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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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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铁论》简介

《盐铁论》是根据著名的“盐铁会议”记录撰写的重要史书,作者是西汉的桓宽,桓宽字次公,在汉宣帝时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下诏将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人士聚集京城,调查民间疾苦。这次聚会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

上述措施是在桑弘羊做大司农时,亲自主持执行的政策,所以,此时官拜御史大夫的桑弘羊当然反对,结果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人士信奉儒家思想,桑弘羊则尊崇法家,在这次争论中,双方对民间疾苦的原因、同匈奴的和战政策以及治国方略都有交锋。当时辩论还有记录,后来,桓宽根据记录写了《盐铁论》,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的重要史料。

成书背景:一场决定国策的大辩论

要理解《盐铁论》,首先要回到那场著名的“盐铁会议”。汉武帝时期(公元前140年~公元前88年),连年征战导致国库空虚,于是推行了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等一系列高度集中的财经政策,虽然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也引发了与民争利、吏治腐败等诸多社会问题-5-9

汉武帝去世后,年幼的汉昭帝继位,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为了解决社会矛盾,反思武帝时期的内外政策,霍光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 召集了一次大规模的会议-6-9。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是否应该继续推行盐铁官营等政策,因此史称“盐铁会议”。

会议上形成了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

  • 官方代表: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他是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力主继续推行官营政策,认为这是国家财政和边防安全的保障-3-9

  • 民间代表:从各地推举上来的贤良、文学(合计60余人),他们代表民间利益,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强烈抨击官营政策“与民争利”,要求废除这些政策,还富于民-3-5

这场辩论持续了五个月之久,规模宏大,论辩激烈,是古代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政策大讨论-9。会议最终以取消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而告结束-5

作者与成书

桓宽,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人。他本人并没有参加盐铁会议,但在汉宣帝时期,他根据会议留下的官方记录,进行了艺术性的“推衍”和整理,“增广条目”,将双方你来我往、针锋相对的辩词生动地记录下来,最终写成了这部《盐铁论》-1-2-5

内容与结构

《盐铁论》全书六十篇,结构清晰,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2-7

  1. 第一部分(第一篇至第四十一篇):这是全书的核心,记录了盐铁会议上双方正式辩论的经过。从经济政策开始,逐步扩展到政治、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

  2. 第二部分(第四十二篇至第五十九篇):记录的是会后的余谈。主要围绕对匈奴的和战政策、法治与德治等问题,双方继续展开深入的讨论-5

  3. 第三部分(第六十篇《杂论》):这是作者桓宽写的后序,表达了他对这场辩论的看法和著书的目的-2

核心思想:一场全方位的治国方略之争

虽然书名聚焦于“盐铁”,但书中的辩论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是一场关于国家治理方略的全方位论战,其核心交锋点在于:

辩论主题贤良、文学(儒家/民间立场)桑弘羊等(法家/官方立场)
义利之辩重义轻利。认为国家应崇尚道德教化,与民争利会败坏社会风气,主张“不与民争利”-2-9肯定“利”的正当性。认为追求国家利益是施行仁义的基础,强大的财政是国家安定和国防安全的保障-2-9
本末之辩重本抑末。农业是“本”,工商业是“末”。认为官营工商业会导致农业荒废,应鼓励百姓专心务农-2-10本末并重。认为工商业的发展是社会分工的必然,有助于富国兴邦,便利百姓生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以控制豪强-2
贫富之辩富民优先。主张藏富于民,让百姓自由经营,认为百姓富裕了国家自然会强盛-2富国为先。国家应先集中财力,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有效抵御外敌、稳定社会,最终惠及百姓-2-3
德法之辩德主刑辅。推崇儒家的“仁政”和“德治”,反对严刑峻法,主张用道德和教化来引导人民,通过和平方式(如和亲)处理与匈奴的关系-7-9法治与霸道。强调严刑峻法对于治理国家、防止奸邪的必要性。在对匈奴问题上,主张以武力为后盾,维护国家安全和帝国威严-7-9

历史价值与影响

  • 珍贵的历史记录:《盐铁论》生动地再现了西汉中期一场高规格政策辩论的原貌,为后人了解当时的社会矛盾、政治斗争、经济状况和思想潮流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可与《史记》《汉书》等正史互为印证-3-5

  • 独特的思想史地位:它记录了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思想在政治舞台上的一次正面交锋与碰撞。这次辩论标志着儒家思想开始全面介入现实政治,并在此后逐渐占据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6-8-9

  • 卓越的文学价值:《盐铁论》采用对话体,语言简洁流畅、论辩犀利,富有气势。它成功地将长达数月的复杂论战组织成结构严谨、首尾连贯的文学作品,在古代散文史上占有重要一席之地-5-7

  • 深远的国际影响:作为一部包含丰富经济思想的古代经典,《盐铁论》很早就流传到海外,被翻译成日、韩、英、法、俄、德等多种语言,引发了国际学术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持久关注和研究-4-9


《盐铁论》全文在线阅读

卷一

 1. 本议第一 | 2. 力耕第二 | 3. 通有第三 | 4. 错币第四 | 5. 禁耕第五 | 6. 复古第六

卷二

 7. 非鞅第七 | 8. 晁错第八 | 9. 刺权第九 | 10. 刺复第十 | 11. 论儒第十一 | 12. 忧边第十二

卷三

 13. 园池第十三 | 14. 轻重第十四 | 15. 未通第十五

卷四

 16. 地广第十六 | 17. 贫富第十七 | 18. 毁学第十八 | 19. 褒贤第十九

卷五

 20. 相刺第二十 | 21. 殊路第二十一 | 22. 讼贤第二十二 | 23. 遵道第二十三 | 24. 论诽第二十四 | 25. 孝养第二十五 | 26. 刺议第二十六 | 27. 利议第二十七 | 28. 国疾第二十八

卷六

 29. 散不足第二十九 | 30. 救匮第三十 | 31. 箴石第三十一 | 32. 除狭第三十二 | 33. 疾贪第三十三 | 34. 后刑第三十四 | 35. 授时第三十五 | 36. 水旱第三十六

卷七

 37. 崇礼第三十七 | 38. 备胡第三十八 | 39. 执务第三十九 | 40. 能言第四十 | 41. 取下第四十一 | 42. 击之第四十二

卷八

 43. 结和第四十三 | 44. 诛秦第四十四 | 45. 伐功第四十五 | 46. 西域第四十六 | 47. 世务第四十七 | 48. 和亲第四十八

卷九

 49. 繇役第四十九 | 50. 险固第五十 | 51. 论勇第五十一 | 52. 论功第五十二 | 53. 论邹第五十三 | 54. 论灾第五十四

卷十

 55. 刑德第五十五 | 56. 申韩第五十六 | 57. 周秦第五十七 | 58. 诏圣第五十八 | 59. 大论第五十九 | 60. 杂论第六十


  本议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质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悫。民悫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赡,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难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扰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絺纻,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赡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赡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职,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而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工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阿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幷收。万物幷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吏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以赎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廪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穑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贤圣治家非一宝,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纪氏以强本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骡驴馲驼,衔尾入塞,驒騱騵马,尽为我畜,鼲貂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鱼,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窬而心不怍,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民,不爱奇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凑,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跖蹻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羡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者无以充虚,织不强者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宛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之冲,跨街衢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文学曰:“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莱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民鮆窳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穑,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鸠也。”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莱、黄之鲐,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赡,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文学曰:“古者,采椽不斲,茅茨不翦,衣布褐,饭土硎,铸金为鉏,埏埴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筰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褐夫匹妇,劳疲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宫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末利,则本业无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弦高贩牛于周,五羖赁车入秦,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镕铸。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尧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馑。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朐卤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文学曰:“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斲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错币第四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幷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万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罚威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羡,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泪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穑,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更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则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刁币,各以其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闇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鄣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故。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鄣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朐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赡穷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幷兼之徒奸形成也。”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匮。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朐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坐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朐邴,如何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士也。死士用,则仇雠灭,仇雠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赡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而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句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勘,责取庸代。县吧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僦运盐、铁,烦费,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朐邴也。”

  

      复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令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入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侈,绝幷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地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奇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海为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者,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文学曰:“扇水都尉所言,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赡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倦之民,此用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栋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盖文王受命伐崇,作吧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沬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


      非鞅第七  


      大夫曰:“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是以征敌伐国,攘地斥境,不赋百姓而师以赡。故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民不苦。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人。百姓何苦尔,而文学何忧也?”

      文学曰:“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且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无异于愚人反裘而负薪,爱其毛,不知其皮尽也。夫李梅实多者,来年为之衰;新谷熟而旧谷为之亏。自天地不能两盈,而况于人事乎?故利于彼者必耗于此,犹阴阳之不并曜,昼夜之有长短也。商鞅峭法长利,秦人不聊生,相与哭孝公。吴起长兵攻取,楚人搔动,相与泣悼王。其后楚日以危,秦日以弱。故利蓄而怨积,地广而祸构,恶在利用不竭而民不知,地尽西河而人不苦也?今商鞅之册任于内,吴起之兵用于外,行者勤于路,居者匮于室,老母号泣,怨女叹息;文学虽欲无忧,其可得也?”

  大夫曰:“秦任商君,国以富强,其后卒幷六国而成帝业。及二世之时,邪臣擅断,公道不行,诸侯叛弛,宗庙隳亡。春秋曰:‘末言尔,祭仲亡也。’夫善歌者使人续其声,善作者使人绍其功。椎车之蝉攫,相土之教也。周道之成,周公之力也。虽有裨谌之草创,无子产之润色,有文、武之规矩,而无周、吕之凿枘,则功业不成。今以赵高之亡秦而非商鞅,犹以崇虎乱殷而非伊尹也。”

  文学曰:“善凿者建周而不拔,善基者致高而不蹶。伊尹以尧、舜之道为殷国基,子孙绍位,百代不绝。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刑既严峻矣,又作为相坐之法,造诽谤,增肉刑,百姓斋栗,不知所措手足也。赋敛既烦数矣,又外禁山泽之原,内设百倍之利,民无所开说容言。崇利而简义,高力而尚功,非不广壤进地也,然犹人之病水,益水而疾深,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狐刺之凿,虽公输子不能善其枘。畚土之基,虽良匠不能成其高。譬若秋蓬被霜,遭风则零落,虽有十子产,如之何?故扁鹊不能肉白骨,微、箕不能存亡国也。”  

      大夫曰:“言之非难,行之为难。故贤者处实而效功,亦非徒陈空文而已。昔商君明于开塞之术,假当世之权,为秦致利成业,是以战胜攻取,幷近灭远,乘燕、赵,陵齐、楚,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其后,蒙恬征胡,斥地千里,踰之河北,若坏朽折腐。何者?商君之遗谋,备饬素修也。故举而有利,动而有功。夫畜积筹策,国家之所以强也。故弛废而归之民,未睹巨计而涉大道也。”

  文学曰:“商鞅之开塞,非不行也;蒙恬却胡千里,非无功也;威震天下,非不强也;诸侯随风西面,非不从也;然而皆秦之所以亡也。商鞅以权数危秦国,蒙恬以得千里亡秦社稷:此二子者,知利而不知害,知进而不知退,故果身死而众败。此所谓恋朐之智,而愚人之计也,夫何大道之有?故曰:‘小人先合而后忤,初虽乘马,卒必泣血。’此之谓也。”  

      大夫曰:“淑好之人,戚施之所妒也;贤知之士,阘茸之所恶也。是以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孝公大说,封之于、商之地方五百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世人不能为,是以相与嫉其能而疵其功也。”

  文学曰:“君子进必以道,退不失义,高而勿矜,劳而不伐,位尊而行恭,功大而理顺;故俗不疾其能,而世不妒其业。今商鞅弃道而用权,废德而任力,峭法盛刑,以虐戾为俗,欺旧交以为功,刑公族以立威,无恩于百姓,无信于诸侯,人与之为怨,家与之为雠,虽以获功见封,犹食毒肉愉饱而罹其咎也。苏秦合纵连横,统理六国,业非不大也;桀、纣与尧、舜并称,至今不亡,名非不长也;然非者不足贵。故事不苟多,名不苟传也。”  

      大夫曰:“缟素不能自分于缁墨,贤圣不能自理于乱世。是以箕子执囚,比干被刑。伍员相阖闾以霸,夫差不道,流而杀之。乐毅信功于燕昭,而见疑于惠王。人臣尽节以徇名,遭世主之不用。大夫种辅翼越王,为之深谋,卒擒强吴,据有东夷,终赐属镂而死。骄主背恩德,听流说,不计其功故也,岂身之罪哉?”

  文学曰:“比干剖心,子胥鸱夷,非轻犯君以危身,强谏以干名也。憯怛之忠诚,心动于内,忘祸患之发于外,志在匡君救民,故身死而不怨。君子能行是不能御非,虽在刑戮之中,非其罪也。是以比干死而殷人怨,子胥死而吴人恨。今秦怨毒商鞅之法,甚于私仇,故孝公卒之日,举国而攻之,东西南北莫可奔走,仰天而叹曰:‘嗟乎,为政之弊,至于斯极也!’卒车裂族夷,为天下笑。斯人自杀,非人杀之也。”

  

      晁错第八


  大夫曰:“春秋之法,君亲无将,将而必诛。故臣罪莫重于弒君,子罪莫重于弒父。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咸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书数十篇。然卒于背义不臣,使谋叛逆,诛及宗族。晁错变法易常,不用制度,迫蹙宗室,侵削诸侯,蕃臣不附,骨肉不亲,吴、楚积怨,斩错东市,以慰三军之士而谢诸侯。斯亦谁杀之乎?”  

      文学曰:“孔子不饮盗泉之流,曾子不入胜母之闾。名且恶之,而况为不臣不子乎?是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之哀公。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传曰:‘君子可贵可贱,可刑可杀,而不可使为乱。’若夫外饰其貌而内无其实,口诵其文而行不犹其道,是盗,固与盗而不容于君子之域。春秋不以寡犯众,诛绝之义有所止,不兼怨恶也。故舜之诛,诛鲧;其举,举禹。夫以玙璠之玼,而弃其璞,以一人之罪,而兼其众,则天下无美宝信士也。晁生言诸侯之地大,富则骄奢,急即合从。故因吴之过而削之会稽,因楚之罪而夺之东海,所以均轻重,分其权,而为万世虑也。弦高诞于秦而信于郑,晁生忠于汉而雠于诸侯。人臣各死其主,为其国用,此解杨之所以厚于晋而薄于荆也。”

  

      刺权第九


  大夫曰:“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齐以其肠胃予人,家强而不制,枝大而折干,以专巨海之富而擅鱼盐之利也。势足以使众,恩足以恤下,是以齐国内倍而外附。权移于臣,政坠于家,公室卑而田宗强,转毂游海者盖三千乘,失之于本而末不可救。今山川海泽之原,非独云梦、孟诸也。鼓铸煮盐,其势必深居幽谷,而人民所罕至。奸猾交通山海之际,恐生大奸。乘利骄溢,散朴滋伪,则人之贵本者寡。大农盐铁丞咸阳、孔仅等上请:‘愿募民自给费,因县官器,煮盐予用,以杜浮伪之路。’由此观之:令意所禁微,有司之虑亦远矣。”

  文学曰:“有司之虑远,而权家之利近;令意所禁微,而僭奢之道着。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涂,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非特巨海鱼盐也;执国家之柄,以行海内,非特田常之势、陪臣之权也;威重于六卿,富累于陶、卫,舆服僭于王公,宫室溢于制度,幷兼列宅,隔绝闾巷,阁道错连,足以游观,凿池曲道,足以骋骛,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中山素女抚流征于堂上,鸣鼓巴俞作于堂下,妇女被罗纨,婢妾曳絺纻,子孙连车列骑,田猎出入,毕弋捷健。是以耕者释耒而不勤,百姓冰释而懈怠。何者?己为之而彼取之,僭侈相效,上升而不息,此百姓所以滋伪而罕归本也。”

  大夫曰:“官尊者禄厚,本美者枝茂。故文王德而子孙封,周公相而伯禽富。水广者鱼大,父尊者子贵。传曰:‘河、海润千里。’盛德及四海,况之妻子乎?故夫贵于朝,妻贵于室,富曰苟美,古之道也。孟子曰:‘王者与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居编户之列,而望卿相之子孙,是以跛夫之欲及楼季也,无钱而欲千金之宝,不亦虚望哉!”

  文学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故起而佐尧,平治水土,教民稼穑。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岂云食禄以养妻子而已乎?夫食万人之力者,蒙其忧,任其劳。一人失职,一官不治,皆公卿之累也。故君子之仕,行其义,非乐其势也。受禄以润贤,非私其利。见贤不隐,食禄不专,此公叔之所以为文,魏成子所以为贤也。故文王德成而后封子孙,天下不以为党,周公功成而后受封,天下不以为贪。今则不然。亲戚相推,朋党相举,父尊于位,子溢于内,夫贵于朝,妻谒行于外。无周公之德而有其富,无管仲之功而有其侈,故编户跛夫而望疾步也。”

  

      刺复第十


  大夫曰为色矜而心不怿,曰:“但居者不知负载之劳,从旁议者与当局者异忧。方今为天下腹居郡,诸侯并臻,中外未然,心憧憧若涉大川,遭风而未薄。是以夙夜思念国家之用,寝而忘寐,饥而忘食,计数不离于前,万事简阅于心。丞史器小,不足与谋,独郁大道,思睹文学,若俟周、邵而望高子。御史案事郡国,察廉举贤才,岁不乏也。今贤良、文学臻者六十余人,怀六艺之术,骋意极论,宜若开光发蒙;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意者不足以知士也?将多饰文诬能以乱实邪?何贤士之难睹也!自千乘倪宽以治尚书位冠九卿,及所闻睹选举之士,擢升赞宪甚显,然未见绝伦比,而为县官兴滞立功也。”

  文学曰:“输子之制材木也,正其规矩而凿枘调。师旷之谐五音也,正其六律而宫商调。当世之工匠,不能调其凿枘,则改规矩,不能协声音,则变旧律。是以凿枘刺戾而不合,声音泛越而不和。夫举规矩而知宜,吹律而知变,上也;因循而不作,以俟其人,次也。是以曹丞相日饮醇酒,倪大夫闭口不言。故治大者不可以烦,烦则乱;治小者不可以怠,怠则废。春秋曰:‘其政恢卓,恢卓可以为卿相。其政察察,察察可以为匹夫。’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案上之文,期会之事,丞史之任也。尚书曰:‘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庶尹允谐。’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乱,事起而不废,士守其职,大夫理其位,公卿总要执凡而已。故任能者责成而不劳,任己者事废而无功。桓公之于管仲,耳而目之。故君子劳于求贤,逸于用之,岂云殆哉?昔周公之相也,谦卑而不邻,以劳天下之士,是以俊又满朝,贤智充门。孔子无爵位,以布衣从才士七十有余人,皆诸侯卿相之人也,况处三公之尊以养天下之士哉?今以公卿之上位,爵禄之美,而不能致士,则未有进贤之道。尧之举舜也,宾而妻之。桓公举管仲也,宾而师之。以天子而妻匹夫,可谓亲贤矣。以诸侯而师匹夫,可谓敬宾矣。是以贤者从之若流,归之不疑。今当世在位者,既无燕昭之下士,鹿鸣之乐贀,而行臧文、子椒之意,蔽贤妒能,自高其智,訾人之才,足己而不问,卑士而不友,以位尚贤,以禄骄士,而求士之用,亦难矣!”大夫缪然不言,盖贤良长叹息焉。

  御史进曰:“太公相文、武以王天下,管仲相桓公以霸诸侯。故贤者得位,犹龙得水,腾蛇游雾也。公孙丞相以春秋说先帝,遽即三公,处周、邵之列,据万里之势,为天下准绳,衣不重彩,食不兼味,以先天下,而无益于治。博士褚泰、徐偃等,承明诏,建节驰传,巡省郡国,举孝、廉,劝元元,而流俗不改。招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超迁官爵,或至卿大夫,非燕昭之荐士,文王之广贤也?然而未睹功业所成。殆非龙蛇之才,而鹿鸣之所乐贤也。”

  文学曰:“冰炭不同器,日月不并明。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勀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独以一公孙弘,如之何?”

  

      论儒第十一

  

      御史曰:“文学祖述仲尼,称诵其德,以为自古及今,未之有也。然孔子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弟子不为变,当世不为治,鲁国之削滋甚。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当此之时,非一公孙弘也。弱燕攻齐,长驱至临淄,愍王遁逃,死于莒而不能救;王建禽于秦,与之俱虏而不能存。若此,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

  文学曰:“无鞭策,虽造父不能调驷马。无势位,虽舜、禹不能治万民。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故轺车良马,无以驰之;圣德仁义,无所施之。齐威、宣之时,显贤进士,国家富强,威行敌国。及愍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幷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内无良臣,故诸侯合谋而伐之。王建听流说,信反间,用后胜之计,不与诸侯从亲,以亡国。为秦所禽,不亦宜乎?”  

      御史曰:“伊尹以割烹事汤,百里以饭牛要穆公,始为苟合,信然与之霸王。如此,何言不从?何道不行?故商君以王道说孝公,不用,即以强国之道,卒以就功。邹子以儒术干世主,不用,即以变化始终之论,卒以显名。故马效千里,不必胡、代;士贵成功,不必文辞。孟轲守旧术,不知世务,故困于梁宋。孔子能方不能圆,故饥于黎丘。今晚世之儒勤德,时有乏匮,言以为非,困此不行。自周室以来,千有余岁,独有文,武、成、康,如言必参一焉,取所不能及而称之,犹躄者能言远不能行也。圣人异涂同归,或行或止,其趣一也。商君虽革法改教,志存于强国利民。邹子之作,变化之术,亦归于仁义。祭仲自贬损以行权,时也。故小枉大直,君子为之。今硁硁然守一道,引尾生之意,即晋文之谲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而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称也。”

  文学曰:“伊尹之干汤,知圣主也。百里之归秦,知明君也。二君之能知霸主,其册素形于己,非暗而以冥冥决事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如何其苟合而以成霸王也?君子执德秉义而行,故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势,不能一朝居也。’宁穷饥居于陋巷,安能变己而从俗化?阖庐杀僚,公子札去而之延陵,终身不入吴国。鲁公杀子赤,叔眄退而隐处,不食其禄。亏义得尊,枉道取容,效死不为也。闻正道不行,释事而退,未闻枉道以求容也。”

  御史曰:“论语:‘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有是言而行不足从也。季氏为无道,逐其君,夺其政,而冉求、仲由臣焉。礼:‘男女不授受,不交爵。’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子路不说。子瑕,佞臣也,夫子因之,非正也。男女不交,孔子见南子,非礼也。礼义由孔氏,且贬道以求容,恶在其释事而退也?”

  文学曰:“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烦乱,贤圣之忧也。是以尧忧洪水,伊尹忧民,管仲束缚,孔子周流,忧百姓之祸而欲安其危也。是以负鼎俎、囚拘、匍匐以救之。故追亡者趋,拯溺者濡。今民陷沟壑,虽欲无濡,岂得已哉?”

  御史默不对。


  忧边第十二


      大夫曰:“文学言:‘天下不平,庶国不宁,明王之忧也。’故王者之于天下,犹一室之中也,有一人不得其所,则谓之不乐。故民流溺而弗救,非惠君也。国家有难而不忧,非忠臣也。夫守节死难者,人臣之职也;衣食饥寒者,慈父之道也。今子弟远劳于外,人主为之夙夜不宁,群臣尽力毕议,册滋国用。故少府丞令请建酒榷,以赡边,给战士,拯民于难也。为人父兄者,岂可以已乎!内省衣食以恤在外者,犹未足,今又欲罢诸用,减奉边之费,未可为慈父贤兄也。”

  文学曰:“周之季末,天子微弱,诸侯力政,故国君不安,谋臣奔驰。何者?敌国众而社稷危也。今九州同域,天下一统,陛下优游岩廊,览群臣极言至论,内咏雅、颂,外鸣和銮,纯德粲然,并于唐、虞,功烈流于子孙。夫蛮、貊之人,不食之地,何足以烦虑,而有战国之忧哉?若陛下不弃,加之以德,施之以惠,北夷必内向,款塞自至,然后以为胡制于外臣,即匈奴没齿不食其所用矣。”

  大夫曰:“圣主思中国之未宁,北边之未安,使故廷尉评等问人间所疾苦。拯恤贫贱,周赡不足。群臣所宣明王之德,安宇内者,未得其纪,故问诸生。诸生议不干天则入渊,乃欲以闾里之治,而况国家之大事,亦不几矣!发于畎亩,出于穷巷,不知冰水之寒,若醉而新寤,殊不足与言也。”

  文学曰:“夫欲安民富国之道,在于反本,本立而道生。顺天之理,因地之利,即不劳而功成。夫不修其源而事其流,无本以统之,虽竭精神,尽思虑,无益于治。欲安之适足以危之,欲救之适足以败之。夫治乱之端,在于本末而已,不至劳其心而道可得也。孔子曰:‘不通于论者难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与谋。’今公卿意有所倚,故文学之言,不可用也。”

  大夫曰:“吾闻为人臣者尽忠以顺职,为人子者致孝以承业。君有非,则臣覆盖之。父有非,则子匿逃之。故君薨,臣不变君之政,父没,则子不改父之道也。春秋讥毁泉台,为其隳先祖之所为,而扬君父之恶也。今盐、铁、均输,所从来久矣,而欲罢之,得无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乎?有司倚于忠孝之路,是道殊而不同于文学之谋也。”

  文学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世而制。孔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故圣人上贤不离古,顺俗而不偏宜。鲁定公序昭穆,顺祖祢,昭公废卿士,以省事节用,不可谓变祖之所为,而改父之道也?二世充大阿房以崇绪,赵高增累秦法以广威,而未可谓忠臣孝子也。”


      园池第十三


  大夫曰:“诸侯以国为家,其忧在内。天子以八极为境,其虑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县官开园池,总山海,致利以助贡赋,修沟渠,立诸农,广田牧,盛苑囿。太仆、水衡、少府、大农,岁课诸入田牧之利,池之假,及北边置任田官,以赡诸用,而犹未足。今欲罢之,绝其源,杜其流,上下俱殚,困乏之应也,虽好省事节用,如之何其可也?”  

      文学曰:“古者,制地足以养民,民足以承其上。千乘之国,百里之地,公侯伯子男,各充其求赡其欲。秦兼万国之地,有四海之富,而意不赡,非宇小而用菲,嗜欲多而下不堪其求也。语曰:‘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餧人。’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无用之官,不急之作,服淫侈之变,无功而衣食县官者众,是以上不足而下困乏也。今不减除其本而欲赡其末,设机利,造田畜,与百姓争荐草,与商贾争市利,非所以明主德而相国家也。夫男耕女绩,天下之大业也。故古者分地而处之,制田亩而事之。是以业无不食之地,国无乏作之民。今县官之多张苑囿、公田、池泽,公家有鄣假之名,而利归权家。三辅迫近于山、河,地狭人众,四方并凑,粟米薪菜,不能相赡。公田转假,桑榆菜果不殖,地力不尽。愚以为非。先帝之开苑囿、池,可赋归之于民,县官租税而已。假税殊名,其实一也。夫如是,匹夫之力,尽于南亩,匹妇之力,尽于麻枲。田野辟,麻枲治,则上下俱衍,何困乏之有矣?”

