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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系统

消化系统

食管

食物进入嘴巴之后，就会开始进行消化过程。食物从胃被送入小肠后，各种各样的酶就开始消化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类、蛋白质和脂肪。酶能加快化学反应的速度（即具有催化作用）。酶能大大加快这些过程中各化学反应进行的速率，使代谢产生的物质和能量能满足生物体的需求。

糖

一、糖的好处1、提高食欲：糖可以刺激多巴胺释放，引发愉悦感和满足感，起到提高食欲的作用，改善不思饮食、厌食等现象。2、补充能量：糖属于一种热量比较高的碳水化合物，能够产生能量分子维持细胞功能，以及促进机体代谢正常运行。3、缓解压力：糖的口感可以起到稳定注意力的作用，同时糖分可以刺激神经递质释放多巴胺，使机体获得愉悦感、放松感。4、提升血糖：对于血糖比较低的人群，适量吃糖，比如冰糖、水果糖等，可以比较快的提升血糖，减轻血糖偏低引起全身无力、手颤、晕倒等现象。5、减轻疲劳：糖可以促进血糖回升，保持血糖平衡，还可以增加能量来源补充体力，此外还有刺激大脑奖励中枢的作用，能够辅助减轻身体和心理上的疲劳感。二、糖的坏处1、腐蚀牙齿：口腔中含有的细菌，可以将糖分分解成酸性成分，改变口腔微环境，腐蚀牙釉质，导致牙齿、龋坏、松动等。2、增加胃酸分泌量：过量摄入糖类可能会刺激胃黏膜，使胃酸分泌量增加，导致患者出现胃酸、胃有烧灼感等现象，严重的还可能引起胃酸反流。3、肥胖：糖属于一种高热量食物，长期过多摄入会导致葡萄糖在身体内过度堆积并转化为脂肪，造成脂肪含量增加，引起肥胖。4、提高糖尿病发生率：长期大量摄入高糖食物，容易引发胰岛素抵抗，导致胰岛细胞不敏感或者过度损伤，造成胰岛的功能下降诱发糖尿病。5、糖成瘾：糖不但可以补充能量使机体的疲劳感减轻，而且会刺激大脑促进多巴胺释放，引发愉悦感、轻松感，减轻精神压力，所以部分人群可能会对糖产生比较强的渴求感、依赖感，发生上瘾的现象。日常应控制糖的摄入量，如果已经出现血糖过高、肥胖等现象，建议及时到普内科就诊，采取相关干预措施。除了肥胖及糖尿病风险外，由于糖在体内会转换为血脂(脂肪)，吃糖过量也会造成高血脂及脂肪肝。

蛋白质

在人工合成氨基酸成功以前，氨基酸主要来源于蛋白质水解在化学中，氨基酸指的是结构中含有氨基（-NH2 ）和羧基（-COOH）的有机化合物。肉类中的蛋白质是完全蛋白质，可以提供人体所需的全部氨基酸种类，瘦猪肉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0%至17%，肥猪肉则只有2.2%；瘦牛肉为20%左右，肥牛肉为15.1%；瘦羊肉17.3%，肥羊肉9.3%；兔肉21.2%；鸡肉23.3%；鸭肉16.5%；鹅肉10.8%。肉类的蛋白质经过烹调，有一部分会散在肉汤中，也有一部分水解成氨基酸，溶于肉汤里，故烹调好的肉汤味道鲜美而富于营养。在人体中氨基酸中的氮元素以尿素循环的方式变成尿素随尿液或汗液排出体外。氨基酸的分解代谢主要在肝脏中进行。蛋白质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物质男性缺失蛋白质比女性缺失蛋白质更需要重视，男士一旦缺失蛋白质，会导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精子活力降低以及精子不液化造成男性不育。首先过多的动物蛋白质的摄入，就必然摄入较多的动物脂肪和胆固醇。一旦蛋白质在体内转化为脂肪，血液的酸性就会提高，这样就会消耗大量的钙质，结果储存在骨骼当中的钙质就被消耗了，使骨质变脆。肾脏要排泄进食的蛋白质，当分解蛋白质时会产生大量的氮素这样会增加肾脏的负担。人的身体由百兆亿个细胞组成，细胞可以说是生命的最小单位，它们处于永不停息的衰老、死亡、新生的新陈代谢过程中。例如年轻人的表皮28天更新一次，而胃黏膜两三天就要全部更新。所以一个人如果蛋白质的摄入、吸收、利用都很好，那么皮肤就是光泽而又有弹性的。反之，人则经常处于亚健康状态。组织受损后，包括外伤，不能得到及时和高质量的修补，便会加速肌体衰退。蛋白质是荷兰科学家格利特·马尔德在1838年发现的。他观察到有生命的东西离开了蛋白质就不能生存。医生习惯于看到个别病人的疾病，但未能相对考虑大量病例。在生物学中，蛋白质被解释为是由氨基酸借肽键联接起来形成的多肽，然后由多肽连接起来形成的物质。通俗易懂些说，它就是构成人体组织器官的支架和主要物质。蛋白质缺乏：成年人：肌肉消瘦、肌体免疫力下降、贫血，严重者将产生水肿。未成年人：生长发育停滞、贫血、智力发育差，视觉差。蛋白质过量：蛋白质在体内不能贮存，多了肌体无法吸收，过量摄入蛋白质，将会因代谢障碍产生蛋白质中毒甚至于死亡。人体对蛋白质的需要实际就是对氨基酸的需要。蛋白质在胃液消化酶的作用下，初步水解，在小肠中完成整个消化吸收过程。酸碱度对机体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对神经肌肉组织兴奋性的影响。在一定pH范围内，碱性增加，兴奋性提高，酸性增加，兴奋性降低。蛋白质在体内不能贮存，多了肌体无法吸收，过量摄入蛋白质，将会因代谢障碍产生蛋白质中毒甚至于死亡。人体没有为蛋白质设立储存仓库，如果一次食用过量的蛋白质，势必造成浪费。相反如食物中蛋白质不足时，青少年发育不良，成年人会感到乏力，体重下降，抗病力减弱。含蛋白质多的食物包括：牲畜的奶，如牛奶、羊奶、马奶等；据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动物性食品供应不足，每人每年只平均供应2千克肉，12.5千克奶和奶制品，2.5千克蛋。当时12岁学生平均身高只有137.8厘米。战后，日本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改善，动物性食品增多，每人每年食用肉达13千克，奶及奶制品25千克，蛋类15千克。1970年调查，12岁少年(少年食品)的身高已达147.1厘米，平均增高9.3厘米。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蛋白质食物(蛋白质食品)对少年儿童(儿童食品)增高所起的作用。因蛋白质缺乏而影响身高。身材越高大或年龄越小的人，需要的蛋白质越多。

脂肪

食物中的油性物质主要是油和脂肪。与糖类不同，脂肪所含的碳、氢的比例较高，而氧的比例较低，所以发热量比糖类高。脂肪组织是绝大多数脊椎动物特有的构造，可以使之一段时间不进食，而不会能量耗竭而死。食物中的脂肪在肠胃中消化，吸收后大部分又再度转变为脂肪。脂肪是细胞内良好的储能物质，主要提供热能；保护内脏，维持体温；协助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参与机体各方面的代谢活动等等。 由于脂肪不溶于水，这就允许细胞在储备脂肪的时候，不需同时储存大量的水，相同重量的脂肪比糖分解时释放的能量多得多。这就意味着，储存脂肪比储存糖划算。如果在保持总储能不变的情况下，将我们的脂肪换成糖，那么体重很可能至少会翻番，这取决于你的肥胖程度。我们的脊椎动物祖先，显然看中了脂肪作为超高能燃料的巨大好处，为此进化出了独特的脂肪细胞以及由此而来的脂肪组织，也埋下了今日我们肥胖的祸根。而吸脂手术后体重的迅速反弹，似乎在暗示，我们的身体能记住脂肪细胞的数量。我们的脂肪组织会向大脑通报储脂情况，如果储存过多，它们会大量释放一种称为瘦素的激素，知会大脑节制食欲，或许还会激发你运动的兴趣，反之它们则默不作声。脂肪肝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的病变。1．盐：应避免或减少吃过咸的食物，因为它会引致身体积存水分，令臀部和大腿的皮肤水肿。3．酒：喝酒过量对身体无益，因为酒精会令身体水分流失，而且很多人都忽略了酒其实含有很高的糖分，所以多喝容易致胖。如果你一向嗜好杯中物，应将喝酒的频率限制在每周三次以下，每次最多两杯。

碳水化合物

由于它所含的氢氧的比例为二比一，和水一样，故称为碳水化合物。上世纪70年代，心脏病专家罗伯特·阿特金斯博士证明碳水化合物含量高的食物会刺激胃口、增大食欲、使人发胖，而且还会诱发2型糖尿病。 阿金斯博士的实验还证明低碳水化合物饮食可以在短时间内促进体重下降。

消化管道和消化腺

消化系统由消化管和消化腺两部分组成。人体共有5个消化腺，分别为：唾液腺（分泌唾液、唾液淀粉酶将淀粉初步分解成麦芽糖）胃腺（分泌胃液、将蛋白质初步分解成多肽）、肝脏（分泌胆汁、储存在胆囊中将大分子的脂肪初步分解成小分子的脂肪，称为物理消化，也称作“乳化”）、胰腺（分泌胰液、胰液是对糖类，脂肪，蛋白质都有消化作用的消化液）、肠腺（分泌肠液、将麦芽糖分解成葡萄糖，将多肽分解成氨基酸，将小分子的脂肪分解成甘油和脂肪酸，也是对糖类，脂肪，蛋白质有消化作用的消化液）。食物味道是由舌表面的味蕾感知的，味觉相对较简单，仅能区别甜、酸、咸、鲜和苦味，而嗅觉要复杂得多，可以区别各种微小差异的气味。胰腺、肝脏和胆囊，它们用于提供一些消化液。食物在食管的推进不是靠重力，而是靠肌肉有节律地收缩和松弛，称为蠕动。食道粘膜在贲门处与胃粘膜相接。此处的食管下段括约肌能起到收紧胃上口的作用，在胃蠕动过程中防止胃内容物返入食道。一些婴儿在吃奶后平躺容易吐奶，其原因之一也是贲门肌肉比较薄弱。胃是储存食物的器官，可有节律地收缩，并使食物与酶混合。打嗝是指横膈膜不受控制地抽搐或突然运动。 如酒精和阿司匹林能从胃直接吸收，但仅能小量吸收。肠道通过蠕动来搅拌食物，使其与肠的分泌液混合，也有助于食物消化和吸收。位于十二指肠以下的其余小肠分为两部分，即空肠和回肠，前者主要负责脂肪和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小肠还释放小量的酶以消化蛋白、糖和脂肪。消化酶由胰腺腺泡产生。胰腺分泌的激素有三种：胰岛素，作用是降低血中糖（血糖）的水平；胰高血糖素，作用是升高血糖水平；生长抑素，抑制上述两种激素的释放。胆固醇要生理作用是促进脂类的消化吸收。肝脏产生的胆固醇占全身胆固醇的一半。通常，由于粪便储存于降结肠内，故直肠腔是空的。当降结肠装满后，粪便就会排入直肠，引起便意。消化腺包括唾液腺，胃腺，肝脏，胰腺，肠腺。其主要功能是分泌消化液，参与消化。大肠的主要功能是进一步吸收水分和电解质，形成、贮存和排泄粪便，吸收少量水、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大肠内无消化作用，仅具一定的吸收功能，吸收少量水、无机盐和部分维生素。

食道

位于气管之后，食管是条由肌肉组成的可膨胀的中空通道食管在平时是呈现扁平状，当有食物通过时便会扩大。主要功能将在口腔咀嚼后形成之食物泥团，借由蠕动分段输送至胃脏。舌头往上抬的同时，食物便会被舌头推送进咽部，此时咽部的软颚便会往上提，鼻子的入口便会被封闭，以防止食物鼻子逆流。再往喉咙深处推送时，便会来到会厌的上方，会厌会负责关闭气管的盖子，如此食物便不会流入气管中，并再进一步送入胃中，这些动作都是不自主的反射动作。舌头往上抬的同时，食物便会被舌头推送进咽部，此时咽部的软颚便会往上提，鼻子的入口便会被封闭，以防止食物鼻子逆流。再往喉咙深处推送时，便会来到会厌的上方，会厌会负责关闭气管的盖子，如此食物便不会流入气管中，并再进一步送入胃中，这些动作都是不自主的反射动作。食管的长短，在动物因颈部和胸部的长度而不同，一般鱼类的食管最短，爬行类较长，鸟类最长。

胃

胃是人类和其他脊椎动物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幽门是消化道的一部分，食物在胃中部分消化形成食糜，经由幽门进入十二指肠。幽门透过幽门括约肌调节食糜由胃进入十二指肠的速度，并限制直径大于2毫米的固体的通过。食物涌入胃内。食物有充分时间在胃内消化，缓慢地进入小肠。一般胃对于蛋白质不会吸收，对于其他例如糖类或脂类也不进行吸收作用，但会吸收少量的酒精和药剂。

小肠

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平均长达6-7米当肌肉处于松弛状态时（例如人死亡后），小肠的长度将明显增加。由于肌肉紧张程度不同，成人的小肠长度在6到7米之间，而在人在一般时，因为肌肉收缩使小肠的长度介于3-4米之间。十二指肠长度大约为12个手指的宽度总和（约24厘米）食物在小肠内停留的时间一般是3～8小时。小肠是化学消化过程的主要发生场所，大部分在小肠工作的消化酶都是由胰脏生成的，并通过胰管进入小肠。经过消化的食物现在可以透过肠壁通过扩散作用进入血液，大部分营养物质都将在小肠中得到吸收。绒毛上的表皮细胞将氨基酸和碳水化合物从小肠腔内运送至毛细管中，将脂质运送至乳糜管中。被吸收的营养物质将进入血管中并随血液流动被运送至身体的其他器官去制造如蛋白质等身体必需的复杂化合物。没有被消化和吸收的食物将会进入大肠。在空肠中会完成食物的最后消化阶段。

大肠

大肠，分为盲肠、阑尾、结肠、直肠和肛管，是对食物残渣中的水液进行吸收，而食物残渣自身形成粪便并有度排出的脏器。大肠接受小肠下传的食物残渣，吸收其中多余的水液，形成粪便。大肠吸收水液，参与体内的水液代谢，故说“大肠主津”。高体质量指数会增加患大肠息肉的风险，尤其是肥胖患者大肠息肉的患病风险更高。大肠的作用是从肠道内剩余的可消化物质中吸取水分与电解质。食物在大肠中大约需要16小时才可被消化，这个消化过程会把食物中水分以及剩余的可以吸收的所有营养物质全部吸收阑尾内主要是淋巴组织。当阑尾发生梗阻便有可能导致阑尾炎，阑尾可以通过手术摘除而不会给病人带来永久性的伤害。位于阑肠（即盲肠）的底端状似尾巴，故名。

呼吸系统

呼吸系统（respiratory system）由呼吸道和肺组成。呼吸道包括鼻、咽、喉、气管和支气管等。从鼻到各级支气管是负责传送气体，其中鼻腔有加温、湿润和清洁空气等作用，还能在发音时产生共鸣。人体借助于呼吸系统与外界进行气体交换，空气由呼吸道进入肺泡，空气中的氧气从肺泡进入毛细血管的血液，经循环送遍全身，供组织细胞利用。与此同时，组织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经血液循环运至肺部，通过呼吸系统排出体外。气温是影响呼吸系统疾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且气温和人群死亡或者发病的关系呈现J型或U型分布特征，在温度相对适宜的情况下死亡或者发病最少，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降低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除气温健康效应外，环境中的湿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人体暴露于极端湿度环境下同样也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当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时，颈动脉和主动脉的外周化学感受器以及骨髓的中枢化学感受器会感受到升高的信号，进而提升呼吸频率。运动也会肌肉运动知觉的动作、体温的升高、肾上腺素的释放和来自大脑的运动冲动使得呼吸频率得到提高。同时运动还能够提高肺活量。在气体被吸入到进入肺部的过程中，气体会被过滤，加温并加湿。气体交换时，身体也会达到酸碱的体内平衡。若无法进行气体交换，可能会出现二种极端的情形：会威胁生命的呼吸性酸中毒，以及呼吸性碱中毒。您的呼吸系统会加热空气以匹配您的体温。它滋润空气，使其达到身体所需的湿度水平。空气会振动您的声带，从而发出声音。吸入空气时，它的分子会通过你的嗅觉神经，嗅觉神经会向你的大脑发送关于某物气味的信息。过多的二氧化碳会降低血液的pH值，使其呈酸性。通过去除二氧化碳，您的呼吸系统有助于维持体内的酸碱平衡。您的呼吸系统还可以保护您的身体免受干燥空气和潜在有害颗粒的侵害。当您吸气时，鼻窦有助于调节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您的呼吸系统还可以保护您的身体免受干燥空气和潜在有害颗粒的侵害。当您吸气时，鼻窦有助于调节空气的温度和湿度。当您呼出过多或过少的二氧化碳时，就会发生呼吸性碱中毒和呼吸性酸中毒，从而改变血液中的酸碱平衡。面部、鼻子和喉咙的肌肉也有助于呼吸。颈部和锁骨的肌肉有助于吸气。

支气管

由于右肺分为上、中、下三叶，故右支气管较早分出一枝进入右肺上叶，即动脉上支气管，而后下行又分成两枝，分别进入右肺中、下叶。右主支气管粗而短，平均长2～3cm左主支气管细而长，平均长4～5cm纤毛不停地向喉口方向摆动，将粘液、灰尘和细菌一起推向喉腔。喉腔粘膜十分敏感，受到痰液的刺激便反射性地引起咳嗽，将痰液排出体外，即咳痰。

肺

肺是陆生动物和许多水生/半水生动物的呼吸系统中最关键的一个器官，用来吸入空气进行气体交换获得细胞呼吸必需的氧气。肺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一个让空气与血管接触互动的界面，使得空气中呈游离态的氧气可以扩散进入并溶解在血液中并通过循环系统输送到身体各处，同时将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从血液中渗除并排出到大气中。当空气通过口鼻和咽喉被吸入气管后，会通过气管和逐渐分化的支气管与小支气管最终到达肺泡，而肺泡和末梢小支气管的上皮细胞构建了成千上万个微小薄壁泡囊。这些总表面积巨大的泡囊周边密布毛细血管，从肺动脉流入的贫氧血液会在这里进行换气，在补充氧气并排掉二氧化碳后，通过肺静脉返回心脏。而换气后的空气则随后被反向呼出体外，身体随后开始下一轮的呼吸循环。

骨骼系统

提供支持、保护内部器官、协助运动以及储存矿物质等功能。骨骼的最主要功能，为支撑保持体形。骨骼也提供肌肉连接面，透过关节，协助肌肉产生运动。一些内骨骼更有在红骨髓内产生血液细胞的能力。人的耳和鼻由软骨定型。有些动物的骨骼完全由软骨构成而没有骨质化的骨软骨（cartilage）是脊椎动物特有的胚胎性骨骼，一种无血管组织，略带弹性的坚韧组织，在机体内起支持和保护作用。虽然牙齿中不包括其他骨骼中常见的组织，但牙齿仍视为是骨骼。男性的骨架一般会比女性要大，其骨骼也比较重。女性的胸骨一般也较宽且较短，其手腕一般也较细。女性的骨盆明显的和男性不同，这是和女性怀孕及生产有关，女性的骨盆较宽而且较浅，骨盆的出口较大，而骨盆的入口也较宽而较圆。男性耻骨之间的角度较较尖锐，因此会有较圆、较窄，形状接近心形的骨盆。若计入舌骨与中耳的听小骨，则头骨共有29块。头骨之功能为支持及保护脑部、脸部、感觉器官，并构成消化与呼吸系统的起始部。脊柱由椎骨组成，分为五段。成人脊柱一般包含26块骨骼，儿童则有34节椎骨。颈椎（cervical vertebrae）是脊椎的第一节。人类的颈椎位于颈部区域，一共有7块颈椎骨。腰椎（英语：lumbar vertebrae）是肋廓和骨盆之间的五块椎骨，它们是脊柱的最大节段椎骨腰椎有助于支撑身体重量，并允许运动。颈椎位于头部、胸部与上肢之间，是脊柱椎骨中体积最小，但灵活性最大、活动频率最高、负重较大的节段。由于承受各种负荷、劳损，甚至外伤，所以极易发生退变。由于颈椎长期劳损、骨质增生，或椎间盘突出、韧带增厚，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椎动脉受压，交感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引发颈椎病。胸椎是脊椎的一部分，位于颈椎和腰椎之间。人类有12块胸椎，大小介于颈椎和腰椎之间，从上至下逐渐增大腰椎（英语：lumbar vertebrae）是肋廓和骨盆之间的五块椎骨，它们是脊柱的最大节段椎骨腰椎有助于支撑身体重量，并允许运动。骶骨（sacrum）由5块骶椎融合而成，分骶骨底、侧部、骶骨尖、盆面和背侧面，呈倒三角形，构成盆腔的后上壁，其下端为骶骨尖，与尾骨相关节，上端宽阔的底与第5腰椎联合形成腰骶角。骶骨盆面凹陷，背侧面后凸，以增加骨盆容量。骶骨具有明显的性别差异，男性长而窄，女性短而宽，以适应女性分娩的需要。尾骨由五个椎骨组成尾骨（英语：coccyx，tailbone）又称尾椎，是三角形的小骨块，由3至5块退化的尾椎融合而成。胸廓由25块骨骼组成（胸骨算1块。若加上胸椎，则有37块），某些个案拥有额外的颈肋。人类的胸廓由12块胸椎、12对肋骨和肋软骨以及1块胸骨（包括胸骨柄、胸骨体和剑突三部分）构成。男性的胸骨较女性的要窄小关于人的肋骨另一个有趣的数据，第1到3根肋骨断裂前能承受大约180KG的重量，第4根到第9根相对脆弱些。肋由肋骨与肋软骨组成，共12对。第1~7对肋前端直接与胸骨连结，称真肋。其中第1对肋与胸骨柄间为软骨结合，第2至第7对肋与胸骨构成微动的胸肋关节。第8~10对肋不直接与胸骨相连，称假肋。肋前端借肋软骨与上位肋软骨连结，形成肋弓。第11~12对肋前端游离于腹壁肌层中，称浮肋。胸廓既可保护心脏、肺，又可加强呼吸的机能。上肢包含32对、64块骨骼。肩胛骨（scapula）位于胸廓背部，在第2至第7肋骨的高度，为一大的三角形扁平骨。动物的肩胛骨也叫扇骨。锁骨以关节的形式连接胸骨和肩胛骨，成为躯干和上肢的连接。人的锁骨为S状弯曲的细长骨，是颈与胸两部分界的体表标志，全长可于皮下触及。锁骨是上肢与躯干间唯一的骨性联系，负责支撑肩胛骨并将肩关节维持在正常位置，同时增加上肢的活动范围以提高灵活性。分布至上肢的大血管和神经均在锁骨中段后方通过，即锁骨下动静脉与臂丛锁骨下部，此外锁骨下肌也位于此处。锁骨容易发生骨折，儿童多见，骨折时肩关节失去支持，呈下垂、内移和向前移位的畸形。在肩胛骨与胸骨间有强有力的肌肉。尺骨（拉丁语：Ulna）是位在人体上肢中，手心朝前时前臂内侧的骨头，即在尾指侧的骨，在桡骨之旁。如果跌倒时用手掌撑地，由于桡骨须承受所有力量，有可能因此发生骨折。人类的腕骨有8块，接近前臂的四块为手舟骨、月骨、三角骨、豌豆骨，接近掌骨的为大多角骨、小多角骨、头状骨、钩骨，排列成两排。掌骨是手部骨骼中间的部分，连接在近端手指及腕骨之间，而腕骨再与前臂连结。指骨（英语：phalanges of fingers）共14块，均为长骨。拇指仅有两节指骨；第二至五指各有三节指骨。肱骨（humerus）是上肢最粗壮的骨耻骨与坐骨共同围成闭孔。股骨（Os femoris或者简为Femur）俗称大腿骨，是人体最长最粗壮的长骨。这种弯曲连接能有效降低外界对骨盆的冲击，股骨颈有如一缓冲器。下肢包含31对、62块骨骼。髋骨（hip bone）又称胯骨、髀骨，为人体腰部至臀部的大型骨骼，共左右两块。髌骨（patella），俗称膝盖骨，是股四头肌肌腱中形成的一块籽骨，也是全身最大的籽骨，呈扁粟状，位于皮下，容易摸到，该骨上宽为底，尖向下，前面粗糙，后面光滑；能上、下、左、右移动，对膝关节起保护作用髌骨后面光滑覆有软骨与股骨髌面相接，前面粗糙，有股四头肌肌腱通过。胫骨的大小居人体第二位，仅次于股骨，对支持人体体重起重要作用。腓骨骨干特别细长，呈典型管状骨影，外侧皮质较厚，内侧皮质较薄，有时出现密度较淡的边缘，为骨间嵴影。

循环系统

埃及人认为空气由嘴巴进入体内，再进入心脏及肺脏。空气再由心脏开始，经血管到身体的各个部位。虽然对于循环系统的概念只有部分正确，这是早期科学思考的证据之一。常见的促进血液循环的食物有：辣椒粉、石榴、洋葱、肉桂、大蒜、姜黄、甜菜及核桃等。血液循环系统由血液、血管和心脏组成。淋巴系统是静脉系统的辅助装置。由心脏不停的跳动、提供动力推动血液在其中循环流动，为机体的各种细胞提供了赖以生存的物质，包括营养物质和氧气，也带走了细胞代谢的产物二氧化碳。同时许多激素及其他信息物质也通过血液的运输得以到达其它器官，以此协调整个机体的功能，因此，维持血液循环系统于良好的工作状态，是机体得以生存的条件，而其中的核心是将血压维持在正常水平。血液从左心室搏出后，流经主动脉及其派生的若干动脉分支，将血液送入相应的器官。动脉再经多次分支，管径逐渐变细，血管数目逐渐增多，最终到达毛细血管，在此处通过细胞间液同组织细胞进行物质交换。血液中的氧和营养物质被组织吸收，而组织中的二氧化碳和其他代谢产物进入血液中，变动脉血为静脉血。心脏将含氧血液泵出左心室并进入主动脉，以开始体循环。 在血液为全身的细胞提供氧气和营养物质之后，它将脱氧的血液返回到心脏的右心房。 脱氧血液从右心房向下射入右心室。 然后，心脏将其泵出右心室并进入肺动脉，以开始肺循环。血液运动到肺部，将二氧化碳交换为氧气，然后返回左心房。 含氧血液从左心房向下射入左心室，再次开始体循环。运动会短暂的增加心跳速度，但长期而言会降低静止心率，同时也对心脏健康有帮助。在生命过程中，心脏始终不停地跳动着，而且很有规律。“心跳”实际上就是心脏有节奏的收缩和舒张。一般成年人每分钟心跳约60—80次，平均为75次。儿童的心率比较快，9个月以内的婴儿，正常心律每分钟可达140次左右。烟草中的烟碱可使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过量吸烟又可使血压下降）、心脏耗氧量增加、血管痉挛、血液流动异常以及血小板的粘附性增加。这些不良影响，使30-49岁的吸烟男性的冠心病发病率高出不吸烟者3倍，而且吸烟还是造成心绞痛发作和突然死亡的重要原因。过量的乙醇摄入能降低心肌的收缩能力。对于患有心脏病的人来说，酗酒不仅会加重心脏的负担，甚至会导致心律失常，并影响脂肪代谢，促进动脉硬化的形成。维持经常性适当的运动，有利于增强心脏功能，促进身体正常的代谢，尤其对促进脂肪代谢，防止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有重要作用。对心脏病患者来说，应根据心脏功能及体力情况，从事适当量的体力活动有助于增进血液循环，增强抵抗力，提高全身各脏器机能，防止血栓形成。血流缓慢、凝血亢进和静脉内膜变化是静脉血栓症的3个重要因素。冠状动脉是主动脉的分支，负责供应足够氧和营养素予心肌。冠状动脉被胆固醇或血凝块阻塞时，会形成斑块而引致心脏供血不足，患者需要接受俗称“通波仔”（粤语打通用的气球）的血管扩张手术以气球扩张冠状动脉，使之畅通。若冠状动脉血液被严重阻塞，可引致很严重的后果。冠状动脉（coronary artery）常简称“冠脉”，是供应心脏血流的动脉，属冠脉循环的一部分，它将含氧的血液输送到心肌。心脏需要持续的氧气供应才能运转。 冠状动脉环绕整个心脏，冠状动脉的两个主要分支是左冠状动脉和右冠状动脉。重度抑郁症发作的最典型的症状包括：患者长期处于极度抑郁的情绪状态中，对以前感到有趣的活动失去兴趣甚至失去自身的身体活动力(例如：难以自己穿脱衣服、进食等等)，无法正面思考为患者最明显的特征，认为生活是种痛苦，认为自己的人生毫无价值、极度的罪恶感、对人事物的懊悔感、无助感、对未来感到绝望和自暴自弃。有时患者会感到难以集中注意力和记忆力减退、时间感变慢（尤其是忧郁型和精神病性抑郁症）。患者还表现出回避社交场合和社交活动、性冲动减退、有自杀念头或反复想到死亡等症状。失眠也是一种常见症状，而睡眠周期也会有所混乱，早醒最为常见，有时也会有嗜睡的情况，但这种情况相对少见。没有食欲、体重降低也是常见症状，但是偶尔也有食欲增加、体重增加的情况。患者还可能会感到一些生理方面的症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患者可能会有疲劳、头痛和肠胃问题发生。患者的亲友还可能会注意到患者躁动不安或无精打采。高血压（英语：Hypertension，high blood pressure）是动脉血压持续偏高的慢性疾病。降低血压和致命并发症的风险在于改变生活型态与药物控制。减少体重、体能锻炼、适度摄取盐分、少喝酒及均衡饮食等方式都有帮助，若改变生活型态也无效时，则应使用抗高血压药。历史上对所谓的“硬脉疾病”的治疗方法主要是通过放血或者采用水蛭减少血量。中国的黄帝、凯尔苏斯、盖伦、以及希波克拉底都主张放血。中风是因脑血管阻塞或破裂，而引起脑组织损伤的一组急性脑血管疾病，包括缺血性中风和出血性中风。动脉粥样硬化由于使血管变细，造成血凝块，或释放许多小栓塞，从而可能会破坏血液供应。栓塞梗死发生时，栓塞在循环系统的其他地方形成——通常在心脏（心房颤动）或在颈总动脉。这些栓塞进入脑循环，然后阻塞脑血管。破伤风是一种由破伤风梭菌引起的急性感染性疾病，常见于皮肤或黏膜遭受伤害后在缺氧环境中感染破伤风梭菌。破伤风梭菌广泛存在于土壤、环境、人和动物粪便中，感染后会产生强力毒素，阻断肌肉舒张的神经递质，在全身骨骼肌肉产生持续的强直和痉挛，严重时可导致窒息和呼吸衰竭。运动会短暂的增加心跳速度，但长期而言会降低静止心率，同时也对心脏健康有帮助。香烟烟雾中的许多物质会引发神经末梢的化学反应，从而提高心率、警觉性和神经反应时间，还会释放多巴胺和内啡肽，引发大脑快乐的感觉。在吸烟或使用烟草制品时，尼古丁会通过肺部迅速进入血液循环，然后传递到大脑，这是导致吸烟成瘾的主要原因之一。尼古丁可通过刺激中枢神经系统来产生一系列生理和心理效应，其中包括提神、改善注意力、增强情绪等。尼古丁实际上制造了大脑空虚感，通过吸烟等方式提高浓度后，缓解了尼古丁快速代谢所带来的空虚，给人造成吸烟可以给人自信，让人放松等虚假的幻觉，最后可能会因吸食而有成瘾的现象。尼古丁与肾上腺髓质的烟碱接受器结合后，会增加血液中肾上腺素的含量。透过与接受器结合，尼古丁使细胞去极化，钙离子由钙离子通道流入，钙离子促使神经细胞以胞泌作用的方式，释出肾上腺素和正肾上腺素至血液中，血液中肾上腺素增加，造成心跳加快，血压升高，呼吸加快，就像高血糖的情形一样。

泌尿系统

排泄是指机体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不为机体所利用或者有害的物质向体外输送的生理过程。泌尿系统由肾脏、输尿管、膀胱及尿道组成。其主要功能为排泄。排泄是指机体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不为机体所利用或者有害的物质向体外输送的生理过程。

肾

负责过滤血液中的杂质、维持体液和电解质的平衡，最后产生尿液经由后续管道排出体外；同时也具备内分泌的功能以调节血压。正常人的肾脏外围充满了许多脂肪减少晃动和撞击的风险。由于右侧有实质性器官肝脏占据空间，大多数人左肾位置比右肾稍高。肾也叫腰子。输尿管的狭窄部常是结石的阻塞部位，尤其肾盂输尿管连接处的狭窄性病变，是导致肾盂积水的重要病因之一。气候可以直接或者间接诱发结石形成，夏季是发病高峰，排汗和呼吸丢失的水分增加导致尿液浓缩。其次是日照时间延长，人体合成1,25-双羟维生素D增加，体内钙的含量增加，尿钙的排泄增高，易形成结石。水分摄入不足可致尿液浓缩，过量摄入动物蛋白、钠、钙，长期低镁饮食，维生素A、B6缺乏时也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山区饮用水未净化，含较多矿物质可能会增加结石风险。刺青和针灸曾经在1980年代造成许多乙型肝炎感染的案例，而随着消毒技术的进步此情况已经少见。

输尿管

输尿管（拉丁语：Ureter）是位于腹膜外位的细长肌性管道，左右各一，约平第2腰椎上缘起自肾盂末端，终于膀胱。长约20～30厘米，平均管径0.5～1.0厘米，最窄处口径只有0.2～0.3厘米。输尿管的主要作用是将肾脏所排泄的尿液排入膀胱。输尿管的腹段始于肾盂下端，在腹后壁腹膜的深面，经腰大肌前面下行至其中点附近，与睾丸血管（男性）或卵巢血管交叉，通常血管在其前方走行，达小骨盆入口处。输尿管全程有三处狭窄：上狭窄，位于肾盂输尿管移行处；中狭窄，位于骨盆上口，输尿管跨过髂血管处；下狭窄，输尿管进入膀胱处。肾结石随尿液下行时，容易嵌顿在输尿管的狭窄处，引起管壁平滑肌痉挛，发生剧烈的绞痛和出现排尿障碍等症状。血尿：由于结石直接损伤肾和输尿管的粘膜结石梗阻可引起肾积水尿液汇集在肾盂，并且连接到输尿管，使尿液流向膀胱，输尿管的长度约为20到25厘米

膀胱

膀胱（urinary bladder，bladder），文言脬，方言尿脬、尿泡，人类的膀胱位于骨盆底部。尿液通过输尿管进入膀胱，然后经尿道排出。正常成年人的膀胱容量平均为350－500毫升，最大容量为800毫升。感染、结石造成的牵张或炎症可刺激膀胱产生神经兴奋，信号主要通过副交感神经传导。在排尿过程中，逼尿肌收缩，尿道外括约肌和会阴肌舒张，使尿液通过尿道排出体外。当膀胱内贮尿量达到300－400毫升时，一些受体会被激活，从而使机体产生排尿冲动。膀胱容量小或膀胱排空不完全可能导致尿频。患前列腺肥大的男性常常尿频。尿频可能会导致失禁。前列腺的主要功能是分泌和储存前列腺液，为稀薄的乳白色液体，含酸性磷酸酶、纤维蛋白溶酶、锌和柠檬酸等物质。前列腺腺管内存有一定量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可与精子混合成精液。精液包含精子和液状物，此液状物约有10%-30%是来自前列腺所制造，前列腺体也包含平滑肌组织，可帮助射精。一个健康的人类男性其前列腺的大小较核桃略大一点，位于骨盆腔的底部——膀胱颈下，尿道上。许多海龟、陆龟和蜥蜴拥有占体重比较高的膀胱。查尔斯 · 达尔文指出，加拉帕戈斯象龟的膀胱可以重达体重的20%。这种结构是适应偏远岛屿和缺水沙漠等环境的结果。生活在沙漠中的爬行动物拥有巨大的膀胱，可以长期储水，有助于其机体渗透压的调节。一些半水栖动物也有类似的可渗透膀胱膜。因此，他们的尿液排出率往往很高，以抵消这种高水分摄入，同时尿液中含盐量很低。膀胱有助于这些动物保留盐分。、几乎所有的鸟类都没有膀胱。鸟类的输尿管开口于泄殖腔，泄殖腔充当储存尿液、粪便和卵的容器。人类通过屠宰动物获取的膀胱有许多用途。例如，膀胱是最早用于储存和运输液体、奶酪甚至文件的容器之一。欧洲的一些传统香肠和肉菜会使用动物膀胱包裹。在中世纪，人们有时会用覆盖着猪膀胱的木框替代玻璃窗。尿道（拉丁语：urethra）是动物体内泌尿系统的器官之一。它从膀胱连通到体外，它的作用是将尿排出体外。在雄性哺乳动物中它还有将精液导出的作用，因此也是生殖器官之一。尿道长度的性别差异有医学意义：女性尿道比较短，容易导致膀胱炎和尿失禁。男性尿道比较长，对使用导管比较不利，此外容易导致肾结石。尿道肌是骨骼肌，它对憋尿能力非常重要。男性尿道细长，长约18cm，起自膀胱的尿道内口，止于尿道外口，行程中通过前列腺部、膜部和阴茎海绵体部，男性尿道兼有排尿和排精功能。女性尿道粗而短，长约5cm，起于尿道内口，经阴道前方，开口于阴道前庭。男性尿道在尿道膜部有一环横行纹肌构成的括约肌，称为尿道外括约肌，由意识控制。女性尿道在会阴穿过尿生殖膈时，有尿道阴道括约肌环绕，该肌为横纹肌，也受意志控制。尿道狭窄处亦为尿道结石易嵌顿处。女性尿道甚短，长仅2.5-5厘米，平均为3.5厘米，直径约为8毫米，易于扩张，可达10-13毫米，没有弯曲。泌尿系统感染主要包括尿道炎、膀胱炎及肾盂肾炎等病症。女孩发病多于男孩，特别是婴幼儿，因为穿开裆裤，喜欢玩耍，不注意卫生的话很容易引起感染，细菌容易从尿道口侵入尿路而致感染；同时，婴幼儿的输尿管长而弯曲，其管壁发育尚不完善，容易造成尿潴留，从而有利于细菌在输尿管内生长、存留及繁衍。女性的尿道有短、直、宽的特点，并且临近阴道、肛门这些容易被污染的部位，因此很容易受到感染的。如果尿道炎和膀胱炎没有及时，彻底的治疗，细菌沿输尿管向上蔓延，侵袭到肾脏，就会发生“肾盂肾炎”病情严重的多

生殖系统

二性生殖系统的差异可以从二个个体中的基因中组合出新的一组基因，可以提高后代基因的适应度。哺乳动物生殖系统的器官可分为外生殖器（阴茎和女阴）和内生殖器，内生殖器包括产生配子（精子和卵子）的生殖腺（睾丸和卵巢）。雌性哺乳动物的生殖系统包括激素腺体、配子、卵巢、和子宫及阴道，但不包括乳房。临床上常将卵巢和输卵管称为子宫附件。雄性哺乳动物生殖系统由睾丸、附睾、输精管、尿生殖道、副性腺、阴茎和包皮等组成。人类生殖是利用性交的方式进行体内受精。在性交过程中，男性的阴茎勃起，插入女性的阴道内，射精时排出含有精子的精液到阴道内，精子经过阴道及子宫颈，到达子宫或输卵管，目的是使卵细胞受精。受精后的卵细胞称为受精卵，在成功在子宫壁着床后，受精卵会在子宫后发育约九个月的时间，这段期间即为妊娠或怀孕。若胎儿正常成长，最后会分娩，分娩过程包括子宫肌肉的收缩、宫颈扩张、婴儿从产道（即阴道）出生。人类的婴儿和幼儿无法独立生存，需要养育十多年的时间。婴儿刚出生后，母亲乳房的乳腺就可以分泌母乳，供婴儿喂食。这种过程被称为哺乳。男性生殖系统主要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产生及储存精子。精子是位在阴囊中的睾丸产生，阴囊也有调节温度的功能，还不成熟的精子会移动到附睾中继续发育，附睾也是储存精子的部位。第二部分主要功能是产生精液，其中包括精囊，前列腺和输精管等腺体。第三个部分则是用于交配以及精液（及精子）的释放，包括阴茎、尿道、输精管及尿道球腺。男性的第二性征主要包括以肌肉为主的体格、声音低沈、胡须及体毛、肩膀较宽、以及喉结的发育。主要的性激素有雄激素及睾酮。女性青春期后，大约每28天，脑下垂体就会分泌激素让卵细胞发育成长，卵细胞成熟后会经由输卵管到子宫。卵巢分泌的激素会使子宫准备接受卵子。若卵子没有受精，子宫内膜和未受精卵子会由阴道排出体外，称为月经。若卵子受精，就会在子宫内膜着床，之后受精卵就会渐渐发育。理论上说，包皮过长的男性更容易罹患阴茎癌及其他性病。包皮内侧分泌物中含有溶菌成分，能够抵挡有害细菌，但如果不经常清洁包皮里面的龟头，接触大量细菌后内部相对潮湿的环境适合细菌繁衍生殖。阴茎通过性刺激就会通过初级勃起中枢形成完整的神经反射弧，血液进入阴茎的血管，使阴茎海绵体压迫静脉血管，血液无法倒流，从而使阴茎勃起，富有硬度，能持续相当的时间完成性交。缩阳症：阴茎会缩入自身体内的妄想，是一种与文化有关的精神障碍，主要发生于加纳、苏丹、中国、日本、东南亚和西非等地方。女阴的形状大小颜色等等的变化相当大，女阴左右不“对称”也是常有的事。

呼吸系统

在人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体内中，呼吸系统包括呼吸道、肺和呼吸肌。氧气与二氧化碳在呼吸系统里通过扩散作用在外环境与血液中进行被动交换，气体交换过程发生在肺腔内。其他动物如昆虫的呼吸系统功能非常简单，对于两栖动物而言，他们的皮肤甚至也对气体交换非常重要。植物也有呼吸构造，植物叶片背面的气孔结构也可使其得到氧气进行呼吸作用。大象通过长期的进化可以潜入水下较长时间，因为他们的鼻子可以当作水下通气管来使用。换气受到自主神经系统的控制，具体是由脑干、延髓和脑桥控制，这几个区域形成了呼吸控制中心，低位脑干与中位脑干的相关细胞可以调控呼吸动作。当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升高时，颈动脉和主动脉的外周化学感受器以及骨髓的中枢化学感受器会感受到升高的信号，进而提升呼吸频率。运动也会肌肉运动知觉的动作、体温的升高、肾上腺素的释放和来自大脑的运动冲动使得呼吸频率得到提高。同时运动还能够提高肺活量。在正常情况下，主要是由横膈膜驱动空气的吸入。当横膈膜收缩，肋骨扩张，腹部内的组织器官等便会向下移动，这会导致胸腔量变大，并且在胸部形成负压（相对于大气压而言），最终使得气体进入体内。在气体被吸入到进入肺部的过程中，气体会被过滤，加温并加湿。在进行深呼吸等的强制吸气时，肋间外肌与其他呼吸辅助肌会协助扩张胸腔的容积，同时横膈膜也会相应地收缩。肺具有天然的弹性，它可以在吸入气体后进行收缩，肺部的气体便会被排出，直到胸内的气压与大气压达到平衡为止。气体交换的机制是由于压强差而产生的简单现象。当肺部的压强较高时，气体从肺部呼出体外; 当肺部的压强较低时，气体从体外吸进肺部。狗、猫及一些动物会用喘气或是身体其他部位(如猫的肉垫)来调节体温，身体的自然反应形成一种冷却的机制。气管与支气管粘膜中有腺体，能分泌含多种免疫球蛋白（抗体）的粘液，具有抑菌、抗病毒的作用；而且粘膜上皮细胞表面有纤毛，它能不断地向喉的方向摆动，将粘有灰尘的粘液上移，最后咳出体外，形成痰。痰中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因此不要随地吐痰，污染环境。大量研究表明，气温是影响呼吸系统疾病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且气温和人群死亡或者发病的关系呈现J型或U型分布特征，在温度相对适宜的情况下死亡或者发病最少，但是随着温度的升高或者降低死亡人数呈上升趋势。除气温健康效应外，环境中的湿度对呼吸系统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当人体暴露于极端湿度环境下同样也会增加呼吸系统疾病的死亡风险。支气管炎（bronchitis）是肺部支气管（中至大的大小之呼吸道）的发炎。急性支气管炎的咳嗽症状一般持续三周，逾九成是病毒感染引起的。病毒经人们咳嗽的飞沫或直接接触传播。 风险因素包括吸烟、尘埃和空气污染。哮喘（英语：Asthma）又称气喘，是常见的气道慢性炎症疾病，主要特征是多变和复发的症状、可逆性气流阻塞，和支气管痉挛。规律用药治疗、保暖、维持环境湿度及温度、是哮喘病人日常保养重点，此外保养性药物非常重要，有助维持病况稳定，即使没有症状，也要按时使用，日常有出现任何不适症状，应于回诊时向医师回报、讨论。哮喘是由气管的慢性炎症引起的。这种慢性炎症导致周围平滑肌的加剧收缩。

肌肉系统

肌肉系统（英语：Muscular System） 指身体的所有肌肉组织, 包括骨骼肌, 平滑肌和心肌，它参与动作的产生, 维持姿势及产生热量。骨骼肌（Skeletal muscle）是一种肌肉组织，与心肌和平滑肌共同组成了脊椎动物肌肉的三大类型。骨骼肌也是一种随意肌（voluntary muscles），与心肌和平滑肌这类非随意肌（involuntary muscles）不同，其收缩与舒张受个体的意识支配，经躯体神经刺激实现的。骨骼肌（或称“横纹肌”或“随意肌”）是通过肌腱固定在骨骼上，以用来影响骨骼如移动或维持姿势等动作。平均而言，骨骼肌可达成人男性体重的42%，成人女性的36%。平滑肌（或称“非随意肌”）出现在食道、胃、肠脏、支气管、子宫、尿道、膀胱、血管的内壁上，甚至也出现在皮肤上（用来控制毛发的直立）。和骨骼肌不同，平滑肌不受意识所控制。心肌（cardiac muscle，heart muscle，myocardium）是由心肌细胞构成的一种肌肉组织，属一种不随意横纹肌，分布于心壁和邻近心脏的大血管壁上；心肌也是是心脏收缩的动力结构，其收缩功能具有自主性、节律性、不随意、缓慢持久、不易疲劳等特点。心肌构成心壁主要组成部分，位于心内膜与心外膜之间，包括心房肌和心室肌两部分。骨骼肌细胞呈细长的纤维状，肌纤维有明暗相间的横纹，每块肌肉都是由肌纤维组成；肌腱含血管少，不易变形；所以骨骼肌在经过关节和容易摩擦的地方，被肌腱取代；肌腱纤维并不是完全平行，是相互交错的，这样可以使力量均匀作用于肌腱止点，又减少了关节活动对肌的影响；肌腱可以绕过切迹、滑车改变肌的运动方向。肌神经含有运动、感觉神经纤维；神经末梢在神经冲动到达时，释放乙酰胆碱，引起肌纤维收缩。肌神经含有运动、感觉神经纤维；神经末梢在神经冲动到达时，释放乙酰胆碱，引起肌纤维收缩。骨骼肌（skeletal muscle），是横纹肌的一种，附着在骨骼上的肌肉。骨骼肌缩短产生运动，收缩产生的力是拉力而非推力。然而，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爆破音作用于耳”时鼓膜膨出以便平衡其两侧的空气压力、肌静脉泵等现象，都与肌肉收缩时肌腹膨胀的效应有关。儿童和青少年期要注意适当增加体育锻炼，提高全身骨骼肌的韧性.

淋巴系统

主要的淋巴干位于颈部、锁骨下方、支气管、纵隔部、腰部与肠部等处。所有的淋巴管最后会流向胸腔：维持液体的平衡和血液中蛋白质的浓度。吸收脂肪：在肠道黏膜的小淋巴管负责吸收消化后的脂肪和脂溶性物质（如一些维生素），成为所谓的乳糜，这些营养经由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参与免疫应答，辨识入侵的微生物，防御微生物的感染，提供保护的防线活化淋巴球以分泌抗体或吞噬抗原。记忆攻击过的微生物，使下次抗原入侵时能快速且大量地产生相对应的免疫应答反应。脾脏为身体最大的淋巴器官，位于腹腔左季肋区。有一个致密、纤维弹性化的外囊，在脾门处特别厚，并延伸出许多小梁，它们可将较大的血管传送到整个脾脏。某些哺乳动物的此类支持组织含有平滑肌，可产生规律的泵运，将脾脏中的血液打出来，所以可作为血液的储存处。人类则只含有少量的平滑肌。故剧烈运动会使平滑肌收缩而造成我们觉得左季肋区有疼痛感。脾内可以储存一定的血液，马、犬的脾脏的储血量甚至可达总血量的1/4，但人脾储血量较少，只有40毫升。身体缺血时，脾脏被膜和小梁中的平滑肌可发生收缩，将其中的血液挤出。完整健康的皮肤及其所分布的汗腺和皮脂腺，可保护身体不被外在的微生物侵犯及感染。呼吸道一直到泌尿道及消化道的出口都覆盖着黏膜组织来保护人体，这些黏膜组织的细胞与细胞之间排列十分紧密，使微生物无法侵入。

内分泌系统

人体内部有维持恒定现象的机制，此有赖于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共同运作。外分泌腺：释放分泌物至导管内。例如：肝脏、胰脏、乳腺、泪腺内分泌腺：无管腺，直接将产物分泌至周遭细胞外，而后进入血液循环至作用器官发生作用。包含下丘脑（hypothalamus）、脑下垂体(pituitary gland)、松果腺、甲状腺、副甲状腺、乳腺、肾上腺、胰脏的胰岛、卵巢、睾丸、胎盘中年之后肝脏的重量会逐渐下降。两大血管通往肝脏：肝动脉和肝门静脉；肝动脉来自腹腔；肝门静脉引消化道的静脉血，肝脏可以处理其中的营养物质和毒素；肝静脉直接注入下腔静脉。肝脏有双重血液供应，与腹腔其他器官不同。肝动脉是来自心脏的动脉血，主要供给氧气，肝门静脉收集消化道的静脉血主要供给营养。肝脏血液供应非常丰富，肝脏的血容量相当于人体总量的14%。成人肝每分钟血流量有1500-2000ml。肝接受大约1/4的心脏出血量。肝的血管分入肝血管和出肝血管两组，入肝血管包括肝动脉和肝门静脉，属双重血管供应。出肝血管是肝静脉系。肝脏血液有1/4来自肝动脉，来自心脏的动脉血输入肝脏，主要供给氧气，进入肝脏后分为各级分支到小叶间动脉。肝门静脉是肝的功能血管，肝脏血液有3/4来自于肝门静脉，把来自消化道含有营养的血液送至肝脏“加工”，其血流为减氧血，肝门静脉进入肝脏后分为各级分支到小叶间静脉。肝脏血管受交感神经支配以调节血量。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营养中心及最大的垃圾处理场。分两大阶段将原来只溶于脂肪不利排除的毒素转换成可溶于水的成分，经大小便排出体外，达成肝脏将体内毒素分解、转换、排除的功能。鲨鱼等软骨鱼类靠体内大量的脂肪，如透过肝脏内的脂肪调节浮力，因此鲨鱼肝大又多脂肪，可供制鱼肝油。猪肝是亚洲人常食用的补品，猪肝富含铁质，女性可食用猪肝汤补铁。但猪肝胆固醇高，有心血管疾病或胆固醇患者不宜过度摄取。鲨鱼等软骨鱼类靠体内大量的脂肪，如透过肝脏内的脂肪调节浮力，因此鲨鱼肝大又多脂肪，可供制鱼肝油。猪肝是亚洲人常食用的补品，猪肝富含铁质，女性可食用猪肝汤补铁。但猪肝胆固醇高，有心血管疾病或胆固醇患者不宜过度摄取。肝脏一直是重要的象征神秘生理学。作为最大的器官，一个包含最多血液，它被认为是最黑暗，最突破的一部分人的内脏。因此，它被认为包含了秘密的命运，被用来算命。在柏拉图，并在以后的生理，肝代表最黑暗的激情，特别是血腥，黑烟的愤怒，嫉妒和贪婪的驱动男子的行动。因此，肝意味着感情冲动的生命本身。在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因为帮人类偷火而被惩罚，被拴在一块岩石，秃鹫每天会啄了他的肝，到了晚上他的肝又会恢复原样

免疫系统

人们对于免疫系统的认知来自于免疫学的发展。免疫学是一门研究免疫系统的结构与功能的学科。它发源自医学和对疾病免疫的原因的早期研究。目前已知的最早提及“免疫”这一现象是在公元前430年爆发的雅典大瘟疫期间；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发现在上一次瘟疫中得病的人在瘟疫再次爆发时不会再染病。骨髓是造血组织，也是免疫细胞的产生的场所。造血干细胞是骨髓中的原始细胞，能够分化成各种成熟的血细胞.在病原体被清除之后，这种改进后的免疫反应依然会以“免疫记忆”的方式得以保留；当再次感染该病原体时，适应性免疫系统就会利用“记忆”对其作出更为快速而强烈的免疫攻击。免疫系统另一个重要功能是发现和消灭肿瘤。肿瘤细胞会表达一些未在正常细胞中发现的抗原。人体内的激素可以作为免疫调节剂，调控免疫系统的活力。

其它

皮肤的作用因物种而异，有保暖、保护色、吸引异性等作用。各物种的皮有厚有薄，厚皮叫革。动物皮肤的厚度随部位而不同，例如人类眼睛下方的皮肤和眼睑周围皮肤最薄，厚度约为0.5毫米，而且是最早出现像“鱼尾纹”或其他皱纹老化的情形。手掌及脚掌的皮肤最厚，厚度约4毫米。表皮由角质层、透明层、颗粒层、棘层和基底层所组成，内无血管，但有游离神经末稍。表皮的最外部分，称为角质层（Stratum corneum）。它是从表皮的最底的基底层进行末端分化的过程慢慢被推挤上来形成角质细胞，一个循环为14天。皮肤的感觉是不同的，手指最敏感，特别是触觉；一些地方十分迟钝，例如足底。感知：皮肤有许多体感、温感、触觉、压力、振动及感知组织受伤的神经末梢温度调节：增加血液灌注及散热，可以用收缩血管的方式大幅减少皮肤的血流量，并保存热能。立毛肌对动物而言非常重要。控制蒸发：皮肤是一个比较干燥的半渗透屏障，可以减少液体的蒸发储存及合成：皮肤可以储存水分及脂质。吸收：透过皮肤可以扩散少量的氧气、氮气和二氧化碳。弹性纤维轻度增加、变粗，细胞数变少，表皮变薄

《2019基因蓝图》

遗传是导致易感性差异的关键因素，正如遗传影响了对食物诱因的敏感性，从而影响体重一样。遗传驱动的环境易感性差异是遗传差异使人们产生生物学和心理差异的重要机制。体重是行为的结果：我们吃什么、吃多少以及做多少运动都会对它有影响。而心理学恰恰就是研究行为的科学。在许多方面，肥胖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体重包含了与理解心理特征起源相关的所有问题。遗传分析的出发点是家族相似性，即这个特征是否在家庭成员中都有体现。对于体重，如果你看看你认识的家庭，就会发现这种家族相似性是很强的。瘦的人可能会有比大多数人更瘦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如果体重不具有家族相似性，遗传对于它而言就不重要了。由于领养机构是宗教性的、非营利性的慈善机构，因此他们并没有根据财富情况选择养父母，他们只是希望养父母中至少有一位是基督徒。养父母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地位等方面，相对来说足以代表有子女的美国家庭。第一例被研究得非常透彻的是“吉姆双胞胎”，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末出生于俄亥俄州。他们在4周岁的时候被不同的夫妇分别领养，他们的养父母并不知道他们所领养的孩子是一对双胞胎中的一个。这对双胞胎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在1979年当他们已经39岁时第一次重聚，竟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两个吉姆在拼写方面都表现不佳，但都很擅长数学。他们在木工和机械制图方面有着相似的爱好。他们都在18岁时开始患上紧张性头痛，在同样的年龄长胖了5千克。他们的身高都是183厘米，体重都为82千克。这些都是逸事，逸事再多也并不是研究数据。尽管被分开领养的同卵双胞胎并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研究结果都支持了其他遗传研究得出的遗传影响显著的结论。一般来说，被分开领养的同卵双胞胎和被共同养育的同卵双胞胎具有几乎一样的相似度，这说明导致他们如此相似的是先天，而不是后天。你怎么知道一对双胞胎是同卵还是异卵呢？因为同卵双胞胎在遗传上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所有遗传率高的特征都非常相似，例如：身高、眼睛颜色、头发颜色和外表。他们很难区分，有时候这会成为他们的烦恼（双胞胎经常被混淆），而这往往也成为他们的娱乐方式（故意迷惑他人）。他们被分开抚养的原因是当时瑞典农业社会的经济萧条，以及双胞胎出生时产妇的高死亡率。这导致许多双胞胎在他们的生命早期被分开领养。例如，父母受教育程度解释了其子女受教育程度方差的近10%。在你认识的人中，你可以看到如果父母接受过大学教育，孩子就更有可能上大学。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相关性主要取决于先天，而不是像你想象中的那样来自后天。一个例子是，智商约解释了教育成就方差的25%。在这种从小（1%）到中等（10%）再到大（25%）的效应尺度上，50%的遗传率实际上远远超出了这一尺度。迄今为止，遗传得到的DNA差异是塑造我们的最重要的系统性力量。对于成年人来说，环境研究在很大层面上涉及各种生活事件，其中包括财务问题和人际关系破裂等危机。与行为不端的同龄人接触越多就会导致更多的不良后果，例如在青春期吸毒。人际关系破裂和其他造成压力的应激性生活事件与抑郁有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城市中教会的数量与酒精消费量之间的相关性。宗教不会导致你喝酒，饮酒也不会让你变得更有宗教信仰。它们之间的相关性是由城市规模导致的：因为较大的城市有更多的人，所以有更多的教会和更多的酒精消费。一旦你控制了第三个因素，教会的数量与酒精消费量之间就不再有关联。父母和他们的孩子在遗传上有50%的相关性，因此遗传可能会导致爱念书给孩子听的父母和擅长阅读的孩子之间产生相关性。换一种表述方式也许会使遗传关联的可能性更加凸显：喜欢阅读的父母有喜欢阅读的孩子。遗传因素的另一个切入点是喜欢阅读的孩子可能会利用他们的环境来满足他们的阅读欲望，例如请求他们的父母念书给他们听。换句话说，父母可能会回应遗传差异造成的孩子们对于阅读的不同喜好程度。如果父母对孩子看电视的时长负责，那么这可能会减少遗传因素在观看时长中的作用。我惊讶地发现当时大多数父母对孩子看电视的时长并没有任何限制。孩子们看多久电视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这为孩子之间的遗传差异敞开了大门，决定了他们观看电视节目的时长。在科罗拉多领养项目中，对电视观看行为最可靠的度量是整体观看时间，但是我们也有关于电视节目类别的信息，比如喜剧、戏剧和体育节目等。我很惊讶地发现观看喜剧的时长受遗传的影响最强烈，因为我自己并不觉得大多数喜剧很有趣。我们没有将这个结果写在论文中，因为它没有统计显著性。况且，我认为即使不加入这个结果，这篇论文也在挑战着人们以前的看法。我们可以随意地打开或关闭电视，但是将其关闭或打开对不同人心情的影响不同，其中部分原因归结于遗传。遗传并不是像一个表演木偶剧的人一样牵动着线操纵我们。遗传影响是概率性的倾向，而不是预先编制好的程序。青少年群体的同伴特征尤其具有较高的遗传率，例如同龄群体的学术取向或违法行为等特征。这种高度可遗传性的原因可能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但你不能选择你的家人，正如哈珀·李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提及的那样。你被动地与父母和兄弟姐妹享有共同的基因，导致基因与你的家庭经历相关。与朋友在一起时，你可以选择遗传上与你更相似的个体，主动地创建你的基因与交友经历之间的相关性。请试着在心理环境中想一些与你和你的遗传无关的事情。以天气为例，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典型环境因素。据说，马克·吐温曾打趣说：“每个人都在谈论天气，但没有人可以对它做任何事情。”你能对天气做些什么吗？如果这样问，这个问题听起来就像是精神病调查问卷上的一道题目。当然，你不能改变天气。从个体差异的角度来表述这个问题会更有帮助，这是行为遗传学的方法。为什么有些人生活在温暖且阳光充足的地方，而其他人则能忍受生活在寒冷潮湿的地方？一个答案是，虽然我们无法控制天气，但我们可以控制我们住在哪里。如果你喜欢外出，或者你有季节性情感障碍，那么你可以考虑搬到适合你的气候环境中居住。喜爱户外活动或容易抑郁，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遗传因素影响。搬到适合自己的气候环境中居住是遗传差异的作用之一，它可能导致了个体对“你居住的地方多久能晒到一次太阳？”这样直截了当涉及天气的问题的反应差异。你可以住在阳光充足的地方，因为你能够选择住在那里。作为回应，我会说心理层面有效的环境正是被我们感知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对环境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实际经历的。即使气象记录显示2017年夏天是10年来气温最低、阴天最多的，对我而言重要的却是我对那些温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这些通过我的认知偏差和性格产生的主观感知，就受到了遗传影响。虽然客观的环境度量是有用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观感知的重要性。作为回应，我会说心理层面有效的环境正是被我们感知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对环境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实际经历的。即使气象记录显示2017年夏天是10年来气温最低、阴天最多的，对我而言重要的却是我对那些温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这些通过我的认知偏差和性格产生的主观感知，就受到了遗传影响。虽然客观的环境度量是有用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观感知的重要性。作为回应，我会说心理层面有效的环境正是被我们感知的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对环境的主观看法就是我们实际经历的。即使气象记录显示2017年夏天是10年来气温最低、阴天最多的，对我而言重要的却是我对那些温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的记忆。这些通过我的认知偏差和性格产生的主观感知，就受到了遗传影响。虽然客观的环境度量是有用的，但我们不应该忽视主观感知的重要性。环境度量的重要性在于它们的心理影响。如果基因影响环境度量及心理度量，这就说明基因也有可能影响它们之间的相关性。例如，良好的家庭养育与孩子的良好发展相关，品质不佳的同伴与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相关，而压力大的生活事件则与成人的抑郁相关。这些相关性被认为是由环境引起的，没有人想过遗传也有可能导致这些相关性。HOME中的“E”代表“环境”，但它评估的其实是父母的行为。所以，我们从父母的行为如何与孩子的行为在遗传上相关联进行思考会容易得多。例如，在HOME评估中获得高分的是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孩子并且满足孩子需求的父母，那么可以认为这些是更聪明的父母。将HOME评估与儿童认知发展之间的相关性重新描述为“更聪明的父母拥有更聪明的孩子”，就会使得遗传作为“第三个因素”看起来合理和具有可能性。例如，儿童的天资和求知欲的遗传差异会影响他们利用教育机会的程度，我们对于抑郁的易感性的遗传差异会影响我们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地解读自身经历。这是一种基本的思考方式，关乎我们如何通过环境经历来读取DNA蓝图想要悄悄告诉我们的信息。这是后天的先天性的核心。首先，很明显我们不断受到来自环境的冲击。我们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验到父母、朋友、人际关系和工作，以及事故和疾病带来的影响。其次，人们错误地认为遗传效应从受孕的那一刻起就不会再改变：我们从母亲和父亲那里继承了DNA，并且从卵子与精子相遇的那一刻起它就不会改变。从这个角度看，行为遗传学研究有一个不符合我们直觉的重大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遗传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没有任何心理特征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出遗传影响变弱的趋势，而其中认知能力的遗传率随发育增加最显著。有许多不同类型的认知能力，比如语言能力和空间能力。事实上，如果你的某项认知能力强，那么往往可能另一项认知能力也比较强。例如，具有较强记忆力的人往往在其他智力方面具有更强的能力。又比如，人们通常认为他们或擅长文学，或擅长数学，但事实上如果他们天生就比较擅长其中一项，他们就更有可能同时擅长另外一项（当然也会有例外的情况）。相比之下，学校没有教授智力，因此在发育过程中它的遗传率会增加，因为孩子们选择并创造了与其自身对于学习的遗传倾向相关的环境。换句话说，在早期教学中教授基本的读写和算术技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环境差异，使遗传影响成为孩子们在这些技能上有差异的主要原因。智力的遗传率随着年级升高而增加，因此升入中学时，它就赶上了学业成就的遗传率。此外，一旦孩子获得基本的读写和算术技能，他们就可以将这些技能用作一般学习的工具，这有助于促进基因型与环境互作过程，进一步提高智力的遗传率。个例子是父母对待孩子的消极性差异与孩子的抑郁情绪相关。也就是说，越是被父母消极对待的孩子，越容易变得抑郁。但是，为什么父母会对待一个孩子比另一个更消极呢？这就涉及了第三步。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查尔斯·达尔文在自传中讲述的，关于他在小猎犬号上的5年随航生活。这次航行最终引领他提出了进化论。达尔文写道：“小猎犬号上的航行生活是迄今为止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件，它决定了我的整个职业生涯。然而，这一切起源于一件跟我的鼻子形状一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我的叔叔提出带我到30英里外的什鲁斯伯里去（很少有叔叔会这么做）。”达尔文关于鼻子的评论所隐喻的是小猎犬号的船长——异想天开的菲茨罗伊。达尔文第一次见他是在什罗普郡的什鲁斯伯里。菲茨罗伊几乎拒绝了达尔文同行，因为菲茨罗伊是颅相学的信徒，习惯通过头部的形状来预测人的性格。菲茨罗伊认为达尔文鼻子的形状说明其不具备足够的精力和航行的决心。在他仅有的几个笑话中，达尔文提及，在航行期间菲茨罗伊终于确信“我的鼻子给他提供了错误信息”。然而，当我们在双胞胎早期发育研究中进行测试时，我们发现语音能力是这个年龄段被报道的具有最高遗传率的性状之一，遗传率约为70%。这意味着语音筛选测试并不能衡量孩子们在阅读方面被教得有多好。相反，它是衡量受遗传驱动的阅读学习能力的灵敏量度。念同一所学校甚至是在同一个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们所共享的环境因素，仅贡献了儿童语音测试表现不到20%的方差。民主的本质是保证人们尽管存在差异，但仍得到公平对待。避免宿命论的第二种方法是推翻导致精英统治和社会流动性之间争论的价值体系。这个价值体系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取得更好的考试成绩，从而获得更好的职业，进而得到更高的地位并赚更多的钱。而另一种看待教育的方式是：它是让我们学习基本技能，学会如何学习以及享受学习的一段时间。这占据了孩子们一生中10多年的光阴，他们可以发现自己喜欢做什么以及擅长做什么，从中找到遗传自我（可能他们最终不会选择接受高等教育）。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在学校学习，但不是每个人都会选择（或能够负担得起）继续上大学。同样地，对于无法避免的职业选择，如果我们只崇尚地位高的职业，那么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最终会感到沮丧。社会需要有责任的工人、护士、水管工、门卫、警察、机械工和公务员。我对我的孩子最大的期盼是他们开心快乐，成为好人。如果他们恰好喜欢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将是一个非常棒的惊喜。自我选择是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谋生方式的重要因素。自我选择包括了聆听遗传对我们的低语，它不仅关乎智力，还关乎性格和兴趣。这些包括选择一个仅够支付账单的低收入工作，而不是高收入、高压力的职业；或者选择一个愉悦的假期却可能无法支付账单。除了赚所需的钱之外，让金钱定义人生的成功并不能实现幸福、愉悦或善良。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那些只需要较少优势就能胜任的工作仍然会得到金钱回报，以便提供合理的生活标准。

《2011遗传学原理》

达尔文想知道当一只苍蝇停在茅膏菜上时，什么使它的叶片闭合起来使苍蝇落入它的黏液陷阱中。他正在探究触发叶片闭合的可能因素。他已经试过许多种物质包括沙粒、牛奶、尿液、水、烤牛肉和一丁点儿煮鸡蛋。没有一个能起作用。现在他正在实验声音的作用，尽管他并不认为声波能触发植物的反应。达尔文正在进行的一项实验,在方法学上研究一系列可能的刺激因子。当科学家发现血友病是由缺少特定的凝血因子引起时，他们认识到可将浓缩的凝血因子输给患者来治疗这种病。最先是于20世纪60年代初，从大量供血者的血液中纯化出蛋白质。这样处理是很昂贵的，而且对许多国家的血友病患者的使用而言，或者是无法做到蛋白质的浓缩，或者是太花钱了。幸运的是,基因工程的出现带来了积极的变化。编码皿因子和IX因子的基因都已被分离，每一种基因都被导入体外培养的哺乳动物细胞。通过这样的步骤,产生了能够合成大量VDI因子或IX因子的体外培养细胞系。现在已从这些细胞中纯化出凝血因子，并用来制备输血所需的浓缩蛋白质。结果这两种凝血因子现在都能无限量地供应治疗血友病患者。达尔文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指出，在一群生物体中，具有有利性状的生物体比性状较差的生物体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这些有利性状就成为群体中的规范标准。这一基本观点被不适当地应用于人类。查尔斯•达尔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lon) 认为人类的许多智能和体质是遗传的，因此也受到选择的作用。可是,高尔顿使这个观点又跨出了一步。他提示人类的遗传组成可通过人工选择来加以改进，他把这种观点称为优生学(eugenics)：表现出优良性状的双亲应受到鼓励去生育更多的后代(积极优生学)。具有不良性状的双亲则应鼓励他们不要生育孩子(消极优生学)。高尔顿认为的有利性状包括高智力、高成就、艺术创造力和体魄健壮。他认为应通过选择而淘汰的性状包括智力低、精神病、犯罪行为和酗酒。性别是如何决定的，一直是生物学上关心的问题。古代人对此曾经有过许多猜测。古希腊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是“左右”学说，认为来自男性右侧睾丸的精液生男孩，来自左侧睾丸的精液生女孩。古代印度则有另一种“左右”学说，认为在女性子宫右侧受孕会生男孩，在子宫左侧受孕会生女孩。还有一种说法，则认为生男生女决定于子宫的温度，较热的子宫生男孩，较凉的子宫生女孩，因此劝告想多获得母羊的牧羊人要在刮北风时给羊配种，而且要让母羊臀部向着北方。亚里士多德注意到，只有一个睾丸的男子也能既有儿子又有女儿，因此他不相信“左右”学说。他认为生男生女决定于精液的性质，稀薄的、水样的精液生女孩，黏稠的、富有生命热的精液生男孩，而精液的性质则受年龄、体质、营养、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例如，青年男子还没有足够的生命热，老头子则生命热衰退，这都较容易生女孩。一直到19世纪，关于性别决定问题，仍然盛行着种种猜测性的说法。摩尔根从白眼果蝇发现了伴性遗传，使他相信性别是由染色体决定的，果蝇的性染色体是XX—XY型。从对白眼果蝇的遗传研究又发现了性染色体不分离现象，进一步为性染色体学说提供了有力证据。

《2013艺用人体解剖》

骨骼肌按其作用分别为：屈、伸、收、展、旋前、旋后、回旋、提、降、压、扩张和固定（第244页）。正如植物会附着在坚实的地表一样,所有的骨骼肌都有起端和附着点，根植于骨膜。大块肌肉会对骨施加很大的力量，因此肌腱必须是牢牢附着的。这种连接越有强度，骨表面也就咬得更紧。长的肌腱可以使肌肉活动范围延长，可以分开以便插入到无数的骨里，使人体外形变细长，有助于减缓重量，还可以使大量肌肉组织作用于相对较小的骨表面。皮肤颜色是由黑色素的不同浓度决定的，起着隔离紫外线辐射的屏障保护作用，太阳晒得多，黑色素分泌增加，就会形成晒黑的皮肤，对太阳光就不再那么敏感。黑色素也会使眼睛和头发的颜色不一样。外分泌腺中的汗腺 （遍布除指甲床、阴茎头、耳道和双唇以外的所有地方）通过产生出富含氨、盐、尿酸的水状液体排出废物，控制人体的体温。大汗腺（分布在腋窝、乳晕和肛门周围）在青春期开始发育成熟，产生出一种带有强烈气味的黏糊糊的汗。皮肤是一种很复杂的感觉器官，是产生人体触觉的部位，它防止我们擦伤及体液流失，防止有毒物质或是微生物入侵，并通过产生汗和表面静脉的冷却作用调节人体的体温。胆汁由我们最大的腺体肝脏生产出来并贮存在胆囊中，起清洁剂的作用，它可将脂肪分解成乳剂。（肝脏也加工、贮存并转化营养物，产生废物或尿素，并将毒素转化为毒性较弱的物质，排泄出体外。）营养物质被吸收进血液，大肠吸收水分，其余部分则形成粪便。肾脏过滤血液，除去废物及过多的水分，肾脏还分泌出荷尔蒙来控制血压,刺激血液中的红细胞生长，从肾脏排泄出来的尿液通过输尿管贮存在膀胱里。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心，其最上部（即大脑）可分为相等的两个半球：右半球控制人体左半边，而左半球控制人体右半边。大脑主要由白质构成，周边有一层4毫米 （0」6英寸）的灰质组成的波浪形皮层围绕。白质将信息带给灰质或是从灰质处带回信息。灰质是我们的意识和思想之所在。大脑贮存我们的记忆、情感，具有学习、感觉并且进行自主运动的能力。在大脑的后下侧是三叶小脑，负责协调骨骼肌，并保持音调、平衡、姿势和平稳运动。在大脑下侧和小脑前侧是茎状的脑干，其作用是调节心跳和呼吸，而脊髓的作用则是调节其他简单的反射。每一块肌肉的纤维决定着肌肉可以朝哪个方向牵拉。形成口腔部并使其运动的肌肉，比面部任何一处都要多。当面部放松时，嘴角几乎就处于眼睛中部下方（第57页，上右图）。整个口腔部位的肌肉由颊骨、颌和牙支撑。想象一下：一位上了年纪的人，下颌萎缩、没有牙齿—— 嘴巴深深地往里瘪。男性的甲状软骨要比女性的大得多，常被叫做喉结。在甲状软骨下的环状软骨也是男性的更明显，它在咽的中心偏下处引出一个小小的唧筒。而女性的甲状腺更大一些，它盖住了环状软骨，使得颈部外形更圆润。甲状腺肿大常造成脖颈变粗，这种情况在女性身上比男性更常见，但某些历史时期,粗脖颈被视为一种美,比正常的形状更妩媚动人。深色毛发要比浅色毛发更粗更浓密，不容易断裂，可以长得非常长。头发长长停停，每年平均长12.5厘米，身上的体毛则长得慢多了。一根头发一般存活2至6年，枯死后脱落下来，由新长出来的头发取而代之。这一生长周期决定了一个人头发的自然长度。与大众所信的恰恰相反,人死后毛发和指甲不再生长,但因为脱水和皮肤收缩现象，让人觉得毛发和指甲在人死后仍在长。当我们走路、跑步或是跳跃时，松弛的脊柱就会收缩并膨胀。每节椎骨及其紧邻的软骨盘之间细微的调整，都使得身体在不太需要肌肉用力的情况下能向上保持平衡。假如脊柱是笔直的，胸廓及内脏的重量会使整个身体前倾，使我们倒下。从我们来到世间那一刻起，我们的双眼就在本能地寻找乳房，但这并没有使人们觉得画乳房很容易。若是前臂和手很热，静脉就会贴向皮肤。若是热的手朝下伸并保持不动，静脉就会进一步凸现。当血液回流到心脏，即在抵抗地球吸引力往上走的过程中，静脉内会出现压力，那些小小的凸起就是妨碍血液回流的阀。但在世界神话中有男神和凡人换用大腿来生孩子的故事，这可能是源于那种古老的观念，认为骨髓是人体力量的核心。例如，宙斯与塞默勒的儿子，未出生的狄俄尼索斯，就是在其母亲去世后被缝进他父亲的大腿怀至足月的。在东方，脚越小越美，最痛苦的代表性例子就是中国的裹小脚，不断成长的脚的外形和活力被慢慢地裹成同样的形状。当我们站立不动时，体重就压在跟骨和跖骨头之间。当我们朝前走时，跟骨首先着地，体重会平稳地往下传到脚外侧的跖骨头上，再移到大脚趾底端，将人体往前推进。这一行走模式常常会在我们的鞋底留下陷痕，同样也可以在脚印里清晰地看到。千万不要以为只能在商业用纸的尺寸比例之内画画。训练自己对脚的细节的理解力、观察力和记忆力，这会直接渗透到你绘画的表达方式中去，也会增强你对其他艺术家作品的理解。

《2016莎士比亚的历史剧/（英）蒂利亚德》

亨利·珀塞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菲利普·西德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宇宙论背景

莎士比亚戏剧以历史舞台为背景， 深涉人世政治问题的底蕴， 尤其是王者问题， 一再激发后人掂量人性和人世的幽微， 为后世探究何谓优良政制、审慎思考政制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础。有关获得学识的不同途径，可以思考一下莎士比亚可能是如何接触到戏剧的三一律这一学院理论的。他的《暴风雨》就遵守了这一定律。他也许是从亚里士多德及其意大利评论者那里学来的，也许是在锡德尼（SirPhilip Sidney）那里读到的，又或许是听别人谈论过它。假使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很小，那么他就很难避免从后两种途径知悉三一律。我们有理由推测他的确是博学的，但不是以学院习得的途径，而是像约翰逊（Samuel Johnson）所猜想的德莱顿（John Dryden）的途径：我更相信德莱顿的学识是从偶然的获悉和丰富的谈话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因为他有着敏锐的理解，明智的择取，愉悦的记忆，对知识的真诚渴求和强大的消化能力，还因为他有种不忽略任何事物的警惕性，和不丢弃任何有用事物的反思习惯……我不认为他蔑视书籍，或是有意识地忽略它们，他只是被天才的激情引向更为活泼和迅捷的导师；同时他的学问也比较驳杂，倚赖机缘，而不注重连贯和系统。要证明这一点，可以《威尼斯商人》第五幕中罗兰佐（Lorenzo）讲音乐为例：瞧，天宇中嵌满了多少灿烂的金钹；你所看见的每一颗微小的天体，在转动的时候都会发出天使般的歌声，永远应和着嫩眼的天婴的妙唱。在永生的灵魂里也有这一种音乐，可是当它套上这一具泥土制成的、俗恶易朽的皮囊以后，我们便再也听不见了。他描写上帝和创世、宇宙和星辰的影响、人的灵魂和肉体、人的心灵与激情。你是一个人，被赋予理性和理解，上帝在其中刻下了自己的真实形象。在其他的生命中有上帝的些许形象，有他神圣本质的些许足迹；但是在人这里，他刻印了自己的形象。有些事物与上帝的相似在于其存在，有些在于其生存，有些在于他们的优秀特质和行为。但这不是上帝的形象。他的形象只在于我们的理解。明白你有如此高贵的本质，且在你的理解中显示了上帝的形象，因此对自己的管控应当符合一个有理解力的生命。不要像那些野蛮的兽类，缺少理解力：桀骜不驯或是笨重迟钝……毫无疑问，天底下的所有生命，其存在都由上帝赐予，没有哪个退化，没有哪个抛弃了本质的尊严和存在，只有人如此。只有人，抛弃了他原有的本质，像海神普罗狄斯一样变成各种形态。这是由他的自由意志引起的。就像每一种兽类都会特别倾向于众多感官中的一种，人也会因为他对某一感官的特别倾向而变成那种兽类。[《大卫的眼泪》（David’s Tears，1623），页165、168]人，正如他的形态不同于其他生物，他的目的也与它们不同。其他生物的目的只有生存，繁衍与自己相似的后代。人，生于自然和富足的王国，不仅要生存和繁衍，而且要生活得快乐美好。自然为其他生物提供其生存所需之物，自然让人生存，但理性和财富使他活得好。生物依照自然的法则生存，人依靠理性、审慎和艺术生活。活着的生物可以孤单过活，而孤身一人的人，因为无法自足，而且如果没有家庭与公共交往，他在本性上就是一个罪恶的生物，所以只能悲惨、郁闷地度过一生。因此，正如哲学家所说，不能生活在文明社会中的人不是神就是野兽，只有上帝是自足的，只有野兽才最适合孤独地生存。（Hannibal Romei，《宫廷学院》[Courtier, s Academy，I.K.译，1598]，页247）有关对应物的一般观念，我所知最出色的段落来自塞邦德《自然神学》的删节本，这个段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伊丽莎白时期的观念。它恰切地表达了人类秩序始终居于其中的宇宙秩序。塞邦德这段话的主题是天使的数量和次序：我们必须相信那里有不可估量、令人惊异之数目的天使，因为国王的荣耀在他数目庞大的仆从上显现，他的耻辱则在于仆从的贫乏。因此我认为有成千上万的天使在服侍这位神圣的权威，有几十亿天使向他膜拜。此外，假如物质自然中有无数种石头、香草、树木、鱼、四足兽以及在此之上无限多的人，那么与之同理，也有相当多种类的天使。但要记住不能把他们的繁多当作混乱；相反，这些灵物精巧地保持着一种美好的秩序，这是一种无法言表的美好。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非精神性事物的奇妙组织中理解到，我的意思是这些事物中有的高级，有的低级，有的居于中间。比如，自然力量和无生命物质被认为是最低级，植物类居于第二位，有知觉的居于第三，人作为统治者居于第四。在人类范围内又有从伟大到卑微的不同级别：比如工人、商人、议员、骑士、男爵、伯爵、公爵、国王和作为君主的帝王。教会中也是如此：从助理牧师、执事、执事长、教长到修道院副院长、院长、主教、主教长、大主教和他们的首领——教皇。如果在低级的世俗的事物中保持着这样一种秩序，理性的力量就要求在那些最为高贵的神灵中也应当有一种独特的、艺术的、受到无限祝福的序列。而且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被分成三个等级或三级天使，在每个等级中又有高中低三个级别。但是这井然有序的众多天使只引向一位首领。正如我们在自然力量中看到火居于首位，鱼类中海豚居首，鹰在鸟类中居首，狮子在兽类中居首，帝王在人类中居首。（删节本原文为拉丁语，1550年由Jean Martin译为法语，英文引文译自法语版第4卷第42章）暴风雨在另一种对应关系里也经常出现，即宏观世界和国家。天上的暴风雨和动荡在国家的骚乱和灾难中重现。预示着恺撒死亡的征兆不只是征兆，是上天促成了那些在恺撒死后动摇了罗马帝国的骚乱。天上星体的不规则重现了国家秩序的丧失。用俄底修斯的话说，就是可是众星如果出了常轨，陷入了混乱的状态，那么多少灾祸、变异、叛乱、海啸、地震、风暴、惊骇、恐怖，将要震撼、摧裂、破坏、毁灭那些曾经稳固的国家之间的和谐与平静。（《莎士比亚全集》[四]，页266-267，译文有改动）全能的上帝创造了天上、地上、水中的万物，并让它们各归其位，一切都在最为精致和完美的秩序中。在天上他规定了大天使和天使的明确次序与地位。在地上他指派了国王、君主以及他们之下的其他官员，这些人都遵循良好的必要的次序。水被保持在一定的平面，在适当的时间和季节会下雨。太阳、月亮、星辰、彩虹、雷电、云彩和空中的一切鸟类，皆遵守其秩序。大地、树木、种子、植物、香草、谷物、草场与各种兽类也都依序而动。一年的所有部分，冬夏、月份、日夜，按其次序前行。海洋、河流、水域里的各种鱼，和所有的泉水，是的，它们都遵循自己恰当的秩序。人，也是如此，他的一切，包括内在和外在的部分，比如灵魂、心灵、头脑、记忆、理解、理性、言谈，和他身体的所有部分，都处于一种有益的、必要的、愉快的秩序中。人们的每一个级别，他们在自己的行业、职业、职责中都被委任相应的责任与秩序。有些人居于高级别，有些居于低级别，有人做国王和君主，有人做下属和臣民，有牧师和平信徒，有主人和仆人，有父亲和孩子，有丈夫和妻子，有富人和穷人，他们需要彼此，正因为这样，万物中才有此值得赞颂的上帝的美好秩序，没有这一秩序，便没有哪一座房屋、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国家能够持久存在下去。因为没有正当秩序的地方，主宰其中的就是各种滥用、不受约束的肉欲、暴行、罪恶和巴比伦式的混乱不堪。如果没有国王、君主、统治者、地方官、法官和上帝秩序的这些代表，那么没有人能在大陆上行走却不被劫掠，没有人能睡在自己的房子里和床上却不被杀害，没有人能平静地拥有自己的妻子、孩子和财产，一切都会变得粗俗，由此带来的必然都是危害和毁灭，而且是对灵魂、身体、财产和这个国家的危害和毁灭。

历史论背景

在《论李维》（Discourseson Livy）第一卷第三章他明确提出人对恶的倾向。没有所谓堕落的问题，因为罪恶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准备好生根发芽。从来没有所谓从某某中堕落的那种原始状态。无序是人的自然状态，文明纯粹只是权宜之计。这种思维方式对伊丽莎白时期的人们而言是可怕的（从那时到现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也是这样），因为他们更愿意把秩序当作规范，而无序，尽管令人不快的是它经常出现，仍旧是例外。哈丁（Hardyng）是为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处理事务的人。他参加过阿金库尔战役，但后来成为支持约克王朝的人。他写了一部诗体编年史，记录了从不列颠的特洛伊战争到爱德华四世刚刚登基的历史。他在总体上只是提供信息，延续中世纪的风格，不过当他提到不列颠在卡德瓦拉德（Cadwallader）时代的分裂时，他表现出新的教化主义的影响。他向爱德华四世的父亲约克公爵提出，他认可他要求王位的权利，但又说起内部分裂的危害，其中有着明确的对现实的影射。亨利一世因为法国内部分裂而变得强大，迦太基与罗马都是因为自身的同样问题而衰亡：因此，阁下，请现在思考这一教训并授予马契伯爵大人，您的继承人，趁他还年轻之时；对这一教训的思忖可能对他来说有些早，当天气晴好，人民想要求助于他几乎不费功夫便可让他们不再苦恼那么但愿他能慰藉他的人民。趁他还年轻，赋予他智慧，这只有付出努力才可能得到；要努力便不可能轻而易举做到。因为帝王君主都是努力的回馈。要做您的继位者，就不要让他怠惰，因为荣誉和轻而易举不可能同在：所以要在小树年轻时让他经受磨练。看薄伽丘笔下多少君王因为骄傲失去一切尊严，一败涂地。（第98章）这里的主张就是：历史不是对事件的记录，也不仅是对一个人功绩的致敬，而是严肃教训的宝库，最大的用处就是为现今的君主提供实际指导，薄伽丘在这里被引为主要权威。正如西塞罗所说，一位君主走入歧途，虽然这本身是一项大罪，但这种罪行的严重远不及这位君主的堕落腐化了其他人，由此引发的后果是这不仅改变了他自己的生活，而且改变了他的人民原有的道德规范。（Basel Edition，页439）一国之君只有有效地监管其臣民的道德，并成功抑制庸众的罪恶，才能获得荣耀。任何一位君王如果还没有学会这一点，就还没有长大，即使他在年龄上已经成人；他并没有实行统治，而是被统治着。理查二世就是这样一位没长大的君主。他并非生来就是邪恶的，但他没能接受好的建议，最终毁在坏参谋们的手中。爱德华二世也是这样，这二人最后都死得很悲惨。亨利五世很可能从这些实例中得到了教训，意识到要警惕身边的逢迎者，并且要选择那些能力最好的人，跟他们学习统治的艺术。波利多尔让亨利在入侵法兰西之前虔诚地宣告上帝授予他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利。在战役中亨利用死刑来惩罚那些渎神的行为。哪一方会获胜，是可以确定的，因为在法国人违背承诺的同时，亨利修建了许多修道院。波利多尔是最早把亨利表现得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能言善辩的作家，有趣的是，他笔下的亨利所说的话与莎士比亚的亨利所说的极为相近。总的来说，波利多尔在记述亨利五世的时候，不再是一位批判性历史学家，而成了一位古典风格的传教士，他觉得有责任把一个人写成集中一切美德的廉价皇家模范。由于男人和女人通过神圣婚姻的结合，一代人获得了祝福，身体的罪行经过涤荡而清除。通过联姻，王国与王国之间增进了和平，培养了国与国间的感情。婚姻的联合让怨恨消散，友善萦绕，取得了永恒的联盟与亲缘关系。一个人的城市和一个人的生活。因此我认为历史可以称之为神圣的领域，因为，就像天上的星体时时刻刻联系着整个世界，包括世界上的所有生物以及他们的事迹，历史也是如此。对我们来说，通过别人的错误和失误来改进和建立自己更加美好的生活，难道不是一件正确而高贵的事情吗？通过阅读历史，年轻人获得了岁月带来的智慧。历史激励了对高尚行为的仿效精神；它促进了高贵的行动和伟大的发现。它还通过荣誉起作用，因为历史是高贵行为永存不朽的唯一保证。历史对国王来说有特殊的价值，他会从中获得朋友们不敢给予他的逆耳忠言。伯纳斯的第一个观点——历史教给我们什么应该模仿、什么应该避免，在本章前面部分就出现过。这是有关历史最常见的评论。对历史中个例的思考比起对一整段历史重复性的思考要多得多。历史提供了无数人从富足的高处跌下的先例，特别是因为某一种激情或失误而跌下的人；正是从他们那里我们可以学到最为实际的教训。毕竟国王们学习这些教训是很有必要的。十六世纪国王们得到的尊敬并不妨碍那些地位低于他们的人对他们进行说教——实际上不得不忍受这种说教似乎是他们为维护自己更强大的专制地位所需付出的代价。举一个这种说教的例子——这次是追寻一个高尚之人的例子，而不是警惕一个不幸之人的例子，下面是提托所著亨利五世生平的英译本前言，是对亨利八世的致辞：我承担翻译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殿下[即亨利八世]在听到、看到或读到那个时代最著名国王——殿下高贵的先辈、亨利五世国王这些高尚的行为、胜利的攻战、出众的贤明与智慧（据我所知，亨利五世国王超越众人的为人的高贵与高尚自从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了这一国家的政府之后就没有英国国王读过或听说过了）。殿下在有关他个人和人民的一切事情上都可以遵照他[亨利五世]在加冕之后的生活与态度，从他所有平常或特别的行为中获取伟大智慧与审慎的建议。其次，我这项苦差事的首要原因（鉴于我们那时正处于战争之中）是我们的君主在了解和看到这本册子后会立志在这场战争中仿效如此高贵和优秀的国王的高贵和勇敢的作为，如果是这样，那么他就可能获得同样的荣耀、名望和胜利。历史学家，收藏着大量老鼠啃过的老旧记录，他们的写作大多数时候都是依赖于其他人写的历史，而这些历史最大的权威就建立在道听途说的显明基础之上；他们费尽心思在不同的作者中找取协调，从偏颇中挑拣真相；他们比起现在的时代更熟悉一千年以前的时代，比起自己脑袋里的弯弯绕绕更清楚这个世界的走向；他们对古迹古董充满兴趣，对新奇事物好奇不已；他们是年轻人眼中的奇人，是桌边谈话的暴君；他们会愤怒地否认任何讲授美德和善行的人可与他们相媲美。兄弟之间、父子之间刀尖相向，甚至彼此残害；……最终使得他们的国家因为这些损害而衰弱，成为所有入侵的外部敌人猎取和掠夺的对象，他们所有活下来的国民同胞、孩子、朋友和亲人会彻底且永远地沦为囚犯、奴隶直至毁灭，正是他们邪恶的叛乱亲手把这些人送到外国敌人的手中。（《布道集》，页575-576）

戏剧之外的文学背景

上帝在天使之中，统治者在人们之中，公正在各种美德之中。格伦道尔（Owen Glendower，他的故事是维吉尔的译者、费尔[Phaer]写的）。对人和动物的本质进行道德说教，表现出他对存在之链以及人在其中的位置这套观念非常熟悉。万物天然具有同一倾向从哪里来便最终往哪里去：模具向下沉，火焰往上蹿；鹿用犄角顶，马用蹄子踹；狼强力掠杀，狡猾的狐狸则顺手牵羊；一般没有哪个真正母亲的后代，无论它是鱼、兽、禽、植，会缺少这种特性。然而对于人来说，他们中有一些因为学识赋予了规矩，良好的教养让他们行为高尚，让他们的父母黯然失色。因此真正的贵族精神建立在高尚生活的基础上，而不是血脉相传；因为血是兽性的，贵族精神是神圣的。（页121-122）埃德蒙明白他的主人亨利六世是一个孩子气的软弱国王，注定会把国家带向毁灭。但他仍旧忠诚于国王，这种忠诚在他审视过去的时候是一种安慰：然而只有一事于我是种宽慰：在我的国王的纷争中，我始终如一。哪怕嫉妒的命运是我的敌人，高贵的心灵也不会屈服，也不会因为幸或不幸而退缩不前，只会为其国王在沙场流血倒地。（页401）

戏剧的背景

不过尽管这些恶通过遮遮掩掩的共谋和伪造的名字，来藏匿他们的迫害，会在一段时间里掌控全国民众的偏见，颠倒了黑白和真实公正的一切秩序，然而时间检验一切，并会最终揭示真相，错误不会永远占据正义的位置。因为当上帝愿意恢复全国民众曾经拥有的财富和荣誉时，他派出自己最温柔的同情使得真相在各处巡视。真相，是古老圣人时间之女，她让一切露出本来面目，无论是美德还是罪行。然后如全国民众所愿公平对待所有人，带着仁慈之心，竭力处理好一切；不久她就带来了安宁与和平，民众乐享生活与财富的无限增益。自然，其中的一切都不完美，命运，它从未恒定不变，时间，它损毁一切美好外观，但它们都不敢将王座腐化、去除或污染；自然、时间与命运达成一致，祝福并效忠于女王陛下。在莫尔后来失去恩宠的一次演说中，他对层级的事实有一番哲学化的思考。我猜想自然拥有多种多样的金属元素，她用它们铸造了我们人类，每个人的价值都超越其余。最优秀的材料造就最精致的外观：地上的其余一切在出生之前就获得卑微的命运；奴隶即是如此产生，我认为自然让卑微的头脑感觉自足。在鞭策、重压和苦熬下他们那低级材料铸就的身体耐心地劳作。（第四幕第五场，69-78行）“每个人的价值都超越其余”表明作者了解存在之链的观念，每一种生物都比一种生物高贵同时又比另一种卑微。“层级”的观念在一些小的地方也有触及。福克纳这个长发罪犯突然造访作为大法官的莫尔以寻求公正时说道，我认为在一个城市法官面前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不符合我的名望与层级。（第三幕第二场，96-98行）莫尔一直非常明白命运的变幻莫测和各种诱惑，当命运眷顾一个人的时候会让这个人忘记自己的层级。下面是他被任命为大法官后的独白。我如今这样还是那样都取决于上天；我们世俗所谓的命运是天上的权力所赋予的，与我们出生即内在的本质力量相匹配、相合衬。至善的上帝，至善的上帝，我出身如此卑微却可以晋升至国家顶层并从那里宣讲法律！我，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因为我的地位而要对年长的亲属和他行使特权并接受他们的膝礼自然本该赋予他的顺利和幸运却落到我的身上！ （第三幕第二场，1-12行）当爱德华拒绝派人救助在克莱斯处于巨大危险中的儿子时，他是出于教育儿子的目的。王子必须学习发现自身。当在普瓦捷前大量敌军将他和他的军队全方位围困起来并威胁到他的生命之时，他的教育才完成。他拒绝所有来自法国的援助，转而向年长的奥德利（Audley）请求建议和帮助。您经历过许多考验而伤痕累累，铁笔写成的古老攻略就布满您荣耀的脸上。您在这种困境中就像一个结了婚的人；而在危险面前我只是一个害羞的少女。请在这一困难时刻教给我一种答案吧。（第四幕第四场，127-32行）不必说，奥德利答应了，道出了满满一大堆关于蔑视死亡的警句箴言，成功地教育了王子要坚毅不拔。生或者死，于我都不重要，（第四幕第四场，161行）是这位王子的临终遗言。

莎士比亚

最近学界的观点转而认为《理查二世》是部分基于傅华萨的编年史而写的，在这部戏剧里当理查说道：看在上帝的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讲述那些国王如何死去的悲伤故事假如莎士比亚年轻的时候不愿意学习，他还会在《亨利六世》中篇里让赛伊勋爵对凯德的叛军这样说吗？并且也看到上帝谴责愚昧，而学问则是人们借以飞升天堂的羽翼。（第四幕第七场，78-79行；《莎士比亚全集》等中有关乌鸦的寓言，其貌不扬的乌鸦从其他鸟那里求来各种羽毛，然后炫耀自己的美丽。其他的鸟因为生气就从它那里取回了自己的羽毛，结果乌鸦成了脱毛的鸟。其中的道德教训是，乌鸦代表的是人，人倾向于谋求诸如财富和亮丽的衣服等各种外在的帮助。而除去这些他就是裸露而悲惨的，暴露在上天的愤怒之下。因此格林脑中所想的可能不仅是这个演员往自己身上贴金的狂妄无礼，还包括莎士比亚所享受的世俗支持：没有赞助人——在切特尔（Henry Chettle）针对格林的抨击而为莎士比亚所做的辩护中提到的“好几个崇拜者”——莎士比亚可能什么都不是。但我猜想格林对这个寓言的指涉还是从乌鸦与演员的特点出发，这种鸟不加理解就只知重复。莎士比亚，不像其他演员那样满足于只做一只乌鸦，狂妄到装扮成夜莺或天鹅，穿上歌唱的长袍，表演他自己的独创作品。格林轻蔑地误引了莎士比亚作品中著名场景中的一句：哦，女人的外表下包裹着的老虎的心，不论《错误的喜剧》在完成上有什么缺陷，它还是具有某些总体优点。它有学院风格，有野心，情节安排技巧熟练。它的学院风格不仅在于它改编自古典喜剧范式，而且在于它对当时普遍常识的提及。比如，露西安娜试图劝说阿德里安娜接受男人权威的话具有很强的学院风格：你看地面上，海洋里，广漠的空中，哪一样东西能够不受羁束牢笼？是走兽，是游鱼，是生翅膀的飞鸟，只见雌的低头，哪里有雄的伏小？人类是控制陆地和海洋的主人，天赋的智慧胜过一切走兽飞禽，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是天经地义，你应该温恭谦顺侍候他的旨意。（第一幕第一场，16-25行；《莎士比亚全集》[一]，页393-394）《错误的喜剧》和《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显示出它们的作者很有野心。如果他的《亨利六世》上篇也是写于这一时期，他的野心范围又扩大了。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年轻人尝试三种了不起的文学形式：古典喜剧，塞内卡悲剧，以及为迎合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倾向而选择的高度严肃的历史剧。我们发现他不是其他人的聪明学徒和修补匠，而是一位原创诗人，受过教育，自信满满，已经致力于诗歌创作；经历过任何伟大艺术家都要经历的阶段，不仅在成熟的作品上可比但丁和弥尔顿，而且在展开其一生作品的方式上也与他们相近。英格兰正在竭力避免发生德国那样的农民叛乱和法国那样的宗教战争；在青年莎士比亚生活的时代，人们的希望逐渐转化为确定性，这一定是让那敏感的头脑极为着迷的一种经历。莎士比亚突然让我们看到少女们在漂洗夏季的衣裙，汤姆把木块向屋内搬送，我们不加思索地想到，这就是生活啊；那时的生活，也是现在的生活。此时此刻莎士比亚已经舍弃了他的正统自我。

最初的历史剧四部曲

不过，关于秩序原则的最有效果的表达出现在一段偶然成为《亨利六世》上中下篇三部剧中最有名的段落里，这就是亨利后悔自己生为国王而不是牧羊人时悲伤的独白。上帝呵！我宁愿当一个庄稼汉，反倒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就像我现在这样，坐在山坡上，雕制一个精致的日晷，看着时光一分一秒地消逝。分秒积累为时，时积累为日，日积月累，年复一年，一个人就过了一辈子。若是知道一个人的寿命有多长，就该把一生的岁月好好安排一下；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还可以计算一下，母羊怀胎有多少日子，再过多少星期生下小羊，再过几年可以剪下羊毛。这样，一分、一时、一日、一月、一年地安安静静度过去，一直活到白发苍苍，然后悄悄地钻进坟墓。呀，这样的生活是多么令人神往呵！多么甜蜜！多么美妙！ （下篇第二幕第五场，21-41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27）对同一思想的另一处明确表达是《亨利六世》中篇里杰克·凯德的无法无天与肯特郡绅士艾登完美的节制和纪律之间的对照。凯德公开吹嘘说“我们只有乱到头才有秩序，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一切层级都将被拉平：以后在我们英国，三个半便士的面包只卖一便士，三道箍的酒壶要改成十道箍。我要把喝淡酒的人判作大逆不道，我要把我们的国家变成公有公享，我要把我所骑的马送到溪蒲汕市场那边去放青。……我要取消货币，大家的吃喝都归我承担；我要让大家穿上同样的服饰，这样他们才能和睦相处，如同兄弟一般，并且拥戴我做他们的主上。（第四幕第二场，70-75、78-82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50）《亨利六世》上篇是一个有抱负有思想的年轻人的作品，他有规划的能力，但在具体的写作上还不足以完成一部伟大的作品。他的写作风格落后于其丰富的想象力，后者将大量不成形的历史素材规整为高度有序的结构。剧中人物都经过了深思熟虑，前后一致，不过他们都是由一种外部力量而非自我推动的游戏中的正确棋子。他们会时而显露出特别生动的活力，从长远看，也几乎满足我们对于年轻的莎士比亚所能够有的期待。让位吧，凭着上天，你不能再统治一个由上天派来统治你的人。海盗们把抢来的财富尽情挥霍，收买朋友，赏赐娼妓，直到花费干净，也毫不吝惜。而那不幸的物主却只能唉声叹气，搓手摇头，战兢兢地站在一旁，眼看着自己的东西被人分配完毕，全都带走，自己只能忍饥挨饿，对自己的财产连碰都不敢碰一下。我约克正是处于这样的地位：我自己的土地被人家换掉了、出卖了，我只能坐在一旁，忍气吞声。（第一幕第一场，214-231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577-578）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31-34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27）嗳，爱德华说要好好地招待女人。但愿他荒淫无度，连骨髓都耗光，使他生不出子女，以免阻碍我达到我所渴望的黄金岁月！ （《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44）理查作为一个魔鬼似的人物，非常熟悉宗教问题，他具备的神学知识总是足以让他能够亵渎神灵。中篇接近结尾处圣奥尔本战役之前，他面对小克列福的蔑视回应道，呸！省省吧，别说硬话啦，今晚你就要去和耶稣基督共进晚餐啦。（第五幕第一场，213-214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78）我在争夺王位的时候饱尝了许多困苦，好比一个迷失在荆棘丛中的人，一面披荆斩棘，一面被荆棘刺伤；一面寻找出路，一面又迷失路途；没法走到空旷的地方，却拼命要把这地方找到。（第三幕第二场，174-179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46）只要举一行的例子就足以说明莎士比亚新获得的如何写作戏剧诗行的恰当感觉：即使不能办到，我也要这样设想来聊以自慰。（Flattering me with impossibilities.）（143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44）我不再跟它[良心]打交道了；它叫人缩手缩脚，办不成事；偷不得，一偷，它就来指手画脚；赌不得咒，一赌咒，它就来阻挡你；不能和邻家妻子通奸，一动，它就识破了你；它是个脸会发红、躲躲闪闪的妖精，会钻进人家肚子里造反的家伙；它老是把你的路堵得严严的；有一次我偶尔拾来一袋金子，就是它硬叫我去归还原主的；谁收留了它就会弄得谁颠颠倒倒，一副穷酸相；谁都会把它当做一个倒霉蛋，赶出城去；凡是想生活得好一些的人，都努力使自己站起来，不去靠它过日子。（第一幕第四场，136-148行；《莎士比亚全集》[四]，页35）上帝呀！如果我真诚祈祷还不够使您息怒，而坚决要惩罚我的错误，那就至少只在我一人头上泄愤吧；呵，千万饶过我那无辜的妻子儿女。（第一幕第四场，69-72行；《莎士比亚全集》[四]，页33）爱德华四世在临死前后悔批准了克莱伦斯的死刑，他虽然也责怪别人没有阻止自己，但最埋怨的还是自己：至于我兄弟冤死，谁都不来提醒半句，我自己更是毫无心肝，未曾稍加思考，呵，可怜的冤魂。你们中间最得意的人都曾经亏他提携，却未见一人肯为他请命。呵，上帝呀！我怕天道无私，你和我，或我们的亲朋，都不免要遭到灾厄了。（第二幕第一场，126-132行；《莎士比亚全集》[四]，页45）我曾称你为我的幸运墙上所加的浮雕；称你为可怜的阴影，一个画中王后；你无非把我过去的声势来模仿；为一场大悲剧做了一些动听的剧情说明；哪怕你一时趾高气扬，终究要堕入尘埃；你枉做了一对伶俐的孩子的母亲；过去的一切都成了梦境、泡影、一块高贵的招牌、一面炫耀的旗帜，突兀招展着供人射击；一国之后做了笑柄，在舞台上不过串演着一个配角。如今你丈夫何在？你兄弟何在？你孩子何在？人生乐趣又何在？谁还来跪求你，高呼着“神佑吾后”？一向对你卑躬屈节的大臣们哪儿去了？追随你的大队人马又哪儿去了？前后对照就看清了你的处境：快乐的妻子成为最不幸的寡妇；幸福的母亲却在因为身为母亲而悲伤；坐听人诉的人反向人哭诉；国后变为愁眉蹙额的贱婢；从前轻慢我而今遭我轻慢；从前人人怕你，如今单怕一人；一向发号施令，如今无人听命。可见天道循环，赏罚分明，你只落得在时间的鹰爪下做个牺牲者；你倘若只顾怀念过去，同时又无法摆脱目前的处境，你的苦难将更难忍受。（82-108行；《莎士比亚全集》[四]，页97）那位四处征服、赢遍世界因此而享有无比盛名的凯撒，如今哪儿去了？那位于名于实都无比富有、黄金盈库、美食满盘的戴夫斯，如今又哪儿去了？塔利辩论技巧的短暂魅力和亚里士多德那写下智慧与意志的血肉之躯又哪儿去了？亨利森（Robert Henryson）笔下克瑞西达的抱怨比这还要贴切，因为它将伟大人物的逝去这种一般状况缩小到一个人财富的失去：你那绿草茵茵、鲜花盛开的园子，被花之女王精心描画的园子哪儿去了？你曾经总在五月花季在那里徜徉，日出前把露水接走，聆听众多黑鸟和画眉的啁啾；你曾经总在那里和美丽的姑娘们一起歌唱，看着一群廷臣身着各色亮丽衣裳。

约翰王

要是我出了监狱做一个牧羊人，我一定会一天到晚快快乐乐地不知道有什么忧愁，（第四幕第一场，17-18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69）为什么我要辱骂这“利益”呢？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垂青到我的身上。并不是当灿烂的金银引诱我的手掌的时候，我会有握紧拳头的力量；只是因为我的手还不曾受过引诱，所以才像一个穷苦的乞儿一般，向富人发出他的咒骂。好，当我是一个穷人的时候，我要信口谩骂，说只有富有是唯一的罪恶；要是有了钱，我就要说，只有贫穷才是最大的坏事。既然国王们也会因“利益”而背弃信义；“利益”，做我的君主吧，因为我要崇拜你！ （第二幕第一场，577-588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45-646）约翰拓展了人体与国家之间的对应关系，他把安及尔斯城的不同部分用人体结构词汇来描述，大门代表眼睛，城墙是腰部，城墙因为战斗而颤动是身体因为发烧而抖动。但这些指涉都没有庶子描述“利益”之神（thegod Commodity）或自我利益（Self-Interest）及其在世界进程中的作用那样精妙。“利益”是个“狡猾的魔鬼”，它扰乱了伟大而神圣的秩序原则：“利益”，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世界本来是安放得好好的，循着平稳的轨道平稳前进，都是这“利益”，这引人作恶的势力，这动摇不定的“利益”，使它脱离了不偏不颇的正道，迷失了它正当的方向、鹄的和途径；就是这颠倒乾坤的势力，这“利益”，这牵线的淫媒，这掮客，这变化无常的名词……（第二幕第一场，574-582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45）并不是当灿烂的金银引诱我的手掌的时候，我会有紧握拳头的力量。（589-590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45-646）英格兰的王冠不能证明我是你们的国王吗？（第二幕第一场，273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36）当他们冲破了服从的河岸，就会同样摧垮一切。（第二幕第四场，54-55行）但即使他在这里有意表现得只追求私利，但也表示他将学着顺应时世，不为欺骗别人，只求避免上当受骗：虽然我不想有意欺骗世人，可是为了防止受人欺骗起见，我要学习学习这一套手段。（第一幕第一场，214-215行；同前）要是我有时也会想起上帝。（《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59）一个复仇的女神，怂恿他从事这一场流血和争斗。（63行；《莎士比亚全集》[二]，页629）

第二个历史剧四部曲

去，你把那边垂下来的杏子扎起来，它们像顽劣的子女一般，使它们的老父因为不胜重负而弯腰曲背；那些弯曲的树枝你要把它们支撑住了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5）一位现代观众由此产生的第一个想法是：一个园丁这样说话太荒唐了。一位伊丽莎白时期观众的第一个想法则会是：花园里这位国王说这些话的象征意义是什么，对这部剧有什么意义？这位观众很快便会得出结论说：杏树在皇家宠爱的阳光下长得过于茂盛了；对它们的限制有实际的和政治上的涵义；杏树如果不受约束，会扰乱母树与其后代间的恰当关系，进而违背秩序的重要原则。园丁剩余的话证实了这种阐释。你去做一个刽子手，斩下那些长得太快的小枝的头，它们在咱们的共和国里太显得高傲了，咱们国里一切都应该平等的。你们去做各人的事，我要去割下那些有害的莠草，它们本身没有一点用处，却会吸收土壤中的肥料，阻碍鲜花的生长。（《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5-66）实际上这场戏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政治寓言，威尔特郡伯爵、布希和格林代表有毒的莠草，亨利这位新园丁将它们连根拔起了。末了王后走上前来加入谈话。她称园丁是“地上的亚当”，从而确定了他的皇家与道德方面的象征功能，不过她因为他说出了理查与波林勃洛克的坏消息而咒骂他。园丁最后提议在王后流泪的地方种一列芸香作为纪念进一步肯定了这场戏极富象征含义的人物设定：这象征着忧愁的芳草不久将要发芽长叶，纪念一位哭泣的王后。（《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8）顺带提一下，因为这不是我直接关注的内容：园丁说出了这部戏剧的结构与道德内涵。这一结构是对理查与波林勃洛克的命运的考量：他们两人的命运已经称量过了：在您的主上这一方面，除了他自己本身以外一无所有，只有他那一些随身的虚骄的习气，使他显得格外轻浮；可是在伟大的波林勃洛克这一方面，除了他自己以外，有的是全英国的贵族；这样两相比较，就显得轻重悬殊，把理查王的声势压下去了。（《莎士比亚全集》[三]，页67）史诗作家里锡德尼在《阿卡迪亚》里几乎做到了。实际上只有在部分片段里真实的英格兰才显现在神秘的阿卡迪亚背后，不过出自该作品第二章的下面这段对卡兰德大宅的描写足以说明英格兰确实得到了真实再现：大宅本身是用坚实而漂亮的石头建成，它没有故作优雅至极的样子，而是光荣地表现了一种坚实的高贵：灯、门和楼梯均为客人的方便着想，而不只是取悦匠人的眼光，不过，在注意前者的同时，后者也没有被完全忽略；每一处地方都既美观，又不怪异，既舒适又不让人厌烦；既没有娇贵到不能踏足，又不会因为友朋众多而遭到污损；所有一切与其说是漂亮，不如说更为持久，但是对超乎寻常的耐久性的考虑让观者相信它超乎寻常的美丽。这段话表达了英国家庭建筑的精髓。最肥沃的土壤上最容易生长莠草。（《莎士比亚全集》[三]，页305）会有那样的事吗？我还以为疲乏是不敢侵犯像您这样一位血统高贵的人的。（《莎士比亚全集》[三]，页250）“淡啤酒”指的是波因斯这样容易哄骗的人。波因斯再次误解，以为王子说的是酒，并又带着（他自认为）了得的小聪明回答道，一个王子不应该这样自习下流，想起这种淡而无味的贱物。（同前）下面是莱利所描述的文艺复兴时期有关全面发展之人的主要观念，用老菲杜斯的嘴说了出来：虽然不一定精确，但我认为在完成战斗和行动的绩业中必须使用身体，就像在学习中要耗费脑力。不过一个人的身体和头脑应该相互调和，否则只有勇敢和合乎礼节的行为而没有学识，或者只是用功学习和读书而缺少英勇气概，都是很大的遗憾。（II，页50）多少时间用于畜牧，多少时间用于休息，多少时间用于沉思，多少时间用于嬉乐。（《亨利六世》下篇第二幕第四场，31-34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727）[288]再如理查二世在监狱里想象可怜的自己就像钟表一样被时间推动——我曾经消耗时间，现在时间却在消耗着我；时间已经使我成为他的计时的钟；我的每一个思想代表着每一分钟，它的叹息代替了嘀嗒的声音，一声声打进我的眼里；那不断地揩拭着眼泪的我的手指，正像钟面上的时针，指示着时间的进展。（《理查二世》第五幕第五场，49-54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97）亨利六世表达的是牧羊人生活的规律，理查表达的是痛苦让人难以忍受的持久单调。王子告诉福斯塔夫他关心的是无序和暴政而不是秩序与规律。福斯塔夫痛快地承认了，并试图把王子拉到自己这一边，他回答说：真的，你说中我的心病啦，哈尔；因为我们这种靠着偷盗过日子的人，总是在月亮和七星之下出现，从来不会在福玻斯[……]（《亨利四世》上篇第一幕第二场，13-15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110）天上光明的太阳会不会变成一个游手好闲之徒，吃起乌莓子来？这是一个不必问的问题。英格兰的亲王会不会做贼，偷起人家的钱袋来？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上篇第二幕第四场，449-453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154）福斯塔夫如此有趣且貌似学究并不只此一处。他和国王一样经常说出一些宇宙或科学的知识。比如，他有关白葡萄酒的长篇大论就是完全正确地戏仿了微观世界的结构及其与另一种存在空间即身体的对应关系：一杯上好的白葡萄酒有两重的作用。它升上头脑，把包围在头脑四周的一切愚蠢沉闷混浊的乌烟瘴气一起驱散，使它变得敏悟机灵，才思奋发，充满了活泼热烈而有趣的意象，把这种意象形之唇舌，便是绝妙的词锋。好白葡萄酒的第二重作用，就是使血液温暖；一个人的血液本来是冰冷而静止的，他的肝脏显著苍白的颜色，那正是孱弱和怯懦的标记；可是白葡萄酒会使血液发生热力，使它从内部畅流到全身各处。它会叫一个人的脸上发出光来，那就像一把烽火一样，通知他全身这一个小小的王国里的所有人民武装起来；那时候分散在各部分的群众，无论是适处要冲的或者是深居内地的细民、贱隶，都会集合在他们的主帅心灵的麾下，那主帅拥有这样雄厚的军力，立刻精神百倍，什么勇敢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而这一种勇气却是从白葡萄酒得来的。（下篇第四幕第三场，52-122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301-302）黄色笑话不是对道德的严肃批判，但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反叛，期望事情不是这样的暂时愿望。和其他笑话一样，它总是围绕懦弱、懒惰、不诚实或其他社会不能鼓励的品性。高尚的情感最终总是获胜，让追随者们付出鲜血、劳作、眼泪和汗水的领导者总是比那些提供安全和愉悦的领导者能够获得更多支持。在苦痛的问题上，人类总是有英雄情怀。女人们辛苦分娩，奋力刷洗，革命者们在遭受折磨时紧闭双唇，战舰的甲板被淹没时枪炮仍在开火。只不过人性中的另一个元素——我们所有人内在都有的懒惰、懦弱、赖账的通奸者——永远不会被完全压抑，它时不时也需要听众。奥威尔此处的描述让我们能够更理解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尽管他代表无序，但毕竟是个喜剧形象，不足以严肃地表现伊丽莎白时期有关大混乱的观念。大混乱是假如王子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才能表现的概念。当王子叫福斯塔夫是“那邪恶而可憎的诱惑青年的福斯塔夫，那白须的老撒旦”（《莎士比亚全集》[三]，页156）时，说的正是对自己而言。福斯塔夫对自己性格的精美谎言给了我们一般性的真相：如其喝几杯搀糖的甜酒算是一件过失，愿上帝拯救罪人！如其老年人寻欢作乐是一件罪恶，那么我所认识的许多老人家都要下地狱了；如其胖子是应该被人憎恶的，那么法老王的瘦牛才是应该被人喜爱的了。不，我的好陛下；撵走皮多，撵走巴道夫，撵走波因斯；可是讲到可爱的杰克·福斯塔夫，善良的杰克·福斯塔夫，忠实的杰克·福斯塔夫，勇敢的杰克·福斯塔夫，老当益壮的杰克·福斯塔夫，千万不要让他离开你的哈利的身边；撵走了肥胖的杰克，就是撵走了整个的世界。（上篇第二幕第四场，516-527行；同前）上帝啊！要是一个人可以展读命运的秘籍，预知时序的变迁将会使高山夷为平地，使大陆化为沧海！要是他知道时间同样会使环绕大洋的沙滩成为一条太宽的带子，束不紧海神消瘦的腰身！要是他知道机会将要怎样把人玩弄，生命之杯里满注着多少不同的酒液！啊！要是这一切能够预先见到，当他遍阅他自己的一生经历，知道他过去有过什么艰险，将来又要遭遇什么挫折，一个最幸福的青年也会阖上这一本书卷，坐下来安心等死的。（第三幕第一场，45-53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273-274）各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段历史，观察他以往的行为的性质，便可以用近似的猜测，预断他此后的变化，那变化的萌芽虽然尚未显露，却已经潜伏在它的胚胎之中。（80-86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274）华列克的意思是一个人过去的生活里有种结构或是因果序列会显示出支配过去生活中事件的原则。假如他发现了这种结构，那么就可据此预测未来会发生的事件。此外，仿佛是为了表明这些段落的严肃理论化的口吻，亨利在这组对话之前还用人的身体部位来说明过国家的状况：那么你们已经知道我们国内的情形是多么恶劣；这一个王国正在害着多么危险的疾病，那毒气已经逼近它的心脏了。（38-40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273）上帝将对他的惩罚限定为永久的忧虑与自我欺骗的厄运。亨利明白他会死在耶路撒冷，他认为这是圣地，诅咒会随着自己而消失：因为一切篡窃攘夺的污点，都将随着我一起埋葬。（下篇第四幕第五场，190-191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313）你读历史就明白了，每逢我的曾祖父进兵法兰西，苏格兰的全部人马没有一次不是浩浩荡荡，像潮水涌向缺口一样乘虚而入。（46-49行；《莎士比亚全集》[三]，页353）

麦克白

马尔康和麦克德夫是上帝包含一切的秩序的工具，现在即将表现出它的力量。马尔康对自身没有多大兴趣，但对他所代表的东西非常重视。他彻底效忠于国家的利益，严格控制自己的个人情感，在能够完全确信别人的正直之前对别人有着马基雅维利式的不信任感，他随时准备行动起来。他的身上集中统一了狮子、狐狸和鹈鹕的必要品质，尽管在狮子的部分比较温和。他实际上是个将所有个人喜好放在政治责任之后的理想统治者，但同时也失去了个人的魅力。他这种类型是令人敬佩和必需的，是莎士比亚塑造的真正高尚的国王最终的样子，他对这个形象思考了很久很久。马尔康作为一个配角在本剧里有恰当的位置，没有冒险做出让其创造者失望的事，这与亨利五世不同。或者，换句话说，他是一个工具，对其对象缺乏兴趣并没有妨碍那一伟大的力量将其充分利用。他转而刻画从根本上吸引他的那种人，那样的人关注的是个人的而非公共的主题，思考的领域是宇宙而非国家。

《1997修炼当下的力量》

埃克哈特·托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作者一开始就教导大家他的拿手绝活——观察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这是脱离我们心智认同，也就是我们受苦根源的最佳方法。他提供的诀窍包括：尽可能经常地去倾听脑袋里的声音、把注意力导向当下、养成习惯问自己：“此刻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觉察呼吸、放下等待、与内在身体的连结等，都是简单实用、不花力气和时间，但又能彻底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实修妙方。只有当头脑静止下来时，你才能认识本体。当你临在、当你全神贯注于当下时，本体可以被感觉到，但它永远无法用心智（mind）去理解。开悟就是在你的名字和形相之外，找到自己的真实本性。由于无法感知到这份连结，所以我们会产生与自己分裂、也与这整个世界分裂的幻觉。然后你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视自己为一个孤立的碎片。接着，恐惧油然而生，内在和外在的各种冲突也因而成为常态。阻止我们体验这个连结的最大障碍就是与心智的认同，因而造成强迫性的思考。无法停止思考是个可怕的折磨，但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点，因为几乎所有人都在为此受苦，所以大家都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没完没了的心智噪音阻止你找到那份与本体无法分离的内在定静，也创造了由心智制造的虚假自我，投射出恐惧和苦难的阴影。与心智认同会创造一个由观念、标签、形象、言语、批判和定义所组成的幽暗屏幕，阻碍你所有真正的人际关系。它挡在你和你自己之间、在你和你的朋友之间、在你和大自然之间，也挡在你和神之间。这个思维的屏幕创造了分裂的幻相——你和其他所有的存在是分离的。你因此忘却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肉体的表面和各自独立的形相之下，你和其他所有的存在其实是一体的。还把占有你的实体当成你自己。而初步的自由解脱，就是了解到你不是这个占有你的实体——这个思考者。光是知道这件事就让你有能力去观察它，而在你开始观察这个思考者的那一刻，就启动了意识的更高层次。然后你就会了解：有一个智性的广大领域是超越思想的，思想只是其中极小的一个面向。你同时也了解到，所有真正重要的事物，如美丽、真爱、创造力、喜悦、内在平安，都是超越心智而生的。这时，你就开始觉醒了。当你聆听你的思想时，你不但觉察到了思想，也觉察到自己在观察思想，一个新的意识向度就出现了。你上车、关上车门以后，停几秒钟，然后观察你呼吸的流动，去觉察一种宁静但强而有力的临在感。对小我来说，当下时刻几乎不存在，只有过去和未来才是重要的——完全颠倒是非。这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当心智处于小我模式时，功能完全失调。小我关心的始终是如何让过去存活下来，因为如果没有过去，那么你是谁呢？它也不断把自己投射到未来，以确保能继续存活，并且在未来寻求某种形式的慰藉或满足。它会说：“有一天，当这个、那个或其他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OK了、快乐了、平静了。”如果只有思想，而不与更广大的意识范畴连结在一块儿，那么这样的思想很快会变得贫瘠、病态、具破坏性。你愈是与思考、喜恶、批判和阐释认同——也就是说，当你愈没有以观察者的意识临在时——情绪能量的负荷就愈重，无论你有没有觉察到。如果你无法感受自己的情绪，或是切断了与情绪的连结，那么你最终会在纯粹肉体的层面上经历到这些情绪，它们可能会变成生理问题或征兆。只要能观察到你的情绪，你就可以允许它存在，而不被它控制。你就不再是你的情绪了，你成了观察者，观察的临在。如果你这样持续练习，内在所有的无意识都会被带到意识之光中。习惯性地自问：此刻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这个问题会指引你正确的方向。但是不要分析，只要观察。要向内聚精会神，感受情绪的能量。小我因为它虚幻的本性，即使有精心打造的防御机制，还是非常脆弱，且充满不安全感，时时都认为自己正遭受威胁，就算外表看起来非常有自信，内在一样如此。恐惧看起来似乎有很多肇因。害怕失去、害怕失败、害怕受伤害等等，但最终所有的恐惧都是小我害怕死亡、害怕被消灭的恐惧。对小我来说，死亡始终随侍在侧。在这个与心智认同的状态下，对死亡的恐惧会影响你生活的每个面向。注意看看你的内在是否有任何形式的防卫。你在防卫什么呢？一个虚幻的身份，一个心智中的形象，一个假想的实体。当你意识到这个防卫模式，藉由观察它，你就不再与它认同了。在你的意识之光中，无意识的模式很快就会瓦解。这就是所有争辩和权力斗争的终结——而争辩和权力斗争对人际关系有极大的破坏力。以权力凌驾他人之上，其实是一种伪装坚强的脆弱。真正的力量蕴藏于内在，而且你在当下就可以取用。心智总是企图否定当下、逃离当下。换句话说，你愈是与心智认同，就愈受苦。或者你也可以这么说：你愈是能够推崇、接纳当下，就愈能从痛苦和受苦当中、从小我的心智当中解脱。你愈是聚焦在时间上（时间指的是过去和未来），就愈会错失当下——世上最宝贵的事物。为什么当下是最宝贵的事物？首先，因为它是唯一，也是所有你能拥有的。你的整个生命就是在这个永恒当下的空间之中展开的，而这个永恒的当下也是唯一不变的常数。生命就是当下，你的生命从来没有一刻不是在当下，将来也不会有。你可曾在当下以外经历过、做过、想过或感觉过任何事物？你认为你将来可能会有这种经验吗？在当下之外，可能有任何事物发生或存在吗？答案十分明显，不是吗？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在过去发生，它只能在当时的当下发生；没有任何事物会在将来发生，它只会发生在当下。在每日生活之中，尽可能跨出时间的向度。如果你觉得直接进入当下很困难，可以先去观察心智习惯逃离当下的倾向。你会观察到，心智通常把未来想象成比当下更好或更差。如果那个想象中的未来是更好的，它会带给你希望或愉悦的期待；如果更差，则创造了焦虑。但这两者都是幻相。开悟的人关注的焦点始终是当下，时间对他们来说是在“外围”，就像我们的眼睛聚焦在一件物体上的时候，还能看到周边的景物。换句话说，他们继续使用钟表时间，但能从心理时间当中解脱出来。放下心理上的时间学着在生活的实际面使用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钟表时间”），但当这个实际需求被满足之后，立即要回到当下时刻的觉知中。这样一来，就不会有心理时间的累积。所谓心理时间，就是经由认同过去，以及强迫性地持续投射到未来所产生的。如果你设定一个目标，并且努力向它迈进，就是在使用钟表时间。你知道要往哪里去，但尊重自己在当下采取的那一步，并且全神贯注在其中。如果你变得过度关注目标——也许是因为你在其中寻找快乐、成就或更加完整的自我感——那么当下就不再受到尊重，而被贬低为一个进入未来的踏脚石，本身不具价值。钟表时间因而被转换为心理时间，你生命的旅程就不再是一个奇妙的探险，而只是一个为了到达某处、得到某物、达成某事的强迫性需求。你无法再欣赏路旁的花朵或闻到花香，也无法察觉生命中的美好和奇迹。这些生命中的美好和奇迹，是随着你临在于当下而在你周围展开的。你是否总在试着要到达某处，而不是安住在你所在之处？你的所作所为大多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吗？你的成就、满足感是否永远在转角处等待，或者仅限于短暂的欢愉，例如性爱、食物、酒精、药物，或是激动和狂喜？你是否总把注意力放在成为、达到、获得，或是追逐新的刺激或享受？你是否相信如果你获得更多，就会变得更圆满，才会觉得够了，或是心理上才能感觉完整？你是否在等待一个男人或女人为你的生命带来意义？对于与心智认同或未开悟的普通意识状态来说，蕴含于当下的无限创造潜能和力量完全被心理时间遮蔽。因此，你的生命不再有活力、不再生机勃勃，也失去了神奇感。思想、情绪、行为、反应和欲望的老旧模式就不断重复地演出你的心理剧本，这给你某种身份认同，却完全扭曲或遮盖了当下的实相。而因为未来可被视为逃离当下的手段，所以心智为了逃离令人不满的当下，就会对未来产生迷恋。而被你视为未来的，其实是你当下意识状态本质的一部分。如果你的心智背负着过去的沉重负担，那么你未来也会背负更重的担子，因为过去会透过临在的缺席而永续存活。能够塑造未来的是你此刻意识的质量，而未来，当然只能以当下的形式被经验。如果未来是由你在当下的意识质量决定，那么决定你意识质量的又是什么呢？就是你临在的程度。所以，唯一能让真正的改变发生，并让过去瓦解的地方，就是当下。如果你所有的问题，或是被你视为痛苦或不幸的肇因都在今天奇迹般地消失了，但是你并没有变得更临在、更有意识，那么，你很快会发现自己又陷入一连串相同的问题或痛苦的肇因之中，它们如影随形地跟着你。因为问题终究只有一个：被时间局限的心智本身。时间当中不会有救赎，你无法在未来获得解脱。临在才是解脱的关键。所以，你只能在当下获得自由。在生命情境之下找到你的生命你所谓的生命，正确地说，应该叫做“生命情境”。它是心理时间——过去和未来。有些过去的事情没有按照你期望的方式呈现，你还在抗拒这些过去发生的事，然后你现在又在抗拒当下的本然（what is）。让你继续前进的动力是希望，但是希望也让你把焦点放在未来，而持续聚焦未来会让你不断地否认当下，也因此让你的不幸一直延续下去。所以要暂且忘却你的生命情境，把焦点放在生命上面。你的生命情境存在时间之中，生命则是当下。你的生命情境与心智有关，生命则是真相。当你充满问题的时候，就没有空间让新的事物进来，也没有解决问题的空间了。所以只要你能力所及，就腾出、创造一些空间，这样你就可以在生命情境之下找到你的生命。你可以充分使用你的感官觉受。留意此时此地，环顾四周，光看就好，不要阐释。看着光线、形状、颜色、质地，觉察到每一件事物寂静的临在，觉察到那个让所有事物得以存在的空间。倾听周遭的声响，但不要批判，而是去聆听声音之下的那份宁静。触摸某样东西——任何东西——然后感觉并认出它的本体。观察你呼吸的韵律，感受气息的进出，体会你身体内在的生命能量。此刻，你正把心智建构的、受制于时间的死寂世界抛诸脑后。你逃离了那个耗损你生命能量的病态心智，这个心智也逐渐地在毒化、摧毁地球。你从时间的大梦中苏醒，进入了临在。所有的问题都是心智的幻相把注意力放在当下，然后告诉我，在这一刻，你有什么问题。心智无意识地喜爱问题，因为问题会赋予你某种身份认同。这很常见，但也是病态。“问题”意味着你在心理上留驻在一个情境之中，并不真的想要，或是不认为有可能采取及时的行动，同时你是无意识地让问题成为你自我感的一部分。你被你的生命情境完全征服，以至于失去了生命感、本体感。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你脑子里背负了一百件你未来要做或可能会做的事，形成沉重的负担，却不把焦点放在一件你现在可以做的事情上面。当你创造问题时，也创造了痛苦。这不过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简单的决定：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不会再为自己创造更多痛苦，也不会再制造更多问题。虽然这是个简单的选择，但也非常激进。除非你厌倦痛苦，受够了，否则不会如此选择。而除非你能取用当下的力量，否则也无法坚持下去。如果你不再为自己制造痛苦，就不会再为他人创造痛苦，然后也不会再以制造问题而产生的负面性来污染我们美丽的地球、你的内在空间，还有人类的集体心灵。问你自己：“我正在做的事情是否让我感觉喜悦、安逸和轻松呢？”如果不是，那就表示当下时刻被时间遮盖了，生命因此被视为负累或挣扎。如果你正在做的事情无法让你感到喜悦、安逸和轻松，并不意味你必须改变你所做的事，改变做事的方法可能就够了。做事的方法（how）永远比你做的事（what）来得重要。看看自己能否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做事”本身，而不是放在你想要透过做事而获致的结果上面。无论当下呈现出来的是什么，都全神贯注在其中。这意味着你也要完全接纳事物的本然，因为你不可能全力关注一件事，同时又抗拒它。只要你尊重当下时刻，所有的不快乐和挣扎就消融了，生命会开始流露出喜悦和安逸。当你的行动是出于当下时刻的觉知时，无论你做什么，都会带有质量，以及关怀与爱的感觉——即使是最简单的行动。不要关切你行动的果实，而是关注行动本身。瓜熟自然落地，行动的结果也自然会在最佳时刻呈现。这是一个强而有力的灵性修持。而当你不再强迫性地偏离当下，本体的喜悦就会流入你所做的每件事情当中。当你的注意力转向当下，你会感受到那份临在，那份定静，那份平安。你不再仰赖未来提供你成就和满足——你不会在未来之中寻找救赎。因此，你就不会执著于结果。无论失败或成功，都没有力量改变你本体的内在状态。你在生命情境之下找到了生命。在心理时间缺席的状况下，你的自我感会从本体衍生出来，而不是来自你个人的过去。因此，想改变自己现况的这种心理需求也不存在了。就俗世来说，在生命情境的层次，你是可以变得更加地富有、学识丰富、成功、自由自在，但是在更深的本体向度中，你在当下就已经是完整且圆满的。同时当你能够时时刻刻都感觉生命是本体的喜悦时，那你可以说是从时间当中解脱了。从时间当中解脱意味着不再有从过去汲取身份认同，以及在未来寻找圆满成就的心理需求。它代表你能想象得到、最深远的意识转化。当意识之光照耀时，任何无意识都会消失无踪。一旦你知道如何瓦解普通无意识，你的临在之光就会光芒万丈地闪耀。因此，当感觉到深层无意识像地心引力般拉扯你时，就比较可以从容应付。然而，普通无意识实在太让人习以为常，一开始可能不容易觉察到它。你可以养成这个习惯：透过自我观察，随时监督自己的心理和情绪状态。“此刻我是否自在、平安？”就是一个可以常常问自己的好问题。或是你可以问：“此刻我的内在发生了什么事？”对内在发生的事，至少要像对外在发生的事一样感兴趣。如果内在搞定了，外在自然各就其位。首要的实相在内，次要的才是在外。但是不要立刻回答这些问题。把你的注意力转而向内，看看自己的内在。你的心智正在制造什么样的想法？你感受到什么？把你的注意力导向身体。身体有没有任何紧张？过去的事是否占据你大半的注意力？你是否常常谈论、想着过去，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你在想着过去时，是否感到内疚、骄傲、怨恨、愤怒、悔恨或自哀自怜？如果是，你就是在你的心灵中不断累积过去，藉以强化虚假的自我感，同时还加速了身体的老化。你可藉由观察周围那些喜欢抓着过去不放的人，来验证此言真假。每一刻都对过去说再见，你并不需要它。只有在过去跟当下绝对有关的情况下才去引用它。感受当下时刻的力量及本体的圆满具足。感受你的临在。去觉察你的呼吸，感受进出你身体的气息，感受内在的能量场。在实际生活中（相较于心智投射的想象），你需要应付、处理的，不过就是此时此刻。问自己“此刻”有什么问题，不是明年、明天或五分钟以后，就是现在这一刻，你有什么问题？你是一个惯于等候的人吗？你生活当中有多少时间是花在等待上面？在邮局排队、困在车阵中、在机场候机、等候他人到来、等着把工作做完等等，是我所谓“小规模的等待”。而“大规模的等待”，就包括了下一次的假期、一个更好的工作、孩子快快长大、一份真正有意义的亲密关系、成功、赚钱、成为重要人物、开悟等。有些人等了一辈子都还没好好开始生活，这也是很常见的。等待是一种心智状态。基本上，它意味着你要的是未来，不要此时此刻；你不要你拥有的，要的是你没有的。无论何种等待，都会让你无意识地在两个状况之间创造内在分歧：一个是此时此地（你不想待的地方），另一个是投射出的未来（你想要去的地方）。这样一来，你会失去当下，也大大降低了生活质量。例如很多人等待发财、丰盛，但它不会现身在未来。当你尊重、认可，并全然接纳你当下的实相——你所在之处、你是谁、你此刻在做什么——当你能全然接受你所拥有的，你会对拥有的这一切、对现状、对本体感到感激。而对当下和生命此刻的圆满感到感激，才是真正的丰盛。它无法在未来现身，然而随着时间的演进，那份丰盛会以不同的方式显化出来。所以下次有人跟你说：“抱歉让你久等了。”你可以回答：“没关系，我没有在等。我只是自己站在这里享受——在我自己的享受之中“。在那种状态中，你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当下，没有做白日梦、思考、回忆和期待的余地，也没有紧张和恐惧，只有警觉地临在。你是用你整个本体、用你全身的每个细胞来临在。只有当下才能将你从过去中释放，更多的时间不会让你从时间之中解脱。你愈是关注过去，就赋予它更多能量，然后你很可能就会从中制造一个“自我”出来。我们需要临在，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丽、壮观和神圣。你是否曾在一个清朗的夜晚，凝视夜空的无限，对它绝对的寂静和不可思议的广大无垠感到无比敬畏？你是否曾经聆听，真正地聆听森林里山涧的声音？或是在寂静的夏日黄昏聆听一只黑鸟的歌声？想对这些事情有所觉知，心智就必须定静。你必须把个人问题、过去和未来的包袱，以及所有的知识暂时放下来，否则你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你全然的临在是必要的。如果你的心智占据了你所有的注意力，你与本体之间的连结就被切断了。当这种状况发生时，你就不在你的身体里面——对很多人来说，这种状况不断发生。心智吸走你所有的意识，然后将它转化成脑袋里的东西，你因而无法停止思考。为了觉察到本体，你必须从心智当中收回意识，这是你灵修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件事。这样可以把先前困在无用的强迫思考中的大量意识释放出来。有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有效做到这点：把注意力的焦点从思考中收回，导入身体之中。因为当你收回意识时，在你的身体之内，本体就能以无形能量场的方式被感受到，而这个无形能量场就是你肉体生命力的来源。把你的注意力导向身体，从内在去感受它。你的身体是活生生的吗？你的双手、双臂、两条腿、两只脚，以及腹部和胸腔之中，是否有生命？你能否感受到一种微妙的能量场遍布全身，并且把鲜活的生命力带到每个器官、每个细胞之中？你能否同时在身体的所有部分感受到那个单一的能量场？花几分钟关注你内在身体的感受。不要开始思考它，只要感觉。如果你尽可能把注意力放在身体内部，你就可以安住于当下，而不会在外在世界、在心智中迷失自己。思想和情绪、恐惧和欲望也许或多或少还会存在，但它们再也无法掌控你了。当你有几分钟空档，尤其是晚上入睡和清早起床前，用意识来“浇灌”你的身体：闭上眼睛，平躺下来。一开始短暂地将注意力放在身体的不同部位——双手、双脚、手臂、双腿、腹部、胸膛、头部等等，尽可能感受这些部位之内的生命能量，愈深刻愈好。在每个部位停留大约十五秒。然后，将你的注意力从脚到头，再从头到脚，像浪潮一样来回流遍全身几次，大约只需要一分钟。接下来，再感受内在身体的整体性，感觉它是个单一的能量场。在这种感觉之中停留几分钟。当你重新开始思考，你的思考就会变得鲜活而有创意。进行任何思维活动时，养成习惯隔几分钟就在思考和内在定静（倾听内在）之间来回游走。我们可以这样说：不要光用脑袋，而是要用你的全身来思考。让注意力随着呼吸流进、流出你的身体。把呼吸带入身体之中，感受你的腹部随着吸气和呼气而微微地扩张和收缩。如果观想对你来说很容易，你可以闭上眼睛，观想自己被光环绕，或是浸润在透亮的物质之中——意识之海。然后把那个光吸进来，感受那个透亮的物质充满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也变得透亮。然后慢慢地更专注在感受上面，而不要执著于任何视觉影像。你现在就在身体之内，你已经取用了当下的力量。你的爱不假外求，它深植于你的内在。你无法失去它，它也不会离开你。人类绝大多数的苦难都是不必要的。它们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因为未受观测的心智（unobserved mind）在掌控你的人生。有些灵性教导指出所有的痛苦最终都是幻相，这是真的。问题是：这对你来说是真的吗？单凭信念并不能使它成真。你是否愿意一辈子都在经历痛苦，然后不停地告诉自己它只是幻相？这样做就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吗？我们在这里关心的是你如何才能实践真理——也就是说，在你个人经验中验证“所有痛苦最终是幻相”这件事是真的。只要你与心智认同，痛苦就无可避免。也就是说，只要你是无意识的（从灵性的角度来说），你就无法避开痛苦。我在这里主要指的是情绪上的痛苦，这也是肉体痛苦和疾病的主要成因。怨怼、仇恨、自怜、愧疚、愤怒、沮丧、嫉妒等等，即使是最轻微的烦躁，都是各种不同形式的痛苦。每一种欢愉或情绪性的快感都隐含了痛苦的种子：与它不可分割的对立面，而这个对立面迟早会显化出来。任何曾经尝试用药物得到“快感”（high）的人都知道，那份“快感”最终会变成“消沉”（low），欢愉会变成某种形式的痛苦。很多人也从自身经验得知，一份亲密关系是多么容易又快速地从欢乐之源转为痛苦之源。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正负两极其实是铜板的两面，也都是我们每个人底层痛苦的一部分，而这个底层的痛苦与认同心智的小我意识状态密不可分。痛苦之身有两个存在的模式：静止的和活跃的。它可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都是静止的，但在一个极度不快乐的人之中，痛苦之身可能百分之百的时间都是活跃的。有人几乎完全经由他们的痛苦之身过活，也有人只会在某种特定状况，例如在亲密关系之中，或是在与过去的失落或遗弃、身体或情绪创伤等有关的状况中，才会经历到痛苦之身。痛苦之身最怕你直接观察它，并看出它的真面目。当你去观察自己的痛苦之身，感受到它在你之内的能量场，并把你的注意力转入它时，那份认同就会瓦解。就像每个存在的实体一样，痛苦之身也想继续生存，然而它只能藉由你无意识地认同它才能存活。当你这么做的时候，痛苦之身就扬升了，掌控你，成为你，然后经由你而存活。痛苦之身需要透过你获取“食物”。它以任何与它特定频率共振的经验、任何可以进一步制造痛苦的事物为食，无论是何种形式：愤怒、破坏、仇恨、悲伤、情绪戏码、暴力，甚至疾病。当痛苦之身掌控你之后，就会在你的生活中制造一个情境，反映出它的能量频率，好喂养它自己。痛苦只能以痛苦为食，它无法享用喜悦，喜悦对它来说难以消化。一旦痛苦之身掌控了你，你就想要更多痛苦。你会成为受害者或迫害者。你不是想要加诸痛苦在他人身上，就是想要受苦，或两者皆是——这两者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当然，你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且会极力声称自己并不想要痛苦。但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你的思考和行为都是在让自己和他人持续受苦。如果你真的意识到这一点，这个模式就会瓦解，因为想要更多痛苦的行为是疯狂的，而没有人会有意识地做出疯狂的行为。痛苦之身是小我投射的黑色阴影，它其实很害怕你的意识之光，很害怕被逮到。痛苦之身的存活取决于你无意识地与它认同，还有你无意识地害怕去面对在自己之内存活的痛苦。但如果你不面对痛苦、不把意识之光带入痛苦中，你就会被迫一而再、再而三地经历痛苦。痛苦之身对你来说也许像个危险的怪物，你甚至不敢正视它，但我可以保证，它只是一个脆弱的幻影，无法对抗你临在的力量。当你成为观察者并开始解除认同时，痛苦之身还是会运作一段时间，而且会试着拐骗你再度与它认同。虽然你不再经由认同而赋予它能量了，痛苦之身还是有一定的动能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运作，就像一个旋转的车轮，就算失去动力，还会持续转一阵子才会停下来。在这个阶段，它也许还会造成一些身体不同部位的疼痛和不适，但是不会持续太久。持续且有意识的关注，可以切断痛苦之身和你思考过程的连结，进而促成转化。这就好像痛苦成了你意识火焰的燃料，因此让意识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这是古代炼金术的奥秘：贱金属转化成黄金，受苦转化为意识。内在的分裂被疗愈，你再度变得完整。在此之后，你的责任就是不再制造更多痛苦。当然，痛苦之身是因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而存在，它是存活在你之内的过去，而如果你认同它，就是认同过去。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认同就是相信过去比当下更有力，但这与事实相反。你相信其他人以及他们对你所做的事，应该为你现在的样貌负责，也该为你的情绪痛苦或你无法成为真正的自己负责。无意识创造了痛苦之身，而意识将它转化成意识本身。圣保罗曾优美地表达了这个宇宙真理：“在光芒照耀下，万物无所遁形；而在光中显现出来的，都将成为光。”正如同你无法与黑暗抗争，你也无法与痛苦之身战斗，试图这么做只会创造内在冲突，也会带来更多痛苦。只要观察它就够了，“观察”意味着在当下那一刻，视痛苦之身为当下本然的一部分，并接纳它。

《2003人生不必太用力》

当一场风暴来袭时，总会停留一阵子，然后离开。情绪也一样，来的时候会停留一阵子，然后离开。（一行禅师）当你与内在的宁静失去了连接，你也就失去了与自己的连接。当你失去了与自己的连接，你就会迷失在这个世界里。没有觉知，便没有解读、没有思想，甚至没有这个世界。你就是觉知本身，变成人的样子。当你注意到你身处安静之中的那一刻，你并非是在思考。你只是意识到，但并没有在思考。当你意识到安静的存在，一种内在宁静的觉醒状态就会立即出现。你完全活在当下。一树，一花，一草，让你的觉知停留在它们身上，你会发现它们是如此的宁静，如此深植于存在之中。让大自然教导你何为宁静吧。智慧往往伴随着安静的能力。只需观看和聆听，无须其他。迷失在思考之中，这就是人类现今的处境。绝大多数的人，一生都囚禁在自己的思维牢笼里，他们从未超越那受过去制约的、狭隘的、大脑塑造的自我感。每一个人的内在，都拥有一个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这便是你的本质。我们可以称之为临在、觉知或无条件的意识。如果你能看到你的心智、情绪对外界刺激的应激反应模式，那就证明，你已经进入那个比思想更为深邃的意识层面，你的思想和情感皆产生于此，你的人生画卷，将在这个永恒的内在空间中展开。现实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万事万物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没有任何事物可以独立存在。思考会打碎现实，将它切分成零星琐碎的概念碎片。会思考的大脑是一个强大的工具，但如果你没有察觉到它只是意识的一个很小的层面，只是你的一个很小的层面，而让它完全地掌控你的人生的话，它便会暴露出极大的局限性。智慧并不是思想的产物，我们深知智慧来源于将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某个人或某件事这种简单的行为上。没有任何事物能像教条一样给人类带来无尽的痛苦。心灵的觉醒是从思考的梦境中觉醒。意识的领域浩瀚无边，思想根本无法触及。当你不再相信自己所思考的一切，你便跳出了思想，你会清醒地发现这个思考者并不是真正的你。无聊意味着大脑渴求更多的刺激和更多的精神食粮，却永不知足。无聊感只是你内部一个受限的能量运动。同样地，气愤、伤感和恐惧也不是你，它们都不属于你，它们只是人类大脑的各种状态，来了又走。凡是来了又走的，都不是你。任何形式的偏见都意味着你认同了自己的大脑。这表明你再也看不到其他任何人，只是看到你对那个人的看法而已。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一个看法，这本身可以看作一种暴力。思考若非植根于觉知，会变得自私自利且功能紊乱。缺乏智慧的聪明充满了危险性和摧毁性，然而这却是大部分人的现状。思想被放大成科学和技术，从本质上讲无所谓好坏，但是，通常诞生这些科学和技术的思想并非植根于觉知之中，致使科学和技术也会变得具有摧毁性。感受你内在的能量，精神上的噪音就会立刻减弱乃至消失。当伟大的智慧通过大脑表达自己时，大脑会运作得更为美妙。抑或你发现自己仰望天空或者聆听某人，不在心里做任何的评价，这时你的觉知变得清澈透明，不被思想所掩盖。然而，对大脑来说，所有这些都没有意义，也不值得纪念，它有“更重要”的事情去思考，这就是为何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你却依然注意不到它们的原因。学会和“未知”的状态和谐相处，这需要你超越大脑。因为大脑害怕“未知”，它总是试图推断和诠释。所以，当你接受“未知”时，你已经超越了大脑，一个更深刻的非概念性的觉知在这种状态里产生。真理总是包罗万象，远非大脑所能理解。思想只是指向真理。比如，“万物在本质上都是一体的”，这只是一个指向，而非解释。充分理解这句话，意味着从你的内在去感受这些文字所指向的真理。大脑不停歇地寻找，不只是为了获得精神食粮，还为了它的身份认同，它的自我感。小我由此产生，并不断改造自己。当你想到自己或谈及自己的时候说“我”，通常来说，你是指“我或我的故事”。这个“我”关乎你的喜好和厌恶，恐惧和渴望，这个“我”永不知足。这只是大脑臆想的你，受制于过去并试图在未来得以满足。难道你看不出，这个“我”只是个像浪花一样转瞬即逝的存在。谁能看穿这一切？谁能意识到身体和精神的形式是短暂的？是“我”，是和过去与未来无关的深层次的“我”。当你发现你的大脑里有一个声音假装是你，唠唠叨叨没完没了，你就从对思考无意识的认同中觉醒了。当你觉察到那个声音，你就会认识到那个声音并不是你，那个思考者也不是你，你是认识到这一切的那个人。认识到自己是那个声音背后的觉知，即为自由。小我总是在忙于寻找，寻找更多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让自己感觉更完整。这就是小我全神贯注于未来的原因。当你意识到自己在“为下一刻而活”，你就已经跳出了小我的思维模式，全神贯注于当下的可能性也随之而来。抱怨和抵抗是深受小我喜爱的思维模式，小我通过它们加强自己。对很多人来说，他们的精神情感活动大部分由抱怨和抵抗组成。通过这两种方法，他们使其他人或某种情况变成“错的”，而自己变成“对的”。自己是“对的”让你产生一种优越感，进而加强了你的自我感。当然，事实上，你只是加强了小我的幻觉而已。嫉妒是小我的副产品，如果好事发生在其他人身上，或者其他人拥有的、知道的、能做的比你多，小我就会感觉被贬低了。小我的身份依赖于比较，并需要确定自己得到的比别人更多，它试图攫取一切。当这些都失败了，它就把一切都归咎于世事不公，或者没有别人幸运，来加强你虚幻的自我感。你的自我感来自怎样的故事，怎样的虚构情节呢？从根本上来说，你的烦恼并非来自你的生活处境，而是来自你的思维模式。佛陀曾说，生命只存在于此时此刻。过去已成为往事，未来尚未发生。我们只活在一个时刻，那就是当下。从表面上看，当下只是无数片刻中的一个，人生中的每一天都由无数个片刻组成，每个时刻都发生了不同的事情。然而，如果你能观察得更深入一些，难道不是只有一个片刻吗？难道生命不总是此刻吗？当下这一刻，是你唯一无法逃离的现实，是人生的不变因素。不论任何事情发生，不论你的人生有多少变故，有一件事是确定不变的，那就是当下。既然无法逃离，为何不迎接它，善待它呢。大脑把人生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些终是虚无缥缈的。过去和未来只是思维模式，是精神概念。过去只能在当下被记起，你所记起的事情也是在当下发生。至于未来，当它到来时，就变成了当下。所以，唯一真实存在的就是当下。你是否把当下看作是需要克服的障碍？你是否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未来时刻需要到达？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度过他们的大部分人生的。然而，除非未来成为现在，否则它永远都是水月镜花。这是一个运转不良的生活方式，它引起了内心无休止的紧张与不安。这也是不尊重生命的表现，生命即是当下，且永远是。当你把注意力转移到当下时，你仿佛从思想的梦境中觉醒，从过去和未来的梦境中觉醒。如此澄澈，如此简单，不给问题和矛盾留一丝空间，只有如其所是的当下。专注于当下，你会发现生命的神圣。当你临在，你所观察到的一切都是如此地神圣。你越融入当下，就越能感受到“存在”简单而深远的愉悦，以及一切生命的神圣。当你步入当下，你也就走出了大脑所能承载的内容。思想的流动逐渐放缓，它们不再吸引你所有的注意力，不再完全占有你，思想与思想之间出现裂痕，如此宽广，如此宁静。你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浩瀚与深远是思想难以比拟的。思想、情绪、感知和你的一切经历组成了你的生命内容。这就意味着，你的自我感是来自于“我的生命”，于是“我的生命”深感满意，至少你是这么认为的。你一直在忽视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你内在的“我是”与你的生活里发生的事情毫不相关，和内容毫不相关。“我是”只和当下有关。它始终如一，无论老幼、强弱和胜负，“我是”即当下存在的空间，本质上从未改变。它通常被混淆成生活内容，所以，你只能微弱且间接地从生活的内容里体验到“我是”和当下。换句话来说，你的存在感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东西，如境遇、思想等掩盖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下也逐渐变得模糊了。所以，你忘记了自己植根于存在，忘记了自己的神圣，迷失在这个世界里。当人类忘记了自己是谁，困惑、愤怒、绝望、暴力和冲突便蜂拥而至。我不是我的思想、情感、感知或经历，也不是我生活的内容。我是生命本身，是一切事物发生的空间，我是意识，是当下，是“我是”。诚然，在世俗的眼中，成功与否很重要，健康与否很重要，教育程度很重要，富裕与否也很重要，它们会影响你的整个人生。这些事情的确都很重要，然而相对而言，它们不是绝对的重要。有一件事比它们重要得多，那就是找到你的本质。这件事超越了你短暂的个体，超越了个人化的自我感。在这个星球上，所有的痛苦都来自“我”或者“我们”的个人感觉，这掩盖了你的本质。如果你无法认清自己的内在本质，终其一生，你都在制造痛苦，就是这么简单明了。有时很多常用的表达，甚至语言结构本身都揭示一个真相:人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你说“他失去了生命”或者“我的生命”，听起来好像生命是一件你能拥有或丢失的东西一样。这件事就是自我觉醒，需要你超越自我，超越你的姓名和肉体，超越你的过往和故事，去认清自己到底是谁。你无法在过去或未来找到自己，唯一能找到你自己的时刻就是当下。思想和语言创造了一个明显的二元论和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个体。当你经营自己的人生，你能看清自己就是意识本身吗？你生命的全部内容在这个意识里，一一呈现。当你在心里把自己当成一个客体时，虚假的小我身份便产生了。很多人的生命被渴望和恐惧所驱使。渴望是需要给自己增加更多的东西使自己更加完整；恐惧是害怕因为失去什么东西而变得弱小和逊色。这两者掩盖了一个事实：存在无法被给予或夺走。此刻，完美无缺的存在已属于你。请你“观察”一下你的内在，看看自己是否无意识地制造了许多冲突，你内在与外在的冲突，你的思想和情感与那一刻你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冲突。当然，有些地方你的确可以一走了之，甚至这是最合适的选择。然而，大多数情况下，离开并不是一个选项。在上述所有的例子中，“我不想在这里”的感受根本毫无用处，给你和他人徒增不快。俗话说：“既来之，则安之。”换种说法是：“身之所在，即心之所向。”接受这点真的很难吗？开车去上班，谈客户，操作电脑，打杂跑腿，你的日常生活就是处理无穷无尽的琐事。你对自己所做的事投入了多少？你是心甘情愿还是无可奈何？你的态度而非你付出了多少努力，决定了你的人生成功与否。努力意味着紧张和压力，意味着需要在未来达到一定的目标或者取得一定的成果。你是否察觉到在你心中，对所做之事有一丝不情愿？这是对生命的否认，因此真正的成功不可能到来。当你认识到所有经历短暂易逝的本质，认识到这个世界无法给你任何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时，臣服也就变得异常简单。你依旧会和他人相遇，会卷入各种经历，参加各种活动，但是却没有了小我的欲望和恐惧。换言之，你不再期待某种情形、某个人、某个地方或某件事来满足你，带给你快乐。它们转瞬即逝、并非完美的本质被你全然接受。举个例子，你或许身患残疾，无法再行走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你的大脑可能正在杜撰一个故事：“我的生命走到这步田地，要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生活对我太不公平了，我不应该落得如此下场。”你能否接受这一刻的“如是本性”，不把它和大脑围绕它杜撰的故事相混淆？当你停止问“这些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时，臣服便降临了。你认不认识这样一些人？他们生命的最主要功能似乎就是给自己和他人制造痛苦、传播悲伤。他们的角色是强化可怕的小我意识，强化不臣服的状态。当你把你的注意力停留在任何自然的事物上，任何人类未曾干涉的存在上，你就走出了概念化思维的牢笼，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与存在相连接的状态，在那里，一切自然的事物依旧充满生机与活力。把你的觉知带入大自然纷繁而微妙的声音中：微风拂叶的瑟瑟声、雨滴坠落的嗒嗒声、昆虫的哼唱声以及破晓的鸟鸣声。全神贯注地去聆听，在这些声音之外有一种更伟大的东西，一种思想所无法理解的神圣性。一只快乐的狗，追逐嬉闹，无条件地爱着主人，随时准备庆祝生命。而它的主人却正忍受着沮丧、焦虑的煎熬，面对重重难题并陷入无尽的沉思，全然没有活在当下。然而，当下是唯一存在的时间和地点。两者的内在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人们不禁感到疑惑：和这样的人生活在一起，这只狗是如何保持心智健全，并无忧无虑的呢？当你只通过大脑和思想观察自然时，无法感受到它的活力和存在，你只能看到它的形式，却察觉不到形式内神圣的秘密——生命。大自然不是一个商品，用来谋取利润、知识，或者其他功利主义的目的：森林用来采伐木材；鸟儿用来做研究；高山用来开采或征服。正如你呼吸的空气一样，你呼吸的这个过程同样也属于大自然。当你关注自己的呼吸时，你会发现并不是你在呼吸。呼吸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如果你需要记忆提醒自己去呼吸，那很快就会窒息而亡。如果你试图停止呼吸，大自然将不战而胜。思考是生命进化的一个阶段。早在思想诞生之前，大自然就存在于纯粹的宁静中了。一花一鸟，一木一石，它们对自身的美和神圣一无所知。当人类变得宁静时，便超越了思想。在超越思想的宁静里，觉察和觉知得到了升华。每个人都习惯了运用确定的思考和行为方式，这一方面是由遗传基因决定的，另一方面是由他们的童年经历和文化环境决定的。这并不是他们真实的自己，而是他们表现出的自己。当你宣布对某人的评判时，你混淆了他们和那些受限制的思维模式。你这么做，本身就是一种受限制的、无意识的行为模式。你给他人扣上了一个概念性身份，这个假身份变成一个牢笼，不仅禁锢了他们，也禁锢了你自己。只要是小我在操控你的人生，你绝大多数的思想、情绪和行动都是源自渴望和恐惧。在人际关系中，你要不就是渴望从他人那里得到好处，要不就是害怕从他人那里招些坏处。你想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无非是快乐、利益、认同、赞扬及关注，也或许是通过对比确定你比他们更尊贵、更富有、更聪明，以此来加强自我感。你所害怕的是事实恰好相反，他们会在某些方面削弱你的自我感。想要理解一个人的本质，实际上你无须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事情，他们的过去、历史和故事，统统都毫无助益。我们混淆了了解和理解，理解是非概念性的认知。了解和理解是完全不同的认知模式，前者涉及形式，由思想运作；后者涉及无形，由宁静运作。大多数的人际交往局限于语言交流，即思想领域。然而，给人际交往加入点宁静的元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中。真正的倾听是另一个把宁静带入人际关系中的方法，当你真正地在倾听某人时，宁静的层面不断蔓延，成为人际关系最根本的部分。在与人交谈时，他们最多也只是在琢磨你所说的话，或者准备他们接下来要说的话。也许他们根本就没有在听，迷失在自己的思想里。在和亲朋好友交往时，你是否经历过不断重复的剧情？那些相对来说无关紧要的分歧，是否常常引发激烈的争吵和情感伤痛？造成这些的根本原因，是小我的基本模式：它必须是“对的”，当然，其他人必须是“错的”，换句话说，就是认同大脑的立场。另一个原因是，小我需要定期和一些事、一些人产生冲突，以加强它赖以生存的与他人之间的分离感。另外，每个人都背负着在以往的时光里积累的情感伤痛，它们来自过去的个人经历，也来自人类在悠久的历史里积累的集体伤痛。这个痛苦的身体是你内在的一个能量场，它偶尔会取代你，因为它需要经历更多的情感伤痛去供养和补充自己。它试图控制你的思想，并使其变得无比消极。它爱你消极的思想，因为消极的思想与它有相同的振动频率，它便可以从中汲取能量。它也会激发你身边的人的消极情绪，尤其是你的伴侣，以便吞噬由此带来的冲突剧情和情感伤痛。当你看到一个人，心中泛起浓浓的爱意时；或者当你凝视着大自然的美，感到内在与之呼应时，闭上你的眼睛，感受这种爱和美。它们与真正的你不可分离，它们是你的本性。外在形式只是你内在本质的临时映象，这就是为何外在形式会离你而去，而爱和美却永远与你同在。你和这个物质世界，和周遭不计其数的事物，以及每天都需要处理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你坐的椅子和车，你用的笔和茶杯，它们仅仅是达到目的的工具，还是你偶尔也会留意它们，关注它们，承认它们的存在，哪怕仅是一瞬间。当你依赖物质，利用它们提高你在自己眼中或他人眼中的价值，对这些事物的关注就会轻而易举地占据你的整个生命。当你对外在事物有了自我认同，便不会再去欣赏它们的本来面目，因为你是在它们身上寻找你自己。当你欣赏一个物体原本的样子，当你不带精神投射地承认它的存在，你不会不为它的存在心存感激。你或许还能意识到它不是真的没有生命，只是我们的感官感受不到罢了。物理学家会证明这一点，在分子层面，物体的确是一个震动的能量场。所有的角色都是受制约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类的大脑思维。然而，通过关注产生的东西却是不受任何条件制约的，是隐藏在名字和形式下的本质的你。你的人生不再是依照剧本上演，你成为真实的自己。当这个层面从你的内在出现，它也会从其他人的内在唤起相同的状态。如果你能学会接受，甚至欢迎出现在你生命里的这些终结，你或许会发现那种空虚感，那种起初的不安感，会变成内在广阔深远的平和感。漫步在没有被人类破坏过的森林，你不但能发现丰富多彩的生命，还能看到倒塌的树木、腐烂的枝叶和分解的物质。环顾四周，生命和死亡正在同时上演。然而，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这些正在分解的树干和腐烂的枝叶，不仅孕育了新生命，它们自己也充满勃勃生机。微生物在工作，分子在重组。所以，死亡无处可寻，有的只是生命形式的转变。你从中领悟到了什么？古往今来，圣贤和诗人们早已认识到，人类的存在犹如梦境一般，看起来真实牢固，却又短暂易逝，随时都可能灰飞烟灭。为什么大多数有过濒死经验的人，都不再对死亡感到恐惧？这值得深思。当然，你知道自己终有一死，但那只是大脑里的一个概念，直到你第一次“亲自”面对死亡：你或者你身边某人身患重病、发生意外，或者一个深爱之人去世。死亡进入了你的生命，让你意识到自己也难逃一死。通过正视死亡，你的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从形式认同里解脱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佛教传统里，和尚会定期到陈尸之处，在尸体间打坐冥想。当死亡被否认，生命便失去了它的深度。认清在姓名和形式之外我们是谁的可能性，认识一个超常的维度的可能性，便从我们的生命里消失，因为死亡恰恰是通往那个维度的大门。谨防你的大脑试图根据你的损失，编造一个以你为主角的悲惨故事，伴随这个角色的是恐惧、气愤和自怨自艾的情绪。进而警惕这些情绪和这个大脑编造的故事后面隐藏的原因，即那个洞，那个空白空间。你可以正视并接受这个奇怪的空虚感吗？如果可以，你会发现它已不再令人恐惧，你或许会惊奇地发现它正散发着平和。人类只是匆匆过客，生命如白驹过隙，有什么是不受生死制约而永恒存在的吗？设想一下：如果只有一种颜色存在，假定是蓝色，世间万物都是蓝色的，那么蓝色便不存在。除非有不是蓝色的东西，蓝色才能被辨认出来，否则，它就不会“引人注目”，不会存在。同样的，难道不需要永恒的东西来辨认出那些转瞬即逝的事物吗？换句话说，如果万物，包括你，都是短暂的，那你又如何认识到这短暂性呢？你能发现并目睹所有的形式，包括你都是短暂的这一真相，难道不意味着你拥有某些永恒不朽的东西吗？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你感到你的身体强壮有力，而六十岁时，你感到你的身体虚弱衰老，那时，你的思想也与你二十岁时不再相同。但是你的觉知，知道你的身体是年轻还是衰老，知道你的思想已经发生改变的那个觉知从未改变。那个觉知是永恒的，是意识本身，这是无形的合一生命。你会失去它吗？不会，因为你就是它。有时候，一些重病缠身或衰老虚弱的人，在他们人生的最后几周、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里，会变得几近透明。当他们注视着你时，你或许能看到他们眼中闪烁的光芒，没有任何精神痛苦。他们已经臣服。一定的痛苦和烦恼，几乎是人生的必需品。我们所能做的是接受生活的本来面目，并且不要为自己制造痛苦，尽量让生活变得更加有趣和丰富。痛苦真的是必要的吗？是，也不是。如果你不曾经历那些痛苦，你就没有作为一个人应有的深度、没有谦卑感、没有同情心，你也不会阅读这本书了。我们通常用抱怨的形式，讲给自己和他人一些小故事，并无意识地把自己变成“对的”，把其他人或事变成“错的”，以此来加强我们匮乏的小我。自己是“对的”使我们置身于想象的优越感中，进而加强了那个虚假的自我感，即小我。与此同时，这个小我也制造了一些敌人，没错，它需要敌人来划定自己的边界，甚至连天气也能服务于这个功能。通过惯性的精神评价和情绪聚焦，你与你生命中出现的人和事建立了个人化的反应关系。这些关系是你自己制造的痛苦，但却没有被当作痛苦对待，因为小我对它们甚为满意。小我需要反应和冲突来巩固自己。倘若没有这些故事，生命将多么简单美好啊。他们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停止在心里给一切事物贴上或好或坏的标签，不再区分善恶。当你超越了命名的习惯，宇宙的力量便降临于你。如果你习惯于给自己制造痛苦，你很可能也在给别人制造痛苦。要结束这些无意识的思维模式异常简单，只需把它们变成有意识的行为，在它们发生的时候察觉到它们。你不可能在有意识的同时，还给自己制造痛苦。当你自觉自愿地承受疼痛，身体的疼痛很快就把你内在的小我燃烧殆尽，因为小我大部分是由抵抗组成的。

