，还必须有使徒般崇高的品德以及像使徒一样与上帝息息相通，才能使自己以内在精神的热忱去承受如此艰难、如此充满危险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 利玛窦到中国后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与之相比，可以说最长期的折磨与痛苦都要小得多。在把遗体留在中国的同时，利玛窦神父还留下了至今仍被新基督徒们珍藏于心的精神，即对信徒们的热忱以及对传教士们真正的虔诚。信徒们正是因坚贞的热忱，才得以频频战胜迫害并战胜那些不时以足可令最坚定的人震撼的暴力攻击宗教的迫害者；传教士们正是以这种明智审慎的虔诚才得以推进上帝的事业。在非基督教国家中，各（传教）团体间的嫉妒、偏见与怀疑往往会破坏最兴旺的基督徒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失利往往起因于那些本应为确保它们成功而工作的人口但愿从今后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亲相爱，任何人都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也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大家一心只想而且只关注让人们认识和赞美上帝的事——因为我们要宣传的就是上帝。只要忘却形形色色的竞争和对立，人们对他人所做的好事就会像对自己成就的好事一样感到高兴，因为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假他们之手或是假我们之手所做的。中国人拥有大炮,却不会使用。为向葡萄牙人请教，人们把他们从澳门召请到内地，而且还认为应允许传教士们陪同前来。天启这些努力迫使整勒王退回了自己的边界，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便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赢得了达官贵人和皇帝的尊重与欢心。天启的继承者崇祯对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智学识极感兴趣。后者被视为全帝国最受这位君主敬重的人之一。1636年，正值这位倒霉皇帝的统治时期，两个在中国不同地方作乱的强盗中有一个羽毛已丰，便向皇帝发起了攻击。他把皇帝围困在北京，没用几天工夫就迫使后者为不落入他之手而自缢身亡了。为了报复并击退这伙强盗，镇守边关的吴三桂请鞋翱人助他一臂之力。鞑靼人飞驰入关，击败了强盗,夺取了北京，同时却把他们救援的帝国据为己有。征服战始于鞋粗的崇德皇帝，其子顺治帝完成了征服。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 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南怀仁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 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VIII，50)倘若有个旅行者，到了欧洲边缘某个城市，与一个无知无识而且他又听不懂其言语的欧洲人谈了几次话，就想对我们谈论我们的种种习俗，评论我们的科学院、法庭和行政管理，而且无任何证据也不引证任何权威意见就反驳人们就此写过和发表过的一切，那我们该作何感想呢？然而发生在德•索纳拉先生身上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他到过离首都约600法里的中国边缘城市广州，在那里没看到多少东西，更没有和官员及文人们谈过话，人们几乎不准他走出指定给欧洲人暂住的区域，他根本不懂这种如此难说、如此难懂的语言；然而他却像一个曾经周游过中国各省，阅读过中国主要典籍，参观过宫殿、各部及学术机构，会晤过军政长官、法官和文人的人那样发表意见。他对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广袤帝国的居民、农业、行政管理、作家及其作品、技艺和习俗等等妄下结论。总之，他对一切都要议论一番，而且其口气与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四十年的人，与周游过中国并测绘过它的地图的人，与陪伴皇帝出巡过的人，与曾在中国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并经常与官员及文人们交淡、研究过中国语言、习俗而且研究过他们非常想深入了解的这个民族特征的人，与获准接触文书档案并出入宫廷的人同样甚至更加自信和肯定；何况，德-索纳拉先生以轻蔑和毫无说服力的轻率态度不断予以驳斥的正好就是这些人。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似乎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们就不再像欧洲最博学的人们不久前认为的那样值得人们咨询，值得给他们寄自己的著作了，其书信也不再具有价值，更不值得人们尊重了。他说，传教士们把中国人当成了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然而，没有任何传教士对我们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确实，他们在书信中曾告诉欧洲，他们在中国发现了一些观象台、天文仪器、从事天文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知识以及专司观测天象并将观察结果报告皇帝和公众的一个机构；不过他们又补充指出，这门学问在那里正如地理学一样只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只具备最起码的知识，他们只会因循守旧，而且既无有效的规则也无确定的方法。传教士们对我们说过，中国人懂得实用技艺，甚至还熟悉某些消遣活动（指音乐、绘画等）的技巧。他们在中国见到过生产瓷器或织物的工场、印刷所、熔炼作坊、运河、航海者、清漆等等；这一切中不乏技艺和机智，却又进展缓慢、墨守成规，因此缺乏竞争性和创造性。这个民族拥有白己的政府和警察，非常注重礼仪，十分眷恋古老的习俗而且重视知识，尤其重视伦理学—— 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也在于此。在中国，才干、学业和知识是登上高位所必需的，而财富通常是对为国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奖赏。传教士们之后还告诉我们，不应把这个帝国混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虽说中国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它不完全是专断的，君主不是暴君，臣民也不是奴隶。我们不想多说对这部《游记》的看法了，我们从中还可挑出许多错误和陈腐的内容，例如对于（中国的）居民，德 •索纳拉先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可靠公正的看法。他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甚至并未完全见过这一切。他并未进入那些房子，可他偏要谈论它们：因为中国的房子是平房，他就断定里面只能容纳很少人。然而中国房屋除宫殿以外内部房间都是很少的：门厅、客堂一侧是男人们的住房，另一侧是女眷住房，每个部位都只有一间，因此，不管这幢房屋多小多矮，却往往能像我们农民的房屋一样，能容纳更多的比我们高大的人。当地一个著名的和尚夸口能把所有人都治好，只要允许他施行迷信法术并给他钱就行。基督徒家庭中的家长受的教育不够，对和尚将带来的危害也认识不足，因此答应了和尚的一切要求。于是，和尚在病人们的房间前安顿了下来，在一张桌子上摆设了偶像，连续数日施行种种迷信法术，但不见任何效果，病人们的病情倒更趋恶化了。消息传到我刚说起的离此地二三十法里的基督徒团体所在的地方；一听说出了这样的事，热忱的基督徒们发出了痛苦的喊声。他们不分老少立刻一起前去解救那些有罪但又危在旦夕的教友。在门口--见到那个和尚，他们不禁对其偶像表示了至深的蔑视。一名基督徒用手中的烟斗敲打着偶像。和尚见状浑身战栗，他一面出走，一面在基督徒们将要返回的路上施行了种种巫术，但一切均毫无效果；然而回到家里时，他却发现儿子①刚咽了气。基督徒们进入了病人们的房间，最资深的基督徒是位令人起敬的老人，他坚持信仰可创造奇迹。他（对病人们）说道：“我的教友们，你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在你们门口又见到了什么呀？你们首先要捶胸请求上帝饶恕，并从上帝的仁慈中希望一切。”说罢，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垂死的孩子身上。他走向前去用圣水对着他画了一个十字。其他基督徒跪下来祈祷。孩子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显得更严重了。有人叫了起来:他要死了！”大家都哭了起来。仁慈的老人丝毫未失去信心，他责备教友们信仰不坚定并再次对着孩子画十字架，顷刻间便治好了他的病。其他病人也痊愈了，只是要慢一些。这林义举使我想起了发生在北京，即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的另一件事。有个太监得了病，被逐出了宫门。这个可怜人不知何处栖身而且身无分文。两名信奉基督的善良寡妇收留了他，尽管她们自己辛勤劳动仍难以维持生计。为了使他归信基督教，她们昼夜照料他，甚至省下自己的食品以满足他的需要。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顾，她们鼓起勇气向他谈起了宗教的事。这个太监是异教徒，他（一听到这些话便）仿佛魔鬼附身似的怒不可遏并以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他的两个施恩者，随之粗暴地离之而去，同时威胁说要去告发她们是基，徒。两位女基督徒一言不答，在恐惧中又过了一月有余。这时，太监吃完了仅存的一点东西，只得再次求助于她们的施舍。他回到了她们身边，后者仍以同样的仁慈接待了他。太监再也无法抗拒，他对她们说道：“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唤起你们如此高尚的情感，长期以来我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请你们教我这种宗教吧，我觉得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我愿成为基督徒，以便能像你们一样在天主的圣宠中死去。”她们给了他教育，还为他施了洗；过了不久，他在十分虔诚的心境中死去了。问题在于如何让陛下了解望远镜的价值以及抽气机的使用方法，因为献给皇帝的珍奇物品往往或是被疳收，或是收下后被送进库房—— 在那里因不被使用而遭遗忘。至于抽气机，我已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说明，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由于天气晴朗，又无明显雾气，太监（从望远镜里）看到屋脊显得那么清楚、那么近；他深感诧异，马上去告诉正在用晚餐的皇帝——尽管当时只是下午2 点；陛下的习惯是在这一时间用晚餐，而在上午8 点用正餐，每餐用时从不超过一刻钟。关于皇帝的用餐，我还会有机会更详细介绍的。在场的所有太监和其他官员对望远镜都很满意，大家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陛下套房的正门口，以便让我将其置于其上并对准某个物体。安排妥当，皇帝已用罢晚餐，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马上感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之法。为进一步表示他的满意，除已经赏给两名新传教士的丝绸外，他吩咐再给他们和我三大匹丝绸，而单单一大匹丝绸就有先前赏赐的五六倍之多。他们对我说皇帝登上了一座箭楼,上面有个平台，人们在那里支起望远镜对准了远方物体，但当时正好有雾气，所以很难看清东西。我说这不值得惊讶，因为望远镜高倍放大物体的同时也放大了雾珠。中国人绘画时使用的阴影比欧洲人浅得多，只有必须衬托物体时他们才使用阴影。中国人喜欢画正面的肖像，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画略偏侧面的像。脸部相似的两侧在肖像画上必须显得一样，除光线带来的阴影所造成的不同外，两侧别无差异，从而使肖像始终直视着观看它的人。因此，在这里画这种画有时比别的地方更难成功。皇帝事务庞杂，很难自始至终把我们留在他跟前作画；因此，他说潘廷璋修士只需根据他以前的某幅肖像单独作画，然后再根据他如今的脸部轮廓作些修改。我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潘廷璋修士，随之与他一起对皇帝的首席贴身太监说道，皇上准许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使我们深感荣幸，既如此，似应恩准他根据皇上目前的容貌来画，因为尽管（以前的）其他肖像可能也酷似皇上，但它们展现的是皇上当时的容貌，然而年岁和环境总会引起脸部某些变化，若根据现成的肖像作画，必然把皇上画成往日之模样而非今日之皇上,即便根据皇上目前的面容再对现成的肖像加以修改，也不如依原始草图画成的肖像完美，因为原始草图上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皇上容貌之变化，所以能产生完美的效果。我请太监向陛下转达这些劝告，这些劝告是潘廷璋修士因担心无法画得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而提出来的。陛下接着问道:"你该记得朕当时脸有多瘦，身材又是多瘦弱了。若是自那时以来你没再见过朕，你可能就认不出朕了，因为朕现在健壮多了"。我答道："这是因为陛下经常锻炼而且恪守饮食作息制度，所以如此健壮。通常情况下，人一上年纪就会感到体力与健康不如从前，陛下恰恰相反，体力与健康仿佛与年岁俱增。这是上帝的恩德，因为上帝希望陛下永远与子民同在。”“虽说朕强壮硬朗”，皇帝接口道：”但朕发觉自己的容貌短年都在变化，与画先前那几张肖像时已大不一样。“随后，皇帝问画他的肖像大概需多少时间，在这期间他能否读书写字等等。我问明潘廷璋修士后答道，画初样约需两三个小时，几天后，等油彩干后，画师再上第二道油彩，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视初样效果如何而定；此外，只要陛下愿意，他可让画师随时停止工作而在陛下觉得对其毫无妨碍时再继续作画；画师作画时陛下可读书、写字或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只要让画师看清其脸部轮廓即可；如作品 需要某种姿势，望陛下准许画师冒昧告诉他。于是皇帝对我道：“当需要朕改变姿势时，让他别忘了告诉朕。”皇帝当时住房的风格与其他住房，或更确切地说与北京所有有钱人的住房风格一样，差别仅在于大小及华丽程度之不同。由于这里地震比较多发，中国建筑物的横梁和屋顶不是架在墙上，而是架在木柱上的，木柱则立于石头地基之上；因此，往往屋顶已盖好，墙壁却还未砌起来。有时，墙壁在地震中倒塌了，但屋顶甚至房屋内部结构却未受损害。墙壁通常是砖砌的，外侧砌得非常齐整?有时还饰以各种雕塑图案；内侧或是砂浆涂层，或是镶以木板——上面可以贴纸，有些房间的内壁上还以细木工制品装饰。而且据中国习俗，人们在白天从来看不到皇帝与一名女性在一起。为了防潮，人们通常在地毯与地面之间先铺一层毡，在坐人的台上尤其如此。在上面刚描述过的环境中，我和潘廷璋修士颇为惊讶地发现，在（接见我们的）各个场次中—— 这些场次有时要延续很长时间，例如当我们为他画像时—— ，皇帝总是与背后的靠垫保持一段距离，我们从未见他靠在上面或把臂肘支在上面。当他讲得兴奋时或从身边拿取所需之物时，我们常看到他以头部、手臂和上身做各种动作，但从未见他的双腿有任何动作或变换任何姿势。这一特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它却可用以证明皇帝是多么注意为鞑靼人作出榜样：必须避免一切耽于安乐的事情；我在下文中或许还有机会谈及这一点。这一榜样使他有理由惩处甚至贬黜任何他获悉过分迷恋奢侈逸乐的人，即使这个人小有才干也不行。陛下房间里从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因为如果君主赐某人坐下的话，后者从来只能席地而坐，地面上当然是铺着地毯的。若遇皇上格外开恩，例如对某个皇室亲王、某位将军或陛下认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他就会让其坐在他就座的台上。墙壁和天花板上并无挂衣毯，而是贴着漂亮的白纸，使房间十分明亮从而不会使眼睛疲劳。这梅正屋屋顶的华丽表明了居住者的身份。黄色琉璃瓦片闪罐着夺目的光辉，在太阳照耀下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镀了金的。屋脊和瓦当上有各种雕塑，与瓦片一样都上了釉。人们给这些瓦片涂各种颜色的釉：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肉色的等等，这些颜色大多都很漂亮、鲜艳，此类瓦片只用于皇家建筑或庙宇，而皇帝住房通常用黄色琉璃瓦。上文我已说过，这幢正屋南向一面的两侧有东西两幢厢房，它们比正屋低许多，用以存放伺候皇帝所需的物品，守护正屋的太监住在这里，在皇帝跟前当差的人在此用膳和休息。随后我又告诉他，我们来华前在欧洲也是修道士，通常在十六或十八岁时成为修道士尽管有时年岁甚小至更小些；正如此间人们对此的称呼——修道 (si-ou-tao)—— 所示 ,这种职业主要是为完善自身和完善他人而工作。为达此目的，我们在欧洲教青年人语法、雄辩术、哲学、数学等学科；不过，我继续道，正如我多次对陛下说过的，所有这些知识仅是我们追求的次要目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是纠正恶习，重建道德。至于绘画、钟表技术及其他技艺，若有人在成为修道士前已精于此道，他们仍可将其作为单纯的娱乐继续做下去，不过不再刻意去学，除非有人打算前来北京。由于我们知道陛下赞成此类技艺，所以有意前来的人便保持甚至学习这些技艺，如他们觉得自己对此有天赋的话。“在康熙时代，我们就希望有个画家在这里工作，由于当时修道士中无人能担当此任，我们便邀请了一位能干的世俗画家，此人在为您先祖效力的几年中的确也有幸获得了您令人敬畏的先祖的欢心,然而尽管先君待他恩宠有加，我们也竭力挽留，但他仍坚决要回家事天伦之乐。由于我们认为他是有教养的人，不可能做出让欧洲人丢脸的事，再加上是我们带他来的，于是让他住进了我们教堂；然而，如果万一他品行不端，我们就无法成功地迫使他就范，也无法令其恪守职责，因为他不是修道士，无论在此地还是在欧洲都没有对其道德品行进行管辖督察的任何长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只向陛下举荐修道之人。也正因为这样，当广东总督把一个从事玻璃制造工艺的世俗人士送来北京后，您尊严的先祖考虑到种种不便，没让我们把这个人接到教堂居住，而是赏了他一幢单独的房屋，还给了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饷银。但这个玻璃制造工为先君效力数年后与那个画家一样也返回了欧洲。“斋”(Tchay)这个表示睁修的汉字不仅意味着“斋戒”，据汉语词典，它在广义上意味着远离一切会玷污或败坏心灵纯洁的外部事物。中国人，即便他们是不信基督教的，也知道禁欲是多么有助于维持心灵的纯洁；因此，凡被指定参加祭礼的帝国显贵和官员，在祭礼前三天均不得睡在家中，而必须在其所属的各部衙门中过夜。即便皇帝本人，哪怕他就在北京附近的某个别宫，也须准时回京，在被称为斋宫的地方度过这三天。斋宫虽也位于后宫之中，但离皇帝平时住的房间甚远，离嫔妃们住地更远。（皇帝）问道：是国王派你们来的，还是你们自己要来中国的?（我）答道：康熙朝时，这位君主赏赐法国人在宫墙内建起了教堂（我们现在正是住在那里）；我们国王得知这一善行后便命令我们耶稣会的长上在本会中遴选数学家和各类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可助其完成使命的仪器和其他物品后把他们派到了这里，因为伟大的康熙皇帝赏赐我们建立教堂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自那时起，我们在每个季风转换期都把我们这里缺少的人才及所需的物品留心告知我们在欧洲的长上，他们则竭力给我们委派人员，邮寄物品。问：你们欧洲诸多王国各自实力不同，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个较强的国家吞并了几个较弱的国家后进一步增强了实力，逐步再去吞并其他较强的国家，从而慢慢成为全欧洲的主宰呢？答：自欧洲所有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们就不该设想这样的动乱了。基督教劝导臣民服从君主，同时劝导君主们互相尊重。一个君主或许会丢失几个城池、几块地方甚至几个省份，然而如他面临倾国之险，其他君主便会站在他一边帮助他保全其国家。问：在离欧洲如此遥远的地方，如在巴达维亚，若总督滥用职权,该如何纠正呢？答：尽管遥远，纠正之法还是有的。若总督行为不端，又不听议会告诫，政府便将其召回欧洲审判。当我于将近三十年前来华时，我听说有位总督在巴达维亚新近犯下了暴行，在欧洲的荷兰政府闻讯后就把他召了回去，尽管这位总督还算是尽职的，经起诉后对他进行了审判。问：人们往往说天下万国，即国家数量无数。有些地方本身是无法进入的，且无人居住，所以你们不可能去；还有些国家，例如离我们不远的日本，是不许外人进入的；至少这些国家的地图你们是没有的。答：欧洲人遨游海上已有许多世纪，其船只走遍了世界各地，很少有什么地方没进入过。即使他们没有某国的地图，但他们有其诸邻国的地图，因此就知道了该国的疆界、幅员及确切位置，也可知道这条或那条河流流经何处、于何地人海，这就足以绘制一幅略图了。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听说的情况在距某个已知地点若干距离之处标出这个或那个居民点。若这是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欧洲人的）船只尚未在此靠过岸或只知道其一小部分海岸，那就只标出已知的海岸；若有可能，则再标出所发现的重要山脉及河流的入海口。以后到达该地的其他船只可将其新发现添加在地图上；渐渐地人们就能完全了解该国了。问：你既懂哲学，对这里的人拿哲学家打趣时提的一个问题如何作答呢？这个问题是，鸡和蛋究竟哪一个先有？答：我简单地以圣书教导我们的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典故作答：上帝在第五天创造了家禽和鱼类并吩咐它们自行繁殖；因此，虽说母鸡只能在自身已经存在时才能生蛋，但母鸡具有的下蛋的特性却与其本身同样古老。问：这些书教导你们的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事情可靠吗？答：我们的书已经非常古老，人们对其始终无限崇拜，因为人们始终认为它们渗透着上帝的启示，人们将其世代相传直至我们手中，此间未有任何变化。谈到天体星辰的创造，皇帝提了许多问题，如关于天体的运行、各星辰的大小、相互间距离之遥远和数量之众多，关于日食和月食，关于白昼和黑夜因一年中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地区而有所差异等等。我既无地球仪也无天球仪来帮助解释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但皇帝住房的桌子上放着各种首饰，我就利用适宜于表达我思想的几样首饰使皇帝明白我的意思。尽管我以汉语这种非常难懂的语言进行解释感到困难重重，但皇帝明白了我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何况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对于他并不陌生。上书房拥有讲授雄辩术、历史和数学的老师，还有传授射箭技术的师傅等等；每位师傅都有固定的授课时间。如果不把太阳看成是（ 绕地球）转动的，而是把它视为居于宇宙中央，让地球与其他行星围绕它转动，那么种种现象就容易解释得多了。我给他打了个比方：一艘船只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船上的人看到山峦、海岸和其他物体似乎在渐渐远去，而他们自己却自以为是静止不动的。皇帝听罢后说道：“朕也发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船舱中或轿子里的时候。若是全神贯注投入于某事，过一阵子突然往车门的镜子里或窗外看上一眼，这种感觉便格外明显:这时，朕觉得自己是不动的，倒是各种东西在远离或靠近朕。皇帝当时诙谐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我告诉他一枝从快速航行的船里面垂直向上射的箭仍会掉到船上时，他说有了机会要亲自试试。他打听是否欧洲所有天文学家都认为地球是依此方式运动的。我回答说欧洲几乎所有天文学家都赞成这种看法；但我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断定宇宙确实就安排得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我们提出这种假设 ，只是因为它似乎最适合于也最便于解释种种天体运动并对此进行计算。问：你身体确实一直较弱，而且还得过大病，不过这都是劳累所致，现在你身体看上去还不错吧？答：我的病之所以能治好，全靠陛下的恩德，因为陛下仁慈地派了首席御医为我治病。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面见陛下，我怎么能生 力病呢？问：你们欧洲人饮用这里的酒吗？适量喝一点这种酒是利于强身的。答：从广州到这里的路上，人们让我品尝过各种酒，我觉得口味都不错;但这里所有欧洲人都感到我们的胃对此不大适应，所以我们教堂中不喝本地酒。答：我们用葡萄酿酒。欧洲所有的酒都是用葡萄酿造的。问：葡萄酒比此地用谷物酿造的酒更利于健康吗?答：对于不适应葡萄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对他可能不像对我们那么有益。然而，由于欧洲人每餐都要喝一点葡萄酒，我们的胃对此早就习惯了，所以，不管我们酿的酒口味如何，能让我们每人于席间喝上一盅子,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先在酒中按各自所需 或多或少兑一点水，然后再喝。问：怎么！你们往酒里兑水？答：欧洲的酒与此地的酒不同：这里的酒是温热后喝的，往里兑了水就无法饮用；但欧洲的酒可以冷饮，在我所在的王国，人们惯于在酒中兑水饮用，喝酒前每人按各自所愿往里加一定量的水。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安排在上午8 点，午餐安排在下午2 点。这两餐饭以外，皇帝白天除了喝点饮料不吃任何东西,傍晚时分喝一点清淡的清凉解渴的饮料。他从不喝可使人极度兴奋的葡萄酒或其他甜烧酒。不过近几年来，他在大夫建议下饮用一种已酿制多年的老陈酒，或更确切地说是种啤酒；正如中国所有的酒一样，这种酒他是烫热后喝的：中午一杯，傍晚一杯。他用餐时惯常的饮料是茶，或是普通的水泡的茶，或是奶茶，或是多种茶放在一起研碎后经发酵并以种种方式配制出来的茶。经过配制的这些茶饮料加大多口味极佳，其中好几种还有滋补作用而且不会引起胃纳滞呆。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习（中文）这种如此难懂的语言，以便尽快进行工作，以驱散如此浓重的愚昧并使福音之光早日显现。他既专心致志，又有敏捷的学习能力，到年底前，他就能理解常用的书籍并能行使传教士的各项职责了 。他已开始初步入门的中国目录学向他展示了亚洲这一端在科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知识，使他无法满足于这些最初的投入了。因此,他开始研究古籍，学写方块字并以中文写作。他身体衰弱，（又要经受）气候和饮食的改变，夏天酷热，冬天又如此漫长如此严寒，但任何东西都无法减退他获取知识的热情，因为他认为知识对他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他曾给人以许多指望的天文学本身倒未能得到任何东西。这真是天意，因为他感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光荣地履行他即将开始的困难而又费力的职业。曾有多少把我们的技艺带到了国外的艺术家们说过，面对必须造就的然而尚不知艺术语言为何物的（外国）工匠，他们是多么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方能使自己的才华不在实践细节中受挫啊。那么蒋友仁神父的情况如何呢？如何把连他自己都从未从事过，几乎也未研究过的技艺传授于人呢？如何让人造出结构像高级水力机械那样复杂、那样精巧的机器呢？