  大夫默然,视其丞相、御史。


  轻重第十四  


      御史进曰:“昔太公封于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于是通利末之道,极女工之巧。是以邻国交于齐,财畜货殖,世为强国。管仲相桓公,袭先君之业,行轻重之变,南服强楚而霸诸侯。今大夫君修太公、桓、管之术,总一盐、铁,通山川之利而万物殖。是以县官用饶足,民不困乏,本末并利,上下俱足,此筹计之所致,非独耕桑农也。”

  文学曰:“礼义者,国之基也,而权利者,政之残也。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伊尹、太公以百里兴其君,管仲专于桓公,以千乘之齐,而不能至于王,其所务非也。故功名隳坏而道不济。当此之时,诸侯莫能以德,而争于公利,故以权相倾。今天下合为一家,利末恶欲行?淫巧恶欲施?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参以酒榷,咸阳、孔仅增以盐、铁,江充、杨可之等,各以锋锐,言利末之事析秋毫,可为无间矣。非特管仲设九府,徼山海也。然而国家衰耗,城郭空虚。故非特崇仁义无以化民,非力本农无以富邦也。”

  御史曰:“水有猏獭而池鱼劳,国有强御而齐民消。故茂林之下无丰草,大块之间无美苗。夫理国之道,除秽锄豪,然后百姓均平,各安其宇。张廷尉论定律令,明法以绳天下,诛奸猾,绝幷兼之徒,而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歛不增而用足。夫损益之事,贤者所睹,非众人之所知也。”

  文学曰:“扁鹊抚息脉而知疾所由生,阳气盛,则损之而调阴,寒气盛,则损之而调阳,是以气脉调和,而邪气无所留矣。夫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意者非扁鹊之用针石,故众人未得其职也。”  

      御史曰:“周之建国也,盖千八百诸侯。其后,强吞弱,大兼小,幷为六国。六国连兵结难数百年,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由此观之:兵甲不休,战伐不乏,军旅外奉,仓库内实。今以天下之富,海内之财,百郡之贡,非特齐、楚之畜,赵、魏之库也。计委量入,虽急用之,宜无乏绝之时。顾大农等以术体躬稼,则后稷之烈,军四出而用不继,非天之财少也?用针石,调阴阳,均有无,补不足,亦非也?上大夫君与治粟都尉管领大农事,灸刺稽滞,开利百脉,是以万物流通,而县官富实。当此之时,四方征暴乱,车甲之费,克获之赏,以亿万计,皆赡大司农。此者扁鹊之力,而盐、铁之福也。”  

      文学曰:“边郡山居谷处,阴阳不和,寒冻裂地,冲风飘卤,沙石凝积,地势无所宜。中国,天地之中,阴阳之际也,日月经其南,斗极出其北,含众和之气,产育庶物。今去而侵边,多斥不毛寒苦之地,是犹弃江皋河滨,而田于岭阪菹泽也。转仓廪之委,飞府库之财,以给边民。中国困于繇赋,边民苦于戍御。力耕不便种籴,无桑麻之利,仰中国丝絮而后衣之,皮裘蒙毛,曾不足盖形,夏不失复,冬不离窟,父子夫妇内藏于专室土圜之中。中外空虚,扁鹊何力?而盐、铁何福也?”

  

      未通第十五


  御史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地势温湿,不宜牛马;民跖耒而耕,负檐而行,劳罢而寡功。是以百姓贫苦,而衣食不足,老弱负辂于路,而列卿大夫,或乘牛车。孝武皇帝平百越以为园圃,却羌、胡以为苑囿,是以珍怪异物,充于后宫,騊駼駃騠,实于外厩,匹夫莫不乘坚良,而民间厌橘柚。由此观之:边郡之利亦饶矣!而曰‘何福之有?’未通于计也。”  

      文学曰:“禹平水土,定九州,四方各以土地所生贡献,足以充宫室,供人主之欲,膏壤万里,山川之利,足以富百姓,不待蛮、貊之地,远方之物而用足。闻往者未伐胡、越之时,繇赋省而民富足,温衣饱食,藏新食陈,布帛充用,牛马成群。农夫以马耕载,而民莫不骑乘;当此之时,却走马以粪。其后,师旅数发,戎马不足,牸牝入阵,故驹犊生于战地。六畜不育于家,五谷不殖于野,民不足于糟糠,何橘柚之所厌?传曰:‘大军之后,累世不复。’方今郡国,田野有陇而不垦,城郭有宇而不实,边郡何饶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制田百步为亩,民井田而耕,什而籍一。义先公而后己,民臣之职也。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己,固其理也。其不耕而欲播,不种而欲获,盐、铁又何过乎?”

  文学曰:“什一而籍,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赋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农夫悉其所得,或假贷而益之。是以百姓疾耕力作,而饥寒遂及己也。筑城者先厚其基而后求其高,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论语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乎?’”  

      御史曰:“古者,诸侯争强,战国并起,甲兵不休,民旷于田畴,什一而籍,不违其职。今赖陛下神灵,甲兵不动久矣,然则民不齐出于南亩,以口率被垦田而不足,空仓廪而赈贫乏,侵益日甚,是以愈惰而仰利县官也。为斯君者亦病矣,反以身劳民;民犹背恩弃义而远流亡,避匿上公之事。民相仿效田地日芜,租赋不入,抵扞县官。君虽欲足,谁与之足乎?”

  文学曰:“树木数徙则萎,虫兽徙居则坏。故‘代马依北风,飞鸟翔故巢’,莫不哀其生。由此观之,民非利避上公之事而乐流亡也。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訾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传曰:“政宽者民死之,政急者父子离。’是以田地日荒,城郭空虚。夫牧民之道,除其所疾,适其所安,安而不扰,使而不劳,是以百姓劝业而乐公赋。若此,则君无赈于民,民无利于上,上下相让而颂声作。故取而民不厌,役而民不苦。灵台之诗,非或使之,民自为之。若斯,则君何不足之有乎?”  

      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五十以上,血脉溢刚,曰艾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故商师若乌,周师若荼。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傅,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丁者治其田里,老者修其唐园,俭力趣时,无饥寒之患。不治其家而讼县官,亦悖矣。”

  文学曰:“十九年已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家,不从力役,所以扶不足而息高年也;乡饮酒之礼,耆老异馔,所以优耆耄而明养老也。故老者非肉不饱,非帛不暖,非杖不行。今五十已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繇役,非养老之意也。古有大丧者,君三年不呼其门,通其孝道,遂其哀戚之心也。君子之所重而自尽者,其惟亲之丧乎!今或僵尸,弃衰绖而从戎事,非所以子百姓,顺孝悌之心也。周公抱成王听天下,恩塞海内,泽被四表,矧惟人面,含仁保德,靡不得其所。诗云:‘夙夜基命宥密。’陛下富于春秋,委任大臣,公卿辅政,政教未均,故庶人议也。”


      地广第十六


  大夫曰:“王者包含幷覆,普爱无私,不为近重施,不为远遗恩。今俱是民也,俱是臣也,安危劳佚不齐,独不当调邪?不念彼而独计此,斯亦好议矣?缘边之民,处寒苦之地,距强胡之难,烽燧一动,有没身之累。故边民百战,而中国恬卧者,以边郡为蔽扞也。诗云:‘莫非王事,而我独劳。’刺不均也。是以圣王怀四方独苦,兴师推却胡、越,远寇安灾,散中国肥饶之余,以调边境,边境强,则中国安,中国安则晏然无事。何求而不默也?”

  文学曰:“古者,天子之立于天下之中,县内方不过千里,诸侯列国,不及不食之地,禹贡至于五千里;民各供其君,诸侯各保其国,是以百姓均调,而繇役不劳也。今推胡、越数千里,道路回避,士卒劳罢。故边民有刎颈之祸,而中国有死亡之患,此百姓所以嚣嚣而不默也。夫治国之道,由中及外,自近者始。近者亲附,然后来远;百姓内足,然后恤外。故群臣论或欲田轮台,明主不许,以为先救近务及时本业也。故下诏曰:‘当今之务,在于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公卿宜承意,请减除不任,以佐百姓之急。今中国弊落不忧,务在边境。意者地广而不耕,多种而不耨,费力而无功,诗云:‘无田甫田,维莠骄骄。’其斯之谓欤。”

  大夫曰:“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以为防,故去砂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

  文学曰:“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非特斗辟之费,造阳之役也。由此观之:非人主用心,好事之臣为县官计过也。”

  大夫曰:“挟管仲之智者,非为厮役之使也。怀陶朱之虑者,不居贫困之处。文学能言而不能行,居下而讪上,处贫而非富,大言而不从,高厉而行卑,诽誉訾议,以要名采善于当世。夫禄不过秉握者,不足以言治,家不满檐石者,不足以计事。儒皆贫羸,衣冠不完,安知国家之政,县官之事乎?何斗辟造阳也!”

  文学曰:“夫贱不害智,贫不妨行。颜渊屡空,不为不贤。孔子不容,不为不圣。必将以貌举人,以才进士,则太公终身鼓刀,宁戚不离饭牛矣。古之君子,守道以立名,修身以俟时,不为穷变节,不为贱易志,惟仁之处,惟义之行。临财苟得,见利反义,不义而富,无名而贵,仁者不为也。故曾参、闵子,不以其仁易晋、楚之富。伯夷不以其行易诸侯之位,是以齐景公有马千驷,而不能与之争名。孔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于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故惟仁者能处约、乐,小人富斯暴,贫斯滥矣。杨子曰:‘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苟先利而后义,取夺不厌。公卿积亿万,大夫积千金,士积百金,利己幷财以聚;百姓寒苦,流离于路,儒独何以完其衣冠也?”

  

      贫富第十七

  

      大夫曰:“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之下,以至卿大夫之位,获禄受赐,六十有余年矣。车马衣服之用,妻子仆养之费,量入为出,俭节以居之,奉禄赏赐,一二筹策之,积浸以致富成业。故分土若一,贤者能守之;分财若一,智者能筹之。夫白圭之废着,子贡之三至千金,岂必赖之民哉?运之六寸,转之息耗,取之贵贱之间耳!”

  文学曰:“古者,事业不二,利禄不兼,然诸业不相远,而贫富不相悬也。夫乘爵禄以谦让者,名不可胜举也;因权势以求利者,入不可胜数也。食湖池,管山海,刍荛者不能与之争泽,商贾不能与之争利。子贡以布衣致之,而孔子非之,况以势位求之者乎?故古者大夫思其仁义以充其位,不为权利以充其私也。”

  大夫曰:“山岳有饶,然后百姓赡焉。河、海有润,然后民取足焉。夫寻常之污,不能溉陂泽,丘阜之木,不能成宫室。小不能苞大,少不能赡多。未有不能自足而能足人者也。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故善为人者,能自为者也,善治人者,能自治者也。文学不能治内,安能理外乎?”

  文学曰:“行远道者假于车,济江、海者因于舟。故贤士之立功成名,因于资而假物者也。公输子能因人主之材木,以构宫室台榭,而不能自为专屋狭庐,材不足也。欧冶能因国君之铜铁,以为金炉大钟,而不能自为壶鼎盘杅,无其用也。君子能因人主之正朝,以和百姓,润众庶,而不能自饶其家,势不便也。故舜耕历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于朝歌,利不及妻子,及其见用,恩流八荒,德溢四海。故舜假之尧,太公因之周,君子能修身以假道者,不能枉道而假财也。”

  大夫曰:“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子贡以着积显于诸侯、陶朱公以货殖尊于当世。富者交焉,贫者赡焉。故上自人君,下及布衣之士,莫不戴其德,称其仁。原宪、孔急,当世被饥寒之患,颜回屡空于穷巷,当此之时,迫于窟穴,拘于缊袍,虽欲假财信奸佞,亦不能也。”

  文学曰:“孔子云:‘富而可求,虽执鞭之事,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君子求义,非苟富也。故刺子贡不受命而货殖焉。君子遭时则富且贵,不遇,退而乐道。不以利累己,故不违义而妄取。隐居修节,不欲妨行,故不毁名而趋势。虽付之以韩、魏之家,非其志,则不居也。富贵不能荣,谤毁不能伤也。故原宪之缊袍,贤于季孙之狐貉,赵宣孟之鱼飧,甘于智伯之刍豢,子思之银佩,美于虞公之垂棘。魏文侯轼段干木之闾,非以其有势也;晋文公见韩庆,下车而趋,非以其多财,以其富于仁,充于德也。故贵何必财,亦仁义而已矣!”  


      毁学第十八


  大夫曰:“夫怀枉而言正,自托于无欲而实不从,此非士之情也?昔李斯与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据万乘之权以制海内,切侔伊、望,名巨泰山;而包丘子不免于瓮牖蒿庐,如潦岁之蛙,口非不众也,卒死于沟壑而已。今内无以养,外无以称,贫贱而好义,虽言仁义,亦不足贵者也!”

  文学曰:“方李斯之相秦也,始皇任之,人臣无二,然而荀卿谓之不食,睹其罹不测之祸也。包丘子饭麻蓬藜,修道白屋之下,乐其志,安之于广厦刍豢,无赫赫之势,亦无戚戚之忧。夫晋献垂棘,非不美也,宫之奇见之而叹,知荀息之图之也。智伯富有三晋,非不盛也,然不知襄子之谋之也。季孙之狐貉,非不丽也,而不知鲁君之患之也。故晋献以宝马钓虞、虢,襄子以城坏诱智伯。故智伯身禽于赵,而虞、虢卒幷于晋,以其务得不顾其后,贪土地而利宝马也。孔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之在位者,见利不虞害,贪得不顾耻,以利易身,以财易死。无仁义之德,而有富贵之禄,若蹈坎阱,食于悬门之下,此李斯之所以伏五刑也。南方有鸟名鹓鶵,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飞过泰山,泰山之鸱,俛啄腐鼠,仰见鹓雏而吓。今公卿以其富贵笑儒者为之常行,得无若泰山鸱吓鹓鶵乎?”

  大夫曰:“学者所防固辞,礼者所以文鄙行也。故学以辅德,礼以文质。言思可道,行思可乐。恶言不出于口,邪行不及于己。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礼以行之,孙以出之。是以终日言,无口过;终身行,无冤尤。今人主张官立朝以治民,疏爵分禄以褒贤,而曰‘悬门腐鼠’,何辞之鄙背而悖于所闻也?”

  文学曰:“圣主设官以授任,能者处之;分禄以任贤,能者受之。义贵无高,义取无多。故舜受尧之天下,太公不避周之三公;苟非其人,箪食豆羹犹为赖民也。故德薄而位高,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夫泰山鸱啄腐鼠于穷泽幽谷之中,非有害于人也。今之有司,盗主财而食之于刑法之旁,不知机之是发,又以吓人,其患恶得若泰山之鸱乎?”

  大夫曰:“司马子言:‘天下穰穰,皆为利往。’赵女不择丑好,郑妪不择远近,商人不媿耻辱,戎士不爱死力,士不在亲,事君不避其难,皆为利禄也。儒、墨内贪外矜,往来游说,栖栖然亦未为得也。故尊荣者士之愿也,富贵者士之期也。方李斯在荀卿之门,阘茸与之齐轸,及其奋翼高举,龙升骥骛,过九轶二,翱翔万仞,鸿鹄华骝且同侣,况跛牂燕雀之属乎!席天下之权,御宇内之众,后车百乘,食禄万钟。而拘儒布褐不完,糟糠不饱,非甘菽藿而卑广厦,亦不能得已。虽欲吓人,其何已乎!”

  文学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贤士徇名,贪夫死利。李斯贪其所欲,致其所恶。孙叔敖早见于未萌,三去相而不悔,非乐卑贱而恶重禄也,虑患远而避害谨也。夫郊祭之牛,养食年,衣之文绣,以入庙堂,太宰执其鸾刀,以启其毛;方此之时,愿任重而上峻阪,不可得也。商鞅困于彭池,吴起之伏王尸,愿被布褐而处穷鄙之蒿庐,不可得也。李斯相秦,席天下之势,志小万乘;及其囚于囹圄,车裂于云阳之市,亦愿负薪入东门,行上蔡曲街径,不可得也。苏秦、吴起以权势自杀,商鞅、李斯以尊重自灭,皆贪禄慕荣以没其身,从车百乘,曾不足以载其祸也!”


  褒贤第十九


  大夫曰:“伯夷以廉饥,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亏大体,匹夫匹妇之为谅也,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苏秦、张仪,智足以强国,勇足以威敌,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万乘之主,莫不屈体卑辞,重币请交,此所谓天下名士也。夫智不足与谋,而权不能举当世,民斯为下也。今举亡而为有,虚而为盈,布衣穿履,深念徐行,若有遗亡,非立功名之士,而亦未免于世俗也。”

  文学曰:“苏秦以从显于赵,张仪以横任于秦,方此之时,非不尊贵也,然智士随而忧之,知夫不以道进者必不以道退,不以义得者必不以义亡。季、孟之权,三桓之富,不可及也,孔子为之曰‘微’。为人臣,权均于君,富侔于国者,亡。故其位弥高而罪弥重,禄滋厚而罪滋多。夫行者先全己而后求名,仕者先辟害而后求禄。故香饵非不美也,龟龙闻而深藏,鸾凤见而高逝者,知其害身也。夫为乌鹊鱼鳖,食香饵而后狂飞奔走,逊头屈遰,无益于死。今有司盗秉国法,进不顾罪,卒然有急,然后车驰入趋,无益于死。所盗不足偿于臧获,妻子奔亡无处所,身在深牢,莫知恤视。方此之时,何暇得以笑乎?”

  大夫曰:“文学高行,矫然若不可卷;盛节絜言,皦然若不可涅。然戍卒陈胜释挽辂,首为叛逆,自立张楚,素非有回、由处士之行,宰相列臣之位也。奋于大泽,不过旬月,而齐、鲁儒墨缙绅之徒,肆其长衣,─长衣,容衣也。─负孔氏之礼器诗、书,委质为臣。孔甲为涉博士,卒俱死陈,为天下大笑。深藏高逝者固若是也?”

  文学曰:“周室衰,礼乐坏,不能统理,天下诸侯交争,相灭亡,幷为六国,兵革不休,民不得宁息。秦以虎狼之心,蚕食诸侯,幷吞战国以为郡县,伐能矜功,自以为过尧、舜而羞与之同。弃仁义而尚刑罚,以为今时不师于文而决于武。赵高治狱于内,蒙恬用兵于外,百姓愁苦,同心而患秦。陈王赫然奋爪牙为天下首事,道虽凶而儒墨或干之者,以为无王之矣,道拥遏不得行,自孔子以至于兹,而秦复重禁之,故发愤于陈王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庶几成汤、文、武之功,为百姓除残去贼,岂贪禄乐位哉?”

  大夫曰:“文学言行虽有伯夷之廉,不及柳下惠之贞,不过高瞻下视,絜言污行,觞酒豆肉,迁延相让,辞小取大,鸡廉狼吞。赵绾、王臧之等,以儒术擢为上卿,而有奸利残忍之心。主父偃以口舌取大官,窃权重,欺绐宗室,受诸侯之赂,卒皆诛死。东方朔自称辩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况无东方朔之口,其余无可观者也?”

  文学曰:“志善者忘恶,谨小者致大。俎豆之间足以观礼,闺门之内足以论行。夫服古之服,诵古之道,舍此而为非者,鲜矣。故君子时然后言,义然后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满而不溢,泰而不骄。故袁盎亲于景帝,秣马不过一驷;公孙弘即三公之位,家不过十乘;东方先生说听言行于武帝,而不骄溢;主父见困厄之日久矣,疾在位者不好道而富且贵,莫知恤士也,于是取饶衍之余以周穷士之急,非为私家之业也。当世嚣嚣,非患儒之鸡廉,患在位者之虎饱鸱咽,于求览无所孑遗耳。”


      相刺第二十


  大夫曰:“古者,经井田,制廛里,丈夫治其田畴,女子治其麻枲,无旷地,无游人。故非商工不得食于利末,非良农不得食于收获,非执政不得食于官爵。今儒者释耒耜而学不验之语,旷日弥久,而无益于治,往来浮游,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巧伪良民,以夺农妨政,此亦当世之所患也。”  

      文学曰:“禹戚洪水,身亲其劳,泽行路宿,过门不入。当此之时,簪堕不掇,冠挂不顾,而暇耕乎?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丙,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岂与匹夫匹妇耕织同哉!传曰:‘君子当时不动,而民无观也。’故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无以养君子,不当耕织为匹夫匹妇也。君子耕而不学,则乱之道也。”

  大夫曰:“文学言治尚于唐、虞,言义高于秋天,有华言矣,未见其实也。昔鲁穆公之时,公仪为相,子思、子柳为之卿,然北削于齐,以泗为境,南畏楚人,西宾秦国。孟轲居梁,兵折于齐,上将军死,而太子虏,西败于秦,地夺壤削,亡河内、河外。夫仲尼之门,七十子之徒,去父母,捐室家,负荷而随孔子,不耕而学,乱乃愈滋。故玉屑满箧,不为有宝;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繁文众辞而已。”

  文学曰:“虞不用百里奚之谋而灭,秦穆用之以至霸焉。夫不用贤则亡,而不削何可得乎?孟子适梁,惠王问利,答以仁义。趣舍不合,是以不用而去,怀宝而无语。故有粟不食,无益于饥;睹贤不用,无益于削。纣之时,内有微、箕二子,外有胶鬲、棘子,故其不能存。夫言而不用,谏而不听,虽贤,恶得有益于治也?”  

      大夫曰:“橘柚生于江南,而民皆甘之于口,味同也;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声同也。越人子臧、戎人由余,待译而后通,而并显齐、秦,人之心于善恶同也。故曾子倚山而吟,山鸟下翔;师旷鼓琴,百兽率舞。未有善而不合,诚而不应者也。意未诚与?何故言而不见从,行而不合也?”

  文学曰:“扁鹊不能治不受针药之疾,贤圣不能正不食谏诤之君。故桀有关龙逄而夏亡,纣有三仁而商灭,故不患无由余、子臧之论,患无穆、威之听耳。是以孔子东西无所遇,屈原放逐于楚国也。故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此所以言而不见从,行而不得合者也。”

  大夫曰:“歌者不期于利声,而贵在中节;论者不期于丽辞,而务在事实。善声而不知转,未可为能歌也;善言而不知变,未可谓能说也。持规而非矩,执准而非绳,通一孔,晓一理,而不知权衡,以所不睹不信人,若蝉之不知雪,坚据古文以应当世,犹辰参之错,胶柱而调瑟,固而难合矣。孔子所以不用于世,而孟轲见贱于诸侯也。”

  文学曰:“日月之光,而盲者不能见,雷电之声,而聋人不能闻。夫为不知音者言,若语于瘖聋,何特蝉之不知重雪耶?夫以伊尹之智,太公之贤,而不能开辞于桀、纣,非说者非,听者过也。是以荆和抱璞而泣血,曰:‘安得良工而剖之!’屈原行吟泽畔,曰:‘安得皋陶而察之!’夫人君莫不欲求贤以自辅,任能以治国,然牵于流说,惑于道谀,是以贤圣蔽掩,而谗佞用事,以此亡国破家,而贤士饥于岩穴也。昔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倾覆秦国而祸殃其宗,尽失其瑟,何胶柱之调也?”  

      大夫曰:“所谓文学高第者,智略能明先王之术,而姿质足以履行其道。故居则为人师,用则为世法。今文学言治则称尧、舜,道行则言孔、墨,授之政则不达,怀古道而不能行,言直而行枉,道是而情非,衣冠有以殊于乡曲,而实无以异于凡人。诸生所谓中直者,遭时蒙幸,备数适然耳,殆非明举所谓,固未可与论治也。”  

      文学曰:“天设三光以照记,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公卿者,四海之表仪,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辅明主之任,下有遂圣化之事,和阴阳,调四时,安众庶,育群生,使百姓辑睦,无怨思之色,四夷顺德,无叛逆之忧,此公卿之职,而贤者之所务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颠、闳夭九卿之人。文学不中圣主之明举,今之执政,亦未能称盛德也。”

  大夫不说,作色不应也。

  文学曰:“朝无忠臣者政闇,大夫无直士者位危。任座正言君之过,文侯改言行,称为贤君。袁盎面刺绛侯之骄矜,卒得其庆。故触死亡以干主之过者,忠臣也,犯颜以匡公卿之失者,直士也。鄙人不能巷言面违。方今入谷之教令,张而不施,食禄多非其人,以妨农商工,市井之利,未归于民,民望不塞也。且夫帝王之道,多堕坏而不修,诗云:‘济济多士。’意者诚任用其计,非苟陈虚言而已。”  


      殊路第二十一


  大夫曰:“七十子躬受圣人之术,有名列于孔子之门,皆诸侯卿相之才,可南面者数人云。政事者冉有、季路,言语宰我、子贡。宰我秉事,有宠于齐,田常作难,道不行,身死庭中,简公杀于檀台。子路仕卫,孔悝作乱,不能救君出亡,身菹于卫;子贡、子皋遁逃,不能死其难。食人之重禄不能更,处人尊官不能存,何其厚于己而薄于君哉?同门共业,自以为知古今之义,明君臣之礼。或死或亡,二三子殊路,何道之悖也!”

  文学曰:“宋殇公知孔父之贤而不早任,故身死。鲁庄知季有之贤,授之政晚而国乱。卫君近佞远贤,子路居蒲,孔悝为政。简公不听宰我而漏其谋。是以二君身被放杀,而祸及忠臣。二子者有事而不与其谋,故可以死,可以生,去止其义一也。晏婴不死崔、庆之难,不可谓不义;微子去殷之乱,可谓不仁乎?”  

      大夫曰:“至美素璞,物莫能饰也。至贤保真,伪文莫能增也。故金玉不琢,美珠不画。今仲由、冉求无檀柘之材,隋、和之璞,而强文之,譬若雕朽木而砺鈆刀,饰嫫母画土人也。被以五色,斐然成章,及遭行潦流波,则沮矣。夫重怀古道,枕籍诗、书,危不能安,乱不能治,邮里逐鸡,鸡亦无党也?”

  文学曰:“非学无以治身,非礼无以辅德。和氏之璞,天下之美宝也、待礛诸之工而后明。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香泽脂粉而后容。周公,天下之至圣人也,待贤师学问而后通。今齐世庸士之人,不好学问,专以己之愚而荷负巨任,若无橶舳,济江海而遭大风,漂没于百仞之渊,东流无崖之川,安得沮而止乎?”  

      大夫曰:“性有刚柔,形有好恶,圣人能因而不能改。孔子外变二三子之服,而不能革其心。故子路解长剑,去危冠,屈节于夫子之门,然摄齐师友,行行尔,鄙心犹存。宰予昼寝,欲损三年之丧。孔子曰:‘粪土之墙,不可杇也’,‘若由不得其死、然。’故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故良师不能饰戚施,香泽不能化嫫母也。”

  文学曰:“西子蒙以不洁,鄙夫掩鼻;恶人盛饰,可以宗祀上帝。使二人不涉圣人之门,不免为穷夫,安得卿大夫之名?故砥所以致于刃,学所以尽其才也。孔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故人事加则为宗庙器,否则斯养之爨材。干、越之铤不厉,匹夫贱之;工人施巧,人主服而朝也。夫丑者自以为姣,故饰;愚者自以为知,故不学。观笑在己而不自知,不好用人,自是之过也。”


  讼贤第二十二


  大夫曰:“刚者折,柔者卷。故季由以强梁死,宰我以柔弱杀。使二子不学,未必不得其死。何者?矜己而伐能,小知而巨牧,欲人之从己,不能以己从人,莫视而自见,莫贾而自贵,此其所以身杀死而终菹醢也。未见其为宗庙器,睹其为世戮也。当此之时,东流亦安之乎?”  

      文学曰:“骐骥之挽盐车垂头于太行之阪,屠者持刀而睨之。太公之穷困,负贩于朝歌也,蓬头相聚而笑之。当此之时,非无远筋骏才也,非文王、伯乐莫知之贾也。子路、宰我生不逢伯乐之举,而遇狂屠,故君子伤之,若“由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孔父累华督之难,不可谓不义。仇牧涉宋万之祸,不可谓不贤也。”  

      大夫曰:“今之学者,无太公之能,骐骥之才,有以蜂虿介毒而自害也。东海成颙,河东胡建是也。二子者以术蒙举,起卒伍,为县令。独非自是,无与合同。引之不来,推之不往,狂狷不逊,忮害不恭,刻轹公主,侵陵大臣。知其不可,而强行之,欲以干名。所由不轨,果没其身。未睹功业所至,而见东观之殃,身得重罪,不得以寿终。狡而以为知,讦而以为直,不逊以为勇,其遭难,故亦宜也。”

  文学曰:“二公怀精白之心,行忠正之道,直己以事上,竭力以徇公,奉法推理,不避强御,不阿所亲,不贵妻子之养,不顾私家之业。然卒不能免于嫉妒之人,为众枉所排也。其所以累不测之刑而功不遂也。夫公族不正则法令不行,肱肱不正则奸邪兴起。赵奢行之平原,范雎行之穰侯,二国治而两家全。故君过而臣正,上非而下讥,大臣正,县令何有?不反诸己而行非于人,执政之大失也。夫屈原之沉渊,遭子椒之谮也;管子得行其道,鲍叔之力也。今不睹鲍叔之力,而见汨罗之祸,虽欲以寿终,无其能得乎?”


  遵道第二十三


  大夫曰:“御史!”