《2001当下的力量实践手册》

不能停止思考是一个可怕的烦恼，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遭受着此种痛苦，而我们又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这就成了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这种不停的思维活动使你无法达到内心的宁静状态。同时，它创造了一个虚假的自我，不断投射出恐惧和苦难的阴影。思维认同创造了一连串的概念、标签、意象、词语、判断和定义，阻碍了你所有真正的关系。这些东西挡在你和你自己之间、你和其他人之间、你和自然之间、你和上帝之间。就是这些思维创造了一种孤立的幻象，你与其他人完全分离的幻象。因此，你忘却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我们肉身表相看来是与众生分离的情形之下，你其实是与万物合一的。如果思维被正确利用的话，它将是一个超强的工具；但如果利用不当，它的危害则相当大。准确地说，不是你利用思维的方式不对——基本上你根本没有利用它，而是它在利用你。这就是一种病态。你认为你就是你的思维、你的大脑，其实这只是种幻觉，这个工具已然控制了你。如果你真的想了解你的思维，身体总是会给你一个真实的反映，所以请在你体内去看或是感受它。如果两者之间有明显的分歧，那么思维永远是说谎的一方，情绪则始终是真实的。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指你是谁的终极真理，而是你当时思维状态的相对真实。你应该习惯性地这样问自己：“此刻，我内在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问题将会把你引向正确的方向。但是，请不要进行分析，观察就可以了。请将你的注意力集中于内在，并且去感觉情绪的能量。思维通常否认当下，并试图逃离当下。换句话说，你越是认同自己的思维，你就越感到痛苦。或者可以这样说：你越是接受当下，你受的苦就越少，也越能从小我思维中解脱出来。如果你不想再为自己和他人创造痛苦，不想再增加你心中过去的痛苦，那么请你不要再创造时间，或者至少不要创造除了做必要事情之外的时间。如何停止创造时间呢？请你务必认识到，当下时刻是你所拥有的一切，把你的生活重心完全放到当下这一刻。你越关注时间——过去和未来，你就会越多地错过当下。当下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也没有任何事情会发生在未来，所有的事情都只发生在当下。我在这里所说的内容的本质通过大脑是不可能被理解的。但在你理解它的那一刻，你的意识就会从思维转变到本体，从时间转变到临在。突然，每件事都会充满活力，散发出本体的能量。保持临在，随时观察你的思维、想法、情绪以及在各种情况下你的反应。请多关注自己对各种人、事、物的反应，至少像你关注让你有反应的人或事情一样。同时关注你的注意力是否常常跑到过去或未来之中。不要去判断或分析你所观察到的内容，就只是观察你的想法，感受你的情绪，关注你的反应，而不要把它们变成个人问题。这样你将会感觉到一些比你所有观察到的更为有力量的东西：在思维背后，那个宁静的、观察的临在本身——宁静的观察者。思维认同给予了思维更多的能量，对思维的观察却能把能量撤回；思维认同创造了更多的时间，对思维的观察却能开启无时间的领域。而这些从思维中撤回的能量就会转变为临在。一旦你感觉到临在，你就能在实际生活中不需要时间的时候，更容易地从时间中解放出来，并更深地进入当下。学着在你生活中的实际事务上利用时间——我们可以称这个时间为钟表时间，但是当这些实际事务被解决后，请立即回到当下的状态。这样，就不会创造出心理时间。所谓“心理时间”，就是认同过去，并且持续地、强迫性地投射到未来。你是否总在试着到达某处，而不是安住在你所在之处？你的所作所为大多是为了达到目标的手段吗？你的成就、满足感是否永远在转角处等待，或者仅限于短暂的欢愉，例如性爱、食物、酒精、药物，或是激动和狂喜？你是否总把注意力放在成为、达到、获得，或是追逐新的刺激或享受？你是否相信如果你获得更多，就会变得更圆满，或是心理上才能感觉完整？你是否在等待一个男人或女人为你的生命带来意义？对于与思维认同或未开悟的普通意识状态来说，蕴含于当下的无限创造潜能和力量完全被心理时间遮蔽。因此，你的生命不再有活力、不再生机勃勃，也失去了神奇感。思想、情绪、行为、反应和欲望的老旧模式就不断重复地演出你的心理剧本，这给你某种身份认同，却完全扭曲或遮盖了当下的事实。而因为未来可被视为逃离当下的手段，所以思维为了逃离令人不满的当下，就会对未来产生迷恋。你可能很难认识到时间是造成你的痛苦和问题的原因，你认为痛苦和问题是由你生活中的一些特殊情况引起的。从传统的观念来看，这是对的。但是，除非你解决了大脑不断制造麻烦的功能失调问题，也就是它执意于未来而拒绝当下的问题，否则所有的麻烦都会换汤不换药地重复出现。如果造成你所有问题、痛苦、不幸的原因都在今天奇迹般地消失，但是你还是没有变得更为临在、更有意识，那你很快就会发现相同的问题或痛苦的原因又会如影随形般地出现在你身边。最终，问题只有一个：被时间所限的思维本身。在时间中没有救赎。你无法在未来被释放。当下时刻才是你获取自由的关键，所以你只有在当下才能解脱。在生活情境中寻找你的生命暂时忘却你的生活情境并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生命上。你的生活情境存在于时间之中。你的生命则是在当下。找到通向生命的窄门，那就是所谓的当下。当你脑子里充满问题时，新的事物或问题的解决方案就无法进入你的大脑。所以，你应该随时为新的事物或问题的解决方案腾出一定的空间，这样你就会发现在生活情境之下的生命。请充分地利用你的感官。定静在原处，环顾四周，但只是看就好，不要去做任何的分析与解释。观察一些光线、形状、颜色、质感等。关注每个东西宁静的临在，关注那个容许所有事物存在的空间。倾听声音，但不要去判断它。当你创造了一个问题时，就创造了一分痛苦。所有的解决方案就是一个简单的选择，一个简单的决定：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不会再为我自己创造更多的痛苦。当你体内的每一个细胞都处于当下并能感受到生命的律动，同时，当你能感觉到生命的每一刻都如此愉悦时，那么我可以说你已经从时间中解脱了。从时间中解脱就是：从你在过去中寻找认同感的心理需要以及在未来寻找满足的心理需要中解放出来。这是一个你所能想象的最为深刻的意识转变。你的思维过程创造了愧疚、骄傲、怨恨、愤怒、遗憾还是自怜呢？这样，你不仅加强了那种虚假的自我感，而且还通过在心理上不断积累过去，加速了你身体的老化。通过观察你周围的那些从过去不能自拔的人来证实这一点吧！富裕不会在未来到来，但它会在适当的时刻以各种方式出现在你面前。如果你能够在当下时刻观察所有的这些事情，不带批判，不加分析，那你就是以当下的力量处理过去，并且将它化解。回到过去，你不会找到你自己，但是，通过进入当下，你可以。无论何时，当你观察自己的思维时，你就把意识从你的思维形式中抽离了出来。结果，观察者——超越形式的纯意识——会变得更为强大，而思维的形式结构则变弱了。为了觉察到本体，你需要从思维中收回意识。这是你心灵旅程中最为关键的一步。这会将原来陷入多余无用的思维中的大量意识释放出来。现在，请将注意力转向你的身体，从内在感受它。它是活生生的吗？在你的双手、双臂、双腿、双脚以及腹部、胸部之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我们可以这样说：别用你的大脑思考问题，而是用你的身体去思考问题。很多心灵导师说，所有的痛苦实际上都是一种幻觉，这是真的。比如说，如果愤怒一直左右着你的思维，你不停地在想别人对你做的事，或你将要对别人做的事，这时你就无意识地被痛苦所控制了，痛苦之身又成了“你”。在有愤怒的地方，通常就有痛苦埋伏在其下。痛苦之身是一个能量场，几乎是一个实体，它暂时居住在你的内部空间中。它是你受困的生命能量，一种已经无法流动的能量。当然，痛苦之身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它是你活生生的过去，如果你对它认同，就是对过去认同。受害者身份是这样一个信念：过去比现在更强大，这当然是一个伪真理。这个信念认为其他人对你所做的事，需要对今天的你负责，要对你的情感痛苦或不能成为真正的自我而负责。真理是真正的力量，是在当下这一刻：它就是你临在的力量。一旦你认识到了这一点，你就会认识到该为自己内在空间负责的是你自己，而不是别人，并且过去不能阻挡当下的力量。无意识创造了它，意识将它变回原形。圣保罗优美地说出了宇宙的原理：“万物在光明下无所遁形，同时万物在光的照耀下都会转化成光。”所有沉溺上瘾都源于你无意识地拒绝去面对和经历痛苦。每一次上瘾症都始于痛苦，又以痛苦收场。无论你上瘾的是什么——酒精、食物、合法的或非法的药物，或者一个人——你都是在用它们来掩盖你的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激情过后，在爱情关系中总留下那么多的不快乐和痛苦。关系本身不会造成痛苦和不快乐，它们只是将已经在你内在的痛苦和不快乐引发出来。每一次沉溺上瘾都是这样的。当上瘾和沉溺无法再满足你的时候，你的痛苦就会比以前更为强烈。大部分人总是努力逃离当下时刻，而从未来寻找拯救，也是这个原因。如果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他们要面对的第一件事可能就是自己的痛苦，这是他们所恐惧的。但愿他们知道进入当下取得临在力量来瓦解过去和旧痛是多么容易的事，因为当下的现实可以立即瓦解幻象。也但愿他们知道自己是多么接近自己的本质，多么接近上帝。为了从痛苦之身中解放出来，你需要将临在带进痛苦之中，从而改变痛苦。为了从思维中解放出来，你需要变成你思维和行为的沉默的观察者，尤其是观察你思维的重复模式和小我所扮演的角色。爱情最伟大的催化剂就是完全接受你伴侣的一切，而不是去批判或以任何方式改变他或她。这样，你就立即超越了小我。所有的思维游戏和沉溺依赖都将消失。再也没有受害者和加害者，也没有原告和被告。由于人类越来越多地认同他们的思维，所以大部分人际关系不是扎根于本体之中，这也因而成为痛苦的源头并导致了问题和冲突。对于那些保持陈旧意识模式的人来说，他们将会经历更多的痛苦、暴力、迷惑和疯狂。批判不是将某人的本质与他的无意识行为混淆起来，就是将你自己的无意识投射在别人身上，并错误地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本来面目。这看似自相矛盾，但是当你不再依赖事物的外在形式之后，你的生活状况、外在形式就会有很大的改善。你认为能让你快乐的人、事或情境，现在，在无挣扎、无努力的情况下来临了，你尽管去享受、欣赏它们。当然，所有的这些事情仍然会消失，循环不止，但是当你不再依赖这些事情时，你就不会恐惧失去。你的生活就会充满安逸。消极心态包括烦躁、没耐心、暴怒、压抑、怨恨、自杀性的绝望等。有时，抗拒会引发情绪的痛苦之身，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也会使你产生强烈的消极心态，比如愤怒、抑郁或深深的悲哀等。一旦你认同了你的某种消极心态，你就不想放手，同时你在无意识的层面还会抗拒积极的变化，因为你无意识地认同了自己是一个抑郁、愤怒或不开化的人。所以，你就会忽视、拒绝或破坏你生活之中的积极方面的事情，因为它会对你的身份认同产生威胁。这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它也是一种病态的行为。请观察任何一种动物或植物，让它们教你如何接受现实，向当下臣服。让它们教你如何获得本体意识，教你成为你自己，使你变得更为真实。让它们教你如何生活，如何面临死亡，而且无惧生死。从外在世界获得的幸福永远不会深刻，它只是你本体喜悦的苍白的反映；只有当你进入无抗拒状态时，你才会找到内在的宁静。我建议你先从小事开始练习。比如你在家里安静地坐着时，突然街道上传来汽车的警报声。这时愤怒产生了。但是愤怒的目的是什么呢？没有目的。那你为什么要创造这种愤怒呢？你没有这样做，而是思维在这样做。它是自动的，完全无意识的。为什么思维创造它呢？因为思维相信，抗拒，也就是你经历的消极情绪或不快乐的某种形式，也许可以消除你不喜欢的这种情境。这当然是幻象。思维所创造的抗拒，在上述例子中就是你的烦躁或愤怒，比它原来试图去解决的那个肇因还令人讨厌呢！如我所说的，从很小的事情开始练习，比如汽车的警报声、狗叫声、孩子的啼哭声、交通堵塞等。不要在你的内心建造一堵坚固的抗拒之墙，而总是让那些你觉得它们“不该发生”的事情来敲打你。试着让它们穿越你。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还是可以告诉那个人，他或她的行为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样，那个人不会再有力量来控制你的内心状态，而你拥有了自主权，不再受制于人，也不会被你的思维所控制。不管是汽车的警报声、粗鲁的人、洪水、地震或你所有财产的损失，这种抗拒机制都是一样的。不要去寻找宁静。不要去寻找你所处的当下时刻外的任何一种状态，否则你将会创造你内心的冲突和无意识的抗拒。当你接纳事物的本然时，每一刻都是最好的一刻。这就是所谓的开悟。思维创造了对立面，当你超越了这个对立面，你就会变成一个深深的湖泊。你生活的外在情况和生活中所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湖泊的表面。随着循环和季节的变化，湖面有时平静，有时波澜起伏。然而在湖的深处，总是宁静的。你就是整个大湖，不仅仅是湖的表面而且还是湖的底部，永远都是绝对的宁静。如果你没有意识到本体，你就无法意识到他人的本质，因为你没有找到你自己的本质。你的思维会喜欢或不喜欢他们的形式，这包括身体形式和思维形式。只有当你有本体的意识时，真正的关系才会出现。慈悲是你自己和众生之间的一种深深的联结。下次当你说“我与这个人完全没有共同点”时，请记住，你与他有很大的共同性：几年后——两年或七十年后，你们不会有太大的区别，你们都会成为腐烂的尸体，然后化为尘土，一无所有。这个现实很残忍。深深地进入这种冥想：你的身体形式在不断地衰弱，然后你所有的思维形式或思想内容也会跟着死亡。但是你仍然存在——你神圣的本质仍然在那里。真实的、严明的、觉醒的本质性的东西不会死亡，死亡的只是你的名字、形式和幻象。如果你年纪够大，就会知道事情出错是很正常的。如果你要从生活中消除痛苦和悲伤，这就是练习臣服的最终时刻。接受当下的现实，你就会立即从你的思维认同中解放出来，从而与你的本体相联结。抗拒就是思维。不臣服会让你的心理形式——小我的外壳更加顽固，所以创造了一种很强的孤立感。你周围的世界，尤其是你周围的人就会被你视为一种威胁。经由批判而产生想去毁坏其他人或其他物的无意识的冲动，还有竞争和操控的欲望，就会产生。甚至大自然也会变成你的敌人，你的认知和解释都被恐惧所控制。从大自然中学会这个道理：观察万事是如何运作的，生命的奇迹是如何在没有不满或不开心的状态下展现在你面前的。这就是“看看这些百合花是如何生长的；它们不耕不纺却过得好好的”的原因。首先承认你的内心有抗拒。观察你的思维是如何创造抗拒，如何为你的生活状况、你自己或他人贴标签的。关注思维的过程，感受情绪的能量。除非你好好修炼臣服，否则它只会是你阅读、谈论、为之兴奋、著书论述、思考、相信或不相信的事物罢了。它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只有无意识的人才会企图利用或操控他人，但是也只有无意识的人才会被别人利用或操控。别用消极心态污染了你美丽的内在和这个地球。请不要让任何形式的不开心在你内心中生存。如果你无法采取行动，比如当你在监狱中时，那你有两个选择：抗拒或臣服；被束缚或不依赖于外在环境而获得内心自由；承受痛苦或享受内心的宁静。你有许多种逃避方式——工作、喝酒、药物、愤怒、压抑等，但是它们不会使你从痛苦中解放出来。痛苦不会因为你把它压到无意识中而减轻。当你否认你情绪上的痛苦时，你所做的或所想的，以及你与别人的关系都会被它所污染。你会传播它们，就像你散发你的能量一样，其他人就会潜意识地拾起你的痛苦。受苦之路的意思是通过迫使你臣服，迫使你进入死亡状态，迫使你变得一无所有，迫使你变成上帝——因为上帝也是一无所有的——将这些你生活中最坏的事情、你的磨难变成在你身上发生过的最好的事情。选择意味着意识——高程度的意识。没有它，你就不会有选择。当你从思维和条件反应模式中解放出来时，选择就开始了。在你达到这种阶段之前，你是无意识的。从灵性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你被迫根据思维的制约模式去思考、去感觉、去采取行动。没有人会选择失常、痛苦、冲突。没有人会选择疯狂。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意识来消除过去，没有足够的光亮来驱散黑暗。你没有完全地保持临在，你还未完全觉醒。同时，受制约的思维仍然在控制着你的生活。与此相似的是，如果你和多数人一样，与你的父母之间存在问题，如果你仍然怨恨你父母所做的或没做的事，那么你就会相信他们当时有个选择，他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行动。人们看起来好像是有选择的，但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只要你的思维及其受制约的模式控制着你的生活，你还会有什么选择？没有。你甚至不在当下时刻。你思维认同的状态严重失常。这是一种病态的疯狂。如果你的自我感觉源于过去，你就不会真正地宽恕自己和别人。只有拥有当下的力量，也就是你自己的力量，你才能真正地宽恕。这会使过去变得失去力量，并且你还会深刻地认识到你曾经做过的事，或别人对你做的事，连你的本质所散发出来的最微弱的光都无法伤及。当你向事实臣服时，你就会全面地进入当下时刻，并且过去将不再有任何力量。从本质上讲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那些生来离群索居的个体，要么不值得我们关注，要么不是人类。社会从本质上看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那些不能过公共生活，或者可以自给自足不需要过公共生活，因而不参与社会的，要么是兽类，要么是上帝。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公元前328年

《1934梵高传》

Anton Mauv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朱尔斯·米歇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希波吕特·泰恩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托马斯·卡莱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欧内斯特·雷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Ludwig Uhland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安娜死后，在她的遗物中只能找到少量的文森特的来信和画作。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她比他多活了17年），母亲给他的信越来越少。他最后入院时，母亲尽管与其他家庭成员来往频繁，却没有来探视他一次。即便文森特死后终于实至名归，她也没有懊悔半分，仍旧冥顽不改，断定他的艺术“荒谬可笑”。安娜“闲不住的手”也伸向了艺术。她至少和妹妹科妮莉亚一起学过绘画，尤其是水彩画，这在当时被新兴资产阶级视作既能怡情养性，又能打发闲暇的乐事多数农民依然靠耕种勉强糊口——种植的通常是土豆，依然用牲口犁田。津德尔特最有利可图的“作物”依然是不毛之地里舀来的精细白沙。这种“作物”销遍荷兰，能将家具和地板打磨得如牛奶般光滑。多数家庭仍旧和牲口分享着他们的一间房，仍旧买不起新衣裳。只有极小部分的津德尔特居民担负得起人头税，享有投票权，却有四分之一的贫困儿童需要接受免费教育。通常情况下，人们从北部的城市（如海牙）来到津德尔特的唯一目的就是掠夺除了沙子外最丰沛的资源：廉价劳动力。对于像安娜·梵高这样体面的荷兰城里人而言，津德尔特不单是贫穷、粗俗的农村，它压根就不是荷兰！几个世纪以来，不论是在领土归属上，还是在身份认同上，津德尔特及其附属镇区都亲近南部的布鲁塞尔和罗马，而非北部荷兰共和国的城邦。比利时北部与荷兰南部的城邦曾隶属于布拉班特，一个中世纪的公国，在13世纪到14世纪曾有过一段短暂的辉煌岁月。但随着国力的衰落，它的边界也在周边帝国的兴衰流变中愈来愈模糊。直到1581年，荷兰宣布独立于西班牙的统治，布拉班特才发现自己与北部邻邦在经济、政治，尤其是宗教上，存在着一道道无法逾越的鸿沟。17世纪至18世纪一系列的流血冲突，更是让奉行天主教与君主制的布拉班特坚定地选择站在其对立面上。每天，母亲、父亲、孩子与家庭女教师都会绕小镇漫步一小时，沿途有花园，有田地，也有尘土飞扬的街景。安娜相信这样的漫步可以强健家人的体魄，让他们精神焕发。这些日常仪式不仅透露了这家人的中产阶级地位——劳动阶层没有闲工夫这样打发掉一小时——还令这一家子充满了活力。安娜打理着一个花园。几个世纪以来，有赖于肥沃的土壤和花园果实免税的政策，荷兰人一直将料理家庭花园视作一项传统。对无须为生存发愁的19世纪的资产阶级来说，花园是悠闲和富足的标志。富人兴建乡村别墅，中产阶级青睐小块的城市地皮，而穷人也能在窗台上摆弄花盆和壶罐。1845年，阿方斯·卡尔的《花园徜徉》以维多利亚时期的感伤风格，再度唤醒了荷兰人对私家花园的未了情愫，并迅速成为卡本特斯与梵高这样的家庭最爱阅读的图书。（卡尔认为：“情若赋予花草，则最为无私。它们争相盛放，尽展欢颜。”）随后的岁月里，安娜坚信“田园劳作，聆听草木生长的声音”最能颐养身心。一开始，安娜和多洛斯互读或给孩子们读，大的给小的读；后来，孩子们给父母读。大声朗读抚慰了病中人，让忧心者忘记忧愁，给无知者带去智慧，给无所事事者带去欢乐。文森特可不会受制于父母的喜好。他一生的阅读习惯可在早年的经历中窥得一二。文森特的阅读速度飞快，这一习惯保持了终身。首先，他会挑选一个喜爱的作家，然后花上一周一口气读完他的全部作品。他一定很享受早年的诗歌训练。后来的日子里，他仍继续背诵成卷的诗篇，偶尔在信件中引用三两句，或者花费数天的工夫将它们分毫不差地誊写整齐，并装订成册。安徒生也是他保留的嗜好之一。我们能在文森特异想天开的世界中清晰地找寻到安徒生的影子：饱含灵性的植物、人格化的抽象、放大了的情绪和唐突的意象。多年后，文森特依然认为安徒生的童话“万般真实，又美妙至极”。她建议道，“同下层阶级打交道则意味着将自己暴露在各种诱惑之下。”更底层的是劳工和农民，他们灰头土脸，无名无姓，无地无产，永远不会进入小姐绅士们的视线。在安娜这类上层人士的眼中，他们不但愚昧低俗到无可救药，更缺少“一颗丰盛的心”（敏感度与想象力），面对死亡都十分麻木。梵高一家读的一本育儿书这样形容这一阶层：“他们不过只有小学文化，为赚得土豆糊口终日精疲力竭。他们的心与他们的头脑一样贫瘠，全然丧失了爱与忧伤的能力。”正如安娜告诫的那样，责任、庄重和坚强，是幸福生活的真谛，是道德生活的指南。否则，“就算不上一个正常的人”。无法遵从这些律令将是对生灵、阶级和社会秩序的亵渎，会使家庭蒙羞，甚至更糟。当时的书籍中充斥着“糟糕的生活”如何导致声名俱裂的故事，以此警醒世人。而近在眼前，就有多洛斯的侄儿如何因为不光彩的行为使得他的寡妇母亲惨遭排挤，如家史中记载的那样，最终“在穷困中死去，使家庭蒙了羞”。儿子继承了母亲对阶级特权的迷恋，基于阶级和出身对自我和他人有近乎严苛的期待。文森特性情躁动，不擅交际，却爱开玩笑，还像母亲一样讲话迂腐，带点儿势利习气。和母亲一样，他常感到孤单无助，忧心忡忡。他是个严肃焦虑的孩子——确切说来，压根就不像个孩子。两人都一样闲不住，雷厉风行。自从母亲教会文森特写字，他手中的笔就没有停歇半刻。早在识字之前，他就习惯了在纸上涂涂画画。写字从来都可以带给他纯粹的书写快乐。他写字的状态也同母亲的一样亢奋，仿佛眼前最大的敌人是懒散，最莫名的恐惧是虚度人生。“要么大干一场，要么去死。”文森特时刻警醒自己。文森特的学费给一个日渐庞大的家庭和贫穷教会带来了沉重负担。闯荡欧洲大陆之后，画家文森特又自诩为雕塑家。他有过四次婚姻却无子无女。弟弟简的儿子约翰内斯继承了家族利润丰厚的金线生意，最终却全身而退，专注于福音布道——至此，绕了一个大圈子后的梵高家族又回到了起点。梵高牧师鼓励他的孩子们努力工作，勤于祷告，认真生活，但也在不经意间向他们灌输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理想。打开家史，可以看到满是对瓷器、银器、家具和地毯的热切描述，薪水增加和支付开销的种种细节，对错失的晋升机会和挥霍的遗产的惋惜，以及对拥有胜过租借的赞颂。在40年的布道生涯中，多洛斯·梵高赞颂过上千个意象、诗篇和寓言。但只有一个意象对他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播种者。“因为人种什么，”保罗曾在《加拉太书》中写道，“就会收什么。”对多洛斯而言，保罗的收获不仅指世俗的欢乐，更意味着精神上的回报。每当他给在津德尔特的盐碱地里劳作的农民讲述这个故事时，播种者便成了面对困难坚持不懈的楷模。他那徒劳的努力，和他们的一样，彰显了克服任何阻挠、战胜任何挫折的坚持的力量。“只管想一想被那些目光短浅的人们拒绝的土地，”多洛斯讲演道，“终究因为播种者辛勤的劳动结出了美好的果实。”德国神学家出版了《耶稣的一生》一书，书中不仅将《圣经》视为历史书籍，更宣称耶稣不过是肉体凡胎，这给西方基督教带来了致命的一击。不论事关上帝还是金钱，在荷兰人眼中，成功的核心在于自给自足。荷兰人的精神追求与世俗抱负在这个基本层面上取得了一致。不论是这一世还是下一世，单有虔诚或者虔诚的劳作——用“眉间的汗水”挣得“一日三餐”——还远远不够。没有起码的世俗成功，又谈何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成功呢？在一封家信中，他曾责备农夫们的懒散。他写道：“要是他们耕种得更勤快一点儿，这些农田完全可以产出三倍的收成。”文森特和多洛斯一样，认为世俗世界空无一物：没有自然，没有宗教，没有艺术。一切人和事，都只有在这一世取得成功，才能在下一世获得希望。森特很快领会了古庇尔精神的精髓：画作是商品，而非独一无二的艺术品。一个成功的画廊经纪人只有摸准了大众的品味，才能寻找到与之匹配的画作。古庇尔对流行画作的眼光是惊人的。森特很快练就了同样的本事。不久以后，巴黎对海牙的单向供货变成了巴黎与海牙间双向的互补：古庇尔送来模仿法国油画的最新潮作品，森特向古庇尔的复制工厂输送他认为“有销路的”荷兰艺术家的作品。在马不停蹄的传输中，他向欧洲大陆输送了画作、画家，甚至整个流派，满足了对抚慰、感伤、时髦、装饰等各类艺术源源不断的需求。像古庇尔一样，他出售各种形式、尺寸和价位的油画。19世纪50年代中期，照相复制技术的发展使两人得以利用廉价又不限量的凹版印刷扩大存货，他们开发了面向中产阶级群体的庞大市场。50年代末期，古庇尔已经建立了一整个工厂来满足大众的新需求。当森特不遗余力地购入和在橱窗中展示热门艺术家的畅销作品时——譬如阿里·谢弗的宗教喜剧和罗莎·博纳尔的动物画作，他也在不断提携那些尚不知名，但他认为潜力无限的荷兰、法国与德国艺术家。他在店内陈列（有时甚至买入）他们的作品。他时常向年轻的、有前途的艺术家提供物资（甚至金钱）并以此而出名。但这算不上施舍。像“布雷达的大人物们”一样，森特将这些视为额外投资。他一定会收入他们的作品作为交换。他从不买入、售出或支持那些风格不入眼的艺术家。最终，这些艺术家还得像那些寡妇一样，依靠自己过活。文森特如果不能延续家族的良好名声，不能肩负效忠上帝的使命——事实越来越说明他不能或者不愿去做，那么唯有在商业上大展宏图才能顾全体面，光耀门楣。在海牙，不难找到妓女。在古庇尔画廊几个街区以外一座名叫盖斯特的中世纪木结构大杂院里，只要不挑剔，文森特就可以找到任何他想要的。尽管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改革浪潮的影响下，所有妓院都被要求注册，所有妓女都要接受正规的医疗检查，性服务这门古老的生意还是在街头遍地开花。迫于管制压力，每间妓院都掩映在“提供女性服务”的酒馆或烟草店之后。后来，当提奥搬到海牙时，文森特曾告诫他不要去招惹这种地方：“除非你实在无事可做——但偶尔尝试一次也无伤大雅。”文森特最早去盖斯特似乎是在1872年秋天。当时他19岁，生平第一次摸到码头边的黑巷子里去寻找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慰藉。每到一个新的城市，文森特便会去寻找妓院。有时，他只去那儿坐坐，喝一杯，玩会儿扑克，聊聊天——“人生、烦恼、痛苦，或是其他的一切东西。”如果被妓院撵出门，那么他会站在门口看客人们进进出出。他后来承认，他会听其他嫖客讲下流的桃色笑话，也能以同样的下流笑话巧妙接上话茬。但他对“这些该死的坠入风尘的女人”的兴趣，似乎始终出于同病相怜、惺惺相惜和交谈的需要。他承认对她们有种“特殊的怜爱”，并嘱咐提奥要选那些“有感觉的”。但在一个以售卖立足，用销售来实现增值和定义成功的产业里，被调往遥远的库房只能说是一种羞辱。但是，梵高一家仍然决定冒险一试。作出决定的那一刻，每个人都参与到对真相的暂时隐瞒中。新年伊始，还没得知调动一事的文森特经历了一次加薪——从此足以摆脱家庭的资助，还拿到了一个月的薪水作为奖金。这笔55荷兰盾的巨款中的一大部分被文森特上缴给了他的父亲——如家人期待中的一样。安娜知道消息后，自称“很吃惊”。但无论如何，她都会把这视为一次晋升。表面宣称这是来自“上帝的赐福与引导”的多洛斯极有可能了解全部真相。如果说海牙街头井然有序，那么伦敦街头则一片混乱。下了河岸街，就到了位于南安普顿街的古庇尔办事处。去那儿报到的第一天，毫无心理准备的文森特就感觉被甩入了一片人海。交通拥堵，几乎要双脚离地才能穿过街道。尤其在傍晚，一列列蜿蜒的行人将人行道、桥梁和广场堵得水泄不通。快速移动的人流不时会被乞丐、擦鞋匠、妓女、小丑，或者另一拨横穿的人流打断。当然，你还能看到翻着筋斗想你施舍一个便士的赤脚男孩，以及操着文森特听不懂的语言大声叫卖各式货品的小贩。对有争议的作品，譬如对流落街头的母亲、蜷缩的穷人、弃婴，或者悲伤的寡妇的现实主义描绘，文森特一律没有兴趣。他在家信中描绘的都是符合古庇尔核心价值观及生活方式的作品。当然，这也符合梵高家族的期望：《蜜月》中表现时髦夫妇闺房秘事的画面，《受洗》里描绘雍容华贵的年轻母亲温柔地抱着孩子做礼拜的场景，或者《德文郡的房子》里刻画身着精致晚礼服的年轻女士悄悄来到豪华楼梯旁分享秘密的瞬间。文森特强调，这样的作品才“真实地表现了现代生活”。比如，《绘画》上满是乞丐和弃婴的插图十年后不仅会再次浮现在文森特的脑海，还会成为他深深为之痴迷的东西。然而那个夏天，文森特满脑子只有鲍顿画中的那个意象：一个年轻的绅士和一个看着像是他母亲的女人走过家族的宅地。这幅画名叫《继承人》。文森特非常喜欢它，照样子画了一幅素描寄回了家。语言让他与社交绝缘，金钱则加深了他的罪恶感——在他的余生中，情形依然如此。他翻了一番的薪水还是不能应付他的开支。“为了省下几个便士”，他不再搭蒸汽船进城，而是全程步行，走某座疯人院中的桥横穿泰晤士河。他发誓要找更便宜的公寓。家信中通篇立志节俭的字眼和在一些小花销上的一味自责透露出文森特已陷入了更深和更强烈的罪恶感。更糟的是，父母还不时寄来家信报告赫尔瓦特正经历的极端经济困难。尽管如此，他们却一再声明会毫不犹豫地为孩子们作出牺牲。“我们紧衣缩食，”安娜写道，“但坚信在你身上投资是件明智的事儿。这难道不是我们所能想到的最有回报的事吗？”兄弟俩的差别再明显不过。提奥有着赏心悦目的容貌和温和的举止，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进入状态。客户们认为他“老练又细心”——却从来没将这两个词用在文森特身上。提奥不仅在外貌上与他声名显赫的伯伯更相似，还有堪比森特的“好口才”。据说，16岁的提奥已经知道“如何与客户们周旋”，“如何提升他们的眼力”，从而巧妙地令他们“以为这就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很快，提奥不但得到了他那严厉的老板的赏识（“你生来就是做这一行的材料”），也赢得了他那将一切都默默看在眼里的伯伯的认可。从那以后，他再也听不得“旁人说他侄子的不是”。文森特让大家伤心失望，提奥却以自己的成功让赫尔瓦特牧师公馆欢呼雀跃。他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提奥不仅让全家再次燃起向森特伯伯提供一个继承人的希望，而且令人欣慰的是，他在17岁的年纪就已经能够养活自己了。文森特可是花了多年工夫才做到这一点。多洛斯在信中写道：“你小小年纪就有能力赚取高薪，这真让我骄傲。”“这真了不起！”在海牙，提奥担负起了文森特无力承担的家庭责任。提奥成为了人人钦佩的榜样，父母也对他极尽感激、鼓励和毫无掩饰的偏爱。在给提奥的信中，他们写道：“好好照顾自己，永远成为我们欢乐的源泉和心中的第一！”文森特不善交际，却渴望与人接触，且早就丧失了悔恨之心。很快，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可以花钱买陪伴的天堂。八万余名妓女，其中多数还是未成年人，在伦敦这个法定结婚年龄为12岁的城市经营着她们的生计。在文森特频繁出入的某些地区，机会更是召之即来。“你还没走上100步，就有20来个妓女上前搭讪。”一位走在河岸街上的游客抱怨道。3000家在政府注册的妓院支撑起了这项产业，还有一半数量的非法妓院打着酒馆、雪茄铺、跳舞沙龙和“夜店”的旗号揽客。还有一些妓女会“成群”聚集在指定的地点（譬如牛津街、圣詹姆斯广场或者科芬园），有些地方离古庇尔非常近。她们大胆地勾搭路人，麻痹他们的警惕心。人们叫她们妓女、荡妇、失足姐妹、风尘女子、小姐、婊子，甚至“堕落的魂灵”。文森特则称她们为“爱意泛滥的女孩们”。这边是多洛斯教诲的纯洁和规矩，那边是文森特鼓吹的宽容和肉体的欢愉。多洛斯曾建议提奥买一本《圣经年鉴》，每天早上做祷告，以便驱除内心的“兽性”。文森特用诸如“你们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你们中没有罪过的人第一个向她投石头吧”之类的《圣经》训诫作为反击。司布真是个身材敦实、长相亲切的大胡子。他在台上不停走动，像一位可爱的叔叔一般生动活泼地讲述着他所谓的“常理”。他说起神祇的方式亲密得让人吃惊。他宣扬基督“真正的人性”。“感受他与你近在咫尺，”他说，“他是你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也用上了文森特的父亲同样用过的芥菜子、播种者和“迷途羔羊”的寓言。他经常谈及家庭，宣扬无条件的父爱就是基督的化身。他还用自己蹉跎的青春来证明没有什么罪过得不到天父的——或者父亲的——赦免。急于挣脱过去的文森特决心把曾经紧紧攥在手心里的一切都抛诸脑后——有的他几个月前还深信不疑。多年来，文森特一直鼓励提奥猎艳。而今，他告诫提奥“要学会抵御一切诱惑”。多年来，文森特一直渴望成为一名成功的画商。而今，他开始鄙夷追求世俗成功的种种想法，一心只想像上帝那样有一颗“丰盛的心”。几乎连艺术本身都要被他否定。“不要再夸大艺术给你带来的感觉，”他这样提醒提奥，“不要把自己完全交给艺术。”卡莱尔和丹纳的那些费了文森特一整个冬天来琢磨的新思想如今统统被他还阅读了取材于“那些难忘日子”的小说。米什莱的生动描写和狄更斯《双城记》的夸张再现，引发了文森特的无限遐想。后来的日子里，除了父爱，他还极其渴望这段失落在记忆深处的自由时光。但他相信，时光还可以倒转。丹纳认为，宗教不过是人类的脆弱在不可见和不可知之物上的幼稚的投射。人只能获知可观察和可体验的真相，在丹纳看来，最有效的思维模式便是科学模式。除了观察和分类，在别的领域人类都无能为力。像文森特一样，勒内的耶稣“来自乡下”，是个加利利人。自然既是他“无比情投意合”的对象，又是提供慰藉的源泉。勒内笔下的耶稣是家中的长子，一生未婚。他避开了家庭，因为比起“血脉的联系”，他更看重“思想的共鸣”。像文森特一样，勒内笔下的耶稣性情反复无常：时而愤怒，时而狂喜，时而因忧伤而无力。他几乎可以说是个无可救药的男人。挫折常将他激怒。他竭力地争辩，仿佛生命就是同虚伪和狭隘的抗争。饱受放逐之苦的耶稣蔑视规约，喜好嘲弄那个时代的成规旧俗。用勒内的话说，耶稣“活在一个厌恶他、让他痛苦的世界”。最后，他将“生存、爱、观察和感受的乐趣”统统遗忘。坎佩斯的教诲、玛丽斯的榜样和古庇尔接二连三的麻烦逐渐改变了文森特的世界。旧的想法烟消云散——不仅是曾经对伯伯的仰慕，还有他对财富和特权的态度。对他曾渴望成为其中一员的阶级，他萌发了前所未有的敌意——在这个阶级中，从来都不存在能容纳他的位置。现在的文森特认为讨价还价就是“想占别人的便宜”，艺术品交易“不过是合法的偷窃”。“一切的一切，”文森特后来写道，“本质上都是金钱的交易。”文森特控诉着，出离的愤怒和漂泊无依致使他再次用烟斗来拂去心头的愁云。他不断徜徉在巴黎街头，避开一个又一个博物馆，却在坟墓前久久驻足。他将自己的古庇尔生涯鄙夷为“在地狱的日子”，蔑视自己对老板森特应尽的家族责任。也许，他内心的反叛最为明显地体现在对严格的着装规范的藐视上。坎佩斯曾说，你的虔诚“不因华丽的霓裳增加半分，也不因破烂的衣衫减少半分”。埃滕的短暂停留又激起了一些旧日的热情。文森特为家里的新屋子、埃滕教堂和牧师公馆画了一幅铅笔素描。每一处篱笆、每一根木桩、每一扇窗框，以及每一笔轮廓，都仔仔细细、一丝不苟地用钢笔描画加粗。他还搭火车去了一趟布鲁塞尔看望病中的伯伯海因。他也许还去了一趟津德尔特。他写道，“大城市中的人们对宗教怀有一种信仰”，灯笼广场这样的地方“恰恰是一个人间的信仰乐园”。到19世纪70年代，资产阶级达成了共识，激增的犯罪率和顽固的贫困并非是美好新世界潜在缺陷的反映，而是精神空虚匮乏的恶果。难以驾驭的工人们缺少的是信仰，而不是权益；慈善和宗教带来的益处敌得过任何社会问题。当流亡者文森特于1875年在肯宁顿路的小屋里重新发现了耶稣时，首先闪现在他脑中的是童年记忆中那个给人带来抚慰的基督。勒内认为，他为“烦恼的人世带去安慰，给心灵带去欢乐”。坎佩斯的基督也许诺：“你的忏悔赎罪终将化为快乐。”《哥林多后书》中的只言片语抚慰了文森特的内心：“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文森特发现，在这字里行间，宗教带来的幸福的魔力得以完美展现（后来，他寄予了艺术同样的期盼）。“我在忧愁中找到了快乐，”他写道，“忧愁好过任何欢笑。”就像在巴黎一样，文森特无法取悦客人们。“太太们或者其他客人需要从他那儿得知画作的信息，”一位书店同事这样回忆，“但他压根就无视他们的兴趣，一味口无遮拦地发表自己的观点。”最后，他只能卖信纸和向孩子们卖半个铜板一张的画片。“他几乎一无是处，”布拉特说，“因为他对图书交易一无所知，他也完全不想学。”尽管在古庇尔待了六年，同事们觉得他在“做买卖方面像一张白纸”。在家里，文森特会阅读《圣经》直到深夜，抄写经典的段落，并把它们背诵下来。多少个这样的夜里，他读着读着就昏睡过去，格尔利茨“第二天早上发现他的‘生命之书’还落在他的枕边”。文森特决心提前将它完成。“愿主赐予我智慧，尽早完成学业，”他焦躁地写道，“让我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牧师。”他为自己安排了紧凑的学习计划，从黎明的拉丁语和德语到深夜的算学和代数。白天，他集中学习文学、历史和地理。学习时，他总手握一支铅笔，挑灯夜读，将学习内容总结成大段大段的摘要，直到眼睛酸痛。他常常机械地抄写课文，有时把整本书都照抄下来。“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学习方式了。”他坚持道。大多数晚上，他都在客厅学习，在煤气灯下奋笔疾书，直到伯伯（做了一辈子水手，他已经习惯早起）催他就寝。回到阁楼房间后，他试图继续学习，但发现“到了晚上，睡眠的诱惑力如此之大”。父母从牙缝里挤出了几百荷兰盾作为他的食宿费和学费。倘若这次努力失败，也就意味着一切都打了水漂。“钱不是从树上掉下来的，”多洛斯曾这样指出，“我们几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一个比一个昂贵。”某个周末去教堂朝圣时，在忏悔之心的驱使下，文森特竟把自己的银表放进了奉献盘里。“当我想到这一切，”他写道，“想到悲伤、失望、耻辱……我希望我能远离这一切。”他祈求上帝让他“这一生至少干成一件大事”。工业革命给森特伯伯那样的人带去了巨额的财富，也让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难以想象的贫困。作为法国的工业中心，尤其是纺织业中心，里昂比其他地方有着更非人的工作环境和生存环境，童工泛滥，疫病猖獗。普遍的剥削与压迫（曾激起了风起云涌的工人运动）是当天早晨布道的主题。文森特回忆，牧师用“工厂工人的生存故事”来讲述工人们的困境。现在在他眼里，农民和工人不再是浪漫主义情怀渲染的对象，也不是宗教虔诚的模范，他们成了文森特效仿的对象。“该试着成为他们那样的人，”文森特表示，“在艰辛和绝望面前，他们仍坚持信仰，凭着耐力和尊严艰苦劳作；临终时，像津德尔特的老农一样，在平静中等来最后的救赎。他们是拥有‘本真’的人。”沿着下陷的道路，每隔一英里，就是一个毫无独特之处的城镇，统统由砖瓦灰泥建成。在这儿，文森特见到了真正的博里纳日人：来自黑乡的浑身黑乎乎的人们。“从黑煤窑里爬出来的人全身乌黑，”他告诉提奥，“他们看起来就像是刚清理完烟囱。”不止男人，一家子都沾满了煤窑的污渍。孩子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只有他们才能钻进煤矿的裂缝；妇女当然也在煤矿干活，因为她们要赚钱养家。下工后，男人们蹲在他们摇摇欲坠的村舍的门槛前抽烟，女人们——她们被称作“后天的女黑人”——拉着“老相十足”的孩子去舀水洗澡，那是一天中摆脱浑身漆黑的时刻。父亲一走，文森特立即又开始了他那目空一切、凭空臆想的传道方式。用一位目击者的话来说，他又开始了“疯狂的苦行”。他散尽了所有的衣物和仅有的一点钱财，连只戴了一次的银表都送了人，连内衣都被撕毁做了绷带。3月，他退回了父亲寄来的食宿费，显然，那时他已搬回了棚屋。为回应黎塞留牧师的要求，文森特暂时有所收敛，但却更为激进地追求中世纪式的宗教虔诚，他拒绝可口的食物和温暖的眠床。他赤脚在雪地里行走，穿矿工们穿的粗麻布衣服。他不再洗澡，认为使用肥皂是种“罪恶的奢侈”。大部分时候，他都与老弱病残待在一起，宣布要为“减轻他们的苦难”而牺牲自我。之后的六个月，文森特对自己百般摧残，令冷漠的博里纳日人都不忍目睹。他拒绝与奎斯梅的福音传道者弗兰克同住在后者相对舒适的小屋里。他又过起了苦行的生活：长时间以来，他食不果腹，风餐露宿，邋里邋遢，独来独往；困倦时，找一处谷仓，或者在野外席地而眠。他以面包皮和“冻伤的土豆”充饥。丹尼斯那样的旧相识嘱咐他：“你需要清一清你的脑子。”石楠丛中偶遇的农民干脆就叫他“疯子”。这时，文森特会说：“耶稣基督何尝不是疯子。”——别人更坚信他是疯了。他总不停地摩擦双手，似乎要竭力擦去一些顽固的污点。邻居们经过他睡的那个谷仓常能听到呜咽的哭声。据说，他已经“完全顾不得体面”，像埃德加一样“赤身裸体，风餐露宿”。李尔王对埃德加说：“只有你才保全着天赋的原形；人类在草昧的时代，不过是像你这样的一个寒碜的赤裸的两脚动物。”对李尔王的话感同身受的文森特看到一位工人用麻布袋做了一件衬衣，上面用钢印印上了“易碎”的字样。一位村民回忆说：“他甚至都没笑，而是以怜悯的口吻把这件事念叨了好多天。”7月，看到下了火车站台的母亲，文森特突然感到“十分悲伤”。后来他说：“以为这将是见她的最后一面。”一个月后，福音传道会正式宣布文森特没有通过试用。文森特给提奥写了一封绝望的信：“我的人生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个世界对我只有冷漠。”他埋怨自己的性格“畏畏缩缩，令人生厌……没有出息，一文不值”。他坦言有种“可怕的失望正在啃咬”他的心灵，“一波波的自我厌恶在胸中翻涌作怪”。“什么时候我才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痛苦地诘问道，“也许该离他们远远的才对。”提奥一直鼓励文森特画画。他的理由和父母的并无二致：这是文森特与上流社会仅存的纽带。事实上，自从文森特再次回到博里纳日，他就打定主意摈弃昔日生活的所有痕迹。“我本打算为所见所闻草草创作一些素描，”离开布鲁塞尔的前夜，他写道，“但考虑到这会影响我的正经工作，便就此作罢。”但显然，这一决定并不包括一到小瓦姆，父亲便要求他完成的四幅圣地地图。但在那之后，从1878年冬到1879年春的危急时刻，文森特都牢牢信守着自己戒除艺术的誓言。但在5月，在文森特的世界变得支离破碎之后，他才答应父母“尽他所能”继续画画。在情感上，文森特并不愿意离开博里纳日。6月，提奥寄来50法郎。这不但挽救了两人的关系，更成为了惯例。两人的通信从最初迫不得已的请求，发展成了索要更多资助的恶性循环。“老实说，要好好画画，我每月至少需要100法郎，”9月的来信带有警告的意味，“贫穷会让最聪明的大脑失灵。”金钱无疑颠倒了兄弟俩在家庭中原有的位置——“虽然我已失意落魄，”文森特坦言，“但你光耀了门楣。”与此同时，金钱也给文森特曾经对兄弟情义的渴求抹上了绝望的色彩。兄弟情义的“魔力”已经不再足够，文森特现在需要的是提奥全心支持他的艺术事业。文森特表示，是提奥决定性的鼓励才能让1880年的夏天硕果累累。成就应当属于他们两个人。他仔细研究一本大部头的解剖书籍，对照着书上看上去有些令人毛骨悚然的大比例的颅骨和有肌肉的四肢的图解，开始临摹，前面、后面以及侧面，直至自己对“整个人体”都了然于心。随后，从兽医那里，他还找到了一些关于马、牛和羊的插图，学习掌握动物解剖。他甚至还研究了相面术和颅相学等伪科学，因为他深信，艺术家必须了解“如何通过头颅的形状和特点来表现人物的个性”。自己的这些艰苦努力，文森特都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和弟弟提奥汇报；努力工作，就是想要表明自己已经洗心革面，从而改变家人对自己的看法，并且向家人表明自己能掌握人物画的奥妙。“如果我取得进步，画工见长，”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那么一切都走上正轨，是迟早的事。”他还将自己的作品寄给他们（“这样他们可能会知道我在努力”），同时还向家人可怜兮兮地诉说自己的勤奋和真诚。在所有的信中，他不是反复提及眼前的任务有多么困难，就是承诺自己终究一定能成功。“总而言之，进步是实实在在的，”在1881年新年，他写道，“现在我的进展应该能够更快了。”1881年，文森特之所以决心洗心革面，“钱”无疑是首要原因。前些年，大家对他的全部指责中，最严重的一条莫过于说他无法养活自己。毕竟，正是为此，父亲总是在不断地敦促文森特，希望他能够早日自食其力。那些回忆带来的痛苦和屈辱，使他将托马斯·坎佩斯忘得一干二净。自抵达布鲁塞尔的那一刻起，想要自食其力的决心就一直在他的心中。在由沙勒罗瓦的致友人旅馆寄出的第一封信中，他写道：“尽快学会创作一些像样的、能够卖出去的画作，才是我的目标，这样我就可以开始从工作中直接得到些许酬劳。”他将古庇尔画廊作为自己在布鲁塞尔的第一站，这一象征性的举动意味着他将重新回归家族的商业传统——“我现在已重回艺术界。”他宣称。他向提奥吐露了自己的希望：“只要努力工作……也许森特伯伯或者科尔叔叔就会出手相助——即使不是为了帮助我，至少也会帮帮父亲。”父亲多洛斯已同意每月寄给他60法郎，但是仅是致友人旅馆的房租这一项，就得50法郎。尽管口口声声地宣称自己很节俭——“你们不要以为我在这儿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但事实上，在花钱上，文森特一向都大手大脚。在头几个月里，他一共买了四套西装（其中一套是绒面呢的——“穿着这种面料的衣服，你可以出席任何场合”）。他又重新开始收集画作，并且又收集了12张米勒的版画，还指出说这些是“有用的收藏”，因为“很有可能，我将来某个时候会从事木刻版画的创作”。以极快的速度，他不断地耗费着各种绘画材料，画一次就能把几十张昂贵的画纸用个一干二净。对于这一令人吃惊的花费，他后来一直为自己辩解说：“花费得越多，我创作的速度也就越快，进步就越大。”为了报复父亲，文森特决心与自己的信仰和浪漫的爱情决裂。“世上没有上帝！”他申明，“对我而言，牧师们口中的上帝是死的，与钉在门上的钉子没有任何区别。”他大言不惭地告诉提奥，说父亲和斯特里克姨父“认为我是一位无神论者”，并兴高采烈地引用莎拉·伯恩哈特的讽刺语“那又怎样？”来表示自己对他们的谴责不屑一顾。在宗教中，就像在爱情中一样，文森特想象自己总是在拒绝，而不是被拒绝。对凯的长期迷恋被他比作“太长时间地倚靠在教堂里一堵冰冷、坚硬的白墙上”，现在他宣布他已经挣脱出来，走出了这一让自己心灵衰弱的囚笼。当文森特自辩说自己的素描有“个性”时，泰斯提格却嗤之以鼻；当文森特拿出厚厚一本画集试图证明自己的勤奋时，这位经纪人却不留情面，说这些内容的画作完全是“浪费时间”。他告诉文森特，人物素描“是一种毒品，在没有能力创作水彩画时，可以尝试一下以麻痹由此而引发的痛苦”。到了约定的日子，积蓄已久的愤怒随时都会爆发。当科尔指出文森特应当“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时，一下子捅了马蜂窝。“自己赚钱养活自己？”文森特反问道，你这是什么意思？赚钱，还是有资格得到资助？不配得到资助——也就是说，没有获得资助的价值——无疑是一种罪恶，每位诚实的人都应当有口饭吃；但不幸的是，尽管应当有口饭吃，却没有能力去挣得，这是一种悲哀，很大的悲哀。所以如果你跟我说“你不配得到大家在经济上的帮助”时，你是在污辱我。但是如果你作出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说我经常赚不到钱——因为有时我的确是一无所有，这可能是真的，但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这么说，根本不会让我有所进步。在叔叔的沉默中，他仿佛听到一个轻蔑的质问：“你不会真的认为这样的一些画有任何的商业价值吧？”对这一想象之中的责备，他想出了一个大胆的反驳：我不会假装自己熟悉作品的商业价值……我个人更看重艺术价值，我更乐于探索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一心地为价格而斤斤计较……如果我无法毫无回报地将自己的作品拱手赠人，只是因为和其他所有人一样，我必须要填饱肚子和有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这些都是人最为基本的需求。与此同时，文森特挑衅般地继续乱花钱，完全不考虑提奥在经济方面的拮据。文森特总是挥霍无度，从来不会做预算，也不知道节俭。贵族出身的范·拉帕德被他援引为榜样。“从拉帕德那里，我再次明白了一个道理，好东西是多么实用，”他解释道，“拉帕德的画室非常好，看上去非常舒适。”即便如此，每个月提奥会寄给他100法郎，这原本完全是够他生活的。要知道，在那时，一个普通工人每周才挣大约20法郎，这笔钱通常足够维持一家人的生计。虽然文森特有些工人们没有的开销，但提奥一直在给他寄他所喜爱（当然价格不菲）的画纸，文森特还通过“出售”一些作品给科尔叔叔和泰斯提格来赚取一些外快。但文森特还是常常陷入贫困，或者无法支付房租，因为他将最后的一笔钱都花在了书籍、“别致的”笔架、新的画架、更多的模特、公寓条件的改善、更多的版画和插画上，在这方面，文森特的收藏一直在持续增加（在到达海牙后五个月，已超过1000件）。他还一直雇用一位小姑娘打扫画室。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挥霍。文森特坚持认为，自己理所当然应该得到资助。不管是一种气愤的挑战，还是一种绝望的自圆其说，抑或两者皆有，文森特辩解说，自己的努力工作和高尚目标使得他有权利获得弟弟经济上的支持。因此，当提奥敦促他创作一些有销路的作品来谋生时，他生气地回击说：“对我而言，这不是挣不挣钱的问题，而是值不值得去做的问题。”文森特自以为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特权，逃避正式训练，不屑于找份工作来支付自己的开销。他要求拥有一间宽敞的、设施齐全的画室，数量充足的各种绘画材料，以及源源不断的供自己临摹的私人模特——这一切他都想拥有，尽管在此时，他不过是一位前途未卜的新手。债务在不断攀升，但最终都被他转嫁给提奥，并且内心没有丝毫愧疚（“我别无他法”）；同时，他给提奥写了大量的信件，以掩饰这种丢人的依赖，还辩解说，自己有权利获得更多资助。他嘲笑那些穷苦的“可怜虫”，他们“用光了自己最后的几块钱购买彩票，而这些钱本该是用来购买食物的”；而他自己一向大肆挥霍，疯狂地购买奢侈品，直到口袋里一文不名，然后眼巴巴地等着提奥下一次再寄钱过来。一些孩子为他摆姿势，父母们往往要价不菲，文森特因此不得不去雇请孤儿。因为距离远，模特们再次来这儿时，还会要求他支付额外的交通费用。他为了省钱，有时候碰到一个人，会要求对方待在原地不动，供他作画。但当他真正开始创作时，他很快就发现这样的状况并不能让人满意。“结果往往是，我心中有一种强烈的愿望，希望他们摆这个姿势的时间能够更长，”他说，“仅仅要求一个人或一匹马短时间站立不动，并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一旦许诺的报酬、恳求或者甜言蜜语奏效，文森特成功地将某人带到画室之后，他就要开始成为他们绝对的主宰。“他一点也不和善。”其中一位模特回忆道。在他只有一间房的公寓的某处，他让他们重新着装，换上自己提供的衣服，然后固定他们的动作。参照自己的巴尔格练习、收藏的画作以及之前的习作，他让他们摆出其中的各种姿势。他经常会让同一个模特穿上不同的衣服，或者让不同的模特摆出自己喜欢的姿势，然后重复不断地画。他还重新设置了一些曾在街道上画过的场景：沿着运河拖着绳子的男孩或在精神病院旁游荡的女人。他总是尽力让每位模特摆出更多的姿势，仿佛害怕这将会是他最后的一位模特。从前到后，从左到右，他会认真地画每一个姿势。在最后时刻，随着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他又寄出了一幅画，画的四周环绕着另一段文字。画面上是一棵黑色的树，瘦骨嶙峋，经过暴风雨的冲刷，折断的树根已暴露在外面——另一幅关于脆弱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习作。“我尝试着将投射到《悲伤》之中的情感，倾注到这幅风景画中，”他解释道，“这种无法自控的、热情的、对大地的附着，尽管有一半已经被暴风雨破坏。通过这个苍白的、瘦弱的女人的形象，以及这个黑色的、扭曲的和长满节疤的树根，我想表达的是生命的挣扎。”好吧，先生们，我想请教你们，你们这些看重举止和教养的人……哪一个做法更有教养、更体贴、更勇敢：是遗弃一个女人，还是关心一个已被遗弃的女人？去年冬天，我遇见了一个被肚子里孩子的父亲抛弃了的怀孕的女人。一个怀孕的女人在寒冷的冬天里卖淫——她需要赚钱养家糊口，你们想想看吧。我雇用了这个女人作为我作画的模特，并且整个冬天都和她在一起工作。卖淫可以赚钱，却并不安全，而且竞争非常激烈。这项工作无须训练，也不需要什么口才，吸引着大批来自乡下和其他国家的女人。大多数妓女过着游牧式的生活，每过几个月，就要从一个地区搬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城市迁徙到另一个城市，甚至从一个国家去往另一个国家。为了照顾母亲、妹妹及新生儿，西恩本可以申请去城市的一家正式的妓院——国家管理妓院源于拿破仑的“法国体制”。但这意味着必须忍受羞辱，到权威部门去注册成为一位“公共的女人”——一位“人民的女人”，佩戴遭人唾弃的红卡片，并定期参加健康检查。一系列繁琐的文书工作及公开的耻辱（这是在荷兰，而并非法国）使得大多数女性，包括西恩，不会去申请获得正式的官方证书。但是在盖斯特拥挤不堪的街道两旁，有着为数众多的啤酒屋、酒吧、咖啡店或是小餐馆，只要这个女人伶俐一些，就可以找到大量赚钱的机会——而非安全感。在官方体系之外，卖淫业异常兴盛。和正在兴盛的印刷业一样，卖淫业同样受到新贵和资产阶级消费主义的滋养，利润越来越可观，也更为普遍。接二连三旨在推进公共卫生和公序良俗的运动，在一些保守的农村地区普遍开展，于是，妓女和她们的赞助人被挤向更少但更大的城市，如海牙，由此创造了一个摧残人性但又无法逃脱的地下世界，这里由肉体血汗工厂和计件工作组成。文森特说道：“这是一个丑陋的、人老珠黄的女人。她已不再美丽，不再年轻，不再妖娆，也不再愚蠢。”多年来粗暴的客人、公众的羞辱及政府的漠视已将她最后的文雅都榨得干干净净。她脾气很坏，像个水手一样说脏话，几乎不洗澡，抽雪茄，像男人一样喝酒。长期以来，由于咽喉方面的问题，她的声音也变得很奇怪，有些沙哑。文森特说其他男人认为西恩“令人厌恶”，并且“难以忍受”。晚上流连于咖啡店和人行道，白天出没在施粥场和火车站，她没有多少时间照顾妹妹或女儿（文森特称之为“一个病怏怏的、无人照顾的丫头片子”）。多年的烟酒嗜好、营养不良、多次怀孕、至少一次流产以及夜间工作的劳累使她的身体“状况极其糟糕”，文森特说，她就是“一块没用的破布”，遭受着伤痛、贫血和肺结核的“丑陋症状”的折磨。除了杜松子酒和香烟，她生活之中唯一明显的乐趣就是占小便宜。当然她不识字，虽然在名义上是罗马天主教徒，但对她而言，宗教信仰却是一种奢侈——或一种会妨碍到生计的兴趣爱好。她甚至不能尽到做母亲的职责。在认识文森特的这几年内，她把自己幸存下来的两个孩子，都送给了亲戚。但是，在文森特的眼中，她是“一位天使”。其他人将她视为一位引诱别人误入歧途的罪人——有着无法控制的欲望的女性，“自作自受”的荡妇，人人都应该敬而远之。但在文森特眼里，她却是一位贤妻良母。他说：“和她在一起，我就有了家的感觉。她给了我属于自己的家和温暖。”他将她持家的美德都一一列举出来——安静、节俭、适应能力强、帮得上忙、很有用，还骄傲地将她如何帮自己补衣服、整理画室都记录了下来。对她的厨艺，文森特的评价很高，认为是“让人觉得生命可贵的东西之一”。他还称赞地将她比作曾经在津德尔特照顾过自己和提奥的那位保姆。“她知道怎样让我安静下来，”他写道，“而这却正是我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在别人看来，她是个精明的、诡计多端的人，而文森特看到的却是一个被动的、逆来顺受的“丫头”，无助到连自己铺床都不会。他叫她“可怜的小东西”——“温顺得像一只驯服的鸽子”。在他眼里，她就像寓言故事之中那只走失的无辜的小动物，主人就是那位“只有一只小母羊的可怜男人”。“它生长在他家里——和他共食牛奶面包，在他怀里睡觉，对他而言，它就像是自己的女儿。”在西恩茫然的、无法穿透的眼神中，文森特看见的是这样的一种信息，就像“一只临死的羊在诉说：‘即使惨遭屠戮，我也不会反抗。’”最终，在她布满伤疤的脸上，他看到的是耶稣的形象——“戴着荆冠的耶稣就有那样哀伤的神情，只是这一回是出现在一个女人的脸上。”毫无疑问，小时候从母亲那里，文森特就学会了如何根据人们的衣着来认识别人的性格和阶层。母亲对人总有一种刻板印象，这一点被文森特继承了。在文森特心目中，犹太人不是卖书就是放贷，“黑人”（白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很勤劳。（“扬基人”）粗俗又迟钝，斯堪的纳维亚人则很爱整洁，中东人（所有的“埃及人”）都是神秘的，南方人喜怒无常，北方人则迟钝冷淡。文森特的世界之中充斥着一些简单的人物形象：面部“宽阔而粗糙”的“粗鲁的”劳动者、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子、神情肃穆的牧师、佝偻着身体的老人和健壮的农民。文森特儿时就已经形成了刻板印象，面相术和颅相学、杜米埃和伽尔伐尼的“表现形式”以及米勒和英国插画师们的画作，只不过是进一步强化和细化了这些观念而已。这就是文森特不断强加给周围世界的“现实”。“我看到一个世界，”他说道，“它不同于出现在大多数画家眼里的世界。”这是一种呼唤“意义”的“现实”。当看到一群穷人满怀期待地聚集在彩票售卖处门口时，他将这一场面命名为“穷人与金钱”。他解释道：“相对于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这一场景具备了更重大、更深邃的意义。”在散步时，他只观察到事物带来的效果。（“由于下雪所产生的效应，整个大自然就如同一场‘黑白’展览，美得令人难以置信。”）这是一种带有温柔情感的现实。朋友去世的消息可能几乎没有被提及就被遗忘了，但朋友的画像则会引发潮水般的悲痛。看人的时候，文森特看到的只是各种不同的类型。从英俊、有贵族气质的范·拉帕德到社会地位卑微的西恩这样的妓女，相对于书中的角色或纸上的人物，他们并不更加真实——受制于所属的类型，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在我的眼里，一切都是钢笔素描。”他说。）除了西恩，两年中来往于施恩韦格画室的模特们，没有一个人得到过他任何的评论，或是超越身体之外的描述。他反复不断地画孤儿，但对他们的环境和情况从来都未置一言。对其中一位身体残疾的模特，他只是写道：“一个小个子，瘦削的长脖子，坐在轮椅里，美极了。”他对人区别看待，希望所有人能依据所属的类型来行事，并且根据类型来评价他们。类似于森特伯伯这样的有钱人，自然就应当满脑子只有钱，他说：“你不能在他那里指望什么别的东西。”但像父亲这样的牧师，“就应当谦卑，应当能够满足于简朴的生活”。穷人应该互相扶助，女人和孩子（不包括男性）应该“学会节俭”。资产阶级的女性应有教养，但不能太有思想；对社会底层的女性而言，则两者都是多余的。工人只应该“尽最大努力地工作”，绝不应该罢工。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就像小说中的人物一样，“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不同的表现”西恩·霍尼克也出现在了他的钢笔素描作品中。对于文森特和他生活的年代来说，没有哪种类型学比女性类型学更加严谨（米什莱在以女性为主题的题为《妇女》的论文中，亲切地阐述了女性该有的形象）。从本质上来看，女人是纤弱的、不完整的生物，她们天生虚弱，意志薄弱，是上帝专门为“爱”而设计的。没有爱，女人就成了“怜悯”的象征——“她就没有了精神，也失去了任何魅力。”文森特说。在维多利亚时期，以一种悲情的色情方式，女性悲伤的、无助的、没人爱的形象充斥着人们的大脑：如丈夫征战沙场、孤独守家的妻子，无家可归的女仆，失去丈夫的母亲，处于悲痛之中的寡妇。不管是在画作之中，还是在教堂的长凳上，只要看到孤寂无爱的女性形象，文森特就会感慨万分。“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告诉提奥，“当看到已过韶华之年的女性的脸庞时，心里就会充满无限同情，当然这是带有敬意的，在我看来，这些女人的脸上仿佛刻着字：在这里，生命和现实留下印记。”此外，还有一种可以打动文森特并为之流泪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母亲。文森特收藏的作品中经常会包括一幅这样的作品，这可是19世纪感伤主义的一种主要表达形式。早在自己的铅笔接触到纸面之前，他就结合生活经验描绘出了非常生动的母亲形象。一位怀孕的娼妓拥有所有女人的无助感、一切不被爱的女人的哀婉和雨露般的母爱情怀。在文森特的类型学中，只有少部分“勾引男人的女人”才会真正地选择从事卖淫业。绝大部分堕落的女性都是受害者，缺乏爱心的男人和女人孱弱的天性才是罪魁祸首。文森特认为，所有女人都容易上当和被轻而易举地抛弃，但尤其是那些穷困的女人，如果没有男人的照顾，就“随时都有可能立即陷入卖淫这一行业”，并由此堕落下去。西恩，一位年长的身为母亲的妓女，将文森特所有的同情心都调动了起来。“我可怜的、柔弱的、遭受虐待的和弱小的妻子，”文森特这样称呼她说，“是一位不幸的、被遗弃的和孤独的人。”他抗议说，不去帮助这位遭受三重苦难的女人，简直“骇人听闻”。文森特还指出：“对我而言，她身上有某种崇高的东西。”在一幅又一幅的画作中，文森特都将西恩放在这种熟悉的类型学之中。他把她画成《悲伤》中那个“赤裸的、弓着身子的动物”，画成沉浸在忧郁之中的、穿着黑色衣服的年轻寡妇，画成为家人安静地做针线活的主妇。他用她做模特来画母亲，而画孩子时，文森特则用她的妹妹和女儿做模特。他只用最简洁的几笔，就勾勒出她的特征，将她描画为一位在家庭安全的港湾之中感到心满意足的妇女：扫地、做祷告、提水壶、去教堂。这些铅笔和木炭画虽然粗糙，但在总体上代表了文森特在人物画领域的首次潜心努力——在接下来的几年之中，他还进行过多次尝试，和这些画一样，这些努力展示得更多的是艺术家本人及其内心世界，而不是坐着的模特或者现实世界。据医院院长所说，医院里的条件实在太糟糕，许多“体面的女性”仍然选择在家里找接生婆接生。这样的病房里住着的全都是“没有结婚的、无知的和令人不齿的产妇们”，“她们为贫困所累或一贫如洗”。我的梦想是能和越来越多的模特们一起工作，他们是一群穷苦的人，在寒冷的冬天，或者当他们失业和急需帮助时，我的画室能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他们知道这里能为他们供应火炉、食物和水，还可以赚上一点小钱。现在，规模还很小，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提奥劝文森特多画些风景画——对此，文森特似乎有一些天赋。他还不断游说文森特要注意色彩的丰富性，使用更细腻的笔触。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哥哥，空白背景下形单影只的人物形象永远都不可能有销路。以自己十年来在艺术领域做生意的经验，他确定无疑的是：人们买画，是出于对画的喜爱，他们认为那些画很迷人，让人心情愉悦。文森特热诚的原则或令人厌烦的论调，人们根本不屑一顾；他们想要的是“细节”和“完整”。他一再向提奥保证，再有几天时间，再多几位模特，再多几幅草稿，他就可以创作出一些“既广阔而又大胆”、“能给人带来慰藉，并促使人思考的东西”。我是如此热爱一切事物，然后我也不会把那些错误当成现实，也不会玩弄虚假的预言。事实上疾病或者死亡已经不能让我感到恐惧，但对我们而言，幸福和追求与我们所追寻的职业是不相容的。社会上许多不同层级的人，从高级到低级，都这样认为。大多数癫痫病人咬自己的舌头并伤害自己。雷伊告诉我他曾经见过一个伤害自己耳朵的案例，就像我所做的一样。我听到过和负责人一起来这里看我的医生说，他之前也见到过这样的情况。我认为一旦你知道它是什么，一旦你意识到自己发病，你就可以阻止意外的痛苦或恐惧。

《1954精神疾病与心理学 (米歇尔·福柯)》

在这里重要的是，弗洛伊德的病人的倒退有一个很明确的意义：这可以让她逃避负罪感；她通过强制自己爱女婿来逃避因太过爱女儿而引起的内疚；然后她再通过一种镜像投射的方式把与自己的爱相似的爱转到丈夫身上，以逃避这个新的爱慕引起的负罪感。因此，儿童将现实变形的手段是具有一种用处的：这些手段构成了一个托词，一个作用于现实的廉价方式，一个转变自我和别人的神话模式。倒退不是向过去的一种自然陷落；它是有意对现在的逃离。与其说是一种回归，这更像是一种求助。但是我们只能通过把别的东西放在现在的位置上才能逃避现在；而在疾病的举止中显露出来的过去不是我们回归的原始土壤，就像我们回到一个失落的故乡一样，它是具有代替作用的虚假的和想象的过去。但是重复一种焦虑的发作有什么好处呢？重新找回儿童期生活中可怕的幻想，用还没有调谐好的易感性的严重错乱代替当前的活动形式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是为了重新找回还没有适应的行为类型，那为什么要逃避现在呢？这种举止反映了这位女病人感受到的一种欲望，她希望通过给一个男人一枚硬币作信物来稳固这个男人对她的爱；但是所有硬币长得都一样……也许她至少能给他一张可以通过上面的号码来识别的纸币……通过把这种举止隔离出它在感情上的解释，这位病人抵抗这份她认为有罪的爱情；——偏执狂患者同时是被迫害者和迫害者，他在他人的心中揭露自己的欲望和自己的恨，他爱他想要摧毁的东西，他与他恨的东西视为同一，这种患者的主要特征就是“投射”、“摄取”和“突然转变”。弗洛伊德是指出偏执狂嫉妒中所有这些过程的第一人。当偏执狂患者指责伴侣背叛他的时候，当他在这不忠的周围建立一整套解读系统的时候，他所做的只是谴责对方做了他谴责自己的事；如果他指责情妇同一个朋友一起背叛了他，那正是因为他自己感受到了这种欲望；他通过将这种同性的欲望转变成异性关系并将它投射在另一个人身上，以对不忠的谴责的形式来抵抗它。但是通过同样一种具有辩白和宣泄含义的对称投射，他也谴责他渴望的那个人有同性的欲望，而且通过一种情感的翻转，他炫耀自己有一种在他看来因情敌的殷勤而变得正当的虚构的恨。不是我背叛了你，而是你背叛了我；不是我爱他，是他渴望我、纠缠我；我对他没有爱，只有恨：这就是偏执狂患者用以抵抗他自己的同性恋，构成一种嫉妒性妄想的机制。在这里，我们依然可以将对一个症状的分析作为导线。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偷了东西：她在女售货员的眼皮底下拿走了一块巧克力，这位女售货员训斥了她，并威胁要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母亲。这次偷盗的冲动和不适合的形式立即就揭示了它的神经症特征。这位主体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这个症状处在两个举止的汇合点上：想要再次得到自己没能得到的母爱的欲望，像通常一样，这种欲望的象征在本案例中是食物；另一方面是随着为获取这种爱所作的侵犯性努力而来的所有负罪感的反应。在这两种举止之间，症状将作为一种妥协而出现；通过偷窃，孩子能发泄她对爱的需要，但是在偷窃的时候任人发现，她也释放了负罪感的倾向。笨拙的偷盗行为表现得像是一种举止的灵巧；她的卑劣行为只是一个诡计：是两种相互矛盾的倾向之间的妥协，是控制冲突的一种方式。因此，疾病的机理就是对冲突的防护，是在由这个冲突引起的矛盾对面竖起的防御。这些拘留所没有任何医疗职能；人们被收容不是为了治疗；人们进去是因为自己无法或不应该再属于社会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典时期，疯子和其他各式的人所提出的不是疯癫与疾病的关系问题，而是社会同它自己、同它自己在个体行为中认可和不认可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禁闭无疑是一种救济措施，它享受到的大量基金支持就是证据。但它是这样一种系统，即它的理想就是完全将自己封闭起来：在收容总署，就像在差不多同时代的英国济贫院（Workhouses），强制性劳动都占支配地位；人们在里面纺线、织布、制造各种物品，然后低价在市场上出售，用获得的收益维持医院的运转。但是劳动的义务也扮演着惩罚和道德控制的角色。也就是说，在正在形成的资产阶级世界中，一个重大的恶习，商业世界中典型的罪恶刚刚被定义出来：它不再是傲慢或贪婪，就像在中世纪时那样，而是游手好闲。所有居住在拘留所里的人共有的类型特征，就是他们所处的没有能力参与财富生产、流通或积累的处境（不管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过错还是因为事故）。人们对他们的排斥与他们的这种无能成正比，这种排斥也标志着在现代世界中出现的、此前并不存在的断裂。因此，禁闭在其起源和原始含义中是与社会空间的这种结构重组联系在一起的。当代教育法的整个发展和它无可指责的保护幼儿不受成人冲突影响的目的增加了分开一个人的童年生活和成人生活的距离。这就是说，为了让幼儿免受冲突的影响，当代教育法的发展将他们暴露在一个重大的冲突之中，即他的童年和真实生活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当人与他的语言中发生的事无关时，当他无法在活动产出中识别人和现行的含义时，当经济和社会决定强迫他而他又无法在这个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故乡时，那么他就活在一个令像精神分裂症这样的疾病形式成为可能的文化中。作为现实世界的外人，他被送回到一个任何客观性都无法保证的“私人世界”里；然而，因为服从于这个现实世界的强制，他感觉他所逃避的这个世界就像是一种命运。当代世界令精神分裂症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个世界的事件使它变得无人性和抽象，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对这个世界做了这样一种解读，以至于人无法在这个世界中认识自己了。只有存在条件的现实冲突才能作为精神分裂的世界的各种反常结构模型。

《1873耶稣传》

大卫·施特劳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谢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由于耶稣受人类爱精神和从这种精神所产生的行动的鼓舞，战胜了人生的一切障碍和局限，感到自己同天父原为一，这就在他里面产生了一种幸福，任何外在的喜乐忧苦同这种幸福比较起来就都失却其重要性。面对衣食问题他能够无忧无虑地谈及上帝给百合花以穿戴并喂饱了麻雀（《马太福音》第6章第25节）；对于一种经常没有枕头地方的飘流无定的生活他能够感到满足（《马太福音》第8章第20节）；由于意识到自己是向人类传达上帝旨意的旗手和使者他能够对外来的荣辱泰然处之。他热爱儿童，因为儿童的天真无邪、不骄不怨，最接近于这种神圣的爱的精神，在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成了这种爱的最明显的对象（《马太福音》第18章第3节往下；第19章第14节往下）。人打了他的右脸，他欣然把左脸也转过来；人强逼他走一里路，他宁愿同他走二里路（《马太福音》第5章第44节往下）；对于触犯他的弟兄他不仅是饶恕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18章第21节往下）。当人们因为他的门徒不洗手而吃东西指摘他的时候，耶稣要他们了解说：“不是入口的能污秽人而是出口的能污秽人”（《马太福音》第15章第11节），如果不是他没有觉察到自己说话的意义，这就意味着他认为当时人们非常重视的摩西律法对于各种食物的禁止是不重要的：不仅如此，在反对只要丈夫向妻子提出休书就可以休妻的这条规律（《申命记》第24章第1节）的时候他说，任何离婚，如果不是因为奸淫的原故，其本身就是奸淫，还说，这条规律的提出是因为考虑到犹太人心地刚硬的一种临时措施（《马太福音》第5章第31节(43) 往下；第19章第3节往下）他宣称，即使撇开其礼仪的局限性不谈， 摩西律法也是有改善余地的，因而在涉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和社会关系的条例方面，是不完全的。耶稣本人明确地意识到他的教训的新颖性及其对旧犹太制度的格格不入，这是从他有一次关于禁食问题的发言中明显地看得出来的（《马太福音》第9章第14—17节）。人们对他没有像施洗者那样，强迫其门徒禁食感到惊异；原来在犹太人中，就像法利赛人和艾森尼派那样，凡争取成为特别圣洁的人都试图通过在律法规定的每年赎罪日禁食（《利未记》第16章第29节）之外，还实行各种自动的禁食来表示他们的这种志愿。自鸣得意的法利赛人在一个比喻里（《路加福音》第18章第12节）就夸耀了他们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耶稣在这里不仅像过去那样，指出了法利赛人禁食的虚伪性，甚至也不满足于声明，只要他还和门徒在一起，这种凄惨阴郁的苦行主义生活对他们就不合适，而且还讲了人们不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不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以免衣服撕裂，酒流到地上（第16节往下）。耶稣在这里似乎表明了他的信念即，一般说来，在他所主张的关于内在性情的原则和旧的礼仪制度之间没有调和的可能，否则的话，如果硬要把不可能连合的两者结合在一起，则其互不相容很快就会暴露出来。当耶稣说不应当把祈祷的殿变成贼窝这句话的时候，看来他对做买卖和兑换银钱时的欺骗行为特别有反感。他还引用了不愿听到耶和华的圣殿被弄成凶手藏身之所的先知耶利米的话（《耶利米书》第7章第11节）和称圣殿为祈祷之殿的先知以赛亚的话（《以赛亚书》第56章第7节）。因此，人们认为，所有这一切和精神的献祭相对立的物质的献祭制度在耶稣看来都是讨厌的。艾皮法尼乌斯论到伊比奥尼派人时说，在他们自称的《马太福音》里有耶稣说的这样一句话：“我是为了废除献祭来的，你们如果不停止献祭，（上帝的）愤怒也将不停地降在你们身上。”犹太人之所以刻毒地仇恨撒马利亚人其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于在基里讯山上存在着一个敌对的圣殿。在第四福音里已经记述了（第4章第21、23节）耶稣说过，时候将到，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一次选用这个词的情况，就会看出它是联系语言的传统用法，为了突出表现先知的软弱人性和他所受到的崇高启示之间的对比。当一个人要跟随耶稣而耶稣却对他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的时候（《马太福音》第9章第6节）；当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的时候（《马太福音》第20章第28节）；当他屡次描述说人子必须要受苦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12章第40节；第17章第12，22节；第20章第18节；第26章第2节），他的意思只能像以西结那样，表示自己虽然受到上帝委以崇高的启示，但仍然不过是一个必死的人，所以必须准备忍受各式各样的损失和痛苦。当耶稣说他作为人子有赦罪的权柄（《马太福音》第9章第6节）并宣称人子是安息日的主的时候（《马太福音》第12章第8节），甚至当他在稗子的比喻里说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的时候（《马太福音》第13章第37节），单就这几段经文本身来看，可能只意味着他虽然仅是一个必死的人，却被上帝委以如此的重任。现在就是了，人们敬拜上帝既不在这个圣殿也不在那个圣殿，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好种和坏种是逐渐长起来的，然后到收割时才忽然地把它们分开，而收割是指世界末日而言。假定所要描述的就是上帝国的发展所要采取的两种进程，那么，在这个世界的目前阶段它的发展并不是单纯只有其本身，而是在许多方面同世界混杂在一起的。在将来的弥赛亚时期，当它发展成熟的时候，就要开始把好的同坏的区分开来。把该撒的物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归给上帝；没有人把新补丁补在旧衣服上，或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如果你的手或你的脚叫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丢掉；先把你自己眼中的梁木去掉，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饶恕你的弟兄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这些都是不朽的名言，因为每天都在得到新鲜证明的真理在它们里面被赋予了恰好的形式而同时又是普遍可以理解的。十童女比喻是早期教会对于基督再临的期待的真实表现，这种期待在耶稣离开后第一个世纪的基督教会里是非常强烈的。叛逆工人的比喻是以《以赛亚书》第5章的著名寓言为基础的，那里所谴责的犹太人的罪行同《马太福音》第23章第34—39节；《路加福音》第11章第49—51节，第13章第34节往下完全一样，是从耶路撒冷毁灭时期一篇基督徒著作得来的；在国王请客赴筵的比喻里马太所引进的特色暴露出有涉及较后时期所发生事件的情况。在不义管家的比喻里，世上财富本身就被看作是一种不义的东西；在懒朋友和不义审判官的比喻里特别强调了祈求，我们知道在伊比奥尼派中就特别有这种情形。的确，耶稣对于贫穷和祈求两者都是非常重视的，但我们之所以不同意把这些比喻归之于耶稣本人，部分地是由于它们的片面性，部分地由于我们在《马太福音》第13章耶稣的比喻中所看不到的间接性。所谓间接性，我们是指在其应用方面必须把故事的主要特征完全置于不顾而言。懒朋友和只有通过坚持不懈的强求才能软化的不义审判官就是上帝；不义管家因其营私舞弊而受到表扬，这就是说，因他对于非法获得的、其本身就是不义的财富的审慎使用而受到表扬，而营私舞弊在故事中，乃是一种夹带进来的私货。《马太福音》（第12章第38节）说，有一次文士和法利赛人见到耶稣时对他说，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另一次他们更明确要求，“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马太福音》第16章第1节；《马可福音》第8章第11节）。在《马太福音》（第12章第39章，第16章第4节）和《路加福音》（第11章第29节）他还加上一句说，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马太还在第40节里用人所熟知的附加语作了解释，说这是指耶稣将要像约拿三天在鱼腹中一样，三天在坟墓中而言。路加没有记这种附加语，只是说像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一样，人子也要为这世代成为神迹。至于他怎样做到这个地步路加进一步说道：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定这个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而耶稣当时的人听了他的话却没有这样做。这就是耶稣所说关于约拿神迹之话的原意，尽管马太本人曾作了不同的解释，他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在说了在鱼肚里的话以后，马太像路加一样，接着就说尼尼微人要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们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并不是由于看了他在鱼肚里被保存的神迹而悔改）。这两个福音书作者在记述尼尼微人听了约拿的话而悔改的同时还都记述了示巴女王受到所罗门智慧的吸引从地极而来的故事，这一事实说明，这里强调的问题并不是神迹，而是任何给人以巨大印象的事物。约拿传道虽然只有一天，但却给尼尼微居民留下极大印象，以致国王同全体居民都悔改了：上帝给犹太人提供了一个更美好、更有力的机会，使他们听到了耶稣的救恩和讲道，但他们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耶稣死后，发生了对他的复活的信仰，约拿的神迹就被认为是理解它的手段，还把这种见解说成是耶稣的明确的说明，这都是自然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同马太对比起来路加更多地保存了耶稣言论的原始形式。与此相反，我们倒应当认为，由于这些少数人的品格，他们既不会要求神迹，也不需要神迹。我们所特别考虑的问题是，在耶稣显然死去之前和之后，他在十字架上悬挂了多久，因为钉十字架这种刑罚，由于钉子的伤痕流出的血是很少的，这并不是一种很快就致人于死的刑罚。设置这种刑罚的目的也不是要它很快就致人于死，而是有意要通过长时间的苦闷使痛苦更为加剧。所以，第一，如果耶稣活着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间越长，则当最终生命的迹象消失时，其真死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第二，他继续悬挂在十字架上的时间越长，则其最初虽可能是假死而终于变成真死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另一方面，如果经过几小时后看起来他已经死了并立即从十字架上被取下来，他的死就可能只是一种假死，还有复元的可能性。这样一来，耶稣悬挂在十字架上到死去的时间，至多只有两三小时，如果把他们做一切的时间也计算在内那就更少了。因为即使他的脚也被钉住，也并不能排除假死的可能性，因为钉脚并不会有大量出血，而据福音书记载，他周游各处，从复活的那天就已开始，先是从坟墓走进城，接着又下乡到以马忤斯，有三个钟头的路程，晚上又回到城里，不久还走到加利利那么远——如果他的脚上有流脓流血的伤痛，按自然之理来说他是不可能走这么远路程的。在把本书献给我的兄弟这件事上，我是把他看作人民的一个代表的，相信在本书为之而写的德国人民当中，有许多人正和他一样；许多人在一天的辛勤劳动之后，以阅读严肃的书刊为他们最好的慰藉；许多人具有异常的勇气，不为习惯的和教会的常规积习所囿，对于有关人类的最重要的问题进行独立思考；我还可补充一点，他们具有一种更为稀罕的能力，能够看到在德国，在把群众精神从迷信中解放出来，并引进一种纯粹人的教化以前，至少政治自由和进步就不会巩固。对每一阶级或等级来说，他们首先考虑的总是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阶级或等级的成员而肯扶助威胁其自身安全的革新运动的总是不多的。很明显，一旦基督教不被认为是奇迹，则僧侣阶级就不会再是他们一直所表现的那种似乎是天赋异才的人了。他们的职务将是教诲而不是祝祷，大家知道，前一职务既很艰难又不讨好，而后一职务则报酬既多又很容易。只有当认识到人不过是在基督教里更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真性，而耶稣则是这种更深刻的意识首先在他里面成为贯注一切的力量的一个人，救赎只不过意味着这样一种气质的出现和我们在内心生活中把它作为维持生命的血液，才能说对基督教有了真正的彻底的了解。在我们这个时代里人们已经模糊地预感到，只有这才是基督教的真正的、持久的本质，其他一切都是泡沫和渣滓，都是会毁灭的而且有一半已经毁灭掉了。这一真理社会中较低阶级的人们是常能看得出来的，但正像许多别的美好的东西一样，对于那些在社会中占高地位和有权力的人们却常是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个秘密。愚昧或欺诈正潜伏在现在流行的一种自炫之中，它说我们这个时代的正当任务，不是研究教义或进行唯理主义和超自然主义之争，而是实现教会生活。由于教会体制不过是表现一定的基督教实质的工具或形式；要知道什么是最恰当的形式，你就必须好好地考虑你的基督教的性质是什么，是自然的呢，还是超自然的；因为一种神秘的、表征圣恩的超自然的宗教，必然要带来一个高出于全体教徒之上的僧侣阶级。凡想把僧侣阶级从教会里驱逐出去的人，必须首先把神迹从宗教中驱逐出去。

《2013瑜伽解刨学》

因为瑜伽练习强调呼吸与脊柱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两个系统。胎儿在子宫内，母亲进行呼吸活动。她的肺部将氧气输送到子宫和胎盘。氧气从那里到达脐带，脐带将大约一半的含氧血液送到下腔静脉，而另一半则进入肝脏。心脏的左右两个部分互相连接，绕过肺部，肺部保持休眠状态，直到孩子出生。不用说，人类胎儿血液循环与子宫外循环有很大的不同。在出生的那一刻所发生的另一个彻底的逆转是，在空间中突然体验到体重。在子宫里面的时候，胎儿在一个减震、有支撑的、充满液体的环境中。突然，孩子的整个空间扩大——四肢和头部可以自由活动，婴儿在重力环境中必须得到支撑。由于成人包裹着婴儿，并带着他们到不同的地方，在生命的早期，稳定性和移动性似乎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事实上，婴儿在第一次呼吸后就马上开始形成自己的姿势，他们要开始吃奶。呼吸、吮吸和吞咽要同时进行，如此复杂的、协调的动作最终为他们提供了强壮的实力来完成其第一个姿势技能——支撑头部的重量。考虑到婴儿的头部构成全身长度的四分之一，而成年人则是八分之一，这对于婴儿来说实在不是件小事。胸腔中有心脏和肺，而腹腔中有胃、肝、胆、脾、胰、小肠、大肠、肾和膀胱。这是因为，水是不可压缩的。手的挤压动作只是将固定体积的水从有弹性容器中的一个区域移动到另一个区域。在呼吸的情况下，腹腔改变的是形状，而不是体积。在除了呼吸以外的其他生命过程中，腹腔确实会改变体积。如果喝下大量的液体，或吃一顿大餐，腹腔的总体积会增加，这是由腹部器官（胃、肠、膀胱）扩张所造成的。腹腔中的任何体积增加都会导致胸腔减少相应的体积。这就是为什么在大量进食之后、排便前或怀孕时都会更难以呼吸。与腹腔不同，胸腔的形状和体积都会改变；它的行为就像一种有弹性的充满气体的容器，类似于手风琴风箱。如果挤压手风琴，风箱的体积就会被减少，空气就被逼出来。如果拉开风箱，它的体积增加，空气被拉进去（图1.6）。这是因为，手风琴是可压缩和可扩张的。胸腔也一样，它不同于腹腔及其内容，在呼吸时，胸腔可以改变其形状和体积。体积和压力成反比；体积增大时，压力降低，体积减小时，压力增大。因为空气总是向较低压力的区域流动，增加胸腔内的体积将减小压力，并导致空气流进去。这是一次吸气。需要注意的是，不管在吸气时有何感觉，实际上并没有将空气拉进人体，这一点非常重要。相反，是始终在身边的大气压（每平方英寸14.7磅，即1.03公斤/平方厘米）将空气推进人体的。这意味着，让空气进入肺部的实际力量来自于身体的外部。在呼吸中所消耗的能量造成形状变化，降低在胸腔中的压力，并允许地球大气的重力将空气推进人体。换句话说，人体创造了空间，而宇宙填充了它。在睡觉时那种放松、平静的呼吸中，呼气是这一过程的被动逆转。胸腔和肺组织（在吸气过程中已被拉开）弹回到它们的初始体积，将空气压出，并恢复到先前的形状。这被称为被动回缩。这些组织的弹性减少就会导致身体被动呼气的能力下降，从而产生多种呼吸问题，如肺气肿和肺纤维化，这些疾病会极大地破坏肺组织的弹性。控制形状变化每个人都知道，不是只靠引擎来控制汽车。为了将引擎的力量输送到某个特定方向，需要传动装置、制动器、转向装置和悬架。同样，我们不是只靠膈来控制呼吸。为了控制呼吸的力量并引导它进入特定的模式，需要辅助肌的协助。从引擎这个类比可以看出，通过训练膈来改善呼吸功能这个概念是有缺陷的。毕竟，如果只学习如何使用油门踏板，并不会成为更好的司机。在驾驶员培训中掌握的大多数技能都与协调汽车的加速度、转向、制动和对周围环境的意识有关。同样，呼吸训练其实是辅助肌的训练。只有当身体的所有肌肉组织都协调，并且与膈的动作成为一体时，呼吸才可以实现应有的效率和效果。认为膈肌动作仅限于腹部膨胀（腹式呼吸）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就如同断言引擎只能让汽车前进，而另一些独立的动力源会支配倒车运动。关于汽车的这种错误说法源于不了解汽车的引擎与其传动装置的关系；而呼吸的错误观念源于不理解膈与胸廓运动和辅助肌的关系。它们都需要相应地进化出一个结构，允许自由运动，但又足够稳定，可以对这些重要但脆弱的组织提供保护——换句话说，一个由骨骼组成的脊柱。颈部的曲线是由下一个进化形成的。我们的鱼类祖先没有真正的颈部；他们的头部和身体作为一个整体来移动，鳃直接置于脑部后面。呼吸结构的逐渐下移使得活动能力极强的颈部得以进化，它能够让头部和感觉器官快速、精确地运动，更进一步观察其周围环境，并提供巨大的生存优势。颈部区域的这个目标用途标志着在脊柱中进化出了第一个辅助弯曲，也称前凸弯曲。我们可以在猫的身体中看见它（图2.7）。动物开始用自己的前肢与其环境互动时，用下肢承受重量的能力变得更加必要，这标志着人类独有的第二个前凸弯曲（腰曲）的起点。起初，这只是主弯曲在脊柱的底部变平，目的是让动物（如图2.8中的黄腹旱獭）可以更长时间地支撑其重心高于支撑面。如果没有骨骼系统的结构和支持，肌肉会成为一滩收缩组织，没有可供移动的东西。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肌肉所产生的运动，骨头将无法在空间中移动，并且只能对来自身体外部的穿过它们的力量作出响应。如果没有结缔组织（如韧带和肌腱），骨头和肌肉就没有办法彼此连接。更具体地说，骨头端部的接合面被一层具有缓冲和保护作用的透明软骨覆盖。这些透明软骨的层很滑，使骨头端部可以沿彼此滑动，几乎没有摩擦力。使用二维语言来形容我们的关节动作，其影响是，我们简化了对可能完成的动作的概念，并且简化了我们可以做的动作。所带来的危险是，我们剥夺了自己的运动选择，并且过度使用我们认为可用的一些选择。骨头支撑重力；肌肉移动骨头。骨头到位传递重量，以及它们实际上试图自己承受重量时的工作方式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肌肉承担负重的功能时，它们会劳累过度，并且变得僵化和固定。如果由骨头承受重量，那么肌肉可以保持不断移动，不断地进行微调整，以产生高效的运动和动态的静止，而不是在关节处的断路和锁定。站式——支撑面在脚底坐式——支撑面在骨盆底跪式——支撑面在膝盖、小腿和脚背仰卧式——支撑面为身体的背面俯卧式——支撑面为身体的正面臂架式——由上肢支撑这是人类从大概一岁的时候就开始做的事情。如果能够感觉到体重释放到脚与大地之间的3个接触点，就可以感受到地球通过足弓及其控制肌肉的动作还给你的支撑。

《1903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思想》

以无意识的创作力量，即我们所说的“天才”为一方，以意识、智慧的力量为另一方，在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应性、相互适合性，正如在人的体重、身高与其肌肉力量之间的关系那样。在普希金、歌德身上，可以看到这种高度的相应性。他们的精神建构类似于最优美人体的建构：身体各部分和四肢都令人艳羡地互相适应，比例恰当，因此，他们的活动轻快自如。他们能完美地控制身体各部分，行动轻便自在，行 走 “如飞”。这种相应性，托尔斯泰是没有的，即使有，也仅仅是水平很低的。对于自己的天才而言, 他不够智慧，或者，对于他的智慧而言，他的天才又过分了。能够轻易支撑中等身材之人的肌肉力量，对于巨人而言，就可能显得不够：爱发议论的托尔斯泰就是这样的虚弱的巨人；是歌利亚，小大卫迟早会用投石器中的石块杀死他。肉的复活、肉的神圣是被抽象地、教条地、冷漠地、凝滞地接受的；而压制却接受得确实、活生生地、火热地，以致到最后压制完全凌驾于复活之上。整个古代绚烂多彩、多语言的世界，及其科学、艺术、社会形态、智慧的全部宝库—— 全部的“异教”，如果说没有找到，那也还是绝非徒劳地寻找过“神圣的肉体”的—— 全部“异教”虽然都被历史的基督教自发地、无意识地接受、吸收，却又被基督教的意识、推理、逻各斯视为“沉沦于恶的世界”—— 过于光明、过 于 “世俗”而推翻。因此，在基督教里，人类似乎自己起来反对自己，至少是有意识地在自己已经成就的最高宗教珍宝的整整一半之中否定了自己。不仅在每一个个人，而且在全人类的生活之中，都发生了无尽的两分现象，没有出路的、悲剧性的矛盾。在言语上我们接受和赞颂，在行动上我们则诅咒、惧怕、痛恨、损害、不去复活肉体，并以它为耻。欧洲人全部现实的、活生生的肉体——他们全部的文化、艺术、科学、社会结构—— 都依然是不神圣的,或者，非基督教的。肉体从来没有比在我们现在经历的历史基督教这一时刻里更为罪恶、粗野、没有灵魂。甚至在异教中，肉体也是更现实地神圣、光明、“有灵的”；因此，不足为奇的是，从拉斐尔到歌德的一切人，即那些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寻找神圣肉体的人，都从基督教滑进了异教。禁欲主义是一把刀，它以流血、以生命危险把基督教和异教分开、割开，好像把新生儿从母亲的脐带上割开一样。主为教会指出两条道路。第一条是彼得的道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 “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我的小羊。”—— 又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约，21： 15-17）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太，16： 22 -23）连最坚强的也还显得软弱，而彼得—— 石头—— 是不够坚定的：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太，26： 34）示在耶稣说完了 “你喂养我的羊”之后在尘世间最后的话语之中那如此神秘的预言之中的：我实实在在她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约，21： 18）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大法官说的话：“我们不是和你，而是和他在一起。”即和魔鬼、和反基督在一起。主在面对彼得时，重复他原在沙漠里受试探时对魔鬼说的话“撒旦退去吧”是有道理的。古老的西欧基督教世界也就是这“年老的彼得”，他伸出双手，已经不是基督而是“另一个”把他捆起来，强行拉走。鸡叫了，彼得懊悔、痛哭，返回到主身边,依然跟着他走。“你跟从我吧”—— 这话在预言他要跟从“另一个”走之后说出，是理所当然的（约，21） 。就这样，在使徒彼得的命运中已经预示了西派教会的世界历史命运。他不仅信仰上帝，而且甚至信仰的方式也是皈依基督教的少数人才有的。因为“上帝折磨”他一生，“只有这一事令他痛苦”，他就不信仰上帝吗？因为他全部的悲剧就在于他一生都努力不去信仰自己的“活的上帝"要把他化为死的、抽象的教条，平衡道德利益的数学符号X ,却又从来做不到这一点他就不信仰上帝吗？啊，当然，这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独生子的父亲！这是古代异教的和旧约的恐怖的上帝，那在面对火焰中冒烟的西乃而推翻以色列的人的上帝。“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句话在托尔斯泰灵魂中响起，就在那里永远保留下来，而且，人类的任何话语也不能将其压过；这句话在他灵魂里响彻，像雷鸣一样，越来越响、越来越寂静不下来。这是亚多尼雅的上帝，是无名的，用人的语言念出他的名字是极可怕的事；这个上帝还没有道、意识、逻各斯，没有独生的子；对这位上帝来说，一切都是亲子：一切生物，动物，甚至是不能发出声音的，—— 叶罗什卡的全部“上帝造物”，全部的言语，“多眼的肉体”，用翅膀抬升起他的王位，并呼叫万军之主神圣、神圣、神圣。每一片树叶都奔向道，都歌颂上帝的荣耀，都为基督哭泣,自己却不知道，以自己无罪的生存之秘密完成着自身。托尔斯泰正是在最少考虑基督教之时，最少意识到自己是基督徒时，才最为接近了基督；在那里，在他最深刻的、首创的异教中,他也像全部“上帝造物”、全部还没有声音但已是多眼的肉体：奔向道，歌颂上帝的荣耀，为基督哭泣，自己却不知道,以自己无罪的生存之秘密完成着自身。骑马出行中的缺点、习惯性的慵懒和躯体缺少活动造成的笨重、四十岁的人发福的趋势、松弛面部的黄色，不说令人想到久坐不动、不健康的、四体不勤的、专门从事脑力活动的生活吗？例如，还有，耳熟能详的“左腿小腿哆嗦”。因而拿破仑后来说：“我左腿小腿的颤抖是一个重大的迹象！”这不是缺乏自控力、缺乏控制自己的情感甚至自己的神经，而且，还有受到娇养的人们所特有的把自己的弱点看成力量的那种习惯吗？所以，艺术家才密切关注“美丽的小白手”，拿破仑的这只手把握着世界的命运，把千千万万的人当“炮灰”送死。就连拿破仑的伤风也有特别的意义。拉斯科利尼科夫谈到拿破仑时候说：“这些人不是肉体，而是青铜。”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人物的裸体，和一切人一样的肉体，别人的这样的“肉体”，在他看来，不过是 “炮灰”罢了。可以看出，很久以来，对于拿破仑来说，在他的信念里，自己是永不错谬的，在他的概念里，他所做的一切一律良好,这不是因为他的作为符合好坏的观念，而仅仅是因为这是他做的。“拿破仑的智慧所容纳和保存的信息的数量，他的智慧产生和加工的思想的数量，看来，是超过了常人的全部能力的，”泰纳总结道，“他的这个大脑不知满足、不可穷尽、永不疲弱，就这样地活动着，一连三十年，毫无停顿“。托尔斯泰说：他瞥了一眼巴拉舍夫的脸，立即就远望他身后的地方。显然，巴拉舍夫这个人他一点也不感兴趣。显而易见，只有他心里发生的事，他才感兴趣。他身外的一切，对他都毫无意义。我们不能理解皇帝的目的和行动。所以，如果我们判断和议论一切，他就什么神圣之物也不能留下。这就等于说，上帝没有了，什么也没有了。如果我爱人，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上帝和在上帝之中，那我是神圣的;如果我爱自己，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上帝和在上帝之中，我同样是神圣的。两个潮流同样神圣，或者同样不神圣，不是终极的神圣，因为终极的神圣在于统一的、象征性的观察和这两个潮流，在于认知对自己的爱和对他人的爱都是对上帝的爱。死亡就是撤出生命：有生必有死。安德列公爵活着讲虚荣，也在虚荣之中死去，或者说接近死亡，因为他还没有在奥斯特里茨受伤死亡。是的，有 “不死的鄙俗”，比死还强。安德列公爵没有战胜这种鄙俗，没有脱离这种“冷漠的间接态度”，至少在对待拿破仑的态度上。他崇拜常规的英雄，抛弃了常规的英雄，却错过了真正的英雄。凝望着拿破仑的眼睛，安德列公爵想到了所谓的伟大微不足道，生活微不足道，谁也理解不了生活的意义，还有死亡的更大的微不足道，死亡的含义是活着的人们之中任何人都不能理解、不能解释的。如果一切都像玛利亚公主所看到的那样明了和简单，那该多好。如果能够知道在活着的时候到哪里去寻求帮助、生命完结之后在坟墓里能够期待什么，那该多好。宗教就是永恒地毁灭世界和上帝，就是受崇拜的无。这不就是最纯洁的佛教的虚无吗?在现代欧洲，常常有人混淆基督教和佛教；事实上，看来，再也没有比这两种宗教更为互不相容的了。在基督教里，生和死都是为了复活；在佛教里，生是为了死，死是为了没有复活的死。在基督教里，是否定作为现实的尘世，肯定作为象征的、预兆性的尘世；在佛教里，只有作为惟一现实的否定。在基督教里，永恒的有和永恒的无是在一起的：“你的意志行在地上，就像在天上”，天父的意志把地和天结合了起来，使地成为天，天成为地；在佛教里，天吞噬、消灭地，所以除了天，已经没有地，什么也没有，“除了宁静、平和，连天也没有，一切皆无”，只有毁灭、非存在、涅槃一可怕的托尔斯泰式的“复活” —— 和 “佛的荣耀”。新的、虚假的自由的压迫显得比旧式公开的奴隶制度的压迫更加可怕。拿破仑走出了革命，甚至采纳了革命的宣言，只是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将其改头换面。他表示同意，还补充说：“对我来说，一切都一样，都一样，按照我的意志，一切人都一样，都一样。“一切人都是自由的， 连他也要求自由，要求意志，但是，他 “仅仅是为了自己而需求意志”。华丽的城市，贫困的城市，精神受奴役，面貌很整齐，天是灰白发绿的苍穹，寂寞、寒冷，还有花岗岩巨石。我是阴暗的，我在不断地掩盖自己。我常常想要走出社会。将来我也许为人做好事，但是我常常看不到为他们做好事的一星半点的理由。从十二岁起，就是说，从正确的意识萌生的时候，我就开始不喜欢一切人。我不需要钱，或者，说得更好一点，我需要的不是钱，甚至不是强力；我只需要能够用强力获取的东西，没有强力就无论如何也无法获取的东西：这就是对力量的片面和镇静的意识！这就是自由的最充分的定义，整个世界都在为了它斗争！自由！最后，我终于设计出来了这个伟大的词语……是的，对力量的连贯的意识，是有魅力和优美的。我有力量—— 我也就镇静。我一旦有了强力，我想到过，我就完全不再需要它了；我相信,我凭我自己的意志在所到之处，都能占有最紧要的地方。我心里充满这个意识——这个意识对我已经足够。早在童年时代，我就学着背会了普希金悭吝的骑士的独白;除此之外，在理念上，普希金什么也没有启发出来！我现在也还是这些思想。“你的理想层次太低，”他们很不齿地说，“金钱，财富！这就是社会福利、人道的丰功伟绩吗？”但是，有谁，凭什么知道，我是怎么使用我的财富的？这千百万的钱财，从许多犹太人的、为非作歹的和污秽不堪的手里，流进警惕监视世界的清醒而坚强的苦行僧手里，这有什么不道德的和低下的呢？在我的理想当中，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抓住了未来的一个时刻，就是我的意识得到过分的满足，而权力却变得太少。在那个时刻，不是因为寂寞，也不是因为漫无目的的伤感，而是因为我必定贪得无厌，所以我必定把我的千百万金钱送给众人。让社会在那里均分我全部的财产，我自己—— 要重新回归一无所有。一想到我手里原来有千百万的钱,我都扔进了烂泥里，像乌鸦一样，这个意识在我的沙漠里会喂养我的。是的，我 的 “理念”，这就是一个城堡，在任何情况下，我永远可以在里面藏身，躲开一切人，连穷人也算。这就是我的长诗！还请您理解，我正是需要我全部的罪恶的意志的—— 仅仅是为了向自己证明，我有拒绝这个意志的能力。所以，这里首先要注意到的是：对于少年来说，积蓄权力、强力不是目的，而仅仅是手段、途径、准备性的“沙漠”、功勋、诱惑；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放肆，而是对“肉体和欲望”的最伟大的、禁欲主义的遏制，对 “肉体与欲望”的最伟大的胜利。“清醒而坚定的苦行僧”应该脱离这种诱惑。他需要“全部罪恶的意志”，“他只是为了自己需求意志”，“为了自己，为了自己一个人”。但是，这里就是结尾吗，他的欲望的最后的界限吗？不是，“我必定贪图更多”，“强力变得太少”。不过，有一点要知道，无论你想做什么好事，都是为了上帝做的，而不是为了钦佩。就这些，你必须知道。在 “罪”以后，拉斯科利尼科夫完全没有感受到沉重，而是在自己的心里感受到了这种不可思议的轻松—— 这种可怕的空虚、和一切存在物的决裂—— 亦即最终的孤独：“我似乎是从一千俄里以外的地方凝望你们”，他对妹妹和母亲说。他依然还在人间，但是似乎已经不再是一个人，还在世界上，但是似乎已经身在世界之外。他感到轻松和自由。他轻松得太过分、自由得太过分了。可怕的自由。人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这样的自由吗？没有翅膀、没有宗教，他能够承担这个自由吗？拉斯科利尼科夫没有能够承担。然而，他还是不得不想到上帝。他在人的道德下面、知善恶树下面挖掘，挖到某一个深度，在这里，这棵树的树根穿过厚厚的泥土扎入非泥土的却也不是地上的，而是反向的地下的宗教的深渊、反向的地下的天空——在这个时候，他就不得不想到上帝。他自己还不知道他在哪里，遇到了什么事，他只觉得，在他前面突然没有了任何的阻拦、任何的障碍，但也没有任何的支撑之点，他正在向某一个地方滚落。终极自由的恐怖对于他就是这种滚落或者没有翅膀、没有宗教、全然盲目的飞翔的恐怖。从这个宗教矛盾中不要说找到出路，甚至寻找出路他都不会,但是这个矛盾在撕扯他的心，令他无法忍受，莫名疼痛。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这个矛盾比全部的道德矛盾都要无限多地深刻，而痛苦也比良心的内疚无限多地恐怖。他的内在生存分裂成为两个双生物，它们在他身上彼此斗争,互不理解、互不听闻、彼此不见，像天生的盲人、像聋哑人。谁压迫谁、窒息谁，为什么—— 他一概不知。在杀死老太婆的时候，双生物之一似乎最终制服了另外一个:“我杀死的不是老太婆，是原则。”但是，如果就是原则，那也仅仅是道德的原则，而不是宗教的。因此 “他杀死了原则，跨越呢，是没有跨越，还依然停留在这一方”。所以甚至不是“原则”，而是自己的双生物，他也想杀死；但是没有能够杀死，只不过用“下流和无耻”令 他 “厌恶”，用鲜血丑化了他。于是，在他身上，这被丑化、伤害，但是没有坏死的、反面的面容，突然以空前的力量突兀出现，发出可怕的复仇：它从神性变成魔鬼，因为如果基督教没有得到理解，也可能成为魔鬼。 “鬼在这个人身上。”主的敌人这样说主。难道说，在这以后的十五、二十年里，我的灵魂就要驯服下来，我就要毕恭毕敬地对着众人哼哼唧唧地说话，口口声声把自己叫强盗？是啊，就是，就是！为了这一点，他们现在引用我的话，他们需要这么办的。他深入地思考：这会是怎样一个过程？他，最后,在他们所有人面前表示驯服，毫无异议，是心服口服吗？那又怎么样,为什么不呢？当然，就应该这样嘛。难道二十年的不间断的压抑之后还走不到头吗？水滴石穿啊。在此之后，是为什么、为了什么活着呢，我现在还追求什么呢，既然自己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正是这样，像在书里一样，不会是其他的样子。“要摧毁人身上有关上帝的理念，事情就得从这个地方开始办！”魔鬼对伊万说。“人要顶天立地，有巨人的自豪精神，就能成为人神。人每时每刻用自己的意志和科学取得无限的胜利,他是每时每刻得到享受，高度的享受，足以取代以往天堂般的享受体验。谁都会知道，人是会死的，没有复活，所以像神一样骄傲而平静地接受死亡。在这四堵大墙之内，白白地葬送了多少青春，又有多少伟大的力量徒然毁灭！确实是应该述说一切啊，这些人是伟大的、不同寻常的人。也许，这就是我们整个民族之中的那些最有才干、最有力量的人们。但是，强壮有力的人们白白地消亡了……是谁的罪过？到底，是谁的罪过？“强壮有力的人们白白地消亡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结说，“是谁的罪过？……到底，是谁的罪过？”当你不再幻想你今后还有几十年、一年、一个月的闲暇,当你已经以几十小时为单位计算的时候，而下一个夜晚会带来不可知情况的威胁的时候，显然，你就会拒绝艺术、科学、政治，而满足于自己和自己的谈话，但是这也是不能够进行到底的。这是内心的谈话，被判以死亡，死亡正在拖延。他，这个被判决的人，全心关注自己。—— 他已经不再行动，而是观察。—— 像兔子一样，他正在返回老窝死去；这个老窝就是良知，是他的思想。只要他还能够拿起笔来，享有一分钟的独处,他就要全神倾听自身的这个反响，并且和上帝谈话。—— 其实,这不是道德的追寻，不是忏悔，不是召唤。—— “我的孩子,把心灵给我吧。”这只是顺服的“阿门”。——放弃和同意对我来说已经不太困难，因为我已经一无所求。我只是希望不要受苦。在客西马尼园里，基督也这样请求。而我们所要做的，和他一样。“实在地，不要按我的意志，只要按你的意志”——让咱们等待吧。顺服上帝，是出自恐惧，而不是出自爱和信仰，不是出自“伟大的果敢“，而是出自单一的恐惧和缺乏信仰。很久以来都没有体睑到的幸福。他以往生活中全部最好的、最幸福的时刻，特别是最遥远的童年岁月—— 有人给他脱衣服,放在小床里，奶娘摇动着小床，在上方轻轻唱歌；他还把头钻到枕头底下，只因为意识到了生命，他就感到幸福，—— 这些时刻浮现在他的想象之中，甚至并无明日黄花之感，而是此时的现实。肉体从生命进入非生命,沉入“黑洞”，而灵魂尾随着肉体，肉体拉动灵魂。灵魂的复活仅仅是肉体的死亡，不是某种新的、超动物之物的开始，而只是旧的、动物性之物的结束—— 对肉体的否定，而不确定肉体之外的东西。爱是什么？爱阻碍死亡。爱是生命。爱是上帝，对于我，爱是一颗微粒，死亡就意味着返回共同的和永恒的源泉。在安德列公爵的梦境中，门外站着的就是它，门开了:它走进来，它就是死亡。于是安德列公爵死去。在他死去的那一个时刻，他用尽力气，醒来了。“是的，这就是死亡。我死了—— 我醒过来了。是的，死亡，这就是苏醒。”他的灵魂突然豁然开朗，而此前遮盖着未知情况的帷幕，在他的灵魂目光之前被拉起。他似乎感受到了摆脱了纠缠在他身上的力量和从那时候起一直没有离开他的那种奇异的轻快。从这个时候起，正如医生所说的，催人衰竭的热病变得厉害起来。安德列公爵想：“爱一切人，就意味着谁都不爱，就意味着不是靠世间的生命活着托尔斯泰凭自己的感受补充说，他 “越深入爱一原理，就越离弃生命，就越彻底地消除那可怕的障碍，这就是在我们没有爱的时候站在生与死之间的障碍”。 “爱一切人,就意味着谁都不爱。”这件事给我们大家、活着的人的爱，无处索解，可怕,比一切恨还可怕。我们觉得，这完全不是爱，而是缺乏爱。只有行将就木的、几乎死亡的人才能理解基督。安德列公爵和托尔斯泰最终推翻了这样的话：“上帝不是死者的上帝，而是生者的上帝。” —— “在上帝那里，万物皆生。”对于安德列公爵和托尔斯泰而言，上帝只是死者的上帝—— 在上帝那里，万物皆死。”让死者埋葬死者吗?”不是，“让死者埋葬生者”，基督不是“用死亡来蹂蹒死亡”,而是用死亡来蹂蹒生命Q 对于安德列公爵和托尔斯泰而言，死亡不是生命，生命是死亡。“愿你的意志行在地上，像在天上一样”吗？不,在安德列公爵和托尔斯泰那里，祷告是不同的，愿你的意志在天上,只在天上，因为全部的大地都是反对你的意志的，而你的意志，就是大地完全不存在。“爱一切人，等于谁也不爱”，也就是说，意思不是爱他人像爱自己，而是指谁也不爱，不爱自己，就像不爱他人一样。因为上帝十分超出人的悟性，所以，对于他来说，人称代词“他”都矮化了上帝。比一无所有更糟糕的是差不多的一无所有—— 最无法形容的、歧义的、灰色的、不冷又不热的、只有一丁点热的、加温了的，像昨天的经济晚餐的剩饭，不是鱼也不是肉。这不是生者的上帝，也不是死者的上帝，而是半生半死者的上帝，苟延残喘的现代宗教实证主义阉人们的上帝；这些人既没有终极的信仰，也没有终极的非信仰，对信仰和非信仰只有匆匆忙忙、讲求实际居高临下俯就式的冷漠。对于他们来说，上帝就是无限败落的、遭受阉割的、不死不活的、又不是教会的、又不是讲科学的羸弱之人。从一方面看，似乎这个上帝存在，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又似乎根本不存在；从本质上说，有他没他，都 “没什么意思”。 “如果我甚至看到，神学告诉我的一切都是理性的、清晰的、得到证明的，我立即就会感到毫无兴趣的。”托尔斯泰承认，当然是发自纯洁的心地。（《教义神学批判》，日内瓦，1896） 人接近上帝，完全不再是奴隶，但是也没有变得完全自由，从他那里没有出现神子，而是出现了上帝的“工人”、上帝的雇工—— 半奴隶、半自由人。我原来想到，人不按照上帝指示生活，是病态，可是我又突然豁然开朗，律法是不会遭受破坏的，只有失败者站在人的后面。作为人，他没有执行律法，会作为肉体—— 更坏的是，作为一块腐烂分解的肉—— 来对我们行使法律，对于我来说，这是明确的，令人欣慰的。“人首先是机器，这个机器装上食物，就是为了吃饭，机器的运动有四段—— “四段路程：（ 1） 早饭以前；（2）早饭到午饭；（3） 午饭到下午茶点；（4） 下午茶点到晚餐。”机器装上食物，是为了吃饭，吃饭，是为了再装上食物—— 如此往返没完没了—— “再也无处可去”。不需要教育，科学也已经足够！……世上只缺少一种东西,就是听从。对教育的渴望已经是贵族的渴望了。即使只要家庭和爱情，就已经是私有财产的欲望了口我们扼杀欲望……我们把一切天才都扑灭在童年时代。一切都指向一个指标：完全的平等。在机器里既没有活的灵魂、活的躯体，也没有任何秘密。在机器的钢铁或者铜制部件中，一切都显露在外，清晰、有用、裸露而不感羞耻。在托尔斯泰的机器宗教里，没有活的灵魂，没有活的、知羞的躯体，所以这个宗教不需要任何的遮掩、任何的仪式。它完全是赤裸的、没有身区体的和没有灵魂的。《复活》的主角似乎将永远在寻找自己的亲近的人，像法利赛人一样地问主：谁是我亲近的人？但是，是得不到回答的。耶稣说：“我来到这个世界做审判，是为了让看不见的看见,让看见的变瞎。”跟随他的法利赛人中有人听了这话，对他说:“难道我们是瞎子吗？”耶稣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是瞎子，你们身上就没有罪，但是像你们说的，你们看得见，罪就留在你们身上了。”这话在今天正在变成现实：虽然盲人不能看见，但是最能够看见的、明察秋毫的，却要变成盲人。盲人为视力良好的人引路，于是一些人像尼采一样跌落在深渊里，而另外一些，像托尔斯泰——比跌落深渊更坏—— 跌落在众人行走其上的大路旁边的大坑里：虽然亵渎宗教中的一切，但是托尔斯泰健全的思想能够抵挡尼采的疯狂。为他们，也为我们自己感到恐惧：在最后的审判上，似乎我们大家不必和他们一起听到：“如果你们是瞎子，你们身上就没有罪,但是像你们说的，你们看得见，罪就留在你们身上了。“他们捧来装着珍贵液体的容器，于是所有的人都叩拜亲吻、崇拜盛着这种珍贵的、养育着一切人的圣水的容器，但是，人们突如其来地站立起来，开始呼喊：“瞎子们！你们为什么要亲吻那容器，珍贵的仅仅是那活命的圣水，那里面盛着的东西,装在里面的珍贵的东西，而不是那容器。可是你们亲吻那玻璃杯子，平平常常的玻璃杯，你们崇拜那容器，把全部的神圣品格都交给了玻璃杯，所以你们就要忘记容器盛载的圣水。偶像崇拜的家伙们！快扔掉那容器，把它砸碎，只崇拜那活命的圣水，不是那玻璃杯！”于是打碎了容器，而那活命的圣水，杯子里珍贵的承载物，都流在地上，当然，消失在泥土之中。他们打碎了容器，丧失了圣水。可怜的、不幸的、愚昧的民族！—— 千百年来获得的珍贵财富，应该把它的伟大的真理意义给这个蒙昧的民族解释清楚，而不是当作以往几百年的没用的老旧破烂洒在泥土里，让它不可挽回地丧失殆尽。民间的宗教信仰，及其朴素的传说、礼仪和秘密—— 不仅是没有生命的容器，而且还是活生生的，虽然在很多地方粗陋、盖上了千年的尘埃和破旧杂质，已经僵化，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可能还仍然是具有活的灵魂的活生生的躯体：其中即使只有一颗生命的火星,也不能够放弃。我总还是看到，在民众的信仰中，有谎言掺杂在真理当中。我访问过修士大祭司、主教、长老、苦行僧，请教过他们。我曾多次羡慕农民不识字和没知识。在我看来制造显而易见不实思想的那些信条，对于他们来说，没有造成什么虚假。只有对于我这个不幸的人，才显得明确的是，真理是以极端纤细的线条和谎言编织在一起的，我不能接受这种面貌的真理。在那个时候，他还明白，虽然不是用在自己身上，而是仅仅用在自己的对手身上，“断言 ‘你在说谎，而我有真理’这样的话，乃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所能够说出的最残酷的话”。在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对人民说出这样“残酷的话”。神父们，教师们，我认为：“什么是地狱呢？"我的评论是:因为再也不能够爱而感受到的痛苦°有一回，在时间和空间都不能量度的无限的存在之中，一个有灵性的人因为出现在大地上而被赋予对自己言语的能力：“我在固我爱。”有一次，只有一次，赋予了他活跃的，有生命的爱的时刻，为此给予了地上的生命，同时还有时间和期限，就是：这幸福的人丢弃了无价的赃赠，不加珍重，投以嘲讽的目光，保持无动于衷。这个人已经离开了大地，正如关于富翁和拉撒路的寓言告诉我们的,他看见了亚伯拉罕的怀抱，还观察了天堂，还可以升天到主那里去，但是却因此而感到痛苦，他没有爱过，接触了有爱的人,却蔑视了他们的爱，现在自己要升天到上帝那里。因为他看得清楚，自己告诉自己：“现在我已经有知，虽然渴望爱，但是我的爱不会有成就，也没有牺牲，因为地上的生命结束，亚伯拉罕不会到来，用哪怕一滴活水（也就是说，又是地上以往的、活跃的生命的贬赠）冷却现在在我心里燃烧的对心灵之爱渴望的火焰。生命已经没有，时间也不会再有了！”他们谈到了地狱之火，物质的火：我不研究这个秘密，感到恐惧，但是我想,如果有物质之火的话，那他们会报以欣喜的，因为，在物质的折磨之中我也想哪怕在片刻之间因为他们而忘记这种最可怕的精神痛苦。想要除去他们的这种心灵痛苦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痛苦不是外在的，而是在他们心里。如果可以除去，那么，我想，他们会因此变得更加不幸的。因为，即使天堂的义人察觉到他们的痛苦而原谅了他们，而且把他们招呼到自己的身旁,无限地关爱他们，但是那更会成倍地增加他们的痛苦，因为可能会在他们心里唤起更强烈的火焰，渴望有回应的、活跃的和感恩的爱，而这样的爱已经不复可能。——啊，地狱里也有滞留者高傲而暴躁，虽然他们的知识无可争议，对真理的观察无可争辩；有可怕的人，和撒旦共存，保全了他们高傲的精神。对于这些人来说，地狱是他们向往的，不会厌恶烦腻的；他们是自愿的苦行者。 为他们在诅咒了上帝和生活之后，又诅咒了自己。他们依靠自己强横的傲慢，就像在沙漠中饥饿难忍的人开始从自己的身体里吸允自己的血液一样。他们永远不知满足，拒绝请求，咒骂呼吁他们的上帝。他们观察活的上帝总是带着愤恨的心情，要求上帝没有生命，要求上帝消灭自己和自己的造物。他们将会在自己的怒火火焰中永恒地燃烧，渴望死亡和寂灭。但是他们得不到死亡。和放弃伯爵头衔、摆出农民面貌的托尔斯泰伯爵比较，平民知识分子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同样理解，作为建立在血缘关系上的不可触动的种姓制度的等级观念，所谓的“贵族”，或者只建立在精神的一个方面，建立在智慧、知识上，没有爱，所谓的“教养”而不是建立在精神的总体上—— 这样的等级观念在新的教育当中,必将消亡。有一个最近的例证。陀思妥耶夫斯基说:阿辽沙是这类少年之一，类似圣愚，假如他突然得到一大笔资本，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甚至全数送给第一个请求的人，或者交出来做好事，或者，也许，只要求他，他就会送给干脆是花言巧语的滑头东西。总的说，他差不多是完全不懂金钱的价值的。他手里一旦有了钱，他就或者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或者吓得不敢拿它，于是那钱片刻间不翼而飞。阿辽沙、白痴，当然，还有佐西马长老、马卡尔•伊万诺维奇,总的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督徒，对待财产、对 待 “被诅咒的社会问题”，态度轻松而简单，而托尔斯泰的“，基督徒”对同样的问题则感受到无限的沉重和复杂：前者是天生的挥霍者，后者是天生的会攒钱；前者不会守财，后者不会花钱；前者的衣袋里是不可救药的流水，冲走一切，后者的衣袋是牢不可破的堤坝，截住每一分金钱；前者不需要寻找贫困，不管他们有多少财富，他们反正是要保持贫穷的，快乐的穷人，即使人不供养他们，上帝也会供养；后者无论怎样放弃财富，无论怎样乔装成农民、工人、流浪汉，却依然还是脑满肠肥、面貌忧郁、惧怕别人、又为自己感到耻辱的财主。同样中毒的聂赫留道夫在《复活》结尾的地方评论说:“种葡萄的人想象，因为为了主人干活被派到果园工作，那果园就是他们的财产，果园里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准备的，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个果园里享受生活。—— 而这显然是愚蠢的。”这就是奴隶的感受，他不相信自己主人的善意，是工人的感受，他不信任主人的慷慨；这就是亚当的忧郁，他有罪，被赶出天堂，赶出 “果园”，注定要脸上淌着汗水才能吃面包，因为他从尘世来，暂时还不能返回。世界不是天堂，不 是 “上帝的”果园，而是受到诅咒和驱赶的地方,是劳苦和奴役的地方。这当然是旧约；这是在基督教以前的种葡萄者对“果园”的态度。而基督教的态度是：佐西马长老在回忆录里的即将死去的圣徒说：“亲爱的人们，咱们直接进入果园，在那里休闲喜乐，相亲相爱，互相赞扬，亲嘴，祝福我们的生活……上帝的小鸟，欢乐的小鸟！……”这已经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的感受,是返回天堂的亚当的感受，是相信父亲慷慨恩典的儿子的欢乐：世界是上帝的果辰, 就是说，也是我的果 , 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子,他的一切都是我的，而老爷的或者主人的果园，则是他人的。正是在死亡里，显露出他们生活的全部隐蔽的、异教的丑陋。在这种似乎差不多特别是俄罗斯民族的对死亡的态度中,包含着何等的、差不多是野兽般的赤裸性：他还用得着皮靴吗？谁还穿新皮靴子下葬啊。早就该死啦,上帝饶恕吧，罪孽啊！瞧，不是不行了吗！算什么呀，占了一块地方，完了。你根本不配一大片土地。让人抓住我的两条胳膊两条腿，往坑里一扔，别让我的臭味窜到他们鼻子下面去。正在死亡的安德列公爵的目光，这一可怕的佛教徒的目光，以高傲的厌恶态度推却生命，以狠毒的嫉妒诅咒一切生命： “你们活着，考虑生命，而我……我们互相不能够理解。”一切造物都是上帝的造物，一切有生命的，活的，都是神圣的,一切都是好的。佐西马长老也说：一切都是好的。每一根小草，每一个甲虫，都熟知自己的道路，令人赞叹，它们虽然没有智慧，却能证明上帝的秘密。你们热爱生物吧。基督也是和它们同在的。因为道是为了一切生命的，一切的意识，一切的造物，每一片树叶，都是奔向道的，为上帝歌唱，为基督哭泣，自己虽然一无所知，却是靠着自己无罪的生存走向完美的。我的兄弟们，要以你们的美德的力量来忠诚于这大地!你们贡献出一切的爱和你们的认识要为这大地的涵义服务。他在 《忏悔录》中用所罗门王的话来描述自己。托尔斯泰一生都在表明，在现代文化的条件下，财产还不是“细弱的蜘蛛网”，而是人类精神最坚固的链条之一。尼采不断地证明基督教放弃财产的愚蠢。事实上，他是天生的浪费者，清廉的人，就像阿辽沙-卡拉马佐夫和梅什金公爵。他干脆从来就不知道金钱的价值，如果没有亲友的关怀，他会像乞丐一样生活，死了也不知感阴寸谁。歌德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说：我和他们一样永恒。我们都是永恒的。我不记得我的开始也不欲求终结。我看不到终结，所以我是永恒，因为我存在!“为了烹调兔肉肉汁，得有兔子；为了相信上帝，得有上帝。”有一次，有人问，人类最伟大的思想是什么，维尔西洛夫回答:“哎，把石头变成鱼—— 这就是伟大的思想。”我还是我，但是在我身上还有另外一个我，我怕她—— 她爱上了那个人（渥伦斯基），我心里想要恨起你来，但是又忘不了原来的那个我。那个我不是我。现在的我才是真实的我，完整的我。也曾经有另外一条出路：要为自己的母性牺牲自己的激情欢乐、为自己的灵魂牺牲自己的肉体，因为灵魂是神圣的，而肉体是罪恶的，因为灵魂的安娜是真实的，而肉体的安娜是虚幻的，不 是 “真正的”。她自己又是这样想的，这样想的还有托尔斯泰、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小说的全部的读者，还有全部每日的、在两千年历时白昼光线照耀下的基督教文化，从圣徒埃及的玛利亚得救所在的沙漠到雅斯纳雅・ 波里雅纳隐士呼唤前往的那片沙漠。“上帝创造了你，上帝也创造了女人。上帝创造了一切……罪过？什么罪过？看一眼好看的女人是罪过？不是啊：老爹,这不是罪过，这是得救上帝造女人，就是让人爱她，让人看着她高兴。我就是这么看的，好好先生啊……我们有人说,要是这样，就得挨饿去。我看，这都是胡说“什么胡说？”“读经的人说的话嘛。—— 依我看，都是一样的。上帝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高兴。干什么也没有罪过。包括模仿动物。”一切都不真实，都是欺骗，都是谎言，都是邪恶。“人怎么传宗接代呢？”“人为什么要传宗接代呀，啊？”“怎么为什么？不然世界上就没有人了，包括您和我。”“您和我生存是为什么呢？”“什么为什么？为了活着。”“活着又为了什么？……如果生活是有目的的，那就很清楚，生命应该终止，那就达到了目的……如果人类的目的是高尚、善良、爱，还有什么妨碍达到这个目的呢？是激情。在全部激情中，最有力量的、最凶恶的和最顽强的是 性爱、肉体之爱，所以，如果能够消灭激情，消灭其中最后的、最有力量的、肉体的爱，那么，预言就能实现，天下人就变成了一体,人类的目的就会达到，人也就没有活着的理由了。他，一个不信教的人，也常常重复这些话，而且不只用嘴。现在，在这一分钟，不仅他全部的怀疑，而且还有靠理性求得信仰之不可能—— 他知道自己就是这样，都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向上帝祷告。现在，这一切，都像灰烬一样，从她的灵魂飞逸。他能够向谁祷告呢，只能向上帝啊，因为在上帝的手里，他才感觉到自己、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爱。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相信；那没有看见的就相信的有福了。”（约，20： 29）“工作可以免除三大害处 ：贫困、罪恶和烦恼 —— 这是伏尔泰的忠告。真是至理名言,至理名言。

《2013骨骼肌肉功能解剖学》

沃尔夫定律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平移指肢体各部分保持平行朝着一个方向所做的线性运动 。 平移可以是直线的，也可以是曲线的。 比如走路的时候，头上的某点通常以曲线的形式运动 。关节面之间有三种基本运动 ： 滚动、滑动和旋转。 从技术角度上讲，人的重量是人和地心之间的距离成反比例变化。的珠穆朗玛峰峰顶的人比站在海平面上的相同质量的人体重咯轻，因为珠穆朗玛峰峰顶的重力加速度是9.78，而海平面的重力加速度是9.806m。蠕变现象充分解释了人为什么在早晨比在晚上高，即： 白天时 ，人身体的重力持续挤压脊柱挤出了椎间盘内的液体；晚上睡眠时，人处于不负重的状态，椎间盘又重新吸收了液体。黏弹性物质的抵抗力－拉力曲线是随着组织负重的变化而发生变化。一般情况下，被拉伸或挤压物质的抵抗力 － 拉力曲线的坡度 ，在物质的弹性限度内随着负重的增大而增大。 有黏弹性的连接物质具备的这种负重敏感性，可以保护肌肉骨骼系统内周刚的结构。 比如，膝二节的软骨组织随着挤压力的增大（如跑步时）会变得更硬．增大的硬度可以使关节承受的力达到最大时保护下面的骨骼。为了便于阅读 ,将骨骼肌肉系统运动或稳固的主要力分成两类：内力和外力 。内力是由于身体内的结构产生，可以是主动收缩也可以是被动收缩 。 主动收缩内力由受刺激的肌肉产生，通常受意志控制。而被动收缩内力通常由关节周围的连接组织在受到拉伸时产生的抵抗力 ，这些连接组织包括肌肉连接组织 、韧带和关节袭。 在所有内力中肌肉产生的主动收缩内力占的比例最大 。人体通常重复地产生或接受各种不同形式的力矩。 肌肉一整天都在持续地产生内力矩 ，实现旋开罐子 的塞子、转动扳钳或挥动棒球棒等功能动作 。除了重力之外，人受到各种环境中接触力不断被转化为关节处的外力矩。内力矩与外力矩争相控制关节--－更多的支配性力矩是由身体在任何的既定时间内以某方向运动或关节姿势反映出来 。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变得衰弱 ．部分原因是成骨细胞活力下降以及骨髓干细胞的分化能力降低。 与年龄相关的骨中的结缔组织新陈代谢的改变延缓了骨折的愈合时间 。 改变的新陈代谢还会导致骨质疏松症，尤其是老年骨质疏松，一种使骨小梁和骨密质变细的症状。稳定的人体姿势来自相互竞争的力之间 的平衡。相反，运动是相互竞争的力之间不平衡时发生的。由肌肉产生的力是控制姿势与运动之间复杂平衡的主要方式。本章探讨肌肉与肌腱在产生、调节与传递力方面的功能。这些功能对骨骼结构的稳定和（或）活动来说非常必要。具体来说，本章研究以下内容。与地板初始接触时向后的冲量是负值；推进过程中向前的冲量为正值。例如，在篮球场上，通常是运动员在起跳时的速度决定着能否抢到一个篮板球。例如 ，从两层大楼跌落下来的人对地面施加了一个力，并且地面对此人施加了一个大小相等并且方向相反的力。 因为地球和人之间在质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人体会到的作用及速度比地面”体会到＂的作用大得多。 因此，此人可能会受到严重伤害。许多功能活动依赖相对的旋后力量。 思考一下用螺丝刀拧紧螺丝有动作。当使用右手时，顺时针的拧紧动作由旋后肌的向心收缩引起。 标准螺丝钉的螺纹方向反映了旋后肌 肉在力 世上的支配性。 不幸的是，当左手为优势手时，左前臂的顺时针旋转必须由旋前肌来完成。习惯用左手的人经常用右手来完成该活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人左右手都善用的原因 。与眼睛一样，手也是充当人体感知周围环境的一个重要感觉器官。手是我们大多数复杂运动行为的主要效应器官，它有助于通过手势、接触、音乐和艺术表达感情。手的高度复杂的协调功能要求该区域的肌肉、皮肤和关节提供丰富的力的感知神经支配。思考音乐会上小提琴手表演时手指的精确和精致的动作。 对手指的肌肉和运动的精密控制还要求稳定的感觉信息。 思考这种感觉信息对于只用很少的眼神接触便快速削水果并且吃掉该水果的重要性。 这种活动主要通过手上感觉神经的输入控制。 大多数肌肉活动是对这种感觉信息做出的反应。 缺乏感觉输入的肌肉激活通常导致粗糙的不协洞的动作。 这一点可以观察主要影响感觉系统而非运动系统的疾病，例如脊髓结核，它是一种影响脊髓内部的（感觉的）传入束的情况。例如长期使用电脑键盘． 可能是腕管综合征的一个原因 。 当利用较大的腕后仲或内收打字的时候，压力就会显著增加 。 标准计算机键盘的替代设计可能为腕提供压力较小的位置，从而减少了这种疼痛情况的严重性。手部作为上肢的功能器官来实现支撑、操控和抓握。就支撑而言，一只手可以用非特定的方式托住或稳定某个物体，并解放出另一只手去执行某项更具体的任务 。 手部还被用作一个简单的平台，来转移或接受某些力量，例如当疲劳时支撑头部，或帮助从坐的姿势站起来。手的运动功能学既复杂又吸引人。经过仔细观察，可清晰地发现所有19块骨或19个关节在形态上各不相同,因此,每块骨或者每个关节都拥有独特的功能。在胚胎期 ·整个脊柱都向后凸出。 颈椎和腰椎节段在出生以后逐渐向前凸出，这与人体运动功能的逐渐形成以及维持直立姿势有关。在脊柱颈段，随着婴儿开始关注周围环境 ，头颈伸肌群便开始牵拉头颈部脊柱。 在更接近尾的部分． 日渐发育完善的屈骸肌群开始牵拉腰段脊柱向前弯曲。以便于因而直立行走。一旦婴儿能够站立活动，脊柱腰段的自然前凸有利于引导机体将重力通过重力线传递至双足，以支撑身体保持直立。古语有云：“结构决定功能“ ， 该谚语非常适合用于指导脊柱研究工作。颅颈部位是整个脊柱中最灵活的部位。高度专门性的关节帮助头部进行精确地定位，主要涉及视觉、听觉 、嗅觉与平衡。 颅颈部位内的单个关节通常以高度协调的方式相互配合。l．轴向旋转的骨骼运动学特征头颈部的轴向旋转运动是一项与人体视听觉密切相关的重要运动能。当人体处于蜷伏坐姿时，腰椎间盘内的压力通常更大。上举重物对全身多块肌 肉 的力量要求很高。 举重动作会对人体产生巨大的压缩力、张力和剪切力，脊柱骨盆区域最为明显。 在某些临界水平 ，作用于某个部位的外力可能会超过各种局部解剖结构的耐受力：肌肉、韧带、骨关节和椎体间关节。 在美国，上举重物是导致出现腰背痛的主要危险因素，它与职业因素存在密切关系。由腰背痛导致的劳动能力丧失是一个重要的社会健康问题,它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痛苦和经济负担。据估测，在美国有30%的劳动者经常以可能会对其健康造成危害的方式操作重物，其中包括举重。古语有云：用腿提重“保护了腰,牺牲了膝“ 。它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从广义上讲,躯干和头颈部的肌肉至少有3个相关联的功能：运动、稳定及协助运动，如通便、咀嚼和吞咽、通便及分娩。本章将着重关注运动和稳定。最后肌肉群通过收缩或者通过利用更大 的支配力量抵制肌肉伸长来控制躯干和头颈部的运动。肌肉群独特的解剖特征（如形状、大小、纤维方向及神经支配）可以极大地加强这种控制的特性，如头颈部上部较短并且垂直的头外侧直肌。头外侧直肌收缩,可对寰枕关节进 行细微精细的调整,当一个对象掠过视野时。可 能有助于跟踪该对象。这种动作主要是一种条件反射,并且与神经中枢相关，有助于协调视野 与头部和颈部的相关翻正反应和姿势反应。神经系统可以为头外侧直肌和许多其他结构（包括其他的颅颈肌肉 ,骨突关节、前庭器官和眼睛 器官）提供充足的神经联系。头颈部较深的较小的肌肉受伤可能会潜在地破坏神经信号流动。如果颅颈的本体感受降低，其运动可能会变得不协调。从而对该区域的关节施加高出正常水平的应力。这种应力在受伤后，可能会延长疼痛，挥鞭样损伤就是这种情况。咀嚼是利用牙齿嚼断、撕裂以及研磨食物的过程。 日常功能异常的咬合习惯（如磨牙、重 复地咬嘴唇或者舌头）、不对称的肌肉活动、夜间磨牙症、长期头部前置姿势或者中央神经系统敏感作用。尽管大多数情况属于自我限制. 但是一小部分可能发展成为骨关节炎。骨关节炎可导致关节内严重的退行性病变、骨骼重建 及明显的功能损失。本章第一部分提出了颍下颌关节（TMJ）的运动功能学。这对关节每日参加数千次的活动，不仅包括咀嚼，还包括吞咽、说话、唱歌以及其他非特定的下意识的活动。这些活动总是对 TMJ的关节面和周围的结缔组织产生压缩力和剪力。力在很小（如吞咽）到数百牛顿（如用 力的咀嚼食物）的范围内变化。这些力主要是由肌肉的活动产生的。肌肉相互配合来张开和闭合嘴巴，以及以边对边和前到后的方式移动下颌骨--一些在吞咽前非常有效的压碎和磨碎食物的活动。通气是通过肺和气道呼入和呼出空气的机械过程。休息时，这个有节律性的过程每分钟发生 12~20 次， 它是维持生命之根本。 本章现在关注的是通气的运动功能学。在健康的人中 ． 用力吸气肌肉通常用来增加吸入空气的速率和体积。 这些肌肉还可以在静止时用来帮助补偿一个或者多个主要的吸气肌肉 （临肌） 的无力、疲惫或者其他衰减的功能 。咳嗽或者用力“清咽“是一种清除支气管树中的分泌物进而降低肺部感染的可能性的自然方法。腹肌强烈收缩还用于移开卡在气管中的物体。简单地说.通气的目的是为产生引起大量空气流入和流出肺部的胸腔内压梯度。这种气流允许氧气和二氧化碳在肺部进行交换。这个过程维持了氧化细胞呼吸作用，从而提供人体运动所需要的能量。本章第二部分主要关注驱动通气机制的肌肉和关节的交互作用。笔者研究了通气的4个阶段：平静吸气、用力吸气、平静呼气和用力呼气。在除平静呼气之外的每个阶段，肌肉收缩提供了改变易弯曲的胸腔体积的主要机制。根据玻意耳定律，改变胸内体积与胸内压力存在相反的关系。因为空气自发地从高压流向低压,所以增加胸内体积的肌力将协助吸气。相反，减少胸内体积的肌力将协助呼气。保护骸关节的建议包括减轻体重；以慢速、有节律、短的步长散步：采用辅助设备，如拐杖；科学的搬运重物的方法。旋前的手臂和足部的空间相似性。注意拇指和大趾都在各肢的内侧。作为一个统一的复合体，踝部与足部是下肢与地面之间的动态平台 。 该平台具有惊入的适应性 ： 它足够柔韧，可以吸收重复负荷与适应不规则的地面，但也足够的强韧可以支撑体重与行走及跑动时的肌肉推力 。“如果一个人沿着一堵墙行走，同时将一个沾有墨水的芦苇系在他的头上，那么芦苇在墙叮画出来的线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条”之”字型的线，这是因为当此人弯腿时，所画得线就比较低。当他直立并且抬腿时 ．所画得线就 比较高 。”最早的书面文字由亚里士多德（公元前 384－公元前 322) 在观察走路时记录的 。 该记录与大扯早期的关于行走个人的绘画和雕塑证明，在整个历史过程中 、人们一直对偶然和详细地观察行走感兴趣。

《2015耶稣:我的自传》

确实批判可说是你对自己与他人所犯下的最大罪行。不论你批判什么你都是在批判自己因为你自绝于心灵的交流自绝于丰盛与真爱的生命之流即你所称的上帝。祂是一股仁慈的力量引导宇宙前进指引人们开悟之道帮助人们迈向更高的心灵领域。本书会将你从受制约的心灵桎梏中释放出来因为过去有很多关于我的故事都不是真实的。人们设计了种种惩罚用来惩戒那些不遵守我的规定之人但这些规定根本就不是我所制定的。还有一些人间制定的律法也根本不符合我的教诲甚至有许多你们认为良善的组织其成立事实上削弱了你们的心灵与创造力也因为他们的抉择都是根据错误的讯息是故误解了我、以及我的人生之意义与目的。我们传递给你们的是我真正的人生。你们会逐渐看出世间的组织所告诉你们的故事往往是用来掌控、压制、安排与威吓的我的一生并非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也不是他们所描述的那种人这也是我用这种轻松的方式与你们对话的原因。时机成熟了世间需要一番心灵革新。虽说你们新时代的哲学已经建立了一些基础然而现在正是你们拆除那囚禁自身已久的陈旧架构之时一砖一瓦地拆除那蒙蔽你们慧见的围墙这堵墙使你们无法活出本属于你们的喜悦与自由的人生。现在也是放下批判与狭隘心胸的时候这两者犹如带刺的铁网被许多宗教所利用使你们终日活在自己内心的集中营里囚禁在与真理无关的荒谬规定和教义中。你有一个小我之心在运作试图保护你的安全维持你的银行存款保住你的栖息之地并确保家里冰箱与自己腹中的食物不虞匮乏。但如果你没有透过心灵锻炼来平衡小我同时对自己的本来面目有更高的认识小我就会带给你痛苦。因此当我们说「小我之心」时它代表着你目前所经验的一切。其实你有能力在生活中自我锻炼也唯有如此你才能够平衡小我。比如说你看电视的习惯就是一个重要的着力处你必须在这个习惯上施加控制。要知道将暴力与色情输入心灵正是在喂养小我这些东西都属于非常低的能量振动必然会带给你困扰因为这些东西会降低你的能量振动使你的心灵选择与其他类似的低频率沆瀣一气。你因受到小我的蒙蔽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故你所看到的一切、以及你在身体中所经验的一切莫不受小我所操纵因此你有必要了解小我之心的影响力。尽管如此在每次的转世旅程中你都拥有力量来决定如何体验自己的人生。当你在自己的人际关系中看不到爱时不妨检视一下自己的生活是否经常看暴力电视节目或者饮食习惯太差甚至染上酗酒或吸毒等等要知道这些习惯都会降低能量振动频率使你自绝于爱的频率之外。因此唯有清理自己的饮食习惯清净自己的想法才能提高自己的振动才能真正进入爱的领域而感受到它并且体验到具有创造力、健康与丰盛的生命。你们有些人勤奋好学且非常聪明对户外活动或游乐不感兴趣有些人则充分用体能来展现自己对书本兴趣缺缺。这两种类型没有孰优孰劣从灵性角度来看你选择做什么没有价值高低之别。我发现他能够跟这么多不同种族的人对话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我从无形界获得沟通上的协助我会得到一些指示、直觉及方向的提示包括该走哪一条路、该往哪里去、该避免什么等。你们也会获得所有这些信息的提供但是当你沉浸在小我之心中时你是听不到这些信息的你会因此而迷失。因为你会受到来自小我之心的信息所迷惑也就是容易受他人的意见左右容易被他人的话语所激怒而且容易被来自物质世界的信息所混淆。物质世界里充斥着许多的观点也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但你若听从物质世界的观点你就会受到迷惑事实上你会迷失而无所适从。为人服务是一种很美好的经验赠予礼物也是令人相当开心的一件事。给予他人智慧之言及分享自己的财物也是一样的都能够带给我们极大的喜悦。但是你需要了解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接受也同等的重要。这是你们多数人感到困难的地方。你们很难处于接受的位置因为小我有一部分不喜欢接受它认为这代表一种软弱好似在削弱一个人的力量其实并非如此真相正好相反。这是你们多数人需要思考的事情。在你们西方世界你们相信拥有房子就是你们的救恩。但你们很多人为了自己的房子而负担过重为了自己的财产而负担过重以至于没有休息的时间没有自由的余地。你家的草坪需要修剪排水沟需要清厨房地板需要擦洗而你们西方人心中只有这些高楼大厦这些都是你们沉重的负担而这些负担使你们无法参与自己内心渴望的探险。因为这正是我在经历的事情一段跟随内心的旅程。我不知道我要往哪里去或者会遇到什么但我知道那会是好事我知道我会学到新的事物。由此可以看出你们很多人之所以会感到无聊的原因。你们囚禁在物质主义当中囚禁在电视节目当中而你们认为这就是生活这根本算不上生活。你们周一起床工作只是为了重复一周的生活。周五晚上你们用酒精麻醉意识一边看着电视节目。周末的时候你们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就算从事休闲活动也非常有限因此你们的喜悦往往是非常有限的。可以说你们活在了无生趣的文化中。你们虽看到人们划船或登山等这类活动的照片但是对你们很多人来说令人喘不过气的责任掩盖了这些体验因此真正的自由对你们来说是一件无法理解的事情。不仅是你们的物质世界被大量的责任所占据连你们的心灵也被烦恼和恐惧所盘据因为你们害怕失去自己所渴望的东西。你们可以想象着我长途跋涉越过沙漠没有特定目的地身上也没有特定的财物只是单纯地去体验每天所看到的一切而在你们想象之际我希望你们去思考这样的人生。这是你们许多人应该考虑去做的事。你们应该考虑卖掉自己的物质财产因为如果你们在这房子里并不快乐为什么要留住它何不让自己摆脱这些责任卖掉资产探险一番你们会发现自己的人生更刺激。况且你们有许多人会发现变卖资产的现金足以在一些国家过着国王般的生活这确实是你们应该仔细考虑的事情。尤其当你们的血压升高腰围加粗时这是你们的身体在传达你们没有过着健康的生活而你们的血压代表着自己的心脏快要因悲伤而破裂了。确实如此。基本上我是一个言行严谨且教养好的年轻人因此烂醉、乱交和卖淫这些有趣现象我只会在旁观察。我对表现出如此行为的人其心灵状态深感兴趣而且我能看出大量饮酒不利人类的心灵和身体。我能观察到这样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以及这样的生活型态所带来的摧残。在沙漠地区很多人从事买卖因他们的严峻环境不利于许多果物的生长。但是当我探险到东方时我看到了更湿润更苍翠的景观可以说这样的气候让当地的人在自家后院就能够种植作物。当人们变得愤怒或陷入批判时也就是当他们感受不到爱时他们就会变得凶恶。我能看出当他们攻击自己的同伴时这样的行为会带给他们极大的惊愕与痛苦。于是我更加明白这是人类心灵普遍存在的问题。我看到受苦是世间普遍的现象而且我看到人们若心怀愈多的批判人生就愈缺乏喜乐。我看到这些现象我看到愤怒及武断的人往往是孤独的。我看到仁慈而温柔的人不论在哪里都会受到他人的欢迎。我很清楚这就是我要教导人们的重要原则仁慈而慷慨、仁慈而关爱、仁慈而直爽、仁慈而善解人意此乃迈向幸福和喜悦的道路。用持续的旅行来娱乐自己但你们用这种方式旅行在某些方面对你们是有害的。你们有些人会因为原生家庭有害的生活模式或无知的行为而一心想离开他们。但即使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创造了新的生活你还是会一直响应他们的所为。你的原生家庭总是影响着你不论是影响你所做的事情或是他们做出令你厌恶的事情。事实上阅读很难达到真正的了解所以阅读并不是你的学习方式人是透过经验来学习。然而你必须学习在自己的生活中运用源于智慧的那些原则这些都是来自于智慧的原则而非你自己的原则因为你们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明智地过生活。换句话说你们大部分的人并没有活在智慧之中而是活在无知与制约当中。你们有很多人认为我跟你们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你们错了你们的整个社会是建立在有关「我是谁、我的本质、以及我人生的意义」的谎言之上所以我必须为你们拆除这些谎言。我必须帮助你们澄清自己的心灵这是我很想去做的事因为你们有很多人被严重的误解所困扰。不论你现在生活在什么地方那都是你应在之地。如果你觉得自己无法转化或改变如果你觉得自己被困在制约的罗网中你无法改变它或转化它那么我建议你出去旅行一趟然而如果你必须养活很多人的话这个旅行可能会短一些。我后来才了解到这是骆驼商队的家庭与社交生活他在每个点都有一位妻子所以他想待在那里而不想一直工作是很自然的事。我再度享受这些地方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返家回到这些熟悉的环境看到人们以同样的方式继续生活就在此时我领悟到一点除非被迫去做巨大的改变否则人们的生活将会一成不变。你可能知道被一生所爱的人遗弃是什么感觉你们很多人有过这种经历这是一个非常痛苦的经验。你不相信那个人会回来你不相信爱会回到你的身边。你若专注在物质层次例如身体、食物、金钱等因为你认为物质层次是你的神、你的命运、你的主宰以及你的偶像也就是当你相信这些东西时你就进入了小我之心的意识流它会喂养你的恐惧、你的心胸狭隘以及你的掌控欲。反之当你提升自己的能量振动而进入灵性的层次你就会看到自己只在物质世界显现出一小部分而已同时你对自己的实相也会有真正的了解你会明白你有绝大的一部分并没有显现在物质世界里。虽然你住在一具身体里但这身体并不是真正的你。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若仁慈待人你会收到一种不属于物质世界的丰盛回报。如果你富有创意你就会进入更高的层次获得更高的灵感或想法等等。因此你创造了「外邦的敌人」你在自己的人生中创造出坏人好让你能够将自己的内疚、羞耻与愤怒全都放到他们的身上这样你就可以继续当好人也就是无罪之人这就是为什么你所交谈的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敌人你所交谈的每个人都满腹批判听起来像是只有他或她才是好人似的。人们都有自己的一套道德结构来维系他们的安全使心灵能够保有平安你会看到世界上每个人的行为都是根据这个结构。你必须明白一点当一个人的身体正在经历转化及接收更高能量之时可能会失去与物质世界的连结因此这个人会忘记进食。通常身体会需要饮水以保持存活但是当无上光明的更高能量振动输入这个身体结构时连饮水都是不需要的。有时候这会让拥有这种体验的人死亡但是他们并不在乎因为他们处在如此极乐与欣喜的状态这是与能量之源连结的状态所以他们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死亡。事实上死亡是一种心理状态而不是身体状态。我们有许多热烈的讨论有些人不想听到「他们的痛苦是由自己的思想与判断造成的」这种观念因而发出惊讶之语。确实这对人类的心智来说是一个爆炸性的话题因为人类的心灵一直受到暴力、批判、仇恨与分裂观念的训练和制约所以有关连结、宽恕以及透过爱来疗愈的观念是一点也不受欢迎的主题。虽然透过爱来转化世界的观念不受欢迎但是心灵有一部分知道这是可行之道不论是针对过去大部分人的处境或是现在大部分人的处境你目前的处境都是一样的。所有的疾病都是思想的呈现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思想会透过负面的生理状态而呈现出来。比如你们会说胃溃疡是由于缺乏消化能力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这症状是源自于恐惧也是源于对真理缺乏消化的能力。换句话说这种症状显示出患者因否定了真理而呈现出恐惧的状态而恐惧所引起的压力造成了溃疡。然而我所说的话大部分都被错误的转译。我说的「放下罪」不是指自己成了犯罪者而是指判定他人的罪。因为这样的批判会大大地阻碍人们吸收与理解我所教导的那些能量。这就是我说过「仆人得到主人给的一笔钱去做投资」的故事我的目的是要让人们了解如果人们投资在自己身上他们会提升自己的能力与自己的意识。换句话说你教育自己你就能突破自己从小所培养的狭隘心胸。因为有许多人从未长大而舍弃幼稚的观念他们的家庭教给他们什么他们便终其一生只重复那些教诲他们的教会教给他们什么他们便终其一生只重复那些教诲。所以我试着让这些人在自己的教育上做投资即投资在自己身上他们才能够在世间获得更多的回报。所谓开悟就是心灵获得彻底的转化清除了感受不到爱临在的那些障碍也就是清除所有恐惧、仇恨等这些障碍。一个人若要达到这样的转化通常需要在自己身上下一番工夫开发爱的能量以及宽恕与同情等这类德能。我在十几二十岁时已经下了很多工夫包括长途旅行因此我清除了恐惧以及让自己受苦的那些念头与想法。事实上有些开悟的人能够不受万有引力的限制而飘浮在空中或同时出现在两地以及做一些你们奉为真理的物理法则所无法解释的事情。这便是心灵提升至真理的世界、神性的世界时的状态因为在这样的世界里没有物理的限制而这就是我在当时所运作的世界但如你所能想象到在某些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困难的重担因为我要开始制造麻烦了确实可以这么说。我不想再给这些人造成更多的痛苦他们已经屈服在种种规定和教条的压力之下然而这些规定对他们的生活一点好处也没有只会使他们失去更多的金钱失去更多的自由以及自我展现的机会而已。我所疗愈的对象他们并不自由而且缺乏爱心他们满脑子批评、相信罪、相信惩罚、相信身体的死亡以及牺牲的观念。因此我的教诲可说是激进的也确实违反了社会常理。当然我为群众大幅修饰了我的教诲我用他们可以了解的话来教导。但是在晚间个别指导的场合以及冥想的群体里我会告诉他们真相并告诉他们我过去所经历的与正在体验的事。我告诉他们他们也可以获得这些能量转化的经验。我与大家并无不同只不过我在这条路上走得较久而且我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已达到一种境地能够不断获得来自无形界的大力协助。身体是一种投射你能看出身体是由你每分每秒的思想所创造出来的。风浪是恐惧的作用是船上的人心中的恐惧所呈现的景象所以风浪能被我的平静与慈爱的意识所改变。我再重复一次我传道期间所教导的原则就是「天国就在你们心里」。天国代表着你所想要的世界那里充满了爱、美好的关系、丰盛和喜乐而这样的世界天国就在你们心里一如你对天国的抗拒也存在自己心里一样。你不需要向已经皈依的人布道但是你需要向受苦中的人布道。铜板的另一面是受苦的人他们离你现在的境界很远所以你必须找到一种语言使他们能在自己的程度上听得懂。这就是我在公开场合以那样的方式来教导的原因。就如同一个上幼儿园的孩子不会比大学毕业的孩子更没有价值他们不过是处在自己经验中的不同阶段而已毕竟你必须从幼儿园开始学起才可能进入大学。我们现在答复问题的目的是要让你们放下过去对这一部分历史的看法如果太执迷于过去是没有意义的。要知道你创造的立足点是在当下这也是我透过这位传通者以这种形式出现于此的目的。他们使用自己的知名度及影响力的方式会决定他们下一世在物质世界的经验如果他们心胸狭隘且以为自己的价值高于他人他们就会获得某种经验来证明事实与他们的想法截然相反。因此人们往往一世又一世地限制自己。你们内心深藏着过去的历史包括你们曾经出生为人的所有经验。有时候你花在出生为人的时间愈长你的执着与恐惧就愈深错误也愈多。所以在无形界这里我们必须一直同心协力来帮助你们出生为人的这部分使其心灵转变意识而开始觉醒能从眼罩后面走出来而登上山峰明白还有个景色绝伦的地方可以运用和探索。人们因我之名而受苦有些人过着非常可悲和受约束的生活过着苦行、匮乏和贫穷的生活其实他们不需要这么过活。他们误解了我的人生意义我并没有要求人们活在贫穷的状态并为缺乏足够的食物、衣服及住处而受苦。这并非我的教诲。我的教诲焦点放在非物质的层次如此你们才能收获天国的报偿也就是丰盛与健康的人生。人们对我的教诲之误解源自于早期当我讲到非物质的世界以及放下对物质世界的执着时人们以为我是在说要过贫穷的生活但我不是在说过贫穷的生活我是指另一种富裕而这样的富裕却能带来物质层次的丰盛这是本末的问题。数个世纪以来人们相信他们必须贫穷才能成为善人这根本不符事实。我的一生并不贫穷因为我与圣灵相通所以我的一生富裕享有流向我的无比丰盛。我总是能够制造出自己所需的一切这才是富裕这个字的真义。但我确实与人们谈到一个观念如果他们一开始执迷于物质层次他们就会被困锁在物质的层次而无法进入天堂的世界。意思是你若执迷于物质世界你就无法觉醒。但如果你以正确的方式来看待物质世界也就是将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在非物质层次提高你的能量振动专注于仁慈及宽恕那么心灵就变得安祥因此你会开始吸引人类所梦想的那种丰盛和富裕例如自在与健康的人生。这就是你能够享有的那种富裕财务的富裕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可能不是因为你可能不真的很在乎所以它可能不会来到你面前。然而一旦觉醒而到达更高的世界你就可以将焦点放在任何你所渴望之物上面。因此我想告诉人们「你要成为穷人才能成为善良的基督徒」这个观念是不正确的。学习灵性的资料、转变你的意识让你的焦点离开批判、仇恨、恐惧和身体而进入更高的世界那么你的人生自会呈现出丰盛的本质且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这就是我所教导的观念。我没有教你们受苦及忏悔这不是我的教诲之目的人们误解了我所说的话。事实上你们所生活的时空现实是可以改变的、是可塑的可以被一个人的意识所改变只要这个意识能觉知自己的本质与造化的真理。活在时空中的意识会把分裂视为实相但那并非实相而是幻相。活在时空中的意识会把攻击视为正面的行为因为攻击能够得到自己想要之物这就是你们所接受的最大谎言。活在时空中的意识会将他人看成比自己更差或更好实际上并没有他人存在你眼中的他人不过是显现于外在世界的你好让你能够看到自己并进一步了解自己而已。因此你若视我为一个个体以为我是以一种个别心灵的状态在运作就跟你看待自己的方式一样即使那不是真相你就会觉得我们所说的话在很多方面跟你所想的南辕北辙。有些学校还专门教导学童他们是有罪的、他们是错误的、他们在某些方面是卑微的还有一些组织对人们施以身体、心理与情绪上的惩罚而且是以我的名义来进行这种对人们身心灵的可怕攻击。这些遭受攻击的人自愿进入这样的组织还以为自己是听从上帝的话。某些时候他们其实是被其他不想照料他们的人丢进这样的组织。当我说「性欲」时我不是指性能量。我不是说你们要独身或是远离神圣的性结合我不是这个意思。这类观念乃是基督教会所采用的教义不是我的教诲。我会在后面深入说明这个主题。但我确实希望你们了解当我说到「性欲」时我是指小我利用身体的方式——利用身体的结构来夺取、利用身体的结构来虐待、利用身体的结构来获得纯粹肉体的满足但这是属于较低的层次而非较高的神圣本质。你们的世界正处在痛苦、幻灭与恐惧的时间节点但此时你们也享有极大的自由。你们能够阅读任何你们所选择的东西也能够与他人分享任何你们想要分享之物但此时你们也需要了解到一点你们社会的基本结构乃是建立在谎言之上——我并没有教导那些观念。举例来说当你收看电视节目时你其实是想寻求平安但是你将导向系统用在错误的方向而当你心里感到焦虑、疲倦、或恐惧这类状态时你需要缓解所以就躺在沙发上开始收看电视节目想在当中寻找慰藉因为你的心在此时静下来了。问题是你开始沉浸在一个不属于你的世界为那些不属于你的问题而烦恼此时你进入一个疯狂且无意识的状态这并非我们所说的平安。你们也有许多人是透过毒品或酒精来达到这种平安。例如你这一天感到压力繁重或遇到自己不喜欢的工作所以你回到家后就开始用一些物质来寻求平安我们就不具体指出什么物质了因为那不重要我们不会厚此薄彼。虽然有些物质是社会所认可的但这也无关紧要。社会认可的毒品或酒精未必就比非法的好一些所以不要以此为证而认为其中哪一个较好你使用这些物质不外是想让自己的意识从不安或焦虑的状态转到你深切渴望的平安状态。你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有些人喜欢技术制图有些人喜欢制陶手艺有些人喜欢烹饪不论你喜欢哪一种创意都没有关系它都是你从自己的导向系统所获得的讯息。因此你会有动力想要去绘画或制图或是去做任何获得灵感的事。你会需要一点时间探索因为你已花了数十年的时间训练自己不要去听从这个导向系统而且用一些物质或行为来麻痹自己的意识。这种方式在你的文化中被视为正常因此向来被纵容。你的身体就是你相信个体性及相信分裂的一种展现正因如此分享、共融与爱这类经验对人类的心智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你创造这个世界实际上是要向自己证明分享、共融与爱这类经验并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一直看到许多的证据出现在你眼前也就是你的世界、你的人生以及你的经验这些证据都是你的自我展现目的是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孤单的、自己离开了上帝或根本没有上帝而且自己在某些方面很差劲。然而你对自己的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正因如此有些开悟明师即来到世间唤醒你们的一些无形界存有他们的教诲似乎跟你们的生活现实背道而驰所以你觉得如果依循他们的教诲例如戒除毒品和酒精你的人生就会变得了无生趣。对于经常或不断靠这些东西来寻找内在平安的人来说戒除这些东西的过程可能非常恐怖。很多人无法想象没有这些东西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因为这些东西能够让你缓解压力、厌倦以及幻灭的感觉而你未曾学过其他方法来应对这些问题。事实上行为本身是最枝微末节的唯有改变心念你才能转化世界因为世界是由你的心念所造。换言之世界是由思想所造你的行为受到思想的启发而你的思想源自你的信念你的信念来自于你的制约心态以及你对眼前现象的理解。你无法一下子就从低振动跳到高振动这样会过度刺激你的心智结构或心理人类的心灵必须一点一滴地转变否则它会失去平衡或受到惊吓。你所看到的精神崩溃的情况便是如此当人们试着一下改变太多事情时他们的心灵就会受挫。我可以激励自己去做某些事情我可以在此时用我的身体出去散步我今天就会到森林里走走我会把焦点放在感激容纳我的这具身体。你对自己在此时此刻与此地的感觉负有责任要知道你之所以会处于目前的状态是因为你听从了自己的导向系统但你可能搞错了方向。你需要了解是你让自己走到目前这个地步的因此如果你正在受苦那是因为你曲解了你的导向系统。你的导向系统一直在告诉你——你是走在正确的轨道上还是偏离了轨道。因此首先要正视你的处境知道是你自己创造了目前的处境然后进入内心听听看你的思想、判断以及你对人、事、物、境的评价。看看能否觉察到自己心中的负面想法以及一天当中重复数千次的负面评语。这就是你要转变的地方你不只改变了自己的意识与能量振动还包括你在自己的身体与世界所展现的一切也就是你眼前的人、事、物、境以及你所拥有的经验。这个恐惧之旅乃是你内心世界的产物源自于你内心的恐惧和信念以及你对自己渴望的经验所抱持的错误观念。你知道你得到机会去体验你所相信的一切然而你所崇拜的偶像如身体、金钱、性以及个体性却都是导致你受苦的原因。直到了解「自己将不想要之物投射到世界」这个法则时你才有办法达到宽恕与平安之境。只要你相信世界绝对是真实的只要你相信敌人或邪恶存在你之外你就会活在无能为力的受害情结处在无能为力的无意识状态这也是一种无知的状态。因为你不了解真相你不了解上帝就是爱万有即是爱真相并非你透过自己的心智所看到的现象你看到的只是自己恐惧的投射你将所有恐惧投射到世界好让你可以憎恨他人。宽恕意味着一开始不要去论断他人。你并不是看到罪而宽恕罪。你只需说那个行为我不能接受是因为它是我自己的一个面向。换句话说当你看到那个行为时要知道那不是在你之外的另一人的行为而是你自己内心的一个面向之所以显现给你是为了让你疗愈它并提升你的觉知力因此你应立刻回到自己心中而反问我的心内有这个面向吗我是否没有觉察到它实际上你会发现你很难有意识地觉察到自己心中的那个面向所以你要透过眼前那些「看似在你之外的人」的活动才能觉察到自己的那一面因此这确实是一份礼物让你能够去珍爱及宽恕这一部分的自己。食物的能量可以用来害人如果你暴饮暴食的话也可以用来疗愈和助人。世间的战争反映出发生在你心中的争斗有可能是跟你的亲戚或前任情人也有可能是与未来的假想敌战斗这些全都是世间战火的元凶你与自己的兄弟姊妹分裂你认为「你的价值胜过他们或他们胜过你」的这些判断创造出世间财富的差距——即穷人与富人有价值和无价值丑陋和美丽的差距。你的自我牺牲并没有任何奖赏事实上你不需要牺牲。你必须坚定地这么做。你们的文化大都是教你们不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那是自我放纵或是对家人、孩子、祖父母、或任何人无情的表现。换句话说你必须先澄清自己的知见因为在你的知见受到扭曲的情况下你的决定将不会是明智的它会受到你未察觉的制约心态所蒙蔽。现在是觉醒的时候了。你们厌倦了战争你们厌倦把钱都花在战争上。你们厌倦把钱都花在修补自己的身体上好让你不那么嫌恶自己。你们也厌倦了把钱花在名车豪宅上以向他人炫耀即使你根本不喜欢那些人。现在是停止这些疯狂之举的时候了。要知道你们正在摧毁你们美丽的星球你们正在摧毁这个需要照顾与关爱的美丽世界。你们正在摧毁自己因为你们一直把自己困锁在物质与形体层次不知还有超越物质的更高世界。这就是小我之心看待上帝与灵性的方式如此来看确实很可怕。你若认为自己孤独地活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任何支持或来自其他世界的帮助你就会觉得很可怕。但事实并非如此。你从自己的导向系统对这些观念的反应就知道真相并非如此。你的导向系统对这种「会审判人的神」之观念感到害怕。意思是你所感受到的害怕正是你的导向系统之响应它在告诉你这不是真的当你听到真理时你的导向系统会感到平安、快乐和满足。你一直以来学会漠视、学会麻痹及学会忽略的这个绝妙的导向系统正是为你量身设计的回乡指南。你必须永远从宽恕开始因为宽恕能带给你的心灵平安。当平安从内心升起你就能接收到来自无形界的信息而且能够平静你身体与心灵的能量使得这个身心系统的自然疗愈过程能够发生。你的行为是你的思想的结果而你的思想是你的信念的结果。所以我们正在重组你的信念。我们进入你心灵中创造能力的根基怀着爱心与宽恕温柔地解除那些错误的信念并用正确的思想取而代之包括你的神圣本质、你创造出世界与身体的惊人大能以及你富创造力与慈爱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我们要慢慢地植入你心中的观念因为你已忘记了这些本质。这也正是学习新资料的目的。要知道你在一天二十四小时当中不断将资料输入你的心灵而你是从感官取得信息的包括与人交谈、观看电视和电影以及阅读书籍等这些都是输入你心中的信息。因此你务必要了解如果你不快乐如果你所过的生活无法带给你自己想要拥有的经验或如果你处在一种有害的、痛苦的或受虐的关系中要知道这些经验都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这些都是你内心对自己本质的信念的外在呈现而你心中所抱持的这些信念都是你所崇拜的偶像。所以你现在必须了解这一点并且对你自己的创造能力负责。所以你们必须转化心灵在你的脑中输入真实的信息并且改变你们的行为例如关掉电视它在你们的世界传播太多的恨与暴力以及关掉电子游戏它在年轻人心中输入太多催眠的信息导致这些年轻人将来面临更大的问题。你受造为一个不断进化的意识。你天生就是不断创造、不断学习而自我挑战的意识。但是你们的社会坚持不变你们的社会强调安全以及像三十年房贷这类事情这并不适合富有创造力、神圣而充满灵性的心灵因为这样的心灵喜欢探索、成长、转变和进化。你的人际关系也是同样的道理。你不断重复同样的相处模式这对你是一种折磨因为你本是充满创造力的神圣心灵。你之所以变得很悲惨是因为你学到了在人际关系中必须受苦与牺牲的观念其实没有必要如此。一段关系需要热情一段关系需要成长一段关系需要给予每个参与者自我展现的机会与自由使每个人能够真正活出自己的本然状态。如果你目前的人生外表看来非常成功使你非常执着于物质但是你内心感到自己好像奄奄一息或是你觉得自己无法继续维持这个社交外在也就是你用来掩饰自己的假象那么我们建议你接受这些指示重新教育自己并澄清你的心灵。你们的社会可说是非常男性和女性导向因为你们有非常特定的男女形象男性以肌肉发达的英雄形象为代表例如手中握着一把宝剑或是手机驾着他的神驹或蓝宝坚尼兰博基尼上演英雄救美这都是你们所熟悉的形象典型。女性则被要求发展自己的肉体用来炫耀自己的身材就好像她是一块鱼饵要钓一条鲜美多汁的大鱼似的这就是你们社会的基本主题。如今男女角色有许多的互换与重叠当然也有女人发展他们的智力也有男人发展他们的创意。我们只是概括来说不要对此说法感到生气。我们只是概括而言并提供一种理论分析来了解你们社会所显示的能量振动类型。你们创造了这些身体结构来代表分裂之念这就是身体被如此设计的目的所以身体着重于差异强调男女之间的不同。不论是从真实或比喻的角度来看身体都体现出你们用来制造分裂的那些特质这就是世间的经验这就是两性之间的战争。事实上你们所体验到的两性之间的战争就是男女能量的差异然而这些不同的能量特质原本应该在你们每个人心中得到平衡与同等发展。女性的特质就是创造力、接纳、直觉、温柔、合作、以及展现多种面向的能力。男性的特质就是行动、判断、战争、机械化以及智力。当然由于你们的社会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的观念这些价值都被社会所深埋。社会推崇男性价值女性的价值受到嘲弄与轻视甚至女性被视为弱者这些观念呈现在你们的工作场所与世界的各个方面。唯有当心灵沉静下来时你才会开始接受到信息而得知自己此生的目的以及热情所在。但你必须先尊敬自己。如果你一直受到制约而不敢去聆听自己的心声不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敢遵循你内心的渴望那么你需要先调整自己的心灵才能连结到你的热情并了解自己此生的目的。你们有许多人在被问及「如果你有空你会做什么」的问题时都说不出答案。说不出答案并不表示你的人生目的不复存在你们生来都具有更高的人生目的。虽说你们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你们在向下走入分裂的旅途中追寻欲望和娱乐但是你们也有一个更高的目的你们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天赋都有某些事情能带给你莫大的喜悦。你可能与这种感觉失联但是你可以重新连结你可以重回那个连结然而这个连结源自神圣天心所以你必须让自己的能量振动与神圣天心一致你才能够接收到来自上帝万有的指引让你知道自己的热情所在。这是你们首先需要知道的一点不妨看看自己在哪方面论断自己或他人以及自己在害怕什么。从此开始宽恕你所仇恨、厌恶或懊悔的那些人、事、物、境。开始照顾你的身心复合体用健康的食物、健康的娱乐、以及根据真理的健康观念来喂养它。不要把焦点放在未来你不知道未来有什么事物等待着你。只要你在当下一刻改变你的意识你的未来就会不断改变。因此没有必要着眼于未来而试着去推测它。因为此刻当你在宽恕、当你在给予爱、当你在滋养自己、当你在关心自己与弟兄姊妹时你实际上已经改变未来了且时时刻刻都在改变。因此活在当下依照本书所提供的指示去做你会发现你的人生目的一天比一天更加清晰你会每天都很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没错有些权力当局不想让你们拥有力量不想让你们强壮不想让你们专注不想让你们运用自己的神圣天心来达成与弟兄姐妹关爱交流的目的。环顾你的世界看看分裂现象。环顾你的世界看看烽火连天。环顾你的世界看看那些从你们相互仇恨、从恐惧、从枪支、从战争从贫穷等这类的事情所获得的利益这些都是无知的后果我们没有冒犯你们的意思但你们一直被蒙蔽因而远离了自己的真实本性背弃了自己的神圣本质。因为你一旦用谎言喂养小我就会持续扩大小我之心甚至提供小我足以保护它的东西例如枪支以及用来与人保持距离的豪宅大院等东西。这都是你在自己心中植入谎言的后果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当一个婴儿不开心时他会哭泣此时父母会想尽办法来安抚这个孩子。他们会给婴儿安抚的东西来转移他的注意力例如用一些甜美或转移注意力的讯息来掩盖他的感觉于是孩子就放弃了他原来对真正想要之物的恳求。他要的不是安慰他要的是被拥抱他要的是被关心他要的是被亲吻他要的是被喂食他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他也可能是要洗澡或是运动或是带他到户外。这些都是小孩可能会要求的事情但你只是让他闭嘴。这就是整个忽视过程的开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入的问题。要知道你其实是跟一个基本上摧毁了导向系统的人结婚。当然这个导向系统不是真的被摧毁了该系统会继续给你信息但是你对导向系统的培养以及你对其细微处的了解能力从小就被摧毁了。就这样那些迷失自己道路的人走到一起而结婚了。他们之所以迷路是因为他们没有指引方向的罗盘。这情况就跟向一位在野外游荡而毫无方向感的人问路一样向这样的人问津没有意义因为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而你们社会中有很多人确实如此。你们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们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自己的本质。换句话说你若与某人建立关系却没有调整自己与真理一致那么小我就会主导一切。小我是你曾经有过的每个错误想法你所相信的每个错误信念你所听到并信以为真的每个谎言这就是小我的本质。小我就是你心中的概念也是分裂的信念更是远离你所称呼的上帝、远离你所称呼的万有、远离你所称呼的神圣天心的那些观念。因此一旦小我跟小我结了婚就会出现一个战区形成一场战争。你们有人相信彼此攻击可以解决问题你们有人相信出口伤人可以解决问题你们有人相信彼此分开可以解决问题你们有人因种种错误的感觉或想象而自我防卫。任何事物都是以你所相信的样子来呈现这是你的自由意志也是你的选择。这是你称呼为上帝的仁慈力量赐予你的能力上帝这个造物主将你创造成一个造物主所以你也是造物主我是造物主所以我是在有意识的状态下创造自己的经验也可以说我是在作清明梦。你则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创造自己的经验所以你活在噩梦中但创造的过程都是一样的。当你晚间就寝时你可以有个美好的梦也可以有个恐怖的梦。你可以有个带给你极大喜悦与欢乐的梦也可以有个带给你内心极度恐惧的梦。这些梦境都是由心灵所造。你清醒时的创造法则跟你睡觉时是一样的你是由自己的信念来创造你的人生。开始着眼于生命开始着眼于爱并开始着眼于同情及友谊。这些都是能带给你许多美好奖赏的事情。你对死亡的执着与恐惧只会带给你更多的死亡经验此外无他。但是在你们的世界你一直被灌输「你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这个观念。因此你用自己的视力来认知你经验中的事物你用自己的视力来断定现实。这是因为你的现实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且你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来经验分裂经验物质事物。换句话说你是在用你自己所造出的装置本身来证明物质是真实的。因此你是透过不真实的东西来寻求证据证明你现在的经验是真实的。你只寻找证据来支持你的案例证明你是孤独的证明那创造出你的经验其背后的分裂信念是真实的。物质本身不是客观存在之物物质是由你的信念产生的物质是由你所强调以及你所重视的价值而形成的。你所看到的坚固物质世界乃源自你的思想因此你的行动也源自于你的思想且你的行动影响着这个世界——除非你明白这一点否则你不可能接受这些教诲是真实的存在。如果你不相信爱你就完全不会经验到爱。这就是自杀的人不想再活在自己的身体中时内心的感受。他们透过自己的思想过程而创造了一种离爱甚远的振动频率以至于他们无法活在这样的频率中。这就是缺乏爱的证明。如果你仔细想想这是合乎逻辑的。这些人心中怀有如此仇恨的思想如此错误的想法以至于他们无法再与自己相处下去。因此他们结束了身体的生命因为他们以为身体是问题的成因。他们并不了解身体当中包含着意识但这意识是可以离开身体的因为你不是这具身体你之所以在你的世界中苦恼不已乃是因为你在物质与心灵层次并未取得平衡也就是没有平衡物质和非物质两者。如果你了解身体的目的是什么你就能够安心地活在自己的身体中。如果你了解物质世界的运作方式、以及你如何由自己的信念来创造它你就能够安心地活在物质世界。当你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既存的坚固物质跟你毫无关系你就完全无能为力。这就是统治阶级要从你这里获得的好处他们一直要你软弱无能。这就是我在世时所教导的事情我是一个叛逆者。我是一个革命的鼓吹者正如我现在一样。你们不比两千年前的人更加自由你们沉迷于电视沉迷于消费而且自甘软弱。何以故因为这迎合了过去的权力结构也迎合了现在的权力结构。你们相信金钱这等于你们信仰金钱你们相信身体这等于你们信仰身体。你们的人生充满了无尽的苦差事、种种工作、需求与束缚只要这些事物仍是你们人生的优先级你们就会继续囚禁在受制约的心灵当中只要这些事物仍是你们人生的优先级你们就不会找到真正的自己因而无法扩大自己而进入这个真相。你们会经常忙着跑腿、清洗排水沟、看电视以及这类的事情。就个人而言这些都是小的错误但是在你们社会中大家都如此的话你们就会被淹没在生活琐事中而无暇去发现自我。所以你必须花时间远离你的计划远离你的恐惧远离你对自己的本质所抱持的有限观念走出去体验空间、扩展与创造力。你们的世界并非真实的世界那是你们所生活的梦境那是你们所相信的幻相你们误把世界当成真相。在我们的实相中你们的人生是一场梦这场梦可以是一个噩梦也可以是一个美梦一个幸福之梦一个使你开始连结圣灵的梦。但是你们有许多人活在噩梦中因此你们精疲力尽你们受到囚禁。你们感觉到被利用。唯有自愿转变自己的焦点并自愿改变自己的时间分配例如分配到你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上你才能够与我们连结并且了解我们所处的实相是怎么回事。我们所处的实相是真实不虚的你们虚幻的现实是非常非常薄的一片意识并且受到了禁令与恐惧的压迫而现在是你们改变这个状况的时候了。你们习惯了自己的监牢你们习惯了自己的限制且你们很乐意待在自己的牢房但是我们看到你们待在牢房开心不起来。我们希望你们来此与我们同乐我们希望你们来此与我们交流我们希望你们离开自己的监牢。这一切有什么意义我们为什么会在这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所有人类都会问的问题。我出生为人之时也问过这问题数千次。我确实跟你们一样是一个人类就是这样。你们被灌输你们其实是俗人是有限的物质生命对世间的一切无能为力。你们还学会批判学会很多很多的事情。你们必须了解到自己的杰作——这具由物质所构成的身体以及你们用来经验这个世界的感官乃是为了让你们经验到孤独且为了让你们寻求信息来证明自己是孤独的。未曾有人教过你。你学到的是麻痹它忽略它关闭它压抑它这就是你受苦的原因。这就是你们为疾病、自杀、忧郁、气愤、暴怒、战争而苦恼的原因。这些都是因为心灵不了解自己的导向系统所致。你的导向系统对准了爱对准了喜悦、对准了创造力并对准更高的心灵所具有的观念这些观念表达了上帝、表达了一体生命且表达了你的源头即你源自于爱。你是一体心灵的一个面向你从未离开它在实相中你从未坠入分裂之境你只不过是经验到表面看似的分裂现象。你从未真正离开上帝之心你是上帝之心中的一个圣念这正是我们要说的真相这就是你的本质这一圣念具有爱的振动频率因此如果你偏离了这个振动频率例如妄自论断、心怀怨恨或思想狭隘你就会感觉不适因为你本是由爱所造为爱而存在的。因此你在此的任务就是清除你心中所执着的、使你感觉不到爱的临在的那些信念。这就是你的任务。这就是人生的目的。如果你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你就会有下一世的人生然后再下一世的人生永无止尽。对受苦的人而言这是很折磨人的。对那些为疾病、忧郁、自杀想法等所苦的人来说人生是很疲累的。这是你必须永远学习的课程但是有许许多多的使者例如我本身正带给你真理使你能确实了解到这些真理的脉络这是你必须开始接受的观念。如果你想要自杀或是充满愤怒如果你伤害他人且伤害自己表示你离爱的观念更加遥远你已经迷失了。这也表示你的抉择能力受到了污染偏离了爱的振动频率所以你身陷困扰之中。你造成别人的困扰也造成自己的困扰。为何如此因为你与一体生命失去了连结。你与爱失去连结的程度使你感到难以生存下去。如果你处在这样的状态或许你不会读此书但也许你会。如果你正在读这本书而且你正在盛怒中伤害自己与他人那么现在是你该明白这些感觉代表什么的时候了。这些感觉代表着你的思想完全不符一体生命的本质彻底偏离了爱。你已经迷失了所以你需要改变自己的想法你需要改变自己的信念而且你需要改变自己的作为。这就是你的人生目的正因如此这些教诲是以容易吸收、容易亲近、且容易了解的方式传给你。如果你很悲伤如果你想要自杀如果你正怒火冲天那么你已失去了人生的目的然而你正在改变方向来结束那样的经验因为圣灵不会让你处在过度分裂的状态。如果你迷失了自己的路如果你用毒品、酒精、暴力或色情这类事物来重度麻痹自己那么圣灵不会让你迷失太远的圣灵是仁慈与关爱的它会带你回到天乡以调整你的心灵然后给予你另一个机会。你的人生目的不是去累积物质财产你的人生目的不是去雕塑你的身体你的人生目的不在于变得富有。你的人生目的是去了解你心中所持的信念并舍弃那些使你受苦的信念。你的人生目的是根据爱的振动频率来行事因为你是由爱所造你是为了爱而受造你的本质就是爱。你所经验到的所有痛苦乃是一种物质层次的呈现显示出你已经偏离了自己的自然本质那就是爱那就是上帝那就是一体生命。人自从区别于兽之后，就具备了宗教性，即，他从大自然中看到了超越现象世界之物，对他来说，这乃是某种超越死亡之物。几千年中，这种情感曾以最奇特的方式迷失在谬误里。在许多种族，它并不优异于对巫师的信奉，形式粗鄙，我们迄今仍能从大洋洲的某些岛上看到。在一些地方，宗教情感竟堕落为可耻的虐杀，墨西哥古代宗教便有这种特征。在另一些地方，尤其非洲，它成了纯粹的拜物教，也就是说，一种对物质对象的崇拜，该对象被赋予种种超自然能力。正如爱的本能时而使最平庸的人超越自身，时而又使之反复无常、凶暴残忍一样，长期以来，宗教的这种神圣功能似乎只是一个必须从人类肌体割除的毒癌，一种智者应尽力避免的谬误与罪恶之源。西亚的几个大帝国相继兴起，摧毁了他们建立地上王国的希望，而将其抛入宗教的梦幻中，这梦幻，他们以一种忧郁的激情珍藏在心。他们不甚关注民族的王权或政治独立，而接受所有允许他们自由崇拜，并保持自身习俗的政府。有必要指出，这部律法书完全是社会和道德性质的。它的作者们对现实生活怀有崇高的理想，并相信自己已找到实现这理想的最佳方式。众人的观念是，只要信守不渝地遵奉“托拉”，就能获得完满的幸福。这“托拉”与希腊或罗马的“法律”毫无共同之处：除了抽象的正义，希腊或罗马很少论及其他，几乎从不涉及个人幸福和道德问题。我们能事先感到，“托拉”造成的后果关系到社会秩序，而非政治秩序；犹太人辛劳培植的成果是上帝之国，而非世俗的共和国；是一种宇宙性的体制，而非一个民族或国家。《诗篇》，这宗教魂灵的永恒诗章，以其神圣而忧郁的和谐，从这崇高的虔敬中绽开花朵。那时，四邻的异族宗教日趋衰落，在波斯和巴比伦，它堕落为官方欺民的工具；在埃及和叙利亚，它成了粗俗的偶像崇拜；在希腊、罗马世界，它只是虚浮的饰物。而以色列却成为真正而独特的上帝之民。在公元最初几个世纪，基督教殉教士们所做的事，以及时至当今，在基督教内部受正统派迫害的受害者所做的事，犹太人早在基督纪元之前200年中就做过了。他们是对迷信和宗教物质主义的生气勃勃的反抗者。一场卓越的思想运动，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使他们在这一时代成为世上最动人、最独特的民族。他们在地中海沿岸各处的散居，以及离开巴勒斯坦后对希腊语的采用，为自己预备了一条传播思想之路；在分裂成许多小国的古代社会，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耶稣来自平民阶层。父亲约瑟和母亲马利亚都是地位卑微的人，是靠劳动谋生的工匠——在近东地区，这种境遇十分常见：既不安逸也不贫困。在这样的乡村中，生存方式极其简单，无需舒适生活必备的一切，它使富人的特权几乎无用，而使人们都自甘贫苦。另一方面，即使那些一无所缺的人家，也绝无艺术的、为物质生活之优雅增添情趣的欲望。除了伊斯兰教徒带来的破烂不堪、令人厌恶的东西之外，耶稣时代的拿撒勒城与其今日面貌或许几无区别。从那些分割着房屋的石铺路巷和小十字街中，我们能看到耶稣童年时玩耍过的街道。约瑟的住房无疑很像那些破敝的店铺，光线由屋门射入，既是铺面又是厨房兼卧室，室内的家具仅有一张席、几个铺在地上的草垫、一两个瓦罐和一个涂了漆的箱柜。在我们的时代，谁不接受学校教育，谁就会由于孤独的、全然个人化的生活而陷入愚昧无知状态，但在那种道德文化，尤其时代的总精神因人与人之间的经常交往而传播的社会中，这种情况却鲜有所闻。没有老师的阿拉伯人常常十分出众，是因为帐篷乃是一种永远敞开大门的学校，在这里，得益于与教养有素之士的接触，伟大的知识运动，甚至文学运动常会产生。在东方，举止之优雅、智性之敏锐，与我们所说的教育并无共同之处。相反，那些从学校出来的饱识之士却每有迂腐无能之嬚。在这种社会状态中，我们以为必定令人永处低层的“无知”，反而成为办大事或提出伟大创见的条件。耶稣也不知道希腊科学创造的新思想——这科学是一切哲学的基础，且已被近代科学所充分证实。也就是说，他不知道希腊科学排除了古代的天真信仰所认定控制着宇宙的反复无常的神灵。在他之前差不多100年，卢克莱修曾令人钦佩地论述了大自然普遍系统的不变性。否定神迹——认为世上万物皆在某些法则的支配下发生，而这些法则不受超自然存在的任意干涉——这一思想已被所有国家接受希腊科学的重要流派所公认。或许，甚至连巴比伦和波斯对此观念也不陌生。耶稣对这一进步却一无所闻，虽然他诞生于一个实证科学的原则业已问世的时代，却完全生活在超自然的天地里。犹太人或许从未像现在这样渴求奇迹。居住于伟大的知识中心、接受过很完整教育的斐洛，也不过只掌握一种虚假低劣的科学知识。在这一点上，耶稣与他的同胞们毫无不同之处。他相信魔鬼的存在，认为那是一种恶神；如同所有的世人，他也猜想精神病乃由魔鬼造成，是魔鬼控制了病人并使之焦虑不安的结果。他觉得奇迹并非特殊情况，而是正常状态。超自然之概念，以及对其不可能存在性的认识，本是实验科学的伴生物。对自然法则全然不知的人相信祷告能改变行云飘飞的路径，能消除灾病甚至死亡，当然不会觉得奇迹有什么离谱，因为对他来说，万物的发生和演变都是神灵自由意志的表现。这便是耶稣自始至终的知识状态。但是，这种信念在耶稣伟大灵魂中产生的效果与在一般俗民中的效果却截然不同。俗民相信神的特定行为，导致愚昧的轻信，使欺骗者易于行骗。耶稣的信念却导致一种关于人与上帝之间亲密关系的深邃思想，以及对于人力的过度信任。这美好的谬误正是耶稣力量的秘密所在，因为，即使有一天它们使耶稣在物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眼中现出其缺陷，它们仍赋予他一种超越自身时代的伟力，不论在他之前还是之后，还不曾有人支配过这种力量。他与众不同的性格很早就显露出来。传说的故事乐于表现他甚至从童年时代就反抗父亲的权威，为完成他的使命而离弃常规。至少，他肯定极少顾及亲属关系。他的家人似乎并不爱他，有几次他对他们好像也很严厉。像所有仅仅专注于某一思想的人那样，耶稣也很少考虑血缘联系。从巴比伦俘囚时代到中世纪，犹太民族有一种特点：一直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中。这便解释了在这漫长的历史阶段，犹太民族精神的诠释者们何以好像总在发高烧的情况下写作，要么超越理性，要么丧失理性，而极少走一条适中之道。从来没有人以决心走极端的更大勇气抓住与未来和个人命运相关的问题。犹太思想家们总是把人类命运和他们那小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他们最早寻求一种各民族进步的普遍性理论。总是闭关自守、只注意细小争端的希腊人拥有令人钦佩的史学家，但在罗马时代以前，我们却无法从中找到一个囊括全人类的历史哲学的总体系统。反之，犹太人得益于一种预知感，它使闪族每每神奇地易知未来的重大趋势，犹太人借此把历史纳入宗教之中。这种精神或许多少受惠于波斯。波斯自古就把世界历史视为一连串的进化，每一进化阶段都由一位先知主宰，每位先知都有他的“哈扎”，即一千年治理期，与印度的下凡之神阿瓦塔类似；先知们从这连续不断的世代中勾勒出世事进程，为最高神奥姆兹的统治做准备。最后，当千年治理期的循环彻底结束时，尽善尽美的天堂便会出现。那时人类将幸福地生活，大地将像一个大平原，只有一种语言，一种法律，和一个治理所有人的政府。但这一时刻到来之前，必有各种可怕的灾难发生。由于伊斯兰教的影响，居民们常年陷于贫困之中，这美丽的乡村如今已成为令人感伤和沮丧的地方。但那些人们无法毁灭的事物迄今还呼吸着自由、温暖、柔和的空气，它们在耶稣时代曾流溢出幸福与繁荣。加利利人以强健有力、勇敢勤劳著称。约公元15年，安提帕为荣耀提庇留而建筑了罗马风格的城镇提比里亚，除它以外，加利利再无大城。然而，这个地区居民很多，小乡镇和大村庄遍布四方，各处的田园都井然有序地耕作着。从它光荣历史所留下的废墟中，我们能窥见一个农业民族，没有艺术天才，淡漠于奢侈品和形式之美，全然是理想主义性质。乡间有丰富的清泉和果子，大田庄被葡萄树和无花果树的浓荫所遮蔽，园子里到处是结满了苹果、核桃和石榴的果树。依据今日犹太人在萨菲所产的酒进行判断，当年酒质优良，人们也喝得很多。加利利虽然缺少大理石、经验丰富的工匠和精美高雅的语言，却为大众的想象创造了最崇高的理想，因为人类的命运在其田园牧歌的背后动荡着，照亮画面的光明乃是上帝之国的太阳。耶稣就生长在这醉人的环境中。从童年起，他几乎每年去耶路撒冷度宗教节日。对于外省的犹太人来说，朝圣是一种甜蜜而庄重的仪式。整套的诗篇被用于歌颂这种幸福：春季，一家人一连几天翻山越岭地旅行，每个人眼前都浮现着耶路撒冷的壮丽、圣所的庄严和教友们同住合一的欢乐。在这些旅行中，耶稣通常的路线是经由基尼亚和示剑抵达耶路撒冷，这条路迄今还畅通无阻。有人提出，从很早时起，沙漠对耶稣的成长就发生过重要影响，他曾长时间待在那里。但他在沙漠中发现的上帝并非自己的上帝，而毋宁是约伯的上帝，严厉可怕，对任何人都不负责任。约瑟死时耶稣在社会上还没有什么地位。马利亚多少成为一家之主，这解释了人们在区别耶稣与其同名者时，为什么总把他称为“马利亚的儿子”。耶稣子承父业，继续做木匠。木匠绝不是令人羞耻或悲伤的职业。犹太习俗要求一个致力于传播知识的人也掌握一门技术。即便最著名的博学之士也如此，所以，学问极深的圣保罗也是一个制造帐幕者。耶稣不曾结婚，他所有的爱都倾注于自认为天赋的使命上。伪善的法利赛人在祷告时，回头观望是否有人注意他们，在施舍时总要自我夸耀，还爱在外衣上做些标记，以便人们能认出他们是虔敬者——所有这些伪装虔诚的丑态怪相都使耶稣厌恶。