怎样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导管的铸造呢？如何以其先见之明来弥补他自己都无法说服别人的精密度呢？他的勤奋、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敏锐的察力，这一切原本足以使他应对上述问题了；然而他还要对付受大臣权术支持的一些怀有偏见的人，因为大臣想使皇帝讨厌新奇之物—— 这种新奇之物是人们不敢让皇帝放弃的。必须摆出权威的样子，既保持最大的谦逊，然而又要能使御库解囊加速工程进展并克服一切困难。重要的是要屈从宫廷的格调、行为方式及一整套严格的礼节，因为这个宫廷沉醉虚荣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迷恋，崇拜财富超过了崇拜偶像，因利益而造成的分歧超过了因意见而导致的不和；何况它越是心术不正地进行处罚和恶意中伤，也就越是不吝啬客套和溢美之词；而这一切正处于危机连续发生、阴谋诡计不断以及由大臣策划的导致公开迫害我们圣教的设有陷阱的控告迭发的日子里。欧洲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处境所决定和要求的一切；然而， 当人们把所有信任都寄予了上帝而且只追求上帝时，人们就胜过了一切。蒋友仁神父一开始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越是信任他，他越是不敢仅凭自己的知识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一项事业中冒险做任何事情，若陛下同意，他将仅限于实施已在西方实施过的因此一定能成功的方案。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小经典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曲。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肓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 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上帝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足以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地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我们教堂的刘保禄神父从他最喜爱的传教地，乌拉哈塔可来了。他回来时，我听说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它使人看到上帝的权威丝毫没有缩小，而且信仰仍是无所不能的。旱灾当时正折磨着农村，若再有几天不下雨，庄稼就要绝收；异教徒们祈求偶像已有多时却毫无用处。当地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对他们道：“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的偶像是聋子，只有真正的上帝才会倾听崇拜者们的心愿，我将向它祈求并指望仁慈的主满足我的愿望。他立刻带着全家前往一座高山，在那里他们当众跪了下来，简短祈祷过一次后，这位善良的老人起身以其方式准备圣水，也就是说在一个水壶上划了个十字，随之拿起水壶一面祈祷，一面向左右洒水，这一虔诚的仪式他重复了三次，他在做第三次时就下起了雨。令人震惊而又能充分表明偶像崇拜者们愚蠢的是，他们不是向施恩者表示感谢，而是要他与之一起因为下了雨而感谢他们的偶像，或是让他至少要出资为他们办节和演戏。这位基督徒以刚刚明显体验过上天庇护者之身份对他们作了回答。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Chanaam） 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上帝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人们把受 刑者的脚置于两块木板之间，两块木板一端紧密相连，另一端则由两条大汉用绳子将木板一阵阵地夹紧。夹第一阵时，最强壮的人也会昏厥过去。如果首次审讯便可决定基督徒们的命运，那中国就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自己的殉教者了；然而无法想像人们会耍弄多少阴谋诡计来欺骗和动摇他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拥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不管以多大代价，官员必须占上风，因为这事关他们的体面，他们是决不让步的。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提出，王锡侯作为一个有二等学衔之文人，熟知我国法律和习俗，不能视作一介草民百姓，后者或许会因粗野无知而犯罪，而他所做和所写的则是冒犯皇上，事关叛乱谋逆，实属头等亵渎君主罪。臣等研究了帝国法律，此等罪行应以凌迟惩处。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无法想像耶稣基督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罪。与同在狱中的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给他造成的恐怖相比，饥、渴、酷热、缺少睡眠及其他种种不适都是不足挂齿的事了。这些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者偏偏喜欢在他眼前犯下最可恶的罪行。若要摆脱这种地方，他原本只要扯个小小的流，甚至只需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然而人们永远无法动摇他的坚贞。官员们多次对他道:"承认你是广东人吧，我们就放你出去。"艾若望先生始终答道：“我不能骗人，我是欧洲人，我来中国是为宣传我们圣教；我是传教士，不是广东人。官员被他的坚贞激怒了，命人打了他二十板子;这是两年前的事呢，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差不多是用更严酷的方式对待他的。这名官员是南方省副省长，他以为获得了勒索金钱的一个良机，因此提出传教士的赎金为1000皮阿斯特。鉴于金额过高，基督徒们无人去赎传教士。官员渐渐降价，但仍无结果，没有任何人去赎传教士。官员大怒，命人造了一个大笼子，将传教士投入这个可搬动的牢房中置于烈日下炙烤，以激起众基督徒对传教士的怜悯，迫使其缴付他勒索的赎金。但经再三考虑，基督徒们认为凑钱并非良策，因为这会鼓励迫害者的贪婪，激发他在全省进行新的搜查，使他捕捉其他传教士。向国王宣誓效忠是暹罗王国中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而且被视为一项基本的戒律。这（本身）并不违背我们圣教，但异教徒中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指定的日子里，王国所有在职官员和军官奉国王之命前往一座摆满偶像的庙宇。和尚们，即（信奉）伪神明的术士们也前去该处。他们取来经过祈祷和渎圣仪式准备的一些纯水，然后，人们把国王的军刀和武器浸入其中。做完这一切后，官员们便让偶像和他们的其他神明作证，喝一点这种水；据他们说,经和尚们祈祷，这种水能让背叛国王者死去。这里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欧洲，人们可不受损害地取笑耶稣会士，因为那里的人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但在这里，使耶稣会士失去威望便是损害拯救灵魂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无人做得比耶稣会士更多，也无人比他们受的痛苦更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 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上帝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YunTchong）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2.在第四等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Tai-ye） ;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Pa-ye） ；第三位 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Sam・ye） ;第四位称作“老爷”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 “都察爷”。 3 .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Tao・ye） ； 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1769 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上帝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上帝，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被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它可使信奉并实践它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 "我答道：“除了我对上帝的爱以及因为上帝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 “你有父母吗 ？” “只有母亲还健在—— “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上帝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上帝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都察爷随之转向了我，试图让我承认我到这里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企图敛财致富（他想以此方法把我们作民事案件处理），还说如我拒不承认，就要把我斩首。但我还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命人打了我几记耳光，同时说道：“你的宗教若有什么能耐，那就让它把你从我手中救出去吧。"我答道，我们宗教的目的不在于为我们谋取世俗幸福，而要把我们引向天福。闻听此言，他又命人打我，同时忿然说道：“天堂极乐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吗？ ”对于此等荒诞怪论，我觉得不屑作答，因此默然置之，同时求耶稣基督保佑，因为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对于人们的辱骂也是不予理睬的。我总共只挨了十六记耳光。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上帝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上帝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平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在此我要指出，官员除欺压我外，那年还两次让人把我的名字从可以领点钱粮以维持生命的囚犯名单上划掉，这是想饿死我。我目睹人世的艰险，我抱怨这一切，却未曾注意这些忧郁苦涩的想法销蚀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我常祈求其保佑的仁慈的天使无疑提醒了我。我有四次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自责，我为自己的软弱而脸红，我祈求上帝宽恕;（一旦作了自省）我当即会感到自己与从前判若两人。信心、服从、无保留地顺从我主的意志—这一切重新又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并得到了强化。稞稞人（Lolo） 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南部。在某些地方，稞稞人混杂于汉人之中，但在稍偏远的地区他们则是独立的，由一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在国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他们向某个神明祭献牛和母羊，但不肯把神明的名字告诉讲授教理者—— 除非后者与他们一起祭献。他们也敬奉天地，说以前曾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位天神见这些太阳烤焦了地上的万物，便只留下其中一个而把余者全毁掉了。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稞稞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从此刻起，简直可以说一种昏乱的思想主宰了王伦：他不向北京逼近，也不把大批受苦受难无路可走的百姓吸引到自己一边，而是在临清州停了下来，天天沉缅于花天酒地之中。两班戏子不停地演戏,王伦整天泡在戏园里，只有当他排场十足地在街头招摇过市时才走出戏园。他只有弹丸之地，却自视为皇帝。闹剧是演不长的，舒大人在获得北京增援后构成了直径约10 ~ 12法里的包围圈，把反叛者围得严严实实。然后，他率领满洲军队直扑王伦。后者早已丧失理智，闻讯后勃然大怒，只想把碰到的人统统杀死：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死于他刀下。他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犯下了无数罪行。然而毕竟还得考虑自卫:他卜令在大运河上匆匆建起一条浮桥，带着所有人马过了河。舒大人刚一露 ，王伦的人马便像一群羊似的 !处逃窜了。皇帝有旨活捉王伦，因为要从他口中知道造反的真正原因。喽啰们溃散后，王伦逃进了一所农舍。紧追在后的舒大人派出八名勇士前五打去搜捕。当他们在捆绑王伦时，那个大名鼎鼎的和尚Fan-ouei赶来把他救了出去。舒大人紧跟着和尚追赶并抓住了他。王伦刚逃到另一所临近的房子便被皇帝的部队围了起来。人们正要去制服他,他却点燃了作为藏身处的屋子，因为他宁肯自焚也不愿落入已被他深深得罪的皇帝手中。人们凭他的马刀和一个银护腕认出了他；这个银护腕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和尚给他的，说有了它，他就能不被人看见。搜捕残余反叛者的行动又延续了数日，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最著名的四十七名反叛者被押到皇帝那里，每人都被皇帝提审多次，随后被交于刑部发落。临清州及附近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万一有谁忘了自身职责或因受胁迫而不幸追随了反叛者，那就一切都完了。起初，有消息说三户基督徒家庭站到了王伦一边。与此同时，舒大人上奏皇帝称，这场密谋完全因为邪教蛊惑百姓而起。他说的是被人称作白莲教的一个教派，不过并未指明名称。这个可恶的教派流传帝国各地，随时准备起事，因其要旨是要给中国一个（新）皇帝。王伦是白莲教徒，他正是利用这一教派并通过他散布的希望才组建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上帝给信徒们以安慰，它不久就让我们放下了心，与此同时，它以动人的证据表明，它明显保护着我们。虔诚的人们从中或许能看到某种奇迹。到了临清州后，王伦便决计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之中，他带着手下人满城烧杀。每条街、每幢房屋中都进行着可怕的杀戮。只有能拿起武器为其卖命的壮丁及年龄适当可供其发泄兽欲或为他们做饭的女子才能幸免一死。七十名女基督徒惊恐万状，盲目地逃命。一个天生失明的女基督徒对她们道：“你们往哪里走？你们忘了这里有一座献给圣母的小教堂了吗？我们应该去那里，仁慈的圣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者，寥寥数言恢复了这批惊慌失措的妇女的信心，她们全部进了小教堂，关上了门。她们匍匐在地不断祈求圣母怜悯她们。反叛者们多次大呼小叫地逼近教堂，在周围屠杀遇到的所有人；然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开了似的，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教堂。有一个女基督徒不幸未能与教友们聚首，她与继母一起遭到劫持,后者当时仍是偶像崇拜者。反叛者让她们为其做饭。女儿对母亲道：“噢，亲爱的妈妈,我们在哪里啊？怎么办呢？”母亲道勇敢些，闺女，不会总这样下去的。听说皇上已派兵来救我们了，事情很快会改观的。”她说得太响了；王伦一个喽啰恰好在门口，闻听此言后突然闯了进来，一刀劈开了这个妇人的脑袋。女基督徒以为完了，赶忙跪在喽啰脚下祈求开恩。喽啰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她彬彬有礼并准其离去。我真想杀了他，但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便饶了他，只是把他重重地推了出去，随即关上了门。这时，皇帝下了一道可怕的敕令，要求严查帝国境内的邪教。皇帝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我们圣教包括在邪教之内，但完全有理由担心外省不少官员会危害和扣押基督徒，至少是想从基督徒身上捞钱。在此情况下上帝是不会抛弃其子民的：无疑正是它启发皇帝说了几句善待传教士的话。这就够了，再也没有官员蠢蠢欲动了。过了些日子，皇帝或许担心王伦的事情会使我们不安，再或是为了让帝国显贵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看法，所以他对我们几位教友说道:“你们为死者祈祷，朕是知道的，你们用意是好的。你们集会只是为了祈求上帝赐予他们一方凉爽之地。这些话表面上无关紧要，其实含义很深。因为白莲教也因死者而举行集会,特别是他们通过此类集会密谋反对朝廷。絮克罗神父（他是中国人）去做于晚上7 点开始的最后一场弥撒，因为中国人通常于8 点钟用晚餐。我远远地用目光搜寻着这座漂亮的、先前我以欣喜的心情常常注视的教堂。我承认，倘说我心中曾有过痛苦，那便是在此刻。见只剩下了一股黑烟，我在崇拜偶像的人群面前无法忍住泪水:我浑身乏力，所能做的是前去我们一位传教士的住处；我在那里无力安慰别人,因为我自己就需要安慰。两位王爷都很仁慈，使人产生许多希望。当然 ，如果有人急着取代我们，这种希望便会落空。啊,上帝！有多少灵魂将重新陷入偶像崇拜的黑暗之中！又有多少灵魂将无法走出黑暗！又有谁知道巴拉圭发生的事会在所有其他海外传教区预先发出痛苦的呻吟！在我们这里，靠上帝保佑，传教事业原本可以再坚持几年；鉴于当地具体情况，人们不想禁止我们，因为替换我们要比人们想像的远为困难，因为要达到我们的境界，即像我们那样在宫中生活和工作，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神，北京（教区）最终也将衰败并遭遇其他传教区同样不幸的命运。人们在法国刊印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您希望知道哪些书说得有理。我会写的，而且您或许不会因此变得更加过激。我的想法与其他人不同。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赞成的和反对的书都要读，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真理自有其表象，随时间推移便会展现出来。有些东西是人人都承认的，它可用以确定某些观念,借助这些观念，人们再认识其他事物。我们不敢重复世俗社会和上流社会中的人们就此告诉我们的话。啊 ！要是我们能从对不幸中国的观察中至少得到些安慰，那该多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中国是盲目的，它因其幅员广袤、历史悠久 、古籍典章及风尚习俗而骄傲；更有甚者，它已深深陷入种种紊乱之中。唉，我们能拯救的太少了；不过，即便从中只能拯救一人，那也是奇迹。您的来信幸运地送达了，但我不知道它在途中旅行了几年，因为信中无年、月、日的字样。您说您正在学习神学，而且在为是否重操令尊大人的旧业而颇费踌躇。当此信到您手上时，您肯定已作出选择，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对您无话要说。只希望您做了上帝要求于您的事。您对我谈起令尊大人请人修造的住宅以及他所扩建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让人认不出其本来面貌的花园，我劝您对这一切不要过分在意。住进您的房子里,这很好，但别让房子占据您的心；去花散步,可别让花园在您心头徜徉。您一定会理解我此说的用意，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您的情感倾注于这些地方,而应让它们转向天国更壮丽的住宅，转向永恒中更宽广的园子。有朝一日，您的房子将会毁坏，园子里的花将会凋零，树木将被连根拔除，然而天国的圣体龛将永远存在。帝国不少省份遭遇了严重饥荒，我们未闻其详，但眼前的一切足以使我们察觉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这里有大批男人、女人和孩子饿死，饥荒最重的本省东部地区尤其如此。果说这一祸害夺去了尘世大批人的生命，那么它给天国却送去了众多的灵魂。我们为许多（先前）不信教的孩子施了洗，还派出男女新信徒到处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圣事。在饥荒最严重的东部地区，我们为两万人施了洗;饥荒稍缓的本地区则仅有一万人受洗。欧洲基督徒施舍财物，为这一善举作出了贡献;他们或是明确指定把施舍物用于这一善举,从而直接贡献于此；或是为维持传教士的生计而施舍，从而对此作了间接贡献。人生苦短，如过眼烟云；财产、显爵及尘世的享乐同样会很快逝去。人世间一切皆空：Vanitas vanitatum（虚而又虚）。让我们的心仅与上帝相伴，让其只追求永恒，这才是真实可靠的。一些人可以曲解另些人，但他们对上帝的心不起作用，他们反常的判断也改变不了上帝。这便是我在苦难中依然感到安慰和欢乐并坚持工作的重要原因。如果永福之敌让我们安宁，我们的工作将大为轻松；然而敌人的疯狂又何处不在呢？我告诉过您，1778年5 月，基督徒被惨无人道地赶出了这一地区；而在这一季节去开垦荒地，甚至在已开垦的新地上播种都已经太晚了。人们让他们选择：或是背教，或是迁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几乎所有人都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放弃基督徒身份。他们的苦难本可以到此为止了，然而，最顺从上帝意志的他们的首领冒失地告了御状;三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告异教徒们试图侵占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开垦出来的山地，官府拒绝为他作主，因此，他要皇帝还他一个公道。人们还试 以贪财心理来诱惑身陷囹 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如服从官府命令抛弃来自欧洲的新宗教，就可以还他们尘世上的公道并判其对手为侵权者;如他们拒绝，就将失去山地和自由。上帝使他们没有掉入这一危险的陷阱。只有两个不大忠于律法和基督教规的人上了当:他们弃了教，但照样被剥夺了财产。其他人在京师高官面前正如在县城的官员面前一样，对信仰表现得坚定不移。不过我无法否认，恐惧毕竟止住了大批人的脚步;若没有风险，他们原本会自愿信奉圣教的。要说服人们热爱十字架是多么难！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体会吗？在此时刻，我们看清了所谓坚强的人们是何等脆弱。他们不久前还在对抗上帝、取笑宗教，如今却显出了原形：他们既缺勇气又乏果断，脆弱怯懦、沮丧悲哀的神情取代了他们平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样;他们平时喋喋不休放肆地亵渎道德和宗教，此刻却愚笨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中午时分，人们打算确定纬度，却无法精确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时太阳几乎直在我们头顶，所有观测员都不知所措。海面上空到处是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题目来问那些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们了。我对他们道：“瞧，我们的尸体将是这些鸟的猎物,但我们各自的灵魂将归于何方呢？ ”他们走开了，而这正是我和人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惊恐的神情会使船员们丧失勇气。我忘了告诉你:不应认为中国籍教士能够支撑起宗教在中国的局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只剩下中国本土教士，宗教将一败涂地。若有人迫使他们工作，若让他们临时负一点责任并有人严密监督，本土教士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否则，他们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传教士人手开始缺乏，为弥补这一不足，方守义先生以难以置信的热忱开展庆加工作。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他只听凭热忱的驱使，白天用于慈善事业,夜晚用于学习。以其衰弱之躯，必得有上帝的特殊恩典方 能使他不被重负压倒。除汉语外，他还学了勒粗语和天文学。凡对传教有用之学问，他无不涉猎且皆有所成。有一年，他不断地布道、讲授教理并听了三千多次忏悔。我们在这里被视为皇帝家人，非经准许不得离开京城。方守义先生的热忱深受该项律令制约，于是，他设法在乡间作四五十法里的远足。官府对此佯装不知，听其所为。我们亲爱的新信徒们为此非常高兴，不断请他去他们那里。然而，对于律令的重视迫使他只得节制远游，而且往往无法如愿去满足新信徒们希望听他布道的神圣热情。韩国英关注、爱好各门学科,拥有丰富的学识;其专心尤其是其热忱使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学、机械学、语言及历史研究等）中均获得了成功。凡他认为有利于宗教并可为之赢得支持者的工作，他样样都做。甚至宫廷中与他有联系的非基督教徒也无法不对他表示尊重和友爱，他们众口 一词，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和、稳重、正直和热心助人的人了。不过，他身上更值得尊重的 加是感人的牢不可破的虔诚、完全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上帝密切的一致以及为使上帝为人所知所爱而付出的难以言表的热忱。哑齐。苏门答腊岛匕以此为名的城市和王国: 哑齐港之位置;对城市及周边地区之描述；该地贸易以胡椒和黄金为主。哑齐黄金很被看好。年鉴。中国遵奉的编撰各城市年鉴（地方志）的习俗; 这些年鉴的内容。中国人。他们蔑视所有其他民族,这是使他们归信的障碍之一。他们以为中国至少占据地球的3/4。河南。中国最肥沃的省份之一，黄河流经该省；这是一个平坦、肥沃和精耕细作的地区。江（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并将其分成大致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北方诸省，另一部分为南方诸省）的大河，它给各地带来了富足。中国一向知道的植物液汁循环。满洲人（满族）。东鞑靼的一个小民族 ；它因近两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征服（如今它统治着中国）而变得出名了。印度和中国海域所刮的一种风，六个月刮西风， 另六个月刮东风。长城。它围绕着靠近鞋粗一侧的中国，全长 445法里。按杰出的艺术家王致诚修士(Kre Attiret)的说法，它是举世最美、最令人称奇的工程之一。东京人的甘蔗种植法;他们还有棉、桑、胡椒、漆树、靛蓝、茶及番红花；东京野味颇丰，但在那里打猎是危险的，因为有大量老虎、象、犀牛等动物。高利贷。中国人归信宗教的障碍之一。