  御史未应。谓丞相史曰:“文学结发学语,服膺不舍,辞若循环,转若陶钧。文繁如春华,无效如抱风。饰虚言以乱实,道古以害今。从之,则县官用废,虚言不可实而行之;不从,文学以为非也,众口嚣嚣,不可胜听。诸卿都大府日久矣,通先古,明当世,今将何从而可矣?”

  丞相史进曰:“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所由不同,俱归于霸。而必随古不革,袭故不改,是文质不变,而椎车尚在也。故或作之,或述之,然后法令调于民,而器械便于用也。孔对三君殊意,晏子相三君异道,非苟相反,所务之时异也。公卿既定大业之路,建不竭之本,愿无顾细故之语,牵儒、墨论也。”

  文学曰:“师旷之调五音,不失宫商。圣王之治世,不离仁义。故有改制之名,无变道之实。上自黄帝,下及三王,莫不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此百世不易之道也。殷、周因循而昌,秦王变法而亡。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言法教也。故没而存之,举而贯之,贯而行之,何更为哉?”

  丞相史曰:“说西施之美无益于容,道尧、舜之德无益于治。今文学不言所为治,而言以治之无功,犹不言耕田之方,美富人之囷仓也。夫欲粟者务时,欲治者因世。故商君昭然独见存亡不可与世俗同者,为其沮功而多近也。庸人安其故,而愚者果所闻。故舟车之治,使民三年而后安之。商君之法立,然后民信之。孔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权。’文学可令扶绳循刻,非所与论道术之外也。”

  文学曰:“君子多闻阙疑,述而不作,圣达而谋大,叡智而事寡。是以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顿。小人智浅而谋大,羸弱而任重,故中道而废,苏秦、商鞅是也。无先王之法,非圣人之道,而因于己,故亡。易曰:‘小人处盛位,虽高必崩。不盈其道,不恒其德,而能以善终身,未之有也。是以初登于天,后入于地。’禹之治水也,民知其利,莫不劝其功。商鞅之立法,民知其害,莫不畏其刑。故夏后功立而王,商鞅法行而亡。商鞅有独智之虑,世乏独见之证。文学不足与权当世,亦无负累蒙殃也。”


  论诽第二十四


      丞相史曰:“晏子有言:‘儒者华于言而寡于实,繁于乐而舒于民,久丧以害生,厚葬以伤业,礼烦而难行,道迂而难遵,称往古而訾当世,贱所见而贵所闻。’此人本枉,以己为式。此颜异所以诛黜,而狄山死于匈奴也。处其位而非其朝,生乎世而讪其上,终以被戮而丧其躯,此独谁为负其累而蒙其殃乎?”

  文学曰:“礼所以防淫,乐所以移风,礼兴乐正则刑罚中。故堤防成而民无水菑,礼义立而民无乱患。故礼义坏,堤防决,所以治者,未之有也。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故礼之所为作,非以害生伤业也,威仪节文,非以乱化伤俗也。治国谨其礼,危国谨其法。昔秦以武力吞天下,而斯、高以妖孽累其祸,废古术,隳旧礼,专任刑法,而儒、墨既丧焉。塞士之涂,壅人之口,道谀日进而上不闻其过,此秦所以失天下而殒社稷也。故圣人为政,必先诛之,伪巧言以辅非而倾覆国家也。今子安取亡国之语而来乎?夫公卿处其位,不正其道,而以意阿邑顺风,疾小人浅浅面从,以成人之过也。故知言之死,不忍从苟合之徒,是以不免于螺绁。悲夫!”

  丞相史曰:“檀柘而有乡,萑苇而有藂,言物类之相从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故汤兴而伊尹至,不仁者远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乱臣在下也。今先帝躬行仁圣之道,以临海内,招举俊才贤良之士,唯仁是用,诛逐乱臣,不避所亲,务以求贤而简退不肖,犹尧之举舜、禹之族,殛鲧放驩兜也。而曰‘苟合之徒’,是则主非而臣阿,是也?”

  文学曰:“皋陶对舜:‘在知人,惟帝其难之。’洪水之灾,尧独愁悴而不能治,得舜、禹而九州宁。故虽有尧明之君,而无舜、禹之佐,则纯德不流。春秋刺有君而无主。先帝之时,良臣未备,故邪臣得间。尧得舜、禹而鲧殛驩兜诛,赵简子得叔向而盛青肩诎。语曰:‘未见君子,不知伪臣。’诗云:‘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此之谓也。”

  丞相史曰:“尧任鲧、驩兜,得舜、禹而放殛之以其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人君用之齐民,而颜异,济南亭长也,先帝举而加之高位,官至上卿。狄山起布衣,为汉议臣,处舜、禹之位,执天下之中,不能以治,而反坐讪上;故驩兜之诛加而刑戮至焉。贤者受赏而不肖者被刑,固其然也。文学又何怪焉?”

  文学曰:“论者相扶以义,相喻以道,从善不求胜,服义不耻穷。若相迷以伪,相乱以辞,相矜于后息,期于苟胜,非其贵者也。夫苏秦、张仪,荧惑诸侯,倾覆万乘,使人失其所恃;非不辩,然乱之道也。君子疾鄙夫之不可与事君,患其听从而无所不至也。今子不听正义以辅卿相,又从而顺之,好须臾之说,不计其后。若子之为人吏,宜受上戮,子姑默矣!”

  丞相史曰:“盖闻士之居世也,衣服足以胜身,食饮足以供亲,内足以相恤,外不求于人。故身修然后可以理家,家理然后可以治官。故饭蔬粝者不可以言孝,妻子饥寒者不可以言慈,绪业不修者不可以言理。居斯世,行斯身,而有此三累者,斯亦足以默矣。”


  孝养第二十五


      文学曰:“善养者不必刍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锦绣也。以己之所有尽事其亲,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劳,犹足以顺礼,歠菽饮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为能养,不敬,何以别乎?’故上孝养志,其次养色,其次养体。贵其礼,不贪其养,礼顺心和,养虽不备,可也。易曰:‘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禴祭也。’故富贵而无礼,不如贫贱之孝悌。闺门之内尽孝焉,闺门之外尽悌焉,朋友之道尽信焉,三者,孝之至也。居家理者,非谓积财也,事亲孝者,非谓鲜肴也,亦和颜色、承意尽礼义而已矣。”

  丞相史曰:“八十曰耋,七十曰耄。耄,食非肉不饱,衣非帛不暖。故孝子曰甘毳以养口,轻暖以养体。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无端絻,虽公西赤不能以为容。无肴膳,虽闵、曾不能以卒养。礼无虚加,故必有其实然后为之文。与其礼有余而养不足,宁养有余而礼不足。夫洗爵以盛水,升降而进粝,礼虽备,然非其贵者也。”

  文学曰:“周襄王之母非无酒肉也,衣食非不如曾皙也,然而被不孝之名,以其不能事其父母也。君子重其礼,小人贪其养。夫嗟来而招之,投而与之,乞者由不取也。君子苟无其礼,虽美不食焉。故礼主人不亲馈,则客不祭。是馈轻而礼重也。”

  丞相史曰:“孝莫大以天下一国养,次禄养,下以力。故王公人君,上也,卿大夫,次也。夫以家人言之,有贤子当路于世者,高堂邃宇,安车大马,衣轻暖,食甘毳。无者,褐衣皮冠,穷居陋巷,有旦无暮,食蔬粝荤茹,膢腊而后见肉。老亲之腹非唐园,唯菜是盛。夫蔬粝,乞者所不取,而子以养亲,虽欲以礼,非其贵也。”

  文学曰:“无其能而窃其位,无其功而有其禄,虽有富贵,由跖、蹻之养也。高台极望,食案方丈,而不可谓孝。老亲之腹非盗囊也,何故常盛不道之物?夫取非有非职,财入而患从之,身且死祸殃,安得膢腊而食肉?曾参、闵子无卿相之养,而有孝子之名;周襄王富有天下,而有不能事父母之累。故礼菲而养丰,非孝也。掠囷而以养,非孝也。”  

      丞相史曰:“上孝养色,其次安亲,其次全身。往者,陈余背汉,斩于泜水;五被邪逆,而夷三族。近世,主父偃行不轨而诛灭,吕步舒弄口而见戮,行身不谨,诛及无罪之亲。由此观之:虚礼无益于己也。文实配行,礼养俱施,然后可以言孝。孝在实质,不在于饰貌;全身在于谨慎,不在于驰语也。”

  文学曰:“言而不诚,期而不信,临难不勇,事君不忠,不孝之大者也。孟子曰:‘今之世,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以顺其恶。’今子不忠不信,巧言以乱政,导谀以求合。若此者,不容于世。春秋曰:‘士守一不移,循理不外援,共其职而已。’故卑位而言高者,罪也,言不及而言者,傲也。有诏公卿与斯议,而空战口也?”

  

      刺议第二十六


  丞相史曰:“山陵不让椒跬,以成其崇;君子不辞负薪之言,以广其名。故多见者博,多闻者知,距谏者塞,专己者孤。故谋及下者无失策,举及众者无顿功。诗云:‘询于刍荛。’故布衣皆得风议,何况公卿之史乎?春秋士不载文,而书咺者,以为宰士也。孔子曰:‘虽不吾以,吾其与闻诸。’仆虽不敏,亦尝倾耳下风,摄齐句指,受业径于君子之涂矣。使文学言之而是,仆之言有何害?使文学言之而非,虽微丞相史,孰不非也?”

  文学曰:“以正辅人谓之忠,以邪导人谓之佞。夫怫过纳善者,君之忠臣,大夫之直士也。孔子曰:‘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今子处宰士之列,无忠正之心,枉不能正,邪不能匡,顺流以容身,从风以说上。上所言则苟听,上所行则曲从,若影之随形,响之于声,终无所是非。衣儒衣,冠儒冠,而不能行其道,非其儒也。譬若土龙,文章首目具而非龙也。葶历似菜而味殊,玉石相似而异类。子非孔氏执经守道之儒,乃公卿面从之儒,非吾徒也。冉有为季氏宰而附益之,孔子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故辅桀者不为智,为桀敛者不为仁。”  

      丞相史默然不对。  


      利议第二十七


      大夫曰:“作世明主,忧劳万民,思念北边之未安,故使使者举贤良、文学高第,详延有道之士,将欲观殊议异策,虚心倾耳以听,庶几云得。诸生无能出奇计,远图伐匈奴安边境之策,抱枯竹,守空言,不知趋舍之宜,时世之变,议论无所依,如膝痒而搔背,辩讼公门之下,不可胜听,如品即口以成事,此岂明主所欲闻哉?”

  文学曰:“诸生对册,殊路同归,指在崇礼义,退财利,复往古之道,匡当世之失,莫不云太平;虽未尽可亶用,宜若有可行者焉。执事闇于明礼,而喻于利末,沮事隋议,计虑筹策,以故至今未决。非儒无成事,公卿欲成利也。”

  大夫曰:“色厉而内荏,乱真者也。文表而枲里,乱实者也。文学裒衣博带,窃周公之服;鞠躬踧踖,窃仲尼之容;议论称诵,窃商、赐之辞;刺讥言治,窃管、晏之才。心卑卿相,志小万乘。及授之政,昏乱不治。故以言举人,若以毛相马。此其所以多不称举。诏策曰:‘朕嘉宇内之士,故详延四方豪俊文学博习之士,超迁官禄。’言者不必有德,何者?言之易而行之难。有舍其车而识其牛,贵其不言而多成事也。吴铎以其舌自破,主父偃以其舌自杀。鹖鴠夜鸣,无益于明;主父鸣鸱,无益于死。非有司欲成利,文学桎梏于旧术,牵于间言者也。”

  文学曰:“能言之,能行之者,汤、武也。能言,不能行者,有司也。文学窃周公之服,有司窃周公之位。文学桎梏于旧术,有司桎梏于财利。主父偃以舌自杀,有司以利自困。夫骥之才千里,非造父不能使;禹之知万人,非舜为相不能用。故季桓子听政,柳下惠忽然不见,孔子为司寇,然后悖炽。骥,举之在伯乐,其功在造父。造父摄辔,马无驽良,皆可取道。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治。故御之良者善调马,相之贤者善使士。今举异才而使臧驺御之,是犹扼骥盐车而责之使疾。此贤良、文学多不称举也。”

  大夫曰:“嘻!诸生阘茸无行,多言而不用,情貌不相副。若穿踰之盗,自古而患之。是孔丘斥逐于鲁君,曾不用于世也。何者?以其首摄多端,迂时而不要也。故秦王燔去其术而不行,坑之渭中而不用。乃安得鼓口舌,申颜眉,预前论议,是非国家之事也?”


  国疾第二十八


  文学曰:“国有贤士而不用,非士之过,有国者之耻。孔子大圣也,诸侯莫能用,当小位于鲁,三月,不令而行,不禁而止,沛若时雨之灌万物,莫不兴起也。况乎位天下之本朝,而施圣主之德音教泽乎?今公卿处尊位,执天下之要,十有余年,功德不施于天下,而勤劳于百姓,百姓贫陋困穷,而私家累万金。此君子所耻,而伐檀所刺也。昔者,商鞅相秦,后礼让,先贪鄙,尚首功,务进取,无德厚于民,而严刑罚于国,俗日坏而民滋怨,故惠王烹菹其身,以谢天下。当此之时,亦不能论事矣。今执政患儒贫贱而多言,儒亦忧执事富贵而多患也。”

  大夫视文学,悒悒而不言也。丞相史曰:“夫辩国家之政事,论执政之得失,何不徐徐道理相喻,何至切切如此乎!大夫难罢盐、铁者,非有私也,忧国家之用,边境之费也。诸生誾誾争盐、铁,亦非为己也,欲反之于古而辅成仁义也。二者各有所宗,时世异务,又安可坚任古术而非今之理也。且夫小雅非人,必有以易之。诸生若有能安集国中,怀来远方,使边境无寇虏之灾,租税尽为诸生除之,何况盐、铁、均输乎!所以贵术儒者,贵其处谦推让,以道尽人。今辩讼愕愕然,无赤、赐之辞,而见鄙倍之色,非所闻也。大夫言过,而诸生亦如之,诸生不直谢大夫耳。”

  贤良、文学皆离席曰:‘鄙人固陋,希涉大庭,狂言多不称,以逆执事。夫药酒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于耳而利于行。故愕愕者福也,諓諓者贼也。林中多疾风,富贵多谀言。万里之朝,日闻唯唯,而后闻诸生之愕愕,此乃公卿之良药针石。”

  大夫色少宽,面文学而苏贤良曰:“穷巷多曲辩,而寡见者难喻。文学守死溟涬之语,而终不移。夫往古之事,昔有之语,己可睹矣。今以近世观之,自以目有所见,耳有所闻,世殊而事异。文、景之际,建元之始,民朴而归本,吏廉而自重,殷殷屯屯,人衍而家富。今政非改而教非易也,何世之弥薄而俗之滋衰也!吏即少廉,民即寡耻,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世人有言:‘鄙儒不如都士。’文学皆出山东,希涉大论。子大夫论京师之日久,愿分明政治得失之事,故所以然者也。”

  贤良曰:“夫山东天下之腹心,贤士之战场也。高皇帝龙飞凤举于宋、楚之间,山东子弟萧、曹、樊、郦、滕、灌之属为辅,虽即异世,亦既闳夭、太颠而已。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然圣德高世,有万人之才,负迭群之任,出入都市,一旦不知返,数然后终于厮役而已。仆虽不生长京师,才驽下愚,不足与大议,窃以所闻闾里长老之言,往者,常民衣服温暖而不靡,器质朴牢而致用,衣足以蔽体,器足以便事,马足以易步,车足以自载,酒足以合欢而不湛,乐足以理心而不淫,入无宴乐之闻,出无佚游之观,行即负嬴,止则锄耘,用约而财饶,本修而民富,送死哀而不华,养生适而不奢,大臣正而无欲,执政宽而不苛;故黎民宁其性,百吏保其官。建元之始,崇文修德,天下乂安。其后,邪臣各以伎艺,亏乱至治,外障山海,内兴诸利。杨可告缗,江充禁服,张大夫革令,杜周治狱,罚赎科适,微细并行,不可胜载。夏兰之属妄搏,王温舒之徒妄杀,残吏萌起,扰乱良民。当此之时,百姓不保其首领,豪富莫必其族姓。圣主觉焉,乃刑戮充等,诛灭残贼,以杀死罪之怨,塞天下之责,然居民肆然复安。然其祸累世不复,疮痍至今未息。故百官尚有残贼之政,而强宰尚有强夺之心。大臣擅权而击断,豪猾多党而侵陵,富贵奢侈,贫贱篡杀,女工难成而易弊,车器难就而易败,车不累 ,器不终岁,一车千石,一衣十钟。常民文杯画案,机席缉 ,婢妾衣纨履丝,匹庶粺饭肉食,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秉耒抱臿,躬耕身织者寡,聚要敛容、傅白黛青者众。无而为有,贫而强夸,文表无里,纨 枲装,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遣女满车,富者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贷。是以民年急而岁促,贫即寡耻,乏即少廉,此所以刑非诛恶而奸犹不止也。故国有严急之征,即生散不足之疾矣。”


      散不足第二十九


大夫曰:“吾以贤良为少愈,乃反其幽明,若胡车相随而鸣。诸生独不见季夏之螇乎?音声入耳,秋至而声无。者生无易由言,不顾其患,患至而后默,晚矣。”
贤良曰:“孔子读史记,喟然而叹,伤正德之废,君臣之危也。夫贤人君子,以天下为任者也。任大者思远,思远者忘近。诚心闵悼,恻隐加尔,故忠心独而无累。此诗人所以伤而作,比干、子胥遗身忘祸也。其恶劳人若斯之急,安能默乎?诗云:‘忧心如惔,不敢戏谈。’孔子栖栖,疾固也。墨子遑遑,闵世也。”

  大夫默然。

  丞相曰:“愿闻散不足。”

      贤良曰:“宫室舆马,衣服器械,丧祭食饮,声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圣人为之制度以防之。间者,士大夫务于权利,怠于礼义;故百姓仿效,颇踰制度。今故陈之,曰:

      “古者,谷物菜果,不时不食,鸟兽鱼鳖,不中杀不食。故徼罔不入于泽,杂毛不取。今富者逐驱歼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沈酒铺百川。鲜羔(羊兆),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鶵,冬葵温韭,浚茈蓼苏,丰薷耳菜,毛果虫貉。

      “古者,采椽茅茨,陶桴复穴,足御寒暑、蔽风雨而已。及其后世,采椽不斲,茅茨不翦,无斲削之事,磨砻之功。大夫达棱楹,士颖首,庶人斧成木构而已。今富者井干增梁,雕文槛楯,垩(巾夔)壁饰。“古者,衣服不中制,器械不中用,不粥于市。今民间雕琢不中之物,刻画玩好无用之器。玄黄杂青,五色绣衣,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唐锑追人,奇虫胡妲。

      “古者,诸侯不秣马,天子有命,以车就牧。庶人之乘马者,足以代其劳而已。故行则服桅,止则就犁。今富者连车列骑,骖贰辎軿。中者微舆短毂,繁髦掌蹄。夫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  

      “古者,庶人耋老而后衣丝,其余则麻枲而已,故命曰布衣。及其后,则丝里枲表,直领无袆,袍合不缘。夫罗纨文绣者,人君后妃之服也。茧紬缣练者,婚姻之嘉饰也。是以文缯薄织,不粥于市。今富者缛绣罗纨,中者素绨冰锦。常民而被后妃之服,亵人而居婚姻之饰。夫纨素之贾倍缣,缣之用倍纨也。

  “古者,椎车无柔,栈舆无植。及其后,木軨不衣,长毂数幅,蒲荐苙盖,盖无漆丝之饰。大夫士则单(木复)木具,盘韦柔革。常民漆舆大軨蜀轮。今庶人富者银黄华左搔,结绥韬杠。中者错镳涂采,珥靳飞軨。

  “古者,鹿裘皮冒,蹄足不去。及其后,大夫士狐貉缝腋,羔麑豹袪。庶人则毛彤,羝幞皮?。今富者鼲貂,狐白凫翁。中者罽衣金缕,燕(鼠各)代黄。

  “古者,庶人贱骑绳控,革鞮皮荐而已。及其后,革鞍牦成,铁镳不饰。今富者(革真)耳银镊躐(足改革),黄金琅勒,罽绣弇汗,华珥明鲜。中者漆韦绍系,采画暴干。

  “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唯瑚琏觞豆而后雕文彤漆。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  “古者,燔黍食稗,而捭豚以相飨。其后,乡人饮酒,老者重豆,少者立食,一酱一肉,旅饮而已。及其后,宾婚相召,则豆羹白饭,綦脍熟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鳢醢醯,众物杂味。

  “古者,庶人春夏耕耘,秋冬收藏,昏晨力作,夜以继日。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非膢腊不休息,非祭祀无酒肉。今宾昏酒食,接连相因,析酲什半,弃事相随,虑无乏日。

  “古者,庶人粝食藜藿,非乡饮酒膢腊祭祀无酒肉。故诸侯无故不杀牛羊,大夫士无故不杀犬豕。今闾巷县佰。阡伯屠沽,无故烹杀,相聚野外。负粟而往,挈肉而归。夫一豕之肉,得中年之收,十五斗粟,当丁男半月之食。

  “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盖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舞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

  “古者,德行求福,故祭祀而宽。仁义求吉,故卜筮而希。今世俗宽于行而求于鬼,怠于礼而笃于祭,嫚亲而贵势,至妄而信日,听訑言而幸得,出实物而享虚福。

  “古者,君子夙夜孳孳思其德;小人晨昏孜孜思其力。故君子不素餐,小人不空食。今世俗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取厘谢,坚健舌,或以成业致富,故惮事之人,释本相学。是以街巷有巫,闾里有祝。  

      “古者,无杠樠之寝,床栘之案。及其后世,庶人即采木之杠,牒桦之樠。士不斤成,大夫苇莞而已。今富者黼绣帷幄,涂屏错跗。中者锦绨高张,采画丹漆。  

      “古者,皮毛草蓐,无茵席之加,旃蒻之美。及其后,大夫士复荐草缘,蒲平单莞。庶人即草蓐索经,单蔺蘧蒢而已。今富者绣茵翟柔,蒲子露床。中者滩皮代旃,阘坐平莞。

  “古者不粥饪,不市食。及其后,则有屠沽,沽酒市脯鱼盐而已。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杨豚韭卵,狗(月习)马朘,煎鱼切肝,羊淹鸡寒,挏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赐,鷇膹鴈羹,臭鲍甘瓠,熟梁貊炙。

  “古者,土鼓块枹,击木拊石,以尽其欢。及其后,卿大夫有管磬,士有琴瑟。往者,民间酒会,各以党俗,弹筝鼓缶而已。无要妙之音,变羽之转。今富者钟鼓五乐,歌儿数曹。中者鸣竽调瑟,郑舞赵讴。  

      “古者,瓦棺容尸,木板堲周,足以收形骸,藏发齿而已。及其后,桐棺不衣,采椁不斲。今富者绣墙题凑。中者梓棺楩椁,贫者画荒衣袍,缯囊缇橐。

  “古者,明器有形无实,示民不可用也。及其后,则有醢之藏,桐马偶人弥祭,其物不备。今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郡国繇吏,素桑楺偶车橹轮,匹夫无貌领,桐人衣纨绨。  

      “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及其后,则封之,庶人之坟半仞,其高可隐。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合,垣阙罘罳。

  “古者,邻有丧,舂不相杵,巷不歌谣。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今俗因人之丧以求酒肉,幸与小坐而责辨,歌舞俳优,连笑伎戏。

  “古者,男女之际尚矣,嫁娶之服,未之以记。及虞、夏之后,盖表布内丝,骨笄象珥,封君夫人加锦尚褧而已。今富者皮衣朱貉,繁露环佩。中者长裾交袆,璧瑞簪珥。

  “古者,事生尽爱,送死尽哀。故圣人为制节,非虚加之。今生不能致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着于俗。故黎民相慕效,至于发屋卖业。

  “古者,夫妇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及后,士一妾,大夫二,诸侯有侄娣九女而已。今诸侯百数,卿大夫十数,中者侍御,富者盈室。是以女或旷怨失时,男或放死无匹。

  “古者,凶年不备,丰年补败,仍旧贯而不改作。今工异变而吏殊心,坏败成功,以匿厥意。意极乎功业,务存乎面目。积功以市誉,不恤民之急。田野不辟,而饰亭落,邑居丘墟,而高其郭。  

      “古者,不以人力徇于禽兽,不夺民财以养狗马,是以财衍而力有余。今猛兽奇虫不可以耕耘,而令当耕耘者养食之。百姓或短褐不完,而犬马衣文绣,黎民或糟糠不接,而禽兽食粱肉。

  “古者,人君敬事爱下,使民以时,天子以天下为家,臣妾各以其时供公职,古今之通义也。今县官多畜奴婢,坐禀衣食,私作产业,为奸利,力作不尽,县官失实。百姓或无斗筲之储,官奴累百金;黎民昏晨不释事,奴婢垂拱遨游也。

  “古者,亲近而疏远,贵所同而贱非类。不赏无功,不养无用。今蛮、貊无功,县官居肆,广屋大第,坐禀衣食。百姓或旦暮不赡,蛮、夷或厌酒肉。黎民泮汗力作,蛮、夷交胫肆踞。

  “古者,庶人该菲草芰,缩丝尚韦而已。及其后,则綦下不借,挽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轻靡使容,纨里紃下,越端纵缘。中者邓里闲作蒯苴。蠢竖婢妾,韦沓丝履。走者茸芰絇绾。

  “古圣人劳躬养神,节欲适情,尊天敬地,履德行仁。是以上天歆焉,永其世而丰其年。故尧秀眉高彩,享国百载。及秦始皇览怪迂,信禨祥,使卢生求羡门高,徐市等入海求不死之药。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于是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宫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书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故圣人非仁义不载于己,非正道不御于前。是以先帝诛文成、五利等,宣帝建学官,亲近忠良,欲以绝怪恶之端,而昭至德之涂也。

  “宫室奢侈,林木之蠹也。器械雕琢,财用之蠹也。衣服靡丽,布帛之蠹也。狗马食人之食,五谷之蠹也。口腹从恣,鱼肉之蠹也。用费不节,府库之蠹也。漏积不禁,田野之蠹也。丧祭无度,伤生之蠹也。堕成变故伤功,工商上通伤农。故一杯桊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其为害亦多矣!目修于五色,耳营于五音,体极轻薄,口极甘脆,功积于无用,财尽于不急,口腹不可为多。故国病聚不足即政怠,人病聚不足则身危。”

  丞相曰:“治聚不足奈何?”


  救匮第三十


      贤良曰:“盖桡枉者以直,救文者以质。昔者,晏子相齐,一狐裘三十载。故民奢,示之以俭;民俭,示之以礼。方今公卿大夫子孙,诚能节车舆,适衣服,躬亲节俭,率以敦朴,罢园池,损田宅,内无事乎市列,外无事乎山泽,农夫有所施其功,女工有所粥其业;如是,则气脉和平,无聚不足之病矣。”

  大夫曰:“孤子语孝,躄者语杖,贫者语仁,贱者语治。议不在己者易称,从旁议者易是,其当局则乱。故公孙弘布被,倪宽练袍,衣若仆妾,食若庸夫。淮南逆于内,蛮、夷暴于外,盗贼不为禁,奢侈不为节;若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耳,何散不足之能治乎?”