《2021工作的意义》

工作的起源

科里奥利力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玻尔兹曼大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凯恩斯认为人类最紧迫的问题就是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经济问题，也被称为稀缺性问题。他的理论认为人是被贪婪的欲望所诅咒的理性动物，但由于根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所以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当凯恩斯第一次描述他的经济乌托邦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研究只不过是社会人类学这门新兴学科中的一个小插曲。即便他希望更多地了解狩猎采集者，也不会找到太多东西来挑战当时流行的观点，即原始社会的生活就是一场同饥饿的持久斗争。他也找不到什么证据去说服自己相信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偶尔出现倒退，人类的旅程仍以进步为主，进步就是我们工作、生产、建设和交换的引擎，而这个引擎源于我们与生俱来的解决经济问题的内在动力。但到了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像朱/霍安西这样的狩猎采集部落，其成员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他们非但没有生活在饥饿的边缘，恰恰相反，这些部落的人往往营养良好，甚至比大多数农业社会的人寿命还长，而且很少有人每周工作超过15个小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休息和休闲。我们还知道，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不经常储存食物，不关心积累财富或地位，几乎只为满足短期的物质需求而劳动。尽管“经济问题是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观点坚持认为人类受到了无限欲望的诅咒，不得不在有限资源的炼狱中挣扎求生，但狩猎采集部落的成员物质欲望却很少，他们只需要付出几个小时的劳动就能得到物质满足。他们组织经济活动的前提是相信资源充裕性，而非过于关注稀缺性。在长达30万年的智人历史中，我们的祖先在95%以上的时间里都过着狩猎采集生活，既然如此，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资源稀缺性问题折射出的人性以及关于工作态度的假设都植根于农耕时代。对于古代的猎人而言，猎杀麋鹿是一项维持生存所需的工作，但对于发达国家的猎人而言，则变成了一项令人振奋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往往非常高；对于旨在营利的艺术家而言，画画是工作，但对于众多艺术爱好者而言，画画能放松自我、带来乐趣；对游说者而言，与有影响力的人建立关系是工作，但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交友主要是一种乐趣。其次，除了我们为满足食物、水、空气、取暖、友谊和安全等基本需求而花费的精力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算得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需品。更重要的是，需求常常不知不觉地与欲望结合在一起，以至于无法把它们区分开来。因此，有些人会坚持认为，羊角面包配上一杯上好的咖啡是早餐必备，而对另外一些人而言，这却是一种奢侈。我们不难发现，今天的人与机器的关系其实类似古代农民与牛、马等役畜之间的关系，而且我们今天对于自动化的焦虑，其实类似古代佃农们对新技术的焦虑。第一条路线描绘了我们与能源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所谓工作，终究是一个能量交换过程，而活的有机体与死的、无生命的物质的关键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做某种工作的能力，因为只有生物有机体才会主动寻找并获取能量来维持生存、生长和繁殖。沿着这条路线探索下去，就会发现人类并不是唯一经常挥霍能量的物种，而且当人类被剥夺了目标、没有工作可做之后，会变得倦怠、沮丧和低落。这又引发了其他一系列关于工作的性质以及我们与工作的关系的问题。比如，像细菌、植物、农场的马这样的有机体也能工作吗？如果能的话，它们的工作与人类的工作以及人类制造的机器所做的工作存在什么不同呢？这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启发呢？在这条路线的起点，一堆混乱的、不同的分子借助某种能源集合在一起，构成了有生命的有机体，之后，生命逐渐扩散到地球表面，并在进化过程中获取新的能量，包括阳光、氧气、肉、火以及化石燃料，这条能量交换路线也在稳步拓展，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在学习如何用火来满足一些能源需求之后，他们更容易获取食物，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空闲时间。由于掌握了如何在寒冷天气保暖的技能，大大拓宽了饮食范围，所以催生了一个消耗能量越来越多、工作也更努力的大脑。第二个交叉点大约始于12 000年前，可以说离我们最近，也更具有变革性。那时，我们的祖先开始常规性地储存食物，并尝试耕作。这样一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同环境、稀缺资源和工作之间的关系都开始发生改变。探索这一交叉点可以揭示出我们今天赖以开展工作的经济架构在多大程度上起源于农耕时代，也可以揭示出我们对平等和地位的看法同我们对工作的态度存在多么密切的联系。这是大约8 000年前的事。当时，农业社会开始产生富余粮食去养活大量的城市人口，这翻开了人类工作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新篇章。在这种情况下，工作不仅仅意味着在田间劳动以获取能量，还意味着想方设法消耗掉富余的能量。第一批城市的诞生孕育了全新的技能、职业、工作和贸易，这在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或狩猎采集社会是无法想象的。第四个交叉点是18世纪早期工厂的出现。巨大的烟囱里冒出浓烟，标志着西欧社会学会了如何从化石燃料中释放古老的能量储备，并将其转化为当时无法想象的物质繁荣。从这时开始，城市数量和规模快速增长，人口数量以及被我们祖先驯化的动植物数量剧增。为了适应这一局面，之前提到的两种路线都开始扩张了，世界变得更加拥挤起来。这时，人类开始关注资源稀缺性和工作的重要性，变得更加忙碌。（矛盾的是，这时的物资其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尽管现在还不宜得出结论，但我们不得不怀疑，未来的历史学家在研究人类与工作的关系时，不会区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和第四次工业革命，而是会认为这段漫长的时期与之前的任何时期同样重要。传教士在布道伊始，会首先提醒他的会众要在每周日聚在一起礼拜。传教士说，这是因为上帝为了创造天堂、地球、海洋、太阳、月亮、鸟类、野兽、鱼类等不知疲倦地工作了六天，只有在第七天才会放下工作去休息。传教士提醒会众，因为人类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他们也要辛苦劳作六天，第七天休息，并对上帝赐予他们的无数恩典表示感谢。科里奥利之所以对撞球感兴趣，不仅因为他从象牙球相互碰撞时发出的咔嗒声中获得了一种满足感，或者在球杆推着球从桌上滑入网袋时体验到了一种兴奋感，更主要的一点是，对他而言，撞球揭示了数学在解释现实方面的无限潜力，球桌为他观察和探索主宰宇宙的基本定律提供了空间。这些球令他联想起伽利略描述天体运动时提到的天体，而且每当把球杆握在手中准备击球时，他就会想起欧几里得、毕达哥拉斯和阿基米德所描述的几何学基本原理。他的手臂动作使母球充满能量，每当母球击打其他球时，这些球的运动就会遵循牛顿在近一个世纪之前提出的关于质量、运动和力的定律。撞球运动还令人想起一系列有关摩擦、弹性和能量转移的问题。科里奥利现在最为人熟知的成就是阐述了“科里奥利效应”，如果没有这个科学概念，气象学家就无法合理地解释气旋或洋流的变化。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一点是，他为人铭记的另一个事实是他最早将“work”（意为“功”）引入现代科学词汇。因此，不足为奇的是，科里奥利对科学和数学最重要的贡献起源于他对球体旋转运动的研究：一个台球之类的物体在运动过程中产生了动能，而且这是一个能量转移的过程，通过球杆，能量从胳膊转移到了球上，推动桌球围着桌子旋转。科里奥利的方程式很快就被他的科学同行们公认为合理，而令同行们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发明的术语，似乎它就是科学家们多年来一直苦苦寻找的完美词汇：“功”不仅能准确地描述蒸汽机的设计用途，而且它在法语中对应的单词“travail”还蕴含着一种其他语言所没有的诗意，因为它不仅有“努力”的意思，还有“苦难”的意思，令人想起在法国第三等级的人遭受的苦难。这个等级的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长期以来一直在戴着假发、骄奢淫逸的教会人员和贵族的枷锁下辛苦劳作。科里奥利令人看到机器具备将奴隶们从辛苦劳作中解放出来的潜力，所以，他其实勾勒了技术引领我们走向“经济乐土”的梦想雏形。后来，凯恩斯对这个梦想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功”现在被用来描述所有的能量转移，比如在天体层面星系和恒星形成时发生的能量转移，以及在粒子层面发生的能量转移。如今，科学家也意识到宇宙的诞生涉及无数的“功”，而生物之所以与非生物存在重大区别，恰恰是因为生物能够做一些非同寻常的工作。一颗“活的”星体不会主动从环境中补充能量，也不寻求繁殖后代，使它们长大后和它一样。相反，它通过物质质量的亏损转化成为能量，为自身做功，从而提供能量来源。一旦物质质量耗尽，星体就会“死亡”。生命为了生存、成长和繁殖，必须积极地做功，这或许可以归因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定律也被称为“熵定律”。一些物理学家将其视为宇宙最高定律，它描述了所有能量在宇宙中均匀分布的趋势。熵定律就像神话里面那个热衷于制造恶作剧的“骗子之神”一样，无情地破坏着宇宙创造的一切秩序。久而久之，熵定律将带来世界末日，这不是因为它将摧毁宇宙，而是因为熵的增加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当能量在宇宙间实现均匀分布时，所有物质的温度达到热平衡，宇宙中的有效能量已经全部转化为无效能量，再也没有任何自由能去做物理学意义上的功。根据玻尔兹曼的计算，如果孩子们只是随机地整理卧室里的物品（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每个物品被摆放回原处的概率都是相等的。当然，作为随机的物品整理者，他们不小心把所有物品放回应该放的地方，保持房间整洁的概率是极低的。问题是让房间变凌乱的方法，比让房间变整洁的方法多得多，所以房间变凌乱的概率更大，直到父母要求他们做必要的工作时，他们才会消耗能量，将房间恢复到可以接受的低熵状态。在一个由热力学定律支配的宇宙中，上帝戒律是没有存在空间的，一切事物的最终命运都是预先设定的。玻尔兹曼之所以敬佩达尔文，不仅仅因为他们都打破了宗教教条，还因为他看到熵定律之手正忙着塑造进化过程。这个想法直到过了一代人的时间之后，才被诺贝尔奖得主、量子物理学家欧文·薛定谔做出完整阐述。薛定谔的一个知名实验就是把想象中的猫装进想象的盒子。薛定谔确信生命和熵之间的关系是根本性的。在他之前，包括路德维希·玻尔兹曼在内的很多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人类与河马等生物体都是热力学引擎，因为它们像蒸汽机一样，也需要获取食物、空气和水等“燃料”，而在做功过程中，或者说在工作过程中，它们也把其中一些“燃料”转化为能量，随后这种能量消失在宇宙中。薛定谔认为，构成一个基因组的“一小组原子”能够将数万亿个其他原子组织成毛发、肝脏、手指、眼球等，是非常神奇的，因为这些原子的行为明显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东西似乎都趋于无序，而生命却不一样，因为它能把物质聚集在一起，然后非常精确地把它们组织成令人惊讶的复杂结构，收集自由能，从而再生。尽管从表面上看，生物体好像娴熟地、有机地违反了熵定律，但薛定谔认识到，如果真正违反熵定律，生物体是不可能存在的。这就意味着生物体需要对宇宙中熵的总量做出贡献，而他的结论是，这种贡献方式就是通过寻找、捕获自由能，利用能量做功，产生热量，从而增加宇宙的熵。他还指出，有机体越大、越复杂，需要做的功就越多，这样才能生存、生长和繁殖下去。因此，与岩石等物体相比，生物体等复杂结构对宇宙中熵的贡献往往要大得多。当时，大气和海洋的含氧量越来越多，额外释放的能量越来越多，这些能量肯定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中发挥了作用。但进化或许扮演了更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进化过程中“适者生存”，那些适应周围环境的物种幸存了下来，它们开始从一个新的、比氧气更重要的来源获取能量，即捕食比自己弱势的生物。这些弱势生物已经辛苦地收集了能量，将能量和营养储存在肉、器官、外壳和骨骼中，一旦被捕食，这些能量就转移给了捕食者。大约在6.5亿年前，同温层中积累了足够多的大气氧，形成了一个臭氧层，臭氧层变得越来越厚，最终足以屏蔽掉危险的紫外线辐射，使一些生物得以在海洋边缘生存而不至于遭到灼晒。大约2亿年后，生物圈覆盖了大部分陆地，慢慢地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非常复杂的海洋和陆地生态系统，挤满了各种各样的生物，这些生物勤奋地捕捉自由能，使用它获得更多能量，并完成繁殖。很多这些新形态的生命体利用能量做功的方式，与今天人类利用能量工作的方式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细菌仍然是生物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体型更大的陆地动物的存在改变了生物做功的性质。体型更大的动物需要大量的食物，与相对静止的微生物相比，它们能做更多的“体力活”，比如打洞、捕猎、逃跑、破坏、挖掘、飞翔、吃、捕猎、战斗、排便和移动物体，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会从事建筑。当一棵树生长时，树叶最大限度地暴露在阳光下，这样就可以收集太阳能，将二氧化碳和水转化为葡萄糖。这只是“合目的性”的表现。在雨季，数以千计的飞蛾扑向卡拉哈里沙漠的篝火，这种致命的行为也是“合目的性”。但正如“科科”的训练师所了解到的那样，在其他种类的生物中，“目的性”的行为与“合目的性”的行为并不是明显区分的。换句话说，进化过程会诱导有机体获取和消耗能量，既是为了生存，也是为了使自己富有吸引力，前者要求追求效率和控制能量消耗，后者则倾向于鼓励浪费能量和追求华而不实的东西。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地意识到，孔雀尾巴并不像达尔文想象的那样成为孔雀身体的负担。研究人员测试了孔雀腾空躲避捕食者的速度，结果发现大尾巴并没有对它们腾空躲避捕食者的能力产生显著负面影响。研究还发现，孔雀的尾巴可能在择偶过程中也没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也许他的说法是对的，但是朱/霍安西部落另一位观察者斯普林甘（Springaan）表达了一个更有趣的观点。他推测织布鸟就像他的妻子一样。他的妻子无法忍受无所事事的状态。因此，每当她忙完琐事，抽出空闲的时候，就会忙着制作串珠首饰，一串接一串地制作，都是类似的十字形设计，使用同一套熟练的手法和技巧。每当她的珠子用完时，由于没有钱买更多的珠子，她就会孜孜不倦地把旧的成品——通常是非常漂亮的成品——一颗一颗地拆下来，然后重新利用，编织成新的珠串。他认为这是一种伟大的美德，并且很幸运说服这样一个女人嫁给了他。这个女人就像一只织布鸟一样，制作美丽物品的技艺让她找到了骄傲、快乐与平和。但另一方面，她不确定自己嫁给他是否幸运。建造和毁掉鸟巢的织布鸟似乎精力异常充沛，但它们绝非除了人类之外，唯一倾向于耗费精力做无意义之事的物种。仅在鸟类王国里，就有成千上万个类似的案例，它们耗费高昂的成本精心地做无意义之事，从天堂鸟华丽的羽毛到园丁鸟精心制作的鸟巢，莫不如此。许多进化生物学家严格地用功利主义来解释这些行为。对他们而言，生命史基本上就是一个关于性和死亡的故事，其余都属于粉饰性质的，要理解所有经历自然选择而保留下来的特征，最终必须从增加或减少一个有机体生存或繁殖概率的角度去解释，或者从是否有利于一个有机体觅食或求偶的角度去解释。他们可能会说，织布鸟建造和破坏鸟巢的原因是为了向潜在配偶暗示自己非常健壮，或者为了保持最佳状态以躲避潜在的捕食者。在进化史上，有许多例子表明，由于环境的变化，物种会迅速丢弃那些冗余的、耗费大量能量的生理特征。以三刺鱼为例。这种鱼体型小，身体进化出了三根脊骨，作为保护盔甲，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的攻击，让它们在一个没有捕食者的湖里生存，但经过几代的进化之后，这种保护盔甲就会弱化，因为捕食者没有了，这种需要消耗很多能量的盔甲就不必要了。但也有许多生物在进化过程中，一些生理特征的现实作用不再显著，却依然保留了下来，并且会消耗能量。鸵鸟、鸸鹋虽然不会飞，却保留了退化的翅膀，鲸鱼虽然不会跑步，却保留了退化的后腿，蟒蛇保留了退化的骨盆。同样，人类也保留了一系列退化的特征，比如无用的耳朵肌肉，不再发挥作用的消化系统组织，以及尾巴退化后形成的尾骨。一个更有趣的解释可能是它们能量太多，必须通过这种途径消耗掉。一组研究人员对乡村织布鸟进行了不懈的追踪，结果发现它们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其实非常少，在长达8个月的筑巢季节里，根本没有观察到雄性织布鸟有任何专注的觅食行为，而是一直在聚精会神地筑巢。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在筑巢季节，食物很丰富，织布鸟只需偶尔觅食，比如，在搜寻筑巢材料时，会从空气中捕捉高能量的昆虫以及找到各种各样的谷物。他们指出，当食物充足时，雀形目鸟会通过提高唱歌、飞行和其他日常行为的强度去加强锻炼，这与人类通过运动或跑步消耗能量的方式非常相似。作为织布鸟最喜欢的季节性食物之一，谷物让我们从侧面思考人类自身的行为。在我们的想象中，种植谷物是人类的独特行为，也象征着人类与工作关系的两个交叉点：一个是种植粮食，另一个是在大城市协同工作。因此，对斯宾塞而言，跳蚤寄生在狮子耳朵上、牛羚在狮子面前吃草、狮子在没有任何愧疚的心理负担下咬烂牛羚的喉咙……都是在以各自的方式适应周围环境，而它们之间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他指出大多数植物如何依赖鸟类、蜜蜂等生物授粉或者播撒种子，寄生虫如何依赖于宿主，以及食腐动物如何依赖于猎人。同样清楚的是，正如忙于筑巢的织布鸟给我们的提醒一样，尽管寻求能量的成败往往能够塑造多个物种的进化轨迹，但动物的很多特征和行为是难以解释的，这些特征和行为很可能归因于季节性过度丰富的能量，而非归因于对稀缺资源的争夺。这一思路或许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帮助我们去理解为什么人类——最善于挥霍能量的物种——还要如此努力地工作。人类现在获取的大部分能量，除了用于维持体能和繁衍后代之外，都消耗在使用工具来改变和改造周围世界上了。狩猎采集者需要向远方迁徙，这种流动性要求他们从一个营地前往下一个营地时不能携带太多沉重的物品。这是他们形成节俭文化的一个原因。他们制作的大多数工具都是由轻质、有机、易加工的材料制作而成的，比如木材、植物纤维，或者动物的皮、角、肌腱和骨头。考虑到塞内加尔大草原上的黑猩猩使用小的、故意磨尖的棍子去猎杀灌丛婴猴，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系统性地使用磨尖的棍子比石器出现得还早。有机物质当失去生命，暴露在自然环境中时，会有氧分解，各种食腐动物、昆虫、真菌和细菌会加速分解过程。死亡动物的软组织总是先分解，就连大象死后，皮肉也会在几天内腐烂，骨头也会被鬣狗咬碎。在非常适宜、干燥的环境下，木质素（赋予木材力量的物质）可能需要几百年才回归尘土，而大骨架则需要几千年。但在潮湿的环境下，木头和骨头会迅速腐烂。当死去的有机物困在缺氧的环境中时，比如被黏糊糊的泥浆封存住，则通常需要更久才能分解，但到最后，肯定也会被某些厌氧酸分解，产生一种叫作醋酸菌的微生物。《圣经》中的大力士参孙发现，驴的下颚骨可以用来攻击敌人。再比如，当为了寻找骨髓而敲碎一块未经烹煮的大骨头时，人们就会发现当骨头断裂时，往往会产生一系列致命的、锋利的、坚硬的尖端和边缘，这可以用来刺穿或切割其他物体。卡图潘手斧的制作原因和用途一直是未解之谜，但它宛如一首雄辩的诗，赞美着制作者的精湛技艺。充分掌握一项技能，并使其达到近乎本能的程度，不仅需要时间和精力，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必须学习基础知识，通常是通过指导、模仿和实验相结合的方式。然后，在它成为第二天性之前，必须经过多年实践。获得技能还需要精力、灵活性和认知处理能力，以及一些无形的素质，科学家在讨论这些素质时要比诗人谨慎得多，包括毅力、欲望、决心、想象力和雄心。智人获取和掌握的各种技能，包括以极高的精准度射箭或进行显微手术，都融入了我们的手、胳膊、眼睛和体型中。我们不仅是祖先所做工作和所获技能的产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生来就是要工作的，我们在一生中也逐渐被所做的不同工作塑造。智人新生儿的大脑为了发育完善，更多地依赖丰富的感官环境，而不是温暖安全的子宫。智人的新生儿不仅感到无助，其大脑也是一片空白。婴儿期是大脑发育最快速的时期，因为他们出生后，会从外界环境中接受听觉、嗅觉和触觉的刺激，数周后还会受到视觉的强烈刺激。这种丰富的感官刺激环境会促使婴儿的神经元不断发生连接，连接部位就是所谓的突触。突触决定着人的学习能力，数量越多，密度越大，人的学习能力就越强，智力水平也就越高。这些突触还能帮助婴儿从混乱的感官刺激中过滤出有意义的信息。这一过程从童年一直持续到青春期早期，到青春期早期，突触数量是出生时的两倍，大脑不断被幻想（通常是荒谬的想象）激发。这一时期获得的基本技能在后来的岁月中就成了直觉的、本能的技能，这一点并不令人惊讶。在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逐渐消耗大量在婴儿期和童年期形成的突触，经常受到刺激的突触被巩固并保留下来，反之则会被修剪，直至消失。所以，当我们步入成年期的时候，大多数人的突触数量仅剩青春期时的一半。突触修剪、消失的过程对成人大脑发育的重要性不亚于之前突触大量生长，因为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未充分利用的突触连接萎缩和死亡，大脑实现自我精简和进化，以便更好地满足环境需求，将能量集中在最需要的地方。大脑受生活环境影响的过程并不会戛然而止。神经系统的重组和发育过程一直延续到成年期和老年期，只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过程更多地是由突触萎缩和死亡驱动的，而不是由突触再生驱动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的物种在年轻时具有非常强的可塑性，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可塑性会下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抵触改变，为什么老了之后很难改掉年轻时养成的习惯，为什么我们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文化信仰和价值观反映了自己的本性，为什么当别人的信仰和价值观与我们相冲突时，我们抨击别人是不自然的或不人道的。米勒坚持认为，生物体为了消耗自由能，必须先找到自由能，而要找到自由能，则必须有能力获取和解读与周围世界有关的信息，然后遴选有用信息，并采取应对措施。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在生物体获取的能量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借助感官寻找信息，然后对信息进行处理，以便发现和获取更多能量。米勒解释说，正如身体通过吸收自由能而生存一样，心灵也通过吸收信息而生存。当一头饥饿的豺狼遇到一头正躺在猎物附近休息的狮子时，它会先谨慎测试狮子的戒心和情绪，权衡从狮子猎杀的动物尸体上抢走一根带肉骨头的风险，然后再决定是否发起冲击。随着太阳升得越来越高，地面上的树影变得越来越短，动物足迹就变得越来越难以看到和辨认。不过，对于一个善于追踪动物的猎人而言，这没什么。比如，当人们阅读某个字母或单词被涂黑的句子时，或者听到别人用陌生的口音说着熟悉的单词时，人们首先会借助直觉去推断，然后从之前就熟悉的那些词语中找到难以发现的线索。在朱/霍安西部落中，一个猎人的技能不仅仅通过他的毅力或射箭准确度来衡量，还要通过他发现动物的能力来衡量。他首先要发现潜在猎物，通常需要跟踪它一段距离，然后才能靠得足够近，以确保准确射击。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你与动物产生心灵交互，通过它的感官感知世界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做到这一点的方法就是解读它的足迹。这是我们祖先的第一次能量革命，因为肉、脂肪和骨头提供的额外营养和能量帮助能人种属进化出体积更大的大脑。这也减少了他们对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的依赖，从而减少了觅食所需的时间。但仅仅依靠生肉、脂肪和骨头并不足以帮助祖先形成和维持像智人那种体积大、耗能多的大脑。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烹制食物，而为了烹制，他们需要掌握火的使用。这个过程开启了人类进化史上第二次，或许也是最伟大的一次能源革命。黑猩猩和大猩猩等灵长类动物的肠道比人类长得多，它们需要额外的结肠空间来从多叶、多纤维的饮食中汲取营养。动物的肉用火烹制之后就易于消化了，从而使消化系统的很大一部分功能变得多余。烹制也有助于重塑面部肌肉。吃更软、更熟的食物意味着下颚肌肉强大不再是“物竞天择”的自然优势。随着大脑的发育，人类祖先的下颚也在变长。由于大猩猩的饮食不是特别有营养，它们每天必须吃相当于自身体重15% 的食物来维持健康。这样一来，留给打斗、交配和玩耍的时间就不多了。这就是为什么大型灵长类动物的研究人员如果想看到它们做一些更有趣的事，不得不先耗费大量时间坐着，观察他们的研究对象有条不紊地觅食和进食。我们知道，大多数大型灵长类动物每天要花8到10个小时觅食和进食，这相当于每周工作56到70个小时。咀嚼、消化和处理树叶、木髓、根茎既耗时又耗能，它们把剩下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睡觉和慵懒地梳理彼此的毛发。直立人掌握如何使用火和烹饪之后，就能以更少的体力获得更多的能量回报，促使脑容量逐渐增加。这样一来，他们除了运用智力和能量寻找、消耗和消化食物之外，从事其他活动的时间也会增加。用火烹熟食物给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大量休闲时间。他们利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呢？考古记录并没有给我们留下太多线索。我们知道，随着大脑逐渐发育，他们在制造工具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可能也有了更多的两性亲密时间，至于其他方面，我们就不好推测了。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我们很多人在无聊中度过了太多时间，但关于无聊的科学研究却是少之又少。从历史上看，只有那些从事“孤独职业”（solitary profession）的人才会对无聊感兴趣，比如哲学家和作家。牛顿、爱因斯坦、笛卡儿和阿基米德的一些伟大见解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因于无聊。正如尼采所言：“对思想者和一切有创作力的灵魂而言，厌倦是灵魂深处的一种不愉快的平静，是一段欢乐旅程的前奏，也是一阵欢愉的清风。”（尼采将自己的无聊归因于探索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人类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被文字、图像、声音和行为吸引。我们会在音乐中陶醉自己，会在倾听别人说话的过程中让自己的思维进入另一个世界，会在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一个声音，或者看到一个分辨率低、电子生成的传真文件时，被深深地吸引住。如何在空闲时间让躁动的大脑平静下来，是人类祖先面临的一种进化压力。在这种压力下，处于有利地位的是那些可以将别人从无聊的负担中解放出来的人。这些人拥有较强的社交能力，口才好，会唱歌，有想象力，而且精明，能够用语言讲故事，开展娱乐活动，展现个人魅力，让别人恢复冷静，逗乐别人，鼓舞别人或者诱惑别人。在这些功能里面，诱惑别人特别重要，因为自然选择过程不仅淘汰了适应能力差的人，还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某些特征能否幸存下来是由性伴侣选择的。在许多灵长类社群中，地位高、身体壮的个体通常会垄断地位低、身体弱的个体的性接触机会。但当觅食过程变得不那么耗时，对身体健壮程度的要求也不那么高时，那些培养了语言能力的男性很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争夺性伴侣的竞争中更容易成功，从而确保自己的基因能够传给下一代。换句话说，当我们的祖先用火满足一些能量需求之后，空闲时间便增加了，促进了语言能力的进化，这样一来，他们就朝着创建新世界迈出了第一步，在这个新世界中，一个身体强壮的人有时会输给一个语言能力强的、富有魅力的人。

低欲望的原始生活

人类学家之所以相信这一点，是因为直到4万年前，才开始出现一些能够印证智人聪明才智的明确证据，包括风格成熟的岩画、雕刻、雕塑、复杂的工具制作传统、精致的珠宝甚至葬礼。萨林斯一直在刻苦钻研人类学文献、殖民时期的报告和其他描述欧洲人和狩猎采集者互动情况的文件。从这些研究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人们对狩猎采集者形成的刻板印象是他们毕生都在与资源匮乏做斗争，而这种看法过于简单化了。萨林斯最感兴趣的并不是与农业或工业社会那些压力巨大、工作死板的人相比，狩猎采集者究竟享有多少闲暇时间，而是他们“对物质需求的节制”。他的结论是，狩猎采集者之所以比其他人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主要是因为他们只注重满足迫切的物质需求，而没有被一大堆令人不得安宁的欲望所拖累。康拉德笔下这片“非洲最大的森林”令人难以忘怀，在刚果东部六个月的探险经历中，疟疾和痢疾的反复发作使他精神恍惚，产生了幻觉，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殖民者残暴掠夺的反思。在刚果期间，他亲眼见证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雇佣兵组织——“公共部队”（Force Publique）——强迫原住民按照固定配额上缴橡胶、象牙、黄金等物品，而当地人换来的只有恐惧，未完成配额的人会被砍掉一只手，敢争辩的人会被砍掉脑袋。后来，康拉德在描述这些殖民者暴行时说，这是“最邪恶的战利品掠夺行为，扭曲了人类良心与地理探索历史”。社会主义者妖魔化游手好闲的富人，而资本主义者则倾向于蔑视“游手好闲的穷人”。所有政治派别的人现在都注重区分创造者和索取者、生产者和寄生虫，即使他们对这几类人的定义有些区别，但他们的态度却是一致的。这种现象或许表明，在人类社会中，勤劳与懒惰之间的冲突具有普遍性。但在“按需共享”的狩猎采集社会中，这种冲突被置于一种相对不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表明，这类冲突是最近才出现的。猎人通常认为分配肉的压力比肉的价值更大。朱/霍安西部落还有一个技巧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坚持认为，肉的真正主人不是负责分配肉的那个人，也不是猎人，而是杀死动物的那支箭的主人。这往往是少数猎人。但是，一些思维敏锐的猎人会刻意向不那么热衷打猎的猎人借箭，以便逃避分配猎物的负担。这也意味着老年人、近视者、畸形足者和懒人偶尔也有机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当客人们带着礼物（比如鱼油、精美的编织毛毯、曲木制作的箱子和铜板）、划着独木舟回家时，这些仪式的举办者往往会开始计算自己为了谋求社会地位、慷慨施舍礼物而欠下的债务，有时候这会令其债台高筑。定居在寒冷的亚洲大草原上的人要比非洲的狩猎采集者做更多的工作来维持生命。他们无法像非洲人那样整年都能光着身子在星空下游荡或睡觉。漫长的冬天迫使他们精心制作一些防寒保暖的衣物以及结实耐穿的鞋子，并且为了生火，他们必须收集更多的燃料。他们还需要找到或建造足够坚固的住所，以抵御冬季的暴风雪。为了适应剧烈的季节变化，欧洲、亚洲的狩猎采集者偶尔会储存食物，调整工作时间，这意味着人类朝着注重长期、注重未来的工作关系迈出了重要一步。在此过程中，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的心态去应对资源稀缺的问题，这种态度重塑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至今仍在某些重要方面影响着人类的经济生活。然而，尽管他们需要比那些生活在温暖气候地带的人更早地做出计划，他们依然对季节性变化的自然环境抱有很大的信心，相信未来大自然一定会继续慷慨地赐予自己足够的食物。具有些许滑稽意味的是，地球寒冷时，远古人类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而是直到18 000年前地球开始变暖之际，才有人朝着粮食生产迈出了重要一步。这为后来人类不断增加的能源足迹以及形成对工作的痴迷奠定了基础。

在田间工作

柴尔德教授是坚定的独身主义者，终生保持单身。他之所以决定结束生命，退休生活的孤独和养老金的不足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最重要的刺激因素是他在致格莱姆斯的信中所做的冷静思考。他认为，如果无法做任何有用的工作，那么生命就是毫无意义的。他在这封信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老年人不过是寄生的食利者，榨取年轻人的精力和辛勤劳动成果。他也没有对那些坚持发挥余热、决心证明自己仍然有用的老人表示同情。他坚持认为，这些继续工作的老人是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剥夺了更年轻、更有效率的继任者升职的机会。柴尔德1892年出生于悉尼，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在职业生涯中发表了数百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和20本书。但在64岁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令人沮丧的结论，那就是他再也无法做出有用的贡献了，而且回望过去，他之前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徒劳和无价值的。在柴尔德主要的职业生涯中，考古学家使用的主要工具是铲子、刷子、水桶、筛子、巴拿马草帽以及他们的想象力。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越来越担心他的许多好观点会被新发现证实为毫无价值，因为当时考古学家已经开始与地质学家、气候学家和生态学家进行越来越多的合作，而这些领域的新发现揭示出，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生产过渡的情况，远比他在《人类创造自己》一书中所描述的要复杂得多。现在看来，当时柴尔德越来越有可能被颠覆的一种观点是，他之前认为远古人类聚居在永久定居点是从事农业生产带来的结果，但事实上，他把因果关系弄颠倒了，这种聚居恰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一个诱因。考古人员认为纳图夫人是热情的家庭酿酒师，而且他们提出了一个几乎完全正确的论断，即啤酒的发明加速了纳图夫人对农业的接受，从而促进了谷物的定期供应，以便用于发酵。他们还提出了一个可能正确的论断，即纳图夫人的啤酒主要用于宗教仪式。对格陵兰岛冰芯的分析表明，上一个冰期的结束标志着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激增。这一过程使碳三植物的光合作用增加了25% 到50%，从而促使碳三植物生长得更茁壮，在争夺土壤养分的竞争中超过碳四植物。如果从这些村落附近的墓地来看，这些地方连续定居了几代人。定居也意味着纳图夫人比他们之前的任何族群都乐于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建造和使用笨重的工具，这些工具不容易从一个定居点搬到另一个定居点。其中最重要的是非常重的石灰石和玄武岩杵，它们用来磨碎谷粒、捣碎块茎，似乎还用来制作啤酒。拥有了这么多食物之后，纳图夫人便有能力发展其他技能了。从纳图夫人考古遗址发现了装饰精美的石制和骨制工具、充满情欲的石雕和优雅的珠宝，这些物品表明，他们很高兴投入一定的时间，使他们的工具、家园以及自身看起来美观一些。我们不知道他们唱什么歌、创作什么音乐以及信仰什么，但从发掘出的墓葬来看，他们会小心翼翼地确保死者能够进入美好的来世。如果这一点可以作为依据，那么可以判断出，他们还形成了丰富的安葬仪式。纳图夫人墓地还讲述了另一个关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故事。对纳图夫人骨骼和牙齿进行的骨学分析表明，他们很少出现系统性的饮食不足，或者说，很少承受着早期农耕社会的饮食压力。他们还指出，与后来的农业人口相比，纳图夫人不必应付太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即便如此，他们似乎肯定经历了一些困难。骨学证据表明，居住在这些永久定居点的纳图夫人很少活到30岁以上。这可能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掌握一些非常具体的卫生技能，而这些技能恰恰是在固定村落居住所必需的。纳图夫人对瞪羚的胃口也表明，他们已经掌握了射箭技术，以便射杀这些最敏捷、最警觉的有蹄类动物。正如非洲南部和东部的狩猎采集者所熟知的那样，如果没有良好的射弹武器，几乎不可能猎杀瞪羚这样的动物。野生小麦的产量比现代各种驯化的小麦要低得多，所以，在古代，要吃谷物烘焙而成的面包，就需要有雄厚的财力。但与大多数其他野生植物相比，野生小麦几乎算得上唯一的高产作物。二粒小麦是现代小麦的祖先之一，在适当的条件下，产量可以达到每公顷3.5公吨，但更常见的产量在1公吨至1.5公吨。单粒小麦是现代小麦的另一个祖先，每公顷产量最高可达2公吨。他仅凭双手，能在一小时内收割几公斤粮食，而先用镰刀收割小麦，然后手工剥粒，他能够将收割数量提高25%。他指出，这有助于多收割一些粮食，减少浪费，最重要的是，这有助于避免他那柔软的“城市化的双手”被磨得生疼。在这个试验的基础上，他得出结论，认为“一个由家庭组成的群落，在靠近卡拉卡达格火山山脚的地方开始收割，随着季节的推移而向上倾斜，可以很容易地收割……收割期可以长达三个星期或更久，也不怎么费力……可能比这个家庭一年消耗的粮食还要多”。哥贝克力石阵的规模和复杂程度可能远不及后来的农耕人口建造的金字塔或玛雅庙宇，但肯定也需要复杂的劳动分工和熟练的泥瓦匠、艺术家、雕刻师、设计师和木匠。这些人可能全职从事建筑活动，而不从事农耕劳动，因此依赖其他人养活。换句话说，这个石阵是第一个明确的证据，表明在这个社会里，很多人全职从事高度专业化的非农耕类工作。关于早期农民寿命质量，最大的研究资料宝库就是加泰土丘。那里的证据为我们揭示了一幅令人沮丧的画面：“在近1 200年的定居生活中……由于族群需要依赖驯化植物提供的碳水化合物，生育率提高，人口规模和密度增加，导致工作量提高，压力倍增，人们经常遭受疾病折磨。”狩猎采集社会的生产力虽然可能要低得多，产生的能量少得多，但生存风险也要小得多。古代农民面临的另一个关键的环境挑战是，同一块土地不能年复一年地带来稳定收成。对于那些在冲积平原耕作的幸运者而言，洪水会周期性地冲刷过来，带来新的表层土壤，给农耕创造诸多便利。但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可持续发展面临多重挑战，教训惨痛。为了应对挑战，他们只能迁移到尚未被开发的新地方。这就加快了农业在欧洲、印度和东南亚的扩张。许多早期农业社会已经采用了基本的作物轮种体系，比如交替种植谷物和豆类，或偶尔休耕，但直到18世纪，长周期轮作的好处才正式确立下来。因此可以判断，早期的农民必然都经历相似的挫败以及迫在眉睫的厄运。每当厄运袭来，尽管天气条件好，种子储备充足，害虫得到控制，但最终的收成很差，不足以支撑来年粮食需求。熵的永恒规则是，一个物体结构越复杂，建立和维护它所需的工作就越多。这不仅适用于我们的身体，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社会。把黏土变成砖，再把砖变成建筑，都需要工作，就像把田地里的谷物变成面包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一样。因此，某个特定社会在某个特定时间的复杂程度，通常有助于衡量它所获取能量的数量，以及构建和维护这种复杂性所需的工作量（从原始的物理意义上讲）。吃更多的高能量食物来维持体温。这意味着，如果在非洲南部、东部的狩猎采集者每天从食物中获取2 000千卡的能量，以及再从非食品类活动（比如燃料、制作长矛等工具、制作鸵鸟蛋壳饰品）再获取1 000千卡的能量，那么生活在冰冷北方的狩猎采集者可能必须获取两倍左右的能量，才能在那几个寒冷的月份生存下来。比如，松露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人工繁殖成本高昂，非常珍稀，而精英人士愿意付大价钱，那么人类就会考虑驯化松露。然而，在历史上，是否驯化一个物种的经济考量。马尔萨斯试图解决的主要问题很简单。他想知道，既然农业经过几个世纪的渐进式发展，生产力大幅提高，为什么大多数人如此努力工作，却仍然生活在贫困中？对此，他从两个角度给出了答案。第一个是神学角度，他认为“世上存在的恶 , 不是为了使人悲观绝望 , 而是为了刺激人的活动”。换言之，他的意思是，让世人忙碌一直是上帝的部分计划，确保尘世的人群永远不会繁荣到他们可以无所事事的地步。第二个是人口统计学角度。马尔萨斯观察到，人口增长是几何式或指数式的，大约每25年翻一番（他的这种算法是错误的），而粮食产量增长却是算术式的，由于这种不平衡，每当农业生产力提高，增加了粮食总供给，人口数量实现了更大幅度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导致农民必须创造更多的粮食去喂养这些人口，结果是人均盈余很快就消失了。他认为，土地是限制粮食产量的最终因素，并注意到在农业领域，劳动力的边际效用会迅速衰减，因为同一片土地曾经很容易被一个人管理好，如今交给10个人去管理，非但不会使这片土地变得更有生产力，反而会使每一位耕种者的收益份额越来越少。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和生产力之间的关系最终是自我调节的，只要人口增长超过生产力，饥荒或其他形式的崩溃很快就会出现，迫使出生率受到控制，人口减少到一个更容易控制的水平。根据他的计算，马尔萨斯坚持认为，由于工业革命的原因，英国当时正在经历人口激增，应该马上进行一次大幅度的调整。农业生产效率会激增，让一两代幸运的人繁荣起来，人口数量实现迅速增加，之后稀释了农业发展成果，最终导致一切又恢复到物质贫乏的起点。他们还注意到，当人口由于疾病或战争而突然减少时，则会产生相反的效果。比如，在14世纪中叶，欧洲鼠疫导致大量人口死亡，而一旦最初的冲击平息下来，之后几代人的平均物质生活水平和实际收入水平却有了显著提升，接着人口数量得以恢复，生活水平回归到历史平均水平。其次，马尔萨斯指出了农业社会人口必须努力工作的主要原因。他认为，农民如此热衷于生育的原因在于不受控制的原始欲望。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即农民都非常清楚，他们工作有多努力，一年下来的收成就有多好。他们想要确保收成足够多以及牲畜健康，但有很多变量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比如干旱、洪水和疾病，也有很多变量是他们可以控制的。他们可以做一些事情来限制重大的、现实的风险的影响，所有这些都需要做大量工作。但问题是几乎没有多余的劳动力，于是，对大多数农民来说，要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明确的办法就是生育。但是在热衷生育的过程中，他们也在“马尔萨斯陷阱”中越陷越深。他们多生育一个人，固然多一个劳力，但也多了一张需要喂养的嘴巴，而且久而久之，随着人口越来越多，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之后，就会导致人均粮食产量显著下降，因为最终而言，农业必然受到自然环境的绝对限制，一小块麦田，无论一个人管理，还是十个人管理，一年只能收获一季。这让农民几乎别无选择，要么挨饿，要么夺取邻居的土地，或者开垦新土地。亚洲、欧洲和非洲农业迅速发展的历史表明，在许多情况下，农民选择了最后一种。狩猎采集者在工作中获得的即时回报，与做汉堡的快餐厨师或股票经纪人所获得的报酬存在两个关键区别。第一，狩猎采集者可以立即享受他们的劳动回报，比如吃一顿饱饭或给他人带来食物，而仓库的包装工人获得的回报则不是即时的，而是一种未来前景，表现形式就是未来可以用于交换有用物品或偿还债务的货币。第二点是虽然狩猎采集者的食物偶尔匮乏，但时间一直是充足的，所以它的价值从来没有与“稀缺性”挂钩。换句话说，对于狩猎采集者而言，虽然时间不能当钱花，不能用于做预算，不能积累或节省，虽然机会或能量会被浪费，但时间本身是不会被浪费的，充足的时间也是他们的财富。在温室农业出现之前，农业首先要考虑时间问题，所有的农民都受制于季节支配，受制于农作物和牲畜的生长周期，受制于依据地球围绕太阳公转而形成的日历。即便到了今天，大多数农民依然如此。对于那些每年都要依赖农作物生存的农民而言，松土、施肥、播种、浇水、除草、杀虫、修剪和收割都对应着特定的时间，而且每段时间很短暂。加工、储存、防腐以及上市销售也都有特定的时间窗口。肉品生产的工业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这种严格的时间要求，但直到20世纪的下半叶，对于大多数饲养牲畜的农民来说，季节依然是不容变通的主宰，因为他们必须使自己的工作、生活与牲畜的繁殖和生长周期相一致，而繁殖和生长周期又与饲养它们的环境相一致。再比如，如果奶牛的乳房因牛奶而胀了起来，不及时给它挤奶，就会让它感到不舒服，时间久了可能会导致感染，意味着奶牛会停止产奶，除非生下小牛才会缓解。但在早期农业社会中，时间和工作之间的关系不仅局限于固定的季节性循环造成的单调现实。人类向农业过渡最深远的遗产之一是改变了人们体验和理解时间的方式。农夫把一头母牛带去配种时，心里的想法是希望它在大约40周之后能生一头小牛犊，如果把这头小牛犊照顾好，不仅会产奶，还会生出更多的小牛，久而久之，牛群规模不断扩大，最后在屠宰场结束它们的生命。他们把种子播得更深一些；他们不辞辛劳地从河里提来一桶又一桶的水灌溉庄稼，以防雨季来得晚而造成干旱（偶尔会发生这种情况）。亚当·斯密并不确定人类进行“交往、物物交换和交易”的冲动究竟是贪婪天性的结果，还是智力的副产品，即他所说的“思考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然而，他确信理解和掌握交易艺术是人类与其他物种最明显的区别之一。他解释说：“没有谁见过一只狗用一根骨头和另一只狗公平而又慎重地交换另一根骨头。”斯密确信理性思考能够揭示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定律，就像艾萨克·牛顿通过理性思考揭示天体运动的一些基本法则一样。“努力工作，创造价值”的观念被灌输给几乎所有地方的孩子，人们希望以此向他们灌输良好的职业道德。但事实上，今天，即便在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工作时间和金钱回报之间没有明显的对应关系，而且几乎还形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惯例，即收入最高的人往往每年以股息和奖金的形式获取大部分收入，中高收入者按月获取收入，而低收入者往往按小时拿工资。毕竟，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价值最终是由市场来分配的，而供给和需求只是在某些时候才与劳动的努力程度完全相符。劳动成果和金钱回报之间的对应关系并非总是失调。在化石燃料能源革命以前，除了少数贵族、富商、将军和牧师之外，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劳动努力和报酬之间存在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而且意料之中的是，“工作创造价值”的原则在古代欧洲、中东、印度、中世纪基督教、儒家哲学和神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个商品的价值高低要看买家愿意支付的价格，而不是看卖家对其商品的估价。因此，在他看来，弓或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制造过程耗费了多少劳动量，而是取决于买家为了获得它而愿意付出多少劳动量。虽然朱/霍安西部落这样的狩猎采集者觉得“钱能生钱”的理念很奇怪，而那些在卡拉哈里沙漠水源充足的边缘地带生活的游牧部落却不这么认为。这些游牧部落是发达的农业社会的后裔，这些社会在第二个千年里遍布非洲南部、中部和东部，虽然他们在历史上从未使用过货币或聚居在大城市，也不太关心运输、贸易和以物易物，但他们确实关心财富、权势和权力，并根据他们拥有的牛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妻子的数量来衡量地位。牧民的牛群不同于黄金和白银，因为管理得好，牛群带来的财富将永远增长。虽然现在大多数牛在两岁前就被赶进了屠宰场，只有少数幸运者能够自然“退休”。但一头牛的完整寿命周期通常在18岁到22岁。在此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都能繁殖。因此，一头普通的母牛一生中可能会生产6到8头小牛，一头负责配种的公牛可能会繁殖数百头小牛。换句话说，就像任何投资一样，只要农民不做破坏资本的事情，并且有足够的空间来放牧牲畜，由于牛会自然繁殖，农民就可以稳定地预期自己的资本会带来新的收益。这样一来，在几乎所有的畜牧社会中，向别人租用牲畜通常需要支付某种形式的利息就不足为奇了。出借者不仅期望对方归还租出去的牲畜或等价的其他物品，而且当自己的牲畜在他人的照料下生出幼崽之后，还要获得部分幼崽作为利息。牛的主要价值不在于牛肉或牛奶，而是在于它们能做大量体力劳动，为人们拉犁和做其他重活。因此，它们不仅通过生产小牛来创造价值，而且通过它们所做的体力劳动来创造价值。至少从这个方面看，牛的作用与我们现在所依赖的机器并没有太大区别。驯化后的牛对人类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首先，它们食用人们不喜欢的植物，并将这些能量转化为肥料和肉。其次，它们可以用来拉犁、拖树干和运输等。今天，一头活牛的价值已经大幅降低，一旦长到最佳屠宰重量之后，其价值则主要以肉、皮革和其他产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在所有地方，只要能够用于拉犁，那么活牛就比死牛更有价值。如果在非洲东部、中部和南部的牛文化中，牛被认为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那么在最早发展农业的城邦里，牛则被更多地视为通向财富与权力的路径，因为在做一些消耗体力非常多的重活时（比如耕地），一头优质的牛所做的工作能够顶得上五个魁梧的男人。换句话讲，驯养牛之所以非常重要，并不仅仅在于它为人类提供了蛋白质，还因为它帮助人们实现了作物种植的集约化管理，并提供了一种将剩余谷物从乡下运到城市的运输工具。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食用人类不吃的植物，将这些植物转化为能量，然后通过体力劳动、粪便以及肉，给人类创造价值，比如用粪便给土地施肥，或者用肉给人类提供食物。亚里士多德解释说：“使用奴隶与使用家畜的确没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两者都是用体力换取生活必需品。”他认为奴隶制既是自然的，也是合乎道德的，只有在奴隶没有工作可做这一种情况下，奴隶制才不再是一种制度。他认为，唯一可能导致这种局面的情况就是有人发明出自动工作的机器，这些机器“服从和预料人的意愿”，于是，“工厂主不需要工人，主人也不需要奴隶”。亚里士多德之所以确立了自己的声誉，或许是因为他借助理性去质疑“不确定性”的本质，但他毫不怀疑，恰恰是得益于奴隶的存在，像他这样的人才能免于体力劳动，把时间用于解决数学问题和进行智慧的辩论，而不是忙于生产和准备食物。他对奴隶制的辩护提醒我们，在所有社会中，尽管经济、社会规范和制度迥异，但人们依然坚持认为这是自然状况的一种体现。在雅典、底比斯、斯巴达和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经济主要依赖农业生产，而奴隶和农奴是这种经济的维持者。虽然大多数奴隶在田间辛苦劳作，但当时人们认为奴隶多做一些脑力劳动也是适当的，甚至是比较可取的。的确，在古希腊，政界高级职位是自由人才能享有的特权。虽然奴隶无权要求获得劳动报酬，因为根据定义，奴隶自己不能拥有任何财产，但有些人的身份是奴隶，却能从事律师、官僚、商人和工匠等工作，导致他们的影响力远超他们的官方身份。像亚里士多德这样的人可能会嘲笑体力劳动者，但在古希腊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努力工作被认为是一种美德。在《工作与时日》（Work and Days）这部叙事诗中，诗人赫西奥德描述了公元前700年的古希腊农民的生活，堪称希腊版本的人类堕落故事。在这部叙事诗中，愤怒的宙斯向人类隐瞒了仅靠一天的劳动就能养活自己一年的事实，以此惩罚人类。这部叙事诗还坚持认为，懒惰的人会激怒上帝，而且只有努力工作才能让人们拥有牲畜和变得富有。对一些奴隶来说，肉体死亡往往比他们所承受的“社会性死亡”更好受一些。在罗马，奴隶有时会攻击他们的主人，他们很清楚这种行为的唯一结果是惨遭处决。然而，另一些人则咬紧牙关，尽其所能地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与其他奴隶，有时甚至与他们所服务的奴隶建立关系，从中找到归属感、简单的亲密感和团结感。他们被剥夺了太多东西，但在工作中找到了目标、自豪和意义，尤其是除了体力之外还能提供其他服务的少数幸运儿，更是如此。与希腊人相比，较为富裕的罗马人更有可能因为奴隶出现轻微错误而折磨或杀害他们，但在其他方面，罗马人对奴隶制和工作的态度则类似古希腊人，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2000年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也这样认为。罗马人觉得体力劳动有损人格，觉得为生计而工作是庸俗的，认为自由民适合从事大型商业、政治、法律、艺术或军事活动。在早期的罗马，小农经济遍布意大利，形成了一个星罗棋布的网络，支撑着罗马经济。当时，家庭劳动和经济回报之间存在着相对密切的联系。但当大部分工作开始由奴隶来做时，这种经济一致性就很难维持下去了。那些拥有大量资本和大量奴隶的罗马公民积累的财富，比那些贫穷的公民积累的财富要多出很多倍。贫穷的公民不得不在劳动力市场上工作谋生，而畜奴，尤其是有能力的奴隶，永远是积累财富的主要途径。罗马帝国的执政官和皇帝意识到，在不断膨胀的城市里，要限制民众发表异议，就需要确保百姓衣食无忧，偶尔还需要重大的军事胜利、马戏团和其他公共娱乐分散一下他们的注意力。罗马帝国还能通过吸收帝国各地的农产品来维持其军团、官僚、议员、奴隶、行会和马戏团。

城市化的人类

人类原本是一个不太注重改变环境的物种，后来却趋于聚居在庞大、复杂、人造的居住环境中，这种转变的速度之快，在生物进化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白蚁、蚂蚁和蜜蜂经历了数百万年才构造了类似人类城镇的居住环境，而人类朝着城市化的进化则发生在眨眼之间。他认为，相比之下，要出现城市革命，农业生产力必须先越过一个关键门槛，此后农民能够持续产生足够多的粮食盈余去养活官僚、艺术家、政治家和其他人。农民们非常慷慨，并不认为这些人是吃白食的。“城市革命”阶段的特征是城市的出现。在这些城市里，由商人负责物资供给，由君主统治，由牧师、士兵和官僚实施管理。毫无疑问，书写的发明带来了大量之前无法想象的新型文书工作和职业，比如抄写员、建筑师等，其中很多都是地位很高的工作，这主要是因为人们付出了大量精力去掌握文字读写能力。公元前3000年，一位埃及父亲送儿子去上学时对他说过一句名言：“学习写字要用心，学会了什么重活都可以甩得远远的。”他还补充说：“书吏是不用干体力活的，却能指挥别人。”很显然，文字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权力的本质和行使方式，为早期国家建立起有效运作的官僚机构和正式的法律体系提供了手段。通过这些手段，国家可以组织和管理更多的人口，实施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也使那些精通阅读和写作的人宣称自己享有特权，能够了解上帝的话语和意志。毫无疑问，正是得益于文字的发明，才出现了正式的货币，才能完成复杂的会计工作，建立金融和银行机构，以及使人们积累财富（文字发明之前，财富通常仅以账本形式存在）。这样来看，文字就改变了商业世界。与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社会人类学家热衷于弄明白为什么在某些环境下（比如城市）钻石比水更有价值，而在其他环境下（比如卡拉哈里沙漠传统的狩猎采集社会），钻石一文不值，水却是无价之宝，要知道，卡拉哈里沙漠拥有两座迄今为止最大的钻石矿。从住宅布局和面积来看，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加泰土丘”存在极端的物质不平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地存在朱/霍安西这样的小规模狩猎采集社会特有的极端平等主义。比如，单纯从住宅布局来看，在过去1500年的时间里，遍布非洲中部、东部和南部的班图文明乍一看似乎高度平等，但事实远非如此，因为数百年来，这些社会里往往充满了野心勃勃、政治阴谋和权力博弈的故事，或者根据年龄、性别、等级和财富多寡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社会结构。财富多寡的衡量标准是牛的数量。这些牛通常在牧童的管理下，在远离村庄的地方吃草。的确，在许多农业社会中，人们生活在高度商业化的房地产市场环境下，对他们而言，住宅面积的确是财富的一个明确指标，但在当时，人们并不看重住宅面积。同样，在许多等级社会，人们也不看重住宅面积，因为首领、贵族、平民和奴隶通常聚居在同一栋建筑里。同样重要的一个事实是，尽管这些社会不看重住宅面积，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衡量财富的方式。它们的财富通常表现为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品，一些经济学家将这类物品定义为“原始货币”。比如，在许多美洲原住民部落中，使用特定的徽章、唱特定的歌曲和举行特定的仪式，被视为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再比如，在许多非洲部落中，掌握知识被视为权力的象征。无论新石器时代的一些小型农业定居点是否高度平等，从历史上看，世界大城市的生活一直都是不平等的，尽管具有革命思想的人偶尔试图纠正这一点也无济于事。4500年前的乌鲁克人分为五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位于顶端的是皇室和贵族。他们声称自己是吉尔伽美什等古代国王的后裔，与诸神有血缘关系，因而享有特权。仅次于他们的是担任神职的男祭司和女祭司。这些神职人员宣称自己的权力来自同国王的亲近关系，自诩为神与人之间的信使，以及圣地和圣物的守护者，此外还担任着一些世俗角色，比如管理一个城市里面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接着是士兵、会计师、建筑师、占星家、教师、高级妓女和富商。再往下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通过劳动创造财富，要么为别人工作，要么自己经营小买卖，主要包括居住在城墙外面的农民、城里的商人、屠夫、渔夫、斟酒人、制砖工、酿酒工、酒馆老板、石匠、木匠、制香水工、陶工、金匠和车夫。位于最底层的是奴隶，他们根本不会被视为真正的人。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农业人口的比重通常是衡量该国财富的一个重要指标。农业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往往是最穷的国家，农业生产力和工业化水平最低。英国的人均糖消费量是每天四分之一磅，这个消费量能够腐蚀牙齿。在工业革命的头几十年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远远超过许多城市居民。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出现古代城市开始算起，这种情况或许是首次出现，因为农村居民可以呼吸新鲜的空气，饮用干净的水，而那些在城市辛苦劳动的人工作时间更长，吃的食物不好，呼吸着被烟雾污染的空气，喝着被污染的水，忍受着肺结核等疾病的折磨。根据记录，1800年至1850年之间，英国死亡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都是因为肺结核致死。在当时的英国，在拥挤不堪、咳嗽声不断的工棚里面，肺结核病迅速传染。尽管19世纪上半叶工厂工人的实际工资缓慢上升，但男性和女性的平均身高及其预期寿命却有所下降。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更好地支持工人是基督徒的一种责任，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意识到，为了变得更有生产力，工人们需要有足够大的房子、足够多的食物和足够多的收入，能为偶尔奢侈一下支付成本。作为新兴的商业大亨，他们开始效仿之前的封建贵族，从自己积累的巨额财富中拿出一部分，在工厂附近为工人修建大量住房和公共设施。，但城市居民，即使是在古老的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往往是为了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毕竟，在熙熙攘攘的城市广场上，如果贵族和平民穿着相同的衣服，是不可能区分开的。纵观历史，在世界各地的城市中，下层阶级和种姓都有效仿社会地位较高者的趋势。在那些决心维护社会地位的精英中，这种趋势引起了很大的不安和不满。于是，一些城市精英为了阻止这个趋势，便采用穷人永远都不可能效仿的极其精致和昂贵的时尚用品。比如，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那些在凡尔赛宫花园中款款而行的朝臣们竞相戴着华丽的假发，衣服上缀着闪闪发光的亮片。其他人，比如罗马人，则索性颁布法律，对不同阶层的人能穿什么样的衣服做出了明确限制。在按照泰勒的科学方法进行管理的工厂中，工人必须表现出耐心和服从，在锻工挥舞机械锤的节拍中，工人很容易迷失自我，但这远比想象力、雄心和创造力更符合工厂对于工人素质的要求。19世纪70年代，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圣卢伯克（Saint Lubbock）。他是最早热情倡导在工作和生活之间保持良好平衡的人。他解释说：“工作是生存的必要条件，但休息并不是无所事事，因为夏天的时候，有时躺在树下的草地上，听着潺潺的流水声，或者看着天空云卷云舒，绝不是浪费时间。”很难想象像卢伯克这样忙碌的人会有时间去欣赏云卷云舒。在阅读卢伯克的作品集时，我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将银行业、政治视为可憎的职责，但认为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值得全身心投入。此外，我们也很难避免这样的感觉，即他对工作和休闲之间关系的看法，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过着悠闲舒适的生活，身着制服的男仆、女仆、厨师、园丁和管家在旁伺候，帮他把意大利风格的豪宅和宽广的观赏花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他的豪宅位于伦敦郊外，名为“高榆树”（High Elms），是家族地产，占地一平方千米。事实上，能够像卢伯克那样花几个月去教那只名为“范”的爱犬如何识字，的确是一种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特权。卢伯克偶尔也会自怜一下，他曾经写道：“与贫困相比，财富意味着更多劳动，当然也会意味着更多焦虑。”于卢伯克这种人而言，所谓的劳动或许就是在下议院的某个委员会的办公室里打一天盹，中间醒来陪几个银行家吃一顿四道菜的午餐，而对工人而言，所谓的劳动则意味着在一个冷冰冰的火柴加工厂每天工作14小时，把火柴盒子粘在一起，被硫磺和磷的烟雾呛得喘不过气来。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之所以对“圣卢伯克”心存感激，并不是因为他给他们赢得了一点额外的时间，好让他们可以追求自己的兴趣爱好，而是他使他们每年能够有几天放下工作，让疲惫的身体得到休息。凯洛格还做了其他不寻常的事情：把自己工厂的全职工作时间从原本还算合理的每周40个小时削减到每周30个小时。这样一来，他就能在美国失业率高达25% 之际创造出整整一个班次的全职工作。从其他方面来考虑，这似乎也是一件明智的事情，因为在此之前，福特汽车以及其他一些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五天工作制，生产效率并无明显下降（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盈利能力有所增加），到了20世纪30年代 , 美国工人已经开始大规模游说缩短工作时间了。所以凯洛格相信 , 他实施每周工作30小时的制度顺应了正确的历史潮流。事实证明，这的确是正确的选择，增加了凯洛格的利润，与生产相关的事故越来越少，经营管理费用大幅下降，以至1935年凯洛格在一篇媒体报道中夸口说：“我们现在为6个小时支付的薪水，相当于以前的8个小时。”直到20世纪50年代，每周工作30小时仍然是凯洛格工厂的标准。然后，令管理层有些吃惊的是，凯洛格工厂竟然有四分之三的员工投票赞成恢复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的工作制。一些员工解释说，他们之所以希望恢复8小时工作制，是因为6小时的轮班意味着他们要花太多时间在家里陪伴烦躁的配偶。但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很明确：他们之所以想工作更长时间，是因为在“二战”后的富裕时期，不断升级的消费产品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市场，他们想拿更多的钱回家，购买更多、更好的产品。加尔布雷斯可能认为广告是一种现代现象，但人为制造欲望的历史至少与最早的城市一样古老。在古代的大都市，广告采取了许多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形式，比如，在古罗马城市庞贝的妓院里，墙上装饰着露骨的色情图片。再比如，中国宋代的工匠会向人们散发印有可爱标志和时髦口号的精美传单。直到近代，如果一个企业要销售某个产品，依然需要他们自己亲手制作广告，但这一切都随着报纸发行量越来越大而发生了变化。工业化最终促成了广告在全球商业中的崇高地位。在富兰克林尝试广告营销后的大半个世纪里，大多数广告都枯燥乏味，信息量大，而且只针对当地人。但随着大规模生产的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改变，因为雄心勃勃的企业家意识到，如果要进入家乡以外的市场，他们就需要做广告。他们还意识到需要将自己与当地类似产品的供应商区分开来，结果广告商开始越来越注重用不同字体的时髦口号以及添加图片来吸引读者眼球。到了20世纪30年代，对于凯洛格和福特这样的品牌来说，广告业务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其他业务了。正如亨利·福特的名言所说：“通过停止做广告来省钱，就像通过拨停钟表以节省时间一样愚蠢。”当加尔布雷斯出版《富裕社会》一书时，广告商已经意识到了利用电视将信息直接注入家庭和工作场所的空前力量，以往仅仅注重午餐时间、穿着便服的广告开始升级了。在加尔布雷斯这本书出版之前的十多年，爱尔广告公司（N. W. Ayer）提出了如今被普遍视为美国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广告语——“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这几乎相当于在永恒爱情和钻石之间凭空建立了一种联系，催生了一个最大的奢侈品市场，甚至开创了男性在订婚时给未婚妻赠送钻石戒指的惯例。要知道，在1940年之前，并没有多少人太在乎钻石这种产品。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钻石戒指却变得无处不在。加尔布雷斯说：“曾经，哪怕是最肥胖、最令人反感的人，只要戴一颗钻石，就能给人足够深刻的印象，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象征着一个高度特权阶层的成员身份。如今，电视明星或有才华的妓女也戴着同样的钻石。”对加尔布雷斯来说，广告除了维持生产和消费的循环之外，还有另一个违背直觉的目的，那就是让人们不再那么担心不平等，因为只要他们能够偶尔购买新的消费品，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上升，从而缩小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劳动生产效率和工资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对稳定的关系。这意味着，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劳动力产出的增加，人们的工资水平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更富有的人能拿到更多净利润，而且人们普遍觉得，随着雇用他们的公司变得更富有，自己也将变得更富有。麦肯锡公司没有意识到教育的趋势，没有意识到每年都有更多的毕业生和工商管理硕士进入就业市场，没有提到移民，也没有提到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将越来越全球化，无论某个地方的人口趋势如何，几乎可以从任何地方招聘到所需的高级管理人才。那些从薪酬飙升中受益的人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说法，即他们的每一分钱都是应得的。事实上，就像历史上的城市精英通过他们高贵的血统、英雄主义或与神的亲近来证明自己的地位高于其他人一样，这些薪酬奇高、自视为“宇宙主人”的高级管理人才觉得自己之所以能有今天，都归功于自己的优点。许多公司为了削减成本，被迫开始裁员和关闭业务，但与此同时，它们却从微薄的现金储备中拿出一笔钱，作为巨额奖金分配给高级领导团队，希望他们不跳槽，因为这些企业认为，只有这些高级领导团队才能带领企业在新的危机中找到出路。在美国和英国等地，公众长期对财富平等抱有幻想，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一种持久存在的观点，即财富和努力工作之间存在一种明确的对应关系，甚至是与自身才能相对应的关系。因此，不仅那些非常富有的人喜欢认为自己积累的财富都是应得的经济回报，就连许多穷人也不愿意打破美梦，相信只要足够努力，自己有朝一日也可以实现这样的财富。然而，当前的社会体制是不利于穷人的 , 因为有钱人依靠钱生钱越来越简单，而没钱的人依靠长期努力工作赚钱却越来越难，让穷人承认这一事实，相当于让他们放弃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以及长期以来的信仰，即他们的国家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这个国家的人只要努力工作，就能成为自己期待的样子。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程度高的经济体中，许多人的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几乎已经消失，人们对于未来的焦虑加剧了政治极化现象，引发了越来越严重的痛苦，但这种焦虑的影响并不局限于此。中国人也是如此。从1979年起，中国经济增速惊人，经济规模大约每八年就翻一番。尽管科技在促进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中国经济增长的“催化剂”却是工作强度大而且廉价的劳动力。正是这些劳动力承担了全球大部分制造业务，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和出口国，但这样做的一个意外后果是过度工作导致的死亡人数激增。2016年，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每年有50多万中国公民死于过度工作。考虑到上下班、购物、做家务和照顾孩子等家庭活动耗费的时间，每周40小时的标准工作时间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休闲时间。大多数全职工作的人会把大部分的休闲时间用在休息和被动的活动上，比如看电视。但与工业革命早期不同的是，今天大多数劳动者不仅享有周末，还享有几周的带薪年假。许多人选择不把这些宝贵的时间用来休息，而是用它们来做自己选择的工作。为了打发休闲时间，有些人一头扎进了电脑游戏（电脑游戏通常也是模拟实际工作活动）, 很多人则选择做一些自己爱好的活动。其中，一些颇受欢迎的业余爱好曾经或依然是人们谋生的手段，只有在从中获得报酬的情况下才会去做。比如，在过去，捕鱼和狩猎是狩猎采集者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做的工作，现在却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休闲活动，而且成本还不低。再比如，在过去，种菜或园艺曾被农民视为厌恶的工作，但对今天的许多人而言，这变成了一种带来深度满足感和乐趣的活动。缝纫、编织、陶器和绘画都曾经是人们急需的收入来源，而现在，由于这些活动舒缓、重复的节奏容易让人们找到内心的平静，已经变成了深受欢迎的业余爱好。事实上，今天许多业余爱好和休闲活动，包括烹饪、制陶、绘画、铁器制作、木工和家庭工程，都涉及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完善和运用，而这些技能在我们的进化史中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现代工作场所里面运用得却越来越少。不足为奇的是，对于我们许多人而言，日常的社交网络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是同事或在工作中遇到的人。一项关于职场恋情的定期调查发现，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与在工作中认识的人至少有过一次长期的性关系，另有16% 的人是在工作中认识配偶的，这也并非巧合。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我们个人的职业道路往往是由我们的背景、学校教育和随后的培训决定的。因此，在世界观和期望上，我们往往倾向于同老师和同事保持一致，也倾向于在相似的人群中寻找工作，并利用现有的社交网络来做到这一点。因此，高盛集团的人力资源经理不会收到很多视高利贷为罪恶者的求职申请，军队的招聘人员不会收到很多和平主义者的求职申请，警察的招聘人员也不会收到很多无政府主义者的求职申请。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开始工作，我们与同事的世界观会继续趋同，因为在追求共同目标、庆祝共同成就的过程中，我们与他们的联系会得到加强。有些人做梦都想拥有一份零责任的高薪工作，但对另一些人而言，一旦这种新鲜感完全消失，就会怀念工作的结构、社群以及从中获得的成就感，无论自己的工作多么平凡，收入多么微薄，都会怀念。此外，如果这项工作需要一定的技能，那么他们几乎肯定会错过在工作中获得的乐趣。一些在服务行业工作的人会经常讲述阿伦森的故事，因为如果他们的办公室邮箱和内网账户突然被封，电脑和电话被拿走，并且被同事忽略孤立，那么他们内心深处就明白了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就算缺席了也不会影响公司命运。一个角度就是要认识到许多服务（但绝非全部）都是由人类的基本需求催生的，因为这些需求也是我们进化遗产的一部分，当人们从紧密联系的小团体中分离出来，聚集在城市中生活时，这些服务不容易自行解决，必须有人去提供这些服务。比如，医生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热爱生命，不喜欢疼痛；艺术家和娱乐人士之所以存在，是为了给我们带来快乐；发型师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中一些人希望自己看起来漂亮，或者需要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来倾听自己诉说心声；DJ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喜欢跳舞；行政机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即便那些最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也希望公共汽车能按时运行。对这些服务的需求并没有因为制造业的改善而增加，它们会一直存在。相反，一旦农业和制造业的生产力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许多人就不再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生产或制造产品，人们对上述这类服务的基本需求就被放大了。许多古老的服务行业之所以能够形成，都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持续存在大量的过剩能量，人类和其他生物体总会找到创造性的方法运用这些能量，去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就人类而言，这意味着会形成无数非凡的技能，而学习和表演这些技能往往能给我们带来极大的满足感。所以，城市一直是催生艺术、兴趣、好奇心和新发现的大熔炉。比如，我们依赖教师去教育孩子，生病时依赖护工照顾我们，但如今这些人的薪酬却非常低，相反，那些为富人提供避税建议的人，或者帮助富人发送无穷无尽的垃圾广告的人，薪酬却高得多。因此，一些分析人士主张将服务部门分离出去，以便更好地考虑不同服务工作创造的健康、幸福等非货币价值。没有人怀疑医生、护工、教师、垃圾收集者、水管工、清洁工、公交车司机和消防员所提供的非货币价值。尽管人们对何为娱乐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几乎没有人质疑这样一个事实：艺人、厨师、音乐家、导游、酒店经营者、按摩师以及其他为别人带来快乐或鼓舞的工作也非常重要。在后工业化社会中，迅速发展的服务业中涌现出了大量无意义的工作岗位，格雷伯绝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一现象的人。如今，很多类似组织存在越来越官僚主义、越来越膨胀的趋势，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该定律以西里尔·诺思科特·帕金森（Cyril Northcote Parkinson）的名字命名，他于1955年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带有调侃语气的文章中提出了这个定律。他曾经供职于英国殖民地公职机构，这个机构的慵懒低效向来都是臭名昭著，“帕金森定律”就是根据他这段工作经历提出来的。根据这个定律，“工作会不可避免地膨胀，占满一个人所有可用的时间。如果时间充裕，他就会放慢工作节奏或增添其他项目，以便用掉所有的时间。”相应地，官僚机构总能产生足够多的内部工作，呈现出忙碌的表象，刻意凸显自己的重要性，以便确保本机构能够持续生存和扩张，但工作效率并没有出现相应的提升。帕金森的用语令人联想到薛定谔这样的科学家在描述工作、能量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时的用语（帕金森在写这篇文章时显然并非故意让人做出这种联想）。根据帕金森定律，官僚机构要想生存和扩张，就必须不断获取能量，这种能量的表现形式为经费，并且像精力充沛的黑面织布鸟一样做一些低效或无效的工作，即便这种工作的目的纯粹只是为了消耗时间和能量，也要不停地做。但我们有时候不得不怀疑：许多公司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它们的现任领导者善于说服自己和其他人相信它们很重要，或者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观察、衡量和评价正在做重要事情的其他人。如今回头去看，凯恩斯低估了服务业吸纳冗余劳动力的程度，因为在发达经济体中，尽管越来越多的人从农场、矿山、渔场和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的生产线上被赶了出来，但不断膨胀的服务业几乎毫不费力地吸纳了他们。所以，尽管在许多国家曾经司空见惯的角色已经实现了自动化，比如火车站的售票员和超市的收银员，但就算到了近年，关于自动化蚕食就业的讨论依然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技术中心、公司董事会或学术期刊。之所以没有引发大规模讨论，服务业迅速扩张并吸纳冗余劳动力就是一个重要原因。牛津大学的这项研究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轰动，是因为它得出一个结论认为，机器人不仅已经在工厂门口排队，而且它们那闪闪发亮的小眼睛还盯着美国当前近一半的工作。根据对702种不同职业的调查，他们估计在美国目前所有的工作中，有47% 的工作在2030年被自动化淘汰的风险很高。他们关注的另一件事是，被淘汰风险最高的人往往并非那些臃肿懒散的官僚或中层管理人员，而是那些凡事亲力亲为的基层角色，在这类角色的从业者里面，接受过正规教育的比例往往比较低。他们注意到，那些最脆弱的子部门，即工作岗位流失率可能高达50% 以上的子部门，包括“水、污水和废物管理行业”以及“运输和储存行业”。紧随其后的是“批发零售行业”以及“制造业的各个子部门”，这些子部门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裁掉40%~50% 的劳动力。人们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蚕食就业市场的潜力进行了多次评估，而奇怪的是，他们对其他一些更易于预测而且影响深刻的经济冲击保持缄默。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开心地宣称自动化将带来一个生产力更高、效率更高、股东分红更丰厚的美好新世界。如今，随着全球经济自动化水平不断提升，这一趋势似乎有可能被阻止，甚至被扭转，因为与人力成本不同的是，自动化技术的成本在世界各地几乎是一样的，从而降低了经济对廉价劳动力的依赖，那些工资要求较低的国家仅有的一点优势也被消除了。然而，自动化不仅会进一步加剧国家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如果经济组织方式不发生根本性转变，许多国家内部的财富分配不平等情况也将急剧恶化。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首先是因为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减少了非熟练、半熟练工人找到体面工作的机会，与此同时，随着企业大体上实现了自动化，在总人口中占比很小的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的收入会大幅提高。凯恩斯在设想未来的乌托邦时，没有细致地思考自动化可能加剧不平等，因为在他的乌托邦构想中，每个人只拥有基本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财富分配不平等问题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只有傻瓜才会做超出自己所需限度的工作。他设想的乌托邦几乎就像狩猎采集社会一样，任何追求财富的人都会招来嘲笑，而不是赞美。他解释说：“如果不是为了享受生活、应对现实而追求金钱，那么占有金钱的欲望将被视为一种可憎的病症，是半犯罪、半病态的性格倾向。”他还指出：“我认为我们能够回到一些传统美德和宗教教义早已确定的原则上去，即贪婪是一种恶习，高利贷盘剥是一项罪行，爱财是一种可憎行为。”然而到了今天，每周工作时间仍然普遍维持在40小时左右，许多雇员无法选择弹性工作制，不得不忍受路途长且成本高的通勤，因为他们被市中心的房价所迫，不得不住在远离工作场所的地方。不仅如此，全球只有15% 的人表示热爱自己正在从事的工作，而且隶属于加尔布雷斯所谓“新阶层”的许多职业，比如学者和教师，正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到私营部门工作，以便获取更高收入。与此同时，如同跟随小麦等作物进入新大陆和新生态系统的杂草一样，“欲壑难填之病”找到了新的家园，极好地适应了从照片墙到脸书的一系列数字生态系统，并不断扩散。如果活到今天，凯恩斯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他当年设想乌托邦时选错了预测的时机，乌托邦中“不断增长的痛苦”预示着一种更为持久的弊病，但这种弊病终将可以治愈。或者他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自己当年的乐观预测是没有根据的，因为人们继续解决经济问题的愿望如此强烈，以至于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有志于赚钱的人还会继续做大量毫无意义的工作，一方面给自己的生活创造出一种虚假繁忙的感觉，另一方面获取一个在财富上超越邻居的机会。遗忘历史的人注定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但就我们目前面临的一些生存挑战而言，历史上也没有先例。毕竟，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75亿人，而且每个人捕获和消耗的能量是我们狩猎采集祖先的250倍。幸运的是，计算机、人工智能和机器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工具，使我们能够比任何圣人和预言家更准确地模拟未来。这些工具虽然不尽完美，却一直在改进，改变着我们对于因果关系的理解，并预测当前行动可能在较为久远的未来给我们带来哪些后果。狩猎采集者建立了“即时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满足迫切需求，而农民建立了“延迟回报型”经济模式，投入劳动来维持下一年的生活。如同农民一样，我们现在有义务思考自己的工作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的前景。

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欧仁·德拉克洛瓦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丹尼斯·狄德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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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约翰·达尔伯格-阿克顿，第一代阿克顿男爵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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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塔夫·德·博蒙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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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旧制度与大革命》

托克维尔

1661年   托克维尔家族姓氏原为“克雷莱尔”，1661年，这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在塞纳河畔的诺曼底取得托克维尔封地后，把姓氏改为“托克维尔”。1805年   7月29日，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出生。1820年   年满16岁，担任梅茨市长的父亲将其送入梅茨中学，学习修辞和哲学。托克维尔阅读大量历史和哲学著作，尤其是帕斯卡尔、孟德斯鸠和卢梭等启蒙思想家的著作，深受反封建、反教会启蒙思想的影响，其内心爆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世怀疑”穿透了他原本具有虔诚信仰的灵魂。1825年   父亲送托克维尔到巴黎皇家法学院学习法律，其后托克维尔获得法学学士学位。1826年   游历意大利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著有《西西里游记》。1831年   与博蒙一起获得为期一年半的假期，两人出发前往美国进行考察。1832年   2月20日从美国返航，3月下旬回到法国。5月17日，辞去助理法官职务。 8月访问英国。9月开始撰写《论美国的民主》。1835年   1月，《论美国的民主》第一卷出版，深得基佐、穆勒好评。3月16日，与英国人亨利·里夫在巴黎见面，后者成为其著作英文版的指定译者。4月25日，与博蒙访问英国和爱尔兰。10月，英国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撰文高度称赞《论美国的民主》。10月26日，迎娶英国中产阶级女子玛丽·莫特莉为妻。完成《论贫困》。与鲁瓦耶·科拉尔相识，转而担心温和的民主专制。初步拟就《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架构。1841年   游历阿尔及利亚，撰写《阿尔及利亚行纪》。12月23日，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1850年   患肺结核。12月15日，写信给朋友路易·德·凯尔戈尔莱说：“我感觉：我真正的价值，就在于所酝酿的著作中；我擅长思考胜于行动；倘若我能在世界上留下什么，就会是我的著作，而不是建功立业的回忆。”12月26日，写信给博蒙说：“我反复思量，倘若我要在世界上留下印记，立言胜于立功。我感觉，与十五年前相比，如今我更有能力著书立说。”1851年   12月2日，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发动军事政变，托克维尔与其他议会代表遭反对派逮捕，并被关押两天。1852年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称帝，史称“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托克维尔辞去一切官职，逐渐转向研究写作。开始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1859年   4月16日，托克维尔逝世。

前言

托克维尔开创性地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在旧制度最繁荣、最开明的时期，革命却加速发生；大革命为什么在压迫最轻的地方首先爆发；为什么革命者要愤怒地摧毁一切现行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和言论自由，是否导致人民对政府百般苛求；为了实现酷爱的平等，人们为何宁愿不要自由，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托克维尔在普遍意义上，厘清了民主、专制、自由、平等这四个重要政治概念之间的关系。要真正理解大革命及其功绩，就必须暂时忘记眼前的法国，而去考察那已逝去的、坟墓中的法国。我不仅想弄明白人的病逝之因，而且想看看当初如何可以救他一命。我像医生一样，试图解剖每个坏死的器官而寻找生命的规律。我的目的，就是要创作一幅极其精确而具有指导意义的画卷。因此，每当在先辈身上发现我们如今几乎丧失而又极为需要的真正独立之精神、远大之抱负、对自身与事业之忠诚的崇高品德时，我均用画笔突出它们；与此类似，每当在那旧时代的法律、思想或者习惯之中发现摧毁旧王朝并在如今蚕食着我们的任何弊病迹象时，我都会不遗余力地揭露它们，让人们明白，那些东西在我们身上产生的恶果，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在未来黑暗的岁月里，有三条真理人们会看得很清楚：第一条是，有一股无名的力量时缓时急地推动着当下的所有人去摧毁贵族制度。这股力量，也许可以控制或者抑制，但无法战胜。第二条是，在一切人类社会中，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制度的，恰恰是那些从未存在以及无法存在贵族制度的社会。第三条是，无论在哪个地方，专制比上述任何制度可能导致的危害都更大，这是因为，较之其他制度，专制更易于助长上述社会可能产生的种种弊端，并必然朝着其固有的不良方向发展。倘若不再通过阶层等级、家族行会等纽带而凝聚在一起，人们就会只考虑自己，就会只关心个人私利，就会只蜷缩于无视公共美德的狭隘个人主义之中。专制制度，不但不同这种倾向作斗争，而且还任其畅行无阻。其原因在于：专制制度取消了人类的一切共同情感、一切共识基础、一切相互需求、一切和谐共处的机会，也就是说，它把人们禁锢于个人生活之中。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各不相干的倾向，专制则使人们坠入彼此孤立的状态；人们原本就具有彼此漠不关心的倾向，专制则使人们陷入彼此冷若冰霜的状态。在这种专制社会，无所谓安居乐业之说，人人都焦虑不安，都渴望挤为人上人，都唯恐沦为人下人；金钱，成为尊卑贵贱的主要标志，具有独特的流动性，不断转手，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提升或者降低家庭的社会地位。因此，几乎人人都想拼命积聚财富，渴望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热衷经商，贪图钱财，追求物质享受和安逸，就会成为专制社会最普遍的情绪。这种情绪，会很容易弥漫于社会各阶层，甚至弥漫于素来与此无缘的阶层。倘若不遏制这种情绪，不久就会使整个民族都萎靡堕落。可是，在本质上，专制是助长这种情绪的，而这种削弱斗志的情绪也有助于专制统治：它促使人们的注意力远离公共事务，让人们一想到革命就会不寒而栗。因此，唯有专制，能够为这种情绪提供荫护，任由人们贪婪无忌，任由人们不顾廉耻攫取不义之财。此种情绪，没有专制，也许会很强烈；有了专制，就会占据统治地位。唯有自由，才能促使人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琐事的烦扰，从而让人们时时刻刻都感受到，祖国就在身边，祖国高于自我；唯有自由，能够在关键时刻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情感取代追求安逸的念头，能够让人们具有比发家致富更伟大的雄心壮志，能够点亮明灯让人们清晰辨别善恶。在最坏政府统治下的最腐败社会中，培养有教养的基督徒——罗马帝国的没落时期，就充斥着如此这般的基督徒。但是，我胆敢断言，这种社会，绝对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公民，更不用说产生伟大的民族；我还胆敢断言，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人们的心智水准就会不断下降。专制者并不否认自由是美好的，只不过是他们自己想独享自由，并妄称其他人不配享有自由。故对于自由，是无所分歧的；有所分歧的，是对于人的评价。因此，严格而言，爱戴专制，就是蔑视祖国。

大革命爆发之初人们褒贬不一

在那些君主看来，法国大革命只是转瞬即逝的局部事件，只要可以渔翁得利就行。基于这一考虑，他们秘密策划，多方筹措，暗地结盟；看到猎物时，争吵妥协，时分时合。总之，他们几乎什么都准备好了，就是没有准备好应对即将发生之事。英国人，由于对自身历史记忆犹新，由于长期享有政治自由，富有经验与见识，所以他们能够透过重重帷幕，看见一场伟大革命正在逼近。但是，他们无法看清其形式，无法预测法国大革命将会对英国与世界的命运产生怎样的影响。拿破仑成功压制了法国大革命的自由精神，但无法抑制人们反基督教的情绪。甚至直到如今，我们都可以看到：有些人认为，藐视上帝，就是赎买当初对政府小吏唯唯诺诺的罪过；他们抛弃了大革命信条中最自由、最高贵、最自豪的一切，并自欺欺人地认为，只要不信教，就仍然忠于大革命的精神。人们如此仇恨基督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自命不凡而统治俗世，而是因为他们是俗世的封建领主、地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即将创建的新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而是因为它在正被推翻的旧社会中，占据着享有最多特权、最高权力的地位。大革命的政治成果一旦得到巩固，反宗教运动即告瓦解；大革命针对的旧政治制度摧毁得越彻底，大革命特别仇视的阶层、权贵就越被征服得无法翻身，那些仇恨——旧王朝、旧阶层、旧权贵失败的最终标志——也会消失；最后，我们已看到，当教士们越来越远离与他们同时垮台的那些东西时，教会力量就逐渐恢复并更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要改朝换代，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的结构。因此，它必定要抨击一切既有权力，摧毁一切既有权势，铲除各种传统，移风易俗。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扫除人们头脑中一贯的尊卑服从观念。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独特的无政府思想来源。宗教往往只考虑抽象之人本身，而不考虑国家法律、民族传统与风俗习惯对具体之人的影响。宗教的主旨是调整人与上帝的关系，调整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权利与义务，而不论是何种社会制度。宗教的行为规范，针对的不是某一国或者某一时代之人，而是人父、人子、人主、人仆、邻里之人。宗教规范以人为本，适合各色人等。因此，宗教革命，往往拥有如此广阔的舞台，像政治革命那样局限于某一国家或者某一民族范围内的情形，甚为罕见。倘若作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无论民族、法律、气候有何不同，宗教具有的这一抽象而普遍的特征越多，就传播得越广。推翻罗马帝国并最终创建近代国家的那些部落，其种族、故土、语言皆不相同，唯一相同的就是不开化。他们在罗马帝国的土地上定居后，就陷入长期互相厮杀而不得安宁的局面；在最终稳定下来后，却发现被自己制造的片片废墟所隔绝。当时，文明几乎毁灭，公共秩序荡然无存，人们的交往艰难险恶，庞大的欧洲分裂为千百个迥然不同、彼此排斥、互相仇视的小社会。我看过的14世纪“土地赋税清册”，设计严谨，清晰准确，有条不紊，堪称杰作。可是，年代离我们越近的“土地赋税清册”，所记载的内容反倒越模糊、越不全面、越混乱，尽管知识水平在发展。如此看来，似乎是文明进步导致社会制度堕落至野蛮时代。所有那些活跃的、充满活力的、富有创造力的东西，其根源是全新的，而且岂止是全新的，简直是与古老制度相冲突的。乍看之下，英国仍然施行欧洲的旧政制，但是，细究之下，就会发现，与上述情形并无二致。倘若忽视其旧名称，抛弃其旧形式，我们就会发现，早在17世纪，英国就已经在实质上废除了封建制度。自那时起，各阶层互相渗透，贵族式微，贵族政治呈开放状态，财富就是权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税赋人人平等，出版自由，辩论公开。所有这一切现象，在中世纪社会都是闻所未闻的。正是由于巧妙而逐渐地注入了这种新鲜血液，古老的封建躯体才得以完好无损，才免于土崩瓦解，才具有新鲜的活力。实际上，17世纪的英国，已经完全是一个现代国家，只是在其内部，犹如保存纪念品一般，保留着中世纪的某些遗迹。1788年，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农民都不得离开领主庄园，否则就会被暴力遣返。在领地上，农民受教会法庭的管辖，个人生活受其监督，若有纵欲偷懒的行为就会遭受惩罚。农民地位无法改善；职业不得改变；未征得主人同意就不得结婚。农民大部分时间都在为主人服徭役：年少时，就得在庄园做仆役；长大后，就得为领主服徭役，而且在某些邦国，竟然每周服三天徭役。领主的房屋修建、领地产品运输、充当马车夫以及信使，都由农民承担。农民可以拥有土地，但是，其所有权始终是不完全的。农民种什么庄家，得由领主决定，并受领主监督；不得任意转让和抵押土地；农产品的买卖受领主左右；耕种土地永远是受到强迫的；甚至其家业也不得由其子嗣全部继承，其中有一部分通常归领主所有。就像如今一样，当时，农民极其爱恋土地，土地占有欲点燃了农民身上的全部激情。当时有位睿智之士评曰：“对成为地主，人们趋之若鹜，所以，土地总是溢价出售。在法国，下等阶层的所有积蓄，就是为了购买土地，而在其他国家，不是借给他人就是投资公债证券。”大革命的结果，并非分割土地，而是暂时解放土地。其实，所有这些小地主当时都受到种种限制，承受着许多无法摆脱的封建徭役和税赋。事实上，法国贵族已经长期不再染指国家统治权，唯一例外的就是司法权。贵族阶层的主要人物对某些案件仍然拥有管辖权，有权让法官以他们的名义裁决那些案件，并在领地范围内不时制定颁布治安管理条例。但是，由于王权已逐渐限制、削弱甚至铲除该司法权，所以，那些仍然享有司法权的领主不再视之为权力，而是视之为收入来源。贵族享有的其他特权，命运也是如此。他们已经失去政治特权，所保留的只是经济特权，但是，这种特权有时还会扩大。修道院所在村庄通常就是其领地。在法国还存在农奴的地区，修道院还拥有农奴。他们有权迫使他人服徭役，有权征收集市贸易税。在领地上，唯有他们拥有烤炉、磨坊、葡萄压榨机以及耕牛。除此以外，法国的教士如同其他地方的教士一样，还有权征收什一税。重要的是，当时整个欧洲都可以见到这些完全相同的封建负担，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这些负担远比法国的沉重。权且试举领地徭役为例：在法国，罕见而温和；在德国，普遍而残酷。请诸位先刻画一下18世纪的法国农民，或者刻画一下你今天所认识的法国农民，因为这两者是同样之人：其地位已变，但其特征未变。再看看我引用的文件所描述的农民吧：他酷爱土地，倾其所有而且不惜代价购买土地。为购得土地，他得先付一笔费用，不是付给政府，是付给相邻地主，而且这种地主并非政府官员，是与他一样无权无势之人。他终于买下一块土地后，把心与种子一起埋进那地里。在广阔的天地里，拥有了一小块属于自己的土地，他心中洋溢着独立与自豪感。可是，那帮相邻地主跑将出来，把他从地里拉走，强迫他在他们的地里为他们无偿劳作。倘若他想保护自身的劳动果实不沦为他们的猎物，那帮人就会想方设法阻止他。那帮人守候在渡口，他不付过河费就不能过河。在市场上，他不向他们交纳一笔钱，就不能出售自己的农产品。回家后，他打算享用剩余的麦子——这是他亲手种植、亲眼看着长大成熟的麦子——可是，他不得不用他们的磨坊磨面，用他们的烤炉烤面包。就这样，他那小块土地上的部分收入，都以这费那费的形式交给了那帮人，而且那些费用永远无法取消或者摆脱。无论他做什么，无论他到何处，都会遇上那帮令人讨厌之人。他们破坏其幸福，阻碍其劳作，蚕食其收成。当他好不容易摆脱那帮人后，另一帮身穿黑袍之人又跳将出来，夺走其大部分收入。权且想想这些农民的处境、需求、性格与情感吧，权且估摸一下这些农民的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吧。【注释十三】倘若翻开旧王朝的年鉴，就会发现各行省都有自己的专用大臣。但是，研究档案记载的行政管理活动，就会马上发现：那些大臣无足轻重；国家的日常事务均由总监主持，而且这位总监逐渐垄断了一切与财政有关的事权，换句话说，他几乎掌控了全部公共事务的管理权，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不断变换其角色：一会儿是财政大臣，一会儿是内务大臣，一会儿是公共工程大臣，一会儿是商务大臣。如同中央政府在巴黎实际上只有一位代理人一样，在各行省也只有一位代理人。在18世纪，有些大领主还拥有省长头衔。他们是封建王权的旧代表，而且往往是世袭代表。虽然他们还享有荣誉头衔，但是，他们不再拥有任何权力，而是由省督掌握实权。省督没有显要的身世，是外省人，而且年轻，想的是升官发财。他获取这一职位，靠的不是选举、不是世袭、不是买官进爵。他是由政府从国务委员会的低级成员中选任的，可以随时撤换。他离开国务委员会任省督后，就代表国务委员会，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官话称其为外派专员。他几乎拥有国务委员会拥有的一切权力：从初审起，就行使所有权力。就像国务委员会一样，他既是行政官又是法官。省督与所有大臣都保持联系，在其任职的省份他就是政府意志的唯一代理人。在省督之下并由其任命的，是设置于各县的、任由其撤换的称为省督代理人的官员。省督通常是新封贵族，而省督代理人往往是平民。然而，在其管辖的小小范围内，省督代理人就像选举区行省的省督一样，代表着整个政府。省督隶属于大臣，而省督代理人则隶属于省督。阿冉松侯爵[3]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有一天约翰·劳曾对他说：“我从不敢相信我任财政总监时目睹的那些东西。要知道，法兰西王国竟是由30个省督统治的。没有高等法院，没有三级会议，没有省长。各省的幸与不幸，完全系于这30位省督身上。”上述官员虽然大权在握，但是，在残存的封建旧贵族面前，却显得黯然失色，仿佛消失于旧贵族的余辉中一样。正因如此，当时的人们难以看到省督，尽管那些省督无事不插手。在社会上，较之省督，贵族在地位、财富以及与旧事物相联系的声望上都占有优势；在政府中，贵族围绕在国王周围，是宫廷成员：指挥部队、统率舰队的，是贵族。概言之，贵族是那个时代最令人瞩目的人物，连后人都常常把眼光停留在他们身上。倘若有人提议任命大领主为省督，那会是对大领主的侮辱；即使是最穷困潦倒的贵族，也会不屑于出任省督。在贵族眼中，省督是篡权者的代表，是资产阶层以及农民阶层派至政府中任职的新人，是无名小辈。然而，正如约翰·劳所说的以及我们将看到的那样，这些人却统治着法国。军役税和许多附带的捐税总额以及摊派给各行省的数额，每年均由御前会议秘密决定。如此这般，军役税逐年增长，而人们事先根本无法得到任何消息。军役税，乃古老之捐税，其课税及数额在从前均委托当地代理人办理。那些代理人或多或少地独立于政府，因为他们是依出身、选举或者买官进爵而获得这种权力的。他们是领主、教区征税人、法国财务官、被选定的代理人。18世纪依然存在这种人，不过，有些人已完全与军役税毫无关系，另一些人即使与之有关但也位于次要或者从属的地位。此时，军役税的真正权力掌握在省督及其代理人手中，而且事实上，也是由他在教区间分派军役税，指导监督征税员征收此税，批准缓征或者免征此税。当时所有的公路甚至镇与镇之间的公路修建维护资金，都由公共财政负担；规划公路并发包建设公路的，是御前会议；监管工程的，是省督；招募徭役进行施工的，是省督代理人。留给地方旧官员管理的，只有村道，而那些村道自那时起一直无法通行。中央政府管理公共工程的代理人，就像今天一样，是桥梁公路工程局。虽然时代不同，但在这点上却惊人地相同。桥梁公路工程局设有委员会和学校；有工程监督官，他们每年在整个法国跑来跑去；有工程师，他们住在工地，按照监督官的指令，负责整个工程的建设。旧社会的很多机构被新社会所采用，其数量比人们想象的多得多，其架构得以保留而其名称则被抛弃。但是，桥梁公路工程局既保留了其名称，也保留了其架构，这是极其罕见的。中央政府通过其代理人单独负责维护各省治安。编成一小队一小队的骑警，遍布整个王国，受各地省督的指挥。正是依靠这些警察，必要时还动用军队，省督才能应对意外事件，羁押流浪汉，打击乞丐，平息因粮价上涨而不断爆发的骚乱。因此，从未像从前某个时期那样，需要召唤被统治者帮助政府完成上述任务。当然，在以前的城市，也不必如此，因为城里通常有保安卫队，这支卫队成员是由省督挑选的，其军官是由省督任命的。在封建旧社会，领主倘拥有巨大权力，也负有重大责任。例如，他得救济领地内的穷人。我们在1795年的普鲁士法典中，找到了这一欧洲古老法律的最后痕迹，其规定：“领主应确保贫苦农民接受教育，应尽可能为没有土地的奴仆提供谋生手段。倘若他们中有人陷入贫困，领主有义务伸出援手。”在法国，类似规定早已不复存在。由于领主的旧权力已被剥夺，因此，他也摆脱了旧义务。但是，又没有任何地方政权、议会、省或者教区机构取代其位置。任何人都不再负有照顾乡村穷人的法律义务，唯有中央政府勇敢地承担起救济穷人的工作。御前会议每年都从税收总额中划拨一定数额的资金给各行省，再由各行省省督将其分配给各教区用作救济金。贫穷农民得向省督申请救济金。发生饥荒时，由省督负责发放小麦或者稻米。御前会议每年都会发布法令，要求在其指定之地建立慈善工场。穷苦农民可以在那里工作，并领取微薄的工资。【注释十四】显而易见，从天高地远之地作出的慈善决定，往往是盲目或者心血来潮的，永远无法满足实际需要。【注释十五】中央政府不但要在发生饥荒时赈济灾民，而且还要教他们学习掌握致富之术，在必要时还得采取强制手段驱使他们走上致富之路。为此，中央政府不时地通过省督及其代理人，散发宣传农业技术的小册子，建立农业行会，拨款设立奖励资金，花费巨款开办苗圃并将苗种分发给农民。当时的中央政府倘若能够减轻农业负担，减缓不平等状况，效果会更好，但是，它显然从未想到这一点。御前会议有时会强迫人们发家致富，而不管人们是否具有这种愿望。强迫手工业者采用某种方法制造产品的法令，数不胜数。【注释十六】由于省督数量不多，无法一一监督此种法令的实施执行，于是，就任命工业监督员，让他们在各省之间穿梭，监督法令的实施执行。御前会议倘若认为某地不适宜种植某种作物，就会发布禁种法令。有的法令，竟然要求人们拔掉在其认为土质低劣的地上种植的葡萄。由此可见，当时的政府已由统治者角色转变为监护人角色。城市选举制度，直至1692年才被首次取消。从此，城市官职可以买卖，就是说，国王可以在各城市向居民出售永久管理他人的权利。如此这般，毁掉的不仅是城市的自由，而且是城市的福祉。卖官鬻爵涉及的倘若是法官职位，往往有益，因为良好的司法前提条件就是法官完全独立。但是，卖官鬻爵涉及的倘若是行政官职，却十分有害，因为讲责任、讲服从和讲热情是有效行政的前提。从前的君主政府在这点上未出差错，小心翼翼避免将强加于城市的制度用于自身，即省督及其代理人的职位绝不出卖。1764年，有位省督致信财政总监：“历来为赎买城市自治权而支付的金钱，其数额之大让我感到震惊。倘若把这笔钱用于城市的公共事业，就会极大地改善市民生活。如今，市民感受到的只是政府以及这些官职享有的种种特权的压迫。”在我看来，这是旧王朝最无耻的一面。我完全确信，各个城市的管理方式极为相似，它们之间的差异只是表面上的，本质上则处处相同。第一大组织是由城市官员组成的市镇委员会，其成员人数各地不尽不同。它是城镇的权力执行机构，或者是昔称的城镇主政当局。在城镇从国王手中赎买了城镇自治权或者王国在当地建立了选举制度时，城镇当局的官员就经选举产生并有一定的任职期限。在国王收回了城市自治权并出售其官职时，那些官员就得花钱买官职并任职终身。不过，后一种情形并不常见，因为随着城镇政权逐渐从属中央政权而导致其官职日益贬值。无论何种情形，城镇官员都不领薪，但是，他们享有免税权以及其他特权。那些官员一律平等，集体行使职权；任何一位官员都不得独自行使职权，也不必单独向城镇负责。那时的市长，不是城市的行政首长，而只是城市管理当局的主持人而已。至18世纪，全民大会不再由全体市民共同组成，而是不可避免地几乎都实行代议制。请记住：在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再由市民普选产生，也不再倾听民众呼声；无处不是由达官贵人组成，其中有些人是因其拥有显要地位而参加会议，另一些人则是由行会或者协会指派参会并听从其指令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官显贵在全民大会中的人数倍增，工业行会代表则下降甚至完全消失，但仍然可以见到手工业行会代表，就是说，其成员几乎鲜见工人而都是资产阶层。自那时起，人民就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般轻信虚伪的自由，也不再关心公共事务，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官员们试图唤起人们在中世纪屡建奇迹的爱国主义精神，却徒劳无功，无人予以搭理。即使是城市最重大的利益，他们也漠不关心。在那些保留自由选举假象之地，倘若让人们投票，他们就会坚决不投票。这种情形历史上屡见不鲜。从奥古斯都起至今，每个摧毁自由的专制君主，几乎都会保留自由的表面形式。他们以为，这么做就可以增加其道义力量，从而得到公众的认可。然而，这种企图几乎都告失败，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明白，要长期掩饰这种骗人的假象是不可能的。因此，在18世纪，各地城市政府都普遍堕落为小型寡头政治。若干家族为自身的特殊利益而掌管公共事务，不受公众监督，不对公众负责。整个法国的政局都染上了这种弊病。各地省督都洞察了这种弊病，然而，他们想出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地方当局更加服从中央政府的掌控。从省督与其代理人之间的通信中可以看出，所有城市的大小事务，中央政府都予以插手：任何事情，都要征询其意见；所有事务，都由其作主；甚至节日放假问题，都由其说了算。有时候，公众喜庆活动、燃放烟花爆竹、张灯结彩等，也要听从其指令。在他们的通信中，我发现省督对一些资产阶层官员罚款20里佛，原因是唱《赞美诗》时他们缺席。其时的城市官员人人自危。他们中有些人写信给省督说：“阁下，我们无比谦卑地恳求您，赐予我们仁慈与保护。我们将不负厚爱，绝对遵旨听命。”另有一些大言不惭，自称“城市贵族”之人，致信省督说：“阁下，我们从未违背您的意志。”因此，在那个时候，资产阶层就想拥有政权，人民就想争取自由。城市如此紧紧依附于中央政府，至少可以维持自身的财政地位吧，但是，并非如此。有人认为，倘若不是中央集权，城市很快就会走向毁灭。对此，我不敢肯定，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在18世纪，中央集权并未阻止城市走向毁灭的命运。其时的城市管理，完全是一团乱麻。让我们把目光从城市转向农村吧，我们会发现不同的权力机构，不同的组织形式，但它们同样依附于中央政府。【注释二十】在18世纪，各省教区官员的头衔与数量均有所不同。从古老的文献中可以看出：教区蒸蒸日上时，官员数量就增多；教区暮气沉沉时，官员数量就减少。18世纪的大部分教区官员，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收税员，另一种通称为理事。一般而言，这些市政官员通常是经选举产生的，或者名义上经选举产生的，但是，他们已经更多地蜕变为国家的工具，而不是社区的代理人。收税员根据省督指令征集人头税；理事在省督代理人的日常监督下，代表其处理诸如自卫队、国家项目、普遍适用之法的实施等一切与公共秩序或者政府有关的事务。正是由于领主的存在，导致几乎所有富裕而受过教育的居民都迁往城市，关于这一点，稍后我将详述。结果是，教区内除领主外，只剩下一群粗俗无知的农民。这些人，根本没有能力管理公共事务。蒂尔戈曾正确地指出：“教区就是由茅屋以及像茅屋一样毫无生气的佃农组成的。”18世纪的政府档案，充斥着人们对教区收税员和理事等官员人浮于事、粗心大意、懒惰迟钝的投诉。大臣、省督、省督代理乃至贵族等所有人都对他们满腹怨气，但是，却无人追问原因何在。直至大革命爆发前，法国农村教区的治理，仍然残留着中世纪曾具有的民主特色的某些痕迹。每当要选举市政官员或者讨论公共事务时，就会敲响村里的钟声召集农民到教堂门前集合开会。这种会议，无论穷富，都一样有权出席。当然，在这种会议上，并没有正式的辩论或者投票，但是，每个人都能各抒己见，而且还有公证人当场制作公证书，证明人们所说的内容。1750年，有位省督说：“我把几个略有怨言的教区头头送进监狱，并令其负担骑警费用。借此手段，我把他们搞得服服帖帖的。”正因为如此，人们不把教区公职视为荣誉，而是视为要想方设法予以摆脱的负担。然而，那些残留的教区旧制度，对于农民而言，依然很宝贵。直至今天，在一切公共自由中，唯一为农民所理解的，就是教区自由；在所有公共事务中，真正让农民感兴趣的，也是教区自由。有人愿意拱手将全国置于一个主子之手，却因无法在村中畅所欲言而大为不满。真没想到，最空洞的形式竟然拥有如此之大的分量！旧王朝的法国，就如今天一样，没有任何一个城镇、大大小小的村落、济贫院、工厂、修道院、学校等等，能够自主处理其事务，能够自由处置自己的财产。当时的君主制旧政府与如今的政府一样，都想方设法不让政府官员像普通公民一样，接受法院审判并认罪。两个时代之间的唯一实质区别是：大革命前，政府唯有通过专横违法手段袒护其官员；大革命后，政府让其官员合法践踏法律。它保留了从前官员的头衔与荣誉，却逐渐剥夺其权力。它并非把从前的官员从其权力领域逐出，而只是让它们边缘化。它巧妙地利用有些前官员的惰性、其他前官员的自私本性，利用而不是纠正从前的政府机构的一切弊端，最终以省督这一闻所未闻的政府代理人，和平地取代了从前的一切政府官员。我原以为，热衷数字统计，是我们今天政府官员的特有嗜好。但是，我错了。在旧王朝末期，就不断有印好的各种小型报表发给省督填报，而省督又令其代理人以及教区理事填报。财政总监要求报告的内容，涉及土地特性、耕作情况、作物的种类和产量、牲畜数量、人情风俗等等。通过这种方式获取的资料数据，与当今市长、县长上报的，是同样详尽而不确切的。省督代理人在那种程式化的报告中，似乎对辖区民众的评价都不高。他们总是这样评价：“农民生性懒惰。若非为了活命，他们是不会干活的。”当时的行政官员几乎都是资产阶层，已然形成一个独立阶级，有其独特的精神、传统以及道德观、荣誉感和自尊心。他们是新社会的贵族，已成气候，充满活力，只待大革命为他们腾出位置。18世纪的报纸，或者说是当时人们所称的“加泽特”，所刊载的内容，四行诗文多于政论文章。尽管如此，政府早已视这支小小的力量为眼中钉、肉中刺。它对书籍比较宽容，对报刊却非常苛刻。由于无法专横地予以取缔，它就竭力垄断报刊的经营。旧王朝的制度就是如此：规则严厉，执行松弛。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藐视法律。哎哟，他们什么时候学会过尊重法律？可以说，在旧王朝人们的头脑中，法律观念本该占有一席之地的地方，是空荡荡的。个个求情者都恳求法外开恩照顾他们，其认真严肃的态度，犹如其要求他人严格遵守法律时一样。只有等到政府抛弃他们时，他们才会想到运用法律武器。虽然人民对当局的服从是全面的服从，但是，他们服从当局，并非出于自愿而是出于习惯。倘若人们偶然躁动起来，一点点刺激都会导致他们暴动。此时，要压服他们，靠法律已经无济于事，只有采用暴力和专政手段。通常极其讨厌他人指手画脚的农民，竟然也相信，农业落后，主要应归咎于政府指导不力与资助不足。有位农民写信给省督，语气极其愤怒，似乎早已让人感受到了大革命的气氛：“政府为什么不指派巡视专员，每年到各省巡视检查农业生产状况？巡视专员可以教农民应该种养什么、如何施肥、如何饲养牲畜、如何养膘牲畜、把作物或者牲畜送往哪个集市出售、如何出售，等等。应该给予这些巡视专员优厚的报酬。政府应当大力表彰奖励种养出色的农民。”这位流亡贵族从未想过，所谓的上述英国怪现象，可能与他们的自由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他偏爱运用科学原理进行解释。他说：“天气潮湿闷热，会导致人的性情忧郁。在这种国家，民众必定喜爱严肃话题。因此，治国理政之事，英国人天生就津津乐道，而法国人则敬而远之。”18世纪频频发生饥荒。每当爆发饥荒，各省居民都求助于省督，似乎唯有从他那里才能获得粮食。其结果是，每个陷入贫困之人都指责政府，甚至把那些注定无法避免的灾祸都归咎于政府，就连天气异常人们也责怪政府。因此，对于法国于本世纪初轻而易举地就重建起中央集权制度，丝毫不必感到惊讶。在1789年，人们推翻了中央集权，但是，其根基却深藏于摧毁者的心中。正是由于存在这一根基，中央集权的大厦才能突然重新建起，而且还比以往更为坚固。我发现，多份呈报大臣的有关出版状况的报告记载：在16世纪和17世纪初，许多外省城市都设有大型印刷厂，但是，如今既没有印刷工，也没有印刷工作可干。毫无疑问，18世纪末出版的书籍，远比16世纪多，但是，一切思想观念均出自中央而非地方。就是说，巴黎已经吞噬外省。著名旅行家阿瑟·扬，是在三级会议召开后不久而巴士底狱被攻占的几天前，离开巴黎的。他在巴黎与外省的所见形成强烈反差，这让他惊讶不已。在巴黎，一片沸腾景象：随时都有政治宣传小册问世，每周出版高达九十二册。他说：“即使在伦敦，我也从未见过如此规模的出版发行热潮。”但是，走出巴黎，目睹的似乎就是死气沉沉的局面：印发的小册子寥寥无几，报纸则根本没有。然而，外省民情涌动，一触即发，只是尚未见诸行动；人们聚在一起，也是为了打听传自巴黎的消息。每到一座城市，阿瑟·扬都会询问当地人打算做什么。“回答都千篇一律，”他说，“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外省城市，得看看巴黎要干什么。”他进一步说道：“这些人甚至不敢有主见，除非他们知道巴黎在想什么。”在大革命前夕，巴黎的制造业、工厂、高炉大幅度增长，政府有所警觉。目睹工业发展，政府充满种种臆想的恐惧。御前会议于1782年发布的法令说：“鉴于制造业飞速发展，导致木材大量消耗而危及城市供应量，从今以后，国王禁止在首都方圆十五里以内新建这类工厂。”至于工人聚集会产生的真正危险，当时并无人有所察觉。就这样，巴黎摇身变为法兰西的主人，并且不知不觉地汇集了一支强大的“军队”，而这支“军队”就是巴黎的主人。如今，人们普遍认为，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我们这四十年来所有走马灯式的政府垮台的主要原因。我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大家明白：旧君主制突然而猛烈地灭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在于此；这也是催生一切其他革命的第一场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表面上，在旧王朝生活的所有人，尤其是那些引人注目的中上层人士，彼此之间简直一模一样。然而，就在那群彼此一模一样的人们中间，竖立着无数小小的屏障，将人群分割成许多群体，而在每个群体的内部，又存在许多特殊的小群体。这些大大小小的分散群体，只顾关心自身利益，完全不关心其他任何人的利益。想到这种毫无止境的人群划分，我豁然开朗，由于在面临危机时，法国人比任何国家的人们都更缺乏团结一致、互相支持的精神准备，因此，一场大革命能够瞬间就彻底推翻这样的社会。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那场大动荡砸碎一切小小障碍物后，立即呈现的是历史上最紧凑、最一致的冰冷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法国贵族变得越来越贫困。“尽管拥有特权，但是，贵族每天都在破产，都在消亡，而第三等级却在占有其财富。”有位贵族在1755年如此悲伤地写道。保护贵族财产的法律一直未变，贵族的经济地位也未发生变化，然而，随着贵族丧失权力，他们也相应地陷于贫困。也许有人会说，人类制度，犹如人体一样，除存在履行各种功能的不同器官外，还存在一种看不见但却是生命源泉的核心力量。当这种核心力量的生命之火熄灭时，虽然各种器官看似正常运转，但是，整个身体却立即衰亡。当时的法国贵族，仍然享有限嗣继承权，而且柏克还注意到，与英国相比，法国贵族的这种特权更为普遍更具有约束力；仍然享有长子继承权、不可撤消的永久地租权以及源自封建习俗的一切用益权；在免除支付战争捐税的义务后，仍然拥有免税权，而且这种权利还大为加强，就是说，减少了负担，保留了特权。此外，他们还享有其前辈从未享有的许多经济上的优势。然而，他们由于越来越少参政并丧失参政热情，所以逐渐变得贫困。如蒂尔戈提到的利穆赞，只有贫穷的小贵族，他们几乎不再拥有土地，只靠领主权和地租维持生活。早在本世纪初，有位省督就写道：“在本地区，贵族家庭数量有数千家，但是，其中年收入2万里佛的不足十五家。”我从另一位省督（弗朗什-孔泰行省）于1750年向其继任者所作介绍的备忘录中，看到如下内容：“这个地方的贵族，相当友善，但非常贫穷。他们的骄傲，如同他们的贫困。他们目前的境遇同以往相比反差很大，这让他们感到莫大的羞辱。让贵族陷于贫困，没什么不好，如此就可以迫使他们为我们服务、向我们求助。”省督进一步补充说：“他们已组成一个团体，只接纳那些能证明四代以内宗亲为贵族之人。这个团体的成立未得到批准，只不过官方容忍其存在而已。它每年只聚会一次，省督会出席其会议。那些贵族一起做弥撒、用餐后，即各自回家。有些人是骑老弱病残之马，有些人走路。你看，这种集会是多么滑稽啊。”贵族逐渐贫困化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法国，在整个欧洲大陆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欧洲其他地方也像法国一样，封建制度在消亡，但没有新的贵族制代替它。在德意志莱茵河流域，这种没落尤为明显，尤其引人注意。只有英国的情况才截然不同：古老的贵族世家不仅仍然存在，而且其财富大幅增长；无论拥有的财富，还是拥有的权力，贵族在英国国内都是独占鳌头的。在世袭贵族旁边发展起来的新贵族，在财富上只能亦步亦趋而无法超越世袭老贵族。在法国，似乎只有平民接收了贵族失去的财产，因此，有人说，平民是汲取贵族的血肉发展起来的。虽然没有任何法律禁止资产阶层破产，也没有任何法律帮助资产阶层发财致富，但是，资产阶层却不断在发财致富，而且很多情形下变得与贵族一样富有，有时甚至比贵族还富有。这些资产阶层拥有的财富往往与贵族相同，通常拥有的是田地，有的甚至拥有领地，不过，他们平时都住在城里。上述两个阶层所受教育以及所过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的相同之处比不同之处多千万倍：资产阶层与贵族具有同样多的知识；尤须值得注意的是，两者的知识来源恰恰是相同的；两者都受同一阳光的照耀；两者接受同样的理论与文学教育。巴黎越来越成为法兰西人的唯一导师，而且用同样的模子、同样的方式，打造一切法国人的思想观念。在18世纪末，毫无疑问，人们仍然可以看出贵族阶层与资产阶层的行为举止有所不同，这是因为，所谓的行为举止这种外在的东西，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变得一致，但是，内在的东西，所有高居平民百姓之上的中上层人士都彼此相似：他们的思想相同、习惯相同、嗜好相同，他们从事的娱乐相同、阅读的书籍相同、讲话的言辞相同。除享有的权利不同外，他们已经无甚区别。我不太肯定，在当时的其他国家，此种现象是否也达到这种程度。即使是英国，虽然共同利益已经把社会不同阶层牢固地绑在一起，但是，阶层之间在思想观念、精神面貌等方面仍然具有差异。其原因就在于：具有令人叹服之力量的政治自由，尽管可以促使公民之间形成密切联系并建立互相依赖的关系，但是，却不能同化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独夫专制体制。它通过天长地久的日积月累，不可避免地迫使人们彼此趋于相似，但却对彼此的噩运漠不关心。【注释七十三】在欧洲，凡是建立了封建制度的地方，贵族最终都演变为世袭等级阶层，但唯有在英国只是贵族而已。事实上，让英国迥异于欧洲其他国家的，并非其拥有国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陪审团制度，而是某种更独特、更重要的东西。英国是唯一摧毁了世袭等级制度而不是将其改头换面的国家。在英国，贵族与平民可以从事同样的事务，可以选择同样的职业，而且更重要的是，贵族与平民之间可以互相通婚。在英国，最大领主的女儿，可以嫁给没有任何世袭职位之人而不会有失颜面。世袭等级制度以及与此有关的思想、习惯、障碍等等，是否确实已被该国摧毁，只要看看该国的婚姻状况就可以知道。只有考察通婚状况，才能找到具有决定性的特征。在法国，直至今天，虽然已有六十年的民主历史，也无法找到这种特征。新老家族，尽管在各方面似乎都已经融为一体，但是，仍然竭力避免互相通婚。人们常说，英国贵族，与其他任何国家的相比，更加谨慎、更加灵活、更加开放。必须指出的是，倘若按照在其他国家保留的古老而严格的“贵族”含义而言，英国长期以来根本就不存在贵族。事实上，随着领主统治的瓦解，越来越少召开甚至还停开全国性的三级会议，全国自由遭到摧毁，地方自由也随之遭到摧毁，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在公共生活领域不再合作。他们不再认为有互相接近或者互相合作的必要，彼此变得更加疏离、更加陌生。到18世纪，这场革命就告完成：这两个阶层，只在私人生活领域偶然相遇；他们不仅成为对手，而且成为敌人。法国似乎存在这么一个独特的景象：作为集体的贵族阶层在丧失政治权力的同时，作为个人的贵族，却获得了许多以前未曾拥有的特权，或者比以往拥有更大的特权。可以说，是肢体依靠死亡的躯体致富。贵族阶层的统治权越来越少，但是，贵族个人作为主人的第一奴仆，却拥有越来越多的特权。与路易十六时期相比，在路易十四时期，平民百姓更容易成为政府官员。路易十六时期，在法国，平民百姓几乎罕见成为政府官员，而在普鲁士，此乃司空见惯的现象。他们一旦获得那些特权，就世代相传，与血缘不可分离。因此，贵族阶层已经不再是贵族统治阶层，而只是名义上的世袭贵族阶层而已。让我们看看最遭人诟病的特权——免税特权吧。显然，从15世纪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免税特权不断增加。它是随着国家开支的迅速增长而增长的。在查理七世[5]统治时期，军役税仅120万里佛，免交军役税特权的情形就很少。在路易十六统治时期，军役税8000万里佛，免军役税特权的情形就很多。在军役税是平民缴纳的唯一税种时，贵族的免税特权几乎无人注意。但是，当捐税名目繁多成倍增加时，当其他四种捐税也化作军役税时，当中世纪闻所未闻的各种税赋，如公共工程、军事工程的种种徭役，都压在贵族以外的各阶层的头上时，贵族由于拥有特权而被免除的捐税数量，就显得很庞大。【注释三十】不平等尽管很明显，不过，其外在感观却远远大于实际情形，这是因为：贵族本人虽然享有免税特权，但是，却常常不得不替佃户交税。可是，在这些事情上，与事实上的不平等相比，人们感受到的不平等更为危险。路易十四，在其统治末期，迫于财政困难的压力，决定征收针对所有臣民的两项普遍税：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但是，就如贵族的免税特权本身就是一种荣誉，即使受到批评也得奉若神明一般，针对他们征税时，人们也得小心翼翼，在方式上有所区别。要求平民百姓交税，可以态度严厉、语言粗鲁；恳求贵族交税时，就得充满敬意、彬彬有礼。【注释三十一】在捐税问题上，虽然整个欧洲都存在不平等现象，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国家的不平等，如法国那样赤裸裸，如法国那样让人无时不感觉到其存在。【注释三十二】在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大部分捐税是间接税；贵族的免税特权，只限于免缴部分直接税——就是说，贵族比平民百姓负担的间接税少一些而已；有些税，只有贵族承担，以代替其原本应当承担的无偿服兵役的义务。不管如何，在把人分为三六九等而区别对待的政策中，捐税不平等的危害最大，最容易在不平等之外再制造分裂，造成社会阶层之间巨大的、无可救药的不平等与分裂。因为其后果是：当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不再缴纳同样的捐税时，每年的捐税摊派征收，都在他们之间再次划出一道分界线，而且这是一条永远不会消失的阶层分界线。每一个特权者每一年都感到要维护自己现实而紧迫的利益，不能让自己沦落为平民百姓，必须继续努力与他们保持距离。几乎没有一项公共事务不是源自捐税或者最终导致征收捐税。因此，在两个阶层不再平等纳税后，他们就几乎不再有必要共同商议问题，不再有理由感到拥有共同的需求与情感。此时，他们彼此之间的疏离与分裂，根本不费吹灰之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共同协作行动的动机与愿望。居住于城市的资产阶层，可以找到很多办法，以便少交军役税甚至完全免交军役税，而倘若居于农村，恐怕无法找到上述办法。尤为重要的是，居于城市，他们还能逃避为政府征收军役税的义务，而这个义务，比缴纳军役税本身更为担惊受怕。他们之所以害怕，是有其道理的：我认为，在旧王朝，甚至在任何朝代，没有哪个官职的处境，比教区军役税征税员的处境更糟糕。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会进一步阐述。在乡村，除了贵族，谁也无法逃脱担任军役税征税员的义务，因此，富有的平民，宁愿出租其在农村的田地房产而迁入附近城市居住，也不愿承受这一义务。蒂尔戈说：“军役税的征收，把农村中拥有土地的平民几乎都变成了城市资产者。”蒂尔戈的说法，与我有幸查阅到的有关秘密文件的记载，是相吻合的。顺便说说，较之欧洲大部分国家，法国为什么拥有更多星罗密布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原因就在这里。困于城墙之内的富有平民，不久就不再拥有田园趣味和田园精神，就不再对耕作感兴趣，就疏远了依然留在农村的伙伴们。可以这么说吧，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渴望跻身于他所迁入城市的政府官员行列。要是认为，如今几乎所有法国人，尤其是中产阶层的法国人，追求官职的狂热是始于大革命的，那就大错特错。这种狂热，早在若干世纪之前就已经存在，而且自从那时以来，人们不断给它培土施肥，百般呵护，促使它不断生长。我曾经统计过，在1750年，一个外省中小城市，担任法官职务的竟有一百零九人，担任执达吏职务的竟有一百二十六人，而且所有这些人都来自城市。资产阶层追求这些职位的热情真是史无前例。他们一旦自认为赚取了小小的资本，就会立即用于购买官职，而不是用于做生意。这种可悲的野心，甚至比行会师傅和军役税给法国农业与商业发展造成的危害都要更大。倘若没有职位空缺，一心追求官职之人就会绞尽脑汁，不久就会发明新职位。在谋求官职方面，那个时代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那时的政府是卖官鬻爵，而如今的政府则是私相授受官职：不必花钱而只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获取职位，手段更为高明。由于居住地不同，更主要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最主要是由于利益不同，资产阶层就与农民阶层相分离。抱怨贵族在捐税问题上享有特权，是颇有道理的，但是，对资产阶层享有的特权，又该如何说呢？有无数官职可以让资产阶层免除税赋等负担。例如，可以免除这个人服役自卫队的负担，可以免除另一个人承担徭役的负担，可以免去第三个人缴纳军役税的负担。当时就有人撰写文章问道：除教士与贵族外，哪个教区没有居民依仗公职或者政府委托事项而享有免税特权？有时不得不削减许多留给资产阶层的职位，原因之一是，免缴军役税者众多，导致国家收入锐减。所以说，我毫不怀疑，资产阶层免税者与贵族阶层免税者的人数，是同样多的，甚至往往比贵族免税者还多。在资产阶层心目中，与他们共同生活于城市的平民，也形同陌路甚至几乎是其敌人。他们经过谋划，把本地大部分开支都转嫁给下层民众独自承担。有趣的是，英国贵族颇有雄心壮志，在必要时，可以同下属打成一片，并假装把下属视为与自己地位相同之人。前文提及的阿瑟·扬，其著述是了解旧法国最有助益的著作之一，他记述道：有一天他到利昂古尔公爵家，向其表示想同附近几个最能干、最富裕的农夫了解一些情况。公爵于是让管家把他们找来。这位英国人阿瑟·扬就此感叹说：“英国领主会请三四个庄稼汉与其全家一起吃晚餐，并让他们坐在上流社会的贵妇人当中。在我们英国，这种事我见过上百次。但在法国，从加来到巴约讷，哪能看到这种事？”毫无疑问，较之法国贵族，英国贵族天生就更傲慢、更不善于同一切低于其地位之人套近乎，但是，其所处地位迫使他们有所克制。为维护统治地位，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在英国，几个世纪以来，陆续推行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捐税，均是有利于穷人阶层的。诚请诸位想想，不同的政治原则，竟能将如此邻近的两个民族引向不同方向！在18世纪，英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穷人，法国享有免税特权的是富人。【注释三十三】在英国，贵族承受着更重的公共负担，以便人们允许其实施统治；在法国，贵族直至灭亡仍然享有免税权，作为其失去统治权的补偿。国王第一次自行决定收捐税时，他很清醒，必须选择一种不直接损害贵族利益的捐税。当时的贵族，是王权的对手，是王国内最有权势的阶层，决不会容忍损害其利益的举措。因此，国王选定一种贵族享有免税权的捐税——军役税。如此这般，就是在已有不平等的基础上，又加上了一项更为普遍的不平等，从而维护并加重了其他一切不平等现象。自那时起，国库需求就随中央政府职权的增长而增长，而军役税也随之加重并呈现多样化趋势，一直增至十倍，并且所有新开征的捐税都成为军役税。【注释三十四】就这样，年复一年，捐税的不平等导致各阶层的分离，使人们彼此之间孤立的程度超过以往任何时代；自那时起，最有能力纳税之人得以免税，最无能力纳税之人却得纳税，于是就出现一种怪异的局面：富人免税，穷人交税。只有认真研究旧王朝的行政与财政史，才会明白：一个温和的政府，一旦拥有不受制约的权力，迫于金钱需求的压力，以及出于恐惧革命——这是人民自由的最终保障——会秘密而毫不负责任地采取哪些粗暴可耻的手段。在那些行政与财政历史档案中，我们随处可以看到王家财产出售后又旋即宣布该财产不可转让的记载，可以看到破坏契约以及漠视既有权利的记载，可以看到每逢发生危机时，国家公债的债权人就成为牺牲品的记载，可以看到国家不断失信于民的记载。终身赐予的种种特权被取消的情形，常常发生。倘若怜悯因愚蠢虚荣而遭受痛苦的那些人，人们就会同情那些遭受不幸的敕封贵族的命运：在整个17世纪与18世纪期间，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掏钱购买那些虚无缥缈的荣誉或者不公不义的特权，尽管他们已经多次掏钱购买那些特权。例如，路易十四就采取这种手法，取消了九十二年来所授予的全部贵族头衔，而且其中大部分的头衔还是他亲自敕封的。路易十四的敕令规定，若要保住头衔，唯有重新掏钱，“因为所有这些贵族头衔都是意外获取的。”八十年后，路易十五也如法炮制。【注释三十五】据说，那时的自卫队士兵是找人代替的，原因是怕增加国家征兵的代价。为了有钱借给国王，城市、社区、收容院等等不得不违背自己许下的诺言。教区不得不停止兴建有益工程，原因是唯恐分散资金而不能足额缴纳军役税。在早期，倘若平民持有贵族土地，就要缴纳一种称作自由保有税的特殊捐税。这种自由保有税，既造成土地与土地之间的割裂，也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分裂，而且两者之间是不断互相推进的。自由保有税，在加剧平民与贵族之间的分裂上，比其他捐税所起的作用更大，阻碍了贵族与拥有土地的平民的融合。一道鸿沟，就这样在贵族与其邻居即平民之间划开。而英国自17世纪始，就废除了世袭领地与自由保有土地之间的差异，从而大大促进了这两个阶层的融合。14世纪的封建土地自由保税的负担不重，而且征收间隔很长。但是，到18世纪，封建制度濒临灭亡时，这种捐税每二十年征收一次，数额是全年收入，父死子缴，极其苛刻。1761年，图尔农业行会说：“这种捐税对农业技术的进步危害无穷。毋庸置疑，在国王向臣民征收的所有捐税中，在乡村，没有哪一种像这种捐税那样，如此令人难以忍受。”那个时代的另一人说：“这种捐税，最初是一生交一次，后来却逐渐成为苛捐杂税。”【注释三十六】贵族阶层甚至都希望废除这种捐税，因为它为平民购买贵族土地设置了障碍。但是，国库的种种需求让它得以保留，而且还有增无减。财政越拮据，新设官职就越多，而且以享有免税权或者其他特权作为其报酬。总之，正是这种只向国民索钱而阻止国民索取自由的愿望，导致社会各阶层互相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反抗的局势。其结果是，政府在任何时候要对付的只是寥寥数人，从而完全可以分而治之，各个击破。在法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先后出现了许多杰出君主。有的以思想观念著称，有的以才华出众著称，几乎所有君主都以胆略著称，但是，没有一位君王曾经致力于消除社会各阶层的差别，或者曾经致力于各阶层的彼此融合而不是彼此依附。不，我错了，有一位国王曾经想让各阶层融合，并曾经为此而竭尽全力。这位国王是谁？谁能揣摩上帝的意图？他，就是路易十六！为了捞钱，那时的政府出售了大部分官职，从而丧失了随心所欲封官免职的能力。政府的此欲望极大地损害了彼欲望：其贪婪与其权欲针锋相对。它不得不利用并非其制造而其又没能力予以摧毁的工具。【注释三十九】结果是，它最专制的意志，在执行过程中常常变得软弱无力。旧王朝古怪的弊端以及有害的制度抵消了无所不在的中央政权的力量。犹如一道堤防，尽管建筑质量低劣而歪歪扭扭，却仍然可以分化、缓冲水流之冲击一样。当时的政府，不像如今的政府，拥有取之不尽的优待、慈善、荣誉和金钱等等许多笼络手段。政府那时拥有的强制手段，与其拥有的笼络手段一样，也比如今少得多。王国的行政官员，对自己资历浅、身世卑微有自知之明，因此，在管理过程中总是畏首畏尾，遇到阻力时必然前怕狼后怕虎。读一读18世纪的大臣与省督之间的来往信函，就会十分惊异地发现一种怪现象：虽然臣民逆来顺受，官员耀武扬威，但是，官员们只要稍遇反抗就不知所措，略受批评就会惶恐不安，简直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一旦遇到上述情形，他们就会裹足不前、犹豫不决、委曲求全、不敢越雷池半步。路易十五的优柔寡断、自私自利及其继任者的老好人心态，均是这种现象的最佳注脚。此外，这些君王未曾想过会有人要推翻他们。他们丝毫不怀有后来的统治者常因恐惧而具有的那种冷酷之情，他们蹂躏的只是那些他们看不见的人。贵族极其蔑视行政当局，尽管有时有求于它。贵族虽然不再拥有权力，但仍然拥有一点先辈的傲骨：仇视奴役，仇视法律。他们根本不关心大众的自由，漠不关心政府对民众的控制，但是，绝对无法容忍政府控制之手落在自己身上，并会不计代价地反对政府控制他们自己。在大革命爆发之际，即将与王权一起被推翻的贵族阶层，谴责国王尤其是国王代理人时，与即将推翻王权的第三等级相比，其态度更为激进，其言辞更为激烈。【注释四十】多少世纪以来，贵族都是具有优秀品质的阶层，都是具有无可争议的伟大品德的阶层。他们内心自傲，天生自信，富有责任感，是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具有英雄气概，而且还以榜样的力量培养其他阶层的英雄气概。消灭贵族，也导致其敌人萎靡不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完全取代它，它本身也不可能死而复生。人们可以重新获取爵位与财产，但是，先辈的精神永远不可能恢复。如我们所见，自那个时期以来，教士在世俗事务中往往唯唯诺诺，谁是国王就屈从于谁，而且只要国王稍有恩赐，他们就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想当初，他们是国民中最独立的团体，而且唯有这个团体才拥有人们不得不尊重的特殊自由。一个人，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服从于外来权威，在其居住之地又不能拥有家室，因此，可以让他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唯有与土地的密切联系。斩断这种联系，他就会无所归属。在这片偶然降生之地，他就像陌生人一样生活于世俗社会之中，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直接触动他的利益。他的信仰寄托于教皇，他的衣食仰赖于君主，他的祖国唯有教会。每当发生政治事件，他心中所想的，只是对教会有益还是有害。只要教会自由繁荣，其他有何所谓？对于政治，他最自然的状态就是漠不关心。他，是基督之城的优秀成员，却是其他地方的平庸公民。他，作为孩童的老师和公众道德的指路人，拥有的竟然是这种观念与情感，其结果只会在公共生活上让整个民族的灵魂变得更加软弱无能。虽然教士在陈情书中常常流露出偏执态度，有时还顽固地留恋其曾经拥有的特权，但是，他们与第三等级或者贵族阶层一样，仇视专制制度，支持公民自由，热爱政治自由。他们宣称，保障个人自由，不能依靠承诺，而要依靠类似于人身保护法令之类的法律制度与程序。他们呼吁，要摧毁国家监狱，要废除特别法庭和调案制度，司法程序要公开，实行所有法官终身任职制度，所有公民均有权担任公职，任人要唯贤。他们要求：征兵时，少一点羞辱与压榨下层民众，而且任何人都不得免除服兵役的义务；可以赎买领主权利，因领主权利源于封建制度，乃有悖于自由；劳动自由不受任何限制；废除内陆关税；大举兴办私立学校，每个教区必须至少设立一所学校，并实行免费教育；所有乡村均应设立民间慈善机构，如济贫院和慈善工场等；要想方设法鼓励发展农业。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是充满偏见的；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是充满敬意的。实际上，教士身上的缺点，只不过是一切行业组织固有的缺点。不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宗教组织，当它们牢固建立而具有严密组织时，都具有扩张干涉他人的倾向，就会走向不宽容而偏执的地步，就会本能而盲目地维护本组织的特殊利益。的确，旧王朝的司法运作，极其笨重、复杂、拖沓而且代价高昂，毫无疑问，这些都是严重问题。但是，那时的司法机关从不屈从于王权，而屈从于王权乃是最大的腐败，因为它不仅腐蚀法官，而且很快就会毒害全体人民。但是，那时的司法并没有这种弊端。那时的法官，不但终身任职，而且并不追求升官发财，这两点对于保持独立很关键，其道理在于：无法革职，如何收买？路易十五统治初期，曾在一敕令的前言中说：“我们无上光荣地统率着一个自由而大度的民族。”其实，他的祖先早就用更为古老的语言风格，在感谢大力进谏的三级会议时表达过同一意思：“我们宁愿跟自由人而不是农奴讲话。”18世纪的人们，没有那种奴性之源的贪求安逸的欲望。这种欲望，虽已弱化却又顽固不化，很容易与某些私德——例如，热爱家庭、崇尚风俗、尊重宗教信仰，甚至对教仪采取不冷不热但又按时参加的态度——混杂交织在一起；它崇尚正直忠诚但排斥英雄主义，善于培育遵规守矩但又怯懦之人。总之，18世纪的人们，既比如今好又比如今坏。当时的法国人，追求欢乐、崇尚享乐。与现在相比，他们也许更习惯于无拘无束，他们的观念也许更复杂，但是，他们对我们如今这种有节制的、有礼貌的肉欲主义毫无所知。当时的上层社会，热衷于追求华丽炫耀而不是舒适方便的生活，更热衷于与众不同而不是发财致富。即使是资产阶层也并非一心贪图安逸，他们常常放弃追求安逸而追寻更高尚的快乐，他们的人生目标绝不是金钱。当时有人用古怪但不失自豪感的口吻写道：“我了解我的同胞：他们善于铸造并挥霍金银但不会如常人那样崇拜金银，他们随时准备回归古老的信仰——勇敢、荣耀，我敢说，还有慷慨大度。”他们像爱父亲一样热爱国王，像敬上帝一样敬重国王。他们顺从国王最专横的命令，不是缘于强迫而是缘于爱，他们往往仍然拥有自己的灵魂，即使完全顺从国王时也是如此。于他们而言，顺从的最坏弊病在于强制；于我们而言，此乃最微不足道的毛病。我们目前的最坏弊病，乃是迫使他人服从的奴性。不要看不起我们的先辈，我们没有这个权利！上帝保佑，希望在发现前人的偏见与不足的同时，我们也能够发现他们的一点点伟大！【注释四十六】留在乡村的贵族，几乎都是经济较差而无力迁移的。【注释四十八】他们只好与农民为邻，其处境，在我看来，是富裕地主从未遭遇过的。【注释四十九】一方面，他们不再是农民的首领，不像从前那样有心照顾、帮助和领导农民；另一方面，他们不同于农民而不用承担公共捐税，对农民贫困也不再抱有同情，也不会分担他们没有切肤之痛的农民疾苦。可以这么说，上述情形导致贵族心不在农村。心不在农村，甚至比身不在农村的影响，更为普遍、更为深远。这种居住于领地的贵族，常常会抱有他不在乡村时其管家具有的种种心态和做事方式：认为佃农只不过是债务人而苛刻对待佃农，从而严格按照法律或者惯例榨取租金，其结果是，封建末期的苛捐杂税，竟然比封建时代的全盛时期更为苛刻。这种贵族经常负债累累、穷困潦倒，在庄园里通常过着极其吝啬的生活，心里盘算的只是攒钱以便过冬时进城挥霍。平民百姓说话往往一针见血，借用猛禽中身量最小的那种鸟的名字，把这种小贵族叫做“燕隼”。人们往往把贵族抛弃乡村的行为，归因于个别大臣、国王的特殊影响。例如，有人归因于黎世留，另有人归因于路易十四。没错，在君主制的最后三个世纪中，促使贵族与人民分离，吸引贵族踏入宫廷进入仕途的，几乎一直都是历代君主的旨意。在17世纪，此种现象尤其明显，因为当时的贵族仍然令王权生畏。当时向省督提出的许多问题中，还有这样一个问题：“你行省的贵族，愿意留在乡村，还是选择离开？”有位省督在答复此问题的回信中抱怨，其行省贵族宁愿与佃户呆在一起而不愿在国王身边尽义务。请注意，此处谈及的行省，是指安茹，即后来的旺代。据说，后来，唯有这些拒绝向国王尽义务的贵族拿起武器投入战斗，捍卫法国君主制并为之献身。他们之所以享有这份独特的荣耀，就在于他们能够把农民吸引在其周围，可是，他们竟然因宁愿生活于农民之中而受到指责。不过，必须注意，不能把当时贵族抛弃农民的现象归因于某个国王的直接影响。在农村，几乎从未见过一代以上的富裕农民。农民一旦通过辛勤劳动积聚一点钱财，就会立即让其子女放下犁锄，送他进城，并为他买下一官半职。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法国农民都对让其发家致富的农业常常流露出一种奇特而厌恶的态度。目前，其原因已经消失，但其后果仍在。事实上，长期居住于农民之中，并不断与农民保持联系的唯一有教养之人，或者按照英国人所说的唯一绅士，就是教堂牧师。教堂牧师本来可以成为乡村居民的主宰者，要是他们如伏尔泰所言，不是那么明目张胆地与政治权力等级制度紧密相连的话。政治权力等级制度，虽然赋予了教堂牧师许多特权，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因为这种制度而激发了平民百姓仇恨他们。【注释五十】就这样，上层阶级几乎完全脱离农民，农民疏远了本来可以帮助、引导他们的乡亲。那些乡亲接受教育，富裕起来后，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是被淘汰的失败国民，被人撂在一边。在18世纪，农村是一切贫穷、愚昧、粗野之人的聚居地，村庄的行政官员也一样未受良好教育并遭人鄙视，村里的理事也不怎么识字，村里的收税员本人不会清算村民以及自己的财产账目。当时的领主不仅无权统治农民，而且他们还认为，打理村务简直有辱身份。他们认为，分派军役税、招募自卫队员、监管徭役，都是卑贱行当，都属于理事才做的苦差事。在那时，唯有中央政府关注农村，但是，由于山高皇帝远，乡民并不畏惧它。再说，中央政府关注农村，只不过是想从中捞取利益而已。下面来看看这个被抛弃阶层的处境吧：无人想对它施以暴政，也无人想引导它、服务它。那时，毫无疑问，封建制度压在村民身上的最沉重负担已经清除或者减轻，但是，人们不甚了解的是，取而代之的是也许更为沉重的负担。他们虽然不再遭受其先辈所遭受的所有苦难，但却经受着其先辈从不知道的许多新苦难。在18世纪中期，法国农民为了逃避这种横征暴敛，就模仿中世纪的犹太人：在外人面前装作穷困潦倒，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可见，拥有财富，让他感到害怕。在这种征税制度中，对于窥探邻居情况，向收税员告发其财产增加情形，个个纳税人都有着直接而长远的利益；人人都被教唆要嫉妒、仇恨并告发他人。如此不堪之事，难道是发生在印度斯坦的贵族领地上？【注释五十二】不过，在同一时期的法国部分地区，捐税数额不重，征税手段较温和。例如，有些三级会议行省就是如此。这些行省确实有权自行征税。例如，在朗格多克，军役税只按土地多寡计算，不因土地所有人的财富变化而增减。他们为此编制了详细的土地登记簿籍，以供查阅。这种登记簿籍每三十年重修一次。登记簿籍把土地依肥瘠分为三等。每个纳税人事先就能确切地知道自己应缴纳多少捐税。倘若他不缴纳，唯有其本人，或者不如说，唯有其土地，应对此负责。倘若他认为，捐税摊派时给他多分配了捐税，他就有权要求，将其捐税份额与其选定的教区另一居民的捐税份额作比较。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称的“比例平等制度”。农村常见的贫困现象，产生了不利于消除贫困的种种所谓金科玉律。例如，黎世留在其政治遗嘱中写道：“人民一旦富裕，就难以用法律进行管理。”到18世纪，人们的看法不至于如此极端，但是，仍然有人认为：倘若不是生活所迫，农民绝不会干活，因此，穷困是防止他们懒惰的唯一保障。这与我听到的有些人谈论殖民地黑奴时所说的那套理论如出一辙。这种观点在统治者之中极其流行，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派都不得不对此加以批驳。旧王朝的农民极端厌恶自卫队，起因不在于法律原则而在于执法方式，尤其在于这种执法会让可能被征募之人长期心神不定，因为只要未婚，未满四十岁前都可能被征入伍。他们担心执法方式无常，担心即使抽中免征签也无济于事，担心禁止找人替换，担心被派遣去干农民都不愿干的艰苦危险而又毫无升迁希望的行当。不过，最应该谴责的是，如此重担只让农民承受，而且是落在最穷苦、最无依靠的农民身上。那些农民地位最卑下，结果导致他们难上加难。有位经济学家说：“士兵军饷如此微薄，吃穿住如此简陋，如此没有独立人格，除地位最卑微之人外，实在过于严酷而令人无法承受。”在路易十四统治末期，交通要道要么无人维护，要么交由道路使用者即国家或者沿途的地主维护。不过，在此前后，交通要道的维护保养开始单纯依靠徭役，就是说，由农民单独负责维护。不必花一分钱，就能使道路畅通，这种方法很妙。因此，到1737年，财政总监奥里要求推广到全法国，并授权省督可以任意关押不服徭役者，或者派兵搜捕不服徭役者。从此以后，每当贸易发展而需要更好的道路时，徭役就会扩大，徭役负担也会增加。【注释五十三】1779年，贝里行省三级会议的报告说：这个穷省每年以徭役形式建造的工程，价值估计高达70万里佛。1787年，下诺曼底行省估计的徭役数额与这一数额相差无几。没有什么比这些数字更能说明农民的悲惨命运。社会进步，让其他阶层富裕，却让农民阶层失望。文明，造福于除农民以外的所有人。【注释五十四】我曾看到同一时期的省督在通信中说，鉴于徭役只能用于建设交通要道，或者如当时的人们所说，只用于建设王家道路，因此，修建村道不能使用徭役。【注释五十五】真是咄咄怪事，最穷最苦最少出门之人反倒要负担道路维修费用，而且这种念头，还如此牢固地扎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的脑中，并竟然认为其他解决方法都不可行。1776年，徭役改为地方税。于是，徭役化为新税，不平等得以改头换面而继续存在。徭役，从领主徭役变为王家徭役，并逐渐扩展到所有公共工程。我发现，在1719年，竟然使用徭役修建兵营！【注释五十六】有法令规定：各教区必须派遣最能干的工人，一切工程都应为它让路。【注释五十七】在当时，押送罪犯进监狱，押送乞丐进慈善收容所，都使用徭役；军队换防搬运军什，也使用徭役。军队辎重极其沉重，因此，这种徭役非常繁重，必须从远处调集大量车辆和牛马才能拉走这些东西。【注释五十八】这类徭役开始并不多，但是，当常规军越来越多时，就成为最沉重的徭役之一。我发现，当时有些国家工程承建商不断要求调派徭役，将木材从森林运往沿海的军用船坞。此类徭役通常领取工资，不过工资很低而且总是被人随意削减。捐税负担如此不合理，有时如此沉重，难怪军役税收税员顾虑重重。1751年，有位收税员写道：“因修路而向农民征收的各项费用如此沉重，不久就会造成他们无力缴纳军役税。”如果农民身旁存在一些有钱又有教养之人，即使不能保护农民，至少也会有意愿并有权力在掌握穷人与富人命运的共同主宰者面前，为农民求情。不过，如果真的这样，怎么有可能制定如此沉重的税收规定？我看过一位大地主于1774年写给省督的信，信中恳请省督修建一条道路。他说这条道路有助于促进全村繁荣富裕，并列出种种理由。他建议设立集市，并断言若有这个集市，产品价格就会翻倍。这位好人还说，只要政府资助一下，就可以创办一所学校，为国王培养勤奋臣民。他以前从未考虑到上述问题，但是，两年前国王密令将其软禁于他自己的城堡中后，他才考虑上述问题。他坦率地写道：“在自己庄园流放的这两年，让我确信这些工程是极其有用的。”然而，我们发现，尤其在大饥荒年代，昔日维系农村大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那些保护与依附关系已经松弛或者破裂。每当发生危机，中央政府就会因这种关系的削弱而深感恐惧。政府意欲重建被它打倒的那些个体权力或者政治团体，争取其支持帮助，但是，却无人响应。此时，它往往会惊讶地发现，原来那些人、那些团体已经死去，而且是被政府夺去生命的。在极端困难的时期，尤其是在最穷的那些行省，有一些省督，如蒂尔戈，会擅自不顾法律规定，下令富有大地主必须提供粮食给佃农，直至收获时节。我看过很多本地教士于1770年写给省督的信件。在信中，他们建议向教区内的大地主抽税，无论他们是教会教士还是世俗人士。他们写道：“这些人拥有大量田产，但并不在当地居住生活。他们从中攫取大笔财富，却都在别处挥霍。”即使在正常年代，乡村也到处遍布乞丐。诚如勒特罗纳所说，穷人在城里可以得到救济，但是，在乡村，尤其是到冬季，除行乞外别无出路。这些不幸的人们，不时遭到残暴对待。1767年，舒瓦瑟尔公爵曾采取措施，企图一劳永逸地清除法国的行乞现象。从省督们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所采取的手段是何等残酷。骑警队受命在全国范围内同时行动抓捕一切乞丐。据说，被抓捕的乞丐高达五万多人；身强体壮的被押去服苦役；剩余的则送往四十多家乞丐收容所。其实，让有钱人发发善心救助他们，或许会更好。如同我曾所说，旧王朝政府，在面对上层社会的高官贵族时，是如此温文尔雅，宽容大度；而在面对下层社会尤其是农民时，往往却变得冷酷无情，让人难于接受。我从未看到有哪份档案记载省督下令逮捕资产阶层人员。但是，不断有农民被抓去服徭役、军役，或者因乞讨、扰乱社会秩序等等而被抓捕。前者接受的是独立法庭耗时很长的公开审判，后者接受的是快速审判而且对判决结果不准上诉。1785年，内克写道：“平民百姓与其他阶层之间存在极大的距离，这容易转移视线而让人不注意政府权力如何被滥用来欺压老百姓。难道仁慈与人道不是法国人的本性与时代精神吗？对于那些自己免受苦难，但对苦难抱有同情心的人们而言，一定会感到无穷无尽的忧愁。”可是，压迫之深重，体现更明显的，不是在已遭受的苦难上，而是在不让他们改善自身的处境上。当时的农民，虽然是土地自由保有人，但是，他们几乎如其祖先农奴一样愚昧无知，而且其境况常常比其作为农奴的祖先更为悲惨。农民，身处工业技术惊人发展的时代，却身无一技之长；身在文明灿烂的世界，却仍未开化；身上保留着其种族独有的智慧和敏锐，却并未学会如何加以利用；种地是其唯一的谋生手段，却甚至连地也无法种好。“呈现在我眼前的，是10世纪时期的农业。”有位著名的英国农业专家说。那些农民，唯一擅长的是当兵打仗；至少在这个行当，他们与其他阶层存在天生而必要的联系。就这样，农民生活于孤独而贫困的深渊之中，完全与世隔绝而被禁锢于此。在天主教信仰未经反抗而被废除、教堂被亵渎前不到二十年的时期中，政府有时采取如下办法清查县区人口：把教堂牧师清点的参加复活节圣餐的人数，加上小孩与病人的估计数，得出的总数就认为是居民总数。发现人口统计竟然是这样进行的，我又惊又怕。然而，时代思潮已经从四面八方深入到这些粗人的心中。它们是采取种种怪异方式、通过一条条曲折而隐蔽的地下渠道进入的。但是，从外表上看，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农民的信仰、风俗、习惯，似乎并未改变；农民是臣服而喜悦的。不要相信法国人在最痛苦的时候常常伪装的轻松淡然。这种心情，只不过说明人们在面对无法摆脱的厄运时，只能苦中寻乐。但是，不去想并不等于完全释怀。倘若给他们打开一条出路，可以摆脱其似乎不在意的苦难，他们就会立即朝那条路飞快地跑去。其速度猛烈得无法阻挡，如果你挡道了，他们会看都不看你一眼，就从你身上直接踩过去。对上述情形，我们今天看得非常清楚，但是，那时的人们却无法看到。上层阶级向来难以体会老百姓的灵魂，尤其是农民灵魂中所发生的一切。农民所受教育及其生活方式，让其对人类问题具有自己的独特理解，而且这种理解不为其他人所理解。但是，当穷人和富人几乎不再拥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痛苦、共同 的事业时，那遮蔽各自心灵的黑暗就会变得深不可测，两者之间就会老死不相往来。在大革命爆发之际，高居社会大厦中上层的人们，拥有的是何等奇怪的安全感啊！1793年的帝国末日近在眼前，他们还在若无其事地奢谈什么公民美德、绅士风度、忠诚奉献、幸福快乐！看到这种荒诞的情形，怎么会不觉得奇怪？这是多么可笑而可怖的一幅景象！法国贵族阶层顽固坚持要把它们与其他阶层区别对待。贵族最终得以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而让其他阶层承担。他们幻想，没有这些负担，就保住了其尊严。刚开始时，似乎确实如此，但是，没过多久，就有一种看不见的内疾缠住他们，导致其日益虚弱却无人过问。他们享有的豁免权越多，其家境就越贫困。他们担心会与之为伍的资产阶层，却越来越富，越来越有教养，这些资产阶层就生活在贵族身边，不仅拒绝接纳贵族，还反对贵族。不愿把资产阶层当作合伙人，甚至也不愿把他们当作同胞的贵族，不久就发现，资产阶层已成为对手、敌人，而且最终成为了主子。尽管资产阶层组成的奇怪政权解除了贵族领导、保护、救济其封臣附庸的责任，但是，贵族的经济特权以及荣誉头衔仍然完好无损，因此，贵族认为，自己并未丧失什么东西，自己仍然是上流阶层，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仍然是统治者，何况围绕在他们周围的仍然是契据中叫做“臣民”、“附庸”、“自由土地保有人”、“佃农”的人们。但是，实际上，没有谁会再听候贵族的差遣，所谓的贵族已经是孤家寡人；在面临被推翻的命运时，贵族唯有选择逃亡。贵族阶层和资产阶层，尽管命运千差万别，但是，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最终都脱离了人民。资产阶层根本不接近农民，面对农民的困苦，裹足不前；他们根本不与农民联合，共同与普遍的不平等现象作斗争，反而企图为了自己的私利而制造新的不公正，资产阶层就像贵族阶层拼命维护自身特权一样拼命牟取特权。他们原本出身农民，但是，在他们眼中，自己与农民已然各走各路，甚至素不相识。资产阶层直至把武器交给农民时，才意识到自己在无意之中激起了他们的革命热情。但是，对于这种热情，资产阶层无力引导也无力驾驭。资产阶层曾经是鼓动者，但注定最后要变成牺牲者。但是，在资产阶层与贵族阶层完全分裂后，农民阶层与贵族阶层，以及农民阶层与资产阶层也完全分裂。这种分裂现象在各阶层内部也相继发生，从而在各阶层内部出现众多彼此分裂的特殊小集团，与各阶层之间的情形一模一样。整个国家尽管是一个同质化的整体，但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基本上毫无联系。再也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制衡政府，同样，也再没有什么组织力量可以帮助政府。这样一来，社会基础一旦动摇，宏伟的君主专制大厦就会顷刻之间完全崩塌。到头来，似乎唯有人民从其曾经的主子的罪恶与失误之中获得了好处。但实际上，他们虽然挣脱了主子的统治，却无法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或者允许他们拥有的那些错误观念、陈规陋习、不良嗜好的束缚。由此可见，人民有时竟然会像奴隶那样行使自由权，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行为，乃至粗暴蛮横地对待自己的老师。有些作家本身的处境，为他们对抽象的宏大政治问题产生兴趣作了准备，并促使他们盲目地相信那些理论。【注释五十九】他们的生活远离政治实际；他们没有任何实际经验，无法抑制自己的天生热情；他们不知道，最向往实施的改革会受到种种阻碍；他们根本没有想过，最需要采取的革命具有不可回避的危险。他们之所以对此毫无认识，是因为没有政治自由，导致他们对政事知之甚少甚至根本无法知道。他们本身没有担任官职，也没有看到担任官职之人是如何处理政事的。其实，只要见过自由社会，只要听过自由社会发生的事情，即使不问政事，也能受到教育，但是，他们甚至缺乏这方面的粗浅教育。与专业的政治学者相比，这些关注公共议题的文人更敢于提出创新想法，更热爱普世理论，更蔑视古人传承下来的智慧，更相信他们个人的理性。同样也是出于愚昧无知，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激赏有加。倘若法国人如从前一样可以通过全国三级会议参与国家管理，通过省三级会议参与地方管理，法国人就不会像那时那样轻易受这些文人的蛊惑，就会遵循实际经验而对纯粹理论保持警惕。终日受到法律实施困扰的人们，不久就迷上了这种政治文学。迷恋政治文学的，还有那些由于天性或者社会地位而远离抽象思辨的人们。一切受到不平等军役税摊派损害的纳税人，对于人人生而平等的观念，无不精神振奋；庄稼遭受贵族邻居的兔子祸害的小地主，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理性的谴责，无不欢喜雀跃。就这样，公众激情披上了哲学外衣，政治生活裹上了强烈的文学色彩，文人引导着舆论并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据的位置。此后，就不再有人能够代替这些知识阶层的社会地位。全盛时期的贵族阶层，不仅主导政务，而且还主导舆论，给人们的创作定基调，给人们的思想定条条框框。到18世纪，法国贵族完全丧失了这方面的权力，其信誉也随之丧失。曾被贵族占领的精神领域成为真空后，文人们得以轻松传播其思想并独占贵族以前的阵地。我惊恐地发现，人们所要求的，乃是同时而且全面地废除国家的一切现行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我立即明白，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最为危险的一场激进大革命即将到来！明天就将成为牺牲品的那些人，不但对此浑然不知，而且还以为，借助理性，仅仅借助理性之力，就可以毫无震荡地对如此古老而复杂的社会实施全面而突然的改革。可悲的人们，竟然忘掉了其先辈四百年前简洁而有力的箴言：追求过大的自由，就会陷入过大的奴役！在英国，研究治国理论之人与治理国家之人，是融合在一起的：有一些人将新观念引入实践，另有一些人通过实践修正理论。但在法国，政界仿佛分为两个彼此隔离、互不往来的领域。一个领域之人负责治理国家；另一个领域之人，负责研究国家治理的抽象理论；前者实践日常具体措施，后者宣扬普世法则而从不考虑如何实施；一部分人只管实务；另一部分人只管理论。他们目睹的现实社会，是传统的、混乱的、无序的，其法律是五花八门而互相抵触的，是等级森严的，人们的社会地位是一成不变的，税赋是不平等的。他们要在这个社会的基础上建造的，是一个虚构社会：在那里，一切都简单而协调，一切都统一而公平，一切都合乎理性。就这样，人们的思想逐渐抛弃了现实而沉湎于虚拟的想象之中，漠视社会现实，一心想的就是将来能够如何如何，最终于精神上生活在文人们建造的那个理想王国里。文人作家们不仅向革命群众提供了思想武器，而且还把自己的精神气质传导给人民。法国人民别无其他启蒙老师，长期接受的是文人的教育，对实践一无所知，在阅读过程中染上了文人们的本能、性情、好恶乃至怪癖。其结果是，当国民最终行动起来时，就连带把文学思维习惯都搬到政治生活之中。奇怪的是，虽然我们保持了源自文学的习性，但却几乎完全丧失了对文学的热爱。我从政期间就惊讶地发现，人们几乎不怎么阅读18世纪的著作，更不必说其他时期的著作，而且极端鄙视文人作家，但却无比忠实地保留了其出生以前的文学作品里所显露的主要精神缺点。在法国，人们怀着满腔怒火攻击基督教，却并未试图用新的宗教取而代之。人们狂热不休地想从灵魂深处铲除其信仰，结果却造成灵魂空空荡荡而无所寄托。许许多多的人们疯狂地投入这一吃力不讨好的事业。绝对不要宗教信仰，似乎对民众具有吸引力，但是，它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是会让人类灵魂坠入痛苦深渊的。不信教，在以往是导致人们陷入萎靡不振的病态之中，而这一次则是导致人们坠入满口胡言的狂热之中。教会治理教会的根本原则，与文人们希望在世俗政府中建立的起主导地位的原则，是互相抵触的。教会主要依靠传统，而文人们极其藐视遵循传统基础而建立的一切制度；教会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而作家只信赖个人理性；教会以等级阶层差别为基础，而作家主张各等级阶层平等融合。倘若两者要和睦相处，双方就必须承认，由于本质不同，政治社会与宗教社会就不能采用相同的原则进行治理，但是，当时根本无法达成上述共识。因此，似乎要攻击国家制度，就必须摧毁教会制度，因为教会制度乃国家制度的基础与模型。此外，当时的教会本身就是首要的政治团体，而且是最令人厌恶的政治团体，尽管并非最具压迫性的政治团体。资产阶层在胜利中感到自身受到冲击时，也逐渐重拾宗教信仰。就这样，尊重宗教慢慢地回到在社会动荡中有所失去的人们心中，而且随着恐惧革命情绪的出现，不信教现象消失了，或者至少是掩藏起来了。但是，旧王朝末期的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忘掉了人类伟大的实践经验，对宗教在各国治理中所起的作用一无所知，从而导致首先在对于维持国家秩序，并使人民顺从的拥有最迫切、最切身利益要求的那些人的头脑中确立不信教观念。他们不仅欢迎反宗教的思想，而且盲目地予以传播，将不信教视为无聊生活的一种消遣。法国教会，从前曾产生许多大演讲家，当感到自己遭到所有与其拥有共同利益之人抛弃后，他们就变得沉默无语。人们曾认为，一旦给教会保留财富和地位，它就会谴责自身的信仰。否定基督教之人摇旗呐喊，而仍然信仰基督教之人则鸦雀无声。这种情形，在随后的法国屡见不鲜，不仅宗教领域如此，而且其他领域也是如此。保留信仰之人，由于唯恐自己是唯一忠于信仰之人，由于害怕被孤立超过害怕犯错，就只好随波逐流，加入与其信仰不同的群众之中。宗教抛弃灵魂时，并非如常人所想，必定造成灵魂空虚软弱。观念可以代替宗教充满灵魂，让灵魂暂时不至于消沉。有自信的人民，只能接受奴役。他们从不怀疑其使命就是改造社会，就是让人类重生。但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在传统宗教规范被废除的同时，世俗法律也被铲除，导致人类精神完全失常，不知何物可以依靠，何处可以栖息。那时的革命家，仿佛是陌生人种，勇敢得像个疯子，对任何新鲜事物都习以为常，对任何谨小慎微都不屑一顾，在执行任何计划时都非常坚决。我们决不应认为，这些新新人类，是一时的、孤立的、昙花一现的、注定转瞬即逝的上帝创造物。经济学派所设想的那个庞大社会权力，不仅比他们眼前的任何政权都更大，而且具有不同的起源与性质。它不是直接源自上帝，与传统丝毫不搭界；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再称作“国王”，而称作“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全体国民的集体产物与代表，一切个人权利都必须服从整体意志。经济学派相当熟悉这种中世纪闻所未闻的所谓民主专政的特殊专制形式：在这种社会中，不再有社会等级，不再有阶级划分，不再有固定地位；所谓的人民，是由彼此几乎相同而且完全平等的个人组成；人民，虽然被视为唯一合法的主权者，但却被完全剥夺了亲自领导甚至监督其政府的一切权力。在人民之上，存在一个独一无二的代理人：这个代理人有权以人民的名义处理一切事务，而不必征求人民的意见；监督这个代理人的，是不具有任何组织机构形式的公共理性；阻止他的，是革命而不是法律；法律上他是臣民，实际上他是主人。他们在法国四周都找不到任何符合其理想的东西，于是就转向亚洲腹地寻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其著述中对中国大加称赞。只要看看他们的著作，就可以发现有关赞美之语。由于对中国了解甚少，他们说的，完全是无稽之谈。在他们眼中，那个任由一小部分欧洲人随意摆布的野蛮、软弱的政府，是可供世界各国效仿的最完美典范；中国政府就好比是后来全体法国人心目中的英国和美国。在他们看来，中国令人心驰神往、令人叹为观止，因为其君主不抱偏见，年年举行亲耕礼，奖掖有用之术；因为中国的一切官员均通过科举选拔任用；因为中国只把哲学视为宗教，只把文人奉为贵族。省督们在致勃艮第公爵的呈报中，就暗示国家已经日益衰落，而且并不认为是最近呈现的迹象。有的省督呈报：“本选举行省区已连续几年出现人口大幅下降的现象。”有的省督呈报：“昔日如此繁荣富庶的这座城市，如今已没有工业。”有的省督呈报：“本行省原有的制造业，如今已遭抛弃。”有的省督呈报：“昔日居民的土地收成远远超过现在，二十年前的农业远比如今繁荣。”奥尔良省督呈报：“近三十年左右，人口和产量锐减五分之一。”建议欣赏专制政府的人与热衷战争的君主，读读这些呈报资料。随着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在精神上发生上述变化，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繁荣发展，一切迹象都可以证明这一点：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北美战争并未减缓这一发展趋势：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个人财富继续增加；人们越来越勤奋，越来越富有进取心，越来越富有创造力。当时有位官员说：“自1774年以来，各类工业得到发展，所有消费税的范围都得以扩大。”事实上，只要把路易十六在位的不同时期国家与负责征税的金融机构所签订的合同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每次续签合同时，地租都在迅速攀升。1786年的地租，比1780年的高出1400万里佛。因此，内克在1781年度的奏折中说：“可以估算，所有消费税总数每年递增200万。”世上最肤浅的，莫过于把国家的伟大强盛完全归因于其法律机制。这是因为，制造产品的，不是工具的完善而是发动机的力量。权且看看英国的情形吧：即使是其今天的行政法，与我们的相比，仍然显得更为复杂、更为五花八门，更为无章可循！【注释六十三】可是，与英国相比，欧洲有哪个国家拥有数量更多范围更广的公共财富、更为丰富多样更为安全的私人财产、更为牢固更为富裕的社会？可见，根源不在于某一部法律是否优良，而在于推动整个英国立法的精神。某些器官是否完好无关宏旨，关键是生命力是否强大。虽然如我刚刚介绍的，法国社会呈现繁荣发展的局面，但是，人心却躁动不安，公众不满在加剧，仇恨一切旧制度的情绪在加剧，国家明显在走向革命。有位亲眼目睹上述现象，而且比他人看得更为清楚，从而值得信任的证人说：“那个时代的法国人与政府做生意时，承担着巨大风险：倘若他们购买政府公债，无法指望可以按期获得利息；倘若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考虑与大臣签订的合同风险究竟有多大，就像搞风险贷款一样。”他还意犹未尽地说：“在这个工业大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人们热衷追求财富、享受安逸。那些把钱财委托给国家的人，更难以忍受破坏契约的行为，更何况破坏者正是本应最尊重契约的债务人。”1789年，国家欠债将近6亿里佛，而债权人本身又是债务人。正如当时一位财政专家所说，他们与同受政府财政管理不善之苦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向政府发泄不满。请注意，不满人数越多，他们就越愤怒。随着经济的发展，疯狂投机、渴望发财、贪图安逸福利的现象也在扩大，从而导致，三十年前原本对同样痛苦逆来顺受之人，此时却感到忍无可忍。在那个时期，产生了食利者、商人、工业家以及其他经营者、金融家。他们通常是最仇视新政策、最支持现政府、最服从其所蔑视或者厌恶的法律的阶层人士。但在当时，正是上述阶层人士，最迫切希望改革，最坚决支持改革。他们尤其大声疾呼要彻底变革整个财政系统，但是，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倘若这个政府部门发生这么急剧的变革，其余一切政府部门就必定会崩溃。一百四十年来，人民从未有须臾片刻走上政治舞台，也根本不相信自己可以走上政治舞台，麻木不仁得被人视为聋子。因此，当人们开始关心人民命运时，就当着他们的面高谈阔论，仿佛他们不在场。人们似乎是专门讲给骑在人民头上的那些人听的，担心的唯一危险就是他们不能完全听懂。在人民面前大声谈论人民常常遭受的那些残酷而不公正待遇的，正是最该恐惧人民发怒的那些特权者。他们互相揭发压迫人民最深重的政府部门的种种骇人罪恶，用感人的文学手法描绘人民的苦难遭遇和微薄报酬。他们试图以此拯救人民，结果却激起人民的愤怒！此处的他们，不是作家，而是政府，是政府官员，是特权者本身。大革命爆发的十三年前，国王就试图废除徭役，在敕令序言中御笔批示：“除少数几个行省（三级会议行省）外，王国的几乎所有道路都是由最贫穷的臣民无偿修建的。一切负担全都落在那些除双手外就一无所有的人头上。在修路上，他们只具有极其次要的利益关系；真正拥有切身利益的，是地主，几乎都是特权阶层，因为修建道路可以促进其财富的增长。为了富人的利益，就强迫穷人牺牲时间提供无偿劳动修建道路，从而剥夺了穷人抵御贫苦饥饿的唯一手段。”与此同时，法国也着手消除工业行会制度强加给工人的种种痛苦，并以国王的名义宣告：“劳动权是最神圣的财产权利；一切侵犯劳动权的法律，由于违背自然权利，均应视为无效；目前的工业行会制度是怪诞而专制的制度，是自私、贪婪、暴力的产物。”这种言论很危险，但更危险的是，此话竟然说了也白说：数月后，又恢复了工业行会和徭役制度。有位省督为激起有钱人的善心，就说：“那些不讲公义、为富不仁的地主所拥有的一切，都应归功于穷人的劳动，可是，他们为了增加财富，就把穷人压榨得只剩皮包骨并任其饿死。”在类似场合，国王也跟左右说：“朕希望人民不受无衣无食之苦，可是，有钱人却强迫他们劳动，报酬想给多少就给多少。朕无法容忍有人受贪婪之人的摆布。”一直到君主制末期，不同行政权力之间的斗争，都会引起上述类似的怪现象：争论双方都把人民的苦难归咎于对方。1772年，国王与图卢兹高等法院在粮食流通问题上的争论，就极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图卢兹高等法院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会饿死穷人”。国王则反驳说：“造成民众贫穷的，是高等法院的野心和富人的贪婪。”就这样，双方都在向人民灌输如下观念：人民的痛苦，责任永远都在更有权势的一方。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无所顾忌地在仆人面前更衣，因为她认为，仆人根本就不是人。千万不要以为，上述危险话语只是出自路易十六及其大臣之口。那些即将成为人民抨击对象的特权者，面对人民谈话时，并无二致。应当承认，法国上层社会开始关心穷人命运时，穷人尚未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身的毁灭。这在1789年的前十年，体现得尤为明显：那时的人们，往往同情农民，常常谈论农民，研究该用什么方法拯救农民，揭露农民受苦的主要原因，谴责严重损害农民的税收制度。但是，当时对穷人的同情，仍然像以往一样，缺乏远见，并未觉察危险所在。农民在呈文中，对于特权者，无论属于贵族阶层，还是属于资产阶层，都一一指名道姓；有时还描述一番他们的生活方式并加以批判。人们好奇地计算那些特权者的财产价值；详细讲述那些特权的数量和性质，尤其是特权给村民造成的损害；列举交租的小麦斗数；眼红地估算特权者的收入，而且据说谁也不能分享其收入。人们认为，教堂教士的额外收入——其实人们早已称为“薪资”——过高；人们辛酸地注意到，教堂里一切都要付费，穷人下葬也得交钱；一切捐税的征收方式都不合理，而且都令人难受；没有一种捐税不受抨击。总之，人们怒火冲天地谈论一切人一切事。农民们说：“间接税很可恶：没有哪一家，包税官没有搜查过；在包税官的眼中和手里，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侵犯的。注册税很重，军役税征税员是暴君，贪得无厌，欺压穷人时无所不用。执达吏也好不到哪里去，没有哪个老实的农民能够躲过其暴行。村里的捐税代征人为了不被这些恶霸吃掉，不得不伤害其邻居。”在16世纪，大部分显要人物之所以投身宗教革命，是出于野心或者贪婪；而人民之所以投身宗教革命，却是出于信仰，并不期望得到什么好处。在18世纪，情况则不同：激励有教养阶层投身革命的，是无私信仰与慷慨同情；而驱使人民行动的，是满腹怨恨、愤怒与改变自身地位的强烈欲望。最终点燃并武装后者的愤怒与贪婪的，是前者的热情。在路易十四之后的历代君主统治时期，政府每天都以更通俗易懂的方式，现身说法，告诉人民应对私有财产抱蔑视态度。18世纪下半叶，政府热衷于基础建设尤其是修建道路工程，毫无顾忌地征用侵占所需用地，并拆除铲平阻碍工程建设的房屋。【注释六十八】自那时起，桥梁公路工程局就像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那样，崇尚直线几何美：现有道路只要有一丁点儿弯曲，他们都会弃之不用；他们宁愿径直穿过无数土地房产，也不甘心绕一个小小的弯。因建设工程而被毁坏的财产，其赔偿数额随意而定，而且往往拖欠很久，甚至根本就不予赔偿。【注释六十九】无偿征收征用财物、强制出售产品、设定最高限价，所有这一切手段，都是旧王朝政府所采用过的。我发现，发生饥荒时，政府就会事先规定，农产品应以什么价格在市场出售。倘若农民拒绝在市场出售其农产品，政府就会以罚款相威胁而强制其前往市场销售。但是，危害最大的教育，莫过于刑事法庭在审理涉及老百姓的案件时的某些司法行为。在防止有钱有势之人的侵害方面，穷人远比人们所想象的更有保障，但是，当穷人和国家打交道时，诚如我在别处所指出的，他们遭遇的是特别法庭、充满偏见的法官、仓促而虚伪的审理，以及不得上诉而先予执行的判决。不过，事实上，18世纪君主统治下的刑罚，虽然形式恐怖，但几乎总是很温和。其原则是宁愿让人在心理上感到恐惧，而不愿意让人受到真正的残酷刑罚，或者莫如说，出于习惯与冷漠，人们专横残暴；出于自身本性，人们兼抑温和。但是，人们偏爱速战速决的司法程序的情绪，会越来越占上风。刑罚越轻，就会越容易忘记定罪量刑的方式；轻缓刑罚之下，掩盖着令人恐怖的诉讼程序。人们不妨想想吧：在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占据重要地位，天天影响着许多利益，一切事情均有赖于政府或者需要政府协助、支持；唯有依靠政府而非自身，才能衣食无忧，才能发展自身事业，人们才能有所成就，才能修建道路，才能维护稳定，才能确保福祉。只要想想这些，人们就会明白，损害政府就会导致无数人受到损害。在大革命爆发之初，那些人们每天感受最深而且利害关系最大、最长久的政府下属各级机构完全被推翻，政府突然更换了所有官员以及更新了所有行为准则。国家最初似乎并未从这场大规模改革中感受到什么大震动，但是，所有法国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一种微震：动摇了每个人的地位，打乱了每个人的习惯，干扰了每个人的职业；尽管国家大事的处理仍然遵循正常程序，但是，在社会日常生活的小事上，没有人知道该听命于谁、该找谁办事、该如何行动。法国是长期完全没有政治生活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审时度势的思维习惯以及观察人民运动的经验，甚至几乎根本没有公民观念。因此，不难想象，法国人必然会一下子就坠入一场他们根本意想不到的可怕革命——遭受革命最大威胁的那些人，恰恰是走在革命最前面、开辟并拓宽革命道路之人。法国大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就是温和理论与暴虐行为之间的反差。倘若人们注意到，这场大革命，虽然是由法国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层酝酿准备的，但却是由最无教养、最粗野的阶层所实施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讶。前一阶层内部，人们相互之间并不固定联系，并不存在共识，并未控制人民，因此，当摧毁旧政权后，后一阶层就几乎立即摇身一变成为统治阶层。后者即使在不能亲自实施统治之地，至少也用他们的精神武装掌权之人。此外，倘若注意到了后者在旧王朝的生活方式，就不难想象他们在大革命后的一举一动会怎样。独特的社会地位让法国人民养成了一些罕见品质。他们早已获得自由，早已拥有部分土地；他们彼此孤立而互不依赖，因而颇为自负而有自制力；他们勤于耕作，不看重生活享受，能够忍受巨大痛苦，临危不惧，意志坚定。这些淳朴勇敢的法国人，随后组建的强大军队，威震欧洲。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导致他们成为危险的主人。几百年来，法国人民独自承担了种种弊端产生的一切沉重负担，孤苦无依，在偏见、嫉妒和仇恨的夹缝中默默苟活。严峻的命运，造成他们冷酷无情，把他们塑造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迫使一切人受苦。城市内部，负债累累。之所以负债，一方面是由于皇帝仍然按照城市鼎盛时期的经济状况征收捐税，另一方面是由于城市治理不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治理不善，无论采取何种治理模式，似乎都是所有城市的奇怪通病。那些城市，无论是贵族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民怨鼎沸，尽管民怨内容可能有所不同，但都同样激烈。人们认为，在贵族政体下，城市政府是少数家族的帮派小集团，左右一切的都是恩惠私利；在民主政体下，到处都充斥着阴谋诡计、卖官鬻爵。无论哪种政体，人们都抱怨城市政府自私而不公。皇帝不得不经常干预城市政务，企图恢复城市秩序。无论如何，城市居民数量减少、处境悲惨。因此，帝国城市不再是日耳曼文明的中心，艺术远离它们而在新兴城市焕发光芒。那些新兴城市，是诸侯们创造的，代表着新世界。商业也远离了帝国城市。就这样，帝国城市昔日的活力与爱国热忱也不复存在。几乎唯有汉堡，仍然是财富和知识的一大中心，但是，这一现象的原因比较特殊。例如，法典宣称：凡无力维持生活、无权取得领主赈济和社区赈济者，其衣食、工作、工资均由国家负责解决；必须保证这些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国家必须设立接济贫民的机构。此外，国家有权取消那些鼓励好吃懒做的基金，并将这些基金的金钱分给穷人。调整贷款利息的法律如何加速土地分割至18世纪末期，禁止收取利息——无论利率是多少——的法律仍然有效。蒂尔戈告诉我们，即使在1769年，在诸多地方仍然如此。他说，这种法律尽管经常遭到侵犯，但是仍然如此规定。领地法院法官允许出借本金而收取利息，而普通法院法官则会对收取利息的行为定罪处罚。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有违约债务人，以出借本金而收取利息为由，对债权人提起刑事诉讼。如此法律规定，除对正常的工业贸易发生相当大的影响外，对于土地分割以及佃户的状况也具有巨大影响，包括地租以及其他租金在内的永久租金无休无止地成倍增长。如此立法，导致旧地主在急需借款时，只有从拥有的土地中划出小块土地出售，以收取一笔现金或者永久租金。如此做法，一方面导致土地的分割，另一方面以永久债务的形式加重了小地主的负担。在大革命爆发的十年前什一税早已激起强烈不满的实例1779年，吕克镇的小律师以极其不满的口吻抱怨，教士以及其他什一税的主要征收人，以高得离谱的价格把稻草回售给农民。这种稻草，是农民以什一税的形式上交给他们的，而且是农民耕作土地极其需要的肥料。上述抱怨，已经带有大革命的气息。封建特权尤其是教士拥有的封建特权给农民造成的困苦感受“租赋有金钱、谷物、蔬菜、徭役、木材、家禽、水果以及蜡烛，如此之多的横征暴敛，我们会怎么想？我听说还有更奇怪的租赋：面包、蜡、鸡蛋、无头猪、一束束玫瑰、一捆捆紫罗兰、镀金马鞍等等。此外，还有数不胜数的各种领地税赋。为什么法兰西不取消如此之多的税赋？最后，我们盼望充满智慧的政府会解决一切问题。政府会伸手帮助因满足叫做封建特权的、贪得无厌的捐税需求而导致赤贫的人们。那些封建税赋特权，我们是永远没有资格通过买卖转让而予以清除的。“对于售地金这种专横的税赋，我们会怎么想？人们花尽积蓄购买土地，到取得土地时还要支付大笔费用，评估费、契税、印花税、登记费等等多如牛毛。除此之外，他还得将契据提交领主，并向其支付售地金，数额以购买价款为基数计算——有的要付十二分之一，有的要付十分之一，有的要付五分之一，有的要付二十五分之一。我甚至了解到，有的要付价款三分之一的售地金，有的要付与购买土地金额一样的售地金。世界上最凶残、最野蛮的国家，也不会像我们的横征暴敛者那样，发明如此之多的苛捐杂税，并说这是我们祖先定下的规矩（如此充满文学和思辨色彩的辞藻，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出自农民之手）。“教会土地持有人的管理人，每当所有人变换时，都要向农民索要财物。最近就发生如此事情。我们的新大主教的管理人一到任就宣布，其前任德·富勒里先生的佃户都要清理；与其前任签订的租约都无效；不愿双倍加租者或者不愿支付比付给德·富勒里更多贿赂款的佃户，都予以扫地出门。就这样，取消了佃户七、八年的仍然具有法律效力的租约。更要命的是，强迫他们在圣诞夜就立即退租。在一年的这个重要时刻，他们哪里去找住处啊。普鲁士国王所作所为最坏的莫过于此。”政府慈善——徇私笼络人心的手段1748年，是18世纪饥荒与灾难最多的一年，国王为此拨出20,000里佛稻谷。图尔大主教声称，在他的主教区，必须通过他才能获得帮助，唯有他才能分配国王划拨的救济物资。省督也宣布，这个资助是面向全行省的，而且必须由他分配给各教区。在经过漫长的扯皮后，为达成妥协，国王双倍划拨稻谷给图尔行省，由大主教和省督各自分配其中的一半。然而，他们两人都认为，应由教区教士进行分配，而且分配之事不关领主或者行会理事的事。从财政总监与省督的往来通信中，可以看出，按照省督的说法，大主教只想把稻谷分配给其宠信之人，尤其是把大部分稻谷分配给罗什舒瓦尔公爵夫人。此外，在那一大堆通信中，有显要贵族要求特殊对待其教区的信件，有财政总监要求特别关照某个教区的信件。省督管控工业的权力省督辖区档案有诸多与管理工业有关的档案。工业不但要受行省政府机构、行会等设置的障碍的约束，更多的是还要常常受国务委员会的规章制度以及省督的特别指示的困扰。省督就布匹的长度、选用的材料、采用的工艺、如何避免生产环节出错等等，没完没了地指手画脚。除省督代理人外，他们还要接受地方工业监督官员的管理。其时的中央政府在这方面插手的程度远超如今，而且比如今更专横，更是瞎指挥。中央政府生产出无数官员，从而迫使人们要服从无数人的指挥，要养成顺从无数官员的习惯。请记住，更多沾染这些习惯的，是资产阶层（即将胜利并掌权的工商贸易从业者），而不是即将被打倒的阶层。因此，大革命注定会传播如此习惯，注定会让他们的权力更大而不是摧毁他们。上述所有结论，都是从阅读题为“工厂、作坊、制衣、制约行业”的无数信件与档案资料中得出的。其实，法兰西岛省辖区的档案文件中就有类似言论。在上述档案文件中，可以看到诸多由监督官向省督详细报告其检查工厂执行有关规定的情况。此外，还可以找到御前会议要求省督禁止或者批准生产某种布匹的法令，建议省督要求工厂使用某种纤维、采用某地布匹或者使用某种工艺的指示。上述检查工厂的监督官言论的主要特色，是国家有权利也有义务，强制工厂做出不仅有利于公共福祉而且有利于个人利益的行为。其结果是，监督官们感觉自己有义务促使工厂采用最好的生产方法，插手其经营细节。他们给所有的行为涂上了一层厚厚的暴力色彩以及严厉处罚的特色。一个18世纪的城市政府根据1681年3月29日的法令，城市委员会由二十一名官员组成，他们是：市长，授予贵族称号，任期四年；四个临时城市官员，任期两年；十二个助理城市官员，一旦当选任期终身；两个城市检察官；一个律师；一个法院书记员。上述人员拥有诸多特权：他们负担的人头税缴纳数额最少；他们可以享有免除为军队提供住宿、军需用品或者纳税的义务；省督法院说，他们享有免税特权，享有免除其他负担的特权，享有免缴消费税特权，甚至享有获得免费礼物的特权。除此以外，他们享有蜡烛费，有些人可以领取薪水、享有免费食宿。从上述事实细节不难看出，担任那时的昂热城市终身官员是肥缺。注意，这种制度无处不是让最富有之人可以享有免税特权。在上述报告中，我们还进一步发现：“这些职位，都是有当地最富有之人购买的。他们之所以购买官职，打的如意算盘就是可以大大减少应缴纳的人头税，其结果是导致额外增加其他居民的负担。目前，有几位城市官员本来应缴纳250至300里佛的人头税，结果在购买官职后只需缴纳30里佛。其实，倘若按照拥有的财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要至少缴纳1000里佛的人头税。”我们在这份报告的另一处发现：“在最富有的市民中，我们遇到的有四十位官员或者官员遗孀，由于担任官职的缘故而享有免缴该城市确定的相当大数额的人头税的特权。他们免缴的数额，就转移到无数穷困潦倒的生意人身上。这些生意人认为，他们自己负担的人头税过多，经常抱怨他们自己做出了太大的贡献。如此抱怨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在其他城市，人头税的负担也不是公平分配的。”市三级会议由七十六个人组成，他们是：市长；两个天主教代表；一个来自教士的理事；两个来自省督法院的代表；一个来自大学的代表；一个骑警队中将；四个城市官员；十二个终身任职的城市官员；一个王室派驻省督法院的检察官；一个市属检察官；两个来自森林河流管理局的代表；两个来自选区的代表；两个来自盐场的代表；两个来自包税官的代表；两个来自造币厂的代表；两个来自法律顾问团体的代表；两个来自城市法官的代表；两个来自律师的代表；两个来自贸易行会的代表；最后是十六个教区各派出的两个代表。人们认为，这个代表名单，可以很好地代表人民，尤其是行业行会。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代表名单，设计初衷就是要让各方面的代表都不会独大、都不可能占多数。议会组成人员过多，而且有部分是没有文化之人。议会只应讨论城市财产的处置问题、贷款问题、税赋问题以及城市官员的选举问题。其他问题，应当由规模更小的由贵族组成的议会讨论。能够成为这种议会成员的，唯有塞尼斯查尔西的中尉、王室检察官以及从六个团体中选举的其他十二个贵族——教会、司法、贵族、大学、商人、资产阶层——其余的，则不属于这些团体。贵族的选择权，首先应赋予市三级会议；其次，属于贵族本身组成的议会或者应选出贵族的那些团体。所有上述国家官员，即拥有官职或者贵族头衔而进入城市政府的人员，与我们如今的官员都相似。但是，在地位方面，他们之间却有很大的不同。倘若希望避免出错，在这点上我们必须小心。几乎所有上述官员，在购买官职之前都是贵族，或者都是为了成为贵族而极力挤进官场的。他们并没有离开所在城市的打算，也没有升职的任何愿望。这些就是他们与当今官员的不同之处。《城市官员的呈报》：从这份呈报我们得知，城市委员会是路易十一在废除从前的城市民主体制后所建立的，而且这种城市委员会往往是遵循上面所阐述的制度而建立的。就是说，限制大部分政治权力只落入资产阶级手中；弱化或者铲除平民百姓的作用；为了以改革的名义吸收更多社会成员，拥有大量的城市官员；把大量的贵族头衔以及种种特权赋予领导城市工作的资产阶层。城市官员要承担的职责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这些职责，进一步扩大了他们的特权、巩固了他们的地位。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很怕失去这些特权和地位。他们为他们的工作给出的理由非常有趣，例如，该呈报说：“最基本的工作，就是考虑监管不断增多的经济问题，因为资助费用、盐税、印花税、登记税、非法收取的登记费，以及土地自由保有费的行为在增多。由各种税费引起的没完没了的纠纷，迫使他们要代表城市到不同的法院应诉，从高等法院到御前会议，以答辩支持遭到起诉的城市政府行为。三十年的公共服务经验让他们明白，一个人的一生几乎难以抵挡包税官的代理人为获取中介费而不断给居民设下的种种陷阱。”奇怪的是，竟然有人写信告诉财政总监本人上述事情，试图说服他保留写信人拥有的特权，而且养成了如下根深蒂固的习惯：认为负责征收捐税的部门就是敌人，人人都可以予以抨击，并认为这种抨击不会遭到任何人的反对。最后，这种习惯传播范围越来越广，逐渐变得越来越强烈，巩固了财政税收部门是不值得信任的、是臭名昭著的暴君的看法，它们不是哪一个省督代理人而是所有人的敌人。城市官员的呈报意见不值得注意。其目的只是想证明他们的特权的正当性。省督法院的称霸比较有用，可以参考，但是，没有理由赋予他们想要的特权。下属代理人认为，城市行政机构早就需要进行改革。除我们已经知道的而且是城市官员拥有的特权外，他告诉我们，市长在任期内，除有50法郎的薪水、100法郎的开支费用外，至少还享有600法郎的房租补贴。城市检察官如城市办事员一样，也享有住房。为了获得免缴税费特权，城市官员各自给自己设立了一笔消费资金。每人每年都可以免费入城，可以免费获得整桶整桶的葡萄酒以及其他财物。下属代理人没有建议取消城市官员的免税权，但建议将他们的人头税由固定而不足额的缴纳，改为每年由省督规定应如何缴纳、缴纳多少。他希望，这些官员也像其他人一样作出贡献，因为他们的免税权是没有先例的。省督给财政总监写信说：“减少城市官员数量，对于市民以及公共利益很重要。城市官员数量过多，而且他们享有特权，已成为公众的极大负担。”省督继续说：“我很震惊，昂热在各个时期为赎回城市官职而付出了如此巨大的金钱数额。倘若把赎回官职的总额用于有益用途，会大大有利于该市，而不是成为该市的沉重负担，并变成那些官员的特权。”如我们所注意到的，几乎所有的名望人士都是公务员，而且所有公务员都是名望人士。从这点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正如这些文件的其他内容所揭示的，彼时的资产阶层渴望获得官职。就如今天的他们希望参加公职范围之外的活动一样。唯一的区别是，如我在正文中所说，那时最微不足道的官职都是购买的，而今天的求官者并不需要付出什么。省督使用的是“资产阶层”与“商人”这两个词，指不同的两种名望之士：给这些词下一个准确定义，就可以知道划分为资产阶层的人数是很少的，就可以知道有多少无名之辈在他们周围工作。“资产阶层”有广义和狭义两层含义：它可以代表资产阶层成员，还可以指这个阶层核心成员中的某些人。有一份呈报回答1784年的调查时说：“资产阶层是因出身或者财富而可以舒服地生活而不必为钱而工作之人。”我们从其余的呈报可以看出，“资产阶层”不指属于行会或者工业协会的那些人，但是，很难准确地说究竟应指哪些人。上面那份呈报也注意到：“在那些声称自己是资产阶层的人中，我们常常遇到一些人，除根据他们有闲暇时间可以称为资产阶层外，在其他方面他们并不能称为资产阶层，因为他们没有财富，没有教养，也不与众不同。资产阶层，通常是在财富、能力、生活方式与习惯等方面比较突出之人。组成行会的贸易人士，从未被人称为名望之士。”路易十四破坏城市自由的借口，是城市财政管理不善。但是，正如蒂尔戈所指出的，自路易十四改革以来，财政管理不善不但继续存在，而且更加恶化。蒂尔戈还说，彼时的大部分城市负债累累。究其原因，有部分原因是城市曾借钱给政府，有部分原因是城市官员奢侈浪费：他们花着居民的钱，却不向居民报告账目，也不用听取居民的建议。他们无所顾忌，为所欲为，有时还中饱私囊。为何加拿大才是评价旧王朝中央行政集权制的最佳之地在殖民地，人们才能处于评价宗主国政府面貌的最佳之地，其原因在于：在那些地方，一切政府特征，通常都得以放大并且显示得更明显。当我想评价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精神和弊病时，我就应当去加拿大。在那里，我可以用显微镜观察物体的扭曲状态。在加拿大，不存在那些由旧现象或者旧社会状况设置的、与自治精神的自由发展公开或者暗中对抗的诸多障碍。在那里，几乎不存在什么贵族阶级，或者说，至少在那里，他们已失去了根基：教会不再拥有统治地位；封建传统已经丧失或者已经模糊不清；司法权力不再扎根于古老的制度与习俗之中；没有任何东西阻碍中央政权的自然发展，没有任何东西阻碍它按照其内在精神制定一切法律。因此，在加拿大，根本不存在城市或省级政府机构，不存在所授权的集体权力和所允许的个人立法创议权。在那里，总督地位比法国省督的地位高得多，政府要掌管的事务比宗主国多得多——那里尽管与巴黎相隔1800法里，但是，政府竟欲从巴黎统辖一切。政府从未采取重大措施让殖民地自然增长人口和繁荣昌盛，相反，却想方设法强行增加扩大某处的人口：强制耕种土地；强制一切与土地转让有关的案件不交由法院而只交由政府审理；强制采取某种方式耕种土地；强制人们在某些地点定居而不得在其他地点定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所有这一切，均发生于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而且一切敕令均由科尔贝尔副署。人们早已经感到生活于现代中央集权的统治下，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情形一样。实际上，加拿大就是阿尔及利亚一向存在的现实状况的忠实写照。在这两个地方，人们都能看到几乎与人口一样多的政府官员。这种政府，凌驾于一切之上，极其活跃，什么都管，限制人民的一切行动，欲预见一切、掌管一切，总是比被治理者本人更了解被治理者的利益，不停地活动，但却毫无收获。在美国，英国的地方分权制度得以发扬光大：各个城市几乎成为独立的市政府，几乎成为某种民主共和国。那些构成英国政体及其习惯基础的共和成份，畅行无阻地得到发展。真正意义上的政府在英国管得不多，而个人就大有作为。在美国，政府不再介入任何事务，个人联合起来，什么都可以做好。由于没有上层阶级，加拿大居民比同一时期的法国居民更加服从政府，而英属美洲各地的居民则变得越来越独立于中央政权。我们必须承认，除了在少数几个县，有公正并富有慈心的领主会运用权力约束其家奴，防止他们骚扰攻击农民外，其余地区是没有任何人约束那些无知、粗野、头脑发热、胡作非为之人的。在旧王朝，就如今天一样，人们对烟草专营许可证趋之若鹜。地位最显要之人都在为其家属亲友谋求烟草专营许可证。我发现，有些烟草专营许可证是在社交名媛的推荐下获得的，另有一些是在大主教的推荐下获得的。从行省看领地税赋的重要性是大还是小蒂尔戈在其著述中说：“我必须提醒，这些捐税的重要性在多数富裕行省如诺曼底、皮卡第以及巴黎周围地区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些地区，主要的财富来源就是土地出产。而这些地区的土地都是大农场，地主从中收取很高的地租。领地最大土地的税赋只及上述地租的最小份额，而且几乎只是象征性的。在较不富裕的行省，是按照不同标准征收捐税的，领主与贵族几乎不再拥有任何土地。极其细分土地的继承方法要负担沉重的捐税，并由各继承人平均负担。这些捐税负担常常吞噬土地出产的大部分，而且领主的收入几乎完全来源于此。”，而且领主的收入几乎完全来源于此。”“在人头税方面，特权阶层享有的特权是相当可观的。人头税本质上是一种任意征收的税种。除了任意盲目摊派，不可能在全部人口中分配这种捐税。人们认为，比较便利的分派方法，就是以现有的军役税记录档案资料作为其征收基础。特权阶层有专门的征收名册，但是，由于特权阶层可以找到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而没有任何人为军役税负担者说话，因此，特权阶层的人头税少而又少，而军役税负担者的人头税几乎与军役税一样多。”普遍税不平等征收方式的实例：我们知道，地方税是针对每一个人征收的。决定征收此种捐税的御前会议指令规定：“这种捐税，应针对所有应缴纳此税之人，不得免除任何人缴纳此种捐税的义务，不得免除任何特权阶层的缴纳义务，应毫无例外地与人头税一起或者根据人头税的比例进行征收。”注意，由于军役税负担者的人头税是与军役税一起征收的，所以，他们的人头税数额往往比特权阶层的更高，就是说，征收不平等就存在于看似排除不平等的方案之中。政府本身承认即使在普遍税的征收上特权阶层也拥有优势1766年，御前大臣写道：“我看最困难的捐税征收，就在于贵族阶层与特权阶层，其原因就在于征税人员要顾忌他们的感受而顾虑重重。因此，长期而大量拖欠税款的项目，就是贵族与特权阶层的人头税和二十分之一税（即那些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要缴纳的捐税）。”《阿瑟·扬1789年游记》就对两国社会状况作了如此精确而全面的描述，我忍不住要在这里说说。阿瑟·扬游历法国时，碰上了攻占巴士底狱而引发的第一波动乱。由于头上没戴识别革命者的帽徽，被某个村庄的一群老百姓抓住，欲将他扭送监狱。为摆脱困境，他设法跟他们说了如下一小段话：“先生们，”他说：“刚才有人说，必须像从前那样缴纳捐税。捐税肯定必须缴纳，但并不非要像从前那样缴纳，而是应像英国人那样缴纳。我们要缴纳诸多你们不必缴纳的捐税，但是，第三等级阶层即平民百姓是不必缴纳的，捐税只由富人承担。在我们英国，每个窗户都要纳税，但是，只有六扇窗户的人家是不用纳税的；领主要缴纳二十分之一税和军役税，但是，只拥有一个花园的小地主是不用缴纳一分一文的捐税的；富人要为其车马仆人纳税，甚至要为拥有打山鹑的自由而纳税，但是，小地主与上述捐税没有任何关系。不仅如此，在我们英国，还有一项捐税是由富人缴纳以救济穷人的。因此，倘若你们还要继续缴纳捐税，就应该采用另一种捐税缴纳方式，采用我们英国的捐税方式是最好不过的。“与不动产有关的、难以赎回的负担，无论是土地负担还是封建负担，数量都越来越多，对于债务人是极其沉重的负担，导致他们不堪重负，也因此导致土地本身不堪重负。债务人只有被迫放弃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上的抵押早已过多过重，导致无法通过抵押获得贷款，或者导致想卖也找不到买主。倘若上述债务负担可以赎回，那些破产的捐税负担者也难以获得贷款或者借款以清偿那些应付款项，难以找到有能力支付那些不动产负担以及税赋负担的购买人。人们中意的拥有和开发的不动产，一直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不动产，因为只有这样的财产，人们才会相信自己可以安全拥有，不会带来任何纠纷。倘若可以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清除上述可赎回的土地负担，就会极大地促进农业发展。当然，相信可以采取如此措施清除负担的地主，就不会请求支持如此安排。因此，找到可以清除土地负担的办法，会是非常有益的。”关于1789年贵族阶层陈情书的分析人身自由：贵族希望，废除一切残存的封建农奴制度；采取一切措施废除黑奴贸易；人人都享有自由迁徙权或者定居权；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人人都不被任意羁捕；革除治安管理制度的弊端，警察应受法官的监督，即使在骚乱时期也是如此；任何人都只能由法官逮捕和审判；国家的非法监狱以及其他非法关押场所应予以拆除。甚至有些贵族要求拆毁巴士底狱，巴黎地区的贵族尤其坚持这一点。对于下令逮捕人的所有密札或者国王密札，必须禁止使用。因国家处于危急状态而必须逮捕公民并不宜立即交付普通法院审判的案件，必须采取措施防止滥用职权，例如，必须将逮捕之事通知国务会议，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其中有份陈情书说：“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人民为官员服务的。”他们甚至要求，每个辖区都要为穷人设立法律顾问委员会并提供免费辩护；必须实施公开预审制度；必须赋予当事人自由辩护权利；涉及刑事犯罪的，必须为被告人提供律师，并在诉讼过程中，由来自被告人所属等级阶层的一定数量居民协助法官审理案件，应根据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或者不法行为作出裁决（在这点上，他们所指的是采用英国的制度）；罚当其罪，刑罚面前人人平等；逐步减少死刑判决；取消刑讯逼供；废除一切肉刑。最后，必须改善囚犯待遇，尤其是交付审判前被羁押的刑事被告人的待遇。陈情书呼吁，在征募陆海军士兵时，必须切实采取措施保障个人自由；应允许以金钱给付代替服兵役的义务；唯有在三个等级阶层的代表都在场的情形下，才能实施征兵抽签行为；最后，既要维护军队纪律、确保服从军事指挥，又要保障个人权利；必须取消用刀面抽打士兵的行为。财产自由与不可侵犯：陈情书要求确保财产不可侵犯，除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外，不得损害任何财产；因公共利益需要而损害公民财产的，政府必须予以高价补偿，不得拖延；必须废除财产没收的规定。工商贸易自由与劳动自由：必须保障工商贸易自由，因此，必须取消赐予某些公司的控制权以及其他特权，必须将关税线移至国边境。宗教自由：天主教是法国唯一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但是，应当允许人人都享有信仰自由，应当恢复非天主教徒的市民权利，并且返还他们被没收的财产。出版自由与通信秘密不受侵犯：必须保障出版自由，法律必须事先确定哪些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限制规定。除涉及教义的书籍外，任何人都不受教会的审查；其他书籍只要可以让人知道作者与出版者就可以出版。许多人提出，涉及出版的犯罪，只能交由陪审员审判。陈情书坚持认为，通信秘密必须得到尊重而不受侵犯，不能把信件用作控告的理由和手段。陈情书直截了当地说，擅自拆阅他人信件是最可恶的间谍行为，因为它背离了公众的信任。教育与教学问题：贵族阶层的陈情书只谈到要积极关心、支持教育，要把教育扩大到城市和农村，要根据适合学生兴趣爱好与职业规划的原则开展教育，尤其要进行国民教育，对他们进行公民权利义务的教育。陈情书甚至要求，为学生撰写教义问答教材，将国体要点用学生可以理解的浅显形式编写。不过，陈情书并未指明应采用哪些措施和方法推广教育，而只限于呼吁为贫困贵族子弟修建教育设施。必须关心人民：大量陈情书呼吁，要更多地关心平民百姓。许多陈情书反对警察滥用职权。他们在陈情书中说：经常有大量手工业者和工人，未经审判或者无故就被投入监狱或其他羁押场所，有的只是犯了一点小错，有的甚至只是受到怀疑而已。如此做法，侵犯了天赋自由权。所有陈情书都要求彻底废除徭役。多数辖区都要求允许赎回领主出租磨坊、面包烘炉等设施的权利以及收取通行费的权利。大量陈情书要求减轻许多封建捐税，要求废除世袭领地税赋。有一份陈情书说，减轻土地负担而便于买卖，对于政府是有利的。其理由，正是人们为一举废除一切领主权利和出售一切限嗣继承土地而即将提出的理由。许多陈情书要求减轻鸽舍权对农业的损害。陈情书呼吁，立即废除专供国王打猎的诸多设施，即取消王室狩猎权，因为这种狩猎权侵犯了私人财产权。陈情书呼吁，要用负担较轻的捐税取代现行捐税。陈情书提出：要把济贫院分设在各区的小型救助所，要取消乞丐羁押所，代之以慈善工场；要在省三级会议的指导下，设立救济基金，并由各行省出资，派出内外科医生、助产士深入各乡镇为穷人免费行医；法院永远不得向打官司的平民百姓收费。最后，提出应为盲人、聋哑人、弃婴等等兴建各种设施。当然，在上述所有问题上，贵族阶层只提出了他们的改革愿望，并未提及如何改革的诸多细节问题。贵族阶层不像下层教士那样长期生活在下层阶层之中，也不像下层教士那样接触民间疾苦，因此，他们很少考虑该如何祛除那些苦难。在官职分配方面，贵族要求取消捐钱购买法官职位的现象；提出倘若出现此类职位空缺，就由国民推荐候选人给国王，由国王依据年龄、能力而不是阶层等级，予以任命。至于军人晋升问题，多数陈情书认为，不应排斥第三等级，只要有军功，任何军人均有权得到晋升，直至晋升到最高官位。有好几份陈情书写道：“贵族等级不赞成将第三等级阶层人士排除在军职大门之外的法律。”贵族只要求，保留贵族直接担任高级军官而无须经由低级军阶逐步晋升的贵族特权。几乎所有陈情书都提出，要确立常态的、适用于一切人的军职晋升制度，不得把军衔全部留作恩赐；除高级军官职位外，其他各军职均可凭服役年龄而取得。大多数辖区提出要减轻什一税对农业的危害，甚至有大量陈情书提出要废除什一税。有一份陈情书说：“大部分什一税是由教士征收的，这些教士极少把它用于佑护人民。”从中可见，第二等级阶层的一言一语并不大宽容第一等级阶层，也不再彬彬有礼地对待教会。有几个辖区正式承认，三级会议有权取消某些宗教等级，有权将教会财产另作他用。有十七个辖区宣布，三级会议有权制定教规。许多辖区说，宗教庆典节日太多，妨碍农业生产并且助长游手好闲的社会风气，必须取消大量的庆典节日，或者把它移到礼拜天举行。贵族阶层的思路很明显，无论是借款也好，抑或是征税也好，就是要将全国财政税收管理权通过全国三级会议和省三级会议赋予人民。在阅读贵族阶层的陈情书时，最让人感到惊奇而且任何摘录都无法再现的，是那些贵族具有的时代特征：他们具有时代精神，极其流畅地使用时代语言。他们谈论的，是不可转让的人权，以及根本的社会契约原则。谈到个人时，他们通常关心的是个人权利；谈到社会时，他们通常关心的是社会责任。在他们看来，政治原则与道德原则一样绝对，理性是它们的共同基础。他们希望废除残余的农奴制度，认为那是清除人类堕落的最后痕迹。他们有时称路易十六为公民国王，并多次谈到叛国罪，而这一罪名后世通常认为就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同其他人一样认为，应当不遗余力地发展公共教育，发展公共教育是国家的责任。有一份陈情书说，三级会议应通过改革青少年教育，塑造国民性格。和同时代其他的人一样，他们对法制统一表现出强烈而持久的兴趣，但是，每当触及阶层等级问题时，看法就大不相同。他们与第三等级一样，要求统一行政、统一采取各种措施等等。他们提到要进行各种改革，并希望实行彻底的改革。按照他们的想法，所有捐税，无一例外均应废除或者进行改革；所有司法制度均应改革，但是，领主司法除外，它只需进行完善。他们就像其他法国人一样认为，法兰西是政治试验田，是政治示范农场，一切均应推倒重来，一切均应尝试，但是，派生其个人特权的小天地除外。不过，我们还得替他们说句公道话，就连这块小天地，他们也没有放过。总之，在阅读贵族阶层的陈情书时，人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倘若那些贵族是平民的话，发动大革命的就会是他们。利用徭役运送犯人的实例从1761年管理囚犯的专员写给省督的信件中，可以看到，强制农民用车运送犯人。农民们极其不愿意做这种活，而且经常遭到狱吏的粗暴对待。专员写道：“看看吧，狱吏是多么粗鲁多么残暴多么侮辱人，尽管如此，农民往往还是表现出很不愿意做这种活的态度。”【注释五十七】（第二编第十二章第三十六自然段）蒂尔戈描述过运输军事物资的徭役遭受的苦难和严酷。我在相关档案中阅读其描述后，没有感觉到有任何夸大的成份。他尤其讲到，最大问题就是负担的极端不平等。运输军事物资的徭役，几乎完全落在少数几个教区，原因就是这几个教区不幸所处的位置。那些徭役要走的路程，通常是五六里格有时甚至是十里格或者十二里格，来回走一趟必须花上三天时间。可是，付给他们的费用，只有他们开支的五分之一。做这种徭役，几乎往往是在夏天的收获季节。在夏收后，耕牛几乎都已经很累而且往往是累病了。正因为如此，承担徭役的当地人宁愿掏出十五至二十里佛的金钱，也不愿意提供自家的耕牛与四轮车。最终的结果，必然是造成一片混乱，士兵往往采取暴力强迫农民充当徭役。何况官员提出的徭役要求，往往都是多于他们应负担的数额。有时，他们迫使车夫不顾可能使牛马葳脚的危险而驱赶拉车的牛马。何况士兵装载的东西已经极其沉重。有时，士兵恼火于慢吞吞的牛马，就挥剑戳它们。倘若见到此情此景的农民稍有抗议，就会遭到士兵的粗暴对待。该省督立即于1775年12月11日回信坚持说，他任职图尔省督十年期间，从未分派过如此徭役，因为如此徭役必定导致滥权专权弊端，而且所确定支付此种徭役的车马价款从未真正偿付。他说：“由于路况糟糕，天气糟糕，要驮运的物资又如此沉重，马匹总是受伤葳脚。”有人说，18世纪哲学的特点，就是崇拜人类理性，就是无限信赖理性可以主宰一切，并藉此任意修改法律制度和风俗习惯。这一点应当予以澄清：事实上，有些哲学家并不崇拜人类理性，而只是崇拜他们自己的理性。从未有人像他们那样对人类的共同智慧缺乏信心。我可以列出诸多人，他们几乎就像蔑视仁慈的上帝一样蔑视民众。他们对上帝表现出的，是一种竞争对手所具有的傲慢；对民众表现出的，则是一种暴发户所具有的傲慢。真正恭敬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就如同服从神的意志一样，于他们而言，都是格格不入的。几乎所有革命家后来展现出来的都是这一双重性格。这与英国人和美国人对其多数公民的意见、感情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尊重，不可同日而语。在英美国家，理性是自豪与自信，绝对不是蛮横无礼。因此，他们的理性走向的是自由，而我们的理性，只不过发明了全新的奴役形式而已。在英国，不管一个人的地位如何，不管他是控诉个人或者国王，他都更有把握让世人听到他的控诉，而且唯有英国法院，才能更好保障其财产、自由与生命。