《1719鲁滨逊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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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够用够吃，还贪图别的什么呢？若猎获物太多，吃不了就得让狗或虫豸去吃；若粮食收获太多，吃不了就会发霉；树木砍倒不用，躺在地上就会腐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由三个未完成，除了作柴烧烹煮食物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用处。总之，事理和经验使我懂得，世间万物，只是有用处，才是最可宝贵的。任何东西，积攒多了，就应送给别人；我们能够享用的，至多不过是我们能够使用的部分，多了也没有用。即使是世界上最贪婪、最一毛不拔的守钱奴，处在我现在的地位，也会把贪得无厌的毛病治好，因为我现在太富有了，简直不知道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我心里已没有任何贪求的欲念。我缺的东西不多，所缺的也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东西。前面我曾提到过，我有一包钱币，其中有金币，也有银币，总共大约值三十六金镑。可是，这些肮脏、可悲而又无用的东西，至今还放在那里，对我毫无用处。我自己常常想，我宁愿用一大把金币去换十二打烟斗，或换一个磨谷的手磨。我甚至愿意用我全部的钱币去换价值仅六个便士的英国萝卜和胡萝卜种子，或者去换一把豆子或一片墨水。可是现在，那些金钱银币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也毫无价值。它们放在一个抽屉里，而一到雨季，由于洞里潮湿，就会发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抽屉里堆满了钻石，对我来说也毫无价值，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井。但对我却不然。鲁滨逊的原型是英国海员塞尔柯克，1704年，他因与船长发生争执，被船长抛弃在太平洋一个荒岛上，他在岛上生活了四年。之后，被一艘途径该岛的英国船只救了下来。作为英国报刊之父，笛福的人生经历坎坷，复杂多变，他四海游历，他多次经商，他坐牢，他破产，人生经历了十三次大起大落。最终，在71岁这一年，他因为躲避债主而客死在寄宿的旅馆里。在孤苦伶仃里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说：“我写的是一个人二十八年受尽折磨的真实经历。他的遭遇与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对比。”这当然远远不够，从人类的精神历险上看，它还应当是一篇与世隔绝的寓言：岛上的世界，简朴、平和、满足；外面的世界，贪婪、暴力、自私。漂流是历经人世的沧桑，而孤岛是救赎之地。最终鲁滨逊在这里经历了肉身与灵魂的救赎。笛福的本意是要所有人在鲁滨逊的境遇中体会到上帝的天意与慈恩，并且没有忘记给苦难的人们奉上一则伟大的箴言：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忍耐足以战胜一切。像那些过着邪恶生活且挥霍无度的人，或者像那些辛苦劳动而缺衣少食的人，这都是由其生活方式自己招来的。不必劳心劳力，为每天的面包发愁，沦为生活的奴隶；也不必为窘境所迫，身心都不得安顿；更没有妒火攻心，或被野心搅扰。而是在安逸的环境里，平顺地在世上度过，有滋有味地享受着生活之甜，没有一丝苦楚。他们感到幸福，随着时日的流逝，他们越发地体会到这一点。一想到回家，耻辱之感就立即抵消了归家之念，我马上就想到了邻居们会怎么笑话我，我不仅会羞于见到父亲母亲，还会羞于见到每一个人。从那时起我就常常观察到，一般人的脾气，尤其年轻人的，是多么的古怪无常，缺乏理性，也就是说，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以悔改为耻，不以犯傻为耻，反以迷途知返为耻。实际上，如果他们回头是岸，才会被人尊为智者。但反正我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值钱，因此怎么用都无所谓了。可是，天哪！我这个人总是做错事，从来没有搞对过，这已不足为奇了。我吃不上后悔药，只好继续前行。我现在的工作跟我的天性相去甚远，跟我所喜欢的生活也直接相悖。为了它，我可是离家出走，违抗了父亲的好言相劝的。不，我现在就要步入中等阶级，或底层生活的上等层次，这正是我父亲从前所规劝我过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假如我决心去过的话，待在家里就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了，何必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满世界地劳苦自己呢？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本来在英格兰在朋友们中间就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何必非得跑到远在五千英里外的这片荒原，在陌生人和野蛮人中间过同样的生活呢？这里是如此之远，与外界不通音讯，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境况，就悔恨交加。我无人可以攀谈，只有这个邻居可以偶尔交流。我无事可做，只有用这双手去劳动。我过去常说，我就像一个人被弃置荒岛，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但是，当人们把他们目前的处境跟处于更糟境遇的人相比时，老天会逼着他们换一下位置，让他们以亲身的经历，体会先前生活的幸福。老天这么做是公正的。我常常不公正地把我当时过的生活跟荒岛上的生活相提并论，而真正地在荒岛上与世隔绝，正是我后来命中注定要过的生活。老天爷这么做是多么公正啊！我当时的生活假如继续过下去的话，是很可能蒸蒸日上，极为富足的。随着生意的发展、财产的增加，我的头脑又开始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梦想，而这些东西常常会毁掉生意场上最优秀的头脑。假如我能继续现在所处的状态，就大可从容地享受降临在我身上的幸福生活。为此我父亲曾恳切地规劝我过一种平静、恬淡的生活，他曾充满感情地描述的中等阶层生活，就是充满了这种幸福的生活。但是有另一些东西搅和了进来，使我仍旧任意妄为，造成了自己所有的不幸，尤其是增添了自己的过错，使我后来有暇回想时加倍地悔恨。所有这些灾难都是由于我明目张胆地执着于我那愚蠢的遨游世界的癖好，并执意实现这一癖好，恰好这违反了大自然和神旨向我昭示的尽职的生活之道，以及以一种美好而平淡地追求财富的方式做好我自己的清晰图景。正如我从前离开父母远走高飞一样，现在我又不满现状了。我必须走，离开我现在已拥有的幸福景象— 在新的种植园里做一个富有而成功的人士，我想入非非，想做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而不走寻常逐渐积累的老路。这样我就再次把自己抛入了有史以来人类不幸中最深的深渊。否则，我也许还能安享此世的生活和健康。我也立了一份正式的遗嘱，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同过去一样，我将那救过我命的船长立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但他要照我的意愿处理我的财产：一半财产归他，一半运往英格兰。可是，我却被命运驱使，盲目地服从于自己的妄念而不是理性。有时我会疑惑，为什么上帝会这样毁灭他的造物，使之如此悲惨，如此无助，如此地被抛弃，如此地全然沮丧，以致让人感谢这样的生活难以说得上是合理的呢？我忽然想到，缺乏书籍、笔和墨水，会让我失去时间的计量，甚至连哪天是安息日都会忘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便用刀子在一根大柱子上用大写字母刻下：“1659年9月30日我在此处上岸。”我把柱子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竖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在这根方柱的四边上，我每天都用刀子刻上一道纹，每第七天就刻一道长一倍的纹，每个月第一天的纹则再长一倍。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日历，周、月、年都有了。就像借方和贷方的表格一样。其次，我极度缺乏蜡烛，因此一到天黑，通常是下午七点，我就只好上床了。我记得在非洲冒险出逃的路上，我曾用一块黄蜡做过一些蜡烛，但现在我早没有黄蜡了。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每杀掉一只山羊，我就把它的脂油保留下来，放在一只用泥巴做成、经太阳曝晒而成的小碟子里，加进一点麻絮做灯芯，就做成了一盏灯。这给我带来了光，尽管没那么亮，也不稳定，但好歹也像蜡烛了。到了成熟的季节，也就是六月底，我小心翼翼地留下了麦穗。我把它们一粒一粒地收好，决定再种一次，希望到时候能获得足够多的麦粒来做面包。但是要到第四年我才让自己吃上了麦子，即便如此也是吃得极省，对此我下面会加以交代。因为第一次播种时，由于搞错了季节，我损失了全部种子。我在旱季之前播了种，结果它们根本发不了芽，即使长出来了也长不好。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我走到船边时，发现它被离奇地移位了。此前，船头是埋在沙里的，现在离地至少有六英尺高。至于船尾，在我上次上船搜刮后就被海浪击得粉碎，脱离了船身，现在呢，看样子是被海水颠到一边去了。接近船尾处的沙地被抛高了，那里原是一片水洼，约四分之一海里宽，我要接近破船非得游过它不可。现在可好了，退潮时我可以直接走到船上去。起初我对此很惊异，但很快就明白了，这必定是地震导致的。在强力影响下，船比以前更破了，日复一日地，许多东西被海水冲得松散，脱离船身，经不断的风吹浪打，就漂到了岸上。在此期间，我总是在涨潮时觅食，退潮时上船。疟疾凶猛，一发七小时，冷热交织，浑身虚汗。唉，我并没有对上帝的知识！八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过着罪恶的航海生活，交往的也都是些像我一样邪恶缺德、亵渎神灵、没有底线的人，早已把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良好教导消磨殆尽。这么多年来，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向上仰望上帝的念头，也不记得自己有过向内反思自己行为的思想。我完全被一种灵魂的愚昧所压倒，既不渴求善，也意识不到恶。在普通的水手中，我是心肠最硬、轻率鲁莽、作恶多端的一个，危难中不知敬畏上帝，得救后不知感恩上帝。确实，当我在这里第一次上岸，发现所有的船员都被淹死了，只有我逃过了一劫时，我真是惊奇得灵魂出窍，心神恍惚。当时我的灵魂，若蒙受了上帝恩典的帮助，或许可以达到真正的感恩之情。但它旋生旋灭，只是一阵普通的喜悦而已，或如我所说，只是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丝毫没有反省上帝之手特别的善意，这手保护了我，当所有别的船员都被毁灭时却把我单独挑选了出来予以保护，我也没有反思为何上帝对我如此仁慈。我跟一般海员一样，在遭遇海难，平安上岸后，照旧高兴一下，喝上一碗甜酒，转眼就把船难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生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甚至在后来，经过适当的思考，明了自己的处境，知道如何被抛在这座荒凉的岛上，远离人类社会，绝无获救的希望，或救赎的前景，但一旦看到有活下去的希望，可以不挨饿，不会因饥饿而灭亡，我所有的悲恸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又开始安逸度日，一心一意干各种活儿以保存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目前的痛苦处境，是老天的判决，或者说是上帝之手对我的惩罚。这样的念头很少进入我的头脑里。我日记中曾记述，谷物的生长起初对我有些影响，让我感动，认真地想到，这里面有某种奇迹。但一旦这种思想被消除，由它激发的印象也就消失了。这我在上面已经提过。甚至地震，尽管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它更可怕的，或更能让人直接地领悟那不可见的力量的—独有上帝才能引导这样的事情，然而在最初的惊惧过去之后，它所引起的印象也就消失了。我再也感受不到上帝或他的审判，我并不认为我目前痛苦的处境是他一手造成的，这跟我即使是处在人生最兴旺的处境中，也不会想到上帝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生了病，死亡的悲惨景象不紧不慢地展现在我面前。当我的精神由于重病的负担而开始消沉，体力由于高烧的强烈而开始耗尽，那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我开始悔恨我过去的生活。显然，我过去的生活罪大恶极，冒犯了上帝的公义，因此他让我遭受非同寻常的打击，用这种报复的手段来处罚我。倘若上帝造了所有这一切，他也就会引导并管理着它们，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因为这力量既能创造一切，也就必然有力量引导并指挥它们。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他创造的大圈子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没有上帝不知道的，或不是上帝安排的。倘若没有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那么他知道我在这儿，处在这可怕的处境中。倘若没有事情不是他安排的，那么他安排了所有这些灾难降临在我身上。对这些结论，我想不出任何反驳的意见来。因此我更加坚信，我遭受的这些灾难，都是上帝安排的。在他的指示下，我陷入了这一困境。唯有他拥有权柄，不仅对我，还对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于是，紧接着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做什么了让他这样？我的良心对此探问立刻进行了审查，仿佛我在渎神似的，我听到它仿佛变成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可耻之徒！你问过自己做了什么吗？回顾一下你这糟糕的一生吧，问问你自己你什么没干过？问一问，为什么你没有在老早以前就完蛋？为什么你没有在雅茅斯锚地被淹死？为什么你没有在你们的船被萨累海盗赶上，发生战斗时被打死？为什么没有被非洲海岸的野兽吃掉？为什么在这儿，当所有的船员都灭亡时，你却没有被淹死？你还要问，‘我做了什么’吗？”我一想到这些，不禁惊讶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不，我无法回答自己，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走回住所。我翻过围墙，好像是要上床睡觉，心里却受到搅扰，并没有睡觉的意思，因此就坐在椅子上，把灯点亮，因为天色已暗。这时，我担心旧病复发，十分害怕，忽然想到巴西人不管生什么病，都不吃药而只嚼烟叶，恰好我箱子中有一卷业已烤好的烟叶，还有一些未全烤熟的青烟叶。“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现在的处境是，虽然生活依旧艰苦，精神却轻松多了。通过持续阅读圣经和向上帝祷告，我的思想被引向了更高层次的事物，我内心有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舒适。我的体力和健康也恢复了，我重又忙碌起来，添置自己需要的东西，生活再度常规化。我还是想出了一个利用这些葡萄的好办法，把它们在太阳下晒干，制成葡萄干存放起来。这样一来，在没有葡萄的季节，我也能吃上又有营养又可口的葡萄干。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后来这三只小猫繁衍了许多后代，闹得我烦不胜烦，我不得不把它们像害虫或野兽一样杀掉，尽可能地把它们从我屋里赶走。后来一段时间，我忘了把安息日刻成长纹来区别周数，因此就搞不清哪天是哪天了。但是现在，我计算了一下天数，知道已经来这里一年了，因此我就分出周数，每七天分出一个安息日。算到最后，我发现漏掉了一两天。但在播种时，我偶然想到，不能一下子全部播下了，因为我并不知道时间是否合适，因此我只是播了三分之二的种子，每样还留了一把。后来我庆幸这么做了，因为我这次播下的种子没有一棵发芽的。因为随后数月天气干燥，地里没有雨水滋润，不能帮助种子生长，所以播下的种子一直长不出来。一直到雨季重临，它们才冒出头来，仿佛是新播下去似的。发现第一批种子不长，我很容易就想到这是由干旱导致的，就找了一块湿润的土地做另一场试验。2.29，3,4.15 地球多雨，因为太阳直射在赤道上面。4.31，5,6,7，8.15 干旱，地球在赤道以北。8.31，9，10.15  多雨，太阳开始向南回移。10.15,11,12,1，2.15 干旱，太阳在赤道以南。后来我留意着不让箩筐缺乏，旧的坏了就编新的，特别是编了一些又深又结实的箩筐来装谷物。我原先是用袋子装谷物的，但现在谷物太多了。现在正是11月和12月之交，我开始盼着收割大麦和稻谷了。我耕种和施肥的土地面积不大，因为如前所述，两类种子数量都不多，都未超过半配克。我因在旱季播种而颗粒无收。但现在我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然而我突然发现，庄稼受到好几种敌人的威胁，简直难以对付。首先是山羊，以及我称为兔子的动物，它们尝到了禾苗的甜味，就昼夜伏在地里，禾苗刚一露头，就被它们吃掉，以致难以抽出茎秆。除了扎个篱笆把庄稼围起来我别无他法。扎篱笆又花了一番苦功，苦上加苦，因为要赶进度。不过，由于庄稼不多，地面不大，我只用了三星期的时间就把篱笆扎好了。白天我把来偷吃的动物打死，晚上则让狗守卫着庄稼。我把狗拴在门柱上，让它蹲在那儿，整晚吠叫。没过多久，敌人们就放弃了这块土地，庄稼长得又壮又好，很快就成熟起来。但是正如庄稼出苗时动物们跑来搞破坏一样，庄稼结穗时，鸟儿们也飞来搞破坏了。为它们现在啄掉的每一粒粮食，以后对我都会是一只大面包，因此我没有耐心等更多鸟飞下来，就走到树篱边又开了一枪，打死了三只鸟。这正是我希望的。我把它们捡起来，用英国人惩罚臭名昭著的窃贼的办法，把它们吊在链子上，以吓阻其他的贼。我相信，极少有人会深入地想到，要成就一片小小的面包，中间要具备多少环节啊！要播种、生产、翻晒、保存、加工、制作，才能最终完成一片面包。我前面说过，在庄稼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做了许多事。我要围起它，保护它，收获它，翻晒它，把它搬回家，然后打谷，筛糠，贮藏起来。接着我想要用石磨来磨它，用筛子来筛它，用发酵粉和盐把它做成面包，用炉子来烤它。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这在上面我也已说过了。尽管如此，只要有粮食，对我就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好处。岛上的岩石也不够硬，全是些沙石，一碰就碎，经不起重杵去臼，即使能捣碎谷物，也必然会把沙子搀到面粉里。因此，在花了大量时间却找不到合适的石头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出去找一块硬木。这件事真的伤到了我。现在我才明白 — 尽管已经太晚了 — 做事以前若不考虑代价，不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力量，将是十分愚蠢的！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我们在去世后对世界的看法一样，把它看成一个我曾经居住的地方，但业已离开了。我完全可以用亚伯拉罕对财主说的那句话：“你我之间，隔了条鸿沟。但是我能用上的，只是那些对我有价值的东西。我够吃够用，其余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倘若我猎杀了过多的野味，多余的肉就会被狗或虫子吃掉。倘若我种出了过多的谷物，吃不完的就会被糟踏掉。我砍倒的树都躺在地上快要烂掉了，除了用作燃料外，没有别的用处，而我只是在烤煮食物时才把它们当作燃料。一言以蔽之，事理和经验使我明白了，世间万般好东西，只因为对我们有用，才称得上好东西。任何东西，堆积多了就应送给别人，我们所能享受的，也只不过是能使用的那部分，多了也没用。世上最贪心、最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若是处在我的位置，也会治好他的贪病。因为我现在拥有得太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除了缺几件很寻常对我却很有用的东西外，我没有什么要欲求的了。我前面提到过，我有一袋子的钱，金币银币都有，共值约三十六英镑。但是这可悲无用的东西堆在那里，我丝毫也用不着。我常常想，我宁愿用一把金币去换十二打烟斗，或换一个手推磨来磨我的谷子。不，我愿用它去换只值六便士的英国芜菁和胡萝卜种子，或者去换一把豌豆或蚕豆，以及一瓶墨水。可是现在，这些钱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毫无价值。它们躺在抽屉里，一到雨季，就因洞里潮湿而发霉。倘若抽屉里装满了钻石，情况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我毫无价值，因为毫无用处。跟最初上岛时比，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轻松多了，身心都很安逸。我坐下来吃饭时，常常有感激之情，惊叹上帝的手竟然在旷野为我摆上了筵席。 我学会了多看我处境中的光明面而少看阴暗面，多想我所享有的而少想我所缺乏的。有时这给了我隐秘的安慰，实难言表。我在这里如是说，是希望那些不知足的人能有所醒悟。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上帝已经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盯着并觊觎上帝没有给予他们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老是因为缺乏什么而感到不满，是因为我们对已经拥有什么缺乏感恩。我还有另一个醒悟，它也有助于我用希望来宽慰自己，这就是将我目前的情境跟我从上帝手中应得的报应加以比较。我曾过着一种可怕的生活，对上帝完全缺乏认识和敬畏。我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过良好的教导，他们最初并非没有努力往我心里灌输对上帝的敬畏、责任感、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目的。但是，唉呀，我早早就下海过上了水手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最不敬畏上帝的，尽管上帝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怖。我是说，由于我早早就过上了水手的生活，跟水手们常相为伴，我所持有的最微弱的宗教意识也受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加上由于海上经常遭遇危险而习以为.我罪恶的生活跟我孤独的生活，可以说是在同一天开始。那些在绞刑架上忽然获得了梯子，在强盗刀下忽然得救，或经历过这类死里逃生事件的人，都可以体会到我此刻的惊喜，也不难想象我在把小舟驶进这股回流时是多么高兴，不难想象我是多么欢快地顺风展帆，顺流而行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的一个道理，饥饿可以驯服狮子。假如我让这只老公羊在陷阱里饿个三四天，然后给它点水喝，给它点东西吃，它就跟小山羊一样服服贴贴的了。因为只要饲养得法，它们还是聪明听话的。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变化多端的作品啊！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感情是由于什么秘密的机括，而急剧地变化？今天我们所爱的，明天就恨了；今天所寻求的，明天就闪避了；今天渴望的，明天就害怕了，甚至一想起来就发抖。此时此刻，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以前唯一苦恼的是我似乎被人类社会放逐，孤苦伶仃地被无边的大海包围，与人类隔绝，被定了罪过着沉默无声的生活。似乎在上帝看来，我不足以与活人为伍，或列席在其他的生灵中。我若是能看到一个同类，对于我就相当于死而复生，是上帝所能赐予我的最大祝福，仅次于救赎。而现在，光是想到会看到人，我就不寒而栗，光是看到有人悄无声息地在岛上留下了脚印，我就准备钻到地底去。“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想到这，我欣喜地从床上爬起来，不仅心里舒服多了，还获得了引导和鼓舞，诚恳地向上帝祷告，求他救我。祷告完后，我拿来圣经开卷阅读，看到的第一句话是：“要等候主！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主！” 这句话带给我的安慰是无以言喻的。于是，我感恩地放下圣经，不再悲伤，至少在那时不再悲伤了。心思的纷乱让我一夜难眠，到早上却陷入酣睡。心里经过了这一番折腾，十分疲倦，精神也已耗尽，我睡得十分香甜，醒来后，只觉得比先前坦然多了。此时，我开始冷静地思考，内心经过一番辩论，得出结论：这个岛如此风景宜人，物产丰饶，离大陆又不超过我眼见到的那点距离，那就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完全荒无人烟。这里尽管没有固定的居民，那边却也许时有船只离岸来此，他们或是有意来此，或是并非有意，却被逆风驱赶至此，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所有读到我这个故事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出一个正当的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进程中，我们最想避免的坏事，一旦落到了我们头上，就成了最可怕的事，可是，这样的坏事又常常是我们得救的手段或者门径，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从我们所落入的痛苦中重新得到解脱。对此，我可以举出我莫名其妙的一生中的许多例子，但最显著的，还是我在荒岛独居最后几年的情境。不过现在我倒是实实在在地弄到了两双鞋，是我从破船上看到的两个被淹死的船员脚上脱下来的，我在一个箱子里又另外找到了两双鞋，真是让我高兴。但这些鞋跟英国鞋不一样，不那么舒适耐用，在英国也就算我们所说的便鞋而已。我在这只水手箱子里找到了一堆里亚尔币 ，约等于五十比索，但没有看到金币。我猜测这只箱子的主人比较穷，而另一只箱子的主人似乎是一位官员。人有一种通病，就是不满足于上帝和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位置。我认为，他们的不幸中有一半就是由这种不知足造成的。不断地陷入种种困境的我，堪称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不顾自己原来的家境，也不听父亲的忠告，反而对着干，也许我可以把这叫作我的“原罪”吧！随后同样的错误让我落到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上帝把我安排到巴西成了一个种植园主，假使他保佑我心无杂念，我也许就会满足于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到这时候— 我指我在岛上的这些年— 也许早就成了巴西最显要的种植园主之一。我在巴西住的时间不长，却发展很快，我深信，如果我留在那里以那种速度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或许现在的身价已经是十万莫艾多。但是，我抛下了一份稳定的财产，一个资本雄厚，正欣欣向荣地扩展的种植园，甘愿去当一名船上的管货员，到几内亚去贩运黑奴。