  贤良曰:“高皇帝之时,萧、曹为公,滕、灌之属为卿,济济然斯则贤矣。文、景之际,建元之始,大臣尚有争引守正之义。自此之后,多承意从欲,少敢直言面议而正刺,因公而徇私。故武安丞相讼园田,争曲直人主之前。夫九层之台一倾,公输子不能正;本朝一邪,伊、望不能复。故公孙丞相、倪大夫侧身行道,分禄以养贤,卑己以下士,功业显立,日力不足,无行人子产之继。而葛绎、彭侯之等,隳坏其绪,纰乱其纪,毁其客馆议堂,以为马厩妇舍,无养士之礼,而尚骄矜之色,廉耻陵迟而争于利矣。故良田广宅,民无所之;不耻为利者满朝市,列田畜者弥郡国,横暴掣顿,大第巨舍之旁,道路且不通,此固难医而不可为工。”

  大夫勃然作色,默而不应。


  箴石第三十一


      丞相曰:“吾闻诸郑长者曰:‘君子正颜色,则远暴嫚;出辞气,则远鄙倍矣。’故言可述,行可则。此有司夙昔所愿睹也。若夫剑客论、博奕辩,盛色而相苏,立权以不相假,使有司不能取贤良之议,而贤良、文学被不逊之名,窃为诸生不取也。公孙龙有言:‘论之为道辩,故不可以不属意,属意相宽,相宽其归争,争而不让,则入于鄙。’今有司以不仁,又蒙素餐,无以更责雪耻矣。县官所招举贤良、文学,而及亲民伟仕,亦未见其能用箴石而医百姓之疾也。”

  贤良曰:“贾生有言:‘恳言则辞浅而不入,深言则逆耳而失指。’故曰:‘谈何容易。’谈且不易,而况行之乎?此胡建所以不得其死,而吴得几不免于患也。语曰:‘五盗执一良人,枉木恶直绳。’今欲下箴石,通关鬲,则恐有盛、胡之累,怀箴橐艾,则被不工之名。‘狼跋其胡,载踕其尾。’君子之路,行止之道固狭耳。此子石所以叹息也。”


  除狭第三十二


  大夫曰:“贤者处大林,遭风雷而不迷。愚者虽处平敞大路,犹暗惑焉。今守、相亲剖符赞拜,莅一郡之众,古方伯之位也。受命专制,宰割千里,不御于内;善恶在于己,己不能故耳,道何狭之有哉?”

  贤良曰:“古之进士也,乡择而里选,论其才能,然后官之,胜职任然后爵而禄之。故士修之乡曲,升诸朝廷,行之幽隐,明足显著。疏远无失士,小大无遗功。是以贤者进用,不肖者简黜。今吏道杂而不选,富者以财贾官,勇者以死射功。戏车鼎跃,咸出补吏,累功积日,或至卿相。垂青绳,擐银龟,擅杀生之柄,专万民之命。弱者,犹使狼将羊也,其乱必矣。强者,则是予狂夫利剑也,必妄杀生也。是以往者,郡国黎民相乘而不能理,或至锯颈杀不辜而不能正。执纲纪非其道,盖博乱愈甚。古者,封贤禄能,不过百里;百里之中而为都,疆垂不过五十,犹以为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聪不得达,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备。今守、相或无古诸侯之贤,而莅千里之政,主一郡之众,施圣主之德,擅生杀之法,至重也。非仁人不能任,非其人不能行。一人之身,治乱在己,千里与之转化,不可不熟择也。故人主有私人以财,不私人以官,悬赏以待功,序爵以俟贤,举善若不足,黜恶若仇雠,固为其非功而残百姓也。夫辅主德,开臣途,在于选贤而器使之,择练守、相然后任之。”  


      疾贪第三十三


  大夫曰:“然。为医以拙矣,又多求谢。为吏既多不良矣,又侵渔百姓。长吏厉诸小吏,小吏厉诸百姓。故不患择之不熟,而患求之与得异也;不患其不足也,患其贪而无厌也。”  

      贤良曰:“古之制爵禄也,卿大夫足以润贤厚士,士足以优身及党,庶人为官者,足以代其耕而食其禄。今小吏禄薄,郡国繇役,远至三辅,粟米贵,不足相赡。常居则匮于衣食,有故则卖畜粥业。非徒是也,繇使相遣,官庭摄追,小计权吏,行施乞贷,长吏侵渔,上府下求之县,县求之乡,乡安取之哉?语曰:‘货赂下流,犹水之赴下,不竭不止。’今大川江河饮巨海,巨海受之,而欲溪谷之让流潦;百官之廉,不可得也。夫欲影正者端其表,欲下廉者先之身。故贪鄙在率不在下,教训在政不在民也。”

  大夫曰:“贤不肖有质,而贪鄙有性,君子内洁己而不能纯教于彼。故周公非不正管、蔡之邪,子产非不正邓皙之伪也。夫内不从父兄之教,外不畏刑法之罪,周公、子产不能化,必也。今一一则责之有司,有司岂能缚其手足而使之无为非哉?”

  贤良曰:“驷马不驯,御者之过也。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讥不及庶人,责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将临刑,声色不御,刑以当矣,犹三巡而嗟叹之。其耻不能以化而伤其不全也。政教闇而不着,百姓颠蹶而不扶,犹赤子临井焉,听其入也。若此,则何以为民父母?故君子急于教,缓于刑。刑一而正百,杀一而慎万。是以周公诛管、蔡,而子产诛邓皙也。刑诛一施,民遵礼义矣。夫上之化下,若风之靡草,无不从教。何一一而缚之也?”

  

      后刑第三十四


  大夫曰:“古之君子,善善而恶恶。人君不畜恶民,农夫不畜无用之苗。无用之苗,苗之害也;无用之民,民之贼也。鉏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虽周公、孔子不能释刑而用恶。家之有姐子,器皿不居,况姐民乎!民者敖于爱而听刑。故刑所以正民,鉏所以别苗也。”

  贤良曰:“古者,笃教以导民,明辟以正刑。刑之于治,犹策之于御也。良工不能无策而御、有策而勿用。圣人假法以成教,教成而刑不施。故威厉而不杀,刑设而不犯。今废其纪纲而不能张,坏其礼义而不能防。民陷于网,从而猎之以刑,是犹开其阑牢,发以毒矢也,不尽不止。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即哀矜而勿喜。’夫不伤民之不治,而伐己之能得奸,犹弋者睹鸟兽挂罻罗而喜也。今天下之被诛者,不必有管、蔡之邪、邓皙之伪,恐苗尽而不别,民欺而不治也。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故民乱反之政,政乱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是以君子嘉善而矜不能,恩及刑人,德润穷夫,施惠悦尔,行刑不乐也。”


  授时第三十五


      大夫曰:“共其地,居是世也,非有灾害疾疫,独以贫穷,非惰则奢也;无奇业旁入,而犹以富给,非俭则力也。今曰施惠悦尔,行刑不乐;则是闵无行之人,而养惰奢之民也。故妄予不为惠,惠恶者不为仁。”

  贤良曰:“三代之盛无乱萌,教也;夏、商之季世无顺民,俗也。是以王者设庠序,明教化,以防道其民,及政教之洽,性仁而喻善。故礼义立,则耕者让于野;礼义坏,则君子争于朝。人争则乱,乱则天下不均,故或贫或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昏暮叩人门户,求水火,贪夫不吝,何则?所饶也。夫为政而使菽粟如水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大夫曰:“博戏驰逐之徒,皆富人子弟,非不足者也。故民饶则僭侈,富则骄奢,坐而委蛇,起而为非,未见其仁也。夫居事不力,用财不节,虽有财如水火,穷乏可立而待也。有民不畜,有司虽助之耕织,其能足之乎?”

  贤良曰:“周公之相成王也,百姓饶乐,国无穷人,非代之耕织也。易其田畴,薄其税敛,则民富矣。上以奉君亲,下无饥寒之忧,则教可成也。语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徙义而从善,莫不入孝出悌,夫何奢侈暴慢之有?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百姓足而知荣辱。’故富民易与适礼。”

  大夫曰:“县官之于百姓,若慈父之于子也:忠焉能勿诲乎?爱之而勿劳乎?故春亲耕以劝农,赈贷以赡不足,通滀水,出轻系,使民务时也。蒙恩被泽,而至今犹以贫困,其难与适道若是夫!”  

      贤良曰:“古者,春省耕以补不足,秋省敛以助不给。民勤于财则贡赋省,民勤于力则功筑罕。为民爱力,不夺须臾。故召伯听断于甘棠之下,为妨农业之务也。今时雨澍泽,种悬而不得播,秋稼零落乎野而不得收。田畴赤地,而停落成市,发春而后,悬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劝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谓也。”  


      水旱第三十六


  大夫曰:“禹、汤圣主,后稷、伊尹贤相也,而有水旱之灾。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  

      贤良曰:“古者,政有德,则阴阳调,星辰理,风雨时。故行修于内,声闻于外,为善于下,福应于天。周公载纪而天下太平,国无夭伤,岁无荒年。当此之时,而不破块,风不鸣条,旬而一雨,而必以夜。无丘陵高下皆熟。诗曰:‘有渰萋萋,兴雨祁祁。’今不省其所以然,而曰‘阴阳之运也’,非所闻也。孟子曰:‘野有饿殍,不知收也;狗豕食人食,不知检也;为民父母,民饥而死,则曰,非我也,岁也,何异乎以刃杀之,则曰,非我也,兵也?’方今之务,在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趣本业,养桑麻,尽地力也。寡功节用,则民自富。如是,则水旱不能忧,凶年不能累也。”

  大夫曰:“议者贵其辞约而指明,可于众人之听,不至繁文稠辞,多言害有司化俗之计,而家人语。陶朱为生,本末异径,一家数事,而治生之道乃备。今县官铸农器,使民务本,不营于末,则无饥寒之累。盐、铁何害而罢?”

  贤良曰:“农,天下之大业也,铁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则用力少而得作多,农夫乐事劝功。用不具,则田畴荒,谷不殖,用力鲜,功自半。器便与不便,其功相什而倍也。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

  大夫曰:“卒徒工匠,以县官日作公事,财用饶,器用备。家人合会,褊于日而勤于用,铁力不销炼,坚柔不和。故有司请总盐、铁,一其用,平其贾,以便百姓公私。虽虞、夏之为治,不易于此。吏明其教,工致其事,则刚柔和,器用便。此则百姓何苦?而农夫何疾?”  

      贤良曰:“卒徒工匠!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今县官作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卒徒烦而力作不尽。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相与市买,得以财货五谷新币易货;或时贳民,不弃作业。置田器,各得所欲。更繇省约,县官以徒复作缮治道桥诸发,民便之。今总其原,壹其贾,器多坚 ,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食。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呈,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古者,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材木,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是以王者务本不作末,去炫耀,除雕琢,湛民以礼,示民以朴,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


      崇礼第三十七


  大夫曰:“饰几杖,修樽俎,为宾,非为主也。炫耀奇怪,所以陈四夷,非为民也。夫家人有客,尚有倡优奇变之乐,而况县官乎?故列羽旄,陈戎马,所以示威武,奇虫珍怪,所以示怀广远、明盛德,远国莫不至也。”  

      贤良曰:“王者崇礼施德,上仁义而贱怪力,故圣人绝而不言。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不可弃也。’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扬干戚、昭雅、颂以风之。今乃以玩好不用之器,奇虫不畜之兽,角抵诸戏,炫耀之物陈夸之,殆与周公之待远方殊。昔周公处谦以卑士,执礼以治天下,辞越裳之贽,见恭让之礼也;既,与入文王之庙,是见大孝之礼也。目睹威仪干戚之容,耳听清歌雅、颂之声,心充至德,欣然以归,此四夷所以慕义内附,非重译狄鞮来观猛兽熊罴也。夫犀象兕虎,南夷之所多也;骡驴馲驼,北狄之常畜也。中国所鲜,外国贱之,南越以孔雀珥门户,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今贵人之所贱,珍人之所饶,非所以厚中国,明盛德也。隋、和,世之名宝也,而不能安危存亡。故喻德示威,惟贤臣良相,不在犬马珍怪。是以圣王以贤为宝,不以珠玉为宝。昔晏子修之樽俎之间,而折冲乎千里;不能者,虽隋、和满箧,无益于存亡。”

  大夫曰:“晏子相齐三君,崔庆无道,劫其君,乱其国,灵公国围;庄公弒死;景公之时,晋人来攻,取垂都,举临菑,边邑削,城郭焚,宫室隳,宝器尽,何冲之所能折乎?由此观之:贤良所言,贤人为宝,则损益无轻重也。”  

      贤良曰:“管仲去鲁入齐,齐霸鲁削,非持其众而归齐也。伍子胥挟弓干阖闾,破楚入郢,非负其兵而适吴也。故贤者所在国重,所去国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侧席;虞有宫之奇,晋献不寐。夫贤臣所在,辟除开塞者亦远矣。故春秋曰:‘山有虎豹,葵藿为之不采;国有贤士,边境为之不害’也。”


  备胡第三十八


  大夫曰:“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贤良曰:“匈奴处沙漠之中,生不食之地,天所贱而弃之,无坛宇之居,男女之别,以广野为闾里,以穹庐为家室,衣皮蒙毛,食肉饮血,会市行,牧竖居,如中国之麋鹿耳。好事之臣,求其义,责之礼,使中国干戈至今未息,万里设备,此兔罝之所刺,故小人非公侯腹心干城也。”

  大夫曰:“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四方之众,其义莫不愿为臣妾;然犹修城郭,设关梁,厉武士,备卫于宫室,所以远折难而备万方者也。今匈奴未臣,虽无事,欲释备,如之何?”

  贤良曰:“吴王所以见禽于越者,以其越近而陵远也。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夫用军于外,政败于内,备为所患,增主所忧。故人主得其道,则遐迩偕行而归之,文王是也;不得其道,则臣妾为寇,秦王是也。夫文衰则武胜,德盛则备寡。”

  大夫曰:“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巂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夫一举则匈奴震惧,中外释备,而何寡也?”

  贤良曰:“古者,君子立仁修义,以绥其民,故迩者习善,远者顺之。是以孔子仕于鲁,前仕三月及齐平,后仕三月及郑平,务以德安近而绥远。当此之时,鲁无敌国之难,邻境之患。强臣变节而忠顺,故季桓隳其都城。大国畏义而合好,齐人来归郓、讙、龟阴之田。故为政而以德,非独辟害折冲也,所欲不求而自得。今百姓所以嚣嚣,中外不宁者,咎在匈奴。内无室宇之守,外无田畴之积,随美草甘水而驱牧,匈奴不变业,而中国以骚动矣。风合而云解,就之则亡,击之则散,未可一世而举也。”

  大夫曰:“古者,明王讨暴卫弱,定倾扶危。卫弱扶危,则小国之君悦;讨暴定倾,则无罪之人附。今不征伐,则暴害不息;不备,则是以黎民委敌也。春秋贬诸侯之后,刺不卒戍。行役戍备,自古有之,非独今也。”

  贤良曰:“匈奴之地广大,而戎马之足轻利,其势易骚动也。利则虎曳,病则鸟折,辟锋锐而取罢极;少发则不足以更适,多发则民不堪其役。役烦则力罢,用多则财乏。二者不息,则民遗怨。此秦之所以失民心、陨社稷也。古者,天子封畿千里,繇役五百里,胜声相闻,疾病相恤。无过时之师,无踰时之役。内节于民心,而事适其力。是以行者劝务,而止者安业。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之我哀。’故圣人怜其如此,闵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劳赐,举失职者,所以哀远民而慰抚老母也。德惠甚厚,而吏未称奉职承诏以存恤,或侵侮士卒,兴之为市,并力兼作,使之不以理。故士卒失职,而老母妻子感恨也。宋伯姬愁思而宋国火,鲁妾不得意而鲁寝灾。今天下不得其意者,非独西宫之女。宋之老母也。春秋动众则书,重民也。宋人围长葛,讥久役也。君子之用心必若是。”

  大夫默然不对。


  执务第三十九


  丞相曰:“先王之道,轶久而难复,贤良、文学之言,深远而难行。夫称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当世之所能及也。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使百姓咸足于衣食,无乏困之忧;风雨时,五谷熟,螟螣不生;天下安乐,盗贼不起;流人还归,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敬以奉职,元元各得其理也。”

  贤良曰:“孟子曰:‘尧、舜之道,非远人也,而人不思之耳。’诗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关睢,好德如河广,何不济不得之有?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及,离道不远也。颜渊曰:‘舜独何人也,回何人也?’夫思贤慕能,从善不休,则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远之有?齐桓公以诸侯思王政,忧周室,匡诸夏之难,平夷、狄之乱,存亡接绝,信义大行,着于天下。邵陵之会,予之为主。传曰:‘予积也。’故土积而成山阜,水积而成江海,行积而成君子。孔子曰:‘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复诸古而已。古者,行役不踰时,春行秋反,秋行春来,寒暑未变,衣服不易,固已还矣。夫妇不失时,人安和如适。狱讼平,刑罚得,则阴阳调,风雨时。上不苛扰,下不烦劳,各修其业,安其性,则螟螣不生,而水旱不起。赋敛省而农不失时,则百姓足,而流人归其田里。上清静而不欲,则下廉而不贪。若今则繇役极远,尽寒苦之地,危难之处,涉胡、越之域,今兹往而来岁旋,父母延颈而西望,男女怨旷而相思,身在东楚,志在西河,故一人行而乡曲恨,一人死而万人悲。诗云:‘王事靡盬,不能艺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岂不怀归?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抚,倍公任私,各以其权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则恶政行而邪气作;邪气作,则虫螟生而水旱起。若此,虽祷祀雩祝,用事百神无时,岂能调阴阳而息盗贼矣?”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无目以别之。儒者口能言治乱,而无能以行之。夫坐言不行,则牧童兼乌获之力,蓬头苞尧、舜之德。故使言而近,则儒者何患于治乱,而盲人何患于白黑哉?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贤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国之宝也。能行而不能言者,国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无一者,牧童、蓬头也。言满天下,德覆四海,周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岂若默然载施其行而已。则执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举而务小利,慕于不急以乱群意,君子虽贫,勿为可也。药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药也。公卿诚能自强自忍,食文学之至言,去权诡,罢利官,一归之于民,亲以周公之道,则天下治而颂声作。儒者安得治乱而患之乎?”  


      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轨之民,困桡公利,而欲擅山泽。从文学、贤良之意,则利归于下,而县官无可为者。上之所行则非之,上之所言则讥之,专欲损上徇下,亏主而适臣,尚安得上下之义,君臣之礼?而何颂声能作也?”

  贤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养有度,乐岁不盗,年饥则肆,用民之力,不过岁三日,籍敛,不过十一。君笃爱,臣尽力,上下交让,天下平。‘浚发尔私’,上让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职也。孟子曰:‘未有仁而遗其亲,义而后其君也。’君君臣臣,何为其无礼义乎?及周之末涂,德惠塞而嗜欲众,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于下,怠于上公,是以有履亩之税,硕鼠之诗作也。卫灵公当隆冬兴众穿池,海春谏曰:‘天寒,百姓冻馁,愿公之罢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饱者不能食饥。’故余粱肉者难为言隐约,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广厦洞房者,不知专屋狭庐、上漏下湿者之也。系马百驷、货财充内、储陈纳新者,不知有旦无暮、称贷者之急也。广第唐园、良田连比者,不知无运踵之业、窜头宅者之役也。原马被山,牛羊满谷者,不知无孤豚瘠犊者之窭也。高枕谈卧、无叫号者,不知忧私责与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纨蹑韦、搏粱啮肥者,不知短褐之寒、糠(米舌)之苦也。从容房闱之间、垂拱持案食者,不知跖耒躬耕者之勤也。乘坚驱良、列骑成行者,不知负檐步行者之劳也。匡床旃席、侍御满侧者,不知负辂挽船、登高绝流者之难也。衣轻暖、被美裘、处温室、载安车者,不知乘边城、飘胡、代、乡清风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孙保之者,不知老母之憔悴、匹妇之悲恨也。耳听五音、目视弄优者,不知蒙流矢、距敌方外者之死也。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者之痛也。坐旃茵之上,安图籍之言若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难也。昔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茅,用师若弹丸;从军者暴骨长城,戍漕者辇车相望,生而往,死而旋,彼独非人子耶?故君子仁以恕,义以度,所好恶与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文王作刑,国无怨狱。武王行师,士乐为之死,民乐为之用。若斯,则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讥?”

  公卿愀然,寂若无人。于是遂罢议止词。

      奏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猥以盐、铁为不便。请且罢郡国榷沽、关内铁官。”  

      奏曰︰“可。”


  击之第四十二


  贤良、文学既拜,咸取列大夫,辞丞相、御史。

  大夫曰:“前议公事,贤良、文学称引往古,颇乖世务。论者不必相反,期于可行。往者,县官未事胡、越之时,边城四面受敌,北边尤被其苦。先帝绝三方之难,抚从方国,以为蕃蔽,穷极郡国,以讨匈奴。匈奴壤界兽圈,孤弱无与,此困亡之时也。辽远不遂,使得复喘息,休养士马,负绐西域。西域迫近胡寇,沮心内解,必为巨患。是以主上欲扫除,烦仓廪之费也。终日逐禽,罢而释之,则非计也。盖舜绍绪,禹成功。今欲以军兴击之,何如?”

  文学曰:“异时,县官修轻赋,公用饶,人富给。其后,保胡、越,通四夷,费用不足。于是兴利害,算车舡,以訾助边,赎罪告缗,与人以患矣。甲士死于军旅,中士罢于转漕,仍之以科适,吏征发极矣。夫劳而息之,极而反本,古之道也,虽舜、禹兴,不能易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灾,百姓孔勤,罢于笼臿,及至其后,咸享其功。先帝之时,郡国颇烦于戎事,然亦宽三陲之役。语曰:‘见机不遂者陨功。’一日违敌,累世为患。休劳用供,因弊乘时。帝王之道,圣贤之所不能失也。功业有绪,恶劳而不卒,犹耕者倦休而困止也。夫事辍者无功,耕怠者无获也。”

  文学曰:“地广而不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虎兕相据,而蝼蚁得志。两敌相抗,而匹夫乘闲。是以圣王见利虑害,见远存近。方今为县官计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计其难,弊所恃以穷无用之地,亡十获一,非文学之所知也。”


      结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汉兴以来,修好结和亲,所聘遗单于者甚厚;然不纪重质厚赂之故改节,而暴害滋甚。先帝睹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怀,故广将帅,招奋击,以诛厥罪;功勋粲然,着于海内,藏于记府,何命‘亡十获一’乎?夫偷安者后危,虑近者忧迩,贤者离俗,智士权行,君子所虑,众庶疑焉。故民可与观成,不可与图始。此有司所独见,而文学所不睹。”

  文学曰:“往者,匈奴结和亲,诸夷纳贡,即君臣外内相信,无胡、越之患。当此之时,上求寡而易赡,民安乐而无事,耕田而食,桑麻而衣,家有数年之蓄,县官余货财,闾里耆老,咸及其泽。自是之后,退文任武,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民不能自守,发屯乘城,挽辇而赡之。愚窃见其亡,不睹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虚名市于汉,而实不从;数为蛮、貊所绐,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仗剑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于匈奴。闾里常民,尚有枭散,况万里之主与小国之匈奴乎?夫以天下之力勤何不摧?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今有帝名,而威不信于长城之外,反赂遗而尚踞敖,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毕怒也。”  

      文学曰:“汤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灭之。故以大御小者王,以强凌弱者亡。圣人不困其众以兼国,良御不困其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圣人之治不倍德。秦摄利衔以御宇内,执修棰以笞八极,骖服以罢,而鞭策愈加,故有倾衔遗棰之变。士民非不众,力勤非不多也,皆内倍外附而莫为用。此高皇帝所以仗剑而取天下也。夫两主好合,内外交通,天下安宁,世世无患,士民何事?三王何怒焉?”

  大夫曰:“伯翳之始封秦,地为七十里。穆公开霸,孝公广业。自卑至上,自小至大。故先祖基之,子孙成之。轩辕战涿鹿,杀两皞、蚩尤而为帝,汤、武伐夏、商,诛桀、纣而为王。黄帝以战成功,汤、武以伐成孝。故手足之勤,腹肠之养也。当世之务,后世之利也。今四夷内侵,不攘,万世必有长患。先帝兴义兵以诛强暴,东灭朝鲜,西定冉、駹,南擒百越,北挫强胡,追匈奴以广北州,汤、武之举,蚩尤之兵也。故圣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奋怒也,所以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

  文学曰:“秦南禽劲越,北却强胡,竭中国以役四夷,人罢极而主不恤,国内溃而上不知;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陈涉,地夺诸侯,何嗣之所利?诗云:‘雍雍鸣鳱,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后咎。故吴王知伐齐之便,不知干遂之患。秦知进取之利,而不知鸿门之难。是知一而不知十也。周谨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语曰:‘前车覆,后车戒。’‘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矣。”


  诛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齐、周之封国也;三晋之君,齐之田氏,诸侯家臣也;内守其国,外伐不义,地广壤进,故立号万乘,而为诸侯。宗周修礼长文,然国翦弱,不能自存,东摄六国,西畏于秦,身以放迁,宗庙绝祀。赖先帝大惠,绍兴其后,封嘉颍川,号周子男君。秦既幷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

  文学曰:“禹、舜,尧之佐也,汤、文,夏、商之臣也,其所以从八极而朝海内者,非以陆梁之地,兵革之威也。秦、楚、三晋号万乘,不务积德而务相侵,构兵争强而卒俱亡。虽以进壤广地,如食萴之充肠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礼让为国者若江、海,流弥久不竭,其本美也。苟为无本,若蒿火暴怒而无继,其亡可立而待,战国是也。周德衰,然后列于诸侯,至今不绝。秦力尽而灭其族,安得朝人也?”

  大夫曰:“中国与边境,犹支体与腹心也。夫肌肤寒于外,腹心疾于内,内外之相劳,非相为赐也!唇亡则齿寒,支体伤而心憯怛。故无手足则支体废,无边境则内国害。昔者,戎狄攻太王于邠,踰岐、梁而与秦界于泾、渭,东至晋之陆浑,侵暴中国,中国疾之。今匈奴蚕食内侵,远者不离其苦,独边境蒙其败。诗云:‘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不征备,则暴害不息。故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控弦之民,旃裘之长,莫不沮胆,挫折远遁,遂乃振旅。浑耶率其众以降,置五属国以距胡,则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于是下诏令,减戍漕,宽徭役。初虽劳苦,卒获其庆。”

  文学曰:“周累世积德,天下莫不愿以为君,故不劳而王,恩施由近而远,而蛮、貊自至。秦任战胜以幷天下,小海内而贪胡、越之地,使蒙恬击胡,取河南以为新秦,而忘其故秦,筑长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往者,兵革亟动,师旅数起,长城之北,旋车遗镞相望。及李广利等轻计-计还马足,莫不寒心;虽得浑耶,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计也。”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齐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残令支。赵武灵王踰句注,过代谷,略灭林胡、楼烦。燕袭走东胡,辟地千里,度辽东而攻朝鲜。蒙公为秦击走匈奴,若鸷鸟之追群雀。匈奴势慑,不敢南面而望十余年。及其后,蒙公死而诸侯叛秦,中国扰乱,匈奴纷纷,乃敢复为边寇。夫以小国燕、赵,尚犹却寇虏以广地,今以汉国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齐桓之众,燕、赵之师也;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幷力,上下未谐故也。”

  文学曰:“古之用师,非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也。民思之,若旱之望雨,箪食壶浆,以逆王师。故忧人之患者,民一心而归之,汤、武是也。不爱民之死,力尽而溃叛者,秦王是也。孟子曰:‘君不乡道,不由仁义,而为之强战,虽克必亡。’此中国所以扰乱,非蒙恬死而诸侯叛秦。昔周室之盛也,越裳氏来献,百蛮致贡。其后周衰,诸侯力征,蛮、貊分散,各有聚党,莫能相一,是以燕、赵能得意焉。其后,匈奴稍强,蚕食诸侯,故破走月氏,因兵威,徙小国,引弓之民,幷为一家,一意同力,故难制也。前君为先帝画匈奴之策:‘兵据西域,夺之便势之地,以候其变。以汉之强,攻于匈奴之众,若以强弩溃痈疽;越之禽吴,岂足道哉!’上以为然。用君之义,听君之计,虽越王之任种、蠡不过。以搜粟都尉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余年,未见种、蠡之功,而见靡弊之效,匈奴不为加俛,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策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善为计者,固若此乎?”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据河、山之险,擅田牧之利,民富兵强,行入为寇,则句注之内惊动,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时,虏入萧关,烽火通甘泉,群臣惧不知所出,乃请屯京师以备胡。胡西役大宛、康居之属,南与群羌通。先帝推让斥夺广饶之地,建张掖以西,隔绝羌、胡,瓜分其援。是以西域之国,皆内拒匈奴,断其右臂,曳剑而走,故募人田畜以广用,长城以南,滨塞之郡,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未睹其计之所过。夫以弱越而遂意强吴,才地计众非钧也,主思臣谋,其往必矣。”

  文学曰:“吴、越迫于江、海,三川循环之,处于五湖之间,地相迫,壤相次,其势易以相禽也。金鼓未闻,旌旗未舒,行军未定,兵以接矣。师无辎重之费,士无乏绝之劳,此所谓食于厨仓而战于门郊者也。今匈奴牧于无穷之泽,东西南北,不可穷极,虽轻车利马,不能得也,况负重嬴兵以求之乎?其势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皋未知所止,皓皓乎若无网罗而渔江、海,虽及之,三军罢弊,适遗之饵也。故明王知其无所利,以为役不可数行,而权不可久张也,故诏公卿大夫、贤良、文学,所以复枉兴微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缘圣主之心,定安平之业。今乃留心于末计,摧本议,不顺上意,未为尽于忠也。

  大夫曰:“初,贰师不克宛而还也,议者欲使人主不遂忿,则西域皆瓦解而附于胡,胡得众国而益强。先帝绝奇听,行武威,还袭宛,宛举国以降,效其器物,致其宝马。乌孙之属骇胆,请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逃,虽未尽服,远处寒苦硗埆之地,壮者死于祁连、天山,其孤未复。故群臣议以为匈奴困于汉兵,折翅伤翼,可遂击服。会先帝弃群臣,以故匈奴不革。譬如为山,未成一篑而止,度功业而无继成之理,是弃与胡而资强敌也。辍几沮成,为主计若斯,亦未可谓尽忠也。”

  文学曰:“有司言外国之事,议者皆徼一时之权,不虑其后。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乃大兴师伐宛,历数期而后克之。夫万里而攻人之国,兵未战而物故过半,虽破宛得宝马,非计也。当此之时,将卒方赤面而事四夷,师旅相望,郡国并发,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后遣上大夫衣绣衣以兴击之。当此时,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东豪杰,颇有异心。赖先帝圣灵斐然。其咎皆在于欲毕匈奴而远几也。为主计若此,可谓忠乎?”