论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

法兰西的贵族们呆在自己的城堡里闭门不出，既无法被君主所知，又与周围的居民格格不入。社会一天天在变化，而贵族们却一成不变。在贵族的周围，是国王的官吏，他们审判案件，征收捐税，维持秩序，为人民谋取福利，并领导人民。拥有大量土地的大贵族厌倦无所事事的生活，遂来到巴黎，生活于宫廷之中。这里是显示他们荣耀身份的唯一舞台。小贵族被迫留守外省老家，天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令人生厌。就这样，有些贵族虽无权力但拥有财富，本来能够对人民有所影响，却主动远离人民；有些贵族被迫与人民为邻，但是，在人民眼里，仿佛是贵族阶层唯一代表的他们，却充分暴露出贵族制度的无用和累赘。出身贵族之人，不但免缴部分捐税，而且每年还向领地居民征收大量各种苛捐杂税。上述特权并未让贵族的财富增长多少，但却让他们成为仇恨与嫉妒的公敌。当贵族无需想方设法追求财富时，其他阶层也几乎对于上帝安排给他们的命运逆来顺受时，替代继承权在社会风气方面所起的作用，就造成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停滞。平民与贵族相比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获取财富，而贵族也没有机会丧失其财富，因此，所有的好处都落在贵族手里，每一代人易如反掌地承续着上代人的位置。但是，倘若除贵族外，其他所有人都挤破脑袋发财致富，那么，在如此国家，贵族的财产很快就会成为其他阶层的猎物：每个人都会利用贵族的无知、冲动与弱点，争先恐后地将贵族拥有的大量非生产性财产纳入正常的商业活动中。不久，贵族自己也会迫不及待地加入这种活动。平民由于只能拿财富这一普遍特权反对其对手所享有的各种特权，当然也就会在贵族面前炫耀其庞大的财富。反过来，贵族又会模仿他们，一心想学他们摆阔气，却又不知钱从何来，于是，很快就会陷入经济拮据状态，导致入不敷出。最终，贵族就把保护他们的法律视同敌人而竭尽全力地逃避。当然，我并非说，在当时，替代继承法没有延缓贵族走向破产的境地。我的意思是，替代继承无法阻止贵族走向破产。法律往往会朝某种方向起作用，但是，还有一种比法律更活跃的东西，往往会从反方向起作用。它，就是人类的冲动。在大革命爆发之时，法国法律仍然规定几乎全部家产都归贵族长子继承，贵族长子有义务将家产原封不动地传给后代。可是，大量封建领地已经脱离贵族的掌控，其他许多领地也已被瓜分。在贵族内部，不仅可以看到极富与极穷之人，这种现象与贵族的存在并无矛盾，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群不贫不富、收入中等之人。贵族们自我孤立于富足而有知识的平民之外，却以为自己是在守护先人的精神。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他们刻板地模仿先辈时，其实是在背离先辈曾经实现的目标。在中世纪时期，出身确实是全部社会权利的主要来源，但是，在中世纪，贵族是富有的，而且他们还把有知识学问的教士召集到身边。当时的整个社会都交由这两种人统治，而且当时的人们普遍认为，社会理应如此。但是，到18世纪，许多有钱人不再是贵族，许多贵族也不再富有。在知识方面也同样如此。因此，第三等级就成为了贵族统治阶层的天然部分，但却是与贵族主体相分离的部分。由于他们不支持贵族主体，因此，必定要削弱主体，而且必然要与主体作战，并最终摧毁主体。在财富是贵族制度的唯一基础或主要基础的国家里，金钱除了能给个人带来物质享受之外，还能带来权力。由于具备这两种好处，金钱将人们的全部注意力都吸引过来，并且，最终成为人们唯一追求的荣耀。在这种国家，文学通常得不到很大的发展，因此，文艺才华无法吸引公众的注意力。在由血统贵族统治的民族中，人们无法看到为获取财富而激发的普遍冲动。人类心灵不会只受同一种欲望的单方面驱动，而是天然具有多样的爱好。一个文明开化的民族，必然有大量公民喜爱精神享受，并推崇精神产品的创造者。许多雄心壮志之人蔑视金钱，由于出身平民且不爱经商，遂沉溺于文学研究，并把它当做生命的归宿。他们追求文艺上的荣誉，这也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得到的荣誉。就这样，他们在政界之外，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无可争议的显赫地位。在金钱就是权力的国家，个人的重要性与其拥有的财富有关，而财富时刻都会有失有得，因此，贵族们终日提心吊胆，生怕失去自己拥有的社会地位，生怕其他国民瓜分其特权。统治阶层这种常见的身份快速变化，让贵族的灵魂永远处于焦虑不安状态。他们只能忐忑地享受财富，匆忙地抓住财产带来的好处。他们时不时不安地打量自己，看看是否丢失了什么。他们用充满疑惧与嫉妒的眼光审视他人，为的就是发现周围是否发生了什么变化。倘若有所变化，他们就会感到不安。只有建立在出身基础上的贵族阶层，才会不太在意身外闪闪发光之物，因为贵族阶层拥有的优势地位具有如下性质：既不会被瓜分，也不会丧失。人可变富，但是，贵为天生。一直以来，法国贵族很愿意向作家伸出双手，乐于接近作家。18世纪尤其如此：这是一个无所事事的时代，贵族几乎和平民一样，不负有治国之责，而知识的传播，正好给他们带去高尚的文艺享受乐趣。路易十四统治时期，贵族尊重并保护作家，但是，贵族并未与作家真正融合在一起。他们分别形成两个阶层，彼此经常接触，但却从不混同。到18世纪末，情况有所不同：并非是作家可以分享贵族特权，也不是作家在政界拥有公认地位。贵族阶层并未邀请作家加入贵族行列，而是诸多贵族加入了作家的行列。因此，文学变成了一个中立地带，平等观念就栖身于此。文人和大领主在这里会合，彼此既不寻衅，也不害怕。在这个世外桃源里，流行的是人们所憧憬的民主；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其天赋的产物。导致土地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情形，存在诸多原因，其中首要的就是物质力量。征服者夺取被征服者的土地，并在少数同伙中分赃。这样一来，就剥夺了原所有者的权利。当然，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例如有人自愿出让土地。假如有这么一个民族：工商企业众多、产品丰富；国民普遍很有知识，每个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发现工商业提供的一切发财机会。假如在这个民族的法律、风俗习惯、思想观念中，土地仍然是得到他人尊重与获取权力的主要来源。那么，发财致富的捷径，就是出卖土地，以便投资工商业。另一方面，享受自己既有财产的最佳方式，就是把钱从商业中抽回而购置土地。因此，土地遂成为享受的目标而非投资的对象。获取土地时，人们渴望得到的，是荣誉与权力，而不是收益。这样一来，虽然有小片土地出售，但是，人们只愿意购买大片土地。卖主和买主的目的与地位，是不同的。前者是一个追求财富的穷人；后者是富人，欲将手中的大量余钱用来享乐。随着工业技术不断进步，而知识传播又让穷人们发现了这些新工具，则我刚才讲的运动必然加速。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必然会更加有力地促使小地主出售土地。因为工商业必然会创造巨额的动产财富，而这些巨额动产财富的拥有者随后将购买大片土地。就这样，土地高度集中的现象就会存在于文明的两端：在人类处于半野蛮状态，只知道珍惜甚至说只知道土地的价值之时；在人类已经高度开化并发现了其他无数致富方式之时。我们已经知道，大革命前很久，土地就不再是地位和权力的主要来源。与此同时，工商业发展不快，人民虽然经过开化，梦想追求更好的生活，但是，却远未获得可以发现成功捷径的知识。对于有钱人而言，土地不再是奢侈品；但对于穷人而言，土地是谋生之道，可以说是唯一谋生之道。有钱人购买土地，是为了享受生活；穷人购买土地，是为了增加财富。就这样，土地悄悄地脱离贵族之手，逐渐被人民瓜分。随着旧地主土地的丧失，大量平民逐渐获得了土地。但是，他们是竭尽全力才实现这一目的，而且是借助极不完善的手段获得的。大片土地日渐减少，却并没有聚集起大宗的动产。在原来的大领地上，人民节衣缩食、惨淡经营，形成了诸多小土地所有人。土地分割上的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即将爆发的政治大革命。有些人或许认为，不必在公民社会中引入某种平等，就可以在政治领域建立永久而彻底的平等。我认为：这些人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谁都无法不受惩罚地让人们时强时弱，让人们在某个领域极端的平等，而在其他领域忍受极端的不平等。倘若如此，用不了多久，人们肯定要么就会渴望全面强大，要么就会变得全面软弱。不过，一切不平等中最危险的，莫过于由于不分地而产生的不平等。拥有土地之人，会产生特别的思想、观念与习惯；而拥有动产之人，不会或者较少产生同样的思想、观念与习惯。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拥有大宗土地，就会以某种方式让其财富的影响限于某个地方，让它在某些地点对某些人造成更大更持久的特殊影响。动产上的不平等，会让某些人富有；而不动产的不平等，会让某些家族富有，让有钱人之间产生联系，在几代人之间建立联系，并在国家中变成一个独立的小民族。这种小民族，会在他们自己所在的大民族中，一直拥有某种凌驾于大民族之上的权力。对民主政府而言，最为有害的正是这些东西。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莫过于将土地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地产。只拥有少量动产之人，基本上或多或少都要看他人的脸色。他必须屈从于某一组织的规章，或者屈从于某些个人的意愿。他被动地受制于国家经济形势的最细微变化。他的生活不断因宽裕与困顿的无常变化而乱套。这些支配他命运的变动，常常使他思想混乱并改变他的好恶。小土地所有者则相反：他只听命于自身的动力，虽然活动范围狭小，但却是自由的；他的财富增长缓慢，但却不受外部风险的影响；他的情绪与命运一样稳定，他的好恶与劳动一样有序；因为不依赖外物，所以，他能在贫穷中坚守独立精神。在长期屈从于贵族制的国家，属于下层阶层的每一个人，从小就养成了如下习惯：在周围寻找一个最引起其羡慕或者畏惧之人，把中央政府视为他与当地压迫者之间的天然仲裁者，并且往往认为中央像天神一样拥有超凡的公正与智慧。当议会拥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权力时，中央集权就会有名无实，其原因是：议会唯有依靠法律才能实行中央集权，而法律无法预料一切。即使法律可以预料到一切，但是，实施法律唯有依靠官员和不间断的监督，而立法权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所以，议会可以集中政权，却不能集中行政。

附录三：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影响史资料的简介

我是世上最不能违背自己的精神与追求而委曲求全之人：倘若无法从所作所为中得到快乐，我就会认为自己简直不如碌碌无为之人。因此，这几年，我常常寻寻觅觅（无论如何，我心中尚存一点安宁，让我可以跳出所陷入的心烦意乱，而观察一下四周以及其他东西），寻觅可以从哪个主题入手，但却一无所获，没有找到让我满意或者心动的主题。岁月如梭，人身苦短，青春已逝，踏入中年，活动范围日蹙。身处孤独之境，油然而生的百般思绪，也可说是躁动不安的心绪，自然而然地催促我更加认真深入地寻找计划写作之书的主题思想。我袒露自己的想法，就是想征求你的意见。我只会考虑当代主题，而且事实上，公众与我都感兴趣的，唯有当代之事。人们过多关注当今世界呈现的壮哉奇哉的景象，乃至无法好奇地关注历史。可是，该选择什么样的当代主题呢？最具有原创性以及最适合我之心性与习惯的主题，就是自由评判近代社会，就是观察思考当代社会，就是展望不久的未来社会。昂佩尔的评述极其详尽，我们只能再引述如下一些话语：“透过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我们非常惊奇地了解到，几乎所有被视为大革命的成果或者战利品的一切东西，早已在旧王朝中存在：中央行政集权、行政监督、行政管理模式、保障官员不受人民起诉制度、官职繁多而人浮于事、征兵制度、巴黎的优势地位、财产的过分分割等等，所有这一切，在1789年之前就已经存在。从那时起，就无所谓地方政治生活，贵族只剩下头衔与特权并对身边事务无法再拥有任何影响力，御前会议、省督或者省督代理人主宰了一切，或者说，是国务委员会会议、省长和市长主宰了一切。就连市镇要翻修教士宿舍或者修建钟楼，都得花足足一年的时间，才能获得中央政府的批准。如此情形，世上极为罕见。在德·托克维尔先生的著作中，有一精彩附录专门论述说：倘若领主不再能够有所作为，除了在少数三级会议行省外，市政府也将毫无用武之地。自路易十四把市政府变成其营业所并明码标价卖官鬻爵后，真正的城市议会几乎均已绝迹。这场伟大革命的实施，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赚钱目的。如此之事，诚如德·托克维尔先生所说，为历史所不齿。中世纪常见的英雄市镇移植到美国，演变为美国的乡镇，实行自理自治；而在法国，却变得不理不治，国家还袒护为所欲为的官吏，让他们免受被害人的起诉，而且国家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在阅读这些内容之际，人们就会思考，大革命为何会发生，大革命改变了什么。在其他几章，作者就极其出色地阐明了它为何发生，何以产生如此变化……”托克维尔与泰纳之间的联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这两位思想家之间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为是由各自知识结构不同所产生的。托克维尔接触社会学问题，主要靠实践经验以及深入研究行政史与行政法律制度，而泰纳接受的主要是文学、哲学与艺术方面的教育。兹摘录泰纳书信中的一段话（前引书，第二卷，巴黎，1904年，第263页以及随后几页），以揭示其政治哲学观点。在1862年10月，泰纳写道：“我确实拥有政治、宗教理想，但是，我知道这种理想不可能在法国实现。这就是我为何只能是思辩家而非实践家的原因。德国施莱艾尔马赫尔时期或者稍后英国的新教自由，堪比如今的比利时、荷兰、英国的地方自由或者城市自由，均采取中央代议制度。但是，新教与法国人的天性相违，地方政治生活与法国社会、财产结构相违。因此，唯有淡化过分的中央集权，说服政府在其利益范围允许人们拥有一些发言权，减少天主教与反天主教之间的暴力行为，让大家控制各自的情绪。必须将其力量引向其他方面，例如，引向理论科学，引向优美文风，引向某些艺术领域，引向精致的工业技术，引向优雅的社交生活，引向无私而普世的思想，引向促进全民的福祉。”人们在思考，大革命在现代社会确立了社会地位平等，但是，谁敢说大革命不会像昔日罗马帝国那样为新式专制暴政铺平道路？没有哪位政论家比托克维尔更为敏锐，托克维尔最先触摸到这种思想。他是拥有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在具有极其独到见解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就在身居和平、温和、立宪的时代，向现代各国预示了‘恺撒式专制’的危险。这一令人震惊的预见，在当时并没有任何条件、任何事件、任何明显的征兆可资利用。后来，他的上述思想在某种程度上都为历史事件所证实，而且他在传奇式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著作中，以最为罕见的洞察力，再次对上述思想加以论述和发展……”我们无法完整地引述雅内的透彻分析，只能摘要如下：“因此，托克维尔在某种意义上是为大革命辩护，在另一种意义上是在批判大革命，但是，他不同于大革命的一般批评者或者拥护者，不会采取他们通常对革命采取的行为。他为大革命申辩，阐明大革命并非如保守派所说的那样标新立异、那样荒诞不经。他认为，大革命试图根据纯理性以及抽象权利与人道思想，创建全新的社会秩序，但是，即使在这一点上，大革命所实现的，也只是此前所有时代已经准备好的东西。所以说，大革命在历史上是正确的，在哲学上也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托克维尔企图让我们关注大革命可能产生的后果：新专制主义、民主专制或者军事独裁专制的建立，抹杀个人、无视权利的结局，中央集权吞并一切地方权力并消灭各种权威的全部生命力。

《1850政治与友谊托克维尔书信集》

前言

现代人沉溺于自我的焦虑而遗忘了对伟大和德性的追求，因此民主时代的平庸和堕落会让追求德性和伟大的人感到焦虑；而现代社会中上帝的不在场让现代人陷于对生命意义的焦虑之中。民主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沉溺于第一种焦虑之中甚至不会再产生后两种焦虑。因此，托克维尔首先致力于说明第一种焦虑可能导致的平庸、堕落和罪恶等种种危险，而试图借助于通过政治自由和宗教来培育道德和友谊。如果在一个民族实现了宗教精神和自由精神的结合，良好的民情成为政治的基础，公民的友谊成为城邦的纽带，那么这第一种焦虑是可以得以克服，或至少是可以被缓解的。至于对伟大和对生命意义的焦虑，在托克维尔看来，这取决于人们自己如何在政治、友谊和宗教中去面对了。一个没有能够拥有确定信仰的人竭力强调宗教对于现代心灵的意义，并非一个有隐微教导的人提倡一种显白的教导，而是常常对帕斯卡感佩不已的托克维尔对人生的某种深切理解。不过托克维尔远没有对人产生厌倦，他一直拒绝戈比诺宿命论的种族主义，而是相信“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第32封信）。根本上，托克维尔是一个有宗教情怀而敢于直面人生之不幸的人文主义者。

致欧仁·斯托菲尔

为什么要放弃？为什么要灰心？这个世界上无疑存在不公正和欺诈，但你是在等待这方面的证据以使自己确信这一点吗？当然不是的。所以，我们不能不与敌人一起生活，因为我们不能把任何人都视为朋友，让我们从人的本来面目来看待他们，满足于他们身上的那些美德，尽可能地减小他们的邪恶给你造成的损害，把自己局限在知心朋友的圈子内，而在这个圈子之外，则只能期望隐藏或公开的冷淡和漠然，而且还要保持警惕。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亲爱的朋友，我看到你再一次倾听良心的呼声而不是这个世界的声音。

1823-1832

世上的所有景观中，大海是在童年中最让我心动和向往的，我渴望体验一下它现在带给我的是什么感受。沿泰晤士河前往伦敦，航行在河两侧的船只之间，穿过那里展现出的英国的全部富庶。我对法律的了解就好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对科学的了解。我头脑中只是些尚未成形的东西，仅此而已。一遇到实际应用，我完全不知所措，我的缺陷让我灰心丧气；我肯定是最差劲的；虽然我也像所有人一样，内心深处有种骄傲之情，它告诉我，当我和同事们一样干过那么多的工作后，我至少会与他们一样的出色，但我感到非常受挫。这些天来，我总觉得自己心中有某种胜过别人的欲望，它将无情地搅扰我的生活。——眼下我还有另一个缺点，我很难习惯于在公众场合下讲话；我总是在斟酌字句却词不达意。我发现自己身边有些人，他们思考很差，但讲话很好；这总是让我很愤怒。我觉得自己比他们出色，但当我想表现出来时，我又觉得自己不如他们。不过我发现巴黎掩藏着许多其他我不知道的才智之士［……］角度。我的生活远离整个社会、与心灵的所有情感都疏远了，所以我担心两件事：第一，我担心自己像大部分的同事那样，随时间的流逝而变成一台法律机器，成为专业化人士——如果确曾有过这样的人的话——他们无力判识伟大的运动、领导伟大的事业，但他们很适合去推断出一系列公理、发现事物的相似性和矛盾性。我宁愿把书烧掉也不愿陷入那种境地；不过，日复一日的影响，其后果谁能预料到呢？谁能说人可以不服从普遍的法则呢？第二个担心的事是，由于迈向［……］一个目标，我在生活中仅仅只能看到这一点，你知道，我对这个抱负一直有某种偏爱，我完全专注于它，它吞噬了所有其他的情感，而如果——因为这太有可能了——它得不到满足，这会让我感到悲哀。友谊这种美好的激情就是这样，在我看来，关于友谊的理想只是我们年少时激昂的想象力所构想出来的。不过，我的生活阅历越是深入，我越是相信，我所构想的友谊事实上是能存在并始终保持其特质的，但它无疑不会存在于所有人当中，而是存在于某些人当中。不是所有的年龄都能产生友谊，但当它产生时，我看不出何以年龄会削弱乃至改变它的性质，对于那些理解友谊的全部价值的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会一直照看它，决不丝毫败坏那唯一能维持友谊的东西——这就是事无巨细的信任。该女士是年已四十五春一句话，这是个没有根基、没有回忆、没有偏见、没有成例、没有共有的观念、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但它比我们的社会幸福百倍。但更具美德么？我很怀疑。而这就是出发点。如此多样的因素，是什么构成它们联系的纽带？是什么从这一切中创造了一个民族？利益。秘密就在这里。个人利益每一刻都在为自己开辟道路，公开出现，并作为一种社会理论来表达自己。领土区域十分明确，各州根本没有敌人，因此也不需要军队、税收、中央政府；行政权力机构只是选举团体的意志的临时执行者，仅此而已：它既不给予金钱，也不给予权力。既然这样的局势还会继续维持，谁会为了获得权力而去自寻烦恼呢？人人皆能合理地期望幸福美好的生活，因为他们都知道，只要热爱劳动，未来就有保障。美国人在追求世界上的所有价值时，只考虑一个问题：这到底能赚多少钱？至于性格的不稳定，可以说到处都体现了这一点：他一生会从事、放弃、重操十来种职业；他不停地搬家，总是在筹办新企业。与世界上的其他人相比，他们不太担心所获财富遭受损失，因为他们知道，获得新财富是件多么容易的事。让人无所事事的财富所造成的一切不良习气，他们都没有：他们的习惯是有节制的；为女人花费的时间很少，或根本没有，女人只被视为一个家庭的母亲或家庭主妇。民风是纯洁的，这一点无可置疑，欧洲的那种浪荡子（roué）在美国是完全没有的；发财的欲望引导和支配着一切。从早到晚，我们与所有阶层的人一起生活，我们的英语说得不好，但听力还不错，很少漏掉什么东西，此外，我们认识了解的欲望是无限的；所以我们能很好地适应，接受各种信息也很快。但是父母、朋友、一个部分来说由老人或病人构成的家庭，这些都使我思绪紧张，使我心怀恐惧地注视着未来。坏的方面是：无节制的发财欲望、暴富的欲望，各种欲望永远处在变动之中，对变迁的持续渴求，古老传统和风俗的完全缺失，商业和赢利思想被运用到一切事务上，即使是与这种思想最不相容的事务。这些至少就是纽约的外部面貌……在法国，信教者牺牲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表现其信仰。似乎这些教徒受某种激情的驱策，这一激情支配他们使他们成为其行动者。确实，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一些粗野之人，他们甚至连宗教这个名字都厌恶，甚至不能很轻易地区分善与恶。但是，无论是前一种人还是后一种人，我认为在美国的新教群众中都不存在。人们信仰一种宗教，就好像我们的父辈在五月份吃某种药，如果没有给身体带来什么好处，他们也许会说，至少没有让身体变坏，并且遵守常规也合乎时宜。他们在近似、大致之类的思想折衷中生生死死，从不关心探讨事物的本质；他们也不去扩充自己的教派。出于绝望他们摒弃了对于真理的追求，再次重缚手脚投身于“权威”的控制之下。对他们而言，理性是个负担，他们愿意欣然牺牲之。他们成了天主教徒。另外，天主教教义能强烈地控制意识和灵魂，它比新教更适宜于人民。思想和情绪可以听从人的自然偏好。他们在这种自然宗教中看到的只是所有来世信仰的缺失，并径直堕入唯利主义的教条中。但它把人类分为幸福者和入地狱者，在尘世间造成分裂，而这种分裂本应只是来世的事，它孕育了不宽容和狂热主义。而别的宗教则宣扬宽容，信赖理性，把理性作为自己的象征；但它没有获得任何力量，只是一件毫无活力的事业，没有力量，几乎也没有生命力。现在，财产的分割十分普遍，财产转手之快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没有哪种人类的力量能改变继承法，而由于这个继承法，我们的家族将会消失，财产将会转入别人之手，财富将日益趋向平等化，上层阶级将融入中等阶级，后者将为数众多，并会到处建立它的平等。生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尽可能去忘却个人的存在。我想，当人们听说一个离职的大臣因为野心得不到满足而痛苦，人们会指责他。但我认为他们首先是因为无所事事而痛苦。当一个人成为大臣时他就完全不是他自己了，他再也无法适应全部时间独处的生活。他像一个结了婚的老光棍。当人们刚迈入青春时代，会觉得自己面前的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幸福或不幸的整体，这个整体会成为你的命运。我并不这样看，我们的期望或恐惧过多。几乎没有哪个人一直走背运，也没有谁一直都幸运。所以，生活既不是非常美好，也不是很坏，而是某种由好坏两方面所混合的中等事物。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期待，亦不应对它有过多的恐惧，而应努力把它看作既不令人厌恶也不让人狂热的东西，看作一个既非人所创造也非人能终止，重要的是使之变得能为人承受的不可避免的事实。请您不要认为，我是在未经内心激烈的斗争而对人生产生如此看法的，也不要认为，我一直都有这样的认识；像您和所有人一样，我觉得自己内心也有一股强烈的激情，它驱使我追求无限的幸福，并且让我认为，没有这种幸福便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但是，请您相信，这是一种应与之斗争的虚弱情感，它不是男子汉的气概，也根本不会产生男子气的东西。生活既非享乐也非受苦；它是我们承担的一项严肃事务，我们的责任是尽可能好地完成它。还有一种年少时的空想是特别需要提防的。当我开始思考时，我曾认为这世界上满是已经被证明的真理，所要做的只是去好好观察和认识它们。但当我试图对事物进行认真的思考时，我发现的只是些纠缠不清的疑惑。我认为怀疑是我们天性中最大的不幸之一，我把它仅置于疾病和死亡之后。我不知道我们是否生来就能成为自由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与四十年前比起来，我们在这方面的无能不知减少了多少。一平方英里养活的文明人是野蛮人的十倍；道理证明，只要文明人可以定居的地方，野蛮人就得让出地盘。这是条巨大的黄色河流，平缓的水流穿行在最荒僻的原野和森林中，春天泛滥时，它用淤泥肥沃土地。地平线上看不到丘陵，只看到森林，森林，还是森林；芦苇和野藤；四周是深邃的静谧，杳无人迹，甚至没有印第安营帐中的炊烟。看来每个人都同意，他的国家的政府不过是“所有事物中的一件”。每个人都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只有那些总为自己谋取权力而不考虑祖国的强大和光荣的人，才会高兴看到这样的症状。这个国家物价之昂贵超乎我的预计。要想在伦敦过上稍微得体一点的生活，每天不花上12或15法郎是不可能的。我说的还只是住宿、饮食，而且我还尽量节俭。您可以想想，在一个一切都得花钱的城市，不可预见的开支会有多少。难道我不正是在死亡的领地么？我从各个方向察看这片废墟，并让可能沉睡了许多年的东西重新在我的脚下发出回响，随后我回到中心点，坐在一块石头上，仿佛堕入梦游之中，我的灵魂似乎被一种莫可名状的力量拖入过去的岁月。不再存在的东西真的比从未存在过的东西具有显著的优越之处吗？它们都只因为那些关注它们的人的意志而存在。如果想象中的事物比现实的事物更为迷人，那么对于前者的关注为什么要少些呢？像所有人一样，我的生命还有好多年，一旦我的书出版、青春岁月过去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那些岁月。这个想法让我疲惫，而且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悲伤情绪；但我尽量不去想这些，我承认这一点，但我这样轻易地一天天打发日子，这解释了那种我曾在很多人身上看到的灵魂状态，此前我一直觉得这种状态是种捉摸不透的神秘。几年前，我总是十分吃惊，人们如何能倒着走向未来，他们甚至不太想掉过头来。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伟大的目标值得人们去努力，这就是人类的善。有的人以蔑视人类而为人类的善而努力，而别的人则通过爱人类而为之努力。在第一类人给人类提供的成效中，我们总是碰到一些不完善的、粗暴和高傲的东西，它们无法产生信念和感激。我很想成为第二类人，但我经常不能够如愿。通常来说我爱人，但我老是遇到许多灵魂卑贱因而令我厌恶的人。在评价别人时，我应提防自己个人的看法，应更多地针对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的心灵。竭力摆脱现状吧，否则你会丧失寻找能理解你的精神理想的人的动力。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难道你还不了解自己吗？你不知道你本来的趣味爱好和自己的习惯吗？说到成功，有谁会知道成功之前的点滴呢？在这一点上，任何人都没有确定的东西来教导你。你所知道的确定无疑的一点是，你正当精力充沛的盛年，政治事件使你不能在公共部门施展运用这种能力，而你的天性又拒绝去为私人生活中的琐碎之事操心，所以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让你的思想活动有所归依，否则你甚至还不如那些成功操持自己事务的人。我觉得社会所处的状态就像一个臂膀受伤的人，坏疽已经生根并到处蔓延。如果要截去患病的手臂，这个人肯定非常不安，而且手术可能是致命的，但是独臂活下去难道不比带着双臂死去更好吗？当我们看到同伴身处险境时，我们有责任去帮他；强者多干些，弱者少干些，但虚弱并不是袖手旁观、拒不合作的理由。所以我对自己说，如果你要发表的东西没有什么价值，它就不会引起人的注意，而我的虚荣心会受到伤害，但仅此而已。我仍将认为，在英国，富人一点一滴地把社会条件给予人们的几乎所有利益都据为己有。如果从您提出的狭义意义上来理解这个问题，即使我们承认，穷人耕种别人的土地比耕种自己的土地能暂时获益更多，但您认为土地占有权不附带有政治、精神和思想上的利益吗？这些利益不是更多地补偿了——最重要的是以一种永久的方式——您所指出的不利之处吗？在我启程前，如能与您共度两个小时，我将十分荣幸。我善良亲爱的朋友，愿神陪伴你，愿他让我们重逢于比现在更美好的时光。随着生活阅历的丰富，我越来越以一种我过去认为仅仅是源于年少时的狂热的观点去看待人生：人生是一个平常的东西，其价值在于人们只是利用它来完成责任、为人们服务、使自己在人们当中居于一席之地，仅此而已。当我偶尔迫使自己看看报纸或进行一次理性化的交谈时，我努力去理解我从中得到的东西。更让我吃惊的是，您竟从希腊文来阅读这个希腊人，而我，说来惭愧，只能读译本。作者对于美德和邪恶同样都很了解，但这种认识对他的判断和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影响。人们只是对还活着的事物有强烈的热爱。在巴黎过了几个月后的回家途中，我一直在思考，是否真的存在原则？遵循这些原则是否是好事？今天的社会被拙劣的阴谋所支配，卑鄙的江湖骗子在利用社会，几乎无处不在的卑劣行径大行其道，特别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在这个社会中，无私精神惊人地匮乏，甚至更为宏大个人利益也很缺乏，在社会上也看不到——当我考虑这些时，我有时在想，被我视为偶然性的东西到底是否是普遍的规则？就是说，我们眼下看到的，是否是人类的自然行为和永恒状态？今天的人是否已经达到了它的高度？难道从来就没有一个浸润着伟大的激情——我根本不是说美德、由可悲的旦夕之间的利益之外的其他动机所引导的政治世界么？我告诉过您是什么造成了失败。一方面是政府代理人的阴谋，另一方面是下层阶级盲目的民主激情，最后还有我的对手的金钱。亲爱的朋友，我不怀疑，当金钱不与贵族结合在一起，并且金钱还有对贵族的仇恨作为辅助时，它将有什么样的力量。这些人物被还原为人时，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巨人和那些静止不动的巨大雕像更能打动人。他的书让我十分着迷，以致有时我担心自己会变成像堂吉诃德似的疯子。在这些事上我们应互相帮助，应不断互读对方的著作。亲爱的朋友，当我看到今天的公众人物，为了其最卑微的眼前利益而出卖在我看来同原则一样严肃而神圣的东西时，我真是有种说不出的憎恶。我们所见的这些朝三暮四的行为，它们对我内心的伤害可能比反对派的所作所为对我的伤害还要严重。它们让我害怕，让我暗自思考：这世界上除了利益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东西？人们所谓的情感和思想，是否只是出于利益的行动和表白？能让我与这个时代稍微作调和的，是我在迄今认为最美好的古代时期所看到的类似情况，这得益于冒失而饶舌的普鲁塔克。这能稍稍提高一点我们当代人的地位，但却降低了普遍的人。不过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最近得出了一个看法：如果想要从别人和自己那里获得巨大的力量，我们就不应该蔑视人。还有一天，我曾作过这样的思考：当我在脑海中回想那些最能震撼人类的想象力、最历久弥新、最具光辉的思想作品时，我发现它们大多是这样一些书：它们深深浸透着美与善的伟大原则、关于神之存在和灵魂不朽的崇高理论，它们最好地突出和阐发了这些原则和理论。因此这就是最成功的文学作品的最持久、最重要的因素；这就证明，人类心灵以最热烈、最持久的方式热衷于这些原则和理论。例如，如果柏拉图没有对永恒的向往，没有探讨令他心驰神往的无限，让他只剩下那些过时的言语、残缺而且通常是可笑的科学、早已离我们远去的辩才，那么他就会被人遗忘，其作品也不堪卒读了。但柏拉图所论及的是我们天性中最高贵最恒定的本能，只要有人在，他就会有生命力，他甚至会吸引那些对他一知半解的人，并将永远是思想世界中的一位巨人。我们两人当中，谁的思考方式更合理呢？事实上，对此我一无所知。我认为，结果总是您比我了解得更好，但我比您了解得更多。我桌子上胡乱地堆放着一些奇怪的书，四个月来我几乎一直在看，如果您见到会笑的。

1839-1847

不幸的是，你试图救治的疾病几乎无可救药，因为它是——至少大部分是——由个人的构成（organisation）造成的。这种组织应当加以改变，但也不能指望去毁灭它。有时它构成我的力量，许多其他情况下则是我的弱点。正是这种思想的焦虑，这种折磨人的焦躁，这种对强烈而经常性的感受的渴求，在父亲身上存在，并且常常发展到幼稚的程度。有的时候，这种性情给人巨大的激动。但对于具有这种性情的人来说，它更为经常地是一种无端的折磨，一种徒劳的躁动，一种巨大的痛苦。我经常就是这种情形，我很容易看到这一点。我经常莫名其妙地感到不快乐，而且我还给了周围的人一个很好的不快乐的理由。另外，我强烈地意识到，这种性情会在行动中对我造成很大的伤害。我找到了一位最称意的妻子。我缺少一些美好的东西，很多人会因为缺少它而不幸，我也渴望它，但并不狂热，譬如巨大的财富，还有，我告诉你，孩子。当我想到孩子的时候，我确实非常渴望有孩子，但我并没有十分强烈的做父亲的欲望。那么我还缺什么呢？你已经想到并说出来了：头脑的宁静和欲望的节制。我的生活阅历足以让自己了解，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美好的事物，它带来的享受能完全吸引我，让我满足。其中一派梦想着征服并热爱战争，这或是因为战争自身，或是期望战争能引起革命。另一派热爱和平，但我并不害怕说他们的这种热爱并不诚实，因为它唯一的原则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对物质享受的嗜好和心灵的软弱；这一派愿意为和平牺牲一切。为了安逸而牺牲被视为其光辉的东西，为了卑微的事物而牺牲伟大的事物；允许这样一个民族认为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变小了，认为它已经从祖先曾达到的层次上跌落下来，认为它必须以铁路建设、以和平环境下（不管条件如何都应获取和平）增进私人的物质福利来自我安慰——所有这些都并非积极健康的。您不认为这样的局面反复出现不会损耗一个民族的意志吗？您认为这是适合于我们的治疗方案吗？难道不应该有坚定而独立的呼声来抗议这种软弱来维护民族大众的利益吗？那些没有任何党派联系、显然也既没有波拿巴主义倾向也没有革命趣味的人，他们应该以言论来再次提升和维持民族的灵魂、努力遏制把人们日益拖向物质享乐和卑微的满足感的虚弱趣味。亲爱的密尔，如果我们不再拥有自豪感，我们可能会遭受不可挽回的失败。我们今天最少见的东西就是激情，真正可靠的、调节并引导生活的激情。我们不再知道希望、热爱、仇恨。怀疑和慈善（philanthropie）使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无能为力——无论是最邪恶的还是最高尚的，我们围绕着一大堆卑微的东西沉重地滑行着，那里面没有任何东西能吸引我们，甚至没有什么能让我们感到强烈的反感或者能抓住我们。这样我又堕入了自己哲学的病（mon mal philsophique）中了。请您原谅，因为这也是一种友谊病。人们跟朋友交谈就好像是对自己说话。脑力劳动总让我感到疲惫，尽管我很少全力以赴；我担心最终会丢掉脑力工作的习惯而染上幻想的习惯，即浅尝辄止。我觉得自己以前能更为持久、更为深入地关注于某一事物。我想，这样充满活力的思想活动会随着体力的恢复而重新到来。而我的心情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宁静过了。目前这种孤独、安宁、平静的生活，对我而言充满诱惑，我以前简直无法相信会如此强烈地品味着它。我把自己比作高速转动的齿轮，但由于没有传动系统，它什么也没做，什么作用也没起。我只有一个易受攻击的地方。我的出身及我家庭的看法可能使人们相信我与正统主义者和教士站在一起，而且，我没有像您那样娶一位拉法耶特将军的孙女为妻，这就自然使我的敌人不断攻击我，不仅攻击我的行为，而且还有我的意图，不仅攻击我的举动，还有我的名誉。一旦他们的虚荣心受到刺激，他们总会对我发动攻击，而就在他们对我进行卑劣无耻的战争的第二天，而在这一导致我们产生分歧的问题上，您也公开与我保持距离。没有什么比从蛰居生活向旅途生活的转变更为危险的了。因此我仿照赛马师俱乐部中业余选手驯马的方法，就是他们所称的“训练”。在阿尔及尔的一个月中，我为逐步改变自己的习惯而努力，使自己习惯于剧烈的锻炼，特别是骑马，每天我都要比前一天做得更多一些。这个国家堕入了严重的冷漠之中，那些最可怕的迹象表明，这种冷漠在不断增长，我们都会把这种冷漠看作当前最大的不幸和危险。这种不幸的原因很多；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公众之中有一种日益深入人心的信念：政治生活无非是一场人人都在追逐胜利的游戏；除了把政治当作工具的个人野心，政治中没有任何严肃的东西；政治领袖们只是些演员，他们甚至连戏剧的成功都不关心，只在意他们个人角色的成功，为这样的人物、为这样的演出而投入感情是受愚弄，简直是一种愚蠢和耻辱。政治自由一旦确立下来，一旦在和平的环境下得以施行，它就会把人们推向实践活动，驱使人们追求物质和享乐，并激发起发财的欲望。反过来，这些追求和欲望会窒息宗教激情。但是，这只是政治自由所带来的遥远而次要的后果，这些后果对政治激情本身的损害几乎与对宗教激情的损害一样。

1848

我曾跟您说，我估计会有一场大的工业危机。我担心它将超过我自己的思想所能给它划定的限度。有理由担心，巴黎的所有银行家都会在几天之内暂停支付。昨天，高米中央银行已经破产。证券交易所本来准备重开的，这个消息传来后它又关闭了，恐慌情绪难以言表。舒适的生活随工作一起消失了，而一部分间接收入又随舒适的生活而远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向国库的请求，国库也从来没有如此接近于被掏空。挽救措施在哪里？要是还有教会和流亡贵族的财产就好了，这样还可以用它来作抵押发行纸币。在今天，已经不可能触动某人的财产而又不干扰所有其他人的产权了。现在既没有资源，也没有其他生财之道。所有有产者当中，今日最受威胁的是那些拥有以某种特权为基础的流动产权的人，如法官、诉讼代理人、公证人、律师、医生。自由公社、职务向所有无地位的人开放，人人有权做任何事，这样的极端民主理论对他们的威胁最大。他们太聪明了，不可能意识不到这一点，他们的利益，再加上他们的理智，将强有力地把他们推向试图控制而不是加速这场动乱的人一边。在农业中，不是工人缺少工作，而是到处都缺少工人。由于地产的分割，“出租”自己劳动力的工人数量几乎不够充足。折磨大工厂工人的危机是短暂的，尽管它相当剧烈，但并没有超过众所周知的限度。引起这场大动荡的不是物质上的匮乏，而是观念：有关工人与资本的相对地位的虚幻观念，关于社会权力在劳资关系中可以履行的角色的夸张理论，过分的中央集权的信条——这些信条使得很多人相信，他们不仅可以依靠国家来摆脱苦难，而且国家还可以给予他们富裕和安逸。您可以理解，对于这样的精神疾病，一项济贫法并非特别有效的药方；但我远不是说不应该求助于济贫法。我甚至认为，早就应该满足人民的这一正当要求；但依靠这个法律，我们并不能解决今天的问题，因为（我向您重复一遍）我们面对的更多的是观念，而非物质需求。这场革命总体性的、真实的原因在于一种可憎的精神，在整个王朝期间它都一直是政府的动力所在，这就是欺骗、卑劣和腐败的思想，它煽动并败坏了中产阶级，使它完全丧失了政治见解力，而提供给它的则是一种利己主义，这种利己主义是如此愚蠢，以致中产阶级到最后完全与产生它的人民分离了，它让人民任由别人去指引，而所有这些人都以帮助被抛弃的人民为借口，把那些错误的思想装进人民的头脑中。最迫近的困难来自于财政状况。如果我们继续批准开支而收入又持续下降，那么我们很难避免财政危机，这种危机的后果谁也无法预料。［即使财政秩序稍稍恢复，要想制止个人苦难的恶化仍然是十分困难的；到冬天，这种苦难可能变得十分严重，以致单是这种苦难——而不必与政治激情结合到一起——就足以使社会面临全面动乱的威胁。］这些是最直接的危险。们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的开端，我们也不会看到它的结束。如果我有孩子，我会不断向他们重复，我会每天对他们说，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社会，我们身处其中就应该事事都要好自为之，要对一切都做好准备；因为在这种环境中，任何事物的命运都是不确定的；我特别要向他们补充的是，正是在这个国家，你们才不要指望可能被人夺走的东西，不管那东西是什么，你们只应考虑如何取得只会因生命告终而失去的东西——力量、勇气、知识和积极行动的精神。部长们之间缺乏信任，正如议会对他们也不信任一样。您还看到了选举的结果。更为严重的是，路易-拿破仑在巴黎获得了提名。人们现在知道，他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不是得益于社会主义者，而是因为国民卫队，他们受贫困驱使而感到绝望，就像贫困曾驱使工人走向街垒一样。这一症状，再加上外省出现的很多其他症状——它们反映了人们对共和国的恐惧，表明人们会以怎样的狂热去接受任何东西，只要它不是共和国——都在所有人——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的头脑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

1849-1851

很可能已经有人给您写信说，建立帝制的尝试迫在眉睫；而且这只是一个更重大、更具决定意义的事件的十分切近的前兆；这是一种最普遍的看法，我敢说，各派领袖们也很愿意这样想，但他们都深感不安。我认为他们错了。我对总统有相当研究，对于他，我有自己的看法。总统是个十分偏执的人，只有到咽气的时候他才会放弃帝制的想法；他十分大胆，以至于鲁莽和疯狂；但同时他又是个迟钝麻木的人，不可能连续作出两个重大行动。他刚刚大大地满足了一下虚荣心；他觉得自己把议会和各派领袖羞辱了一番，而且在法国人的眼里，他的形象大为提高了。莫莱永远是个待价而沽的人。他是这一伙人中最龌龊的阴谋家。他让我想起了那种已经没有能力做事但还去勾搭姑娘的老色鬼，这种坏毛病已经变成他们不可克制的劣根性。此外，议会中的一部分人期望得到地方的满足，而且他们一个一个会因此被收买。新内阁会毫无顾忌地努力满足他们的希望；它会双膝跪在多数派的面前，请求他们的宽恕。内阁的多数成员是些卖身投靠者，他们平庸而怯懦，这样的内阁会努力在议会多数派和总统之间达成和平，以便使这个他们感到日益接近的政变尽可能地不那么猛烈和危险。我们的旅途十分愉快，到这里时身体很好，只是非常疲惫。随后的一周内，我的身体好得出奇。但最近几天，我又变得虚弱了。我没有患病，但没有锻炼使我感到疲倦，我的精力尚未恢复。我最近患上的病根本没有在其影响的器官上留下任何特别的痕迹；但可能它使得所有器官都出现了全面的衰退，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恢复。这个康复期——因为我的确在康复——使我相信，青春是一段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光，二十年来您一直跟我唠叨的那些衰老的最初症状，终于开始兑现了。我不知道您是否在我这种日渐冷漠的感受力中也看到了衰老的先兆。我确实比以前更有耐心、更冷静，脾气也不知平和了多少。正如您看到的，我的消极品质正在增长。我变得淡泊随和；尽管我近来的哲学是这样，但在这种孤独中，我却不能不去热切关注在这个大舞台上——您将继续生活于其中——发生的事情。革命的时代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它不允许对政治漠不关心和自私自利。历史教导我，经历过世界曾经目睹的宗教和社会组织之毁灭者，无一能预言乃至想象后来之事：这种毁灭无法阻止基督教取代偶像崇拜，仆人服务取代奴隶制，蛮族人继承罗马文明，封建等级制取代蛮族。到现在为止，我最成功的一点是评论事实，而不是叙述事实；但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中，我的专长只能偶尔间断地、作为次要手段施展一下，否则就会弄得不伦不类，使叙述累赘不堪。当我跟一些人闲聊时，我觉得自己是行走在一所疯人院中。确实，我并不具有作为错觉之母的激情。我没有激情，我怎样才能有呢？目前呈现出的所有解决方案中，没有一个是我喜欢的，只有那些差劲的选择留给我。人们生活在关于这个国家的真相的错误认识中，生活在对于军队的幻觉中；对于后者，一位我不想透露其名字的将军昨天曾相当精确地描述他的想法，当时他说，“军队是个有良好教养的年轻姑娘，她所请求的无非是自我献身，但她不容许别人强奸她，而只会在祖父母的许可下自愿服从”。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您的衰老吧，此刻您拿它来供我消遣，而且带着某种令我发笑的忧郁。如果您说起这事只是为了取笑，那我十分希望分享这个笑话。但如果您的话当真，那么您可不能归入无助者的行列，而肯定是要归为疯子一类。因为对于您要进行的事业来说，您正处于人生最美好的时期。我承认，要是让我们去做25年前喜欢做的事，我们可能是有点老了；但对于其他事，我则不那么认为，我想告诉您，我生命中还没有哪个时期比现在更适合于去判断，因此，就我们的职业来说，此刻是最适宜于行动、思考和写作的。这对您肯定也是一样的，因为您我是同代人，而且您比我更健康。真实的情况是，两年来，您经受过特别痛苦的考验，这很容易造成暂时的精神疲惫。但是，就在我刚刚跟您谈起这些事的时候，我深信您的坏运气现在快到头了，因为每件事情中都有好运，就像赌局一样，或者说，人生只是一盘很大的赌局，人有时会输，有时会赢，当然这需要运气和技艺的结合，直到有一天，死亡把色子突然打翻，赌局猝然中断。我相信，现在可以享受一段多年来未曾经历的幸福时光。您毕竟找到了一个小小的隐居处，没有这个小地方，既不可能有完全的安宁，也不可能有完全的快乐，您拥有一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每个父亲都渴望有这样一个儿子，眼下，又有了第二个会给您的老年带来快乐的儿子，而且他肯定会像第一个那样成长。我并不怀疑，在所有这些美好事情的影响下，您那位出色而富有魅力的夫人，她的心灵肯定能恢复并重新找回失去的宁静。路易·拿破仑为了掩饰他刚刚在法国内外犯下的破坏法律的大胆行径，到处散发谣言，称他只是预先对议会的敌对措施采取了防范，因为议会正在策划反对他的阴谋，如果他不攻击议会，议会就会攻击他。这种辩解对我们法国人来说并不新鲜。过去60年中我们所有的革命都曾运用之。国民公会的成员在把对方送上断头台时，总是把他们的对手看作阴谋家。两个小时过去后，这群人被赶到楼上的营房中，他们大多数人就在那里过夜，没有火，几乎没有食物，只能躺在床板上。剩下来的事情无非是把这些有尊严的人送到监狱中去，并非因为他们有任何的罪行，仅仅是因为他们保卫法律和自己的国家。为此采用了最折磨人、最无耻的手段。向监狱运送苦役犯的囚车拉了过来。于是这些曾为国服务、为国增光的人被关到这些车辆上，像运送三群罪犯一样，分别被送往瓦列良山的堡垒、巴黎的马扎斯监狱和万森监狱。两天后，政府慑于众怒，释放了大部分被关押的议员；但有一些人还在监禁中，既没有自由，也不让接受审判。卡芬雅克，这位在六月的日子里曾拯救了巴黎和法国的人，这位上次竞选中路易·拿破仑的对手，竟在重罪犯的囚笼中关了一天一夜！我且让每个诚实的人、让每颗诚实的心灵去评论这样的事情。这些尤甚于那不勒斯国王之行径的粗暴举动能在英国找到其辩护人吗？不会的；但英国只知道事情的一小部分。当这些事实为世人知晓时，我呼吁英国作出更恰当的判断。这是对人身的侮辱。现在让我说一下那些公共罪行。出版自由被破坏到连帝国时代都未曾听说的程度。大部分报纸被取缔；还能出版的报纸不能有一句涉及政治的话，甚至不能刊登任何新消息。但这还不是全部。政府公布了一份组成所谓“协商委员会”的人员名单。这样做的目的是企图让法国人相信，行政当局并没有被我们当中所又有威望的可敬人士抛弃。先生们，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境地。暴力在推翻法律，在践踏出版自由和人身自由，在嘲弄民意，而这个政府正是冒充民意行事的——法国被强迫脱离自由民族的联盟，套上这个大陆上最专制的君主制的枷锁——这就是政变的后果。如果英国人民的判断赞成这种血腥的军事暴行，如果我所讲述的事实——我保证它们是完全准确的——不能激起你们的义愤，我将为你们也为我们而哀悼，为全世界法制自由之神圣事业而哀悼；因为英国的公共舆论是捍卫自由的大陪审团，如果它的裁决判定压迫者无罪，那么被压迫者将只能求助于上帝了。

1852-1856

革命者的最恶劣的方法被用来挑动仇恨，特别是用来平息保守派的恐惧。实际上，在我们的历史上，应追溯到公安委员会和恐怖统治时期才能看到与今天类似的情况。而且恐怖中还在罪恶中保留着某种虚伪的司法公正形式，今天连这种虚伪都没有了。那时候人们至少还假装对那些要被处死的人进行审判。但是，当看到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竟鼓掌称庆时，当觉得它不是受到了压迫，而是成为压迫者时，这才是真正可悲的。有两件事再清楚不过：第一，路易-菲利浦时代那个伤风败俗的政府导致了人们灵魂的软弱；第二，猛烈，特别是疯狂的二月革命使这些软弱的灵魂中产生了可怕的恐惧感，他们愿意满怀喜悦地承受一切，甚至愿意支持一切，只要那曾扰乱他们的享乐、现在仍威胁着他们的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幽灵能销声匿迹。命运的偶然和二月革命的创造者放在他面前的享乐中黯淡下去。我觉得他越来越缩回到像路易·菲利浦的原则中：对外胆小无能，对内推行工业政策；一个人们无法回应的媒体为他涂脂抹粉、描红画绿。目前这种状态的国家中，没有任何光辉的美德能像这些庸俗的恶习一样为他效劳。政府已经完全走回到路易·菲利浦的体系中：对内实行恶棍统治，无节制地发展物质利益；对外极端低调，但尽可能地显示武力或发表高傲的言论，以作装饰。我坚持认为，东方问题上不会发生任何事情，它已注定在所有“实质性”问题上保持退让，顶多只是在圣地问题上满足一下自尊心【7】。不过，如果在这方面一无所获，如果这样一桩冒失地开始的事业以如此怯懦的方式了结，人们也会平静地吞下这种耻辱。但法国人民对此有何了解？进一步说，这个问题与他们有何关系？由于公开性的缺乏和管制的影响，巴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劳动和帮助专心致力于赚钱，其数目是此前的各政权下未曾见过的。我听说，巴黎近郊尤其得到照顾，而且不无成就。穷人相互揭发对方是社会主义者，以便能得到一点好处。请不要跟我说什么人民，或那些从气质上说是人民的人；这些人只有本能而没有原则；他们偶尔能被突然推到英雄主义的高度，但一般来说他们是在阴沟里挣扎。您询问起我们的打算。此刻在巴黎附近要找到可以购买，甚至可以租用的房子都很困难，而且我们希望能过一年节俭的日子，特别是，我觉得我妻子必须有一段长时间的、不被扰乱的休息，这一切使得我们考虑今年夏天和冬天能住到外省一个非常安静的小角落里。我们很愿意回托克维尔，如果我们可以在那里度过夏天和冬天的话。但我的健康不允许我们此刻冒这个风险。所以我们曾考虑去卢瓦尔河谷，布卢瓦或图尔；布卢瓦考虑得更多些，因为它靠近巴黎，还因为贝拉姆夫人【8】的缘故，她现在已经老了。那里气候温和，乡间很宜人。生活得越久，我越是觉得不需要外边的娱乐；这是迄今我在衰老过程中的唯一收获。您对我的想法相当的了解，难道您不知道，我仅认为制度只对人类的命运有次要的影响力么？但愿我更相信制度的无比威力，那样我对我们的未来有更多的期望；因为也许有一天，命运的偶然会让我们碰上一张写有治疗我们所有弊病的药方，或是遇上一位知晓这一药方的人。但是，唉！事实上根本没有这类东西，我深信，政治社会不是其法律创造的东西，而是组成社会的人的情感、信仰、观念以及心灵和头脑的习惯所预先决定的，是创造社会的天性和教育的结果。如果我不能在书中的每个部分都揭示这一真理，如果这一著作不能让读者不断从这个意义上进行反思，如果它不是时刻向读者指出（不过并不敢奢望教导读者），能导致繁荣和公共自由的情感、思想和民风到底是什么，哪些又是不可避免地使他们远离自由和繁荣的缺点和错误，那么，我将根本不会达到我的主要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目标。人们并非因为过多的不幸而陷入革命，而是由于过多的进步而陷入革命。当到达楼梯的中间时，人们会直接从窗口跳了下去，以便早日下到最底处。人类几乎总是这样。人们几乎从来不是在事物处于最可憎的状态时推翻它，而是在它开始改进之时，当人们可以喘口气，可以思考，可以交流他们的想法，可以以他们已然具有的东西来衡量权利和苦难之时。到那个时候，负担虽然较轻，但看起来更难以承受【13】。当看到这个本性依旧的民族总是如此固执地拒绝自由，如此易于堕入奴役之中，看到它不仅承受着枷锁，而且像得胜凯旋一样为之兴奋、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时，怎能不令人悲伤呢！别人能容忍其主人，但法国人自从不再试图摆脱任何法则和权威后，就成了唯一把他们的奴役视为光荣并为之兴奋的民族，他们和那些被投入巴士底狱的法国人一样，那时他们还以这样的话聊以自慰：至少人们不能否认，我们的主子是世界上所有国王中最强大的。看起来，组成人类的不同家族，它们有自己一定的倾向和性情，这些东西是从上千种不同的因素中产生的。但这些习性、这些天分是不是不可克服的呢？这个问题不仅从来没有得到证实，而且它本身就是不可证实的，因为这不仅取决于过去，还要考察未来。我可以确信，如果尤利斯·恺撒有充分的时间的话，他会很愿意写一本著作，以证明他在大不列颠岛上碰到的野蛮人与罗马人根本不是同一种族，后者的天性注定要使他们统治世界，而前者还只能在偏僻的角落里艰难度日。罗马人，牢记要以权力统治人民，我们的老朋友维吉尔曾这样说【17】。这些人类家族，从外表看他们之间以某种深刻而长久方式存在着差异，他们在所有时代中都可以通过明确不同的特征加以区别，并可被归为属于不同的创造物。从这一点来看，这个理论可能不那么靠不住，并且更容易提出来——虽然在我看来它并不更加确定。但是，当人们在一个大的人类家族内部如白人种族之中进行考察时，思考的线索就会消失，每一步都会陷入迷惘。对于那些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其起源的可见痕迹的人，要通过历史或传说来了解他们是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在何种比例上混合在一起的，世界上难道还有比这更难以确定的问题吗？这些事件都是发生在遥远的野蛮时代，它们留下的只是些模糊的传说，或是些不完整的文献。您认为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不同民族的命运，您就已经大大阐明了历史吗？从世界开始以来，众多伟大的思想者在某些人物、某些情感、某些思想、某些信仰的影响中寻找事件的原因，您认为科学偏离这条人们走过的道路可以在确定性上有很大进步吗？您的理论并不比他们的理论更可靠，但愿它对人类更有益！显然恰恰相反。对于生活在野蛮、麻木、奴役当中的懦弱民族，若劝说他们相信，他们的处境是其种族天性使然，没有任何办法能改善他们的状况、改变他们的风俗或政府形式，这样做有何益处？您难道没有看出来，从您的理论中很自然就会推导出永久性的不平等所能产生的一切罪恶如傲慢、暴力、同类之间的蔑视、暴政和各种形式的屈辱吗？亲爱的朋友，您认为要在使人们实践道德真理的品质与您所称的社会能力（l'aptitude）之间区分，您想对我说什么呢？它们是不同的东西么？当人们对公共事务的运转方式作较长时间和较为切近的观察时，您难道不认为他们会深信，公共事务的成功恰恰也是以在私人生活中取得成功的方式实现的吗？您难道不认为，勇气、活力、诚实、远见、良好的意识是使帝国也是使家族繁荣的真正原因么？一句话，人，无论是个人还是民族，他们的命运难道不是他们意欲创造的么？我暂且说到这里；请允许我们的讨论到此为止。他考察了俄国唯一有趣的、有时还十分重大但又是唯一没有人去观察的事情：人民。我在这本书中发现了大量我不知道的事实，我觉得这些事实使人们大大了解我们欧洲这一鲜为人知的部分，如果它确实仍属于欧洲的话。我不想过多地说起俄国那些令你不快的事，因为至少你有充足的理由认为它很好；所以我仅仅想说的是，在读过哈克斯特豪森的书之后，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更缺乏去沙皇的帝国生活的兴致。使这个社会在我看来不宜生活的首要原因是单调乏味；我们只要在听别人描述乏味时就能感觉到这种乏味。自由制度下的一致性尚且总让我厌烦，但对于那种奴役之下的彻底的一致性，对于那些全无二致的村庄，对于那些在最愚昧的精神状态下从事着相同的劳动的全然相似的人民，究竟该说些什么呢？低声向你坦白说，我宁愿选择混乱的野蛮状态。在上个世纪，人们对于运用于自身的力量、对于各民族影响其命运的力量，曾有过夸张而稍显幼稚的信心。毕竟这是个时代的错误，高贵的错误，虽说它导致人们干下了许多蠢事，但它也催生了许多伟大事物，与这些伟大事物比起来，我们的后代会觉得我们很渺小。革命带来的疲惫、激情造成的厌倦、众多恢宏思想和宏大希望的破产，都把我们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的对立面。以前我们觉得可以改变自己，现在我们认为无力进行改革；以前我们有种极端的骄傲，现在则堕入同样极端的卑微中；以前我们认为无所不能，今天我们觉得一无所能，我们更愿意相信，斗争和努力从此成为徒劳，我们的鲜血、肌肉和神经将永远比我们的意志和品德强大。这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病症；这病症与我们祖先的病症恰成对比。您的书无论以某种方式进行讨论，都助长了这一病症，而不是对其进行斗争：即便您不愿意，它把您同时代的人已然过于软弱的灵魂进一步推向了软弱。有一天，我与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普鲁士人（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大使【29】）进行了一次谈话，我觉得谈话相当有趣。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监管移民事务。当他对我说，去年移居美国的德国人达到难以置信的14万时，我大吃一惊；而且移民还在这个基础上继续进行。以前，移民的只是穷人；但是今天，。我问他，这些移民一般来自哪些国家，什么原因使他们移民。来自普鲁士的移民相对来说很少。14万德国移民中，普鲁士人只有1万。但他们几乎全是很有教养、很富裕的人。其他人主要来自德国中部的一些小国，来自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的移民也很多。根据这个人的看法，所有这些德国人都把他们的思想带到了美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它们。他们保持着自己的语言；他们与当地人的来往不多，一般仍是聚集在一起，虽然他们通过模仿最终学会了美国的部分政治习俗——第二代尤其如此，但他们依旧是个特别的和外来的因素。总之，他的话证实了我一贯的想法：不同于英语民族的外国人迅速涌入美国，这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危险，这将使民主制度的最后胜利成为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我忘了跟您说，我的这位谈话者把今日大部分家庭离德赴美，归因于他们已经移居美国的亲人或朋友的再三劝请。但促使这些人移民的德国原因是什么呢？两个世纪的绝对主义政府、60年的中央集权制、十分漫长的对行政体制的依赖风气——无论是官僚还是被统治者都是如此——造就了他们的公共风尚：就是说，他们要么屈从于奴役，要么倾向于革命。当这些人到达美国时，你们能让他们做些什么呢？不过，抵达美国的人数每天都在增长，有人向我确认说，每年达14万。不管你们的吸收能力多么强大，你们要快速消化这么多外来团体，以便能将它们融入你们的社会实体中，并把他们变成自己人，以便他们不能扰乱经济和你们社会的健康肌体，这确实是件难事。我希望你们放慢移民的增长速度。但你们命中注定要走向强大和危险。我们每天都在继续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就寝和工作；现在我们还在那里面吃饭。如果天气更冷一些的话，我们就不会做事的。不过我已习惯这种生活，当我觉得自己精神好的时候，我觉得这间陋室住起来相当舒适。到现在为止，寒流的回潮没有让我感到丝毫的不适。一周以来，我每天到森林中散步一个多小时，从未间断。雪景中的参天树木让我想起了我们曾穿越过的田纳西的森林，那时天气更加恶劣，而今都快25年了【33】。画面中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自己。因为在一个人的一生中，二十五年就是整整一场革命。我一边在雪中前行，一边伤感地思索着。但是，当我回顾这些年之后，我想如果我重新开始这四分之一世纪，我想做的事与我已经做的不会有太多的不同，于是我又感到宽慰。也许我会努力改正细节上的错误，防止一些明显的蠢行，但整体而言，我的思想、我的情感，甚至我的行为，都不会有任何改变。我也清楚地意识到，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我对于人的总体看法很少变化。关于年轻时的幻想和成年时的幻灭，人们谈论得很多。在我的个人经历中，我根本没有看到这一点。人类的缺陷和弱点从一开始就映入我的眼中，至于当时我所发现的人的优良品质，我不能说此后我没有遇到近似的东西；这段短暂的回顾使我心绪更好，而当我想起那个与我一起在孟菲斯捕猎鹦鹉的朋友，直到今天他依然是我的知己，而时间只是使我们之间当时存在的信任和友谊更加紧密，这更让我焕发生气。这想法让我觉得比考虑所有其他事情都更让人快乐。确实，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每十五年就要来一次革命，就像农夫每年都要用犁犁地一样，把上面的土翻到下面，下面的土翻到上面。但这是人人共有的命运。我们的许多同代人已经被这种命运埋葬；我希望它只是把我们覆盖起来，最终我们将随时间和勇气而突破它，重见天日。“不管怎样，地球还在转！”【42】不管人们怎么做，真理将永存，自由仍将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但是不久之后，谁还会配享有自由呢？有件事或许是令人愉快的，如果它没有这一如此令人悲哀的方面的话，这就是听到英国的资产阶级对贵族说：“除了让你们来统治之外，我们并没有要求更多的东西，但你们只会犯错。”然后贵族回答资产阶级说：“为了迁就你们，我们的贵族制几乎处于半解体状态，为了统治，我们需要你们，但你们的行列中不能产生天才人物，甚至连一个可供我们利用的突出人物都没有。”双方都有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英国既没有它从前的主人的才智和精力可资利用，也没有民主赋予其美国孩子的那种粗糙但却强大的奋斗精神。今天它只有一个平庸而软弱的政府，这个政府不足以应付战争，现在连应付和平都可能有些困难了。幸运的是，人民还是平静的，他们最初的骚乱将可能十分危险。沙皇尼古拉的死很可能会导致和平。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迹象。这完全取决于驱使路易·拿破仑运转的那种神秘想法，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我想，即使是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不知道；对于像我们这样生活在他的对立面的人来说，就越发不知道这个想法了。如果他真的想要和平，那将会使他成为超级和平主义者，相反则是个极端好战分子。因为他的态度既能轻易地导致和平，也很容易给战争带来痛苦的结局。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提出交出塞瓦斯托波尔的条件，限制俄国船只在北海的活动；年轻的沙皇【43】并不是非放下武器不可，他父亲也是如此，也许他比他父亲更能这样做。不过，如果非要我打赌，我会赌和平。如果过去是场梦，那么我们至少不能失去现在，应让它产生某种更为切实的东西。不管我的人生可能安排得多么出色，但对于像您这样一位勤奋而又聪明的人，如果我看到您并不是按我们有理由期望的方式去生活，那么我是绝对不会感到满意的。这个话题我不想再说了。我怕您会厌烦。您只需知道，我经常想到这件事，而且总是带有遗憾。在我们过去的生活之后，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兴趣强烈的脑力工作是幸福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任何东西能取代它；不管表面看来如何，我敢确信，您永远不会有颗平静和满足的心，除非您能碰上那种脑力工作。我成布道者了，坦白地说，我经常遭遇可怕的沮丧；有时我一连几个小时或几天沉浸于无尽的苦涩和悲伤之中。当把我们对这个国家的想象、愿望和期盼与我们眼前的景象作对比时，怎么会有别的情绪呢？但这恰恰是我所做的并仍在不懈地坚持做的工作——我做这一工作（我是说受到热情激发的工作）是为了摆脱我的境况——使我十分希望您也能备有类似的药方。您不像我那样急切需要它。您的精神气质不那么焦虑。但处在我们的处境中的任何人都不能没有它。至于我，如果不是找到了这种工作的话，我肯定会忧郁而死。这病的年头几乎跟我一样老，要从中完全恢复并不容易。不过几年来我一直努力与它斗争，而且我肯定已经大大削弱了它的威力。我把自由看作首要的善，我一直都这样认为；我一直认为，自由是孕育刚毅的美德和伟大的行动的最肥沃的源泉之一。无论是安逸还是富足，都不能使我远离它。相反，我觉得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我是说最诚实的人，因为其他人的情感对我来说无足轻重——他们只梦想着如何在一个主子下尽可能地自得其乐，而最终在我的内心中投下混乱及某种恐惧的，是他们看来要把对奴役的爱好变成美德的一个因素。我也想与他们那样去思考、去感受，但我做不到：我的天性抵制我这样做，甚至比我意志的抵抗还要强烈。在这一点上，一种不可驯服的本能迫使我跟过去始终如一。夫人，当我生活在这种精神孤独中，觉得自己与这个时代、与这个国家的思想环境格格不入的时候，您很难想象我体验到的痛苦，通常还有残酷。我觉得，这种人群中的孤独比荒漠中的孤单还要严酷。因为，我可以向您坦白我的弱点，孤独总让我害怕，要想快乐，甚至要想得到安宁，我总需要——这并不总是和明智的——身边有一些帮助，总希望能依靠我的一些同伴的同情。那人独居不好【48】：这句深刻的话尤其适用于我。长期的经验告诉我，一本书的成功更多在于读者已经具有的思想，而不是作者自己表达的思想。别再对我哀叹老年和独孤正在给您造成的影响。您还是二十年前的那个人，只是现在您更有价值。所以我希望把校样给您看看，希望得到您的建议；如果博蒙夫人允许的话，我也很希望能让她过目，因为她在文字方面具有绝妙的鉴别力，而且还有与生俱来的崇高思想。校样的往来不会很麻烦。更为麻烦的是如何使我的头脑保持从事有益的工作所必需的状态。您知道，我的头脑很容易患病，这病我只能跟我最好的朋友们说。在检查我的作品时，最初创作时的兴奋过去之后，接着就是痛苦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沉。时间——我还要加上辛劳——并不能为所做的工作增添价值。所有从事并不轻松的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幻觉；这也是另外一些人的幻觉，他们经常认为做了一件伟大的工作、但实际上是一堆微不足道的事情时。总之，在这一刻，我可以回答你们说，我并不感到骄傲。这就是对我精神状态的总结。

1856-1859

我很想像一个我在美洲碰到的同胞那样，当他有什么紧要的事要告知他的朋友们时，宁愿跑上百里路，而不是写信。这种做法和我的一位邻居大不相同，他不善言辞，但习惯于动笔，所以，如果有人在交谈中把他推向了稍微激烈一点的争辩，他会马上离开，骑上来时拴在门口的马，快马赶回自己的城堡，为的是写信告诉别人他应作的回答。您反对一切近似于奴役的事物，听到您如此高尚地谈起这些，我是多么高兴！我十分赞成您的观点：更为平等地分配世界上的财富和权利，人类事务的领导者们应以此作为他们最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政治上的平等在于所有人都同样平等地享有自由，而不是今天有人经常提到的那样，所有人都平等地屈从于同一个主人。这种活跃而杰出的思想表明，这是一代学会自己去思考和感受的人，而不是像今天的人们一样，在难以言表的贫乏苍白的陈词滥调中喘息。我们四周是以欧洲各种主要语言出版的最好的书。只有卓越的书才可以进入我的图书馆；因此藏书不算多，特别是19世纪的书不占多大地位，告诉您这一点就足够了。我们时而朗读这本书，时而朗读那一本。我们好像是要强迫那些才华横溢的作者同我们交谈。时间就在这平静的消遣中悄然而去。我们总是觉得它过得太快，而且人生确实在朝前迈进。人只有到变老时才能真正从生活中获得益处，这确实很遗憾。我早晨的时间都得用于研究工作，白天得到田野里监督工人干活。此刻我们在进行一些重要的工作，我们尽量加快进度，以便把外面的活料理得差不多。这事完了后，我们就只有一些琐碎的工作；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只有在拥有许多工人的条件下才耐得住乡间生活的闲散者，他们刚刚安顿下来就立刻感到厌倦。从心里说，只有在父亲和妻子那里，才有真正的和永远的深情。与这种情感比起来，所有其他的友谊都只是不完整、不够有效的感情。我希望你能找到这种幸福，既然你能理解并渴望它。但若以法国的方式结婚，这种幸福很难达到；在这里，处理这一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般说来还不如买双手套慎重。非常感谢您劳神就我的那一丁点儿农业事务给我写信。这农事一直让我很是操劳，虽然我只能经营很小的规模。我所有的土地都租出去了，只有邻近我房子的几块草场除外，我在那里饲养牲畜，收割干草。这样做既足以使我对所有一般性的农业问题都兴趣盎然，又足以给我的孤独生活带来很大的乐趣。我的日常生活分为两个几乎相等的部分：中午之前我是个作家，中午之后我是个农民。我的书从未让我忘却田园工作，虽然后者经常在我和书打交道的时候分散我的精力。夜晚来临时，我和妻子一起回到那个巨大而古老的壁炉前，壁炉里闪耀着明亮的火光，我的很多先人就曾坐在壁炉前。我们一起重读那些最让我们高兴的书，时光就这样流逝。您知道，我们在乡间的习惯跟你们有点不同：我们在夏天招待朋友，冬天过隐居生活。我不发烧，睡眠和食欲接近于健康状态；但我喉咙发紧，周身不适，只能待在房间里，对一个像我这样习惯于每天在户外待上五六个小时的人来说，这实在太难受了。我希望并相信，天气转好时这种困难状况会过去。一个月来，我们这里刺骨的寒风让大地和人们的喉咙变得极其干燥，可能您那里也一样。我觉得从未见过现在这样干燥的天气。农民需要雨水，但可能其他地方的人希望干旱，这些相互矛盾的愿望可能对老天爷不会有什么影响。我去看望一个已经年满九十六岁但仍充满活力、头脑像你我一样敏锐的老人。他原是位本笃会修士，一位文人和有头脑的人，虽说他没有否认自己的身份和信仰，但正像复辟时期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深陷于大革命的原则之中。他曾与革命前夕和革命开始时涌现的思想和行动人士相往来。他住在离我只有几里的地方，生活十分隐蔽（他隐居在距我几里之外的地方）。那天我去看他。他坐在一堆小火旁，周围是他正在研读的大部头的经典著作，他仿佛还要完成他的学业。一个在旧君主制时代生活了二十七年，1789年时年纪比我在1830年时还要大，并作为一个已然成年者目睹了三级会议最初的举措、追踪了制宪会议业绩的人，您能想象在面对这样一个人时是何种心境吗？我觉得这个老人比他的年纪还让人惊叹。他的思想肯定装在一个密封严实的瓶子中，就好像水果不与外界空气接触时能够保鲜一样。我注意到，在法国，思想和精神方面的热度是与年龄成反比的。现在，越是年轻便越是冷静，热情随着年龄而增长。在那些十八岁的聪明人看来，像您和我这样的人就是可笑的狂热分子。根据这个新规则，这位百岁老人应当是一团火。当这个老人谈论89年的企盼和伟大的自由事业时，他实际上就是这样！可以这样说，要让他承认我们此刻拥有的制度就是大革命的缔造者们想要的制度，这是非常困难的。我问他是否觉得法国在精神方面大有改观。他答道，“哦，先生，当我回想起年轻时的精神状态，那种活力、那种观点的真诚、那种对个人和公共舆论的尊重、那种无私的政治激情，我觉得自己是在做梦”；他又以十八世纪的神情坦诚而夸张地握住我的手，说道，“哦！先生，我们那时候是有事业的，但现在人们只有利益。过去人与人之间是有纽带的：但现在没有了。人活得比他的国家长久，先生，真让人悲哀！”我本想把我妻子带到温泉去，以治疗折磨她的肝痛。但我已经对让她离开这里不抱希望了，她很怕旅行奔波，而且很喜欢我们所过的隐居生活。要使人类的思想活跃起来，需要强烈的恨、炽烈的爱、远大的希望和坚强的信念，但是现在，人们对一切都意念不坚，对一切都没有爱，没有恨，人们没有什么希望，除了在交易所中赚钱外。迄至今日，法国都没有这样一种让它如此长时间地沉迷于物质享乐的气质，如果回答来一场使其重新振作的运动的话，这一运动同样能重新激发法国的文学活力。我相信，神已赐给我对于伟大行为和伟大美德的天然爱好，然而当这种伟大事物总是在我眼前飘荡而我却一直无法把握时，我很失望；我的灵魂希望生活于一种理想的创造当中，而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和时代却与之相去甚远，这令人悲哀；我相信这些不会因年龄而有丝毫减弱的感受，是导致我一直未能克服的内心的苦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苦痛还应归因于多少其他并不那么美好的因素呢？您的宽容可能会使您的目光偏离这些因素，但我自己，不允许我不去观察它们，不允许我再看到它们之后仍然向一双充满善意的眼睛隐藏。如果从最难看的一点来开始我的坦白，夫人，您相信这种精神上的不安主要难道不是源于终生激励我的对于成就、影响和声望的激情吗？这一激情有时能促成伟大的事物，但它本身显然并不伟大。这是作家们通常有的一点坏毛病。对此我也像别人一样无法逃避。我的第一部著作出版后，我曾长期什么也没写，以至于作家这种与生俱来的毛病几乎已经好了，或至少是已表现出别的症状，但上一本著作又使得旧病复发。它使得一个老人的缺点、他的焦急以及总是比他的成就更为巨大的欲望，再次完全暴露于世——即使这成就足以让一个理智之人满足了，但我从任何意义上说都不完全是这种人。这是一个十分好笑的造成焦虑的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它值得同情！这就是一个向往确定性但又不能把握它的人的不懈然而徒劳的努力；他比任何人都更需要这种确定性，但比任何人都更无法平静地享受它。目睹人类生存之问题总令我不断感到操心和苦恼。我既不能探究个中奥秘，又无法不关注它。它时而令我奋起，时而又让我衰颓。我觉得人生于此世不可解释，于另一个世界则是可怕的。我坚信是有另一个世界的，因为绝对正义的神已经给了我们这一观念；我也坚信在这个世界中善恶皆有报偿，因为神已让我们区分善恶，并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但除了这些清晰的观念之外，所有超越此世界限的，我觉得都被令我恐惧的黑暗笼罩着。我不知道是否跟您讲过，童年时的一件事给我的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童年之后的那些年里，我好像被封闭在某种孤独中，受一种永不餍足的好奇心的驱使，这好奇心只能在一个图书馆的书籍中得到满足，我开始将各种思想观念胡乱塞进头脑中，而这些思想本来是属于另一种年纪的人的。到那时为止，我的生命都是在充满信仰的内心中度过的，这种信仰甚至不允许怀疑渗入我的灵魂中。这时怀疑进来了，毋宁说是以一种闻所未闻的狂暴袭来，这不仅是对某个事物的怀疑，而是一种普遍的怀疑。我突然经历了一种目睹过地震的人们所谈及的感受：脚下的大地，四周的墙壁，头顶的天花板，手中的家具，眼前的世界，所有一切都在振动。我被最黑暗的阴郁困扰、对我还没有认识的人生感到极度厌恶；看到我还要在这个世界上走的路时，我因为恐惧和混乱而感到难以忍受。强烈的激情将我从这种绝望状态中拉了出来；它们将我的目光从心智的废墟转向可感知的事物；但我青春时代（当时我16岁）的感受又不时再次困扰着我；我重新审视这旋转的心智世界，在普遍的动荡中我感到迷茫和狂乱，这动荡推翻或动摇了我的信仰和行动所依据的全部真理。我向您描述的这悲伤而可怕的病症，夫人，我不知道是否也曾以同样的力度和同样的真实向别人讲述过这一病症。那些未曾或不再体验此种苦痛的人该是何等幸福！1835年托克维尔第二次前往英国时遇到了密尔。同一年，密尔在《伦敦评论》上对《民主在美国》的第一部分撰写了评论文章，称托克维尔是19世纪的孟德斯鸠。

《1850托克维尔回忆录》

这部作品将是一面自我消遣地从中观看我的同时代人和我自己的镜子，而不是准备公之于众的画像。从整体来说是坚定的，有时在虚荣心和利己心的驱使下有点鲁莽，气质内向，处事中庸，表现平凡，但在追求物质财富时除外。这种精神与人民和贵族的精神混在一起，可以做出非凡的事情，但它只能创造出无德和没有伟业的政府。妄想领导一切的中产阶级，像以前担当过领导和将要担当领导的贵族一样，要成为统治阶级，沉湎于他们所夺取的权力当中，而且马上便受利己心的驱使，对政府进行私人企业式的管理；他们当中的每个人，都把国事按照私事处理，在一些小的福利方面又把人民群众忘得一干二净。什么办法使自己变成一切业务均按分红的原则办理，而让股东可以收回投资的工业公司的情况，恐怕一无所知。这些罪恶来源于统治阶级的天性、它的绝对权力、当时政府的无能和腐败本身。数年前我和迪沙泰尔先生为改革监狱制度而携手进行的斗争，使我们开始接近，还建立了某种联系。他一点也不像我上面说过的基佐：他身体健康【52】 ，举止文雅，而基佐虚弱瘦削，说话生硬，有时尖酸刻薄【53】 。对方的信念越炽烈，基佐的怀疑心越重；对方越能积极活动，他越能以柔性的冷静【54】 对待，他的强大身躯包含着非常柔韧、非常细致、非常精密的精神， 使他能够令人钦佩地理解政治事务，可以在谈论问题时表现出优势， 清楚地看到人的不良欲念，特别是他的党的不良欲念的要害，并善于及时地除掉这个要害。 他没有偏见和私仇，态度和蔼令人容易接近，当他的利益没有受到损害时他随时准备承担义务。 对自己的同行不卑不亢，友好亲切。总之，他是一位既不能不尊重又不能不憎恶的人物。我一直认为，司法官员不应成为政治家，而像埃贝尔先生这样的例子，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他虽然当了大臣，但骨子里还是总检察长时期那一套。他有干这种职业的性格和容貌。你可以想象出这种人的面孔：一张小脸又瘦又狭又歪，两鬓下凹，额头下面是尖鼻子和尖下巴颏，两只眼睛干瘪但很有神，紧闭着薄薄的嘴唇；你还可以丰富一下你的想象：嘴上一般横叼着一支长羽翎笔，好像猫的竖着的胡子；你可以给这样的人画出一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食肉动物那样的肖像。但是，他既不笨，又不傻，而是性格顽固，不柔和，不知道迁就和随机应变，终因不会以不同的方法处世而情不自愿地陷入无力自拔的地步。基佐先生为了不让妥协使和解拴住自己，是需要在这种环境下把这样的说客雄辩家派到议会的讲坛上去的。这位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过于大言不惭和具有挑衅性，以致巴罗几乎不知不觉地大叫起来，用多半是杀气腾腾的口气，怒不可遏地大骂，查理十世的大臣波利尼亚克和佩罗内都不敢这样狂言。如果想到这些人的绝大多数不仅在政治观点上，而且在最敏感的私人利益上受到打击，则对这种绝望的表现就毫不惊讶了。导致内阁垮台的事件，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是丧失全部财产；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女儿的嫁妆没有了着落；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使自己的儿子官运受挫。他们将因此几乎全部不再趾高气扬。他们的大部分人不仅是依靠阿谀奉迎【72】爬上去的，而且有人会说，他们也是如此生活的；他们还要这样生活下去，也最希望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因为内阁存在了8年，他们已经习惯了依靠存在至今的内阁。他们是以在生活中养成的心安理得的讨好态度依靠内阁的【73】。我从自己的座位上看到周围的人走来走去，看到他们在没有满足愿望之前表现出来的惊讶、怒气、恐惧、贪婪的样子，以及惊慌的脸上出现的各种表情。我在心里暗自把这一大帮立法议会议员比作一群猎犬，看着他们把猎物的一半叼在嘴里，可就要被猎户抢去。随他们来的我的表姐，因遭不幸而一直头脑混乱。她亲眼看到丈夫之死和女儿被强暴。我的姐夫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只知道埋头工作，但他本人已不复存在。现在我才无比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勇敢的女伴虽然在革命时期可以大力支持你，但如果她是一个胆小怕事的母鸡，即使有一颗鸽子的心，也是一个令人头痛的累赘。使我特别不耐烦的是：我的表姐只哀叹自己的悲惨命运，而一点也不涉及国事。她是一位感情容易外露，但没有深度和广度的女人。总的说来，她是一位非常善良而又心灵也很纯洁的人，但她的精神有点狭隘，她的心有点冷漠，并把这样的精神和心，紧紧地压在【95】 一种并不害人的个人主义之中。这种个人主义使她只为善良的神、善良的丈夫、 自己的儿女，特别是自己的健康而生活，对其他一切毫不关心。 她是一个可能遇到的最善良的女人和最不好的公民。贝多绝不是胆小怕事的人，甚至可以说不是优柔寡断的人，因为他一旦作出决定，就会非常坚定地、冷静地、勇往直前地奔向目标。但他也有慢条斯理、不相信自己、不敢冒险和难以想象的怠惰【105】 的毛病。他总是在做一项工作的时候从所有方面考虑如何行动， 先从［所想到的］最难处开始，以致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左思右想、 不快速行动和空放议论方面。此外，他还是一个正直、稳健、慷慨、仁慈的人， 这对在非洲打了18年战争的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他为人谦逊，品行端正， 诚实，甚至心软慈悲，是军人中间和其他地方极为罕见的好人。他当然不乏见义勇为之心， 因为他的勇气经过各种考验。他更不会有受不良动机驱使的背叛。 因为他与奥尔良家族没有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像他的最好朋友们那样， 甚至更不可能像这一族的一些创始人那样背叛这一族的王公。 他的唯一不幸，是他卷进了一场规模巨大的事件，要处理好这一事件要有天才， 尤其是特有的革命天才，而他只有一般的才能。 这种天才主要是随着情况的变化采取行动和能够适时地改变行动。 有关二月革命的一些回忆录，对于贝多将军的生平进行了恶毒的攻击， 使他的内心受了重伤，而且通过人们一再谈论和叙述这一时期的事件，这个伤更加重疼痛。大家知道，这位索泽先生形貌富态，像神殿卫士那样严肃，身材高大而且肥胖，但双臂短小。他在不安和慌乱的时候（他几乎经常如此），就疯狂地挥动双臂，像一个溺水求救的人在头上摇晃。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坐立不安得出奇，往前走了几步又停下，然后把一只脚垫在大屁股下坐下，这是他在情绪十分激动时候的习惯。过一会儿，又起来，又坐下，但什么结论也没有作出来。由这样一个笨蛋在如此危机的日子在议会里坐镇，对奥尔良家族来说真是一大不幸：一个不知廉耻的大无赖即将发挥他的最坏作用【110】。我常与一些没有参加政治活动、以写历史为主的文人交往，也认识一些专搞政治事件而不想写它们的政治家。我从中经常发现，前者总是到处寻找一般原因；而后者则总是喜欢认为，一切事物都应有其特殊的偶然原因，而被他们视为不断发生作用的小小动因，则跟推动世界前进的那些动因完全一样。当然，他们双方都是错误的。对我来说，我嫌恶这种把一切历史事件都归因于重要的初始原因的绝对系统，因为这种系统用一个宿命的锁链把历史事件互相联结起来，从而可以说使人类历史上的人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我发现，在他们自以为重要的系统中有偏执之处，在他们炫耀自己像数学真理的时候也有错误。尽管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和便于自己的工作而发明了这种崇高理论的文人可能不高兴，但我依然认为，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虽然只能用偶然出现的情况来说明，但仍有大多数重大历史事件无法说明；结果，偶然因素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知识不够而不能梳理的一大堆次要原因，便大量进入我们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见到的所有事件当中。但我坚信，偶然因素如果不是事先就已成熟，那就发生不了什么作用。先前的事实，制度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习俗的状况等，都是使我们感到惊奇和害怕的即兴表演的素材。产业革命至今30年来，使巴黎成为法国的第一制造业城市，把一批新的劳动群众吸收到城市里来，另一批暂时没有工作的农民群众也参加到城垣建筑的劳动中来；对物质享受的热望，在政府的鼓励下，使这些群众本身的规模越来越庞大，因羡慕而产生的民主主义的不满，也在无形之中影响这些群众；各种经济和政治学说开始在群众中生根，想方设法叫群众相信人的贫困不是天意使然，而是法律造成的结果，只有改变现存的社会才能消除贫穷；对没落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对过去的头面人物的轻视，已经广泛而深入地使保护政权比推翻政权对自己更有利的一些人也失去抵抗能力；引起革命行动的中央集权，使巴黎成为指挥革命的中心，把权力都集中在看来很完整的政府这个机器手中；最后，一切事物经常变动，比如，动荡社会中的各种制度、思想和民风，都至少在60年间由于7次重大革命，还不算许多小的社会动荡，而发生动摇。——上述这一切，就是没有它们就不会发生二月革命的一般原因。而导致二月革命的主要的偶然因素则是：王朝反对派的弄巧成拙的激情，本想改革选举制度，但却促成叛乱；对这一叛乱的镇压最初是过火，后来又被放弃；旧大臣们的突然消失，立即打乱政权的机制，而新上台的大臣们，在慌乱之中既未能掌握政权片刻，又未能革新政权；这些大臣的失策和思想混乱，使他们想恢复他们曾经奋力打倒的东西都不可能了；将军们犹豫不决，没有深得民心而精力充沛的王族，特别是路易·菲力浦国王年老昏庸，及其令人难以想象的软弱无能，等等。他的软弱无能在已被事变证明之后，依然是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我有时寻思，什么东西能使国王的精神产生这种意外的和前所未有的意志消沉。路易·菲力浦有过在革命环境中生活的经历，所以他的意志消沉肯定不是因缺乏经验，也不是没有勇气和精力而造成的，但在这一天这些东西却完全不见了。我认为，他的软弱无力来自他的过度惊惶；在没有把事情弄清楚之前，他就吓得亡魂丧胆。二月革命，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意外，而对路易·菲力浦来说，尤比别人觉得是意外。任何外来的建言，他都不准备采纳，因为多少年来他的精神都处于一种傲慢的孤独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他几乎总是依靠长期幸福的亲王们的才智度日。这些亲王认为幸福来自天才，不愿意听任何建议，因为他们认为不必向任何人学习。路易·菲力浦还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像我已经指出的，他的大臣们也犯过这个错误：在拿过去的历史事实比照现在的事实时，并没有真正从中汲取教训。这些事情虽然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可以排出相继发生的这些事情的独特的一览表。比如，英国的查理一世，知道父亲的德政，但看到反对派势力作出的种种进步后，却走上专横和暴力的道路；又如我国的路易十六，知道查理一世是因为什么都不能忍耐而被送上断头台的，所以决定采取容忍一切的态度；再如查理十世，看到路易十六的软弱无能，而自己却引起革命烧身；最后，是洞察力极强的路易·菲力浦，他本以为，要想保住王位，不破坏法制和守法就可以了，只要自己不违背1814年宪章，全国人民也不会违背。收买人民而不顶撞他们，偏离宪法的精神而不修改它的条文，以恶制恶，把革命的热情慢慢地溺死于物质享乐的爱好之中。这就是他的终生理念。这个理念不仅逐渐变成他的第一理念，而且成为他的唯一理念。他把自己封闭在这个理念当中，依靠它来生活。在他突然感到这个理念有误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在夜间被地震惊醒，在黑暗中房屋倒塌，觉得大地从他的脚下下沉，在这没有预想到的全面崩溃当中感到一切都完了。我已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所以不想再说一些废话来安慰自己。我已经明白，即使一场伟大的革命能在一个国家建立起自由，而其后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革命，也未必能长期保持一切正常的自由。接替旧制度的是立宪王朝，接替立宪王朝的是共和国，而在共和国之后是帝国，帝国之后是王朝复辟，后来就到了七月王朝。在这相继出现的政权转移的每一次之后，新的掌权者在接近完成自诩为自己的事业的时候，都宣称法国革命完成了。可悲！我自己在王朝复辟时期也曾希望如此，而在王朝政府垮台不久也还这样希望。这是又重新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因为人们向来是这样看的。我们越往前进越远离目标，越感到前途暗淡。我们能像其他的预言家或许也如他们的先行者煞费苦心所保证的那样，达到我们的祖先都没见到和想到的那种十分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吗？或者只能进入到间歇发生的无政府状态和染上老百姓熟知的不治之症吗？至于我，我既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又不知道何时能够结束这一长期的旅程。我已为多次迎接总是迟迟不来的轮船的到岸而累得疲惫不堪。我经常自问：我们长期以来寻找的安定的土地是不是真正存在！或者我们的命运是不是永远要在大海上飘荡！这一天的其余时间，我是同我的科学院同事、我的一位最好的朋友安培【3】 一起度过的。他来看我在这场骚乱中遇到什么危险，然后让我准备晚餐。 最初，我想同他谈一谈我的苦恼，以减轻自己的思想压力， 但我很快发现他的感受与我完全不同，他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正在进行的这场革命的。 安培是一位很有风趣的人，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心地善良，为人温柔诚实。 他待人宽宏，赢得人们的喜爱。他喜欢与人进行丰富多彩的、富有智慧的、妙趣横生的、 嘲讽时事的谈话，在这种谈话中时而加上一些小小的挖苦话（其中每一句都不是大声说的，但是）【4】 ，都能使人听来不太刺耳。遗憾的是，他总是一贯把沙龙精神加入文学当中， 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当中。我所说的把文学精神移入政治， 就是重视新奇的东西而轻视实在的东西，偏爱有兴趣的描写而不太爱实用， 喜欢琢磨演员的演技和漂亮的台词而不太注意全剧的效果， 最后是主要根据印象而不是依靠论据作判断。我没有必要说其他院士也有这样的怪僻。 其实，各国人民都多少有这种怪僻，而法国人则是大多数最常像文人那样对政治进行判断。 安培为人宽宏，但从未因为他领导下的同事软弱而结成终生的小圈子。 他非常轻视已被革命打倒的政府，而这个政府最近曾支持瑞士的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5】 ，使他强烈愤慨。他对教皇绝对权力主义者的憎恶，特别是他对他们的法国友人的憎恶， 当时是绝无仅有的。他对自暴自弃的人恨得要死，但他的内心并不是伪君子的那种嫌恶。 实际上，伪君子对他恨之入骨，残酷中伤，而他当然不跟他们一般见识， 也没有必要以他也是一位基督教徒燃起反对他们的盲目的排斥 异己的烈火来证实他们这样做是错误的。我称安培是一位基督教徒， 不是根据他的信仰，而是根据他的人生目的、爱好，而且也敢说是根据他的气质。 安培看到曾为伪君子们【6】殷勤服务的政权倒台，心中感到轻松慰快。 他在来我家的途中，从起义者身上看到大公无私，甚至宽宏大量和勇敢的精神： 他被人民群众的激情征服了。我看到他的情感不仅不与我的情感一致，而且完全相反。这种看法一产生，我便一股脑儿地把当天早晨开始就积压在心中的一切义愤、苦恼、激怒的情感倾注在安培身上。我当时说话的口气很粗暴，后来想起时有些后悔，但他与我有这样的诚挚的友谊，也只能原谅我了。我当时对他说：“你对事情的经过一点也不了解，你是用巴黎街上看热闹的人和诗人的眼光判断发生的事情。你把这称为自由的胜利，但这是自由的最后败北。告诉你，被你如此天真地赏识的民众，正向人们显示他们既无能力又无资格享受自由生活。你说说，经验教给了民众一些什么？经验向他们提供了一些什么新的美德？这种美德又清除了一些什么旧的恶行？我告诉你，什么也没有，一切照旧。还是像他们父辈那样没有耐性，那样不动脑筋，那样轻视法律，那样固步自封，那样冒险蛮干。时间前进了，但民众并没有什么改变，仍然在重大的事件当中悠闲自在。他们仍像以前那样忙于琐事。”经过长时间的争论之后，最后两个人都同意等待将来的高明而正确的判断。可悲，到那时候什么都晚了！街上异常安静，几乎见不到人影，并像往常一样，巴黎在星期日的早晨，富人还在睡觉，穷人也没有起来。可以不时地看到昨夜的胜利者蹒跚于墙边，但是【8】，大部分时间是找路回家，无暇观看过往行人。在仍然开业的少数商店里，可以见到一些恐惧害怕的、但主要是吃惊的资产阶级，他们就像看完一出剧后尚在玩味剧情的真谛的观众【9】。在这些几乎已经没有行人的街路上，见到最多的是士兵，他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结成一小群，都没有武器，像在寻路往家里走。这些人昨夜遭到的失败，给他们的心中留下十分强烈的和根深蒂固的受辱与激怒的感受。以后人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现在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得到解放的喜悦，呈现在这些年轻人的脸上，把他们的其他感受都掩盖了。他们就像放了假的学生，无忧无虑地迈着轻松的步子前进。尽管工人阶级在第一共和国的一些事件中屡次发生主要作用，但他们不论是在实际上还是在权利上从来没有成为领导者和国家的唯一的主人。国民公会中恐怕连一个真正民众出身的人也没有，完全是资产者和文人。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之间的斗争，双方都是由资产阶级的人士领导的，山岳派的胜利并没有把权力下放到民众手中。七月革命是由民众进行的，但得到革命的主要果实的，是煽动和推动民众的中产阶级。二月革命与此相反，它表面上没有资产阶级参加，并且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我看到拥有大量财富的巨大城市，或者应该说是整个庞大的国家，被一无所有的人们掌握在手中，因为统治了巴黎的人，可以依靠中央集权制向全法国发号施令了。因此，他们以外的所有阶级感到的恐怖是非常巨大的。我不相信任何时期的革命都应当出现如此巨大的恐怖，但我认为这次革命的恐怖，只有罗马世界的文明城市在突然遭到汪达尔人和哥特人的入侵时感到的恐怖可与之相比。因为我们在长年的骚乱中生活过，所以养成一种适于动乱的特殊道德和一种在动乱中生活的特殊准则。根据这种反常的准则，杀人不受谴责，破坏也被允许，但严禁偷窃。虽然有所谓的严令规定，但在革命的日子里，偷盗却没有稍减，因为一个叛乱者的社会的成员几乎没有什么例外，都是一些流氓无赖，他们依靠自己的特殊地位而不把集体的道德放在眼里，在谁也不理他们的时候连名誉都可以轻视。使我忽然产生的另一个思想是：胜利者没有想到自己会突然成功，而他们的敌对者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样快败北。双方的激情连点燃起来去进行战斗的时间都没有。政府就在没有保卫者和无力自保的条件下垮台了。那些心里对政府的倒台觉得十分遗憾的人们，长期以来也曾对政府进行攻击，或至少进行相当激烈的非难。一年以来，王朝反对派和共和主义反对派，以完全相反的思想进行同样的活动的同时，保持着欺人的亲密关系。双方之间的误解曾推动革命，而现在却使革命比较稳重了。王朝被推翻了，战场也空荡荡了。在这空荡荡的战场上，民众已经看不到他们曾经追击和打倒的敌人。民众愤怒的旧对象本身也消失了。神职人员完全没有同七月革命后的王朝妥协，对这个王朝的崩溃也没有感到痛苦。旧的贵族对王朝的崩溃拍手称快，而不管崩溃的结果如何。神职人员忍受了资产阶级的排斥异己的制度，而旧的贵族则忍受了资产阶级的盛气凌人。他们两者都蔑视或害怕资产阶级的政府。从2月25日起，无数的千奇百怪理论，从革新者的头脑里迅猛地冒了出来，并在群众的混乱的心中扩展。除了王权和议会，一切还照旧存在。社会本身好像已被革命的冲击打得七零八落，大家好像都在为将来建立的建筑物采取什么新形式而争论不休。人人提出自己的方案，有的人还拿到报刊上发表，而另一些人则以通告的形式公布自己的方案，即马上把方案揭示在街上的墙头。还有的人在户外发表演讲，表述自己的方案。一个人主张摧毁财产的不平等制度，另一个人主张破除教育的不平等，第三个人要求废除一项最古老的不平等，即消除男女的不平等。还提出一些医治贫困和消除自古人类以来就折磨着人的劳动辛苦的特效药方。这些理论互相之间有很大不同，常常彼此矛盾，有时还敌对。但它们比政府还关心最下层民众，努力从他们所在的社会本身开始改革，提出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社会主义。共和制度将永远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目的出现在社会主义当中。人们不是很早以来就看到民众在不断增强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自己的重要性、教育水平、欲望和能力吗？民众的生活水平也提高了，但提高得不是很快，而是刚接近人口多而就业机会少的旧社会所不能达到的地步。原来地位低下而现在拥有权力的穷人阶级【26】怎么会不想利用现在的权力去摆脱贫困和低下地位呢【27】？因此，60年来他们一直在为此而努力。民众最初想在改变一切政治制度当中互相帮助，但后来发现他们的境遇一点儿也没有改善，或者说改善得非常缓慢，跟他们预想的速度相差甚远。最后，必然有一天他们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不是政府的组织所造成的，而是构筑社会本身的不变法则使然。于是，他们自然要自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能力和权力像改变其他事物那样去改变这个法则本身呢？财产所有权是我们的社会秩序的基础，现在我们就来谈一谈这种所有权。保护着、也可以说掩盖着财产所有权的一切特权已被破坏，但财产所有权依然作为人们之间平等的主要障碍而被留下，成为这种不平等的唯一标识。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28】暂且不说是废除这一障碍，但至少要让废除这一障碍的思想进入没有这种特权的人们的心中吗？民众心中的这种动荡，他们的愿望和思想的这种激扬，群众的这种需求和本能，正在织造一幅画布，等着改革家们在上面去画他们的远大无比的千奇百怪的图像。他们的作品可能荒唐可笑，但他们画出的形象比哲学家和政治家可能观察到的客体要深刻得多。但几天以后，我同败北者有了往来，又会见了旧议员、旧贵族、文人、实业家、商人和地主，当时的语言开始把这些人称为游手好闲者。我发现革命的景象从上面看来比我起初从下面去看时还要反常，我从革命中看到很多恐怖，而很少看到我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那种真正激情。只是莫明其妙地顺从，特别是没有任何希望。我几乎可以说没有出现推翻政府的想法，而是对它置之不管。尽管二月革命是我国的所有革命中完成期限最短和流血最少的革命，但它使失败者的精神、心思和感情感到它比其他革命都更加全能。我认为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主要是因为他们的精神和思想没有信仰，没有政治热情，在失望和无益的冲动之后，所剩下的只是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一种非常顽强和排他的但又非常温和的感情，只要使他们感到满意，任何政府体制都能容易适应这种感情。于是，我发现人人都在努力使自己适应命运偶然制造的事件和驾驭新的主人。大业主喜欢向历来与他们为敌的资产阶级和历来与他们友好的民众阶级呼吁；神职人员又从福音书中找到关于平等的教条，并信誓旦旦地说自己向来重视这一教条；资产者本人又有点骄傲地想起他们的祖辈曾是工人，而当他们因为家谱难详而不能回溯到自己的祖先曾是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的地地道道的工人时，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证明自己原来是个大老粗，后来依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财产。人人都在小心翼翼地逐渐将不久前隐藏的东西公开出来，这实际上是人的虚荣心在作怪。虚荣心这东西可以在不改变人的性格的条件下作出各式各样的表演，它有正面和背面，但总是像一枚奖牌，翻过来翻过去都是表扬。由于当时除了恐怖之外再无其他真实激情，并且与投身革命的祖辈的激情还没有断绝关系，所以人们都在努力恢复祖辈的激情。这是寻找机会利用自己家族曾经有过的坏人坏事的良机【31】 。如果一个人有幸有一个因放荡不羁而死去的堂兄弟、亲兄弟或儿子，则他可以马上功成名就【32】。如果他再提出某一怪诞的理论而受到注目【33】，他就可以有望万事亨通【34】。大部分政府委员和副委员，都是由这种人出任的。被人们避而不谈的父辈【35】，如果在以前蹲过巴士底狱，而在今天，当被派到阿尔及利亚充任官员，一举光宗耀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们总是喜欢就近观察自己，沉迷于能够打动对方的观点、关心、思想、兴趣和爱好当中而不能自拔。这种使经常走的人都难以辨清的错综复杂的小道，妨害着人们认清引导自己下定决心去作最重要决定的大道。不管我遇到什么人，只要他的精神或感情中没有什么罕见的东西打动我，都可以说我没有见过这个人。我向来认为，不管是平凡的人还是才能出众之士，都有一个鼻子、一张嘴、两只眼睛，但我又记不住他们每个人的容貌特征。我不断询问这些每天见面但又叫不出名字的人士的姓名，而后又不断把他们的姓名忘掉；我绝不是轻视他们，而是不常同他们见面，见面时也只是说些客套话。他们在领导大众，所以我尊敬他们，但他们又使我感到非常厌烦。我有时候就想，虽然不同社会的习尚是各异的，但主持政务的政治家的品德为什么到处都是一样的呢！说实在的，在法国，我这个时候见到的所有政党领导人，在我看来都几乎不适合做领导人：他们不是在性格上有缺陷就是没有真正的学识，而大部分是德行不佳。我几乎看不到他们对人的善行有大公无私的爱好，而我觉得自己却有这种可以帮助我克服欠缺和弱点的爱好。于是，我发现自己既难以同这些人进行使自己满意的合作，又难以接受被他们领导的合作，而不得不在忧郁的孤立状态下生活；人们对我敬而远之，认为我是一个不可捉摸的人物。我每天都感到，有人在背后指点他们所想象的我的长处和短处。他们说我为人机敏，观点独特而深奥，野心勃勃，其实我毫无野心；另一些人又说我对自己不满，自寻苦恼，总是自高自大，没有树立最大的敌人，没有太大的劣行。他们认为我狡猾，在暗中活动，因为我总不显示自己，沉默寡言。人们说我性格古怪，对人记仇而又可怜，但这说的不对。因为我对好事和坏事一律以近似软弱的温和的宽大态度对待，不记夙嫌而能毅然放弃，这样的不记旧恶与其说是好像我心软，不愿意想起昔日的屈辱，不如说是我的品德能够清除旧恶。这种严重的误解不仅使我感到不快，而且觉得这大大降低了我的人格水平。没有人能使表扬发挥最大的作用，也没有人能像我需要借助公众的爱戴和信赖来使自己的行动达到可能达到的地步。对自己力量的这种极端自信，这种不断想从他人的思想中找到某种共鸣的欲求，是来自真正的谦逊吗？我宁愿承认这种自信和欲求来自精神活动中的那种总是焦急与不安的骄傲自大。我觉得我的游移不定的性格不是来自我的心力不足，而是来自我的智力受到蒙蔽。革命把旧有党派都裹进共同的深渊，丢弃它们的领袖，破坏它们的传统和纪律。实际上由此产生的是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切权利和制度都变得没有必要，失去作用，而以见义勇为和勇气为重；骨气比说话的技巧和待人的方式更为重要，尤其是没有优柔寡断的精神存在的余地：现在这样可以救国，而以前那样则会失国。我在自己的周围不知看到了多少夸耀自己的美德以求得一官半职，而后大失所望的人！他们之所以失望，是因为他们一生的最好时光是在批判他人的恶行中度过的，而自己却很少由此捞到好处，但又幻想【60】去滥用自己的恶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这种长期未能满足欲望的生活中，使追求地位、名誉和金钱的欲望变得更大，以致一遇到机会，就自然像饿狼捕食那样投靠政权，而不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时机和能得到多少猎物。在竞选的最后数日，我是像穷人一样在我的故居托克维尔家宅度过的。这是我在革命之后首次回到故居。或许我将永远告别这里！我一进故居，就感到一片广漠而独特的凄凉，以致我今天想起来，当时看到的种种景象还历历在目。我到故居时没有人接我。各个房间空空如也，在那里迎接我的只有我的一只老犬，窗户上没有挂窗帘，家具上满是灰尘，壁炉无火，挂钟停摆，气氛沉闷，墙壁潮湿。这一切使我觉得故居已被放弃，即将成为废墟。这个偏僻的大地的一角，似乎被遗弃在我们诺曼底的田林交叉地带的篱笆和牧场之间，使我多次陷入富于诱惑力的孤独，觉得自己的思想现状【69】像似在荒凉的旷野，但透过思想的孤独，我又感到自己好像从坟墓里走出来，看到我的人生的最温和和最喜人的景象。我惊异地发现，在人间世界，想象比现实更丰富多彩和更激动人心。我在目睹七月王朝垮台后不久，就看到一连串非常可怕而又极其血腥的场面；好吧！就让我来谈谈我的感受：这些令人惊异的场面，没有一个比我今天在这里看到的更使我伤心和更印象深刻。我今天一看到祖先的旧居，就想起昔日的那种我当时并未理解其价值的和平和幸福的时光。我可以说，在这里和在今天，我才更好地理解了革命的苦涩。他们仿效过去的实例，但对这些实例又不理解，只是天真地以为，只要号召群众参加政治生活，就可以把他们拉进政治活动，只给他们以权力而不给他们以利益，就足以使他们爱护共和国。这些革命家忘记了，他们的前辈在给予农民以选举权的时候并没有废除十一税，免除徭役，废止领主的其他特权，把旧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原先的农奴，而自己却毫未放弃权力。在建立普选制时，他们本想以此鼓励民众支持革命，可他们给予民众的却只是反对革命的武器。但我绝不认为农村就产生不了革命激情。在法国，种地人都有一定份额的土地，大部分人以小片土地维持贫苦的生活，借债累累。他们的敌人已不是贵族，而是放债人。这些放债人才是他们攻击的对象。不必许诺废除所有权，而要允许废除债务【75】。在巴黎，再也没有财主随便使用或挥霍自己的财产或收入的日子了；人们时而要求他们亲身劳动才可以出售自己的财物，时而要求他们停止向租户收房地产租金，不允许他们本人依靠他人的收入生活。财主们尽量服从这一切暴政，在暴露自己的弱点时【78】努力做到损失最小。议会的其余议员，我看都是从旧制度脱离而来的没有经验的新手，因为在中央集权的条件下，政治生活一直操纵在议会的少数人手里，他们没有机会参与。一些没有贵族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经历的新议员，几乎不懂议会是干什么的，不知道如何在议会中行动和说话才得体，完全不了解议会的日常工作习惯和基本惯例，在关键时刻态度犹豫，对不重要的事情却听得极其认真。我清楚地记得，在会议的第二天，这些新议员都坐在讲台的周围，鸦雀无声地仔细倾听会议主持人宣读昨天会议的记录，表现出把这没有太大意义的行事视为大事的样子。依然是模仿国民公会开会时的样子，陈述自己的非常激进和特别革命的观点的人，总是坐在阶梯式议席的最高处。他们坐在那里虽然很不舒服，但却有权自称为山岳派；像人们自愿地沉湎于可爱的空想一样，他们也以自己能够取得这个称号以致被人视为可恶的坏蛋而非常愚蠢地自鸣得意。这个山岳派很快分成截然不同的两个集团：一个是旧派的革命家，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者，但两者的细微差别并不明显。人们只能根据并不明显的色调来区分他们：名副其实的真正山岳派，头脑里几乎都有点儿社会主义思想；而社会主义者则从心眼里同意山岳派的革命方式。但他们之间也有相当深刻的分歧，使人们不能永远同他们一起前进。这一点把我们救了。社会主义者是很危险的，因为他们更准确地符合二月革命的真正性格，以及这个革命所产生的唯一激情。但他们主要是理论家，而不是活动家，所以他们认为震撼社会是容易的，而为此所需要的实践的毅力和他们的山岳派前辈拥有过的关于起义的科学，他们却是没有的。我在我的席位上，可以听清山岳派的议席上发出的言论，尤其是能看清那里发生的一切。这使我有机会十分仔细地研究经常出没在议会的这一部分人士。我好像在这里发现一个新大陆。他们不以全然不知外国的事情为耻，反而以至少知道点本国的事情自慰。但这是不够的，因为国内总是还有许多地方他们没有去过。我们在这次会议上，就确切地感到他们是如此。我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见到山岳派，他们说话时总是使用方言，习俗也带有地方的特点，真是使我大吃一惊。他们使用的行话，与无知的法国人和有学识的法国人使用的完全不同，虽然任何行话都有缺点，但他们的行话的特点是：充满大量的粗话和野心勃勃的词句。从山岳派的席位上，不断传来侮辱性的或玩笑性的责骂声，同时夹杂着一大堆嘲讽和警句，交替使用非常放肆的高喊和美丽动听的低语。显然，这些人既不属于小酒店的常客，又不属于沙龙的贵宾。我认为他们的行为举止是从咖啡馆学来的，他们的精神完全是在报刊文艺的熏染下养成的【85】。不管怎么说，这是我自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些人物出现在我们议会的一次会议上。 一直到这个时候，他们在议会里的代表， 只是几个孤立的名气不大的人物，这些人关心掩饰甚于关心露面。我同多数派一样，在考虑两个主要问题：首先，我绝不能有君主政体的思想，即不能对任何一个君主有爱怜和惋惜的念头；其次，没有任何理由不去拥护自由和人的尊严。我的唯一目标是：维护社会原来的法律，以抵制革新者利用政府依靠共和主义原则可能获得的新的力量去捣乱；使法国民众的明显愿望对巴黎工人的激情和愿望占上风；从而用民主主义战胜蛊惑宣传。我觉得我的目标既不太高，也不炫目。我认为，他采取什么行动都不能长期保住权力，而他的可能下场，是以救国为名而光荣地失去权力。拉马丁确实不是可以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的人。我不知道在这个我也生活在其中的迷漫着利己野心的世界里是不是会遇到比他还只顾自己而全无公益精神的人。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是一帮为了使自己伟大而乱国的人。这是当时流行的邪恶行为。但我认为，好像只有拉马丁一个人是为了排解积怨而总在准备推翻世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样的最缺乏真诚、最彻底轻视真理的人。要知道，在法国，这样的政治乞丐在任何体制下都有，甚至被反对这种钻营拍马的革命【104】所助长，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要有一定数量的人没落，而在我们中间，一个没落的人只有依靠国家才能复出。在这群乞丐中有各式各样的人【105】，被沾了一点与拉马丁的友谊的光的香浦以权谋私而拉进来。我想起其中有一位厨师。我当时觉得这个人的手艺并不高明，但他说他一定要为当上共和国总统的拉马丁服务。香浦对他大声喊道：“但他还不是总统！”这个人回答说：“虽然像你所说他还不是总统，但他即将当上总统，而且应当早点儿考虑自己的厨师问题。”为了安抚这个只能当个帮厨的人的执拗的野心，香浦答应他说，一旦拉马丁当上总统，他的名字一定会被拉马丁想起。于是，这个可怜的人，便在遐想他将来的厨具【106】如何精良的美梦中感到极大的满足。尽管香浦十分傲慢，多嘴多舌，令人讨厌，但在当时我又不得不时常去见他，因为我不能绕开香浦去找他的主人说话，而在同他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拉马丁在想什么和在计划做什么。【107】香浦的一派胡言乱语反射着拉马丁的思想，这就像太阳落在一个被熏黑的巨大玻璃容器里，它射不出光，但使人能用肉眼看得更为清晰。我不难推断：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差不多都沉湎于我方才说的厨师的那种幻想；而拉马丁本人已在自己的内心品味这时正在从他的手里跑掉的最高权力的魅力。但他在走这条很快就要导致他垮台的崎岖道路时，他要努力设法控制山岳派而不是打倒它，减轻革命火焰的势头而不是熄灭它，使国家得到足够的安宁以使民众对他感恩戴德，但他却被民众完全遗忘了。当时他最害怕的是，议会的主导权落在昔日议会的领袖们手里。国民当时从赖德律—洛兰身上看到恐怖政治的血惺图像，认为他是制造罪恶的魔鬼，而拉马丁则是善的保护神，但这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赖德律—洛兰不过是一个非常善感和多情的胖胖的青年，他没有原则和几乎没有思想，没有真正勇敢的精神和心灵，甚至没有罪恶的意图，而从心里希望所有的人都幸福。他也没有抹过自己的任何一个反对者的脖子【109】，因为他可能是不记旧仇或对朋友表示宽容。人们在集会上主张，民众总要高于他们选出的议员，绝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完全交给他们。这是一个合理的原则，但他们却由此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巴黎的工人代表全体法国人民。在得知路易·拿破仑当选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想到，一年以后他成为总统的时候我会去当他的部长。我承认，在我看到昔日的一些议会头面人物重新当选时感到十分担忧和遗憾。我虽然不否认他们的才能和本领，但我担心他们的复出会把至今与我们接近的温和的共和主义者推到山岳派方面去。我了解这些人，而且非常清楚他们一旦参与政治，马上就想领导政治，而如果领导不了政治，他们就不太想救国的问题。但我觉得他们试图领导国家还为时尚早，而且十分危险。我们的任务和他们的任务，是帮助有理智的共和主义者去管理共和国，而不是设法使我们自己去间接管理共和国，尤其不要亲自参加政府。贪婪的欲望和错误的理论的结合，使这次动乱在发生之后变得如此可怕。有人叫这些穷人相信，富人的财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偷窃的产物。他们还叫穷人相信，财产的不平等既违反自然，又有悖于道德与社会。在贫困和激情的促使下，许多人相信了这些宣传。关于权利的这种糊涂而错误的观念，与粗暴的力量一结合，就给这种力量带来活力、韧性和它从未有过的唯一的威力。还必须指出，这次造反并不是一些阴谋家干的，而是全体居民对另一些人的造反。妇女和男人一样，也参加了造反。男人进行战斗，女人则准备和运送弹药。在不得不投降的时候，女人还是决心战斗到最后。可以说这些妇女是带着爱家的感情参加战斗的。她们是为了自己的丈夫能够舒适地生活，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地成长，而指望胜利的。她们就是像买彩票一样来对待这场战争的。我清晨醒来，太阳已高悬在地平线上，因为现在是全年白天最长的时期。如果叛乱不太过激，不太残忍，大部分有产者就会留在家里，全法国也不会前来帮助我们。国民议会本身也许会让步，至少议会的少数派会建议【181】让步。军队的士气也就由此非常低落【182】。但是，由于叛乱具有断然拒绝一切调停和不愿意调解的性质，所以一开始就选择了不是战胜就是战败的道路。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使造反没有一个重要人物出来为其带头。我认为，一般说来，取得胜利的造反，也是开始时没有领导者，但总是在得到领导者后而告终。这种情况并非没有先例，它包括所有的平民阶级的造反，而绝没有超过这个范围。议会中的山岳派也没有敢于支持这次造反。有几个人公然反对这次造反。他们还希望用另一种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此外，他们害怕工人的胜利不久将给他们带来厄运。激起民众拿起武器的那种贪婪的、盲目的、粗糙的热情，使他们害怕了：事实上使同情他们的人也害怕的这种热情，更没有迷住那些指责和反对他们的人。一些唯一可能领导6月造反者的人，早在5月15日就被视为祸首抓了起来。于是，他们只能隔着文森纳监狱的墙壁听到外面的激战枪声。在通过我方才说的法案之前，议会一致通过另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规定，在战斗中死亡的人的家属将得到国库发放的抚恤金，他们的子女将由共和国抚养。不出所料，我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委员。科尔默南和克勒米厄【188】也当选了，另外还有古德硕【189】。当时他不太出名，但在这3人中他最有特色。他是集激进派和银行家于一身的罕见人物，善于仔细观察事物，能够用一些合理的思想掩盖其满怀似是而非的理论的内心世界，而最后又经常被人揭露出来。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但从外貌来看他并不像犹太人，因为他的双颊丰满，嘴唇又红又厚，身材又短又胖，容易被人看成是一个富人家的厨师。他不可能是那种特别虚荣、特别暴躁、最爱吵架、特别活跃，而又不太容易激动的人。他在讨论政府的预算困难的时候，发言中总是掉泪。总之，他虽然身材短小，但却是人们可能遇到的最勇敢的人物之一。蠢人暴露他们的恐惧心时赤裸裸，一览无余，而聪明人总是在恐惧心的上面盖上一层用一些小小的谎言精心细致织成的遮恐布。这真是喜欢把说谎看成是智慧的人的天才活动。我们虽然对王权失去兴趣，但我们仍然保存着王权的精神【233】。在这种情况下，由人民选出的总统岂有不觊觎王位的？总统的制度只适合于想利用它把总统的权力变为王权的人。我当时就感到，现在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要想由人民选举总统，并使他不给共和国带来危险，就得大大限制总统的特权范围，而且这还不够，因为在法律上受到限制的行政权的范围，在人们的记忆中和他们的习惯中得到扩大。相反，如果让总统随意使用他的权力，那就不必由人民选举总统【234】。最后，迪福尔建议禁止由他人代替服兵役，人人都必须自己去服兵役。在采取这项措施时，如果不大大缩短服役期限，就将破坏公民的自由教育，而如果缩短服役期限，又将损害军队。人民在革命中疲于奔命，而革命给予他们的许诺完全是空头支票，所以人民的一切政治激情都减弱了。而在这种减弱的过程中，法国只剩下一种还很活跃的激情，那就是憎恨旧制度和不信任他们认为是代表旧制度的旧特权阶级。这种感情经过历次革命保存下来，既未在革命中发生变化，又未在革命中消解。按照前人的说法，它就像一股清泉，乘着大海的波涛进入大海，既未与海水混合，又未消失在大海当中。至于奥尔良王朝，人们从这个王朝得到的感受，没有使人产生迅速回到这个王朝的巨大兴趣。这个王朝只能把整个上层阶级和神职人员重新投入敌对关系【24】之中，把政府的运作与独占利益仍然交给我18年来所见的无力管好法兰西的中产阶级而脱离人民。而且，它也没有为自己的胜利作任何准备。只有路易·拿破仑为取代共和政体作了准备，因为他已掌握政权。但是，他如果成功，除了出现一个轻视知识阶级，敌视自由并依靠阴谋家、骗子和走狗进行统治的杂种王朝，又能是什么呢？这样的结果绝不能称之为一场新的革命。路易·拿破仑也有常人的一定感人之处：他平易近人，有人性，心地柔和甚至相当感人，不爱挑剔，人际关系很稳定，浑厚朴实，虽然出身可以使他无上自傲但为人却相当谦逊，重感情而轻怀恨。他能够感受友爱，对接近他的人也能施以友爱。他同人谈话的时候较少，而且多半不得要领。他没有引发他人谈话和同谈话人拉近关系的技巧。他不善于口述自己的观点，但有舞文弄墨的习惯，并有些以文学家自负。他爱隐讳，同一生中总搞阴谋的人爱隐讳一样深重，并因他不动声色和目光凝滞而得到加强。他的两只眼睛晦暗无光，就像安在轮船下层舱的厚玻璃，虽然可以透光，但往外面什么也看不见。他对危险毫不在乎，能在危机的日子里安然处之。同时，对于一些相当平凡的事，他又总是研究来研究去，拿不定主意。可以看到他经常改变路线：前进，徘徊，遇到重大损失时后退。国民选举他，是叫他敢作敢为；国民期待于他的，是大胆而不是慎重，所以他不该遇到损失就后退。有人说他耽于享乐，而对于享乐的选择不够高尚，对于一般享乐的这种热情和对安乐生活的这种爱好，随着权力的易于获得而更增强。这样，每天都在消耗他的精力，甚至减退他的野心。他的智慧缺乏条理，混乱，总是胡思乱想，以致时而要以拿破仑为榜样，时而借用社会主义理论，时而又想起他曾生活过的英国。他想学习或借用的东西多种多样，而且往往是互相对立的。他苦心孤诣地把这些东西收集在他的远离事实和生活的孤芳自赏之中，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梦想家和空想家。但是，当现实迫使他走出这种茫然而空洞的思维领域，以把精力用在实事求是的限界之内时，他的认识也可能正确，有时还相当细致，有广度，甚至有一定的深度。但这绝不会持久，而是往往要把稀奇古怪的想法放在正确的想法旁边备用。一般说来，通过长期观察和亲身接触，不难发现他的见识当中也有小小的狂妄才气，在想起他青年时期的不务正业而见到这种才气时，就可以找到不务正业的由来。路易·拿破仑在没有获得权力之前，有一段时间努力效仿平庸的君主，这样的君主自然爱护其仆从，同一些小冒险分子、破产户、失意者和公子哥儿20多年在一起搞阴谋的生活经历，使这些人在此期间都能自觉地成为他的追随者或共谋者。而他本人，则通过奇妙的手法学会了可以使自己成为冒险家或侥幸的君主。他继续同这些末流人士在一起花天酒地，而不再过正常的生活了。我认为，他除了写文章，描述那些长期与他在思想上共鸣，在梦中都与他胡混在一起的人物，就难于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同这些末流人士的经常往来，一般又使他同有风趣的很难打交道的人接触。另外，他也希望自己的人格和事业能得到众人的尊重（就像他的人格和事业能够产生这种尊重一样）。他不愿意依靠自己的能力去独立行动。他要求人们相信他的星相，盲目崇拜他的命运。因此，只有通过他的亲密追随者和特别友人形成的集团，才能接近他。尚加尼埃将军当时就这个集团对我说过，差不多可以用骗子和混蛋这两个合辙押韵的词合称他们而给他们定性。总之，虽然不能说这一族类的成员大部分是男流氓和坏女人【27】 ，但他们通常不如其亲信。这个大厅原来是为460人开会准备的，而现在容纳750人就太勉强了。因此，大家在里面你拥我挤，互相埋怨，但总算在不顾互相指责之中，拥挤地进入了会场。肉体上遭受的折磨，加剧了心里的不满。这是一场挤在木桶里的决斗。山岳派怎么能够忍耐呢？他们自以为有相当多的人承认他们在国民和军队中是有强大力量的。但是，他们在议会中的力量很弱，不足以实现他们控制议会或在议会中为所欲为的希望。一个使他们重新集结力量的良机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仍然处在动荡之中的整个欧洲，只要大力打击巴黎一下，就可以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上去。这不仅仅是气质粗暴的人们所需要的。山岳派是一些奇怪的人物：他们喜欢吵架的性格和自傲，还表现在他们不该进行的活动当中。在报刊上进行宣传和亲自煽动人们积极参加内战，在以大量侮辱的语言攻击我们的人们当中，有一位孔西德朗。此人是傅立叶的门徒和后继者，写了一些空想的社会主义著作，在其他时代，他是微不足道的人物；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则是一位危险的人物。王朝正统派在前届政府中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所以他们既无地位又无本钱去恢复昔日的权势，但也不遗憾。他们大部分是大土地所有者，并不像资产阶级那样需要去任公职，或者至少没有养成资产阶级那种爱过舒适生活的习惯。尽管他们在原则上比其他人更反对共和政体，但他们却比大部分人更能适应共和政府的长期存在，因为共和政体打倒了他们的七月王朝，向他们开放了走向政权的道路，一并满足了他们的野心和复仇心，而只是使他们感到确实存在的是很严重的恐怖活动。构成多数派主体的昔日保守派，想尽快摆脱共和政体，但因为他们对共和政体的疯狂憎恨，被他们对恐怖的惧怕所强力抑制，而且他们长期以来养成了跟着政权当局走的习惯，所以我们容易使他们让他们的领袖支持我们或只保持中立。众所周知，他们当时的主要领袖是梯也尔先生和莫莱先生。俄国的贵族接受了欧洲的原则，特别是它的恶习；而俄国的人民并没有接触过我们西方的东西和使西方有了活力的新精神。他们不仅说皇帝为正统的君主，而且把皇帝视为神的使者，几乎就是神本身。法国的利益是强化还是削弱德意志联邦的纽带？换句话说，我们是要使德意志成为一定程度上的单一国家呢，还是要使它继续作为由一些分散的人民和分散的君主合成的结合得不够密切的集合体而存在下去呢？力图使德意志一直分裂成大量的各自独立的国家，是我国外交的旧传统；显而易见，这只有在德意志背后仅有波兰和半文明的俄国的时代才能实现。但在今天还能实行这一政策吗？要回答这个问题，取决于要回答另一个问题：俄国的存在对欧洲独立造成的危险，在今天是真实的吗？至于我，认为我们西方迟早不是被沙皇奴役就是受其直接的不可抗拒的影响。所以认定我们的首要利益是支持全体德意志民族结成同盟，以对抗沙皇。世界的局势变了，这使我们必须改变旧的方针，不要害怕帮助我们的邻国强大起来，以便有朝一日能够同我们一起反对共同的敌人。俄国皇帝自己也清楚地看到，统一后的德国对他会造成什么障碍。拉莫里西埃在他给我的亲笔信中告诉我，沙皇有一天十分率直地和一贯高傲地对他说：“如果德意志一旦实现您比我还不愿意见到的统一，则为了维持这一统一就需要一个能够实行拿破仑本人都未能实现的事业的人物；但如果这个人物在德意志出现，而他们那些武装起来的民众又构成了威胁，则这种事态就与您和我都有关了。”我还发现，我自己一个人独处比在群众当中更容易宽宏、仁慈和专心。平时韬光养晦，而后一鸣惊人。