而留在巴西，耐心和时间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呆在自家门口就可以从那些黑奴贩子手上买到黑奴，虽然价钱会贵一点，但这点差价绝不值得自己去冒这个险。但是这常常就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命运。这里面的愚蠢，不经过多年的磨练，不付出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不会领悟到的。我现在就正是如此。可是，这种错误在我性情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不能安于现有的位置，而总是不断地谋划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逃离此地。为了使我故事余下的部分更为读者所乐见，我不妨先透露一下我这个荒唐的逃跑计划，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后来是怎么实施的，是根据什么行动的。这次去破船后，我在城堡里过起了隐退的生活。我把我的小护卫舰独木舟像往常一样沉入水底藏好，我的处境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实际上，我比过去有钱了，但根本还算不上富有，因为钱对我毫无用处，就如秘鲁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钱对他们毫无意义一样。那天晚上我大脑里的思绪犹如万马奔腾，记忆里的往事如旋风卷过，要把它们一一记下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把我如何来到这座小岛，如何在岛上求存的来龙去脉，以图画或缩写的形式过了一遍。在我反思自从来到这个小岛后的生活状态时，把我早先在这儿居住时的幸福态势跟在沙滩上看到脚印后过的焦虑、害怕、谨慎的生活作了一个比较。我并非不相信野人一直都是常来这座小岛的，而且有时一次几百人登岸也是可能的，但我过去对此毫无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忧虑。虽然危险是一样的，但是那时我的满足是完美的。我对自己的危险一无所知，就像根本没有危险一样，十分快乐。这番回忆使我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诲，尤其是这一点：上帝的旨意无限美好，它管理人类时，让他们对事物的视野和知识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于是，尽管人行进在千难万险之中— 这些危险倘若他能发现，便会心烦意乱，精神萎靡— 但由于事情都在他眼前隐藏了起来，他毫不知道身边环绕着的危险，因此他便保持了平静和安宁。不过，这个梦却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若想逃出这个小岛，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弄到一个野人，这个野人最好是别的野人的一个俘虏，被他们定了罪要吃掉，并带来这里准备杀掉的。我让星期五把所有头骨、人骨、人肉和其他残留物拣到一起，堆成一堆，然后点上火烧成灰烬。我发现星期五仍对那些人肉垂涎欲滴，食人野人的禀性不改。但我明显地表示了对食人的深恶痛绝，连想一下都恶心，遑论看人吃了。我摆手势让他知道，如果他吃人肉，我就会把他杀了，这才让他有所收敛。还是回到我的新伙伴上来。我对他十分满意，忙着教他各种各样的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帮手，特别是教他英语，理解我说的话。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兴致勃勃，勤学不倦，以此为乐。每当他能听懂我的话，或让我听懂他，也让我很高兴跟他说话。现在我的生活变得顺利多了，我开始对自己说，只要不再碰到其他野人，即使此生无法离开这座小岛，我也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我开始琢磨了，要养活两张而不是一张嘴，必须比以往多种点地，多打点粮食。因此我就划出了一大片地，如以前那样围上篱笆。星期五对这个活儿是既主动卖力，又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他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用来种谷子以制作更多面包的。这是由于现在他来了，我们必须有够他和我两个人吃的面包。他看来领会了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他觉得我为他干的活比我为自己干的活还多。只要我告诉他做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做的。这是我在此地待过的最愉快的一年。星期五的英语渐渐地说得相当好了，几乎知道所有我要他拿的东西的名称，知道我派他去的每一个地方，还喜欢不停地说话。总之，这样一来，我就又用我的舌头说话了，以前我很少有机会说话的。除了跟他谈话有乐趣外，我对这伙计的人品也很满意。相处久了，我越来越感到他是多么单纯诚实，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造物。他那一边呢，我相信，他之爱我要胜过他以前爱的任何东西。我就问他，假如这位老人创造了万物，为什么万物不崇拜他呢？由此我发现，即便是在世界上最盲目、愚昧的异教徒中，也存在着祭司制度，存在着把宗教神秘化的手段，以保持人们对神职人员的尊重，这不仅可以在罗马那里看到，也可以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看到，甚至在最残酷最野蛮的野人那里也可以看到。我发现，把关于魔鬼的正确观念印到他脑子里，要比把上帝的观念印到他脑子里困难得多。大自然帮助我向他证明，世界必然有一个第一因，一个凌驾并统治一切的力量，一个秘密地引导着万物的神旨，以及我们向自己的创造者致以敬意是公平合理的，等等。但在讨论魔鬼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邪恶之灵及其起源，其存在及其本性，更重要的是他做恶的欲望，以及诱我们做恶的欲望，确是难以找到证明。可怜的星期五提出了一个又自然又天真的问题，把我一时难住了，差点无言以对。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跟他说关于上帝的问题：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嫉恶如仇，上帝如何用烈火烧死不义之徒 ，既然上帝造了我们，他也能在一瞬间毁灭我们和全世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但是，”他又问了，“如果上帝要比邪恶的魔鬼强大得多，伟大得多，为什么上帝不杀了魔鬼，使他再也不能做恶呢？”重复着我的话，问：“最终？罪有应得？我不懂！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魔鬼杀了？为什么不早点杀了他？”我说：“你这么问就好像在问，为什么上帝不把你和我都杀了，因为我们也有罪，忤逆了上帝。上帝留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得到饶恕。”他想了好一会儿，激动地说：“好吧，好吧，你、我、魔鬼都有罪，都被留下，悔改，都得到上帝饶恕。”我被他弄得尴尬极了。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纯粹自然的观念虽然可以引导有理性的造物认识到有一个上帝，认识到应该崇拜至高的上帝，却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神圣启示告诉我们的一切，即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到他为我们赎了罪，认识到他是人神所立新约的中保，替我们在上帝宝座前求情的人— 所有这些观念，都需要天上降下来的启示，才能在心里形成。上帝知道，在教导这个可怜造物的方法上，我是诚意多于知识。我必须承认，我以前有许多教义只是相信而并未理解，现在，为了教导这个野人，向他阐明，我就必须把我以前不知道或未充分思考过的问题搞懂，这些问题在我探索的过程中有时自然而然地就搞明白了。这次我对于探索这些问题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热情。因此，不管这个可怜的野人是否将来会让我更好，我都有理由感谢他来到我这里。压在我身上的悲苦减轻了，我的居住环境变得极其地舒适了。当我反思到，在我被囿于其中的这孤独生活中，我不仅受到触动开始主动地去仰赖上帝，寻求那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上帝之手，在上帝的旨意下，现在还被造成为一个工具，来拯救一个可怜的野人的生命，同时还理所当然地拯救他的灵魂，教给他真正的宗教知识和基督教教义，使他有机会认识基督耶稣，在他里面得到永生。当我回想所有这些事情时，我的灵魂里就涌上了一股秘密的喜悦，常常禁不住为我被带到了此地而欣喜不已。我以前一直视流落此地为我生平最大的灾难。他回答得很快：“你打发星期五走干什么？拿来杀星期五，不要打发星期五走。”他很恳切地说这句话，我看到他眼里有泪光。总之，我明显地看到了他对我的一片至诚，以及坚定的决心。因此，当时我就告诉他，后来也常常告诉他，只要他愿意跟我待在一起，我就永远也不会把他从我身边打发走。我救回来的两个俘虏身体虚弱，一旦我给他们找到住处，得以休息后，我就开始想着给他们供应食物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命令星期五从羊圈里挑了一只不大不小的一岁的山羊宰了，把后半截砍下来，剁成小块，让星期五去煮炖，汤里加上些大麦和大米，做成了十分美味的羊肉羊汤。我是在门外面煮汤的，因为我从不在内墙里面生火，于是就把汤搬到新帐篷里去，在那里为他们摆了一张桌子。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了顿晚餐，我和他们有说有笑，尽量地鼓励他们。星期五是我的翻译，主要是翻给他父亲听，但也翻给西班牙人听，因为西班牙人会说野人的话，说得还很好。他说，“以色列人在刚出埃及时欢呼雀跃，但很快连救了他们的上帝都反了，就因为他们在旷野中吃不上面包。”可是我刚刚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们更令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尴尬的了。船长在船上是有墨水的，他非常吃惊地发现，虽然我制造过更难造的东西，却从来没有试过用炭和水来制造墨水，或类似的东西。大家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没有给我留一点遗产。总之，我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或帮助，我带的那么点钱无法让我在世上安身立命。现在可以说，实际上也的确是，约伯的末端要比开端好得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原初的恩人，我善良的老船长。他在我受难之时仁慈待我，自始至终都以善意和忠诚待我。我把收到的每样东西都给他看，告诉他，除了掌管万事的上帝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得的。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要百倍地回报。因此，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莫艾多还给了他，然后请来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一份字据，将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一笔勾销。然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每年利润的接收者，并指示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常年往返的船队带给他代为接收。委托书最后一款写明，在其有生之年，老船长每年都从我的收入中得到一百莫艾多，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将每年获得五十莫艾多，终生如此。这样，我总算是报答了老人家了。现在，我接下来得考虑该走哪条路，拿上帝放到我手里的不动产怎么办。实际上，跟荒岛上的生活状态相比，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更多。在荒岛上时，我除了所拥有的，别无他求，除了我需要的，别无所求。而现在，我却有了一大堆要紧的东西，我的事就是怎么保证它们的安全。我现在可没有洞穴来藏钱财，也没有地方无需上锁便可放金银币，直到它们生锈发霉也没有人动用。相反，现在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或该托给谁来保管。只有我的监护人老船长是诚实可靠的，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最后，写给我的合伙人，赞扬他勤勤恳恳，扩大了种植园的规模，廉洁正直，提升了企业股份。我就我那部分未来的管理作出了几点指示，请他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属于我的收入转给他，以后如有改变，我会再详细通知他。我跟他保证，我不仅想去看他，还想在那里定居下来，直到生命终了。写完后，我就添上了一份漂亮的礼物：给他妻子和两个女儿送了一些意大利丝绸，因为船长的儿子告诉我我的合伙人已经结婚了。还送了两匹精美的英国细呢— 那是我在里斯本能买到的最好的英国细呢，五匹黑呢，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佛兰德斯花边。确实，我在海上总是倒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要小瞧了这种时刻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动。我曾经挑了两条船，是经过比较后精心挑的，一条我已把行李搬上去了，另一条我已跟船长说好了，但最后这两条船我都取消了。这两条船后来都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抢走了，另一条在托贝湾附近的斯塔特岬角遇难，除了三人生还，其他人都被淹死了。因此，不管我上哪条船，我都得倒霉。至于哪个最倒霉，那倒不好说。我们到达潘佩卢那时，发现确实如此。对我来说，由于长期习惯了热带气候，习惯了少穿衣服，现在的寒冷一下子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十天前，在离开老卡斯蒂利亚时，那里的气候还不仅温暖，而且炎热，却立即从比利牛斯山刮来一股寒潮，冷得让人无法抵挡，手脚冰凉发麻，快要被冻掉了。这样的天气变化带来的痛苦甚于惊奇。因为星期五在他老家是见惯了这类野兽，不仅不怕，还能凑近了打它。倘若是其余的人，那就会从远处开枪，要么打不到狼，要么误射向导。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向导病得很重，他的两处伤口发脓，四肢肿胀，再不能走动了，所以，我们只得在当地找了个新向导，去往图卢兹，发现那里天气温和，土地富饶怡人，既没有雪，也没有狼，也没有任何这一类东西。当我们在图卢兹跟当地人说起我们的故事时，他们告诉我们，这在山脚的大森林里实乃寻常之事，尤其是在大雪覆盖之时。他们很好奇我们找到的是何等向导，竟敢在严寒时节带我们走那条路。另一个侄儿我托付给了一个船长。五年后，我发现他成了一个通情达理、有胆有识、胸怀远大的青年，就给他买了一条好船，让他航海去了。后来，这个年轻人把我这个老头子拖进了另一场冒险。

《1722瘟疫年记事》

我面前摆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照常经营我的生意和店铺，这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这里头搭进了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资产；另一件是要在那样惨淡的灾难当中保住我的性命，正如我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样，灾难就要降临这整个城市；而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我的害怕说不定是跟其他各色人等一样，表现得比它会有的还要大得多呢。这头一个考虑对我来说关系极为重大；我做的是鞍具商这个行当，由于我的交易主要不是通过店铺或机会买卖，而是在商人中间进行，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因此我的资产大半是搁在这类人手上。我是个单身汉没错，可我有一个由仆人组成的家庭，我让他们照看生意，我有一所房子，一家店铺和一个塞满货物的仓库；总之，要把它们全都给扔下，作为此类情形下必须被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管理人或是适合的人员可以将它们托付，这就成了要去担当那种损失的风险，不仅是损失我的买卖，还有我的货物，事实上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所有。然后他继续跟我谈他去过的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我兄长作为商人，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从国外归来的，最近从里斯本回来还没几年）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伴随他们主观臆想的那些有害结果，是如何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他们就漠不关心地进入受传染的地方，跟受传染的人交往，因此之故他们的死亡率达到每周10000或15000人，而那些欧洲人，或是基督徒商人，他们离群独居，谨言慎行，基本上都逃脱了传染病。处在这样一场灾难当中，说到偷窃和抢劫，任何人都应该横下心来才是；可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候城里照干不误的各种坏事，甚至那些轻薄行径和淫乱勾当，跟以往一样不加掩饰，我却不会说是跟以往一样非常频繁，因为人的数量在许多方面都减少了。家家户户几乎都见到眼泪和悲叹，尤其是在最初受灾的地区；因为越是到了后来，人的心肠也变硬了，而死亡在他们眼前是如此习以为常，他们对失去朋友也就没有那么多关切了，指望着，自己在下一个时刻就要被召去。这里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在此劫难之时，我是说，在它开始之初，城市和郊区的人满满当当，多得不得了；因为虽说我是活着见到进一步的增长，人们蜂拥蚁集居住在伦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可我们总是那么在想，大量的人，由于战争结束，军队解散，王室及君主政体复辟，成群结队来到伦敦，以图安身立业；或是投靠和侍奉宫廷，求取供职的奖赏，求取拔擢提升，等等之类，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城里容纳的人口据估算比它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十万人以上；非但如此，有人还放胆说，它拥有两倍之多，因为保王党所有破产的家庭，都向此处麇集：所有老兵都在这里开张买卖，数不清的家庭居住在这里；宫廷又一次带来他们滔滔不绝的荣华尊宠，还有新时尚；所有人都变得欢快而奢靡；而王政复辟的喜悦把许许多多家庭带到了伦敦。我常常在想，如同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太人集结在一起，庆祝逾越节，因此之故，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儿遭到袭击，而他们本来是应该待在乡下其他地方：瘟疫也是这样进入伦敦的，当时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特殊情况，时不时地出现人口的暴涨：由于这股人流的汇聚，冲着那个年少而欢快的宫廷，在城里大干营生；尤其是每一种属于时尚和华美的行当；其结果便是招来大量职工、产业工人，等等之类，绝大多数是穷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份给市长大人的有关穷人状况的报告中，它估计说，城里和城市周围住着不少于十万名缎带织工；他们中最主要的人口，大约五分之一左右，当时是住在肖迪契、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和毕晓普斯盖特教区；换言之，相当于斯皮特尔－菲尔兹；也就是说，像那个时候的斯皮特尔－菲尔兹；因为眼下它没那么大了。尤其是假先知用了种种希望奉承他们的那些人，说他们会继续留下来做仆人，男主人和女主人会把他们带到乡下去；要不是公共慈善给这些可怜人提供了救助，这些人的数量极其庞大，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人必定都是这样，他们就会处在这个城市中任何人都会落入的最为恶劣的境地里。而我对此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知道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事例，因此我大可以说上几个，说那些善良、虔诚和敬神的人，这些人，当他们染上了瘟病之后，根本就不想那样冒冒失失地将病传染给别人，因此禁止自己的家人跟他们接近，期望他们得以存活下来；甚至到死都不见他们最亲的亲属，以免自己成为把瘟病带给他们的工具，让他们染上疾病或是危及生命：如果当时是存在一些事例，其中那些传染病人对于给他人造成伤害并不上心，那么这肯定就是那些事例中的一件了，如果说还算不得是主要事例的话，换言之，当时那些染上瘟病的人，从被关闭起来的屋子里破门而出，由于为了给养或是为了招待而被弄得走投无路，便尽力将他们的状况隐瞒起来，由此不自觉地成了把瘟病传染给别人的工具，传染给那些一直无知而不加防范的人。我何以那样认为，而且现在还确实仍然那样认为的一个理由就在这里，这样通过武力而将房屋关闭起来，将人们束缚在，确切地说是囚禁在自己的屋子里面，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甚少有助于或者说是根本无助于大局的；非但如此，照我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之有害的，迫使那些不顾死活的人在外面游来荡去，身上带着瘟疫，而那些人本来会静悄悄地死在自家的床上。此处我必须进一步加以理会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没有什么是比人们自身的那种苟且疏忽更要命了，他们在得到有关这场劫难的长时间通知或警告期间，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准备，既未储存给养，也没有储存其他生活必需品；有了这些他们本来可以全身而退，而且就在他们自家的屋子之内，正如我看到其他人所做的那样，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警戒而得以存活下来；而在他们对此变得有点儿麻木不仁之后，到了确实是被传染上的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没有像他们起先那样，那么小心回避了，明明是知道，他们也没有那么做。我承认，我是那些有欠考虑的人当中的一个，所做的储备是那样的少，弄得我那些仆人只好出门去购买每一件琐细物品，一便士和半便士的东西，就在瘟疫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候，直至等到我的经验让我看到那种愚蠢了，我才开始变得明智了些，明智得那么晚，让我几乎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储存足够的东西，供我们大家勉强维持一个月之用。但由于我没有为这样一种隐退储存给养，我们要完全留在屋内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朝着这个方面做了些努力，虽说那么做是太晚了；首先，由于我在酿制啤酒和烘烤面包方面均有便利之处，我便去买了两袋谷物粗粉，然后在好几个星期里，用一只烤炉，我们烤了所有我们自己吃的面包；我还买了麦芽，酿制了我所有的酒桶都能盛得下的那么多啤酒，而这看来是够我全家喝上五到六个星期了；我还贮藏了一些咸牛油和乳饼；可我没有鲜肉，而那些肉店和屠宰场，在我们街道另一侧，大家都知道它们有许多家坐落在那个地方，而瘟疫在它们中间爆发得那样猖獗，就连跨过街道走到它们那儿去，也是不甚明智的。不管怎么说，那些穷人没法储存食品，而一旦有了需要，他们就必须到集市上去购买，而其他人是差遣仆人或是他们的孩子去购买；由于这本身是一种每天都将重新开始的需要；这就把大量不健康的人带到了集市，而许许多多的人健健康康地到那边去，他们随身把死亡带回到了家里。确实，人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任何人在集市上买一块肉，这个时候他们不会从屠夫手里把它接过来，而是自己从钩子上面把它摘下来。另一个方面，屠夫是不会碰一下钞票的，而是让人把它放进一个盛满醋的罐子里，他是为了那个目的才把罐子给放着的。顾客总是带上小钱，以凑足任何零散的金额，那样他们就可以不要拿零钱了。他们手上拿着盛有香水和香料的瓶子，而所有他们能够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事情穷人甚至都没法办到，他们是冒了所有的风险去的。因为这个缘故，有不计其数的惨淡故事我们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候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在集市上倒下死去了；因为有许多人，他们身上带着瘟疫，对此一无所知；等到体内那种坏疽影响到要害部位了，他们便在片刻之间死去；这就使得许多人屡屡在街上那样突然死去，没有任何预兆：另外那些人说不定还有时间走到邻近的货物堆或是货摊旁边；或是走到谁家的门口、门廊里，就那么坐下来，然后死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至于我的那个小小家庭，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已经是如此这般地贮藏了一批面包、牛油、奶酪还有啤酒，我采纳了我的朋友和医生的忠告，把我自己还有我全家都锁闭起来，下定决心要过上几个月没有鲜肉的苦日子，而不是赌上我们的性命去买肉。我们在这个时期听人讲起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故事，讲那些护理员和看守人，他们照看弥留之际的人们，也就是说，那些被雇用的护理员，他们看护传染病病人，野蛮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他们窒息，或是通过别的邪恶手段，让他们的末日加快来临，也就是说，对他们进行谋杀：而那些看守人，被派去守卫那些被关闭起来的房屋，一旦屋里只留下一个人，而且说不定，是个卧病在床的人，他们便破门而入，然后把这个人杀死，然后立刻把他们扔到外面的运尸车里！因此他们几乎是尸骨未寒，便到坟墓里去了。得说句实话，虽说瘟疫主要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可那些穷人却是胆子最大，最不怕它的，而且四处奔走工作，带着一种兽性的勇气；我必须那样称呼它，因为它既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们也几乎是不做任何戒备，但凡有事便一头扎进去，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活干，虽说这是最为危险的事情；诸如看护病人、看守被关闭起来的房屋、把传染病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医院之类；还有那个仍然是最糟糕的活儿，把死人搬运到坟墓里去。毫无疑问，绝大部分的穷人或家庭，他们此前靠苦工或零售业为生，现在靠人施舍为生；而要是没有仁慈、好心肠的基督徒交给的巨额款项，用来支援这些人，这个城市就绝不可能生存下去。账本毫无疑问是有的，登记他们的善款以及行政长官对这些钱款的合理分配：可是由于当事的官员死了那么多，钱款是从他们手上分配的；还由于，正如我已经听说的那样，记录那些事情的绝大多数账本，恰恰是在次年发生的那场大火中遗失了，而那场大火甚至还烧毁了内廷大臣的办公室，还有他们许多文件；因此我根本没法得到具体账目，而这些账目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的。