  世务第四十七


      大夫曰:“诸生妄言!议者令可详用,无徒守椎车之语,滑稽而不可循。夫汉之有匈奴,譬若木之有蠹,如人有疾,不治则寖以深。故谋臣以为击夺以困极之。诸生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诸生上无以似三王,下无以似近秦,令有司可举而行当世,安蒸庶而宁边境者乎?”

  文学曰:“昔齐桓公内附百姓,外绥诸侯,存亡接绝,而天下从风。其后,德亏行衰,葵丘之会,振而矜之,叛者九国。春秋刺其不崇德而崇力也。故任德,则强楚告服,远国不召而自至;任力,则近者不亲,小国不附。此其效也。诚上观三王之所以昌,下论秦之所以亡,中述齐桓所以兴,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则北垂无寇虏之忧,中国无干戈之事矣。”

  大夫曰:“事不豫辨,不可以应卒。内无备,不可以御敌。诗云:‘诰尔民人,谨尔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必有武备。昔宋襄公信楚而不备,以取大辱焉,身执囚而国几亡。故虽有诚信之心,不知权变,危亡之道也。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匈奴贪狼,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是犹亲跖、蹻而扶猛虎也。”

  文学曰:“春秋‘王者无敌。’言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德行延及方外,舟车所臻,足迹所及,莫不被泽。蛮、貊异国,重译自至。方此之时,天下和同,君臣一德,外内相信,上下辑睦。兵设而不试,干戈闭藏而不用。老子曰:‘兕无所用其角,螫虫无所输其毒。’故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世安得跖、蹻而亲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质情素,信诚内感,义形乎色。宋华元、楚司马子反之相睹也,符契内合,诚有以相信也。今匈奴挟不信之心,怀不测之诈,见利如前,乘便而起,潜进市侧,以袭无备。是犹措重宝于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文学曰:“诚信着乎天下,醇德流乎四海,则近者哥讴而乐之,远者执禽而朝之。故正近者不以威,来远者不以武,德义修而任贤良也。故民之于事也,辞佚而就劳,于财也,辞多而就寡。上下交让,道路鴈行。方此之时,贱货而贵德,重义而轻利,赏之不窃,何宝之守也!”


  和亲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义而灭,鲁哀公好儒而削。知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故君子笃仁以行,然必筑城以自守,设械以自备,为不仁者之害己也。是以古者,搜狝振旅而数军实焉,恐民之愉佚而亡戒难。故兵革者国之用,城垒者国之固也;而欲罢之,是去表见里,示匈奴心腹也。匈奴轻举潜进,以袭空虚,是犹不介而当矢石之蹊,祸必不振。此边境之所惧,而有司之所忧也。”

  文学曰:“往者,通关梁,交有无,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内附,往来长城之下。其后,王恢误谋马邑,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祸纷拏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数十年,介胄而耕耘,鉏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诗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未闻善往而有恶来者。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为兄弟也。故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大夫曰:“自春秋诸夏之君,会聚相结,三会之后,乖疑相从,伐战不止;六国从亲,冠带相接,然未尝有坚约。况禽兽之国乎!春秋存君在楚,诘鼬之会书公,绐夷、狄也。匈奴数和亲,而常先犯约,贪侵盗驱,长诈之国也。反复无信,百约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信其用兵之备,亲之以德,亦难矣。”

  文学曰:“王者中立而听乎天下,德施方外,绝国殊俗,臻于阙廷,凤皇在列树,麒麟在郊薮,群生庶物,莫不被泽。非足行而仁办之也,推其仁恩而皇之,诚也。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诗云:‘酌彼行潦,挹彼注兹。’故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其从善如影响。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理,可横以手而离也;至其抽筋凿骨,非行金斧不能决。圣主循性而化,有不从者,亦将举兵而征之,是以汤诛葛伯,文王诛犬夷。及后戎、狄猾夏,中国不宁,周宣王、仲山甫式遏寇虐。诗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自古明王不能无征伐而服不义,不能无城垒而御强暴也。”

  文学曰:“舜执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怀四夷。诗云:‘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伦,莫不引领而归其义。故画地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谓也。故善攻不待坚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武王之伐殷也,执黄钺,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愿为之用。既而偃兵,搢笏而朝,天下之民莫不愿为之臣。既以义取之,以德守之。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文犹可长用,而武难久行也。”

  大夫曰:“诗云:‘猃狁孔炽,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经营四方。’故守御征伐,所由来久矣。春秋大戎未至而豫御之。故四支强而躬体固,华叶茂而本根据。故饬四境所以安中国也,发戍漕所以审劳佚也。主忧者臣劳,上危者下死。先帝忧百姓不赡,出禁钱,解乘舆骖,贬乐损膳,以赈穷备边费。未见报施之义,而见沮成之理,非所闻也。”

  文学曰:“周道衰,王迹熄,诸侯争强,大小相凌。是以强国务侵,弱国设备。甲士劳战阵,役于兵革,故君劳而民困苦也。今中国为一统,而方内不安,徭役远而外内烦也。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


  险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执熊罴、服群兽者,爪牙利而攫便也。秦所以超诸侯、吞天下、幷敌国者,险阻固而势居然也。故龟猖有介,狐貉不能禽;蝮蛇有螫,人忌而不轻。故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故仲山甫补衮职之阙,蒙公筑长城之固,所以备寇难,而折冲万里之外也。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内,犹家人不坚垣墙,狗吠夜惊,而闇昧妄行也。”

  文学曰:“秦左殽、函,右陇阺,前蜀、汉,后山、河,四塞以为固,金城千里,良将勇士,设利器而守陉隧,墨子守云梯之械也。以为虽汤、武复生,蚩尤复起,不轻攻也。然戍卒陈胜无将帅之任,师旅之众,奋空拳而破百万之师,无墙篱之难。故在德不在固。诚以仁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如此则中国无狗吠之警,而边境无鹿骇狼顾之忧矣。夫何妄行而之乎?”

  大夫曰:“古者,为国必察土地、山陵阻险、天时地利,然后可以王霸。故制地城郭,饬沟垒,以御寇固国。春秋曰:‘冬浚洙。’修地利也。三军顺天时,以实击虚,然困于阻险,敌于金城。楚庄之围宋,秦师败崤嵚崟,是也。故曰:‘天时不如地利。’羌、胡固,近于边,今不取,必为四境长患。此季孙之所以忧颛臾,有句贱之变,而为强吴之所悔也。”

  文学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远,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夺,非以险,以德也。吴有三江、五湖之难,而兼于越。楚有汝渊、两堂之固,而灭于秦。秦有陇阺、崤塞,而亡于诸侯。晋有河、华、九阿,而夺于六卿。齐有泰山、巨海,而胁于田常。桀、纣有天下,兼于滈亳。秦王以六合困于陈涉。非地利不固,无术以守之也。释迩忧远,犹吴不内定其国,而西绝淮水与齐、晋争强也;越因其罢,击其虚。使吴王用申胥,修德,无恃极其众,则句践不免为藩臣海崖,何谋之敢虑也?”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属巫、黔中,设扞关以拒秦。秦包商、洛、崤、函,以御诸侯。韩阻宜阳、伊阙,要成皋、太行,以安周、郑。魏滨洛筑城、阻山带河,以保晋国。赵结飞狐、句注、孟门,以存邢代。燕塞碣石,绝邪谷,绕援辽。齐抚阿、甄,关荣、历,倚太山,负海、河。关梁者,邦国之固,而山川者,社稷之宝也。徐人灭舒,春秋谓之‘取’,恶其无备,得物之易也。故恤来兵,仁伤刑。君子为国,必有不可犯之难。易曰:‘重门击拓,以待暴客。’言备之素修也。”

  文学曰:“阻险不如阻义,昔汤以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舒以百里,亡于敌国。此其所以见恶也。使关梁足恃,六国不兼于秦;河、山足保,秦不亡于楚、汉。由此观之:冲隆不足为强,高城不足为固。行善则昌,行恶则亡。王者博爱远施,外内合同,四海各以其职来祭,何击拓而待?传曰:‘诸侯之有关梁,庶人之有爵禄,非升平之兴,盖自战国始也。”  


      论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轲怀数年之谋而事不就者,尺八匕首不足恃也。秦王惮于不意,列断贲、育者,介七尺之利也。使专诸空拳,不免于为禽;要离无水,不能遂其功。世言强楚劲郑,有犀兕之甲,棠溪之铤也。内据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诸夏,强服敌国。故孟贲奋臂,众人轻之;怯夫有备,其气自倍。况以吴、楚之士,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夫如此,则貉无交兵,力不支汉,其势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孙膑之破梁也。”  

      文学曰:“楚、郑之棠溪、墨阳,非不利也,犀胄兕甲,非不坚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恃也。秦兼六国之师,据崤、函而御宇内,金石之固,莫耶之利也。然陈胜无士民之资,甲兵之用,鉏耰棘橿,以破冲隆。武昭不击,乌号不发。所谓金城者,非谓筑壤而高土,凿地而深池也。所谓利兵者,非谓吴、越之铤,干将之剑也。言以道德为城,以仁义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王是也。以道德为胄,以仁义为剑,莫之敢当,莫之敢御,汤、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不可当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刃,亦细矣!”

  大夫曰:“荆轲提匕首入不测之强秦;秦王惶恐失守备,卫者皆惧。专诸手剑摩万乘,刺吴王,尸孽立正,镐冠千里。聂政自卫,由韩廷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于朝,暴尸于市。今诚得勇士,乘强汉之威,凌无义之匈奴,制其死命,责以其过,若曹刿之胁齐桓公,遂其求。推锋折锐,穹庐扰乱,上下相遁,因以轻锐随其后。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学曰:“汤得伊尹,以区区之亳兼臣海内,文王得太公,廓酆、鄗以为天下,齐桓公得管仲以霸诸侯,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闻得贤圣而蛮、貊来享,未闻劫杀人主以怀远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故‘自彼氐、羌,莫不来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义之服无义,疾于原马良弓;以之召远,疾于驰传重驿。”


  论功第五十二


  大夫曰:“匈奴无城廓之守,沟池之固,修戟强弩之用,仓廪府库之积,上无义法,下无文理,君臣嫚易,上下无礼,织柳为室,旃廗为盖。素弧骨镞,马不粟食。内则备不足畏,外则礼不足称。夫中国天下腹心,贤士之所总,礼义之所集,财用之所殖也。夫以智谋愚,以义伐不义,若因秋霜而振落叶。春秋曰:“桓公之与戎、狄、驱之尔。”况以天下之力乎?”

  文学曰:“匈奴车器无银黄丝漆之饰,素成而务坚,丝无文采裙袆曲襟之制,都成而务完。男无刻镂奇巧之事,宫室城郭之功。女无绮绣淫巧之贡,纤绮罗纨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难弊。虽无修戟强弩,戎马良弓;家有其备,人有其用,一旦有急,贯弓上马而已。资粮不见案首,而支数十日之食,因山谷为城郭,因水草为仓廪。法约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犯,指麾而令从。嫚于礼而笃于信,略于文而敏于事。故虽无礼义之书,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记,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群臣为县官计者,皆言其易,而实难,是以秦欲驱之而反更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轻用也。其以强为弱,以存为亡,一朝尔也。”

  大夫曰:“鲁连有言:‘秦权使其士,虏使其民。’故政急而不长。高皇帝受命平暴乱,功德巍巍,惟天同大焉。而文、景承绪润色之。及先帝征不义,攘无德,以昭仁圣之路,纯至德之基,圣王累年仁义之积也。今文学引亡国失政之治,而况之于今,其谓匈奴难图,宜矣!”

  文学曰:“有虞氏之时,三苗不服,禹欲伐之,舜曰:‘是吾德未喻也。’退而修政,而三苗服。不牧之地,不羁之民,圣王不加兵,不事力焉,以为不足烦百姓而劳中国也。今明主修圣绪,宣德化,而朝有权使之谋,尚首功之事,臣固怪之。夫人臣席天下之势,奋国家之用,身享其利而不顾其主,此尉佗、章邯所以成王,秦失其政也。孙子曰:‘今夫国家之事,一日更百变,然而不亡者,可得而革也。逮出兵乎平原广牧,鼓鸣矢流,虽有尧、舜之知,不能更也。’战而胜之,退修礼义,继三代之迹,仁义附矣。战胜而不休,身死国亡者,吴王是也。”

  大夫曰:“顺风而呼者易为气,因时而行者易为力。文、武怀余力,不为后嗣计,故三世而德衰,昭王南征,死而不还。凡伯囚执,而使不通,晋取郊、沛,王师败于茅戎。今西南诸夷,楚庄之后;朝鲜之王,燕之亡民也。南越尉佗起中国,自立为王,德至薄,然皆亡天下之大,各自以为一州,倔强倨敖,自称老夫。先帝为万世度,恐有冀州之累,南荆之患,于是遣左将军楼船平之,兵不血刃,咸为县官也。七国之时,皆据万乘,南面称王,提珩为敌国累世,然终不免俛首系虏于秦。今匈奴不当汉家之巨郡,非有六国之用,贤士之谋。由此观难易,察然可见也。”

  文学曰:“秦灭六国,虏七王,沛然有余力,自以为蚩尤不能害,黄帝不能斥。及二世弒死望夷,子婴系颈降楚,曾不得七王之俛首。使六国并存,秦尚为战国,固未亡也。何以明之?自孝公以至于始皇,世世为诸侯雄,百有余年。及兼天下,十四岁而亡。何则?外无敌国之忧,而内自纵恣也。自非圣人,得志而不骄佚者,未之有也。”


  论邹第五十三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先列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所谓中国者,天下八十一分之一,名曰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绝陵陆不通,乃为一州,有大瀛海圜其外。此所谓八极,而天地际焉。禹贡亦着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荧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而破亡如丘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幷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  


      论菑第五十四


  大夫曰:“巫祝不可与并祀,诸生不可与逐语,信往疑今,非人自是。夫道古者稽之今,言远者合之近。日月在天,其征在人,菑异之变,夭寿之期,阴阳之化,四时之叙,水火金木,妖祥之应,鬼神之灵,祭祀之福,日月之行,星辰之纪,曲言之故,何所本始?不知则默,无苟乱耳。”  

      文学曰:“始江都相董生推言阴阳,四时相继,父生之,子养之,母成之,子藏之。故春生,仁;夏长,德;秋成,义;冬藏,礼。此四时之序,圣人之所则也。刑不可任以成化,故广德教。言远必考之迩,故内恕以行,是以刑罚若加于己,勤劳若施于身。又安能忍杀其赤子,以事无用,罢弊所恃,而达瀛海乎?盖越人美蠃蚌而简太牢,鄙夫乐咋唶而怪韶濩。故不知味者,以芬香为臭,不知道者,以美言为乱耳。人无夭寿,各以其好恶为命。羿、敖以巧力不得其死,智伯以贪狠亡其身。天菑之证,祯祥之应,犹施与之望报,各以其类及。故好行善者,天助以福,符瑞是也。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好行恶者,天报以祸,妖菑是也。春秋曰:‘应是而有天菑。’周文、武尊贤受谏,敬戒不殆,纯德上休,神只相况。诗云:‘降福穰穰,降福简简。’日者阳,阳道明;月者阴,阴道冥;君尊臣卑之义。故阳光盛于上,众阴之类消于下;月望于天,蚌蛤盛于渊。故臣不臣,则阴阳不调,日月有变;政教不均,则水旱不时,螟螣生。此灾异之应也。四时代叙,而人则其功,星列于天,而人象其行。常星犹公卿也,众星犹万民也。列星正则众星齐,常星乱则众星坠矣。”  

      大夫曰:“文学言刚柔之类,五胜相代生。易明于阴阳,书长于五行。春生夏长,故火生于寅木,阳类也;秋生冬死,故水生于申金,阴物也。四时五行,迭废迭兴,阴阳异类,水火不同器。金得土而成,得火而死,金生于巳,何说何言然乎?”  

      文学曰:“兵者,凶器也。甲坚兵利,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长。圣人法之,厌而不阳。诗云:‘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衰世不然。逆天道以快暴心,僵尸血流,以争壤土。牢人之君,灭人之祀,杀人之子,若绝草木,刑者肩靡于道。以己之所恶而施于人。是以国家破灭,身受其殃,秦王是也。”

  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罚小加,故荠麦夏死。易曰:‘履霜,坚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陨零,合冬行诛,万物毕藏。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时而树,虽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月令:‘凉风至,杀气动,蜻蛚鸣,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蒌,以顺天令。’文学同四时,合阴阳,尚德而除刑。如此,则鹰隼不鸷,猛兽不攫,秋不搜狝,冬不田狩者也。”

  文学曰:“天道好生恶杀,好赏恶罪。故使阳居于实而宣德施,阴藏于虚而为阳佐辅。阳刚阴柔,季不能加孟。此天贱冬而贵春,申阳屈阴。故王者南面而听天下,背阴向阳,前德而后刑也。霜雪晚至,五谷犹成。雹雾夏陨,万物皆伤。由此观之:严刑以治国,犹任秋冬以成谷也。故法令者,治恶之具也,而非至治之风也。是以古者,明王茂其德教,而缓其刑罚也。网漏吞舟之鱼,而刑审于绳墨之外,及臻其末,而民莫犯禁也。”


      刑德第五十五


  大夫曰:“令者所以教民也,法者所以督奸也。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罔疏则兽失,法疏则罪漏。罪漏则民放佚而轻犯禁。故禁不必,怯夫徼幸;诛诚,跖、蹻不犯。是以古者作五刑,刻肌肤而民不踰矩。”

      文学曰:“道径众,人不知所由;法令众,民不知所辟。故王者之制法,昭乎如日月,故民不迷;旷乎若大路,故民不惑。幽隐远方,折乎知之,室女童妇,咸知所避。是以法令不犯,而狱犴不用也。昔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奸伪萌生,有司治之,若救烂扑焦,而不能禁;非网疏而罪漏,礼义废而刑罚任也。方今律令百有余篇,文章繁,罪名重,郡国用之疑惑,或浅或深,自吏明习者,不知所处,而况愚民!律令尘蠹于栈阁,吏不能遍睹,而况于愚民乎!此断狱所以滋众,而民犯禁滋多也。‘宜犴宜狱,握粟出卜,自何能谷?’刺刑法繁也。亲服之属甚众,上杀下杀,而服不过五。五刑之属三千,上附下附,而罪不过五。故治民之道,务笃其教而已。”

  大夫曰:“文学言王者立法,旷若大路。今驰道不小也,而民公犯之,以其罚罪之轻也。千仞之高,人不轻凌,千钧之重,人不轻举。商君刑弃灰于道,而秦民治。故盗马者死,盗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绝轻疾之资也。武兵名食,所以佐边而重武备也。盗伤与杀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责其意也。犹鲁以楚师伐齐,而春秋恶之。故轻之为重,浅之为深,有缘而然。法之微者,固非众人之所知也。”

  文学曰:“诗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故德明而易从,法约而易行今驰道经营陵陆,纡周天下,是以万里为民阱也。罻罗张而县其谷,辟陷设而当其蹊,矰弋饰而加其上,能勿离乎?聚其所欲,开其所利,仁义陵迟,能勿踰乎?故其末途,至于攻城入邑,损府库之金,盗宗庙之器,岂特千仞之高、千钧之重哉!管子曰:‘四维不张,虽皋陶不能为士。’故德教废而诈伪行,礼义坏而奸邪兴,言无仁义也。仁者,爱之效也;义者,事之宜也。故君子爱仁以及物,治近以及远。传曰:‘凡生之物,莫贵于人;人主之所贵,莫重于人。’故天之生万物以奉人也,主爱人以顺天也。闻以六畜禽兽养人,未闻以所养害人者也。鲁厩焚,孔子罢朝,问人不问马,贱畜而重人也。今盗马者罪死,盗牛者加。乘骑车马行驰道中,吏举苛而不止,以为盗马,而罪亦死。今伤人持其刀剑而亡,亦可谓盗武库兵而杀之乎?人主立法而民犯之,亦可以为逆而轻主约乎?深之可以死,轻之可以免,非法禁之意也。法者,缘人情而制,非设罪以陷人也。故春秋之治狱,论心定罪。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今伤人未有所害,志不甚恶而合于法者,谓盗而伤人者耶?将执法者过耶?何于人心不厌也!古者,伤人有创者刑,盗有臧者罚,杀人者死。今取人兵刃以伤人,罪与杀人同,得无非其至意与?”  

      大夫俛仰未应对。

  御史曰:“执法者国之辔衔,刑罚者国之维楫也。故辔衔不饬,虽王良不能以致远;维楫不设,虽良工不能以绝水。韩子疾有国者不能明其法势,御其臣下,富国强兵,以制敌御难,惑于愚儒之文词,以疑贤士之谋,举浮淫之蠹,加之功实之上,而欲国之治,犹释阶而欲登高,无衔橛而御捍马也。今刑法设备,而民犹犯之,况无法乎?其乱必也!”

  文学曰:“辔衔者,御之具也,得良工而调。法势者,治之具也,得贤人而化。执辔非其人,则马奔驰。执轴非其人,则船覆伤。昔吴使宰嚭持轴而破其船,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今废仁义之术,而任刑名之徒,则复吴、秦之事也。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韩非非先王而不遵,舍正令而不从,卒蹈陷阱,身幽囚,客死于秦。夫不通大道而小辩,斯足以害其身而已。”


  申韩第五十六


      御史曰:“待周公而为相,则世无列国。待孔子而后学,则世无儒、墨。夫衣小缺,(心祭)裂可以补,而必待全匹而易之;政小缺,法令可以防,而必待雅、颂乃治之;是犹舍邻之医,而求俞跗而后治病,废污池之水,待江、海而后救火也。迂而不径,阙而无务,是以教令不从而治烦乱。夫善为政者,弊则补之,决则塞之,故吴子以法治楚、魏,申、商以法强秦、韩也。”  

      文学曰:“有国者选众而任贤,学者博览而就善,何必是周公、孔子!故曰法之而已。今商鞅反圣人之道,变乱秦俗,其后政耗乱而不能治,流失而不可复,愚人纵火于沛泽,不能复振;蜂虿螫人,放死不能息其毒也。烦而止之,躁而静之,上下劳扰,而乱益滋。故圣人教化,上与日月俱照,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

  御史曰:“衣缺不补,则日以甚,防漏不塞,则日益滋。大河之始决于瓠子也,涓涓尔,及其卒,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故先帝闵悼其菑,亲省河堤,举禹之功,河流以复,曹、卫以宁。百姓戴其功,咏其德,歌‘宣房塞,万福来’焉,亦犹是也,如何勿小补哉!”

  文学曰:“河决若瓮口,而破千里,况礼决乎?其所害亦多矣!今断狱岁以万计,犯法兹多,其为菑岂特曹、卫哉!夫知塞宣房而福来,不知塞乱原而天下治也。周国用之,刑错不用,黎民若,四时各终其序,而天下不孤。颂曰:‘绥我眉寿,介以繁祉。’此夫为福,亦不小矣!诚信礼义如宣房,功业已立,垂拱无为,有司何补,法令何塞也?”  

      御史曰:“犀铫利鉏,五谷之利而间草之害也。明理正法,奸邪之所恶而良民之福也。故曲木恶直绳,奸邪恶正法。是以圣人审于是非,察于治乱,故设明法,陈严刑,防非矫邪,若隐括辅檠之正弧刺也。故水者火之备,法者止奸之禁也。无法势,虽贤人不能以为治;无甲兵,虽孙、吴不能以制敌。是以孔子倡以仁义而民从风,伯夷遁首阳而民不可化。”

  文学曰:“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贵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退邪气也,非贵其下针石而钻肌肤也。所贵良吏者,贵其绝恶于未萌,使之不为,非贵其拘之囹圄而刑杀之也。今之所谓良吏者,文察则以祸其民,强力则以厉其下,不本法之所由生,而专己之残心,文诛假法,以陷不辜,累无罪,以子及父,以弟及兄,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若痈疽之相泞,色淫之相连,一节动而百枝摇。诗云:‘舍彼有罪,沦胥以铺。’痛伤无罪而累也。非患铫耨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芸苗也。非患无准平,患其舍枉而绳直也。故亲近为过不必诛,是锄不用也;疏远有功不必赏,是苗不养也。故世不患无法,而患无必行之法也。”


  周秦第五十七


      御史曰:“春秋无名号,谓之云盗,所以贱刑人而绝之人伦也。故君不臣,士不友,于闾里无所容。故民耻犯之。今不轨之民,犯公法以相宠,举弃其亲,不能伏节死理,遁逃相连,自陷于罪,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一室之中,父兄之际,若身体相属,一节动而知于心。故今自关内侯以下,比地于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谁责乎?”

  文学曰:“古者,周其礼而明其教,礼周教明,不从者然后等之以刑,刑罚中,民不怨。故舜施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轻重各服其诛,刑必加而无赦,赦惟疑者。若此,则世安得不轨之人而罪之?今杀人者生,剽攻窃盗者富。故良民内解怠,辍耕而陨心。古者,君子不近刑人,刑人非人也,身放殛而辱后世,故无贤不肖,莫不耻也。今无行之人,贪利以陷其身,蒙戮辱而捐礼义,恒于苟生。何者?一日下蚕室,创未瘳,宿卫人主,出入宫殿,由得受奉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闵,况众庶乎?夫何耻之有!今废其德教,而责之以礼义,是虐民也。春秋传曰:‘子有罪,执其父。臣有罪,执其君,听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诛父,以弟诛兄,亲戚相坐,什伍相连,若引根本之及华叶,伤小指之累四体也。如此,则以有罪反诛无罪,无罪者寡矣。臧文仲治鲁,胜其盗而自矜。子贡曰:‘民将欺,而况盗乎!’故吏不以多断为良,医不以多刺为工。子产刑二人,杀一人,道不拾遗,而民无诬心。故为民父母,以养疾子,长恩厚而已。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废,而刑罪多矣。父母之于子,虽有罪犹匿之,其不欲服罪尔。闻子为父隐,父为子隐,未闻父子之相坐也。闻兄弟缓追以免贼,未闻兄弟之相坐也。闻恶恶止其人,疾始而诛首恶,未闻什伍而相坐也。老子曰:‘上无欲而民朴,上无事而民自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比地何伍,而执政何责也?”  

      御史曰:“夫负千钧之重,以登无极之高,垂峻崖之峭谷,下临不测之渊,虽有庆忌之捷,贲、育之勇,莫不震慑悼栗者,知坠则身首肝脑涂山石也。故未尝灼而不敢握火者,见其有灼也。未尝伤而不敢握刃者,见其有伤也。彼以知为非,罪之必加,而戮及父兄,必惧而为善。故立法制辟,若临百仞之壑,握火蹈刃,则民畏忌,而无敢犯禁矣。慈母有败子,小不忍也。严家无悍虏,笃责急也。今不立严家之所以制下,而修慈母之所以败子,则惑矣。”

  文学曰:“纣为炮烙之刑,而秦有收帑之法,赵高以峻文决罪于内,百官以峭法断割于外,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诗云:‘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哀今之人,胡为虺蜥!’方此之时,岂特冒蹈刃哉?然父子相背,兄弟相嫚,至于骨肉相残,上下相杀。非刑轻而罚不必,令太严而仁恩不施也。故政宽则下亲其上,政严则民谋其主,晋厉以幽,二世见杀,恶在峻法之不犯,严家之无悍虏也?圣人知之,是以务和而不务威。故高皇帝约秦苛法,以慰怨毒之民,而长和睦之心,唯恐刑之重而德之薄也。是以恩施无穷,泽流后世。商鞅、吴起以秦、楚之法为轻而累之,上危其主,下没其身,或非特慈母乎!”