《2009托克维尔 (（美国）哈维•C.曼斯菲尔德)》

序言

曼斯菲尔德谈到，托克维尔与霍布斯、洛克的区别之一，是他没有使用自然状态这一概念。曼斯菲尔德的友人、另一位托克维尔研究专家、法国著名政治哲学学者马南同样指出，民主不断地向自然状态回归以便从这一自然状态中走出。无论是创造、回归还是离开，自然状态构成了民主的参照。民主的社会状态以“一切人对一切人的竞争”取代了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正是在这样的竞争中，民主人会纠缠于骄傲、贪欲、焦虑、嫉妒、虚弱的欲望和情绪当中。这些欲望和情绪是霍布斯自然状态中的骄傲、恐惧、虚荣、权势欲的某些变形，只是国家的存在阻止了它们轻易发展为暴力冲突。骄傲是人的本性。平等一方面满足了人的骄傲感，因为虽然人与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平等超越这些差异为人赋予了尊严。但是，这种尊严感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的，它并不能满足人们对优越于他人的追求，而对优越的渴望是人性最强烈的激情之一。结果，民主人事实上并不热爱平等，他们自认为比邻人优越，亦不愿意服从平等之辈的领导。所以，平等激发人的骄傲和嫉妒，这一骄傲事实上是轻蔑他人的傲慢。但另一方面，吊诡的是，这些既不能忍受平等也不能忍受他人之优越的民主人却往往只追求物质享受，胸无大志，眼光短浅，他们的自我认知事实上是卑微的。政治在本性上具有贵族性，因为政治要求统治，统治意味着领导和承担责任，而能够承担责任的领导者必须是卓越的。然而，在现实政治里，无论在贵族制还是民主制当中，这种卓越和贵族性都不多见。民主政治的重要方式是公民在政治实践中学习自治。在美国，这一学习方式主要有乡镇自治、陪审团制和政治结社。正是在这些实践和学习中，美国人理解了权利、法律、责任、德性，掌握了辩论、商议、法治、结社等自由的技艺。在美国，自下而上的人民主权在各个层面让公民成为自己的主人。自治也是统治，同样具有政治统治所要求的贵族性，并且要求公民同时能够统治和服从。正是在自治中，公民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品质，特别是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联合来解决重大的问题。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服从本身不会败坏人，不正当的服从才会。家庭的维持取决于男性和女性在情感、欲望、责任之间的平衡和节制，因此家庭事实上要求自我能够舍己与献身，能够为了家庭规训自己的情感和欲望。如果关注灵魂，必然要思考宗教，因为宗教关乎的正是灵魂之事。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在美国的发源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性和灵魂性的。在美国，民主并非起源于社会契约，而是清教徒与上帝的圣约。这一追求灵魂拯救的圣约要求的是作为自治的民主，或者说这一自治是灵魂拯救的政治行动方式。

多合一

托克维尔之伟大，还因为他把民主和自由与伟大联系了起来。托克维尔的妻子玛丽·莫特利。她是英格兰人，新教徒，出身中产阶级。对一位法国贵族而言，这样的背景并非佳偶，但托克维尔写信给她说：“你是世上唯一能洞悉我灵魂深处的人”托克维尔终其一生都是贵族，却一直致力于民主事业，并为此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法国的“旧制度”，也就是贵族政治中，他本可以通过封建世袭制度来获取权力。托克维尔相信，从政就其本身的性质而言就是一种贵族行为，因为治理国家需要为他人负起责任，因而在地位上就要高于大众。他在君主制复辟期间首次从政的经验就带着一点儿特权意味，因为他的父亲埃尔韦曾任地方长官，在地方政事中十分活跃。正是在父亲的建议和影响下，亚历克西在1827年成为一名不受薪的法官助手。在那之后，他不得不参加多少有几分民主色彩的竞选。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一直秉持的两条原则：在本质上属于贵族行为且起初也一直是贵族行为的政治应当民主化；以及从参政中学习政治，后一条恰是他在美国的民主中看到的独特优点。对哲学家，或者说对大多数哲学家而言，人伟大与否只是件小事，那不过是人的自我膨胀，与永恒相比，注定将黯然失色。托克维尔的启蒙恩师是勒叙厄尔神父，此人也曾是他父亲的私人教师。除老式的宗教训导外，勒叙厄尔在其他方面对他溺爱有加，两人遂成为密友。托克维尔16岁时，还在梅斯的地方长官任上的父亲把他送到一所学校去学习修辞学和哲学。据托克维尔后来回忆，他就是在那时走进父亲的书房，阅读了一些哲学书籍，在他心里引发了一场“地震”，一种“普遍的怀疑”穿透了他原本充满虔诚信仰的灵魂。他后来一生都在与这种怀疑搏斗，它不仅动摇了他对上帝的信仰，也摧毁了他为自己的信仰和行为所构建的“全部真理”的“理智世界”。民主是什么？根据托克维尔的定义，它首先是身份平等，是一种生活方式；只有在谈到清教徒时，他才开始将民主描述为一种政府体制。如果民主不意味着自治，它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那么值得赞美。我们或许会反对托克维尔的民主即身份平等的定义，因为即便到今天——更不要说在他的时代了——民主中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等。对此他的回应大概是，人们会变得越来越平等，民主的本质正是日益民主，就像平等本身就是唯一永续的目标，即便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目标。他注意到民主制与贵族制之间、个人的成败兴衰与阶级的森严等级之间的反差。在引介民主时，他称其为已经延续七百年之久的大趋势，始自教堂神职人员的地位向大众开放，而不再是贵族的特权——如今，这种隐秘的趋势在美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托克维尔正是去那个国家寻找“民主本身的形象”。然而与自由主义理论家不同，他没有阐明这一形象的逻辑，尽管他说会探索其“理论性的结论”。他致力于研究真正的民主实践的“起源”，即清教徒来到美国。清教徒自称朝圣者，因为他们来美国是代表着一种思想，而不是为了金钱或冒险；虽然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关乎宗教的，但也是一种民主的政治理论，主张人民当家做主，管理整个社会，规范社会民情，建立公共教育。美国的一个例子就是继承法从长子继承改变为平等继承或选择继承。长子继承的初衷是为了保持贵族地产的完整并培养整个家族对祖先的自豪感，而平等继承将个体的自私从家族纽带的樊笼中释放出来，诱使人们展望未来而非缅怀过去。托克维尔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民统治着美国的政治世界，犹如上帝统治着宇宙。”凡事“皆出自人民，并归于人民”。但如果说美国人民像上帝，他们似乎就要取代上帝、自己当家做主了。人，而非上帝，才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是清教徒思想中一处明显的改变，他称其为“起源”。清教徒的民主是一种神权政体，如果托克维尔心向往之的是那种思想，他就不会是个自由主义者了。霍布斯希望自豪感或浮夸心可以受到政府的压制，而洛克则将其简化为一种无保障或不安定的感觉。这两位思想家都将自保的权利放在首位，声称担心个人的生命安全，而非对自身的美德充满自豪，才是人类最强烈的天然欲望。因此，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所表达的主要忧虑就是，他在欧洲看到的民主制导致了灵魂的堕落。他说，贵族制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贵族成员的特权是大自然永恒不变的秩序，这当然是个假象，但不得不服从的人民却认为它是正当的。而民主制度还没有建立合法机构来取代已经被推翻的贵族特权，因而人民虽然不再是“农奴”，却出于恐惧而不是爱和尊重，对现有的政权垂首帖耳。出于恐惧的服从完全是权宜之策，难免使灵魂堕落，因为人民会为自己懦弱卑微地服从权威而感到羞耻，哪怕他们服从的是民主的权威；这样的人民无法自重，也不认为自己是自由的。美国新闻记者的精神与其法国同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法国，记者拥有更大的权力，他们擅长粗鲁的攻击，总是被热情冲昏头脑，不讲原则、长于诽谤。总之，自由的新闻媒体是善与恶的结合体，对此必须全盘接受，在完全自由的媒体和遭受打压和奴役的媒体之间，并没有经得起考验的中间派。托克维尔说上帝的无限权力是安全的，因为祂的智慧和正义与其力量相当。但不完美的人类就不一样了。人类主权的无限权力会带来暴政，这虽非必然但可能性很大，除非另有预防措施。与霍布斯、斯宾诺莎和洛克以自由主义原则为依据的提议不同，在托克维尔倡导的民主社会，他不希望拥有主权的人民原封不动地接管上帝的权力。托克维尔没有谈及任何一个种族天然的或继承的优越性。相反，区分这三个种族的是他们所展示或所缺乏的自豪感。托克维尔称白种人或新世界的英裔美国人为“杰出的人”，因为他们对待其他种族就像是人对待野兽一样，他们是征服自然的人。这种人对两个居于从属地位的种族实施暴政，后两者则是两个相反的极端。野蛮独立的印第安人显示出极大的自豪和自由，而黑人是另一个极端，他们被压迫和奴役，只能卑屈地模仿，毫无创造、毫无自由。两个从属种族的行为完全相反：黑人接受了白人的文明并试图加入白人的社会，白人却拒绝和排斥他们，而印第安人为其祖先感到自豪并对大自然的恩赐充满信心，他们拒绝白人的文明，与其保持距离。印第安人熟知自由的滋味，但因为在生活中总是幻想自己是高贵的，他们既不会自控也无法自保。黑人知道如何自保，但作为他人的财产，他们毫无尊严，因而无法自我改善，获得自由。这两种极端状况各自揭示了多数暴政滥用自豪感的结果：顽固的印第安人的命运是因为自豪感过多，而黑人的屈从则是因为几乎没有自豪感。白人多数如果没有适当关注自豪感，也可能会经历他们施加给两个被压制种族的悲惨命运。要想拥有自由，需要在拥有自豪感的同时具备理性，因为在民主制度中，出卖自由来换取行政效率看来总是合乎情理的。但自豪感也需要理性来节制其不切实际的幻想，并使其顺服于文明。托克维尔明确表示，要顺服于文明，而不仅仅是顺服于专业技能。托克维尔赞同自豪感，但他在这方面仍然有别于托马斯·霍布斯制定的自由主义的原始形式。他的理论声称，为了产生文明，人不仅应该节制，必要时还应该抛弃自大。在自然状态中，人与人始终彼此冲突，那是一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保，他们需要把自己那些虚荣的幻想统统丢进恐惧的冷水中。有过那样的经历之后，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想象中，人们就会做好准备接受文明，在文明的社会里容忍他人，虽然不会过分屈从于他人。在霍布斯及其众多追随者看来，自由和自豪感是相互冲突的，他们教育文明的人必须学会反应敏锐和相处融洽。当奴隶制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美国的情形如此，一般的现代奴隶制也都是这样——肤色就成了奴隶永远的标志。白人因为偏见而把他看作处于人兽之间的低等人类。自由主义者可能会断言——《独立宣言》也可能宣称——人人生而平等，但这种主张实际上使得奴隶制更难废除了，因为白人不把黑人看作具备完全人性的人类。当人产生怀疑时，他们看不到比自己的意见更好的主张，也没多大兴趣，倔强、偏见和固有观念本身，可能在他们看来更加利益攸关。因此，出版自由不会诱惑人们生活在理性的信念之中或追求真相、实事求是。如今的媒体声称人民有权知道真相，多是在唱高调。大多数人在生活中并不关心事实真相，只要有自命不凡的主观判断就够了。他们是怀疑论者：“不能相信书本！”就像我们如今常说媒体总是搞错。因此我们坚信只有自己才是正确的，没有哪个高高在上的权威能够评判我们的对错。民主主义者喜欢鼓吹自己思想独立，而他们的表现恰恰最缺少这种独立。托克维尔指出出版自由有两个隐秘的优点：一是创造就业，鉴于有点天分的作者都有野心，总要用粗鄙的机灵俏皮彼此相轻；二是稳定舆论，鉴于人们永远糊里糊涂，听到什么都会狐疑不已或不予理睬。密尔认为，普通人的偏见可以由如今被称为“知识分子”的那些人来克服，知识分子可以引导社会发展方向而不必成为实际的统治者；他认为人的自豪感是一种障碍，而政治自由是知识进步的工具。民主的舆论依靠的是平等，但这种平等的性质有待考察。民主如何应对显而易见的天然的不平等？在民主制度中，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这种平等的想法比不平等的事实更加强大有力，因为它可以凭空臆造出平等。你的邻居可能会比你富裕，但如果你认为他和你是平等的，那你们就是平等的。托克维尔使用了人的相似者（semblables）——看上去和自己一样的人——这一概念来表示民主舆论的创造力。你的邻居并非和你完全平等，但他看起来和你没有两样，无论他是否比你富有、美丽或聪明。这样一来，你就可以平等对待他，也就是说你们之间的不平等并不能赋予一方高于另一方的任何权力。当人屈服于舆论时，他不是屈服于某一个看似拥有超越他的权力的特定个人或群体。舆论的这种暧昧特性不但保护其自身免遭指责且无须承担责任，而且使得它既得权力之实，又无须承担权力之名。在民主舆论的运作中，自豪感既受到了褒扬，也遭到了贬抑。当一个人与他人进行比较时，他会因自己与他人平等而感到自豪，但随后当他将自己与“相似者的全体”这样一大群人进行比较时，就会感到自己无足轻重而颇受打击。因此，群情“就会对每个人的精神施加巨大的压力”，包围、指挥、压制着他。人们彼此之间越相似，个体在大家面前的自我感觉就越弱小。当他和多数人意见不同时，他首先信不过自己，以至于多数人“根本无须强迫他，说服他即可”。托克维尔说，这就是民主制度中鲜见大规模革命的原因。生活在民主中的各族人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兴趣去征询新的见解；他们只愿意接受自己熟悉的事物，无论对错，也不管屈从于多数会令尊严蒙羞。托克维尔在旅途中遇到过一位法国同乡，他在老家时曾经是个热心的财富平等主义者，但在美国的成功让他学会了像经济学家或唯物主义者那样对财产权津津乐道；随着财富日渐增多，他的观点改变了，其本人也不再是平等主义者：托克维尔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哲学教条和大众对物质富足的喜好之间的联系——这看来或许有些牵强。在美国，教条和喜好各自都有一股非形式的力量，在民主生活的若干阶段，它们倾向于造就一种无趣而软弱的庸才。托克维尔在下卷用连续七章的篇幅来讨论这一喜好，但在上卷的绪论中，他就已经严厉谴责了这一教条，还说那些“将人全然物化”之人无礼、窃据又卑劣。从这个未提及姓名的法国人的例子来看，在美国，对于物质富足的喜好似乎变得对上述教条有利了——以至于像马克思主义鼓吹的那样，经济利益或阶级决定了人的经济观念。平等物化了人，因为它推翻了压迫人民的所有贵族权威，那些权威会引导或强迫他们寄希望于未来，或者为了长期的目标而牺牲自己的物质利益。民主主义者只活在当下；他们的心思全在眼前。而眼前又有什么无须引导或牺牲就能看到的东西呢？物质财富。问题在于，人们获得的物质财富会激发贪欲，让他们更加不满而不会知足。在民主制度中，人们可以自由迁徙、跳槽、搬家，并且由于美国人心仪世上美好的事物，总是多多益善，他们必须时刻行动、永不停歇。没有法律或风俗限制他们留在当地。因此，美国人严肃而忧伤；他们不能得偿所愿；生命太短，而选择太多。他说，唯物主义“不管在哪个国家，都是一种人类精神的危险疾病”，但在民主国家尤其可怕，因为它会与民主国家“最常见的人心之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唯物主义本身并不是民主社会独有的，在贵族制的时代当然也有唯物主义者。一切唯物主义者都让他不舒服，因为在他看来，唯物主义的教条是有害的，骄傲的唯物主义者也令人讨厌。虽说现代唯物主义与民主制度相伴相生，但唯物主义教条教导人们不要关心政治和道德。人们或许试图从唯物主义中提取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德教义，告诉人们因为人这种物质不比其他物质优越，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但事实正好相反，唯物主义者愈发自以为是地宣称人类与兽类无异，表现“出来的那股傲气就好像他们证明了人就是神一样”。争执是托克维尔希望继续下去的，因为它源自人的内心，它可以同时承载“对尘世幸福的喜好和对天国幸福的热爱”。人心能够跨越民主制度和贵族制度之间的差别，托克维尔坚信人心自有宽广天地，因而对民主制度中的唯物主义充满厌恶。为解释清楚民主的头脑，托克维尔深入思考了人类生存状态的本质。与本能或自发的活动相反，所有的智识运动都要求人自己动脑进行判断。自己动脑意味着怀疑现有知识的权威性。然而如果说思考的目的是行动，人就必须压抑自己的疑虑。谁也没有时间或能力自己把一切想得彻底通透，如果没有共同行动和共识，也没有哪个社会能够存续。就连哲学家也需要作假设，因为没有谁能一下子把一切都想个明白。民主制度并非产生于没有权威的自然状态，而是由否定任何高于自身的人或阶级之权威的民主主义者们创造出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体会到了与他人平等的自豪。而与此同时，在所有其他个体组成的“大整体”面前，每个人也都深切感受到自身的虚弱和卑微。因此，民主的权威对于头脑有两种相反的效果：它否定传统和风俗，给头脑带来新的思想，与此同时，又诱使头脑面对舆论时放弃思考。托克维尔从对信仰的需要得出结论：民主的头脑喜欢归纳。他认为这是个弱点。上帝能够同时看到万事万物的异同之处而无须归纳，但人却需要将相似的事物集合为同类以便思考。比起他们的“英国祖先”，美国人更喜欢笼统的观念，那些“英国祖先”是美国远在英格兰的贵族制往昔，与反对英国贵族制度的清教徒们的民主起源截然不同。贵族天生厌恶共性，偏爱一次只考察一个或少数几个人，但民主主义者则培养出一种懒惰的对共性的热爱，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就是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周围的每一个人都差不多一样——那些人和自己没什么两样，都是相似者。民主的平等产生了轻率归纳的思考习惯和对深刻见解的恐惧。这个民主的弱点促使托克维尔重新讨论了宗教。在上卷中，他考察了宗教对民主制度的促进作用，表明了宗教如何“教导美国人掌握行使自由的技巧”。在下卷中，他转向了宗教的真相。宗教让美国人从怀疑中解脱出来，这有助于他们用头脑思考。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将会沦为不事思考的懦夫。但托克维尔的观点正好相反，他认为对大多数人而言，怀疑会让他们变得因循苟且，因为怀疑本身就是在质疑事物发生的规律性或可预测性。如果人们认为天命支配人事，他们就会听任万事顺其自然而不以理性、自由的行动来进行干预。宗教则向我们保证一切并非全凭机遇，并让我们坚信，人类的意愿可以实现，人类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理由是这样仍然是在以其功用来评判宗教对心智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这样来回应这种质疑：如今用来评判宗教的乃是人的头脑指导行动的功用。宗教之所以有利于民主制度，是因为它启迪了与物质享乐相反的本能，还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它教会了人们对他人承担义务。在这两个方面，宗教都是自由所必需的。托克维尔说，他日益坚信“［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要想有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考虑到旧的自由主义对信仰的敌意，这的确是一种“新式自由主义”。他把宗教看作哲学的公共形象，是哲学的朋友而不是敌人，它保证哲学不致造成无意的伤害——如果不加以干涉，哲学的确可能造成无意的伤害。托克维尔讲了一个美国船员的趣闻，此人解释说他们国家的船之所以不耐用，是技术进步太快，老船很快就不堪再用了。在美国人看来，完美的船根本就不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虽然不知道何为完美，人们却稀里糊涂地知道，新的就是更好的。因此，民主的头脑有一个进步的理论，但它轻视关于完善的纯粹理论，而偏爱将理论应用于实践。“平等让每个人有了凡事自行判断的愿望，让他在看待一切事物时都更偏爱真切的实体，而轻视传统和形式。”在民主的永久喧嚣中，人没有闲暇去苦思冥想什么“最纯理论原则”，他们没有什么见解去表达在贵族制中一度被珍视的“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而他们的头脑又倾向于热爱真理。托克维尔警告说，进步有赖于纯粹理论的发现，但在一味追求进步的社会中不大可能会有这类发现，当然也并非全然不可能。进步来自那些拥有“对真理的无私的爱”的人，而不是热爱进步的人。而且他们发现，薄利多销可以致富。民主时代的人看来拥有一种对荣誉的渴望，这是一种想要生活在贵族时代、作为大人物而备受拥戴的渴望，而他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他那善于归纳的头脑整日忙着证明民主制度的优越，与他那个要证明自己杰出的个人头脑并不合拍。托克维尔不是一个许诺过多的人，他担心美国的未来会面临一种由实业产生的新的贵族制度。他在这一点上很像卡尔·马克思，预料到因为劳动分工日益细化，限制了工人的视野和能力，民主国家的工人会沦落到只会服从和仰仗他人，把所有规划和思考的事儿都留给工厂主。这种贵族制度会很苛刻无情，因为它把工人看成物件，但它并不危险，因为它不会由某个统治阶级来组织。民主制度——托克维尔并未谈及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就会激发人们更多地变迁和追逐机遇。这正是民主国家转向商业的原因，不仅是为了获利，也是为了乐趣。工业危机蕴藏在民主国家的禀性之中，因而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且无法预测。美德终获回报的美国梦时刻要面对商业复杂性的危险，并受到各种意外因素的影响。年轻的女孩摆脱了父亲的保护性控制，学会了自行管理，控制自己的情感，培养自己的判断力；她们很快就不再天真无邪（哲学家可比她们天真多了），而且学会了“应对一切的初步知识”。托克维尔此话令人难忘：“与其说她们有高尚的精神，不如说她们有纯洁的情操。”她们通过观察世界——男人的世界——来获得民情的教育，因而获得了男子的教育，用以取代她们缺失的父权。托克维尔认为，男子气概不单是一种男性品质。而女人嫁人之后就进入了婚姻，托克维尔尤其强调了婚姻的道德和家庭“纽带”。他说，在美国，女人与男人的命运完全不同，因此她们必须放弃女孩的轻松自由，在无尽的家务和约束中寻找幸福。但美国女性勇敢地承受婚姻束缚之苦，因为她们自愿选择接受婚姻。托克维尔强调了她们的选择——如今我们用这个词来指代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生活，她们不但可以离开家庭追求事业或寻找工作，而且受到邀请和鼓励这样做。在托克维尔看来，选择并不是要逃离女人的独特命运，而是选择做谁的妻子并与他共同生活；女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结婚，但她可以选择丈夫，而不必接受父亲为她选择的对象。托克维尔在这里描述了一种我们如今视为理所当然的选择，让我们知道，自由选择需要明智的头脑。因为当时离婚很罕见，女人不能自由地犯错和改正；她必须谨慎和负责。男人不必因为被某个女人吸引而选择她作为妻子，但婚姻是女人的选择：或许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男女对待婚姻的方式存在着这种差异。我们知道，民主主义者欣然成为个人主义的牺牲品，这是一种让人丧失活力的软弱感，把公民变成只关心个人生活的孤立的个体。当他们这样做时，只剩下国家作为公众唯一可见的永久代表，而个人一旦培养出让国家处理一切公共事务的天然倾向，也就脱离了社团。作为彼此平等的人，他们本能地倾向于骄傲和独立，但作为个体，他们却必须忍受独立带来的软弱感和孤立感。因此，他们厌恶本地的政治和社会活动，无动于衷地服从国家的“强大存在”（托克维尔曾在前文中用这个词来形容泛神论的神灵）。尽管每一个民主的民族都倾向于依赖国家，但国家本身则热爱平等，并尽其所能地扩大平等的范围。现代国家源自欧洲的君主政体，它们奉行与人民结盟反对贵族的政策，逐渐把人民从贵族政府中移除，转向国家的中央集权。法国大革命期间，民主制度取代了君主制度，国家一如往常，继续独揽一切行政大权，它对社团产生了新的敌意，取代了君主对贵族的嫉妒。因此，集权国家热爱其民主公民所热爱的平等，并恨其所恨；两者互相配合补充。国家不断巩固权力；人民持续失去权力。如此一来，民主国家不得不害怕的专制就是那种温和的专制。这种专制远没有让它们的期望落空，而是让最糟的期望变成了现实。民主制度中最糟的期望是放弃让人保持独立的骄傲和丧失自由，从而无须启用酷刑、无须挑起人们的反对，甚至让人们对自己失去的东西毫无察觉，便可降低其地位。远在尼采之前，托克维尔便称他们是“一群胆怯而又很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就是那牧羊人”。托克维尔说，“自由和人之伟大的真正友人们”必须时刻警惕，确保个人权利不致轻易被献祭给社会的总体设计。考察一下前文提及的查理七世采取的第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国王在未经贵族同意的情况下获得了征税的权力，作为交换，对贵族免征税赋。托克维尔说，出于贪婪，贵族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出卖给了国王。但除此以外，国王一方有着“让每一个政府都希望自行领导一切事务的本能，无论政府的行为主体是什么，这种本能始终存在”。这一动机超越了贪婪的偶然性，因为它永远在引诱任何政府从产生于政府之外的任何社团中攫取权力。若干个世纪以来，贵族在君主面前节节败退，不断丧失被征求意见和统治其领地的权力，而君主逐渐学会了通过总督来治理国家，总督是国王的代理人，是受国王的大臣们从中央指挥的行政官员。他曾批评唯物主义哲学助长了民主制度只寻求物质享乐的性情，致使人们丧失了宗教所激发的自豪感。唯物主义追求实施改革而不再逆来顺受，理性主义追求改善物质生活而非画饼充饥。上帝既能看到孤立的事件，也能看到全貌。在本书中，他站在个体的立场上来审视人性，因为事件之所以是孤立的，是因为人类个体千差万别。门房是个在邻里间恶名昭著的老兵，精神不太正常，这个废物不是在家里打老婆，就是在酒馆里虚掷时光——总而言之，他是个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在1848年6月暴动期间，有一天他带着刀四处游荡，威胁说再见到托克维尔就要宰了他。但当晚当托克维尔回家时，这个门房毫无作为，并表示他本来就没打算怎么样。就此托克维尔评论说，在革命期间，人们总是吹嘘自己想象出来的罪行，就像他们在平日总喜欢吹嘘自己想象出来的善行。而尤金曾是名国民自卫军的士兵，他以超然的冷静态度继续自己的随从工作，同时也加入了镇压的军队。他不是个哲学家，但有着哲学家的沉着。他也不是个社会主义者，但如果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虽然他并非桀骜难驯，也缺乏随机应变的能力，最终也有可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实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会产生生气勃勃的特质，而这种特质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便会消失。

《1832荒野文明之思》

提比略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1827意大利与西西里

我们开始感受到，这个地区的富饶美丽并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安逸和舒适。第一件让我们很吃惊的事情,就是这里的房子完全没有玻璃窗。毫无例外。自从来到意大利，我们已习惯看到不同 时代不同形态的寺庙残骸，习惯于以这样极端的例子去想象人文事物的脆弱，然而我们还从未在一片荒野中看到过一座如此完整的大型古城遗址。不过西西里的确没有村庄，只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在穿越了长达八至十法里的无人之地以后，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进入了一座拥有两万居民的城市，远处并没有任何大路或喧嚣声向我们预示这座城的存在。这里的工业和物产几乎为零，仿佛一个瘫痪的躯体般奄奄一息。可以给这种特殊现象找到一个理由：西西里的大地主皆为贵族和修道院，这两个阶层并没有改善这种现象的念头，他们早已对自己的既得利益习以为常了。贵族们在巴勒莫或那不勒斯挥金如土，只有寄收据的时候才会想到自己在西西里的产业。有人对我们说，相当多的贵族甚至从没有来看过他们的土地。至于僧侣们，由于其特殊身份，一直以来都是上等人，他们悠然自得地享用自己的那部分收入，也不用费心考虑如何使其增加。而对于普通劳动人民来说，土地几乎没有为他们带来一丁点收益，加之粮食又没有销路，于是他们逐渐离开了乡村。如今只剩下极少数居民勉强耕种着广袤的大地，此情此景与罗马城郊如出一辙。多么奇妙啊，拥有无穷想象力的希腊人，却从未想过改变他们曾采用过的建筑体系。尽管并不确定，但我相信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在艺术领域天资卓越的民族才具有的对美和雄伟的强大信念。总体来说，希腊人，以及罗马人在加工此物方面具有使其雄伟的天赋和技巧，但是他们在艺术创作中却并没有一味求大。他们明智地发现求美比求大困难，而使二者兼具则几乎是不可能的……埃特纳火山周围的土地受到可怕的自然灾难的制约，领主和僧侣们早已对其厌倦了，而普通劳动人民则因此成了土地的主人。如今，田产几乎没有分界，无论多少，人人都能从土地中获得一份利益。这里是西西里唯—— 处归农民所有的地方。然而，如今土地的这种高度分割仍然被很多法国的有识之士认为是一种恶，那么在西西里它能够被看作是一种善和至善吗？可想而知。实际上，我知道在一个阳光明媚、气候适宜耕作、所有阶级都愿致富的国度中，比如英国，土地的高度分割可能会妨碍农业生产，从而影响国家的繁荣。因为对于有能力和有意愿使用土地的人，分割无法实现改良土壤的方针及行动。不过，西西里的情况与之相反。如果为了激发和唤醒处在半麻痹状态的不幸的普通劳动人民（对于他们来说休憩是一种快乐，他们劳作的土地的拥有者—— 上层阶级，沉迷于世袭的慵懒或放荡的生活），我不知道有什么方式比分割土地更加有效的了。因此，如果我是英国国王，我会支持大庄园政策；如果我是西西里领主，我则尽力鼓励小农经济。然而我什么也不是，所以我还是继续写我的日记吧。……终于，这就是西西里岛，我们自言自语。我们旅行的终点，几个月来探寻的对象，现在就完完整整地呈现在我们眼前。现在只消原地转个圈，我们就能迅速地环视全岛，眺望任一处地点。它的边缘远远未及地平线，几乎没什么能逃过我们的眼睛。我们从意大利来，满怀对历史的崇敬，踏过了那些已逝伟人们的遗骸，呼吸了从他们建造的建筑的遗迹中弥漫出的尘埃。但是这座岛屿却呈现出一种不同于前的幻象：所看到和想到的一切都将我们带回到了那些原始时代。我们来到了天真无邪的初民之世，那时人们的心中没有伤古的哀思，没有前途未卜的忐忑。那时，他们满足于当下的幸福，满怀信心度过一生；他们收获未经耕种的土地所赐予之物，并以纯净的心灵接近众神；他们时时见到神迹，或者说原本就生活在众神当中。我坐在沙子上，手托着头，眼望大海，脑袋里翻来覆去地转着那些最悲哀的想法。我看见一艘渔船在海上行驶了很久，它向岸边驶来，船上坐满了高声唱歌的人，让我颇感厌烦。这是一个贫穷的渔民之家，丈夫、女人和孩子，至少三代人聚在船上。所有人都在划船，他们很快就能到岸边了。父亲和几个年纪大的人跳进水里，在沙滩上牵引着船前进。这时，我看见从岸边一个小窝棚里出来一个半裸着的两三岁小娃娃，他手脚并用艰难地向前跑，同时还发出快乐的喊叫。这个孩子立刻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一个下了船的中年妇女走过去时很快发现了他，她把孩子抱起来揽在怀里，一边轻轻抚摸他，一边说了很多我听不懂的话。很快，所有人都围在孩子身边，纷纷对他讲话，他在人们的手中依次传递。男人们把鱼放在他面前，让他摸鱼鳞；孩子们每人送他一些刚刚做好的乡下小玩意儿。他们把一串贝壳项链戴到小娃娃手臂上以后，大人和孩子都高高兴兴地回家去了。毫无疑问，这个小娃娃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有生以来，从未像此刻这般厌恶漂泊，也从未如此刻这般了解故乡在人本能中的真实意义，无论艰难险阻它都会将你从远方带回家园。我想起法国，想起这个词所蕴藏的一切含义。记忆呼啸而来，仿佛扑向我的猎物。我从未像这样不可自拔地陷入对法国的强烈思念，不知道需要献出什么才能立刻回到它的海岸。当我们生活在祖国时，想象不出它有什么好，我们认识了它以后也想象不出那里的生活有什么幸福。但是，倘若你远离家园或者身遭不幸，而后沉湎于记忆时，或许会重新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又或许你什么也发现不了，因为所有记忆中的事物都已不存在了，所以根本谈不上美好。身在异邦，一切都是悲伤的，甚至包括快乐本身。相反，所有你在祖国时无知无觉的事物，所有让你觉得千篇一律、乏善可陈，甚至无聊可憎的事物，在漂泊的旅途中都会重上心头，不再是原先所体会的那样，而是多姿多彩、生机盎然的，所有这些事物只有在此时你才会感到它们充满魅力；它们原先不能让你幸福，此刻却有足够的力量让你陷入凄惨。最近四十年来的经验证明了，提前做好进监狱的准备并非无稽之谈。我记得在我说出这番话以前，自己甚至对那个可怕的地方还产生过一个算得上令人愉快的念头。我想象一个人将自己关进了书斋，应当能够找到简单的方法让时间缓缓流淌。平民生活是那么忙碌，只有进了监狱才能真正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因此，我惊诧于有那么多人，在监狱里待了那么多年，本应写出好多本书了，但是出狱的时候却一事无成。困居斯特龙博利期间，我明白了为何会有这种现象，从而也证明了我的想象是错误的。即便时间成了最大的敌人，我们也丝毫不能用沉溺于他事来与之抗衡。事实上，我想象自己会在监狱中成长，这幅诱人的图景中并没有考量对未来的忧虑，也没有确定当下的期限，尤其没有找到正确的兴趣。人们在说“工作”这个词的时候并未说出它的本意，而是仿佛在说一件工具，像是锹或镐。工作必须具有一个缘由和动机才能进行，而对于朝不保夕的囚徒来说，未来也许过于遥远了。当人们不确定是否能完成那些或许对自己和他人根本没用的事情时，一个好的开始又从何谈起呢？然后，时间会缓缓地将你碾碎；日复一日的单调会让你灰心丧气。总之，开始工作必须凭借一种努力，而这种努力，为何要等一会儿而不是从现在开始，为何要等到明天而不是从今天开始？究竟什么才能促动你？该到何处寻觅激情？无聊，这种深深的无聊感不仅来自闲散，也来自艰难的处境，它让所有才能变得麻木，它让人心低迷，它让想象力灭绝，最终，人们像守财奴一般死在了大笔的财富中间……========================================================两人正值壮年，但是差别却非常大，可以断定他们分别是在海的两岸出生的。在第一个人（安布罗西奥先生）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 种堕落的天性，看到强壮与虚弱、勇敢与胆怯、骄傲与卑 鄙同时出现在他的身上。透过他的眼睛可以看到他心中的 仁慈。他的眼中看似充满了忧愁和不满，但是从他热烈的 目光以及常常展现的机智中，我们又能判断出，倘若他能从忧虑中释放自己，那么喜悦的话语和快乐的冲动对他来说也并不陌生。我怀疑，在某一时刻，上帝创造了善良， 而这个人的面貌便呈现出这种善良之态。但是他似乎已经 忍耐了很长的时间，这种忍耐仿佛一个愤怒的包袱压在他的灵魂之上，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看不到未来有任何解 脱的希望，从而变得更加愤怒。人们看到这个人就会对他形成某种负面的看法，他待在身边的时候这种看法会更持久。在他身上，一个行为、 一次活动、一句低级玩笑，就已经称得上是最严重、最可 憎的堕落了。在第一个人的堕落中，某种人性的高贵依然存在。但这种高贵在第二个人身上却看不到，他的目光同时显示出自负和虚弱。一句话，这是个幼稚的人，一个道德败坏的幼稚的人。两人之间存在一点联系：他们似乎都早已习惯口是心非。但在第一个人身上，这可以说是被奴役的生活所必然结出的苦果；而我们可以认为，在第二个人身上，奸诈则 是达到目的最简单便捷的方法。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却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是同一个王国的臣民，服从同样的法律。我们刚一走近，就听见那不勒斯人（卡尔洛先生） 说：“安布罗西奥先生，这是什么？ ”他用一种嘲讽的口 吻对他的同伴说，“要么是我搞错了，要么就是我们好像快要走上一条压平的路。如果这片广阔的平原并非无人耕种的话，我们几乎可以认定这是在一个文明的地界。”、西西里人没有回答，他又接着说： “您也承认吧，要么像我这样为生活所迫，要么像这些外国人那样着了旅行的魔，只有这两种情况才会让人离开那不勒斯的美妙海岸，跑到你们的荒漠里四处打转。” “卡尔洛先生，"西西里人很不自在地阴沉着脸回答道，“劳驾，我们不要互 相埋汰，你我都是同样的臣民，本性相当，谁都好不到哪儿去。您知道西西里并非一直如此。这是个困苦、悲哀的时代。很久以前，那时候我们一个城市的居民毫无疑问多过现在全岛的居民。那时候西西里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我们的舰队远涉重洋；我们的艺术、想象力和德行教化了周边的邻居；我们土地之肥沃和战士之勇敢名扬世界；在我们幸福的城市中，财富滚滚而来……”说到这里，安布罗西奥先生被那不勒斯人的大笑声打断了。他咬咬自己的嘴唇，不再说话。“是的，狄奥尼修僭主的时代的确不错，”他的伙伴 反驳道， “但为什么要使劲唠叨这些你们已经失去的优势……已经是两三千年前的事了①。你们的乡村曾经是很兴 旺，但如今却荒无人烟；你们的城市曾经高大富庶，但现在却渺小贫穷；你们的舰队曾遍布大海，但此时你们的港口却拥挤不堪；你们的艺术和才情在从前是很光彩夺目， 但眼下，你们却连简单的生活设施都不具备。世界上有哪个地方会比西西里更愚昧无知？而且，你们已经没有战士 了，如果你们能找到足够的人手去耕种田地，就算是撞了大运！ ”听到最后几个字，长时间压在西西里人胸中的块垒终于爆裂了。 “太过分了，”他叫道， “给我们带来这些灾难，还要当着我们的面为自己的恶行恶果自吹自擂。我们承受着难以置信的灾祸，该怨谁？谁应该对一个民族的整体覆灭和不断堕落负责？如果不是你们，那么到底是谁？今天是您来到这里拿我们的覆灭取乐，在你们制造的荒漠中玩笑，还要侮辱你们带来的贫困！你们仗着自己的势力统治了西西里，但征服它的却不是你们，而是征服你们的人。我们与你们的帝国签订了条约，却不曾见到你们的人—— 我不想说是同胞。你们本应时常出现，但是我们却只见到一些地主在我们的土地上搜刮并扩充他们的财产。 如果没有我们的事例，怎么能够想象得出，多年以来，有人对一个民族采用了一套对君主和臣民来说均糟糕至极的压迫体制，直至最后臣民变得对君主毫无用处，而君主对臣民……”“你们自己难道不是一些更加残忍的压迫者吗？ "那不勒斯人立即接上话头反驳道， “承认僭主制存在的同 时，在它的权柄之下难道还能找到更卑劣的机制吗？向你们提供了公共职能的那不勒斯人更卑劣吗？不，我们在这里只看到西西里人，只有西西里人在那不勒斯的桎梏下劳作并为之祈福，希望轮到它来顺顺当当地统治不幸的西西里。占据你们的法院并引领社会公正的还是西西里人……“如果我们想你们堕落的话，那么你们的确满足了我们的愿望……“你们的贵族阶级已经优于其主宰者！我想它有理由为自己冠绝全欧洲的放荡不羁而自豪……”“我们的贵族，”西西里人回击道， “他们已经不是西西里人了。早在你们最后一次染指西西里以前，就已经夺走了他们对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并将其注意力全部引 向了那不勒斯。在那不勒斯，你们让这些人损耗了自身精力，也丢掉了民族气节。他们沉浸在欢愉幸福之中，只图虚名，再无心力去争取荣耀和勇气……”安布罗西奥先生说话时，那不勒斯人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很明显，两人之间的唇枪舌剑让他无法再保持开始时的轻松惬意。西西里人说到最后一句时，卡尔洛先生无比 蛮横、轻蔑且迫不及待地看了他一眼。他打断了对方的话。“那好吧！”他冷笑着大声说， “既然我们的枷锁对你们来说如此沉重，那为什么还不打破它呢？为什么在你们的乡村，警钟还没有敲响？你们还在等什么呢？团结起来，前进吧！然而，这并不会发生：你们从未觉得压迫深重，忍无可忍，你们的子子孙孙都会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如果你们始终下不了决心扯旗造反，那么那不勒斯要摧毁你们的这种软弱该有多么轻而易举啊！翻翻你们的老黄历……还记得1820年吗？那时你们的军舰，你们的战士在哪里？你们的年轻人不愿从军，现在我们在军队中 看不到有西西里人……”“是的，”安布罗西奥先生不自在地轻声答道， “这一切毫无疑问，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但是我们并非生来就被奴役，我们的历史能够证明。而且没有哪个 民族遭遇过如此糟糕的压迫者。自由的种子正在我们中间酝酿，我们还没有卑微到既不想报仇也不想过好日子的地步。我们民族气节中的能量一点都没有减弱，它就蕴藏在所有人的灵魂之中，只有它能让我们去除自身的卑鄙，寻 回古代的美德。我们一点也不掩饰，在你们眼中这一切毫无疑问，但是我们并没有不加抗争就逃避了事。年轻人更喜欢耕种父辈的土地而不是加入你们的军队，这有什么不好吗？这股已经被压迫者扭曲的力量隐藏起来了，只有不断地施加暴行能让它重见天日。而你们，在拒绝给我们正义的同时，在用正义向我们换取财富的同时，已经让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暴行等同于一种权利。”“在即将到来的时代，也许欧洲的政治利益会重新分配，国王们不再觉得非得彼此支持不可。有一天，法国或者英国会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我们也会向他们求援。我们会让你们满意的，那不勒斯人！……不过那时，你们会 发现我们不再是各顾各的了……”当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两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在卡尔洛先生的目光中，之前的放肆不见了。他走到路的另 一边，靠近西西里人，用温和的语气对他小声说了几句。 在这方面，两人出人意料地达成了一致。然而过了一会儿，西西里人发现这番大胆的言论对他的同伴起了作用，自己却害怕起来。我们看见他勉强笑了一下，然后找了点别的笑话说起来。就这样，两个曾经互有敌意、彼此对立的人终于找到了一种共通的情感：恐惧……人们也许会奇怪，我们居然能坚持用同一种方式生活这么长时间，不停地行动，很少睡觉，而且从来没有真正休息过。对此现象，我只能这样解释：我们想这样做。这种“想”，其方式与一般人想要邻人的财富不同，它必须坚定不移。的确，我们颇费了一番心血和力气，而目标却与我们的努力并不相称。但即便它微不足道，我们也会朝着这个目标前进，哪怕它根本不存在，哪怕我们根本无法抵达。就这样结束这篇游记吧，我只向上帝祈求一种恩赐：请让我有机会再次以这种方式做一件值得我不辞辛苦去做的事。

1831-1832美国与下加拿大

亲身体验以后，纽约已经不再像他们一开始以为得那么美了，他们在笔记中也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和失望。这座大都市是那么单调乏味，市中心连个钟楼都没有，到处都像无边无际的村庄。两位旅行家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也是惊奇不已，比如他们的餐桌上居然没有葡萄酒，以及 “美国人一顿饭居然能吃那么多”！在他看来，“宗教是道德的表现，是观念的准绳，它能让人恪守自己的灵魂”。最后，他还非常失望地发现，在美国这样一个人种混杂的国际化社会，人们居然都有着同样的兴趣，想 的都是用劳动来获取利益。因此，他觉得美国人对政治必然不会有什么热情，对公共事务也不会太关心。然而， 1831年7月4日，他去奥尔巴尼（Albany）参加独立日庆典时，却惊异地发现了美国民众的公民精神和爱国热情。 这让他满怀敬意，对美国社会的看法也彻底改变了。国式的苦役很难被移植到仁慈的法国监狱中，而美国的单人牢房则值得借鉴，它 可以让犯人彼此隔离，在孤独与宁静中反省自身，从而不至于使监狱变成一所犯罪学校。此地在他们面前展现的是一幅阴暗的画面：各的移民在此艰难度日，远处还有印第安人偷偷监视着他们。早在布法罗时，他们就第一次遇见了印第安人，两朋友失望地发现这些人完全不符合他们对初民的浪漫想象。他们原以为“人的天性会在一些人身上留下高贵的品德，从而产生自由的精神”，而这些印第安人既放纵又堕落，简直就是穿戴着羽毛和贝壳的欧洲人，在与文明的遭遇中丢失了自身的尊贵。不过，这种糟糕的印象很快就改变了，他们在其他一些印第安人身上看到了善意，看到了浪漫主义小说《阿达拉》(Ata/a)中描写的健美体态。托克维尔在印第安人的智慧和节制中发现的不仅仅是高贵、独立的精神，还有坚强的忍耐力。他认为这些“旧大陆”(Ancien Monde ) 的人们所具有的品格非常像欧洲“旧制 度” (Ancien Regime)下贵族的品格。这两个世界注定 要消亡了吗？托克维尔思考着这个问题，并对美国人以及印第安部落的风俗产生了实际的兴趣。在他看来， “旧大陆”的人虽然高贵，但面对普遍冷漠的文明世界，他们注定将走向灭亡。1831年秋季，托克维尔和居斯塔夫•德 •博蒙再次从纽约出发，开始了前往美国西部和南部的长途旅行。他们一方面是为了参观新奥尔良和华盛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感受美国南北方在习俗和民主制度上的差异。他还想审视一下奴隶制度的罪恶。在他看来，这种制度在美国实行是会出乱子的。10月12日，他们首先来到费城，受到了上流社会的热情接待。在与这些正直无私的精英们的交往中，托克维尔发现宾夕法尼亚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非常严重。很显然，美国南部 的氛围要比北部轻松得多。他将这归结为气候的差异，整个社会的风貌似乎都随着纬度的变化而改变了。奴隶制也是改变社会效率的一大原因。在他看来，奴隶制不仅压榨 奴隶，也将奴隶主们做事情的动力带走了。因此，在俄亥 俄州，那里的社会是“工业的、充满活力的”，在那里“劳 动是一种光荣”，而且那里“没有奴隶”。但与之相邻的南部的肯塔基州，“事业心一下子就没有了”，“劳动不仅是痛苦，更是羞耻”，那里会产生一个贵族阶层，对于他们来说 “比钱重要的东西很多”。于是，托克维尔判断，南方终究会被北方统治。美国值得法国仿效的是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一切现代社会的必然趋势。身份的平等不仅“会对社会运行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会改变政府和政治的风气。直到现在，我所见到的东西都不能让我兴奋，因为与其说这是人的意愿，不如说是事物的本质。我眼前的这幅 景象不可谓不宏大。人们从来没有活得如此快乐，如此强大。在这里，人的自由发挥出了它全部的威力，并从绝对有用且无害的事业中获取养分。不可否认，这里会有一些狂热的东西流入工业，流入人的精神。但直到现在，这种热度似乎只是让力量变得更强，却并未改变人的理智。无论人 们怎样开发，大自然的物产似乎永远取之不尽，将来要做事似乎只需按照现行的方式继续下去就行了。独立战争时期，纽约有20 000居民，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00000, 而且每年，这座城市的规模都有很大的发展。有人肯定地对我们说，密西西比州蛮荒之地的人口增长速度更快。所有人都对我们讲，他们找到了美国最富饶的土地，而这些人的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没有穷尽。在这场不可思议的物质运动中，政治上的动荡在我看来很是无关紧要，它只停留在表面，根本不会对大众造成深度影响。有人确定地对我们说，人们很难接受那些会干涉私人事务的公共部门。事实是这里的社会独自运转着，而且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在我看来，此地的政府十分之轻松惬意。S先生是纽约的一个小律师，住在新新，他对我说： “我不认为一个共和国可以没有道德，我也不认为一个民族可以在拥有道德的同时舍弃宗教。因此，我认为坚持宗 教精神是我们最重大的政治利益之一。”

纽约，1831年6月7日

与美国前驻法国和英国公使加勒廷先生 ( M. Gallatin) 谈话。他告诉我美国并没有村庄，也就是说没有庄稼汉们聚集的地方。地主靠他们的房产为生，而房子全都分散在乡间。因为乡村人口由商人、工匠和律师组成，所以村庄更 应该被称为城市。问：我提一下最后一种职业，律师。你们这里律师应 该非常多喽？答：我想，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多得多。问：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有什么特点？答：这两者互为因果。律师占据着社会上层；他们的影响力非常大。与欧洲律师焦虑、好动的特点不同，这些人更加稳定。如果没有这些律师，我们的民法早就被修订了，而他们由于要从民法的晦涩和弊端中获取利益，因此自然就成了捍卫者。问：他们在国家议会中的地位重要吗？答：他们是这些议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但我们注意到这个国家最杰出的演说家，尤其最伟大的人都不是律师。问：你们法官的地位、社会阶层和特点又如何呢？答：法官全部在律师团体中选出，除了掌控庭审纲纪 ，他们与律师地位平等。我们的法官极受尊敬，由于只 受到公共舆论的支持，法官必须不懈努力，才能维系这种支持。法官的公正是毋庸置疑的。法官总是受到律师团体的支持，我将他们看作是我们民主体制不规则变动的调节器，是他们在掌控民主机器的平衡。要知道，法官可以拒绝执行违反宪法的法律，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算是一种政 治权力...问：有人向我保证，这个国家民风淳朴，是这样吗？答：夫妻间让人钦佩地保持着忠诚，但人们在婚前并不总是恪守贞洁。在我们的乡间（城市并非如此），年轻人在两性关系上过于自由经常会惹出麻烦。我们周边的野蛮民族更是不注重婚前的贞洁，他们不认为那是一种道德义务。

多合一

探寻这个民族的特点，对我来说似乎是一件颇为急切 的特殊任务。美国人身上充斥着发家致富的欲望，这是他们生命中唯一的热情。他们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留恋， 也没有经久流传的风俗，同时不遵守常规。他们每天关注 的就是财富变化。哪怕未来根本毫无希望，他们也不会惧怕，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创造出新的财富。 于是，他们就像在一场庞大的事业博彩游戏中买了彩票， 赢是肯定的，只是多少而已。有一个我们经常与之聊天的人，已经在十个州试过运气。他做过商人、律师、医生、牧师，住过二十个不同的地方，哪里都留不住他。总而言之，这里的人没有习俗，他们眼前的一切不允许他们有习俗：很多人来自欧洲，并把他们的习俗带到了这里；而在这个国家生活久了的人已经把不同的习俗保留了下来。因此，美利坚的风俗还没有形成。每个人都选择适合他的团体，同时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怎么会不这样呢？这里的法律不停地变，法官会改换，行政系统会变，自然甚至改 变得比人还快。事物的一般秩序居然也会颠倒，只有变化 本身不变，人也不变……一个人可以用他的名字命名一片在他之前无人走过的荒野，可以看着森林的第一棵树被推倒，在荒僻孤独中建起庄园主的房子，然后周围再建起一个村庄，直至如今成为一个庞大的城市。在一生的短暂光阴里，他目睹了一切改变。他年轻时居住在即将消亡的民族中间；他活着的时候，河流改道甚或缩短，气候变得他再也不认识，而这一切只是他无尽事业中的第一步而已。在这里，不管时光的流逝如何迅猛，想象力总是走在它的前面。没有足够大的画布供想象涂抹，它已经占领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是一 场理智的运动，只有三个世纪前新大陆的发现才能与之相提并论。而实际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又一次被发现了。这样的想法并非只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才会产生，工匠、投机 商人、农民、市民都这么想。它融入了一切目的之中，一 切感知里也有它的存在；它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也可以感觉得到。美国人生于另一片天空下，活在永远运动着的图景中，裹挟一切的洪流带着他们滚滚向前，他们根本没有停留的时间。他们习惯的只有改变，最终以为人生来便是如此。他们从中感受到欲望；而且，他们钟情于欲望， 因为他们觉得不安定似乎只会给他们带来奇迹，而不是难……不难看出，如今被新生树木占领的岛中央，曾经被一双勤劳的手开垦过。此处没有树木残骸上伸展的老树，完 全相反，这里显得很新。附近的树木在被舍弃的田野中央 生出了新枝，流亡者从前收获庄稼的地方如今已是杂草丛生，荆棘和寄生植物又卷土重来。每走几步我们就能发现篱笆的痕迹或者田野的标记。树的枝叶和荆棘丛让废弃的 房屋遗址很难被察觉，我们花了一个小时在它们中间徒劳地寻觅着。渔夫的妻子向我们描述过的那个田园，草坪、 花圃、果实，这些由一种创造性的温柔带到荒野中间的文明的产物，已经全部随居住其间的生命一同消失了。正当我们想放弃寻找的时候，一棵衰老得奄奄一息的苹果树进入我们的视线，它让我们开始找到了正确的路。在它的附近，有一株植物，我们开始误以为是爬在最高的树木上的藤蔓，它缠绕着修长的树干，像一个树叶编成的环悬挂在细枝条上。仔细辨认之后，我们认出了那是一条葡萄藤。由此可以确认，四十年前两位不幸的同胞就是选择了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作为他们最后的家。掘开盖住地面的厚厚叶床，我们勉强能发现几段腐烂的残留物，要不了多久， 它们就会彻底消失。至于那位甘愿舍弃文明世界的快乐生活，选择在新大陆的荒岛上了此一生的女人的遗体，我们再也无法找到半点蛛丝马迹。流亡者把这件属于他的珍宝 留在旷野中了吗？或者相反，他将她带去了自己生命终结的地方？没有人能回答我们。读到这些文字，也许有人想象不出它描绘的是怎样的情感，以为都是些夸大妄想之词。对此我只能说我们的心 中充满感动，并激荡着忧虑和希望。是一种宗教的情感鼓 舞着我们潜心寻找那两个人留下的痕迹。他们的姓名、家 族和生平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唯一能知道的只有他们曾经在这里痛并快乐着，这是所有人都感兴趣的，因为这是所 有人心中的信条。这里有人类社会所制造的不幸。他的同胞拒斥他、驱逐他，逼迫他舍弃社会关系远遁荒野。只有一个人与他形影不离，在孤独中相随，抚平他灵魂的伤口，并以最透彻的内心情感取代世间的快乐。就这样，他与命运达成了和 解。他忘记了革命、党派、城市，也忘记了他的阶级和家庭，他心中的块垒终于平复。然而，他的妻子死去了，死亡袭击了她却放过了他。不幸的人！他会变成什么样？会独自留在荒野中吗？还是回到那个早已将他遗忘的社会？ 他不再习惯孤独，也不再习惯人世。他不知是该活在人群中，抑或孑然自处。他不是野蛮人，也不是文明人，他只是美国森林中的一棵枯树。风把他连根拔起，却无力将他摧毁。他仍然活着，但已然死去。问：在美国，您认为是什么促成了宗教间的宽容？答：主要是由于教派间极度分立。如果只有两种宗教 相互对立，势必拼个你死我活，但如果没有一方能占据多 数，那么所有宗教就都需要宽容。另外，我国有一种共识，我也赞成这种观点，即无论什么宗教，都是社会人所必需的。人越自由，就越需要宗教。我听说在法国，有人企图抛弃整个现行宗教。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即便你们拥有自由的精神，法国的自由制度也是难以巩固的，你们只能指望下一代人了。问：在您看来，让宗教重获其最初权威的最好方法是 什么呢？答：我认为新教比天主教更加适合自由思想。然而，如果教士与世俗权势完全分离的话，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流 逝，他们会重新获取其天生就有的知识和道德上的权威。我想，有利于教士的最好且唯一的方式，就是不对其怀有敌意，同时假装在忽略他们。这样，你们慢慢就会将教育公众的任务交给教士，久而久之，青年们的精神面貌也将改变。庭审结束后，他走到我面前，直截了当地说： “我兄弟（指被告）从前侮辱过你？ " 我回答说，在被告犯罪前，我并不认识他。 “我懂了，” “红夹克”又说道，“被杀的那个白人是你的兄弟，你要为他报仇。”我只得说他弄错了，并告诉他我的工作职责。仔细听我说完后， “红夹克”问是不是我们的长老付钱让我做这些事的。我跟他解释其中的原委，他以一种无法言表的愤怒吼道： “什么？我兄弟从来没伤害过你，但你不仅要杀他，而且事先就拿他的命去换钱了！”白人对我们说，他们相信一本由神灵传给他们的书，但我们认为，白人部落中的每一个都对这本书作了不同的解释。你讲给我兄弟们听的也可能是错的吧？ ”传教士不得不承认这个印第安人所讲的有些是正确的，于是 “红夹克”又谦虚地说道： “神灵用心地将万物的知识写成了一本书，并将之传给白人。但如果白人还没把握看懂它，我的兄弟们只是些可怜的野蛮人，他们又怎能弄明白呢？”传教士尽力解释说，基督徒们只在几点问题上有争议，对其余部分还是意见一致的。“红夹克”等他说完后，便给他们的谈话作了总结： “要理解这些东西对于红种人来说太难了，不过，神父你可以去向我们的邻居白种人重说一遍。如果布道能让这些白种人停止终曰抢夺我们的土地和牲口，那么神父你可以再回到这里，我们将洗耳恭听。”来到美国，最能激起我们好奇心的事情就是走遍欧洲文明的边界。而且，如果时间允许，我们还要寻访一些印第安部落，因为它们宁愿逃到最荒僻的孤独中去，也不愿屈身于白人所谓的社会生活的愉悦当中。如今要见到这样的荒野却困难得超乎人们的想象。从纽约出发后，我们一路向西北前进，然而此行的目标似乎总在我们面前溜走。我们经过了一些印第安人的历史名胜，见到了一些由他们命名的山谷，还穿过了一些与印第安部落同名的河流，但是在每一处，野蛮人的茅屋都换成了文明人的住宅，树林纷纷倒下，荒野焕发出生机。人对一切都习以为常，习惯战死沙场，也习惯死于疾病，习惯杀戮，也习惯苟活。他们对所有这些场面都能适应。一个古老的民族，美洲大陆最初且合法的主人，每天像阳光下的积雪一样融化，越来越快地从地面上消失。在同一片土地上，另一个人种取代了他们，并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崛起。因为这些人，森林倒下了，沼泽干涸了。汪洋般的湖泊和大河徒劳地阻挡着他们胜利的步伐。荒野变成了乡村，乡村变成了城市，每天见证这些奇迹的美国人对眼前的一切毫不吃惊。难以置信的破坏和更加难以置信的发展，在他们看来只不过是世界上发生的寻常事件。他们适应这一切，犹如适应大自然永恒的秩序。触动我们的第一件事是，那天，大批印第安人聚集在布法罗接受美利坚合众国付给他们的土地转让费。在见到这些印第安人以前，我相信自己从未感受过如此彻底的失望。我满脑子都是夏多布里昂先生和库柏先生的回忆录，原以为在这些美洲土著中能够看到一些野蛮人，大自然会在这些人的身上刻画出自由精神所带来的高贵品德。我还以为在他们中能遇见一些被狩猎和战争锻炼出美好身形的人，即便裸体，他们的美也不会有丝毫损失。所以可以想象我看到下述景象时有多么的吃惊。那天我看到的印第安人身材矮小，可以目测其衣装下面的四肢多么纤细；他们的皮肤并非如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是紫铜色的，而是深青铜色的，乍一看就像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他们乌亮的头发单调僵直地垂在脖颈和肩头；他们的嘴通常都很大，表情难看且凶恶。他们的体貌特征显示出被文明长期过分善待后造成的深深的堕落。有人会说这些人就是我们欧洲大城市里最卑劣的贱民，而事实上他们仍旧是野蛮人。从我们这里沾染的坏习气与他们自身的野蛮粗鲁混在一起，让这些人愈发可恶百倍。这些印第安人没带武器，穿着欧洲人的衣服，但穿着方式却与我们不同。看得出他们并不懂得如何穿，就像是被捆在衣服的褶皱里。除了欧洲饰品，他们还佩戴了一些野蛮人的奢侈品，羽毛、巨大的耳环，以及贝壳项链。这些人行动迅速而混乱，他们的声音尖利且不和谐，他们的目光不安又野蛮。乍一看，人们不禁会以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森林里的野兽。他们被教化成人形，但依然是不折不扣的野兽。然而，这些弱小又堕落的人却属于一个美洲旧大陆最为著名的部落。说起来真是可怜，我们面前的这些人是著名的易洛魁联盟最后的遗民，他们的智慧曾经与武勇一样有名，并曾在欧洲两个最伟大的民族之间掌握平衡。那天晚上我们出了城。刚离开最后的人家不远，我们就看见一个印第安人睡在路边。这是个年轻人，他一动不动，我们以为他死了。然而，从他的胸膛中发出的几声微弱呻吟说明他还活着，而且因为喝了高度酒，正在与危险的醉意搏斗着。太阳已经下山了，地上变得越来越潮湿，一切都预示着这个不幸的人除非得到救助，否则将在那里咽下最后一口气。这时，城里的印第安人正在离开布法罗，返回他们的村庄。不时有一队队人从我们旁边经过，他们走上前来，粗鲁地翻过他们这位同胞的身体，想看看是谁，然后又继续赶路，毫不理会我们的注视。这些人大部分都醉了。最后有个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来了，她先是关切地走上前来，我们以为这是那个将死之人的妻子或姐妹。然后她仔细端详着他，大声叫着他的名字，摸摸他的心口，确认他还活着，又想办法让他从昏睡中醒来。但是她的努力全都白费了，我们看见她对面前这个躺倒不动的人发了火，用手打他的头，捏他的脸，还用脚踩他。在肆意做出这些凶猛动作的时候，她还发出一些模糊而野蛮的吼叫。直到如今，我的耳边似乎仍然回响着那些叫声。最后，我们认为应当介入，便果断地叫她走开。她听从了，但在离去时，我们听见了几声粗鲁的大笑。回城以后，我们和几个人说起了那个年轻的印第安人。我们说到他所面临的险境，甚至要为他付住旅馆的钱。但这一切都没用，我们没法让任何人来关心这件事。有些人对我们说：这些人习惯喝得烂醉如泥，然后睡在地上，他们死不了；另一些人则承认那个印第安人有可能会死，但我们在他们的话里还听出了隐藏的意思—— 印第安人的一条命算什么呢？这就是他们内心深处的想法。在这个如此珍惜美德和仁慈的社会里面，当关系到美洲土著居民的时候，我们却看见了一种彻底的冷漠，一种无情的冷血的自私。美利坚合众国的居民并不像墨西哥的西班牙人那样大张旗鼓地去捕杀印第安人，但这里也和其他所有地方一样，有一种无情的本能在驱动着欧洲人。旅途中，有多少次我们本应该在晚上遇见诚实的市民，他们平静地坐在壁炉旁的角落里对我们讲：印第安人的数量每天都在减少！但这并不是由于我们经常和他们打仗，而是因为我们低价卖给他们酒。多年来，酒比我们的武器夺走了更多印第安人的生命。这里的世界属于我们，他们补充说。上帝拒绝赋予这里的原住民开化的能力，因此已经决定了他们将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是那些懂得利用其资源的人。美国人对自己的推论很满意，然后他们去教堂，在那里听一位宣讲福音书的牧师告诉他们人人皆兄弟，上帝按照同一个模子造出了所有的人，并给了他们相互救助的义务。7月19日上午10点，我们登上了前往底特律的俄亥俄号蒸汽船。一股超强的风从西北方向吹来，把伊利湖变成了汪洋一片，无边的地平线在右边伸展；在左边，我们与湖的南岸很近，经常能听见岸上的声音。南岸极其平整，而且和我在欧洲所见过的都不一样，与海岸也不相像。广袤的森林将湖岸遮蔽起来，绕着湖形成了一条茂密且几乎没有中断的植物带。不过，大地有时还是会突然生出另一番面貌。在一片树林的拐角处，我们看见了一座钟楼优雅的尖顶、一些白净光鲜的房屋和商店，但仅仅几步之遥，原始森林又以不可阻挡的气势重新掌管了它的帝国，树叶又一次在湖水上倒映出来。走遍了全美国的人将在这幅图景中找到一个美国社会的明显象征。这里的一切都对比强烈，且出乎意料。文明的尽头与荒废的自然无处不在，几乎就是面对着面，这在法国是无法想象的。在我这个旅行者的幻觉中（我相信谁都有自己的幻觉），我设想出的则完全是另一种东西。我注意到在欧洲，一个省或一个城市位置偏僻与否、富裕还是贫穷、狭小还是广阔，都会对所有居民的思想、风气，乃至文明造成巨大的影响，并且常常会在同一片土地的不同部分之间营造出几个世纪的差别。你在纽约街头辞别的人，在西部荒野中又会重逢，同样的衣着，同样的气质，同样的语言，同样的习惯，同样的趣味。没有乡土，没有天真，没有荒野的感觉，甚至没有与我们的乡村相似的东西。这种单一状态很容易理解：最古老的地区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都拥有高度的文明。在那里，教育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那里，平等精神以同样的形式扩展到了生活的内在习惯中。然而，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每年移居到荒野中的恰恰也是这些人。在欧洲，每个人从生到死都在同一片土地上。在美国，任何地方都不存在这样的人——他们长期生活在荒野中并在那里繁衍生息，不为人知，一切全凭自己的努力。居住在荒僻之地的人们也只是刚刚到达，他们带去了文明的风俗、观念和需求。他们只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会过野蛮人的生活，由此产生了最奇特的反差。人们直接从荒野来到城市的街道，从最野蛮的场景进入文明生活最宜人的画面。如果突如其来的黑夜没能迫使你在树下露宿，那么你很有可能来到一个村庄，那里从法国时装到通俗漫画，应有尽有。纽约商人能有的商品在布法罗和底特律都有，里昂的工厂为他们生产时一视同仁。你离开大路，深入一些崎岖的小道，最后会看到一片开垦过的农田，以及一间用半方形树干搭起来的小木屋。在那里，光线只能透过一扇狭窄的窗户照射进来。你以为你终于来到了美国农民的住处，但你错了。走进这个看似贫民收容所的木屋，此地主人却穿着和你一样的衣服，说着城市里的语言。他简陋的桌子上放着书籍和报纸，他本人则迫切地拉住你细细打听在古老的欧洲所发生的事情，并向你询问他的国家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还会在纸上为你画一张出征比利时的地图，然后郑重其事地对你说为了法国的繁荣还需要做些什么。人们会以为看到了一位由于约人打猎而来此小住几夜的有钱人，但实际上，这座小木屋对美国人来说也只是个临时住处，一个受环境所迫的权宜之计。当四周的田地获得丰收，这个新地主有闲暇去享受生活时，一座更宽敞也更能满足他的房子就会取代这座小木屋，他将在那里养育很多孩子，而他的孩子们有一天也会在荒野中建造一个住所。在右边的河岸之上，一个穿军装的苏格兰士兵走上了岗哨，他身上的军装曾因滑铁卢战场而名声大振，他的衣服和武器在阳光下熠熠生辉。而左边却像在为我们提供对照。两个赤身裸体的印度人，身上花花绿绿，鼻子上穿着环，在同一时刻来到了河对岸。他们登上一条用布做帆的树皮独木舟，让这条脆弱的小船任凭风力和水流的驱使，像一杆标枪径直向我们的大船冲来，有一会儿还围着它绕圈，然后他们平静地来到英国士兵附近捕鱼。那个士兵一直闪闪发光，一动不动，仿佛作为欧洲军队和灿烂文明的代表置身于此。在潮湿的树林里露营，这些对于美国人来说毫不费力，只要能挣到美元就行。但如果有人做同样的事只是出于好奇，美国人便搞不懂了。荒野里的居民只欣赏人类的杰作，他会很乐意带您去参观一条路、一座桥、一个漂亮的村庄。但如果有人赞赏大树和美妙的孤独，对他而言是绝对无法理解的。因此要找到一个理解我们的人是无比艰难的。 “你们想看森林，”旅店老板微笑着对我们说， “一直走，你们就会找到满意的地方了。它们就在那些新建的道路和开辟得很好的小路附近。至于印第安人，你们在我们的公共场所及道路上就能看到很多，没必要为这个跑太远。这里的印第安人已经开始变得文明，看起来不那么野蛮了。”我们立刻意识到直接问他们不可能得到真相，得耍点手段。第二天，7月23日，我们赶紧租了两匹马。由于打算用个十来天，我们想先把钱付给马主人，但他拒不接受，说我们回来再付也不迟，他一点也不担心。密歇根湖沿岸尽是湖泊和荒野。他把我们带到一个由他看门的驯马场之类的地方。买了一个指南针和一些弹药后，我们扛着枪出发了，心情轻松，对未来毫不担心，就像两个离开学校回老家度假的学生。如果我们只是想看些森林，底特律的旅店老板说得没错，的确没必要走太远。因为离城一英里，道路就义无反顾地扎进了森林，它所经过的土地非常平坦，但常有沼泽。我们不时会在路上看到新开垦的土地。不管是在密歇根腹地还是在纽约边缘，这些定居点都极其类同，因此我会尽力一次把它们都描述清楚。拓荒者为了能在茂密的森林里找回牲畜而在它们的脖子上挂了铃铛，铃声老远就宣告了附近有开垦地。不久，就能听到砍伐树木的斧声的回响，而且随着逐渐走近，一些被破坏的痕迹就更加清晰地显示出人类的存在。截断的树枝盖住了路，被火烧了一半或是被铁器切了一半的树干依然挺立在道旁。继续向前走，在一片树林中，所有的树都像是遭到了死神的突袭。虽是仲夏，可它们干枯的树枝却显示出一派冬日的景象。上前检查，才发现有人在树皮上深深地划了一圈，阻断了树液循环，杀死了它们。事实上这通常是种植者一开始做的事情。第一年，他不可能砍掉自己新土地上所有的树，因此他在地面上撒下玉米种子，让大树死掉，不让树遮住农作物的阳光。这片田只是半成品，是文明踏入荒野的第一步。在田野后面，是田主人的小木屋。木屋通常位于一块耕种得最为仔细的土地中央，但在那里，人类依然对自然发起了不公平的斗争。那里的树被砍掉，不过并未连根拔除，树干仍占据并阻塞着那块它们曾遮蔽的土地。在这些干枯的残骸四周，小麦、橡树的根薨、其他各种作物，以及自然长出的杂草，乱七八糟地生长在一块尚未被完全驯服的、仍处于半野蛮状态的土地上。种植者的房屋，或者这个地区人们所说的“原木屋”，就坐落在各式各样生机勃勃的植物中间。住房连同它周围的田地显然是一件匆忙的新作品。小屋很少超过30英尺长，20英尺宽，15英尺高。它的墙壁和屋顶由不方正的树干构成。为了避寒遮雨，人们在树干间填了一些苔葬和土。旅行者越是靠近，眼前的景象就愈发生动。正在周围碎木中打滚的孩子们听见脚步声，急忙站起来跑进父亲的小屋，似乎因为看见陌生人而受到了惊吓。此时两只半野生的大狗竖着耳朵、伸长鼻子从木屋里跑出来，低声嗥叫着掩护它们年轻的主人撤退。与此同时，拓荒者本人出现在门前。他仔细打量了来人，既没有表现出好奇，也没有表现得不安。随后他带着两只狗回到屋子里。走到原木屋门前，我们两个欧洲人忍不住用惊异的目光环顾眼前的景象。这种小屋一般只有一扇窗，有时上面会挂一条纱布窗帘。在这些必需品经常短缺的地方，多余的东西倒是挺常见。在夯实的地面上，火炉僻里啪啦燃烧着树脂，火光比日光更能照亮屋内。在这个简陋的火炉上面，有一些战利品或是猎物：一把长柄膛线卡宾枪、一张黄鹿皮、一些鹰的羽毛。烟囱右边摊着一张美国地图，从墙缝里吹进来的风让它不停地起起伏伏。地图附近一个用歪歪扭扭的木板做成的孤零零的架子上，摆着几卷不成套的书：一本封面和边缘已被两代人的虔诚磨破的圣经、一本祈祷书，还有一本弥尔顿诗集或一部莎士比亚悲剧。沿墙摆着几张粗糙的椅子。主人的劳动成果则是代替衣橱的箱子、一些农具和几种作物样品。在房子中间立着一张跛腿的桌子，桌脚上满是树叶，仿佛它们是从下面的土里长出来的。全家人每天就聚在这里吃饭。还能看见一把英格兰陶瓷茶壶、一些通常是木制的勺子、几个有缺口的茶杯和一些报纸。屋主人的外貌与这个为他提供庇护的地方一样引人注目：肌肉棱角分明，四肢修长，让人一下就能认出这是个来自英格兰的新居民。此人并非生于他所居住的荒野，仅从他的体格就能看出。他早年在一个知性和理智的社会中度过，之后自愿投身到自己似乎并不适应的荒野劳作之中。然而，如果说他的体力看上去跟不上他所从事的劳动，那么他那因操持生活而留下皱纹的脸上却饱含着精明强干的、冷静的、坚韧的表情，第一眼就给人深刻的印象。他的步伐缓慢而小心，言辞审慎，面容严肃。是习惯，更多的是骄傲赋予了他一张坚韧刚毅的脸。是的，这个拓荒者蔑视那些最为激荡人心的东西，他的幸福、他的生活从不听凭运气或者一个女人的摆布。为了致富，他不惧远行、孤独和荒野生活无尽的苦难。他睡在光秃秃的地上，只身面对森林里的热病和印第安人的战斧。一日奋起，积年不辍，或许再拼20年，他也无怨无悔。那么，一个能够做出如此牺牲的人会是冷漠无情的吗？相反，人们不该在他身上看到一种炽热、顽强、一往无前的激情吗？一心要创造财富的移民最终创造了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对家庭的情感已经化为一种广义上的逐利，妻儿或许在他看来只是自己身上可去除的一部分。因为和同类人很少联系，他已经学会了享受孤独。当你出现在他的门前时，他会上前与你见面，习惯性地伸出手。但他的脸上既看不出欢迎也看不出高兴，你不提问，他就不会开口说话。他想满足的只有头脑，而非心灵，一旦从你那里了解了想要的信息，他又会归于沉默。你会以为见到了一个被俗世的喧闹和纷扰弄得疲惫不堪的夜归之人。你提问时，他会聪明地给你一些你所缺乏的信息；你住在他家时，他甚至会为你提供所需，以及保障你的安全。但他的所有举动都透着生硬和刻板，你会从中看到他对你的努力无动于衷，以至于你觉得自己的感激之情也被冰冻住了。然而，拓荒者是在以他的方式招待客人，但他的待客之道丝毫不能打动你，因为他自己这么做就像是在服从荒野中一条让人痛苦的义务：他将它看成是其处境强加于他的一项责任，而非快乐。这个无名之人代表着一个新大陆未来的群体：他们不安分、理智、爱冒险，他们冷静地做着只有怀着炙热激情才能做的事情。征服者的民族屈身于野蛮人的生活，却从不去体会它的魅力，他们只爱其中能让他们发家致富的东西—— 文明和知识。他们用一把斧头和一叠报纸，将自己深锁在美洲大地的孤独之中。这个无与伦比的民族与所有伟大的民族一样，只专注于一种思想，朝着自己劳作的唯一目的—— 获取财富—— 前进，带着一种人们称之为“英雄主义”的坚韧和对生命的蔑视—— 如果说“英雄主义”指的是德行努力以外的东西的话。这是河流与湖泊皆无法阻挡的流浪民族。森林在它面前倒下，草原被绿荫覆盖，而且到达太平洋之后它将会回头，去扰乱并破坏其身后建起的社会。谈到拓荒者，就不能忽略与他一同分担苦难和危险的妻子。看看火炉另一端的年轻女人，她一边留心正煮着的饭菜，一边把她最小的儿子放在膝上摇晃。和拓荒者一样，这个女人也正当盛年，同样，她还能记起早期岁月里的富足生活。她的衣着甚至显示出一种对华丽服饰难以掩饰的爱好。但时间给了她沉重的负担。从她过早憔悴的脸上，从她消瘦了的四肢，不难看出生活对她而言已成了一个沉甸甸的担子。事实上这个弱女子已遭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苦难—— 刚刚步入婚姻生活，她就不得不离开母亲的慈爱和兄弟的温情。年轻姑娘在离开家人时没有不落泪的，即便她离开他们是为了与新婚丈夫共享富足的家庭生活。拓荒者的妻子，顷刻之间就被带走，而且很难再回到她年轻时的纯真摇篮。她用社交生活的魅力和家庭生活的欢乐换来的是森林中的孤独，她的婚床放置在光秃秃的荒地上。献身于严肃的义务，忍受未曾尝过的困苦，过着不习惯的生活，她的青葱岁月就是这么度过的，对她来说婚姻的甜美不过如此。贫乏、痛苦和烦恼改变了她脆弱的体格，却没有摧垮她的勇气。在她柔弱的面容刻着的深沉忧伤中，人们不难看出一种宗教式的顺从、一种深深的安宁，以及我无法形容的朴素沉静的坚定，它使她面对生活中所有的苦难时，既不畏惧也不轻视。在这个女人周围围着一些半裸的小孩，他们健康、无忧无虑，是真正的荒野之子。母亲不时向他们投去既伤感又快乐的目光。看到他们的力量和她的虚弱，人们会以为她在给予他们生命时耗尽了自己的元气，而且并不后悔为他们付出心血。移民们居住的房屋内部没有隔断，也没有谷仓。全家人晚上都到住宅唯一的房间里寻求庇护。这个住所自身构成了一个小世界。这是消失在树叶海洋里的文明方舟，是沙漠里的绿洲。在房屋的四周，100步远处，无垠的森林延伸着它的绿荫，荒野再次出现了。直到晚上，太阳落山以后我们才抵达庞蒂亚克。20栋整洁漂亮的房屋成了装饰精美的商店，一条清澈的溪流、一块1/4平方里的林中空地，以及周围一望无际的森林——这就是20年后可能成为城市的庞蒂亚克村的真实图景。此地景致让我想起加勒廷先生一个月前在纽约说过的话：美国没有村庄，至少在我们赋予这个词的涵义上没有。在这里，耕种者的房屋全都分散在田地中，人们在一个地方聚集只是为了在那里建立一种供周围居民使用的市场。这些所谓的村庄中只有律师、 刷工人或商人。我们让人把我们带到了庞蒂亚克最好的旅馆（因为有两个旅馆），依照惯例，我们被带到人们称作barroom （酒吧间）的地方。这是个提供酒水的房间，当地最朴实的工人和最富裕的商人都会来这儿，用看似最平等的方式一起抽烟、喝酒和谈论政治。这个地方的主人或者老板—— 我不说他是个粗壮的农民，因为在美国没有农民，不过他至少是位很粗壮的先生——脸上带着那种不同于诺曼底奸商的坦率且单纯的神情。他是这样一个人，由于生怕让你感到局促，谈话时从不看你的脸，等到你忙着和别人交谈时才悠闲地打量你。此外，他非常关心政治，有着美国人的习惯，是一个爱发问且不留情面的人。这位可敬的公民和聚会中的其他人一样，起初惊讶地看着我们。旅行者的衣着与步枪让我们看起来不像工厂主，而为了随便看看就来旅行是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为了少作解释，我们一开始就声称是来买地的。话一出口，我们就意识到为了避免一个麻烦，我们已经陷入了另一个更可怕的麻烦之中。人们的确不再把我们当怪人看待，但每个人都想和我们做买卖。为了摆脱他们和他们的农场，我们对旅店老板说，在做生意之前，我们想从他那里获得一些关于土地价格和耕作方法的有用信息。他立刻把我们带到另一个房间，不紧不慢地在房间中央的橡木桌上展开了一张密歇根州地图，又在我们三人之间点上蜡烛，稳稳地等着我们向他提问。和我们一样无意定居美国荒野的读者可能很想知道，每年来这里试图安家的成千上万欧洲人和美国人是怎样做的。因此我将在此记录庞蒂亚克的旅店老板提供的资料，此后我们经常能够证实它们的准确性。“这里和法国不同，”旅店老板静静地听完了我们的所有问题，剪了烛花，然后说道，“在你们那儿劳动力便宜而土地贵，在这儿买地不算什么但劳动力价格特别贵。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在美国定居和在欧洲一样，需要一笔资金，虽然用处不同。至于我，并不建议人们来我们的荒野淘金，除非至少有150至200美 元 （750至1 000法郎）可供支配。在密歇根州，土地尚未开垦时，一英亩地的价格从不超过10先令 （约6法郎5生丁），大约是一天的劳动所得，因此一个工人一天可以挣到买一英亩地的钱。不过买了地，困难就开始了。下面是人们为了克服困难常做的事。拓荒者带着一些牲畜、一头腌猪、两桶面粉和一些茶叶到他刚买下的土地，如果附近有一个简陋的小屋，他就到那里去并受到短暂的接待，如果没有小屋，他就在将要成为其田地的树林中搭个帐篷。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砍倒最近的树，用它们赶紧建造一座粗糙的房屋。你们可能已经考察过这种房屋的结构。在我们这儿，养些牲畜几乎不花什么钱，移民给它们系上一个铁铃铛后就把它们放到森林里去，无人照管的牲畜很少离开住所附近。最大的花费是开垦土地，如果拓荒者是和一个能够帮他完成最初劳动的家庭一起来到荒野的，他的工作就相当轻松。可是这种情况很少。移民通常很年轻，即便他有了孩子，孩子们也非常幼小。因此他必须独自养活全家人，或者雇他的邻居来帮忙。开垦一英亩地要花4至5美元 （20至25法郎）。土地准备好以后，新的地主给一英亩地种上马铃薯，其余的种上小麦和玉米。玉米在荒野里是天上掉下来的宝贝，它在沼泽地的水里和森林的树叶下生长得比在阳光下更好。当贫穷、疾病或失误使他无法在第一年种完足够的地时，正是玉米将移民全家从不可避免的毁灭中解救出来。没有比开垦土地后最初几年更艰难的了，之后的生活会变得宽裕，财富也接踵而来。”我们的旅店老板这样说道，而我们颇有兴致地听着这些简单的细节，好像我们自己也能用上似的。等他不说话了，我们问道： “没人打理的森林土地通常是沼泽地，而且有害健康，在荒野中艰难谋生的移民难道对自己的生活一点也不畏惧吗？ ” “所有开垦都是危险的事业，”这个美国人说， “而且几乎没有哪个拓荒者或他的家庭能在第一年躲过森林里的热病。经常有人在秋天旅游时发现一个陋屋里的所有人都染上了热病，从移民直至他最小的儿子。”“如果老天这样打击他们，这些不幸的人会怎样呢？ ”“他们只能听天由命，指望以后会好一些。” “他们能从同胞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吗？ ” “基本不能。” “他们至少能得到医疗方面的救助吧？” “最近的医生通常住在离他们60英里远的地方。他们和印第安人一样，是死是活全听凭上帝的意志。”我们接着问： “宗教的声音是否有时会传到他们这里？ ”“很少。在我们的森林里，人们还无法预备任何东西来确保公共礼拜。的确，几乎每个夏天都有一些卫斯理宗的牧师来新定居点到处走一走。他们到来的消息以惊人的速度从一个小屋传到另一个，那将是一个的重大新闻。在指定的时间，移民、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会穿过森林里那些勉强开出来的小路前来参加指定的聚会，方圆50英里的人都会来到这里。这些虔诚的信徒不是在一个教堂里聚会，而是在野外，在森林里的树下。用不太方正的树干做成的讲道台，推倒大树充当座位，这就是荒野礼拜堂的装饰。拓荒者和他们的家庭在周围的森林里露营，正是在这里人们举行三天三夜几乎不中断的宗教活动。你们应当看看这些人在以多么大的热忱专心祈祷，又是怎样聚精会神地聆听牧师庄严的布道。正是在荒野中，人们明显表现出对宗教的渴求。”“最后一个问题。我们那儿的人们通常认为，美国的荒野是靠欧洲移民的帮助才有人居住的。那么为什么自从我们来到森林，还没见到一个欧洲人呢？ ”听到这个问题，旅店老板脸上露出一丝带着优越感和满足的微笑。 “只有美国人，”他用强调的语气回答说， “才有承受这种苦难的勇气，并能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追求富足生活。而欧洲移民却止步于那些沿海的大城市或邻近的地区，在那里，他们成为木匠、农场工人、雇工，过着比在欧洲更安逸的生活，满足于给他们的孩子们留下同等数量的遗产。美国人却相反，他们获取土地并寻求用它创造远大的未来。”说完最后这番话，旅店老板停住了。他从嘴里吐出一个巨大的烟圈, 似乎准备听我们讲讲自己的计划。我们先感谢他宝贵的意见和明智的劝告，肯定地表示我们总有一天会因此受益，然后又说： “在我们定居贵地之前，亲爱的老板，我们想去萨吉诺（Saginaw）, 想向 您打听一些情况。”听到萨吉诺这个词，美国人的表情突然发生了奇怪的变化，似乎有人硬生生把他从现实中拉出来，推入想象的世界。他瞪大双眼，嘴微张着，整张脸显出极度的惊讶： “你们想去萨吉诺，去萨吉诺湾！两个有理智、有教养的外国人想去萨吉诺湾？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为什么不呢？ " 我们答道。 “可是你们真的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事吗？ ”旅店老板又说， “你们真的知道萨吉诺是直至太平洋为止的最后一个居民点？从这里到萨吉诺几乎只能见到荒野和有待开垦的穷乡僻壤！你们是否想过森林里到处是印第安人和蚊子？而你们却必须至少在潮湿的树荫下睡一夜？你们想过热病没有？你们能够应付荒野，并且在我们的森林迷宫里不迷路吗？ ”说了一大通后他停了停，想好好看看他这番话给我们带来的震动。我们回答道：“所有这些可能都是真的，不过我们明天早上还是要启程去萨吉诺湾。”旅店老板沉思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缓慢而肯定地说： “只有重大的利益才会让两个外国人去做这样的事，毫无疑问，你们十分错误地认为在远离所有竞争的地方定居是有利的。"我们没有回答。他又说：“也许是加拿大的皮货公司委托你们和边境上的印第安部落联系？ ”我们还是沉默。旅店老板停止了猜测，不再作声，继续思考着我们计划的古怪之处。“您从来没去过萨吉诺吗？ "我们问道。“我嘛，”他回答，“很不幸我曾去过那里五六次，不过我是为了利益，但我看不出你们能得到什么好处。”“别忘了，我可敬的老板，我们不是在问您是否应当去萨吉诺，而只是问您有什么到达那里的方便途径。”这样被拉回正题后，美国人恢复了他全部的冷静和清晰的思维，他凭着令人钦佩的实践知识，用几句话向我们说明应当采取怎样的方式穿越荒野。他谈到了最微末的细节，也考虑到了最意外的情况。做完了这番介绍，他再次停顿了一下，想看看我们是否最终明白了此行的凶险。他看到我们两人都不再说话，就拿起蜡烛，把我们带到一个房间，以十分民主的方式和我们握了手，然后回到公共房间里消磨晚上剩下的时间。天亮时我们起床并准备出发。旅店老板很快也起床, 他花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是什么使得我们要去做一件在他看来如此奇怪的事。不过，由于我们看上去决心已定，要与他的劝告背道而驰，他也就不敢再来劝说了，但他不停围着我们转，不时地重复嘀咕道：“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让两个外国人到萨吉诺去。”他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直到最后我上马时对他说：“有许多理由让我们去那儿，亲爱的老板。”听到这句话，他突然停了一下，头一次盯着我的脸，似乎准备聆听一个大秘密。可是我静静地跨上马，向他做了一个友好的手势便结束了这一切，然后我的马就小跑着离开了。走了五十步远，我转回头，看见他还像一堆干草垛似的站在门前，过了一会儿才摇着头回到屋里。我想，他还在说： “真搞不懂两个外国人去萨吉诺做什么。”我们问他是不是得提防那些我们将穿越其领地的印第安部落，威廉姆斯先生带着一种愤怒反驳了这个想法：“不！不！”他说， “你们大可放心前进。至于我，我在印第安人中间比在白人中间睡得更安心。”我注意到，这是我到美国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表露出对印第安人的好感。在居民众多的地方，人们谈到他们时只会夹杂着害怕和轻蔑，我认为事实上在那里他们是应该被害怕和轻蔑的。可以看看之前当我在布法罗遇到最初的那两批印第安人时我本人对他们的看法。继续看这个游记，并跟着我来到边境上的欧洲人以及印第安人自己的部落中间，你们将会对美国的原住民有一个更值得尊敬同时也更公正的印象。辞别了威廉姆斯先生，我们继续在森林中赶路。树下不时地出现银子般的小湖（此地到处是这种湖）。如此美境，尚无人居住，处处是深沉的安宁和寂静，其魅力让人难以想象。我去过阿尔卑斯山区一些可怕的荒野，在那里，大自然拒斥人类的劳动，但它在自身的恐怖中仍然显现出一种令人心驰神往的伟大。而这里的荒野虽同样深沉，却不会让人产生同样的感受。走过这片如弥尔顿的《伊甸园》里描述的那般开满鲜花、准备迎接人的荒野时，人们唯一能体验的情感是一种静静的赞叹、一种温柔的忧伤、一种对文明生活隐隐的厌恶。一种自然的冲动让人伤感地想到不久后这个美妙的荒野将改变面貌。事实上白人种族已经穿越了它周围的森林，短短几年后，欧洲人将砍掉倒映在清澈湖水里的树木，逼迫岸边的动物向新的荒野撤退。我们缓缓前行，来到一个地貌不同的地方。这里的土地不再平坦，它们被山丘和谷地所分割，有几座山显出最原始的面貌。正是在其中一条风景如画的路上，当我们转身欣赏身后壮丽的景观时，猛然发现，在我们的马臀附近有一个印第安人似乎正紧紧跟随我们。这是个30岁左右的高大男子，和所有印第安人一样，身材匀称得让人赞叹，又黑又亮的头发沿着他的肩膀垂下，只有头顶系着两根发辫。他的脸上涂着黑色和红色颜料，穿着一种很短的蓝衫和红色的米塔斯（mittas, 一种只到大腿上部的裤子）， 脚上穿着鹿皮鞋。他身上挂着刀，右手拿着长长的卡宾枪，左手提着刚刚杀死的两只鸟。第一眼见到这个印第安人时我们感到很不舒服。我们的位置难以抵挡袭击，右边是一片生长在巨大山岗上的松树林，左边是深深的隘谷，谷底岩石间流淌着一条小溪。由于树荫遮住了视线，我们正像瞎子一样朝小溪走去！突然间，我们把手放在步枪上，转过身，停在路上和那个印第安人面对面。他也停了下来。有半分钟的时间，我们都不说话。他的脸上显出印第安种族独一无二的特征，黑黝黝的眼睛里闪耀着野蛮人的热情。混血儿的目光中也会洋溢着这样的热情，直到第二代或第三代才消失。他的鼻子中间弯成弧形，底部有一点扁平，题骨高，嘴很阔，露出两排亮白的牙齿，这充分显示出野蛮人比他的美国邻居爱干净，没有成天嚼烟叶。我说过当我们转过身把手放在武器上时，那个印第安人也停了下来，他十分沉着，以一种坚定冷静的目光接受了我们对他外表的扫视。看到我们没有任何敌意时，他微笑了，可能他意识到自己吓到了我们。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快乐的神情能如此全面地改变这些野蛮人的相貌，此后我有上百次机会发现这样的现象。一个严肃的印第安人和一个微笑的印第安人完全不同。前者的静止不动中有一种让人不由感到恐惧的原始威严，而当他微笑时，整张脸上却带着一种天真和亲切的表情，赋予了他一种真正的魅力。看到这个人露出了笑脸，我们用英语和他搭起话来。他先让我们尽情地说，然后示意自己完全听不懂。我们给了他一点烈酒，他毫不客气马上就收下了。我们一直用手语交谈。我们向他要手里提的鸟，他把鸟给我们，换得一枚小钱币。就这样认识了以后，我们用手向他致意，小跑着出发了。快速前进了一刻钟后，我再次转过身，吃惊地发现那个印第安人还跟在马屁股后面。他像一头野兽似的飞奔着，一言不发也不加大步伐。我们停，他也停，我们走，他也走。我们驱马大步奔跑，生长在荒野中的马儿轻松地跨过所有障碍，而那个印第安人也加速前进。我看见他时而在马右边，时而在左边，从灌木丛上跃过，又无声无息地落到地上。有人会说这是一只北欧的狼，跟随着骑马人，等他们从马上掉下来时就可以轻松地吃掉他们。看到这个坚持不懈的人时而消失在森林阴暗处，时而重现在光亮中，好似在我们身边飞来飞去，我们终于腻烦起来。由于想不出有什么原因能让这个人如此快地跟着我们—— 而且有可能第一次发现他时，他就已经跟了我们很久了—— 我们只觉得他正把我们引向一个陷阱。一心想着这些时，我们发现在前面的树林里露出了另一杆卡宾枪的一截。很快我们来到了持枪人的身边。一开始我们以为是个印第安人，他穿着一种短短的双排扣长礼服，紧束着他的腰，勾勒出笔直匀称的好身材。他光着脖颈，脚上穿着鹿皮鞋。抬起头时，我们立刻认出他是个欧洲人，于是停了下来。他向我们走来，诚恳地和我们握手并交谈。“您住在这荒野吗？ ” “是的，那是我的房子。”他指着树林里一个比一般原木屋寒修得多的茅屋说。“您一个人吗？ ” “一个人。” “那您在这里做什么？ ” “我走遍森林，杀死道路两边的猎物。不过现在没什么好猎物。” “您喜欢这种生活吗？” “比其他所有生活更让我喜欢。”“可是您不害怕印第安人吗？ ” “害怕印第安人？不！不！我不怕印第安人。我更喜欢住在他们中间而不是呆在白人社会里。他们比我们更好，如果我们没有用甜酒把他们变蠢的话，这些可怜的人！”我们于是把那个执拗地跟着我们的印第安人指给这位新朋友看，他正停在几步远的地方，像一块界石般一动不动。 “这是一个齐佩瓦族人，”他说， “或者如法国人所说，是个跳跃者( Sauteur ) 。我打赌他刚从加拿大回来，他在那里接受了英国人的年度礼物。他的家应该离这儿不远。”说完这番话，美国人向印第安人示意让他走近一些，并开始用印第安人的语言极为流利地和他交谈。这两个出身和习惯大不相同的人谈得却很投机，真是不寻常。显然他们谈的是各自武器的特点。白人很仔细地看了野蛮人的枪之后和我们说道：“这是一把非常棒的卡宾枪，英国人给他枪无疑是为了对付我们，而且他们在第一场战争里会这么做的。印第安人就是这样把所有压垮他们的灾祸带到头脑里的，然而他们知道得还不够多，这些可怜的人。” “印第安人能熟练地使用这些笨重的长枪吗？”“没有比印第安人更好的射手了。”我们的新朋友以极度钦佩的口吻热情地答道，“看看他卖给你们的小鸟，先生，它是被一颗子弹穿透的，而且我很确信为了得到它他只开了两枪。噢！ ”他接着说道， “在猎物还没被我们赶跑以前，没有人比印第安人更幸福了。可是那些大的动物在300多英里远处就嗅到我们了，它们逃离后，我们的前方就成了一片荒野，在那里，可怜的印第安人如果不种地就没法活下去。”重新上路时，我们的新朋友大声说道： “你们再路过这里的话，一定要来找我。在这个地方见到白人的面孔是件让人开心的事。”我记下这个本身并不重要的对话，是为了让读者知道这种我们此后经常在居住区边界遇到的人。这是些欧洲人，他们不顾年轻时的习惯，最终在荒野的自由中找到了一种难以言表的魅力。趣味和激情让他们依恋美国的荒野，而宗教、道德和思想让他们依恋欧洲，他们混合了对野蛮生活的热爱和对文明的骄傲，他们喜欢印第安人更甚于同胞，却并不认为自己和印第安人是同等的人。于是我们重新上路了，一直用同样的速度前进，半小时后来到了拓荒者的房屋。一个印第安家庭在这个简陋的小屋前搭起了临时住所，一个老妇、两个年轻的姑娘和几个孩子蹲在火堆周围，火上正烤着一整只雄泡子。几步远的草地上，一个裸体的印第安男人正在阳光下取暖，而一个小孩正在他附近的尘土里打滚。我们沉默的跟随者正是在那里停下的，他没有告辞就离开了我们，安静地坐到了他的同胞们中间。是什么才可能让此人这样跟着我们的马跑了两法里路呢？这是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吃完午饭后，我们重新上马，在一片高大稀疏的树林里继续赶路。矮林曾被焚烧过，这可以从草地上横躺的树木被灼烧的残骸中看出。在森林的树叶下，地上现在覆盖着一望无际的蕨类植物。走了几法里远，我的马掌掉了，我们十分焦虑。幸运的是，那附近有个耕夫，他重新给马钉上了掌。如果没有遇到他，我怀疑我们能否走得更远，因为当时我们已经接近开垦地边界了。耕夫建议我们加快脚步，因为太阳已开始西沉，离我们要去过夜的弗林特河(Flint-River)还有整整两法里的路。果然，很快，沉沉的黑暗开始围上来，我们必须继续前行。夜清朗而寒冷，森林的深处皆是彻底的安宁，人们会以为大自然的所有力量都在这里停顿了。在这里只能听得见蚊子讨厌的嗡嗡声和我们的马蹄声。不时可以看见远处有一堆印第安人的篝火，烟雾勾勒出火堆前一动不动的侧面像。一小时后我们来到一个岔路口，这个地方分出两条小道。该走哪条路？这让我们难以抉择。一条路通向小溪，我们不知道它的水有多深，另一条通向林中开阔地。此时，升起的月亮让我们看见前方是一个布满碎石的山谷。我们发现更远处有两座房屋。在这样的地点和这样的时辰，不迷路最重要，于是我们决定在继续赶路之前去探听些情况。我的同伴留下来看着马，而我则把枪扛在肩上，朝山谷走去。不久我发觉自己进入了一片新近的开垦地，一些树枝尚在的大树干铺在地上。我从一棵跳到另一棵，终于快速来到房屋近前，可是那条小溪把我和房屋隔开了。幸而它的水道被一些拓荒者砍倒并抛入水中的大橡树阻断，我顺利地沿着这些树木走过去并最终到达对岸。我小心翼翼地走进两所房子，担心那是印第安人的茅屋。房子还没有完工，我发现门敞开着而且没有任何声音回应我的问话。我沿着溪岸返回，在那里，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不禁赞叹这个地方壮丽得令人敬畏的景致。山谷被森林里如黑色帷幔般的树叶从四面围住，似乎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剧场，在它中央，破碎的月光生成了上千个神奇的影像，它们静静地在森林的废墟间嬉戏。此外没有任何声响，没有任何生命的气息从寂静中升起。我终于想起了我的同伴，我大声呼喊，想告诉他我找到的结果，让他穿过小溪与我会合。我的声音长时间地在四周的寂静中回响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我再次喊叫并侧耳倾听，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森林。我陷入了恐慌，沿着小溪奔跑，想找到下面那条横跨溪流的水道。到达时，我听到远处传来马蹄声，很快我看到了博蒙。他对我的长时间不见踪影感到奇怪，决定向着小溪前进。当我呼喊时，他已经到了浅水处，而我的声音没法传到他那里。他告诉我他也尽力让我听见他，也和我一样由于没有得到回应而恐惧。如果没有那个可涉水而过的大橡树充当会合点，我们很可能要花大半个晚上相互寻找。我们重新上路并约定决不分头行动，三刻钟后，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块开垦地、两三间房子，以及让我们更高兴的一盏灯。那条延伸到山谷末端紫色的线表明这就是我们要找的弗林特河。果然，狗吠声很快回响在森林里。我们来到一个木屋前面，和木屋只隔着一个栅栏。当我们正准备跨过栅栏时，借着月光我们发现另一边有只大黑熊直立着，并且拽着身上的链子，很明显它想要给我们来个友好的拥抱。“这地方真奇怪，"我说，“人们竟然拿熊当看门狗。”“喊吧，”我的同伴答道，“如果跨过栅栏，我们很难让‘看门人‘保持理智。”于是，我们竭力喊叫起来。叫声很有效，一个男人终于出现在窗边，在月光下仔细端详了我们之后，他说道：“进来，先生们。罐头，睡觉去。我叫你到狗窝去，他们不是强盗。”那只熊摇摇摆摆地退后。累得半死的我们进了屋，问主人是否可以要些麦皮。“当然，”他答道，然后立刻去最近的地里收割，带着美国人全部的沉着冷静，就像此刻是中午一样。在这段时间，我们卸下马鞍。由于没有马厩，我们把马系在刚才跨过的栅栏上。安排好我们的同伴以后，我们开始考虑自己的住处。屋里只有一张床，博蒙抽到了床，我则把自己裹在大衣里，躺在地板上，像个刚刚骑在马上走了15法里路的人那样沉沉睡去。第二天，7月25日，我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是找个向导。弗林特河和萨吉诺之间是15法里的荒野，而通向萨吉诺的道路是条难以辨认的羊肠小道。我们的房东同意这个计划，很快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印第安人，他向我们保证他们完全可以信赖。一个是十三四岁的孩子，另一个是十八岁的年轻男子。后者的身体还不如成年人健壮，但已显得敏捷有力了。他中等个头，笔直瘦长，四肢柔韧且匀称，长长的发辫从光头上垂下来，此外他还在脸上用心画了一些对称的黑色和红色的线条。他的鼻间穿着一个环，还戴着一条项链和一些耳环，这些就是他的全部饰物。他的装备同样显眼，腰间一边挂着战斗用的斧头—— 著名的印第安战斧；另一边挂着锋利的长刀—— 野蛮人用它割掉战败者的头皮。他的脖颈上挂着一个用来充当火药壶的公牛角，右手拿着一枝有膛线的卡宾枪。和大多数印第安人一样，他目光凶狠但笑容亲切。在他旁边，好像为了让这幅图画变得更完整，有一只耳朵竖起、口鼻伸长的狗，它更像一只狐狸，而且凶狠的神情和它的主人极为协调。我们在他似乎毫无察觉之时打量了他一番，然后问他想要多少报酬。这个印第安人用他的语言回答了几句，美国人赶忙告诉我们这个野蛮人所要的东西大约值2美元。“既然这些可怜的印第安人，”房东好心地补充道， “不知道钱的价值，你们就给我2美元，我乐意负责给他等价的物品。”我好奇地想看看这个可敬的人所说的2美元等价物是什么东西，于是轻手轻脚地跟着他到交易的地方。我看见他给我们的向导一双鹿皮鞋和一条可以放在衣袋里的手帕，这些东西的总价值显然不到那笔钱数目的一半。那个印第安人非常满意地回去了，而我则一边悄无声息地走开，一边像拉封丹似的自言自语道： “哎，如果狮子会画画！”美国的拓荒者欺骗的并不只有印第安人，我们每天都要成为他们贪爱钱财的牺牲品。的确，他们从不偷盗，他们太开明了，不会做这么冒失的事。然而我从未见过像这些荒野中的居民般无耻要价的大城市的旅店老板。我本来以为可以在他们当中找到自然的诚实和质朴的单纯。一切准备就绪，我们上了马并从可涉水而过的地方穿过那条分隔了文明和荒野的小溪，真正地进入了荒野。两个向导像野猫一样，与其说是行走不如说是跳过路上的障碍。当我们碰巧遇到一棵倒下的树、一条小溪、一片沼泽时，他们用手指指出最佳的路径然后穿越过去，甚至没有转身看着我们走出困境。印第安人习惯依靠自己，他们难以想象另一个人会需要帮助，只会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提供服务，但没有人教他用殷勤和关切让服务变得更加出色。尽管这种做事方式应受批评，但我们不可能让这些同伴听懂一个字。此外我们感到自己完全被他们所支配，在那里秩序事实上被颠倒了。在深深的黑暗中，只有依靠自身的力量。文明人像盲人一样行走，不仅无法在脚下的迷宫中找到出路，甚至无法找到维持生存的办法。在这样的困境中，野蛮人却显出了他的优胜之处。对他们来说森林里没有一点阻碍，他们在那里就像回到了家。他们凭借比航海罗盘更可靠的直觉的指引，昂着头在森林中前进着。在最高的树顶，在最密的叶丛下，他们的眼睛能发现猎物，而欧洲人来来回回地走上百次也发现不了它们。我们的印第安人时常停下来用手指放在他们的嘴唇上，指示我们下马悄悄行动。在他们的指引下，我们来到一个可以看到猎物的地方。看着他们带着骄傲的微笑，像带孩子一样把我们带到他们自己早已看见的目标附近，真是一幕奇景。不过随着我们前进的步伐，人类活动的最后踪迹消失。很快甚至野蛮人存在的痕迹也消失了。我们来到了苦 苦寻觅的景致—— 原始森林深处—— 面前。在一片稀疏得可以看透的矮林中间，怵然耸立起一片几乎只有松树和橡树的乔木林。由于不得不在一块几乎完全没有阳光的小土地上生长，每棵树都迅速地长高以寻求空气和太阳。有一棵树像船的桅杆一样笔直，长得比周围的一切都高。到达更高的位置后，它静静地伸展树枝把自己包裹在树荫中。其他树也跟随它到了这个高处，所有树的枝丫纠缠在一起，在土地上方形成一个巨大的拱顶。在这个潮湿的拱顶之下，景致呈现出了新的特征。头顶上方尽是一派庄严的秩序，而附近的地面上，一切都显得错杂纷乱。一些无法支撑树枝的树干在拦腰处裂开，只露出被撕裂的尖顶，另一些长期被风摇撼的树，整个倒在了地上，被连根拔起，树根形成了许多可让几个人轻松躲在后面的天然防御物。一些被枝条遮挡的大树悬挂在空中，跌落下来却没有触及地面。在法国，没有任何一个地区会像这里一样人烟稀少，森林中的树木如此放任地生长，并在静静地度过一生后因枯朽而倒下，人类总会在它们壮硕之时将它们砍倒并带出森林。而在美国的荒野，全能的大自然是唯一的毁灭者，也是唯一的再生力。和那些受人类控制的森林一样，这里也不断受到死亡的侵袭，但没有人负责清除它所制造的残骸。每天，死树的数量都在增多，它们倒下，其中一些堆在另一些身上。时间来不及把它们化为尘土并腾出空地，几个世代的树木躺在一起。那些分解掉的残骸看上去只是草地上画的一条长长的红色粉线。另一些在时间里苟延残喘的树仍然保持了它们的形状，最后是前一天刚倒下的树，它们长长的枝丫还在地上伸展着，不经意间就挡住了旅行者的脚步。在各种各样的残骸当中，再生的工作也不断进行着。一些树枝根部长出新枝；一些攀缘植物，以及各种草本植物越过一切障碍获取阳光。它们沿着被砍倒的树干蔓延，钻到树的粉末里去，顶碎了它们的树皮。生命和死亡在这里对峙，似乎想把它们的果实混在一起。我们时常赞叹海上那些无雨晴朗的夜晚，船帆安静地在桅杆上飘动，让水手搞不清微风从哪里吹来。在新大陆的荒野和在无垠的大海上一样，整个大自然的安宁令人肃然起敬。正午时分，太阳把光芒投射到森林中，森林深处回荡着长长的呻吟声，以及传至远方的哀怨呼号。这是风在寂灭前的最后努力，然后你周围的一切重新陷入如此深沉的静默，全然的静止，让你感觉灵魂被一种宗教的恐怖穿透。旅行者停下脚步，通过观察，他会发现：森林中这些相互挤压、枝缠叶绕的树似乎是一个整体、一座坚不可摧的大厦，它的拱顶之下是一片永恒的黑暗。无论旅行者的目光投向哪一边，他看到的都只是一个暴力和破坏的战场。被折断的树、被撕裂的枝干，一切都表明这里在进行永恒的战争。但是战斗被中止了。有人会说，在一种超自然力的命令下，运动突然停止了。一些断裂了一半的树枝似乎仍然坚持粘在不再为它们提供支撑的树干上，一些已经被连根拔出的树来不及碰到地面，还悬在半空。旅行者怀着敬畏屏住呼吸侧耳倾听，想更好地捕捉到生命最细微的回响，但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任何细语到达他的耳边。我们曾不止一次地在欧洲森林的深处迷路，然而总有一些生命的声响来敲打我们的耳鼓。那是最近的村庄中传来的遥远的叮当声，是一个旅行者的脚步、伐木工人的斧劈、火器的爆炸、狗的吠叫，或者仅仅是一个文明之地响起的混乱的嘈杂。但是在这里，不仅没有人，甚至连动物的声音也没有。小型的动物离开这里去了接近人类的居住区，大型的动物则去了更远的地方，留下来的动物躲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因此在森林里，一切都静止不动，一切都在叶丛下沉默不语。有人会说，造物主暂时转过了脸，而大自然的力量则完全停止了。我们并非仅仅在这种地方才注意到大海和原始森林之间存在的奇特的相似性。在大海上与在原始森林里一样，无边无际的感觉围绕着你，相同景致的单调和重复摧毁了想象力。在大西洋上，孤独和遗世独立之感对我们来说是如此难以煎熬，而在新大陆的荒野中，这种感觉却越发强烈，也更让人心碎。海上，旅行者至少可以看到广阔的地平线，他望向那里时总是怀着希望。可是在这树叶的海洋中，谁能指明道路？该望向哪里？你攀上树顶，更高的树依然包围着你；你登上山丘，无处不在的森林似乎和你一同前进。它们从你的脚下一直延伸到北极和太平洋，你可以在树荫下走几千法里，却仿佛还在原地。同时在线的中间标一个点，向我们表明已经走了一半，应当休息一会儿。太阳升得老高，如果能在视野范围内看到水，我们本来会乐意接受他所提出的建议。可是由于在附近没有看到水，我们向他示意说我们想要吃饭和喝水。他立刻明白了，然后重新用和以前相同的速度前进。一小时后，他再次停了下来并指给我们看30步远的树林，他示意说那里面有水。不等我们回应也没有帮我们卸下马鞍，他自己就去了，我们赶忙跟着。不久前风刮倒了那里的一棵大树，在树根先前所占的洞穴里有些雨水，这就是向导带我们找到的水源。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可能会对饮用这样的水感到犹豫。我们打开袋子，发现又一件不幸的事！炎热让我们的食物完全变质了，我们不得不把我们能找到的唯一一块小面包当作全部的午饭。此外还有一大群被水招引到附近的蚊子，我们必须用一只手驱赶它们，同时用另一只手把面包塞进嘴里。现在你们了解在原始森林里野餐是什么滋味了。吃饭时，我们的印第安人向导双臂交叉在胸前，坐在我提及的那根被刮倒的树干上。当看到我们吃完时，才向我们示意他俩也饿了。我们给他们看空空如也的袋子，他们摇了摇头没说话。印第安人不知道什么叫有规律的进餐时间，当他们能吃上饭时就狼吞虎咽，然后一直挨饿，直到再次找到能满足口腹之欲的东西为止。狼在相同的情况下也会这样做。很快我们想重新上马，却惊恐地发现我们的坐骑不见了。由于被蚊子叮咬和受饥饿刺激，它们离开了我们让它们待的那条水道，我们费了好大劲才重新找到它们。我们由衷地感激那些催促我们动身的蚊子，然后重新上路了。我们走的小道很快变得越来越难以辨认。马总得从稠密的灌木林里强行开出一条通道，或是从挡道的大树干上跳过去。艰苦地前进了两个小时后，我们终于到了一条夹在陡壁之间的浅河。我们从可涉水的地方过了河，到达对面峭壁河岸的高处，然后我们看见一块玉米地和两个简陋的小木屋。走近时我们意识到这是一个印第安人的小定居点，那些木屋是印第安人的小屋。这个定居点和周围的森林一样笼罩在最深沉的寂静中。来到这些废弃住所中的第一个小屋前，萨干停了下来，他仔细地查看周围的一切，然后放下卡宾枪来到我们身边。他先是在沙地上画了一条线，用与之前同样的方式指出我们只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接着他站起身，指着太阳向我们示意它很快就要落山了，然后他看着小屋闭上了眼睛。这个动作很好理解：他想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睡觉。我承认这个建议让我们十分吃惊而且不快。我们从早上到现在一直没有吃饭，不太想没吃晚饭就睡觉。从早上就开始见到的阴郁荒凉的景象中透出的威严、我们所处的完全孤独的境地、无法沟通的向导粗野的举止，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产生信任感。此外这些印第安人的举动中有某种怪异的东西让我们不放心。刚刚两个小时里走过的路似乎比先前走的路还要荒凉，而且从来没人对我们说过将会穿过一个印第安村庄，相反，每个人都向我们保证只要一天就可以从弗林特河到达萨吉诺，因此我们无法想象为什么向导想让我们留在荒野里过夜。我们坚持要走，那个印第安人表示我们将会被森林中的黑暗吓到，强行赶路是一次危险的尝试。我们决定勾起他们的贪欲，可是印第安人是最懂哲学的，他们的需求很少，因而欲望也很少。文明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不知道甚至还蔑视文明的舒适。不过我注意到萨干特别留意我挂在身上的小柳条瓶，这是个不会摔坏的瓶子。他能感觉到这件东西的用处，而且似乎激起了他真正的渴慕。在我的欧洲装备中，似乎只有步枪和瓶子讨他喜欢。我示意如果他立刻带我们去萨吉诺，我就把瓶子给他，于是这个印第安人似乎作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看了看太阳然后又看了看地面，最后他做了决定，抓起卡宾枪，把手放在嘴上，发出了两次“喔！喔！ ”的喊叫，并向我们前方的荆棘奔去。我们在他身后跑着并费力地开出一条道，我们很快就看不到印第安人的住所了。向导就这样以他们未曾有过的速度奔跑了两个小时。夜色笼罩着我们，落日的最后余晖刚刚消逝在森林中，这时萨干突然猛流鼻血。尽管这个年轻人看上去和他的兄弟一样习惯运动，但显然疲劳和缺少食物耗尽了他的气力。我们开始担心他们不再想前进而是想在树下过夜，于是我们决定让他们轮流骑我们的马。印第安人接受了我们的提议，既没有感到惊讶也没有谦让。看到这些半裸的人一本正经地坐在英国马鞍上并提着我们的猎袋，肩上斜挎着我们的枪，而我们却费力地在前面行走，这真是一件怪异的事。夜晚终于来临了，一股冰凉的湿气开始在树叶底下蔓延。此时黑暗给了森林一幅可怖的新面貌。人的眼睛在它周围只能看到一些混乱堆积的块状物，既无序也不对称，奇怪的、不成比例的形状，支离破碎的景象，仿佛来自热病患者的幻觉（巨人和荒谬的形象一齐出现，如同在我们时代的文学作品中一样）。我们的脚步从来没有发出这么多回声，森林的寂静在我们眼里从来没有这么可怖过，可以说蚊子的嗡嗡声是这个沉睡的世界里唯一的声音。随着我们的前进，黑暗变得更加浓重，唯有一只穿过森林的萤火虫不时在黑暗中划过，像一条闪光的线。等我们意识到印第安人是正确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退缩已不可能，于是我们用所有的精力和夜晚允许我们有的最快的速度继续前进。一小时后我们走出森林，来到了一个广阔的草原。向导发出了三声粗野的喊叫，回响起来像铜锣的不和谐音，有人在远处回应。5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条河的岸边，黑暗使我们无法看见对岸。印第安人在这里休息，他们躺在草地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来躲避蚊子，很快蜷成一个不像人形也不易被觉察的毛球。我们则站在地上，耐心地等待随后将发生的事。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一个轻微的声响，有个东西正靠近河岸。这是一只印第安人的小船，长约10英尺，由一整棵树制成。蹲在这只脆弱小船最里面的人，穿着和相貌都像一个印第安人。他对我们的向导说了一番话。遵照他的指令，我们的向导赶忙拿走我们的马鞍放在独木舟里。当我们准备上船时，这个我认为是印第安人的人走了过来，把两个手指放在我的肩上，操着让我吃惊异常的诺曼底口音说道： “啊！你们竟来自古老的法国！别走太快，这里有时会淹死人。"我 想 ，就算是我的马说这番话，我也不会更吃惊。我看着说话人的脸，此时初升的月亮照得他的脸像铜球一样闪闪发亮。 “那么你是谁，”我问他， “法语似乎是你的母语，但你却长得像个印第安人。”他回答说，他是一个“焦木头”，也就是法裔加拿大人和印第安人的儿子，我以后会有机会谈到这个分布在加拿大和美国边境上的奇特的混血种族。当时我想到的只是说母语的快乐。遵照我们野蛮人同胞的建议，我坐在小船的最里面并尽量保持平衡。马踏进河里开始游泳，而那个 “焦木头”则一边用桨推小船，一边低声唱着下面这首法国的古老民歌，我只知道它的头两句歌词：在巴黎和圣德尼之间有一位姑娘。长长窄窄的黑色小舟轻松快速地滑行着，像一只密西西比河里的短吻鳄在河岸上追捕猎物。萨干蹲在船头，头支在膝盖上，只看得见他头上发亮的辫子。船的另一端是那个静静划桨的印第安人，在他身后，马儿强有力的胸膛搅得萨吉诺河水花四溅。整个景象中透着一种原始的庄严。从那时开始，这幅景象就在我的灵魂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岸后我们赶忙往一个房屋走去，借着月光，我们在离这条河一百步远的地方发现了它。那个 “焦木头”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在这里找到住宿的地方。我们确实找到了合适的安顿之处，如果能赶走布满房子的无数蚊子，我们还有可能美美地睡上一觉来恢复体力，然而这是我们始终无法做到的。这些小飞虫是美国荒野中最让人讨厌的家伙，它们的出现足以使人无法忍受在此长期居住。在这次旅行的整个过程中，尤其在萨吉诺逗留期间，它们让我们备受折磨，这种折磨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白天它们妨碍我们画图、写字或是在一个地方久待，晚上成千上万只蚊子围着我们转，身上任何裸露的地方都会成为它们聚会的场所。被咬醒的我们用被单盖住头，它们的刺却穿透了被单。我们就这样被它们追赶、纠缠，不得不起床去呼吸外面的空气，直到疲倦最终给我们带来一次断断续续的痛苦睡眠。这是一小块被开垦过的平原，南面是一条美丽宁静的河，东、西、北三面是森林，这就是这个刚刚形成的居住区的全部地域。在我们附近矗立着一座房子，其构造显示出主人的富有，我们正是在这座房子里度过了一夜。一座同样类型的住宅出现在这片开垦地的另一端，在这两座房子和森林边缘中间，两三幢木屋半遮半掩地在叶丛中。在河对岸，草原像宁静的白天里无垠的海洋一样延伸着。这时一柱烟从草原上冒起，静静地升向天空。循着它的方向回到地上，人们最终会发现两三个印第安人的小屋，它们那圆锥状的外形和尖顶与草原上的草融为一体。一个被推倒的犁、几头独自耕作的牛、一些半野生的马构成了完整的图画。无论从哪一边望去，人们都无法在视野中找到一个哥特式钟楼的尖顶、指路的木十字架，或是本堂神甫家覆盖着苔好的门槛。基督教文明可敬的建筑没有被带到这个荒野，这里没有任何东西会让人想起过去或是未来。人们甚至见不到逝者的墓地，死亡还来不及要求领地或是树立界标。在这里，人似乎是悄悄地步入了生活。没有几代人聚集在他的摇篮周围，说着一些往往是骗人的希望，或是过早地沉湎于经不住时间冲击的快乐。他的名字没有被登记在城市的花名册上。宗教动人的威仪尚未进入家庭生活当中，一位妇女的祷告，几滴由父亲的手洒到孩子头上的水，无声地向他敞开了天堂的门。萨吉诺村是欧洲人在辽阔的密歇根半岛的西北方建立的最后一个居民点。人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前哨，即白人在印第安人中间建立的哨所。欧洲的革命，以及文明世界不断出现的乱哄哄的喧嚣，只是偶尔传到这里，而且像是某个声音的回响，耳朵无法感知它的本来状态或者来源。太阳底下发生了某些不寻常的事。我们路过时，这里只有30个人。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构成了这个小社会，这是一个刚刚成形的胚胎，一粒被交托给荒野而且必须由荒野来孕育的新生种子。偶然、利益或是激情让这30个人聚集到这个狭小的地方。此外，他们以前不仅没有联系，而且还有着深刻的差别。人们在这里能看到法裔加拿大人、美国人、印第安人和混血儿。一些哲学家认为，相同的人性只会随着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法律而变化。这是世界历史的每一页似乎都会驳斥的观点之一。所有的民族都和个人一样显现出自己独特的面貌，在它们经历的所有变迁中，自身特性不断重现。法律、民情和宗教改变了，权力和财富易手了，外表不同了，衣着更换了，偏见消失了或是被另一些偏见取代了。在这各种各样的变化中，你总是能辨认出同样的民族，某些不变的东西隐藏在人类的多变当中。走进叶丛中的陋屋，你会遇到一个人，他热情的款待和坦诚的面孔一开始就向你显示出他对社交乐趣的爱好和生活的无忧无虑。起初你可能以为他是印第安人，由于不得不过野蛮人的生活，他自愿地接受了他们的习惯、习俗，并且几乎接受了他们的民情。他穿着鹿皮鞋、獭皮帽和毛大衣。他是不知疲倦的猎手，睡在隐蔽的地方，吃野蜂蜜和野牛肉。然而这个人仍然是个法国人，快活，敢闯敢干，自命不凡，为自己的血统自豪，酷爱军事荣誉，爱慕虚荣甚于自私自利，冲动，更多地受本能而非理性的支配，喜爱名声甚于钱财。为了来此荒野，他似乎切断了把他和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所有纽带，人们没看到他身边有妻子和孩子。这种状况有悖于他的习惯，然而他轻易就适应了，正如他适应这里的一切。若听任自己选择，他自然会感到自己喜欢待在家里。没有人比他更喜欢家庭了，看到古老的钟楼没有人比他更欢喜了。然而有人不顾他的意愿把他从平静的习惯中拉出来，用一些崭新的图景刺激他的想象力，使他移居到另一片天空下。这个人一下子感到自己被一种对激情、变化和危险的渴望深深控制了。最文明的欧洲人变成了野蛮生活的崇拜者，他喜欢无树的草原更甚于城市的街道，喜欢狩猎甚于农耕。他不把性命放在眼里，对将来没有任何忧虑。加拿大的印第安人说，法国白人是和我们同样出色的猎手。和我们一样，他们轻视生活的舒适并且不惧死亡的恐怖。上帝创造他们就是为了让他们居住在野蛮人的陋屋里并生活在荒野上。在离这个人几步远的地方住着另一个欧洲人，他经受着同样的困难，并坚强地与之对抗。后者是一个冷静、固执、争论时不留情面的人，他依恋土地，竭力去除野蛮人生活中一切能够去除的东西。他不断与之斗争，每天都去除它的某些特性，一点点把他的法律、习惯、风俗，乃至他先进的文明中最微不足道的改进带到荒野中。美国的移民只尊重成功的结果，认为荣誉是一种虚幻的喧哗，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只是为了获取财富和生活的舒适。但他是勇敢的，不过他的勇敢是出于盘算，是因为他发现有的事情比死亡更难受。这是个被家人围绕的冒险家，但他轻视精神的愉悦和社交生活的魅力。住在这条河另一边的萨吉诺芦苇丛中的印第安人偶尔向他欧洲兄弟的住所投来淡淡的一瞥。不要以为他羡慕他们的劳作或妒忌他们的境遇。近三百年来，美国的野蛮人一直与驱赶和包围着他们的文明作战，但他们还是没有学会认识或尊重他们的敌人。这两个种族世世代代交替，像两条平行的河，三百年来流向同一个深渊。狭窄的空间将它们隔开，而它们的水流从不汇合。不过，新大陆的土著并非天生缺乏才干，只是他们的天性似乎顽固地拒斥我们的观念和技艺。置身于茅屋的烟尘中，躺在大衣上，这个印第安人轻蔑地看着欧洲人舒适的住所。对他来说，他在苦难中找到一种骄傲的满足，他的心为野蛮人的独立形象感到得意和欣喜。他苦笑着看我们为了获取一些无用的财富而败坏生活。他把农耕者比作吃苦的牛。我们称之为工业的，他称之为可耻的束缚。我们称之为舒适生活的，他则称之为孩子的玩具或女人的饰物。他只羡慕我们的武器。当他在夜里能在树叶底下得到庇护时，当他能找到生火的办法以便在夏天驱蚊、在冬天御寒时，当他拥有一只机敏的狗而且这个地区猎物丰富时，他还能向上帝要求什么呢？在萨吉诺另一边的欧洲人开垦地附近，也可以说是在新旧大陆的边界上，有一个比野蛮人茅屋舒适，却比文明人住宅粗糙的陋室，那是混血儿的住所。第一次来到这个半文明的茅屋门口时，我们惊奇地听到里面有一个温柔的声音在用印第安曲调唱着忏悔歌。我们停下来听了一会儿，调子变化缓慢而且非常伤感，不难听出荒野的所有歌声中特有的哀伤之声。我们进了门，主人不在家，一位年轻女子双腿交叉坐在屋子中央的一张席子上，她正在制作鹿皮鞋。她用脚摇晃着一个孩子，那孩子赤褐色的脸和面部轮廓显示出双重的血统。女人的穿着像我们那里的农妇，只是赤着脚，头发随意地垂在肩上。看到我们时，她带着一种敬畏沉默了。我们问她是不是法国人。 “不。”她微笑着回答道。 “英国人？ ” “也不是，”她垂下眼睛又说道，“我只是个野蛮人。”两个种族结合生出的混血儿，成长时说两种语言，受到不同信仰的滋养和相反偏见的影响，成了一个对其他人和对他自己来说同样难以理解的混合体。这个世界的形象在他未开化的头脑中，好似一片混沌，他的心灵无法找到出口。他自豪于欧洲血统，看不起荒野，但他却喜爱这里无所不在的野蛮人的自由。他羡慕文明却不能完全服从它的统辖，他的趣味和他的观念相互冲突，他的见解和他的习惯也相互冲突。不知道如何在照亮他的不确定的光芒中找到出路，他的灵魂在一种普遍的怀疑中痛苦挣扎着。他接受了一些截然不同的习俗，他对着两个祭坛祈祷，他相信救世主耶稣和江湖骗子的护身符。直到生命的尽头，他也无法弄清他的生存问题。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无人知晓的角落里，上帝之手已经投下了不同民族的种子。已经有几个不同的种族，几个不同的民族生活于此。几个被人类大家庭放逐的成员在这辽阔无垠的森林里相遇，他们的需求相同，必须共同与森林里的野兽、饥饿和严酷的气候斗争。在一个拒绝他们全部努力的荒野中，他们总共只有30人，而且还相互投以仇恨和猜疑的目光。肤色、贫穷或富裕、无知或有知已经在他们中间分出了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别，民族、教育和出身的偏见更使他们相互隔离。出身和观念在这些人的命运之间划下的深刻界线，并没有随着生命的停止而停止，它一直延续到死后。不同的宗教及教派共同瓜分了这个初生社会的信仰。一成不变、死守教义、奖罚严格的天主教，混乱无序的新教，以及古老的异教都在这里找到了代言人。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崇拜着按照自身形象创造所有人的唯一和永恒的存在。人们热烈地争论着天国，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是它唯一的传承。此外，在荒野生活的不幸和当前的困苦中，人类的想象力还竭尽全力地为将来制造了一些无法形容的苦痛。路德宗教徒判处加尔文宗教徒永受地火煎熬，加尔文宗教徒对一位论派教徒施以相同的判决，而天主教徒则判处他们全部遭受共同的惩罚。信仰粗浅、比较宽容的印第安人只是把他的欧洲兄弟逐出自己幸福的原野。对他而言，坚守父辈的混乱传统，就能在遭受生活困苦时轻而易举地找到慰藉并平静地死去，同时还梦想着拓荒者的斧头永远不会伤害到苍翠的森林，梦想着在那些无数的永恒的日子里，黄鹿和河狸会自动撞上他的枪口。吃完午饭，我们去拜访这个村庄最富有的地主威廉姆斯先生。我们在他的商店里找到了他，当时他正忙着把许多不值钱的物品卖给印第安人，如刀子、玻璃项链、耳坠子。这些被欧洲的文明人兄弟欺骗的不幸的人，真让人同情。我们见到的每个人都大声称赞野蛮人，他们善良，不伤人，很少偷盗，比白人好上一千倍，遗憾的是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物品的价值。请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们在和他们做生意时，利润总是没有前一天可观。你在这里发现文明人的优势了吗？印第安人可能会朴实天真地说，他发现他的邻居要欺骗他真是一天比一天难了；可是白人却在语言的完善中发现了一种令人满意的细微变化，既能表意又能遮羞。从威廉姆斯先生家回来，我们想沿萨吉诺河而上去打岸边的野鸭。正当我们忙于打猎时，一只独木舟从芦苇丛中驶出，几个印第安人从远处看到了我的步枪，于是走上前来仔细观察。我发觉，这件武器尽管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却使我在野蛮人中赢得了一种特别的敬意。一杆可以在一秒钟内杀死两个人并且可以在雾中开火的枪，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无价之宝，至高杰作。我面前的这些人像往常一样表现出强烈的羡慕之情。他们问我的枪来自哪里，我们的年轻向导回答说它是在大湖区的另一边，在 “焦木头”的父辈那里做的，这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会贬低这把枪在他们眼里的价值。不过他们提醒我们注意，这种枪的瞄准器不在枪管中央，人们无法确保打得准，对于这个批评我承认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夜幕降临，我们重新登上小舟。根据早上的经验，我们沿着萨吉诺河的一条先前只是隐约见过的支流出发了。碧空如洗，空气纯净且凝滞。河水穿过广阔的森林，但它流得那么缓慢，几乎无法得知它流向何方。我们一直以为，要真正认识新大陆的森林，应当沿着几条树荫下的河前进。它们像是创世之初由上帝在荒野中精心开辟出来让人类通达的道路。当人们往来于一条穿越森林的路时，视野往往是狭隘的，况且你走的这条小道是人类的成果。河流则相反，它们是一些不留下足迹的道路，而且河岸还可供自在地观赏生猛的野生草木所呈现出的壮丽奇景。荒野就在那里，正如六千年前它呈现在我们的初民眼中那样：一个开满鲜花的荒野，美妙芬芳，一个为人类建造的壮丽居所，生机盎然的宫殿，然而它的主人还没有入住。小舟毫不费力且悄无声息地滑行着，我们的四周笼罩着一片寂静，一种包罗万象的安宁。我们很快感觉到如此景象让自己变温柔了。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不久后只低声表达想法。最后我们沉默了，划着桨的同时，我们两人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美丽而宁静的遐想中。为何能够表达所有痛苦的人类语言，在让人理解心中最温柔、最自然的情感时却遇到了不可克服的障碍？谁能忠实地描绘生命中这些罕见的时刻？此时身体的舒适为你预备了精神的安宁，在你的眼前宇宙似乎构建了一种完美的均衡，而灵魂，半睡半醒地徘徊于现在与未来、真实与可能之间。这时人被美妙的大自然包围，呼吸着宁静微温的空气，在宇宙的宁静中获得了自身的安宁。他的耳朵听着他的动脉均匀跳动，每次搏动对他而言似乎都是一点一滴在永恒中流淌的时间的飞逝。也许很多人度过了漫长一生中的许多年，却一次也没有体验到如我们所描绘的感受，也无法理解我们。可是我们确信有些人会在记忆和心灵的深处找到比我们描绘的景象更丰富的东西，并且在阅读我们的文字时会感到短暂的记忆的苏醒，无论是时间还是生活中的实际忧虑都无法抹去这种记忆。我们曾凝视那些已不复存在的帝国的废墟，行走在有人类建筑遗迹的荒野。我们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孩子，不知是出于命运的何种安排，我们被引领前去见证原始世界的景观，并发现一个伟大民族依然空空如也的摇篮。这并非智慧的偶然预测，而是非常确定的事实，就像一切已成定局。在短短几年内，这些无法穿越的森林将倒下，文明和工业的喧哗将打破萨吉诺的寂静，它的回声将静默……一些河堤将限制河岸，河水如今在一个无名的荒野中默默地流淌着，将来它的水流会被巨轮激荡。人因身为人而感到骄傲，同时对于上帝赋予我们支配大自然的力量又感到一种说不清的苦涩的遗憾。灵魂被一些截然相反的想法和情感激荡着，而它获得的所有印象都是强烈的、深刻的。这是一个不太大的平原，没有树林，但土地肥沃。那里的草高达三四英尺，十分坚韧。“你为什么那么小心呢？ "我问他，“是不是怕弄湿了？” “不是，”他答道，“我养成了习惯，过草地时总是看看脚在哪里，以免踩着响尾蛇。”“真见鬼！ ”我说道，同时跳到小路上，“这里有响尾蛇吗？ ”“确实有，”我们的美国诺曼底人答道，带着一种沉着的冷静，“这里到处都是响尾蛇。”于是我责怪他没有更早些提醒我们。他说由于我们穿着上好的靴子而且响尾蛇从来不咬脚踝以上的部位，所以不认为我们会遇到严重的危险。我问他被响尾蛇咬伤是否会致命。他回答说如果不向印第安人求助的话，被咬的人会在24小时之内死去。他们懂得一种疗伤的办法，如果及时治疗，可以救伤者一命。不管怎样，走剩下的路时，我们也效仿向导，不停地看着脚。酝酿了很久的暴风雨突然来了。无法入睡的我起身打开小屋的门，想呼吸一下夜晚的清新空气。整个白天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的面孔，动物们也销声匿迹了，无疑它们藏在树叶底下躲避白天的炎热。酋长的打扮：红裤子、一件披风，头顶处的头发卷起，里面插着两根羽毛。我问这些羽毛表示什么，他骄傲地笑着回答说，他杀了两个苏族人（Sioux,是印第安人的一个部族， 总在与另一部族打仗）。我向他讨要其中的一根羽毛，并说我将把它带到伟大战士的国度，他立刻从头发上解下羽毛递给我，然后伸出手握住了我的手。晚上，我去湖边散步，来到一个加拿大人的营地。我很快认出这里住的是那些与印第安人做生意的加拿大人。我坐在他们的火堆边，与他们的主要谈话如下：问：在殖民地历史中地位重要的休伦部和易洛魁部现在怎样了？答：休伦部基本消失了，易洛魁部损失了一半，与齐佩瓦部合并了。很多人驻扎在格林湾附近。易洛魁人成了一个诡诈的民族，他们总是作势站在我们一边或者站在英国人一边，他们偏向谁，好运也会偏向谁。问：你们和印第安人做生意会害怕吗？答：基本不怕。印第安人不是强盗，而且我们对他们有用。问：按照印第安人与欧洲人接近或疏远的程度，你们觉得他们是变得更好还是更坏？答：我认为他们完全不与我们接触时要好得多，当然也更幸福。随着我们在野蛮人的森林中不断前进，印第安人会更有秩序，并得到更好的管理。问：你们所说的远方的印第安人，他们有酋长吗？答：是的，先生，他们有酋长。和平时期，酋长的权力极受尊重，他们都是世袭的，来源已难以考证。他们会任命一位特别的首领（最勇敢的）带领他们打仗。他们没有正规的司法部门，不过当有人犯下谋杀罪行时，人们会把杀人犯交给死者的家人。有时他能得到赎罪的机会，更多的时候，死者的家人会杀了他，然后把他和他的罪行一同埋葬。问：你们说的这些远方的印第安人是怎样生活的？答：在欧洲人定居点附近，他们生活在一种旁人绝对未曾体验过的自在之中。他们不耕种土地，穿戴不太好，只会摆弄弓箭。但在他们的荒野中，猎物极其丰富。我能想象，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大西洋海岸都是如此。不过，猎物以快得惊人的速度向西逃去，因此他们要领先白人100多法里去追赶。问：难道印第安人不会意识到他们这个种族迟早会被我们消灭吗？答：他们对未来极其无所谓。那些已被半数消灭的或先于我们来到此地的民族，只是绝望地看着欧洲人西进，却不觉得是反抗的时候。所有僻居西部的民族（我听说还有300多万人）似乎并不觉得危险在向他们逼近。问：印第安人喜欢法国人，是真的吗？答：是的，先生，千真万确。他们愿意说的只有法语。更远的荒野中，在他们面前表明自己法国人的身份是最好的。他们总是记得我们掌管加拿大时对他们的好处。另外，我们中很多人是他们的盟友，并且几乎像他们一样生活。同一天，在苏必利尔湖岸边，与尊敬的天主教神甫穆隆先生谈话。他从底特律来，要去米奇里麦基诺，从那里向阿布尔克罗许(Arbre Crochu ),一个新建的天主教印第 安人居住地传教。问：您觉得世俗权力对宗教的支持有用吗？答：我深信它对宗教是有害的。我知道欧洲大多数天主教神甫有相反的认识，我知道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他们不相信自由精神，认为人们力图用其反对他们。他们一直生活在保护着他们的君主制权威之下，因此自然会怀念这种保护，于是他们成为了一种必然的错误的牺牲品。如果他们住在美国，马上就会改变观点。在这里，所有宗教信仰都是平等的，政府既不会支持，也不会迫害。而且毫无疑问，没有哪个国家的天主教徒比这里的更加虔诚和众多。我再说一遍，宗教及其牧师越少掺和世俗统治，他们就会越少参与政治争论，宗教思想从权力中赢得的也就越多。问：在美国，天主教徒最敌视什么？答：所有教派都在天主教的仇恨之列，但只有长老会教徒最暴力，但他们也是最虔诚的。问：您有没有看到过耶稣会士在印第安人中传教?答：有，150年前，阿布尔克罗许的一些家庭就接受了基督教的基本信条，现在我仍能在那里找到遗留。一些部落接受了耶稣会士们传播的几个基督教观念，在他们身上这些观念还没有完全去除，人们只要再去他们那里，就能将之很快召唤回来。总之，印第安人回忆黑袍教士时依然满怀敬重。人们在荒野中时不时就能发现耶稣会士曾经树立起来的信仰。问：印第安人真的天生善辩吗？答：的确是真的。我经常对他们言辞的简洁和意味深长感到敬佩。他们的风格具有某种斯巴达式的节制和果敢。问：他们战斗时是否还像从前一样残忍呢？答：一样。他们有上千种方法去折磨和煮死他们的俘虏，他们会割掉死伤者的头皮。然而，当没有战争刺激他们时，他们也是温和、正直的人。我看过他们跳战舞，我从未见过比这更可怕的表演。跳舞的战士会费尽心机在身上涂抹颜色，让自己尽可能变得恐怖。跳舞时，他们会模仿印第安人战斗中所有野蛮的场景。他们的动作看起来就是在砍敌人的头、折磨敌人、割敌人的头皮。几年前，辛辛那提主教建议一个印第安部落（我忘记了穆隆先生说的名字）派一些孩子去他那里学习。部落收到建议时，我参加了他们的讨论。我向您保证，尽管这个会议由野蛮人组成，却不乏威严。他们围成一圈坐着，每个人轮流发言，郑重严肃而且天生善辩。一人发言时，别人从不打断。问：野蛮人那里有什么样的公共权力呢？答：他们有酋长，都是世袭的，除非酋长的家族犯下可耻的罪行，否则不会失去权力。在圣约瑟夫河沿岸，有一位印第安酋长的祖先能够追溯到法国人最初来到此地的时候。问：阿布尔克罗许的印第安人虔诚吗？（说到此处，穆隆先生神采飞扬）答：我没见过比他们更好的基督徒。他们的信仰非常纯粹，他们完全遵守教规，一个受洗的印第安人宁可死也不愿违背他所信仰的教规。他们的生活变得非常合乎道德。您已经见识了（苏必利尔湖入口处的）苏圣玛丽的印第安人有多么热情，他们知道船上有个神甫后就跑来找我，我为很多孩子施洗了。问：美国的神职人员是怎样征募的？答：至今大部分神甫来自欧洲。我们现在开始只招收出生在美国的教士，他们要有用得多。现在，我们在联邦中有12到13所神学院。40年来，天主教神学在我们之中取得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发展。问：如何应对宗教上的开支？答：靠自愿捐赠。每个家庭在教堂里拥有的长凳构成基本的收入。问：主教如何命名？答：教皇直接为其命名，不过通常他会听从主教所在机构的意见。有时，他也会不这么做，那样的话可供选择的名字就很难让人满意了。问：你是否相信印第安人永远不会向文明屈服？答：我不相信。他们讨厌工作，特别是他们的偏见一直使他们无法开化。黑人想学欧洲人，但是学不像。印第安人能做到，但他们不愿。他们只看重战斗和狩猎，认为工作是一种耻辱。他们很少想要文明的安逸，对这种安逸鄙夷不屑。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我见过一些印第安人，他们身上只穿着一件披风。他们并不羡慕我们的裘皮和大衣，他们蔑视地看着这些东西。他们想象不出人既然有了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小茅屋，为什么还想要其他东西，也想象不了既然用枪能获取生活必需的猎物，人为什么还要耕田。这座城市的居民以法国人居多，但是轻易就能看出法国人是失败者。富裕阶层大多数是英国人，尽管人们普遍说法语，但大多数报纸、海报，乃至法国商人的招牌用的却是英语，商业机构也差不多都在英国人手里。恐怕如此状况也长久不了，这种怀疑是可能的。教士和不富裕的法国知识阶层开始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次等地位。我看到法语报纸在激烈且持久地攻击英国人。至今为止，民众还是向往舒适的物质生活，对知识缺乏激情与渴望，他们对自己属于被征服民族的意识很有限，对知识阶层的支持力度也很微弱。不过近年来几乎完全由加拿大人组成的下议院已采取措施来普及教育，一切都预示着下一代人会和现在这代人不同。如果自此以后的几年里，英国人的数量不会由于移民而得到激增，并且他们无法将法国人限定在现在生活的这个狭小地区的话，那么这两个民族将呈对峙之势，他们之间相互融合或者结成完整的联盟是非常困难的。于是尽管法国人被征服了，我们还是能期望他们将来在新大陆形成一个属于自己的美好国度，他们也许会比他们的父辈更有文化，更有道德也更加幸福！至于现在，种族间的分离完全有利于英国人的统治。我在此见到的那些所谓魁北克最好的律师，在法律基本概念和辩护方法上都没有显示出才干。他们说着带有诺曼底中产阶层口音的法语，说话方式庸俗，且混杂着英语措辞和一些古怪的用语。问：加拿大农民有什么特点？答：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群体。加拿大农民趣味简单，特别容易交往……这里的舆论力量大得惊人。乡村中没有任何公共权力机关，但秩序保持得却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好。如果一个人犯了错，人们就会疏远他，他将不得不离开村子。如果有人偷窃，人们不会告发他，但此人的名誉就坏掉了，必须远走他乡。在我们的乡村，非婚生子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加拿大人极其依附于他所生长的土地、教区和家庭，因此，让他去别处寻找财富是件很难的事情。朋友间的聚会、公共礼拜堂、教堂门前的集会，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快乐。加拿大人虔信宗教，他们对什一税毫不反感。问：什一税怎么收？答：约合收成的二十六分之一。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称新教徒来合法免税，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先例。教士没有不动产，在这里，他们只与人民紧密相连。他们赞同人民的想法和政治利益，并与之一同对抗权力。教士从人民中来，只为人民而存在。这里的政府指责他们蛊惑人心，而事实上，他们开明、知性，同时也很虔诚。他们的品德堪称典范……我对您说过，加拿大农民有一种特有的社会意识，这使得他们在危急关头能够相互扶持。他们中有一个遭了灾，整个社群都会行动起来帮他修复。最近X的谷仓被雷电击中，五天后，邻居们就免费帮他重建了。问：这里还存在封建制的残余吗? 答：是的，但微乎其微，几乎不被人察觉。L 领主对他原先转让的土地收取微不足道的地租，比如90阿庞的土地收6 - 8法郎。2 .人们必须把谷物交给领主的磨坊研磨，但他定的价格不能高于法律所规定的价格，这里的法定价格比美国自由竞争的价格要低。3.有土地出让税，意思是，土地所有人出卖依附于领主的土地时，须向领主缴纳出让价格1/12的税费。因此，要是民众不想再继续紧紧依附于土地，那么这笔税费对他们而言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加拿大封建制度残余的整个情况就是这样。另外领主不享有荣誉性的权利，也没有任何一种特权。这里和美国一样，没有贵族，也不可能有。人们必须靠劳动生活，领主找不到佃农，因此通常只能自己耕种。问：这里的基础教育怎样？答：……民众以惊人的热情抓住机会学习。教士尽力帮助我们。我们已经让一半的孩子，约5万人，进了学校。未来两三年中，我相信我们能让所有孩子上学。到那时，我希望加拿大人开始离开河岸，向内地前进。到现在为止，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两岸开拓的长度已经达到了180法里，但是宽度甚少达到10法里。然而，在更远的地方有着非常好的土地，非常适于耕种， (从理论上说)人们几乎免费就能得到它们。内尔森先生给我们看了耶稣会士当初建造的老教堂，他对我们说，印第安人对耶稣会士的回忆充满了敬重。印第安人的家非常干净，他们说法语，长相也几乎和欧洲人一样，尽管装束不同。看不见他们种地让我很奇怪。“啊！ ”内尔森先生对我说，“这些休伦人都是绅士，耕地让他们觉得有失体面。这种工作只适合法国人或英国人！他们仍然靠打猎以及他们妻子做的小工艺品生活。”问：印第安人偏爱法国人，这是真的吗？答：是的，的确如此。在所有民族中，法国人也许是保留自身特点最多的。然而他们在一段时间内，也最容易向他们生活之地的风俗、观念和偏见屈服。只有变成野蛮人，您才能得到野蛮人持久的爱。问：休伦人已显示出对法国人如此强的依附性，并且在殖民地历史中发挥了如此大的作用，他们变成了什么样？答：他们渐渐被同化了。然而，他们曾是这片大陆上最大的印第安民族。他们能够武装6万人，您已经见到了它的残部。在这次散步中，加拿大民众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再好不过了。我们发现了一些耕种得很好的土地，还有一些安逸富足的人家。我们走进了其中几户，宽敞的屋中配有非常好的床，墙壁刷成白色，家具十分干净。一面小镜子、一个十字架或几幅表现圣经主题的版画构成了一个整体。农民健康、强壮、穿着得体。他们待人十分坦率真诚，而美国人常常不具备这一点。他们礼貌，但并不卑躬屈膝，他们平等对待您，却又非常体贴。他们的举止中有某种高贵的气质，一开始就给人深刻的印象。这个人群不如美国人理性，但却比美国人更感性。加拿大人的才智很少得到培养，但他们淳朴直接，与其邻居相比，加拿大人少于算计和行动，他们更多的是凭借心灵去生活。以下是我们从谈话中得出的结论：1.至今为止，这里的民众生活十分安逸。魁北克周围的土地极贵，与法国城市周边的土地相当，不过它带来的收益也很高。2.加拿大人的想法还不太成熟，不过他们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英国人的族群正在他们周围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扩张着。他们故步自封是错误的，应该向那些还不受控制的地区扩张。每天到来的欧洲人强烈地激起了他们的猜疑，他们觉得自己最终会被吞并。我们看到人们在谈论这个问题时，自身的热情又焕发出来，但他们找不到确切的解决办法，而且似乎也不认为有办法。他们对背井离乡过于恐惧。“您是对的，”他们说， “但您想能怎样呢？我们生在这儿，也必须死在这儿。”与法国的农民一样，加拿大农民也很欢快活泼，他们回答问题时总是很有趣。我问一个庄稼汉，为什么加拿大人要固守在一个小地方，只要走出20法里就能找到肥沃的荒地。他答道： “为什么邻居老婆的眼睛更漂亮，但您还是更爱您的老婆？”在我看来，对于加拿大人的未来命运来说，最危险的是由内尔森先生在议会中所代表的、由 《魁北克公报》为其代言的那个阶层的人。这个阶层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之间的过渡群体，他们由与加拿大人联合的英国人、对政府不满的英国人，以及当地法国人构成。他们不会激起民众的妒忌和怀疑。在利益上，他们更像加拿大人，而非英国人，因为他们反对政府。然而从根本上说，他们的习俗、想法、语言都是英国的。如果他们无法占据加拿大的上流社会和知识阶层，这些人的民族特点就会彻底沦丧，那么他们就只能像法国的下布列塔尼人(les Bas-Bretons ) 那 样混日子。幸运的是，宗教造成了两个种族间难以通婚，并在教士中形成了一个知识阶层，他们喜欢说法语，喜欢吸收法国文学和法国人的想法。3 .在城市里，英国人和加拿大人形成了两个社会。英国人极其奢华，而加拿大人则相当拮据，族群和阶级间的妒忌之情由此而生。4 . 英国人掌控所有的对外贸易，在对内贸易上也占主要地位，由此又产生了妒忌。5 . 英国人每天都在侵占加拿大人认为是留给他们族群的土地。最后，英国人在加拿大展现出他们所有的民族特征，而加拿大人则保留了法国人的所有体貌特征。事实上，加拿大人依然是彻头彻尾的法国人，因此与周围的英国人截然相反：活泼、戏谑、爱荣耀、爱热闹、聪明、擅长社交。这里的人只是比法国的更加有道德、好客、虔诚。只有在加拿大才能找到在法国所谓的“好心人”(bon enfant), 在英国和美国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法国人既有天生的故土情结，同时，如果他们偶然离开家乡，也会以最快的速度沉浸到不可预测的野蛮式生活中去。法国人性格中同时存在的这两种品质非常不利于建立殖民地。让我们的乡村中那些老实巴交的贫苦农民下决心背井离乡去追逐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更加害怕的是异乡生活的艰苦和不确定性，而非自己家乡的苦难。然而正是靠着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构建出一个优秀的殖民地核心。好不容易到了大洋彼岸，我们却很难让他们安定下来。他们身上从来就显现不出对发家致富的强烈而执着的愿望，不像英国人那样每天都在为此努力，所有的精神动力也只朝向这一个目标。法国的拓荒者对于提供给他们的土地开垦得很慢。他们的整体进展都很慢，人们不断发现他们被一种懒散的、漫游式的美好生活所引诱。这是我们的民族特点所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其中也有一些从我们的政治习惯和法律中产生的因素。几百年来，法国政府不停地将所有事务的决定权都揽了下来。如今，可以说它不仅统治着，而且还管理着王国的所有领域。在这里，我看不到法国政府在这种状态中得到了任何有用或有害的东西，我只能说它存在着而已。法律义务和政治习惯所导致的结果基本不利于一个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如果政府常常不能正确判断并及时解决其权力中心省份所产生的困难，那么当它必须关注3 000法里以外的利益时，也极有可能无法达成。提供执行方式、选择能干的人才、制定不容背离的法律，这些就是祖国派遣她的子民去另一个半球寻找财富时必须要做的事情。至于对公共事务部门的日常关注，以及拓荒者的个人劳作，宗主国则不能也不应试图去操纵。这是所有大的殖民国家都采用的运作方式，但应当指出，这些国家都不曾将行政管理集中于它们的政治中心。而在我国从来就不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法国恰恰相反，它不断力图将一些不符合事务本来规律的统治原则和行政律条搬到大洋彼岸。也许是对它所雇用的人不信任，又或者更可能是对权力和权威习惯性的猜忌，法国政府总是出人意料地力图对殖民地保持领导地位，就像它在王国中心的地位那样。于是，可以想见它要去判断那些它无从得知的事情，调整一个与它眼前的社会不同的社会，满足一些对它可有可无的需求，而且为了更加公平，它还扣留了所有悬而未决的利益和权利。它想预知一切。它畏惧拓荒者的个人热情或者利益，迫使他们接受它的一切审查、一切领导、一切监督，而且一切都由它亲力亲为。它投身于一种繁重的劳动，并白白耗费了所有的精力。另一方面，法国拓荒者在其祖国接受的政治规训使他直至今日都很难轻松地摆脱监管。为了发家致富来到一个地方以后，他必须自己管理自己，但他却对行使其新权利表现得局促不安。如果政府想要为他包办一切，那么他只会在所有需求上都极端地依赖政府。他很难感受到独立的意愿，几乎要强迫他自由。新大陆的事例证明了，如果说个人能力和自我管理的技术对一切社会都行之有效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不得不在与世隔绝之地（如殖民地）繁衍生息的人们来说，则更是这样。近几百年的历史展现了一种（必须承认的）特殊的场景。在其中，法国经营着一个庞大的殖民体系，计划设计巧妙，地点精心挑选。它要用连绵不绝的定居点将密西西比州的圣劳伦斯河连成一个整体，并在北美中部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帝国，加拿大和路易斯安那就是向此方向发展的两个典型。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牺牲了很多人，花了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政府一刻不停地操持着这些新的定居点，兢兢业业地领导着它们。然而，尽管付出了很多，这些殖民地却都半死不活。土地毫无价值地在法国人的脚步前绵延着，他们根本不向周围肥沃的荒野中行进，人口只有很少的增长。这种视而不见的范围似乎越来越广。新社会停滞不前，它既没有赢得权力，也没有赢得财富。在对外族入侵进行了一番英勇的抗争后，它终于支持不住了。在附近，英国人来到大西洋沿岸定居下来。法国人是被祖国派来的，而英国人更多的是逃离他们的祖国，一旦踏上美洲的土地，对英国来说，他们就成了外国人，于是英国也就不怎么想去统治他们了。一开始，他们就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和法庭，他们任命大部分行政官员，组织军队，满足社会需求，制定治安条例和法律。宗主国几乎完全不插手他们的内部事务，只是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贸易，并保障他们免受外族攻击。宗主国没有劳民伤财，然而这些被扔给拓荒者的定居点在22年中不仅增加了一倍的人口，还成了知识与财富汇聚的家园。凭着这些经验，人们必须承认，对于法国来说，建立一个殖民地就好比是在做一件充满风险且成功与否非常不确定的事情。为了建立一个远方殖民地，必须保证拥有并保留对海洋的控制……在波士顿，精神劳动特别指宗教方面。在我们从阅览室里找到的25份半定期刊物中，有12份多少都与宗教有联系。……在欧洲，让我们觉得最尴尬的，是那些出身低微，接受了教育想要出人头地，却又苦无良方的人。在美国，则几乎感觉不到教育有这种缺陷。教育总是自然而然能为致富提供方法，而且不会造成任何社会危害。若想要民主运转顺畅，必须有公民，即对公共事务拥有兴趣、有能力且有意愿参与其中的人，这是问题的首要因素。问：您是否认为奴隶制是美国的一块大伤疤？答：是的，毫无疑问，奴隶制中包含了几乎所有现实的困境和未来的忧虑。问：南方人意识到这种状态了吗？答：是的，他们深知这些。虽然这让他们担忧，但实际情况是，他们并不承认。奴隶制已经彻底改变了南方的社会状况，那里的白人形成了一个拥有所有观念、所有激情和所有偏见的贵族阶层。然而，不要误解，任何地方的白人都没有在南方那么平等。在我们这里，人们在法律面前非常平等，但在生活习俗中就不这样了，还是有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分。而在南方，所有白人都平等地享受特权，他们的使命是让黑奴劳动，而他们自己不劳动。您绝对无法想象，在南方美国人的心目中，劳动有多么让人不齿。而在联邦，所有的企业由于黑奴无法在其中充当基层职员而难以获得成功。所有在查尔斯顿以及其他城市做大生意的人都来自新英格兰地区。我记得和一个南方的众议员在华盛顿吃饭时，他看见白人侍从为我们服务，完全掩饰不住他的惊讶之情。他对我夫人说： “白人做侍从真是对这一人种的侮辱。每当他们中有人来给我换盘子时，我总是想把我的座位让给他。”南方白人过的这种游手好闲的日子导致他们的性格产生了巨大变化。他们沉迷于体育锻炼、打猎和赛马，他们强壮、勇敢、充满荣誉感。在南方，人们所谓的自尊心比别的地方的人更加敏感，决斗是常有的事。问：您是否认为南方人离不了黑人？答：我认为正相反。欧洲人能在希腊和西西里的土地上劳动，为什么弗吉尼亚和卡罗莱纳的人不能这么做呢，那里并不是更炎热啊？问：奴隶的数量有没有增加？答：特拉华州以北的地方都有所减少，因为那里种植小麦和烟草，在这种耕种方式下蓄养黑奴没什么用，只是浪费钱。人们把奴隶转移到生产棉花和蔗糖的地区。在这些地方，奴隶数量有所增加。在已引入黑奴的西部各州，他们的数量依然很少。当一个黑人不理会主人，也不怕挨打时，我觉得他是最放肆的。当黑奴和一个懦弱的主人打交道时，他们恶劣对待主人的情况也不少见。特别是女黑奴，常常滥用女主人对她们的仁慈，因为她们知道对她们进行体罚不符合习俗……亚当斯先生似乎相信实现美国国内安宁和秩序最有效的保障之一，在于将沿海地区的人迁到西部去。他说：“在我们充分意识到这点以前，已经有几代人在迁徙了。”然后，我问他联邦最迫在眉睫的危险，以及可能导致分裂的因素。亚当斯先生没有回答，不过很明显，在这个问题上，他对未来的信心并不比我更足。“但您不担心吗，”我直接对他说， “由于要净化基督教，您最终却会使其主体消逝？坦白说，我很担忧人类精神从离开天主教后所走的道路，恐怕它最后会走到自然宗教那里去。”今天我在聋哑人收容所里看到一个瞎眼的聋哑小姑娘。然而，她能够缝纫，并且能穿针引线。她会时不时地因想到什么事而微笑，这个场景真是奇特。这种愉悦的感受是怎样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人身上产生的呢？它又会是什么样子的?管理人告诉我们，她个性温和，非常听话。他还说，她的嗅觉极其灵敏，能够仅凭味道来辨别来人……收容所里有三四个黑人。人们肯定地对我说，他们的智力和白人没什么不同。在欧洲，我们发现劳动分工让人处理细节的能力无止境地提高，而总体能力却下降了。这样分类的工人对自己的专业领域过于熟练，在其他领域却十分笨拙。以英国为例，在这个国家，工人的分工极其精细。而在美国，劳动分工却可以说并不存在，这使得美国人从平凡民众变成了聪明人。每个人对做所有事都懂得一些，比起术业有专攻的欧洲人，他们做每件事都要差一些，但总体能力则胜过前者百倍。这是他们能够高明地处理生活和社会管理的一般性事务的重要原因！我们在教会中从来不谈理论，只谈道德。但是，在美国，我没见过唯物主义者。可以说，人们普遍对灵魂不朽以及赏善罚恶说有着坚定的信仰，这是所有教派都会涉及的公共领域。我做过很长时间律师，总是能见到人们对誓言非常遵从。当我们谈到他居住了20年的新奥尔良时，他对我说：“在新奥尔良，有一个阶层的女人专门过同居生活。她们是有色人种。在某种程度上，伤风败俗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要忠实履行的职业。一个有色女子从出生起，就注定要成为一个白人的情人。当她到达适婚年龄后，她的母亲就会花心思让她成家。这是一种暂时的婚姻，这种婚姻一般会持续几年。在这段时间内，人们很少会指责以这种方式结合的女子有任何不忠。她们就这样被人转手，直到攒足了一笔钱，她们才会真正找一个合适的男人结婚，然后把她们的女儿带上同样的路。”我说：“这种事情是违背自然伦理秩序的，它会给社会造成混乱吗？ ”“并不像您想的那样，”布朗先生答道， “富有的年轻人非常放荡，但伤风败俗的事情仅限于有色女子。法裔和美国的白人女子则十分纯洁。她们贞洁，我想首先是因为贞洁让她们愉悦，其次是因为有色女子不守贞洁，有情人就等同于与她们为伍 … … ”问：如何区别北方人和南方人？他们各自的主要特征是什么？答：我这样描述区别，北方人的特点是具有实业精神……南方人的特点是具有贵族气质。南方人作风直接、开放，在涉及荣誉的问题上，他们容易激动、生气，甚至暴怒。而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则很冷静，精于算计，有耐心。您去一个南方人家里做客会受到热情接待，他会与您分享家里所有的乐趣。而北方人在迎接了您以后，就会开始想能不能和您做生意。问：您觉得马里兰州的人可以不依靠奴隶吗？答：是的，我相信可以。奴隶制常常是一种太费钱的生产方式……他又很天真地补充道： “不，毫无疑问，我们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个程度！我们签署《独立宣言》的时候想的是，大不列颠会对我们这一举动感到害怕，会想方设法接近我们，然后我们还可以再成为好朋友。然而，英国人却向我们举起了刀，于是我们也举起了我们的。”查尔斯•卡罗尔的所有生活方式和表现出来的气质让他看起来全然像是个欧洲绅士。也许革命时期的南方大庄园主们都是这个样子的。在产生了美国最伟大的人以后，这种人便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高贵的道德传统。民众受到了教育，知识得到了普及，一种中庸的才能大行其道。社会少了杰出却多了繁荣。只有在欧洲人们才能感受到的这种文明与知识进程中的种种后果，已在美国完全显现了出来。它的首要成因是什么？我还没有看到。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些德意志殖民地建立了至少50年，它们依旧完整地保留着父母之邦的精神和风俗。在他们周围游荡着不断迁徙的人，后者致富欲望毫无节制，对任何地方都没有留恋，任何束缚都不能让他们停止脚步，哪里看上去有财富他们便蜂拥而至。而德意志人却在这股广泛的运动中间蜡然不动。他们克制住自己的欲望，慢慢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状况。他们不停地劳动，却从不轻易放弃任何东西。他们肯定会变得富裕，但很缓慢。他们留恋家庭，把幸福保留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内，对自己家园之外的事物毫无兴趣……问：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在树林中遇见的居民只用一个很不完整的窝棚来度过恶劣的天气？墙壁上有洞，这样风雨岂不畅通无阻？主人和外来者想必都不会喜欢这样的住房，把墙堵上有那么难吗？答：最简单不过了，但这里的居民普遍都很懒散，他们认为劳动是一种痛苦。他们只要有足够的食物和一个能凑合一下的房子，就很满足了，只会想着抽抽烟，打打猎。问：在您看来，造成这种懒散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答：是奴隶制。我们习惯了自己什么也不干。在田纳西州，每个农场主都有一两个黑奴。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奴隶，通常应该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在田里干活。然而，拥有的奴隶少于十几个的很少见，极其常见的情况是，一个白人指挥着奴隶，而他自己绝对什么都不干，只会骑马打猎。小农场主都拥有一把好枪，只会花时间去打猎。问：您觉得靠奴隶种庄稼省钱吗？答：不，我相信这要比雇用自由劳工干活更加昂贵。路易斯安那几乎所有土地都还在法国人手上，但高端贸易已经被美国人控制了。必须得说，这两个民族做起生意来有很大差别。路易斯安那的法国人不敢做工业，他们一点也不喜欢在不可靠的事情上冒险，害怕因为一次破产而名誉扫地。每年从北边而来的美国人却充满了致富的欲望，他们全是为此而离开家乡的。他们来的时候几乎一无所有，对于偿还债务，他们远不像法国人那么在乎荣誉。问：你是否发现南北方的社会状况差异很大？答：非常大。我们南方人可能比北方人更有天赋，但我们不够活跃，尤其缺乏毅力。我们的教育非常缺失，我们没有任何正规的学校系统，有三分之一的民众是文盲。我们对一切社会需求也没有给予同等的关注，对未来也是一样。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凡尔赛宫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Gustave de Beaumont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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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斯·帕斯卡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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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诺雷·加布里埃尔·里奎蒂，米拉波伯爵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1834论美国的民主》

前言

“人之所以选择服从，是因为他不能察觉且无法预见同伴的反复无常；最终，他将自己囚禁起来，将自己永远束缚在脆弱的环境中。”——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大革命令这个牢牢占据科唐坦半岛的家族感到震惊，他们与奴仆们关系良好，并为其领主职责感到自豪。当革命浪潮抵达诺曼底，它只带走了城堡中的鸽舍。它从托克维尔家族中带走的仅仅是养鸽子的特权。托克维尔家族会专门腾出下午的时间来阅读和谈话，包括他们的访客夏多布里昂——他尤其受益于拜访经历，并撰写了他的作品《摩西》。在博蒙家族中，他们会一起阅读，共同致力于音乐、绘画的创作和慈善工作的创建。日常生活中的激情，是获得财富的方法，在不扰乱国家的基础上得到这种激情的方法有一千种。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英国、法国、德国……每个人有不同的语言、信念、见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常见的偏见、情绪、观念的社会，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其会比我们的社会快乐一百倍。更有道德？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就是出发点。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什么能够使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民族？利益。这就是秘密。在每一个瞬间涌现而出的特殊利益，以及公开形成的利益被称为社会理论。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可以想象出一个由全世界各个国家组成的社会：英国、法国、德国……每个人有不同的语言、信念、见解；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没有常见的偏见、情绪、观念的社会，一个没有民族特性的社会，其会比我们的社会快乐一百倍。更有道德？我对此表示怀疑。还有就是出发点。什么能够使那么多不同的元素联系在一起，什么能够使所有人凝聚成一个民族？利益。这就是秘密。在每一个瞬间涌现而出的特殊利益，以及公开形成的利益被称为社会理论。博蒙和托克维尔对美国有不同的兴趣，但他们打算同时发表他们的作品，并将其作为同一本书的两个部分。在1831年，以及此后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构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仅在后来才变得截然不同。第一个版本的《监狱系统》也公布了古斯塔夫·德·博蒙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共同完成的名为《美国的体系与道德观念》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在《监狱系统》出版一个月后，托克维尔在写给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封信中仍提到了该合作作品：“为了完成更全面的关于美国的作品，德·博蒙先生和我现在很忙。”他们似乎没有忘记此类型监狱的建筑成本高或者将囚犯日日夜夜地隔离在单人牢房中所存在的危险性。在海峡另一端停留一段时间之后，托克维尔发现了自己的错误。英国没有处于革命的前夕。与法国贵族不同的是，英国贵族是开放的，它继续履行着祖先的职责，而较低的社会阶层可以通过金钱获得贵族地位。“英国贵族，”托克维尔在他的笔记中写道，“因它的激情和偏见而与世界上的贵族阶级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种难以接近的东西并非始于出身，只要有钱，人人都可以得到它；当其他所有贵族屈服于人民或者国王的时候，这个唯一的区别使它能够反抗。在政治社会中，有两个原则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第一，人民主权，民主政治，其原则既有区别又相互交融；第二，联邦，其原则是统一和维护。他随后在两栏中记录了符合每个原则的观点：人民主权。民主政治，不平衡。大多数人的压治性统治——无特权阶级；一名贵族在美国面对的困难。农夫绅士们。大多数人的政府；公众舆论；一旦形成固执的大多数人——构造和政党的运作。由于这个国家的所有事情都是零零碎碎的，你每次只能改变一件事情，而每一个变化只能引起一小部分人的兴趣。由于同样的原因，你只能激发少数人的热情。按照整体改革路径发展是几乎不可能的，因为在英国，你只能将同样的原则应用到少数事物上（J. S. 米尔）从托克维尔第一次前往英国起，他就有这样的感觉：在那个国家，穷人渴望占领富人的地位，且有时能取得成功。“法国人的思想是不想有上级。英国人的思想是想要下级。”在《法国的社会形势与政治形势》中，托克维尔注意到法国贵族和英国贵族的不同之处在于事实上只有英国贵族才是真正的贵族，即社会中的一小部分具有类似于血统、智慧、金钱、文化等“特质”的人。另外，在法国，贵族阶级的唯一特质是家世，这使得其他任何人都无法得到它。我声明，在人类历史之中，当我看见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我非常佩服胜利者，他们在我眼前彰显了他们的价值；但我也非常同情被征服的国家。只要存在受支配的民族，只要它没有在征服之下彻底消失，我为它许愿，我怀有希望，我相信这个民族的本能；在我的梦中，我看见它挣脱了奴役的枷锁，摆脱了暴君的暴政统治。如果有一天，我得知这个民族在荣耀中消失，我仍然忠实于它，我会在它的坟墓上哭泣。至于赦免犯罪，它是一种可恶的、卑劣的行为。它是一种常见的卑劣行为。1. 民主对观念造成的影响。2. 民主对情绪造成的影响。1. 民主对思想造成的影响。2. 民主对心灵造成的影响。3. 民主对习惯造成的影响。开拓者必然忙于寻找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他远离世界的其他部分，独自生活在小木屋中，他唯一担心的是整个家族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产量。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为了获得生存的必需品，为了保护他的小世界。他对出现在他的家门口的陌生人表现出来的慷慨无非是一种算计；这种行为并非发自内心，它是有原因的，它是一种投资。沉迷于物质生活、个人主义和利益是很容易理解和定义的，其显然具有偶然性和暂时性，但是生活在边境，它们可能会成为每一个民主国家的公民的永久现象。托克维尔继续说道，一旦你剔除了所有的次要原因，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有一个唯一的目的——增加或者减少平等，而平等是革命运动的基础或者产生的原因。无论是过去的革命还是现在的革命，其通常还包括了富人反对穷人和穷人反对富人的大背景。野蛮人与野蛮人是相互平等的，因为他们都是同样的软弱和无知。高度文明的人全都能变得平等，是因为他们全都能够通过相似的手段获得舒适和幸福。托克维尔的理论的新颖之处在于：他主张，为了达到历史的最后阶段——平等和自由在这一阶段才真正相互一致，贵族主义阶段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如果说“正是因为人们失去了自由，他们才需要重新夺回自由的方法”，那么真正的自由往往需要走过奴役的道路。也许当哲学一词被应用到托克维尔的理论上时，是不完全准确的。托克维尔曾说过他对哲学有一种恐惧感，他写道：“事实上，哲学完全是一种脱离实际活动的思想活动。”但在民主时代，很少有人会为了寻找伟大的知识真理而奉献一生；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仍然非常需要使用普遍思想指导他们的行为。为了避免那些迫使每个人忙于计划、思考、感知的绝对的和过度的普遍思想，它遵循了最佳的方式，此外：“当他［人类］厌倦于寻找是什么让他的同伴行动，他至少尝试着理清是什么推动自己前行，但他仍然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他带着疑惑穿越了整个世界。他最终重新审视自己，当他想更加了解自己的时候，一切似乎变得更不明晰。伟大的事物与极其琐碎的事物、深奥晦涩的事物与突出明了的事物，它能够在同一时间使人产生虔诚、钦佩、蔑视、恐惧。我只考虑我自己。人类本源于无物，随着时间的消逝，最终永远消失在上帝的怀抱中。你只能在那一刻看见他——当他徘徊于那两个让他迷失的深渊的边缘。美国人所具备的不同寻常的物质条件，使他们处于一个可塑性强、可以随意改变的世界中，其通常能够让他们避免欧洲社会中的思想紧张状态。一个不满足于现状的美国人往往可以离开他的家到西部去，他在那里能够轻松地为自己创造新生活。那就是想法如何轻易地转变为现实，以及为什么抵制那种转变的力量是薄弱的。托克维尔相信，人类思想对事物存在天生的品位。物质过剩直接导致利己主义思想和一种永远烦乱的状态，最终导致无政府状态。随着哲学的发展，宗教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其能够凭借它的极端特性，引起思想的武断性和不动性。“在野蛮人的社会中，他们彼此之间是平等的，”托克维尔回忆说，“因为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第一需要和人生中最粗鄙的兴趣所占据，思想发展的想法很难出现在他们任何一个人的头脑中。”新专制具有一种背信弃义的原则——在赋予身体自由的同时压迫灵魂。难道你没有发现意见分裂的速度比财产分割还要快，每个人将自己封闭在他自己的头脑之中，就像农场劳动者在自己的土地上劳作一样？……相较于他们在不平等的环境中的情况，情感渐渐变得更加个人化，很快，人类与他们的信念分隔得更远。就像一个新国家的每个居民那样，美国人必须迅速养成控制其自身的习惯，但必须防止这种习惯超过它的自然界限，进而转化成奴役形式：托克维尔提到，在民主国家中，因为人类不再因为社会等级、阶级、团体、家族的关联而联系彼此，他们只是过于倾向于关注他们自己的特殊利益，他们总是太容易只考虑自己并退缩到狭隘的个人主义中——这种个人主义遏制了所有公共美德。专制完全没与这种倾向作斗争，专制使它成为不可抗拒的事实，因为专制让公民们失去所有的共同爱好、所有的本能需求、所有的合作需要、所有采取共同行动的场合。也就是说，它将他们束缚在私人生活之中。他们总是倾向于分散彼此；它隔离了他们；他们彼此之间变得冷淡；它让他们变成了寒冰。