在这场瘟疫开始的时候，当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认为这整座城市将要受到侵袭，那个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在乡下拥有朋友和地产的人，都与家人一起隐退了，而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会觉得就连城市本身也在从城门里面跑出来呢，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落在后面。你可以蛮有把握，从那个时刻起，百行百业，除了与维持生命直接相关的那些行业，可以说，都完全停顿了。1．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师傅；尤其是像那些属于装饰业，还有男女衣饰及室内家具之类不太有必要的那部分行当；诸如缎带织工和其他织工；金银线花边工匠，还有金银器皿刻工，女裁缝，女帽商，鞋匠，帽匠和织手套工人；还有室内装饰商，小木匠，家具师，做镜子的工匠；还有数不清的行当，他们依靠诸如此类的行当为生；我是说这些行业的工匠师傅，都停止了做活，将他们那些学徒期满的职工，还有工人，还有所有依靠他们谋生的人都解雇了。2．由于商贸完全停顿，因为极少有船舶敢冒险来到这条河里，而且根本没有一条船出去；因此所有负责关税的特派公务员，同样还有船工，运货马车夫，搬运工人，还有所有的穷人，他们是依靠这些商人做工的，都立刻被解雇，而且都没活可干了。3．通常从事造房子或修补房子的工匠，全都停工，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想造房子，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房子一下子都没有了自己的居民了；因此单这一项就让那个种类的所有普通工人都变得没活可干；诸如砖工、泥瓦工、木匠、小木匠、石膏师、油漆匠、玻璃装配工、铁匠、铅管工人，还有所有靠这些工种干活的人。4．由于航运停止；我们的船舶既不像从前那样进来，也不像从前那样出去了；因此船员都统统失业，他们许多人都处在灾难无以复加的困苦之中，而与船员在一起的，是属于并且依赖于造船业以及航海用品装备的所有各类工匠和工人；诸如船上的木匠，链铆缝工，制绳工，干品用桶类桶匠，缝帆匠，锚链铁匠，以及其他铁匠；滑轮制造匠，雕刻工，枪炮工，船具商，船上雕刻工，等等之类；这些行业的师傅多半可以依靠其资产为生；但是商船一般都停开了，结果是所有工人都被解雇：除此之外，河上空空的不见船只，所有或绝大部分的船工、驳船夫、造船工和驳船制造工也就都像这样闲着无事，被撂在了一边。5．所有家庭都尽可能撙节度日，那些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都一样；因此有多得不计其数的门房、侍者、店员、日工、商务记账员，还有诸如此类的人，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女仆，都被逐出门去，无亲无靠，无人雇用，也没有住处；而这确实是一桩惨淡的事情。这些人当中不少人都是我在前面讲到过的那种悲惨绝望之人，他们被随之而来的毁灭所剪除；可以说这些人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传染病本身，而是由于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由于饥饿和穷困，是由于一无所有的缘故；因为没有住宿，没有钞票，没有朋友，没有办法搞到面包，或是没有人给他们面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具有我们称之为合法居住权的那种东西，因此他们也就说不清楚是属于哪一个教区，而他们得到的所有援助，是通过向行政长官申请获得救济，而那种救济，（替行政长官说句公道话）是小心翼翼并且是兴致勃勃地得到管理的，正如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有必要的那样；那些留下来的人从未感觉到这种匮乏和困苦，而以上述那种方式走掉的人，他们是感觉到了。让熟知那种情况的人都想一想，这座城市里为数众多的人，通过劳作挣得每日的面包，不管是工匠还是工人；我是说，让大家都想一想，城市里必定会产生何种悲惨的状况，假如突然之间他们全都遭到解雇，劳作停止，不再有干活挣得的薪金。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对我的一日游，尤其是对那个穷人感到极为满意；我也欣喜地看到，那些小小的庇护所给了那么多的家庭给养，在这样一个荒芜遗弃的时候。我还注意到，随着瘟疫的肆虐日益增长，那些居家的船只因此搬迁，甚至逃得更远，像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有些索性是逃到了海上，驶进那种港湾，还有北部海岸的安全停泊地，像他们能够尽力抵达的那样。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大胆地说，像这样染上瘟疫的那些船上，或者是由于船上的人求助于它们的时候恰好已经太晚，等到他们在岸上逗留得太久而染上了瘟病，才逃到船上去，尽管说不定，他们多半是没有觉察到，因此上船的时候，瘟病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但他们确实是随身携带着它了；或者是由于在这些船上，按那位穷船工的说法，他们来不及给自己装备食品了，只好经常派人上岸去买他们正好需要的东西，或是允许从岸边来的小船跟他们接触；因此瘟病不知不觉被带到了他们中间。眼下我说的那些话，是要对上述那些可怜人的悲惨不幸作出解释；因此像经书上说的那些话也许说得很好。苦啊！那些个要生孩子的人；还有那种日子里要喂奶的人。因为确实如此，这对于她们来说是特别苦的了。眼看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而且找不到活干，也拿不到薪水，这个时候他们下了决心，要尽快逃脱这场可怕传染病的侵袭；而且像他们能够做到的那样做个节俭的人，只要维持得下去，就努力靠他们手头的那点东西过活，然后干活再多挣些，要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活干，不管是什么样的活，一切都顺其自然好了。最终那位海员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首先，他说，天气非常热了，因此我赞成朝北走，这样我们可以不让太阳照在脸上，曝晒在胸脯上，而这会让我们发热和窒息的；我听人讲，他说，这种时候让血液变得过热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应该懂得，这种时候传染病也许恰恰是在那种空气当中。其次，他说，我赞成要走的路线是跟我们出发时风会吹来的那个方向相逆，这样我们走路时就可以不让风将城里的空气朝我们背后吹来。这两条告诫都得到了赞同；要是顺利的话，他们动身朝北走的时候，风就可以不在南边。我把这个故事讲得这样详细，主要是为了讲述疫疾一消退便立刻在城市里出现的许多人的结局：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有能力在乡下拥有退蔽处的人，逃往那些退蔽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那样一种怕人的困境时，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那些没有朋友的普通人，像那些有钱可以救助自己的人，逃往乡下他们可以找到庇护所的各个地方；和那些没有钱的人是一样的。那些有钱的人总是逃得最远，因为他们有能力供养自己；但是那些两手空空的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忍受了极大的艰难困苦，经常为其解决匮乏的需要所驱使，做出有损于乡下人的事情：乡下人因此对他们非常不安，有时把他们抓起来，尽管当时他们甚至不大清楚该如何处置他们，对他们的惩罚总是非常迟疑，但是他们也经常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不得不再回到伦敦去为止。我知道伦敦附近村镇的居民为他们那种冷酷而受到很多责备，他们冷酷地对待那些在水深火热之中逃离传染病的穷人；干下许多相当严苛的事情，正如从已经讲述的事情当中或许可以看到的那样；而我知道的也无非是，但凡有余地行善，帮助那些人，而没有对他们本人造成明显危害，他们是十分愿意帮忙和救助他们的。但由于每个村镇实际上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因此那些在困苦不堪之中逃到外面的穷人，经常受到虐待，并且被迫再返回城里去；而这就引起了对于乡镇的无尽呼喊和怒号，使得不满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听到。正如他们所说，有两个肿块，而它们无法溃烂或化脓；但是通过给它们敷上强烈的腐蚀剂，那些外科医生，看来是有希望让它们溃烂，而这种腐蚀剂当时就敷在他身上，就像是用炽热的烙铁烧灼着他的肉体：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结局如何，但我想他是不停地那样四处游荡，直到他倒下然后死去为止。那就是近在眼前的死亡会让严于律己的人彼此很快调和起来，而主要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环境的舒适，我们把这些事情束之高阁的缘故，我们的那些仇隙才得以酿成，恶感才得以持续，种种偏见，对博爱和基督教团结的背离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那样盛行，迄今为止仍在我们中间流布：另一个瘟疫年会将这些分歧全都调和起来，与死亡密切交谈，或是与那些有死亡威胁的疾病密切交谈，会滤去我们性情中的毒汁，消除我们中间的种种怨怼，并让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世界，不同于从前我们对待事物的那些看法；如同那些已经习惯于和教会站在一起的人，这个时候排解了争端，允许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对他们布道：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也是那样，他们抱有某种不寻常的偏见，已经与英格兰教会团体断绝了关系，眼下心甘情愿到他们的教区教堂里来，遵从那种他们此前并不赞成的礼拜仪式；但是随着传染病的恐怖消退下来，那些事情又全都回到了它们不太值得向往的渠道之中，回到它们从前所在的轨道上去了。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到这一点，我可无心去加入那种争论，试图把这一方或那一方，或是把双方都推到彼此更加慈悲为怀的顺从之中；我并没有看到这样一番说教可能会是适宜或成功的；仇隙似乎在加大，倾向于继续加大，而不是弥合，而我算什么人，会想到自己有能力去影响这一方或那一方？但这一点我还会再讲一遍，显而易见的是，死亡会将我们所有人都调和起来，另一面的坟墓会让我们所有人再次亲如兄弟。在天堂里，我希望，不管我们是否来自各种党派和信仰，我们将找不到偏见或顾虑；那儿我们会成为一种原则和一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手拉手高高兴兴到那个地方去，在那儿我们会心手相连，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并且怀着最为圆满的和谐与柔情；我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能那样做，对此我什么都说不上来，而除了让它留作悲叹，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没有能够预言他们自己的命运，或是计算出他们自己的天宫图；有些人说得非常精确，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这种说法我不敢肯定；不过这一点我必须承认，灾难结束之后，我从未听说他们有人曾经露过面。承蒙上帝恩典，送来谷物和水果非常丰裕的一年，但是干草或青草并不丰裕；那样一来，面包是便宜的，由于谷物丰裕的缘故：肉类是便宜的，由于青草匮乏的缘故；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奶油和干酪是昂贵的，而就在怀特夏普尔栅门外的集市上，干草卖到每担4英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穷人；各类水果有着最为过量的丰裕，诸如苹果、梨子、梅子、樱桃、葡萄之类；而它们较为便宜，由于人口缺少的缘故；但这使得穷人吃水果吃得过多，让他们患上痢疾、肠胃痛、饮食过量症，等等之类，而这经常导致他们患上瘟疫。再来谈谈贸易的情形；首先，对外出口遭到阻拦，或者至少是受到极大的干扰，因此变得困难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所有那些工厂的大停顿，其产品收购通常是为了出口；尽管国外的商家有时候再三索要货物，可由于航道是那样普遍遭到阻拦，英国的船只如上所说，不被允许进入他们港口，因此极少有货物派送出去。这就使得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用于出口的生产陷于停顿，除了某些外港之外；而即便是那些地区不久也都停顿下来，因为轮到它们全都染上了瘟疫；然而尽管这一点整个英格兰都感觉得到，可雪上加霜的是，所有用于国内产品消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通常在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城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机械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失业了，鉴于与这些行业相关，但可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工作已经无事可做，这就使得不计其数的各类学徒期满的职工和工人遭到排斥和解雇。这就使得伦敦许许多多的单个之人无人抚养；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也是一样，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这些家庭主人的劳作；我是说，这让他们都沦为赤贫；而为了伦敦这个城市的信用，为了将来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讲起这一点，我得照实说，他们有能力提供救济食品，给那么多成千上万缺衣少食的人，正如给后来那些病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那样；因此可以确切断言，没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灭亡，只要那些行政长官收到给他们的报告。我们国内产业贸易的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会让那些行业中的人经受更大的困难，但是名工匠、呢绒商和其他那些人，尽其本钱和力量，不停地制造产品以便让穷人工作，相信只要疫情一消退，他们就会拥有与当时的贸易衰退相称的那种旺盛需求：但由于除了有钱的雇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而很多人是贫穷而没有能力做，英格兰的产业贸易便遭受重创，而英格兰各地的穷人只是由于伦敦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举步维艰。上帝的仁慈比理当期盼的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病的那种有害性耗尽，传染病气势衰竭，加上冬季来得快，空气清澈而寒冷，有几场凛冽霜冻；而这种情况仍在增强之中，那些病倒的人绝大多数都康复了。一旦我们恢复了健康，在追忆过去那场灾难时，我们的行为因宽容和仁慈而更加高尚，而不是那样多地夸耀自己留下来的胆魄，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逃离上帝之手的懦夫，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动辄把他们的勇气归功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对造物者之手的藐视，这是一种有罪的绝望，并非真正的勇气。

《1992利玛窦评传1522-1610》

瞿汝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们耶稣会坚信上帝的慈悲和许诺，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而我们进入这个帝国，原本极其危险而困难，因为中华帝国严严实实对外国人封闭，而且人口众多，他们个个都要维护自己的错误。其实,没有任何尘世力量或地狱力量抵挡得住圣十字的王国和武器。我的异常受尊敬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在经商之外，还在教皇领地内和别处经营几处产业。当时的许多城池隐蔽在为河流冲刷的河谷所切割的狭窄山脊或孤立山丘上面，因而你要是没有见识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你还会以为每个顶巅都戴上了由圆屋顶和塔楼构成的一个冠冕哩。在田野、葡萄园和橄榄园中间升起了乌木宾涪城，它的最大光荣是诞生了拉斐尔，还有佩萨罗城，它以彩陶器著称，以及其他一些艺术中心。利玛窦从幼年起就听到古文物的声音，一不仅有古典时代的遗迹，还有峨特时代末期的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义与其说是对事物的终极认设，不如说是把人联系于上帝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爱与宽宥的组带,宗教应该掌握人的敏感,感动人，从而给人以真正个人的动力和其他种种社会美德,善良、团结等等，总之，给予幸福。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出他注天气晴朗的日子，彻夜观察南半球的星辰.基督教早期同古希腊、同古罗马的结合，是一个必然吸引一切善于思考的人一无论信仰不信仰它，无论抱同情或漠然视之一的注意的课题。当利玛窦碰见瑜珈行者时，不能不想到，除了贪婪的江湖术士和以轻信为业的人之外，还有人数不多的真诚苦行者、内省者。致富主要是靠同日本贸易，他们在日本备受尊敬。因此，他们对于日本的风俗习惯比对中国还要清楚,不仅如此，大多数澳门人自己承认在这方面无能，他们即或关心中国，也只是为了它的商品，而不是为了它的学术或体制机构。至于方块字，假若从未见过或从未 像我这样有亲身体般，那玩艺简直不可思议*说多少话，表达多少东西，就有多少单个字，于是字数超过了六千（后来，他把它比作埃及圣刻文字，也明白了日常应用有一千字左右就够了一原注），而且这六千字彼此非常不同而又容易混淆。十六世纪的中国自感无限优越于周围各国。它无比傲慢的原因正在于此,而对这种自命不凡，从四面八方听到的只是肯定的证实,它自信心膨胀，而且确为它那个世界的中心，它那个亚洲的人类的最高表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国王的收入作了估算—— 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发现他岁入在一亿以上。六、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应甚至宜人和跛子也不浪费时间，而是自食其力，因此简直看不见乞丐丐没有一寸土地浪费，一切都得到利用。既然有地位的人都全力讲求学问，他们就天天不干其他，专门写书。处处是唯命是从，普遍秩序井然，尽管有些残酷而且是建立在奴才似的畏惧上的，但在我迄今在全世界所见政府形式中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是最有条不紊的。执行政令雷厉风行。在这个国家，排除任何障碍都万分审慎地采取和平手段,防范外国人的治安措施极其有效，不经批准出国或擅自带进外国人的中国人处死刑。他们防止起义的办法是:把皇族分散到各省，但不允许他们干涉政事,或者，指派官员去管理除自己故乡外的各省。一、官吏们自己滥施杖刑，专断擅行地运用权力，造成的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不可胜数，不过，人们试图用定期巡按的办法来予以补救?二、他们轻视当兵，因而贪生怕死,虽然据说靠近里粗人的地区和倭寇骚扰地区的人表现坚强得多才。三、他们远离一切外国之物，因此,“那里的百姓似乎是世上最坏的。虽然入了基督教的人”表现得确实善良而虔诚，看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神圣真理的光芒，普遍都可以善良而虔诚力。四、由于人口太多，盗匪和海盗多如牛毛，而“保卫海岸的水师有时危害更甚于海盗。五、某丝重大罪孽，例如性行为错乱和过分美食，致使“他们既然有道言慎行从政的才干，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自己灵魂的福祉和上界的事情，也就极其粗鄙而且盲目，显得可说是全然不能理解，因为，对于这些，他们全然无知，也不想听劝。不想理解，对他们的宣讲进不了他们的耳朵，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宗教上的不容忍 定程度的不容忍,是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前，一切都以古人为楷模；既然古人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离伏羲和黄帝的黄金时代要近，当然比我们更认识事物的好坏两方面。孔子的伦理学说冷冰冰、干巴巴，不容有任何慈悲为怀的神灵，让老百姓在危急时刻去寻求庇护。广州一年两次集市上葡萄牙的商品也控制在他手里，这就扼住了澳门所有居民的生命。有两方面的经脸明显证明工在东方，拯救灵魂是以私利为目的的。在印度，使用欧洲式的办法，迄今未能在上等种姓的人们中间获得仅仅出于心灵利益而皈依我主,捕鱼海岸的帕拉维人种姓地位极低，厥依只是为了免受穆斯林的欺凌。相反，只有采取上述随俗的做法，才便于在这个地方使异教徒皈依我主，这是一个经验证明的事实。神父依然跪着，磕响头请求宽恕他的仇人。大人终于明白了激起仇人们的仇恨是危险的。在世上任何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在秘鲁传教的一位耶稣会士始终以熟知传教科学的理论家著称于世。他就是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他在十六世纪末明确写道产基督教徒和掌握基督信仰的夫子们了解古人的谬误和迷信，以便知道印第安人是不是至今还在公开地或隐蔽地奉行，这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印第安人生活在树林里，跟野兽差不多，不知法律，没有首领，游牧为生，言语好似兽叫，他说，例如加勒比人，他们嗜血成性，对外国人凶狠可怕，还吃人肉，赤身露体,身体的某些部位也不怎么掩盖。巳经高出他们许多的有墨西哥人和秘鲁人，虽然他们没有典籍文献，却由一些官员管理着“也们天资之颖慧极其灵活良如,使他们能够懂得时辰的划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数学难题，并不亚于文明人用他们的方法和书写形式。然而，这一切比起另一些人来，还是相形见细，这另一些人有稳定的政府形式、成文法、设防城池、按颠品级分编的行政官员、大规模而且繁荣的贸易,最后还有古老的典籍文献，例如日本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的时代，最人文荟萃之地一般是长江下游周围的各省，有江西（比现在富庶人安徽（设有创始于朱熹和王阳明的书院，文化非常古老人南京答（因南方首都而得名，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江苏省，非常发达）、福建（比较处于全国边缘，外向），尤其是全国最小、同时又最繁荣的浙江（以丝绸著称于世八比较而言，北方汉人较迟才征服的广东省当时平庸得很，府考出的举人数量还不及安徽的一个城市。广东的百姓文化较次,很容易盲目发作排外情绪。我们只要在街上一走，尤其是在距离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很远的其他城市，必须急速跑过去，假如我们不想看见一路上挤满了跑来看我们的人，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人们给我们取了无数的绰号，其中最常用的要算‘洋鬼子‘。甚至在罗明坚之前，葡萄牙一人就引入了西方的某些东西，虽然还不很多，其中首先可以提到丝绒、眼镜、烟草。然而，中国人不象日本人那样容易接受西方事物，广州的集市只是用珍贵产品丝绸、瓷器、麝香（这些东西转运至日本或欧洲）交换外来的白银。中国还要加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困难，即，文言与白话并存。要把欧洲思想传导到中国，更为恰当的是使用白话文，被容忍从事较低级的文学创作例如小说和戏曲的电话文，信鬼在中国老百姓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的迷信有许多相当酷忸罗马古典时代的迷信！尽管如此，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似乎证明，利玛塞并不乐意相信邪恶势力能够称王称霸，在他看来！至善之敌即鬼妖力量，毋宁说仅仅在于给予我们心飒诱惑,并不能连同心灵一起俘获躯体。实际上在大部分家窿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种种形式的迷信，既无默念，也无祈祷,也没有定期参加礼拜，只是在家里挂几张奇形怪状的神像，设一种神坛似的东西，上面供着祖宗牌位，还有一座香炉，里面装满烧下的香灰。不仅如此，你要是想深究中国民间艺术装饰图案的意义，很快就可发现它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主义实质上非常简单，无非是若干初级意念。前人研究古希腊瓶，就能写出一整本书来阐建装饰着爱情雕刻图景的古瓶，这证明爱情感在希腊人生活中起着意大作用，你若看看战德式主教座堂建筑石刻边饰上活跃着的那种种奇花异兽，你就会承认这种装饰贯穿着的思想基本上是宗数信仰。同样.假如我们检视中国的瓷器、辟邪护身之物和刺绣，会发现它们表达的都是祈福愿望，因而我们就能够说，中国人的心灵好像为这种在他们是主导情感的欲念所纠缠,如果说中国人到处书写自己的愿望，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祈愿就能有效事他们认为，祝福一经表达为一定的格式，也像诅咒一样，就能自动发挥作用。在衣服上和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瓶瓶罐罐上反复祈财，也就是在周围四处遍布大交鸿运的机遇,长寿也被认为无比的愿望,因此，老人极光荣，甚至过分光荣。因为老人统治，边那些由于高龄而敌视任何革新的人们在公众事务中占据过分的分量，这成了中华帝国万不情愿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多财多寿，还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愿望，还必须加上“多男子“。如果没有男性后代按礼上供，死者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在家祭上也要颠倒不宁才反过来说，生者要拿福，只有受到死者神秘的保佑，使其事事吉祥如意。禄星也受供奉，既然当官被看成莫大荣耀，当官的进身阶一金榜题名亦复如此。此外，还有一系列象征，都是神话人物或传说英雄，尤其是八仙。拘成了那些使用太上者君秘术达到长生不老的人的长篇累旗的理论。总之一那些瓷器、刺绣、绘画并不是随意幻想来赏心悦目的，而是被相信从中可以听到亿万声音无穷无尽地复述着中国人心灵中单调的祈愿。这是善提达摩六传的六祖慧能的采邑（公元800年前后）。据传说，这位伟大的悔霏者亲自播种植种以养活其僧人。他用一根铁链缠绕身躯，竟至嵌入其腐烂的肉里，一只蛆虫落在地下,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来，重新放进肉里，说道:"你还有得吃，为何逃走？ ”在衣衫谥褛的人中间有身穿长袍者，他们官诩能为人师，传授点金术。那么，这些人为何不为自己造点金子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法术只是出售明水给轻信的人。韶州居民会说官话，文雅程度虽不及广州地区，但也不象广州人那么坏，那么迷信。