  诏圣第五十八


  御史曰:“夏后氏不倍言,殷誓,周盟,德信弥衰。无文、武之人,欲修其法,此殷、周之所以失势,而见夺于诸侯也。故衣弊而革才,法弊而更制。高皇帝时,天下初定,发德音,行一切之令,权也,非拨乱反正之常也。其后,法稍犯,不正于理。故奸萌而甫刑作,王道衰而诗刺彰,诸侯暴而春秋讥。夫少目之网不可以得鱼,三章之法不可以为治。故令不得不加,法不得不多。唐、虞画衣冠非阿,汤、武刻肌肤非故,时世不同,轻重之务异也。”  

      文学曰:“民之仰法,犹鱼之仰水,水清则静,浊则扰;扰则不安其居,静则乐其业;乐其业则富,富则仁生,赡则争止。是以成、康之世,赏无所施,法无所加。非可刑而不刑,民莫犯禁也;非可赏而不赏,民莫不仁也。若斯,则吏何事而理?今之治民者,若拙御之御马也,行则顿之,止则击之。身创于棰,吻伤于衔,求其无失,何可得乎?干溪之役土崩,梁氏内溃,严刑不能禁,峻法不能止。故罢马不畏鞭棰,罢民不畏刑法。虽曾而累之,其亡益乎?”  

      御史曰:“严墙三刃,楼季难之;山高干云,牧竖登之。故峻则楼季难三刃,陵夷则牧竖易山巅。夫烁金在炉,庄蹻不顾;钱刀在路,匹妇掇之;非匹妇贪而庄蹻廉也,轻重之制异,而利害之分明也。故法令可仰而不可踰,可临而不可入。诗云:‘不可暴虎,不敢冯河。’为其无益也。鲁好礼而有季、孟之难,燕哙好让而有子之之乱。礼让不足禁邪,而刑法可以止暴。明君据法,故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文学曰:“古者,明其仁义之誓,使民不踰;不教而杀,是虐民也。与其刑不可踰,不若义之不可踰也。闻礼义行而刑罚中,未闻刑罚行而孝悌兴也。高墙狭基,不可立也。严刑峻法,不可久也。二世信赵高之计,渫笃责而任诛断,刑者半道,死者日积。杀民多者为忠,厉民悉者为能。百姓不胜其求,黔首不胜其刑,海内同忧而俱不聊生。故过任之事,父不得于子;无已之求,君不得于臣。死不再生,穷鼠啮狸,匹夫奔万乘,舍人折弓,陈胜、吴广是也。当此之时,天下俱起,四面而攻秦,闻不一期而社稷为墟,恶在其能长制群下,而久守其国也?”

  御史默然不对。

  大夫曰:“瞽师不知白黑而善闻言,儒者不知治世而善訾议。夫善言天者合之人,善言古者考之今。令何为施?法何为加?汤、武全肌骨而殷、周治,秦国用之,法弊而犯。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或以治,或以乱。春秋原罪,甫刑制狱。今愿闻治乱之本,周、秦所以然乎?”

  文学曰:“春夏生长,圣人象而为令。秋冬杀藏,圣人则而为法。故令者教也,所以导民人;法者刑罚也,所以禁强暴也。二者,治乱之具,存亡之效也,在上所任。汤、武经礼义,明好恶,以道其民,刑罪未有所加,而民自行义,殷、周所以治也。上无德教,下无法则,任刑必诛,劓鼻盈蔂,断足盈车,举河以西,不足以受天下之徒,终而以亡者,秦王也。非二尺四寸之律异,所行反古而悖民心也。”  


      大论第五十九


  大夫曰:“呻吟槁简,诵死人之语,则有司不以文学。文学知狱之在廷后而不知其事,闻其事而不知其务。夫治民者,若大匠之斲,斧斤而行之,中绳则止。杜大夫、王中尉之等,绳之以法,断之以刑,然后寇止奸禁。故射者因槷,治者因法。虞、夏以文,殷、周以武,异时各有所施。今欲以敦朴之时,治抏弊之民,是犹迁延而拯溺,揖让而救火也。”

  文学曰:“文王兴而民好善,幽、厉兴而民好暴,非性之殊,风俗使然也。故商、周之所以昌,桀、纣之所以亡也,汤、武非得伯夷之民以治,桀、纣非得跖、蹻之民以乱也,故治乱不在于民。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者难,讼而听之易。夫不治其本而事其末,古之所谓愚,今之所谓智。以棰楚正乱,以刀笔正文,古之所谓贼,今之所谓贤也。”

  大夫曰:“俗非唐、虞之时,而世非许由之民,而欲废法以治,是犹不用隐括斧斤,欲挠曲直枉也。故为治者不待自善之民,为轮者不待自曲之木。往者,应少、伯正之属溃梁、楚,昆卢、徐谷之徒乱齐、赵,山东、关内暴徒,保人阻险。当此之时,不任斤斧,折之以武,而乃始设礼修文,有似穷医,欲以短针而攻疽,孔丘以礼说跖也。”

  文学曰:“残材木以成室屋者,非良匠也。残贼民人而欲治者,非良吏也。故公输子因木之宜,圣人不费民之性。是以斧斤简用,刑罚不任,政立而化成。扁鹊攻于凑理,绝邪气,故痈疽不得成形。圣人从事于未然,故乱原无由生。是以砭石藏而不施,法令设而不用。断已然,凿已发者,凡人也。治未形,睹未萌者,君子也。”

  大夫曰:“文学所称圣知者,孔子也,治鲁不遂,见逐于齐,不用于卫,遇围于匡,困于陈、蔡。夫知时不用犹说,强也;知困而不能已,贪也;不知见欺而往,愚也;困辱不能死,耻也。若此四者,庸民之所不为也,而况君子乎!商君以景监见,应侯以王稽进。故士因士,女因媒。至其亲显,非媒士之力。孔子不以因进见而能往者,非贤士才女也。”  

      文学曰:“孔子生于乱世,思尧、舜之道,东西南北,灼头濡足,庶几世主之悟。悠悠者皆是,君闇,大夫妒,孰合有媒?是以嫫母饰姿而矜夸,西子彷徨而无家。非不知穷厄而不见用,悼痛天下之祸,犹慈母之伏死子也,知其不可如何,然恶已。故适齐,景公欺之,适卫,灵公围,阳虎谤之,桓魋害之。夫欺害圣人者,愚惑也;伤毁圣人者,狂狡也。狡惑之人,非人也。夫何耻之有!孟子曰:‘观近臣者以所为主,观远臣者以其所主。’使圣人伪容苟合,不论行择友,则何以为孔子也!”

  大夫抚然内惭,四据而不言。

  当此之时,顺风承意之士如编,口张而不歙,舌举而不下,闇然而怀重负而见责。

  大夫曰︰“诺,胶车倏逢雨,请与诸生解。”  


      杂论第六十


  客曰:“余睹盐、铁之义,观乎公卿、文学、贤良之论,意指殊路,各有所出,或上仁义,或务权利。”

  “异哉吾所闻。周、秦粲然,皆有天下而南面焉,然安危长久殊世。始汝南朱子伯为予言:当此之时,豪俊并进,四方辐凑。贤良茂陵唐生、文学鲁国万生之伦,六十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论太平之原。智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陈其词。誾誾焉,侃侃焉,虽未能详备,斯可略观矣。然蔽于云雾,终废而不行,悲夫!公卿知任武可以辟地,而不知广德可以附远;知权利可以广用,而不知稼穑可以富国也。近者亲附,远者说德,则何为而不成,何求而不得?不出于斯路,而务畜利长威,岂不谬哉!中山刘子雍言王道,矫当世,复诸正,务在乎反本。直而不徼,切而不(火索),斌斌然斯可谓弘博君子矣。九江祝生奋由、路之意,推史鱼之节,发愤懑,刺讥公卿,介然直而不挠,可谓不畏强御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推道术,尚权利,辟略小辩,虽非正法,然巨儒宿学恧然,不能自解,可谓博物通士矣。然摄卿相之位,不引准绳,以道化下,放于利末,不师始古。易曰:‘焚如弃如。’处非其位,行非其道,果陨其性,以及厥宗。车丞相即周、吕之列,当轴处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群丞相、御史,不能正议,以辅宰相,成同类,长同行,阿意苟合,以说其上,斗筲之人,道谀之徒,何足算哉。


🔲 ☆

《论持久战》(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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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

(一九三八年五月)

这是毛泽东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的讲演。

◎目录

问题的提起

  (一)伟大抗日战争的一周年纪念,七月七日,快要到了。全民族的力量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同敌人作英勇的战争,快一年了。这个战争,在东方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历史上也将是伟大的,全世界人民都关心这个战争。身受战争灾难、为着自己民族的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日不在渴望战争的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要怎么样?能胜利还是不能胜利?能速胜还是不能速胜?很多人都说持久战,但是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很多人都说最后胜利,但是为什么会有最后胜利?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些问题,不是每个人都解决了的,甚至是大多数人至今没有解决的。于是失败主义的亡国论者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会亡,最后胜利不是中国的。某些性急的朋友们也跑出来向人们说:中国很快就能战胜,无需乎费大气力。这些议论究竟对不对呢?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变的发展还没有完全暴露其固有的性质,还没有将其面貌鲜明地摆在人们之前,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因而无从决定自己的整套的方针和做法。现在好了,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尽够击破毫无根据的亡国论,也尽够说服急性朋友们的速胜论了。在这种情形下,很多人要求做个总结性的解释。尤其是对持久战,有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反对意见,也有空洞无物的了解。“卢沟桥事变以来,四万万人一齐努力,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样一种公式,在广大的人们中流行着。这个公式是对的,但有加以充实的必要。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之所以能够坚持,是由于许多的因素:全国党派,从共产党到国民党;全国人民,从工人农民到资产阶级;全国军队,从主力军到游击队;国际方面,从社会主义国家到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敌国方面,从某些国内反战的人民到前线反战的兵士。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因素,在我们的抗战中都尽了他们各种程度的努力。每一个有良心的人,都应向他们表示敬意。我们共产党人,同其他抗战党派和全国人民一道,唯一的方向,是努力团结一切力量,战胜万恶的日寇。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因此,我的讲演就来研究持久战。和持久战这个题目有关的问题,我都准备说到;但是不能一切都说到,因为一切的东西,不是在一个讲演中完全说得了的。

(二)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一句话,非科学的。
(三)抗战以前,存在着许多亡国论的议论。例如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如果抗战,必会作阿比西尼亚。”抗战以后,公开的亡国论没有了,但暗地是有的,而且很多。例如妥协的空气时起时伏,主张妥协者的根据就是“再战必亡”。有个学生从湖南写信来说:“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好在他们还不去宣传,不然真糟。农民对他们的信仰当然要大些啊!”这类中国必亡论者,是妥协倾向的社会基础。这类人中国各地都有, 因此,抗日阵线中随时可能发生的妥协问题,恐怕终战争之局也不会消灭的。当此徐州失守武汉紧张的时候,给这种亡国论痛驳一驳,我想不是无益的。
(四)抗战十个月以来,各种表现急性病的意见也发生了。例如在抗战初起时,许多人有一种毫无根据的乐观倾向,他们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以为日本不能打到山西。有些人轻视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他们对于“在全体上,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在部分上,游击战是主要的,运动战是辅助的”这个提法,表示怀疑。他们不赞成八路军这样的战略方针:“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认为这是“机械的”观点。上海战争时,有些人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把抗战的前途主要地寄托在外国援助上面。台儿庄胜利之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应是“准决战”,说过去的持久战方针应该改变。说什么“这一战,就是敌人的最后挣扎”,“我们胜了,日阀就在精神上失了立场,只有静候末日审判”。平型关一个胜仗,冲昏了一些人的头脑;台儿庄再一个胜仗,冲昏了更多的人的头脑。于是敌人是否进攻武汉,成为疑问了。许多人以为:“不一定”;许多人以为:“断不会”。这样的疑问可以牵涉到一切重大的问题。例如说:抗日力量是否够了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现在的力量已使敌人不能再进攻,还要增加力量干什么呢?例如说: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可以是否定的,因为统一战线的现时状态已够打退敌人,还要什么巩固和扩大呢?例如说:国际外交和国际宣传工作是否还应该加紧呢?回答也可以是否定的。例如说:改革军队制度,改革政治制度,发展民众运动,厉行国防教育,镇压汉奸托派,发展军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是否应该认真去做呢?例如说:保卫武汉、保卫广州、保卫西北和猛烈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口号,是否依然正确呢?回答都可以是否定的。甚至某些人在战争形势稍为好转的时候,就准备在国共两党之间加紧磨擦一下,把对外的眼光转到对内。这种情况,差不多每一个较大的胜仗之后,或敌人进攻暂时停顿之时,都要发生。所有上述一切,我们叫它做政治上军事上的近视眼。这些话,讲起来好像有道理,实际上是毫无根据、似是而非的空谈。扫除这些空谈,对于进行胜利的抗日战争,应该是有好处的。
(五)于是问题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六)这些问题的主要论点,还在两年之前我们就一般地指出了。还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即在西安事变前五个月,卢沟桥事变前十二个月,我同美国记者斯诺先生的谈话中,就已经一般地估计了中日战争的形势,并提出了争取胜利的各种方针。为备忘记,不妨抄录几段如下:
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
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问:从政治上和军事上来看,你以为这个战争的前途会要如何发展?
答:日本的大陆政策已经确定了,那些以为同日本妥协,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主权就能够停止日本进攻的人们,他们的想法只是一种幻想。我们确切地知道,就是扬子江下游和南方各港口,都已经包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之内。并且日本还想占领菲律宾、暹罗、越南、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把外国和中国切开,独占西南太平洋。这又是日本的海洋政策。在这样的时期,中国无疑地要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可是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这种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只有各大商埠的富人是失败论者,因为他们害怕损失财产。有许多人想,一旦中国海岸被日本封锁,中国就不能继续作战。这是废话。为反驳他们,我们不妨举出红军的战争史。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所占的优势,比内战时红军的地位强得多。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就是日本能占领中国一万万至二万万人口的区域,我们离战败还很远呢。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力量同日本作战,而日本在整个战争中须得时时在其后方作防御战。中国经济的不统一、不平衡,对于抗日战争反为有利。例如将上海和中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中国的损害,绝没有将纽约和美国其他地方割断对于美国的损害那样严重。日本就是把中国沿海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它是无法封锁的。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树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了的。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讲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问:照你的意见,这次解放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答: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这并不是说要放弃一切重要的军事地点,对于这些地点,只要有利,就应配置阵地战。但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要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的方针。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日军遇到我军的猛烈活动,必得谨慎。他们的战争机构很笨重,行动很慢,效力有限。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要先用运动战逐渐地破坏敌人军队的精神和战斗力。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须知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仅仅是表示了全国农民所能动员抗战的潜伏力量的一小部分。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另外,还要有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在战争的过程中,中国能俘虏许多的日本兵,夺取许多的武器弹药来武装自己;同时,争取外国的援助,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斯诺:《西北印象记》)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证明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七)还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一个多月,即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就在它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清楚地指出:
卢沟桥的挑战和平津的占领,不过是日寇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日寇已经开始了全国的战时动员。他们的所谓“不求扩大”的宣传,不过是掩护其进攻的烟幕弹。七月七日卢沟桥的抗战,已经成了中国全国性抗战的起点。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实行抗战的阶段。抗战的准备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
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同样证明了上述论点的正确,以后也还将继续证明它。
(八)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但是人们的错误观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根本的错误,带一贯性,这是难于纠正的;另一类是偶然的错误,带暂时性,这是易于纠正的。但既同为错误,就都有纠正的必要。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

问题的根据

(九)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分别地说来,战争的双方有如下互相反对的许多特点。
(一O)日本方面:第一,它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这是日本侵略战争的基本条件,战争的不可避免和中国的不能速胜,就建立在这个日本国家的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上面。然而第二,由于日本社会经济的帝国主义性,就产生了日本战争的帝国主义性,它的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内外矛盾,不但使得它不得不举行空前大规模的冒险战争,而且使得它临到最后崩溃的前夜。从社会行程说来,日本已不是兴旺的国家,战争不能达到日本统治阶级所期求的兴旺,而将达到它所期求的反面——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这就是所谓日本战争的退步性。跟着这个退步性,加上日本又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这样就要最大地激起它国内的阶级对立、日本民族和中国民族的对立、日本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对立。日本战争的退步性和野蛮性是日本战争必然失败的主要根据。还不止此,第三,日本战争虽是在其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的基础之上进行的,但同时又是在其先天不足的基础之上进行的。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虽强,但这些力量之量的方面不足。日本国度比较地小,其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日本统治者想从战争中解决这个困难问题,但同样,将达到其所期求的反面,这就是说,它为解决这个困难问题而发动战争,结果将因战争而增加困难,战争将连它原有的东西也消耗掉。最后,第四,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把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性产生出来的。总起来说,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这些就是日本方面的特点。
(一一)中国方面:第一,我们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直至北伐战争,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因此依然保留下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我们依然是一个弱国,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之不能速胜,又在这个方面有其基础。然而第二,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积累到了今日,已经不同于任何历史时期。各种内外反对力量虽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挫折,同时却锻炼了中国人民。今日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和最后胜利的可能性。中国是如日方升的国家,这同日本帝国主义的没落状态恰是相反的对照。中国的战争是进步的,从这种进步性,就产生了中国战争的正义性。因为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能唤起全国的团结,激起敌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援助。第三,中国又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这同日本又是一个相反的对比。最后,第四,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体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一二)这样看来,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这些,就是中日战争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这些特点是事实上存在的,不是虚造骗人的;是战争的全部基本要素,不是残缺不全的片段;是贯彻于双方一切大小问题和一切作战阶段之中的,不是可有可无的。观察中日战争如果忘记了这些特点,那就必然要弄错;即使某些意见一时有人相信,似乎不错,但战争的经过必将证明它们是错的。我们现在就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我们所要说的一切问题。

驳亡国论

(一三)亡国论者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从前就说“抗战必亡”,现在又说“再战必亡”。如果我们仅仅说,敌人虽强,但是小国,中国虽弱,但是大国,是不足以折服他们的。他们可以搬出元朝灭宋、清朝灭明的历史证据,证明小而强的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国家,而且是落后的灭亡进步的。如果我们说,这是古代,不足为据,他们又可以搬出英灭印度的事实,证明小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能够灭亡大而弱的落后国家。所以还须提出其他的根据,才能把一切亡国论者的口封住,使他们心服,而使一切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们得到充足的论据去说服还不明白和还不坚定的人们,巩固其抗战的信心。
(一四)这应该提出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时代的特点。这个特点的具体反映是日本的退步和寡助,中国的进步和多助。
(一五)我们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中日两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战争。在我们的敌人方面,首先,它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它已处于退步时代,不但和英灭印度时期英国还处于资本主义的进步时代不相同,就是和二十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日本也不相同。此次战争发动于世界帝国主义首先是法西斯国家大崩溃的前夜,敌人也正是为了这一点才举行这个带最后挣扎性的冒险战争。所以,战争的结果,灭亡的不会是中国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集团,这是无可逃避的必然性。再则,当日本举行战争的时候,正是世界各国或者已经遭遇战争或者快要遭遇战争的时候,大家都正在或准备着为反抗野蛮侵略而战,中国这个国家又是同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利害相关的,这就是日本已经引起并还要加深地引起世界多数国家和多数人民的反对的根源。
(一六)中国方面呢?它已经不能和别的任何历史时期相比较。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是它的特点,所以被称为弱国。但是在同时,它又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这就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所谓抗日战争是进步的,不是说普通一般的进步,不是说阿比西尼亚抗意战争的那种进步,也不是说太平天国或辛亥革命的那种进步,而是说今天中国的进步。今天中国的进步在什么地方呢?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日的基础。如果说,在俄国,没有一九O五年的经验就不会有一九一七年的胜利;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七年以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这是国内的条件。国际的条件,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这一点也是历史上空前的东西。历史上不论中国的战争也罢,印度的战争也罢,都是孤立的。惟独今天遇到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深刻的人民运动及其对于中国的援助。俄国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遇到世界的援助,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因此胜利了,但那个援助的规模还没有今天广大,性质也没有今天深刻。今天的世界的人民运动,正在以空前的大规模和空前的深刻性发展着。苏联的存在,更是今天国际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因素,它必然以极大的热忱援助中国,这一现象,是二十年前完全没有的。所有这些,造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的重要的条件。大量的直接的援助,目前虽然还没有,尚有待于来日,但是中国有进步和大国的条件,能够延长战争的时间,促进并等候国际的援助。
(一七)加上日本是小国,地小、物少、人少、兵少,中国是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这一个条件,于是在强弱对比之外,就还有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这就是中国决不会亡的根据。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一八)阿比西尼亚为什么灭亡了呢?第一,它不但是弱国,而且是小国。第二,它不如中国进步,它是一个古老的奴隶制到农奴制的国家,没有资本主义,没有资产阶级政党,更没有共产党,没有中国这样的军队,更没有如同八路军这样的军队。第三,它不能等候国际的援助,它的战争是孤立的。第四,这是主要的,抗意战争领导方面有错误。阿比西尼亚因此灭亡了。然而阿比西尼亚还有相当广大的游击战争存在,如能坚持下去,是可以在未来的世界变动中据以恢复其祖国的。
(一九)如果亡国论者搬出中国近代解放运动的失败史来证明“抗战必亡”和“再战必亡”的话,那我们的答复也是时代不同一句话。中国本身、日本内部、国际环境都和过去不相同。日本比过去更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和半封建地位依然未变,力量依然颇弱,这一点是严重的情形。日本暂时还能控制其国内的人民,也还能利用国际间的矛盾作为其侵华的工具,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在长期的战争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相反的变化。这一点现在还不是事实,但是将来必然要成为事实的。这一点,亡国论者就抛弃不顾了。中国呢?不但现在已有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的抗日政策,和十余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些都必然会向前发展。虽然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屡次遭受挫折,使中国不能积蓄更大的力量用于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是非常可痛惜的历史的教训,从今以后,再也不要自己摧残任何的革命力量了,然而就在既存的基础上,加上广大的努力,必能逐渐前进,加强抗战的力量。伟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种努力的总方向。国际援助一方面,眼前虽然还看不见大量的和直接的,但是国际局面根本已和过去两样,大量和直接的援助正在酝酿中。中国近代无数解放运动的失败都有其客观和主观的原因,都不能比拟今天的情况。在今天,虽然存在着许多困难条件,规定了抗日战争是艰难的战争,例如敌人之强,我们之弱,敌人的困难还刚在开始,我们的进步还很不够,如此等等,然而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是很多的,只须加上主观的努力,就能克服困难而争取胜利。这些有利条件,历史上没有一个时候可和今天比拟,这就是抗日战争必不会和历史上的解放运动同归失败的理由。

妥协还是抗战?腐败还是进步?

  (二O)亡国论之没有根据,俱如上述。但是另有许多人,并非亡国论者,他们是爱国志士,却对时局怀抱甚深的忧虑。他们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惧怕对日妥协,一是怀疑政治不能进步。这两个可忧虑的问题在广大的人们中间议论着,找不到解决的基点。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两个问题。

(二一)前头说过,妥协的问题是有其社会根源的,这个社会根源存在,妥协问题就不会不发生。但妥协是不会成功的。要证明这一点,仍不外向日本、中国、国际三方面找根据。第一是日本方面。还在抗战初起时,我们就估计有一种酝酿妥协空气的时机会要到来,那就是在敌人占领华北和江浙之后,可能出以劝降手段。后来果然来了这一手;但是危机随即过去,原因之一是敌人采取了普遍的野蛮政策,实行公开的掠夺。中国降了,任何人都要做亡国奴。敌人的这一掠夺的即灭亡中国的政策,分为物质的和精神的两方面,都是普遍地施之于中国人的;不但是对下层民众,而且是对上层成分,当然对后者稍为客气些,但也只有程度之别,并无原则之分。大体上,敌人是将东三省的老办法移植于内地。在物质上,掠夺普通人民的衣食,使广大人民啼饥号寒;掠夺生产工具,使中国民族工业归于毁灭和奴役化。在精神上,摧残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在太阳旗下,每个中国人只能当顺民,做牛马,不许有一丝一毫的中国气。敌人的这一野蛮政策,还要施之于更深的内地。他的胃口很旺,不愿停止战争。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日本内阁宣言的方针,至今坚决执行,也不能不执行,这就激怒了一切阶层的中国人。这是根据敌人战争的退步性野蛮性而来的,“在劫难逃”,于是形成了绝对的敌对。估计到某种时机,敌之劝降手段又将出现,某些亡国论者又将蠕蠕而动,而且难免勾结某些国际成分(英、美、法内部都有这种人,特别是英国的上层分子),狼狈为奸。但是大势所趋,是降不了的,日本战争的坚决性和特殊的野蛮性,规定了这个问题的一方面。
(二二)第二是中国方面。中国坚持抗战的因素有三个:其一,共产党,这是领导人民抗日的可靠力量。又其一,国民党,因其是依靠英美的,英美不叫它投降,它也就不会投降。又其一,别的党派,大多数是反对妥协、拥护抗战的。这三者互相团结,谁要妥协就是站在汉奸方面,人人得而诛之。一切不愿当汉奸的人,就不能不团结起来坚持抗战到底,妥协就实际上难于成功。
(二三)第三是国际方面。除日本的盟友和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分子中的某些成分外,其余都不利于中国妥协而利于中国抗战。这一因素影响到中国的希望。今天全国人民有一种希望,认为国际力量必将逐渐增强地援助中国。这种希望不是空的;特别是苏联的存在,鼓舞了中国的抗战。空前强大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和中国是历来休戚相关的。苏联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上层成分之唯利是图者根本相反,它是以援助一切弱小民族和革命战争为其职志的。中国战争之非孤立性,不但一般地建立在整个国际的援助上,而且特殊地建立在苏联的援助上。中苏两国是地理接近的,这一点加重了日本的危机,便利了中国的抗战。中日两国地理接近,加重了中国抗战的困难。然而中苏的地理接近,却是中国抗战的有利条件。
(二四)由此可作结论:妥协的危机是存在的,但是能够克服。因为敌人的政策即使可作某种程度的改变,但其根本改变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有妥协的社会根源,但是反对妥协的占大多数。国际力量也有一部分赞助妥协,但是主要的力量赞助抗战。这三种因素结合起来,就能克服妥协危机,坚持抗战到底。
(二五)现在来答复第二个问题。国内政治的改进,是和抗战的坚持不能分离的。政治越改进,抗战越能坚持;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国民党的各方面的不良现象是严重地存在着,这些不合理因素的历史积累,使得广大爱国志士发生很大的忧虑和烦闷。但是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十个月的中国人民的进步抵得上过去多少年的进步,并无使人悲观的根据。历史积累下来的腐败现象,虽然很严重地阻碍着人民抗战力量增长的速度,减少了战争的胜利,招致了战争的损失,但是中国、日本和世界的大局,不容许中国人民不进步。由于阻碍进步的因素即腐败现象之存在,这种进步是缓慢的。进步和进步的缓慢是目前时局的两个特点,后一个特点和战争的迫切要求很不相称,这就是使得爱国志士们大为发愁的地方。然而我们是在革命战争中,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清洗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中日战争将改造中日两国;只要中国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就一定能把旧日本化为新日本,把旧中国化为新中国,中日两国的人和物都将在这次战争中和战争后获得改造。我们把抗战和建国联系起来看,是正当的。说日本也能获得改造,是说日本统治者的侵略战争将走到失败,有引起日本人民革命之可能。日本人民革命胜利之日,就是日本改造之时。这和中国的抗战密切地联系着,这一个前途是应该看到的。

亡国论是不对的,速胜论也是不对的

  (二六)我们已把强弱、大小、进步退步、多助寡助几个敌我之间矛盾着的基本特点,作了比较研究,批驳了亡国论,答复了为什么不易妥协和为什么政治可能进步的问题。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那些并非亡国论者,也不是一贯的悲观主义者,仅为一时候和一局部的敌我强弱情况或国内腐败现象所迷惑,而一时地发生悲观心理的人们,我们也得向他们指出,他们的观点的来源也是片面性和主观性的倾向。但是他们的改正较容易,只要一提醒就会明白,因为他们是爱国志士,他们的错误是一时的。

(二七)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者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者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者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由此犯出或大或小的错误来,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这些朋友们的心是好的,他们也是爱国志士。但是“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的看法则不对,照了做去,一定碰壁。因为估计不符合真相,行动就无法达到目的;勉强行去,败军亡国,结果和失败主义者没有两样。所以也是要不得的。
(二八)我们是否否认亡国危险呢?不否认的。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和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和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亡国论者则主观地和片面地只承认亡国一个可能性,否认解放的可能性,更不会指出解放的条件和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我们对于妥协倾向和腐败现象也是承认的,但是我们还看到其他倾向和其他现象,并指出二者之中后者对于前者将逐步地占优势,二者在猛烈地斗争着;并指出后者实现的条件,为克服妥协倾向和转变腐败现象而努力。因此,我们并不悲观,而悲观的人们则与此相反。
(二九)我们也不是不喜欢速胜,谁也赞成明天一个早上就把“鬼子”赶出去。但是我们指出,没有一定的条件,速胜只存在于头脑之中,客观上是不存在的,只是幻想和假道理。因此,我们客观地并全面地估计到一切敌我情况,指出只有战略的持久战才是争取最后胜利的唯一途径,而排斥毫无根据的速胜论。我们主张为着争取最后胜利所必要的一切条件而努力,条件多具备一分,早具备一日,胜利的把握就多一分,胜利的时间就早一日。我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缩短战争的过程,而排斥贪便宜尚空谈的速胜论。

为什么是持久战?