序言

我暂时回顾一下700年前的法国：我发现它被少量的拥有土地、统治人民的家族所瓜分；在那个时候，统治权随着遗产的继承而世代相传；人类只能通过权力对他人产生影响；你只能发现唯一的权力来源——土地所有权。但另一方面，神职人员的政治权力已经确立并很快不断扩张。神职人员对所有阶级都敞开大门：穷人和富人、平民和贵族，都能够平等地经由教会这一渠道进入政治领域；那些原本被终身奴役的农奴以神父的身份出现在贵族之中，并且常常成为国王的座上宾。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变得更文明、更稳定，人类之间的不同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化。人们愈发感觉到对民事法律的需要。随后，法理学家出现，他们来自阴暗的法庭和布满灰尘的文员办公室，他们出现在贵族的宅邸中，坐在身披裘皮盔甲的封建贵族身边。当国王因为好高骛远而葬送自我，当贵族人士因为私斗而耗尽家产，当平民通过经商富裕起来，金钱开始对国家事务产生影响。贸易成为一种全新的权力来源，金融家成为既被蔑视又受追捧的政治力量。启蒙渐渐传播；人们对文学和艺术的品位再度觉醒；随后，思想成为成功的元素之一；知识是政府的一种手段；智慧成为一种社会力量；文人墨客进入公共事务领域。随着获得权力的新方法不断涌现，我们可知家庭出身的价值日益下滑。在11世纪，贵族拥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而在13世纪，贵族身份可通过购买获取；贵族头衔的第一次授予发生在1270年，平等最终由贵族阶级自身引入政治领域。当公民们开始不再按照封建土地所有制占有土地，当所谓的个人财富能够反过来产生影响力并使人们被赋予权力，艺术领域不再有新的发现，商业和工业领域不再引入进一步的改进，人们之间也不再创造出与其相适应的新的平等元素。从这一刻起，所有已发现的进程、所有已产生的需求、所有亟待满足的欲望，都向着普遍平等推进。对奢侈品的爱好、对战争的热爱、对时髦的追求，以及人类心中最肤浅的和最高尚的情感，似乎在富人和穷人心中得到了平衡。从脑力成果成为力量和财富之源的时候开始，每一次科学发展、每一种新的知识元素、每一种新的思想，都应当被视为人们触手可及的权力的种子。诗情、口才、记忆力、慈悲心、想象力的火花、思想深度——这一切上帝随机赋予的天赋，都有益于民主的发展，即使当它们落入民主的对手的手中，它们仍然可以通过塑造伟大的人性而为民主服务；因此，民主征服的范围随着文化和教育的延伸而扩大，而文学成为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军械库，弱者和穷人每天都能在那里找到武器。你将阅读的这整本书是在一种带有宗教敬畏的心情下完成的。上帝不必开口，我们就能够发现关于他的意愿的确凿迹象；只需观察自然界的日常规律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足够了；我知道，即便上帝没有提高他的音量，天上的星星也会按照他的手指画出的曲线移动。国家的首领［立法者］从未想过提前为革命作任何准备；革命是在违背他们的意愿或是在他们不知不觉中产生的。这个国家中最有权力、最有才智、最有道德的阶级从未为了领导革命而控制它。因此，民主受其狂野本能的支配；它就像那些缺乏父母照顾、生活在城市街道、只知道社会的恶习和悲惨的孩子那样独自成长。当它毫无征兆地获得权力，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随后，每个人服从于它的每一个要求，它被尊为力量的象征；但后来，当它因为自身的过度化而被削弱的时候，立法者设想出摧毁它的草率计划，而不是尝试着指导和纠正它；立法者不想教授它治国之法，而是用尽心思将它挤出政府。他们之所以关心穷人的遭遇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赋予他们的职责。人民从不奢想不属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人们从未想象过自己与统治者平等，人们接受恩惠并从不对统治者的权力提出质疑。当统治者是仁慈之人，他们爱戴统治者，他们毫无怨言、奴性地服从于统治者的苛刻要求，仿佛这是上帝安排给他们的不可避免的责罚。此外，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也为专制划定限制，为专制的行使制定约束。由于贵族从未想过有人要剥夺他们手中那些自认为合法的特权，而农奴认为他们的卑下身份是亘古不变的自然规则的产物，可以想见的是，在享有不同命运的两个阶级之间可以建立起一种互惠的关系。因此，虽然你在社会中看见不平等和苦难，但是灵魂不会因此堕落。一方面是集财富、权力、悠闲于一身的人，他们拥有奢华的追求、风雅的品位、愉悦的心情、献身于艺术的精神；而另一方面是终身劳作、粗野、无知的人。但是在这群无知和粗俗的人中，你发现了充沛的激情、高尚的情操、深厚的信仰和质朴的美德。我想象出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人视法律为自己的作品，他们爱护法律并能够毫不费力地遵守它；在那里，他们尊重政府的权威是因为它是必不可少的，而不是因为它是神圣的，他们对国家领导的爱戴不是一种激情，而是一种理性和冷静的情感。由于人人都有权利且他们的权利得到了保证，因此各个阶层之间建立起一种强烈的彼此信任和互尊互重的关系。财富的分割缩短了贫富之间的差距；但随着距离的缩短，他们似乎找到了憎恨彼此的新理由，并且，他们以充满恐惧和忌妒的目光注视着彼此，都想把对方拉下权力的宝座；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权利的观念并不存在，对他们来说，权力似乎才是现在和未来的唯一保障。穷人继承了他的父辈们的大部分偏见，而没有继承他们的信仰；继承了他们的无知，而没有继承他们的美德。穷人将利益学说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而不了解利益学说的科学本质，而他的利己主义就像他以前的奉献精神那样，都是愚昧的产物。社会之所以安宁，不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和繁荣，而是因为它意识到自己的脆弱和无力，它担心努力尝试会让它彻底崩溃。人人都意识到一切变得越来越糟糕，但是没人拥有必要的勇气和力量去寻求某种更好的事物；我们拥有欲望、遗憾、悲伤和喜悦，但无法产生任何显著或持久的效果，就像老年人满怀激情最终却因自身的无能而告终。在这些宗教人士身旁，我发现有一些人的目光转向尘世，而不是朝着天堂；他们崇尚自由，不仅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最高品德的起源，而且因为他们认为自由是最大的优势之源，他们真诚地希望巩固自由的统治地位并让人们尝到自由带来的甜头。我了解这些人迫切需要宗教给予援助，因为他们必定知道没有信仰就没有道德观念，没有道德观念就无法建立自由的统治；但他们发现宗教出现在敌对行列之中；那足以让他们止步不前；有些人攻击宗教，有些人不敢为它辩护［这些人都缺乏启蒙教育或者勇气］。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拙劣和堕落的人主张奴隶制度，而拥有独立精神和宽大心胸的人为了拯救人类自由而进行着毫无希望的战斗。但现在，你常常见到一些出身高贵而狂妄自大的人，他们的观点与他们的品位截然相反，他们歌颂着与他们的身份截然不同的奴性与卑劣。与此相反的是，那些谈及自由的人仿佛能够感觉到自由的神圣与伟大，他们大声宣称自由代表人类权利，而人类却一直忽略自由的存在。人们丢掉手中的耕犁拿起梭子和锤子：他们离开农舍走进工厂；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遵循了组织社会所特有的发展规律。不回顾起因的基础上分辨结果，在不了解将会发生何事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难道不是整个人类的命运吗？我们观察到太阳改变位置，观察到它时常在天空中上升，我们意识到这种运动是有规律的，我们感觉到它受到造物者的控制，但我们无法判断是什么力量让它运动，是什么力量带领我们与太阳一起朝着宇宙之中的未知点前进。

北美的地理

这里的河流蜿蜒曲折，仿佛是在随意地流动。这些河流时而汇合并流、分开，又再次汇合，时而流入沼泽地带，不断地消失于它们制造的水之迷宫里，在经过无数的波折之后，它们最终流入极地海域之中。位于第一个区域南端的五大湖不像旧大陆的大多数湖泊那样四周围绕着险峻的山丘和岩石；它们的湖岸平坦，只比海平面高出几英尺。因此，每个湖泊就像是盛满水的大盆子：地球构造的细微变化就会让湖泊中的水流向北极或是赤道海域。第二个区域比较凹凸不平，更适合成为人们永久居住的地方；两条大山脉沿纵向将该区域划分：一条名为阿勒格尼山脉，其紧邻大西洋海岸；另一条山脉与太平洋平行。密西西比河流经的河谷似乎是专门为它而造的；在那里，这条大河既能为善又能作恶，就像是上帝那样。在河水附近，大自然展现出一种无穷无尽的繁衍力。距离河岸越远，植物越稀少，土地越贫瘠，万物都已凋萎或者死亡。地球上所有大变动留下的痕迹都不像密西西比河谷那样清晰。整个国家的一切景象都证明了水的作用。无论它是贫瘠还是充裕，都是水的影响。在河谷底部，古代大洋的海浪沉积了厚厚一层植物性物质，海浪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这些沉积物冲刷平坦。在河岸右侧是一片巨大的平原，它平坦得就像是农民用磙子碾过的田野一样。相反的，越是靠近高山，土地就变得越不平坦、越贫瘠；可以这么说，成千上万处的土壤被刺穿；古老的岩石随处可见，就像一具具骷髅那样立在那里，其四周的筋肉已经在时间之中消磨殆尽。大小不一的花岗岩砂粒和石头覆盖在地表；一些植物的新芽艰难地在这些障碍物之间萌发、生长；它看上去就像是一片被覆盖在某些巨大建筑物的废墟之下的沃土。事实上，经过分析，不难发现这些石头、砂粒与落基山脉上干燥而嶙峋的山峰上的岩石完全一致。在河谷沉积出土地之后，河水无疑又把山上的一部分岩石冲了下来；河水卷着岩石沿着斜坡翻滚而下；并且，岩石在经过互相研磨之后，分散成小碎片，最终停留在落基山脉的山脚下。总而言之，密西西比河谷是上帝为人类居住而准备的最佳住所；然而，它现在仍然是一片巨大的荒野。正是在这片荒凉的海岸上，聚集了人类工业最初的成就。正是在这片干燥荒芜的土地上，英国殖民地逐渐成长和壮大起来，最终成为美利坚合众国。北美呈现出另一番景象，那里的一切都是庄严而肃穆的。你可以说这里是为了成为思想的领域而被创造的，而南美则是为了使感官得到享受而被创造的。澎湃而多雾的海洋冲刷着海岸；由花岗岩石块和砂砾组成的海岸围绕着海洋；覆盖着海岸的森林中，排列着阴沉而忧郁的植物；那里几乎只生长着红松、落叶松、常绿栎、野橄榄和月桂树。在这里，这些森林就像是被人类控制的领土那样，死亡无处不在；但是没人去清理那些因死亡而遗留的残枝。因此它们不断积累，时间无法尽快地将它们转化为泥土以便为新生植物腾出空间。但是在这些残枝的最中央，繁殖活动从未停止。各种各样的藤蔓植物和杂草越过障碍物不断生长；它们沿着坠落的树干攀爬，慢慢进入树木的泥土之中，向上生长并穿破了仍然覆盖在它们表面的干瘪树皮，为它们的新芽开辟了一条道路。因此，在某种意义上，那里的死亡帮助了生命。生与死相互交融，似乎想要混合和交换它们的成果。他们的皮肤是红色的，他们的头发长而有光泽，他们的嘴唇很薄，他们的颧骨非常突出。美国原始部落所使用的语言彼此之间虽在词汇上有所不同，但所有语言遵从同样的语法规则。印第安人除了自身之外别无他物。他的道德、他的恶习、他的偏见都是他自己的产物；他仅凭他的本性独立成长于荒野之中。在文明的国家中，平民之所以粗俗，不仅因为他们的无知和贫穷，而且因为他们常常与那些文明和富裕的人接触。他们发现自己的不幸与软弱，并在日常生活中将它们和某些同胞的幸运与权势进行对比，这同时激发了他们内心深处的愤怒和恐惧；他们的这种自卑感和依赖感，既激怒了他们，又羞辱了他们。这种内心状态反映在他们的道德观念和语言中，他们既傲慢又卑屈。这一事实通过观察可被轻易证明。生活在贵族主义国家中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粗俗，生活在奢华城市中的人比生活在乡村中的人更粗俗。在这些有钱有势的人聚集的地方，软弱和贫穷之人仿佛感觉自己由于身份低下而备受压迫；由于发现自己毫无重获平等的希望，他们对自己完全丧失希望，从而弃人性尊严而不顾。这种因身份对比而带来的不幸结果不存在于野蛮人的生活之中；这些印第安人，都是无知而贫穷的，也是平等而自由的。当欧洲人抵达北美的时候，那里的土著居民仍不知道财富的价值，并对文明人从那里获得的物质福利显得漠不关心。然而，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粗野之气；相反，他们的行为举止体现出一种习惯性的谦让和一种贵族式风度。当印第安人处于和平状态之时，他们温和宽大而热情好客；当他们处于战争状态之时，他们残忍无情甚至可以超过人类的残暴性极限。印第安人能够冒着饿死的危险搭救一名在半夜敲门求救的陌生人，但他们也能用自己的双手撕碎囚犯们颤抖的四肢。那些最有名的古代共和国从未表现出比隐藏在新大陆的原始森林中的土著人更令人钦佩的坚定勇气、更高傲的精神以及对独立的永不妥协的爱。当欧洲人在北美海岸登陆的时候，并没有给印第安人留下太大的印象；欧洲人的出现既没有让他们感到忌妒也没有让他们感到恐惧。他们能对这些人持有什么样的见解呢？印第安人知道如何无欲无求地生活，如何毫无怨言地生活，如何载歌而死。此外，就像伟大的人类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那样，这些野蛮人相信存在更加美好的世界，他们以不同的名字称呼创造宇宙的上帝并崇拜他。他们对伟大的智慧真理的理解是简单而极具哲学深意的。这是多么奇怪的事情呀！一些民族从地球上彻底消失，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被彻底抹去；他们的语言已经失传；他们的荣耀就像是没有回声的声音那样完全消失。但我认为至少他们留下的坟墓证明了这个民族的过往。因此，在人类的所有作品中，最经得起时间冲刷的还是最能体现人生的虚无和悲哀的坟墓！北美的印第安人和通古斯人、满族人、蒙古族人、鞑靼人以及其他亚洲游牧民族在身体结构、语言和习惯上存在某些相似之处。后者占据了靠近白令海峡的位置，根据这一点可以假设，在很久以前的一个时期，他们迁徙到了荒芜的美洲大陆。但是科学尚未成功弄清这一点。杰斐逊总统这样写道（《弗吉尼亚纪要》第148页）：“当易洛魁印第安人遭受劲敌攻击的时候，有人发现老人们不屑逃跑或是保护他们的家园不受破坏，他们就像古罗马人抵抗攻击罗马的高卢人那样勇敢面对死亡。”后文的第150页：“从来没有一个印第安人在落入敌人手中之后而苦苦求饶的例子；相反的，他们对敌人百般侮辱和挑衅，以求迅速死于对方之手。”

英裔美国人的起源以及其对他们的未来的重要性

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初的时光是在童年的趣事和消遣中度过的。他逐渐长大；开始进入成年；最后，世界的大门对他敞开；他开始接触其他成年人。在那时，你通过研究第一次发现他在成年期形成的恶习和美德得到进一步发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应当追溯到开始之时；审视仍在母亲的臂弯中的婴儿；观察外部世界在他那尚不明亮的心智之镜上反射出的影像；注视他的双眼最初捕捉到的事物；聆听那些最初将他那沉睡的思考能力唤醒的话语；最后，观察他不得不经受的第一次斗争。只有这样，你才能够认识那些将主宰他的一生的偏见、习惯、激情的来源。可以这么说，襁褓之中的婴儿是完整的人。的确，在已经不复存在的民族曾占据的地方，我们发现新的民族正在崛起，他们借用了前人的某些特质。他们借用了这个民族的语言能力；借用了那个民族的法律制度；借用了另一个民族的道德观念；借用了下一个民族的某些思想和偏见。尽管这些元素已经存在，但它们的组合是全新的。这些社会碎片在地球上随意移动，现在没人能够根据它们重塑最初的民族类型，或者说，没人能够解释时间如何将最初的民族类型与奇怪的元素相结合从而使其发生改变。语言也许是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的最强大的、最持久的纽带。所有移民说同一种语言，他们都是同一个民族的子孙。他们出生于数个世纪以来一直因教派之争而动乱不断的国家，在那里，各个派系轮流将自身置于法律保护之下。他们的政治教育塑造于这种粗暴的教派斗争之中，你会发现他们比大多数欧洲人民更了解权利概念、真正的自由原则。当移民者离开祖国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优越于对方的感觉。幸福和有权有势的人几乎不会选择四处流亡，对于这些移民来说，贫穷和不幸才是平等的最佳保障。然而，也有一些大领主因为政治纠纷或宗教争执而被驱逐到美洲。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关于阶级地位的法律，但人们很快就意识到美洲大陆绝对与领土贵族阶级格格不入。要开垦这片难以开垦的土地，只能依靠所有者本身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关注。人们发现，这些土地的出产量无法使地主和租客同时致富。因此，这些土地被自然地划分成小块的地产，由所有人自行耕作。现在，贵族紧紧依附着土地，贵族只有依靠土地才能生存。这里既没有建立贵族阶级的特权，也没有贵族阶级赖以存在的身份制度，贵族阶级产生于代代相传的土地所有权。一个民族可能既有大量的富人又有很多穷人；但这些财富并非来源于土地，而是来源于该民族本身的贫富不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里不存在阶级。弗吉尼亚是第一个英国殖民地。移民于1607年到达那里。在这个时候，欧洲仍然沉浸在通过开采金矿、银矿使国家致富的想法之中。这一破坏性想法不仅使沉迷于此的欧洲国家变得贫苦，而且给它们带来了战争和恶法；而在美国，它夺去了更多的生命。因此，正是被送去弗吉尼亚的淘金者，这些既无才智又缺乏恰当举止的人，他们的狂暴而不安宁的性情，给殖民地的初期建设制造混乱，并使殖民地的发展变得不稳定。随后到来的是工人和农民，一个更讲道德、更加温和的族群，但他们在任何方面都不优于英国的下层阶级。他们既没有高尚的思想也没有实质性计划来指导新制度的基础性建设。殖民地尚未完全建成之时，奴隶制被引入这里；而奴隶制正是对南部的人的个性、法律和整个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主要事实。正如我们将在以后解释的那样，奴隶制使劳动蒙羞；它带来了懒惰，随之而来的还有无知和傲慢、贫穷和奢侈。它使思维的力量失去活力，并使人类活动陷入沉睡。奴隶制度的影响，加上英国人的个性，解释了南部的风俗习惯和社会状态［性格特征］的由来。［≠甚至定居者的外观也被认为是他们的生活习性的印记。定居弗吉尼亚的人种普遍具备的特征是高个子、贵族气质和支配欲，这无论在何处都可辨别。≠］几乎所有殖民地的最初居民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缺乏财力、因出身贫寒或因品行不端而被赶出祖国的人，就是贪婪的投机者和工会代理人。有些殖民地的居民甚至不能声称其拥有这样的出身。我已经说过，那些前往美国的欧洲人的身份地位在大体上是平等的，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说，这些移民（清教徒）带来了民主，甚至可以说民主存在于他们的内心。］按比例而言，在他们之间传播的学问多于现如今的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也许他们无一例外都接受了比较良好的教育，而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因为天赋和学识而闻名于欧洲。其他殖民地则是由没有家庭的冒险家创建的；新英格兰的移民带着令人钦佩的秩序和道德，在妻子儿女的陪同下来到这片荒野。但最让他们与众不同的是他们具有创业目标。他们并非被迫离开自己的祖国；他们自愿放弃了那里值得留恋的社会地位和安定的生活。他们来到这个新世界也并非为了改善处境或是增加财富；他们离开舒适的家园，仅仅是为了满足纯粹的求知需要。通过尝尽流亡生活不可避免的艰辛之苦，他们想要确保一个理想获得胜利。这些移民或这些朝圣者——他们这样称呼自己，属于一个因教义严格而被命名为清教的英国教派。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教义，而且在几个方面夹杂着最绝对的民主理论和共和理论。因此，它遭遇了最危险的敌人。清教徒在祖国受到政府的迫害，他们感到自己的严格教义因他们所在的社会的日常生活而受到损害，因此他们寻找着一片人迹罕至的荒凉之地，这样他们就能够遵循自己的生活方式生活并自由地崇拜上帝。然而，当等级制度仍在祖国专横地将国民划分为不同阶级的时候，殖民地却逐渐呈现出社会完全均质化的全新景象。民主，这种人们在古代从来不敢奢想的东西，已经以强大的力量和全副武装冲破了古老的封建社会的禁锢。不能忘记的是，这些怪诞的或者专制的法律并非全然由某人强加于居民，而是由全体当事人自由参与投票表决；而且居民的风俗习惯比法律更加严厉且更加具备清教徒特点。在1649年，波士顿成立一个阻止人们蓄留长发的浮华行为的庄严协会。毫无疑问，这样的错误使人文精神蒙羞；它们证明了我们天性中的弱点，我们的天性不能牢牢地掌握真理和正义，其往往仅选择真理和正义之外的过激行为。事实上，存在一种堕落的自由，这是一种动物和人类均享有的自由，它的本质就是恣意妄为。这种自由是一切权威的敌人；它难以忍受所有规章制度；在这种自由的引导下，我们会自甘堕落；它是真理和自由的敌人；上帝认为我们应该站起来反抗它！但还有一种文明和道德的自由，它的力量在于联合，而政权本身的使命在于保护这种自由；这种自由将无所畏惧地支持所有的公正和良善的事物。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这种神圣的自由，如有必要甚至为它献出生命。一个穷人并非总是有钱交纳保释金，甚至在民事案件中亦是如此，如果他被迫在监狱中等待公正的判决，那么他的被迫入狱很快会让他变得更加困窘。相反，一个富人通常能够在民事案件中成功摆脱监禁；更有甚者，即使他犯下罪行，他也能够轻易规避等待他的惩罚：在交纳保释金之后，他就人间蒸发了。因此可以这么说，对他而言，所有的法律制裁都成为罚款。

英裔美国人的社会状况

要想了解一个民族的立法系统和风俗习惯，就得从研究它的社会状况开始。那些来到新英格兰海岸定居的移民彼此之间是非常平等的。即便是贵族主义的萌芽也未曾出现在合众国的这部分领土上。在那里，只有学识［一种学识上的赞助］能够产生影响。人们习惯于尊敬某些姓氏，把它们当作学识和美德的象征。某些公民因自己的声望获得了高于普罗大众的权力，如果这种权力一成不变地由父亲传给儿子，或许其应当被称为“贵族主义”。在南部，一个人在奴隶的帮助下能够耕种一大片宽阔的土地。因此在美洲大陆的这部分地区存在富裕的大地主；但他们产生的影响却不是准确意义上的欧洲贵族地主产生的影响，因为他们不享有任何特权，奴隶的耕作使他们不拥有任何租客，因此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恩惠。但是，在哈德孙河以南，大地主形成了一个优越的阶级，他们有自己的观点和品位，并且通常成为该阶级政治活动的核心。这是一种与大部分民众没有太大区别的贵族阶级，其容易考虑民众的情绪和利益，也无法激发群众的喜爱或憎恶。根据继承法的规定，每个财产所有人的死亡都会导致财产上的一次革命；但也可以这么说：不仅仅是财产的所有人发生了改变，财产的性质同样发生了改变；它们被不断划分，被分得越来越小。［随着世世代代的相互继承行为，他们会变得越来越贫穷。］在适用以长子继承权为基础的继承法的国家之中，大部分地产通常是代代相传且不加分割的。这种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导致家族声望具体体现在土地上。家族代表土地；土地代表家族；土地使家族的姓名、起源、荣耀、势力和德行得以永存。土地既是家族的过去的不朽证明，也是家族的未来的珍贵保证。当继承法确立平均分配原则，它摧毁了家族声望与确保土地完整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土地不再代表家族，因为土地经过一代人或两代人之后必然被分割，且必定会不断缩减，直至最终完全消失。如果大地主的儿子的数量不多，或者如果命运眷顾他们，他们有幸拥有不逊于父辈的财产，那也不是完全拥有父亲的财产；他们的财产必然包含了父亲遗留的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由于大地主从这一刻起不再因持有土地而得到任何巨大利益——因土地而产生的情感、回忆、荣耀或野心，你可以肯定他们迟早会出售这些土地。出售土地能够使他们获得更大的金钱利益，因为流动资产能够比其他资产产生更多收入，也更容易满足他们此刻的欲望。大型地产一旦分割就绝对不会重新聚集；因为小地主能够从他的土地上获取高于大地主的土地收益率，所以小地主出售土地的价格也高于大地主。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有钱人低价出售了大片地产之后，他肯定不会为了恢复大地产而将其高价买进。所谓的家族声望通常基于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幻想。在某种程度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名垂千古，被子孙后代牢记于心。在家族声望销声匿迹之处，个人利己主义就会取而代之。当家族不再出现在人们的脑海里，而是成为一种模糊的、含混的、不确定的概念时，每个人就只顾眼前的便利；他只想建设好自己这一代，而不再考虑其他了。因此，每个人都不会尝试使他的家族永垂不朽，或者至少他会尝试通过其他与地产无关的方法使家族永垂不朽。至此，继承法不仅使家族难以保证同一财产的完整性，而且剥夺了家族尝试这样做的欲望，它在某种意义上迫使家族与其合作完成自我毁灭。世袭地位和世袭差异的最后痕迹已经消失殆尽，遗传法在处处发挥了它的平均化作用。但是在那里，财富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飞快速度循环流动，经验表明很少有两代人能够获得同等的财富。［人们就好比是这个新世界的神，一切来源于他们的事物终将再次回到他们手中。］在这些偶然创建的州中，居民们仅在昨天才踏上这片被他们占据的土地。他们几乎不了解彼此，每个人都不清楚最近的邻居的家族历史。因此，在美国大陆的这部分领土中，居民们不仅没有受到大家族和大财阀的影响，而且没有受到因学识和品德被尊为贵族的人士的影响。在那里，没有人因为毕生在人们面前做了好事而赢得人们的尊重。几乎所有美国人的生活都非常宽裕，因此他们能够轻易获得人类的基本知识。几乎所有美国人都拥有一种职业。现在，每个职业都需要一定的学徒年限。因此，美国人只能在人生初期专心接受普遍的心智教育；他们在15岁时开始职业生涯；因此，在通常情况下，当他们的教育结束时，我们法国人才刚刚开始接受学校教育。如果他们在以后接受进一步的深造，那也仅针对特定的、利润丰厚的领域；他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只是为贸易作准备；他们只注重立竿见影的应用。在美国，大部分富人在最初都是穷人，几乎所有的休闲人士在年轻的时候都是大忙人。因此，当他们对学习有兴趣的时候，他们没有时间专心致志学习；当他们有足够的时间时，又不再对学习感兴趣了。因此，美国不存在一个以智力劳动为荣并且求知的爱好随着财富和世袭的悠闲代代相传的阶级。专心从事智力劳动的意志和能力因此不断消失。智力的不平等是由上帝决定的，人类无法防止这种不平等的出现。

多合一

因为他们无法从人民的手中夺走权势并且他们没有憎恶人民到要去挑衅人民，所以他们只能不惜一切手段讨好人民。你必须承认，一般而言，人们只喜欢强大的地方。在一个被征服的国家中，人们对祖国的爱是不会持久的。新英格兰的居民之所以热爱他们的城镇，不是因为他们生于那里，而是因为他们将城镇视为一个自由而强大的整体，他们属于城镇，而城镇值得他们不辞劳苦管理它。在欧洲，统治者本人通常就缺乏城镇精神；因为人人都承认城镇精神是维持安定的公共秩序的一大要素，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培养它。他们害怕城镇变得强大和独立之后，社会权力将被划分，从而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然而，夺走城镇的权力和独立，你将只能在那儿找到顺民，而无法找到公民。大多数人利用城镇权力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并且出于自身原因而对城镇政权感兴趣！新英格兰的居民喜爱他们的城镇，因为它是强大而独立的；他们关注自己的城镇，因为他们参与城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城镇，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将自己的野心和未来置于城镇之中；他们参与城镇生活中的每一个事件；在这个他们可以进入的有限范围之内，他们尝试用自己的双手管理社会。他们开始习惯于这种自由赖以实现的组织形式，如若没有这种组织形式，自由只有靠革命才能实现。这种组织形式被灌输到他们的城镇精神之中，他们养成了遵守秩序的习惯，理解了权力和谐的优点，并最终对他们的义务的本质和权利的范畴产生了明确而切合实际的观念。美国人从他们的创始者英国人那里学到了一种与我们所知的欧洲大陆实行的制度截然不同的制度：设置治安法官。在公众人物和行政官员之间，在行政部门和法院之间，治安法官占据中立立场。治安法官应是一名见识广博的公民，但其不必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他只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其对理智和正直的需要超过对知识的需要。当治安法官参与行政工作，他给行政部门带来的是一种例行公事、公开透明的作风，这使他成为预防专制的秘密武器。但他不能成为迷信法律的奴隶，那样会使行政官员难以实施管理行为。美国的立法者对人类的忠诚度缺乏信心，但他们总是断定人是有理智的。因此通常来说，为了法律的执行，他们更依赖个人利益。事实上，当一个人正因行政犯罪而受到伤害，不难理解的是保障个人利益是其提出申诉的原因。从今以后，必须将立法权分属数个立法机构，已经成为一个被证明的真理。这个理论是古代的共和国几乎一无所知的理论，它通过一种偶然的方式进入这个世界，它如同许多伟大的真理那样在刚出现时曾被许多现代国家所误解，但它最终作为现如今政治科学的一项真理而被传播开来。当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结合起来，它就能够获得巨大的力量。这样一来，它就使人们习惯于长期且完全不敢表达自己的意志，而不是习惯于暂时地或者在一个问题上服从，而是习惯于在所有问题上、在时时刻刻都选择服从。那么，它不仅能利用自己的权力制伏人民，而且能利用人民的习惯控制他们；它先把广大群众彼此孤立起来，随后再一个一个地控制他们。的确，中央集权容易使人们的行动在表面上保持一定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虽然出于对中央集权的喜爱，但人们却不知道这种集权将被应用于何处，仿佛膜拜神像的信徒忘记了神像所象征的神明。中央集权可以轻易地赋予国家日常事务以稳定的外貌，巧妙地规定社会秩序的细节，镇压小规模的骚动并惩治轻微的犯罪行为，使社会保持既无真正的进步又无实质性落后的现状，让社会永远处于一种通常被官员们称为良好秩序和公共安宁的昏昏欲睡的行政状态。简而言之，中央集权擅长维持现状，不擅长创新。当社会产生巨大动荡或者社会迅速发展的时候，中央集权就会失去控制的力量。只要它的各项措施需要得到公民的支持，你会惊讶于这一巨大机制所暴露出来的弱点，这些弱点立即使它处于无能的状态。欧洲人习惯于不断寻找附近的官员负责承担几乎一切事务，因而他们很难采用美国这种截然不同的城镇行政机制。大体上可以这么说，能够使人们的生活轻松和愉快的社会秩序细节在美国被忽略了；但社会为人民提供的必要保障在美国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应有尽有。在美国，各州行使的权力虽不如欧洲稳定、进步和巧妙，但却大于欧洲百倍。说到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民能够为了创造社会福祉而做出如此多的努力。我不知道哪个国家创建的学校有如此之多、如此有效；其创建的教堂有如此适合于居民的宗教需求；其修筑的城镇公路有维护得如此完好。在欧洲有这样一些国家，那里的居民认为自己是外来移民，对其所居住的地方的命运显得漠不关心。他们均未参与国内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他们甚至并不确切地了解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只是感到发生了变化，他们只是偶然听说某个事件。更有甚者，他们的村庄的命运、街道的治安、教堂和教务评议会的处境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认为这一切事情无论如何都与他们毫无关系，应由被他们称为政府的强大的第三人进行管理。［每时每刻，你都能够听见他们说：这是我所关心的；提供这一切是权威当局应当负责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对于他们来说，他们只是像用益权使用者那样享受这些利益，而他们对这些财产既无占有的思想，又无任何改善的念头。这种对自己漠不关心的态度竟然发展到即使他们自己的安全或者他们子女的安全最终受到威胁，他们也不会自行排除这些危险，而是束手等待整个国家为他们提供援助的地步。而且，虽然这种人愿意完全牺牲自己的自由意志，但是他们绝不会比其他人更愿意服从。的确，他们服从于军官的意志；但是，当军队撤离之后，他们就会像败北的敌人一样敢于蔑视法律。因此，你会发现他们永远在奴性和任性之间不断摇摆。当国家达到这样的地步，它就得改变自己的法律和道德观念，否则会走向灭亡，因为公共道德的源泉已经枯竭；那里虽有属民，但公民已经不复存在。如果你认为某些民族曾经为了捍卫他们作为外来移民而居住的国家而做出巨大努力，并以此证明他们是爱国的，那是错误的。在仔细观察之后，你会发现在那种情况下宗教几乎总是他们的主要动力。对于他们来说，国家的存续、荣耀或者繁荣都成为神圣的教义，而保卫他们的祖国就等同于保卫他们所居住的这座圣城。土耳其人从不参与处理社会事务，然而，只要他们认为苏丹的征服就是穆罕默德的宗教的胜利，他们就能够完成一些艰巨的任务。现在，这个宗教正在消失，他们之间仅存专制，而他们也处于衰败之中。欧洲人通常将公职人员视为势力，而美国人将其视为法律。因此可以这么说，在美国不是人服从于人，而是人服从于正义或者法律。由于统治阶级有较大的损失的可能性，所以他们特别关心秩序。也可以说，在贵族政体下，人们能够避免过度的专制制度，因为有组织的力量总是存在，时刻准备着反抗暴君。权力过度集中的政府是极其迟钝的，他建议创立以解决行政问题为目的的特别陪审团，并将其作为加速决策制定的最有效的手段。城镇使人民获得自由和控制政府；它使人民接受教育或者建立伟大的国家议会。城镇体系的创建仅需要道德观念、法律、环境和时间的支持。城镇自由既是最难以抑制的，也是最难以创造的。几乎所有自由人民的力量都存在于城镇之中。在波士顿的一家沙龙里，我发现自己站在两名体面的绅士身后，他们似乎在讨论一个与利益有关的重要主题。“那将让你赚取多少钱［原文如此］？”其中一人问道。“那是一笔相当可观的生意，”另一人回答道，“每笔大概可获取100美元的报酬。”“如你所说，”前者回答道，“那的确是非常可观的生意。”而这仅是关于两名海盗将于次日被处以绞刑的事实。其中一名谈话者是该市警长，按照他的职位，他必须出席执行仪式并监督一切是否按照法律程序进行。根据法律规定，每监督一人被实施绞刑，他有权获得100美元的报酬；而他谈论这两名即将被行刑之人时就像在谈论两头即将于次日在市场上出售的牛。在我看来，中国似乎是以高度集权的行政为那些服从于它的人民提供社会福祉的最佳代表。一些旅行家告诉我中国人拥有安宁而无幸福，拥有产业而无进步，拥有稳定而无冲劲，拥有严格制度而无公共道德。在中国，社会总是运行良好，但其无法运行得更好。我认为，当中国对欧洲人开放，欧洲人将会在那里找到世界上存在的最完美的行政集权模式。俄国人，甚至对其所占领的国土都不大感兴趣，是欧洲大陆上最勇猛的战士之一；为了摧毁敌人，他们能够毁坏自己的房屋和田地。但他捍卫的是他的神圣帝国，而当他为了他的国家而死，天堂之门为他而开，他得到了应得的奖励。当专制政府指导的人民被宗教热情所转化时，专制政府会变得更强大。其团结的力量，非但不会损害社会力量，反而能够引导社会力量；处于这种状态之下的国家拥有自由国家的力量，却不拥有自由带来的不利因素。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并朝着同一个方向奋进。它们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随后，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政府越强硬、越压迫，其就越能够完成更多伟大的事务；国家越不幸，它就越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保护其尚未占有的领土；这些人越不执着于生活，他们反而越能更好地守护它。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宗教人士以这种方式行事，他们越悲惨就越容易死亡……一旦一个人形成了服从外国霸权和专制意志的习惯，他一生中的所有行为都会受到这种习惯的影响，特别是那些与人心最密切相关的行为，你又如何能够指望他在常规行为中对伟大的政治自由和政治独立拥有真正的需求呢？城镇机构不仅教会人们利用伟大的政治自由的方式，而且使人们对自由拥有真正的需求。如若没有城镇机构，人们对政治自由的渴望就像是儿童的欲望或者年轻人的急性子那样，在遇到第一个障碍的时候就被消磨殆尽并恢复平静。在王权因不够成熟而无法控制一切的时代，英国已经拥有强大而专制的国王。国王创造了政府集权，道德观念和社会状态、行政分权。当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比较软弱，法律就会受到攻击；当制定法律的权力机关比较强大，人们便在沉默中服从法律的规定。也就是说，当法律对人们最有益时，它往往受到人们的攻击；而当法律以其名义对人们进行压迫时，它反而会赢得人们的尊重。我在美国也没有发现太多的政治诉讼案件，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解释。无论案件的性质是什么，诉讼往往是一件困难和费钱的事。在报刊上指责一名公众人物是很容易的，但没有重大的理由就很难把他拉到法庭上受审。因此，要按照法定程序控告官员，就得有控告他的正当理由；如果官员们害怕被起诉，他们就绝对不能让人们找到类似的理由。当一个君主国逐渐转变为一个共和国的时候，那里的行政权仍然保留着国王的头衔、荣誉、敬意甚至是财产，但实际的权力消失已久。英国人在斩掉一个国王的首级并将另一个国王从王位上撵走之后，仍然跪着与这些国王的继承人说话。人们谴责应用于国家首脑的选举制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这种制度对于个人野心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其非常强烈地激发人们争夺权力，以致当合法手段不再充分，当权力将要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诉诸武力。很显然，行政大权越大，诱惑力也就越大；同样，觊觎权力的人的野心越大，就越容易赢得大量野心较小但希望在他们的候选人获胜后与之分享权力的人的支持。我知道将世袭制王权改变为民选国家的唯一方法，首先必须限制王权的作用范围；再逐渐减少它的特权；随后渐渐地，使人们习惯于没有王权的帮助也能生活。但是欧洲的共和主义者从未考虑过这种方法。因为他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憎恶暴政仅仅因为他们是暴政压迫的对象，行政权的范围并未冒犯他们；他们只攻击暴政的起因，而没有注意到这两者之间的密切关联。世袭制君主政体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由于一个家族的特殊利益总是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所有统治者一刻也不会弃国家利益而不顾。在罗马，尽管执政官员每年改选，但是政府的原则从不发生改变，因为元老院负责指导这种权力；而元老院是一个世袭制机构。在欧洲大多数君主国家中，如果国王通过选举诞生，那么在每次选出新国王的时候，王国都会改变面貌。在美国，总统虽然对国家事务具有极大影响，但他并不引导公共事务；压倒性权力属于全国的代表。因此，能够改变政治准则的是广大民众，而不是总统。因此，用于选举行政权首脑的选举制度在美国没有对政府的稳定性造成实质影响。然而，缺乏稳定性是选举制度的一个固有缺陷，无论总统的行动范围多么有限，这个缺陷仍然表现得非常明显。在美国，官员在丢掉官职之后自谋出路是非常容易的事情，虽然丢掉官职意味着他有时不再享有舒适的生活，但绝不意味着他无法谋生。当行政权首脑有资格连选连任，说明国家本身存在阴谋和腐败。——连选连任的欲望占据了美国总统的所有思想。——特别是对于美国而言，连选连任的不利之处。——民主的自然缺陷在于使一切权力逐渐屈服于多数人的最微小的期望。——总统的连选连任有利于这种缺陷。在了解美国的日常事务时，很难不注意到连选连任的渴望支配着总统的思想；他的一切行政策略都只向着一点；他所迈出的每一步都对着这个目标；最重要的是，随着选举临近，个人利益在他心中取代了国家利益。因此，连选连任的原则对选举制国家造成的腐化影响更加广泛，更具危险性。它往往破坏人们的政治道德并以投机取巧代替爱国主义行为。专制君主国毁灭的原因在于王权的无限性和不合理的扩张。因此，采取措施拿走宪法中赋予这种权力的砝码，即便它的效果长期不引人注目，它在根本上也将是极有害的。一个只靠武力迫使人民服从其法律的政府必然会走向毁灭。这时政府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如果它是软弱而有节制的，它只会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使用武力，而毫不理会局部的接连不断的不服从行为，那么国家将渐渐地陷入无政府状态。如果它是鲁莽而强大的，每天都使用暴力，那么你会发现国家很快堕变成纯粹的军事专制国家。政府的不作为和积极作为对被统治者具有同样的害处。司法工作最主要的目的是以法律观念取代暴力观念，在政府管理和物质力量之间设置媒介。法院具有的道德力可使物质力量的使用无限减少，且能够在多数场合代替物质力量；而且，当最终必须施加物质力量的时候，物质力量还可与道德力量相结合而使自身力量倍增。一旦人民蔑视法律，他们就一事无成。一个政权越需要强大，它就越需要扩大和独立。而一个政权越广泛、越独立，它就越容易因滥用职权而造成危险。因此，这种弊端的根源不在于这种政权的根本组织，而在于需要这种政权的国家的根本体制。在美国，联邦统治的不是各州，而是普通公民。当联邦想要征税时，它不是向马萨诸塞州的政府征税，而是向马萨诸塞州的每个居民征税。以前的联邦政府面对的是各加盟政府，而美国联邦面对的是个人。它的力量不是借来的，而是自己创造的。它拥有自己的行政官员、法院、司法人员和军队。在美国，各州很少有造反的时机和诱惑；如果某个州萌生了造反的想法，它也只能以公开违反联邦的法律、打断正常的司法程序和揭竿起义的方法进行。一言以蔽之，它必须立即采取一种极端的立场，而人们在这样做之前总是会犹豫不决。人类的思维发明新事物比发明新词汇更容易，因此我只能使用这么多不够准确的术语和不够完整的措辞。但在美国，联邦的各州在获得独立之前，曾长期隶属于相同的帝国，因此它们尚未形成完全自治的习惯，且民族偏见也未能变得根深蒂固。它们比世界上的其他部分更明智，彼此的文明程度不相上下；在人民之间，他们仅仅微弱地察觉到反对联邦的权力扩大的情绪；即便出现这样的情绪，也会被最伟大的公民加以克制。当美国人发现弊端时，他们坚决了采取补救的措施：他们修改了法律并拯救了国家。在小国中，社会时刻关注一切事物，改革的精神深入到最微小的细节。由于人民的软弱深深地抑制了他们的野心，他们的努力和资源几乎全部集中于国内的福利事业，而不会将其浪费在虚幻的荣耀上。由于每个人的能力通常都是有限的，他们的欲望也是有限的。财富的平均使他们的地位几乎平等，而道德观念具有朴素而安宁的特性。因此，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尽管道德观念和文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小国的居民通常比大国的生活得更舒适、更安宁。它的统治从政治世界，即它在严格意义上的统治领域，渗入私人生活之中。在控制了人们的行为之后，它意图控制人们的喜好；在统治了国家之后，它又希望控制家庭。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事实上，自由成为小国家的自然条件。在那里，政府对野心家的吸引力太小，而个人拥有的资源太过有限，因此统治权很容易集中于一人手中。终日逃避现实只能让人们不断对耳闻目睹的事情感到惊讶。巨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巨大化、道德观念的堕落、个人利己主义、利益复杂化都是国家巨大化造成的弊端。其中几个不会影响君主国的存在，有的甚至能够延长君主国的寿命。此外，在君主国中，政府有其自身的力量；它利用人民但不依赖于人民；人民的数量越多，君主的力量就越强大。但是共和制政府只能依靠多数的力量来对抗这些危险。然而，在大型共和国中，这种力量并不成比例地大于国土狭小的小型共和国。因此，当攻击手段在数量和力量上不断增加时，抵抗的力量仍保持不变。甚至可以说抵抗的力量在减弱，因为随着人民数量的增多，思想和利益的本质愈发多样化，因此更难形成紧凑的多数。政党的毫无节制的欲望、巨大的贫富差距、城市巨大化以及民情导致的深刻腐败，不断威胁共和制度的存在。没有什么比大帝国更反对人民的幸福和自由了。在大国中，普通人对权力拥有的欲望比别处更为强烈。因此，某些人对荣誉的热爱也比别处更为炽烈，他们在广大人民的掌声中找到了值得他们努力的目标，而且这个目标还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他们超越自我。在那里，思想能在各个领域受到更迅速、更强烈的推动；观点能够更自由地传播；大城市就像巨大的知识中心，所有的人类思维之光大放异彩并汇聚一堂。这个事实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大国比小国能够在开化和文明的道路上取得更迅猛的进展。还有一点必须补充，重大的发明通常需要发达的国力，而小国政府不能提升国力；在大国中，政府具有较多的总体思路，其可以更彻底地摆脱陈规旧律以及地方利己主义。在那里，思想的天才和行动的勇士也更多。如果一个国家天天遭受蹂躏和侵略，那么它呈现出一副富裕而自由的景象又有何用？如果其他国家控制了大海并制定了所有市场规则，那么本国的工商业又有何用？小国之所以通常是穷困的，绝不是因为它小，而是因为它弱；大国之所以繁荣，绝不是因为它大，而是因为它强。因此对于国家而言，力量通常是国家幸福和生存的主要条件之一。就因为如此，除非在特殊环境之中，小国通常最终在暴力之下与大国联合在一起或是自愿联合在一起。我不知道有什么境遇能比一个国家既不能自卫又不能自给自足更为可悲了。南美的很大一部分新兴国家之所以长期被苦难吞没，主要归因于它们想要创建强大的共和国而不实行主权划分。由于联邦的主权是有限而不完整的，故而这种主权的行使不会危及自由。它也不会引发对权力和声誉的无限欲望。由于那里的一切不必集中于一个共同的中心，所以你在那里找不到巨大的城市，找不到巨大的财富和严重的贫困，也不会发现突然爆发的革命。政治激情不像风暴性大火那样即刻席卷全国，而是逐渐对抗各州的自私和利益。正是州的主权负责确保每个公民的财产、自由、生命，它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公民的安危。各州主权依赖的是回忆、习惯、地方的偏见、地方和家庭的利己主义；总而言之，它依赖扎根于人们心中的对故土的热爱的一切东西。我们怎么能够质疑它的长处呢？但除了物质利益之外，人类还有思想和情感。一个联邦若要长久存在，必定比各成员的结盟更需要文明同质性。从加拿大到墨西哥湾，还有几个半灭亡的野蛮部落出现在6 000士兵。但是不够先进的文明、道德观念的腐败以及国家的贫穷，使得墨西哥还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跻身大国之列。欧洲列强则因为距离美国太远而不足为惧。新大陆最令人羡慕的是那里的人没有敌人，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追寻幸福和自由。美国。1. 通过选举产生的行政长官。2. 服从于法院，承担相应的责任。3. 限制性否决权。4. 指挥国民军队，但仅限战争时期。5. 如被弹劾，不能赦免。6. 除非在允许的情况下，他不能使立法机关休会。7. 仅在获得三分之二的参议员的支持后，他才能够缔结条约。9. 他不能制定任何涉及国家商贸和货币制度的规则。10. 他不享有任何教会管辖权。英国。1. 世袭制行政长官。2. 神圣不可侵犯。3. 绝对否决权。4. 随时指挥全国国民军。5. 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被赦免。6. 他总是可以使高等法院休会并消除法院的影响。7. 他可以单独缔结条约。他是英国在国外的唯一代表。8. 他任命所有官员，甚至能够创设官职；除此之外，他还可以授予很多恩惠，不论是荣誉方面的还是实际利益方面的。9. 在某些方面，他是贸易的仲裁者；他可以建设市场、调节力度和措施、控制货币、颁布禁止贸易令。10. 他是国家教会的首领。（YTC，CVh，第一册，第58至59页）我在此处引用的数据摘自1833年的《国家大事件》。从上述内容可知，法国国王支配的官员人数是美国总统手下的官员的11倍，而法国的人口数仅比美国多1.5倍。在杰克逊将军当选后的一年内，我认为他没有保留任何一名联邦政府曾经雇用的可撤销的行政官员。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不难理解。在君主制国家中，大臣们为了执政并保住自己的地位，没有必要使自己的影响力范围延伸至太远；只要他们得到议院的大多数支持就足够了。类的自然倾向往往是凭借所有手段中最简便、最有效的物质手段为自己获取所渴望的东西，或者是避免出现使自己感到不快的结果。在所有情况下，绝对不可能依靠法律阻止人们使用物质力量。但可以依靠法律减少人们使用物质力量的概率。因此，合法手段的作用和抵抗力必须被增加。按照这种方式减少使用武力，仅在极罕见的情况下或者为了清除明显的邪恶势力的时候才使用武力，人类将几乎完全放弃使用暴力。那就是为什么在政府代表更容易受到攻击的法庭上，行政权在其职权范围内更容易赢得人们的尊敬，而反抗更是极为罕见。人们通常都是向往公共利益的。但人们在追求公共利益的时候却常常犯错误。如果有人总是试图说服他们仔细选择促进公共利益的方法，他们的判断力往往会使他们轻视这种好意。因为他们根据经验得知他们有时会犯错；但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即使奉承谄媚者的诡计不断围绕着他们，即使野心勃勃、贪得无厌、穷途末路的人的陷阱不断围绕着他们，即使不值得信任或言过其实的人用花言巧语围绕着他们，他们也很少因受骗而犯错。

《1834论美国的民主II》

多合一

为了使代表们完全从属于人民，人民直接任命他们的代表，而且通常每年改选一次。可见，真正的领导者是人民，尽管政府的形式是代议制，但是人民的观点、偏好、利益，甚至是情绪都能够在日常生活中对社会的领导阶层产生影响。这里的多数主要是由爱好和平的公民组成的，他们不是出于喜好就是出于利益而真诚地希望国家能够繁荣富强。他们周围的政党总是意图将他们归为己有并赢得他们的支持。时间不会因为国家更不会因为人类而停止前进的脚步；国家和人类每天都朝着未知的未来前进；而当我们觉得国家和人类停止前进，是因为我们未能察觉它们的运动。这就像走着的人在跑着的人看来仿佛没有动弹。［这与时钟的时针相似；人人都知道时针的运动轨迹，但只有经过长时间的观察才能够确定时针是在不断运动。］首先，美国没有宗教仇恨，因为任何宗教都受到尊重且没有一个教派占据主导地位；其次，那里也没有阶级仇恨，因为人民就是一切而且尚没有人敢与人民作对；最后，那里也存在受剥削的公众的苦难，因为国家的物质状况为工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只要自己动手，就能够创造奇迹。但是［个别］野心家也试图创建政党，因为他们知道仅凭自己的愿望很难使当权之人不再执政。因此，政治家的全部伎俩都用于创建政党。在美国，一个政治家首先要设法认清自己的利益并发现哪些类似的利益能够聚集在他的周围；随后，他要努力找到一种能够被冠在自己的新组织头上的偶然存在于世界上的学说或原则，以便使新组织获得自然形成和自由活动的权利。这就像我们的父辈过去常常在出版书籍时在作品扉页印上国王的特许，并将其纳入作品之中，即便这个许可与该书内容没有任何关联。你见过这样富裕的公民吗？人们不是说过中世纪有一个犹太人害怕别人觊觎他的财富吗？他的装束非常简朴；他的举止非常谦逊。但在他的居所之内，他崇尚奢华；除了几个被他傲慢地称为同僚的人之外，谁也不能成为这座圣殿的座上宾。在欧洲，没有一个贵族人士比他更会享乐，比他更妒忌特权地位所带来的任何好处。但是，当他离开住所前往位于市中心的布满灰尘的小房子工作的时候，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同他交谈。假如他在路上遇到了他的鞋匠，他会停下脚步。他们开始与对方交谈。他们会说些什么呢？这两位公民在谈论国家大事，而且不握手不会道别。在这种虚情假意的背后和这种对主导政权的阿谀奉承的态度之中，不难看出富人对他们国家的民主制度怀有极大的恶感。人民是一种他们既害怕又轻视的力量。假如有朝一日无能的民主政府导致政治危机，假如君主制度有朝一日在美国实行，你很快就会发现我在前面所说的一切是正确的。现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拥有革命萌芽最少的国家。但尽管如此，美国的报刊与法国的一样具有破坏性倾向，而相同的暴力却具有不同的激起人民发怒的原因。［≠大多数情况下，它助长了仇恨和忌妒；它谈论得更多的是激情而非真理；它既传播谎言又传播真相，并使它们混合在一起。不管是谁有权创建和维持这样的法庭，追诉出版自由只会浪费他的时间；因为他将是社会自身的专制主人，能够在同一时间铲除作家及其作品。因此，在出版问题上，屈从与许可之间不存在真正的折中办法。为了获取出版自由带来的不可估量的好处，你必须知道如何屈从于它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痛苦。既想得到好处又想逃避痛苦，往往是蛊惑患病的国家的幻想之一。当这些国家疲于争斗且精疲力竭的时候，它们会寻求使敌对的意见和相反的原则在同一时间在同一片土地上共存的方法。为了分辨英裔美国人和我们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差异，我认为仅需看看两国的报纸。在法国，商业广告仅占据非常有限的版面，甚至连新闻也不是很多，一份报纸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讨论政治问题的版面。在美国，当你看一份大报时，映入眼帘的有四分之三都是广告，其余的通常是政治新闻或简短的故事；只有偶尔，你才能在不起眼的角落中看到我们法国报刊每天为读者登载的热烈讨论的内容。在美国，几乎没有一个小镇没有自己的报纸。不难理解的是，在这么多的争斗者之间，既无法建立秩序也无法建立统一的行动。因此，每个人都自树旗帜。在联邦，不存在所有政治报刊联合起来支持或者反对政府的情形，而且它们攻击或者维护政府时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方法。因此，美国报刊无法建立能够冲击或者淹没最牢固的堤坝的舆论波潮。报刊影响力的分散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明显的作用。因为创建报刊非常容易，所以人人都可以办报。另外，竞争意味着任何报刊都无法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使拥有非凡才干的实业家不会涉足这类事业。即便报刊是财富之源，但由于报刊数目过多，并非所有报刊都是由有天分的文人管理。因此，总的来说，美国的报刊从业者的［社会］地位不高，他们仅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这导致他们的想法往往是庸俗的。现在，所有事情都是由多数制定规则，它制定每个人都应当遵循的某些行为守则。这些共同的习惯被称为宗旨，因此有律师业的宗旨，法院的宗旨。在法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是用激烈的，但往往是高尚而雄辩的方式谈论涉及国家重要利益的事情；如果它并非总是如此，那是因为一切规律皆有例外。在美国，报刊从业者的宗旨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粗糙的、自然的、单刀直入的方式刺激他们所反对的人的情绪，甚至揭露他们的弱点和毛病［揭露国家的秘密和名人的风流史］。但美国政府的总体原则比其他大多数国家稳定，而控制社会的主要舆论也更为持久。当一个思想占据了美国人民的头脑之后，无论它是否合理，没有什么比消除它更加困难。一位伟人曾经说过：无知位于知识的两端。如果说自信居于两端，而怀疑位于中间，也许更加合理。实际上，你可以认为人类智慧具有三个截然不同却总是前后衔接的阶段。一个人之所以坚信某事，是因为他没有深入调查就接受了它。当异议出现，他就会产生怀疑。通常他能够成功克服这一切怀疑，然后再次开始相信。这一次，他不再是随意地、马虎地认识真理，而是直接面对它，并紧跟着真理之光前进。当出版自由发现人们处于第一个阶段，它放任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习惯于不假思索就坚信不疑，它只能渐渐改变他们轻信的对象。因此，在整个智力发展进程中，人类思维只能一次认识一点，但被认识的这一点在不断发生改变。这是革命突然爆发的时期。因此，最先突然接受出版自由的那一代人必会遭殃！然而，一批新的思想很快纷至沓来。根据经验，人们在怀疑和普遍的不信任中摸索。你可以肯定大多数人总是处于下列两种状态。大多数人不是信而不知其所以然，就是不知道究竟该相信什么。至于另一种来自真知且冲破怀疑的干扰的深思熟虑且自信满满的信任，只有极少数人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够得到它。但是，有人曾经指出，在充满宗教狂热的时代，人们有时改变自己的信念；但在充满怀疑的时代，人们却倔强地死守着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出版自由控制之下的政界所发生的一切。由于所有社会理论相互质疑且不断斗争，如果有人采纳并维持其中一种理论，不是因为他们相信它是好的，而是因为他们不确定有比它更好的。在这个时代中，你不会为了你的见解而轻易卖命，但你也不会轻易改变它。同时，殉道者和变节者也越来越少。为这个理由补充另一个更强大的理由：当人们怀疑某种见解的时候，最终总是会将其与本能和物质利益联系在一起，因为本能和物质利益在本质上比见解更明显、更易察觉、更能够持续存在。古斯塔夫·德·博蒙：“作者的本意并不是说无产阶级人士被贵族主义者压迫。因此，这种句式必须被改变；可以这样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民主制度阻碍了某些人，而贵族制度压迫了另一些人。随后你可以在末尾处这样说：你富了，我就穷了。为什么？因为那可以清楚地说明这只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措辞。”美国人从小就知道他必须依靠自己与生活中的弊病和困难作斗争；他以挑衅而不安的目光看待社会权威，而且仅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才向它求助。他们早在读书之时就开始培养这种习惯。甚至是孩子们在学校玩游戏时也要服从自己制定的规则，处罚他们自己的违规行为。同样的精神也出现在社会生活的一切行为中。假如公路上出现阻塞，道路中断，交通瘫痪，附近的人很快就会自动聚在一起组成审议机构；在没有人想到向有关主管当局报告事故之前，这些临时聚集在一起的人可以选出一个即将负责排除故障的执行机构。假如事关庆祝活动，美国人会联合在一起，以便使节日增辉或者使秩序有条不紊。最后，他们联合在一起反对道德彻底败坏的敌人，比如，他们团结起来反对酗酒。在美国，他们也以促进公共安全、工业和商业、［幸福感］、道德和宗教为目的而创建社团。人们的意志必定会通过个人组织的集体权力的自由活动而得到实现。关税不仅支持或者攻击舆论，而且支持或者攻击非常重大的物质利益。北方把它的一部分繁荣归因于关税制度；南方则几乎将它的所有不幸归因于关税制度。可以这么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唯一给美联邦造成不安的政治激情就是因关税制度而产生的。大多数欧洲人仍将社团看作是匆忙组建并且立马投入战场的武器。他们结社的目的是促进交流，但行动的思想却占据了所有人的头脑。一个社团等同于一支军队，交谈是为了检查军容和鼓舞士气，随后他们向着敌人前进。在组成社团的那些人的眼中，法律资源可以成为成功的手段，但它们绝非唯一的成功手段。欧洲的某些政党与多数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它们从不指望赢得多数的支持，而且这些政党认为自己强大到足以与多数抗衡。当这种类型的政党形成社团的时候，它不想进行说服，而只想战斗。在美国，观点与多数截然不同的人无法与多数的权力抗衡，其余所有人都想将多数争取过来。因此，大政党越不可能成为多数，结社权的行使就越没危险。在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各个党派的见解仅有细微差别，因此可以说结社权可保持不受限制。什么仍然促使我们仅将结社自由视为攻击政府的权力？是我们缺乏关于自由的经验。一个政党就像一个人那样，当它获得权力，它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使用暴力征服他人。说服的念头在很久之后才会产生，它产生于经验。被彻底划分为不同派系的英国人很少滥用结社权，因为他们行使这项权利的时间较长。此外，我们法国人拥有一种强烈的好战精神，以致凡是与国家安危相关的事，无论多么疯狂，都不乏追随者，这些人认为战死沙场才光荣。在欧洲，社团在某种程度上将自身视为不能发表意见的国家立法机构和执行机构，并根据这种想法采取行动和发号施令。在美国，人人都认为社团仅代表国家的少数，它们只能说理和请求。位于欧洲的社团所使用的手段与它们提出的目的一致。由于这些社团的主要目的是采取行动而非空谈，是战斗而非说服，它们自然要建立一个完全不文明的组织，并将军队习惯和准则引入其中。因此，你会发现它们尽可能地集中力量的控制权，并将所有权力交到少数几个人手中。这些社团的成员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服从命令，他们信奉盲目服从的信条，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联合起来之后，他们一下子就完全放弃了自己的判断和自由意志。的专制统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这大大削弱了它们的道德力量。同样，它们也失去了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的斗争所具有的神圣性。愿意在某些环境中奴颜婢膝地服从于几个同僚，放弃自己的意志，甚至连思想都受制于人的人，怎么可能声称他想要获得自由呢？美国人也在社团之中建立统治机构。但是，容我这样表达，那是文明的统治机构。个人独立发挥了作用。就像在社会中，每个人在同一时间朝着同一目标前进。但没有人被迫完全遵循同样的道路。没有人放弃自己的意志和理性，而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和理性成就共同的事业。在美国，最杰出的人士通常很少担任公共事务的领袖。——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法国的下层阶级对法国的上层阶级所怀有的忌妒心不是法国人特有的感情，而是一种渴望民主的感情。——在美国，为什么最值得尊敬的人往往远离政治生涯。你也永远不能使人们在不投入一定时间的前提下学到知识并发挥他们的才智。因此，人们不需要劳动就能谋生的难易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智力发展所需的必要时间。在某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长，而在另一些国家，这种时间比较短；如果完全没有这样的时间，人们必然会为了生活的物质方面而无暇抽身；也就是说，他们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生活。因此，难以想象在一个社会中所有人都博学多闻，也难以想象在同一个国家中所有公民都家财万贯；这两种不可能是相互关联的。我当然承认大多数公民都真诚地希望国家富强。进一步而言，我甚至认为，在大体上，下层阶级在这种愿望中掺杂的关于个人利益的念头少于上层阶级；但是他们或多或少地缺乏必要的技巧来判断达到他们衷心希望的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即便是为了确切地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也必须进行长期研究和各种分析！在这方面，最伟大的天才也会误入歧途，群众自然也是如此！人民缺乏完成这项工作的时间和方法。他们总是在匆忙之中做出判断，并且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特征。因此，各种类型的骗子深谙取悦人民的秘密，而人民最忠实的朋友却不能取信于人民。［在联邦的大多数州中，我发现占据职位的人是那些仅奉承于最脆弱的激情和屈服于最不善变的人民的人。］不能否认的是，民主制度使人们心中的忌妒发展到最高点，不是因为它给每个人提供了使自己与他人取得平等的手段，而是因为使用这些手段的人总是不能成功利用它们。民主制度唤醒和激发了永远无法完全得到满足的要求平等的激情。每当人们认为他们得到了完全的平等，这种平等便从他们的手中消失不见，按照帕斯卡尔的话来说，就是永远消失了。在美国，人们并不憎恨社会的上层阶级，但他们对上层阶级并不友善，并且小心翼翼地设法不让他们当权；他们不畏惧大人才，但他们对这种人不够赏识。一般而言，你会注意到凡是没有在人民的支持下而发迹的人很难得到他们的青睐。相反，当你朝南部前进，在社会纽带形成较晚而且不够坚固的各州中，教育不够普及，道德、宗教和自由的原则还未结合得令人满意，你会注意到在这些州的统治者中，有德有才之人更加稀少。当你进入华盛顿的众议院大厅时，你会因这个大集会的普通而感到震惊。你的双眼不断在集会中寻找著名人士，但这样的行为通常只是徒劳。几乎所有议员都是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没有在我的头脑中留下任何印象。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律师、商人，甚至有些人属于最下层的阶级。据说，在这个教育几乎得到普及的国家中，人民的代表并非总是知道如何正确书写。［如果他们开口说话，他们的言语通常是没有威严的，他们所表达的观点是缺乏眼界和深度的。］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政府并非好的事物，而是一种必然的弊端。必须授予官员一定的权力，因为没有这种权力，他们还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但是权力的外观对于公共事务的进程而言并非必不可少；它们是毫无必要的，只会冒犯公众的视线。美国的公务人员均不着制服，但他们全都享有薪酬。这一点来自民主原则，它比上述内容更自然。民主制度能够容许它的行政官员穿着浮夸，用丝绸和金银装饰自己，但不能直接破坏民主原则。这样的特权是暂时的，它们只属于职位，而不属于个人。但是，如果创建不受报酬的公职，那么就会产生一个富有而独立的公务人员阶级，就会形成一个贵族中心。即便人民仍然保有选举权，这种权利的行使也必然受到限制。在美国，抱负不大的人才会投身于迂回曲折的从政之路。为了得到财富，拥有优秀的才能和伟大的激情的人通常会远离政权；常常有人仅仅因为觉得自身不能经营好自己的事业，转而负责领导国家事务。在专制国家中，人们的命运没有保障，公职人员的命运不比一般百姓的命运更有保障。君主总是掌握着他手下官员的生命、财产，有时甚至还有他们的荣誉，他对这些人毫无顾忌；他还赋予这些人很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能肯定这些人永远不会利用这种自由来反对他。在专制国家中，君主如此热爱自己的政权，以致担心自己设置的规定对政权造成约束；他喜欢将他的臣民或多或少地的越权行为看作偶然，因为他确信他们不会违背他的意愿。在民主国家中，多数也不担心权力会被用来对抗他们，因为他们每年都将以前委托的权力收回手中。多数每时每刻都能够让统治者知道他们的意志，多数希望让统治者发挥自己的能力，而非用不变的规则来束缚他们，因为限制这些统治者在某种意义上也会限制多数自身。通过仔细观察，你甚至可以发现在民主制度下，行政官员的专断权力仍大于专制国家。在专制国家中，君主能够立即惩罚他所注意到的所有罪行，但他不能自吹他可以发现所有应当受到惩罚的罪行。相反，在民主国家中，统治者既是无所不能又是无处不在的。因此，你注意到美国官员在法律为其规定的范围内享有的行动自由比欧洲的任何官员都要广泛。美国人通常只向官员指出他们应当达到的目标，而赋予他们选择行动方法的权力。在君主立宪国中，权力被划分给人民和君主。两者都希望行政官员的职位保持稳定。国王不想将官员的命运置于人民的控制之下，因为害怕官员对他不忠；同时，人民害怕行政官员完全依赖于国王，从而压制自由；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行政官员不能依赖于任何人。美国唯一的史料是报纸。如果某一期报纸不幸丢失，那么时间的链条就会断裂，现在和过去就不再相互衔接。我并不怀疑50年后再收集关于现在美国的社会存在的细节将比收集法国在中世纪的行政管理资料还要困难；如果美国不幸遭遇蛮族入侵，要想了解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某些事情，就得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历史资料了。行政管理的不稳定性已开始进入人们的习惯；我几乎可以说，今天，每个美国人已经最终养成了这种习惯。没有人关心以前做了些什么。没有人研究方法，没有人汇编合集，没有人收集资料，即便这本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当某些资料偶然落入人们手中，他们也很少将这些资料保存下来。我得到的几份原始资料还是公共行政部门的一些官员为了回答我的问题而提供给我的。在美国，社会似乎就像战场上的军队那样过一日算一日。然而，行政管理技术无疑是一门科学，而所有的科学为了取得进步都需要总结不同时代的经验教训。在人类的短暂一生中，有人注意到一个事实，也有人设想出一个主意；有人发明一种方法，也有人创造一种规则；人类就是这样边走边收集个人经验的不同收获，并逐渐建立这门科学。诚然，专制使人民贫穷的原因是它妨碍人民的生产，而非夺走人民的生产成果；它使财富之源干涸，且往往更重视既得财产。相反，自由产生的财富比它摧毁的财富多过千倍，而且，在了解自由的国家中，人民的财富总是比税收的增长速度更快。在观念上，通常将一个民族划分为三个阶级。第一个阶级由富人组成。第二个阶级由虽非富人但在各方面生活富足的人组成。第三个阶级包括那些仅拥有少量财产或者没有任何财产而且靠为前两个阶级工作以维持生活的人。不同阶级的人数可能因社会状态［和法律］的不同而或多或少，但你不能否认这三个阶级的存在。显然，每个阶级对国家财政的管理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假设由第一个阶级制定法律。这个阶级也许很少考虑节省公款开支，因为即便对相当可观的财产征收税款也不过是九牛一毛，对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相反，假设由中间的阶级单独制定法律。你可以认定他们将不会浪费税款，因为没有什么比对小额财产征收重税更具灾难性。在我看来，中产阶级的政府应当是自由政府，我不会说它是最开化、最慷慨的政府，但它是最节俭的政府。现在，我假设第三个阶级专门负责制定法律，我明显认识到这是为公共开支的有增无减提供了机会，而这有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制定法律的大部分人没有可征税的财产，所以所有与社会利益相关的开支只能使他们受益，而不会对他们造成危害；第二，稍有财产的人不难找到完税的方法，这样一来赋税仅由富人承担，并且只对穷人有利。这是富人控制政府时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因此在穷人独揽立法大权的国家中，不能指望公共开支会大大降低；这些开支的数额往往相当大，这是因为制定税法的人不纳税，或者因为他们不让税赋落到自己身上。换句话说，民主政府是唯一能让制定税法的人逃避纳税义务的政府。你反对也是徒劳，人民的真正利益即是要谨慎地对待富人的财产，因为它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使人民体会到自找麻烦的痛苦。而且，使国民感到幸福不也是国王的利益吗？认识到如何适时开放自身的阶层不也是贵族的利益吗？如果长期的利益能够压倒此刻的激情和需要，那么永远不会有暴虐的君主或专横的贵族。的确，直到现在，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或者只有能够使其在不工作时维持生计的有限财产。因此，普选权事实上是使穷人能够管理社会。同样的纳税趋势在英国显得更为明显，唯一的税收制度是由人民制定的，该税赋仅对人民有利，而且具备民主起源和目标。此外，人民越富有，民主造成的浪费就越发不足为惧，因为一方面人民不再需要富人出钱，另一方面如要增加税赋，人民不免遭受损失。当贵族统治国家时，管理国家事务之人由于自己的地位而逃避所有需求；他们显得自得其乐，总是向社会要求权力和荣誉；他们高踞于人民群众之上，总是不能清楚地看见全民福利如何促进他们自身的显赫权势。他们看见穷人的苦难时并非毫无同情之心，但他们对于这种苦难的感受不如穷人那样真切。只要人民似乎满足于自身的财富，这些人便心满意足，不再期望政府有所作为。贵族阶级更关心如何维持现状，而非改进现状。那么，改革的精神便会延伸至上千个不同对象，它深入到最细微的细节，尤其会应用到需要花钱才能得到改善的事业上；因为这种事业的目的在于改善穷人自身无力改善的条件。另外，民主社会中存在一种没有明确目标的激情，一种不断追求各种创新的热情，而创新几乎总是需要花钱的。在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下，野心家们为了迎合主政者对名望和权力的天生喜好，往往怂恿主政者去创办一些花费巨大的事业。在穷人主政的民主政体下，你几乎只能在提升主政者自身的福祉的事业上发现主政者的慷慨，而这样的事业没钱是不能完成的。此外，当人民开始仔细考虑其自身的处境时，就会产生许多最初并未意识到的需求，而人民只能依靠国家资源来满足这些需求。因此，公共开支一般来说会随着文明程度的提升而增加，你也会发现赋税随着教育的普及而增加。最后，还有一个原因使民主政府比其他政府更昂贵。有时民主政府打算节约开支，但它无法成功做到这一点，因为它缺乏节俭的技巧。由于民主政体频繁改变自己的目标，且更频繁地改变自己的人员，所以它的事业总是管理不善或半途而废。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花费的开支与它原本想要达到的伟大目标不成比例；在第二种情况下，它的花费是没有收益的。一般而言，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导致民主国家节省公务人员的薪酬开支。在民主制度下，制定薪酬制度的人很多，但他们很少有机会从中谋利。相反，在贵族制度下，制定高薪制度的人几乎总是隐约希望从中谋利。这些薪酬是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资本，或至少是为其子女准备的财力。然而，应当承认的是民主国家仅对其主要官员显得过于吝啬。在美国，次级官员的薪酬高于其他国家，但高级官员的薪酬却低于其他国家。［有些州的州长得到的薪酬甚至比我们的副县长得到的薪酬还要低。］由于人民自身生活宽裕，所以他们认为为其服务的公务人员也应分享这种宽裕，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但当他们规定国家高级官员的薪酬时，这个原则就不再起作用了，他们只是随意制定。穷人对社会上层阶级的需求没有清楚的认识。一笔在富人眼中微不足道的款项在穷人看来是能够满足其需求的惊人数目；而且他们认为一个州长每年收入2 000埃居就算得上幸福而令人羡慕了。如果你尝试说服他们，一个大国的代表应当在外国人的面前具有一定的气派，他们最初理解你的看法。但当他们想到自己的简陋居所和辛勤劳动换来的微薄收入，他们认为自己可以用你口中的微不足道的薪水做出一番事业，他会对这样一笔财富感到吃惊并几乎被吓倒。如果说民主制度不承认富人的享乐或者忌妒富人能够享乐，那么从贵族制度的角度来看，它无法理解穷人的痛苦，或者说它不能察觉这些痛苦。从严格意义上来说，穷人与富人并不相似，穷人属于另一个类别。因此，贵族制度很少关心下级官员的命运。只有当下级官员因薪酬太少而拒绝为它服务时，它才会提高他们的薪酬。民主制度对高级官员采取的吝啬态度使民主制度拥有了其原本没有的节俭倾向。的确，民主制度使管理公共事务的人勉强能够维持生计，但它不惜耗费巨资满足人民的需求或者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充分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一般来说，民主制度用于统治者的费用少，用于被统治者的费用多。而贵族制度与此相反，它将国家的金钱用在了主持公共事务的所有阶级人士身上。一个民族天生考虑不周和热情洋溢，另一个民族天生深思熟虑和精于算计。这是由于他们的自身素质或者我们尚不知道的古来原因。你发现有些民族喜欢排场、热闹和享乐，为之一掷千金也毫不后悔。你也发现另外有一些民族喜欢独善其身，似乎耻于显露出自得之心。某些国家花大价钱构建建筑之美。某些国家认为艺术毫无价值，轻视一切没有回报的东西。最后，有些国家热衷于名声，另有些国家认为金钱高于一切。除了法律之外，所有这些原因都以一种强有力的方式对国家的财政管理产生影响。如果说美国人决不将国家的钱花在公共庆典上，这不仅是因为在美国税收是由人民投票决定的，而且因为美国人民不喜欢庆典。如果说美国人不重视建筑上的装饰，只重视物质奖励和真正的有利条件，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组成了一个民主的民族，而且因为他们是一个重商的民族。私人生活的习惯也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区分来自制度本身的节俭和来自习惯和风俗的节俭。［民主政府对计税基础（和税收收入的使用）的影响］［政府形式对计税基础产生了极大影响。贵族的本能导致其严密地操纵着生产者（并给消费者增加负担），因为贵族阶级掌握着财富之源。而民主却完全相反，它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并谨慎地操纵消费者，因为人民的财力尚未达到购买普通价格的消费对象的水平。在英国，土地不被征税而间接税被增加。所有的免税政策都有利于富人，而针对穷人征收的赋税却一再增加。在美国，当立法机构试图制定关于发酵酒的税收制度，人们的反抗接踵而至，最终立法机构在1794年被迫废除该法。只有一人专制毫不关心计税基础。它的本能仅使它最能压迫纳税人且最少受到反抗。毫无疑问的是，民主国家从不将公共资金用于修建凡尔赛宫，或者像英国贵族那样把政治世界修建在金钱之上。除了对公共开支的对象产生直接影响之外，民主政府还对政府的管理方式产生了极大影响。民主制度倾向于使习惯变得简单化，即便不能使人们摒弃对奢华和排场的喜好，但至少消除人们沉溺于这种喜好的可能性。由于国家的这种基本精神，公共开支通常有更适度、更节俭的计划。为了能够衡量一个国家的公共开支的多寡，有两项工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一，你必须知道这个国家有多少财富；第二，你必须知道有多少财富被用作国家的公共开支。只研究税收总额而不研究应当征税的财源的人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因为我们想要知道的不是开支，而是开支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一笔对富裕的纳税人来说不痛不痒的税款，将会使穷人倾家荡产。国家是否繁荣，在向国家缴纳税款之后，穷人能否维持生计，富人是否依旧富裕；两者是否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他们是否每天都在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产业是否从未缺少资本，并且资本是否从未缺乏可供投资的产业？在缺乏明确资料的条件下，很难根据这些指标判断人民负担的公共开支是否与他们的财富相称。法国的一部分债务是两次入侵的结果，而美国不必担心入侵。我们的地理位置迫使我们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而与世隔绝的美国只拥有6 000名士兵就足够了。我们维持近300艘军舰，而美国只有52艘。因此，美国的居民怎么可能比法国居民负担得更多呢？我发现忠实于选民的政府为了满足社会下层阶级的需求而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他们开拓通往政权的道路，在他们之间传递幸福和普及知识。它维持穷人的生计，每年划拨百万美元创办学校，对每项服务均付报酬，使最不重要的官员也能够享受良好的待遇。即便这样的执政方式在我看来是有用且合理的，但我不得不承认它是费用浩大的。在贵族政府中，管理公共事务的都是富人，他们只想获得权势。在民主政府中，政府工作人员都是穷人，他们希望发财致富。因此可以这样认为，在贵族国家中，执政者不容易贪污，他们对金钱的欲望不大；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恰好相反。在民主制度下，腐败作用于统治者；而在贵族制度下，腐败作用于被统治者。在民主制度下，腐化的是公职人员；而在贵族制度下，腐化的是人民自身。我在美国从未听说过有人用钱购买统治者地位，但我常常发现公职人员的廉正受到质疑。况且我常常听说他们是通过低劣的阴谋或者应受谴责的花招获得成功的。在美国，征兵制度是未知的，应募当兵的人是为了钱。强制招募制度与美国人民的思想截然相反，与美国人民的习惯格格不入，以致我怀疑是否有人敢于将它写进法律之中。在法国，所谓的征兵制度无疑是我们的赋税中最沉重的负担；但是，如果没有征兵制度，我们怎么能够维持一场大型的陆地战争呢？美国人也不接受英国人的强制征兵制度。他们也不拥有任何与我们法国的海员服役制度相似的制度。美国的海军，就像商船的海员那样，都是根据自愿原则招募的。人民不仅不如上层阶级那样能够清楚地预见未来的福祸，而且人民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其更能够忍受目前的苦难。贵族虽将自身置于危险之中，但他们获得荣耀的机会与遭受损害的机会相等。当贵族将大部分收入交给国家时，其只是暂时丧失了某些财富的享受权。但是，对穷人来说，死亡不能给他带来声望，而令富人感到困扰的税赋往往威胁着穷人的生活来源。但必须补充的一点是，美国的法律是由人民为了人民而制定的。因此在美国，法律对那些因为个人利益而想处处逃避法律的人有利。因此，可以想象的是，一项在多数看来没有实际利益的令人讨厌的法律，0不是难以生效，就是不会被人们遵守。有一天在费城有人对我说，在美国，几乎所有犯罪行为都是由酗酒造成的，因为酒的价格非常便宜，下层阶级可以随意买酒。“为什么，”我问道，“你们不对白兰地进行征税呢？”“我们的立法者一直想这样做，”他回答道，“但这很难实施。他们害怕遭到人民的反对，而且投票赞成这项法律的议员肯定不会再次当选。”“因此，”我回道，“在你们的国家中，饮酒的是多数，而禁酒的则不得人心。”我们发现有些民族的初等教育非常糟糕，人民的性格类似于激情、无知和对一切事物的错误认识的奇特混合物，以致他们找不到自己不幸的原因，他们屈服于他们不了解的邪恶。我曾经跨越过原本由强大的印第安人定居的广袤区域，但这些部落如今已不存在；我曾经在残缺不全的部落中生活过，这些部落每天目睹自己的人口逐渐减少，目睹昔日的荣光逐渐消失；我曾听见这些印第安人自己预测他们种族的末日即将到来。当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不认为应当设法保护这些不幸的人免于走向必然的毁灭。但是，他们自身未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感到灾难年复一年地加在他们的头上，但是就算整个民族毁灭到只剩一个人，他们也不愿意接受帮助。只有采取强迫的方法他们才能够生存下去。当我们发现南美的一些新兴国家在25年里一直处于不断爆发的革命之中，我们感到惊讶；我们每天都期待着能够看见这些国家恢复到所谓的自然状态。但是，谁能够断言在今天革命不是南美西班牙人所处的最自然的状态呢？在这个地区中，社会正在一个深渊底部苦苦挣扎，而仅靠社会本身的努力是无法逃离这个深渊的。居住在占据了西半球的二分之一的美丽土地上的人民，似乎固执地想要消灭彼此，没有什么能够改变他们的心意。当他们筋疲力尽时，他们会暂时休战，但休息之后，他们会再次变得愤怒。当我发现他们不是在受苦受难就是在实施罪行的时候，我不得不认为专制对他们来说也许是一种益处。在此之前，华盛顿说过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国家沉溺于对另一个国家的习惯性仇恨或者习惯性喜爱，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奴隶。它是它自己的仇恨或者喜爱的奴隶。”在民主制度中，经验、习惯和教育几乎总是最终形成某种日常实践知识和被称为理智的关于生活小事的技巧。理智足以指导社会的日常行动，在一个教育事业完备的国家中，将民主自由应用于国内事务所产生的好处大于民主政府因失误而导致的弊端。但在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从罗马到英国，所有对世界产生过强大影响，曾经设想、遵循和执行伟大计划的国家几乎都是由贵族制度所引导的，而［≠当你在人类活动中发现同样的意志引发的那部分持续性影响≠］你对此怎能够感到惊奇呢？在这些国家看来，这个世界上最稳定的制度就是贵族制度。人民大众可能因为它的无知和激情而被迷惑。你发现国王的意志可能在执行计划时犹豫不决，此外，国王不是不朽的。但是，一个贵族机体因为人数过多而不易被说服，又因为其拥有的轻易屈服于轻率激情的人数过少而不易被误导。因而，一个贵族机体就像是一个永远不死的坚定而明智的人。为什么随着文明的传播，杰出人士的数量却在不断减少？为什么当学习成为所有人的权利，伟大的知识型人才却变得越来越少？为什么下层阶级的数量减少，而上层阶级的数量却没有增加？为什么当大多数人了解政府，而伟大的天才却不再是社会的领导者呢？关注物质生活需要的时间较少，而发展人民智力需要的时间则较多。没有这两种顾虑的人与必须挂念它们的人相比，往往具有智力上的优势。在美国，每个需要一定经验和专门知识的职位往往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谁愿意在经过长期准备之后得到一个不稳定的职位呢？而在法国存在大领主和大富豪的时期，当税负增加时，意见最大的往往就是这些富人。因此，该段落提出的观点仅适用于那些试图与所有贵族阶级相混淆的谄媚者所构成的阶级，但这种阶级包含的人数是极少的。所有地方贵族和富人没有将他们的收入捐赠给需要财政支援的地方法院，而且非常厌恶地看待公共开支的增加。用人民一词代替低收入人群或者贫民。此外，即便在法国，大多数人民的财力往往高于普通消费对象的价格，也就是说，其有能力购买食品和衣物；而在美国，大多数人生活安逸，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你能够说人民乐意依赖于生产者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民自身将被看作消费者。产品的价格越划算，就会有越多的消费对象被人民购买；而当人民喜爱这些消费对象，他们就会对其产生需求。民主制度对其主要官员表现出来的吝啬让人误以为它具有一种节俭的倾向。尽管它只为公职人员提供了满足基本生活的薪酬，但是它花费巨资（修建免费学校）缓解需求或者改善人民的福利设施（以帮助穷人）。这更好地利用了税收，但称不上节俭。我不认为人口是财富的组成元素。它也许应当被称为贫穷的组成元素。一个国家的人民的富裕或者贫穷取决于他们的数量与国家总财富之间的比例。人口数量减少，而财富保持不变，那么每个人就会变得更富裕。如果爱尔兰和英国的人民更少，他们将会变得更富裕。我不会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称为富裕的国家，因为它拥有巨大的人口数，尽管中国的总财富大于荷兰的总财富，但就个体而言，中国人较穷，而荷兰人相对较富。（《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政府不仅要求纳税人缴纳金钱，而且要求其提供可以换算为金钱的人力。国家招募军队；有了军队之后，整个国家还要负责养活它，士兵还必须付出他的时间，其价值根据服役时间的长短或大或小计算。我认为国民军的服役也是如此。参加国民军队伍的人暂时将宝贵的时间用于维护公共安全，这实际上就是向国家支出而自身没有获得任何收入。与民主相比，贵族制度更精于立法科学。拥有自我控制能力的贵族制度不会屈服于一时的冲动；它有长远的计划，并知道如何利用有利的时机将其实现。贵族制度能够巧妙地开展工作，它知道如何将所有法律的共同力量在同一时间汇聚于同一点。在一个国家中，不同的阶级就像形成了不同的国家，而且经验已经证明，将所有阶级的命运交到一个阶级手中，就像让一个民族去主宰另一个民族的命运那样，是非常危险的。当只由富人统治国家时，穷人的利益总是岌岌可危；当穷人制定法律时，富人的利益就会受到威胁。那么民主的优势是什么？民主的真正优势不是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有利于所有阶级的繁荣，而是只为绝大多数人的福祉服务。有一种爱国心主要来自一种将人类的心灵同他的出生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假思索的、无私的和难以定义的情感。这种本能的爱国心混杂着对古老传统的喜爱、对祖先的尊重和对过去拥有的回忆；对拥有这种感情的人来说，珍爱他们的国家就像爱护他们的私人住宅。他们热爱在那里所享有的安宁；他们喜欢自己在那里形成的温和习惯；他们依恋它所带来的回忆，甚至觉得在那里生活于服从之中是愉悦的。通常，这种爱国心会因宗教热情而加剧，然后你发现它创造了奇迹。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它不需要理由就能够信任、感知、行动。有些民族以某种方式将国家人格化，发现君主就是国家的化身。因此，他们将构成爱国主义精神的部分情感转化为忠于君主的情感；他们以君主获得的胜利为荣，为君主的强大而骄傲。在旧君主政体之下，法国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因此而感到喜悦，对自己依附于国王的恣意妄为而不觉得难受，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王的统治之下。”但有时在人民的生活中存在这样的时期——当古老的习惯发生改变，道德观念遭到破坏，宗教信仰产生动摇，昔日的荣耀突然消失，但人们的知识尚不完备且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或受到限制，这时，人们看到的国家只是一束微弱而模糊的光线；他们不再扎根于国土，因为国土在他们的眼中已经成为一片毫无生机的荒地，或者说他们不再继承祖先的传统，因为他们将这些传统视为负担；他们不再拥有宗教信仰，因为他们开始质疑宗教；他们不再相信法律或立法者，因为他们不再制定法律，因为他们害怕和鄙视立法者。因此，他们觉得国家一无是处，不再认同它的所有特质，他们陷入一种狭窄而封闭的自我主义之中。这些人虽然逃离偏见，但不承认帝国的理性；他们既没有君主国的本能的爱国主义精神，又没有共和国的理智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止步于两者之间，陷入混乱和苦恼之中。在这样一种状态中会怎样呢？退后。但就像人不能恢复孩童时期的纯真那样，民族不能恢复青春的情操；这或许令人感到遗憾，但民族无法恢复青春，人类无法回到童年。因此，必须继续前进，尽快在人民面前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因为无私的爱国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移民既未带来习惯也未带来回忆；他们在这里都是初次见面，以前互不相识；简而言之，这里几乎不存在本能的爱国心；那么每个人如何像管理自己的事业那样参与城镇、地方和整个国家的事业呢？因为每个人在他的范畴内积极参与社会的管理。在美国，一般人都知道普遍繁荣对他自身的幸福产生影响，这个如此简单的想法却很少为人们所知。此外，美国人习惯于将这种繁荣看作是自己的劳动成果。因此，他将公共财富视为自己的财富，并愿意为国家的富强而效力，他们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责任感或自豪感，而且出于我几乎敢于称为贪婪的心理。当一个小孩开始在外界物质之中移动时，他的本能使他抓住他伸手可及的所有东西；他没有财产归属的观念，甚至没有财产的观念；但是，随着他逐渐明白事物的价值，随着他发现别人也会从他手中抢去他的物品，他会变得更慎重，并最终通过尊重他人而希望赢得他人的尊重。儿童希望获得玩具的心理后来发展成为大人希望获得财物的心理。为什么在美国这个极端民主的国家中，没有人像回响于欧洲的抱怨那样针对财产而发出叹息呢？这个理由还有必要说明吗？美国没有无产者。每个人都有需要维护的个人财产，所以人人在原则上都承认财产权。在政治世界中也是如此。在美国，一般人都很看重政治权利，因为人人都拥有政治权利；他不攻击别人的权利，因此没有人侵犯他的权利。而在欧洲，拥有政治权利的人甚至不顾国家主权，而美国人却能毫无怨言地服从于最底层的行政官员的权力。这个真理甚至也体现在人民日常生活的最微小的细节上。在法国，只有少数享乐是专门为社会的上层阶级而设的；富人能够到达之处，穷人几乎都被接纳。因此，你发现人们举止得体，对他们参与的一切享乐表示尊重。在英国。就像垄断权力那样，富人拥有享乐的特权；当穷人怨声载道，他们便偷偷潜入专供富人享乐的场所，并乐于造成无谓的损害。为何因此而感到惊讶呢？他们已经采取谨慎措施，故知道自己没什么可失去的。如果说有哪个时代可以完成这样的事业，那就是我们的时代。难道你没有看见宗教变得软弱，神的权利观念逐渐消失？难道你没有发现道德观念变得腐败，而道德的权利观念也在随之消逝？难道你没有看见，在所有方面，信仰让步于诡辩，情感让步于诡计？如果在这场大混乱中，你没将权利观念与扎根于人心深处的个人利益结合在一起，那又有什么方法让你敢于治理社会呢？当儿童不知道生命的价值时，他可能造成死亡；就像在他不知道自己的财物会被他人夺走之前，他会拿走他人的物品。在美国，统治者是穷人，富人总是害怕穷人会滥用权力并用这种权力对付他。富人的这种精神状态，可能产生一种无声的不满；但社会不会因其而产生剧烈动荡；因为不让富人信任立法者的理由同样不允许他们违背立法者的命令。他们不能立法，因为他们是富人；而因为他们的财富，他们不敢违反法律规定。一般而言，在文明国家中，只有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才会造反。因此，即便民主的法律并非总是值得尊重的，但它们几乎总是赢得尊重；而那些通常违反法律的人还不得不遵守他们制定的法律和对他们有利的法律，而从违法行为中获利的公民也要在人格和地位的引导下服从于立法者的任何意志。此外，在美国，人们之所以服从法律，不仅因为法律是他们自己的作品，而且因为当法律偶尔对他们造成伤害时，他们能够对其进行修改；他们首先将法律看作加于他们身上的灾祸予以接受，随后又把法律看作可以随时进行解除的灾祸予以对待。当你从一个自由国家来到一个没有自由的国家，你会因极大的差异而感到震惊：在前一个国家中，一切都充满活力且不断运动；在后一个国家中，一切似乎都是平静而不变的。在前一个国家中，唯一的问题是改革和进步；而在后一个国家中，你可以说社会已经获得了一切美好的事物，人们只想停下来享受这些事物。然而，不断努力创造幸福的国家通常比满足于自身命运的国家更富有、更繁荣。在将两者进行对比的时候，你很难理解为什么前者每天都觉得需要创新，而后者似乎不大需要创新。如果让美国人忙于自己的私事，他们的生存意义就会被剥夺一半；他们将在生活中感到极大的空虚，而且他会感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郁结。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往往不擅长管理公共事务；但是，不提高人民的思想境界，不使人民的思维摆脱陈规旧套，他们就不能参与公共事务。应要求参与社会管理的普通人都对自己具有一定的认识。那么，由于他手握权力，就能够使非常有知识的人为他服务。为了得到他的支持，人们纷纷与他交谈，当人们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欺骗他，他们也教导了他。在政治上，他参与的事业虽非他的本行，但却使他对这一事业产生了极大的喜好。每天都有人向他提出关于公共财产的新的改进方案，他察觉到自己产生了增加个人财产的愿望。也许他不比他的祖先更有德行、更幸福，但是他比他的祖先更文明、更活跃。我毫不怀疑，民主体制与国家的物质条件相结合，虽不像许多人所说的那样是存在于美国的大型工业运动的直接原因，但也是间接原因。如果你认为将人类的智力活动和道德活动用于满足物质生活需要并利用它创造福利是有益的；如果你认为理性比天赋对人们更有利；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创造英雄式美德，而是创造温良的习惯；如果你宁愿看到恶习也不愿看到犯罪，而且只要没有令人发指的罪行，你宁愿少见到一些伟大的行为；如果对你来说，生活在一个繁荣的社会中就已足够，而不必在一个富丽堂皇的社会中活动；最后，如果在你的眼中，政府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尽可能使整个国家拥有最大的力量和最高的荣耀，而是给社会中的每个公民提供最多的福利和免受最大的痛苦；那么，你得使条件均衡化并建立民主政府。但是，如果有人根据人类的惯常倾向，尤其是法国人的惯常倾向，认为你是从位于美洲的美国回来的，那将是不幸的；因为法国人非常钦佩去远方探索的人，但会抨击在本国进行研究的人。我不认为在英国存在为了富人的福利而牺牲穷人的福利的情况。根据我的调查显示的数据，英国劳工的薪酬比任何国家的劳工都高。他之所以没有地产，是因为对他来说另一种工作比农耕更有利可图；比如，根据相同的理由，为一个棉花工厂工作相较于为自身制作袜子而言更有利可图。这是劳动分工的一部分，是大文化背景中的一个实例。（《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与拿索·威廉·西尼尔的通信与谈话》）就我而言，专制最应当受到指责的不是它的严苛。如果专制仅使人们痛苦而没有使他们堕落，那么我可以原谅它。在服从于专制的人们的灵魂深处，专制创造了一种追寻安宁的盲目激情、一种倾向于服从的堕落喜好、一种不可思议的自卑感，最终使他们对自己的利益和自我利益的敌人显得漠不关心。随后，他们错误地说服自己，并按照这种方式失去了文明人的一切特权，他们逃脱了自己的所有负担和所有义务。因此，他们在社会中拥有的自由和价值就像是身处于主人的住宅之中的仆人［仆役］所拥有的自由和价值那样；他们认为自己只能吃别人留给他们的面包，而不关心自己的收获。世界上存在两种对权力的尊重，不得将其混淆：一种是无思想的尊重，其产生于习惯，且在无知状态下会变得更加强大。任何长期以来保持强大而坚定的事物都受人尊重，而命令权通常由命令的事实进行判断。这种对权力的尊重仅确保强者的存在，却不能确保弱者的存在。它统治的地方拥有安宁，却没有自由，繁荣和独立亦无迹可寻。只要没有人争夺他的权利，那么以这种对权力的本能尊重为基础的权威是绝对的；当它受到质疑时，它几乎就会变得一文不值。还有另一种对权力的尊重。这种尊重是互补的，它既确保了国民的特权，又确保了君主的特权。这种对权力的尊重基于理性和经验。一旦它统治社会，就很难摧毁它。［在空白处：前者是一种情感而非观念，后者是基于一种观念而非一种情感。前者是本能的，而后者是理性的。］但存在这样的时代——人们失去了尊重未知事物的习惯，却仍未学会了解他们应当尊重的事物。在那时，这些人就像是在颤动的病床上苦苦挣扎的病患，在深入骨髓的病痛的折磨下辗转难眠，有些民族甚至在从习惯到理智的过渡期间走向灭亡。多数的道德统治部分来源于这样一种思想——许多人联合起来所具备的才智大于一个人所具备的才智，所以立法者的人数比人选更重要。这是将平等理论运用到人的智力上。这个理论抨击个人自豪感，并对其穷追不舍。因此，尽管这个理论难以被少数所接受，但是久而久之也被少数习以为常。就像所有权力那样，或许更甚于其他任何权力，多数的权力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够显示出它的合法性。当它刚刚得以建立的时候，它依靠强制迫使人们服从；只有长期生活在它的法律之下，人们才会开始尊重它。至于法律本身，只需一瞥联邦各州的档案就足以使你确信美国的立法活动从未停止。几年前，一些宗教人士就致力于改善监狱的条件。公众被他们的呼声唤醒，从而使帮助犯人重获新生成为一项流行的事业。随后，建立起一批新的监狱。改造罪犯的观点首次和惩罚罪犯的观点同时进入监狱。但是，这项公民热心参与和在公民的一致努力下变得势不可当的可喜改革并未一蹴而就。当多数急于建设并发展一些教养所的时候，旧监狱仍然存在，且关押着大量罪犯。当新的教养所日趋完善和健全，这些旧监狱似乎令人感到更不健全和更为腐败。这种双重效应是不难理解的，而一心建立新设施的多数已经忘记了早已存在的旧监狱。由于人人都忽视了不再具有吸引力的目标，监督便中止了。纪律严明的教管制度首先松弛下来，不久之后便遭到破坏。因此，在建有足以代表当代的文明和开化程度的不朽纪念碑的监狱之中，仍然存在着令人回想起野蛮的中世纪的地牢。人们团结在一起就能改变他们的性格吗？他们会因为力量增强而在面对困难时更有耐心吗？在我看来，无限权威是一种不好且危险的东西。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行使无限权威；我只承认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会造成危险，因为他的智慧与公正始终与他的权力相当。因此，世界上没有一种权威本身值得尊重或者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而使我愿意承认它的行使可不受控制或者它的统治不会遇到阻碍。因此，当我看见能够做任何事情的权力和能力被赋予任何权威时，不管这种权威是被称作人民还是国王，是被称作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政体，不管这种权威是在君主国行使还是在共和国行使，我都会说：那里已经播下了暴政的种子，而我会选择离开，尝试生活在别的法律之下。在某些州，连法官本身都是由多数选举产生的。因此，不管你抨击的措施是如何不公正或不合理，你都只能选择服从［或逃避。如果这不是隐藏在自由表象之下的暴政，那还能是什么？］至于美国政府之所以能够宽以待人的原因，应当到它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中寻找，而不是在它的法律中寻找。必须仔细区分专断与暴政。暴政可由法律自身实施，因此它不同于专断；专断可以为被统治者的利益而行使，因此它绝非暴政。思想是一种无形且几乎无法察觉的力量，它敢于嘲笑所有暴政［敢于嘲笑镣铐和刽子手。你可以用马勒布形容死亡的句子来形容思想：它不会止步于罗浮宫门前，而只会止步于穷人的家门前。在今天的欧洲，即便是最专制的君主，也无法阻止某些反对他们的思想在他们的国家中，甚至在他们的宫殿中传播。而美国就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只要多数的决定是不确定的，人们就能够继续讨论；但是，只要多数做出不可取消的决定，每个人都默不作声，而不管是这个决定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结合在一起。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简单。没有一个君主专制到可以将所有的社会力量握在手中并征服其所面对的所有反对力量，但拥有立法权和执法权的多数则能够做到。而且，国王只拥有一种能够影响人民的行动但不能触及心灵的物质力量；但多数既拥有物质力量又拥有道德力量，其既能影响人们的行动又能影响人们的内心，既能制止行为又能消除实施行为的欲望。因为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屈服于一个单独的权威，这种权威使得想说真话的人得不到某种支持，从而无法维持自己的独立成果。如果敢于说真话的人不幸生活在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之下，人民往往会站在他那一边；如果他生活在一个自由国家，他必须将王权作为保护伞。如果他生活在民主国家中，则有社会的贵族阶级支持他；如果他在其他国家，则有民主的力量支持他。但在民主制度组织得像美国这样的国家中，只有一种权威，即力量和成功只有一种根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当他把自己完全暴露于众人面前时，他似乎不再拥有这些支持者；因为那些谴责他的人公开批斗他，而与他具有相同想法的人则失去勇气，保持沉默并躲得远远的。他让步了；最后，在每天的努力之下，他完全屈服并保持沉默，仿佛因说过真话而感到后悔。镣铐和刽子手是暴政以前使用的野蛮工具，但在今天，文明使本来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学习的专制得到了完善化。可以这么说，昔日的君主靠物质力量进行镇压，而今天的民主共和国完全靠精神力量进行压制，连人们的意志它都想束缚。在一人专制政府的统治下，为了触及灵魂，专制粗暴地打击身体，但灵魂却能够逃离这些拳头，使自己变得更高尚；但在民主共和国中，暴政没有以这种方式进行，它放任身体的自由，而直接着手于压制灵魂。国家的首脑不再说：“你得跟着我的想法走，否则就得死”；而是说：“你是自由的，不必跟着我的想法走；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属于你；但从今天起，你在我们当中将是个外人；你将保留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特权，但这些特权对你来说毫无用处。如果你期望获得同胞公民的选票，他们将不会选择你，如果你要求得到他们的尊重，他们将假装尊重你。你仍然留在我们之中，但你将失去作为人类所享有的权利。当你接近你的同胞时，他们会像躲避肮脏的生物那样躲避你。而即便是那些相信你清白的人也会抛下你，因为他们害怕人们也会躲避他们。平静地活下去吧，我可以饶你一命，但我会让你活着比死了还要难受。”专制君主政体使专制声名狼藉。我们要警惕，不能让民主共和政体使专制死灰复燃，使专制成为某些人的沉重负担，而在大多数人的眼中却不那么可憎和卑鄙。当拉布吕耶尔完成其著作的一个章节时，他住在路易十四的宫殿之中，而莫里哀在演给朝臣们观看的戏剧中批判宫廷。但美国的主导权威却无法忍受这样的嘲弄。最轻微的指责都会伤害它，最不尖锐的真相都会令它感到震惊；无论是它的一言一行还是它最根本的德行都得加以赞美。任何一名作家，无论他多么声名远播，都难逃恭维同胞公民的命运。因此，多数生活在自我崇拜之中，美国人只能从外国人的口中或者根据经验了解某些真相。如果说美国至今还没有出现伟大的作家，那就只能在这方面寻找原因，没有思想自由，就无法产生文学天才，而美国所缺乏的就是这样的思想自由。美国虽然有不信宗教的人，但是可以这么说，他们在那里没有自己的报刊。你发现有些政府通过谴责淫秽书籍的作者力求维护社会风气。在美国，没人因为这样的书籍而受到谴责，但没有人想写这样的书籍。这不是说所有公民都拥有高尚的道德，而是说多数的道德地位是难以撼动的。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时候，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当时，公众舆论没有被暴政所引导和压制。这一时期的伟人们，在自由参加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拥有他们各自特有的伟大之处；他们将自己的光辉洒遍全国，而没有借国家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光辉。在专制政府中，靠近王权的达官显贵，奉承君主的情感并心甘情愿地屈服于君主的反复无常。但是全国的人民大众并不想卑躬屈膝，他们之所以服从，往往是因为自己的软弱、习惯或无知，有时也出于对国王的喜爱和忠诚。我们发现有的民族以牺牲自己的意愿来满足君主的意愿来作为一种快乐或骄傲，按照这种方式，在服从行为之中保持一种精神上的独立。这样的民族虽然不幸，但尚未走向堕落。此外，做自己不赞成的事情与做自己假装赞成的事情存在很大的差别：前者是由软弱的人实施的，而后者则仅由具有奴仆习性的人实施。在自由国家中，美国人都或多或少地针对国家的事务发表自己的观点；在民主共和国中，公共生活不断与私人生活相混合，主权在各个方面都是可接近的，而主权也希望人们提高嗓门发表意见以便引起它的注意；因此，这两种国家与专制君主国相比，存在更多设法利用主权的弱点和以损害主权的激情为代价而谋生的人。这并不是说这些国家的人天生就比别处的更坏，而是说明这些国家中存在的诱惑更强，而且更多人会同时受到这种诱惑的影响。因此，人们的灵魂更容易走向普遍性堕落。在民主共和国，人们对绝大多数存有巴结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在同一时间渗入所有阶级。这是民主共和国应当遭受的主要谴责之一。对我而言，我认为在所有政府中，不管它们的性质如何，卑劣之人始终会趋炎附势。而我认为只有一种方法能够防止人们自贬身价，那就是不授予任何人以无限权威，即不授予任何人使其自我贬低的统治权力。我认为几乎总是权力的滥用和资源的不当使用使民主政权走向破灭。无政府状态几乎往往源于政府的暴政和管理不当，而不是源于政府的无能。在美国，所有危险都来自人民；其从未来自其他事物。在美国，如果多数的统治被推翻，不是因为它缺乏力量，而是因为它缺乏才智。正是因为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数是无所不能的，所以行政管理才如此集中。它可能缺少的不是物质力量，而是道德力量。在人们行使的所有力量中，存在某种易变的、缺乏智慧的力量。神权的支持者曾经说过：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上帝，所以应当只有一个国王，而所有的权力都属于他，因为他是上帝的唯一代表。人民主权的支持者则是这样说的：因为只有一个民族，所以应当只有一个议会；因为它代表人民。这两种情况产生的偏差是相同的，其同样导致专制。的确，只有一个上帝且只有一个民族；但上帝并不存在于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都不能成为上帝，因为其无法完全认识上帝的法则并不断获悉上帝的希望。因此没有任何实际权力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实际权力的统一呈现的是无人持有或者无人能够持有的完整的法律权力。（《公开课程期刊》）民主统治导致的最大的道德沦丧是它使奉承思想离所有人不远。在民主共和国中，奉承者的数量是巨大的。其与君主国存在的唯一差异是这些奉承者是粗俗之人。法学家在研究法律时获得的专门知识使他们在社会中形成了一个单独的阶层。他们在知识界中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每当他们发挥专长时，他们会觉得自己具有优越性；他们是一门尚未普及的必不可少的科学的大师；他们在公民中充当仲裁人，而引导诉讼当事人的盲目激情走向正规的习惯又使他们对群众的判断产生一种蔑视。此外，他们还自然地形成了一个团体。这并不是说他们已经达成协议并打算一致奔向同一个目标；而是说研究的相同和方法的统一将他们的思想联系起来，就像利益能够将他们的意愿联系在一起那样。因此，你发现在法学家的灵魂深处隐藏着贵族的一部分兴趣和习惯。就像贵族那样，他们对于秩序有一种本能的倾向，对于规范有一种天生的喜爱；就像贵族那样，他们对群众的行动极为反感并且暗中对人民的政府心怀蔑视。我不想说法学家的这些自然倾向已经强大到足以令他们无法抗拒的地步。支配法学家的东西，就像支配一般人的东西一样，是个人利益，尤其是所有的眼前利益。有一种社会，其法律界人士不能在政界中获得类似于其在私人生活中占据的地位；你可以肯定，在以这种方式组建的社会中，法学家［置他们的天生喜好于不顾］必将成为革命的活跃分子。但是，你必须尝试判定引导他们走上破坏或者改变之路的原因是他们的固有本性还是出于偶然。的确，1789年推翻法国的君主政体，主要应当归功于法学家。但有待研究的是他们之所以能够以这种方式行事，是因为他们研究了法律，还是因为他们未能参与法律的制定。500多年前，英国的贵族曾多次领导人民，并以人民的名义发言；但在今天，他们却维护王权，成为王室权威的拥护者。然而，贵族仍然保持其自身的本能与偏好。当贵族政体使法学家无法晋升时，它会发现法学家成为其最大的敌人，因为法学家的财富和权力虽不如贵族，但他们的活动独立于贵族，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的文明程度与贵族不相上下。但是，每当贵族愿意与法学家分享他的某些特权时，这两个阶级便能够非常容易地结合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可以成为一家人。尽管法学家往往与人民联合起来推翻行政权，但是法学家与行政权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却大于法学家与人民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同样，尽管你常常看到社会的上层阶级与其他阶级联合起来对抗王权，但贵族与国王之间的自然亲和力往往大于贵族与人民之间的自然亲和力。［法学家通常畏惧国王，但他们往往蔑视人民。］法学家对秩序的喜爱高于一切，而秩序的最大保障者是权威。此外，不应当忘记的是，即便法学家重视自由，他们也通常将合法性置于自由之上；他们害怕暴政不如害怕专断，而且，假若立法者本身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法学家也不会有什么不满。因此我认为如果一个君主面对民主的侵入时，设法削弱国家的司法权并削弱法学家的政治影响，那么这样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将失去实质性权威，而徒有权威的外表。法学家因其喜好而自然偏向于贵族和君主，也因其利益而自然偏向于人民。在民主政体下，人民不是不信任法学家，因为他们知道法学家的利益在于为人民的事业效力；他们不会因法学家的话而气恼，因为他们预料到法学家不会有别有用心的动机。事实上，法学家不想推翻人民创建的政府，但是他们不断努力以非民主的道路和手段来领导政府。从利益和出身来说，法学家属于人民；从习惯和爱好来说，法学家又属于贵族；他就像两者之间的天然锁链，像将两者联合在一起的纽带。我们发过的成文法往往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人人都能够阅读它们；相反，对于普罗大众而言，没有什么比以先例为基础的法律更加模糊不清、更加难以接近的了。英国和美国的法学家的这种需求，这种在教育中养成的尚古思想，使他们距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最终使他们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阶级。法国的法学家只是学者，但英国或者美国的法律界人士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埃及的祭司，是某种神秘科学的唯一解释者。法律界人士在英国和美国所占据的地位对他们的习惯和见解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英国的贵族费尽心思将一切天生与其存在某些相似之处的东西拉到他那一边，他极为尊重法学家，并赋予他们极大的权力。在英国社会中，法学家虽然没有进入最高阶层，但他们满足于自己所占据的阶层。他们就像是英国贵族中地位较低的分支，他们爱戴和尊敬地位较高的人，而且不争夺他们的特权。因此，英国的法学家便将他们的职业的贵族利益与他们所生活的社会阶层的贵族思想和贵族喜好结合起来。因此，你会发现我试图描绘的这种法学家在英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英国的法学家之所以尊重法律，不是因为法律良好或是因为法律古老；而且，即使他们要就某些方面对法律进行修改，以使其适应于社会的时势变化，他们为了说服自己只是诉诸最微不足道的方法——通过给祖先的作品添加某些内容，他们只是发展了祖先的思想并完善了祖先的成果。不要期望他们会认识到自己是一名改革者；他们宁愿被人指为荒谬，也不愿意承担冒犯祖先遗训的大罪。诞生于英国的这种法律精神似乎对事务的实质显得漠不关心，而只重视法律的条文，宁肯违背理智和人性也不愿意对法律做丝毫改变。英国的法律系统就像一棵古树，立法者不断为其嫁接千奇百怪的枝条，并希望其结出各种不同的果实，或者至少让繁茂的枝叶簇拥着支撑着它们的枝干。在美国，既没有贵族又没有文人学士，而且人民不信任富人。因此，法学家形成为高等政治阶级，他们是社会上最有文化的那部分人。因此，他们只能舍弃改革，这使他们偏好秩序的本性添加了保守的志趣。如果你问我美国的贵族在何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他们不在富人之间，因为富人没有把他们团结在一起的共同纽带。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人。武力向来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成功因素，而被武力压迫的人民很快会产生权利观念。一个只能在战场上击败敌人的政府很快会走向毁灭。因此，真正的政治法律的约束力应当存在于刑法之中，如果没有这种约束力，法律迟早会失去它的强制力。因此，主持刑事法庭的人才真正是社会的主人。而陪审制度是将人民自身，或者至少将一部分公民推到法官之位上。这样一来，陪审制度就在实际上将领导社会的权力置于人民或者这一部分公民的手中。当英国人采用陪审团制度的时候，他们还是一个半野蛮的民族；当他们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之一时，他们对陪审团制度的喜爱似乎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而增加。我们发现他们走出自己的国土，向世界各地发展。有些地方成为他们的殖民地，有些地方则建立起独立的国家。国家的主体仍然承认国王，一些移民建立了强大的共和政体。但是各地的英裔国家都倡导陪审团制度。在英国，陪审员是由该国的贵族中选出的。贵族既制定法律，又执行法律和惩治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切都得符合贵族的意愿：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英国形成了一个贵族主义共和国。在美国，同样的制度被应用于全体人民。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是选举人，且有资格参加竞选和担任陪审员。在我看来，美国人所理解的陪审制度就像普选权那样是人民主权学说的直接结果和最终结果。陪审制度和普选权是多数能够进行统治的两种同样强大的手段。波拿巴假装以国家的意志掌权，但其制定了与人民主权截然相反的法律；而声称权力来自自身的波旁王朝最终将制裁权重新放到了人民的手中。如果你能够像删除英国的法律中的陪审制度那样轻易地删除英国的风俗习惯中的陪审制度，那么陪审制度早在都铎王朝时期就已经不复存在了。因此，事实上是民事陪审制度拯救了英国的自由。陪审制度，尤其是民事陪审制度，能使所有公民了解法官的一部分思维习惯；而这些思维习惯正是人们为了获得自由而应当养成的。这种制度使所有阶级尊重判决事实并培养权利观念。假如它没有发挥这两种作用，人们对独立自由的喜爱只会是一种破坏性的激情。这种制度教导人们行事公道。每个人在审判同胞的时候，总会想到有一天也会轮到同胞来审判他。这一点在民事事务的审判中尤为真实：几乎没有人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刑事诉讼的对象，但人人都可能卷入民事审判。陪审制度教导每个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这种男子汉的气魄，就难觅政治道德之迹。陪审制度赋予每个公民以一种执政地位，它使所有人都感到自己对社会负有责任而且使所有人参与对社会的管理。通过迫使人们插手与自己无关的事务可以克服个人利己主义，而这种利己主义是［比军队更容易对国家造成损害的］社会的弊病。陪审制度对于判决的形成和人类知识的提升中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贡献。在我看来，这正是它最大的优势。你可以将它视为一所常设的免费学校，每个陪审员都在这里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力，他在这里能够同最有教养、最有学识的人进行日常沟通，他在这里能够学习应用法律的技术，而在律师的帮助、法官的建议和政党的责问之下，他会将法律牢记于心。我认为美国人的实践知识和政治常识主要归因于民事审判制度的长期运用。我不知道陪审制度是否对参与法律诉讼的人有利，但我敢肯定的是它对主审法官极其有利。我将陪审制度视为社会能够用以教育人民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立法机构内部，美国的法官都不断发现周围的人习惯于认为法官的智慧高于其自身的智慧；而且，他们在诉讼中行使权力之后，他们的权力还在影响着参与其审理过程的那些人的思维习惯，甚至影响着这些人的内心世界。美国的富人就像所有地方的富人那样，必定对秩序和自我保全拥有极大的本能。但是他们没有形成团体；他们没有因为共同的习惯、思想和喜好而团结在一起。没有思想纽带将他们的集体力量凝聚在一起，他们也不以团体的身份实施具体行为。人们不信任他们而且不允许他们插手公共事务，而大体上与富人拥有相同本能的法学家却没有引起人民的任何恐惧。陪审团既是统治人民的有力手段，又是教育人民实施统治的最有效的手段。当一个专制君主有权力指定他的代表处罚犯人时，被告的命运可以说早已注定。但是，如果由人民进行审判，陪审团的组织和问责制的缺乏，尚可为无辜者提供有利的机会。

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制度的主要原因

我认为在美国有助于维护民主共和制度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三项：第一，上帝使美国人处于独特的、有利的地理环境；第二，法律；第三，习惯和民情。联邦没有强大的邻邦。——没有巨大的首都。——美国人生来就拥有对他们有利的好运气。——美国地广人稀。——这种环境如何强有力地帮助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度。——开发美国荒野的方式。——英裔美国人占领新大陆的广袤荒野的渴望。——物质福利对美国人的政治观点的影响。此不用担心大型战争、金融危机、入侵或者是被别国征服；他们也不需要重税、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他们几乎不会畏惧于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对共和制度更有害的灾祸，即军事荣誉。怎么能够否认军事荣誉对人民的精神产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呢？曾两次被美国人选为国家首脑的杰克逊将军是一个性格粗暴和才能平庸的人；在他的整个任期中，没有一件事能够证明他有资格领导一个自由的民族；因此，联邦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始终反对他。那么，是什么把他推上了总统的宝座并让他能够连选连任呢？是他于20年前在新奥尔良的城墙下赢得的胜利在人们心中留下的记忆；但是，新奥尔良的这次胜利不过是一次普通的军事胜利，其只有在一个战事不多的国家中才能够长期留在人们心中；而且，被军事荣誉的威望牵着鼻子走的民族无疑是最冷酷无情、最斤斤计较、最不懂军事的民族，如果我可以这样说，其也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平淡无奇的民族。他们的祖先在很久以前将身份平等和智力平等带到了他们所占据的这片土地上，民主共和制度势必在有利的自然环境中应运而生。这仍未包括所有；在共和主义社会状态中，他们的祖先还给子孙后代留下了最能使共和制度繁荣发展的习惯、思想和道德观念。当我思考这个根本事实所产生的后果时，我似乎从第一个抵达美国海岸的清教徒身上看到了美国的整个命运，就像我从第一个人身上看到了人类的整个命运那样。古代的著名国家都是在战胜周边敌对国家并巩固自己的地位之后建立起来的。一些现代民族发现在南美某些地区，广袤的土地上居住着不如他们开化，但已经占有并耕种那片土地的民族。为了建立新国家，这些现代民族必然会消灭或者征服众多的土著居民，并以他们的胜利令文明蒙羞。但在北美，只居住着一些从未想过利用土地这笔自然财富的流浪部落。确切地说，北美还是一片了无人烟的大陆，一片等待着居民的荒野。美国人所拥有的这一切使得他们的社会状态和法律状态与众不同，但是更与众不同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这片土地。当造物主将大地赐予人们的时候，大地是朝气蓬勃而物质丰饶的，但人们是软弱而无知的；而当人们学会利用大地中的宝藏时，大地上已经到处是人，很快，人们便不得不为获得栖身之所和自由生息的权利而战争。一般人认为，美洲荒野的开发全靠每年抵达新大陆海岸的欧洲移民，而美国的居民仍然留在其祖先占有的土地上繁衍生息，这样的看法是错误的。抵达美国的欧洲人在这里无亲无故，而且通常不拥有任何资源；为了谋生，他们被迫出卖劳动力，很难看见欧洲人离开海岸沿线的大型工业区到内陆进行开发。你显然不能在没有资本和贷款的情况下开荒垦地；而且，在前往森林中冒险之前，你的身体必须能够适应新气候环境的恶劣条件。因此是美国人长期离开自己的出生地，到遥远而广袤的土地上创业。因此，最初是欧洲人放弃自己的住所，来到大西洋彼岸定居；而现在轮到出生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消失在美国中部的荒野里。这种双重的移民运动从未停止；它开始于欧洲中部，陆续来到大西洋彼岸，随后挺进新大陆的中部荒野。许许多多的人在同一时间朝着地平线上的同一点进军：他们的语言、他们的宗教、他们的习俗有所不同，但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有人告诉他们到西部能够找到财富，他们便匆匆奔赴西部寻找财富。美国人的这种西部迁徙对将来产生的远期效应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解之谜，但其带来的直接效应是不难发现的：由于一部分老居民逐年离开他们出生的各州，这些州虽然建立已久，但其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极为缓慢。康涅狄格州就是如此，其每平方英里平均只有49人，全州的人口在过去的40年中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而英国的人口在同一时期却增加了三分之一。因此，欧洲的移民不断来到人口较少而工业尚需人手的美国；他成为富裕的工人，他们的儿子却到空旷的地区寻找财富，并最终成为富有的大地主。前者集聚资本，后者利用资本增值，不管是从外地迁来的还是在本地出生的人都不贫穷。美国的法律有利于尽可能地分散财产，但有一个比法律更强大的因素防止财产过于分散。你可以发现这一点在后来才人烟稠密起来的各州中尤为明显。马萨诸塞州是联邦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但其每平方英里仅有80人，这个数字远远小于法国，法国每平方英里为162人。然而，在马萨诸塞州，小型地产的划分是非常罕见的；在这里，通常由年长的子女继承土地，年幼的子女则会到荒野中寻找财富。毋庸置疑的是，土地的过度分散化会造成巨大的灾难，过于分散的土地不再能够维持一个家庭的生计；但是这样的不利后果至今还未在美国出现，人们在经过很多世代之后才能察觉这种后果。我们无人居住的地域广阔，尚未开垦的土地充裕，从大西洋沿岸向内陆迁徙的人流不息，都足以在现在和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防止土地的过度分散化。描述美国人扑向命运赋予他们的这些大奖赏的贪欲是困难的。为了追寻这种奖赏，他们无惧于印第安人的利箭和荒野中的瘟疫；森林中的寂静没有令他们恐惧，猛兽的靠近没有把他们吓退；一种比对生命的热爱更强烈的激情不断鼓励着他们。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无垠的大地，而他们担心那里已经没有空地，他们匆匆前进，唯恐因到得太晚而失去机会。我刚刚谈到的是旧州的居民向外迁徙的情况，至于新州的居民又如何迁徙呢？俄亥俄州成立不足50年，但它的大部分居民并非出生于该州；它的首府成立不到3年，它的境内尚有大量未被开发的土地；但是，俄亥俄的人口已经开始朝着西部进军了；大部分在伊利诺伊州的肥沃大草原中定居的人都是来自俄亥俄州的公民。这些人最初离开他们的第一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充裕，他们离开第二个家园是为了生活得更充裕：他们几乎在所有地方都能够找到财富，但不是幸福。在他们中，对幸福的渴求已经成为一种无法遏止的热烈激情，其随着得到满足而继续增强。他们已经切断了他们与出生地之间的纽带；此后，他们没有形成这样的纽带。对他们来说，移居最初是一种需求；而现在，移居在他们眼里已经成为一种想赢多少就赢多少的投机游戏。有时，他们前进得太快，以致荒野又重新出现于他们身后。森林刚刚屈服于他们脚下，当他们离开之后，它又茂密地生长起来。当你经过西部新建各州时，你经常在森林中遇到荒废的住宅；你往往在荒野深处找到变为废墟的小屋，你惊讶于这些粗糙的建筑物，又惊讶于人性无常。在这些废弃的田野中，在这些昨日才出现的废墟之上，古老的森林很快长出新枝；动物们重新夺回它们的领土；大自然很快就愉快地用绿色的枝条和花朵覆盖人类的遗迹，并很快抹去人类留下的痕迹。我记得在我横穿覆盖纽约州的一个无人居住的区域时，来到一个周围全是原始森林的湖泊岸边。湖水中央有一座小岛。森林覆盖着小岛，茂密的树荫完全掩盖了小岛的四周。湖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里曾经有人居住；你只能看见一缕炊烟在天边升起，从树梢上笔直地冲向云端，仿佛它是从天而降而非从地面升起的。一艘印第安人的独木舟系在沙滩上。我决定用它到这个一开始就引起我注意的小岛上看看，很快，我抵达了小岛的岸边。整个小岛拥有新大陆中的无人居住的地区所特有的令人愉悦的幽静，这种幽静几乎使文明人开始怀念远古时期的生活。青葱的植被证明这里的土地极其肥沃。就像北美的所有荒野那样，这里一片沉寂，只有斑尾林鸽的咕咕声和啄木鸟的啄木声偶尔打破这种沉寂。我从未想过这样的地方曾经有人居住，因为这里似乎还保留着大自然原本的面貌；但是当我到达小岛中央，我立即认定我所找到的一切正是人类的遗迹。随后，我仔细地审视了周围的事物，很快不再怀疑曾有一名欧洲人栖身于此。但是，他的劳动成果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不久之前被他匆忙砍倒而用来搭建小屋的树木已经重新长出枝条；他的篱笆已经成为生机勃勃的树墙，他的小屋已经变为一个树丛。在这些灌木丛中，你还可以看到几块被火烧黑的石头散落在一小堆灰烬旁边；毫无疑问这就是当时的炉灶，而已经坍塌的烟囱的碎片覆盖了这个炉灶。我停留了一会儿，默默地感叹大自然的强大和人类的软弱。当我最终离开这个迷人的地方时，我再次悲伤地叹息：什么！已经成为废墟了！在欧洲，我们习惯于将不安定的精神、人们对财富的过度欲望、对自由的过度喜爱视为一大社会危险。正是这一切确保美国共和制度拥有长治久安的未来。假如没有这种不安定的精神，人口就会聚集于某些地方，很快就会像我们欧洲这样体会到难以满足的需求。新大陆的幸运之处在于那里的人们的恶习，就像他们的美德那样对社会有利！这对居住于东西两个半球的人类的行为模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人往往将我们所说的贪婪称为值得称赞的勤勉，而他们将我们清心寡欲视为内心深处的某种怯懦。在法国，单一的喜好、朴素的习惯、家族精神和热爱出生地被视为国家安宁和幸福的最大保障；但是在美国，似乎没有什么比这样的德行更有害于社会。法裔加拿大人仍然忠实地维护古老的道德传统，但已经可以感觉到他们难以在他们居住的地区中生存下去，而这个刚诞生不久的小人民团体很快将成为古老民族的苦难的牺牲品。在加拿大，最有学识、最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最有人道主义精神的人为了使人们不再满足于自己觉得还不错的小康状态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些人赞美财富的好处，如果他们到了法国，他们也许会赞美一夜暴富的平庸之才，而且，他们在刺激人类激情方面所作的努力大于他们在使人类头脑冷静方面所作的努力。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比不满足于故土的清贫与安宁，而到外面去致富享乐，离开祖先们居住的家园和田地，为了追逐财富而不惜放弃生者和死者更值得赞扬。在我们的时代，美国为人们提供的物质资源极其丰饶，其往往大于创办工业所需的资源。因此，在美国，你无法提供足够的知识，因为所有的知识既对拥有知识的人有用，又能够为没有知识的人带来好处。这里不怕出现新的需求，因为所有需求都能够毫不费力地得到满足。你也不用因为产生太多激情而感到恐惧，因为所有的激情都能够找到简单而有益的发泄手段。你也不用担心这里的人过于自由，因为他们几乎从未尝试滥用自由。今天的美国共和社会就像是一个由共同开发新大陆的荒芜土地的商人组织起来的、拥有繁荣贸易的大公司。最能深深地鼓动美国人的激情是商业激情，而非政治激情，或者可以说他们将商业习惯带到了政治事务之中。他们喜欢秩序，没有秩序，事业就无法繁荣发展；他们特别重视风俗习惯的一致性，其是建立良好的商业机构的基础；他们偏好于能够创造巨大财富的常识，而不喜欢往往会浪费精力的天才；基本思想令他们保持警惕，习惯于精打细算，而且对美国人来说，实践比理论更重要。在美国，你必须了解什么力量使物质福利对政治行动，甚至是对合理的舆论见解产生影响。对于外国人而言，你必须主要考察这方面的事实。大部分来自欧洲的移民都是因为疯狂地热爱自由和迫切希望改变窘境才来到新大陆的。我有时在美国遇到一些由于政治见解而被迫逃离祖国的欧洲人。他们的言谈令我感到震惊，但其中有一个人使我感到最震惊。当我穿越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最偏僻的地区时，夜幕降临使寻找住宿的我敲开了一位富有的庄园主的大门；庄园主是一位法裔美国人。他邀请我在他的壁炉旁坐下，我们开始自由地交谈，就像是两个在距离家乡两千里格之外的森林中相遇的亲人那样。我才有幸得知收留我的主人在40年前是一位伟大的平等主义者和激进的鼓动家。他名留青史。我原本很穷，但我现在很富有；如果福祉至少影响了我的行为，那我的判断岂不是自由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见解实际上随着我的财富的多寡而发生改变，而在对我有利的结果中，我才发现我此前所缺乏的决定性理论。福祉对美国人产生的影响比其对别国居民产生的影响更广泛。秩序和公共繁荣是相互关联携手并进的，这对美国人而言是有目共睹的，他们从未想过将两者分离；因此，他们不会像很多欧洲人那样，将他们在接受初等教育时学到的东西置于脑后。没有哪种宗教像耶稣基督的宗教这样不屑于利用物质力量。但是，不管在何处，物质力量是不受尊敬的，暴政是不能容忍的。因此，你会发现专制通常无法建立于基督徒之中。它通常存在于得过且过和处于恐惧状态的人民中。当我们说一个基督教国家被束缚，我们是将它与一个我们认定的基督教国家进行对比。如果我们将它与一个异教徒国家作比较，这个基督教国家在我们看来仍是自由的。就教义而言，天主教义认为所有人的资质都处于同一水平；它要求智者和愚夫、天才和庸人都遵守同一信仰的细节；它使穷人和富人都履行同样的宗教仪式，它令强者和弱者进行相同的苦修；它绝不姑息养奸，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它主张所有的阶级出现在同样的圣坛脚下，这就好像把所有的阶级都带到了上帝的眼前。因此，即便天主教义要求信徒服从，但其不允许信徒之间存在不平等。而我认为新教教义则与之对立，一般而言，新教教义主要使人趋于独立，而不是使人趋于平等。天主教就像是一个专制君主国。如果去掉君主不谈，人们在这里的社会地位比在共和国还要平等。大多数天主教徒都是穷人，为了能够自行主政，他们要求全体公民参政。天主教徒是少数，为了能够确保自由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要求尊重所有权利。甚至在他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这两种原因推动他们采纳了那些如果他们有权有势就不会如此热烈拥护的政治学说。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从未尝试反对这种政治倾向，他们反而设法证明这种倾向。美国的天主教神父将知识世界划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他们不加讨论就服从的神所启示的教义；其二是他们认为神让人们自由探索的政治真理。因此，［在这个世界上，］美国的天主教徒既是最顺从的信徒，又是最独立的公民。在欧洲，几乎所有的社会混乱都来自家庭问题，其与婚姻的关联也并不遥远。欧洲的男人蔑视自然纽带和合法乐趣，他们偏好混乱、内心的不安定、愿望的不稳定。在这种往往对家庭生活造成困扰的纷乱激情的影响下，欧洲人很难服从于国家的立法权。当一个美国人离开政界的激烈斗争回到家中，他立刻会感到安定与平和。在家中，他的一切享乐简单而自然，他的兴致纯真而淡泊；他好像因为生活具有规律性而感到幸福，而且他容易习惯于调整自己的观点和喜好。法国有些人将共和制度视为显示其自身伟大的临时手段。他们用眼睛估量了一下他们的恶习和穷困将他们与有权有势之人隔开的鸿沟，就想尝试用堆积在废墟上的残垣填满这个深渊。这些人对于自由就像是中世纪维护国王的自由佣兵；不管他们穿着什么颜色的服装，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战；他们寄希望于共和制度能够使他们长久脱离目前的卑微地位。我所说的不是这样的人。但还存在另一种人，他们将共和制度视为一种长治久安的状态，视为思想和民情每天引导现代社会追寻的必然目标，他们衷心希望人们能够获得自由。当这些人攻击宗教的时候，他们是出于自己的激情，而非出于自己的利益。专制国家在没有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仍可进行统治，而自由国家则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美的共和政体中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政体中更具有必要性，而在民主共和政体中显得尤为必不可少。如果政治纽带松弛，而道德纽带尚未加强，那么社会怎能免于毁灭？如果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民族不服从于上帝，它还能做些什么呢？60年的短暂光阴不足以使人类发挥其全部想象力，世间乐事的不完整也无法令其感到心满意足。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有天生的不满足感和极大的欲望；他蔑视生命，又害怕死亡。这些不同的直觉不断促使他的灵魂注视来世，而将他引向来世的是宗教。因此，宗教仅仅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就像希望本身那样是自然合乎人心的。只有心理失常和道德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双重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一种不可抵抗的本能使人重新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是偶然现象，而有信仰对于人类来说才是常态。社会权利大都稍纵即逝，就像人生在世那样；它们迅速更替，犹如人生的酸甜苦辣；你至今尚未看见一个政府依赖于始终不变的人心的支持，或者能够以一种不朽的利益作为自己的基础。激动和不稳定是民主共和制度的本质，就像固定性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法则那样。［将美国与其他任何地方相比，你会发现美国的大地主较少，而地主较多；大富豪较少，而生活殷实的人较多。所有思想服从于同样的法律。那里的科学天才和文学天才相当罕见，虽然你不能在那里找到大文豪，但是人人都知道如何写作。似乎所有人的思想状态都是均质化的。］英裔美国人到达这片土地时已经完全开化，他们的子孙后代不断繁衍；他们无须从头学起，对他们来说，只要不忘记原来的东西就足够了。现在，这些美国人的子孙每年都迁往荒野定居，随着他们的迁居，他们带去了其已经掌握的知识以及对学习的尊重。教育使他们了解知识的作用，并能使他们把这些知识传递给子孙后代。因此，美国的社会没有孩提时期，它在建立时就已经成年。美国人从不使用农民一词。他们之所以不采用这个词语，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一种概念；混沌时期的无知、田野的单调、乡村的粗野都不存在于他们的印象之中，而且他们对早期文明的德行、恶习、粗俗习惯和无知天性全然不知。在联邦的边远地区，或者在社会与荒野的交界之处，一些勇敢的冒险者为了逃离家乡的贫困，而不畏艰险进入美国的荒僻地区，在那里创建新的家园。开拓者在到达能够为他们提供安身之所的地方之后，便立即砍伐树木，在树荫下搭建一座小木屋。再没有什么比这些孤零零的住所更令人感到凄凉的了。在晚上靠近这些住所的旅行者，远远就能透过墙壁看见燃烧的炉火；在夜里，如果狂风大作，他就能够听见用树叶做成的屋顶在森林中摇晃作响。谁不会认为这种粗劣的小屋是粗俗无知之人的栖身处呢？然而，你在开拓者与其栖身处之间找不到任何关联。他周围的一切都是原始而野蛮的，但他自身可以说是18世纪的努力和经验的成果。他穿着城市的衣服，说着城市的语言，他知晓过去，憧憬未来，正视现实；他是非常文明的人，他只需一段时间就能够适应丛林生活；当他深入新大陆的荒野之中时，他只随身携带了一部《圣经》、一把斧头和一些报纸。真正的知识主要来自经验，假如美国人不是逐渐习惯于管理自身，那么他们从书本中学到的知识就不会为他们今天的成功提供太大的帮助。英裔美国人把身份平等带到了新大陆。他们之中既没有贫民也没有贵族，出身的偏见和行业的偏见往往都是不为人知的。因此，由于社会状态是民主的，民主制度就不难建立自己的统治。正是在东部［北部］，英裔美国人在民主管理制度的长期实践中获取经验、形成习惯，且得到了最有利于维持这种制度的思想。［在北部］在这里，民主制度逐渐渗入人们的习惯、见解和生活方式；你发现其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法律中的所有细节中。正是在东部［北部］，人民获得的书本教育和实践教育最为完善，宗教与自由得到了完美结合。这些习惯、见解、风俗和信念的总和，如果不是我所说的民情，又是什么呢？当20个人没有因为一条共同的纽带而聚集在一起；当没有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阶级、一个自由社团能够代表和鼓动舆论时，舆论又能发挥什么作用呢？当每个公民都同样无能、同样贫穷、同样孤立无援而仅能依靠个人的软弱对抗政府的组织力量时，舆论又有什么用处呢？如果人们将来不是全部自由就是全部成为奴隶，不是全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就是全都被剥夺权利；如果面对这一抉择的统治者不是逐步将群众提升到与他们相当的水平就是让所有公民降低到人类水平之下，那么，只要战胜疑虑、确保道德心以及教育人人自愿做出巨大的牺牲，不就足够了吗？身处于湍急的河流之中，我们仍然固执地将目光锁定在沿岸的废墟之上，而把我们卷走的洪流将我们推下深渊。在最有影响力的三个原因中，可以说法律是唯一取决于人民的原因。人民不能改变他们的地理位置和他们的生存环境。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能够改变它的习惯和民情，但一代人不能做到这一点。其只能改变法律。“如果自由［民主］的建设是确保人类独立的唯一可行手段，难道那些最不向往它的人不应当有序地遵循它吗？”