虽然如此，在韶州也不是没有不愉快的事发生,这个地带土地不太肥沃，除了稻米和水果,几乎不产什么，而且由于地处要用，生活费昂贵得多,尤其是气候要冷些，有时附近的高山上还覆盖着雪，从10月到12月流行三日热或疟疾，以至三分之一居民生病，死者甚众，尤其是异乡人。然而，由于富家子弟过于习有的通病，他早早就挣脱父命的枷锁，放荡不羁，尤其嗜好炼丹，荡尽了继承父产的数十万银子。于是，身无分文,他离开了故里，带着一大家子负担，寄寓于父执或由于自己社交广泛而得投靠者家中，过着门客的奢侈生活。假若他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会跻身于破产的大领主之列怡然自得，悠哉游哉，滑稽嬉戏，以其浑然惇朴、甚至过于亲狎的惇朴，与职业官吏和傲慢无比的贵族们的矫揉造作,装模作样的生活恰成时比。从定义上说，他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中人”。即 ，巧于拉纤撮合、缺之则任何重大交易谈不成的人物。明朝的学术常规积习（崇拜经典）已达到专横暴虐的程度，把任何创造性才华统统淹没在刻板格式、万应妙方和繁琐程序之中了；科学完完全全成了零碎随笔，绘画绝对墨守成规。当官必由之路的科举制度使千篇一律成为普遍的准则，扼杀了独创个性。达官贵人们最头痛的事,就是从伦理上说不可能把老婆中的任何一个打发回娘家去，而不致背上浮重触犯基本礼法的罪名，那个女人会丢尽面子,她的亲人会恨之入骨，而假如大房老婆没有几子，家长就会断绝了传宗接代的指望。中国人的思想当时长期倾向于不从这些著作以外去寻求任何智慧原理，这种倾向延续了二千年，产生的后果是‘中国典籍文献有将近一半只是其翻版或诠释，这种情况，假设欧洲继续一度盛行的做法，只是以《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为圭臬，在欧洲的典籍文献中实际上也会出现的。他写道，“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因而进行重大备战，募集大量军队来抵御他们，不仅保护中华帝国，而且保卫其盟国。按穆罕默德的看法，天堂的生活被描绘为奢侈、享乐、悠闲的生活，对地狱的设想也像对天堂一样，纯粹是从物质的角度，地狱苦难仅仅是肉体的，丝毫没有悔恨或由于不知上帝，而受惩罚的意思。在密宗看来，把幸福生活设想为现世生活的美妙翻版是粗鄙的看法，而把现世生活中的种种必需或现世生活的种种奴役搬到天上去，是一种沉溺于肉欲的想象。确具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宗教就是这样。利玛窦像范礼安一样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如在帝廷稍获成功就能在所有省份引起反响，于是，为了渗入中国人心，他把罗明坚和巴范济采用的服装改变为儒生服装。这样，他就不再等同于极为士人和官员贱视的佛教僧侣了；相反，士大夫阶层到处受到极大的尊敬。据早期传教士们认为，事实上一官员们并不重视偶像或宗教信仰，因为他们自称非常了解这些全是一场闹剧,但黎民百姓需要它才能满足并被控制。因此，当官的好福晨，他们的舒适生活确确实实是唯一的福祉是他们在往往死于饥饿贫困的普通百姓之外,是拥有地上天堂的人们，是令人敬畏、甚至受黎民崇拜的真正神祗。利玛窦常常抱怨他们中间盛行浓厚的崇尚物质的风气，但也有例外，比方说瞿太素。这些例外已经向他表明，即使在这个圈子里也能碰到心灵高尚、意志昂扬的人。越向北走，面食就越普遍，只花两个瑞伊买三个馒头就可充饥，不用吃饼干或米饭， 鱼产极丰，木柴稀少，就用木炭代替。岸边耸立着一座座高台，每五站就有一处，都是金字塔形状的，顶上点燃大火，用视觉信号传递消息。南昌距离外国人受怀疑的海疆遥远，座落在肥沃喜人的平原中央，比韶州地区宜于健康。住人的部分划分为区，夜里，各区把栅栏关上，有更夫游动巡夜。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墙外的关厢，市中心的居民风气惇厚，粗衣随食）为孝子，节妇、名臣建立的牌坊极多％可以说再也没有地方建新的了。人们易生虔诚之心，以安于正直诚朴的生活著称，一部分人相信灵魂不朽，崇拜偶像，其中有许多长年吃斋：另一部分人不关心死后的事，一心只想齐家治国。不算上手艺人和苦力，居民可分四类，都是极其显赫的：一、府衙或省府官员（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同知……)二、从前当官的士大夫(siaocuns①)或现时高官的亲戚，他们很受官员的敬重，尤其是甘从北京的阁老(首相)出自这个圈子。三、 皇亲国戚，人数越来越多，以至占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其中有二三人有“王"这个荣誉封号。四、出自三所著名书院的秀才，为数众多，但势力不及其他地方；1595年，其中七八人登进士第，而广东全省至多才五六人，单单这一点，江西省就足以列为中国最文明的省份。利玛窦区分来宾的不同悟况，把他们分为五类，一、来瞧洋人的，这个洋人天生美髯公，懂汉字，知中国习惯和礼仪 二、谋求第五感官的炼金术士三、用学之友，他们把他看作“又一托勒密“四、许多人来寻求得救, 五 、对局部记忆好奇心强的人。认真想求教来世之事的人人数最少，不过，无论是什么人,离去时都精神上有所收益正如十八世纪一位传教士所说：在中国就得“磨炼天然性情和顷向，也就是经受从前圣徒要求我们的那种磨难。……欧洲人天生活跃、热烈、急切。……来到中国，就绝对必须改变这一切，下决心一辈子温和、随和、耐心、严肃,必须礼貌接见一切愿来的人,表示见到他们真是高兴，他们愿说多久，你都得耐心，毫不厌烦地听着学提出自己的见解，语气得平和，不得提高嗓门，不得大做手势,因为，中国人要是看见外国传教士性情粗暴，很难伺候,是会大为骤然的。如若暴躁、肝火太旺，那就更糟糕，首先他的仆人就会看他不起，在背后骂他。”人文主义，事实上,不仅仅是指由于熟悉希腊罗马文艺而致的思想心灵修养以及对这种学习的兴趣，主要还是超越于一切特殊文化的，因为，它表明我们的活动中那种要求实现人类理想典型的倾向争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贫穷还是富有,有学问还是无知，只要辛勤运用自己的力量，成为比较完美、比较充分意义上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更加致力于完成今日称作“人文主义”的柏拉图”观念。然而，这种泛世的人文主义，其形式随时代而异。当人们发现中国的进士、帝国各大城市的学堂数量都多得惊人，而观象台也极多,对观测极为注重,当人们考虑到要当官，读书是唯一的途径，高升的程度只能随着制艺的纯熟而增长，况且，四千多年来，依据帝国的法律，只有士大夫才得治理各城和各省，才得充任各部和宫廷的一切职务。于是,人们不禁相信，世上一切民族中，中华民族是最有文化修养、最有学问的民族。然而，只要是稍稍熟悉情况,立即就会失望。诚然，中国人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但这是不是发明创造、深入穷究的修养呢？……我并不想断言，他们缺乏深入问题的理性和智慧，既然他们在其他若干像我们的思辨科学一样需要才华和洞察力的学问上获得了成就。但有两大障碍使他们不能在思辨科学方面取得应有的进展,第一是在帝国内外都没有任何足以激起并保持竞争的东西，第二是那些能在这类科学中出类拔萃的人并无报酬可得。利玛窦取得经验之后说”我们可以说，只有数学才得到研究,而中国所知有限的数学还没有基础，因为他们是得之于阿拉伯人的，而且只有皇帝的数学家才传之子孙；他们勉强才懂得预报日月蚀，预报还有许多的错误。他们都致力于观测星象，其实很不可靠,甚至完全谡误。他们不知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不知辨证法,至于医学，那主要是采集草药和经验处方。民法极不发达，司法全凭法庭一时的兴致。所以，他们的学术无非是写一篇典雅华丽的文章，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和修辞学,甚至不等于使用论证或以辩证法为前提的修辞学。“通向财富、荣誉、官位的唯一康庄大道，就是研习经书，史书，律法和伦理学，就是学会他们所称的写文章，即，就所论之题以优美华丽的词藻巧饰其文。走这条道路，可望三元及第。一旦如此高中，就有了荣誉和声望，优裕的生活接踵而至，因为这时肯定要治理黎民了。即使候补者，也可回到本省，受到地方官的极大敬重，在地方上家族得免一切麻烦，他们还享受种种特权。然而，致力于思辨科学的人则没有这一切可以指望，这种研究并不是当官发财的道路，这就无怪乎这种种较为抽象的科学被中国人忽视了“。如前所述，最早去听讲的人中间有建安王。吸引他的是利玛窦的无可比拟的禀赋，足以深究人类心灵的形形色色表现,揭示世人的深刻本质，从而频频给予充满智慧的劝导。官话到处通行。帝国之富足以养活许许多多教士，而日本太穷，教士们只好靠外界布施为生。“礼貌周到，温文尔雅，可说是君子之风，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某些方面，也不亚于教士自己。我不认为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这样专心学习，有多少座城市，就有多少个雅典产人人恪守法律，以至于“柏拉图如若从地狱里回来，会承认他为他的理想国设想的一切已在中国实现。仅仅广东一省，有功名的士子就达六方之众，这一数字如乘以省数，有教养人士的数量大得惊人，他们个个都遵从一位先师即孔夫子的学说，力求丝丝入扣，因而“假若他们接受基督教,异端和教派分裂是不易产生的。”即使他们赞扬我教学说,只是出于礼貌、好奇，或贪利，这也不必大惊不怪，因为他们还沉湎于虚幻偶像崇拜的错误、至于我们，尤其是在目前开始举步之际，他们赞成我们宣扬的教诲，就够了！退而求其次，只要他们听我们讲道,不反驳，不规避交谈，也就够了！旧社会本质是保守的，为自己愿意敬重的回忆和传统所困扰，在走向未来时频频回顾既往，因而步履蹒跚，成功没有把握。相反，新社会在它来征服的这块土地上是外来之物，没有这种种往往成为枷锁的旧联系，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前进，一定能较容易达到目的，是因为它是在面前已经开辟的土地上找到道路的。”一、它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因而不需要任何人，不愿接待使节,也不派使节去外国二、他们只关心善治其邦，不怎么管灵魂和他世的事情，纵使他仁论述伦理道德，也只是按照善治国家、维护帝国之需,因此,我们的作家和哲学家不被理解，他们不重视其著作，也不重视科学，不重视神学道德和基督教道德。三、有三大教派，每一教派又分为九派。谁都可任选其中之一，正因为学说太多，谁也不真正属于任一教派。这就说明何以他们没有拯救灵魂的观念，或者，即使稍有考虑,也是模模糊糊，使人觉得对于今生之人是极不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偶像崇拜很像莱恩纳湖三首蟒怪，斩去一头，又生三头。得有个赫拉克勒斯用大棒击死，不能是别人，只能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用他那神圣的十字架，基督保佑，我是他微末的工具，完全适应于从事这样崇高的事业。四、他们专注于修文,兵艺武备极不受重视，因而什么都怕,怀疑一切外国人都要夺取他们的帝国，日本人在高丽正如葡葡牙人在南方干的。五, 从久远的年代起，他们就天生厌恶任何外国人才在他们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是世界的脑裒、甚至也是躯体。他们只能容忍地位极低下的外国人，即使他们明显觉察到我们在许多方面胜似他们，也不甘心承认或在我们面前甘拜下风，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在治理国家方面教导我们。六，他们的治国方式非同寻常:皇帝从来不出宫殿。他只跟外面少数几个人联系，只关心众多的后妃，同她们一同幽居深院。官僚们位高权重,与个人的交往只在公开场合，通常不去私人家拜会。他们的妻妾、仆人一般也不出官衙，也不到别人家里去。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的计划关死了大门。黎民百姓没有势力，皇帝似乎是谁也不能接近的，而当官的只在坐堂时接见我们，还要我们跪着。最能损害中国固有的严明纪律的，莫过于皇帝众多妻妾使之纵欲，而这种多妻制使得后宫六院权势极大，软弱的君主是无法自拔的。谁也比不上宦官地位有利，能够对宫廷竞争推波助澜，利用这种种阴谋活动,捞取权和财作为帮助某位宠妃的报酬。这就实际上产生了阉人这个行业，它原本极为可鄙，特别是因为阉割入宫服苦役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然而，宦官不久也就权倾一时,他们给全家带来莫大的利益，因为家庭之一员通过这个途径得到皇帝的恩宠。很快就使用太监秉笔，由他们拟定敕令，干犯古老的律令,因为按律是禁止使用受过腐刑的人（这种人是个祸害）从事这类工作的。从此，阉党在宫廷发号施令，也就在帝国全境独断擅行。有人密托他们搞政变，谋官者也用银子买通他们以求美言，还向他们重金贿赂以求有利的调迁任用电还破坏原则规定，给太监加封爵号。不仅如此，还允许净身前无子嗣者收干儿子、干孙子，好把财产和荣禄遗留给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信仰，无子嗣的老人活在世上孤苦零丁，死丁也绝后，那就成了孤魏饿鬼，皇帝依据这种信念，采取这种措施，目的全在于保证宦官老有所养，死后得享祭祀。事实上，这就使他们极为方便地培植自己的朋党，其权势日益膨胀。不过，皇家运河并不像起初想象的那样非同凡响，因为它不像现代运河这样穿山越岭，逐渐上升,而后逐渐下降，而仅仅是一系列的废河道、湖泊、沼泽，一段段河区相连，河闸型式非常特别。因此，几乎到处都保持着河遒弯弯曲曲、宽度各不相等的河流模样。 神父写道：“人人都畏惧皇上，他为人十分残酷,常为细故就杀太监或施予杖刑。他的外界事务的关心只限于能有机会从中捞钱，京官们如法炮制，向晋京的人要银子，勒索他们在外省刮地皮所得。这样一来，京师不啻巴比仑，一片混乱，种种罪孽不一而足，根本无法找到谁伸张正义、表示怜悯或愿意自救产。中国有句僭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确实如此，因为苏州位于最惊人富庶的地带之一，是中国经济命脉地区之一。因为，最潦亮的中国人是苏州人，最舒适的生活是在广州，最好的棺木产在杭州！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居民素以聪明才智和趣味高雅著称，念书受到最高的崇敬，苏州印的书全帝国闻名。在任何时候,六部都各有尚书一人，一般是一品官事侍郎二人,二品，还不算下属各司一共计四十四,短司均有郎中一人和员外郎十二人。一、吏部,主管文官诠任、升迁、调动、罢黜、遣返原籍、弹劾、降职。二、户部,主管赋税、食盐贸易，向北京漕运 ，户口调宣统计三、礼部 ，主管祭祀、典礼、考试、守制四、兵部,主管诠任武官、驿站五、刑部，主管审理刑事案件，确定相应的刑罚。六、工部主管建造修缮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皇陵，疏浚江河所有这些乐器齐奏，尽可能使之发出一致的声音，因为老实说，发出的不是和声,而是嘈杂的不谐和音，甚至中国人也不否认,承认自己祖先的奥秘巳经失传，因为现在的乐器奏起来杂乱无章。红色在中国是权力、幸福的色彩。中国人像古希腊、罗马人一样，不喜欢多余的庞大累赘。……屋顶为琉璃瓦覆盖，或深蓝色，或一种发暗的绿玉色，以抚爱般的温柔与天空融为一体。中国人在思想上从来就有一种墨守成规的不良倾向。七百余年来，他们思想的全部活动局限于诠释孔夫子。朱熹学说只是加强了这一思想噢式。朱熹的析学，也像孔宇的伦理学一样，成了官方学说，钦定唯物主义。利玛窦写道并现今最普遍的看法是，三教（释、道、儒）合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三教。这就是自以为最智者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自欺，也奇特地欺人。他们设想，宗教方面越多样化,对国家就越有利。终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自称信奉一切宗教，结果是无所信奉，既像对任一宗教也不真诚执着。就因为这个缘故,一部分人天真无邪地承认无宗教信仰，另一部分人因虚伪的轻信而自欺，而全民的绝大多数人就浸沉于无神论中。”他知道神父想把偶像崇拜我打开一个缺口，便建议他不要直接论战，说道单凭您的数学 ，便可使他们关于自然现象大肆散布的那些荒谬绝伦的谎言信誉扫地，例如，日落于须弥山后，三足鳖造成日月蚀。佛僧既对此世之事谬误甚荒唐，对他世之事所言亦不可置信。神父一开始就迫使他承认偶像教好似一个几乎全坏了的西瓜，要保存健全的部分，就必须把烂掉的部分统统扔掉。这样尖锐的批判搞得老人及其弟子狼狈不堪。利玛窦开始阐述;存在于心灵里的“所见物”不是日、月,而是日、月的形象，二者之间根本不同。而这种“所见物”本身，若非先见日、是不能形成或想象出来的。他举镜子为例，它反映日、月，谁也不会无见识到说镜子创造日、月或其他所见事物的程度。利玛窦讲述时局不平静，因为，援朝抗侯战争结束后，国库消耗殆尽，皇帝千方百计力求弥补亏空。据说，中国有许多金矿、银矿，禁止开采，因为害怕引来强盗，现在皇帝决定开放若干：与此同时,下旨在全国对所有商品征收2%捐税。为执行这些命令，一大群贪婪的宦官扑向各省,一省去两三名有势力的太监，由低等级的前呼后拥,不受任何人节制。这些太监大多数愚昧无知,粗暴骄横，没有良心，不讲原则，残暴横行，致使全国上下动乱迭起，局势比抗倭战争时期还要糟糕。此外，社会残渣与太监勾结偷盗抢劫工一条船过关卡形若遭到拦路打劫。最可悲的结果是工偷抢如此之多，进入国库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派去开发矿藏的太监并不到山里去，而是钻进大城市，发现谁家富有,就说他房子底下有矿，如不拿钱来腕，就要把一切统统摧毁。因此，各大邑、各省就同宦官私下协议，付给他们一定数额的银子，名为'皇矿银'， 结果，生活费用普遍上涨而粮食短缺。韦吉神父指出:仁，绝非基督教徒所言仁慈,热诚、舍己为人,也绝非佛教徒所言慈悲#而是同胞之间互相恭顺、同等贤者之间和悦关系，他们都同样克制、亲切，然而也同样有私利。孔子既劝导待人若己，同时也劝导毋以德报怨。儒家之仁、仁心，即不为人欺。利玛窦写道，给我教学说极大威望的办法，最容易、最引人兴味的就是讲述基督教国家的优良风俗，例如，残疾人、孤儿、弃儿,不治病患者和朝圣者的医院，救济囚犯、寡妇和其他被剥夺者的典当业、济贫会、慈善会。“于是,教会首先呈现以“慈母般的”面貌,对任何人类残病绝非漠不关心，但印使仁慈极体贴入微地扩张，也保持着罗马理想的痕迹，即实证智慧的理想、刚毅坚忍纪律的理想。对于产生实用意义上的统治者、法学家、伦理学家，不怎么产生有独创精神的形而上学家、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而言，介绍一种过于浸透睿智主义、唯美主义的理想一曾经那样吸引希腊民族的理想，那是没有用的。相反，罗马基督教突出的是它的纪律精神、实证和现实意识，就是以这后一种面貌最适合于争取明末儒士的好感。利玛窦还向他们解群有各种不同的教派，都教人谋求自身的完善并帮助邻人过好生活。在宗教节日，人人都去教堂果弥撒，听上帝真言，以求在宗教生活中自存、向我完善才基督教徒时刻向穷人巨额布施，有时一次就给数千埃居工城乡都有教士监视保持基督教的纯净，使其不渗入谬误：印书需经检查，以免无用之物或有害善良风俗的东西出版, 拾得之物或偷盗、偷偷取走之物皆需归还。这位传教士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并不讳言想效法西方基督教徒的人们必然内心会斗争：异教世界浸透了官箱享受和不道德,而我们现时的欧洲社会,尽管有其缺陷，并不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里，基督教未曾把不肯以心灵皈依我教的人们绝大多数的道德生活净化并予以升华。人人极口颂扬，几乎无人肯仿效的，就是，按照基督教义,不允许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即使她不生儿子，也不允许休她。这条律法，上至国王、亲王、爵爷，下至最低贱民，无一例外，都需遵守 。这就消除了我们知道在中国私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纠纷。其次，要结婚，必须成年，不可尚在少年时。孟子的原则，“每个男人必须有男性子嗣力，利玛窦就这样打击着这条对于基督教极其有害的原则，借以准备人们接受宣示基督教原则，而这种原则日后成为教会同中国贵族阶层龌踣的主要根源。如果说皇帝崇拜只是新近从异域输入的东西，实际上崇拜国家则是罗马的传统。因为，我们目前在中国还不到收获的时刻，甚至还没有播种，只是在开垦浓密的森林，正在同里边的猛兽毒蛇搏斗。上帝保佑，日后他人来此，可能会记载下中国人版依我主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宗教热情，不过，请尊长相信，首先必须像我们这样行动，将来的人一定会承认我们占首要的功绩，假若我们以合宜的慈爱之心完成我们的任务。老百姓怕外国人，皇帝更怕，他可说是个僭主，因为他的祖先以武力纂夺了皇位，他总是担心别人也来篡位，把他推翻。因此，在中国较为可疑的策略,就是在我们周围团聚一大批教徒。例如，有人说“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钓饵来吸引鱼入筌，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李之藻，不必指望会是一个圣人，像人们例如可能对徐保禄给予的评价，但他确乎为人极其正派，天资极高，深深爱国。他在气质上很像瞿太素，与瞿不同的是,他曾数次应试，尽管如此，独创性还是丝毫无损。促使他去接近利玛窦的，似乎首先是地图学。他年轻时，1584年曾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绘制并出版了一幅十五省中国概略图。要说文明，尤其要考虑这个词不单单意味着一个整体的物质，尘世福利和因素，而且尤其指一个总体的智力、道德、法理、心灵价值。无疑，优先的是后一组因素，其整体更有资格要求取得更为崇高的弥号一修养，作为文明的灵魂的文化修养。然而，如果说任何文明都属于某一种文化修养，那么，任何文明，归根到底，都按照人对生活、对自身起源、时自身前途的观点，归结为一个精神性质的问题。……各种文明，由于经常以错误的原则为指导，因野心、贪求尘世财富而盲目，为拼命彼此压倒的不诚实竞争风暴所席卷，便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对抗、仇恨、争斗、敌对这种种非常令人痛苦的景象……在这方面也如在其他方面，基督教的出现犹如解放者、救世浸，它实际上实现着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一份子，在道德上臻于完善，习惯于把尘通以益. 尤其是把此生看作升华到高超的永恒生命的手段的新人。于是，基督教致力于在精神方面实现与人为善的互相理解。它以其泛世性、统一性，诉诸全人类的恒常因素、一致因素,借以使一切人根据事实本身彼此接近，在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家庭内部，加强一切人的友谊、甚至亲血缘联系。神父们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不使用海路，海路短得多，也快得多，其实，他们是太害怕海洋和海盗了，所以不愿走海路,虽然有不少人提出这个建议，也有人多次试过。沿途三省有无数人口众多的城镇，两岸房屋鳞次格比，仿佛组成为一个镇市延绵不绝。因此，盛产粮食，大米、小米、杂粮应有尽有，鱼、肉、果、菜也极丰富，而且都很便宜。按照习惯，南方各省还需每年入贡水果、鱼、衣服、绸级、茶叶、大米，甚至蔬菜，一切均需于规定期限运到，否则，押运这些上十艘、甚至更多为一组的所谓‘马舟'的快船的太监将受严惩。这种航运是在夏天，所以，如不冰镇，这些货物有许多就会腐烂，所有城镇都必须建冰窖以保过境食物的新鲜。皇家运河最有意思的一段是在长江与黄河河床之间，这时的黄河在大城徐州边流经鲁南。”黄河更像是混，而不是水，泛海成灾极为可怕，因此，官宦们惯于以许多迷信仪式像祭鬼神一般献祭给它。它称为'黄'河，是因为悬浮于水中的黄淀，每隔一千年才清次 ，所以有句谚语似的话说'俟河清之日’，三分之一的泥沙沉淀不去”。向新入教的人，必须坚持不懈地教导:偶像本身毫无价值，但崇拜偶像事实上是崇拜魔鬼，使虔信者同魔鬼交往,为魔鬼当奴隶。他一生唯一目的就是崇奉死于十字架的主产我们的人看见再也没有希望得救于人力，就更加专心致志地乞求神助，同时准备好一切以防万一。他们欣然愿意为招致马堂迫害的基督教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上帝则以心武安慰不仅鼓舞教士们，利玛窦和庞迪我,马蒂内和佩瑞拉而且鼓舞四名仆人，其中两名是教徒，两名是望教者，他们都深具决心不承认信仰错误而抛弃主人。

《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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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 4 月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在晚年的时候，他感到余日无多，便开始把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撰写下来。到他死时，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下一些空白以待后来补充。据金尼阁说，利玛窦写这份文献，是打算先把它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别人阅读；其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利玛窦是这样介绍中国人的产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又说：“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在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那里，科学是手段，传教是目的。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目的是要争取这个民族，首先是赢得有文化的即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好感和支持，他打算通过教授欧洲已知的科学来做到这一点。后来他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院深造，成绩优异，十七岁时，他的父亲送他到罗马继续求学。他学了三年法律；在这个时间内尽管奉父命忙于攻读和神职不那么密切有关的学科，他仍然继续在罗马培植他从马塞拉塔的神父们那里所汲取的精神，并维护他所已经发展了的倾向。在这里他成为圣母会的成员，并在它的牧师的指导下按它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他听从神意的召噢，要求加入耶稣会，从青年时起他就感到对它的爱好了。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区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中国气候条件的广大幅度，可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于生长于热带国度，有些则生长在北极区，还有的却生长在温带。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地理书籍中为我们详细叙述了各省的富饶及其物产种类。全面讨论这些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一般地，可以真确无误地说，所有这些作者都说得很对：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先说一说中国的土地供给它的人民以各种粮食^一大麦、小米、冬小麦和诸如此类的粮食。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除橄榄和杏仁外，欧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果在中国也都生长;顺便可以说到，真正的无花果树是我们的神父引进中国的，结果却不如欧洲的原种。此外，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黑地人把这些水果叫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颜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学术。印度人很喜欢把槟 榔叶的叶子和石灰搅拌后放在嘴里经常嚼，他们说嚼时所产生的热对胃很有好处。中国人有几种东西可以代替我们食用和点灯用的橄榄油。其中主要的一种是从芝麻榨取的带香味的油，芝麻到处都大量生长。他们的酒不如我们欧洲的产品，虽然他们认为情形相反。葡萄不大常见，即使有，质量也不很好。