  (三O)现在我们来把持久战问题研究一下。“为什么是持久战”这一个问题,只有依据全部敌我对比的基本因素,才能得出正确的回答。例如单说敌人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就有陷入亡国论的危险。因为单纯地以弱敌强,无论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都不能产生持久的结果。单是大小或单是进步退步、多助寡助,也是一样。大并小、小并大的事都是常有的。进步的国家或事物,如果力量不强,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或事物所灭亡者。多助寡助是重要因素,但是附随因素,依敌我本身的基本因素如何而定其作用的大小。因此,我们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敌强我弱,我有灭亡的危险。但敌尚有其他缺点,我尚有其他优点。敌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削弱,其缺点亦可因我之努力而使之扩大。我方反是,我之优点可因我之努力而加强,缺点则因我之努力而克服。所以我能最后胜利,避免灭亡,敌则将最后失败,而不能避免整个帝国主义制度的崩溃。

(三一)既然敌之优点只有一个,余皆缺点,我之缺点只有一个,余皆优点,为什么不能得出平衡结果,反而造成了现时敌之优势我之劣势呢?很明显的,不能这样形式地看问题。事情是现时敌我强弱的程度悬殊太大,敌之缺点一时还没有也不能发展到足以减杀其强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我之优点一时也没有且不能发展到足以补充其弱的因素之必要的程度,所以平衡不能出现,而出现的是不平衡。
(三二)敌强我弱,敌是优势而我是劣势,这种情况,虽因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而有所变化,但是还没有产生基本的变化。所以,在战争的一定阶段上,敌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胜利,我则将遭到一定程度的失败。然而敌我都只限于这一定阶段内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不能超过而至于全胜或全败,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一则敌强我弱之原来状况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二则由于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造成这种相对的形势。拿原来状况来说,敌虽强,但敌之强已为其他不利的因素所减杀,不过此时还没有减杀到足以破坏敌之优势的必要的程度;我虽弱,但我之弱已为其他有利的因素所补充,不过此时还没有补充到足以改变我之劣势的必要的程度。于是形成敌是相对的强,我是相对的弱;敌是相对的优势,我是相对的劣势。双方的强弱优劣原来都不是绝对的,加以战争过程中我之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努力,更加变化了敌我原来强弱优劣的形势,因而敌我只限于一定阶段内的一定程度上的胜或败,造成了持久战的局面。
(三三)然而情况是继续变化的。战争过程中,只要我能运用正确的军事的和政治的策略,不犯原则的错误,竭尽最善的努力,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均将随战争之延长而发展,必能继续改变着敌我强弱的原来程度,继续变化着敌我的优劣形势。到了新的一定阶段时,就将发生强弱程度上和优劣形势上的大变化,而达到敌败我胜的结果。
(三四)目前敌尚能勉强利用其强的因素,我之抗战尚未给他以基本的削弱。其人力、物力不足的因素尚不足以阻止其进攻,反之,尚足以维持其进攻到一定的程度。其足以加剧本国阶级对立和中国民族反抗的因素,即战争之退步性和野蛮性一因素,亦尚未造成足以根本妨碍其进攻的情况。敌人的国际孤立的因素也方在变化发展之中,还没有达到完全的孤立。许多表示助我的国家的军火资本家和战争原料资本家,尚在唯利是图地供给日本以大量的战争物资,他们的政府亦尚不愿和苏联一道用实际方法制裁日本。这一切,规定了我之抗战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中国方面,弱的因素表现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虽在十个月抗战中有了某种程度的进步,但距离足以阻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必要的程度,还远得很。且在量的方面,又不得不有所减弱。其各种有利因素,虽然都在起积极作用,但达到足以停止敌之进攻及准备我之反攻的程度则尚有待于巨大的努力。在国内,克服腐败现象,增加进步速度;在国外,克服助日势力,增加反日势力,尚非目前的现实。这一切,又规定了战争不能速胜,而只能是持久战。

持久战的三个阶段

(三五)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那么,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
(三六)第一阶段,现在还未完结。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敌欲达此目的,至少出五十个师团,约一百五十万兵员,时间一年半至两年,用费将在一百万万日元以上。敌人如此深入,其困难是非常之大的,其后果将不堪设想。至欲完全占领粤汉铁路和西兰公路,将经历非常危险的战争,未必尽能达其企图。但是我们的作战计划,应把敌人可能占领三点甚至三点以外之某些部分地区并可能互相联系起来作为一种基础,部署持久战,即令敌如此做,我也有应付之方。这一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阵地战虽在此阶段之第一期,由于国民党军事当局的主观错误把它放在主要地位,但从全阶段看,仍然是辅助的。此阶段中,中国已经结成了广大的统一战线,实现了空前的团结。敌虽已经采用过并且还将采用卑鄙无耻的劝降手段,企图不费大力实现其速决计划,整个地征服中国,但是过去的已经失败,今后的也难成功。此阶段中,中国虽有颇大的损失,但是同时却有颇大的进步,这种进步就成为第二阶段继续抗战的主要基础。此阶段中,苏联对于我国已经有了大量的援助。敌人方面,士气已开始表现颓靡,敌人陆军进攻的锐气,此阶段的中期已不如初期,末期将更不如初期。敌之财政和经济已开始表现其竭蹶状态,人民和士兵的厌战情绪已开始发生,战争指导集团的内部已开始表现其“战争的烦闷”,生长着对于战争前途的悲观。
(三七)第二阶段,可以名之曰战略的相持阶段。第一阶段之末尾,由于敌之兵力不足和我之坚强抵抗,敌人将不得不决定在一定限度上的战略进攻终点,到达此终点以后,即停止其战略进攻,转入保守占领地的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之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括东西,但是在他的面前又遇着顽强的游击战争。游击战争在第一阶段中乘着敌后空虚将有一个普遍的发展,建立许多根据地,基本上威胁到敌人占领地的保守,因此第二阶段仍将有广大的战争。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时中国尚能保有大量的正规军,不过一方面因敌在其占领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战略守势,一方面因中国技术条件一时未能完备,尚难迅即举行战略反攻。除正面防御部队外,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比较地分散配置,依托一切敌人未占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占领地作广泛的和猛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如同现在山西的榜样。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做得好,可能使敌只能保守占领地三分之一左右的区域,三分之二左右仍然是我们的,这就是敌人的大失败,中国的大胜利。那时,整个敌人占领地将分为三种地区:第一种是敌人的根据地,第二种是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第三种是双方争夺的游击区。这个阶段的时间的长短,依敌我力量增减变化的程度如何及国际形势变动如何而定,大体上我们要准备付出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这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经济困难和汉奸捣乱将是两个很大的问题。敌人将大肆其破坏中国统一战线的活动,一切敌之占领地的汉奸组织将合流组成所谓“统一政府”。我们内部,因大城市的丧失和战争的困难,动摇分子将大倡其妥协论,悲观情绪将严重地增长。此时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把统一战线扩大和巩固起来,排除一切悲观主义和妥协论,提倡艰苦斗争,实行新的战时政策,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此阶段内,必须号召全国坚决地维持一个统一政府,反对分裂,有计划地增强作战技术,改造军队,动员全民,准备反攻。此阶段中,国际形势将变到更于日本不利,虽可能有张伯伦一类的迁就所谓“既成事实”的“现实主义”的调头出现,但主要的国际势力将变到进一步地援助中国。日本威胁南洋和威胁西伯利亚,将较之过去更加严重,甚至爆发新的战争。敌人方面,陷在中国泥潭中的几十个师团抽不出去。广大的游击战争和人民抗日运动将疲惫这一大批日本军,一方面大量地消耗之,又一方面进一步地增长其思乡厌战直至反战的心理,从精神上瓦解这个军队。日本在中国的掠夺虽然不能说它绝对不能有所成就,但是日本资本缺乏,又困于游击战争,急遽的大量的成就是不可能的。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中国抗战的三幕戏,这是第二幕。由于全体演员的努力,最精彩的结幕便能很好地演出来。
(三八)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收复失地,主要地依靠中国自己在前阶段中准备着的和在本阶段中继续地生长着的力量。然而单只自己的力量还是不够的,还须依靠国际力量和敌国内部变化的援助,否则是不能胜利的,因此加重了中国的国际宣传和外交工作的任务。这个阶段,战争已不是战略防御,而将变为战略反攻了,在现象上,并将表现为战略进攻;已不是战略内线,而将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打到鸭绿江边,才算结束了这个战争。第三阶段是持久战的最后阶段,所谓坚持战争到底,就是要走完这个阶段的全程。这个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的战争形式仍将是运动战,但是阵地战将提到重要地位。如果说,第一阶段的阵地防御,由于当时的条件,不能看作重要的,那么,第三阶段的阵地攻击,由于条件的改变和任务的需要,将变成颇为重要的。此阶段内的游击战,仍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其战略配合的作用,和第二阶段之变为主要形式者不相同。
(三九)这样看来,战争的长期性和随之而来的残酷性,是明显的。敌人不能整个地吞并中国,但是能够相当长期地占领中国的许多地方。中国也不能迅速地驱逐日本,但是大部分的土地将依然是中国的。最后是敌败我胜,但是必须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
(四O)中国人民在这样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间,将受到很好的锻炼。参加战争的各政党也将受到锻炼和考验。统一战线必须坚持下去;只有坚持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战争;只有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战争,才能有最后胜利。果然是这样,一切困难就能够克服。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这是战争的自然逻辑。
(四一)三个阶段中,敌我力量的变化将循着下述的道路前进。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之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劣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等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四二)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和弹药的消耗,士气的颓靡,国内人心的不满,贸易的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他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同时也将被一些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他占领中国的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他的占领区实际上限制在狭小的地带。而且,敌人对中国土地的占领又产生了和加深了日本同外国的矛盾。再者,根据东三省的经验,日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般地只能是支出资本时期,不能是收获时期。所有这些,又是我们击破亡国论和妥协论而建立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的根据。
(四三)第二阶段,上述双方的变化将继续发展,具体的情形不能预断,但是大体上将是日本继续向下,中国继续向上。例如日本的军力、财力大量地消耗于中国的游击战争,国内人心更加不满,士气更加颓靡,国际更感孤立。中国则政治、军事、文化和人民动员将更加进步,游击战争更加发展,经济方面也将依凭内地的小工业和广大的农业而有某种程度的新发展,国际援助将逐渐地增进,将比现在的情况大为改观。这个第二阶段,也许将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敌我力量对比将发生巨大的相反的变化,中国将逐渐上升,日本则逐渐下降。那时中国将脱出劣势,日本则脱出优势,先走到平衡的地位,再走到优劣相反的地位。然后中国大体上将完成战略反攻的准备而走到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阶段。应该重复地指出:所谓变劣势为优势和完成反攻准备,是包括中国自己力量的增长、日本困难的增长和国际援助的增长在内的,总合这些力量就能形成中国的优势,完成反攻的准备。
(四四)根据中国政治和经济不平衡的状态,第三阶段的战略反攻,在其前一时期将不是全国整齐划一的姿态,而是带地域性的和此起彼落的姿态。敌人采用各种分化手段破裂中国统一战线的企图,此阶段中并不会减弱,因此,中国内部团结的任务更加重要,务不令内部不调致战略反攻半途而废。此时期中,国际形势将变到大有利于中国。中国的任务,就在于利用这种国际形势取得自己的彻底解放,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同时也就是帮助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
(四五)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
(四六)于是问题和结论是: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必须是持久战。这个结论是正确的吗?我以为是正确的。
(四七)讲到这里,亡国论和妥协论者又将跑出来说:中国由劣势到平衡,需要有同日本相等的军力和经济力;由平衡到优势,需要有超过日本的军力和经济力;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上述结论是不正确的。
(四八)这就是所谓“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我们的意见与此相反,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国人的大多数、日本人的大多数、世界各国人的大多数是站在抗日战争方面的话,那么,日本少数人强制地掌握着的军力和经济力,还能算是优势吗?它不是优势,那么,掌握比较劣势的军力和经济力的中国,不就成了优势吗?没有疑义,中国只要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其军力和经济力是能够逐渐地加强的。而我们的敌人,经过长期战争和内外矛盾的削弱,其军力和经济力又必然要起相反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难道中国也不能变成优势吗?还不止此,目前我们不能把别国的军力和经济力大量地公开地算作自己方面的力量,难道将来也不能吗?如果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个,如果将来有一国或几国以其相当大量的军力和经济力公开地防御或攻击日本,公开地援助我们,那么,优势不更在我们一方面吗?日本是小国,其战争是退步的和野蛮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孤立;中国是大国,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其国际地位将益处于多助。所有这些,经过长期发展,难道还不能使敌我优劣的形势确定地发生变化吗?
(四九)速胜论者则不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在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没有起一定的变化以前,就要举行战略的决战,就想提前到达解放之路,也是没有根据的。其意见实行起来,一定不免于碰壁。或者只是空谈快意,并不准备真正去做。最后则是事实先生跑将出来,给这些空谈家一瓢冷水,证明他们不过是一些贪便宜、想少费气力多得收成的空谈主义者。这种空谈主义过去和现在已经存在,但是还不算很多,战争发展到相持阶段和反攻阶段时,空谈主义可能多起来。但是在同时,如果第一阶段中国损失较大,第二阶段时间拖得很长,亡国论和妥协论更将大大地流行。所以我们的火力,应该主要地向着亡国论和妥协论方面,而以次要的火力,反对空谈主义的速胜论。
(五O)战争的长期性是确定了的,但是战争究将经过多少年月则谁也不能预断,这个完全要看敌我力量变化的程度才能决定。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争,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的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

犬牙交错的战争

(五一)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犬牙交错的战争,在历史上也是有过的,俄国十月革命后的三年内战,就有过这种情形。但其在中国的特点,是其特殊的长期性和广大性,这将是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这种犬牙交错的形态,表现在下述的几种情况上。
(五二)内线和外线——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各个游击区都以自己为内线,而以其他各区为外线,又形成了很多夹攻敌人的火线。在战争的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但是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将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第二阶段将更加猛烈地前进,形成了后退和前进的奇异形态。
(五三)有后方和无后方——利用国家的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人占领地之最后限界的,是主力军。脱离总后方,而把作战线伸至敌后的,是游击队。但在每一游击区中,仍自有其小规模的后方,并依以建立非固定的作战线。和这个区别的,是每一游击区派遣出去向该区敌后临时活动的游击队,他们不但没有后方,也没有作战线。“无后方的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的革命战争的特点,没有可怕而有大利,不应怀疑而应提倡。
(五四)包围和反包围——从整个战争看来,由于敌之战略进攻和外线作战,我处战略防御和内线作战地位,无疑我是在敌之战略包围中。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一种包围。由于我以数量上优势的兵力,对于从战略上的外线分数路向我前进之敌,采取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作战方针,就可以把各路分进之敌的一路或几路放在我之包围中。这是我对于敌之第一种反包围。再从敌后游击战争的根据地看来,每一孤立的根据地都处于敌之四面或三面包围中,前者例如五台山,后者例如晋西北。这是敌对于我之第二种包围。但若将各个游击根据地联系起来看,并将各个游击根据地和正规军的阵地也联系起来看,我又把许多敌人都包围起来,例如在山西,我已三面包围了同蒲路(路之东西两侧及南端),四面包围了太原城;河北、山东等省也有许多这样的包围。这又是我对于敌之第二种反包围。这样,敌我各有加于对方的两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如果把世界性的围棋也算在内,那就还有第三种敌我包围,这就是侵略阵线与和平阵线的关系。敌以前者来包围中、苏、法、捷等国,我以后者反包围德、日、意。但是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成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这几个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主义者,最后压倒在山底下,永世也不得翻身。如果我能在外交上建立太平洋反日阵线,把中国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苏联及其他可能的国家也各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又把日本人民运动也作为一个战略单位,形成一个使法西斯孙悟空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那就是敌人死亡之时了。实际上,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打倒之日,必是这个天罗地网大体布成之时。这丝毫也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的趋势。
(五五)大块和小块——一种可能,是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居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如果超越本部的范围,而把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算了进来,则在面积上中国未失地区仍然是大半,而敌占地区包括东三省在内,也只是小半。这又是一种情形。完整区域当然是重要的,应集大力去经营,不但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文化方面也要紧。敌人已将我们过去的文化中心变为文化落后区域,而我们则要将过去的文化落后区域变为文化中心。同时,敌后广大游击区的经营也是非常之要紧的,也应把它们的各方面发展起来,也应发展其文化工作。总起来看,中国将是大块的乡村变为进步和光明的地区,而小块的敌占区,尤其是大城市,将暂时地变为落后和黑暗的地区。
(五六)这样看来,长期而又广大的抗日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犬牙交错的战争,这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这个战争,不但将影响到中日两国,大大推动两国的进步,而且将影响到世界,推动各国首先是印度等被压迫民族的进步。全中国人都应自觉地投入这个犬牙交错的战争中去,这就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是半殖民地大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和四十年代举行的解放战争的特殊的形态。

为永久和平而战

(五七)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性同争取中国和世界的永久和平,是不能分离的。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像今天一样,战争是接近于永久和平的。由于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二十年前的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在过去历史上是空前的,但还不是绝后的战争。只有目前开始了的战争,接近于最后战争,就是说,接近于人类的永久和平。目前世界上已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进入了战争,你们看,一个意大利,又一个日本,一个阿比西尼亚,又一个西班牙,再一个中国。参加战争的这些国家共有差不多六万万人口,几乎占了全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目前的战争的特点是无间断和接近永久和平的性质。为什么无间断?意大利同阿比西尼亚打了之后,接着意大利同西班牙打,德国也搭了股份,接着日本又同中国打。还要接着谁呢?无疑地要接着希特勒同各大国打。“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一点也不错。目前的战争发展到世界大战之间,是不会间断的,人类的战争灾难不可避免。为什么又说这次战争接近于永久和平?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我们可以预见这次战争的结果,将不是资本主义的获救,而是它的走向崩溃。这次战争,将比二十年前的战争更大,更残酷,一切民族将无可避免地卷入进去,战争时间将拖得很长,人类将遭受很大的痛苦。但是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世界人民觉悟程度的提高,这次战争中无疑将出现伟大的革命战争,用以反对一切反革命战争,而使这次战争带着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即使尔后尚有一个战争时期,但是已离世界的永久和平不远了。人类一经消灭了资本主义,便到达永久和平的时代,那时候便再也不要战争了。那时将不要军队,也不要兵船,不要军用飞机,也不要毒气。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战争,是这个为永久和平而战的战争的一部分。占着五万万以上人口的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在这个战争中将占着重要的地位,中华民族的解放将从这个战争中得来。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中国,是和将来的被解放了的新世界不能分离的。因此,我们的抗日战争包含着为争取永久和平而战的性质。
(五八)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前一类战争,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是为着帝国主义利益而战,所以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坚决地反对那一次战争。反对的方法,在战争未爆发前,极力阻止其爆发;既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日本的战争是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全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都应该反对,也正在反对。我们中国,则从人民到政府,从共产党到国民党,一律举起了义旗,进行了反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我们的战争是神圣的、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不但求一国的和平,而且求世界的和平,不但求一时的和平,而且求永久的和平。欲达此目的,便须决一死战,便须准备着一切牺牲,坚持到底,不达目的,决不停止。牺牲虽大,时间虽长,但是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世界,已经鲜明地摆在我们的前面。我们从事战争的信念,便建立在这个争取永久和平和永久光明的新中国和新世界的上面。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为了这个目的,人类大多数应该拿出极大的努力。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

能动性在战争中

(五九)以上说的,都是说明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的“是什么”和“不是什么”。以下,将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怎样进行持久战和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这就是以下要答复的问题。为了这个,我们将依次说明下列的问题:能动性在战争中,战争和政治,抗战的政治动员,战争的目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歼灭战,消耗战,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抗日战争的决战问题,兵民是胜利之本。我们现在就从能动性问题说起吧。
(六O)我们反对主观地看问题,说的是一个人的思想,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是空想,是假道理,如果照了做去,就要失败,故须反对它。但是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
(六一)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六二)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和政治

(六三)“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六四)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六五)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抗日的政治动员

(六六)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这种情形必须改变,不然,拚死活的战争就得不到胜利。决不可以再输敌人一着,相反,要大大地发挥这一着去制胜敌人。这一着是关系绝大的;武器等等不如人尚在其次,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要胜利又忽视政治动员,叫做“南其辕而北其辙”,结果必然取消了胜利。
(六七)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现在已经有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又有了一个《抗战建国纲领》 ,应把它们普及于军队和人民,并动员所有的军队和人民实行起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其次,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现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有的一些,沧海一粟,而且方法不合民众口味,神气和民众隔膜,必须切实地改一改。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战 争 的 目 的

(六八)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古代战争,用矛用盾:矛是进攻的,为了消灭敌人;盾是防御的,为了保存自己。直到今天的武器,还是这二者的继续。轰炸机、机关枪、远射程炮、毒气,是矛的发展;防空掩蔽部、钢盔、水泥工事、防毒面具,是盾的发展。坦克,是矛盾二者结合为一的新式武器。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但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退却,属于防御一类,是防御的继续;而追击,则是进攻的继续。应该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因此,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战争实际中,虽有许多时候以防御为主,而在其余时候以进攻为主,然而通战争的全体来看,进攻仍然是主要的。
(六九)怎样解释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呢?岂非与“保存自己”相矛盾?不相矛盾,是相反相成的。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要付代价的,有时是极大的代价。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我们说,基本上为着消灭敌人的进攻手段中,同时也含了保存自己的作用,理由就在这里。防御必须同时有进攻,而不应是单纯的防御,也是这个道理。
(七O)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射击原则的“荫蔽身体,发扬火力”是什么意思呢?前者为了保存自己,后者为了消灭敌人。因为前者,于是利用地形地物,采取跃进运动,疏开队形,种种方法都发生了。因为后者,于是扫清射界,组织火网,种种方法也发生了。战术上的突击队、钳制队、预备队,第一种为了消灭敌人,第二种为了保存自己,第三种准备依情况使用于两个目的——或者增援突击队,或者作为追击队,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增援钳制队,或者作为掩护队,都是为了保存自己。照这样,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原则,一切技术、战术、战役、战略行动,一点也离不开战争的目的,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七一)抗日战争的各级指导者,不能离开中日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这个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两国之间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展开于战争的行动中,就变成互相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斗争。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在于力求每战解除敌人一部分武装,损伤敌人一部分人马器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达到最后驱敌出国,保卫祖国,建设新中国的政治目的。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

(七二)现在来研究抗日战争中的具体的战略方针。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针。怎样具体地进行持久战呢?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我们的答复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七三)由于日本是帝国主义的强国,我们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日本是采取战略进攻方针的,我们则居于战略防御地位。日本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应自觉地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日本用其战斗力颇强的几十个师团的陆军(目前已到了三十个师团)和一部分海军,从陆海两面包围和封锁中国,又用空军轰炸中国。目前日本的陆军已占领从包头到杭州的长阵线,海军则到了福建广东,形成了大范围的外线作战。我们则处于内线作战地位。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这是一方面的情形。
(七四)然而在另一方面,则适得其反。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这里就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第一,敌以少兵临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由是,在其占领区域,则空出了广大地面无法占领,这就给了中国游击战争以广大活动的地盘。在全国,即使敌能占领广州、武汉、兰州之线及其附近的地区,但以外的地区是难于占领的,这就给了中国以进行持久战和争取最后胜利的总后方和中枢根据地。第二,敌以少兵临多兵,便处于多兵的包围中。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人,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于是敌之战略作战上的外线和进攻,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不得不变成内线和防御。我之战略作战上的内线和防御,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就变成了外线和进攻。对其一路如此,对其他路也是如此。以上两点,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又由于敌兵虽少,乃是强兵(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我兵虽多,乃是弱兵(也仅是武器和人员的教养程度,不是士气),因此,在战役和战斗的作战上,我不但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须采取速决战的方针。为了实行速决,一般应不打驻止中之敌,而打运动中之敌。我预将大兵荫蔽集结于敌必经通路之侧,乘敌运动之际,突然前进,包围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打得好,可能全部或大部或一部消灭他;打不好,也给他一个大的杀伤。一战如此,他战皆然。不说多了,每个月打得一个较大的胜仗,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这样,我之战略的持久战,到战场作战就变成速决战了。敌之战略的速决战,经过许多战役和战斗的败仗,就不得不改为持久战。
(七五)上述这样的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如果战役和战斗方针也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例如抗战初起时期之所为,那就完全不适合敌小我大、敌强我弱这两种情况,那就决然达不到战略目的,达不到总的持久战,而将为敌人所击败。所以,我们历来主张全国组成若干个大的野战兵团,其兵力针对着敌人每个野战兵团之兵力而二倍之、三倍之或四倍之,采用上述方针,与敌周旋于广大战场之上。这种方针,不但是正规战争用得着,游击战争也用得着,而且必须要用它。不但适用于战争的某一阶段,而且适用于战争的全过程。战略反攻阶段,我之技术条件增强,以弱敌强这种情况即使完全没有了,我仍用多兵从外线采取速决的进攻战,就更能收大批俘获的成效。例如我用两个或三个或四个机械化的师对敌一个机械化的师,更能确定地消灭这个师。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的真理。
(七六)如果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
(七七)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