关于居住在美国境内的三个种族的现状及对其可能拥有的未来的思考

现在被美国联邦占据的或者它声称被它占据的领土，从大西洋沿岸延伸至太平岩沿岸。因此，不管是在东边还是在西边，它的边界都是大陆本身的边界；往南，它的领土延伸至热带的边界；往北，它的领土延伸到冰冻地带之中。分布在这个空间之中的人不像在欧洲那样形成同一个种族的众多不同分支。你从一开始就能发现他们之中存在三个天生截然不同的种族，而且我几乎可以说是三个相互敌对的种族。教育、法律、出身甚至是外貌特征在他们之间树立起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命运虽然把他们聚集在同一片土地上，但没有将他们混合成为一个整体，他们各自追寻着自己的命运。在这些不同的人群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在知识、力量、福祉上均属第一的白人，即欧洲人，或者可以说是最出类拔萃的人，位于他们之下的是黑人和印第安人。这两个不幸的种族在出身、外貌特征、语言和民情上没有任何不同之处；他们的不幸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的不同之处。他们在他们居住的地区都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两者都备受暴政的摧残，虽然他们的不幸之处有所不同，但他们应当谴责同样的人。鉴于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不是可以说欧洲人对待其他种族犹如其他种族对待动物吗？他们使其他种族满足于他们的需要，当其他种族不肯服从时，他们便将其消灭。欧洲人的压迫似乎一下子就把非洲人后裔的人类特权全都夺走了。美国的黑人甚至失去了关于祖国的回忆；他们再也听不到祖先所讲的语言；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宗教并遗忘了他们的民情。他们不再属于欧洲，但他们无权享受欧洲的美好事物；他们居于两个社会之间；他们独立于两个种族之外；被一个人卖掉之后再被另一个人转卖出去；他们只拥有主人为他们提供的住所能够为他们提供关于祖国的模糊记忆。黑人没有家庭；他们只是将女人视为寻欢作乐的临时伴侣，他们的孩子从出生之日起就与他们处于相同的地位。我应当把这种对极端悲惨的境遇无动于衷，并且往往对其不幸的根源采取一种可鄙的偏好视为上帝的恩惠还是上帝的最愤怒的诅咒呢？陷入这种不幸深渊的黑人几乎没有察觉他们的不幸；暴力使他们成为奴隶；而受人奴役的习惯使他们养成了一种奴隶的思想和奢望；他们对他们的专横主人的羡慕多过憎恨，并将卑躬屈膝地效仿压迫他们的人视为乐趣和骄傲。他们的智力下降到同他们的灵魂同样低的水平。黑人从一出生就成为奴隶。我说的是什么呢？他们往往在娘胎里就被人出卖，也可以说他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成为奴隶。他们既没有需要也没有享受，这些对他们均无用处，他们自出生之后拥有的第一个概念就是他们是别人的财产，后者应当监管他们的一生；他们认为不必由自己照料自己的生活。甚至连思想的使用在他们看来都是上帝的无用恩赐，他们平静地接受了他们的奴隶地位。即便他们在获得自由之后，也往往将独立视为比奴役更沉重的枷锁；因为在他们的一生中，他们学会了服从于一切，唯独没有学会服从于理性；而且当理性成为他们的唯一指南时，他们根本不能识别理性的呼喊。许许多多的新要求包围着他们，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知识和能力来抵抗它们。这些要求来自他们本应当反对的主人，但他们只学会了屈从和服从。因此，他们跌入了这个苦难的深渊，奴役使他们变得残酷无情，而放任自由会让他们走向灭亡。压迫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也不小，但其产生的影响有所不同。［≠欧洲人给北美的原始人带来了一些新的需求和未知的恶习；但是他们未能彻底改变这些野蛮种族的性情。欧洲人能够使他们的部落消失，能够入侵［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故土，但他们从未屈从于欧洲人。有些人通过反抗摆脱奴隶身份，有些人则宁死不从。≠］在白人抵达新大陆之前，居住在北美的人一直安宁地生活在森林之中。他们饱经野人生活的沧桑，仍然保留着未开化的种族的恶习和德行。在欧洲人将各个印第安部落驱赶到荒野深处之后，他们被迫过着漂泊不定、居无定所、充满了难以形容的痛苦的生活。原始民族仅受舆论和民情支配。通过削弱北美的印第安人对故土所拥有的情感，通过分散他们的家族，通过使他们的传统变得模糊，通过打断他们的记忆链条，通过改变他们的所有习惯，通过大大增加他们的需求，欧洲人的暴政使印第安人变得比以前更无秩序、更不文明。这些部落的道德状况和身体状况不断同时恶化，他们变得更加不幸、更加野蛮。虽然如此，欧洲人未能完全改变印第安人的性情，他们甚至用国家权力来摧毁印第安人，但从未教化和征服印第安人。黑人被置于奴役的极限，而印第安人则被置于自由的极限。奴隶制对黑人造成的影响并不比放任自由对印第安人造成的影响更有害。黑人甚至失去了自己的人身所有权，他不能处置自己的人身，否则就等同于侵犯他人的财产权。只要野蛮人能够行动，他们就是自己的主人。他们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家族权威，他们从未使自己的意志屈从于族人的意志；没有人教会他们自愿服从和可耻屈从之间的差别是什么，他们甚至连法律这个词语都没有听说过。对他们来说，自由就是摆脱社会的一切羁绊。他们因为这种野蛮的独立而感到愉悦，宁愿走向毁灭也不愿意放弃一丝一毫的独立。文明对这样的人几乎没有什么作用。黑人为了进入那个始终排斥他们的社会而做了很多徒劳的努力；他们屈从于压迫者的爱好，接受压迫者的见解，并企图通过效仿压迫者而与他们混为一体。从一出生，他们就被告知他们的种族天生次于白人的种族，而他们也相信这样的说法，因此他们自愧不如。他们发现自己的每一个特征都有奴隶的痕迹，如果他们能够做到，他们当然愿意将这一切彻底丢掉。相反，印第安人在想象中满以为自己出身高贵。他们在这些自以为是的美梦中生存和死亡。他们根本不想使自己的民情服从于欧洲人的民情，他们喜欢将野蛮作为其种族的独特标志，他们拒绝接受文明，也许拒绝的原因主要不是出于对文明的仇恨，而是由于害怕自己会变得跟欧洲人一模一样。他们想仅凭借荒野的资源来对抗我们的精良技艺，想仅凭借毫无章法的勇气对抗我们的战术，想仅凭借他们的野蛮本性的自发本能来对抗我们的老谋深算。他们只能在这场不公平的战役中败下阵来。［g. 在正文一侧：“≠成为奴隶的黑人失去了对自由的喜爱和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拥有自由的印第安人则不能走向文明。前者不能学习获取自由，后者则因自由而受到限制。≠”］黑人希望同欧洲人混为一体，但他们办不到。印第安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们不屑于这样做。前者的奴性使其注定成为奴隶，而后者的傲慢注定使其走向灭亡。我记得当我穿越至今仍然覆盖阿拉巴马州的森林时，有一天，我来到一个拓荒者的小木屋前。我不想进入美国人的住所，但我想在距离森林不远处的泉水旁边休息片刻。当我坐在那个地方时，一个印第安女人走了过来（我们那时距离克里克族的居住区不远）；她手里牵着一名五六岁的白人小女孩，看来应当是拓荒者的女儿。一名黑人妇女跟在他们身后。这个印第安女人的打扮有一种典型的野蛮人的华丽特色：她的鼻孔和耳垂上挂着金属环，她的头发缀着玻璃珠散落在肩膀上。我看得出她没有结婚，因为她还带着贝壳项链，而按照习俗，未婚女子会把这种贝壳项链放在婚床上。那名黑人妇女穿着破烂的欧洲式服装。她们三人全都来到水池边坐下，那名年轻的印第安女人把那个小女孩抱在怀中，像母亲一般爱抚着她；在她的旁边，那名黑人妇女想尽一切办法吸引这名小克里奥尔人的注意力。这名小女孩在最细微的动作中表现出一种与她的弱小和她的年龄不相符的优越感，你甚至可以说她好像是在屈尊接受同伴的关怀。黑人女人蹲伏在小主人的面前，密切地关注她的要求，似乎既有一种母性的关爱，又有一种奴性的畏惧；而在那个印第安女人的温柔之中却流露出一种自由的、骄傲的而且近乎令人望而生畏的神情。我走近她们，并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场景；显然，我的好奇令这名印第安女人感到不快，因为她突然站起来，有些粗暴地把这名小女孩推到一边，恼怒地瞪了我一眼之后，便走进树林里去了。我经常看到北美的三大种族聚集在同一个地点的场景。我曾经在多次的观察中注意到白人的优越地位。但是，在我刚才描述的这幅画面中，有某种特别触动人心的东西：一种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联系在一起的情感联系，而当大自然努力使他们结合在一起时，却使偏见和法律在他们之间形成的鸿沟变得更加显眼。在原本居住于新英格兰地区的所有印第安部落中，纳拉干部落、马希坎部落、佩克特部落除了留在人民的记忆之中，已经不复存在；曾于150年前在特拉华湾接待佩恩的德拉瓦部落［德拉瓦尔部落］现如今也已经消失。我曾经见过几个仅存的已洛魁人，他们靠乞讨为生。我刚刚提到的所有部落曾经遍布美国的各个海岸，而现在，只有深入内陆100多里格，你才能见到印第安人。这些野蛮人不仅逃向内陆，而且走向灭亡。随着土著的迁移和死亡，大量居民不断来到他们曾经居住的地方。在所有民族中，还没有出现过发展得如此之快而消失得如此迅速的民族。不难解释这种消失是以何种方式进行的。当印第安人还是他们后来被逐出的那片荒野上的唯一居民时，他们的需求很少［而可供他们使用的手段很多］；他们自制武器；河水是他们的唯一饮品；他们用动物皮革制作衣物，把动物的肉当作食物。欧洲人将火器、铁器和白兰地引入北美土著之中，他们教会印第安人用我们的纺织品代替原先只能满足简单需求的野蛮人服饰。在沾染上这些新的嗜好之后，印第安人并没有学会满足这些嗜好的技术，因此他们只能依靠白人的工业。为了获得这些自身不能创造的物品，野蛮人除了能够提供森林里的丰富毛皮之外，什么都提供不了。这样一来，狩猎不仅能够满足野蛮人的需求，而且能够满足欧洲人的奢求。他们不再仅仅为了养活自己而在森林中追捕猎物，而且为了获取能够与我们交换物资的唯一物品而狩猎。因此，土著的需要日益增加，而他们的资源却日益减少。一些欧洲人家庭在印第安人的居住地区建立起一些相隔较远的据点，很快便把据点之间的野兽永远地吓跑了。原本在那里生活得还算充裕的印第安人现在发现自己难以生存下去，而要获得供他们以物易物的物品就更加困难了。赶走他们的猎物就等同于使我们的农民的耕地变得贫瘠。很快，他们几乎完全丧失生存手段。那时，你发现这些不幸的人就像在荒山野林中不断徘徊的饥饿的狼群。对故土所拥有的本能的喜爱使他们依附于自己的出生地，而他们在那里只能受苦和挨饿。他们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他们跟随在麋鹿、野牛和海狸的逃跑路线之后，让这些野兽为他们选择新的家园。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把美国土著撵走的不是欧洲人，而是饥荒；这是以往的诡辩家没有发现，而由现如今的［新教徒］有识之士发现的令人欣慰的区别。你无法想象这种被迫迁徙所伴随的可怕苦难。当印第安人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时，他们已经筋疲力尽、人数锐减。而他们将要定居的地区已经居住着对新来者怀有敌意的其他四处迁徙的部落。退后是饥饿，向前是战争，到处都充满了苦难。为了避开如此众多的敌人，他们只好分开行动。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尝试独自默默地寻求谋生的手段，他们就像文明社会中丧失公权的人那样在广袤的荒野中生活。长久以来已被不断削弱的社会纽带已经完全断裂。对他们来说，故土已经不复存在。很快，一个民族也将不复存在；家族几乎没有存留下来；共同的名字正在消失，共同的语言逐渐被人遗忘，族源的痕迹正在消逝。这个民族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勉强存活于美洲考古学家的记忆中，只有一些欧洲学者还记得他们的名字。1831年底，我来到密西西比河左岸的一个被欧洲人称为孟菲斯的地方。当我在这个地方停留的时候，来了一大群巧克陶族印第安人（路易斯安那州的法裔美国人将他们称为夏克塔族）；这些野蛮人离开了他们的故土，想到密西西比河的右岸去，他们自认为能够在那里找到一片美国政府曾允诺他们供他们栖身的土地。当时正值隆冬，而那一年的冬天冷得反常；雪在地面上凝成一层硬壳，河水中漂浮着巨大的冰块。印第安人带领着他们的家眷，他们身后跟着一批老弱病残，其中有刚刚出生的婴儿，还有气息奄奄的老人。他们既没有帐篷也没有车辆，只有一些粮食和武器。我看见了他们登上船只渡过河水的场景，而我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个严肃的场面。在聚集的人群中，你既听不见呜咽也听不见抱怨，他们全都保持沉默。他们的不幸由来已久，他们似乎感到自己无法摆脱苦难。所有的印第安人登上了装载他们的大船；而他们的狗仍然留在河岸上；当这些狗最终发现他们的主人将永远离开他们的时候，它们发出骇人的嚎叫，随即跳入漂浮着冰块的密西西比河中，在他们的主人后方游泳渡河。今天，对印第安人的驱逐通常是以一种常规的或者可以说是合法的方式进行的。当欧洲人开始进入被一个野蛮部落占据的荒凉地区时，美国政府通常会向这个部落派去一名官方大使。随后，白人将印第安人聚集在一片空旷的土地上，对他们说道：你们能够在你们的祖先的这片土地上做些什么呢？过不了多久，你们就得靠挖他们的骨头维持生活。难道你们生活的这片土地就比别的土地更好吗？别处没有森林、沼泽和草原吗？难道普天之下，你们就只能生活在这里吗？在你们看见的天边的山脉之后，在你们的土地西面的那个湖泊对岸，你们可以发现一大片仍存在大量野兽的土地；请你们将土地卖给我们，并到那些地方快乐幸福地生活下去吧。说完这番话，他们将火器、毛呢衣物、桶装白兰地、玻璃项链、锡制手镯、耳环和镜子放在这些印第安人的眼前。如果这些印第安人在看到这些宝物之后仍犹豫不决，他们便含沙射影地告诉这些印第安人不能拒绝他们的要求，否则将来政府也不能保证他们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这些印第安人能怎么办呢？这些印第安人在半说服半强迫之下离开了他们的土地；他们来到新的荒野定居，但白人甚至不会让他们在那里平静地住上十年。按照这种方式，美国人以非常低廉的价格买到了欧洲最富有的君主也买不起的大片土地。我已经详细描述了这些不幸之处，但我还得补充一句，我认为这种不幸似乎是不可挽救的。我认为北美的印第安人注定会走向灭亡，而且我很难不这样想，一旦欧洲人定居于太平洋海岸，那里的印第安人将不复存在。不难想见的是，印第安人不是永远不想变得文明开化，就是他们想这样做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文明是一个社会在同一个地方长期劳动的产物，它是代代相传的。在所有的民族中，文明最难以建立统治地位的民族就是狩猎民族。游牧部落虽然经常改变居住地，但他们在迁徙的过程中往往按照一定的路线，并不断重复以前的道路；而狩猎部落的住所则随着他们追逐的猎物的栖息地的改变而改变。有人曾多次尝试将文明带给印第安人，同时任其保留流浪民族的习性；耶稣会士曾尝试在加拿大这样做，而清教徒曾尝试在新英格兰这样做。但两者都未能创造出任何持久的东西。文明诞生于猎人的小木屋中，但又枯萎于森林中。这些在印第安人中传播文明的人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在于他们没有掌握这一点：要使一个民族变得文明开化，首先必须让它定居下来，而要使它定居下来，它就得耕种土地；因此，首先要使印第安人成为农夫。人们一旦沉迷于懒散而充满冒险的猎人生活，几乎就会对农耕所需的定期而有规律的劳作感到一种难以克服的厌恶感。你甚至可以在我们的社会中看到这种现象，但这种现象在狩猎习惯已经成为民族性习惯的民族中更为明显。北美的土著不仅把劳动视为坏事，而且把劳动视为不光彩的事情，他们的傲慢与文明之间的对抗就像是他们的懒惰与文明之间的对抗。没有一个印第安人不认为悲惨地生活在自己用树皮盖的小屋中就是没有维护自己的骄傲和失去了个人价值的表现；他们认为辛苦的劳动是有辱人格的活动；他们将农夫比作耕田的牛，并将我们的每一种手艺都视作奴隶的工作。这并不是说他们不认同白人的能力和伟大的智慧；但是，即便他们赞扬我们的劳动成果，他们也蔑视我们获得这些劳动成果的手段；而且，即便他们受到了我们的影响，却仍然觉得他们自己比我们更优越。在他们看来，打仗和狩猎是唯一能够体现人类价值的工作。因此，悲惨地生活在森林深处的印第安人与中世纪生活在城堡中的贵族有着同样的思想和见解，他们只要变成征服者，便与中世纪的贵族毫无差别了。这是多么奇怪啊！如今，欧洲的古老偏见存在于新大陆的森林之中，而不是存在于居住在新大陆沿岸的欧洲人中。他们没有像北部的那些部落那样被从一个地方驱赶至另一个地方，但他们逐渐被限制在一块非常狭窄的土地上，就像是被猎人赶进圈套的猎物那样，只能束手就擒了。这些被置于死亡和文明之间的印第安人发现自己只能像白人那样通过劳动养家糊口；因此，他们成为农夫，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他们原有的习惯和民情，他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做出了必要的牺牲。切罗基部落比其他部落更进步一些；他们创造了一种书面语言，建立了相当稳定的管理组织；而且，由于新大陆中的一切都以极快的速度发展，所以他们在所有人都拥有衣物之前就拥有了第一份报纸。混血儿的出现格外有利于欧洲人的习惯在这些印第安人之间的迅速传播。混血儿拥有父亲的知识，但又没有完全放弃母方种族的野蛮习惯，他们形成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天然纽带。凡是混血儿较多的地方，野蛮人都在逐渐地改变他们的社会状况和民情。当它们主动向外族汲取知识的时候，它们总是处于征服者的行列，而非处于被征服者的行列。当被征服的民族是开化的民族，而进行征服的民族是半野蛮的民族时，比如罗马帝国被北方蛮族入侵时，或者当中国被蒙古人入侵时，胜利赋予野蛮民族的权力足以使其达到文明人的水平，并使其达到与文明人所处的水平相当的水平；一个凭借的是武力，另一个凭借的是智慧；前者钦佩被征服者的技术和学科，后者羡慕征服者的权势。最后，野蛮人把文明人引入了他们的宫殿，而文明人则对野蛮人开放他们的学校。但是，当拥有物质力量的民族也拥有智力优势的时候，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够变得文明，他们不是后退便是走向灭亡。因此大体上，你可以说野蛮人手持武器寻找知识，而不能说他们凭借自己寻找知识。但是，印第安人的不幸之处在于他们在同一个最开化的民族，我再补充一句，同全世界最贪婪的民族接触的时候，他们仍然处于半野蛮的状态；也就是说，印第安人找到的老师要成为他们的主人，他们在接受文明的同时也接受了压迫。自由地生活在森林中的北美印第安人是贫困的，但他们并不觉得自己次于任何人；当他们试图进入白人的社会阶层之后，他们只能处于最下层；因为当他们走进一个被知识和财富所统治的社会时，尚处于无知而贫穷的状态。在经历了激动不安、充满了灾祸和危险，同时又令人高兴和自豪的生活之后，他们必须服从于单调无味的、浑浑噩噩的、堕落的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在羞辱中通过劳动赚来的供他们糊口的面包就是他们所赞扬的文明带来的唯一成果。当印第安人开始效仿邻近的欧洲人，并开始像他们那样耕种土地的时候，他们很快就遭受了激烈的竞争对他们造成的严重损害。白人精通农业技术，而印第安人则刚刚开始接触一门他们以前从未掌握过的技术。白人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丰收，而印第安人则要费尽力气才能够使土地上长出庄稼。欧洲人生活在与自己具有同样的生活需要的人们中间，而且他们也了解这种需要。野蛮人生活在与他们为敌的白人中间，而他们对白人的民情、语言和法律一无所知，但他们的生活又离不开白人。他们只有同白人交换物品才能够获得生活所需的物品。因为他们的同胞不再能够向他们提供本来就微薄得可怜的帮助。因此，当印第安人想要出售自己的劳动成果时，他们并非总是像白人农户那样寻找买主，而且他们只有付出较高的代价才能够产出白人以低价出售的产品。这样一来，刚刚摆脱野蛮民族的不幸的印第安人，再次面临开化民族造成的更大的悲惨境遇，他们认为在我们的富裕环境中生活，困难程度几乎不亚于他们生活在森林之中。此外，他们四处漂泊的生活习惯还没有被完全丢弃。他们的传统还没有失去作用，他们对狩猎所拥有的热情还没有被彻底熄灭。昔日在森林深处享受的野蛮乐趣现在只是在他们的模糊的记忆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他们以前在森林中遭受的困苦在他们看来似乎反而不可怕了，以前在森林中遇到的危险也不算大了。他们以前在彼此平等的人民中所享有的独立与他们如今在文明社会中所处的奴隶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当这些野蛮人致力于变得更文明开化的时候，欧洲人继续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并逐渐缩小包围圈。现在，这两个种族终于相见，他们接触了彼此。印第安人虽然已经优于他们的野蛮祖先，但他们仍然大大不如他们的白人邻居。欧洲人依靠自己的资源和知识，没多久就将土著居民因占有土地而能够得到的大部分好处占为己有；欧洲人在土著之间定居，占据土地或者低价收购土地，并凭借印第安人无力抵抗的竞争摧毁他们。被隔绝在自己的土地中的印第安人除了在一个人数众多且占据统治地位的民族的包围之中，形成一个不够安分守己的小型殖民地之外，便一无是处。贫困曾促使这些不幸的印第安人走向文明，压迫现在又将他们赶回野蛮。他们之中有很多人，放弃了半荒半垦的土地，恢复了野蛮人的生活习惯。当美国人的祖先登上美洲的海岸时，他们发现红色人种是强大的——尽管红色人种当时野蛮而无知，但他们友善地接纳了白色人种，并让出干燥的土地供白色人种歇脚。他们和平相处，握手言欢。无论白人向印第安人提出什么要求，后者无不欣然满足。在那个时候，印第安人是施予者，而白人是乞求者。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改变。红色人种的力量变得微弱。随着邻居人数的不断增加，红色人种的权力变得越来越小，昔日遍布合众国各地的许多强大部落，如今幸免于难的只剩下几个了。曾经人数众多而且实力强大的北方诸部落如今几乎已经灭绝。这就是美洲的红色人种如今的遭遇。无论你是从哪方面来考察北美土著的命运，你只会发现他们的灾祸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继续保持野蛮，那么他们将被不断驱赶；如果他们想要变得文明开化，那么他们会因与比他们更开化的人相互接触而受到压迫和变贫困。如果他们继续从一个荒野逃到另一个荒野，他们会走向灭亡；如果他们设法定居下来，等待他们的仍然是灭亡。他们只有在欧洲人的帮助之下才能够变得文明开化，但欧洲人的到来使他们堕落，并使他们重新恢复野蛮的生活。只要他们继续在空旷的荒野中生存下去，他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民情，而当他们最终被迫想要去改变时，又为时晚矣。西班牙人曾让他们的猎犬像追逐野兽那样追逐印第安人；他们不加区别、毫无怜悯地像摧毁一座城市那样洗劫新大陆；但他们未能摧毁一切，而且愤怒也有被熄灭的时候。在大屠杀中幸免于难的那部分印第安人最终与他们的征服者融合在一起，并接受了他们的宗教和民情。［印第安人至今仍享有那些曾经征服他们并且某一天可能再次统治他们的人的权利。］印第安人在孤立状态中生存，并将在孤立状态中灭亡；但是黑人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与欧洲人的命运交织在一起。尽管这两个种族相互联系，但是他们并没有混为一体。他们难以完全分开，也难以完全结合。一般来说，人们在做出巨大的、不断的努力时常常会造成长期的灾难；但有一种灾难却是悄悄地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最初，你几乎没有注意到它存在于权力的滥用之中；它始于一个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人的手；它就像是被诅咒的种子那样被撒在大地上的某些地方；经过自身繁殖，它毫不费力地四处传播，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自然成长起来。这个灾难就是奴隶制。基督教原本废除了奴役，而16世纪的基督教徒又将它恢复；但是，他们绝不是将其作为一种例外实施于他们的社会，而是针对整整一个种族实施的。因此，他们使人类受到一次规模虽然不大，但治愈却极为困难的创伤。奴隶制造成的直接灾难，在古代和现代大致相当，但这两种灾难的后果是不同的。在古代，奴隶与他的主人属于同一个种族，而且奴隶的教育和知识水平往往高于他的主人。是否拥有自由是他们之间存在的唯一差异；一旦赋予奴隶自由，奴隶就能够与主人混为一体。因此，古代人凭借简单的方法就能够使自身摆脱奴隶制和奴隶制的后果；这个方法就是释放奴隶，而且只要他们普遍采取这个方法，就能够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是说在古代，奴役被取消之后，奴役的痕迹不会在一定期限内继续存在。［社会的不平等总是会带来真正的不平等。］有一种天生的偏见使人们蔑视次于自己的人，而当这些人与自己平等之后，这种蔑视仍然长期存在；在财富或者法律造成真正的不平等之后，总是伴随着一种扎根于民情的想象中的不平等；但在古代，奴隶制的这种次要影响终会消失。获得解放的奴隶很快就会与生来自由的人完全一样，以致很快就无法将他们与那些自由人区分开来。古代人最大的困难在于改变法律，现代人最大的困难在于改变民情，而对于我们来说，真正的困难又与古代人最终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关。这是因为现代人以最致命的方式将奴隶制的无形和短期作用与种族差异的有形和长期作用结合在一起。奴隶制度的回忆会令某些种族感到耻辱，但是这些种族又总是回想起这些记忆。没有一个非洲人是以自由的身份来到新大陆的海岸上的；因此，今天居住于新大陆的非洲人不是仍为奴隶就是被解放的奴隶。因此，黑人一出生就将耻辱的外在标志传给了他们的所有后代。法律可以废除奴役制度，但只有上帝才能将这些耻辱的印记抹去。现代的奴隶不仅在自由上，而且在起源上都与奴隶主有所不同。你可以使黑人获得自由，但他们对于欧洲人而言仍然是陌生人。情况还不仅仅如此。这些生来低贱的人是以奴隶身份进入我们的社会的异类，我们只能勉强承认他们具有人类的一般特征。在我们看来，他们面目可憎、智力有限、趣味低下，我们几乎将他们视为介于畜生和人类之间的生物。因此，在废除奴隶制度之后，现代人还要摧毁三种比奴隶制更难琢磨、更加顽固的偏见：奴隶主的偏见、种族的偏见和白人的偏见。迄今为止，凡是白人最强大的地方，他们都使黑人处于落魄或者奴隶状态；凡是黑人最强大的地方，他们都会消灭白人；这向来是这两个种族之间唯一可能出现的结局。如果我审视今天的美国，我会清楚地发现在这个国家的某些地方，将这两个种族分隔开来的法律屏障正在逐渐消除，但民情的屏障并非如此。我发现奴隶制逐渐衰弱，但产生奴隶制的偏见仍然坚不可摧。的确，在联邦北部，法律允许黑人与白人建立合法的婚姻关系；（a）但舆论却要辱骂与黑人女性结婚的白人男性，而且也很难见到这样的婚配例子。几乎在所有宣布废除奴隶制度的各州中，黑人被赋予了选举权；（b）但是如果他们投出选票，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当他们受到压迫时，他们可以去告状，但他们能够找到的法官都是白人。法律允许黑人担任陪审员，（c）但偏见却使他们无法成为陪审员。他们的子女不能进入为欧洲人开办的学校。在剧院中，即便黑人有钱也无权购买与他们曾经的主人并排的座位；（d）在医院中，他们要与白人分隔开。黑人能够像白人那样礼拜同样的上帝，但是不能在同一座教堂中祈祷。他们有自己的神父和教堂。（e）天堂之门虽然没有对黑人关闭，但不平等的身份只能使他们止步于来世的边缘。当黑人死亡之后，他们的骨头被丢弃在一旁，身份的不同导致他们在死后都是不平等的。因此，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但他们不能分享向他们宣布大家都已经平等的那些人所享有的权利、喜悦、劳动机会和痛苦，甚至不能享有同样的坟墓；无论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他们都不能与那些人待在一起。［这是多么可悲的嘲弄啊！］在奴隶制度仍然存在的南方，黑人反而没有遭受如此小心谨慎的隔离；他们有时能与白人一起劳动、一起娱乐；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能够与白人混合在一起。立法对黑人更严格，但是人们的习惯则更加宽容、更加温和。在南方，奴隶主不畏惧于将奴隶提升到与自己相当的地位，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总是可以随意地将奴隶扔到垃圾堆里。在北方，白人虽然不再将自己与劣等种族之间的壁垒看得那么重要，但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黑人进行接触，因为他们担心有一天自己会与黑人混为一体。在南方的美国人中，大自然有时重申它的权力，使黑人与白人暂时恢复平等。在北方，骄傲甚至使人们的最傲慢的激情陷入沉默。如果北方的立法者宣布黑人女性无权与白人男性同床共枕，或许北方的美国人愿意使黑人女性成为他们的临时伴侣；但在北方，法律规定黑人女性可以成为白人男性的合法妻子，白人男性反而因为一种害怕心理而不敢接近她们了。但是，既然居住在美国的这两个种族的相对处境正如我方才所描述的那样，那么为什么美国人在联邦北方废除了奴隶制度，而在南方却保留了奴隶制度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加重了奴隶制的残酷性呢？答案不难找到。因为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是为了维护白人的利益，而不是黑人的利益。第一批黑人被运入弗吉尼亚是在1621年左右。因此在美国，就像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那样，奴隶制诞生于南方。随后，奴隶制从南方逐渐向其他地方发展；但是，奴隶的人数仍然是越往北越少；因此，新英格兰的奴隶通常很少。随着殖民地的陆续建设，一个世纪过去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引起所有人的注意。可以这么说，不拥有奴隶的地区不管是人口上、财富上，还是在福祉上都比拥有奴隶的地区发展得更加迅速。但是，在没有奴隶的地区，居民不得不自己种地或者雇人种地；而在有奴隶的地区，居民却有不用支付报酬的人手供自己使用。虽然前者要出钱出力，后者既生活悠闲又节约成本，但前者总是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这样的结果似乎很难解释，因为这些移民全都属于相同的欧洲种族，他们拥有同样的习惯、同样的文明和同样的法律，他们仅在一些不甚明显的地方存在细微的差异。时间继续前进。在离开大西洋沿岸之后，英裔美国人［欧洲人］日渐深入西部的荒芜地区；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新的土地并适应了新的气候；他们克服了各种各样的障碍；他们的种族混为一体，有的人从南方来到了北方，有的人则从北方来到了南方。所有这些原因，同时产生了相同的结果；大体上，没有奴隶的殖民地比奴隶制盛行的殖民地拥有更多的居民，也更加繁荣。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你开始注意到残忍地对待奴隶的奴隶制度对奴隶主而言是致命的。因此，置身于俄亥俄河中的旅行者顺流而下，直到驶入密西西比河，可以说他就像在自由和奴役之间航行；而他只需放眼看一下两岸，就立刻能够判断哪一岸对人类更有利。在河流的左岸，人口分散，偶尔看见一群无精打采的奴隶在半荒半垦的土地中穿行；被砍掉的原始森林不断长出新的树木；人类似乎比较懒惰；只有大自然呈现出生机勃勃的景象。相反，在河流的右岸，传出嘈杂的轰鸣，其表明远方有工厂；茂盛的庄稼覆盖着田野；雅致的住所体现了农夫的喜好和兴趣；到处都是富庶的景象；人们似乎富有而满足；这是他们自己的劳动成果。奴隶制和自由所造成的不同影响是不难理解的，其足以解释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在俄亥俄河的左岸，劳动和奴隶思想被混为一谈；在俄亥俄的右岸，劳动与福祉和进步联系在一起；在左岸，劳动是下贱的，在右岸，劳动是光荣的。在俄亥俄河的左岸，你不能找到任何白人劳工，因为他们害怕变得像奴隶那样，所有的工作都是由黑人完成的。在俄亥俄的右岸，你几乎找不到懒惰之人，白人将他们的精力和智力都投入到所有劳动之中。因此，在肯塔基州负责利用自然财富的人既缺乏热情又没有文化；而拥有这两种东西的人不是什么也不干，就是到对岸的俄亥俄州利用自己的勤勉，并能不受侮辱地运用它。的确，在肯塔基州，奴隶主使用奴隶而不用向他们支付报酬，但是他们从奴隶的劳动中获得的成果不大，而他们付给自由工人的工钱，却使他们获得了远远高于工人劳动价值的收益。你得向自由劳工支付报酬，但他们比奴隶工作得更快，而工作的迅速是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之一。白人出卖他们的劳动力，但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力有用时才会有人购买；黑人不要求对他们的劳动支付报酬，但奴隶主得养活他们一辈子；不管他们在老年还是在壮年，不管他们处于不能创造收益的童年还是精力旺盛的青年，不管他们是生病还是健康，奴隶主都得养活他们。因此，只有支付报酬才能够使这两种人工作：自由劳工所得的是薪酬，而奴隶得到的是教育费、生活费、抚养费和服装费。奴隶主为了养活奴隶而支付的报酬是零散的、小额的；你几乎很难注意到它。而你支付给劳工的报酬是一次性给付的，它似乎能够让领到钱的人发家致富；但事实上，花在奴隶身上的钱比支付给自由劳工的薪酬还要多，而奴隶的劳动效益较低。奴隶制的影响延展得比这更远，它甚至触及奴隶主的心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喜好。在俄亥俄的两岸，自然赋予人们事业心强和精力充沛的性格；但河流两岸的居民在发挥这个共同品质之时却存在不同之处。右岸的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生活，追求物质福利是他们生存的主要目标；由于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为他们的事业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源，并且不断提供了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前景，因此他们的激情超过了人类贪婪的一般界限。你发现他们在致富的欲望的驱使下勇敢地踏上了幸运为他们开辟的每一条道路；他们不管是去当水手还是去当拓荒者，不管是去做工人还是去当农民，都以坚定不移的毅力完成工作或者面对不同工作中存在的危险。他们的天资具有令人不可思议之处，他们争取胜利的决心具有一种英雄主义气概。左岸的美国人不仅蔑视劳动，而且看不起劳动所成就的一切事业；生活在闲散安逸之中，他们拥有懒惰之人才有的喜好；在他们眼中，金钱失去了它的一部分价值；他们对财富的追求远远不如他们对刺激和玩乐的追求，他们用于这方面的精力不亚于他们的邻居在其他事务上投入的精力；他们热爱着打猎和打仗；他们纵情于最激烈的肢体运动；武器的使用对他们来说习以为常，他们在幼年时就已经学会在一对一的格斗中玩命。因此，奴隶制度不仅没有使白人发家致富，而且使他们失去了发家致富的欲望。几乎所有投身于商业贸易和试图利用奴隶制获得好处的人都来自北方；每天都有北方人来到美国的这部分领域中，因为这里没有他们所担心的竞争；他们在那里发现了当地人尚未注意到的资源，随后利用他们原本不赞成的制度，获得了比建立这一制度的人更多的好处。我现在想要研究的不是奴役造成的一切影响，而是奴役对那些接受奴役的人的物质繁荣产生了什么影响。在人类制度发生重大改变的原因中，没有一个是不涉及继承法的。当长子继承权盛行于南方时，每个家族都有一名不需要劳动而且不想劳动的人成为这个家族的代表；他的那些没有依法享有继承权的家属就像许多的寄生植物那样，依附着他过同样的生活；你在当时的南方家庭中看到的一切场景如今仍存在于欧洲某些国家的贵族家庭中，年幼的子女虽不像年长的子女那样拥有财富，但他们仍然过着懒散的生活。这个相似的结果完全是由于一些完全类似的原因产生于美国和欧洲的。在美国南方，全体白人形成了一个以一定数目的特权人物为领导的贵族团体，这些特权人物的财产是固定不变的，而他们的闲散也是世代相传的。美国贵族团体的这些领袖使白人种族的传统偏见继续存活于他们所代表的团体之中，并体面地保持着闲散的生活方式。你也可以在这些贵族团体中找到穷人，但他们不是劳动者；他们宁愿受穷，也不愿意进行劳动；因此，黑人劳工和奴隶不会遇到任何竞争者。而且不管你对他们的劳动成果持有何种看法，你都得使用他们，因为他们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劳动力。在继承法被废除之后，所有的财产开始同时分散，因此所有的家族同时接近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必须依靠劳动维持家族的存在；其中有些家族已经完全消失了；所有家族在这一时刻都已预感到必须自食其力的日子已经来临。今天，你仍能发现富人的存在，但是他们不再能够形成紧密的世袭团体；他们不再拥有能够渗入所有阶级的精神力量了。因此，他们一致同意抛弃轻视劳动的偏见；穷人的数量增加了，但穷人可以自食其力而不必为自己感到羞愧了。因此，财产的平均分配带来的直接成果之一就是创造了一个自由的工人阶级。从自由劳工开始与奴隶进行竞争之后，后者的劣势便逐渐暴露出来，而奴隶制维护奴隶主利益的根本原则受到了打击。随着奴隶制的颓败，黑人便沿着奴隶制的退路跟奴隶制一起回到了他们最初离开的热带地区。这个现象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奇怪，但我们很快就能够理解它。美国人虽然废除了奴役的原则，但他们没有使奴隶获得自由。如果我不引用一个例子，或许读者很难理解我接下来要叙述的内容。我将以纽约州为例。在1788年，纽约州禁止在其境内贩卖奴隶。这是以间接方法禁止输入奴隶。从那以后，黑人人口仅依靠自然繁衍增加。八年之后，该州采取了一项果断的措施，它宣布在1799年7月4日之后，所有父母均为奴隶的新生儿获得自由身份。因此，所有增加奴隶人数的渠道都被关闭了；虽然奴隶仍然存在，但你可以说奴役已经不复存在了。当北方的一个州以这种方式禁止输入奴隶之后，便没有人再从南方向北方贩卖黑人了。当北方的一个州禁止贩卖黑人之后，不再容易脱手的黑人对于拥有他们的人来说成为累赘，但将这些奴隶运往南方仍是有利可图的。当北方的一个州宣布奴隶的子女生来享有自由之后，奴隶失去了很大一部分市场价值；因为他的子孙后代不再成为市场的一部分，但将这些奴隶运往南方则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因此，同样的法令虽然防止南方的奴隶来到北方，但其将北方的奴隶赶到了南方。但还有另一个原因比我刚刚提到的原因更强大有力。在一个州中，随着奴隶人数的不断减少，其日渐察觉到自己对自由工人的需求。随着自由工人接手各行各业，由于奴隶劳动的生产效益较低，所以奴隶成为一种价值不大或者用处不大的财产，但将奴隶输出至南方仍然能获得很大的收益，因为南方没有令人担忧的竞争。因此，奴隶制的废除没有给奴隶带来自由，它只是改变了奴隶的主人，将奴隶从北方送到了南方。至于已经获得解放的黑人和那些在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后诞生的黑人，他们没有离开北方前往南方，但他们发现自己在欧洲人中的处境与土著居民没有什么不同；在财富和知识远远高于他们的欧洲人之间，他们仍然是半开化的、没有权利的人；他们既受到法律的压制统治，又受到民情的排挤。他们在某些方面比印第安人还要不幸，他们无法抗拒自身的奴隶思想，他们不能宣称某块土地为他们所有；许多人因为穷困而走向死亡；其他人则聚集在某些城市中，从事最粗重的工作，过着不稳定而悲惨的生活。由于在奴隶制度被废除之后，白人的人数以两倍的速度增长，而黑人的人数仍以他们未获自由时的速度增长，所以黑人很快就会被淹没于白人的人海之中。奴隶耕作的土地，通常比自由人耕作的土地上的人口稀少；此外，美国是一个新建的国家，因此，当一个州废除奴隶制度的时候，其尚有一半土地无人居住。一个州在取缔奴役之后，随即便察觉到其对自由工人的需求，于是大量勇敢的冒险家从国家的各个部分涌了进来；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从刚刚对人类事业开放的新资源中谋取利益。土地被他们所划分，它的每个部分都被白人家庭所占有，他们在那里安家立业。欧洲移民就这样挺进了废除奴隶制度的各个州。前往新大陆寻找安逸和幸福的欧洲穷人，如果定居在视劳动为耻辱的地区中，能够干些什么呢？因此，白人的人口在自然繁衍的同时由于大量移民的涌入而不断增加，而黑人的人口却没有得到移民的补充，其日渐减少。很快，这两个种族的人口比例彻底颠倒。一无所有的黑人变成了不幸的残存者，成为一个又小又穷的四处流浪的部落，消失在人口众多且拥有土地的白人之中；除了不公正和苛刻的待遇之外，他们不拥有其他的待遇。在西部的大部分州中，至今尚无黑人的踪迹；在北部的所有州中，黑人逐渐减少。因此黑人将来要面对的问题是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中；这个问题虽然尚未让人感到害怕，但也不是能够被轻易解决的。越是朝南方走，你会发现有效地废除奴隶制越加困难。这一结果源自几个必须加以阐述的物质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气候；毫无疑问，越是靠近热带，劳动对欧洲人而言就越发困难；许多美国人甚至断言那样的纬度对他们而言是致命的，而黑人却能够忍受那样的气候而没有任何危险；但我不认为这个想法是有经验基础的，其只能促使联邦南方的居民产生懒惰的想法。联邦的南方并不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南方更热，为什么欧洲人不能像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那样劳作呢？既然奴隶制在意大利和西班牙被废除之后，奴隶主没有走向死亡，那么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出现在欧洲呢？因此，我不认为大自然禁止被死亡的痛苦所折磨的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欧洲人依靠土地自给自足；但是，他们在那里的劳动肯定比新英格兰的居民更辛苦，而且较为低产。这样一来，自由劳工在南方失去了他们优于奴隶的一部分优势，因而延缓了奴隶制度的废除。欧洲的作物全都能在联邦的北方生长，而联邦的南方却有其特有的作物。人们发现利用奴隶种植谷类作物是一种花费高昂的经营方式。在没有实行奴隶制的地区种植小麦的农户中，他们通常仅雇用少量劳工为其工作；事实上，他们只在收割或者播种的季节雇用更多劳工，后者只是暂时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为了完成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的播种和收割工作，生活在实行奴隶制的州中的农户需要在一整年的时间养活一大批奴隶；而奴隶不像其他的自由劳工那样，一方面为了自己而工作，一方面等待别人雇用他们。为了使用奴隶的劳动力，就必须把他们购买下来。除了这些普遍存在的不利因素之外，相对于种植其他作物的地方而言，奴隶制在本质上不适用于种植谷物作物的地方。相反，种植烟草、棉花特别是甘蔗的地方需要不断的田间管理。在那里，妇女儿童都能派上用场，但在种植小麦的时候却不是如此。因此，奴隶制度在本质上更适合于种植我方才提到的这几种作物的地区。烟草、棉花和甘蔗只适合在南方生长，它们在那里是当地的主要经济来源。若是废除奴隶制度，南方人就会发现自己面对下列选择：他们不是被迫改变自己的种植制度，同比他们更有活力、更富经验的北方人展开激烈竞争，就是在不使用奴隶的前提下仍然种植原来的作物，同仍然保留奴隶制度的南方其他各州展开激烈竞争。因此，南方拥有北方所不拥有的保留奴隶制度的特殊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比其他一切理由更强有力的理由。如果真的有必要，南方确实是可以废除奴隶制的，但是南方要如何清除黑人呢？在北方，奴隶制的废除和奴隶的驱逐是同时进行的。在南方，你不能寄希望于在同一时间获得这种双重效果。为了证明奴隶制在南方比在北方更合乎自然、更有利，我认为只需指出南方的奴隶人数比北方多得多就足够了。第一批非洲人被输入南方，而奴隶人数不断增加的也是南方。当你越往南方前行，你越会发现以闲散为荣的偏见逐渐增强。在距离热带最近的几个州中，几乎没有一个白人从事劳作。因此，南方的黑人总数自然多于北方。就如我方才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数量还在日渐增加，因为南方黑人的数量随着联邦北方一代的奴隶制的废除而增加。因此，南方黑人数量的增加不仅是由于人口的自然繁衍，而且由于北方黑人的被迫南迁。非洲人种在联邦南方增加的原因与欧洲人在北方迅速增加的原因类似。我们已经了解北方各州是如何谨慎地处理奴隶制与自由过渡的。他们保留了目前这一代人的奴隶身份，而将自由赋予其未来的子女；按照这种方式，黑人被逐渐引入社会之中，而将那些可能滥用自由的人保留在奴役状态之下，直到他们能够管理自己并学会享用自由的技能，再将自由赋予他们。将这种方法应用到南方是比较困难的。当你宣称从某个时间开始黑人的子女将获得自由，你就将自由的原则和思想引入到奴隶们的内心深处；被立法规定为奴隶的黑人在看到自己的子女获得自由之后，会因他们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的命运感到惊讶，他们会变得焦虑而愤怒。从那一刻开始，奴隶制在他们眼中失去了时间和习惯赋予它的那种道德力量，从而沦为一种显而易见的暴力的滥用。［因此，这种使子女获得自由的法律很难确保父母的奴隶身份。］北方的人就不用担心黑人进行这样的对比，因为北方的黑人极少，而白人众多。但是在南方，如果自由的曙光同时普照两百万黑人，那么压迫者必定会为之颤抖。在解放了奴隶的子女之后，南方的欧洲人很快就被迫将同样的好处延伸至全体黑人。天这种以权力的滥用维持奴隶制度的方法，在那时将成为令南方的白人感到恐惧的严重危险的根源。今天，只有欧洲人的后裔拥有土地；他们是所有行业的绝对主人；只有他们拥有财富、知识和军队。黑人不拥有这些优势；但他们没有这些优势也能够存活下去，因为他们是奴隶。一旦获得自由，他们就必须自食其力，他们能够在不具备这些优势的情况下继续生存下去吗？白人在奴隶制存在期间所做的一切，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会给他们带来很多危险。让黑人处于奴役地位，就能够使他们处于一种近乎野蛮的状态；一旦他们获得自由，就不能阻止他们增长知识，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弊端，并找到相应的解决方法。此外，还有一个关于相对公正的特殊原则深深地扎根于人们心中。同一阶级内部存在的不平等与不同阶级之间出现的不平等相比，能够对人们产生更大的影响。人们能够理解奴隶制度为何物，但他们怎么可能理解几百万公民长久以来忍受的耻辱和世世代代遭受的苦难呢？在北方，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仍在经历这些苦难和遭受这些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们的力量很小，而且人数不断减少；而在南方，黑人人数众多，而且力量强大。我在前文曾经说过欧洲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真正纽带是欧洲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儿；同样，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真正桥梁是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儿。凡是白黑混血儿较多的地方，两个种族之间的融合不是不可能。如果让我对未来进行预测是必不可少的，我会说，从事物的一般进程来看，南方废除奴隶制之后，会加深白人对黑人的反感。我的这个看法以我以前对南方做过的类似论断为依据。我曾说过，随着立法机构逐渐废除存在于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法律屏障，北方的白人更为小心翼翼地避免与黑人进行接触。为什么同样的情况没有出现在南方呢？在北方，当白人害怕最终会与黑人相互混合的时候，他们害怕的是一种想象中的危险。然而，不管战争爆发于何时，仅能依靠自身的南方白人仍可以在战争中利用知识和武器的巨大优势；而黑人将依靠他们的人多势众和不怕死的精神。但是，一旦黑人掌握了武器，武器在他们手中就会变成巨大的资源。也许西班牙摩尔人的命运将降临到南方白人的身上。［（可能性虽然不大，但不可否认这种可能是存在的。）］在占据这片区域数个世纪之后，白人最终将被迫逐渐回到祖先原本迁来的地方，把上帝似乎想要赋予黑人的这片土地还给黑人，因为黑人在这里生活所遇到的困难更少，而且劳动起来也比白人更轻松。居住在联邦南方的白人和黑人发生冲突的危险虽然仍很遥远，但其是不可避免的，它就像是一场噩梦，始终萦绕在美国人的脑海中。尽管这些危险对北方居民的生活没有造成直接影响，但其仍然是他们日常生活的谈资。他们想找到一种方法来躲避他们所预见的不幸，但始终没有成功。黑人可以长期保持奴隶身份而不心怀抱怨；但一旦他们进入自由人的行列，他们很快会因为自己被剥夺了所有的公民权利而发怒；而且由于不能成为与白人平等的人，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以白人的敌人的身份出现。在北方，解放奴隶百利而无一害；你用这种方法使自己摆脱了奴隶制，而不用担心自由黑人造成威胁。他们的人数很少，因而不能主张自己的权利。而南方的情况与此不同。奴隶制问题，对于北方的奴隶主而言只是一个商业和工业问题；而在南方，它是涉及生死存亡的问题。直至今日，南方各州与奴隶相关的立法呈现出一种闻所未闻的残酷性，它简直是对人类法律的一种严重滥用。只要读一下南方各州的立法就足以判断居住在那里的两个种族所处的敌对立场。这并不是说联邦这部分的美国人仅仅增强了奴役的残酷性；相反，他们改善了奴隶的物质条件。古代人只知道用锁链和死亡来维持奴隶制度，而联邦南方的美国人找到了一些更聪明的能够长久维持他们的权力的方法。如果我可以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观点，他们使专制和暴力精神化。在古代，奴隶主想方设法防止奴隶打破他们的枷锁；而在现代，奴隶主致力于防止奴隶产生这样的想法。古代人用铁链束缚奴隶的身体，但让他们的思想保持自由，并允许他们学习知识。在这一点上，奴隶主言行一致；因此，奴隶受奴役的期限不是固定不变的，奴隶随时都有可能获得自由并与他们的主人处于同等地位。联邦南方的美国人从不认为黑人能够与他们混为一体，并采取严厉处罚措施禁止奴隶学习读书写字。他们不想把奴隶提升到与自己相当的水平，而尽可能使奴隶处于野蛮状态。在所有的时代，奴隶都憧憬自由，以便软化奴隶制度的严酷性。南方的美国人非常清楚，只要获得自由的奴隶没有被他们的主人同化，那么解放奴隶的运动往往会带来危险。给予一个人以自由，但同时使其处于苦难和屈辱之中，这难道不是为奴隶造反提供了一个未来的领袖吗？此外，早就有人注意到，自由黑人的出现会在那些尚未获得自由的奴隶的灵魂深处埋下隐隐的不安，使权利的思想像一束微光那样照进他们的心田。在大多数情况下，南方的美国人将奴隶主想要解放自己的奴隶的权利都剥夺了。我曾经在美联邦南方遇见一个老人，他曾经同他的一个黑人女奴拥有不合法的婚姻关系。他与这名女奴生了几个孩子，这些孩子一出世就成为他们的父亲的奴隶。这位老人多次想把自己的权利传给他的孩子，至少让他们获得自由，但多年以来，他仍未能克服立法机构为解救黑奴所设定的障碍。在这期间，他已是年华垂暮，行将就木。当时，他向我讲述了他的几个儿子是如何被人从一个市场拖到另一个市场，如何离开父亲的庇护被送到陌生人的鞭笞之下。这些可怕的场景使他那已经衰竭的想象力再次活跃起来。我看见他在绝望之中受到痛苦的折磨，而我也意识到大自然会抚平法律给它造成的创伤。毫无疑问，这些丑恶的现象是可怕的，但它们难道不是奴役的根本原则在现代民族之间注定产生的结果吗？当欧洲人从一个与他们不同的种族中掠夺奴隶的时候，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奴隶次于其他人类种族，唯恐自己将来会与奴隶混为一体，他们认为奴隶制会是永远存在的；因为他们认为在奴役所制造的极端不平等与独立在人们之间所自然产生的完全平等之间，不存在持久存在的中间状态。欧洲人隐约意识到这个真理，但始终未能使自身确信这一点。因此每当欧洲人处理涉及黑人的事务时，你会发现他们有时服从于他们的利益或者骄傲，有时却被他们的怜悯心所左右。在对待黑人上，他们先是侵犯了黑人的一切人权，随后又教导黑人并使他们明白这些权利的珍贵性和不可侵犯性。他们对他们的奴隶开放了他们的社会，而当奴隶试图进入他们的社会时，他们又用羞辱的方法将奴隶赶出去。欧洲人一方面希望奴役黑人，另一方面又身不由己或不知不觉地用自由引导黑人，他们没有勇气做到完全不公正或完全公正。联邦政府远离它的百姓，而地方政府能够与所有的百姓直接接触。只要地方政府一声令下，人们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中央政府依靠的是少数几个希望领导它的优秀人物的热情；另外，地方政府依靠的则是一些只希望在地方掌权的二流人物的关心；而正是这些二流人物靠近人民，对人民产生了最大的权威性影响。不管你说什么，人类并非只受利益的引导，他们同样服从于习惯和情感。英裔美国人建立的共和国所占据的土地辽阔，以致有人怀疑他们的联邦是否能够维持下去。在此必须进行区分，在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各省之间的利益对立，最终可能导致冲突；这时，国土的辽阔对国家的长治久安是最有害的。但是，如果居住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的人民之间没有对立的利益，国土的辽阔必定有利于他们的繁荣，因为政府的统一特别有利于不同商品的交换，便于商品的流通，从而增加商品的价值。我的确见到联邦的不同部分拥有不同的利益，但我从未发现它们彼此之间产生冲突。南方各州几乎专门从事农业，北方各州则专门从事制造业和商业，西部各州同时发展制造业和农业。在南部，种植烟草、水稻、棉花和蔗糖；在北部和西部，种植玉米和小麦。这些是不同的财源。但为了利用这些财源，存在一种共同的、对各州同样有利的手段，那就是联邦。南方和北方本身与联邦的存续和北方的繁荣拥有更直接的利益关系。南方的很大一部分产品要从海上出口，因此南方和西方需要北方的商业资源。他们必定希望联邦能够成为巨大的海上强国，拥有能够保护它们的有效力量。南方和北方虽然没有自己的船舶，但是它们必定愿意出资建设船队；因为如果欧洲的舰队封锁南方港口和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那么将如何处理卡罗来纳州出产的大米、弗吉尼亚州出产的烟草、密西西比河流域出产的蔗糖和棉花呢？因此，在联邦预算中，没有哪个部分不是被应用于保护联邦各州的共同物质利益。普罗旺斯聚集石油而弗兰德斯出产小麦，勃艮第酿造葡萄酒而诺曼底饲养牲畜。这些不同的省份会因为出产各种各样的产品而憎恶彼此吗？难道不是正好相反，这些产品的多样性使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以为了自由交换产品而维持国家的统一吗？南方境内有大量奴隶，这部分人口目前正在产生威胁，而其对未来造成的威胁更大。西部各州地处大河流域。流经这些州的河流，发源于落基山脉或者阿勒格尼山脉，它们汇入密西西比河后流入墨西哥湾。西部各州由于地理位置、欧洲的传统和旧大陆的文明而相互隔离。因此，南方的居民之所以愿意维持联邦，是为了不让自己独自面对黑人；而西方的居民之所以愿意维持联邦，则是为了不让自己封闭在美国中部，不与世界各地切断自由沟通。大多数英裔美国人认为只要真正认清自己的利益就足以使一个人走向公正和诚实。他们相信每个人一出生就拥有管理自己的权利，没有人有权利迫使他人追求幸福。他们全都相信人类的可完善性；他们断言知识的传播必然产生有利的结果，无知终将导致有害的结果；他们全都认为社会是一个不断进步的机体；人性是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没有什么是永远不变或者应当是永远不变的，他们承认今天在他们看来良好的东西，也许明天就会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奴隶是百依百顺、毫无怨言地服从一切的仆人。虽然他们有时会谋杀他们的主人，但他们从来不敢公开反对他们的主人。在南方，没有一个家庭穷得没有奴隶。南方的美国人从一出生开始就被赋予了一种家庭独裁者的权力；他们在人生中获得的最初的观念中就包含了他们生来就是发号施令者这个观念，而他们最初养成的习惯就是轻易地控制奴隶。因此，教育成功地将南方的美国人培养成为傲慢、急躁、易怒和暴力的人，他们追求欲望，遇到障碍便不耐烦，而且一旦遭受失败就容易泄气。北方的美国人在襁褓之中就没有见到奴隶在他们的周围转来转去。他们甚至没有被仆人服侍过，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得自食其力。在他们出生之后不久，他们的思维从四面八方获取了必要的信息。因此，他们很早就学会准确判断自己的能力的自然界限；他们不想屈服于违背自身意志的命令，而且他们知道要想得到同胞的支持就得赢得同胞的信任。因此他们有耐心，慎思、宽容，行动从容不迫，坚持完成自己的计划。在南方的各州，人们的迫切需要总是能够得到满足。因此，南方的美国人不必为物质生活而担心，有人会为了他们而操劳。由于在这方面无须操劳，所以他们的想象力便应用于其他一些更可观但缺乏实用价值的事务上。［因此，南方的白人形成了一种贵族机构（类似于一种贵族机构）。这样一来，他们的思想和喜好具有一种封建主义倾向。］南方的美国人热爱排场、奢侈、荣誉、名望和享乐，尤其爱好安逸；没有什么能够迫使他们为了生活而操劳，而且由于他们不必亲自劳动，所以他们成天浑浑噩噩，连一些有益的工作也不愿意做。在北方，由于人与人之间的财富是平等的，奴隶制度也已经不复存在，所以那里的人们全神贯注于南方白人所不屑于关注的实质性活动。从一出生，他们就忙于与贫穷作斗争，并学会将物质享受置于所有的精神和心灵享乐之上。他们的想象力都集中于一些生活琐事，他们的想法较少、较笼统，但是他们显得更实际、目标更清晰明确。由于他们将所有精力投入到物质利益的创造之中，所以他们要不了多久就能够实现目标；他们令人钦佩地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创造财富；他们令人惊讶地知道如何让社会中的每个成员走向成功，并从个人利己主义中汲取对所有人有益的东西。北方人不仅拥有经验，而且拥有学识；但他们并不将知识视为消遣。他们将知识视为一种手段，并希望其得到有效的应用。南方的美国人更冲动、更机智、更坦率、更慷慨、更聪明和更有才气。北方的美国人更积极、更理智、更文明和更有才干。前者的兴趣、偏见、弱点和优点都是贵族阶级所特有的。后者的长处和短处则是中产阶级的特点。假如让社会中的两个人联合在一起，使他们拥有相同的利益和见解；如果他们的性格、知识水平和文明程度互不相同，那么他们很可能不会融洽相处。这个看法也适用于国家或民族的社会的联合。由数个国家组成的社会就像由数个个人组成的社会那样，有三种主要原因能够使它持久存在：成员的学识、成员的个体软弱性、成员的数目较少。离开大西洋沿岸进入西部地区冒险的美国人都是冒险家，他们无法忍受任何束缚，渴望发财，而且往往被他们的出生地驱逐出境。当他们到达荒野中的时候，他们互不相识。在那里，既没有传统或家庭对他们进行束缚，又没有范例供他们模仿。在他们之间，法律的作用比较薄弱，民情的作用更是微乎其微。因此，不断迁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定居的人在各个方面都不如居住在原本的联邦界限之中的美国人。但是，他们已经对西部的地方议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他们在学会进行自我管理之前就已经着手建立管理公共事务的政府了。北方在商业和工业上都比南方更强大。北方的人口和财富自然比南方增长得更加迅速。位于大西洋沿岸的各州已经处于半饱和状态。大部分土地都已有主人，因此，这些州不像尚能为各行各业提供无限领域的西部各州那样接纳大量移民。密西西比河流域比大西洋沿岸更加肥沃。这个理由加上其他一些理由有力地推动欧洲人向西部转移。有一些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所有美国人中，南方人最需要维持联邦，因为南方诸州尤其会因为各自独立而蒙受巨大损失；但是，南方诸州正是对联邦的纽带最具破坏作用的州。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很容易回答；因为南方以前出现过四名联邦总统；但它知道联邦政权已经不在它的手中；它在国会中的议员人数逐年下降，而北方和西方的议员人数却逐年增加；而且南方居住的是暴躁而易怒的人，他们容易生气和不安。他们正以痛苦的目光看待自身；通过审视过去，他们每天都在思考自己是否受到了压迫。如果他们发现联邦的某项法令不是显然对他们有利，他们就会抗议这是在对他们滥用职权；如果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他们就会变得愤愤不平，以退出联邦来威胁这个在他们看来只让他们承担义务而不给他们带来好处的政府。“关税法，”卡罗来纳州的居民在1832年宣称，“使北方发财致富而使南方受到毁灭性打击，否则，谁会想象到气候恶劣而土地贫瘠的北方能够不断增加财富和权势，而被誉为美洲花园的南方却如此迅速地走向衰落呢？”繁荣会使联邦的某些州因为财富的急速增长而狂喜，而另一些州则往往因为财富的不断损失而感到妒忌、猜疑和懊恼。只要人们开始流露出这种情绪，依赖于人们的激情的政党人士便开始利用这种激情为自己谋利。杰克逊将军不是中央集权的拥护者，而是充满猜忌的地方政府的代表；正是地方分权的激情（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使他获得了代表国家主权的地位。通过不断讨好这些激情，他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和声望。杰克逊将军是多数的奴隶，他遵循多数的意志、愿望和半露的本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他吹捧多数并将自己视为多数的领袖。每当州政府与联邦政府产生冲突，总统很少不是最先质疑自身权力的人；他几乎总是走在立法机构的前面；当出现解释联邦职权范围的问题时，他在某种程度上总是站在与自己相反的那一边；他贬低自己，他隐藏自己，他选择袖手旁观。这不是因为他天生软弱或者仇视联邦；当多数宣称其反对南方的拒绝执行联邦法令派的主张时，你会发现他立即成为多数的领袖，明确而坚定地表达多数所持有的主张并首先提出诉诸武力。借用美国政党的说法，我认为杰克逊将军在偏好上是一名联邦主义者，在实务上是一名共和主义者。美国的共和主义者注重民情，尊重宗教信仰，承认各种权利。他们主张这种见解：一个民族越是享有自由，就越发讲究道德、信仰宗教、温文尔雅。所谓的共和在美国是多数的和平统治。多数在认识自己并使人们承认自己的存在以后，成为政权的一般来源。但是，多数本身不是无所不能的。在道德世界中存在着高于它的人性、正义和理性；在物质世界中，存在着高于它的各种既得权利。多数承认这两种障碍的存在，如果它破坏了这两种障碍，那是因为多数就像每个人那样拥有激情，并因为激情而办坏事。［对我来说，我可以毫无困难地说在共和可行的所有国家中，我将会成为共和主义者。］但是，我们在欧洲却有一些奇怪的发现。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共和并不像我们至今所想的那样是多数的统治，而是那些对多数负责的人的统治。领导这种政府的不是人民，而是那些认识到人民具有最大的作用的人：他们经过自己的独特判断，可以不与人民商量而以人民的名义行事，把人民踩在脚下反而要求人民对他们感恩戴德。此外，共和政府是唯一有权做任何得到公认的事情，并敢于蔑视人们至今所尊重的一切，即从最高的道德规范到最基础的常识准则都敢于蔑视的政府。迄今为止，他们认为专制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都被认为是可憎的。但他们在今天又有了新的发现：这个世界上存在合法的暴政和神圣的不公，它们主要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上帝赋予每一个人，不管他是什么人，管理与自身密切相关的事务所必需的一定理性。这是美国的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所依赖的伟大箴言；家长将它用于子女，主人将它用于仆人，城镇将它用于官员，州将它用于地方，联邦将它用于各州。这个箴言扩大至全国上下，从而形成了人民主权学说。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宗教本身也是共和的；它使来世的真理服从于个人的理想，就像政治让个人对利益的关心服从于理智；而且宗教允许每个人自由地选择引导自己走向天堂的道路，就像法律承认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美国人由于他们的本性注定要成为一个海洋民族。——他们的海岸线的长度。——他们的港口的深度。——河流的巨大。——但是，你应当将英裔美国人的商业优势归功于这些自然因素之处远远少于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智力原因和道德原因之处。——产生这种观点的原因。——英裔美国人作为一个商业民族所拥有的未来。——联邦的解体也无法阻止原本组成联邦的民族在海上的发展。——为什么。——英裔美国人天生就是要供应南美居民的需求的。——就像英国人那样，他们会成为世界上很大一部分地区的运送者。要知道为什么美国人的航运与其他人相比更低廉是一个很难解答的问题。你可能会认为这应当归功于美国的自然环境所提供的物质条件优势，但事实并非如此。美国的船舶与我们的船舶造价相同，但美国的船的做工并不精良，而且大体上的使用寿命也不长。美国水手的工资高于欧洲水手，能够证明这一点的是，你能够在美国的商船上找到很多从事水手工作的欧洲人。那么，为什么美国人的航海成本比我们的低呢？我认为从物质条件方面寻找这个优势的原因是白费力气，其应归因于纯粹的智力特质和道德特质。在大革命战争期间，法国人将一种新的战术引入军事艺术，其令作战经验丰富的老将军感到困扰，并且差点推翻了欧洲的一些最古老的君主国家。他们首先精简了在那时被认为战争中所必不可少的东西；他们要求他们的士兵付出文明国家从未要求过的全新的努力；你发现士兵们个个奋勇前进，毫不犹豫地冒着生命危险追寻预定的目标。法国人的财力和人力都不如他们的敌人，他们的物资更是贫乏得可怜；然而，他们不断获得胜利，直到敌人开始效仿他们。美国人将类似的方法运用到商业中。法国人这样做是为了获得胜利，而美国人是为了节约成本。欧洲航海者在海上非常谨慎，他们仅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出海，一旦遇到突发事故，他们便返回港口；他们在夜里收起船帆，当他们看见浪花发白，表明他们接近海岸的时候，他们会放慢航速，根据太阳调整航向。美国人忽略了这些预防措施且无视这些危险。他们在风暴仍在咆哮的时候离开港口；无论是在白天还是黑夜，他们仍然扬起风帆全速前行；他们一边航行一边修复船舶因风暴而受到的损害；当他们最终接近航程的终点时，他们继续扬帆前行，仿佛他们已经看到了港口。［≠他们经常因此而死亡，但在更多情况下，他们比他们的竞争对手提前抵达港口。≠］美国人常常发生沉船事故，但没有哪个航海者的航行速度比他们更快。［≠我认为在所有人中，美国人是最看重、最准确认识时间价值的人。在他们眼中，每一个白天或夜晚都有极大的价值……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金钱对于荷兰人那样重要。那才是他们成功的秘诀。≠］由于他们用较少的时间完成了同样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节约成本。在到达长途航行的终点之前，欧洲的航海者认为他们必须在旅程中多次靠岸休整。为了寻找停靠的港口或为了等待离港的时机，他们失去了宝贵的时间，而且每天还要支付停泊费。美国的航海者离开波士顿前往中国购买茶叶。他们抵达广州，在那里停留数日之后便启程回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中，他们航行的距离相当于绕地球一周，而他们在路途中只靠岸一次。在长达八个月或十个月的航程中，他们喝咸水、吃腌肉；他们必须不断与海洋、疾病和厌倦作斗争；但在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可以以每磅低于英国商人四分之一便士的价格出售茶叶。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我除了说美国人在经商时表现出一种英雄气概之外，实在无法更好地表达我的思想。这种盛行于美国的普遍运动，这些财富的频繁逆转，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转移，全部汇聚在一起使人们的精神处于一种狂热的、使其不甘落后地投入全部努力的兴奋状态，并且可以说将其维持在［其自身和］人类的普遍水平之上。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一场革命和一个战役。这些相同的原因在对所有个人产生作用的时候，最终也给民族性格打上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总是热心于追寻自己的愿望、富有进取心、敢于冒险，尤其是善于创新。这种精神实际上存在于他们的一切工作之中；他们将其引入了政治法律，引入了宗教教义，引入了社会经济理论，引入了个人的劳动活动之中；他们时刻带着这种精神，带着它深入森林之中，也带着它进入城市之中。正是因为他们将这种精神应用到海上贸易中，美国的商船才比世界上的其他所有商船更廉价、更迅速。只要美国的水手们保持这种精神优势及这种精神优势所带来的实践优势，他们不仅能够满足本土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而且能够像英国人那样逐渐成为其他国家的运送者。显然，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各州的商业仍然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相互比邻；它们之间的见解、利益和民情完全一致，而且只有它们形成了极大的海洋强国。因此，即使联邦的南方与北方相互独立，其造成的结果是南方没有了北方就无法生存。我已经说过南方不是发展商业的地区，而且尚未有任何迹象表明它会成为这样的地区。因此，美国的南方人为了将他们的产品远销并获取他们所必需的物品，不得不求助于外人。而在他们能够找到的所有中间人中，只有与他们比邻的北方人能够向他们提供更低廉的服务。因为廉价是商业的最高法则，所以南方人会找北方人为他们服务。没有什么主权意志或国家偏见能够长期与廉价法则作斗争。你可能无法找到什么仇恨比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的仇恨更加深重的了。但是，尽管存在这种敌对情绪，英国的商人仍然为美国人提供大部分的制成品；而美国人购买英国货物的唯一原因是英国人出售货物的价格低于别国。因此，不管美国人愿意与否，日益繁荣的美国有利于英国的制造业。我认为国家就像人那样，几乎总是在初期就显露出决定自身命运的主要特征。当我看见英裔美国人的经商天分，他们在经商时获得的机遇，以及他们已经取得的成功，我很难不相信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世界第一的海上强国。他们注定会占领海洋，就像罗马人注定会征服世界那样。懒惰和骄傲使他们不想变文明。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在他们于1829年2月4日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这样写道：印第安人不必依靠文明人的工业品就能够为自己提供食物和穿着所需的物品的时光早已过去。在密西西比河以外，有些地方还能够见到大量成群的野牛，那里生活着追逐这些野生动物而迁徙的印第安部落；现在同我们谈话的印第安人仍然遵循他们的祖先遗留下来的方法谋生存，但野牛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现在，除非使用火枪或者陷阱，你再也不能抓住类似于熊、麋鹿、海狸、麝鼠的小野兽了，而这些小野兽正好为印第安人提供了维持生活所需的必要物品。特别是在西北地区，印第安人为了能够养活自己不得不耗费大量精力。猎人往往连续追逐猎物数日而毫无收获；在这段时间内，他的族人只能以树皮和树根充饥或者被饿死；因此，每个冬天都有许多印第安人被饿死。（k.）印第安人不愿意像欧洲人那样生活；但是，他们既不能离开欧洲人生活，又不能完全按照祖先的方式生活。你只需凭借一个事实就能够对此做出判断。这个事实，我也是从官方文件中了解到的。在一个位于苏必利尔湖畔的印第安人部落中，有人杀了一个欧洲人；美国政府宣布禁止同这个部落交易，直到他们将涉案人员交出来。克拉克先生和卡斯先生写道，当印第安人来到谈判地点时，他们看上去十分可怜，几乎全身赤裸。这些印第安人在这里看见并审视了美国商人特意带过来的大量物品。女人和孩子为了使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而开始频频索要，他们很快对最终的协议产生了种种影响。印第安人的浅见是习惯性和无法克服的。眼前的需要和欲望的满足支配着一名印第安人的激情。对未来的有利条件的期许则很少对他们产生影响。他们容易丢弃过去的经验，并漠视未来的期望。这是他们的性情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这也是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人所熟知的特点之一。如果不着手立即满足他们的需求，要求他们出售土地绝对是没有希望的；当你公正地指出他们所处的条件和环境时，我们通常不会因为他们急于使自身的痛苦得到缓解而感到吃惊。在一名男子没有与敌人打仗并且没有值得自己夸耀的战功之前，他不会赢得任何人的尊重，人们差不多将他视为一个女人。欧洲的两大民族开发了这部分美洲大陆，即法国人和英国人。法国人没过多久就与年轻的土著姑娘结为夫妻；但不幸的是法国人要对印第安人和本族人隐瞒这种婚姻关系。他们往往非但没有把文明人的生活喜好和习惯传给野蛮人，反而热烈地爱上了野蛮人的生活；他们成为荒野中最危险的居民，并通过吹捧印第安人的恶习和德行来获得他们的友谊。1685年，加拿大总督曾在写给路易十四的信件中提到：“长期以来，我们认为要使野蛮人法国化，我们必须让他们与我们亲近；我们现在有很好的理由证明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那些与我们接近的野蛮人没有法国化，而经常出现于他们中的法国人却变成了野蛮人，他们的穿着打扮像野蛮人，生活方式也像野蛮人。”（夏洛瓦的《新法兰西的历史》，第二卷，第345页）相反，英国人固执地坚守着祖先的见解、习惯和最微小的习惯，他们在美洲的荒野中过着像在欧洲城市中的那种生活；因此他们不想同他们所蔑视的野蛮人建立关系，小心翼翼地避免自己的血液与野蛮人的血液相互混合。坦纳是一名在六岁的时候被印第安人掠走的欧洲人，他在森林之中同印第安人共同生活了30年。要见到比他所描述的还要悲惨的境遇是不可能的。他向我们展现了一些失去首领的部落、与部落失散的家族、无家可归的个人、带着老弱病残的强大部落，在加拿大的荒芜人烟的冰天雪地和荒原之中无所适从地漂泊。饥饿和寒冷折磨着他们，他们仿佛每天都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气息。在他们之中，民情已不再具有影响力，传统已经失去力量。人们变得越来越野蛮。坦纳也遭受了这一切不幸：他知道自己是欧洲人，他没有被强行禁止与白人往来；相反，他每年都与白人做生意，到白人家里做客，看到了白人的安逸生活；他知道一旦他想重新回到文明生活中，他也能够很容易地过上这种生活，而他在荒野之中待了30年。当他最终决定重新回到文明社会时，他承认他所描绘的那些人的悲惨生活对他仍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秘密魅力；在他离开那里之后，他又十分后悔不该离开那么多不幸的人，因而他经常回到那里；当他最终在白人中定居下来时，他的几个孩子拒绝与他共同分享白人的安宁和舒适的生活。我曾在苏比利尔湖的入口处见过坦纳。他给我留下的印象仍然是野蛮人的气质多于文明人的气质。你不能在坦纳的作品中找到关于印第安人的制度和喜好的内容，但作者却在不知不觉中生动地描述了印第安人的偏见、激情、恶习，尤其是他在他生存之处目睹的悲惨场面。一旦美国人认为密西西比河的左岸太过拥挤，他们会堂而皇之地进入土地肥沃的右岸，而印第安人再次难逃在欧洲文明之前败下阵来的注定命运。注意，”坦纳接着对我说道，“在某种程度上，印第安人的利益以这种方式与白人的利益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的生存就像是一场赌博，而一旦文明社会靠近这场赌博，印第安人就会在赌博中失势。在一片地区中修建一条大路就足以将所有的野生水牛逐走。与野生水牛密切相关的印第安人不仅会因为生存手段而遵循野牛的行踪，而且最终会跟野牛一样走向灭亡。印第安人会在多少年之后走向毁灭呢？没人知道准确答案。每艘来自欧洲的船舶都将新的居民带到美国，他们加速了印第安人的毁灭。这些法国人老实敦厚，但他们没有文化和手艺；他们还沾染了野蛮人的部分习惯。也许在道德方面次于他们的美国人，在智力方面却比他们占有了更大的优势；他们都很勤勉、有教养、富裕，而且习惯于管理自己。我曾亲自前往加拿大，那里的两个民族之间的文化差距不那么明显，英裔美国人在加拿大的土地上以经营工商业为主，他们的产业延伸至四面八方，把法国人挤到了很窄的范围之中。关于白人以各种各样的方法占据印第安人的领土的事件，可参阅第二十一届国会第89号立法文件。有时，英裔美国人定居在印第安人的一部分领土之上，仿佛别处没有土地那样，而国会的军队会来帮助他们赶走印第安人；有时，英裔美国人会掠夺印第安人的牲畜，烧掉他们的房屋，砍掉他们的果树或者对其人身施加暴力，随后再占据他们的土地。上述文件表明，土著居民往往是滥用暴力的受害者。通常情况下，联邦政府会在印第安人居住地区派驻代表；我所引用的文件中包含了驻切罗基部落的代表提交的报告；这名官员所说的话几乎总是有利于野蛮人。“白人侵入切罗基部落的领土，”他在第12页中写道，“会使在这里过着贫困生活的人和与世无争的人走向毁灭。”内容节选自1830年1月11日发表于费城城镇会议的演讲：一个以独立宣言的人权名言为基础的政府能够恬不知耻地侵犯与它斗争的其他民族的这些根本权利吗？如果独立的民族能够宣布自身是独立的，我们怎么能够否认这些民族的独立状态呢？这个民族难道不是滥用权利对自由的忠实友人实施暴政吗？驱使一个民族离开其原本耕作的土地和其原本的家园，并将其送到荒野之中定居，这难道不是暴虐行为吗？不论是根据过去还是未来进行判断，难道不是我们的贪婪使他们无法平静地生活下去吗？处于沮丧之中的印第安人是否没有任何精力承担我们对其给予的期望呢？为什么在新大陆的所有欧洲种族中，英国人是血统保持得最纯正并且最少与土著种族相混合的种族呢？除了诸如民族性、性情这类强大有力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导致差异存在。西班牙裔美国人是容易被冒险和黄金所吸引的人，他们独自来到大西洋的另一边，在某种程度上被迫与居住在那些地区的妇女建立婚姻关系。而英国殖民者是在宗教激情或者个人目标的驱使下离开祖国前往新大陆的，他们是为了在新大陆过农耕生活。他们带着妻子儿女来到这里，因而能够立即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奴隶制是残酷的。你可以使奴隶制消失，但你不能使产生奴隶制的偏见消失；你可以使黑人摆脱奴隶的身份，但是你无法使他们与白人处于同样的地位。除了可以利用自由劳工的劳动力，自由劳工的劳动比奴隶更有效率、更能产生经济效益这些原因之外，还应当指出另一个美国所特有的原因。在全联邦境内，只有密西西比河流入墨西哥湾的河口附近最适合种植甘蔗。在路易斯安那州种植甘蔗的收益最大，因此没有哪个地方的农夫能够比在这里赚得更多；而由于生产费用和产品之间往往存在一定关系，所以路易斯安那州的奴隶的开销相对较高。但是，在路易斯安那州加入联邦之后，它可以从联邦各地输入奴隶；因此一个奴隶在新奥尔良市场上的价格高于其他所有市场。其导致的结果是，在土地收益较小的地区，使用奴隶耕种的费用相对较高，而这给自由工人的竞争带来了极大的优势。托克维尔的绝大部分论点都是从一种经济型思考角度出发来对奴隶制度提出反对的。博蒙在《玛丽》一书中做出了同样的论证。某些批评家不是没有责怪托克维尔几乎完全放弃了哲学论点和宗教论点。造成这种疏忽的原因似乎是一种战术性选择，而不是真正缺乏意识。托克维尔不仅曾在几个美国人的口中得知奴隶制会因为无法产生利益而消失，而且他也注意到关于奴隶制的讨论从此以后与宗教和道德划清界限，而主要在经济层面上对奴隶制进行探讨。甚至像阿基利·穆拉特这样的奴隶制度支持者也毫不犹豫地写道“当自由劳动力比奴隶劳动力更低廉的时候”（阿基利·穆拉特：《美国的道德与政治》），奴隶制会消失。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使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个州废除奴隶制度。这部分联邦地区的老住户的财富主要是依靠种植烟草而累积起来的。这里的奴隶完全用于耕种这种作物。但是，这几年以来，烟草逐渐失去它的市场价值，而奴隶的价格仍然保持不变。因此，生产成本与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已经发生改变。这样一来，不管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居民是仍用奴隶种植烟草，还是不再种植烟草和不再使用奴隶，他们都察觉到自己的处境已经远远比不上30年前了。种植水稻的的确也是如此。水稻种植在各地都是有害健康的，尤其是在骄阳似火的热带就更加危险。如果欧洲人坚持要生产大米，那么他们在新大陆的这部分土地上种植水稻必定会遇到一定困难。但是，不种植水稻就不能生活吗？“使用奴隶进行耕作对于北方尤其不利原本由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类似于烟草这类比较昂贵的作物在价格上显著下跌。“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新奥尔良的奴隶比较昂贵，所以奴隶的价格往往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在南方，奴隶的人口众多，人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输出黑人而显著地减少他们的数量。你只能等待死亡使他们渐渐消失，并逐渐抹去他们所带来的恐惧。”在书中，没有什么比已经获得自由的黑人的命运描写得更清楚，没有什么比两个同样自由的民族不能在同一个政府下生活描写得更明确。天性、习惯和观念在两者之间筑起了无法跨越的障碍。社会的自然趋势是将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而地方自由只有通过不懈努力才能够得到保障。使美国人成为如此聪明的民族的原因是劳动分工可以说不存在于美国之中。每个人都能够完成任何事情的一小部分。他不能像专门负责某事的欧洲人那样做到尽善尽美，但他的一般能力胜过欧洲人百倍。这是他在日常生活的习惯性事项和社会的管理之中存在优势的主要原因。只要奴隶制度仍然存在于南方，你就无法在那里招募海员。在北方能够担任海员的群体并不存在于南方；这些群体被不能从事商业活动的黑人所取代。（a.）此外，我们已经知道奴隶制度使南方的美国人失去了某些最适合在海上获得成功的特质。≠a. ≠他们不会像白人海员那样完成工作，而会在外国逃跑。≠

结论

无法掩盖的事实是，英裔美国人比居住在新大陆上的其他所有欧洲种族获得了更大的优势。他们在文化、工业和势力上都比其他种族更优越。只要他们的面前还有无人居住或者人烟稀少的地区，只要他们在前进的道路中没有遇到无法穿越的聚居人群，他们就不会停止步伐。他们不会止步于条约所规定的界限，而会从四面八方跨越这种想象中的堤坝。［美国的宪法被纳入这一群体每年取得的进展之中。］英裔美国人在新大陆中占据的地理位置也不可思议地促进了这个种族的快速发展。当你向他们的北部边界之外前行，你会发现北极冰原；当你越过他们的南部边界几个纬度，你会感受到赤道的热度。因此，英裔美国人正处于这片大陆上气候最温和、最适合于居住的地区。不管未来将发生何种事件，都无法夺走美国人的气候、内海或者肥沃的土地。恶法、革命和无政府状态，不能摧毁似乎已经成为这个种族的主要特征的对物质利益的偏好和进取精神，或者完全摧毁使他们变得文明的知识。

《1840论美国的民主III》

美国的哲学

因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所生活在这种社会形态中的人也不再信守其阶级观点。如果社会成员的能力彼此接近，没有胜劣之分，那他们之间所产生的智力影响也是非常有限。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理性当作是最明显而且最接近判断真理的根据。这一点表现为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某个人，也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观点。所以，他们每个人都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思维之中，并试图用这种封闭的思维去判断世界。这种只依靠自身去判断事物的习惯，导致美国人产生了另一种思维。美国人习惯了亲自取证，喜欢亲自透彻研究所有事情。所以，他们会竭尽全力，一层层剥除事物外皮，将他们与事物之间的一切障碍排除开来，直抵核心，以此来用最近距离和最佳视角来观察此事物。但他们的这类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容易轻视外在形式，因为在他们看来，形式只是一些无用且会带来麻烦的躯壳，横置在他们与真理之间。为什么宗教改革家要将自己局限于宗教观念的小圈子中？为什么笛卡尔的方法适用于一切事物，而他们的却只适用于特定事物，并认为人类自行判断的只有哲学事物而非政治事务？任何革命都会颠覆古老的信仰，削弱当局的权威，搅乱社会的常规思想。所以，任何革命都或多或少地会使人类更多地承担自我责任，开拓人的思维空间。在旧社会的各个阶级之间的长期斗争结束，人们开始平等之后，人类的内心便开始悄悄发生变化，对邻居产生嫉妒、憎恨和轻蔑，自我优越感上升，过分自信，甚至会影响到人的思维。这种与平等相悖的现象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加剧，不信任彼此的判断，最终只靠自己的力量寻求启示。这样一来，人人都会尝试自立真理，以自己的信仰为荣。人与人之间只会因利益联系在一起，而非思想。由此，人类的观点无法形成有用的东西，只会成为一些智慧尘埃，随风飘散，却无法聚拢。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笛卡尔在信仰上是一个天主教徒，在方法上是个新教徒。”尽管哲学和宗教是两种不同的事物，然而在它们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联系，这使得它们在从某种方式来说是相互依赖的。当人类的思想真的在宗教信仰的固定限制中停止了发展，可以说哲学会伴着宗教而出现，或者说至少变得和宗教本身一样高级和稳定。相反地当宗教信仰受到动摇时，哲学系统则会激增。美国人并不关心用形而上学的理性来证明上帝和灵魂的不朽的存在，他们并不会设法去划出人类道德准则的规则，并且也不要求去发现应该用来主导人类行为的普遍原则。他们相信的是一本书的真实性，一本上帝自己作为永恒的存在，小心地用他全能的手在其中写下善恶限制的书。［边上写着：这是非常好的，优点得到了保存；也许它应该被置于我展示贵族制度是怎样使思想停滞的地方］尽管哲学系统从长远来看可以给人类种族的命运施加强大的影响，但是它们看起来只与每个人的命运有间接的联系；它只能激发后者的次要利益。所以人们通常不会因为实际和迫切的需要去进行哲学的研究，他们致力于哲学研究仅仅是为了兴趣或者是为了充实生活中的正事为他们留出的空闲时间。现在普遍在民主国家中，特别是美国这样有着非常多种类的提供给人类活动的原生素材的国家中，只有很少的关心哲学的人，并且在公众中也很缺乏对他们的工作感兴趣的人，缺乏对他们努力的鼓励。当一个人为了不断的追求良好的生活条件或者财富，航行在地球的两端，每天砍伐森林、填平沼泽、改造田地时，他乐意将探索自由意志的极限和尝试寻找罪恶之源的麻烦留给其他人。在所有的人类研究的分支中，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哲学将是在民主的建立中承受最多痛苦的一支。如果社会状况和习惯都是民主主义的人想从事哲学，我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将会将在其他地方所展现魄力和思想的自由带到这上面来。但是我相信他们中的极少数人会关心哲学。世上的每一位伟大哲学家都是站在巨人肩膀上，认识数之不尽的事物，同时，接受无数他人发现的真理。出于平等时代的人们，不会轻易地信服在外的或者超自然的智力权威。通常他们只会在自己身上或者自己的同类身上寻找真理的源泉。这足以说明，在这样的平等时代，新的宗教不可能出现，而人们会认为一切想要建立宗教的想法都会被视作荒谬且不合理。我们能够遇见，神的使者无法让民主国家的人民轻易相信，新的先知也会受到嘲笑，而他们会认为自己信仰的仲裁者只能来自人类自身之内，而非之外。当社会个体的身份地位不平等，条件存在差别之时，就有一些见多识广、因智力非凡而能力超群的个人出现，而与此同时，也会有很多无知且能力有限的人出现。所以，当一个社会存在贵族制度之时，人们就会把某个人或者某个阶级的理性思维作为自己的思想导向，而且群众阶级的正确性永远也得不到承认。如果民主国家的专制统治代替了妨碍或者推迟个体理性飞速发展的权力，那也只是恶魔换了张天使脸庞而已。人类无法独立生活，只会陷入同样的困境和本质相同的奴役状态之中。我再次强调，那些把智力自由视为神圣的人，憎恨专制君主制和专制统治的人，都应该反思。对我而言，当权力之手压在我头上之时，知道这只手是谁的无关紧要，我不会因为有千万只手将枷锁举在我面前，就自投罗网。1. 一个人不能不依照教条信仰行事：（1）如果没有教条信仰，就没有一般观念，因此就没有普遍行为；所以它对社会来说是必要的。（2）个人的思想既没有必需的时间也没有必需的力量去发展他自己关于所有事物的观点。如果他这样做了，他只会得到模糊的概念和不完整的观念。因此教条信仰对个人来说是必需的。2. 如此，这样的信仰就总是会存在。问题只是在于寻找它们的来源。3. 民主社会的人会将他们的信仰的仲裁者置于人性之中，而不是凌驾在上或者超越它。4. 在人性之内，每一个人都仅会将自己观念的形成的顾虑交付给大众，而他自己因为各种原因无法自己形成。5. 因此智力权威会是不同的，但是也许还会甚之。6. 我们不应该担忧它会消失，而应该害怕它会变得过于强大。我所说的哲学表示的是人们通过各自理性的努力而发现事物的行为。我所说的宗教是指人不经思考就承认的东西。因此哲学和宗教天生就是敌人。人们无限倾向于智力的个人主义还是倾向于只拥有一般观念，最终变成智力的奴隶，这取决于哲学和宗教中的哪个能够在人性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两种结果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不好的。哲学是需要的，宗教也是需要的。很明显民主社会的状况必须将哲学变成如我［无法辨认］占主导地位。一个接受一种思想的人几乎总是比构思和产生这种思想的人更确定这种思想的真实性。这初看来与尝试和经验是背道而驰的，但是它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构思了某种思想的人会为了让他的研究展现在公众面前而致力于此，他的研究工作几乎总是使得他发现其他人所忽视的某一弱小、朦胧甚至是不完整的一面。读者或者听众只看到了研究工作的结果而没有看到研究本身，他们首先注意到了这个展示在他们面前的貌似真实或者可能的一面，而没有注意到另外一面，所以抓住了前者，并坚持这一点。我认为，所有以怀疑论看待的事物在教导人们相信的人群中要比在那些选择相信的人中更为普遍。现实主义者的学说被引入了政治世界，推动了滥用民主的习惯；这就是促进了专制统治，中央集权，蔑视特权，必要学说，所有的制度和所有允许社会主体将人民踩在脚下和让国家得到所有，而民众一无所有的教条学说的东西。（1840年2月3日写给亨利·里夫的信，《英语信函》，OC，VI，1，第52—53页）当你仔细观察时，你会发现身份条件的平等产生了三件事：1. 它将人与人孤立开来，阻止了他们智力上的相互活动，并允许他们的思想朝各个方向发散开来。2. 它给了所有人几乎同样的需求、同样的利益、同样的眼界，因此从长期来看，人们虽然并不知道它或者感到对它的需要，但是他们发现自己与他人有着一系列相同的思想和相同的喜好。3. 它创造了大多数人的道德力量（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了它的政治力量）。觉得自己十分弱小的人们看见自己周围只有同样弱小和与自己相似的人，他的同胞们的集体智力的观点就会很容易压垮他。这给予了普遍观点一种凌驾于思想的力量，这种程度是它在贵族制国家中绝不可能达到的。在贵族国家中，有着一些个人，他们有着非常多的知识，受过很高的教育，有着很强大的力量，这都是因为他们的各自的智力，还有其余的无知、受限的人，他们乐意相信上位者的理智，但是却不相信大众的绝对正确。这是一个先知的时代。人们绝不会有只靠自己就能深化意识的能力。这与他们的有限的本性相反。最为（无法辨认）和最自由的天才会基于他人的信念而相信成千上万的事物。因此道德权威不管你怎样做都会出现在道德世界的一些地方。它存在的地方是多变的，但是有一个地方对它来说是必需的。人们需要固执己见地相信很多事，然而却只有探讨很少事情的时间。这个权威在贵族时代中主要被称作宗教。它也许会在民主时代中被冠以多数人的名义，或者甚至是一般观念的名义。宗教无须外力就将人类的思想停滞下来，并且让道德选择和独立的人服从于它。人们不会找到独立自主地生活的方式；他们只会艰难地发现另一种方式的奴役。在贵族制国家中，限制人们想象力的力量只有一种，那就是产生和维持在贵族制度中的各种各样的成见，它只会限制人们在那个方向上的反战，但是它在原则中却绝对不会对智力自由进行抨击；在以我之前所谈到的方式建立起来的民主国家中，多数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凌驾于人类思想之上的，它会以一种永久性的、普遍的方式，用各种行动，并且通过使人们屈服于它，最终夺走每个人的思考的习惯和喜好，来阻碍人类思想的发展。因此如果人们不注意的话，民主制度在特定法律的统治之下，有可能会伤害到思想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民主社会的状况所喜爱的，并在从阶级利益和家族传统中逃离之后，人类的思想将被大多数人的抑制所束缚。

为何美国人比其祖先英国人更倾向于一般观念

上帝对人类的观察从不马虎。他一眼就能看出人的本性，并看出每个人之间的相似与差异。所以，上帝并不需要一般性观念，也就是说，上帝从来都觉得没有必要把相似之物置于同一形式下，并对其进行仔细考究。人与上帝不同。人类大脑如果想对脑海中的每个事物进行独立观察和独立判断，就会立即陷入迷惑，无法把握这些事物的所有细节。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人类便只能使用一种必要却不够完善的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两面性，既会暴露人类的缺陷，又会补救人类的不足。对一些事物进行表面的观察，并看出其中的相似之处后，人类便会给它们起个相同的名字，然后搁置一边，继而观察别的事物。但是，一般性观念并没有证明人类的智力高超，反而证明了人类的无能，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个物体与其他物体都是不尽相同的，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事实，任何规则的运用都应该加以区别，任何一个方法都不可能同时适用于很多问题。同时，一般性观念也有可取之处。人类可以通过一般性观念对大量事物进行快速判断；但另一方面，一般性观念所提供的概念一直都不完整，从而导致人类对事物的理解也不够全面准确。社会一方面在不断老化；另一方面又在不断推陈出新，人类几乎每一天都会在无意识中获取到一些个体真理。对于这些真理的了解越多，人类所得到的一般性观念也会越多。如果无法找出个体真理之间的共同之处，就无法对它们进行独立的观察。一定数量的个体可以组成“种”，几种“种”放在一起便可形成“类”。所以，一个民族的文化越是悠久和博大精深，他们对一般性观念就会越习惯，越喜爱。然而，决定人类能够把观念一般化的还有另外一些因素。美国人对一般性观念的使用比英国人更加频繁，而且更加持久。众所周知，这两个民族有着相同的文化和起源，数世纪以来，他们的生活法则也大致相同，而他们的思想和民情也一直都存在着交流，所以，初次看到这样的差异，你会非常诧异。如果我们把视线转向欧洲，将这两个最为开化的民族进行对比，你会惊讶于他们的鲜明对照。如我们所见，在思想上，英国人不得不放弃对个别事情的深思，虽然非常勉强而且遗憾，因为他们得从这些深思中找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同时，英国人也不会自愿接受一般性观念。而我们法国人则与之恰好相反，我们对于一般性观念十分爱好，甚至凡事都得满足这种爱好。我每天清早起床之后，总是会听说某个人又发现了我闻所未闻的某种一般性且具永久性的规律。即便是平庸的小说家，也会试着提出一些治国理论；如果在一篇文章中无法囊括进全人类，他永远不会满足。当社会成员的身份极不平等，而且这种不平等永久存在的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便会越来越大，以致最终演变成有多少种差异，就有多少不同的阶级。但是，不同阶级的人都只会关注其中的某个阶级，而忽略了将其扩展到广大人群的一般联系之中，即，只看到了个体，而忽略了普遍大众。所以，生活在贵族制社会的人，向来都无法产生出于自身有关的一般性观念，这样一来，他们便会习惯性地选择不相信一般性观念，甚至会从本能上对其产生厌恶之情。而对于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会发现彼此之间相似度越来越高，差异越来越小，所以，他们的视野会囊括到全人类，而不只是注意到人类整体中的某个部分。在他们看来，只要是适用于自身的真理，同样也可以适用于人类社会中的每一个同胞。他们一旦在自己苦心从事或者最感兴趣的研究工作中养成了喜欢一般性观念的习惯，就会把同样的习惯迁移到其他的工作中去。这样一来，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事物置于同种形式之下，用一种解释来阐述无数事物，这样的行为就会变成人们在思想上的一种狂热却往往盲目的激情。最能证明我上述观点的准确性的，便是古代人对于奴隶的看法。人与人之间是相同的，生来就具备平等的自由权利，这本该是一个非常一般性而且极其简单的道理。但是，即使是罗马和希腊的那些最聪慧博学的天才也从未达到过这样的思想境界。他们所一直尝试的，就是用种种证据来证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证明这种制度应该永存不朽。然而历史资料告诉我们，古代的某些名人在解放之前都曾是奴隶，而且还留下了不朽的传世巨著。他们也曾目睹经历过今天这样的奴役现象，但那时的他们却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古代的所有大作家们，要么属于奴隶主贵族阶层，要么认同当时的贵族制度。即使是在他们的思想传扬开来之后，他们仍未走出贵族制度的思想范围。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之后，他们才开始教育人类：人人生而平等。在平等时代，所有人都相互独立，但同时也相互孤立，处于软弱状态。所有人都会认为，不应该存在上层意志来一直指导人类的行为。所以，在这样的时代，人类似乎都在自顾自地向前发展。这样一来，人类就必须得去探寻是哪种因素对每个成员都发生了相同的作用，并让我们自愿走上同一道路，以解释这世上的一切。自然而然地，这种探寻会促使人类的大脑总结出一般性观念，并使得其偏好使用一般性观念。在前面的章节中，我已提到过，出身的平等会导致每个人都想要亲自探寻真理。以此可以看出，这样的因素也会是每个个体的思想都更倾向于一般性观念。当我放下阶级身份，抛开我的职业和家族传统，规避前人的影响，凭借自己的理性去探寻自己的道路之时，我会自然地倾向于从人的本性中寻找会导致自己如此观点的原因。因此，我就自然而然地会在无意识中获得数量庞大的一般性观念。这便足以说明，英国人为何并不像他们的后裔美国人及他们的邻居法国人，不会那么喜欢把观念一般化，以及为何如今的英国人在这一方面要比其祖先更为明显。英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兼具开明和固守品质的贵族制民族。他们文化传统的开明，使得他们不断地追求极具一般性的观念，但同时，他们的贵族制度，又使得他们受缚于个人观念。所以，英国人的哲学，胆大又怯懦，大度又狭隘。时至今日，这样的哲学依然影响和控制着英国人的方方面面，而他们的思想也一直受到限制，甚至停滞不前。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通常都是好奇心强，但休闲心弱。他们生活务实、复杂、紧张而且活跃，以至用于思维活动的时间大大减少，民主时代的人大部分都喜欢一般性，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个别性的事物他们不必费心去研究。甚至可以这么说：民主时代可以用小容器容纳大失误，在短时间内获得巨大收获。所以，生活在这一时代的人，在对某事物做一些简略的观察之后，就会自以为发现了事物之间的共同关系，由此便会停止对这些事物的深究，也不会对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进行仔细的分辨，而是草草地归类之后，便搁置一旁不予深究。民主时代的人都喜欢唾手可得的成功，贪图当下的享乐，这是这个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一点不仅在学术界大肆盛行，普通大众也是如此。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们，大多野心勃勃，一旦成功便雀跃不止，遭受失败挫折之后却容易立即萎靡不振。他们喜欢快餐式的成功，舍不得花费时间和精力。而导致他们更直接地追寻一般性观念的便是这种有害的本性，而且喜欢夸大其词，认为利用一般性观念便可以构建出大千世界的完美前景，并轻而易举地获得公众的关注。但既便如此，我也不敢斩钉截铁地判定他们的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因为读者也和他们一样，不愿意进行其本可进行的深入研究，懒于进行正常的思维活动，而喜欢知识和享乐能够不劳而获。由于知识教化是一个共同的因素，因此必须意识到其他的因素：（1）当人们是（无法辨认）［编者注：相似？］的时候，他们的相似性会引导他们构思关于他们自己的，对于整个物种来说是可以实施的想法，这让他们在各个方面有了对一般观念的喜好和这样的习惯。（2）人们变得平等和弱小，你不会看到强迫整体沿着相同道路前进的个体。因此必须想象有一个巨大的因素以一个单独，但是与他们的道路相同的方式施加在了每一个人身上。这同样会将人们带向一般观念。（3）当人们从阶级精神、职业精神中逃脱出来时，（无法辨认）为了能依靠自己寻找真理，他们被引导向研究人的本性。这是一般观念的一种新形式。（4）所有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人实际上都是很忙的。这让他们拥有了对普遍意识的喜好，因为一般观念可以在很少的时间里产生巨大的结果。（5）民主时代中的写作者像生活在同样时代的其他人一样，想要的是短时间内就能获得的成功和眼前的享乐。这也大力促进他们走向一般观念。人类的思想天生就对于一般观念有着喜好，因为它的精神是由上帝，这个宇宙中最泛泛的存在所散发出来的。因此只有通过一种强制的约束才能让人类的思想对特殊的事物进行深思。在这短时间内，真是的社会遵循着它存在的方式继续着；而与此同时等级、职业、宗教、财富将人、利益、观念进行划分，一个完全虚构的社会以某种方式建立在了真实社会之外；人类思想在这个虚构的社会中不再受到运用欲望的限制，将所有的事物变得隶属于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的规则。由于他们无法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任何他们所喜好的事物，这就更加地让他们完全地陷入了虚构的领域中。我怀疑如果莫尔在英国政府的统治中实现了他的某些梦想的话，他可能就写不出来《乌托邦》了，并且我认为如果当代的德国人被允许在政治中普及一些他们的观念的话，那他们就不会如此热衷地沉溺于在哲学中寻找普遍真理了。一个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了在多种多样的事物、人、事实等中存在着无数联系并且有着新的联系出现的人，会从这些研究中得出一般观念。而另一种在其他事物中发现了另外一些联系的人，他知道这些事物的联系（无法辨认）揭示的一般观念是不确切的，但是他想再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把它当作一种虽不完整，但是可以帮助他获得真理的手段。这些都是可以创造出一般观念的学术的，经过深思熟虑的哲学方法。通过这种方法产生的一般观念展示出了人类思想的活力。但是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这种方式的研究。他们经过漫不经心的短暂的测试之后，就认为他们找到了一种存在于某种事物之间的普遍关系。继续研究下去耗时耗力。要对两种比较之下非常相似的事物进行细节上的研究是一件很难的工作。因此人们便急着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了。如果你对当代人所提出的大部分一般观念进行考量，你就会发现这大多数一般观念体现的并不是人类思想的活力，而是惰性。在获得自由之前曾当过奴隶的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是非常出名的作家），都没有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过这个让他们遭受了这么多苦难的奴役。怎么解释这一现象呢？当我看到亚里士多德让亚历山大的力量为自然科学服务，为了寻找未知的动物和植物带着武器寻遍亚洲的时候，以及当我注意到他在耗费如此巨大的研究以后，以发现奴隶制度来结束研究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人待在家里会做的更好，并不是研究书籍，而是通过自己的内心来发现真理。英国人长期以来都是世界上最为开化的民族之一，同时也是最具贵族特质的民族之一。我认为人们在他们观点中注意到的那些奇怪的特点必然是由于这两个原因共同造成的。他们的知识让他们倾向于一般观念，然而，他们的贵族习惯将他们束缚在了特殊观念的圈子之中。由于这种情况，他们的哲学既胆大又懦弱，既大度又狭隘，既是解放思想，又沉迷于塑造了英国人思想前进方向的例行公事。当然，这个诞生了两个培根、伟大的牛顿（亚当·史密斯和杰瑞米·本瑟姆）的国家，并不是天生就是一个不毛之地，不能产生能够构建一般观念及将它们放置于普通人触手可及的地方的人，但是这些超凡之人缺少的是公众的支持。他们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但走在上面的只有他们自己；民风和法律似乎构成了将他们的思想和群众的思想分离开的智力障碍，如果说他们有能力让他们的国家在他们所探讨的特殊事物上对新的一般观念敞开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成功地将这种对新的一般观念的喜好应用在所有事物之上。我刚所列举的各种原因在社会状况和制度都还没变得民主之前就可以存在了，而且我并不是说缺少了辅助的因素它们就不能或多或少地发展自己的力量。我只是说，民主制度让人们处于一个最有利于新的普遍思想构思的位置，并且与其他因素共同充满活力地将人们推向它们。如果美国人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自由，那我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有着非常普遍和非常大胆的观念，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即将将知识教化与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社会状况将会显著地帮助他们构思这类思想。

宗教

一般性观念深受民主国家人民的热爱，因为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空闲时间有限，而一般性观念则节省了他们探究个别事物的时间和精力。这样说来没错，但他们采用的一般性观念仅局限于那些他们不用时常会想或者必须得想的事物。举个例子，对于他们本该关心的哲学、政治、科学和艺术方面的一般性观念，商人会渴望知晓，并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提供，但是只有在经历了实践考验，他们才会对这些观念予以接受，或者有所保留地接受。上帝将大量的骨骼、肌肉、神经组织在一起，每一部分都有不同的功能。首要的元素是大量的初级原因本身。在这个如此复杂的机器中，他将智力放置在人的体内，却不成为人的组成部分。一种看不到的联系将这些东西绑在了一起，并且让它们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工作。这个感觉、思想、行为的组合体就是人类，是在继他的创造者之后的世界的主宰。同样的多样化在造物者的其他杰作上也会出现……人类本身只是数百万种上帝用来抵达他所计划的终点——统治宇宙——的方式的其中一种。上帝向我们指示了许多。重大的结果只会在大量的多种多样的努力的帮助下获得，有着多种选择的方式。如果你的机器只用一个轮子也能像两个轮子一样正常工作，那就只用一个吧；但是如果在你计划中的对象需要的话，用10个轮子工作也要做到。如果这样组成的机器能制造你期望它必须产出的东西，那它会比构造比它简单的机器更美。人们的错误来自人们认为自己可以通过简单的方法制造出伟大的事物。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将一部分关于美的观念放到方法的简单性当中也是正确的。在前一章节中我已论证，倘若没有教条性信仰，人则无法生存，而且，人也非常渴望拥有这样的信仰。此外我还想再多说一句：在我看来，宗教领域的教条性信仰是所有教条性信仰中最被渴望获得的。即便你是一个只关注现世利益的人，你也能很容易地得出这一结论。无论人的一切行为具有何种特殊性，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这些行为都来源于人对某些义务所持有的一般观念。而这些义务包括人对上帝、对自己与人类的关系、对灵魂、对同类应负的责任。没人可以否认，这种一贯观念就是其他事物的共同来源。所以，对于上述的和其他的一般性义务，人们希望抱有固定不变的观念，因为如果对这些基本问题的观念发生动摇，人们就会让自己的行为听任偶然因素的支配与控制，变得混乱和软弱。所以，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应该持有固定不变的观念，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过，遗憾的是，我们每个人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理性上努力去获得这种观念，这就让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那些能够完全摆脱俗世琐事、观察细致、工作认真并且经过良好和长期训练的人，才有可能发现这些无比重要的真理。即使这样，我们依旧能够看到，这些哲学家自己也经常陷入无知的迷雾之中，当他们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时，指引他们的智慧光芒也会越发变得黯淡，甚至可能熄灭。虽然他们竭尽全力探寻真理，但最终找到的仍然可能只是数量不多并且相互矛盾的观念。长久以来，人们的思想就陷入在这些相互矛盾的观念之中，飘零摇摆，无法真正地掌握真理，甚至也无法发现新的谬误。大部分人无法去做如此艰苦的研究，即使一些人具备这种能力，他也可能没有空闲的时间或者兴致。如果一个国家的宗教遭到破坏，那么，那部分智力较高的人就会变得疑虑和不知所措，其他智力相对较低的人则会变得麻木。对于和自己与同胞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事物，所有人都会习惯性地坚守混乱和变化不定的观念。如果无法保卫自己认为正确的观念，他们就会选择干脆放弃它们。这样一来，他们往往就会因为无法独自去解决一些重大的人生问题而陷入绝望，最后自暴自弃，干脆去逃避这些问题。而这样的状态只会让人们变得萎靡不振、意志消沉，陷入容易遭受奴役的境地。如果一个民族陷入这种状态，他们不仅会任由自由被人夺走，甚至还会将其拱手相让。如果宗教领域也像政治领域一样失去权威，人们立即会对由此产生的境况感到惶恐不安。事物这种频繁的变动性，会使人们感到不安和疲倦。一旦精神世界的大厦发生动摇，人们就会力争在物质世界建立稳定的秩序。然而，他们这时已经无法恢复昔日的信仰，只能把自己的统治权交到一个人手中。在我看来，人们无法同时保持宗教的完全独立性和政治的充分自由。我一向认为，如果人没有信仰，他就一定会走上受人奴役的道路，而想要获得自由，就必须信奉宗教。因此，在所有人都身份平等的国家中，宗教的这种重要功能体现得最为明显。虽然平等能带给人们很多益处，但是也可能会让人养成一些非常危险的秉性，我将会在后面探讨这一点。平等让人们变得独立，也容易让人们变得自私和陷入贪图物质享受的境况。宗教的最大作用就是唤醒与上诉秉性相反的。所有的宗教的目的就是试图让人们去追求俗世幸福之外的事物，从而让人的灵魂获得提升，进入到这个现实世界更加美好的天国之中。所有宗教都在教导每个人都要对人类承担某些义务，或者和他人共同承担这些义务，不应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应该多关心别人。甚至那些最虚伪和最危险的宗教也会这样做。穆罕默德自命天子，他把宗教教义，还有政治原则、民法、刑法和科学理论都通通放到《古兰经》中。但是，基督教的《福音书》却只讨论人与上帝和人与人之间的一般性关系。除此之外，它不教导其他的东西，也没有规定人们必须信仰什么。先不说其他的理由，单单这一点就能够证明这上述两种宗教的前者在文明和民主时代无法发挥长期的统治作用，而对于后者来说，无论在什么时代，它都肯定可以发挥这种作用。在人人平等时代，人最厌恶的就是自己的观念必须服从于形式。在这种时代，人们对于以图像渲染事物的做法非常反感，他们认为象征手法只是一种掩盖真相的把戏。他们轻视宗教仪式和礼拜的细节。在民主时代，那些负责规定宗教的外在形式的人必须审慎考虑人们智力的这种自然本性，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我坚信，形式是完全必要的。形式会让人们热爱抽象真理的思考，这会驱使人去追求真理和相信真理。我不认为一种宗教能够在脱离外在仪式的情况下生存下去。但是，我同时又觉得：对于我们正在步入的时代，过分强调宗教的外在仪式也是极其危险的；当然，有必要保留一定的形式，但这种形式必须以延续教义本身的绝对需要为限，毕竟教义才是宗教的本质，而礼拜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在人们越发变得平等的时代，拘泥于细节、墨守成规、迫使信徒遵守清规戒律的宗教，很快会失去人心。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这样反驳我的观点：宗教追求的目标是一般和永恒的真理，因此它要保持自己的本质，不能随着每个时代的特征的变动而改变其目标，如此才会使其永远保持权威性。然而，我对此的回答依旧是：我们不能把一种信仰得以成立和神学家们所说的信条得以建立的那些主要观点，和由这些观点衍生出来的从属观点相互混淆。无论一个时代的特征如何变动，宗教都必须经常坚守前者；但在一切都在不断变化，人们已经习惯于人间事物的永恒变化而不愿意墨守成规的时候，宗教也应该谨慎地和后者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在我看来，表面的和次要的事物的不变性只有在社会的发展停滞不前的时候才可能持续下去。在其他情况下，这种不变性其实是十分危险的。在由平等所造成的所有激情中，有一种非常强烈并且振奋人心的激情——所有人都具有的喜好安乐的情感倾向。喜好安乐是民主时代其中一个突出并且不会消失的特征。可以说，任何试图消灭这种感情倾向的宗教，最终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它所消灭。如果宗教的目标是去说服人们完全放弃现世的幸福，让人们一心去追求来世的幸福，那么，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追求眼前的物质享受，最终在精神上彻底摆脱宗教的束缚，彻底远离宗教。宗教的主要任务就是净化、调整和限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贪图安乐的情感。所以，我认为，宗教不应该试图完全抑制和破坏人们的这种情感，那只会使其走上绝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宗教无法让人摒弃喜好财物的倾向，但它仍然有能力说服人们只用正当的手段去致富。在我知道的所有国家的基督教中，美国的基督教最不讲究形式和不注重繁文缛节，但它对人的精神的了解却最清晰。尽管美国的基督徒宗派繁多，但他们对各宗派都一视同仁。无论是对天主教，还是对其他教派，都是如此。美国的天主教神职人员不过问信徒的礼拜琐事，不采取特殊的礼拜方法，也不拘泥于教义的文句形式，而是重视教义的内在精神，这种现象不会出现在其他地方的天主教身上。关于只对天主礼拜而禁止对圣徒礼拜的教义，美国的天主教是最忠诚和最严格的遵守者。然而，美国的天主教徒却是最易于驯服和最虔诚的。另一个美国各教派神职人员都具有的特点是：美国的神职人员从来都不会让人去过分地关注来世，而是让人更加专注于现世的生活。他们认为，从宗教的角度来说，现世的幸福虽属次要，但仍有一定的必要性。他们虽不从事实业活动，但仍然关心和赞扬实业取得的发展。他们在向信徒宣讲来世才是人们应当害怕和希望的伟大目标的同时，并不禁止信徒以正当的方法去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他们也不会过分地强调来世和现世之间的差别，而是仔细地研究能使两者最好地联结的方法。对于美国的所有神职人员来说，多数对人们思想的支配作用是存在的，并且他们尊重这种作用。基本上，他们绝不反对多数。也不牵涉到党派斗争中，但随时接受全国和当代的共同意见，跟随振奋所有人的感情和思想的潮流前进，而不是与之对抗。他们一直努力地引导人们为善，而绝不与人们冲突或对立。因此，舆论从来都不把他们当作敌人，反而支持和庇护他们。通过他们本身的努力和多数的力量，他们宣讲的信仰不断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已经在与伊斯兰教的接触中（你知道的，在途经阿尔及利亚的时候，我们每天都会谈论到穆罕默德的制度）体验到了完全对立的影响。随着我对这个宗教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更加明白，它所带来的最主要的东西是在我们眼前对穆斯林世界造成了越来越多影响的腐朽堕落。穆罕默德这样将一个人民主体和政治制度与宗教信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将固定性这个后者的天性强加到前者之上，是完全错误的行为，这足以让他的追随者们注定会在一定时间内遭到失败，刚开始是地位变低，之后则变为无法挽回的灭亡。相反的，基督教的宏伟和神圣则是因为他们只是设法在宗教的自然范围之内占据统治地位，而将其他方面放弃给人类思想的自由运动。宗教的历史清楚地展示了我之前所说的那个真理，只有当大部分的人都处在一个相似的位置上时，一般观念才会容易进入到人类思想当中。在智力活动上，人们最常见的弱点之一就是愿意牺牲逻辑去调和互相对立的原则。因此，无论是过去或现在，总有人在使自己的某一宗教信仰服从一个权威之后，又想放弃这个权威，而到别处去寻找其他的权威，放任自己的思想在服从和自由之间随意飘荡。然而，我仍然相信，相对于其他的时代，在民主时代中，这样的人不会太多，但是对于我们的后代来说，他们将来肯定也会随之逐渐分化，最终成为两大类：一类人彻底脱离基督教；另一类人则选择皈依罗马教会。随着身份逐渐变得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小，个人会变得日益渺小和失去影响力，人们会倾向于轻视个体而只重视全体。在这样的时代，人的精神喜欢囊括万物，倾向于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无数的事物。统一的观念会束缚人的思想，这样一来，人就会到处去探寻统一的观念。一旦人们找到这种观念，就会自愿地将其收为己有，安然自得地依赖它。如此，人们不仅会认为世界包含天地万物，而且相信只存在一个造物主。但是，他们并不满足于对万物进行初步分类，于是，他们又会去试图拔高和简化自己的观念，即把上帝和宇宙归结为一个单一的整体。如果我遇到能把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囊括其中的哲学体系，把任何存在都视为一个巨大存在的不同组成部分，而只有这个巨大存在能在其组成部分的永恒变化和不断改观当中永远存在下去，那么，我就可以轻松地断定：虽然这个哲学体系破坏了人的个性，但对于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们来说，它具有神秘的吸引力，而这种吸引力的产生也许正是由于它破坏了人的个性。人的智力活动习惯一直都在引导人们去理解这种哲学体系，让人们逐渐接受这一体系。而这一哲学体系会自然而然地增强人们的想象力，并提升自豪感和愉悦感。虽然从很多方面来说，人们与动物都有相似之处，但有一点却是人所特有的，那就是人类具备自我完善的特性。人类在初始时期，就发现了这一差别。因此，在世界的初始就存在自我完善的观念。平等并没有产生出自我完善的观念，但却赋予了自我完善新的意义。当社会按照等级、职业和出身把公民进行分类，而所有人都只能听天由命地生存发展时，每个人都会认为自己就是最伟大的，并且没有人想去对抗不可抗拒的命运。实际上在贵族制国家中，人们并没有完全否定自我完善能力，他们只是认为这种完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他们只想改进，不想变革。他们憧憬着未来的社会地位会逐步提升，但从不期望有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他们承认人类文明至今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而且今后也会有进步；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早就认为人类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抱有这种观点，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已经达到至善的境界或者已经获得绝对的真理，实际上，没有哪个民族或哪个人会有如此妄想。不过，他们抱有这样一种理念，那就是他们已经很接近人性所能达到的最伟大和最聪明的极限了。同时，由于他们看到自己周围的一切并没有不断变动，所以很自然地认为一切都各得其所。因此，立法者们喜欢颁布永久性的法律，国王和民族喜好建造不朽的建筑物，当代人自然地为后代承担着规划他们自己命运的责任。随着等级的消失和社会各个阶层的逐渐融合，习惯、仪礼和法律也在发生变化。由于人们之间的交流日益密切，随着新事物的出现、新真理的发现、旧观点的消失和新观点的接替，人们会在头脑中制造一个完美的形象，这个形象虽然符合理想但经常处于变化之中。人们这时会开始发现，眼前的事物变幻无常。有些人的处境变坏了，于是他们开始清除地认识到，一个民族或一个个体，无论多聪明，都不能永远避开错误。有人的处境变好了，于是他们据此断言，一般来说，人是有能力无限完善自己的。而那些遭受挫折的人则会持有这样的观点，即没有人能达到尽善；而对于成功者来说，他们在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兴奋之余，仍不放弃追求新的成功。因此，所有人都在不断追求，跌倒后再爬起来，失望虽然是家常便饭，但却从不感到绝望，而是永不停歇地探索未知的人生之路，走向那个显得有些渺茫的伟大终点。我曾问过一位美国船员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的船不造得再结实一点儿？”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航海技术的进步几乎每天都在进步，再好的船用上几年之后也不能再用了。”从这个并非专业人员脱口而出的回答中，我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遵循的观念——有体系的一般观念。1. 人类的完全性的观念和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但是平等赋予了它新的特性。2. 在贵族制国家中，所有的事物都是一成不变的，并且看起来是永恒的，在贵族制度中，人们被固定在不同的等级、阶级或者行业中，而无法逃脱，在人们的思想看来，完全性的观念有着令人困惑的形式，有着很狭隘的限制。3. 在民主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设法改善自己的命运，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事物都在不停地发生改变，并有无数的尝试在产生，在民主社会中，每一个个体和群众相比较都有着具有大众形式的惊人的观念，在这样的社会中，完全性的观念是镶嵌于人们的思想之中的，并且占有很高的比例。

美国文学

美国人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并且非常开化的民族，他们迁到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片国土使得他们可以任意开发和容易获得丰收。这在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见的。因此，在美国，所有人都拥有发财致富的便利条件，而这种便利的条件在其他地方是不存在的。因此，他们往往会变得十分贪婪，无时无刻不在幻想和进行理性活动，他们完全陷入到追求财富中去了。美国不但存在类似其他国家的工商业者阶级，并且有别国没有的一种现象，那就是人人都从事工商业。尽管如此，我可以肯定地说，要是世界上只剩下了美国人，而他们仍然保留着传统的自由和知识，包括他们一直饱有的激情，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如果放弃研究理论，科学无法在实际应用方面取得长足进展，而一切艺术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完善。不管美国人如何费尽心力去实现目标，他们终究得承认，很多时候，事情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从天性上讲，文明都喜欢精神享受，所以高度文明的民族都会迷恋这种爱好，并且还有一批人在专门对此进行研究。一旦人们出现这种精神上的需求，很快就会得到满足。不过，在美国人只专注于科学的实际运用和只追求舒适生活的时候，崇尚学术和文艺的欧洲已经在将精力放在探索真理的共同来源上面了，同时也在对人们可获得的一切享乐和应当得到满足的需要进行完善。在美国人眼中，旧大陆的所有文明民族中，有一个民族最为特别。他们与这个民族同源同俗，关系异常密切。他们看到，这个民族诞生了著名的科学家、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和卓越的作家，他们从这个民族的文化中汲取了知识和财富，而不用为了积累这种财富而劳累。虽然美洲与欧洲隔洋相望，可是在我看来，两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美国人是来到新大陆的那一部分英国人，他们致力于开垦荒野，而另一部分留在原地的英国人则享受着舒适悠闲的生活，不用费心谋生之事，因此有精力和时间在各个方面提升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生活。从这一点来说，美国人的际遇非常罕见，我不认为今后会有哪个民主的民族能得到这样的际遇。他们的清教徒渊源，他们独特的商业习俗，他们居住的国土，这些因素似乎也在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离了对科学的研究和追求，而他们的欧洲邻居帮助他们即使不研究科学也不至于重回到野蛮状态。有很多的因素致使美国人将关注的焦点放在物质事物上。人们的激情、需求、教育和环境，这些因素似乎都在驱使美国的居民去面对现世生活。而宗教只能让他们时不时抬起头来，心不在焉地望一眼天堂。因此，根据美国人的外在表现去推论其他民主的民族是不恰当的，我们需要根据每个民族的特点去研究它们。假如一个民族的内部没有门第、等级和阶级之分，并且法律不承认任何特权，规定遗产由继承人平分，但这个民族的人们却没有得到知识和自由。这并不是一个没有根据的假设，因为一个暴君可以将其恩惠平等地施予臣民，但让臣民们保持愚昧无知的状态，从而轻易地达到奴役他们的目的。这类民主国家的人民不会有兴趣去研究科学、文化或者艺术，而且他们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才能。继承法本身的功能就是将大量集中的财产划分为更小的部分，而没有谁去创造新的财富。因为那些穷人没有知识和自由，所以也不会产生致富的想法。而对于富人来说，他们自己的财富会越发减少，并且不知道如何去阻止这种趋势。对于这样的民族，这两类公民之间很快形成起完全的、无法抗拒的平等。所有人都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投入到对智力的追求和享受中。但是，所有的人都会变得麻木、愚昧无知和陷入到受奴役的状态中。一想到这样的民主社会，我就觉得自己好像身处一间低矮、黑暗和沉闷的小屋子里，外面时不时射入一道道光线，但很快又变得暗淡并且最终消失了。我感到心情十分沉重，胸口闷得几乎无法喘气，我在黑暗中四处摸索，希望找到一个出口，可以到外面呼吸点新鲜空气和看到阳光。但是，对于那些在废除规定财产永久归于某些个人或团体的法令和继承法以后仍然保持自由的开化民族来说，我在这里所做的假设并不成立。对于一个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开化民族来说，他们很清楚，没有任何东西应当限制和强求他们安于现状。因此，这个民族中所有人都会绞尽脑汁去改进现状，如果他们得到自由，那么每个人都将会不吝显示自己的能力，尽管每人得到的成果不一定相同。立法机构不会再授予人们某些特权，但是天赋对于人们来说，就可以说是某种特权了。天赋的不平等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每个人的财富也会由于个人能力的差别而存在不小的差别。很显然，继承法虽然会阻止那些富裕的家庭永远保持富裕，但它没有禁止人们变得富有。继承法在不断缩小每个人之间的差距，但所有人自己也在不断的努力。随着公民不断获得更多的知识和自由，他们财富上的差距也会变得越来越大。我们这个时代出现了一些才华横溢但也非常自大的人，他们主张先将一切财富集中于一个中央当局手中，然后再由这个当局根据每个人的贡献将财富分配给所有人。他们认为，通过这个办法，可以避开使得民主社会避开一些完全和永恒的平等，因为这些平等可能会给民主社会带来危害。还有另外一种可行的方法，它比较简单并且危险性较小，那就是不让任何人享有特权，让每个人拥有同等的知识和同等的独立性，让每个人依靠自己的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地位。不过，天赋上的不平等会马上发挥影响，而大部分财富也自然会落入那些能者之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经常存在一批富裕之人。这些富人不会像以前的贵族阶级成员那样彼此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们的本性不同于贵族阶级，不像贵族阶级，他们并没有充裕的时间去享乐，不过他们在人数上比过去任何富裕阶级都多得多。他们不会整天沉迷于物质生活，他们会享受智力活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快乐，虽然在程度上无法与过去的贵族相提并论。因为人的思想不但要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即物质性和实际性的目标，还必须有一个无限的目标，即非物质的和追寻美的目标，因此，我认为他们支配自己时间时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物质的需求会使得人倾向于现世的生活，而当物质的需求对人失去足够的吸引力时，人的精神就需要自我崛起。这样一来，具备鉴赏精神产品的能力的人数不仅会大大增加，并且人们对于智力活动的爱好也将逐步增强，达到贵族时代的水平。一旦世袭的财产、阶级的特权、门第的优越感不复存在，并且每个人只依靠自己的努力前进时，财富方面的多寡之分，显然将取决于人的智力。任何可以激励、扩大和发挥智力的东西，都会立刻身价倍增。人们也会清楚地认识到知识的功用。对于那些没有感受到知识的魅力的人来说，他们也会尊重知识的成果，并想为享有这种成果而付出努力。如果一个时代拥有民主、文明和自由，那么，将不会有什么力量能让人与人分隔开来，或者阻止人们前进。每个人都可能突然发迹，也都可能立刻变穷。因为关系密切，各个阶级每天都相互来往。他们不断互相往来和混合，互相模仿，彼此敬慕。于是，对于人民来说，一些在等级森严和社会停滞的时代所不可能有的观念、概念和思想就因运而生了。在这样的民族中，仆人和主人会一起享乐和劳动，穷人与富人也是如此；乡下人将会努力向城里人学习，地方将会努力学习首都。如此，人们就不会老是将关注焦点放在生活的物质层面，最平庸的手艺人也会贪婪地一瞥高级的智力活动世界。贵族制国家的那种读书观点和方法将被废止；不过，读书的人数将不断扩大，最后延伸至全体公民。人们一旦开始关心精神劳动，他们就会发现：一个人能获得荣誉、权力和财富，依靠的主要手段在于自己要在某些方面超过他人。平等让所有人都跃跃欲试，立即把注意力从其他方面转到这方面上来。那些研究科学、文学和艺术的人的数量将会剧增。知识界将会出现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积极性。所有人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辟道路，并努力吸引他人跟随自己的脚步。这种情况同美国政治界的情况有些相似。通常来说，虽然美国人所做的工作不够完美，但在数量上却是相当惊人的。虽然个人努力的成果往往很小的，但是合起来的总成果却往往是令人难以想象的。1. 美国人在科学、文字和艺术方面进步很小。2. 这是因为某些越来越美国化和民主化的因素。（1）清教的起源。（2）导致人们过于沉迷于对财富的追求的国家的本性。（3）在特定的方面与欧洲和英国的科学性和文学性的相似之处。3. 为什么其他的民主国家与美国不同。如果一个国家既无知，同时也（无法辨认），而制度是民主的，那它的科学、文学和艺术都不会形成气候，它也没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有所建树。律法总是不断地破坏掉财富，而不会创造新的财富。由于人们有着无知和麻木的精神，贫穷的人甚至不会有改变自己命运的想法，而富人则是在不停地守护自己的财富。平等将变得完整和不可动摇，没有人有时间或者有兴趣投身于对思想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享乐中去。但是在本来就已经变得开化和自由的国家中，社会变得民主时又是另一番景象。为什么：（1）由于每个人都有追求更好生活的观念，有着努力为更好生活奋斗的自由，因此人们会普遍朝着获得财富而努力。由于每个人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他获得的财富取决于他自己所拥有的天生的能力。并且由于与生俱来的不平等是非常严重的，财富也因此变得不平等，继承法除了在阻止家族拥有永恒的财富以外，起不到任何效果。在财富不平等的时代中会产生有着空闲时间的人，而这些有着空闲时间的人自己就会倾向于思想的研究工作和思想的享乐行为。在文明开化的民主国家中，有着空闲时间的人既没有普遍拥有的财富，也并不是总是很安定，也没有贵族阶级的成员所拥有的兴趣爱好，但是他们的数目却庞大得多。（2）不仅运用自身智力的人数目更多，而且追寻思想的研究工作和享乐的人如果生活在贵族社会中的话，是绝不会涉身于此的。［边上写着：1. 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知识的功用，能激起所有人获得某种知识的欲望。2. 阶级的永久混合，所有人更为密切的联系，竞争，野心，嫉妒，让所有人，甚至连工人阶级都表达出了想要为自己的思想增加文化水平的要求。3. 自从人们被引导走向对思想的研究之后，很多人为了能获得荣耀、权力和财富，充满激情地投身于这项工作。民主的活力在各个方面都体现了出来。这个时期的思想产物的数目是巨大的。结论：开化和自由的民主社会不会忽视科学、艺术、文学；它们只会以自己的方式逐步形成。］这些勤劳的人们还是保留着他们的习性，甚至可以说保留着他们的文明和律法。可以看到他们还像过去一样投身于各种事业，有着惊人的熟练程度和非凡的和谐一致。他们建造桥梁，堆砌水坝，让他们的河流蜿蜒流转，在根据理论和统一的计划建起了他们居所的围墙之后，他们还小心翼翼地将其隔离在他们靠着自己的努力建造出来的湖泊当中。正是在这样安全和平静的世外桃源中，人们世世代代在永恒的安宁和不会被打破的良好生活环境中代代相传。尽管在这个小群体中盛行着一种最为完美的和谐融洽，如果说旅客的见闻没有误导我们的话，我们是找不到任何关于等级制度的蛛丝马迹的；那里的人们总是不停地忙着自己的事，但是他们总是愿意停下来帮助别人。一天一群文明开化的人经过了此地，这个靠水生活的两栖民族就永久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是破坏者，或者说是所有人类的统治者。［边上写着：见布丰的描述。秩序，财富，舒适的生活，共同的工作，财富的分割，公共粮仓，永恒的和平，抵御外部暴力的联盟。］实际上，美国人已经以一种惊人的方式将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考虑方面……对于人们来说只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满足自己身体需要的方式。美国的居民并不是粗野的民族，但是在文明的产物中，他们选择了最为明确、最为物质、最为正面的东西，以便自己能够将之据为己有。他们致力于对科学的研究，只是为了找到能够立即用上的东西；在文学方面，他们只是为了能找到可以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良好条件的强大方法；并且他们发展艺术不是为了创造更多具有价值的作品，而是为了点缀富裕的生活，让它变得更美。你可以说他们发展人们的精神力量只是为了满足物质本性的享乐，他们利用高贵典雅的方式，只是为了使自己的动物般的习性变得完善。［“动物”的边上写着另一种说法：野兽］在所有组成英国的阶级中，有一个特殊的阶级，它靠着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处于人民大众之上，而又因为财富的平庸而处于贵族阶层之下。这个阶层有着平静的喜好［对于良好生活条件的喜好］，简单的习惯，不完整的知识水平，很好的实践和［编者注：空白］的意识，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中间阶级。这些中产阶级成员构成了美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组成部分。这些人中只有很少人被流放到新世界的海岸上，他们最初是受到巨大需求的驱使，受到巨大危险的威胁，他们一开始必须将他们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此，以满足需要和抵御威胁。当这些最初的障碍被克服之后，他们发现他们所居住的祖国为他们的人类事业提供了一个难以置信的无限可能。没有人会不渴望舒适的生活，很多人都向往财富，因此人们的思想从对科学的追求中转移出来，从精神享乐中分出心来，对艺术的吸引也感到不敏感，发现自己就像被动地被卷入了湍流的激流中，朝着对财富［良好的生活条件］的获取中奔去。”（草稿，卷1）我假设了一个不久前才从还未开化的状态中出现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人们的身份条件保持着平等，政治力量集中在一个人的手中。我完全能够相信，在这类民主国家中，人们的思想会停滞发展，受到限制，就像罹患了智力上的瘫痪一样。在人类心底存在着一种对于思想事物的喜好，和对于想象的满足感，也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对感官享受的倾向。人们的思想一方面在朝着限制、物质、利益和有用的方向努力，另一方面对于无限制、非物质、伟大和美的方向的倾向却不做出努力。赋予所有的公民平等［知识和自由］意味着让所有的公民获得财富，并防止他们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就获得财富，防止财富自己积累，并防止它们被毫无难度地传给他的后代，然后你可以很自然的达到圣西门所提出的目标，而不需要用上他们所暗示的危险和不切实际的手段。让人们自己放手一搏。人们会依照他们自己的能力将所有人分成三六九等，也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这样做。平等会让所有人都倾向于自行评判所有事物，对任何事物都怀有明显的、真切的爱好，而对于传统和形式，人们却抱有轻视的态度。在民主国家中，那些研究科学的人往往会担心自己陷入空想之中，失去方向。因此，他们总是会紧紧地抓着事实并且亲自研究事实，同时也敢于挑战固有的体系。他们既不会轻易相信哪个有名气的同行，也不会盲从权威。恰恰相反，他们会不断地去寻找名人或权威的理论弱点。学术传统对他们的影响不大，通常来说，他们不会拘泥于一个学派的烦琐议论，而且也极少受制于某些人的豪言壮语。他们尽力地深入到所研究对象的各主要部分，美国人专注于科学的纯应用部分的研究，而对于科学的理论方面，却只注重研究对应用有直接作用的那一部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通常会表现出求真、自由、大胆和创新的精神。然而，几乎没有美国人会去专心研究知识的理论和抽象部分。在民主社会，既不像贵族制国家那样存在因富有而高枕无忧的阶级，也不存在贵族制国家中那种因为无望改善处境而不再进取的阶级。所有人都在积极活动：有的人希望获得权力，有的人希望得到财富。在这种利害冲突频繁、人们不断追求财富的环境中，是不可能有空间让人们得以静下来深思的。当你周围的一切都处于活动状态，而你本身已被拉入席卷万物的激流中，并且每天都漂浮在这个激流之上的时候，你是无法停下来思考高级科学的。法国人在横扫旧封建社会的残余的时候，精密科学一下子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因此有些人把这种科学的发展归根于革命而不是民主。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把它视为一般规律，那是不妥的。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发生大革命的情况并不多。然而，在民主国家里，却常发生使人感到不快的轻微的不和谐运动，即人们之间经常互相排斥。这只会使人的精神受到扰乱，却无法激发和振奋人心。对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来说，深思不仅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且他们本身对这种思维活动也不够重视。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使得大部分人经常处于动的状态。而适于这种动态的习惯，在思维活动上并不能同样适用。那些以这种习惯进行活动的人，通常会满足于不求甚解的状态，因为他们一旦希望每一细节都十全十美，那就无法达到他们预期的目的。他们经常会不失时机地利用他们那无暇深入研究的思想，而不去关注这一思想是否严密或正确。他们认为，与其耗费时间去证明一切原理的真实性，还不如冒点风险去利用某些错误的原理。更何况，即便没有那些能够得到长期的验证的观点存在，这个世界也还是会照常运转。人们都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掌握世界上的所有事情的：先是一瞥某一特殊现象，经常对群众的不断变化的情感进行观察，随时而机智地抓住其中的规律和原理。因此，在所有人都处于活动状态的时代，人们通常过于看重对智力的快速成果和肤浅论据，而对于见效缓慢但是影响深远的智力劳动则十分轻视。这样的舆论会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的判断造成影响，并使得他们相信：深思并非必要，或者，不去研究那些需要深思的科学也可以获得研究成果。对于科学研究，存在好几种方法。许多人有一种利己主义的倾向，他们往往会把通过智力活动得出的发明创造用于工商业。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爱好同少数人追求真理的无私之心混为一谈，因为前者是希望利用知识为自己谋利，而后者完全是希望求知。我非常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人对于真理的热爱将会无限膨胀。并且，这种热爱只依靠自己不断成长壮大，决不会自我满足。这种对真理热爱是无私和令人自豪的，否则，人们不可能会找到真理的抽象源泉，并从那里汲取珍贵的养分。假如帕斯卡尔一心只追求名利，或者他只是为了某种荣誉而活动的话，那我相信他肯定不会倾尽其全部精力和心血去探索造物主的奥秘。我一想到他为了将全部精力投入到这项研究中，而让自己的精神摆脱了俗世的一切杂念，以至过早地耗尽身心，在未达40岁就离开人世时，就不禁感佩不已。并且我认为，使他付出如此非凡的努力的原因绝不普通。在贵族制社会中，它会自然而然地对本阶级和人类抱有一种优越的观念，其中的原因就是，指导舆论和政务的阶级可以世代永居于群众之上。这个阶级往往会费尽心思让自身享有荣誉，他们会为自己的设想定下宏伟的目标。虽然贵族常常有非常残暴和不人道的行为，但从思想上来说，却少有下流的人。虽然他们表面上喜欢一些小型娱乐，但实际上却仍抱有某种轻视心理。他们的这种行为，其实也间接地提高了一般人的心灵境界。在贵族时代，对于人的尊严、力量和伟大，人们往往非常看重。无论对于研究科学的人，还是对普通人来说，这种思想的影响始终存在：它自然而然地促使着人们的精神境界向更高层次发展，并使人们的心里自然地对真理产生崇高，甚至可以说是神圣的热爱。普卢塔克曾经说过：“阿基米德的治学精神非常崇高，甚至到了不肯自贬身价去撰写一部制造兵器的著作的地步。关于发明和组装机器的一切科学，以及与应用有某种实际利益关系的一切技艺，在他看来，都是没有价值的、卑贱的和金钱化的。他费尽精力撰写的所有著作中的美妙之处全部都与实际应用没有任何关系。”这就是贵族在科学领域的追求。对民主国家来说并不存在这种情况。民主国家的大部分人都热忱地追求物质，贪图眼前的享乐。因为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到不满足，并且拥有摆脱这种处境的自由，所以他们整天想的都是如何改变处境和如何获得财富。对于持有这种思想的人来说，任何可以成为发财致富捷径的新方法、任何可以节省劳力的机器、任何可以降低生产成本的工具、任何便于享乐和增加享乐的新发明，这些东西都是人类智力最好的成果。民主国家的人们基本上是从这个角度出发去钻研、认识和尊重科学的。而在贵族制度时代，人们对科学的要求不同于民主时代，贵族时代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享受；而在民主制度下，人们关注的焦点主要是肉体上的享受。因为现实的利益一直驱使人们甘愿从事属于中等智力水平的领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人出于本能而去求知，并且使自己的精神上升到的智力活动的最高水平，结果也将会一无所成。人的精神只有在中等的智力活动领域，才能发挥它的精神力量和持久的积极性，创造出最好的成果。这就是为什么连力学一个普通定理都没有发现的美国人，却能发明一部使世界的海运面貌因此改变的新机器。当然了，我并不是认为当代的民主国家要空坐，看着人的精神之光逐渐暗淡熄灭，更是不说它们不能重新焕发光芒。世界发展到了当下这个时代，很多文明国家都在努力发展工业，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会开始关注那些引发科学的各个不同部门联合起来的各种关系；甚至，当人们对应用保持合理的爱好的时候，也会促使他们开始重视理论。在如此多的试验或实验每日都在反复进行的过程中，我们肯定能经常发现最一般的规律。因此，即使不会出现太多伟大的发明家，人们也将不断取得新的发明。此外，我相信科学具有崇高的使命。民主制度虽然无法引导人们纯粹为了科学而研究科学；但另一方面，它却会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研究科学的行列中。在如此大量的研究人员当中，很有可能会有一些热爱真理的天才开始转向理论研究。毫无疑问，对于这样的天才来说，不管他们的国家和时代受何种思想或观念所支配，他都会竭尽全力去揭开大自然的奥秘。他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他们选择独自前进，只要外界不给他们设置障碍，他们就感到知足了。在这里，我想要讲的无非是：如果人们的身份永久不平等，这会使人们囿于抽象真理的研究，并认为这种研究过于高尚，但实用价值不高；而民主社会的情况和制度，则会让人们只关注和追求科学的直接和有实际价值的应用。罗马的文明因为蛮族的入侵而走向灭亡，因此，我们可能会有这种信念：只要不再出现这类事件，我们的文明就不会灭亡。如果指引我们的前进之光突然熄灭了，那我们将会逐步陷入黑暗之中，最终自行消亡。如果强迫人们只去关注应用，就会使人忽视原理的重要性；而如果完全将原理抛之脑后，由原理产生的方法肯定也不会太多。这样一来，人们就无法发现新的方法，而只是一直在无知地和不熟练地使用某种工作方法，而对于这种方法背后的原理却完全不了解。300年前，当欧洲人进入中国时，他们看到中国的几乎所有工艺水平均已达到很完善的阶段，并对此感到非常惊讶，认为中国就是最先进的国家了。然而，不久以后，他们才发现中国人的一些高级知识已经失传，只遗留了一点点的残迹。这个国家在实业方面十分发达，而且大部分科学方法仍然保留下来，但是科学本身却荡然无存。这就说明，这个民族的精神已经停止发展，陷入到罕见的停滞状态。中国人忘记了那些曾经引导他们祖先前进的原理，只是盲目地踏着祖先的足迹前进。那时，他们还在沿用先辈传下来的科学公式，但是对其背后的原理却不再深究。他们仍在使用着过去的生产工具，但已经不再努力去改进这些工具了。因此，中国人没有进行过任何变革。而且也不再有维新的念头。他们一直亦步亦趋地效仿祖先，以避免偏离先辈留下的轨道走入未知的方向，以至知识源泉逐渐变得干涸。因此，尽管河水仍在流动，但已经无法卷起大浪或改变流向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安然无恙地度过了许多世纪。征服中国的外族采用了它的习俗，那里依然秩序井然，物质的繁荣随处可见。在中国，革命非常罕见，而战争更是鲜有听闻。1. 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想由自己来断定事物；没有人会因某人的口头之言而相信一个人；没人会说太多的花言巧语。（1）在科学技术最理论的部分中，要想获得进步是需要进行沉思冥想的。在民主社会中盛行的不断的运动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停下来进行沉思。民主既剥夺了人们的时间，也剥夺了人们停下来的欲望。在一个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永恒地运动的社会中，沉思是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的。（2）人们对真理的崇高和无私的喜爱将人们的思想推向了科学的抽象部分。这些巨大的科学热情在民主时代展现得要比在其他时代中少，这是因为：i. 社会状况没有引导人们普遍具有这种巨大的热情，也并没有赋予科学崇高的色彩。ii. 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时刻都在忙于享受，对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满足，并想改变自己的地位，因此并不重视科学，除非将科学看作是最容易获取财富的捷径。因此他们是以这样的精神来回报科学家的，并且不断地朝这个方向来劝解他们。［边上写着：我还知道一些比这种推理更引人注目，更清楚，并且最终是更好的东西，但是我的思想却没有抓住它。］3. 在民主时代中，政府必须尽所有的努力去维持科学的理论研究。实际的研究是可以靠自己发展的。4. 如果人们完全抛弃理论而只在乎实际，他们会再一次变得近乎粗野。两种科学热情，一种是无私和崇高的；另一种是商业化和低级的。专制是无法维持它所发现存在的事物的，也无法独产出伟大的事物，因此我所谈论的并不是一个被奴役的国家，而是一个没有完全成为自己主宰的国家。对优越生活条件的喜好使得人们极力想通过对科学的应用得到财和名的回报。这些人对科学研究者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引导他们的研究朝着这样的方向进行，并且通过降低他们对非物质事物的喜好这样的主要驱动力量，从而导致他们无法在其他方面引导自己的方向。大致上，每个人都拥有相等的财富，谁也没有过多的剩余财富，所有人都希望生活舒适，大家都不断努力追求安乐，这将使人容易陷入爱好实用而不太追求美的状态。我不想再对这些进行一一赘述，以免浪费读者和我自己的时间。在民主国家，这种现象随处可见，因此，它们首要得发展对象，是使生活可以舒适的艺术，而不是用来点缀生活的艺术。他们在生活习惯上仍以实用为主，让美居于其次。它们希望美的东西同时也是实用的。贵族制国家向来具有的停滞性，还是会使从事同一行业的那些人形成一个独特的阶级，而这个阶级的成员永远是原来的那几个家族。因为他们彼此之间非常熟悉，所以不久就产生了同业的共同意见和同行的自尊。在这种实业阶级内部，每一个手艺人都会努力工作，他们并不只是为了赚钱而工作，而且还要为保持自己的荣誉。无论做什么，他们优先考虑的既非他们自身的利益，也不是他们顾主的利益，而是团体的利益。这里所说团体的利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每一个手艺人都要需制造出优秀的作品。因此，对于生活在贵族制度时代的手艺人来说，尽量做出精美的制品才应该是艺术追求的目标，而不是使制造速度加快，更非降低造价。相反，如果所有职业对任何人都开放，所有人都可以随时进入或离开某一行业，大家就会把同行者视为外人，对彼此互不关心，这时，行业便不会再有社会联系，每个从业者都在自食其力，只追求尽量以最少的费用赚取尽可能多的钱。只听命于那些能抑制他们的消费者的意志。但是，与此同时，消费者也会对他们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在一个国家中，有一小部分人长期占有财富和权力，那么这个国家的财富大部分将一直被同样的一小部分所享用；而其他的人，则会因为贫穷、习俗和自我节制，而无法享用这些财富和权力。这个贵族阶级一直稳定地保持着高高在上的状态，并且在范围上既不扩大也不缩小，所以它感到自己的需求永远没有变化，而且永远以相同方式享用。而对于这个阶级的成员来说，由于他们居于高人一等的世袭地位，自然会爱好最精致和最耐用的物品。这一现象使得全国人民对待工艺品的态度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在这样的国家里，即使是农民，通常也会倾向于购买最好的物品，否则宁可不买。因此，对于贵族制社会中的手艺人来说，他们的服务对象通常人数有限，而且这些顾客通常非常挑剔。这些手艺人完全是凭借自己高超的手艺在赚钱。如果所有的特权都被取消，而等级的界限也随着消失，所有人都可以在社会的阶梯上浮沉漂泊的话，上述的情况就不复存在了。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在一个民主国家里，经常出现这种现象，那就是许多人的家产都是变得越来越分散，并且在不断缩小。当家业兴旺时，他们一直保持的某些需求变得根深蒂固，并不会因为他们无力再满足而消失不见。为了满足这些需求，他们就会急切地寻找某些可以找到的间接办法。在民主国家里，我们也常常看到另外一种现象，那就是许多人的财产日益增加，但他们的欲望比财富增加得还快。在他们仍未变得富有之前，早就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他们希望获得的财富之上了。这些人也要千方百计去寻找捷径，以便尽快享用那些财富。这两种原因造成了民主国家出现如下现象：很多人虽然无能满足自己的需求，但他们宁可让自己的愿望得以勉强满足，也不愿意放弃所期求的对象。因为手艺人也有这种感情，所以对这些人的感情他们更容易理解。在贵族制社会，他们向少数人高价出售自己的制品；而现在，他们发现有更便利的致富方法，那就是降低价格，增加销量，向大众廉价出售制品。但是，只有两种办法能降低商品的价格。第一种办法是找到最好并且最快的生产方法。第二种办法是大量生产品质基本一致但价格较低的制品。对于民主国家的手艺从业者来说，他们的智力几乎全都用在这两个方面上。他们会努力去探索和研究，目的就是发明那些不仅能把产品制作得更好，而且可以做得更快和造价更廉的工艺。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标，他们就想尽办法降低其所出制品的原有质量，但又不能使制品的原有用途发生减损。在只有富人才戴得起表的时代，表对大部分来说几乎是奢侈品。但是，现在的表已经变得很普通了，每个人几乎都能拥有。因此，民主制度并没有使人的精神只专注于实用工艺；另一方面，它还使得手艺人们快速地大量制造不够完美的制品，而对于消费者们来说，他们也满足于这样的制品。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民主制度下的手艺人无法在需要的时候制造出更好的制品。只要买主肯出钱，使得手艺人的时间和劳动得到良好的报酬，手艺人也会经常造出品质一流的制品。在各行各业都参与其中的这场斗争中，由于存在广泛竞争和大量的实验，自然会出现一些手艺高超达到行业巅峰的工匠，不过他们没有多少机会去显示自己的出色手艺，而且他们对自己的手艺也极度吝惜。他们非常审慎，一般情况下不喜欢展现自己的手艺。他们虽然有能力超过他们所承受的任务，但他们往往只满足于完成任务而已。与之相反的是，在贵族制度下，手艺人总是在不断竭尽才能工作，不达到其本行的高峰不肯罢休。在民主时代，匠人不仅要使自己那些有实用价值的制品能够卖到全体公民手中，而且还要尽可能地使其全部制品具有它们本来并不具有的异彩。如果在一个社会里，各阶级互相混合，则所有人都会想装出与自己实际情况不同的模样，并为此大费苦心。由于这种感情完全出于人心的倾向，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感情并非由民主制度造成的。然而，民主制度却在使人把这种感情用于物质方面。在任何时代，道德方面的虚伪都并非罕见，但在奢侈方面的虚伪则是民主时代的独特现象。很多手艺人为了满足人的虚荣心的这种新需要，便在工艺上进行作假欺骗，有时甚至做得太过分，从而使得工艺本身受到损失。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足以乱真的假钻石。等到发明出的制造方法达到完美的境地，使得这些假钻石可以以假乱真时候，人们很可能就对两者都失去兴趣，把它们当作一般的小石子了。我认为，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不一定会导致从事美术的人数减少，不过它将对美术工作者的造就方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两方面的因素：第一是，许多原来爱好美术的人都变得很穷；第二是，许多还不富裕的人会开始养成这种爱好，至少会模仿别人的这种喜好。消费者的人数不断增长，但是那些富有并且挑剔的顾客的数量则在不断减少。于是，我之前在讲实用艺术时提到过的现象就会在美术中发生了。这个现象就是，艺术家的作品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而艺术品的价值却大大降低了。人们追求的目标不再是伟大的艺术品，他们只注重优雅和美观，对他们来说，外表远比实质关键。在贵族制社会中，出现了一些伟大的绘画作品；而在民主国家，绘画作品的数量虽多但多为平庸之作。在贵族制社会条件下，建造了许多青铜像，而在民主时期只塑造了一些石膏像。民主的社会情况和制度还会使所有模仿别人的艺术作品容易被人看穿，因为这些模仿者往往只专注于描绘形象，而不重视刻画灵魂，他们通过描绘行为和感触代替了对情感和思想的描绘。总之，他们用现实的需求代替了理想的位置。拉斐尔对人体构造的烦琐细节的研究是否能像我们时代的画家那样彻底呢？对于这一点，我仍存在怀疑。在对待人体结构上，他所关注的重点与那些画家完全不同，他们追求的是精确和符合实际，而他追求的是超越自然。他既要把人画得像人，但又要高于人本身，而且要把美画得更完美。与之相反，大卫和他的学生们既是著名的画家又是有名的解剖学家。所以，虽然他们能够真实地再现他们的模特，但却很难利用想象超越模特本身。他们完美地再现了他们眼前的模特的模样，而拉斐尔则在追求一些超越自然的东西。大卫及其学生留给我们精确的肖像画，但拉斐尔却能使我们从他的作品中窥到神韵。（1）在贵族社会中，艺术家们在意的是维持自己的名声和艺术家群体的名声，而不是有着赚取钱财的欲望。艺术的目标是创造数目不多的大师级的著作，而不是大量不完美的作品。而当一种职业不再构成一种群体并且成员经常改变时，情况就不再是这样了。（2）在贵族社会中，消费者通常数目很少，很富有，要求也很高。在民主社会中，消费者数目众多，生活拮据，几乎总是有着更多的需求。因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本性结合起来增加了艺术作品的产量，也降低了它们的水准。（3）在民主时代中还有一种相似的艺术倾向那就是在其作品中模仿本来没有的丰富多彩。（4）民主社会的状况和民主制度尤其让美术的目标集中在优雅和美丽，而不是卓越和伟大上；身体的表现更重于精神的表现；他们由看重理想变为了注重现实。“在各种美术中，我只清楚地看到了关于建筑、雕塑和绘画的一些东西。而至于音乐、舞蹈……我则什么也看不到。”你可以在贵族社会中看到，也可以在民主社会中看到人们在发展实用的艺术，他们就算不是擅长所有，至少也擅长其中的几种。这让我们记起中世纪的战士们所遗留的盔甲，和从我们城市的中心直插入云的哥特式教堂，我们从这些东西中就可以知道那个时代的兵器制造者们和石匠们都是技艺超群的人。但是他们没有将现代艺术家一样的精神带到他们的作品当中。（草稿，卷1）在印度，棉织物，尤其是平纹细布的柔软性，光泽度和柔韧性以所有欧洲人的艺术水品都是难以模仿的。第61页。但是印度仍然是一个半开化的国家。事实就是单独的艺术完善化是无法证明什么的，只能证明发展艺术的人从刀耕火种的时代中脱离了出来。在这样的状态下，没有什么是能够被完善的。我刚才已经说过，对于民主时代的国家来说，艺术制品的数量变得越来越多，但其价值却在不断下降。不过，这方面也有例外的情况。在民主社会里，当人们想到自己的时候，他们的想象力立即收缩；但是，当他们想到国家的时候，想象力便会无限扩张。因此，这些居住在狭促的空间的人，反而会期望将公共场所的建筑物搞得气势恢宏。在美国人准备建都的地方，他们规划着要建设一座巨大的城市。这个地方现在的人口还没有法国的蓬图瓦兹多，但是他们认为，有一天人口会要达到一百万居民。他们现在就已经把方圆10里以内的树木全部伐光，给那里的未来居民创造便利的条件。他们还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建造了一座宏伟的大厦，供国会使用，并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国会大厦。一方面，民主制度在引导人们去生产无数微不足道的制品；另一方面也在促使他们去建造一些非常宏伟的建筑物。但这两个极端之间是什么呢？一片空白。所以，我们无法通过各地的巨大建筑物来判断建造这些建筑物的民族的社会情况和制度。假如罗马人能掌握一点儿水力学原理的知识，就不会在如今已变成废墟的城市周围建造如此多水道了。如果他们发明出蒸汽机，也许就不会修筑伸向帝国四面八方的长长的石头大道，就是那些所谓的“罗马道路”。1. 在民主社会中，个人是很弱小的，但是国家是非常强大的。人在思考自己的时候，想象力是非常狭窄的；而当人们将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国家上时，想象力则会无限制地增长。在这样的社会中，小成就的纪念是很少的，多的是伟大的丰碑。美国人的例子会证明这一点。2. 伟大的成就也如同艺术一样不能证明国家的繁荣、文明和伟大。在美国，我看到民主政府的机构设施却极度地讲究经济性。比如：监狱、医院。在我看来似乎这些设施已经是简陋得不能再简陋了。而在英国则完全相反：政府或者管理者总是设法让每一种设施都耗巨资来建设。米尔班克的建筑是多么华丽啊！就连最微小的细节都是那么的奢华！！两千万法郎的耗资只是用来关押两千名罪犯！还有疯人院！为了250名精神病人，耗资了250万法郎（这还只是建筑的造价），20万英镑啊。难道说贵族制度的精神就是让每一样东西都奢华宏伟，富丽堂皇吗！还有格林威治！还有切尔西！大型遗迹是属于中级文明状态的，而不是高级文明。人们通常会在思想已经非常伟大而知识仍是有限的时候建立起这样的建筑，他们不知道如何去满足思想，只知道用耗费巨大的财力来这样做。我记得我第一次阅读封建时代的戏剧《亨利五世》，就是在一间小圆木屋中。由于他们不必为日常琐事而劳心费力，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他们从未这样做过，他们的父辈们也从未这样做过，因此，他们好几代人都能一直专心地从事智力劳动；另一方面，对于他们来说，文学就是一门艺术，他们纯粹为了文学本身而热爱文学，并且还学会了以学者的角度感受人们与这些规则相融相依的满足感。然而，上述的情况还不能代表整体：我所说的这些人，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富裕与舒适之中，所以当然会精心挑选享乐并且热爱精致优雅的消遣。除了这个原因以外，在这种长期而平静的富裕生活中享乐，使得他们的身心变得温和，从而使得他们在享受方面也会避开那些过于突然或令人激动的东西。他们追求的是享乐，而不是刺激。他们只愿意从享乐中感受乐趣，但不会为享乐而疯狂。在文学界常常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其中的成员都生活在自己的这个文艺小圏子中间，他们写作时想到的基本都是自己生活其中的这个圈子的事物，所以常常把外界因素忘得一干二净，写作风格变得虚假而枯燥。他们把自己限定在只有他们自己使用的烦琐的写作规则中，不知不觉脱离了人们的一般思维模式，最终也将脱离现实。在语言使用上，他们会尽量避免使用通俗的语言，使用那些与通俗语言相去甚远的贵族化的语言。在贵族制社会中，这一切便是文学天然的坟墓。任何一个与人民保持距离的贵族阶级都会变得软弱无力，这一现象既出现在文学界，也存在于政治界。在这里，形形色色的人都要求在智力活动方面满足他们的希望。这些人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文化文平参差不齐，但是都喜好精神享乐；他们与父辈或祖辈都不同，并且他们自身也一直处于变化的状态，因为他们的住所、情感和财富都一直在变动。因此，在精神上，他们彼此不仅没有由于传统和共同习惯而联系起来，而且通常也没有彼此交换意见的耐性、意愿和时间。在民主制度下，不是每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都受过文学教育，而且那些在搞所谓的纯文学的人，大部分也都是在同时涉足政治或其他行业，他们通常只是时不时抽空去体验一些精神上的享乐。因此，对他们来说，生活中的主要乐趣并非来源于这种享乐，这种享乐仅仅是对终生劳碌的一种暂时性的和必要的排遣。这样的人肯定无法深刻地理解文学和艺术，甚至还没有达到足以欣赏文艺之美的地步。他们很难体会文笔的微妙差别。他们只花很少的时间进行写作，所以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写作时间。他们喜欢那些价钱低廉、很快可以读完并且浅近易懂的书籍。他们所追求的美，是那种他们一看就入迷和可以随时欣赏的浅显的美；而他们特别需要的，是那些让他们有新鲜感和出乎他们意料的东西。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既有冲突而又单调的现实生活，所以他们所要求的，是使人能产生感情冲击的东西，是使人惊奇的妙笔，是真伪明显、立即感动他们和仿佛有一股力量在驱使他们马上动笔的故事情节。从数量上来看，短幅作品往往多于巨幅长篇，作者靠的是才气而不是实学，作品常常富于想像但是缺乏深度。你可以在这种文学中看出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不过作品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产量非常惊人。与其说作家们追求的目的是使读者获得快速的慰藉，还不如说是使读者感到惊奇。作家们追求的不仅是让读者享受到乐趣和美，还要让读者感到激动和兴奋。总而言之，贵族时代的文学喜欢描写秩序、规律、科学和艺术，但民主时代的文学却与之不同，通常来说，它不注重形式，有时甚至轻视形式。在文体上，它通常显得杂乱无序，冗长而啰唆，但几乎又总是热情奔放。它的作者们往往文笔细腻，并且喜欢追求快速。因此，从数量上来看，短幅作品往往多于巨幅长篇，作者靠的是才气而不是实学，作品常常富于想像但是缺乏深度。你可以在这种文学中看出一种粗野的，甚至是蛮横的力量在统治着思想，不过作品却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产量非常惊人。与其说作家们追求的目的是使读者获得快速的慰藉，还不如说是使读者感到惊奇。作家们追求的不仅是让读者享受到乐趣和美，还要让读者感到激动和兴奋。当然，偶尔也会一些作家另辟蹊径，而如果他们才华横溢的话，那不管其作品好坏，他们都会赢得一批读者。但是，这种例外情况毕竟少见，而且从作品的总体来看，这些作家往往会脱离了常规，但是在细节方面他们最终还要依循常规。一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和它的作家们的天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完全了解前者的情况下，才可能完全理解后者。1. 严格来说美国人是没有文学的。它们的文学作品都是来自英国，或者说他们是根据英国人的喜好来写的。2. 这是由于一些特殊和暂时的因素，因此必然不会妨碍我们对民主国家中的文学本性进行探查。3. 若所有的阶级都是非常明显的，人也是在各自的位置无法改变的，文学生活就像政治存在一样存在于上层阶级。在这些固定的规则里，传统的文学习惯、艺术性和精致性，完成的细节，对风格、形式的喜好……都是固定的。4. 当各个阶级开始融合，有了出身、教育各不相同的有才能的人和作家，它们就会时常发生改变，为思想的享乐留出的时间就很少。如此缺少固定的规则，文学就会不拘泥于风格，迅速，高产，自由。5. 在一个时期内，民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文学天才是有着交集的，一段短而辉煌的时期，那就是18世纪的法国文学时期。（YTC，CVf，第14—15页）我不知道民主的倾向是否是反智力的；它为人民大众带来了物质上的良好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它通过摧毁腐朽的巨大财富，或者终结让人们低人一等的极度穷困，甚至成为了那些被它赋予了中等条件的人的道德来源。这有着它的好处；但是从何种程度上来说它才能不与文学的品位、科学的发展进步、思索的研究和智力的沉思相对立呢？为了让一个人投身于对文学的热爱和思想的享乐之中，闲暇是必须的，如果不是富人的话又有谁有闲暇时间呢？为了生活而工作的人，是否能找到思考的闲暇呢？他又没有时间和喜好还有能力来达到这一点？难道说现在我们不应该同时对在大多数人中广为传播的普通指导和即将被遗弃的高级指导感到担忧，担忧文学的品位即将遗落，只有实用性的书才会被人们阅读吗？没有人会对理论和推理感兴趣了吗？难道人们只会考虑应用而不再考虑发明创造了吗？回答：我相信民主的倾向将会与你表达的担忧大相径庭。正如经常在民主上发生的一种争论，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赋予人们对文字和智力的喜好。随着民主的传播，为了生计而工作的人将会增多；同时，有着闲暇时间的人的数量将会减少。但是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才确立了自己的信念。我们将之看作是由一种经验而建立的事实，那就是工作得最多的人是学习得最多，也思考得最多的人；而虚度光阴的人才既不学习也不思考。一个无所事事，过着闲暇生活的人是很难找到做任何事情的时间的。对他来说，学习是一场审判，并且十个富人中有九个一年也读不了一卷书；他们经常忙着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只对奢侈享受、服饰、赛马、财富等这种毫无意义的消遣感兴趣，而不是工作。对他们来说，让他们的思维发散一小会儿，进行一点点的写作都太难了，就像接受审讯一般，进行一点点阅读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繁重的负担。（BYC，博蒙，CX）美国人处在一个最不利于得到文学的位置上。一个新的国家每天都在它的各种事物上发现古时的国家留下的文学作品。我记得有一天，先驱者不在了，在等着他回来的时候，我拿起了这几卷另一个半球的天才所著的被孤立的作品。偶然间翻开，我便开始阅读戏剧《亨利五世》的第一部分。时间和我的过于活跃的好奇心击败了其他的一切。在这次阅读中，我很快忽略了环绕在我身边的各种情感，作者所塑造的一个个角色一点点地围在了我的周围。我觉得我看到了他们的交谈，他们的信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偏见，他们的美德和他们的陋习。我们历史上英雄时代的记忆在同时侵袭着我；我的脑海瞬间被封建社会的盛况所占满；我见到了高高的塔楼，千种旗帜在空中飘扬；我听到了盔甲的铿铿作响，号角的长鸣，披甲战马的沉重脚步声。我沉思了一会儿这种痛苦与财富、力量与弱小、不平等和壮丽交织的描绘出中世纪的画面，然后我睁开了我的眼睛，发现我自己正坐在我昨天才建造的木头小屋的中间，四周鲜花盛开，让我想起了世界最初的场面，在这个世界中同样居住着欧洲人的后代，他们已经变成了民主共和国中无名而和平的公民。我很感兴趣，将我的观点在这两个展现在我面前的人类命运的极端中转变着。我被它们之间延伸出来的，人们不得不涉及的广阔空间所震惊了。你想清楚地看到这几段的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奇怪弯路吗？你想通过某种方法看到无法抗拒的时间奔流从你眼前掠过的景象吗？紧靠着美国的先驱家庭的边上坐下来，在原始森林的树荫中读读莎士比亚吧。［边上写着］读欧文先生所著的书，他的书中有着译本的所有优点和不足之处。（草稿，卷1）我所谈到的作家，除了他们的天赋和他们经常用来提高他们在同伴中的形象的好斗的爱国主义之外，在美国并不能像在英国一样激起更为现实的相同观点。因此，他们在向我们赞美的国家中，是活得非常卑微的，而为了获得荣誉，他们来到了欧洲。（草稿，卷1）我们的写作是如此的高产，如此有魄力，如此的多元化！而希腊人和罗马人的作品是多么富有智慧、艺术性，完善和完美啊！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不同？我考虑了存在于古代时候的数目众多的奴隶，为数不多的征服者，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权力和财富。这启发了我，但是还不能让我满足，因为在我们中或多或少地也能找到这样的因素。必然还存在一些强有力的因素。我终于在书籍的稀少和昂贵中，再版和传播书籍的极度困难中找到了这个答案。专注于思想享乐的情形只是少数时，广大的政治贵族中就会形成一种小而精锐的文学贵族。当帕斯卡在描述了宇宙的伟大之后，是以这样的名言来结束的：“世界是一个无限的球体，它的边缘存在于任何地方，但是它的中心却无法得知。”人们的精神是被这样的画面所牢牢缚住的，并且不管它所表达的观点是多么庞大，人们思想的构思在第一次的震撼时就已经形成了；帕斯卡所用于比较的对象是相似的；读者们完全知道它的原始大小，还有形状；但是随着作家所进行的修饰，它变成了一种绝妙的与无限宽广的宇宙的比较的对象，就好像你的周围有一个巨大的圆圈，而你认为不管你走到哪里，这个圆圈的中心都是你自己。帕斯卡的思想让（无法辨认的字迹），可以说抓住了一种确切的（无法辨认）的潮流，这种潮流是思想本身无法构想的。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引用这样的例子。我本可以引用其他上千种例证的。在最为无知的、最为熟练的，或者最为纤弱的作家的观点中，你总是可以发现一种有理智作为基础构建的根基。在贵族时代，读者的人数不多，并且喜欢吹毛求疵；然而，在民主时代，读者不仅人数众多并且不大挑剔。因此，在贵族制国家，如果一个文人没有付出巨大的努力，那他肯定无法获得成功，这种努力有可能会让文人得到很高的荣誉，不过决不可能使他们赚取大笔财富；但是对于民主制度的国家来说，一个作家却可以通过低价推销作品而获得大量的财富和些许名气。他需要的不是人们的钦佩，只要受到人们的欢迎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由于读者的数量逐渐增多，并且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所以，即便是那些没有什么价值的书也可能成为畅销书。通常来说，民主时代的读者大众对待作家的态度，就像国王对待他的宫内侍臣。读者大众为作家带来了大笔财富，但是内心却轻视他们。试问：除了如此，还应该如何对待出生于宫庭或蒙宠而在宫庭里生活的御用文人呢？在民主国家，总有一批作家把文学视为商业，在这些作家中，也会出现某个影响力胜过几千个思想小贩的思想批发商。由于读者的数量是巨大的，也很容易被满足，这是因为他们对新事物的绝对需求，因此你只要不断地出一系列的新作品就能赚大钱了，而不需要写出完美的作品。因此人们很容易就能获得不多的荣誉和大量的财富。民主的文学为为数不多的伟大作者带来了大量的有着各种观念的销售商。美国人不仅出产的书籍很少，并且基本上他们的书都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写的。从总体上来看你可以说他们的作家只在文学中看到了与他们在开发原始森林时看到的一样的工业和种植业的发展。这很容易明白。这些作家要比贵族时代的作家们更渴望钱财，因为在这里钱财是万能的。他们能更容易地挣到钱，因为读者的数目是非常多的。并且他们越不专注于作品的完美，他们就能挣得更多。在古代的一些民主共和国中，“人民”这个词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并非同一个意思。在雅典城邦，全体公民都共同参加公共事务的管理，但在它的35万居民中，只有2万人是公民。其他的人都是奴隶，他们所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人民和中产阶级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雅典人实行的是普选制，但实际上能够参政的只有贵族，所以它仍然是一个贵族制国家。我们也要用这种观点对于古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斗争进行分析。实际上，我们只能把这种斗争看成是同一家族的长辈与少辈之间的内讧。古罗马的平民就是贵族，在精神上他们与贵族阶级并无二致。有一点我们不能忽略，在整个古代，书籍是很罕有，并且价格昂贵，不论是出版还是发行都非常困难。这样一来，就只有少数人能去追求和研究文学了，在一个大的贵族政治集团中形成一个小的贵族文学集团。因此，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写作无法成为一种实业，这一点是有事实证据的。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民不但是他们国家的贵族，而且还是世界上文明和自由程度最高的群体，因此，他们无疑会使他们的文学创作带有贵族时代的文学所特有的缺点和优点。通过大概的阅读经典的古代作品，我们就可以对其作者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和了解。这些作者虽然在题材上变化不大，在思想上也不够大胆、活泼和深刻，但在情节的描写上，却显得技艺高超、匠心独运。在他们的作品中，你能发现任何匆忙赶工或随意下笔的痕迹，每一处细节都写得很到位，对每一处的推敲都是出于对美的追求。民主国家作家们的作品都达不到这样的水平，他们天生不像古代的作家们那样显著地表露这些特点。因此，在民主时代，能供人研究的几乎就只是古代文学了。这种研究比任何一种都更能克服那些时期文学内在的缺陷。至于文学的自然特质，则完全是不用依靠任何学习就自发产生的。这是必须清楚认识的。这项研究也许对一个民族的文学很有帮助，但对其社会和政治需要则没有太多益处。人们通常会为了保护或者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习惯使用暴力，这样一来，社会就会造就一个非常开化但也非常危险的公民群体。因为，如果他们所处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总是一直都使他们充满欲望，他们的教育没教过他们如何供给这些需求。那么，他们就会打着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旗号，扰乱国家，而不会去用工业生产使国家变得富裕起来。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在民主社会里，如果要对大多数人进行教育，不管是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还是出于社会安全的考虑，都应该先教授科学、商业以及工业，然后才教授文学。让所有的学校都开设教授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专业绝非必要，更重要的是，对那些由于出身或命运而注定要学习文学或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应该专门为他们开设一些学校，使他们能够完全掌握古代文学或成为真正的学者。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办几所好的大学远胜于一大批劣等专科学校，因为在劣等学校中教授的都是一些质量不高的肤浅教育，反而会影响以后一些必需的学习。所有期望在文学方面获得杰出成就的民主国家的人，就必须常常从古代的文学源泉中汲取新的知识。这是充实大脑最有好处的方法。1. 古时候的社会总是会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制度，尽管它们有着民主社会的表象。2. 它们的文学总是处在一种贵族的状态之中，因为书籍的数量非常稀少。3. 实际上，它们的作家总是相信在他们生活的贵族时代中，写作的质量本质上是成为作家的因素。4. 因此在民主时代中研究古代的社会是非常合适的。5. 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必须对希腊和拉丁文学进行研究。对文学有益的东西并不总是与社会和政治需求相符。在民主时代中，对个人的利益和对国家的安全来说，研究商业要比研究文学更重要。但是在这样的社会中，必须存在这样的学派，这样可以让人受到古代文学的滋养。由于英美两国的差异和遥远距离，造成美国人大量使用新词，但是美国人的这一行为收受了有教养的英国人，以及那些能够快速辨别语言的细微差别的人的指责。他们说这些新词大部分都是从各政党和各行业的用语以及业务术语中借来的。他们还说，英语中的一些旧词，往往被美国人赋予新的含义而被加以使用。在贵族制社会，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语言也处于停滞状态。在这种社会中，由于新鲜的事物比较少见，所以创造的新词并不算多。即使出现新的事物，人们也尽力用含义早已固定的通用词来表达。但是在民主社会，由于社会内部经常发生连续的运动，所以语言和事物的面貌不断改变。在这种万事都在不停变化和人们的思想互相竞争的过程中，许多新的观念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而一些老旧的观念则会随时间的推移渐渐消逝，可能在某段时间会再次出现，但更多的情况是：只发生了微不足道的变化。多数从事实业和政务的人多于从事学问研究的人，相比哲学或纯文学的思辨，多数更加重视政治和商业利益。多数所创造或采用的词，大部分都带有由此所产生的习惯的色彩。这些词的创用目的主要是为表达实业的需要、政党的激情和公共行政的细节而服务的。这方面的语言将来还会不断发展，而那些形而上学和神学方面的语言则将渐渐被抛弃。对于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罗马人和雅典人所用的语言。他们不用到古代语言中去找他们所缺乏的词汇。虽然他们有时也求助高深的词源学，但是一般也是出于用以表示自己也能对已经死去的语言进行探微的虚荣心，而并非出于他们的头脑天生就能如此博学多才。因此，有时表现得最无知的反倒是那些最爱探求词源的人。总想拔高自己的民主愿望，经常使他们喜欢用一个希腊或拉丁的名称来显耀自己并不高贵的职业。他们觉得，职业越是低下，就意味着自己越没有学问，而名称越是好听，则意味着自己学识更渊博。比如，法国的走索演员，就用希腊语的“Acrobate”和拉丁文的“eunambale”来称谓自己。对于已经消失的语言，民主国家的人民虽然一无所知，但他们仍然可以随时到现存的语言中去借用新词，因为各国人民交流频繁，并在这种日益频密的接触交流中彼此仿效。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改革语言文字最常用的办法，就是赋予那些流行已久的用语新的含义。这种办法很简便易行，不需要什么学识就可以运用，甚至没有学识的人更便于应用。但是，这种情况却会对语言造成极大的危害。因为民主国家的人民在用这种方法增加一个词的新义时，有时会混淆原来的词义和新增的词义一个作家为了使那个词汇更符合自己的使用目的，有时会先把一个通用的词汇解释得和原意稍有差异，就这样把词义修改了。另外，也会出现另一个作家，由别的方面来理解这个词汇的词义。第三个作家可能对又这个词汇另作新解。结果，因为既无一个公断人，又没有一个常设的法庭能够最后确定这个词语的含义，这样就使得词义处于游移不定的状态。因此，作家们所表达的思想看来并非只有一个解释，而是貌似有一大堆解释，所有读者必须去猜测作家的原意。生活在贵族时代的所有民族都喜欢保持自己的特点，并且大家都闭关自守，互不往来，所以有几个民族本来是同源的，却往往把彼此当作外人，以至不能再团结在一起。最后，它们的语言也变得不一样了。在这样的时代中，每个民族都被分为一定数目的阶级，这些阶级之间彼此很少往来，不相融合。每个阶级都固守着自己独有的思维习惯，采用一些经过选择而来的固定词组，同他们的遗产一样，世代相传。因此在同一种方言中，穷人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富人也有自己的惯用语言，有学识的人使用特定的语言，同时也存口语化的语言。社会之间的分化越深，彼此间的隔阂越难以跨越，这种现象就变得越严重。我敢打赌，在印度的世袭阶级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语言，如同他们所穿戴的服装一样，在最下层人民之间所用的语言必然与婆罗门的语言存在着显著的差别。相反，一旦阶级不再是限制人们的因素，所有人彼此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交流，那么，当等级制度被破坏，社会阶层复原并重新融合的时候，所有的语言就会相互融合。那些对大多数不适用的语言将会被取消。而剩余的词汇将会形成公用的词汇总库，人们可以随意选取。将欧洲分化为几大语言区域的一切方言，都明显地衰退。方言将会在新大陆上消失，即使是在旧大陆上，情况也是如此。每个人不仅使用相同的词汇，而且养成了一种习惯，对所有的词汇都有同样的理解。文体方面树立的规则几乎全部废除：例如，粗俗的语言和精致的语言表达之间不再有界限。人们的社会阶级或许不同，但是他们仍然能够使用自己熟悉惯用的短语和词汇，可以进入到任何他们想要进入的社会环境当中。因此，单词的原始含义如果同个体的出身一样消失不见，语言将同社会一样浑然一体。由于这些生活在那些国家中的人，经常需要依靠他们自己的脑力劳动做出判断，所以他们总是优柔寡断。而且，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总是处于不断地变化之中，所以即使他们的财产固定不变，他们的思想观念也不会持久不变。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们思想非常容易发生变化，因此，他们需要用一些笼统的语言表达他们的思想。由于他们永远也无法确定自己今天的观点是否还会适用于明天新的立场，所以他们很自然地就会选择将之抽象化。一个抽象化的短语就像一个有两层底的箱子，你可以随意地把自己的想法放进去，而再次把它们取出来的时候又可以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您这样责备我说：“在英国，穷人的利益都被牺牲奉献给了富人。”我承认这个用寥寥数语来解释，而没有说明的思想，是天生就能表示绝对含义的方法，比我想要提出的观点更能代表，并且每当我开始检查我的作品的时候，我的目的总是去对它进行修改。我主要想说的是，在英国，财富是一系列事物的“基础需求”，而在其他国家中，就算你没有财富也能得到这些东西。因此在英国，许多事业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离穷人更近。这需要更为大量的解释才能让人弄懂。而我现在不得不将它们放在一边，因为我将有幸再次见到您。而现在，我进行到了一个更让我感兴趣的主题上，那就是美国。我认为诗是对理想的一种探索和描绘手段。诗人通常会在描写事物的过程中摒弃一部分现实的东西，加入一些自己想象的成分，再融入一些真实存在的自然景观描写。所以，诗的目的并非再现真实，而是美化真实和为人的精神提供一个最优美的形象。在贵族制国家，人们在进行肉体活动时是自然，在进行精神活动时是恬静的。贵族制国家的人民往往有对诗的爱好；他们的意境往往比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显得高远。然而，对于民主国家的人们来说，往往存在喜好物质享乐、希望改善自己的处境、彼此进行竞争、期望事情能马到成功等心理，这些心理特性就像锥子一般，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人们向着自己的目标努力前进，并且要求人们时刻都要守住自己的目标。人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这方面了。想象力虽然还存在，但是由它而生或再现的东西几乎全都是现实的。因为平等的存在，人们并不看重对理想的描写，甚至还把描写对象的范围缩小了。在民主时代，情况完全不同：对于信仰，人们有时就像对待法律一样犹豫不定。这样一来，诗人就会因为怀疑而丧失想象力，重新回到现实世界并把自己封闭起来。贵族制度有这样一种特性，它会自然而然地使人们陷入到沉思中去。相反，民主制度会让人在看到旧事物时本能地产生反感情绪。就这一点来说，贵族制度是有利于诗的创作的，但是民主制度则无法实现这一点。我们知道，一种事物的历史越是久远，它就越能让人产生一种雄伟壮丽的感觉，越令人神往，也越能使人将其当作描写理想的对象。平等在剥夺了诗描写过去的权利之后，现在连诗描写一部分显示的权利也被它剥夺了。在贵族制国家中，总有某些人享有特权，可以说他们的地位是超越普罗大众的。总而言之，一切好的东西：权势、财富、荣誉、智慧、文雅和高尚，都好像是他们的专属之物似的。群众无法靠近他们，因此无法近距离对他们进行观察。不过，如果想要对这些人进行富有诗意的描写，其实无须花费太多气力。在贵族制国家中还存在另外一些人，他们既无知又温顺，命运坎坷并且相对粗俗，他们也成为了诗的描写对象。另外，一些人由于文雅并且高尚也成为诗的描写对象。贵族制国家的各个阶级通常是相互孤立，并且彼此陌生，因此，诗人在再现他们时总会增加或者舍弃一些东西。也就是说，诗人在描写他们时总会与真实情况有所差别，不是夸大现实就是缩小现实。在民主社会里，因为所有人都是身份平等，都是普通百姓，彼此都非常相似，所以每个人只需要对照自己就能了解他人的情况。因此，在民主社会，诗人绝对不能只拿一个人作为其描写的对象，因为一个平凡而且又是众人非常熟悉的对象，无法成为抒发理想的题材。因此，自从平等出现以后，诗的古老源泉大部分就变得干涸了。不过，平等在另一方面也为诗的创作开发了新的源泉。现在，让我们来考察平等是如何实现这一点的吧。由于怀疑，人们不再对天堂怀有憧憬之情，人们开始变得越来越相似，并且也越来越渺小。而随着贵族制度逐渐走向灭亡，很多适合作为描写对象的题材也开始随着消失了，诗人无法找到可以替代的东西，只好向没有生命的自然界寻求帮助。当诗人对英雄和诸神视而不见时，山水就变成了他们描写的主要对象。对于过去，民主国家的人民绝不留恋，他们只会向往未来。一想到未来，他们就充满了想象力，而且会扩大想象的空间。生活在贵族时代每个民族或每个个人，基本都处于停止不前的状态，并且与其他民族或个人相互隔离。而民主时代的人们通常因为好动和自身的愿望而不断变换住处。这样一来，不同地方的居民便会杂居在一起，彼此交往，互相帮助。这种同化作用不仅出现那些在已经是同胞的同一民族成员之间，也出现在不同的民族之间。在民主时代，如果诗人想要给神鬼和天使赋予肉体，并让他们从天而降，在地上互相斗法，那么这种诗人必然会显得平庸无力。但是，如果他们致力于将他们所要描写的这些重大的事件与神的总旨意联系起来，并且不向人们显示至高无上的神的肉身，而仅仅揭示神的思想，那他们的作品就会受到大家的尊敬并获得共鸣。因为这也是他们同时代的人的想象力发展的方向。同样，我们也可以预料到，民主时代的诗人想描写的是人们的激情和思想，而不是人物本身，也不是人物的行动。在民主时代，人们的语言、服装和日常行为，很难让人产生对理想的向往。原因在于，这些东西本身就缺乏诗意，而且对于诗人所要感动的那些人来说，这些东西都非常熟悉，难以入诗。这就迫使诗人透过感官所能发现的表层进入到人们的灵魂深处。一个人越能深入地探知自己的灵魂，他也就越能塑造理想。人如果不去认识自己，浑浑噩噩地生活，那他永远也无法拥有诗意，因为他根本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来，要进行描写的话也缺乏依据。而如果他对自己的认识过于透彻，他的想象力又会失去作用，因为这种彻底的认知无法给他的描述增添任何东西。不过，好在人既有聪明的一面，也有糊涂的一面：人的聪明才智使他能够认识自己的某些方面，而人的糊涂又使他能够容忍自己对于其他方面的无知，并能永远在变幻莫测的黑暗国度中摸索前行。通过一致的意见，我们抛弃了使用神话中虚构的神祗、拟人化的情感等，这些东西就好像让观众冷场的死板歌剧一样。我坚持了我的观点，由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的精神越来越多地具有了绝对理智思想和灵魂神学的非物质行为，因此每个人都是可以平等地避开使用圣、恶魔和天使这样的字眼的，如果中间没有媒介的话，人们是不会相信这些事物的。但是难点在于让这种行为能够独自被思想构建出来，感觉到，并将这种看不见的中间媒介展现在人类的各种情感活动面前。如果你审查一下人类的行为，你很容易就会发现喜好是比观点或者观念更能引导人们行为的东西。这种本能的，被我们称之为喜好的身体的直觉是从何而来呢？它是怎样产生，如何维持的呢？它将把我们带到何处，或者说推向何处？谁能知道答案？因此人类甚至连他自己的行为的主要动机都不知道，而当他厌倦了在整个宇宙中寻找真理时，他便回到自己身上，而随着他更接近于自身和对自身更了解，这种晦涩和不解就变得更多了。昨天有一个美国人问我是怎样将人类的痛苦进行分类的；我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是以这样的顺序排列的：慢性疾病、死亡、疑虑……他打断了我并表示反对；我表示出了我坚持我的分类观点，但是这已经足够被称作哲学了。诗歌为我们提供的享受是一种本能的享受，而不是经过思考的享受；你不需要任何前提就能享受它们，并似突如其来一般保留在自己体内。可以说它们毫无征兆地就抓住了人们的灵魂，将它们从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般的生活中拉扯出来。在民主国家中，人们遇到与自己息息相关的琐事就会费尽心思。然而，当他们扩大视野往远处看时，就会看到社会的庞大形象，或者全人类的更为高大的形象。因此，他们的观念或者显得很特殊、很明确，或者很普通、很模糊，基本不会存在中间状态。当他们走出自己的小圈子，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时，他们往往会希望能看到一些奇特的东西，并加以探究；只有让他们的这种愿望得到满足，他们才愿意暂时不考虑那些在生活中激励和鼓舞着他们的琐事。在民主社会中，人们通常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可正是这样一些人，却要求他们的诗人要对事物进行广泛观察和夸张的描写。我认为造成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但是，在民主时代，人们基本不看剧本，可以说他们是在听戏。大部分经常去剧院看戏的人，追求的不是精神上的享乐，而是情感的刺激。华丽的辞藻对他们来说没什么意义，只希望看一场表演。美国最初几个州是由清教徒创立的，但是这些清教徒不仅对娱乐抱有仇视的态度，尤其害怕戏剧。在他们看来，这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消遣方式。因此，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是占统治地位的是清教徒的精神，那里就不会存在戏剧。初期移民的这种观点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后代。直到今天，美国戏剧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美国人死板守旧的生活习惯和严肃的民风。这种生活习惯和民风至今都没有对戏剧艺术的成长起到任何积极作用。在相对安稳并且爱情都自然而然转变为婚姻的国家中，可供戏剧创作的题材几乎没有。人们整天为了生计而奔波劳累，而周日还要去教堂礼拜，根本没有时间和兴致去观看戏剧。只用一个事实就能够证明美国人并不那么喜欢戏剧。对于公民的言论自由，美国的法律基本不加限制，但戏剧作家们却要接受审查。一部戏剧只有经过市政机构的审批才能上演。这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和个人在对待戏剧的态度上实际上是一致的。对于自己关心的事物，人们往往充满热忱，而对于他们不喜欢的对象则会强烈反对。拉法叶先生在其著作《回忆录》中说过，当我们在研究是如果我过分强调一般原因，则会让二流政治家得到高的慰藉。我赞同这种说法，同时我再补充一句：这同样会使二流历史学家得到很好的慰藉。因为，对于著作中最难处理的问题，他们可以用一些冠冕堂皇的大理由来巧妙地回避，从而不会让人们看出他们的无能和懒惰，仍然认为他们研究深刻。贵族时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特别是古代的历史学家的著作，经常会给读者留下这样一种印象：当时的人只要能较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就能掌控自己与同胞的命运。但是，现代历史著作给予读者的阅读印象则完全不同：我们会觉得，一个人往往既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也无法掌控周围其他人的命运。古代的历史学家一直教导人们要独立自主，而现代的历史学家只告诉人们要学会服从。在现代的著作中，作者总想拔高自己的形象，而把人类视如草芥。现代的历史学家一直追捧的这个学说实际上非常有害的。如果任由这种学说从作者那里传递给读者，并植根于人心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用不了多久时间，这个学说就会使新社会彻底瘫痪，让土耳其人取代基督教徒。对于如今这个时代来说，这样的学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在各方面都是软弱无力的，所以意志自由的说法根本不被大家所认同。但是，他们仍然承认当人结成团体时是有力量的和自主的。因此这种思想应当加以提倡，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振奋人心，而不是压抑人心。

美国议会

在民主国家中，从表面看来，大多数公民的目标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每个公民实际上或自认为是在独自前进。因为他们习惯了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不愿意接受外来的指导。而他们也经常把这种习惯和偏好带进全国的会议里。一个人即使同意与别人联合去推行某项行动，他也会要求得到主导地位，并且听从他的观点和方法。由此可见，在民主国家，只有当国家遇到严重危机时，其政党才会容忍被人控制或服从他人的情况。出现这种情况时，国家首脑虽然有权指挥政党的行动，也能对舆论进行控制，但仍然无法使政党闭口不言。在贵族制国家，只要举办政治性会议，与会代表都来自贵族，每个代表原本就有着很高和固定的官职。在他们眼中，在国家机关中的地位比他们在议会中所占的地位来得更加重要。因此，他们在讨论议案时往往十分被动，对于议会中热烈争辩的一般问题也无动于衷。严格来讲，在贵族制国家，立法机构的成员并不依附于选民，反而被选民们视为是理所当然的代表。在某些情况下，选民还要完全依附于立法机构的这些成员。假如没有得到本区的选民的推选，他们还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其他选区选举出来；即使不当议员，他们也照样可以享受清闲而舒适的生活。在像美国这种民主国家中，议员想要长期控制选民的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民主具有不稳定性，因此，不管一个选区有多小，它也会不断改变面貌。因此，为了讨好选民，议员时时刻刻都要竭尽所能。并且，即使如此努力，议员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得到选民的支持。如果一个议员不是家喻户晓的大人物，一旦选民不再选举他，他立刻就会失去民众的支持。更何况，在公民拥有自主权的条件下，他也不用寄望朋友和政府会随意把他塞进他所不熟悉的选区去当选。因此，他必须在先其所代表的地区打好基础，以便日后更容易飞黄腾达。如果他想平步青云，领导民众，进而掌控世界的命运，他也必须先在他所代表的选区做出一番事业才行。一个地区的人民为何要会选出一名公民去参与国政呢？那是因为他们非常了解这位代表的优点。当周围的人都显得平庸的时候，那些稍有能力的人就会显得鹤立鸡群。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人们对当选代表的能力提出越高的要求时，就越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而如果当选的代表只是一个平庸之才，那人们则会要求他付出一定的努力，以便获得享受人们赋予他的荣誉与地位的资格。议员并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立法者。在他所代表的选民眼中，他还是本选区在立法方面的天然保护人。所有投票选举他的人，不仅把他视为是自己的代理人，而且真诚地相信他会像维护国家利益一样去维护本地区的利益。因此，在选举时，选民们早已想好要选出一个能言善辩的演说家了。这样一来，当需要发言时，他们的代表才能够及时地抓住机会尽可能多地发言；如果他的发言时间受到限制，他也要力争简单扼要地就所有国家大事提出质询，并附带提出本区所抱怨的一些小小不满；如果没有机会进行长篇大论，他们的代表也能简要地把问题陈述清楚，提出他与其选民对问题的卓越而完整的见解。只有做到了这些，他下次才有机会继续当选。如此一来，那些自知能力不足和不愿意自我表现的老实人对这些事就不会那么积极了。这样的人如果当上议员，他就只会与朋友高谈阔论，而到了充满演说家的议会中去发言，必肯定会把辩论活动搞砸，让与会者觉得扫兴乏味。如果政治环境良好，并且法制也相当健全，那么美国的现任国会议员中的很多优秀之才或许会被立法机构所吸收，但是，你还是无法完全阻止庸才在议会里高谈阔论和大摇大摆地四处炫耀。上个世纪的英国演说家在演讲台上时经常引用拉丁语，甚至是希腊语。“而他们的美国子孙只会引用莎士比亚，这个最为杰出的民主作家。”

美国民主情感

民主让人们对良好的物质条件有着喜好。它将人们带向了商业、工业，还有其他所有财富出产迅速的行业。它在这个世界上形成了一种对快乐的过度渴望。它造成了人们的心神不宁。或者还有宗教精神。（草稿，卷1）平等可以出现在社会上，但却无法普遍存在于政治界。虽然人们无法在政府里享有平等的地位，但是在社会中，所有人可以有权得到相同的享乐，或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到相同的地区居住。总而言之，他们有权力选择同一种生活方式，也有权力通过同一种途径去追求财富。有一种平等可以存在于政治界，却无法带来政治自由。那就是，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那个唯一的人则主宰着其他所有人，而受其主宰的所有人都有机会按照统一标准被选拔为他的权力代理人。没有哪个民族能够不经过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就能亲自破坏或缩小其内部享有的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个民族需要对社会情况进行改变，需要废除既有的法律，放弃既有的观念，改变既有的习惯，改造既有的民情。不过，对于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就可以将它废除了。这样一来，政治自由就会自行消亡。因此，由于人们认为平等是可贵且长久的，所以他们会依赖平等并努力维护平等。人想要享有政治自由，就必须要付出相应代价。但是，想要得到整治自由，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过平等带来的快乐就与此不同了，它在生活的每个细节之中自动产生，只要一个人活着，就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实际上，个人主义也是一种只顾自己的情感，它使人们与其同胞甚至亲朋好友之间的关系变得疏远和隔离，但是却不会让人们感到心有不安。因此，当每个公民都生活在自己的小社会中之后，他们就不会去关心大社会的事情了。利己主义是由一种盲目的本能所产生的，而个人主义不仅仅是一种不良的感情，更是人们的一种错误认识。个人主义起源于人们在理性和善良这两者上的缺失。利己主义可以扼杀所有的美德，首先，个人主义让人们失去公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个人主义也会破坏其他的美德，逐渐沦为利己主义。在贵族制国家，家庭的情况可能在数百年间都保持不变。一个家庭即使历经数代，也可能会一直居住在同一地方。这种情况一直代代延续，几乎没有改变。每个人都很清楚自己祖先的身世，并对祖先保持尊崇的态度。他们能够亲眼看到曾孙的出世，并且非常疼爱这些后代。为已经死去的或为尚未出生的亲人，他们往往愿意承担义务，放弃自己的安乐。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在贵族制国家，每个人都能与多数同胞产生密切的联系。贵族制国家的阶级的差别通常非常明显。一个人来自某一个阶级，他就会永远属于那个阶级，这样一来，每个阶级都会自己组成一个小社会，而相比大社会，自己的这种小社会在他们看来更加重要和珍贵。在贵族制社会中，所有公民的地位基本保持不变，并且由于等级分明，所以每个公民都会形成这种观点，那就是在自己之上有人可以庇护自己，在自己之下又有他需要扶助的人。在民主国家，新家庭越来越多，而没有后代的家庭也不断出现，所有的家庭都可能有兴有衰。时代的联系随时都存在断开的危险，以至后来人完全无法了解到前人的事迹，这就让人们容易忘记先辈，也不会过多地考虑后辈，而是只关心自己最亲近的人。在民主制度下，当各个阶级互相接近并相互融合之后，大家之间的关系就变得疏远了，互相把对方看作外来人了。而贵族制度则完全相反，它会把所有的公民，无论是农民还是国王，结成一条长长的锁链；而民主制度，则是拆散了这条锁链。而随着人们的身份日益变得平等，大量的个人随之出现。这些人虽然拥有一定的财富和权力，但是他们虽然无法去对其同胞的命运造成重大影响，不过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他们的知识和财力已经能够满足自己的需要了。这些人不会辜负也不会有求于人。因此，他们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在他们看来，每个人的命运都是完全由自己操控的。因此，受个人主义的影响，人们不但忘记了先辈，同时罔顾后代，并与同时代人变得疏远。人们遇到什么事情总是只想到自己，而最后被内心的孤寂完全淹没。1. 什么是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怎样与利己主义产生区别，最后又变为相同的。2. 个人主义对于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心来说，是一种奇怪的疾病，为什么呢？（1）民主让人忘记了自己的祖先。（2）它将隐藏在子孙后代之中。（3）它通过破坏掉阶级和通过让人们彼此之间变得独立而将我们当代人分离开来。3. 因此生活在民主时代中的人总是只考虑自己，并只会为自己的事出力。4. 这还只是民主时代的开端，因为民主革命所带来的嫉妒和仇恨之情还没开始展现呢。（YTC，CVf，第23页）当贵族制度逐渐变为废墟，而民主社会刚刚建立起来，人们彼此开始变得孤立，利己主义也随之出现的时候，人们很轻易就能找到相应的社会地位。在民主社会，每天都会出现大量的独立者，这些人为了获得权力而陶醉其中，这也使得他们的数量与日俱增。这些新独立者往往显得自负，高估自己的力量，认为今后不用求助别人。通过他们的言行举止，你能很清楚地看到他们只会考虑自己。在公民当中，有些人原本拥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并且依旧想保持自己的这种高贵地位。在他们眼中，自己其实是新社会的局外人。他们认为，他们在这个社会看到所有的平等人，他们无法自己掌控自己的命运，并且由于他们是压迫者，所以根本不值得同情。对于和他们一样拥有同样地位的人，他们并不关心，他们也不想基于共同的利益而去与这些人有什么联系，而只会独处一隅，认为除了自己以外，别人的事情根本不用去管。相反，由于革命带来的变化，对于过去社会地位卑微而现在跟众人平起平坐的人来说，即使享受了新获得的独立，但他们的内心仍感不安。一旦遇到某位老上司，他们总是会既显得意又有些惧怕，尽量不与之接触。从本质来说，专制是惧怕被统治者的，因此，它认为能使其长存的最可靠保障就是让人与人之间永远保持相互隔绝。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它总是竭尽全力使人与人之间相互隔绝。在人性的所有恶之中，利己主义是专制最为拥护的一种。只要被统治者彼此之间不互相关心，被统治者是否爱戴他对统治者来说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作为专制者，他不会去请被统治者来帮助他治理国家，他想要的结果是，被统治者根本对国家的领导工作不感兴趣，这样他就满足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不惜颠倒是非，那些齐心协力创造社会繁荣的人被他称为暴徒，而那些自私自利的人却被他称为良民。于是，有些人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就开始牺牲自己而顾全他人，最后反而成全了自己。我知道，有人可能会驳斥我的观点，说什么选举都是钩心斗角的游戏，候选人经常使用卑鄙的手段和互相诋毁中伤。在选举中，相互敌对的现象确实存在，而且选举的次数越多，人们的敌对情绪就越强烈。这些都是很明显的严重弊病，但是这种弊病只是暂时性的，而选举带来的好处却是永久的。由于迫切希望当选，所以有些人甚至会摆出战斗的姿态，不过最后这种心态也会转变，大家开始会逐渐互相援助。在一次选举中，或许两位原来是朋友的人因为某些原因而反目成仇。但是，选举制度却可以使得原来互不相识的人彼此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自由会带来个别的仇恨，但是专制则会造成普遍的冷漠。由于一个人很难理解国家的命运和他个人的境遇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因此让一个人放弃自我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要修建一条公路通到他的家时，他立刻就会看到这种微小的公事与他个人的大私事之间的关系，而且他会很明显地发现，个人利益和全体利益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比较紧密的。这样一来，如果让公民们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小事而非大事上，他们反而会更加关心公共利益，并会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实现公共利益。如果你做出一些光明磊落的行为，人民可能会对你产生好感，但如果你想得到周围人的尊敬，你就必须坚持不懈做些小服务和一些不被人注意的好事，并且养成习惯。这样一来，人们才会觉得你是克己奉公之人。公民在享有地方性自由的时候，一般会比较注重与邻里和亲友之间的感情，而对于那些使人们相互隔离的东西，他们还会出于本能去抵制，不断地让人建立彼此帮助的习惯。在美国，即使那些最富裕的公民也不想脱离群众，并不断接近群众，经常与他们交流，倾听群众的心声。他们知道，在民主制度下，在很多情况下，富人会需要穷人的协助。而在民主时代，要想得到穷人好感，最有效手段并非那些小恩小惠，而是对他们保持友好的态度。施予的恩惠越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就会变得更明显，这样一来，受惠者反而更加反感。但是，和蔼待人就不一样了，它会让人感到亲昵、友善、具有打动人心的魅力，并且令人难以抗拒。实际上，富人是经过一段时间才领悟到这个真理的。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对于这个真理他们往往并不认同，甚至在这场革命完成之后，他们也没有马上接受。虽然他们愿意为人民做些好事，但内心里其实还是想和人民保持一定的距离。他们认为这样做就足够了，但是，他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就算他们为了帮助人民而让自己变得一贫如洗，也不会让人民觉得温暖。人民并非要求他们牺牲金钱，而是让他们舍弃自己的骄傲。可以说，在美国，人们的想象力全部都放在追求致富之路和满足公众需求上面了。无论在哪个地方，那些最有学识的居民都会不停地探索能促进本地区繁荣发展的新方法。他们一旦找到这种方法，就会立即把它和大家分享。他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憎恨同胞，因为他们既不掌控他人，也不受控于他人，因此，他们往往具备同情心。他们最初是认为有必要为公益奉献自己的力量，后来则是完全出于本意。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变成了一种习性，努力为同胞谋福祉，一开始或许还带有某种目的，后来却变成了一种习惯和爱好。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身份平等是第一大恶，政治自由是第二大恶。但是，当他们不得不忍受前者时，他们至少会想方设法避免后者。而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每一个人在自己的眼中所拥有的财富都是平庸的，为了赚钱，他们才没时间和自己的同类人产生交集。而只有极大的利益才会促使他们这么做。在民主国家中，如果人们没有权力和兴趣去建立政治结社，那么，尽管他们可以长久地保持自己的财富和知识，他们也会面临失去独立的巨大的危险。并且，如果他们根本没有结社的习惯，那么这种危险还会对文明的存亡产生影响。如果一个民族的成员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做一番事业的能力，并且又没养成与他人合力的习惯，那可以肯定，这个民族不久之后将会回到野蛮状态。我们可以预见，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个时代中，人们越来越无法单靠自己去生产生活上的必需品。这样一来，政府当局的任务将会不断增多，而政府当局的活动本身又将日益扩大这项任务。如果政府当局越想取代社团的地位，私人的积极性就越发降低，就越需要依靠政府的援助。而这种连锁反应将会无限循环下去。这样一来，只要是公民无法独立完成的事业，最后都要由政府来完成。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法则中，有一条法则似乎是最正确和最明晰的。这就是：如果人类打算走向文明并且保存文明，那就要在不断扩大平等的同时，让结社也不断发展壮大。在贵族制国家中，大部分居民往往是彼此孤立的。如果他们想要联合起来实行某项事业，他们就会去吸引一些人追随他们的行动，与他们携手共行。在民主国家中，情况正好相反，常常出现的情况是，一大帮想要联合的人无法联合起来，只因为每个人的力量本来就微弱，加上比较分散，这样一来，他们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寻找志同道合的人。这时，借助报纸，人们能够了解到其他个体的想法和观念。于是，所有的人都立刻趋向这一灯塔。这些有着共同思想的人，一直在黑暗中摸索，最终得以碰面了，于是，他们马上就联合在了一起。报纸不仅将人们联合起来了，而且还保持人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法国人和英国人认为，一旦出版业的课税取消，那么报纸的出版将会持续上升。这种说法明显夸大了这种改革所发生的作用。报刊数量的增长，不仅与价格有关，而且或多或少跟大多数人常常感到交际和联合的渴望有关。相同的，对于持续增长的报纸所带来的影响，我会将其归因于一些最普遍的原因，而不是一些人们常常提到的原因。一种报纸是否能存活下来，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它是否反映了多数人的共同思想和情感。因此，一份报纸总是代表着其长期读者所属的社团。这个社团的定位、范围、人数发生变化也没有太大关系。但是，只要一种报纸能够存活下去，至少就说明了这个社团已经被某些人所接受了。受政治生活的影响，人们依旧普遍喜欢和习惯结社了。有些人本来并不关心政治，喜欢独来独往，但是受政治生活的影响后也对结社充满了希望，并且也学会了如何结社。政治结社可以同时将很多人召集起来，他们原先可能由于年龄、思想、贫富等因素而相互隔离，现在，通过结社，他们能克服这些因素的影响，进而开始相互往来和接触交流。他们只要相会过一次，就会想办法再次相会。在人们看来，政治结社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政治结社可以赋予人们思想和在社会生活中结社的技巧。（1）政治可以在同一时间为许多人提供普遍的利益。（2）一般来说，人们只需要付出钱财就能熟知结社的理论。社团是结社的自由流派。3. 因此政治结社从长远来看将会中和掉它们所产生的弊端。因为如果它们将社会的稳定置于风险之中，一般结社的数目则会增多，一般结社将会促进社会的稳定。（TYC，CVf，第27页）我又坚信，在贵族时代人们经常会讨论德行之美。但是人们往往只会在私下议论德行的作用。然而，随着人们的想象力开始逐渐衰竭，所有人都开始自顾自己，当涉及自我利益时，那些谈论道德的人会开始疑虑，不敢再向人们宣扬这种精神了。于是，他们只好去研究公民的个人利益，看看它是否能为全体造福。而且，一旦他们发现个人利益符合全体利益，并且两者之间有共通之处，就会迫切希望阐明这一点。后来，这样的发现变得越来越普遍，原本孤立的观察发现变成了普遍的原理。最终，他们在发现当人在为他人服务时，他自己也会因此受益，即个人的利益来源于行善。在美国，你很少会听到人们对德行的赞美。对他们来说，德行是有用的，他们坚信这一点，而且每天都依照这种信念行事。美国的道德家们从来都不会劝他们的同胞为了表现自己伟大而自我牺牲。但他们却大胆地宣称，这种牺牲精神无论对于牺牲者本人或是受益者来说，都是同样必要的。