因此他们不是用葡萄酿酒，而是用大米或别的粮食种孑发酵来制酒，这就说明为什么到处都在大量用粮,这种米酒很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也确实不难吃，虽然不象我们欧洲的酒那样产生热烘烘的感觉。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但别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山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鸡、鸭子和鹅到处成群，但是尽管有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这些马属或狗属的肉在各处市场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区，牛和小羚羊因为某种迷信或农业上的需要而禁屠。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马和其他驮兽在个头或样子方面都比不上欧洲的，但在数量、价钱便宜和负载能力方面却胜过了我们的，在遇不到河流的地区就用它们来驮运东西。这个国家到处河渠纵横，以致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处都有几乎无从置信的大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航行。船只确实非常之多，以致我们今天有一位作者毫不犹疑地断言，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陆地上的居民一样多。国人不大懂得驯马和练马。他们平日生活中所使用的都是阉过的，因此很安静，脾气很好。他们有无数军用的马，但都退化得厉害并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里粗人的骏马一叫就能使它们溃散，因此打起仗来实际上是无用的、此外，由于马蹄上不打掌并且很纤弱，所以这些马不耐在硬地或山道上走较长的路。中国东面和东南的海里确实是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变宽得可以叫做小海，里面也出产大量的鱼。养鱼塘在这里和在欧洲一样普遍，每天都有人为自己食用或上市出售而打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钩就不会钓不到。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所有已知的金属毫无例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除了黄铜和普通的铜合金之外，中国人还制做一种仿银的金属,但并不比黄铜价钱更贵。他们用熔化的铁可以塑造比我们更多的物品 ，比如大锅、壶、钟、锣、钵、栅门、熔炉,武器，刑具和很多别的东西，手艺和我们的金属工艺差不多。金被认为是一种贵重金属，但他们不象我们把它估价得那样高。银被用作货币,无论是论重量或做成银巾，都是一切商业来往中的法币。这当然会造成困难，例如银价的浮动，就必须在兑付银票时时常加以考虑，而且易于造假，造假是常见的事。在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的。在很富的人当中银元宝甚至金元宝都在使用，但比在欧洲用得少。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大量金银是用来制做妇女的头饰和装饰的。中国人常用的餐具是陶器。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西方叫它瓷器。无论从材料本身或从它又薄又脆的结构来说，欧洲陶器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这种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缝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这里的人民也学会了吹制玻璃的工艺，但他们的手艺远逊于我们在本国所看到的。普通的住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皇宫则用传砌墙，虽然屋顶仍是木制的，用木柱来支撑。由此以及由我们前面谈过的船只非常之多这一情况推想，人们可以很容易明白木材数量有多么多.森林面积有多么大；在森林里实际上可以找到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树木。橡木不大常见，但中国人有一种木头要远比橡木耐用。这是一种很硬而不会朽烂的木头，颜色很象铁,因而葡萄牙人称之为铁木。杉木很普遍,它被中国人当作是忧伤之树。它被用来制做棺材。他们的坟墓备受尊敬，以致只要能花得起这笔钱，中国人就是花上一千多金锭来营建这样一个墓地也在所不惜。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利奥第安斯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 他们叫它煤,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发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做饭和烧洗澡水。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到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在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叫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的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盐在沿海几省极为丰饶，在有些内地湖泊也可得到，湖水很容易结晶成盐。事实上到处都可找到大量的盐,它有各种广泛的用途，很多人被雇用来从事生产和运输它，由盐得到的税收乃是皇家国库巨大财富的一个来源。中国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得多,尽管在这个国家两者都很充裕。除了从蜂取蜡外，他们还有一种更好的蜡，更透明、不那么粘、烧起来火焰更亮。这种蜡是从养在一种专用树上的小蠕虫得到的。他们还另有第三种蜡，是用某种树的果实制成的，也和第二种蜡一样透明，但火焰的照明能力却差得多。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有时他们把纸制成正方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知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中国人的习惯是进餐时餐桌上不铺台布，这种习惯有甚使用这种涂料的别国人民。如果桌子失去光泽或被残羹剩饭弄脏，只要用水洗过用布擦干，马上就可以恢复光泽，因为这层薄薄但坚硬的涂料足以防止污渍久留。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象还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种芳香类货物，既有本地产的，也为进口的。肉桂和鲜姜是这个国家的土产，数量极多。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偷，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勿宁足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粘关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得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究竟这两者中哪个更差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白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表现在我们的公私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他们听了完全是一付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们提出疑问时，我们告诉他们，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结实，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他们更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它们也由木柱支撑的房顶所遮盖。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而房屋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不动，因为房顶足用柱子支撑的而不是架在墙上。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象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他们的印刷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象是死的，而不象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是大理石和黄铜和粘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至于日冕，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暑。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薮了。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餐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我总是认为中国人用扇子就好象我们戴手套一样。虽然主要的目的两者似乎恰恰相反，一个是用以驱暑，另一个是用以防寒，但两者一样似乎更经常地都是用作装饰品或纪念友谊的小礼物。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虽然由于使用一个确定的符号来表示每一桩个别的事物这种写作方法给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它也有一种独特的优点，这是我们在前面还没有谈到的。有些国家在他们的口语方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书面语却是共通的，他们最后可以通过交换书籍和信件相互接触，这是通过说方言所无法做到的。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事实上,他们的哲学家中间流传在这样一句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我们先谈谈中央政府的内阁，然后再讨论各省的机构，内阁分六部。第一个叫做吏部，部的意思是衙门，吏部就是主管官员或官吏的部门。它以最高的机构而知名，因为它被赋以委派所有属于被称为哲学等级的最有势力的大臣之权。委派的根据主要是候选人所写文章的好坏，这完全而且最后是由这个最高部门来评定的。所有的官吏都从最低的职位开始他们的事业,然后按照才能和品行的等第，依法按荣誉体制而迁升。未能达到某一项标准等第，就意味着或是撤职，或是降职。拥有学术荣誉，就可以确保连续任职，并有权按才能升到最高的官职。而且这就意味着除非证明有行为不端之罪，否则拥有这种荣誉的人是不会被撤职的。但是一旦被撤职，他就无望再进入大臣的行列或官复原职了。下一个部门依序叫做户部，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这一部门主管收税、支付公债、谈判贷款和其他金融财务。第三个部门叫做礼部，我们将称之为典礼部，它主管宗教事宜，管理寺庙、圣地以及其中所进行的活动。它还监督僧侣，办理皇室大婚以及监督学院和考试的正当活动。它可以向皇帝建议在哪几天为特殊事件举行庆祝典礼。它对应得头衔的人授与头衔并管辖医生和学校，接待和派遣官方使节以及规定他们的礼仪，谈判和联络。由君主直接给任何人写信,不论其地位如何,在国内或国外，都被认为是不符合帝王尊严的。第四个部门叫做兵部或武装部，它管辖所有的国防部门。它有权根据犯罪或立功的大小来惩办罪犯和奖励功绩。这个部门也主持升迁并监督武科考试。第五个部门叫做工部，相当于我们的公共工程建筑部，负责计划和建造公共设施和建筑，例如皇帝及其亲属的宫殿和大臣的府邸。水上的建造包括桥梁、修筑城墙以及维修公共建筑等等事项，也都属于这个部门的职掌。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作刑部，主管侦察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如果一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他不会被处死或被迫做奴隶，但他将不准离开中国，免得他到外面煽起损害中国政府的骚动。因此，对于未得皇上亲自批准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将严加惩处。他们的饮料可能是酒或水或叫作茶的饮料，都是热饮，盛暑也是如此。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这种习惯可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从来不得胆石病，那在喜欢冷饮的西方人中是十分常见的。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所以饭前饭后都不洗手。啜饮是他们通常喝东西的习惯，甚至喝水时也如此。他们从来不象我们那样连续着大口喝。第一杯酒一喝完,菜肴就一道一道地端上来。菜一端上桌子,就不再撤去，直到吃完饭为止，所以饭没吃完，桌子上就压得吱嘎作响;碟盘子堆得很高，简直会使人觉得是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在宴会或特别的晚餐上,不上面包,也不上中国人用以代替面包的米饭，除非是在非正式的饭桌上，那也要等到吃完的时候。如果用米饭，那么在吃米饭以前决不喝酒。甚至在他们每日的常规中，中国人在吃米饭以前也是决不喝酒的。中国人差不多是白肤色，虽然南方几省由于靠近热带有些人是相当黑的。男人的胡须很稀少，有时根本没有。他们的头发粗而直，髭胡长得很晚，所以三十岁的人在这方面可以和我们二十岁的差不多,胡须和头发全都是黑色的。他们不喜欢红头发。他们的眼睛狭长，呈椭圆形,也是黑得令人注目。他们的鼻子小而平，耳朵大小适中。在有些边沿地区,人们的脸几乎是四四方方的。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几乎所有交趾支那和它附近的居民都常见这种情况。也许以前曾有一个时候他们每只脚都是六个指头。女人身材都很矮小，脚小被认为是一种美的标志。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地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起路来会使人觉得她们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这种裹脚布整个一生都在裹着。他们认为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很不雅观。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穷，他们怕的是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而凶狠的奴隶主。这样他们就为孩子着想而不得不狠心。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能变得不那样恶劣了。因为相信灵魂从死人的身上会转移到另一个初生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为这种骇人的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孩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定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小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他也不要咨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目前据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任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这个国家中大概没行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则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驮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以范围内有一定威权。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这部分人靠人施舍并靠过去专为他们设立的收入为生，虽然他们也靠人的劳作来提供生活开支。这种寺院特殊作奴仆的阶层被认为是,而且也的确是，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来自最底层的群众，年幼时就被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作奴仆而成为弟子，以后再接替师父的位置和津贴。人们采用这种继承的办法以便保持职位。但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河的推移而每况愈下。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有一些例外，但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成为其中的极少数喜欢学习并靠自己的努力而能有所成就的人。虽然这个阶级不结婚，但是他们放纵情欲,以致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防止他们的淫乱生活。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整个无神论的深渊。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同，中国人不是用拼音字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他们用字来表示事物的形象，有多少图象就有多少字。如果仅靠勤勉练习就能求得知识，那么人们或许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研习中文取得显著的进展。在这个众多的民族处在漫长世代的精神黑暗之后，至少还发现有一个祈祷真正上帝的人，这对重新归来的教士们是一股不小的慰藉力量。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语言，还有百姓的天生毛病。从他们入境时起，他们便穿中国的普通外衣，那有点象他们自己的道袍;袍子长达脚跟，袖子肥大，中国人很喜欢穿。如果神父们想接受长官的施舍，他们本可以得到原来打算修建佛寺的一块蜴地;但他们认为，聪明的作法是不要屈从于做官的权力而损害新生的传教自由。他们拒绝接受赐与，不使基督教蒙受贪婪之嫌；从一开始，百姓便知道，传神道者并不为他们的宗教追求物质利益。这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入官府，官员们知道，欧洲教士到来时，他们不是为了寻求恩赏,这和一般跟官吏拉关系的人情形不同。因此，无言表率的作法，以行代言.对传播新传来的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确实有很多来看礼拜的人，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但很多人回去时为羡慕上帝存在的感情所打动。有时候，一些更有学识的、对基督世界的宗教风俗感兴趣的中国人，要求我们更公开地和自由地讨论整个问题，也讨论中国的偶像问题。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自最低层的百姓。上帝显然选择了地上微小的东西来挫败巨大的东西。此人害了不治之症，医生认为无救，他的家人无力再支援他，便残魁地把他抛到室外，于是他被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听说这事，就出去找到那个人，告诉他说.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他的反应是既高兴而又鼓舞，他回答说.他乐于接受把同情和怜悯赐给信奉者的任何教义，他们把他带回家里，叫中国仆人替他搭一间干净的小茅屋，靠近布道的房子，他们在那里照看他，并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效给他。当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成为这个大帝国中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确实，好象是为了保持他的纯洁无辜，仁慈的上帝在他归信后仅仅几天就让他到天堂去见上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和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结果。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的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如果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距离遥远的地理事实，这种知识会有助于排除在全国传布福音的巨大障碍。利玛窦神父向他报告说，寺院似乎根本不适合他们居住。它离城太远，也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太远，而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一样。他解释说，这些寺里的和尚名声狼藉，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和他们的全然不同。然后他补充说:“我们不信奉偶像，我们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有关神父们是用这种方法变出银子来的谣言和信念仍在流传着，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干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欧洲人的算学要比中国的更简单和更有条理。当向他们解释说,神父们作为宗教人士，是献身于服侍上帝的，认为自己对于现世已经是死了，并不在乎尘世上的死亡，只是把它当作为通向一种更高生活的入门;他们很快地就被理解了，解释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他知道他远不配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仍然很高兴想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地位这样高的一个人会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他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那是慈祥的，但又是强而有力的；它们浮沉不已而使一切事物都按照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得到应有的结局。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它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我们将以中国视距尺来测量从广东的首府到北京的路程，澳门到广东首府有两天路程;中国五视距尺是一意大利里或十五视距尺是一里格。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和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我们曾说过北京样样物资丰富，大部分是由外面运进来的；尽管如此，北京的生活还是困难的,除了那些富有而无需节约的人以外，这里经常缺乏薪火，但这种匮乏可由一种沥青物质补充，它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们称它为沥青或矿物胶脂。中国人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最寒冷时候室内取暖。这种物质的丰富很好地弥补了薪火的不足。这里的床是用砖砌的，下部是中空的，壁炉管道就从里面通过，形成了床下的暖室。夜间不必维持热度，因为暖室是长期保暖的。北方各省普遍使用这种类型的炕!北方的中国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勇敢好战、但不如池们聪明机智。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这方面优越,有些人则在那方面。太监和所有其余的人都对礼品非常喜欢，他听说神父们能把水银变成真银,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使他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也是皇帝最感兴趣的，要满足人的贪财欲是不可能的，哪怕是财富惊人的中国皇帝;然而当他的奴仆听说神父们并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对他们的请求撒手不管了。回程的空船装载旅客几乎是不要什么钱的；但这一次船主的贪婪使得这艘船非常不适于乘坐，因为它缺少武器的保护并且没有足够的水手。从前他们坚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天圆地方力。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蚀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他们对月蚀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了黑暗。他们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非常新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动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赤道以外，昼夜的长短也变化不同。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他们曾看到在他们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们从未看到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对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 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很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署，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它事情都是可能的。神父还注意到中国人直到成年才注意讲演，而欧洲人则从小就学习讲演。