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

(七八)上面说过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中心点在于一个进攻;外线是说的进攻的范围,速决是说的进攻的时间,所以叫它做“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是实行持久战的最好的方针,也即是所谓运动战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我们现在就来研究这三个问题。
(七九)前面已说过了自觉的能动性,为什么又说主动性呢?自觉的能动性,说的是自觉的活动和努力,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种人的特点,特别强烈地表现于战争中,这些是前面说过了的。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一个士兵被缴械,是这个士兵失了行动自由被迫处于被动地位的结果。一个军队的战败,也是一样。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我们提出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以及为了实现这种进攻战的灵活性、计划性,可以说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以便逼敌处于被动地位,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之目的。但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下面就来分析这几点。
(八O)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战略的主动地位,自然以战略的进攻战为较能掌握和发挥,然而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主动地位,即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绝对劣势才有可能。一个身体壮健者和一个重病患者角斗,前者便有绝对的主动权。如果日本没有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例如它能一下出几百万至一千万大兵,财源比现在多过几倍,又没有民众和外国的敌对,又不实行野蛮政策招致中国人民拚死命反抗,那它便能保持一种绝对的优势,它便有一种贯彻始终和普及各地的绝对的主动权。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事情,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屈服的前夜,这时协约国变成了绝对优势,德国则变成了绝对劣势,结果德国失败,协约国获胜,这是战争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又如台儿庄胜利的前夜,这时当地孤立的日军经过苦战之后,已处于绝对的劣势,我军则造成了绝对的优势,结果敌败我胜,这是战役结局存在着绝对的优势和劣势之例。战争或战役也有以相对的优劣或平衡状态而结局的,那时,在战争则出现妥协,在战役则出现对峙。但一般是以绝对的优劣而分胜负居多数。所有这些,都是战争或战役的结局,而非战争或战役的开头。中日战争的最后结局,可以预断,日本将以绝对劣势而失败,中国将以绝对优势而获胜;但是在目前,则双方的优劣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日本因其具有强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这个有利因素,对于我们弱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占了优势,因而造成了它的主动权的基础。但是因为它的军力等等数量不多,又有其他许多不利因素,它的优势便为它自己的矛盾所减杀。及到中国,又碰到了中国的地大、人多、兵多和坚强的民族抗战,它的优势再为之减杀。于是在总的方面,它的地位就变成一种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中国方面,虽然在力量的强度上是劣势,因此造成了战略上的某种被动姿态,但是在地理、人口和兵员的数量上,并且又在人民和军队的敌忾心和士气上,却处于优势,这种优势再加上其他的有利因素,便减杀了自己军力、经济力等的劣势的程度,使之变为战略上的相对的劣势。因而也减少了被动的程度,仅处于战略上的相对的被动地位。然而被动总是不利的,必须力求脱离它。军事上的办法,就是坚决地实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和发动敌后的游击战争,在战役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中取得许多局部的压倒敌人的优势和主动地位。通过这样许多战役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就能逐渐地造成战略的优势和战略的主动地位,战略的劣势和被动地位就能脱出了。这就是主动和被动之间、优势和劣势之间的相互关系。
(八一)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关系。如上所述,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就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为什么呢?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我们承认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错误由于对彼己的无知,战争的特性也使人们在许多的场合无法全知彼己,因此产生了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的不确实性,产生了错误和失败。然而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先之以各种侦察手段,继之以指挥员的聪明的推论和判断,减少错误,实现一般的正确指导,是做得到的。我们有了这个“一般地正确的指导”做武器,就能多打胜仗,就能变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这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之间的关系。
(八二)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由此可知,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八三)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山上,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什么是不意?就是无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我们说运动之敌好打,就是因为敌在不意即无准备中。这两件事——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以不意的攻击,即是以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要做到这些,先决条件是优越的民众组织。因此,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代的中国红军,以弱小的军力而常打胜仗,得力于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了的民众是非常之大的。民族战争照规矩应比土地革命战争更能获得广大民众的援助;可是因为历史的错误,民众是散的,不但仓卒难为我用,且时为敌人所利用。只有坚决地广泛地发动全体的民众,方能在战争的一切需要上给以无穷无尽的供给。在这个给敌以错觉和给敌以不意以便战而胜之的战争方法上,也就一定能起大的作用。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所有这些,也都是主动或被动和主观指导之间的相互关系。战胜日本是少不了这种主观指导的。
(八四)大抵日本在其进攻阶段中,因其军力之强和利用我之主观上的历史错误和现时错误,它是一般地处于主动地位的。但是这种主动,已随其本身带着许多不利因素及其在战争中也犯了些主观错误(详论见后),与乎我方具备着许多有利因素,而开始了部分的减弱。敌之在台儿庄失败和山西困处,就是显证。我在敌后游击战争的广大发展,则使其占领地的守军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虽则敌人此时还在其主动的战略进攻中,但他的主动将随其战略进攻的停止而结束。敌之兵力不足,没有可能作无限制的进攻,这是他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一个根源。我之战役的进攻战,在敌后的游击战争及其他条件,这是他不能不停止进攻于一定限度和不能继续保持主动地位的第二个根源。苏联的存在及其他国际变化,是第三个根源。由此可见,敌人的主动地位是有限制的,也是能够破坏的。中国如能在作战方法上坚持主力军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猛烈地发展敌后的游击战争,并从政治上大大地发动民众,我之战略主动地位便能逐渐树立起来。
(八五)现在来说灵活性。灵活性是什么呢?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实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实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八六)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懂得这些战术是容易的,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就不容易了。这里有时机、地点、部队三个关节。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于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例如进攻某一运动中之敌,打早了,暴露了自己,给了敌人以预防条件;打迟了,敌已集中驻止,变为啃硬骨头。这就是时机问题。突击点选在左翼,恰当敌之弱点,容易取胜;选在右翼,碰在敌人的钉子上,不能奏效。这就是地点问题。以我之某一部队执行某种任务,容易取胜;以另一部队执行同样任务,难于收效。这就是部队情况问题。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是灵活性的指挥之重要任务。战斗指挥如此,战役和战略指挥也是如此。
(八七)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基于这种运用之妙,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能较多地取得胜利,就能转变敌我优劣形势,就能实现我对于敌的主动权,就能压倒敌人而击破之,而最后胜利就属于我们了。
(八八)现在来说计划性。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战争没有绝对的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近代技术(有线电、无线电、飞机、汽车、铁道、轮船等)的发达,又使战争的计划性增大了可能。但由于战争只有程度颇低和时间颇暂的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很难完全和固定,它随战争的运动(或流动,或推移)而运动,且依战争范围的大小而有程度的不同。战术计划,例如小兵团和小部队的攻击或防御计划,常须一日数变。战役计划,即大兵团的行动计划,大体能终战役之局,但在该战役内,部分的改变是常有的,全部的改变也间或有之。战略计划,是基于战争双方总的情况而来的,有更大的固定的程度,但也只在一定的战略阶段内适用,战争向着新的阶段推移,战略计划便须改变。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也即是战争灵活性的具体的实施,也即是实际的运用之妙。抗日战争的各级指挥员,对此应当加以注意。
(八九)有些人,基于战争的流动性,就从根本上否认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之相对的固定性,说这样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如上条所述,我们完全承认:由于战争情况之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或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地固定的战争计划或方针;否认了这点,就否认了一切,连战争本身,连说话的人,都否认了。由于战争的情况和行动都有其相对的固定性,因而应之而生的战争计划或方针,也就必须拿相对的固定性赋予它。例如,由于华北战争的情况和八路军分散作战的行动有其在一定阶段内的固定性,因而在这一定阶段内赋予相对的固定性于八路军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种战略的作战方针,是完全必要的。战役方针,较之上述战略方针适用的时间要短促些,战术方针更加短促,然而都有其一定时间的固定性。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没有人否认,就是在某一一定时间内适用的方针,它也是在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和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制的,即流动于执行这一方针的各种不同的战争行动的范围中,而不是这一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流动,即是说,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这种根本性质,在一定时间内是决不流动的,我们所谓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性,就是指的这一点。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
(九O)在说过了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又说过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之后,我们可以总起来说几句。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战争计划即战略战术的具体运用,要带灵活性,使之能适应战争的情况。要处处照顾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以便改变敌我之间的形势。而一切这些,都表现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同时也就表现于战略上的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之中。

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

(九一)作为战争内容的战略内线、战略持久、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在战争形式上就表现为运动战。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上面,从事于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形式。同时,也把为了便利于执行这种进攻战而在某些必要时机执行着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包括在内,并且也把起辅助作用的阵地攻击和阵地防御包括在内。它的特点是:正规兵团,战役和战斗的优势兵力,进攻性和流动性。
(九二)中国版图广大,兵员众多,但军队的技术和教养不足;敌人则兵力不足,但技术和教养比较优良。在此种情形下,无疑地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而以其他形式辅助之,组成整个的运动战。在这里,要反对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同时也要反对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
(九三)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然而,这和韩复榘式的逃跑主义是没有相同之点的。战争的基本要求是:消灭敌人;其另一要求是:保存自己。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因此,运动战决不能被韩复榘一类人所借口,决不是只有向后的运动,没有向前的运动;这样的“运动”,否定了运动战的基本的进攻性,实行的结果,中国虽大,也是要被“运动”掉的。
(九四)然而另一种思想也是不对的,即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我们主张以战役和战斗上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为内容的运动战,其中包括了辅助作用的阵地战,又包括了“运动性的防御”和退却,没有这些,运动战便不能充分地执行。拚命主义是军事上的近视眼,其根源常是惧怕丧失土地。拚命主义者不知道运动战的特点之一是其流动性,不但许可而且要求野战军的大踏步的进退。积极方面,为了陷敌于不利而利于我之作战,常常要求敌人在运动中,并要求有利于我之许多条件,例如有利的地形、好打的敌情、能封锁消息的居民、敌人的疲劳和不意等。这就要求敌人的前进,虽暂时地丧失部分土地而不惜。因为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是全部地永久地保存土地和恢复土地的代价。消极方面,凡被迫处于不利地位,根本上危及军力的保存时,应该勇敢地退却,以便保存军力,在新的时机中再行打击敌人。拚命主义者不知此理,明明已处于确定了的不利情况,还要争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不但城和地俱失,军力也不能保存。我们历来主张“诱敌深入”,就是因为这是战略防御中弱军对强军作战的最有效的军事政策。
(九五)抗日战争的作战形式中,主要的是运动战,其次就要算游击战了。我们说,整个战争中,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是辅助的,说的是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的责任。但这不是说: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不重要。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长期的残酷的战争中间,游击战不停止于原来地位,它将把自己提高到运动战。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至于就游击战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空前广大和空前持久的意义说来,它的战略地位是更加不能轻视的了。因此,在中国,游击战的本身,不只有战术问题,还有它的特殊的战略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里面已经说到了。前面说过,抗日战争三个战略阶段的作战形式,第一阶段,运动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和阵地战是辅助的。第二阶段,则游击战将升到主要地位,而以运动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三阶段,运动战再升为主要形式,而辅之以阵地战和游击战。但这个第三阶段的运动战,已不全是由原来的正规军负担,而将由原来的游击军从游击战提高到运动战去担负其一部分,也许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从三个阶段来看,中国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它将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为此缘故,在全国的数百万正规军中间,至少指定数十万人,分散于所有一切敌占地区,发动和配合民众武装,从事游击战争,是完全必要的。被指定的军队,要自觉地负担这种神圣任务,不要以为少打大仗,一时显得不像民族英雄,降低了资格,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游击战争没有正规战争那样迅速的成效和显赫的名声,但是“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在长期和残酷的战争中,游击战争将表现其很大的威力,实在是非同小可的事业。并且正规军分散作游击战,集合起来又可作运动战,八路军就是这样做的。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反对这个方针的人们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九六)防御的和攻击的阵地战,在中国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一般都不能执行,这也就是我们表现弱的地方。再则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阵地战就不能用为重要手段,更不待说用为主要手段。然而在战争的第一第二两阶段中,包括于运动战范围,而在战役作战上起其辅助作用的局部的阵地战,是可能的和必要的。为着节节抵抗以求消耗敌人和争取余裕时间之目的,而采取半阵地性的所谓“运动性的防御”,更是属于运动战的必要部分。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以便在战略反攻阶段中能够充分地执行阵地攻击的任务。战略反攻阶段,无疑地将提高阵地战的地位,因为那时敌人将坚守阵地,没有我之有力的阵地攻击以配合运动战,将不能达到收复失地之目的。虽然如此,第三阶段中,我们仍须力争以运动战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因为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临到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期以后西欧地区那样的阵地战,就死了一大半。然而在广大版图的中国境内作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方面又还保存着技术贫弱这种情况,“把战争从壕沟里解放”的事,就自然出现。就在第三阶段,中国技术条件虽已增进,但仍不见得能够超过敌人,这样也就被逼着非努力讲求高度的运动战,不能达到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将不会以阵地战为主要形式,主要和重要的形式是运动战和游击战。在这些战争形式中,战争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能够得到充分地发挥的机会,这又是我们不幸中的幸事啊!

消耗战,歼灭战

(九七)前头说过,战争本质即战争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然而达此目的的战争形式,有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实现时的效果就有程度的不同,因而一般地有所谓消耗战和歼灭战之别。
(九八)我们首先可以说,抗日战争是消耗战,同时又是歼灭战。为什么?敌之强的因素尚在发挥,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依然存在,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就不能有效地迅速地减杀其强的因素,破坏其优势和主动。我之弱的因素也依然存在,战略上的劣势和被动还未脱离,为了争取时间,加强国内国际条件,改变自己的不利状态,没有战役和战斗的歼灭战,也不能成功。因此,战役的歼灭战是达到战略的消耗战之目的的手段。在这点上说,歼灭战就是消耗战。中国之能够进行持久战,用歼灭达到消耗是主要的手段。
(九九)但达到战略消耗目的的,还有战役的消耗战。大抵运动战是执行歼灭任务的,阵地战是执行消耗任务的,游击战是执行消耗任务同时又执行歼灭任务的,三者互有区别。在这点上说,歼灭战不同于消耗战。战役的消耗战,是辅助的,但也是持久作战所需要的。
(一OO)从理论上和需要上说来,中国在防御阶段中,应该利用运动战之主要的歼灭性,游击战之部分的歼灭性,加上辅助性质的阵地战之主要的消耗性和游击战之部分的消耗性,用以达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相持阶段中,继续利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歼灭性和消耗性,再行大量地消耗敌人。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使战局持久,逐渐地转变敌我形势,准备反攻的条件。战略反攻时,继续用歼灭达到消耗,以便最后地驱逐敌人。
(一O一)但是在事实上,十个月的经验是,许多甚至多数的运动战战役,打成了消耗战;游击战之应有的歼灭作用,在某些地区,也还未提到应有的程度。这种情况的好处是,无论如何我们总算消耗了敌人,对于持久作战和最后胜利有其意义,我们的血不是白流的。然而缺点是:一则消耗敌人的不足;二则我们自己不免消耗的较多,缴获的较少。虽然应该承认这种情况的客观原因,即敌我技术和兵员教养程度的不同,然而在理论上和实际上,无论如何也应该提倡主力军在一切有利场合努力地执行歼灭战。游击队虽然为了执行许多具体任务,例如破坏和扰乱等,不能不进行单纯的消耗战,然而仍须提倡并努力实行在战役和战斗之一切有利场合的歼灭性的作战,以达既能大量消耗敌人又能大量补充自己之目的。
(一O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所谓外线,所谓速决,所谓进攻,与乎运动战之所谓运动,在战斗形式上,主要地就是采用包围和迂回战术,因而便须集中优势兵力。所以,集中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是实施运动战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之必要条件。然而一切这些,都是为着歼灭敌人之目的。
(一O三)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我军对之杀伤甚多、俘虏甚少的现象,主要原因在此。这一点,过去许多人是估计不足的。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首先需要我们重视这一特点,然后耐心地有计划地从政治上、国际宣传上、日本人民运动上多方面地向着这一点进行工作;而军事上的歼灭战,也是方法之一。在这里,悲观主义者可以据之引向亡国论,消极的军事家又可以据之反对歼灭战。我们则相反,我们认为日本军队的这种长处是可以破坏的,并且已在开始破坏中。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之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在作战上讲,十个月的经验证明歼灭是可能的,平型关、台儿庄等战役就是明证。日本军心已在开始动摇,士兵不了解战争目的,陷于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的包围中,冲锋的勇气远弱于中国兵等等,都是有利于我之进行歼灭战的客观的条件,这些条件并将随着战争之持久而日益发展起来。在以歼灭战破坏敌军的气焰这一点上讲,歼灭又是缩短战争过程提早解放日本士兵和日本人民的条件之一。世界上只有猫和猫做朋友的事,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事。
(一O四)另一方面,应该承认在技术和兵员教养的程度上,现时我们不及敌人。因而最高限度的歼灭,例如全部或大部俘获的事,在许多场合特别是在平原地带的战斗中,是困难的。速胜论者在这点上面的过分要求,也属不对。抗日战争的正确要求应该是:尽可能的歼灭战。在一切有利的场合,每战集中优势兵力,采用包围迂回战术——不能包围其全部也包围其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全部也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不能俘获所包围之一部也大量杀伤所包围之一部。而在一切不利于执行歼灭战的场合,则执行消耗战。对于前者,用集中兵力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兵力的原则。在战役的指挥关系上,对于前者,用集中指挥的原则;对于后者,用分散指挥的原则。这些,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

乘敌之隙的可能性

(一O五)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从战略和战役上说来,敌人在十个月侵略战争中,已经犯了许多错误。计其大者有五。一是逐渐增加兵力。这是由于敌人对中国估计不足而来的,也有他自己兵力不足的原因。敌人一向看不起我们,东四省得了便宜之后,加之以冀东、察北的占领,这些都算作敌人的战略侦察。他们得来的结论是:一盘散沙。据此以为中国不值一打,而定出所谓“速决”的计划,少少出点兵力,企图吓溃我们。十个月来,中国这样大的团结和这样大的抵抗力,他们是没有料到的,他们把中国已处于进步时代,中国已存在着先进的党派、先进的军队和先进的人民这一点忘掉了。及至不行,就逐渐增兵,由十几个师团一次又一次地增至三十个。再要前进,非再增不可。但由于同苏联对立,又由于人财先天不足,所以日本的最大的出兵数和最后的进攻点都不得不受一定的限制。二是没有主攻方向。台儿庄战役以前,敌在华中、华北大体上是平分兵力的,两方内部又各自平分。例如华北,在津浦、平汉、同蒲三路平分兵力,每路伤亡了一些,占领地驻守了一些,再前进就没有兵了。台儿庄败仗后,总结了教训,把主力集中徐州方向,这个错误算是暂时地改了一下。三是没有战略协同。敌之华中、华北两集团中,每一集团内部是大体协同的,但两集团间则很不协同。津浦南段打小蚌埠时,北段不动;北段打台儿庄时,南段不动。两处都触了霉头之后,于是陆军大臣来巡视了,参谋总长来指挥了,算是暂时地协调了一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和军阀内部存在着颇为严重的矛盾,这种矛盾正在向前发展着,战争的不协同是其具体表现之一。四是失去战略时机。这点显著地表现在南京、太原两地占领后的停顿,主要的是因为兵力不足,没有战略追击队。五是包围多歼灭少。台儿庄战役以前,上海、南京、沧州、保定、南口、忻口、临汾诸役,击破者多,俘获者少,表现其指挥的笨拙。这五个——逐渐增加兵力,没有主攻方向,没有战略协同,失去时机,包围多歼灭少,是台儿庄战役以前日本指挥的不行之点。台儿庄战役以后,虽已改了一些,然根据其兵力不足和内部矛盾诸因素,求不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且得之于此者,又失之于彼。例如,将华北兵力集中于徐州,华北占领地就出了大空隙,给予游击战争以放手发展的机会。以上是敌人自己弄错,不是我们使之错的。我们方面,尚可有意地制造敌之错误,即用自己聪明而有效的动作,在有组织的民众掩护之下,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就我范围,例如声东击西之类,这件事的可能性前面已经说过了。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虽然我们不应把这点作为我之战略计划的重要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才是可靠的做法。而且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然而敌之指挥错误,是事实上已经存在过,并且还要发生的,又可因我之努力制造出来的,都足供我之利用,抗日将军们应该极力地捉住它。敌人的战略战役指挥许多不行,但其战斗指挥,即部队战术和小兵团战术,却颇有高明之处,这一点我们应该向他学习。

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

(一O六)抗日战争中的决战问题应分为三类: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抗日战争不同于其他许多战争的特点,又表现在这个决战问题上。在第一第二阶段,敌强我弱,敌之要求在于我集中主力与之决战。我之要求则相反,在选择有利条件,集中优势兵力,与之作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上的决战,例如平型关、台儿庄以及许多的其他战斗;而避免在不利条件下的无把握的决战,例如彰德等地战役所采的方针。拚国家命运的战略的决战则根本不干,例如最近之徐州撤退。这样就破坏了敌之“速决”计划,不得不跟了我们干持久战。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急性病的速胜论者熬不过持久战的艰难路程,企图速胜,一到形势稍为好转,就吹起了战略决战的声浪,如果照了干去,整个的抗战要吃大亏,持久战为之葬送,恰恰中了敌人的毒计,实在是下策。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现在也应这样干。
(一O七)不怕人家骂“不抵抗”吗?不怕的。根本不战,与敌妥协,这是不抵抗主义,不但应该骂,而且完全不许可的。坚决抗战,但为避开敌人毒计,不使我军主力丧于敌人一击之下,影响到抗战的继续,一句话,避免亡国,是完全必需的。在这上面发生怀疑,是战争问题上的近视眼,结果一定和亡国论者走到一伙去。我们曾经批评了所谓“有进无退”的拚命主义,就是因为这种拚命主义如果成为一般的风气,其结果就有使抗战不能继续,最后引向亡国的危险。
(一O八)我们主张一切有利条件下的决战,不论是战斗的和大小战役的,在这上面不容许任何的消极。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只有这种决战才能达到目的,每个抗日军人均须坚决地去做。为此目的,部分的相当大量的牺牲是必要的,避免任何牺牲的观点是懦夫和恐日病患者的观点,必须给以坚决的反对。李服膺、韩复榘等逃跑主义者的被杀,是杀得对的。在战争中提倡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是在正确的作战计划下绝对必要的东西,是同持久战和最后胜利不能分离的。我们曾经严厉地指斥了所谓“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拥护严格纪律的执行,就是因为只有这种在正确计划下的英勇决战,才能战胜强敌;而逃跑主义,则是亡国论的直接支持者。
(一O九)英勇战斗于前,又放弃土地于后,不是自相矛盾吗?这些英勇战斗者的血,不是白流了吗?这是非常不妥当的发问。吃饭于前,又拉屎于后,不是白吃了吗?睡觉于前,又起床于后,不是白睡了吗?可不可以这样提出问题呢?我想是不可以的。吃饭就一直吃下去,睡觉就一直睡下去,英勇战斗就一直打到鸭绿江,这是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幻想,在实际生活里是不存在的。谁人不知,为争取时间和准备反攻而流血战斗,某些土地虽仍不免于放弃,时间却争取了,给敌以歼灭和给敌以消耗的目的却达到了,自己的战斗经验却取得了,没有起来的人民却起来了,国际地位却增长了。这种血是白流的吗?一点也不是白流的。放弃土地是为了保存军力,也正是为了保存土地;因为如不在不利条件下放弃部分的土地,盲目地举行绝无把握的决战,结果丧失军力之后,必随之以丧失全部的土地,更说不到什么恢复失地了。资本家做生意要有本钱,全部破产之后,就不算什么资本家。赌汉也要赌本,孤注一掷,不幸不中,就无从再赌。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战争也是一样,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
(一一O)我想,即在战略反攻阶段的决战亦然。那时虽然敌处劣势,我处优势,然而仍适用“执行有利决战,避免不利决战”的原则,直至打到鸭绿江边,都是如此。这样,我可始终立于主动,一切敌人的“挑战书”,旁人的“激将法”,都应束之高阁,置之不理,丝毫也不为其所动。抗日将军们要有这样的坚定性,才算是勇敢而明智的将军。那些“一触即跳”的人们,是不足以语此的。第一阶段我处于某种程度的战略被动,然在一切战役上也应是主动的,尔后任何阶段都应是主动。我们是持久论和最后胜利论者,不是赌汉们那样的孤注一掷论者。

兵民是胜利之本

(一一一)日本帝国主义处在革命的中国面前,是决不放松其进攻和镇压的,它的帝国主义本质规定了这一点。中国不抵抗,日本就不费一弹安然占领中国,东四省的丧失,就是前例。中国若抵抗,日本就向着这种抵抗力压迫,直至它的压力无法超过中国的抵抗力才停止,这是必然的规律。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野心是很大的,为了南攻南洋群岛,北攻西伯利亚起见,采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先打中国。那些认为日本将在占领华北、江浙一带以后适可而止的人,完全没有看到发展到了新阶段迫近了死亡界线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和历史上的日本不相同了。我们说,日本的出兵数和进攻点有一定的限制,是说:在日本一方面,在其力量基础上,为了还要举行别方面的进攻并防御另一方面的敌人,只能拿出一定程度的力量打中国打到它力所能及的限度为止;在中国一方面,又表现了自己的进步和顽强的抵抗力,不能设想只有日本猛攻,中国没有必要的抵抗力。日本不能占领全中国,然而在它一切力所能及的地区,它将不遗余力地镇压中国的反抗,直至日本的内外条件使日本帝国主义发生了进入坟墓的直接危机之前,它是不会停止这种镇压的。日本国内的政治只有两个出路:或者整个当权阶级迅速崩溃,政权交给人民,战争因而结束,但暂时无此可能;或者地主资产阶级日益法西斯化,把战争支持到自己崩溃的一天,日本走的正是这条路。除此没有第三条路。那些希望日本资产阶级中和派出来停止战争的,仅仅是一种幻想而已。日本的资产阶级中和派,已经作了地主和金融寡头的俘虏,这是多年来日本政治的实际。日本打了中国之后,如果中国的抗战还没有给日本以致命的打击,日本还有足够力量的话,它一定还要打南洋或西伯利亚,甚或两处都打。欧洲战争一起来,它就会干这一手;日本统治者的如意算盘是打得非常之大的。当然存在这种可能:由于苏联的强大,由于日本在中国战争中的大大削弱,它不得不停止进攻西伯利亚的原来计划,而对之采取根本的守势。然而在出现了这种情形之时,不是日本进攻中国的放松,反而是它进攻中国的加紧,因为那时它只剩下了向弱者吞剥的一条路。那时中国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的任务,就更加显得严重,更加不能丝毫懈气。
(一一二)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制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全国的团结和各方面较之过去有十百倍的进步。中国已处于进步的时代,并已有了伟大的团结,但是目前的程度还非常之不够。日本占地如此之广,一方面由于日本之强,一方面则由于中国之弱;而这种弱,完全是百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各种历史错误积累下来的结果,使得中国的进步因素限制在今天的状态。现在要战胜这样一个强敌,非有长期的广大的努力是不可能的。应该努力的事情很多,我这里只说最根本的两方面:军队和人民的进步。
(一一三)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把技术条件增强起来,没有这一点,是不能把敌人赶过鸭绿江的。军队的使用需要进步的灵活的战略战术,没有这一点,也是不能胜利的。然而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贯注,就不能达到真正的官长和士兵的一致,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我们说日本技术条件虽优,但它终必失败,除了我们给以歼灭和消耗的打击外,就是它的军心终必随着我们的打击而动摇,武器和兵员结合不稳。我们相反,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官兵一致的。在这上面,就有了一切抗日军队的政治工作的基础。军队应实行一定限度的民主化,主要地是废除封建主义的打骂制度和官兵生活同甘苦。这样一来,官兵一致的目的就达到了,军队就增加了绝大的战斗力,长期的残酷的战争就不患不能支持。
(一一四)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我们方面,军队须有源源不绝的补充,现在下面胡干的“捉兵法”、“买兵法” ,亟须禁止,改为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这样,要几百万人当兵都是容易的。抗日的财源十分困难,动员了民众,则财政也不成问题,岂有如此广土众民的国家而患财穷之理?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一一五)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一一六)当此保卫武汉等地成为紧急任务之时,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来支持战争,是十分严重的任务。保卫武汉等地的任务,毫无疑义必须认真地提出和执行。然而究竟能否确定地保卫不失,不决定于主观的愿望,而决定于具体的条件。政治上动员全军全民起来奋斗,是最重要的具体的条件之一。不努力于争取一切必要的条件,甚至必要条件有一不备,势必重蹈南京等地失陷之覆辙。中国的马德里在什么地方,看什么地方具备马德里的条件。过去是没有过一个马德里的,今后应该争取几个,然而全看条件如何。条件中的最基本条件,是全军全民的广大的政治动员。
(一一七)在一切工作中,应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因为只有这种方针才能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才能普遍地深入地改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才能发动全军全民的全部积极性,为保卫一切未失地区、恢复一切已失地区而战,才能争取最后胜利。
(一一八)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没有许多别的必要的东西固然也没有胜利,然而这是胜利的最基本的条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全军全民的统一战线,决不仅仅是几个党派的党部和党员们的统一战线;动员全军全民参加统一战线,才是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

结 论

(一一九)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在战争的过程中……使中国军队的装备逐渐加强起来。因此,中国能够在战争的后期从事阵地战,对于日本的占领地进行阵地的攻击。这样,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一九三六年七月与斯诺谈话)“中国的政治形势从此开始了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最中心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由于当前的抗战还存在着严重的弱点,所以在今后的抗战过程中,可能发生许多挫败、退却,内部的分化、叛变,暂时和局部的妥协等不利的情况。因此,应该看到这一抗战是艰苦的持久战。但我们相信,已经发动的抗战,必将因为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努力,冲破一切障碍物而继续地前进和发展。”(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这些就是结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一二O)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参考:毛泽东传、毛泽东选集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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