如果当初有人爱好虚荣，把这些献给利玛窦神父和他同伴的短诗保存下来的话，它们会有厚厚的一册。他告诉人们，一年中有某些日子规定为圣日，献给上帝，专门用于崇拜与祈祷，从而使基督徒不至于放松其信仰的实践。他着重指出了基督教仁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法，诸如布施钱财以救济穷人。宴会上表演了各种喜剧节目。走绳索的变戏法的耍酒杯的以及其他这类艺人食客，他养了满满一家，豢养他们来供自己娱乐。他就是这样消遣日子，度过一生，从不想到生命会结束的。有人说“当你发迹时，就会有许多朋友”，这话确实是真理。所有过去那些抛弃他们友谊的人，现在又都来极力拉拢友谊，全城之中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怀疑，上帝已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在这以前不久，此人放弃了学习和他曾很体面地担任过的官职，耽于恶习。他用狡黠的手段，合法或非法地聚集了人们所渴求的财富和其他的货物。结果是判他以极刑并迅速执行。他被缚在桩子上，从他身上切割下一千六百片肉来。用这种办法残忍地不伤及他的筋骨和头颅，从而在他所遭受的苦痛之外，他还被迫眼看着自己被支解。终于，在缓慢地割成碎片之后,他被斩首了。对中国人说，这是最为丢脸的事，因为他们憎恶支解人体。有一个人来到刑场上，拿起死者的头逃跑，并且一路上抛撒银币，把追赶他的士兵们引开。很可能他是被处决的人的亲属收买来的，倘若他把头取回来，就可以跟尸体埋葬在一起,从而避免可能随之而来的耻辱，不致让人把头拿到别处公开示众，让好奇的人们观看。这三个妇女时时在一块谈论她们的天主教，她们听说有个邻居也是基督徒，便邀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她们毫不在意这位邻居是属于下层百姓的，而中国的贵族却是不习惯跟他们交往的。事实上，她们认为由于有共同宗教的纽带，哪怕村里的农妇也和她们平等，而并不因自己的生活地位就不高贵。她们邀这些人到她们家去聚会和吃饭，没有人因此评论她们。相反地，她们因基督式的仁爱而为人羡慕。异端的风俗也增加了皈依的困难。想成为基督徒的人,被严格禁止在公开的寺庙中礼拜,而那是很难制止的;但困难却还在每户人家里增长着。他们家里都有灶王爷，这些神鬼陪伴着他们出生和长大，并且被尊为他们的保佑者。现在却必须把他们从神龛上撤除，而且在这个民族看来似乎是给予了粗暴的待遇。有些人不忍看见偶像落到烟火里去，尤其是家里的炉火里去，于是他们就把偶像投入河里,从此再也不见了。对异教的思想感情来说，这一切似乎不仅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不人道的。基督徒数目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信徒的数目相应减少，而更加严重影响他们的则足他们的收入也就在下降。所以他们决定由他们的主祭人去拜访龙华民神父，目的是使这一特殊困难得以停止。他到教堂来的这次访问，半是恳求半是威吓，神父对此一概是一笑置之或者是开个玩笑，因为他已了解当地官员们的态度。使他长时间迟迟不能进入教会的，有两个严重障碍：第一，他和妾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他对偶像崇拜深有修养，关于这方面正打算写一本可以使他大享盛名的书。我祈祷圣母为我向她的圣子求情,赐给我以灵魂的力量和生气，使我的决心能保持坚定而不致软弱和摇摆。愿上帝开启我灵魂的能力，使真理得以进入其中，使理智得以维持，并使我的心保持纯洁。愿我能张嘴向全国宣讲上帝的律法，使我所有的同胞都能知道它并谦卑地归顺它。范礼安神父曾计划携带上对各个传教团有用的各色物品，并且给每个中心至少一千金锭，使他们可以用来购买土地进行耕种，这样来开始一项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自给的计划。让中国传教团的安全依靠从澳门每年供应给养，那是很不方便的而且肯定是有冒险性的。大多数的神父却都有赖于这种供应维持生活;购买土地就意味着永久使用，并会打消中国人认为神父们最终会返回本国和中国打仗的想法。如果说给传教中心的维持费用似乎并不多，那么外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商品是那么丰富又便宜，以致同样的钱投在生产性的土地上，就足以永远维持这些中心了。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叫它作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他们问他信什么教，是摩西的教还是大卫的教还是穆罕默德的教，祈祷时把脸朝着什么方向；修士回答说 ，他信耶稣的教,他们称耶稣为Isai,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所 以朝哪个方向祷告都没有什么不同。他答案的最后一部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争论，因为他们祷告时总是把脸朝向西方。最后，他们认为基督教之中也可能具有某些优点。他们在察理斯停留了三个月，因为商队队长想等到有更多的人参加再出发;商队越大，他就会获利越多。由于同样理由，他也不容许其他商队走在他的前头。鄂本笃不愿长期的逗留和所需的巨大开销。察理斯和中国边境之间的地带是个危险区域，对勒靶人的侵袭门户洞开，商旅们胆战心惊地行经这段旅程。他们派出侦察人员到附近的山里去看勒里人是否在移动；如果道路清宁，他们便在晚上悄悄地行进。鄂本笃一行遇到几具撒拉逊人的尸体，这些人大胆地单独旅行而惨遭杀害。般粗人很少杀害土著。他们称土著是他们的奴隶和牧人，他们是靠土著供给他们牛羊牲畜的。这些靶粗人从不吃米麦或任何蔬菜。他们说那些都是供牲口吃的，不是人吃的。他们除了吃包括马、驼在内的肉食而外，不吃别的；并且据说他们是长寿的民族，其中有些人活过百岁。这个地区的中国边境上的撒拉逊人不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可以很容易被中国人征服，假如中国人有兴趣征服其他民族的话。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赣粗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这些撒拉逊人一直派人在窥伺，想攫取死者可能留下的任何财物，他们极其残忍地这样做。损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鄂本笃的旅行日记被毁，其中他留有详尽的记录。正是这份日记，撒拉逊人贪婪地等待着加以毁灭，因为它记有欠他债的人名单，可以用来迫使他们偿还曾向他骗取的那些钱。参加商队旅行的商人有个恶习，即瓜分死于途中的同伴的财物。鄂本笃死后，他们便抓住以撒，把他绑起来，威胁要杀他，如果他不呼嗓穆罕默德的名字祈祷的话。钟鸣礼说，以撒是撒拉逊教的公开敌人,如果他确实信仰该教，他就会不吃猪肉，这时他就从袖中取出一块猪肉，不顾旁观者的风俗，他和以撒两个人开始吃起来，使所有在场的撒拉逊人大为恶心。故此，他们失望地放弃了官司，离开公庭,走时向以撒碎吐沫，说他被中国骗子引诱了。在整个旅途中鄂本笃和以撒都没有吃猪肉，唯恐得罪撒拉逊人，或者若是他们吃，也是偷偷地吃。法庭上出现的事，使法官同意钟鸣礼的请求，他命令归还鄂本笃的全部财物，但除了几块埋藏的玉石用以偿还少数债务并供给返回北京的旅费而外，财物是全都找不到了。即使这样,仍不够支付长期逗留的开销，因此他们只好拿仍然保存的一些玉石抵借了二十枚金币。以撒从北京去澳门，采取神父们通常走的那条道路，在澳门他受到耶稣会及其朋友们的殷勤接待。在他返回印度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海峡被荷兰海盗俘虏，他的一点财物被洗劫，他本人被夷为贱奴。后来他被满剌加的葡萄牙人赎出，继续前往印度。皇亲阶层在挥霍完他们的钱财之后甚至于变得更加横蛮。后来此人又到教堂去掠夺教堂的家具。神父们认为最好是把这一切埋没在沉默无言之中，而不是作出书面答复去捅马蜂窝。这份小册子刚刚刊布后不久，看来象是上天作出了昭雪，它的两名作者突然暴死。三名作者之中有两名几乎同时死去，而且两人都是士大夫法规的宣讲者，他们确实配不上他们所佯装在实践着的那种宣言。还有一件顾虑使他心神不定。他对办事要选择凶日吉日，感到极其惶惑。他过去习惯于请教骗人的术士预卜未来,他发现很难与这种习惯决裂，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是这种习惯的奴隶。这些困难的疙疸，都被他从神父们那里得到的回答很快地解开了。他责怪自己轻信那些胡言乱语，而且很快就对这类盲目的蠢事感到恐惧。'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上海南京的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城市的街道很狭窄,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徐保禄就出生在这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在很多方面既精细又聪明而把所有其他民族都看成野蛮人的人民中间，他享有别人所无法企求而他自己却并不去追求的那种盛誉。在他居住在北京的几年当中，他始终忙于接见从各个方面来的连绵不绝的客人;他也进行回访，不这样做就不能不破坏中国人长期备受尊敬的习惯，这看来他的活动增加了一倍。从中国的各地寄来无数的信件，有些人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向偶像献祭的人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述里的一些章节;他觉得答复每封信并不是个很大的负担。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书信往来中的文字风格十分讲究,所以如果利玛窦神父对他的文章风格不给予对他所许述的内容的同等注意,那就会降低他们对他就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他所信奉的教义的评价了。过了两天多，而且正值盛暑季节，遗体脸色仍然完全白然，面容栩栩如生，不象是个死去的人，就仿佛反映着他正继续过着更幸福的生活。中国人从不在城墙以内下葬，在他们安排丧葬事宜或等待在郊区购买坟地期间，他们把遗体放在木棺内，然后用一种有光泽的沥青物质把棺木密封起来。这样加以密封后，若干年当中连一点臭味都透不出来。首先，有人或许疑问，为什么申请书中要说神父们是因为受中华帝国的声名和光荣所吸引而到中国来的，而他们来的真正动机却是要传播福音。人们必须了解，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或担心，因为中国并不想征服别国。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作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就是经常不断从西方来的撒拉逊商人，几年前我们有一位修士曾随他们一起从莫卧儿王国出发寻找中国，并且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就是契丹。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过去这类人很多,但现在中国人已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吸引力了。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为属于前两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们本国。此外,第二个人在中国居留期间，更象是被当作牲口对待，而不象是被当作使节，因为中国皇朝并不想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正是以这第三种资格（这或许更多是虚拟的而非真实的），神父们才被允许在中国居留，他们的教友才得以入境，但是人们不应认为他们隐瞒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就是要传播福音,凡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而他们那些当大臣的朋友们也是用这一合法的借口来保护他们的，使他们能在中国呆下去。另一件需要在这里解释的事，是中国的行政制度。中国是君主政体,一切事情都有赖于皇帝批准，而要他决定无论什么问题首先都要进呈一份书诬文件。这些文件得不到批准的，就搁置一边。凡同意进一步考虑的，他就一次然后又再次送给国内最高的大臣们，让他们为他建议最适宜的做法。然后文件再送给他批准，他很少不同意他们的决定。这一制度将在我们下面的叙述中加以更清楚的介绍。上帝使人知道惩罚而防止他们犯罪并以一种恐怖感使他们不敢犯罪；但这些却被魔鬼用来败坏人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这个奸诈敌人利用同样的这些惩罚来鼓励犯罪。

《1854-1863赫德日记》

在贝尔法斯特，享乐仅仅处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或许英国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少的人靠来自资本或财产的固定收入为生。每个人都有事做；并且看来是以有事做为乐。这里的工匠们并不因为有了几千英镑的钱就关上店门，摆出一副高贵绅士的架子。商人们并不设法和享乐的阶层来往。经营事业在这里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经营事业。而家财5 万英镑的商人把在乡间房舍度过一个夜晚，享受一下饱览铺满的晒麻场的眼福，看成是在亚麻布车间劳动后的充分休息。把你的热情给予向上的一切事物，而不是向下的。6 点 〜6 点半：阅读和祷告6 点半~ 8 点半：学习中文8 点 半 〜9 点半：早餐9 点半~ 1 0 点：准备停当去办公室10点 ~4 点：在办公室，或书写；或学习中文4 点 ~5 点：用 膳 (用 膳 前 祈 祷 ；用膳后读些圣经)5 点 ~7 点：阅读和散步7 点 ~8 点：喝茶8 点 〜 10点：学习中文和写日记10点 〜10点半：祈祷和阅读；卸妆10点半~ 5 点半：睡觉宾内说得对，他曾写道：人们由于有罪而必须以死亡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最好在各种年纪都有人死亡，因为人们不知何时会为此而亡，就更有可能随时做好死的准备；而如果生命有任何可知的时限，生活就会变得痛苦，人们会更加避免放逸。因此任何时期—— 在出生前，在幼儿期，在孩童期，在壮年期，还有成年期和老年都有死亡，对人类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死亡常常是人们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所要完成的使命。在异域即使成功立业，身体垮了也无法享受，或只是能够享受有限的几年。这岂非虚度年华？我不应该是这样。起义军似乎是处在半饥饿状态，他们急急忙忙把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都拿出城去换取食物。这座县城原必极富，不然的话，现在的居民不可能抵抗朝廷军队达如此之久。民政、军政机构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对粮食和奢侈品的需求。宁波早已懂得如何制造这些奢侈品。某些工艺品被普遍珍视为宁波特产—— 漆器、木雕、镶嵌家具以及贵金属和一般金属制品，其最精巧的产品都要定做。赫德在他的日记中作为值得注意的事记下：密妥士不相信一切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但密妥士认为不可能任何人都是无神论者；一个人只要在晚上望着天空就可看到每一颗星都在宣布上帝的存在。几个月后，当赫德对他了解较多时，他们在一次晚宴后谈论宗教问题直到深夜。赫德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极高尚的、有道德的和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他谈起人的创造，为什么人要被创造出来呢？他说他常常坐在楼上在四周一片寂静时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 伟大的上帝！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了我？他在说到这里时眼里充满了泪水”。政府职位容易找人填补，而传教师职位却不容易。赫德也发现中国人对所写文字极端敬重，把写有文字的物品，甚至是纸片，拿来焚烧，而不是单纯地扔掉。一种普遍的已成为仪式的做法就是明证。有为这目的而建造的祭坛称为惜字塔，在每个城乡都可看到。赫德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钻研这1万字的材料。正如一切学习汉语的学生都必须做到的一样，他越来越明白，汉语由上下文决定意思，人们不仅必须记住每一个汉字，而且必须记住表达形式才能获得真实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然而赫德从一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起，就准备像对待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来对待中国人，不抱任何的民族陈腐观念。我们被让进一间非常整洁的客厅，布置精当，室内装饰体现了他夫人的情趣。她是一个很迷人的人，眼睛就像梅尼表妹的眼睛；好看的大额头；金色的头发，美丽的白牙齿和可爱的红嘴唇。她非常活泼；而且她的活泼极其自然——没有一点做作。他是一个肥胖的老头，戴着眼镜；脏手和长指甲是中国高级官员的特征，因此我用不着说他二者都有。中国人尊敬酒量大的人；如果当时我早知道这一点，我一定让他们吃一惊。随着一个人安定下来，并开始正规工作和生活，他的日记，如果他记日记的话，也会有同等程度的变化。 日记内容会变得事件记载减少，而更多的是思考。我认为上帝并没有前定一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入地狱。不过有时我倾向于相信，有的人是命里注定，要成就伟大业绩或执行某项伟大计划。然后我又非常怀疑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且我认为，由有自己自由意志的人来爱戴，供奉和记住上帝会比宿命的产物给上帝带来更多荣光。我有一次曾想过宁波会成为献身精神—— 按上帝的旨意生活—— 的好地方：孤独的地方总是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我的想法已彻底改变了！孤独并不是孤独，没有这样的东西。虽然我远离同伴—— 住所和人们常去的场所—— 但自我仍然存在， 自我的思想和感情—— 对欢乐和痛苦的记忆—— 希望和恐惧—— 激情和偏见；一个有意识的人孤单地与自己的思想作伴，会觉得孤独本不存在。纷繁的头脑里有数不清的思绪—— 联想—— 意念；身体按照头脑的指示来行动，但身体也指挥头脑；想象活跃，而记忆向它的伙伴呈献无数的物品—— 积存的财富—— 金、银、铜、渣滓——它的珍奇和所有内容的混合体：有所有这一切作伴，人们不可能是孤独的。既没有人作伴，也就迫使他去为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一切忙碌。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个英国妻子：这样的女人在这里被认为是一个大“麻烦娇弱 、多病—— 需要多方照顾，医疗看护，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这就是一个英国夫人在中国的情况。既然一些中国妇女长得很好看，你用 50〜 100元买一个，每月用两三元养活她，就可成为你的绝对财产。小孩穿着华丽。这个天朝的人民似乎是喜欢用这些东西来装扮他们的小孩的。以前我见到过这妇女和小孩，而且尽量好意地微笑，赢得了那老妇人的好感。所以今天傍晚我走向她们时，我注意到她让小孩转向我。肉体和精神的矛盾是造成难以理解的原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 12节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继许诺的人” 。除了我的圣经外，这些人的书对我是最有价值的了—— 它们激励我行事谨慎、感激别人和做祷告—— 帮助我走天国之路。我只能满怀诚意和信任的心情接受讲道者的话语，“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以你的忠告引导我，以后接受我进入荣耀”。上帝说：“人不要在心中想：我记住他们所为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已缠绕着他们，他们都在我面前”，何西阿书第七章第2 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箴言第十章，第 28节。他立即让我服了一剂菌麻油，并用温水洗脚。药有防止便秘的效果 ；它影响我很厉害。我常因力求思考个人责任而感到困惑。世上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希望他做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这答案所深深打动——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29节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当一个人这样信仰，而且在一切方面承认上帝时，就会无所畏惧地去执行神的意志，走在责任的道路上，”做神的工”。布道讲得好极了，它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基督徒对死亡的安慰和希望；说明死并不可怕。对于在这个尘世信仰基督、服从他的教义，而对死已有准备的人,死只不过是通向更神圣、更幸福的世界的大门——今天上午讲道的出席情况良好。这一年使我在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大长见识。在前半年，我被引导着走入了我以前总是躲避的恶和恶行的场所。与放荡的妇女在一起，我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年轻人。我以前养成的学习和勤奋的习惯已经变得枯燥乏味，难以忍受，以至令人厌恶了；我深深地贪饮着罪恶欢乐的酒杯。我想他会遇到坏天气，因为晚上一直刮着大风。在中国，一年开始时的仅有的几个假日就是探亲访友的日子，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使人难以辨认，而对这种改变又似乎感到高兴。所有穿戴起来的人都戴红缨官帽，但是除官员外，没有人敢戴顶子。我遇到许多戴铜顶子或金顶子的人——他们都是等级最低的官员。挂在许多大门外或窗外的都是色纸做的鸟和人像。我看到的仕女像和鸭子都做得非常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我满20岁了。我还可以活多少年—— 我在什么地方过这些年—— 如何过呢？我很想窥视一下未来。今天同我的老师邢先生说话，他说宁波人不愿跟前额隆起的妇女结婚。他们认为如果结了婚，那就命定为早死。他还说一个人在33岁时，是处于危急关头时。如果不死，他就会长寿。他教给我的另一个知识是，拥有几个妻子的中国人养的女儿比儿子多。大自然就这样为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做了安排。一个以前曾在中国某个港口呆了些时候的商人开始感到寂寞，因而想在中国女人身上占便宜。他 用 72元买了一个，保证健康，是处女，交游正派等等。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这商人听见她说英语和孟加拉语—— 她曾经是接待最普通水手的普通妓女!多恶心！ 上星期有几次大风和阵雨，今天天空晴朗，阳光很强，天气很热。与其他地方一样，宁波有它自己的妓院，而像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宁波人偶尔也忘我地到那些地方去寻欢作乐。我的老师有一次告诉我少花钱过一夜的巧妙办法是两个人一起去一间屋，在那里让一个姑娘服侍他们—— 装烟、递茶，等等，然后他们安排谁睡前半夜，谁睡后半夜。第二个人于是移交，然后去睡。第一个人仍然醒着，喝茶，抽烟，与姑娘作乐；等到商量好的时刻到了，他叫醒朋友， 自己去睡，年轻的姑娘便转到另一人的怀抱。唉！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呀！你们怎么会喜欢起这种方式的节俭呢？在一些妓院里只住着一个姑娘。她很可能靠她的生意来维持年老的妈妈或者某个上了年纪的人。最好的是那些有几个姑娘的妓院，她们能唱，能表演，并能陪客人作乐。在有三四个房间的屋子里，一般是有三四帮男人在喝酒、抽烟、赌博。每个房间有一个姑娘，她坐一会儿，然后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她照顾他们，然后离开，等等。对于中国人，没有欧洲一些地方那种拖来拖去，搂搂抱抱，或者打打闹闹的举动。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过一晚上。至于食物，宁波的鱼和羊肉是上等的，家禽和蛋总是能买到的；有时仅仅缺少英国人食用的蔬菜。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运河或河流到山里去，那里的优美风景和环境变化能使你心情舒畅，并弥补宁波所在的平原造成的单调情绪。中国人的婚姻是被他们通过有色眼镜来观察的。他们透过这有色眼镜来看待每一个对象。不是爱情把人们引入夫妻的羁绊,而是外部的风俗习惯和内在的想要子女的愿望，使得父母们为子女办理嫁娶，并使年轻人愿意有妻子。中国男子到40岁时，可以合乎礼法地讨第二房妻子。不过，如果他的第一房妻子10年无儿女，他可以在外寻找，带另一个女人回家。不喜欢这种主意或负担不起第二房妻子费用的人，可以买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作养子，让他姓他的姓，把他当成儿子来养育，而男孩也把他们当作父母来侍奉，在他一生中，他要按照中国孝道的思想尽各种必要的义务。在买到男孩后，做父亲的大摆宴席，邀请朋友和邻居。在酒宴快散时，穿戴很鲜艳的小孩被带出来，作为主人的小孩介绍给客人。他让小孩鞠躬，所有客人站起来，对他鞠躬。客人不是给小孩，就是给这家带来礼物。确实，被邀请参加这类场合，例如结婚、生日等等的客人，都必须根据他们的财力，赠送礼物。同一天晚上我拜访了易奇先生—— 他的儿子是一个15岁的少年，已同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结婚。小家伙被带到面前来时满面通红，而年轻姑娘，在我们告诉她我们祝他们好运气和多子女时，似乎很想笑。赫德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后，最先收集到的消息中就有这么一条，那就是花 4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中国女人；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婚姻一般都是由别人安排的，并且要为新嫁娘付一笔钱。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女人是可以用钱买的，而且货源丰富，要多少就有多少。外国商人们一来就要摸摸他的底，看他到底有多大权力；中国官员们则等着瞧，看他对中国的关税收入能起多大作用。这种局面，没有一副厚脸皮和充沛的精力是担当不了的。他必须是精力旺盛，咄咄逼人，才能扮演那为皇室金库充当看门豹的角色。李泰国其人恰好堪当此任。1858年7月4日星期日第一，自从联军进攻广州城以来，有钱的老百姓都已经离开县城逃到乡下去了；第二，该处从来不是特别富有的地方；第三，在法国人遇害的地方附近拆毁了不少房子；并且为了给一个死难的法国水兵报仇，已经枪杀了五六十个中国人，如今还要求征收偌大一笔罚金，这未免太离奇，欺人太甚；第三 （原文如此），他无力征收这样一笔款项；如果派人去向老百姓要这笔钱，那么谁去谁就会挨揍，挨骂。鉴于这些原因，蔡按察使深恐无法使将军如愿以偿。我对向他提出征收罚金一事颇感羞惭，我根本不赞同征收这种罚金，因为这样会使中国人把我们看得比他们本国的官员们更贪婪，更见钱眼开。1863年 7 月 1 4 日 星 期 二我对文祥说，我对最近以来（清军）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并不感到意外：这证实了我在各省的所见所闻,据传各路将领并不努力作战；他们不欲结束战乱；只有战乱频仍，他们才有用武之地，升官发财之机。他说，这些传说不为无因。正因如此，所以朝廷才把各路大军的统帅权委诸文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