美国财富看法

美国人对于利己主义非常信奉，并且会公开提倡。而我们法国人也信奉它，但是我们不会去提倡，而是会在日常生活中去践行。在美国，所有人都知道牺牲个人的一部分利益可以保全其余的个人利益。但是我们法国人总是试图保住全部利益，结果往往是一点儿都没保住。民主让每个人只考虑自己；另一方面，理智和经验告诉我们，人有时候还是需要考虑别人的。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理论学说作为人类行为的主要规则在各个时代都存在于人们的思想当中，但是在民主时代中个人利益完全统治了人类的道德世界。最后，还有一种更为纯洁、高尚，没有那么多物质气息的学说，这个学说的依据理论就是：行为的基础是责任。人是通过自己的智慧来洞悉神学的思想的。他能清楚看到上帝的意图，那就是建立秩序，便尽可能地将自己与上帝的这种伟大计划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在自己卑微的活动圈子中尽可能地与之保持一致，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命运终点，以服从上帝对他的安排。但在这之中仍然存在着个人的利益，因为在这种观点之下，和对更好的世界的向往之中，是有着一种骄傲和私密的享乐的；但是这种利益非常之微小，非常之隐秘，当然也是非常之合理的。积极的宗教将会将这种利益变得更加明显；它们会将这种情感变得更强，更被大众所接收。它们还广泛地将这两种事物以一种精明的方式混合在一起，这将会更促进实际情况。比如，基督教义就告诉人们在上帝的爱之下行善，以获得永生。因此基督教在一方面很好地理解了利益学说；在另一方面也对我之后所谈到的学说，关于神爱世人的学说进行了发展。总的来说，宗教在正确理解的利益学说面前有着崇高的优越性是因为它将利益放到了另一个世界中，并将我们从人类和物质利益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利益的正确理解可以让人变得诚实。但是只有上帝对人类的爱才可以让人们变得善良。一个教会人们如何生存，另一个教会人们如何凋零，一个人一心求死的话，你是无法让他活得长活得好的。一个有着物质快乐而不对其进行思考的阶级，它有着思考的能力但是却不会被工作的烦恼和获得的烦恼占据思维。而另一个即便通过努力工作也很难得到物质快乐的阶级则会很自然地倾向于非物质的世界。而相反的，在民主国家中，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物质享乐，有着获得更多物质享乐的欲望和足够多的实现的机会，他们便会将思想集中在物质享乐的追求之上，或者至少集中在这个充满物质的世界中。我所说的理论学说的基础是利益。宗教学说的基础也是利益。但是在这二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那就是前者将这种利益放在了现世，而后者将利益放到了现世之外，使这种利益变得不那么物质化，也更为崇高；因此宗教学说出于必要性而蔑视物质的财富，而理论学说却对物质给予了相当的尊重。因此这两种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种行为却是截然不同的。宗教已经蓄意地通过宣扬神爱世人的利益学说建立起了一种非常亲密的联盟，在这样的联盟中，真正虔诚信奉的人却时常被人误解，他们相信自己的行为最终将得到回报，并认为自己的行为在人类的本性中是最为纯洁、高尚和无私的本能。（草稿，卷1）如果“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只考虑到现世，那还是根本不够的，因为人们在现世的很多付出都无法得到回报，只能等到来世。不管你多么努力地去证明德的功用，你也很难让一个不想死的人去行善。我遇到过一些虔敬的基督徒，他们一生都以忘我的态度为所有人造福；我也听到他们说，只要这样做，就可以在来世得到善报。但是，我又不得不认为，他们实际上是在自暴自弃。因为我对他们十分敬重，所以只好相信他们。的确，基督教向世人宣称，只有舍己助人才能升入天堂。但是，基督教又宣称，人施惠于他人仅仅是因为自己对上帝的爱。后一种说法是很好的。这说明人是通过自己的智慧而体会上帝的意旨，了解到上帝的目的在于让一切有序，并欣然参加上帝的这一伟大计划的。而且，在为实现万物有序的这个美好计划而牺牲个人利益时，人们对其充满信任，并为此感到愉悦，从不希冀其他任何回报。因此，我不相信利益是宗教人士的唯一动力。不过，在我看来，对于宗教来说，利益其实是一种用来指导人的行动的主要手段，并且，我肯定，这也是宗教之所以能够深得人心并且广为流传的原因。因此，我认为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说“正确理解的利益”原则会使人失去宗教信仰。刚好相反，我认为有充分的理由去证明这个原则会使人趋向宗教信仰。如果有一个人，他为了获得现世的幸福，并且无时无刻都能与自己的本能进行斗争，在日常生活中能冷静处事，而不是感情用事，并且习惯了牺牲暂时性的利益来获得终生的长久利益的习惯。这样的人一旦皈依了他所信奉的宗教，服从这一宗教的戒律对他而言绝非苦事。他会从理智上会劝导自己服从，而习惯也为此打好了基础。即使后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目的，他也不会轻言放弃，而是会认为，用现世一些财富做赌注，在来世得以继承巨额财产是很明智的行为。美国人不仅基于利益而信奉宗教，而且往往认为他们今世就能从这种信仰中得到益处。在中世纪，神职人员说的都是来世，他们根本无法去论证基督徒会在今世就得到福报。美国的神职人员则完全相反，他们经常告诉宗教信徒，在今世就可以成为有福之人。并且，他们往往需要费尽一番努力才能把信徒的关注焦点从今世移开。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利益几乎是所有信仰宗教的人的行为动机，也是几乎所有宗教创立者所使用的工具。在贵族制社会，对于富人来说，他们从来不知道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之外还存在一种不同的生活，他们也根本不担心自己的生活会发生变动。因此，对他们来说，生活的目的不在于物质福利，而在于生活的方式。可以说，物质福利在他们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他们完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他们天生就爱好物质福利，并且能轻易地得到满足，因此，他们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些更困难和更伟大的事情，而他们也乐于如此。正因为这个原因，有些贵族对于物质福利的享受十分轻视，即使需要放弃这种享受，他们也会表现得十分坚毅。推翻贵族制度的几次革命都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那就是过惯了安逸生活的人往往容易忍受清苦；而历经千辛万苦才得以享受安乐生活的人，在失去幸福的之后，反而很难继续生活下去。如果一个国家被贵族所统治，并且社会安定，那么在这个国家中，一般老百姓会安于贫苦，而富人则惯于显摆。对于富人来说，他们之所以从未为物质享乐操心，是因为他们能轻易得到这些东西；穷人之所以没有致富的，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并且没有强烈的享乐欲望。在这种社会里，穷人完全把想象力放在来世。他们的想象力受到现实生活艰苦境况的束缚，无法想现象在现世得到美好的生活，只好寄希望于来世。相反，当等级的界限与特权都不复存在，财产日益变得分散，教育和自由变得普及的时候，穷人开始产生有追求享乐的想法，而这时富人则会害怕失去享乐。结果，出现了许多小康之家。过上小康生活的人获得物质享乐后仍不会满足，因为他们历经艰辛得到这种享受，他们在享受这种物质生活时仍显得战战兢兢。因此，他们会一直去努力地追求物质享受，在实现心愿之后会非常热爱并害怕再度失去这种享乐。在我看来，人热爱物质享乐的情感最受出身低下和贫苦家世的影响和制约。从本质上讲，这种追求物质享乐的激情是属于中产阶级的一种激情。它随这个阶级的发展而发展，随这个阶级的壮大而壮大，当这个阶级占据优势地位时它也是如此。这种激情不仅存在于中产阶级，它还会逐渐向上层阶级和普通民众阶级扩散。美国的富人大部分都经历过贫穷。他们饱尝辛酸，长期处于困境之中，对贫困深有体会，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胜利，所以他们不会轻易失去奋斗激情，依旧会像以前一样沉醉于一些小小的享乐之中。我并不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大部分富人都不是凭借继承遗产或者不费心力就过上富裕生活的。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非常向往物质生活带来的享乐。拜伦曾谈论到，他在旅途当中，很容易就会感到厌倦，而他的贫困则是让他的侍者感到绝望的原因。在贵族国家中，人们追寻财富是因为财富意味着权力。在贵族阶层中，人们追寻财富是为了得到安慰，因为他们被权力排除在外了。而在民主国家中的人似乎才是最没有理由追寻财富的。正如在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国家中的普通人会毫无疑问地为了财富一直奋斗；但是有着巨大野心的人既不会将财富当作主要的目标，也不将它当作是一种权宜的临时替代品。你也许会反对我，说美国人尽管建立了一个民主社会，但是他们对金钱的喜好已经过度，在每天都在朝着民主社会发展的法国，人们对金钱的喜好都在与日俱增，变为人们的一种主要情感。我会回答说，政治制度能人们的思想倾向中能起到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在法国的人民和美国的人民都对金钱十分喜好，那只能说法国的道德观念，信仰和品行开始变得堕落了，而在美国，是因为国家的物质条件使得人们这种爱钱的欲望变得强烈。尽管在这两个不同的国家之中都存在有民主的制度，但是让人们产生对金钱的喜爱的并不是这种民主制度。（YTC，CVa，第53—54页）有时，贵族会因为厌烦政务、过度贪财、失去信仰、国家衰落等原因而完全沉迷于物质生活的享乐。有时，贵族会由于王权的强大和人民的软弱而失去权力，只留财产，无法飞黄腾达使他们抱怨不止。这时，他们就会回到到自己生活的小圈子中，去追求物质上的享乐，忘却过去的辉煌。如果一个贵族集体的成员都沉迷于物质生活享乐中，他们往往会把在长期的统治过程中积攒的所有能量都用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且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对于这样的一些人来说，追求享乐还不能满足他们，他们甚至变得奢侈荒淫，达到了腐败透顶的境地。他们对物质的极端崇拜，就像在显摆自己的堕落功力似的。然而，在民主国家中，对物质生活享乐的追求并不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在美国，虽然追求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顽强的、排他的、普遍的激情，但是仍处于可控恶的范围之内。在民主国家中，没有人会为了满足自己的享乐而建造庞大的宫殿，更不会因此耗尽天下的财富。人们往往只想拥有几亩田地，有一个果园，扩建房屋，让生活变得舒适便利，这些都是无须耗费太多的力气或者根本不费力就可以满足的小愿望。这些目标虽小，但却是人心所向。人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这些事情，把其他事物都抛之脑后，甚至将其放在仅次于上帝的地位。人都有贪图永生不死的天性，这并非受后天环境的影响所造成的。这些崇高的本性绝非出自人的意志或努力。它们的基础深扎在人性之中。人们可以阻止它的发展，也可以改变它的形式，但却无法消灭它。在心灵之中，有些需要是必须得到满足的。即便你努力转移其注意力，可一旦受到感官活动的影响，它就会立刻变得烦躁、不安和激动。如果绝大部分人都去追求物质生活享乐，有些人可能就会产生奇特的心灵反应。这些人将会沉浸在精神的国度中不愿醒来，唯恐自己再次受到诱惑而坠入陷阱。因此，在大部分人只靠考虑尘世事务的现实社会中，有少数几个人一心向往天堂也不足为奇。让我感到吃惊的是，神秘主义为何会快速地在一个只顾自身利益的民族中销声匿迹。在人类的本性之中存在着一种天生永恒的性格，这种性格会无视人们的习惯、法律和习俗将人们的心灵推向对高尚和理智事物的思考。美国人对于物质福利的疯狂追求，以及他们唯恐无法快速致富而担心忧虑的神情，实在令人感到惊奇。对美国人来说，得到现世中一切美好的东西是他们最大的希望。有时候，他们甚至觉得自己似乎能够长生不老，但有时又显得十分焦虑，迫切希望得到一切自己没有的东西，在外人看来，他们似乎在哀叹此生短促，无法彻底地享乐。他们什么都想抓住，但没有一件抓得牢。在抓到一件东西之后，却很快变得喜新厌旧。在美国，你会看到这些现象：为了以后养老，一个人费尽心思地修建房子，但屋顶还没有封好，他就把房子卖了；接着，他又去开辟一个果园，但树还没有结果他就把果园租出去了；他还会将丰收在望的庄稼转给别人去收割；一个人原本有很好的职业，可是他会突然就将其抛弃；一个人选了一个地方定居下来，可是不久以后他又改变心意搬到另一个地方去了。在私事之余，一个人还可以涉足政界。假如辛勤了一年还有几天空暇，他出于好奇而游遍美国各地，甚至在短短的几天内就行走数千里。最终，当死亡降临的时候，即使他对于世界仍无倦意，还想为完美的幸福生活而奔走的时候，却只能带着未了的心愿离开人世。如果一个人一心希望得到现世幸福，那么他永远会迫不及待地追求，因为供他们去探求、抓取和享用幸福的时间有限的。一想到光阴荏苒，人生苦短，他们就会快马加鞭。即便已经得到一些美好的东西，他们每时每刻也在想着其他无数的美好事物，同时担忧死神将会来临，夺走一切，使他们来不及享用。这种想法使他们感到焦急、恐惧和懊丧，让他们一直处于躁动不安的状态，以致经常变换计划和住所。他们虽然推翻了同胞中的某些人拥有的特权，但实际上他们的压力却更大了，因为他们现在的竞争对手变成了所有的人。限制他们前进的因素依旧存在，只是改变了形式罢了。当所有人都变得相同并且前进道路相同的话，任何人都很难迅速前进，因为道路这时变得无比拥挤。人们在抱怨法国的自杀人数不断增加，但是在美国，自杀者却很罕见；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精神失常的人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法美两国同患一疾，但症状却并不相同。即使心情糟糕，美国人也不会选择自杀，因为他们的宗教不准许人自杀。尽管追求物质享乐在美国是常态，但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唯物主义者。1. 将自己束缚在对享乐的追求上的人总是感受到简单生活观念所带来的压力。他们总是担心自己错过了通往快乐的最短道路。2. 对物质享乐的喜好会产生强烈的欲望，但是很容易造成人们的气馁。因为人们为得到享乐而做出的努力往往达不到预期的效果。3. 平等让人们产生的欲望十之八九都无法得到满足。它激起人们的欲望但却不进行正确的指引。人的成就是可以达到无限的，但是个体的弱小和个体之间的竞争限制了他们的发展。一天晚上我参加了在一位美国种植园主家里举办的野蛮人的集会。这位富有的种植园主的住所同时也是一间酒馆。当时的气氛非常轻松自在，甚至有些质朴的奢侈。我被带进了一间光亮温暖的房间，里面坐着这位种植园主的几位邻居，他们坐在桌子旁，桌子上堆满了小麦威士忌。这几个人多多少少都喝醉了，但是他们的神情却是沉重忧郁的，这让我感到很吃惊。他们在谈论公共事务、房舍的价格，谈论着商业的风险以及工业的运作，言语之间十分痛苦。印第安人这个时候仍待在屋外，天下起了雨，他们只有几片破布毯子蔽体。他们点起了一大堆篝火，然后围着篝火坐在潮湿的地上。但是他们的言语之间却充满着快乐之情。我不明白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的话语之间所发出的那种喜悦之情却不时地穿透到我们宴会的沉闷气氛之中。（草稿，卷1）“生活在美国的居民只要努力的话，能获得一切他们想要的东西，但是不付出汗水的话，他们只能一无所获。”（草稿，卷1）我曾在美国遇到过一个人，他的天赋被长时间地埋藏在了贫困之后，但是他最终成为他所在的行业中最为富有的人。同时在英国也有这样一个人，他与这个美国人有着同样的事业，也同样积累了非常多的财富。后来这个消息传到了美国人的耳朵里，这位大洋彼岸的同伴便因此坐立难安，无法入眠，连美好的心情也因此而停止了。（草稿，卷1）在平等的时代，自由实际上非常有利于人们创造财富。相反，专制则会对人们致富造成极大的阻碍。在民主时代，专制带来的东西并非暴虐和凶狠，而是烦扰。这类专制虽然没有损害人性，但却压制人们的经商活动和削弱人们创办实业的才干。因此，在民主时代，人们只有得到自由才能获得他们长期追求的物质享乐。然而，对于这种享乐的过度喜好，有时会让他们在遇到强权时就立即屈服。于是，人们追求福利的激情便会不断减退，被另外一种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们忘却原本的目标。在美国，每个礼拜的第七天，全国的工商业活动似乎完全停止，所有的喧闹声也突然消失。人们迎来了安静的一天，以便休息，或者说是进行沉思。灵魂重新占据自主地位。进行自我反省。在这一天里，人们不再到集市做买卖，所有公民都带着自己的子女到教堂去聆听布道，好像这些布道对他们来说仍显陌生。他们聆听布道者宣讲高傲和贪婪所造成的无数害处。传教士告诫他们：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欲望，要获得高尚的享乐只能践行美德，人应当去追求真正的幸福。从教堂回家后，他们并不是去查阅账簿，而是打开《圣经》，从中找寻对下述内容的美好描述：造物主的伟大与善良，上帝的丰功伟绩，以及人的最后归宿、责任和对永生的追求。假如在贵族时代存在这样一个国家，它的民众贫富差距非常悬殊，有些家族坐拥世代都享不尽的财富，有些人却一贫如洗，处于这两种状态下的人都不会想去改变自己的处境，因此，他们逐渐变得麻木不仁，并且只将希望寄托于来世。在民主主义的影响下，人们往往喜欢追求物质享受。但是，如果这种爱好变得过度，则会让人们产生这样的想法：一切事物都只是物质而已。而加上唯物主义的影响，人们更加会疯狂地追求物质享受。这会不断循环，成为民主国家无法摆脱的宿命枷锁。如果民主国家的公民能认清这种危险，并进行自我节制，那他们就不至于陷入这种深渊了。苏格拉底及其学派认为人死后有来世，我认为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不过，他们还认为，肉体和灵魂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人死后灵魂并不会消亡，这种信念也为柏拉图哲学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使得柏拉图哲学具有自己的特色。在阅读柏拉图的著作时，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和与他同时代的很多作家都曾鼓吹唯物主义。然而，这些作家的著作不是没有传世，就是只剩下很少的东西得以流传。无论在什么时代，大部分提倡唯心主义的作品都会世代流传下来。其背后的原因何在呢？我认为，出于本性的影响，人会喜爱并维护唯心主义，并且，当它陷入困境时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拯救它。因此，唯心主义的提倡者自然会名留青史。所以，如果有人说无论在任何时代或任何政治制度下，民众都会满足于对物质享乐的追求及相关的观点，那么，你一定不要相信他的说法。人心远比人们想象来的宽广，它可以容纳对现世幸福的爱好，也可以容纳对天国幸福的向往。它有时似乎会疯狂地追逐这个对象，有时又会转向另外一个。民主的社会状况时的人们的思想更倾向于唯物主义的观念，这是因为人们对物质生活条件的喜好有时发展得过于迅猛了。人们必须为抗争这种趋势而做出努力，就像在贵族时代中，人们必须抗争与之相反的精神生活一样。宗教的作用就是让唯心论保住自己的地位。在官能和贪欲上，兽类和我们人并无太大区别。兽类希望满足身体需要的激情，和我们人的这种激情并没有什么不同，无论是在人身上还是在狗身上，都可以找到这种激情的萌芽。但是，动物只能满足它们最基本和最低级的需求，但为什么我们人却能无限地改变自己的需求，并且不断地提高我们的需求呢？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优于兽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是用心灵去探求物质福利，而兽类只是出于本能。在人类社会中，即使有些人比较愚笨，但是通过对其进行教导，他也能学会能够满足自身需求的技能。正是因为人能够凌驾于肉体享受之上，甚至轻视生命，但兽类却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根本不了解生命的本质，所以，人才能提高肉体享受的质量，而这也是兽类完全无法想象的。有些东西能让心灵得以提高、充实或者扩张，如果你用这些东西去处理那些本来与心灵并无关联的事情，一定能达到目的。但有些东西却完全相反，它会削弱和贬低心灵，使其丧失处理任何事情的能力。因此，一定要使心灵保持强大有力，并且时刻以这种状态去为肉体服务。如果一个人一心只想追求物质财富，那他就会慢慢失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最终变得像兽类一样，对于创造物质财富变得既无知又无能。当人们在处理事情时逐渐习惯进行长远规划的时候，他们往往能够冲破现世因素对思想的束缚而高瞻远瞩。因此，如果公民习惯于在今世就考虑未来的事情时，那么，即使没有受到指引，他们也会自动去接近宗教信仰。在民主国家中，人们无法世袭财产，所有人不是依靠劳动生活，就是依靠劳动的积蓄生活，或者依靠劳动者的父母生活。因为在人们看来，劳动是所有人人生中的必要因素，并且也是非常自然而合理的事情。因此，关于劳动的观点就不断地进入人们的头脑。对于民主国家的人民来说，劳动不仅不下贱，反而是光荣的。舆论也在赞成劳动而不是反对劳动。在美国，所有的富人都有这种看法：他们能在空暇时光去做些工商活动或公共事务，正是得益于舆论的支持。他们认为，如果自己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话，会有损自己的名誉。因此，很多美国富人为了逃避劳动，纷纷来到欧洲国家并在那里生活。在那里，他们发现社会还残留着贵族制度的遗迹，那就是以拥有安逸舒适的生活为荣。平等的社会地位不仅使劳动变得光荣，而且使劳动变成了牟利的来源。只有家财万贯的富人或只求糊口的穷人才适合从事农业。于是，我们假设的那个人做出了选择：他把土地卖了，离开家乡，到别处去寻找一种职业，虽然存在风险，但是更加赚钱。在民主社会，做出这种选择的人十分常见，并且，随着身份变得越发平等，人数还在不断增加。在民主国家中，无论一个人拥有多少财富，他总是不会感到满足。因为他老是觉得自己还是无法像祖辈一样富有，同时也担心子孙以后会比自己贫穷。因此，在民主国家中，大部分富人仍在费尽心思增加财富。因此，工商业自然开始引起他们的注意，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快速和有效的致富途径。在这一点上，他们与那些一贫如洗的穷人具有一样的本能，更确切地说，他们也受到最迫切需求的驱使，当然，这种需求和穷人希望得到温饱的需求是不同的。在贵族制国家中，富人不仅拥有大量财产，实际上也是统治者。他们一直为重大的公共事务而忙碌，所以基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从事工商业。即使他们当中有人有意走上这一道路，他们的阶级意志也会立刻阻碍他这样做，因为他们虽然希望反抗在本阶级中占据多数席位的统治，却无法彻底摆脱它。要知道，这种统治实际上就存在于贵族阶级的内部，但是他们却坚决不承认人民的多数权力。在民主国家中，即使拥有财富也很难掌权，甚至还使富人们远离政界。所以，民主国家的富人在闲暇之余都不知道如何消磨时光。他们的远大理想、大量的财富，以及某些富人常有的独特爱好，这些因素一直都在激励他们采取行动。但是，他们只能走经商这条路。在民主国家，商业相比其他行业都显得更伟大和辉煌。它一直在吸引着大众的注意力，成为了群众向往的目标，人们一切最强烈的激情都放商业上了。即使富人们自己对商业仍然抱有某些偏见，或者对他人经商存在偏见，但是这时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们去从事商业了。在民主国家中，富人们从来不会去组织建立团体并为其设立特有规章制度。他们这个阶级的特有观点，对他们也毫无影响力；但是那些全国性的一般观点，却一直在推动着他们前进。在民主国家中，巨富之人几乎都是经商之人，并且，他们会把这些事业世代相传，直到财富的持有人最后完全失去了经商的习惯。在美国，经营大型工业企业并非难事，最主要的原因是全国人民都从事工业活动，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所有人都愿意联合共同从事工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虽然还算不上富强，但是他们的大型工程往往让人感到吃惊。美国人来到这片土地的时间还没多久，但是他们已经学会改造自然来为自己服务了。他们已将赫德森河和密西西比河连接起来，并在陆上建设了500多里的道路，使得大西洋和墨西哥湾也相互连接。另外，他们也已经建成了几条大铁路。几乎所有的由平等产生的情感都会产生这样的影响。对物质享乐的喜好。能快速获得享乐的渴求。对投机主义的喜爱。在民主国家中，富裕的人通常都有自己的产业。民主让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它也让工商业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职业。在民主国家中，富裕的人总是会担心失去自己的财富。美国人就是如此。如果说工商业也加强了人们追求财物的欲望，那也只是因为人们从事工商业越久，他们的欲望就会变得越强烈，他们越是努力满足欲望，欲望也越提高。所有使人心喜欢在现世享福的原因，都会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平等就是这种原因之一。平等对商业的促进，并非通过直接使人产生经商爱好这种方法，而是通过间接加强和培养人心爱好幸福生活的方法。一个手艺人，如果让其一直只制作一种产品，他的手艺必然会变得无比熟练。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他不再会用自己的精神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他会逐渐丧失这种能力。因此，虽然在技艺上他越发纯熟，但同时也变得越来越不动脑。作为一个工人，在技术上他确实在不断取得进步；但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在本质上却日益衰退。如果一个人二十多年来都是在做别针帽，那你就不会对他在其他方面的才能抱有太大的期望。运用智力，人往往能获得惊人的成就，但是如果一个人长期都只是在研究做别针帽的最佳方法，那他就很难在其他方面发挥自己的才能。对于一个工人来说，如果他将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他每天所造的产品上，那他的思想就会一直聚焦在这些物品上，自己也会因此养成了一些难以摆脱的习惯。总而言之，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自主权，成为了他所选择的职业的附属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法制和民情想方设法帮他拆除樊笼，为他开辟无数不同的致富之道，这一切也会变成徒劳；相比法制的民情，实业的原理显然影响力更大，这种力量将他绑在一种行业之上，往往是他受缚于此，难以脱离。另外，实业的原理还将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固定下来。虽然整个世界在不断运转，但实业的原理却使让他变得无法动弹。劳动分工原则的普及使得工人们的力量变得越发微弱，他们的思想也因此变得越发狭隘，地位也会逐渐降低。从工艺上来讲，他们是进步了，但是手艺人自身却退化了。此外，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资本的增加，产品的数量也会不断增加。这时，那些有钱有识之人也会开始涉足工业。在此之前，这些工业的经营者都是手艺人，他们要么就是缺乏知识，要么就是相对贫穷。那些有钱有识之人经营工业的原因，自然是因为看到其中巨大的需求和利益。因此，在这一时期，受到制造业科学的影响，工人阶级的地位开始降低，而对于资产阶级来说，他们的地位却在日益提高。工人们每天只是想自己的智力应用在一些小事情上，而工厂老板却需要关注全局。于是，老板的视野变得开阔，而工人的眼界却变得越发狭隘。这样一来，过不了多久，工人们就不必再动脑筋，只是从事体力劳动。而老板们却需要依靠科学和天赋来确保事业取得成功。因此，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国家中的行政长官，掌管一切，而工人则变得越来越像牲畜。在一个国家中，如果人民的社会地位变得越来越平等，人们对于工业产品的需求也就会变得越广泛和普遍。使商品变得价格低廉就成了制胜关键。所以，有越来越多有钱有识之人将自己的财富和天赋投入到工业生产之中，他们开设工厂，并且设立严格的劳动分工，以此来满足人们各个方面的需求。因此，当人们逐渐趋向民主制度时，那些从事制造业的阶级就变得越来越像贵族。人们彼此变得越来越像，而与此同时，大部分民众与另外一帮人也却变得越来越不同。最后大多数人变得平等了，但是大多数人与占少数的另外一些人之间的不平等却在不断扩大。富人之间关系并不紧密，富人与穷人之间的联系也是如此。富人和穷人往往是由于利益而不断结合或分离，因此，两者之间自然无法维持紧密的联系。通常情况下，工人们必须依靠老板，但是他们依靠的老板往往不止一个。只有在工厂，工人和老板才会彼此相识。如果离开了工厂，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就会如同陌生人一般。工人与老板之间只存在一个交汇点，一旦离开了这个交汇点，他们就不再有联系了。老板对工人的唯一要求就是工作，而工人对老板的唯一要求就是支付报酬。两者之间并不需要互相保护。通常来说，老板和工人不会建立长久的联系；从权利和义务的角度来看，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同样不会长久。在旧时代，由于法律或习俗的影响，地方贵族往往认为自己有义务救济和扶持下属，减轻他们的困苦。但是，现代制造业的贵族则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只想利用受雇者为自己牟利，让他们变得又穷又苦，如果遭遇经济危机，则会把这些人推出工厂的大门，让社会去救济他们。这是自然而然的发展结果。工人和老板之间虽然常常存在联系，但是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结合。

《1840论美国的民主IV》

民风

在贵族社会中，所有人都依职业、财富，出身被打上了不可改变的印记，每一个阶级内部的成员，都把同阶级的人看作是同一个大家族的子女，他们之间有着一种从未间断过的意气相投，这种活跃的情感是生活在民主制度中的公民之间绝不会出现的。在贵族制国家中，每一个阶级都有自己的观念、情感、权利、道德规范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因此，一个阶层的成员同别的阶层的成员是非常不同的，他们没有相同的思考和认知方式，甚至觉得彼此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因此他们很不能理解不同阶层的人的生活，也无法评判他人的作为。尽管你有时会看到他们热情地向他人施以援手，但这并不与我刚才所说的冲突。这种贵族制度虽然将同种的人类分成了不同的阶级，但是却又用一条政治纽带将他们紧密地绑在了一起。尽管奴隶阶级天生对贵族的命运不感兴趣，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却有义务为自己的贵族主人奉献自己，并且尽管贵族认为自己和奴隶并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是他的责任和义务却依然驱使他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保护生活在他领地中的奴隶。很显然这种相互的责任义务并不是来自天生的权利，而是政治权利，并且社会因此获得的东西要比个人所能获得的多。这种义务并不是对你认为应该的人尽的，而是对奴仆或者对领主尽的。封建制度只是为一些人带来实质的不幸，而不是为全人类带来了苦难。它给民风带来的影响不是使人变得温和善良，而是慷慨大方，尽管它提倡人们无限忠诚，但却不会让人产生真挚的同情，因为只有在相似的人之间才会出现真正的同情。并且在贵族时代中，人们只有在同样的阶层中才能找到相似的人。……你对雷恩省最近发生的事感兴趣吗？那里的政府下令征税10万枚银币，如果不在24小时内交出，就把税额翻一番，并且派兵去征收。当局已把一条大街的所有居民都撵出家屋，而且不准任何人收留他们，违者将会被处死。因此，一大群倒霉的人在依依不舍地离开这个城市时，号啕大哭，其中有孕妇、老人和小孩；他们不知去往何处，既没有吃的，又没有栖身之处。前天，一个小提琴师，因偷漏印花税而被车裂。他被五马分尸……，并且还将他的四肢放在城市的四个角上示众……到现在已有60名市民被捕，明天将会被处以绞刑。这个省还为其他省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叫其他省也尊重总督及其夫人……，不得往他们的花园里投石头。你总是喜欢和我谈论我们这里发生的悲惨事件。我们这里已经废除了车裂的刑罚。为了树立正义的形象，每周只会杀一个人。没错，现在我认为判处绞刑已经算宽大了。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对于正义的观点已经完全改变了。我认为，你的那些拉船的奴隶纤夫，真是一群不问世事的好人，是他们让生活安宁。如果你认为写这些信的塞文涅夫人是一个任性而生性残忍的人，那你就错了。她非常爱她的子女，也对她的朋友的不幸多愁善感，甚至我们在读她写的信的时候，我们都能发现，她对她的奴仆和侍者都非常和善和宽容。但是塞文涅夫人并不清楚地了解贵族阶层以外的人民所受的苦难是什么样子。而今天，哪怕一个最残酷的人写信给一个最冷漠的人，也不敢用这样残酷的事情来打趣，就像我刚才引用的书信中一样，就算他的个人道德观念准许他这样做，大众的民风也会阻止他如此行事。很明显这些人的悲惨命运并没有激起他们主人的同情心，在他们的主人看来，蓄奴不仅有利可图，对自己来说也几乎没有危害。因此，一个对待与自己平等的同胞极其富有人性的人，一旦他人变得与自己不再平等，便会变得对他们的苦难漠不关心。因此人的温和善良应更多地归功于平等，而不是文明与教化。在罗马帝国文化水平最为发达的时代，罗马人会将敌方的将领拖在战车后以示胜利，然后割断他们的喉咙，他们还会让战犯与野兽相搏斗，以娱乐大众。西塞罗只要一谈到罗马公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事情，就义愤填膺地对其谴责；但他却只字不语罗马人胜利后对待战俘的种种暴行。很明显，在他眼中，一个外邦人和一个罗马人不属于同一类人。富人永远处于猜疑之中。在某种程度上，他必须是贫穷的或者曾经贫穷而向往荣耀。］其中一个民族急于改变，过去令他感到不快，现在使他感到厌烦，对他而言，似乎只有未来值得思考。他蔑视年龄，嘲笑经验。他永不停歇地制定、撤销、修改他的法律制度。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一切都被他那不知疲倦的活动力所修改，甚至是供养他的土地。各种优势触怒并伤害他。他甚至仅以不赞许的目光看待平民的财富特权。另一个民族则拜倒于过去，他将来自古代的所有事物视为他所崇拜而尊敬的东西，不是因为它们是优良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古老的。因此，他无意修改他的任何法律制度，如果具备不可抗拒之势的时间迫使他脱离某些方面，为了使他自己相信他仅仅是在祖先的成就中发现了它并且仅仅是发扬了祖先们已经拥有的某种思想，他会在任何微妙之处诉诸祖先。千万不要寄希望于他能认识到自己是革新者；尽管他在其他方面是一名强大的逻辑学家，但他仍然赞同荒谬之理，而不承认自己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过。他对各种各样的优势充满崇拜，他似乎将出身和财富视为天生而不可动摇的权利［特权］，认为其能够使某些人操控社会［在页边空白处：财富被视为一种德行而出身被视为一种不可动摇的权利］。在他看来，穷人几乎不能被视为人。此外，他对此充满自豪，他认为他能够充分肯定自己的伟大，因而无须要求普通人承认这一点，他对自己的评价高于一切，因而他不需要他人的赞许。法律是贵族的。如果米尔顿没有将人类的情感赋予恶魔和天使，那么他永远无法成功地令我们对［空白（编者注）］的命运感兴趣。贵族统治会产生伟大的奉献和巨大的仇恨。民主会使所有人拥有一种安宁的仁慈。意气相投较少，但更为普遍。由于在英国，贵族阶层还是十分傲气的，并且贵族阶层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所以每个人随时都在担心别人会滥用他的亲善待人来获得好处。由于不能第一眼就看出所遇到的人是属于哪个阶层，所以人们总是谨慎地避开与他人交流。人们害怕受他人的一点儿小恩小惠就与之结下不当的友谊，也担心别人对自己的帮助是带有目的性的。人们总是避开他人客套的奉承，也尽量避免与他人结怨。如果两个美国人在异国相遇，他们很快就能成为朋友，只是因为他们都是美国人。他们之间不存在将两人隔开的成见，而相同的国籍则将他们带到了一起。然而对于两个英国人来说，相同的血脉是不够的，同属一个阶层才会让他们相互靠近。第一，由于社会阶层从未受到质疑以及由于特权是与不能剥夺和无可置疑的血源优势相联，人人都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并且没有人害怕遇到想要取代自身地位的入侵者，或者因为与某个不明人士接触而在不知不觉间降低到较低的社会阶层。第二，由于出身和财富仅赋予了较小的优势，并且无法使拥有它们的人处于极其与众不同或者令人向往的阶级，故与社会等级较低的人进行接触尚不足为惧。而在像英国这样构建于财富之上的贵族社会中，特权极大且享有这些特权的身份往往受到质疑；随之而来的是无尽的恐惧，你会害怕自己可能因为做某事而降低身份。美国人正如其他严肃而又认真的民族一样，有着强烈的报复心和易冲动的脾气。要是有人冒犯了他们，那他们几乎会记上一辈子。但话又说回来，想要冒犯他们也不是件轻易的事情，他们的脾气虽然起得缓慢，但也同样消失得缓慢。当一个有钱的美国人来到欧洲时，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购买一身奢侈的行头，他害怕别人只是把他看作民主社会中的普通一员，于是想方设法地在别人面前展现他的财富。他通常会在城市里最为繁华的地方入宿，身边时常围绕着数名仆役（他还会觉得自己没有被服务周到，经常对他的仆人们发火）。物质环境的平等会让人感觉个人的独立，同时也会显露出人的弱点。人们虽然自由，但却遭受着各种意外的威胁。然而生活经验却很快地让人们学到，尽管他们不习惯于接受他人的帮助，可有时候没有这种帮助的话，那真的是寸步难行。而在欧洲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事，同一行业的人之间很乐意互相帮助，他们遇到的都是相同的苦难，这一点就足够让他们试着互帮互助了，不管他们在别处是如何的冷酷无情或者自私自利。因此只要他们中的一人遭受危险，而他人只要牺牲一小点儿或者有着一点儿冲动就能救助他时，大家就会尝试着帮助他。这并不是说人们被他的命运所深深触动，要是人们发现自己所做的都是无用之功，便会立即将之抛诸脑后，回到自己的生活轨迹中来。人们彼此之间有一种无意的心照不宣的协定，那就是这次我帮助了你，那下次我需要帮助时那你就得还我的情。一个曾在欧洲旅行了很长时间的美国人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英国人对待他们的仆人十分傲慢，而且规矩十足，让我们感到很吃惊。但相反地，法国人对待他们的仆人却友好随便，或者说在他们的待人之道中有一种我们难以想象的礼貌谦恭。可以说他们会顾忌向别人发号施令。这种上下级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下来。这样的评论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曾数次下这样的定论。我一直认为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英国的主仆关系是最为紧张的，而法国却是最为轻松的，我从未在其他国家见过比英国人地位更高的主人，也未见过比法国人地位更高的仆人。贵族的章程对仆人阶层的想法和民俗的影响一点儿也不比他们主人的少，并且尽管产生的效果不同，但仍可以轻易地看出它们产生的原因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在大环境中构成小型的社群，而且在其构建之中和之后，一些错与对的固定的概念也会相应地产生。人们生活中的不同行为在一些人眼里似乎从未变过。在仆人阶层和主人阶层中，人们相互之间的影响很大。他们承认固定的条例，并且没有相关的法律条文，只是依照公众意见的走向行事。井然有序的公众习惯和制度起着主导作用。这些人的命运就是服从，显然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光荣，什么是美德，什么是正直，什么是荣誉，同样，他们的主人也不知道。但是他们却创造了一套作为奴仆的光荣、美德和正直，并且他们想，自己这样做能否得到这种奴仆的荣誉。你可不能觉得因为地位低下，那这个阶层里的人都会有一颗卑劣的心，这是大错特错的。不管这个阶层是如何的下等，在这个阶层中的上流人士只要他不想往另外的阶层进发的话，那他就会处在一种贵族般的地位，也会因此提升个人的思想高度，产生高尚的尊严和自尊，因而为具备良好的美德和杰出的行为打下基础。在贵族阶层中，穷人从出生就开始被训练，不管他们的眼睛看向何处，眼前都要立即浮现出阶级制度的图案和服从的景象。于是在社会现状长久不平等的国家中，主人通常能轻易地得到仆人的迅速、尽心、恭敬和舒适的服侍，因为后者对前者十分敬畏，不仅是对其主人的敬畏，更是对主人阶层的敬畏。主人更是将整个贵族制度的重量压在了仆人们身上。他对他们的一举一动发号施令，有些时候甚至直接操控他们的思想。贵族制度中的主人，经常，甚至无意之中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他的仆人的观点、习惯和习性。这种影响甚至延伸到超出了他权力范围的事情之上。在贵族制中，仆人们处于一种附属的地位，他们不能自行离开，因为离了现在的主人，也会有新的上层阶级限制着他们。一方是默默无闻、贫穷、永远服从，另一方却是荣耀、财富、永远统治。这种物质环境永远不同，并且永远封闭，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和这些环境一样耐久。在这种极端里，仆人最后会变得对自己冷漠，厌恶自己，自弃，或者将自己完全让他的主人掌控，然后创造出自己臆想的人格。他会将自己隐藏在主人财富的光辉之中，为主人的荣耀而自豪，因主人有着高尚的品格而提升自我，在虚构的富丽堂皇中得到满足，有时甚至比这些财富的真正占有者更全心全意地对待它。在任何时候，仆人都可以转变成主人，他们也随时都渴望变成主人。如此，仆人和主人就没什么不同。那为什么主人有着权利去命令仆人，而仆人必须服从呢？是因为他们有着双方都你情我愿的暂时的协定。他们之间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因为暂时的合同让他们之间有主仆的关系。在合同条款之内，他们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而在条款范围之外，他们是两个公民，两个平等的人。在北方，大多数的仆人都是被解放的奴隶，或者被解放的奴隶的后代。这些人在公众意见中处在一种备受争议的地位上。法律使得他们在阶级上更接近他们的主人，民俗却顽固地排挤他们。他们自己也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所处的地位，于是他们总是表现得很傲慢无礼，要不就卑躬屈膝。法律，还有部分舆论宣称，主仆之间本就没有与生俱来和永久存在的优劣之分，但这种新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主人阶级的内心，或者说他在本能地抗拒。在主人的内心深处，他仍觉得他自己地位特殊，高人一等，但他却不敢公开表述出来，只能不情愿地任自己处在普通水平。他发号施令时变得既胆怯又困难，而且他感觉自己对他的仆人已经没有了源自长期处于上位的保护欲望与乐善好施，并且让他感到惊讶的是，不仅他自己变了，他的仆人也发生了变化。他希望他的仆人，或者说仅仅在家庭生活中所暂时处于他仆人地位的人，有着固定的习性，会为他所处的仆人的地位而感到满足和骄傲，虽然他迟早会摆脱这个身份。他希望他的仆人会对一个既不保护他，但也不残害他的人效忠，最后永久地成为那个与他相似，但却没他活得久的人的附庸。在贵族制社会中，做家族的奴仆并不会让一个人觉得地位低下，因为他们不知道，也没想象过其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与主人之间所存在的巨大的不平等是上苍的神秘法则造成的，是必然并且不可避免的。不得不承认，民主的律法有力地倾向于增加地主的数目，减少佃农的人数。在贵族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田地，不仅得付出钱财，还得向地主表示尊敬，关心并服务于他。而在民主制社会中，佃农想租用田地只需要付钱就可以了。由于土地的所有权被分割，财富也在整个国家范围内的各处消失，美国各地充斥着这样的情况，一些人的过去的财富正在慢慢消失，而新起的富人对财富的需求的增长比他们的资源增长更快。对他们来说，哪怕一丁点儿的利益都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中没人会让任何可以赚钱的机会溜走，或者会让自己的财产损失一点点。随着社会阶级的融合，极度富有的人和极度贫穷的人变得越来越少，地主和佃户之间的社会差距也越来越小，没有人天生就无可争议地高人一等。对于两个拮据的人来说，他们之间的租约除了谈钱还能谈什么呢？贵族制社会并不会向一个凡人一样一日之内就消亡。其社会观念在法律条例的制定之前将在人们的内心中慢慢被摧毁。于是在对抗贵族制的战争爆发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你都能看到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联系的纽带一天天地变松。一方的冷漠与蔑视在逐渐减少，另一方的嫉妒与憎恨也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奇怪，也更不那么平和了，租约的价钱也越来越高。这并不是民主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但却一定是它来临的预兆。一个让人民离了心的贵族制度，就像是根须枯死的大树，它生长得越高，就越容易被风刮倒。五十年来，不仅在法国，而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土地的租金都增长得吓人。而在我看来，同时期的农业和工业的增长却不足以解释这种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你必须寻求另一种更有力同时也更隐秘的因素。我认为这个因素应当在已经被几个欧洲国家所采用的民主制度中去找，也应当在动摇了其他欧洲人的民主之情中去找。我经常听一些英国的大地主说，他们由衷地为自己感到高兴，他们从自己所拥有的土地中获得了比他们的父辈获得的更多的财富。也许他们的自鸣得意是对的，但很显然，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应该得意的是什么。他们觉得自己仅仅通过交换，就赚取了眼前的利润。他们为了金钱所放弃的是他们的势力，他们所得到的是钱财，失去的却是权力。一场浩大的民主革命将要完成或者即将来临时还有另一个清晰的预兆。在中世纪，土地几乎都是永久地租借出去，或者至少有很长的周期。当你对那个时代的国内的经济进行研究时，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长达99年的租约比现在的20年的租约还常见。那个时候的人都相信家族的永垂不朽，那时候的社会状况看起来将是永远固定的，并且整个社会呈现出一种不可动摇的状态，没人会想象社会中会发生什么变动。在讲求平等的几个世纪里，人的思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觉得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思变占据了人们的内心。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中，地主和佃户自身对于长久的租约都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他们害怕现在能给他们带来利益的合约在以后的某一天会变成他们的羁绊。他们害怕面对自我，他们害怕当他们尝到变革的甜头以后，会懊恼自己不能摆脱以往所渴求的事物。这种担忧也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在民主制的几个世纪里，在事物的发展中，最容易改变的，是人心。在贵族制社会中，佃户支付的田租不仅仅是金钱，还得向地主表示尊敬、关心并服务于他们。而在民主制社会中，田租仅指金钱。由于家族与土地之间的永久性关联已经不复存在，地主与佃农只是偶尔碰面并商量事情的陌生人。由于财富在不断划分，地主总是想要得到并害怕失去财产。他严厉地限定他享有权利的一切事物。地主和佃农拥有相似的思维习惯和相似的社会地位。对身处拮据环境的两个平等公民而言，租赁合同的标的除了金钱之外别无他物。当你拥有100个佃农的时候，你乐意在金钱上做出一定牺牲来赢得他们的青睐。你不会关心某一个佃农的意愿。在大地产仍然存在且风俗和法律使这些大地产的所有权固定于同一家族手中的贵族制社会中，地主并不将出租自己的土地视为使自己更加富裕的唯一目标，有时甚至不将其视为他的主要目标。与他打交道的佃农在他看来并非陌生人。佃农们的祖先与他的祖先生活在一起；他的孩子们会在佃农们的孩子中长大。他们的命运与他绑在一起，回忆和希望的链条将他与他们连在一起。因此，地主想要的不仅仅是佃农们承诺向他支付的租金，而且想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和喜爱；而且他认为自己不应该对这些每天生活在他周围的人施加太过苛刻的义务，毕竟他们的安康或疾苦都呈现在他眼前；而他有能力这样做，因为他享有极其富足的财产。在一个贵族制国家中，最富裕和最强大的地主无法离开热心的朋友、忠诚的仆人和乐意为他效劳的佃户。这些人就像是帮助他控制周围的人口并按照他的意志操纵这些人口的工具。通过他们，他成功享有最大的保证财富的非物质优势。因此，他们的支持必须被收买。因此，在贵族制国家中，［佃户农场］土地的价格不仅仅是金钱，还有佃户对地主的尊敬和喜爱以及服务。随着社会等级制度的不断消失，上层阶级身份逐渐降低，下层阶级身份不断提高，财富和贫穷也停止了代代相传，你可以看到雇工和雇主之间的距离在日益减小，不论在看法上还是在实际上。工人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权利、自己的未来，对于他自己，都有了更高层次的认知，新的抱负、新的渴望充斥着他的心，新的诉求也困扰着他们。在任何时候，他们眼中都装满了对能从雇主那里获得的利益的极度渴求，他们想法设法让自己的劳动获取最高的报酬，并且通常都能成功。在民主制国家中，像其他国家一样，许多工厂的领导人在财富和受教育程度上并不比他们雇佣的工人高。这类工厂企业家十分常见，他们的利益体系不同，所以他们之间想要达成一致或者齐力合作非常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几乎每个雇工都有自信的才能，使得他们在得不到自己的劳动应得的回报时，拒绝付出劳动。这两个阶级长久以来关于薪水的斗争就没有停止过，他们的力量也因此被分割开，并且风水轮流转，没人是这场斗争的常胜者。平均来说，在这场拉锯战中，工人阶级的利益权益获胜得较多。如今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日益高的薪水使得他们对雇主的依赖性越来越小，并且，他们越独立，就越容易争取到更高水平的薪水。我将以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种产业——种植业——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个产业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非常盛行的。在法国，大部分出租自己的劳动力为他人耕作的人都拥有自己的小片田地，这使得他们就算不为别人工作也能勉强维持生计。当这部分人向大地主或邻近的农场主提供劳动力时，要是薪水太低的话，他们便可以留在自己的田地里，等着更好的受雇的机会。我认为从总体角度来看，你可以说薪酬的缓慢而又不断的增长是民主制社会的一种基本法则。社会生活条件越平等，薪资水平便会提高，薪资水平越高，社会生活条件便会变得更平等。由于创办大型产业机构需要大量的资金，所以能创办这种产业的人非常少。由于他们的人数少，他们就能轻易地联合起来，制定让他们满意的工人薪水。相反的，工人的数量却很多，并在一直增长，因为产业效益偶尔会好的离谱，薪资水平就会毫无预期的增加，从而吸引了周围的人来从事生产。然而一个人一旦开始从事这个行业，他就不能轻易地摆脱它，因为他们的身体和心理都会养成习惯，使得他们将不再适合从事其他工作。这类人通常受教育程度低，不勤劳，还不喜欢动脑。因此他们只能依附他们的雇主生存。要是因为竞争或者其他偶然的情况使得雇主收益减少，那他也许就会随意地缩减工人的工资，轻易地从工人身上找回自己的损失。要是他们联合起来罢工的话，富裕的雇主只需要等待就可以了，等着工人们迫于生计回来工作，而自己却不用遭罪。而工人为了糊口，就不得不每天都工作，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能维持生计的东西。长期的压迫使得他们变得贫穷，而变得越穷，他们就越容易被压迫。这是一个他们无法逃脱的恶性循环。为何在商业科学现状和习惯中存在一种相反的趋势，其使资本聚集在少数大工厂主手中，并使工人的依赖性最大化且处于极端贫困之中。但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中存在某些非常重要的产业，为了赢得利润，其必定从一开始就拥有巨大的规模，其拥有大量资产、千丝万缕的关系和极高的声望。在这些产业中，雇主为了获得原材料和工具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工人仅需提供劳力。你从一开始就能够理解工业企业家必然期待获得巨大的利润，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们不会采取行动，也不会冒着失去他们已经拥有的财产的危险来追寻小利益。所有社会最初都是在贵族制度下组建起来的。此时的工业同样符合这个原则。“当今的工业体现出了贵族制度中固有的所有优势和弊端。”1. 为什么我可以说某一个产业的构造是贵族制的？2. 为什么这种构造趋向于压低薪水？它所具有的贵族特点。只有少数人能够运作它，因为为了从这个产业中获得利润，你必须拥有巨大的资产、极高的声望和极广的关系。它使少数被称为工厂主的产业者对立于众多在工厂中工作的被称为工人的无产者，后者在三个世纪前属于耕作土地的农业人口，他们没有所有权意识，也不知道逐步分享利益。穷人和富人没有被永远结合在一起。穷人很难变成富人，但富人可以轻易变成穷人，如果他们保持富裕，他们不会总是与相同的穷人打交道。由于工厂主数量极少，他们能够轻易达成协议并仅向工人支付一定的报酬，如果有人拒绝他们提出的条件，他们可以等待而不会对自身造成损害。而工人很难达成这样的协议；如果他们不能一击制胜的话，他们会死于饥饿。工人是仅拥有双手的穷鬼，他每天都需要使用他的双手。每个人都发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家庭中的成员之间有了一种新的关系，父子之间的距离被缩小了，父辈的威严就算没有消失，也至少变少了。随着美国的孩子长大成熟，父亲对子女的约束和服从的要求一天天松懈。掌控自己的思想以后，美国的年轻人很快就能掌控自己的行为。严格来说，在美国没有青春期这一说法。一个人从小孩子长大成人以后，便会显露出自己的个性，走上自己选择的道路。要是你觉得这个过程是会伴随家庭的争执，孩子需要对父亲限制自己的自由暴力抗争的话，那你就错了。同样的生活习惯，同样的生活原则使得子女更加独立自主，他们的父亲会认为这种独立是他们不可否认的权利。在贵族制和等级制度森严的国家中，权利从来不会下放到被统治的人群中。由于人与人之间有相互依赖的关系，所以只要你做出限制，其他人就会跟随你的命令。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家庭，适用于其他的组织，只要那个组织存在首领的话。在贵族制社会中，严格来说，只有父亲才与社会发生直接的关系，而子女只能通过父亲来与社会联系。社会管理父亲，父亲管理子女。所以说父亲拥有的不仅是物质的权利，还有下达政治命令的权利。他是家庭的发起者，也是家庭的维持者，同时，他还是家庭的治安者。在民主制国家中，由于政府的权利对待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需要遵循同样的律法，所以并不需要这样一类中间人。在法律眼中，父亲只不过是比子女年长一些并且富裕一些的公民。当人们沉溺于过去的记忆，而不是专注于现在的生活，当人们更关注祖先的思想而不是他们自己的思想时，那父亲这个角色就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自然和必然的纽带，是这两条链条相接的链环。因此在贵族阶层中，父亲不仅是家庭中政治的首领，也是传统的承载者、习俗的传承者、道德的仲裁者。他说话时你得洗耳恭听，你与他相处时得毕恭毕敬，对他的爱要带着敬畏之情。如今，在民主制社会中，这种占有少数财富的阶级正是能够给思想以力量，塑造民族风气的阶级。它同时也是能制造舆论的阶级，比如他们的意愿盛行于世，即便是最初最抗拒他们的人，最后也将之作为榜样，受之引导。我就曾见过激烈抵制民主制的人最后允许他们的子女称呼他们为“你”，而不是“您”。在贵族家庭中，由于长子继承大部分的财产和权利，于是他便是他所有兄弟姐妹中的领头人，在某些方面扮演的甚至是主人角色。他独占权利和地位，而其他人只是他的附庸。虽然如此，也并不是说在贵族制社会中，长子只用特权来为自己谋取好处，他身边的兄弟也并不会只嫉妒他和厌恶他。长子通常会竭尽所能地帮他的兄弟获得权益，因为家族的辉煌通常会反射出家主的能力。次子们也会尽力协助长子的事业，因为家族的首领兴旺发达了，他才会更可能提携家族里的其他分支。所以贵族家庭中的各个成员都是被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利益与共，意见统一，但他们却很少理解对方的想法。一个富人和他的家庭之间的关系是淡薄而严肃的。他仅在仆人的簇拥下出现；他的儿子们只能在远处仰望他。生意、享乐、家庭教师和男仆将他与他们分隔开来。如今，在贵族制社会中，富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团队和固定的联盟，他们既制定风俗也制定法律。美国女性在达到适婚年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就开始从母亲的庇护下逐步地独立，当她们还未完全从孩童时代走出来时，就已经能独立思考，独立交流和行动了。大千世界不断地展现在她们眼前，社会的场景一天天地进入她们的视线，而不是被大人们隐藏起来。她们还被教会用一双镇定和冷静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这样，社会的丑恶和凶险很快就被她们认识到，她们也能清晰地判断，无畏地面对它们，而不是天真烂漫地心存幻想，因为她们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信心，她身边的人也是这样。因此在美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过程中，你几乎不可能在她们身上感受到童贞的幼稚，而通常在欧洲，女孩在成长的过程中总会伴随幼稚和天真无邪的优雅。在美国，不管是什么年龄的女性，都不会有孩子般的幼稚和无知。如欧洲女孩一样，美国女孩也想天真讨喜，但不一样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这样做的代价。她没有投身邪恶，但至少她知道邪恶，与其说她有纯真的心灵，不如说她有着端正的品行。美国的年轻的女性在轻快的谈话中总是能轻车熟路地避过各种圈套和陷阱，这让我对此常感到非常吃惊，甚至心有余悸。有些连学者可能都要摔倒上百次的小道，她们都能无惊无险地轻易通过。实际上人们可以轻易地发现，美国女孩即便在很年轻的时候，都能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她们享受被允许的享乐，但却不放纵，并且她们从来不会失去理智的控制，尽管有时看起来她们的理智对她们自己的控制很松散。他们早就看到，在民主制度里，每个人的独立性会变得很重要，年轻人会变得早熟，爱好会在很大程度上被抑制，习惯会发生改变，公众舆论通常会变得不确信或者没有公信力，父亲的权威会变弱，婚姻的约束力会受到质疑。美国既是一个清教徒的国家，美国人同时又是一个商业的民族。因此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工业习惯使得他们要求女性必须有自我克制的能力，并且牺牲自己的享乐来投入事业，而这种情况在欧洲是非常少见的。因此，一种统治了美国的无情的社会舆论将女性封闭在了家庭利益和家庭职责的小圈子里，无从逃脱。年轻的美国女性一进入到社会中，便发现这种观念已经牢牢地建立了。她看到了从这些观念衍生出来的条条框框，不久就确信自己只要一刻逃离了她所处时代的这种规则，那她的平静的生活、她的荣誉，甚至她的社会地位立刻就会受到危害。并且她坚定的理智和教育赋予她的刚毅习惯使得她逆来顺受。你可以说是独立自主的习惯使她在牺牲自身时，获得了忍受自我牺牲的勇气，不反抗也不抱怨。同时，美国女性陷入婚姻的约束并不是像因为单纯和无知而陷入设好的陷阱一样。她受过的教育告诉了她将要遇到的事，是她自己自愿地披上婚姻的枷锁的。她无畏地忍受她的新的生活处境，因为这是她自己的选择。由于在美国，父辈的约束是很宽松的，而夫妻的纽带却很紧，因此年轻女性会经过慎重的思考和深思熟虑后才会选择婚姻。两个人草率结合的情况是几乎见不到的。因此，美国女性只有在她们的理智得到锻炼和成熟发展以后才会步入婚姻殿堂，而不是像其他国家的女性那样只能在婚姻生活中锻炼和发展自己的理智。一旦到了找丈夫的年龄，受到社会自由的观点开导和锻炼的冰冷严厉的理智便会告诉美国女性，哪怕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思想都将会成为婚姻纽带中的麻烦，而不是愉快。年轻女孩的娱乐行为可不能成为作为妻子角色的消遣，也不能作为夫妻生活幸福的来源。一旦她提前看清楚了这唯一的通往家庭幸福的道路并迈出了第一步，她就会一直不回头地走下去。美国的年轻女性表现出的意志力，这种在作为妻子后毫无怨言地低头接受她们新生活中的严格职责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力，在面对生活中的磨难时也能体现出来。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那样，人民的命运反复无常。在一生之中，一个人的地位不断上浮和下沉，从富裕变得贫穷，这在美国一点儿也不罕见。正如我第一本书所说的，大部分去往荒无人烟的西部的探险家都是北部的英裔美国人。这些大胆的追求财富的人种，有一部分在他们自己的国家本来是有着舒适的生活的。他们带着自己的伴侣，共同品尝创业初期的艰难险阻。我经常在蛮荒的边疆遇到年轻的女性，她们刚从新英格兰的优渥环境中成长起来，几乎没有过渡地从父母的豪华别墅中来到了森林中草草搭建的小屋中。疾病、孤独、无聊并没有击垮她们的勇气，她们的面容变得憔悴，她们的神情却很坚定。她们显得既忧郁，又十分刚毅。我丝毫不怀疑这些年轻的美国女性在她们的初等教育里就已经积累了这种内在的力量，这种她们之后将会用到的力量。所以美国的年轻女孩同样也学到了作为妻子的要领，角色虽然发生了转变，生活习惯也发生了改变，但精神却没有变。有学者和历史学家曾说过，或者说曾表明过，女性的道德情操是根据她们居住的离赤道的距离决定的。这是逃避问题最廉价的办法，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困扰着人类的难题之一只需要一个地球仪和一个指南针就可以解决了。在贵族制国家中，婚姻的目的在于财富的结合，而不是人的结合。因此有时候男方还在读书，女方还在嗷嗷待哺时，他们就定下婚约了。因此这种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夫妻之间貌合神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婚约的本质自然地造成的结果。但是相反的，当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的对象，没有外部的阻碍或者指使他时，男女的互相吸引往往只是靠两人相似的观点和相投的兴致。这种两人的相似和相投又能使两人关系更加稳固。在民主制社会中，几乎所有的男人都参与政治或者参与某一行业领域；另一方面，由于家庭财富的不裕，女性只能被迫待在家中，仔细打理各种家务内事。所有的这种不同的并且必须承担的角色劳动就像许多天然的屏障一样，将夫妻生活分割开来，使得一方的需求变少减弱，也使得另一方更容易拒绝。所有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男人，或多或少都沾上了工商阶级的思维习惯，他们的头脑思维严肃，精于计算，积极活跃，他们不会寄情于远大的梦想，眼前的能随时实现的目标才是他们自然而必须的追求。如此，平等并没有毁掉想象力，但却限制了它，让它只在地球上盘桓。没人比民主国家的公民更不爱幻想了，你几乎见不到会独自无所事事整天空想的人，尽管这思考的行为通常在眼前就能发生或者能产生心潮的起落。在法国不断进行转变的五十年里，我们没有得到什么自由，得到的只有混乱。在这种公众的普遍困惑和社会舆论的紊乱中，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公与不公、是与非、应当与实际相互交织的社会状况中，公共的美德观念变得不确定，个人的道德准则也开始动摇。而所有的革命，不管它发起的目的是什么，发起人是谁，最初都造成了相似的影响。即便其中有些最终使道德纽带更紧密的革命最初都是放松了这条纽带的。所以我们正经历的这种无序的状态并不会长时间地持续下去，一些奇怪的征兆已经预示了这一点。没有什么比失去了权力，但保持了财富的贵族更腐化了，他们除开庸俗的享乐之外，都还有大把闲暇时间。他们以前那种使家族兴旺的活力热情和伟大思想已经消失了，你现在只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各种数目众多的卑劣恶习，就像跗骨之蛆一样附在贵族身上。要是说上世纪的法国贵族相当放荡的话，没人会有反对意见。但其他阶层的人在道德上仍保留着对古训和祖上信仰的尊敬。法国大革命瓜分了贵族的财产，要求他们勤奋工作，专心持家，让他们和子女一同生活，最终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有条理，也更严肃，这让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学会尊敬宗教信仰，热爱纪律，爱好和平，喜好家庭之乐，乐善好施。而法国其他阶层的人，原本天生就拥有这些美德的人，为了推翻法律和政治习惯，走上了通往制造混乱的路。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有时似乎比贵族制社会中的人更堕落，但在这里，你必须非常小心，以免被表象所蒙蔽。平等的身份没有使人们变得不道德，但是不道德的人是彼此平等的，不道德所造成的影响更容易呈现出来。在拿走他们的权力之后，他们会自行摧毁剩下的一切。在他们那淫秽的生活中，他们甚至不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培养能够装点门面的知识品位。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沉湎于康乐，并在马和狗身上寻求不能控制国家的慰藉。美国是世界上最为重视两性行为的分界线的国家，也是一个希望两性同时平等地，但却依照不同道路发展的国家。你不会看到美国女性在家庭事物以外施展拳脚，经营生意，或者进入政治圈子等。你也不会看到女性被逼迫下田耕地或者做其他重体力活。还没有一个家庭会穷到破这样的例。美国女性通常有着女性的理智，又有着阳刚的活力，外表却表现得很纤柔，并且总是表现得像一位优雅的女士，尽管她们内心有着男人化的一面。在欧洲你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男人极尽所能向女人溜须拍马的时候，都带有某种轻蔑。尽管欧洲男人经常将自己看作女人的奴隶，你都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真正地将女性看作与自己平等。在美国，女性很少被奉承，但是她们每天都能受到别人的尊敬。在民主社会中，仪态举止绝不会像贵族社会中的人一样严格要求，但也绝不会显得粗鲁无礼。你既不会看到百姓言语粗鄙，也不会看到大人物们出口成章。民风民俗通常平凡无奇，但绝不野蛮或者卑贱。我之前说过，民主社会中不会产生随机应变的行为准则。这既有利也有弊。在贵族社会中，礼貌的原则被强加在每个人身上，要求人人举止一致，这使得处在同一阶层的所有成员都彼此相似，哪怕他们有着不同的性格和爱好，人们的天性也被粉饰隐藏了起来。而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并不精通仪态举止的准则，这种准则也没有被严格要求，但比起来，他们更显真诚。他们的关系就像没有经过精心编制的薄纱一样，每个人的真挚的情感和个人的看法都能透过它被清晰地看到。因此人们举止的形式和本质往往和谐一致，人的外在越不花哨，那就越真实。这就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说民主的影响并不是给人们特定的仪态准则，而是避免人们有相同的准则。贵族礼仪随着贵族的消失而永远消失，甚至是关于贵族礼仪的喜好和观念也未能幸免。当然，一旦你充分理解了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自然引发的各种后果，你就可以凭借上千种方法对一个国家的社会状态和政治法律做出评价。在这一点上，一个旅行者所发表的最微不足道的言论如同哲学家们发表的透彻评价，能够带领你走向真相。一切事物既在道德人的性情上相互协调，又在其物理性质上相互协调，我认为只要了解一个人的一个观点或一种习惯，就能够设想出这个人的全貌，就像居维叶通过观察一个器官就能够重现整个动物的完整身体那样。如果你发现每个人或多或少按照他的喜好打扮自己，按照他的意志发表见解或者保持沉默，接受或者拒绝被普遍认可的规划，使自己服从于通行规则或者毫无顾忌地逃避它，如果每个人以某种方式脱离常规，并且能够轻易使自己得到豁免，不要笑；思考和行动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些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但使它们产生的原因是严肃的。你所看到的是一场大病的最细微的症状。可以确定的是，当每个人认为自己有权利独自决定一件衣服的款式或者语言礼仪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依靠自身对所有事情做出评价，而当小小的社会公约都难以被遵守时，根据这个事实可以知道巨大的社会公约之中正在发生重要的变革。民主制社会中有富人，但没有富人阶级。你可以在那里找到有权势的人，但找不到有权势的家族，或者是那些几代人都拥有显赫地位的世袭制家族；即便偶然存在几个这种类型的家族，他们也不会自然地或紧密地相互附着，不会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一个单独的机体。因此，他们不能以详细而不变的方式控制其成员的外在行为。即使他们有意这样做，他们也缺乏充足的时间。因为尽管他们付出努力，但是他们每天都被可以席卷一切的民主运动的洪流所卷走。在贵族社会中，人们纵情沉溺于纷杂骚乱的享乐之中，使自己从现实的痛苦沉思中解脱出来，而民主制社会中的居民却不愿意这样放纵，他们一旦迷失了自己，就会感到很后悔。相比于这种不务正业的狂欢，他们更喜欢那种严肃而安静的，像工作一样的放松娱乐，这可不会让他们醉的连姓什么都不知道了。美国人不会像与他同职业的大部分欧洲一样，一到休闲时间就跑到广场上愉快地跳舞，他会回到家中，独自小酌几杯。他既想着他的买卖，又体面地喝个小醉，同时享受着这两种快乐。我相信美国人的严肃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来源于他们的自尊。在民主制国家中，一个穷人也会认为自己的价值很高。他对自己十分满意，并且确信别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这样的思维模式下，他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辞和行为，从不放纵自己，害怕别人发现他的缺点。他认为，要想表现得高贵，自己必须保持庄重严肃。生活在民主制度下的人会觉得自己很可悲，事实是完全相反的。没有人比生活在民主制社会中的人更觉得自己的生活有价值了，要是你把他们从困扰着他们的操劳中解救出来，他们反而会觉得生活索然无味了，他们喜欢操劳的程度比贵族喜欢享乐的程度还深。美国人总是有着镇定的态度和冰冷的仪表，但是，他们有时候却因为一时的激情或者未经大脑的思考就跨越理智的界限，做出不合常理的事情，并且他们还很认真地去做这些荒唐的事情。这种反差却并不让人吃惊。有一种无知产生于极端的公知。在暴君专制的国家中，人们不知道如何行事，是因为没人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在民主制国家中，人们经常随性行事是因为他们的渴求驱使他们这么做。第一类人是不知道怎么做，另一类是忘了应该怎么做。这两种场景中有着大量的细节，然而基本的特征却消失了。你会感到奇怪，在自由的国家，尤其是民主国家中，公务员不会受到自己轻率的言论的连累，而在君主专制的国家中，不小心从嘴里蹦出的几个词就足够让他永远丢掉饭碗，并且没有办法挽回。在贵族社会中，每个人一直追求的目标都是唯一的。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人的生存目的却极为复杂，要是一个人不同时怀揣几个目标的话那才奇怪了，并且这些目标还是不相干的。由于他不可能实现所有的目标，所以他们对于生活的不完美是很容易满足的。民主制国家的公民即便感受不到生活需要的压力，至少也会感受到自己欲望带来的压力，因为在他周围环绕的财物，没有一样是他不能得到的。所以他总是匆匆忙忙地去做所有的事情，只要有一点点进步就会很满足，除了思考自己的行为以外，他一刻也不会停下自己的脚步。他的好奇心既是贪得无厌的，但同时又容易因为一点点事情而满足，因为他更重视很快地获得新知识，而不是精通已有的知识。美国人在与其他国家的人相处时，对于一点点指责都表现得很不耐，却总嫌赞美之词不够多。只要一点点的赞美就能让他们高兴，而不论将他们捧得多高，他们都不会满足。他们还会缠着你，让你对他们大加褒奖，并且，要是你拒绝了赞美他们的请求，他们都还会自我赞赏一番。你可以这样说，他们连对自己的优点也会产生怀疑，所以才会每时每刻都想得到别人的肯定。他们的虚荣心不仅贪婪，还很焦虑和容易嫉妒。这种虚荣心总是向别人索取，但又不给予，总想听别人的恭维之词，但又好和人争吵。英国人总是很平静地欣赏他们的国家真正拥有和他们自诩拥有的优点。即使他不称赞别的国家，他也不会要求别人称赞自己的祖国。对于其他国家的人的贬低之词他也不会感到恼火，称赞之词也不会让他高兴。他以一种傲慢和无知的态度面对着全世界。他的骄傲不需要培养，它自给自足。在贵族制国家中，大人物们拥有无边的特权，他们的骄傲就来自这些特权，不需要用无须重视的优点来培养。由于他们的这种特权是世袭的，因此他们认为这种骄傲在某种程度上是他们自己的一部分，或者至少是他们天生的权力，骨子里固有的。所以他们看待自己的高人一等时是很坦然的。他们不会向别人炫耀自己的特权，因为没有人会否认它们。他们认为这些特权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不会挂在嘴上。这些特权十分稳固，独享堂皇，每个人都能清楚地看到，根本不用他们向别人展示，他们也十分确定没人能从自己身上拿走这些特权。在民主社会中，由于人的身份极易改变，人们的优越总是随着人的地位改变而改变。这就造成了人们总是喜欢向别人展示，以向别人和自己证明他确实有这些优势。并且由于这些优势随时都可能从他身上消失，因此他们便以此为警诫，努力奋斗，来证明他们将一直拥有这些优势。生活在民主国家中的人爱他们的祖国就像爱自己一样，并把个人的虚荣的习惯延伸到了民族虚荣心上。英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是慎重而傲慢的，它既不会承认也不会要求任何东西。［在页边空白处：本章或许应当被删除。］美国人的民族虚荣心是急切而好争吵的，其总是寻求赞美。在这一点上，英国人的民风延续了贵族式思想，其拥有一种无法估量且不可剥夺的优势，他们逍遥自在且充满自豪地享有这种优势。同样的，美国人将他们的私人虚荣心转移到了他们的国家虚荣心上。在贵族社会中，每个人的圈子或多或少都是确定的，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大不相同，他们的情感、思想、习惯和爱好都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看起来什么都一样，但实际上什么都不一样。而在民主社会中却正好相反，所有人都很相似，多多少少做着相同的事情。不错，他们是社会不断变迁兴衰的主体，但是由于人的成功和失败是一直重复的，只是上演这一幕的演员变了，而剧情还是一样的。美国的社会面貌是不断变化的，因为人和事都在不断地改变，但同时它又是枯燥乏味的，因为所有改变都是千篇一律的。生活在民主时代的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但是他们情感大部分都最终变为对财富的喜爱或者本身就是由对财富的喜爱转变来的。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灵魂低劣，而是因为在那里，钱的作用实在太大。当所有公民都独立自主并且没有差别的时候，只有通过付出报酬才能得到他们的合作，这使得财富的作用无限增多，价值无限增加。由于老旧事物的威望已经消失，出身、地位和职业不再是区分人的标准，或者几乎不能区分人们，除了金钱，没什么能将人明显地区分开，也只有金钱能使得一部分人比他人突出。这种建立在财富上的区别随着其他区别的缩小和消失，正在慢慢变大。在贵族社会中，金钱只是庞大的欲望圈中的一种，而在民主社会中，金钱似乎是全部。所以爱财通常是美国人行事的动机，有时候是主要动机，有时候则是附带的。这使得他们的所有感情都带上了爱财的气氛，不久整个社会场景就会使人厌倦。这种相同的情绪反馈十分枯燥，而满足人们这种情绪的过程也变得乏味枯燥了。在美国这样的健全安定的民主国家里，你不能通过战争、以权谋私和政治没收等手段来敛财，对财富的热爱使大部分人投身工业中去。现在的工业经常带来如此的混乱和灾难，如果没有规范的经营习惯和长时间地统一操作，是不可能成功的。热情越高涨，习惯就越规范，操作行动也越统一。你可以说是美国人对渴望的力量让他们自己变得有条不紊的。这种力量骚动了他们的灵魂，却使他们的生活安定有序。在某些情况下，封建荣誉崇尚复仇而贬低饶恕，而在其他方面，它专横地要求人们控制自己，强调忘我。它不制定人性和和善的法律，但它颂扬慷慨。相比于乐善好施，它更看重宽容。它允许人们靠赌博，靠战争来发财，而不是靠劳作，它宁愿人们冒大不韪也不愿人们追逐蝇头小利。它讨厌贪婪，更讨厌贪得无厌，它崇尚武力，而鄙视狡诈和不忠。这种奇特的观念并不单单是因为它们的构想者们突发奇想而产生的。一个成功地将自己置于了所有其他阶级之上，并领导它们的阶级，一个需要时常做出努力保持这种超然地位的阶级，必然非常敬重这种堂皇而卓越的德行，并且这种德行是很容易将权力的自豪感和对权力的喜好结合起来的。这样的阶级为了将这种德行展现在其他阶级面前，是不怕违背天生的良知的。你甚至能想象到它将大奸大恶的地位置于温和谦逊的美德之上的情形。这样的阶级一旦确定了自己的地位就会强行做出这样的事情。中世纪的贵族们在众多德行中认为军事魄力才是第一位的。这也是由于社会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特殊观念。封建贵族生于战争，也成于战争。他们靠武器获得权力，并靠武器保持权力。所以对它来说军事魄力才是最为必要的，贵族们颂扬武力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此只要是表面上能显示出军事魄力的行为，哪怕是要牺牲理性和人性为代价的，贵族们都会赞成，有时甚至主动要求。而人们的突发奇想则仅仅是表现在细节上。一个人如果挨了一耳光，那他会视之为奇耻大辱，并在决斗中杀死这样一个轻轻打了他一下的人，这是出于主观。如果一个贵族被打了以后忍气吞声，没有反击，那他就会名誉扫地，这则是出于军事贵族的基本原则和需求。所以从某一方面来说，荣誉具有多变性也是正确的。但是荣誉的多变性往往要受到一些必须的限制。这种被我们的父辈称作荣誉的特殊原则在我看来绝不是主观的定律，所以我可以轻易地将它毫不相关的奇特规定，同封建社会为数不多且始终不变的需要联系起来。封建制度将祖国这个概念从人们眼前隐藏了起来，它们将对祖国的热爱变得不那么必要。这使得人们忠于一个人，而忘了国家。因此你见不到封建荣誉会将对祖国忠诚视作严格的法律。“在那个时代，”普鲁塔克在《科里奥拉努斯传》中说道，“勇猛在罗马比其他所有德行更光荣，更重要。他们用‘virtus’这个特有的表示美德的名词来表示勇猛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使这个普通的名词有了一个特殊的意思。因此在拉丁语中美德就是勇猛的意思。”对于这个为了征服世界而成立的奇特的国度，又有谁不知道它需要的是什么呢？每个民族都会有这样相似的情形，因为真如我上面所说的，一旦人类聚集在特定的社会里，他们之间立刻就会建立起一种评判荣誉的准则，也就是他们觉得应有的对于应该褒奖或应该指责的事物的总体意见，并且这种特定的规则总是来自整个团体的特殊的习惯和特殊的利益。在美国，财富的聚集和消散都是很平常的。整个国家有着无限的可能和无穷无尽的资源。人民有着一切活着的人所拥有的需求和欲望，并且不论他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他的身边都总还有着他力所不能及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人当中，可怕的并不是一些个人的破产和补救，而是全体人民的不活跃和好逸恶劳。工业产业的进取的魄力是它飞速发展的第一要素，它的力量以及它的伟大。工业就像是一场大乐透，一小部分人可能天天都输，而国家却是常胜的。因此，人们总是青睐和看中这种在工业中进取的魄力。然而，所有风险经营的企业，是有可能会让乐于此道并相信它的人丢掉自己的财富的。美国人把这种风险经营视作一种美德，因此他们无论如何是不会看不起敢于冒险的人的。这就是为什么破产的商人在美国总是受到宽待，他们的荣誉不会因为这样的意外而遭受损失。在这点上，美国人不仅不同于欧洲的各个民族，也与当代的所有商业民族不同。然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需求，也与其他人不同。在贵族制国家里，同样的荣誉观念只在数目有限的人群中生效，而这群人总是与社会其他人隔离开的。因此，荣誉的观念很容易与这些人脑中特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对他们来说，这就好像他们的相貌特征一样，并将各种不同的荣誉规则狂热地应用在自己的个人利益上，或者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带着激情来服从于这些规则的。在美国南部：与黑人亲密接触，在家中接待黑人，即便这名黑人是自由而富有的，这也是非常丢脸的事情，与黑人结婚更是糟糕透了。虐待黑人、诱奸黑人则不会令人感到羞耻。当他们对一名白人施加一系列行为，他们会受到谴责，而当他们对一名黑人施加同样的行为，他们却不会受到公众舆论的声讨。这里的人既具有某些主要的美德，又具有某些主要的恶习。在联邦的同一个地区之内，闲散是光荣的；成为一个决斗者、一个好骑手、一个好猎手是光荣的；拥有出色的行为举止、表现得大方得体、不让他人失敬于你是光荣的；对傲慢无礼感到非常敏感是光荣的；谨慎地遵守诺言、维护行业自尊是光荣的。总而言之，中世纪的贵族见解（北方呈现出截然相反的场面，因此一方拥有的是贵族荣誉，而另一方拥有民主）被这些原因所修改和软化。它不是一种鼓吹战斗的贵族制度。它的地理位置使它偏好于获取财富、偏好于农业。它与北方的亲密关系向它表明，许多见解与社会状态不相符，而如果它保持孤立，它将无法拥有它们。它缺少阶级层次。在弗耶先生引用的《百科全书》的文章中，你可以找到下面这个定义：“自尊感是最令人愉悦的，但最有道德的人往往会被他的缺点所打败，并且在人们的外表、举止中寻找能够使他进行自我协调的自尊的表现。“由此可知，存在两种荣誉，一种存在于我们心中，其基于我们是什么；另一种存在于他人心中，其基于他人如何看待我们。“在所有人心中，荣誉是他对自己享有的尊重，是他对公众的自尊所享有的权利，而所谓的公众自尊源自人们对某些由偏见、习俗产生的规则的严格遵守。“在这些规则中，有些符合理性思维，有些则违背它。因此，荣誉在最文明的国家中有时与难能可贵的品质和行为联系在一起，通常与破坏性行为联系在一起，有时与荒诞的风俗联系在一起，有时甚至与恶习联系在一起。“但是为什么这种不断改变的荣誉在政府中几乎总是首要的，总是如此异乎寻常？为什么它存在于不成熟的或破坏性的行为中？为什么它有时施加被自然、纯粹的理性和美德所谴责的职责？为什么在某些时间它特别归因于某些品质、某些行为，而在其他时间却归因于截然相反的行为和品质？但是，侮辱应当被血液冲刷的偏见幸存下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杀人犯认为自杀能够抹去他的耻辱并减轻他的罪行，但自杀实际上增加了他的罪孽。我将谈论特殊荣誉。贵族的特殊荣誉。它迫使贵族为国家军队效力，并且在必要的时候为国家奉献自己的生命。如果一名犯罪的绅士被斩首，那么他的荣誉没有受到侵害。但另外的惩罚方式会使他和他的子孙后代蒙羞。他不能与不适当的人结婚，因为这样有辱荣誉。然而在十八世纪，财富得到认可并能够弥补出身。他不能从事手工劳动，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只有在布列塔尼，他放下手中的剑，从事海上贸易，而当他回来之后，他会再次捡起他的剑。在他离开期间，他的贵族品质也好像消失了。由于旧时将人们以地位和权力分隔开的高墙的垮塌，一场猛烈而广泛的向上运动便产生了，人们争先恐后地加入到这场朝着他们垂涎已久而现在终于得到的显赫生活而进发的运动中去。每个人沉浸在第一次取得胜利的喜悦中，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一样。不仅欲望是无限的，就连满足欲望的权利也是无限的。在习俗和法律的普遍迅速的变革之中，在波及所有人和所有规则的巨大混乱中，公民们以前所未闻的速度起起落落，权利迅速地更迭易手，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把它握在自己手中。此外你必须牢牢记住，摧毁贵族制度的人是曾今生活在贵族的法律之下的，他们见识过它的辉煌壮丽，也在不知不觉中让贵族的气息渗透进了自己的思想。所以在贵族制度消逝的同时，它的精神仍盘旋在大众的头顶，而其本能也将在它被战胜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保存下去。所以民主革命持续多久，这种野心就会持续多久，革命结束以后，它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这种人们所目睹的非凡大事件的记忆是不会很快就从脑海中消逝的。这种革命所带起的热情也不会随之消失。秩序中也永久地存在一种不稳定感。无常的变迁兴衰给人带来的成功是很容易的这种思想，在变迁结束之后仍然存在。人们的欲望仍然很强，而满足欲望的手段却日益衰减。对于钱财的渴望仍然存在，可自由的财富却越来越少。野心与实现不成比例地增长，怀揣野心而不能实现的人只能暗自遭受内心的灼烧。而在所有让民主国家的人不报雄心壮志的原因中，最重要的并不是财富的匮乏，而是他们每天为获得财富所做出的剧烈的努力。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在了做一些平庸的事情上面，他们的视野和能力很快就受到了限制和束缚。他们会变得更穷，但却更为奋进。民主社会中的少部分富裕的公民也不免受到这样的影响。如果人是靠着一步一步积累获得财富和权力，那他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就会形成节俭和克制的习惯，就算发达了以后也不会丢掉。人不能像扩建自己的房屋一样一下子改变自己的灵魂。这对于这类人的子女也是有相同的影响的。确实，他们出生时条件就很好，但是他们的父亲也曾过过艰苦的生活，他们在父亲的情感和思想中长大，即便他们长大以后也很难逃离这种思想的影响，我们可以相信的是这些子女既继承了父亲的财产，也继承了父亲的天性。在中国，人的身份是非常平等的，并且这种平等由来已久，人们只要通过竞争的考核就可以从一个部门升到另一个部门。这样的考核会伴随他一生的事业，并且这种考试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民风之中，我记得在我读过的一本中国的小说里，男主人公几经沉浮，终于因为在一场考试中高中而最终获得了女主人公的芳心。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们不可能有干出一番大事业的野心。我认为民主国家的上进之人不像其他国家的人一样专注于未来的利益和对未来的判断。他们只专注于眼前的时刻，也只有眼前的利益能吸引他们。他们宁愿快速地完成大量的小事情，也不愿花时间去建立一座持久的丰碑。相对于名垂青史，他们更喜欢事业成功。他们最想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是服从，他们最想要的则是统治。他们的言谈举止，则不像他们的社会地位一样高贵典雅，这就是说他们在拥有非凡财富的同时表现出相当低级的趣味，看起来就好像他们拥有至高的权力，就是为了更方便他们享受粗鄙的小乐趣一样。国王自然想要征服王国，贵族自然想要治理国家或获得荣耀。他们的地位极高，因此这些伟大的目标对他们来说是可以实现的；而他们的地位和他们的喜好自然而然地促使他们达到目标。穷人的目标在于获得不多不少的财富。而拥有不多不少的财富的人则想要致富。如果你以一种绝对的方式看待这些目标，它们不像第一种目标那样伟大；如果你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待它们，它们也不渺小。引导人们朝着第一种目标前进的欲望与引导人们朝着第二种目标前进的欲望是相同的。然而，在民主制社会中，有时会产生极大的野心，而这种情况发生在生活在那里的野蛮人身上。在那里，所有天生羸弱的孩子会死亡，那些幸存下来的孩子成为了非常强壮的人。力量使他们克服了最初的障碍，推动他们走得更远。“理想从未如此急躁、如此普遍。从未有如此多心灵这样迫切地追寻所有好事、所有乐事。自负而低下的愿望，渴求的是物质利益和虚荣思想，偏好的是活力、软弱、冒险和懒惰；对所有人来说，一切似乎都是可能的、可取的、可到达的。这不是因为激情是强大的，也不是因为一个人能够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而大费力气。他有气无力地思考，但他有无限的欲望……世界上从未出现过这种由薄弱的意志、幻想、要求和需求构成的冲突；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呼声，所有人都要求得到他们所缺乏的、能够取悦他们的权力。而这些呼声并不是对上帝提出的。同时，理想变得更普遍、更低下。”在美国，一旦人受了一定的教育和有了一定的财富之后，他就会寻求在工商业中的一席之地，来赚取更多的钱，要不然就去买下一块有森林树木的土地，成为拓荒者。他对国家的要求就仅仅是不要去打扰他的劳作，并且保证他的劳作会换来成果。在欧洲的大部分国家中，当一个人开始感到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并扩张他的欲望时，他产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谋取一个公职。如果公职职位很少，薪资很低，并且经常有人事变动；而另一方面，工商业的职位空缺很多并且效益很好，那平等每天所带来的新的急于求成的欲望就会朝着工商业去，而不会朝着行政发展。但是，如果社会各阶级变得完全平等，人的知识还未变得完整，或者思想还是畏首畏尾，又或者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限制，只能给人提供辛苦的缓慢的致富道路，那人们就会失去靠自己实现自己命运的希望，转而纷纷冲向政府的首脑，向他寻求帮助。而靠着国库的钱让自己生活的更舒适对他们来说，既是不是唯一的，至少也是最轻松的摆脱自己已经不再满意的生活条件的方法。于是谋求官职成为所有产业中最热门的一种。这种情况在大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国更是必然如此，在这样的国家中，领国库薪水的官员数目非常多，而且官员们的生存也有足够的保证，所以没人会失去对当官的期望，并且还会像享受父母的遗产一样安稳地把官当下去。在全世界的所有人当中，最难控制和最难引导的就是寻找工作的人。不管他们的领导人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他们都不会得到满足，你必须时常提防他们最终做出违反国家宪法、扰乱国家秩序的行为，而仅仅是为了得到职位空缺。几乎所有改变了人民生活面貌的革命，都要不就是为了认可不平等，要不就是为了摧毁不平等而发起的。撇开让人们的生活产生大的动乱的次要原因不谈，你几乎总会看到不平等的存在。不是穷人想偷窃富人的财产，就是富人想将穷人弄到监狱中去。因此要是你能建立起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财物，而不需要去拿走别人东西的社会制度，那你为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我不是不知道在一个大的民主国家中，都总是会有非常穷困的人和非常富裕的人，但是穷人的数量确实非常少的，而不像在贵族制社会中，穷人占据了人口的绝大部分，法律也没有规定他们会世代相传，一直穷下去。一方面，富人的数量非常少，并且没有什么权力，他们没有引人注目的特权，他们的财富也不会同土地结合或者由土地代表，而是一些难以捉摸，甚至是看不到的东西。就像不在有穷人氏族一样，富人家族也不再存在。人群中每天都会出现富人，也时常有富人变成平民。因此他们无法构成一个能让人轻易定义和识别的阶级，并且富人们和社会的其他人都有着千丝万缕的隐形的关系，所以人们如果打击他们也就会伤到自己。在这两种民主社会的极端中，还有数不清的彼此相似的人群，他们不能准确地称作富或者穷，他们拥有着能有序地满足自己欲望的财产，而没有足以让人眼红嫉妒的财富。这类人天生就是社会巨变的反对者，他们的固定性使他们之上或者他们之下的所有事物都保持静止的状态，并使整个社会整体维持一种安定的状态。并不是说这类人对他们现有的财富已经满足了，或者他们天生害怕那种既能给他们带来好处，又不会让他们受罪的革命。相反的，他们很希望能变得富有和受到不同于常人的尊敬。但是他们知道这必须从其他人身上拿走财富，这使得他们很为难。激发人们欲望的社会状况也在同时给人们加上了欲望的限制。它给了人们更多改变的自由，但使人们减少了改变的兴趣。生活在民主社会中的人不仅天生就不渴望革命，甚至天生惧怕革命。通常穷人不会关心自己拥有的财物，因为他们因贫穷而受的苦要比所拥有的那一点点财物带来的幸福。而富人的热情都放在了满足自己其他的欲望上，而不是获得财富，此外，由于他们长期占有这样多的财富，他们已经感受不到财富带来的乐趣了。反而处在富裕和贫穷中间的人，对财富甚是看重。由于他们离贫穷很近，深知贫穷的严酷，并惧怕它。他们与贫穷之间的距离，只隔着一点儿小小的家产，他们很快便把恐惧和希望都寄托在了这一点点家产上。他们时时刻刻都在变得对财产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并每天都在努力增加自己的财富。哪怕放弃自己的一点点财产对他们来说都是不能忍受的，并且在他们看来，失去自己全部的财富将是世上最不幸的事情了。现在，这种因身份的平等而产生的这类热衷财产和惧怕财产消失的小资的数目是越来越多了。我找不到比商业道德观念更与革命道德观念背道而驰的东西了。商业是一切剧烈热情天生的敌人。它喜好温和，喜欢妥协，并总是谨慎地避开愤怒。它也很耐心、很柔韧，也善于奉迎，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会采取过激的措施。商业使人都相互独立，它让人对自己的个人价值有了很高的认识，激发起人们自己掌控自己各种事物的想法，并教会他们怎样才能成功地这样做。因此它将人们带向自由，却远离了革命。在革命中，拥有自己私人财产的人会比其他人更恐惧，因为一方面，他们的财产容易被人夺取；并且另一方面，其财产有随时消失的可能。相对来说，拥有土地的人就不那么惧怕了，因为就算失去了从土地的收益，但至少在变迁之后，他们还可以拥有土地本身。因此，你可以看到前者要比后者更害怕看到革命运动的景象。因此如果人们的财产数量越多，也越多样化，并且拥有私人财产的人数量越多，那人们就越不想革命。没有人会对自己现在所拥有的财富完全满意，每个人每天也努力地从事各种工作，以扩张自己的财富。考量一下他们中一个人一生的每个阶段，你会发现他总是在做出新的计划，以创造更舒适的生活条件。别对他谈什么人类的利益和权利，他的时间和精力全用到家庭琐事当中去了，他希望另外再抽时间来考虑让公众烦恼的事情吧。在权利、教育、财富或者一句话来说就是各方面都平等，身份相似的人，必然总是有着相似的需求、习惯和兴趣爱好。由于他们看待问题的角度都是相同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会自然地倾向相同的观点，并且尽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同同一时代的人区别开来，并且创造属于自己的信仰，但最后他们虽不想，但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现他们有着一定数目的相同观点。实际上，民主国家中很少有游手好闲的人。人们的生活总是在忙碌与嘈杂中度过，并且他们总是在忙着做事情，很少有时间来思考。我尤其想指出的是，人们不仅是忙于自己的工作，他们也对这种忙碌充满着激情。他们总是在不断地工作，并且每个人都是在用心工作，他们对个人事业的热度阻碍了他们燃起思想的热情之火。如果人们继续将自己关在越来越狭窄的家庭利益的小圈子里，并在其中无休止地忙碌着，你恐怕会觉得他们最终将对那种虽然会扰乱人们生活，但可以使之发展和革新的伟大和强大的公众情感无动于衷。当我看到财产易变，人们对财富的热爱和对失去财富的恐惧如此强烈时，我不能不担心人们会变得将所有的新事物都视作危险，将所有革新都视作不幸的动乱，将所有社会的进步视作革命的开始，并且因为害怕被卷进去而故步自封。我承认，对于他们终将只会像一个懦夫一般热衷于眼前的享乐的情形怕得发抖，而他们自身未来的利益，他们子孙的利益将会因此而消失，我怕他们宁愿选择无力地走向命运为他们设置好的终点，而不愿意在必要的时候，做出毅然的充满活力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人们认为新社会每天都在改变自己的面貌，而对我来说，我害怕的是它们仍然固定停留在原来的制度、原来的成见和原来道德准则中，因而人类停下自己的脚步，束缚了自己，人的思想也永远停滞在原地，而不会产生新的想法，人们的精力也耗尽在一些小且没有新意的独立活动之上，并且尽管人类还在运动着，但却再也无法进步了。随着身份变得越来越平等，物质秩序在同一时间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绝对利益、显著利益。因为每个人都会在大变化中失去某些东西，并且由于没有人能从大改变中得到太多收获，所以人们心照不宣地认同通过采取一定措施控制变化的尺度。这就是财产分配如何使产生它的改变精神变温和。一方面，它推动人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创新；另一方面，它确保人们处于某些创新的限制范围之内。在阶级制度的统治下，社会地位世代相传，没有人能够改变它；一些人不会期待得到更多的，而另一些人不会期望获得更好的。在这种万籁俱静和万物静止的状态中，想象力不再活跃，而思想的运动也不再出现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所有的士兵都能成为军官，这使得他们普遍都有晋升军职的渴望，也将军事野心几乎无限地扩大了。在军官看来，没有什么东西能天生地阻碍他们从一个职位晋升到另一个职位，并且在他眼里，每一个军阶都有很大的价值，因为他在社会中的地位几乎完全取决于他在军中的职位。在民主国家中，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军官除了自己的薪水以外就没有别的财产了，并且只能通过军职来获得人们的尊敬。因此每当他晋升到新的官职，就等于有了新的财富，有了新的身份。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作为附加存在的东西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就成了主要的存在，决定了军官的一切。在民主国家的军队中，几乎人人都有升官的渴望，这种渴望热切、坚韧，并持续不断。这种渴望将随着其他渴望的增加而增加，而只会随着生命的终结而终结。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世界上所有的军队中，在和平时代晋升最慢的就是民主国家的军队。由于军职的数目是有限的，而职位的竞争者的数目却总是不计其数的，并且平等的法则毫无差别地施加到每个人身上，没有谁可以迅速地晋升，甚至连晋升的机会都没有。这就造成了人们升职的欲望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而难度却更大。当人民失去军事精神时，那军事事业很快就会失去荣誉感，而军人也会跌落到公职人员中的最低一等。他们将不再受人尊敬，也不再被人们所理解。接着便会出现与贵族时代完全相反的景象。主要的公民将不会参军，而只有地位最低的公民会去参军。人只有在走投无路时才会走上当兵这条路。这就会造成一个无法改善的恶性循环。社会精英们都对军旅生涯退避三舍，认为这不是一种光荣的职业，而这不是一种光荣的职业，是因为社会精英们都不再参与其中。所以当你看到民主国家的军队总是表现得很焦躁，抱怨和对他们的命运不满时，你不要觉得惊讶，尽管他们在军中的物质条件已经比其他国家的军人更优渥，并且纪律还没有那么严格。士兵们觉得自己地位很低，他们被伤害了的自尊心使他们喜欢上了战争，因为他们在战争中是必需的，或者使他们爱上了手握武器的革命，他们希望在革命中获得别人否定了他的政治地位和个人尊严。并且正如我之前所说的，因为在民主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以及最有才干的人基本不会参军，而军队最后将会整体成为一个小的国中之国，在这个小国家中，人们的智力普遍没有全国的人那么高，习惯也比全国的人粗鲁。而在这个不文明的小国掌握着武器，也只有它才知道怎么使用武器。1. 1830年的大革命所造成的混乱。大量优秀的国民退休或被解雇。2. 这个革命所造成的道德影响。士兵不仅必须次于平民，而且还要遭受平民的殴打，而殴打士兵的平民随即成为了比前者更好的士兵。3. 这些兵团中含有大量帝国的老残兵。无军衔的老军人成为了军官。四百个营几乎在一瞬间创建和解散，随后产生了大量无法晋升的军官。几乎所有较低的军衔都被老人占据。总之，这场大革命只引起了混乱，而没有产生运动和推动。除了混乱之外，它没有创造出任何东西。4. 在1830年之后，由欺骗造成的道德的普遍堕落。这种欺骗包括了政府的卑劣手段、教派的诡计和花招……这种堕落同样存在于军队之中。平民出卖他们的良心，而军人用尽手段使自己免遭失败。5. 低于他人的身份在军队中出现。军官得到的报酬很少；他不属于中层阶级，也没有混入上层阶级；他不被社会所接纳；他在教育和开化程度上处于较低水平。军队的文化程度远次于国家的文化程度。军官发现自己在各个方面被贬低，他对能够成就伟业的伟大情操和伟大思想感到陌生。自1830年以来，当军队的贵族元素消失之后，军队的低劣性不断提升。在民主国家中，一个当上了军官的人，他与社会生活的联系就是被切断了的，他是来自社会生活的，但他却不想再回到社会中去。他真正的国籍是军队，因为他的一切取决于他在军中的官阶，因此他必须跟着军队的命运走，与军队是利益与共的，他的未来和希望就只与军队有关了。由于军官的需求和国家的需求是非常不同的，所以他可能会在国家渴求稳定与和平的时候，热切地渴望战争或者推动革命的产生。军士在思想上也同军官一样，切断了自己和社会的联系，也像他一样使军事生活成为了自己的事业，并且他可能比军官还将自己的欲望寄托在了这条道路上，但他不像军官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高的并且很稳固的位置，可以让自己停下来并生活得很舒服，也可以蓄力往上爬。由于军士天生的永远不变的职位性质，他经常要过一种默默无名，备受限制，辛苦而危险的生活。所以他看到的只有军事生活中的危险，而比危险能难忍受的是物质的匮乏和对命令的服从。他能承受现在的痛苦，是因为他知道社会的制度和军队的制度会让他脱离这种苦难，总有一天，他能成为军官。然后他就能发号施令，获得荣誉、自由、权利和享受了。他所希望的东西虽然来说对他是很有意义的，但是在得到这些东西之前，他却从来不能确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得到它们。他的军阶不会永远不变，但他每天都必须听从他的长官的命令，因为军事纪律使他必须这么做。一点儿小小的错误，一点儿任性行事就可能让他数年的努力付诸流水。在晋升到他所觊觎的职位之前，他可以说是一点儿成就也没有。在此之后，他才是真正地开始了这份事业。像这样一个受到他的年轻、他的需求、他的激情、他所处时代的精神、他的希望和他所恐惧的事物的激励的人，不可能不燃起心中孤注一掷的野心。因此军士渴望战争，他总是不惜代价地渴望战争，如果战争的欲望遭到拒绝，那他则会转而渴望可以使权威暂时失去效力的革命。在他渴望的这些革命中，他则靠着社会的混乱或者民众政治热情将他的长官赶下台，然后取代其位置。而且，他不是没有可能发动革命，因为他对士兵的影响很大，尽管他的渴望和需求与士兵不同，但是他却和士兵有着相同的出身和习惯。在贵族制国家中，人民生活的柔弱作风很少会影响到军事风气，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是贵族阶级领导军队的。而一个贵族，不管有多沉溺于享乐，除了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以外，也还会有一些其他的热切追求的，并且他们还乐意做出一时的牺牲来更好地满足自己的欲求。战争在毁掉所有产业之后，自己便成为唯一的最大产业，随后因平等而产生的炽热和充满野心的欲望就会从各个方面全部投注到其中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难被拖上战场的民主国家，一旦你成功地让它拿起了武器，它就能在战场上取得惊人成就的原因。随着战争将人们的眼光越来越多地聚集到军队上，你可以看到它在短时间内就声名大涨，并创造了巨大财富，国家的精英们也纷纷投身军旅，所有天生就有进取魄力的人和骄傲好战的人也开始走上这条路，这类人将不再是只有贵族社会的贵族阶级才会产生了，而是整个国家范围内都会产生。由于军事荣誉的竞争者们数目巨大，也因为战争粗暴地榨取着每个人的能力，所以经常都会出现许多伟大的将领。一场持久的战争对民主国家军队产生的影响正如革命对人民自己产生的影响。它打破了常规，使得许多才智出众的人迅速出现。而在和平时期思想和身体就已经变得老迈的军官们则被排挤到一旁，退休或者死去。而占据他们位置的，则是一群已经经历了战争的磨炼，欲望和野心已经被扩大被点燃了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为了变得更强，他们会时常不惜一切代价来达到这个目的。而在他们之后，还有另一批有着同样激情和同样渴求的人。这批人之后，只要军队没有限制，都将还有无数批这样的年轻人。平等使每个人都有野心，而死亡又为那些有野心的人提供了机会。因为死亡经常打开晋升上级的大门，造成军职的空缺，为民众打开或者关闭走进军事生涯的道路。民主社会的人天生就有一种渴望，希望能很快地得到他所觊觎的财物，并能轻松地享有它。大多数人都热衷于机会，惧怕痛苦更甚于死亡。他们就是在这样的精神下从事工商业的，他们也将这样的精神应用到了战场上，使他们一念之间就能做出冒着生命危险来获得胜利奖赏的决定。没有任何崇高之情能像军事崇高一样让人们得到满足，这种崇高之情是卓越而夺目的，是不需要通过工作，只要冒着生命危险就能突然获得的。当军官是贵族而士兵是农奴时，一个十分富有，一个一贫如洗，当前者知识渊博且身体强壮，而后者愚昧且虚弱时，那这二者之间就会建立起一种绝对的服从关系。士兵在进入军队之前就已经在服从军队纪律了，或者说，不如将军事纪律看作是对社会奴役的完善。在贵族制国家的军队中，士兵最终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好似除了长官的命令以外，对其他所有事情都漠不关心的人。他对自己的行为不会加以思考，对胜利也没有激情，并且就连死了也不会抱怨。在这种情况下，他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人了，而应该被称作为战争训练出来的可怕野兽。如果一旦民主国家看到自己的士兵们也有了这种盲目而谨慎的，永远逆来顺受的这种服从时，他们一定会感到失望，这种服从是贵族制国家很轻松就能将之加在士兵身上的。民主的社会状况不会给他们的士兵带来这样的服从。如果民主国家想人为地从士兵身上得到这种臣服，那它们则可能失去自己本来的优势。在民主国家中，军队的纪律不应该想着去清除人们思想中的自由的念头，他们只能尝试着对其进行引导。这样产生的服从虽然不会那么严谨，但却更猛烈、更有思想。这种服从是士兵们发自内心的自愿服从，不仅出自他们的本能，还出自他们的理性，因此，面对危险时，这种纪律必然会自发地变得更为严密。而贵族制国家的军队的纪律在战争时期却十分松弛，因为这种纪律出自士兵的习惯，而士兵的习惯却受到了战争的影响。相反的，民主国家军队的纪律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会变得更为严明，因为每个士兵都清楚地知道，想要获得胜利，他必须保持安静和服从。在古时候，只有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并习惯于平等对待他们的自由人和公民才会被征召入伍。从这个方面上来看，你可以说古代时候的军队是民主的，尽管他们是来自贵族社会的。因此在这样的军队中军官和士兵们有一种类似于兄弟般的情谊。当你读了普鲁塔克的《名人传》以后就会确信这一点。士兵们可以经常自由地向他们的长官提出意见，而长官也乐意倾听他们的话，并对其做出回应。长官是靠着交流和作为榜样来领导士兵的，而不是靠强迫或惩罚来逼他们就范的。也可以说他们像伙伴多过像领袖。由于决定胜利的因素是人数，这就使得每个国家都在尽最大的努力让尽可能多的人参与到战场上。民主国家可以很容易地将它们所拥有的兵力全部投到战场上，并且当国富丁旺时，它就很容易成为获胜的一方。但是一旦它被打败，领土被占领，那它的赢面就所剩无几了，并且要是它的首都被占领，那整个国家就灭亡了。这一点很容易解释，由于每个公民个体都是孤立且很弱小的，所以没有谁在战争中可以自保或者支援他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是强大的，一旦国家的军事力量因军队的战败而被摧毁，政府的力量因首都被占领而瘫痪，那剩下的就只有一群没有秩序，也没有力量同入侵势力做斗争的乌合之众了。我知道人们可以通过赋予地方自由，组建地方实权来减少危险，但是这种措施通常起不到什么作用。当贵族制国家的军队被击败，国土被入侵时，贵族阶层尽管十分富裕，但是他们宁愿继续独自抵抗，也不愿投降。因为一旦入侵者掌握了国家政权，贵族们的政治权力就会被剥夺，而贵族阶层的人更看重的是他们的政治权力，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所以他们宁愿继续战斗，而不是投降，因为被征服对他们来说是最大的不幸。并且他们还可以很轻易地将人民集合起来，因为人民长久以来已经形成了跟随他们、服从于他们的习惯，而且他们在战争中几乎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东西了。拿破仑是第一个领着军队打到别的国家的首都的人。但实际上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灭亡为他打开了这条道路。我相信，如果这位传奇人物早三百年出生，可能他用他的这种方法就达不到同样的效果了，又或者他会创造另一种作战方式吧。当一个国家拥有民主的社会状态时，就意味着这个国家之中不存在等级或阶级，那里的所有公民在文化和财产上大都处于平等水平，人类精神会朝着反方向发展。人们彼此相似，而且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会因为不相似而感到痛苦。他们不想保留那些使他们与众不同的东西，为了与普罗大众相融，他们只会丢弃这些异常的东西。普罗大众在他们眼中意味着权力和力量。个性精神几乎已经被摧毁。在贵族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相似的人也想在彼此之间建立想象中的差异。在民主时代中，甚至是那些天生不同的人也想要彼此变得相似并相互模仿，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精神总是跟随全人类的前进方向。当马基雅维利在他的惊世之作《君主论》的第四章中提到在所有王国之中，那些由君主和奴隶领导的国家明显区别于那些由君主和巨头领导的国家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真实而深刻的观点。他指出，前者是难以征服的，因为你无法在它们之中找到有助于征服的足够强大的国民，因为统治他们的君主能够轻易汇聚整个帝国的力量来反对你。在完成征服之后，相同的原因使你能够轻易地守护它。后者是容易侵入的，因为战胜一个王国的几个大人物并不困难。但是如果征服者想要继续下去呢？他会经历种种困难。对他来说，消灭国家的君主是不够的；一群强大的领主将永远存在，他们将成为反抗者的首领，由于征服者不可能使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并且不能消灭那些强大的领主，他很快就会被驱逐。这样，马基雅维利解释了为什么亚历山大大帝能够轻易攻下大流士的王座，却在征服法国的道路上遇到重重困难。马基雅维利终究只是一个缺乏深度的人，他聪明地发现了次要原因，却漏掉了主要原因；他偶然触及真相，却没有发现它显然是民主政治状态或贵族政治状态引发的一种巨大的政治后果。事实上，与其他国家相比，民主国家在自我保卫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但一旦其被击败和被征服，它拥有的补救措施则比贵族国家少。

民主感情

实际上，因平等所产生的趋势有两个：一个是直接给人带来彼此的独立，并迅速将他们推向无政府状态；而另一个则是慢慢地，更隐秘但却更无疑地将人们带向被奴役的道路。平等诞生出两种趋势：1. 一种将人导向自由。2. 另一种将人从自由处驱赶开，将其带入奴役。自由和奴役都来自平等。这就是本章的观点。平等就是自由和奴役的源头。三个世纪以前来到这片蛮荒的新大陆建立起一个民主社会的英国人，在自己祖国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参与公共事务的习惯。他们通晓陪审制度，有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人身自由，也有权利意识和行使权利的习惯。他们将这些自由的制度和刚毅的民风带到了美洲，并靠着这些制度和民风抵御着国家的侵犯。这就是为什么自由在美国人中是由来已久的，相对来说平等则是较新的观念。而欧洲则刚好相反，在欧洲，平等是靠君主专权引进的，并且在君主们看来，在自由进入到人们的思想之前，平等就已经深入人们的习惯之中了。我说过在民主国家中，人们认为政府应是仅有的中央政权，他们的思想中则少有中间权力的概念。这一点在已经靠着猛烈的革命取得了平等原则胜利的民主国家中尤为适用。随着掌控地方事务的阶级在革命的暴风雨中突然消失，而剩下的混乱的人民大众既没有组织性又没有习惯性来管理这些事务，所以只能靠着国家来掌控这些烦琐的政府事务。中央集权就这样成为了必然的事实。随着民主革命的持续，国内总会出现一种因人数或者财富而强大的阶级，怀着特殊的情感和特别的利益，希望公众行政权力能集中在政府手中，他们的情感并不是民主国家人民普遍具有的那种对被邻国统治的永恒的憎恨之情。现在你可以看到的是英国的下层阶级竭力取消地方的独立自主，以便将所有的行政权力从地方转到中央，而上层阶级则努力使行使权保持以前的状态。我敢断言有一天这种情况将反过来。以上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在靠着长期的社会努力达到了平等的民主国家中，社会的权力总是会比人民一开始就享有平等的民主国家强，而人民的力量却更弱的原因。美国人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生活在美国的居民从来没有因任何特权被分成几等过，他们也从来不知道下层人民和统治阶层的相互的从属关系，并且由于他们并不惧怕他人，也不憎恨他人，所以他们从来不了解请求中央政权来主导他们一切琐碎事务的这种需求。事实上，在人民知识水平不那么发达的时代中，政府通常缺乏完善自己专制统治的知识，因为人民也没有足够的教化以逃离专制的统治。不论一个民主国家有多么不开化，掌控它的中央政权都不会没有一点知识，因为他可以轻易地吸收国内的任何一点知识，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到国外去寻求它。所以在一个人民无知愚昧的民主国家中，统治阶级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巨大智力差异不会不明确地显示出来。最终前者则很容易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国家的行政权力不断地扩大，因为只有它才有足够的能力去行使这些权力。而贵族制国家，不管你把它们想象得多么不开化，也不会出现相同的情况，因为统治者和一些主要公民都会接受相等的教育。埃及现今的统治者帕沙发现整个国家的人民无知而又平等，因此他从欧洲借鉴了一些技术和知识来管理他的人民。于是，君主的个人教化与被统治者的愚昧和民主弱势相结合，中央集权的限制便轻易地被无限扩大了，这样君主就能将整个国家变为他自己的工厂，而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就成了他的工人。我认为极度地将政治权力集中最终会造成社会的衰弱，时间已久还会因此弱化政府自身。但是我不否认的是集中的社会权力能在一定的时间内并在特定的领域内毫不费力地成就巨大的事业。这在战争时代尤为如此，战争的胜利更取决于人们是否能很快地将所有的财力物力集中到某一个地方，而不是取决于财力物力的数量。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往往人们在战争里才会想要或者觉得需要提升中央政权的特权。所有在军事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中央集权，因为中央集权可以增强他们的力量，所有在中央集权上有才能的人都喜欢战争，因为战争可以迫使国家将所有的权力集中到政府手中。因此在经常遭受大规模战争的民主国家和生存经常遭到威胁的民主国家中，人们会更迅速和更持续地倾向于增强政府的特权，并限制个人的权利。因此，当一个国家刚从长久而残酷的革命中摆脱出来时，是最为渴望扩大中央政权的职能的时候，因为在这场革命中，财富刚刚从原来的占有者手中被夺下，人民的信念被动摇，整个国家都充斥着狂怒的憎恨、利益的倾轧、派系的斗争。对社会安定的喜好也因而成了一种盲目的风潮，民众也对秩序产生了一种颇为反常的热爱。生活在平等时代的人天生就喜欢中央政权，并愿意扩张它的权利，而要是正好这个政权正好可以如实地代表他们的利益，并且准确地再现他们的本性，那他们对于这个政权的信任几乎是无限地，并且他们相信自己所付出的一切都会收到同样的回报。相比于那些白手起家，在出身、成见、本性和习惯方面同平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新一代的统治者，在某些方面还与老旧的贵族秩序有着一定联系的国王们想将行政的权力集中则没那么容易，也没那么迅速。我并不是想说出身于贵族而生活在民主时代的统治者们就不想实行中央集权。我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与其他人同样用心。对于他们来说，平等唯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的机会更少了，因为公民们不再像以前一样天生就对他们言听计从，而经常都只是勉强听从。在民主社会中，统治者的贵族习性越少，那中央集权的程度就会越大，这是有规律的。在古老的皇室家族统治着贵族制国家的时代，由于君主天生的成见和贵族阶层的天生成见是完全相同的，贵族社会内在的缺陷就会自由地发展，并且没有补救的办法。而当封建家族的一个分支领导民主国家时，情况则刚好相反。其统治者则会因为他的教育、他的习惯和他的记忆日益倾向于身份条件的平等所带来的情感，人民则会因为社会状况不断地趋向于平等所产生的民情。人民觉得中央政权是贵族制度的政权，甚至是暴君专制的政权，因此人民总是设法限制中央政权的发展。并且他们坚决维护自己的独立性，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得到自由，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想保持相互平等的状态。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鼓动一个人的时候，在其中就会诞生出一种新的关系、利益和需求，你会全方位地感受到对于一种控制这些关系、保证这些利益、满足这些需求的力量的需求。这给政府提供了巨大的机会，这种革命建立起了政府行为的扩张圈，远远超过了以前的那个范围。这对于政府来说要更为容易一些，因为在所有这些新东西之中，民众充满了不确定、疑惑和恐惧，他们没法看得清楚。我找到了一本在1838年3月1日在埃及发行的《两个世界》（Revue des deux mondes），某人在其中极大地崇拜着成为其国家业主和唯一老板的帕沙（Pasha），书中也暗示在法国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此种情况的事件。如果你仔细回想一下以前的情况，你就会惊恐地发现，在欧洲，似乎所有事物都无限地加强中央政权的特权，而个人却变得更为弱小，地位更低，也处在更危险的处境上。欧洲各民主国家也有着同美国一样的普遍永恒的对中央集权的倾向。此外，他们还有美国人所没有的大量的次要因素和偶然因素。可以说他们朝着平等走出的每一步都让他们愈加靠近专制统治。只需要环顾我们四周并审视下我们自己就可以确信这一点。在我们之前的贵族时代中，各个统治者被剥夺了或者丧失了他们权力中的一些内在的权利。还不到一百年前，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掌管司法、征召士兵、组建军队、征收税款甚至制定和解释法律的都是几乎完全独立的个人或者组织。而国家则在试着将这些本属于统治者权力的自然职能收回。政府在所有与它有关的事务中，都不会再在它和人民之间设立中间政权，而是由它自己来处理人民的各种事务。那些在被法国征服了的国家中的地方特权没有被法国废止，但却被击败了法国的统治者们消灭了。这些统治者们摒弃了法国大革命为这些国家带来的新事物，只留下了中央集权。这是他们唯一接受的从革命带来的东西。在旧时的欧洲，几乎所有的慈善机构都是由个人或者团体掌控的，而现在它们或多或少都依附于统治者，在一些国家中，它们还是直接由统治者管理的。国家给饥民提供食物，为生病的人提供物资和住所，为失业者提供岗位的机构，成为所有苦难的几乎是唯一的救济者。在如今的大部分国家中，教育事业也像慈善事业一样成为了国家的事业。国家从孩子母亲的臂弯中将孩子接收过来，大部分时候是要过来，然后托付给它的代理机构。负责激发每一代人情感和赋予每一代人情感的也是国家。教育机构也如同其他所有机构一样有着统一的规范，其中的差异性，如同自由中的差异一样日渐消失了。我也不怕这样说，在当今的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新教，宗教也面临着落入政府控制的危险。并不是说统治者们热切渴望自己能拥有修订教义的权利，但是他们越来越希望自己能掌控教义的解释权。他们剥夺了神职人员的收入，给他们制定固定的薪水，将神职人员所具有的影响力转到自己身上为己用，还将他们收编进公职之中，甚至大多数时候成为他们的下属，以便依靠他们来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最深处。随着各阶级人民的融合，身份趋于平等，穷人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财富资源、知识和渴望。他有了改善自己际遇的想法，并试图靠储蓄来达到目的。这样储蓄每天都在累计无数多笔小额的资本，缓慢但不间断的劳动果实，并且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如果绝大部分资本都零散地存在的话，那还是无法从中得到收益的。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这种情况会诞生一个新的慈善机构，一个很快就会变成我们最为重要的政治机构的慈善机构。慈善家们产生了一种想法，将穷人们的存款集中起来，并利用这些存款来产生效益。在一些国家中，这些慈善组织与国家毫无关联，但是它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有了与其联合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国家中，这些组织已经被政府取而代之，并且政府担起了将数百万个劳动者的每日储蓄集中在同一个地方，并亲自将这些存款转化为好账的重要任务。这样，国家通过借的手段从富人那里得到钱财，也通过储蓄银行来以自己的意愿来使用穷人们的每一个铜板。整个国家的财富就源源不断地涌向它，涌到它手里。人们的身份越来越平等，财富累积得也就越多。因为在民主国家中，只有国家才会得到个人的信任，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只有国家才足够强大，才能屹立很久。因此，统治政权在公共财富上的掌控权力是没有限制的，还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私人的财富。所有欧洲国家的政府在我们的时代都已经大大地改善了行政之术，它们比以前做得更多，也比以前做得更有序、更迅速，花费也更少。它们时常从个人身上学习知识以提高自己。欧洲的统治者们在各地所设置的权力代表的独立性在日益增强，他们则想出了一种新的办法来更为直接地领导和监督他们，也更轻松。他们不满足于将所有事务都让代表来处理，于是便插手代理为他们掌控的一切事务。因此公共的行政权力不仅只由一支政权管理，并且这种权力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了同一个地方和少数人手中。政府同时将它的行动也集中起来，这就增加了它的特权。这就是其力量增强的两个原因。对于国家来说将所有的事务掌握在自己手中也是不够的，它还想越来越靠自己来裁决所有的事务而不受其他力量的控制和依靠其他力量来完成。工业经常会将大量的人集中到同一个地方，在他们之中建立起新的复杂的关系。工业也时常使人们一夜暴富，或是突然破产，公共的平静生活也因此受到威胁。靠着工业盈利的人和投身工业事业的人可能最终健康会受到工业劳动的损害，因此缩减寿命。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需要被管理、被监督、被控制，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政府的职权也自然地跟着发展壮大。这条真理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在欧洲各国中还存在着更为特殊的情况。在我们所生活的时代之前的几个世纪中，贵族掌管着土地也有能力守护住这些土地。因此土地的所有权是受到许多保证，土地的所有者们也享有极大的独立。由此产生了许多法律和习惯，而尽管土地被分割了，贵族阶级也垮台了，这些法律和习惯仍保留了下来，直到今天，地主和农民仍然是所有公民中最容易从政府权力的控制中摆脱出来的人。我们历史的所有根源都同样可以在这些贵族制度的时代中找到。在贵族时代中，个人的财富并不重要，这些财富的拥有者们也总是遭到轻视，自身也很弱小，而工业家们在贵族社会的中间建立起了一个特别的阶级。由于他们没有一个稳定的靠山，所以并没有收到保护，很多时候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所以人们总是习惯性地把工业财富看作是一种特别的财富，一种不像其他普遍的财富一样应受保护的财富，并把工业家们看作是社会秩序之外的一个小小的独立的阶级，认为他们的独立自主没有任何价值，是一个只要统治者一不合意就能随意丢弃的阶级。但实际上只要你翻开中世纪的典籍你就会吃惊地看到，在这种个人独立自主的时代，工业总是受到统治者事无巨细地控制。在这一点上，中央集权达到了以往最活跃最细致的程度。在这以后，世界上就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革命，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工业财富便各地开始了发展，包括欧洲。工人阶级也开始扩张，并以其他阶级的残余者来壮大自己的队伍。它不仅在数量上，在重要性上，在财富上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几乎所有不属于工人阶级的人都和它有着关联，至少某些方面有着联系。这个原先的特殊阶级，现在转变成了主流阶级，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阶级了，但是它所带来政治思想和习惯却保留了下来。这些思想和习惯并没有改变，因为它们存在已久，后来则是因为他们与我们现代人的新思想和普遍习惯是非常和谐一致的。因此工业财富的权利并没有随着它的重要性的增长而增加。工人阶级也没有随着人数的增多而减少自己的依赖性，但是相反地，你可以说它将专制统治带进了它的内部，并且自然地随着它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它对公路、运河、港口及其他可以促进财富增长的半公共的设施的需求也会成比例地增加，国家也会随之变得更民主化，个人也更难完成这样的工程，而对于国家来说却变得更容易。我敢断言，我们这个时代的统治者们会明显地倾向于独自掌控这类事业，这样就能将人民控制在一个更小的依赖关系之中。从另一方面来说，随着国家力量的增强、需求的增加，它自身也会消耗更多数目的工业产品，这些产品通常是由兵工厂和工厂制造的。如此，每个国家中的统治者就成为最大工业家，他们吸引并雇用了大量的工程师、建筑师、机械师和工匠来为他们服务。他们不仅是最大的工业家，还越来越倾向于成为其他所有工业家的首领，甚至是主人。由于公民在变得平等的同时变得越来越弱小，他们如果不联合起来就不能在工业中有所作为。而如今的中央政权自然想将这些联合的组织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必须承认，这种被称作社团的集体，要比单独的个人强大得多，可怕得多，而为自身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却比个人小得多。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就算它们对政府的独立性相对于个人来说更小，那在人们看来也是很合理的。统治者们更是倾向于这样，因为这更合他们的意。在民主国家中，人民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抵制中央政权，因此，统治者们从来都不会喜欢这种不受他控制的团体。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在民主国家中，人们对这种他们非常需要的团体，却隐秘地持有一种畏惧和嫉妒的情感，这就妨碍了他们维持这种团体。这种特殊的社会群体所具有的能力和忍耐力，在人民普遍存在的弱小和不稳定中令他们感到吃惊和担忧，公民们认为这些社团所自由使用的自然拥有的力量是一种危险的特权。此外，如今所出现的所有社团，都是一些由新时代的人构成的，在这些人出生的时代，权力早已没有被视作神圣的了，在这个时期，个人权力的观点非常薄弱，中央政权又无限强大，因此这些社团刚产生时就不享有自由，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一方面，历史上那些曾经地位最为稳固的朝代都已经被动摇了，或者被灭掉了，人们用尽了一切办法来以暴力推翻他们的统治，消灭或限制了他们领主或者他们统治者的权利，所有没有参与到革命中的国家至少也变得不安定了，同样的造反精神在刺激着他们。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在这样无政府的状态，或者说国家的动乱中，中央政权在不断地扩大它的特权，权力更为集中化、更为进取、更坚决，范围也更广阔了。公民们随时都处在政府的掌控之中，并且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自己的个人独立的权利一点点地奉献给了政府，这些刚刚推翻了一座王位并将国王踩在脚下的人，却对政府里职位最低的职员都越来越卑躬屈膝，不敢反抗。生活在现代的人会发现老旧的政权正在全方位地垮塌，所有古老的势力都在消失，过去的高墙也在坍塌。这使得那些有才能的人判断力受到了影响，他们只关注到了眼前发生的巨大的革命，认为人类将跌进永恒的无政府状态。但如果他们思考一下这场革命所带来的最终后果的话，他们可能又会有别的担忧了。至于我，我承认我并不相信激励了我的当代人的那种自由精神。我清楚地看到现在各个国家动荡不安，但我却看不到他们哪里自由了，并且恐怕在这些让王位摇摇欲坠的动荡结束以后，统治者们会发现自己的力量比以前更强了。在贵族国家里，深刻的尊重来自人们的最后的一点意志。有些时候在欧洲古代的人群中会走到甚至类似迷信的地步，社会的力量不仅仅阻碍着将死的人的人性，还将其力量借给他们，它向那些人暴政的是一种永久的力量。（d）当所有活着的人都变得虚弱的时候，死人的意志就没有那么受到尊重了。在它周围会出现一个非常狭窄的圈，如果意志离开这个圈子，那么统治阶级就会废止或者控制住它。在中世纪，能让你畅所欲言的力量没有受到过限制。在今天的法国，你不能将自己的遗产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情况下分给自己的孩子。在辛勤劳动付出了一生之后，他们仍然想控制你最后的行为。几乎在整个欧洲统治（权力）的方式可分为两种：通过他们对自己的恐惧来控制公民中的一部分，然后通过让他们拥有成为其中一份子的希望来统治另一部分。我以来历抽象地审视一个民主人士，而我相信要在不身处某个特权国家的情况下建立起一种当地的知识是更加困难的。没有人有统治的实权。没有人有闲暇、总体思路和开化。所以长期的教育总是需要的，这样才能让民主本地化，让民众自治。从所有一切都来自中心的那个时候来说，机器的操纵者自己没办法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却一定知道所有一切，他需要大量的消息，以挨个检查手下的雇员。在一个巨大的集权政府里，等级是必需的，这也就是说一个.s.-.-.-的秩序和回应。这些就是必需品。激情更为亲睐红色带子和文件。首相永恒的倾向却是希望做到所有一切，知道所有一切，安排所有一切，这需要更多的回馈。控制着首相的那些部门有兴趣将所有的一切都引向他，也就是都指向他们。他们拥有跟首相同样的激情，他们从来都不会有，就像首相一样，能够抑制这种激情的政治或宏观的观点。所以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在自己本职里就是缓慢和喜欢文件流程的。它拥有巨大的优势，但是它的劣势也很明显。在不知晓彼此无穷无尽的文件流程的情况下处理所有事务的责任。爱德华告诉了我某种正确的事情：对于红色带子和文件的热爱在事务越小的时候越是强烈。庞大的事务是在巴黎接受处理的。人们达成了理解，看到彼此都对此感兴趣。但是对于那些不能看到彼此，又没人感兴趣的人而言，为了理解为什么公社想要卖出六英尺的土地，这就需要无穷无尽的文件了。（统一、集权化、行政独裁，草稿，卷2）. 导致工业产生中央力量的主要原因是：（1）工业以及占据政府的工业阶级的属性。（2）新的商品和人的产生。2. 特殊的欧洲原因：对此行业和阶层所有的古老的偏见。“你所看到的工业发展产生了一个依赖每天的薪水生存的阶级，他们只能用薪水作为一点一点征服自己独立性和改变他们自己的方法。这个阶层一直存在于世上，但是他的发展却是新兴的。他们数量巨大，已有变得无限大的倾向。”（草稿，卷2）工业财富的源头发现于矿藏中。正如欧洲工业的发展，在矿业产品成为更为重要的利益以及因为平等所带来的对矿区所有权的分割探测到更好的矿脉变得更难之后，大多数的政权都收回了矿业资源的所有权，并且开始对其进行监管。在任何其他形式的财产上都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矿脉是受制于与土地资源同样的责任，也提供了同样的利润，这样它才能进入公众的领域。对它们进行勘测或做出让步的是国家。所有者们被变成了使用者。它们从国家那里得到了相关权力，从而，国家能够在几乎所有地方都能对它们进行引导。它为它们制定规章制度，作用在它们身上，将其受制于某种习惯性的监控之下，如果它们反抗，行政法庭就会剥夺它们的权力，公众管理会将它们的特权转移到其他人的身上，这样，政府能控制的就不仅是矿脉，还将所有的矿主掌控在它的手中。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对老旧矿区的开采增加了。新的矿区也打开了。矿区的人口得到了扩张变得更多。每天，国家在我们的脚下进行扩张，并在其仆人身上流行开来。（y.）但是我想要对一些更细的原因进行更细致的阐述。煤炭、铁矿和其他矿石从宏观上来讲都是巨大的商业财富的源头。有钱人都是正式世袭下来的。最顶端的拥有对最低端的所有权。政府用自己那套似是而非的原因声称财富应该是国家的而非个人的，将拥有这些财富的人赶走，除非他有利用的价值，它才会对他们进行授权（1810年法令）。在许可权实行的以来产生了巨大的权力滥用现象。政府宣布对新的拥有者们负责，那些人在它眼里不过是特许经营商，它能够尽情地利用他们，做自己所指示的事情，否则它就会收回许可权将其转给他人。这个拥有或者开采矿产的巨大的人群不断增长着自己的数量和最为重要的重要性，他们变得只能做那些行政代理人所允许他们做的事情，除此之外什么都做不了。政府并不拥有矿产，但它拥有矿产的所有者们。1. 如果司法力量在此处介入的话，所有的一切都会变得合理而且公正。它之所以没有出现就是因为存在着的恶。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绝对的和不断的分离的原则和自由以及国家繁荣是势不两立的。如果行政没有介入到这种商业财产中来的话，民间的繁荣就会碰到危险。而如果只有行政力量的介入的话，自由就会碰到危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再来一个例子。河岸上土地的所有者们并不同意自己保证对河岸进行处理。政府强迫他们联合在一起以便一起做一些必需的工作。没什么能比这更好的了。但是政府引导这个联盟强迫它拯救这片区域。这样它就将所有住在河岸上的人握在了自己手中。但是这却和我所想要的商业财富渐行渐远。［在其页边上写着：波拿巴在1810年曾说过，凭借着大量的障碍，你让法兰西朝着暴君又跨出了一大步。你看到的是一个完美的例子，因为房屋主人拒绝他的计划而让一栋房子的修建计划搁浅。他还补充道：特许经营人的财产在他同意放弃的时候必须被掠夺。从这一点来看，矿产和农场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拿破仑并未否认特许经营者要受限于某些条件，他只希望人们对这些条件不会提出任何的异议，也不会要求对许可造成的损失索求赔偿。法庭会判罚，他说，这些特许经营者，就像在其他的合同中所做的那样。］在文明国家中存在着巨大的商业企业，它们无法在没得到社会力量、政府或是法院授权的情况下得以存在。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必须摧毁某种财产以及必须对某种公众需求，比如修路、运河、桥梁、港口等，做出回应的庞大工程身上。这对于矿产方面的争论也有同样的意义。国家授予特许经营权，宣布自己拥有引导权力，如果某人不遵循它的引导就会被剥夺权利。而在这些社会力量中，政府是唯一一个拥有不混合立法和行政力量的权力，也只有它能够将行政力量和司法力量混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在凯撒大帝实力最强大的时期里，居住在罗马帝国的不同民族之间仍有不同的习惯和民风。尽管都处在同一君王的统治之下，不同的地区之间仍是实行分开自治的，有着众多的强大而活跃的自治城市。尽管帝国的所有政府都集中在帝国皇帝一个人手中，并且只要他想，他就可以主宰一切，但是社会生活的细节和个人的生活情况却往往不受他的掌控。确实，帝国皇帝拥有着无法抵消的巨大权力，可以使他们依照自己的喜好为所欲为，并且为了满足他们的想法，可以调动整个国家的力量。这就使得他们经常滥用自己的权力，随意剥夺公民的财产或者生命。他们的暴政对于少部分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但是这种负担却没有延伸到大多数人身上，并且暴政只会出现在一些重大的原则性的方面上，而忽视其他方面。暴政是残酷的，但却是有限制的。我们看到，随着人变得越来越相似、越来越平等，公众的民风也变得越来越仁慈、越来越温和。当人民没有强大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时，可以说暴政就没有出现的机会和展示的舞台。如果人民的财富都很平庸，那他们的情感就会很自然地克制，想象力会受到限制，享乐的欲求也会很简单。这种全民的自我节制也使统治者自身受到抑制，也会将他的欲求所带来的秩序混乱控制在一个特定的范围内。当我想到当代的人激情不太多，想到他们性格温和、富有知识、信仰纯净，想到他们品行和善，想到他们刻苦勤勉和坚定的习惯，以及他们对善与恶的克制，我就一点儿也不害怕他们的统治者会变为暴君，他们更多地会担当起人民的指导者的角色。我尝试着去想象专制将带着哪些新的特点重新出现在世界上，我似乎看见数不清的相似而平等的人为了获得一点点小而庸俗的享乐而忙碌地转个不停，他们寄情于此。他们中的每个人都与群体隔离开，漠视其他人的命运，就像对待陌生人一样，他的亲人和好友对他们来说就是整个人类了。而至于其他公民，他与他们隔得很近，但也视而不见，他与他们接触，但却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只是独自生活，也只为自己而活。如果说他还有一个家庭的话，但至少可以说他已经没有祖国了。在这些人之上还有一支巨大的维护他们安逸的生活和照顾他们信仰的保护力量。这支力量有着绝对的权威，对他们照顾到了极致，自身也有着规律性，有远见，也很温和。可以说它就像父辈的权威一样，父辈权威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长大成人，但是事实却是相反的，它只想永远不变地将人们当作小孩来看待。他喜欢公民追求享乐，并且只需要想着如何寻乐就好了。它乐意为公民的幸福而努力，但是它想成为公民的唯一代理人和唯一仲裁者。它致力于保护公民的安全，满足他们的需求，使他们更便利地享受生活，引导他们的主要事务，领导工业发展，指定他们的财产所属，分配他们的遗产。这哪里还会让公民绞尽脑汁，为生计发愁啊？如此，它就使公民每天越来越少使用，也没地方使用自由的意志了，也将公民意志的活动范围围在了一个越来越小的地方，并且一点一点地蚕食公民的自由活动。自由使人们习惯于这些事情，使人们倾向于忍受这一切，更多时候甚至将之视作好处。在这样将每个人一个接一个地纳入自己的权力之手，并按自己的想法对其进行塑造以后，统治政权就将手臂伸向了整个社会。它将整个社会的表面用一张有着小而复杂的，细致而统一的条例的网给遮盖住，使得有着最独创精神和最有活力的人都逃不出这张网去超越大众。它没有破坏人们的意志，它只是将之软化，使之屈服，并引导了他们；它几乎没有强迫人们的行为，但是它却在不断地进行阻挠；它不搞破坏，只是阻碍新事物的产生；它不实行暴政，但是它对人们进行妨碍、抑制，使人变得衰弱、消沉、浑浑噩噩，最后将整个国家的人变成一群胆小的，只知道勤劳工作的动物，而政府则是牧人。我一直认为我刚才描述的这种有节制的、温和平静的奴役方式，能比我们想象的更好地同自由的外在表现结合起来，这样，对于它来说，想在人民主权的阴影中建立起来也不是不可能了。我们当代人正不断地遭受两种互相对立的热情的折磨，他们既觉得自己需要人来领导他们，又渴望保持自由之身。无法摧毁这两种对立本能的其中一方，他们便做出努力以同时满足这两个方面。他们构想了一支独一无二的、无所不能的保护力量，但是要由所有公民来选举出来。他们将中央集权同人民的主权联系在了一起，这使得他们得到了一些宽慰。他们安慰自己，认为自己正在受到由自己亲自选出的监护人的监督和保护。每个人都能忍受被链子绑住，因为他看到，握住链子另一端的不是某个个人，不是某个阶级，而是人民自己。小事情上的服从每天都会出现，并且每个公民都能无差别地感受到。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绝望，但是它不断阻挠着公民的活动，使其放弃使用自己的意志。它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熄灭了他们的激情，使他们的精神变得衰弱。然而在某些重大，但却少见的事务上的必要的服从，才偶尔会产生奴役的状况，并且只会影响一些特定的人。如果你已经让公民变得如此依赖中央政权，现在又不时地让他们来选出政权的代表，这是不靠谱的。在如此重要但却非常少有的情况下，让人们非常仓促行使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会起到防止公民一点一点失去自主思考、感受和行动能力的作用的，并且他们的能力水平将因此渐渐下降到人类平均水平之下。我乐意承认，在类似于我们生活的平等时期里，设立世袭的官职是不公平，也不合理的，但是没有什么能组织以选举官员的方法来取而代之。选举是一种能保证官员对中央政权的独立性的权宜之计，就像在贵族制国家中，世袭能保证官员对贵族政府的独立性一样。贵族制国家里有很多物质富有，也有着很大影响力的人，他们自给自足，不会轻易被压迫，或者说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压迫他，因此统治者会也很谨慎克制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在贵族时代中，每个人总是同几个同阶层的公民关系密切，因此你如果攻击其中一个，另外几个就会前来援助。而在平等的时代，每个人都自然地与他人隔绝开来，它没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世交，也没有能确实与他同仇敌忾的阶级。它容易被别人孤立，也容易无缘无故地被别人无视。因此在当代，公民如果被迫害，那他只有一种方式可以保护自己，那就是向整个国家呼救，如果国家听不到，那就向全人类呼救。而他的呼救只有通过一种方式，那就是通过出版刊物。因此出版自由在民主国家中要比在其他国家中珍贵得多，它也补救了许多平等所能产生的缺陷。平等使人相互隔离，变得弱小，而出版却给每个人装上了一支强有力的武器，就连最孤立、最弱小的人都可以使用。平等使人失去了亲近的人的援助，但是出版却让他可以向所有同胞们，及所有与他相似的人求助。印刷加速了平等的进步，也是治疗平等弊病最好的疗药之一。我认为生活在贵族制度下的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需要出版的自由，但是那些生活在民主国家的人却不能。为了保证民主国家人民的个人独立，我是不相信大规模政治集会、议会特权和人民主权的宣言的。所有的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与个人被奴役的情况相关的，只要出版还是自由的，统治者对个人的奴役就不可能完成。出版是维护民主自由的最佳手段。但是情况在古代社会中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同一性或者统一性在古代社会中是找不到的。在我们的现代社会中，什么东西都在变得相似，每个人的特点也将很快消失，大家将变得普遍一样。我们的父辈总是滥用个人权利是值得尊重的这样的观点，而我们却在自然地夸张另一个观点，那就是个人的利益必须总是服从集体的利益。一些人在平等中只能看到它带来的无政府倾向。他们惧怕他们自己的自由意志，他们惧怕自己。另一些人数目较少，但具备更多知识的人却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在从平等走向混乱的路旁，最终找到了一条看起来能不可阻挡地带领人们走向被奴役的小道。他们在走向这条必然的被奴役的道路之前就事先屈服了自己的灵魂，由于不抱有仍能保持自由的希望，所以他们心底早就已经开始了对即将到来的主人的敬慕了。第一类人抛弃了自由，因为他们觉得自由是危险的；第二类人抛弃自由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没有可能得到自由的。对于那些想要让自己置之世外，希望从普遍的毁灭中逃离，希望在以后的时代中继续保存贵族血脉的人来说，他们将很快发现生活是令人疲惫的，对他们而言是困苦的。被充满敌意的偏见、怀疑、强迫接受愤怒的空气、同时饱感遗憾和妒忌、在他们出生的国家里陌生人的数量超过前来寻求他们庇护的旅人的数量的环境中，他们一直等待的只能是一个不会到来的弥赛亚。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们和犹太人也是不同的，他们不能延续下去。一个徒劳地希望在自己所建立起来的种种机构组织都被摧毁的情况下继续维持自己富丽堂皇生活的贵族阶层绝对不可能成功。如果它的敌人没有强大到能够毁灭它的地步，那么不久之后它自己就会起来完成这个任务。能够为自己赢得尊重和荣誉的工作对贵族人士已经关上了大门，他们的数量因为懒惰而减少到了你从未在任何事务上看到过的那种程度。在最为贵族化［民主化］的社会里，这种巨大而又无用的闲暇笼罩着他们。一种躁动的无所事事的感觉吞噬了他们。因为他们不能得到人最为高贵的快乐，所以他们便转而开始寻找汹涌而暴躁的娱乐方式，将他们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他们因为无法统治国家而用马匹和狗群来安慰自己。他们既不讲礼节，也没有自己祖先们的精力，他们只是保存了自己的骄傲而已。你会被这个最为盛产伟人的种群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落魄感而震惊。在任何时候，遗产法都会让不少那些身处在无聊又无意义的休闲活动中的他们感到惊讶，将他们丢进隐晦而贫穷的境遇之中。在那些遗老遗少身上，孤独会变得更为巨大，孤立会让他们更为害怕，沮丧会每天都来袭击他们。他们丢掉了自己的姓氏，忘记了珍贵的记忆，几代人的痕迹也会消失。新的家庭从虚空中诞生，成为第一个降生的世代。权力、财富和荣誉都永远地传到了他们手中。我极为坚信建立一个新的贵族制度比保存老的贵族制度相比是同样的不可能。对我来说，我无法理解因为有些人想要重新建立一种衡量阶层、特权、继承权、永久性影响的标准而在民主的朋友中间所激发的那种公开的或是隐晦的恐惧感。这样的人只会对自己构成威胁。他们只会屈服于自己所抱着的事因以及自己将这些东西混在一起的那种保守的原则。你看到了思想分化得要比遗产快吗，所有人都将自己狭隘地困在自己的思想里，就像农场里干活的人将自己困在土地上一样？［在旁边写着：你没看到灵魂在堕落，对于自由，人类这种伟大而高贵的激情的热爱，正在抛弃他？］利己主义在没有得到新的光源的情况下正在不断获得新力量？正确的思想正在被消灭。人的情感每天都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不就之后人就会被自己的信仰而非遭受的不平等的状况而分裂。（YTC，CVd，第19—20页）我看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相当均等地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巨大的财富消失了，小额的财富却在增加，人们的欲望与享乐成倍地增长，却没有了特别令人惊奇的富裕，也没有永远不能翻身的贫穷。野心是人人都会有的情感，但却没有了那种极大的野心。每个个体都是孤立的、弱小的，社会却是活跃的、有远见并且强大的，人们完成小事，而大事则由国家来完成。人们的精神不会精力充沛，但是民风更为朴实，立法更为人性化。如果说几乎见不到伟大的奉献，见不到非常高尚、非常睿智、非常淳朴的德行，但至少人们的习惯是冷静可靠的，暴力是少见的，残酷暴虐更是从不存在的。人的寿命变得更长，财产的所有权更有保障。生活虽然不是绚丽斑斓的，但却是令人感觉非常舒服、非常安宁的。享乐既不高贵无比，也不低鄙粗俗，没有繁文缛节，也没有残暴的喜好。谈笑之中虽无鸿儒，往来之间却也不会有白丁。天才虽变得更为少见，但普遍的知识水平却是越来越高了。人类思想的发展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少数人的推波助澜。杰出的文艺作品虽然会减少，但是普通的作品数目将会增多。所有人种、阶级、国家之间的束缚将会松弛开来，但是人类的纽带却会变得更紧密。当这个世界同时充满着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富有的人和贫穷的人，有学识的人和无知的人时，我的目光将从后者身上移开，只投向前者，因为这能够使我感到欣慰。但是我知道这种欣慰来自我自身的弱点，这是因为我不能在同一时间看到围绕在我身边的所有人，因此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选择区分，在这么多目标中找出令我最欣慰的一类。但是这对于全能的永恒的上帝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的眼睛必然能看到所有的事物，可以看到整个人类，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每一个人。我们自然相信，最能让这样一个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者感到满足的场景，并不是少部分人的极度繁荣昌盛，而是所有人的幸福生活。因此在我的眼里是退步，在他的眼里则是进步，让我感到受伤的事，对他来说则是值得认同的。平等或许没那么高尚，但是却更为公正，它的公正性使它拥有自己的伟大和美丽。我见到许多与我生活在同时代的人正在从之前社会的贵族制度中所产生的规定、舆论、思想中寻觅，他们自愿地抛弃其中的一部分，但仍保留一些，并将它们带到新的世界中。我认为这些人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浪费在了这种虽然辛勤，但却无用的工作上。我并不是不知道一些与我同代的人抱着这样的想法，认为在国家之下，没有谁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人，认为人们必须服从于来自种族、地域或者气候产生的不能克服的未知力量的操控。这种错误而怯懦的教条只会教育出弱小的人和胆小的国家。上帝既没有创造完全独立的人类，也没有创造全部是奴隶的人类。确实，上帝在每个人周围都划上了一个他无法越过的命中注定的圈，但是在这个广阔的范围内，人类的力量是强大的，也是自由的，国家也是如此。我看到了在今天的人们面前敞开的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人们会先对其进行接触，但是当他们行进到距离分离点一段距离的时候，他们就会互相分开，最终在彼此之间留下一个巨大的空间。一条路将人引向自由，另一条路将人引向奴役。不管你沿着哪一条前进，自由都会变得越来越伟大，而奴役则会变得越来越沉重。每一天将它们分开的空间都会变得更大，很难越过这个空间找到正确的道路。人们尚未到达他们必须在两条道路之间选择一条的地步。但是所有人都越来越接近了。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正在将他们推向那里。我已经看到了最初几个人的行动。其他人正在不同的地方跟随他们的脚步。人永远都不会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因为在他执行自己最为智慧的计划的时候死亡也能够过来将其带走，但是一群人，一群没有死去的人，永远都保有对自己的掌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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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医学史:上》

前言

我向来认为，正如在任何一种表达人类智慧和感情的历史上一样，在科学史上，过去永远不是过去，而是延续至今的，非常活跃地表现在现代的每个形式与现象中。医学(它与生命的基本需求的联系比其他科学更密切)的进步和文明的进化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很明显的。现代的医疗技术不仅同古代的巫术仪式、宗教教义有关联，同原始的器官疗法和经典的希波克拉底学说有关联，同教条主义学说、革命性的发明有关联，而且也紧密地联系着各时代各民族的经济、文化和政治生活条件，联系着他们的富有或贫困，联系着他们的贸易、法律、战争、哲学、文学和艺术，这一点或许还没有被人们充分估计到。甚而言之，医学是现代生活中最强有力的潜在因素之一：它既影响个人也影响集体，它总是面对着新的威胁和危险，但也为开辟未来无限美好的前景提供了新的希望。

医学思想在历史上的进展

曾经有过一段时期的所谓固有错误观念，就是想把医学学术专一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上和论辩的效力上，认为思辨哲学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包括生物学问题，所幸这段时期距今久远。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医学的最初观念是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甚至是来自动物的痛苦和惧怕，我们不应漠视这种医学发展的根由。而我们却常忘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减少人类的痛苦，使其更坚强更有能力。这种目的常为现今明察秋毫者所忽略，而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可以使人对此获得客观而正确的理解。例如，在远古时原始人就注意到分泌物和排泄物，显然其后通过对它们的观察而产生了体液病理学的观念，并由古代最杰出的人物将其提高到科学理论的水平。希波克拉底认为弥漫于腺内的各种液体现象比位于单一器官内的重要得多。他对腺的功能做了如下解释：腺管理体内液体的分布，如果分布得不规律，便发生炎症和疾病。医学是随着人类痛苦的最初表达和减轻这份痛苦的最初愿望而诞生的，由于最初需要解释人体发生的各种现象和以人类心灵为主题进行最初的辛勤探索而成为科学。它的最高目标是解除人类痛苦，促进个人体质及种族改良。事实上，在古生代的动物中不仅发现有骨折，而且有龋齿和寄生性疾病。我们发现了和现代形态相似的骨损害的确凿证据，例如中生代的动物恐龙和蛇颈龙中有骨膜炎、骨坏死、牙槽脓溢以及关节炎，甚至骨髓炎。正如发育不正常、发育迟缓的人的表情、手势和幼稚观念同正常的婴儿的一样，我们由现在原始人群中所见到的观念和特性，便可推想出远古原始人的情况。假使我们认为“医学” 一词是指自己或借助于他人以解除痛苦，或修补由外伤或疾病所致的损伤，那么首先便应想到医学起源于人的本能，正如痛苦最初的表现也来自本能一样。这种本能的医学甚至常见于动物，更常见于古代希腊和拉丁作家的传奇中，他们所记载的无疑是更古的传说。例如动物用冷水缓解发热，善于驱逐寄生物以及用舌舔疮面以减轻痛苦等，都是无可置疑的事。当狗的一条腿受伤则用三腿行走，这样断骨获得休息，可在最短期内痊愈。此外喉能摘除体内异物以及动物帮助患病同伴等也是常见的事。但是生物界中的妊娠、分娩、生长变化、死亡等不可思议的现象，不是感官所能直接了解的，于是他们便将之归于至大至远的超自然的神。这种思想的来源，是由于对动物的生命现象或不能见到病原的疾病找不出明显的原因，于是想象疾病和死亡是由于某种神秘物进入身体所致，如像原始人所熟知的人和动物的寄生物；或是认为这些是由于距离极远的物体，例如星辰或其他天上地下的东西。原始人对这些东西和现象是不能解释的，因此产生一种思想，认为某些星辰可使生物发生物理的或病理的改变，特别是那些有明显周期性的现象，例如月经或间歇热力。在发现自然界中如日、月、海、雷、电等的作用能使人发病，而且能治病时，便迅速习知自然力的治疗价值，如热、日光、水等；更观察到植物的疗效,这可能是由动物身上得知的，知道有些植物有毒，有些则能产生若干治疗效果，还有若干则具有止痛或减轻疾病的作用，因此便把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大树认为是超人的生物。例如佩戴象征性的饰链（如佛珠、护身符等）以保佑避开邪恶，或用文身，或病人改易姓名等以改变命运。这样精于占星或精于药草或毒箭的人（这类知识在原始人中间是极为重要的），便成为有权力的人，他们宣称自己有战胜凶魔或降伏恶鬼的方法。一方面有了用某种器官治疗某种器官病的习俗，另一方面产生一种思想，就是仿照身体各部的形状，画为符箓，以增强这些器官的力量，达到治疗的目的。我们都知道代表生殖和生命的生殖器，自远古人们便描绘其形状作为宝贵的避邪物，这些生殖器的象征在古代是普遍使用的（我们可以认为因其有避邪作用），并将其崇敬地放在屋内。这种观念是性本能在原始人生活中极其重要的缘故，有如在儿童生活中一样。性本能支配了日常生活现象并且决定了一系列的动作，这些动作有时是难以解释的，因为这类动作来自潜意识的本能或来自原始的隔代遗传。崇拜阳具和原始人常见的性交绘画（在文明人看来是淫画），可以认为是出于观念情结（按照弗洛伊德的概念）。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玛雅人 （ Mayans） , 阿兹特克人（Aztecs）、印加人 （Incas） 、阿劳卡尼亚人（Araucanians） 的医学，我们知道得较多，文献也较详，所以特别觉得有趣味。他们有刺破耳、唇和舌的仪式，选族中最优美者作为向众神的献礼。这些民族很注重流血的仪式，而最重视巫术方法。对病理状态特别是皮肤损害和骨伤损害的艺术复制，居住在古代秘鲁的印加人似曾应用。此种复制品通常很逼真，使人想到制作这种复制品是想用巫术方法预防可怕的疾病。在另一方面，经验的医学已充分发达，在西班牙人占领以前，经验医学对于美洲印第安人治疗方法的贡献特别有价值。胡椒能抗脓性炎症，马替草（yerba mate） 和瓜拉那（guarana） 的疗效，咖啡、茶、可可的兴奋作用等皆为他们所熟知。他们还知道甚苦碱有麻醉作用，所以使用主要成分是含蓑若碱的曼陀罗花。这些民族的历史和他们至今仍居住在美洲僻隅的后嗣所保持的习俗，使我们得以知悉原始人的医学完全受巫术和经验所左右时的情景。他们的巫师的观察能力，甚至可以说高过了我们，因为他们从长久经验中获得了锐敏的感觉，这种锐敏感觉正是很有意义的资本，并且与合理的治法连接在一起。他们对于发热病人知道应用液体食物、泻下、利尿、发汗(在专门发汗的帐篷内)，甚至放血法等治疗；对于消化不良，知道应用吐法、缓泻、驱风药、制痉药以及灌肠法；对于呼吸器官疾病用桔梗、亚麻和其他药物以及杯吸术和灸法。斯通 (Stone)列出印 第安人用来治病的药物144种，其中59种仍见于现代药典中。在难产或剥离胎盘时，应用腹部手法，偶尔也用阴道手法。他们尤其擅长外科，注意创口清洁，并能缝合，用烧灼止血和使用膏药。他们会固定骨折患处并能整复脱臼。行医的人自然也就是熟悉植物效用的人，并且知道动物毒素可使仇敌死亡或受害。他们也是指导性生活的人，还能预言新生儿的命运或使其免受恶魔侵害。人类很早便知服催眠剂能使人麻醉，例如古人已知应用曼德拉草做麻药。一些古代人，如现今的原始民族一样，认为某些颜色能防治某些疾病。古代中国人以及现在新西兰的土人认为红色可以防恶鬼，所以佩带红色的带子、颈圈或戒指等以抵抗疾病。在古代盛行的迷信中，我们可以发现今天普遍存在的治疗观念的萌芽—— 当我们发现古代人用接种法预防蛇咬和用有毒动物的脂肪来涂敷时，便不觉得这是怪事了。

美索不达拉，古埃及，波斯，印度医学

但是，如果根据雷普西乌斯(Lepsius)的估计，在冰河晚期，欧洲、亚洲及美洲北纬45度以上的大部地区，气候极为寒冷。那么人类最初的文明地带，必然是起源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易于生存的大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人可能是我们知道一些情况的迄今最古老的民族。假使我们研讨他们的医学，便可看出是被巫术思想和僧侣所支配的。星相学是那时研究的主题，从研究星辰运行与季节的关系，及星辰、季节与某些疾病的关系中，我们可以找出科学的医疗原则。由于假定星辰现象与人体生理之间有关系，于是人类便渐渐产生并发展了周期、季节和星辰能影响人生的观念。我们要知道那时的人是过着牧人和农夫的生活，他们往来于既会定期泛滥又能使附近田地肥沃的大河两岸。由此他们认识到太阳的伟大，认为太阳是大地生产的第一个来源，是各种生命的起源。从这里也可找到在宗教上和医学上认为水有很大重要性的最明显的动机，因为水可以灌田，有时却又泛滥成灾。这些聪慧的民族，由于生活条件所迫而需要观察自然现象，他们将大宇宙和小宇宙互相比较，又从观察年年有洪水泛滥的事实中得出正确的认识。显然他们已想到灌溉大地的水与动植物生活不可缺的水是类似的。人和动植物密切相关的思想，或是来自人与大地关系更密切的时代的原始思想，或是这个时代产生的。这种思想几乎在所有古代民族的变形神话中都能找到。凡是通晓现代个体发生史的人，对此种神话便不会觉得很奇怪。同样，由于与自然密切接触，便产生了人与自然一致，死后可以再生以及身体死后生命变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在自然现象中植物的迅速变异，使人们想到人的归宿也同于植物，于是产生了一种病理观念，认为人生的一切现象都和自然现象一致。在细致研究陶片上楔形文字以后，我们得知当时迷信星辰的会合可以决定出生以后的运气，此点甚至在最古的历史文献中也是这样记载。假使星辰运行失常，便被认为是上天垂象，给人一种预兆；同理，人在出生时有异常现象，便被解释为一种重要预兆，怪胎被视为大不祥。据雅斯特罗(MJastrow, 1861— 1921)研究，有一种说法，认为右侧器官特大或异常时，表示将来的兴旺或成功；反之，如果左侧大，则是衰弱、失败和患病的先兆。美索不达米亚的文明史中，最初有苏美尔人(Sumerians), 他们的种族来源尚不明，但是他们最初定居于巴比伦。据雅斯特罗的研究，他们或者是从极远的山区来到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之间的平原。在公元前4000年，甚或公元前5000年已有了文化。他们对外的大扩张一直延至公元前2500年，在此阶段中受了阿卡得人(Akkadians)文化的影响，因此，苏美尔人的文明可能比埃及上古 象形文字的文明还早。苏美尔人的语言最初是使用纯粹表意文字,图画和文字皆从右至左直写。不久，由于陶片的广泛使用，遂改用楔形文字，从左至右上下写。从原始的表意文字，可以断定当时的观念，一般常用身体部位来表示一个字，如用乳房和腹连接在一起以代表妊妇。据近代研究，此种方法也可见于后来的文字。对苏美尔医学的基本观念想要有一个正确概念是很困难的，因为苏美尔医学曾被那些征服亚述一巴比伦王国的民族所吸收。然而它基本上是巫术的医学，并认为血是生活机能的输送者。基于此种思想，他们认为作为藏血的器官肝脏是生命的重要所在。多数东方民族都有此种概念，认为肝脏极为重要，常检视其两叶以定命运。对于献祭的动物，首先就要检查肝脏，从其形状位置和任何一种异常预言凶吉。他们有一种有趣的概念，就是认为生命的延续是血液借营养而再生的缘故。被埃及人认为极重要的呼吸，他们连名称也没有。这也不足为奇，因为这些民族认为体液运行全身，这种运行会由于失去一种被认为是生命中心的宝贵液体或其进程受到阻碍而致紊乱，这些才是生命最重要的现象。因此医学形成了一种以实际为基础的治疗体系其中水和火占最主要地位，其治疗自然有象征作用，但也有以实验为基础的实际效果。巴比伦和亚述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后，继承了苏美尔人的习惯、法律和学说，对于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均有极大的贡献。巴比伦是迦勒底文明的中心，尼尼微在他们的古文献中已被称为圣城，这两地是著名学派的发源地，这些学派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政治、社会和商业兴盛时代曾有很大发展。约在公元前2000年，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是地中海文明的中心。此时政治军事稳定，有强大的君主政体，医学完全掌握在僧侣阶级的手中。现在尚保存的一个用楔形文字写在陶片上的医疗摘要，其格式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病名，第二部分是药名，第三部分是用法。从研究巴比伦陶片得知，古代人认为一些小动物是带菌者,使人生病，因而被视为神怪。巴比伦的神学中常带有一种象征性,如认为瘟神状如昆虫，称为Nergal。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如此遥远的古代，自巫术观念出发，人们已认识到或猜测到昆虫可散布传染病了。巴比伦人有很发达的占星术和行星的知识，他们知道日月蚀的周期，行星的升降及与太阳的关系。他们能计算天体运行和月球的相位，曾观察陨星，并精通算术（圆周的区分，用60周年推算，黄道十二宫的名称和象征，月和星期的划分，根据日和月的关系规定金和银的比值，所有这些知识都起源于巴比伦）。但是在另一方面，人体内体液（生命即存在于其中）的运行，也受星辰的影响，恰如星辰之影响自然力、月球盈亏之影响海潮一样。他们是精于计算和观察的人,是善于经商和思考的人。他们的基本特征是对于人和宇宙间密切关系的了解，虽然在客观事实的研究上不如埃及人科学，在制定法律上不如犹太人进步，然而他们仍代表着一个有意义的发展阶段。在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居民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巫术医学慢慢地演变为僧侣的医学和教外医学，并一直保存着经验医学。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丰富的药物治法，还可看到他们从对自然现象的确实评价中产生了卫生和社会医学最初的重要观念。他们是最早不但注意动物解剖而且注意人体解剖的民族，并且是首先在法典中规定医生责任的民族。埃及人对于生命的观念与亚述一巴比伦人不同，亚述一巴比伦人认为肝脏是血液中心和生命之所在，埃及人则认为呼吸是极重要的生命功能。埃及人认为人死时呼吸的停止在血流停止之前，所以说呼吸最为重要，因而产生灵气观念，这是埃及医学的特征。埃及人的解剖知识或者不似文献中所记的那样肤浅，可能是文献中仅记载了医学操作，不注意理论概念之故。按说在做干尸的过程中，会得到许多解剖知识，但是做干尸是由技术人员担任，而不是由医生执行。不过我们要知道，干尸法数千年来曾不断施行，而且对富贵人的尸体行干化法时还要特别小心。此外为宗教目的也常解剖动物，这些必然为解剖知识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埃及象形文字的“子宫”为双角形，“心”为牛心形，“喉”则为牛的头和气管。从保存的药方数目中，可知眼病和皮肤病极为突出。还有治疗乳突病、秃头、各种发热病和风湿病的处方。妇科病如月经病和子宫脱出、阴道病、泌乳量少等也见于埃柏斯和康纸草文。古埃及人尚未认识梅毒，有人甚至说埃及古时没有梅毒。龌齿直到金字塔时代尚不常见。在古代贫民中可见有磨损的牙齿、暴露的齿髓及齿槽脓溢等，此乃因食含沙的粗糙饭食所致。在干尸中有慢性关节炎，并有患脊髓灰质炎病人的雕刻像。还见有一例并发腰肌脓肿的脊椎结核，此外还见到动脉硬化、钙化、胆石、阑尾黏着和胸膜黏着以及软骨发育不全等。由此可见，人类的疾病从远古到现在没有重大变化。埃及关于祭司的身体清洁法规非常严厉，每日和每夜均需沐浴两次，每三日要剃一次头，在第三王朝时规定要按期完全剃光。祭司只准穿白色衣服，禁食某些食物，特别是猪肉和豆，只准饮用开水或滤过的水。埃及的法令严禁人工流产和弃婴，不准经期性交，在 《死者书》中，认为手淫是一种可耻的罪行。值得一提的是埃及人的婴儿卫生。新生儿要裹以白麻布，但不缠紧。断乳以后喂牛乳，后加青菜。在五岁前不穿衣服，做种种合乎卫生的游戏（球类、铁环等）。现今在埃及博物馆内还藏有自古墓出土的大量玩具。年长的儿童有多种运动。埃及人有极高的美容术,从古墓发掘中得知头发和指甲不仅使用香料而且还使用染料，脸上还涂胭脂，等等。他们的医学思想的发展，一方面带着新颖和创造性的观察，另一方面则具有严格的法典式作风而拘于礼仪，其原因也在于此。我们可以想象这种发展过程是来自埃及人的特殊心理，就我们所知，埃及人一方面富于思考力，研究自由，观察深刻，但另一方面，在保存和传授知识成果上则有保守倾向，贵族阶级垄断了知识，给它蒙上了传统、神秘和仪式的面纱，秘而不宣。在 《圣经》里，祭司的职责是监督所有宗教活动，并是神的意志的代言人，所以在医疗活动中祭司是唯一正式的医务工作者。祭司也是人们洁净的监护人，由于身体洁净与心灵洁净同等重要，而且不允许只有心灵的纯洁而无身体的清洁，所以卫生规定明显带有宗教告诫的特征，并且是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祭司们需要有高尚道德，为人民的模范，他们是民法和刑法的监护者，自然需要他们严格遵守沐浴和清洁条规。如经文中记载，一般是早晨用冷水洗脸、手和脚，晚间洗手脚。印度的解剖由于宗教禁止接触尸体，仍停留在幼稚阶段,这一点与希腊医学不同。但我们应当承认，印度医学在药物方面的贡献甚大，增加了西方民族药理学的内容。如果说晚期文献中的体液病理学观念与希波克拉底著作中个别章节的内容很相似，颇有来自希腊的嫌疑，那么就另一方面来说，所有卫生和饮食的规定，从特征上来看都与印度的气候和动植物有关，可见是起源于印度。印度医学文献中对于胚胎有详细和确实的研究，对在子宫内的各种现象和发育过程均有研究，特别是胎儿的血循环。如何诊断妊娠各期，均给以详细说明，使胎儿受影响的各种现象也均有详细的预后判断。孕妇如果脾气粗暴好发怒，则将生癫痫病小儿，如好饮酒则孩子常口渴善忘，如果淫荡则生儿堕落或柔弱等等。印度的病理学，认为生物是由气（风）、胆 （热）和 痰 （水）三种主要生活物质组成。疾病是由于这三种原质的关系有了异常，或是由三原质所生的体液减少所致。病 原 （称为nidana）是身体的体液或精神的体液紊乱。病因按照症侯群分成若干组，医生用五感官去精细研究。医学的观察要求精确，在所有文献中最重要的是谨慎诊断。肺癌，远古在印度便极常见，称之为贵族病，有 11种特殊症候。爱惜名誉的医生不要医治有三种重症的病人，即发热、咳嗽和血痰。不过若是病人食欲和消化都很好，病仍然在初期，还有希望治愈。肱骨脱位的整复法是先将脱位骨向下拉，放一小枕于腋窝后，即推向体侧，然后在肩胛和颈部绑一“8” 字绷带固定。

远东的医学

宇宙观念渗透到了中国哲学及中国传统医学的基础理论中，是老子及道教信奉的观念：人就像世间万物一样，由木、火、土、金、水构成，它们组成了跟宏观宇宙一样的微观世界。在中国哲学里，数 字 “五”具有重要的意义，比如五行、五感、五脏、五色、五味等。阴阳是另外一对重要的宏观概念。这对具有相反属性的概念是阳（男性）和 阴 （女性）。阳代表天、太阳、光亮、力量、硬、热、干燥、眼、左侧以及其他主动的性质，阴代表着地、月亮、黑暗、柔弱、软、冷、湿润、耳、右侧以及其他被动的性质。阴阳消长达到的平衡状态，是身心健康，从容平和的基础。万物和则生、分则毁，两相交替就是宇宙的大法。阴阳概念与我们讨论过的其他文明的类似概念有所不同，因为在中国，“阳”起到主导作用。中国传统医学用引经药来激发“阳”的功能，心理治疗也许有类似的作用。哲学家王充在公元1世纪论述了体内阳液的作用，他认为，失去阳液，身体无法生存，而没有身体依托，阳液也失去了活力。根据传统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的理解，人体有五脏来储存营养：心、肺、肾、肝和脾，另有五腑相配：小肠、大肠、胆、膀胱和胃。每个脏腑都与五行、植物、颜色、季节等相对应，并与其他脏腑有一定的关联。比如，心是最重要的器官，心之母为肝，心之子为胃，心之克为肾。心的五行属火，并与火星相对应。心阳的动力可以使身体气血一天完成50次循环。不同脏腑的精微物质由阴阳、气、血组成，它们通过经络，循环到身体各处。传统中医学的病机理论也可以用阴阳理论来解释，所有疾病的原因都是阴阳失调或者转化受阻。阴阳之间相生相克，制约转化。宇宙的这两种力量如果出现不平衡，就会导致不良的后果。中医倡导健康饮食、卫生的环境、适当体育运动和适量的劳动。所有医疗方法都要依据阴阳大法，阴阳不仅影响人体的健康，还与行星，五行，颜色，味道相关。在古代，动物的内脏经常用于治疗，因为人们认为一些动物的内脏藏有大量的精微物质。肺、肝、睾丸和动物的其他器官很早就被认为有补益的作用。士兵和摔跤手会喝老虎的血液或者吃老虎的肝脏。在远古时代，人们会把战死者的肝脏挖出来吃掉来增强士气。莫尔斯说，“治疗的关键是，体内的阴阳或者某个器官内阴阳的损益，通过合适的疗法能够达到阴阳消长平衡的目的。“本草是中国传统医学最重要的部分。作于16世纪的《本草纲目》共52卷，是中药的重要标准，今天的医生仍然将其奉为经典。这部书以《神农本草经》为基础，记载了近两千种药物。它记载了铁可以用于治疗贫血，砒霜可以用于治疗皮肤病和间歇热，水银可以用于治疗梅毒。书中还记述大黄从中国到欧洲的传播，芒硝可作泻下药，石榴根可驱虫，鸦片可用于麻醉等记载。公元前1000年就有阉割的记载，有专人进行阉割操作，以此为宫廷提供宦官。宦官在中国历史最多的时候曾经达到上千人。阉割手术首先把外生殖器麻醉，用丝质绷带把阴茎和睾丸捆在一起，然后将耻骨前端的生殖器官用剪刀或镰刀切下，再用包含白砚和多种树脂的止血药粉涂撒创口，用力措压，直到止血完成。然后用木质或金属导管插进尿道，大约三个月后才能基本愈合，手术的死亡率可能很高，一些学者认为大约一半人会死去，但另外一些学者认为死亡率不会超过百分之二。针刺在中医治疗中作用重要。用普通或加热的细针刺入皮肤来进行治疗，这些针由银、金、钢或者铁制成，长度也有所不同(1时到10时)。针刺的主要目的是刺入经脉。经脉并不是血管，而是阴阳气血运行的通道，十二经脉与身体的脏腑相联，且密切相关。通过针刺可以促进气血运行，去除瘀阻。三焦是意想出的腹部特定的三个空间，它们是存阴储阳的场所，也是十二经脉疏泄到膀胱的部位。针剌穴位图从古代保留下来，详细地展示了针刺方法。针刺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700年，流传到现在几乎没有大的变化。针刺经常与艾灸共用。艾灸是用干燥成粉的艾草(Artemisia vulgaris)做成艾条，在皮肤附近烤。这种疗法与针刺一样，在远东广泛传播，可用于所有疾病。针灸起源得很早，近年来在西方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尤其在法国。一些医生把针灸作为止痛手段广泛应用。

古代希腊的医学

这些拥有聪明商人和航海家的民族，由于产品交流的需要，经常使用钱币，勤于注意重量和容量，因而发展了一种精于计算的才能，并成为创始科学研究新纪元的民族。这样，古代物质文明的进展，就集中在一个气候良好，由于经商和航海而成为海洋主人的国家（希腊）之内。希腊还是一个由于常和附近民族迅速交流产品而致富的国家，它和其他沿海民族一样，经常慷慨地施送自己的财物和智慧。这一点就足以使希腊成为进化史中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部分，即古代的种子由于和新生力量接触而得到了萌发。希腊从来没有一个纯粹的僧侣阶级,神话诗就是它的宗教；它也从来没有政治大厦，而且从来也不限制任何批判性的思想，因而思想可以得到自由发展，对于最老的传统的反对和讨论可以得到展开；在文化方面，没有固定的约束和教条戒律，所有这些都有助于希腊人勇而无惧地去思想。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许多关于药方的知识，其中解忧药 （nepenthe）用酒调和，服后能使人忘掉疼痛。清洁的水是庙所不可缺少的，希腊人常常把庙建在有矿泉的地方，后来在泉和原始的圣所旁建立起巍峨的剧场、演武场、竞技场,甚至赛马场。患慢性病的病人就在这里实施体育治疗、沐浴和涂膏治疗，此外还附设有病人的住所。阿里斯托芬在诗中用讽刺的文体描写了圣所的治疗。诗中所使用的不礼貌的，甚至是污秽的字眼和采取的轻视态度，都表现出希腊人对圣所治疗的批评具有智慧的特色。这也足以说明，即或是在那个时候，有独立见解的人们已明白这种治疗的迷信性和诡异性。琐罗亚斯德、孔子、释迦牟尼、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差不多同时在北纬35度一带活动。我们只注意毕达哥拉斯肯定是名医生，是个对动物机体具有深刻观察力的人。他对生育现象特别好奇，并且可能提出了关于数目学说的基本原则，这种原则构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哲学的基础，而且对希波克拉底派医学有很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可能最先注意到音调和锤的重量以及弦的长度之间的关系，并且建立了数目学说。由于这个数目的理论(这理论最好叫作和谐的理论)，产生了认为宇宙是处在一个完整的和谐状态中的观念，也产生了希波克拉底的转变观念、转变期和关于大自然的治疗能力的观念。按照阿尔克马翁的说法，感觉的部位和智慧的中心不是像以前所说的在于心，而是在于脑。他是第一个研究视神经途径的人，他认为视觉有三种必需的物质：外光、眼的内火和眼内透光用的液体。据说他在山羊头上发现了咽鼓管(Eustachian tube)。这位伟大的生 理学家还首先对循环做了提示，因为他区分了静脉和动脉。他最先对脑损伤引起机能紊乱进行了研究，并且最先对睡眠的原因提出解释，认为睡眠是由于血液从脑子里流到血管所致。他还用同理解释人的死亡。我们在阿尔克马翁的著作中，看到最初的关于个人的体质以及体质能影响疾病发生的思想。按照阿尔克马翁的说法，元素是成对结合在一起的，例如：湿与干、冷与热、苦与甜。疾病是由此一元素多于另一元素，或者一对元素多于另一对元素所致，例如：不正常的营养、外部的气候、环境或病人家乡的地理特点等原因，都能扰乱元素相互间的关系，因而致病。阿尔克马翁学说的基本原则包括 ：动物的生命是一种运动，并是从属于血液的运动，血流即或不是永远一致，也是继续运动的，感觉和思想从属于看不见的、不能发现的脑的动作。因为运动是生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扰乱了生命的正常和谐的运动，便引起了疾病。柏拉图在《斐多篇》（用自力）中提出了阿尔克马翁的学说。说苏格拉底临死宣布了这样的概念：脑提供听觉、视觉和嗅觉，从而产生记忆和判断。这些感觉一旦确立，智慧也就由之而产生。阿尔克马翁学派的另一名重要医生是塔林敦(Tarentum)的菲洛拉斯 (Philolaus),他大约是公元前5 世纪中叶的人。据苏黎世的佛兰克 (A. Franck, 1923)和豪阿德 (Howard, 1924)两人的看法，菲洛拉斯是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前期学派中最重要的一员，并且从这个学派中可以溯及柏拉图主义的基本来源。其实应当把菲洛拉斯看作是一个学派的领袖，他认为世界与人之间有一种完全的相似之处：世界以火为中心，所以人体以热为其基本元素，种子的热和子官的热是一切生命之源，身体因为需要用冷来调节热，所以吸收外部的气，从而通过呼吸而使身体得到恢复。这种交换也作用于血液、痰以及黄胆和黑胆，正是由于这些体液之间的内部交换中可能发生的改变，才导致疾病。所以认为动物的生命是一种和谐，是相反因素的统一。我们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看到菲洛拉斯的学生西米亚斯 (Theban Simias)仍然坚持这种说法，西米亚斯的论文显然 来自毕达哥拉斯学派，论文主张小宇宙的一致性由精神所决定，身体好像一架七弦琴，当所有因素都统一时，琴弦就松紧合适，假如过度紧张或放松，便失去和谐，这也代表精神的死亡，精神甚至死亡于身体毁灭之前。柏拉图在其《斐多篇》这一对话中，曾把这篇论文与其他说法加以比较，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篇论文曾受到菲洛拉斯学派的埃科瑞提斯（Echecrates） 的支持。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中将毕达哥拉斯学说阐述无遗，他可能是依菲洛拉斯思想而阐述的。他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概念仍很模糊，肝被认为是一面反映智慧精神的镜子，它可被苦（过多的胆汁）所扰乱，或被甜所镇静。所以柏拉图认为肝几乎是处在精神的地位而从属于智慧。脾则如海绵，收集肝的不洁之物。按照巴门尼德的说法，生命的要素是热，生物是从土中借着热而生的。按照恩培多克勒的说法，呼吸不仅通过肺，而且通过皮肤；血液携带动物热；在胚胎期间，心是最先形成的器官。古代作家曾提到产婆，甚至在很古的时候，便有人请她们去做不正当的事，例如寻求堕胎药或壮阳药，甚至行诲淫之事。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个产婆。现在仍存有一本产婆教科书。这个誓言显示出希腊早期医学派的开业医生的道德观念曾达到怎样的高度。誓言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三条箴言：第一，禁止医生行堕胎术；第二，清楚地表示出医生不许做任何损伤病人健康的事；最后，保守职业上的秘密。因为人们认为不会照顾自己身体的人，也不会照顾别人的身体。医生应当注意，病人在叙述自己曾用过什么药时常常说谎……注意病人的卧榻是重要的；床的位置要随着季节和疾病的不同而变换。要避免嘈杂和臭气。因此，我们看出希波克拉底学派的生理学是巴比伦和埃及生理学的结合物。左心是产热的所在，由于热，器官和体液才由营养物形成。血液贮存在肝中，血液不断的流动，供给左心所必需的热。灵气由管道通到心，也有的作家说，是由动脉到达心。这种灵气位于心内，它穿过身体所有的静脉，并有保持适当平衡的功用，特别是在那些分泌液体的器官内。关于生殖的思想，则基于观察动物和纯粹的揣测。按照希波克拉底学派作家的看法，子宫永远是两角形的；右方孕育男性，左方孕育女性。受孕是男性和女性的种子混合而成。脑是思想和意志的中心，希波克拉底学派几乎一直认为脑是一个腺体，是聚集从身体来的过多液体的地方，并认为脑是感觉的中心，视觉是瞳孔上形成的形象，耳骨把听觉传达到脑。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一般病理学主要是液体方面的。医生之所以特别注意液体，正如上面所提过的一样，是因为人体和生命的基本元素是由四种主要液体所组成的：血从心来，代表热；黏液代表冷,按照大多数的意见是从脑来，散布至全身；黄胆汁由肝所分泌，代表干；黑胆汁由脾和胃来，代表湿。灵气论者认为血液代表热、黏液；黏液代表冷、湿液；黄胆汁代表热、干液；黑胆汁代表冷、干液。希波克拉底的病理学把病分为不同类型，一般是根据主要症状来分类。在发热病中，已认识到疟疾，并知有日发疟、间日疟和三日疟。对呼吸道的疾病曾描述有：鼻炎、喉炎、肺炎，但有时把肺炎与胸膜炎相混。认为肺炎的起源是痰，痰由头部降下，变成脓，并使积脓或血块或黏液块形成，并能形成瘤（结节？ ） 一般都认为瘠病是咯血的结果，对它的主要症状描写得很好。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家认识到这种肺部疾病与喉部疾病的紧密关系，对体温、痰的外观、脱发、腹泻等都作了正确的叙述，其中腹泻被认为是致命症状。希波克拉底著作中清楚地描述了肺膀的传染性。肠道疾病中记载了腹泻以及由硬结的粪块所引起的肠塞绞痛。肝硬变、腮腺炎、白喉、丹毒、痛风、产后脓毒症以及癌，都是希波克拉底著作中所认识到的疾病。神经系统疾病中，对脑部疾病的来源认为是由于脑中丧失了黏液痰 （phlegm）, 而使神经变干，不能保持正常的温度所致。癫痫、 截瘫、破伤风、中风、惊厥等病的来源也如此解释。希波克拉底学派的作家反对把癫痫称为一种“圣病”的迷信说法，这是值得注意的。凡是有幻觉或谙妄的病都归入“谙妄”（phrenitis）这个类别。 我们看看这本书第一部分的内容：“谁要想正确地研究医学科学，就应当如此做：首先，应当考虑一年中每一季节都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季节并不完全相似，各个季节以及各季节本身的变化性都很大；其次，应当考虑热风和冷风，特别是普遍都有，或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此外，还必须考虑水的性质，因为水的味道和重量不同，因此各种水的性质彼此很不相同……考虑这种事实的时候，必须检查所产生的几个问题。因为假如医生很了解这些事情，无论如何，当他到一个不熟悉的城市时，就不至于对当地的疾病无所知晓，或不懂得那些普通流行病的性质。" （第一、二章，据琼斯译文）希波克拉底详细地谈到某些地区常见的疾病和它们的特点。他考虑到水以及水对身体所发生的一些影响，特别是来自池沼和死水池的水。过于寒凉的水引起严重的肠疾患，池沼的水则常常引起三日疟。他考虑到季节的重要性和每一季节最易发生的疾病，他还注意到夏季较多发生间歇热症。这本有意义的著述的第二部分在一开头就论述了欧亚两洲各种动植物之间的区别。他观察到亚洲的气候比较温和，人民的性格较温柔，原因是季节的温度平和。处在最热和最冷之间的亚洲部分，出产滋味较美的水果，有较美丽的树林和优质的水，因而一年四季土地的生产自然很丰富。动物兴盛，繁殖迅速，因而人的营养也好，长得高，健美。然而，在这种气候中，人比较不容易培养出力量、勇敢和果断力，反而常习于安乐。希波克拉底于是研究亚洲人的精神品质，认为是气候所致，因为这种气候永远是温和的平衡的。因此，人民不从事艰巨的工作，常常惯于长时间懒散，所以他们能服从暴君的统治，全然听任王公大臣的管制，缺乏好战的性格，甚至不善于战争。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大月氏人（Scythians） 的观察，这种人住 在草原地带，空气永远潮湿，春天长达数月，常多日下雾。当地的动物小而繁殖不速，草木稀少，蔬菜不丰，居民肥胖而体弱，筋肉不发达。妇女肥胖，不易生育。这种种族的男人常常软弱无力，男人常做女人的事，并且动作像女人。看病人应当在早晨，因为此时病人和医生的心神都平静。首先，医生应当仔细地检查病人的身体，然后查询排泄的情况，研究呼吸、汗、病人的举止动作和尿。体温是用手放在病人的胸上来量。那些对肝、脾、肺的硬度和大小的记述表明，当时可能已经知道叩诊术。文章清楚地描述到听诊（当然没有听诊器），是由摇病人的胸来辅助听诊；注意到沸泡音，并用振荡声来推断脓的存在，还直接把耳朵附于胸廓去听，如胸廓有脓，则有如鼾声之杂音（《论疾病》）。《箴言》包括七册书，迄至中世纪末，甚至更晚些，一直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学派医学的精华。直到19世纪末，这本书一直被认为是希波克拉底本人的著作，近年来才对它的真伪产生怀疑。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它的确是出自天才者的手笔，其中的观察，若非是有高超思想、广博和深湛的知识，是不能做到的。让我们引证一些这部箴言中最有名的句子。书的开头说：“生命很短促，艺术则久长，机运在疾逝，经验常谬妄，判断则困难。”最后说：“医药不能治的，刀能治，铁不能治的，火能治，火不能治的，便完全不可治。”希波克拉底同利斯特以前的其他许多外科学家一样，从经验上懂得治疗伤口时，用清洁的水、开水或酒，自然，他们连最古的防腐思想也没有。他还知道干伤口比湿伤口好，并且知道不用不清洁的绷带。他们知道使清洁后的伤口边缘尽可能保持接近，有时可以获得第一期愈合。他还记述了第二期愈合，并且知道化脓的征象以及如何治疗。疾病剧烈时，应当减少营养。对发热病以及外伤疾患，则用液体食物。允许用少量的酒。蜜醋、大麦糊或面糊为最好饮料。奈达斯学派处方中曾用大量奶。希波克拉底既不是先知和祭司，也不是巫术家。他不是神秘的代理人，而是有独立思想的人，他具有自己的批判性思考，对追寻自然现象的科学解释的强烈欲望驱动着他走向医学的真理。此外，还加上了自己的知识，即内心的默想，正如泰勒斯常说的一句话所概括的：“认识你自己 。“医生应具有哲学家的全部最好的品质：大公无私、谦虚、高尚、冷静的判断、沉着、果断、具备有用而必要的知识、无邪、不迷信。我们已看到，希波克拉底勾画的医生品行的细节是多么细致，一切都引导医生去热心地研究病症，用对自然的确信和对技术的热爱代替神的治疗力量。

希波克拉底以后的医学，罗马医学

正如希波克拉底曾经深深地受了高尔吉亚的影响一样，柏拉图的哲学反映了西西里学派中最出色的医生之一菲洛拉斯的著作的影响。亚里士多德对于无脊椎动物分类的巧妙尝试，更是他的天才的明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所构想出的自然体系，从低等植物起，延展到软体动物、节肢动物、甲壳类、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以至于人。达尔文说所有现代的生物学家都应当认为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这话并不夸张。伊特鲁里亚人为了战胜疟疾，曾在城市和乡村中挖凿坑道和地下隧道，并将凝灰岩的山铺平。这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有一个时期—— 其年代现在已不可知—— 疟疾曾使拉齐奥的所有居民毁灭，使该地的繁华为之衰落。关于这种事件的记载一直保存到王朝时代。普林尼说：“古代拉齐奥居民53%毁灭无痕。”切利说这些民族的历史证明这个地方在石器时代曾有一强悍的农业民族居住，而在还不到罗马帝国时期的2、3 世纪时，疾病开始在民间蔓延，其后就成为一种流行病的形式.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卫生设施，证明伊特鲁里亚人懂得使沼泽干涸是必要的措施，并且他们曾及时地展开大规模防疫工作。希腊医生行医不分内科、外科。他们行放血术，并且卖药；他们在诊所给求医的人看病。他们不久便跻身于贵族家中，很快便成了富人，不久，他们便被浴所、演武场和军队所雇用。他们成为剑客和奴隶的医生。他们自己也是奴隶，主人为了酬劳他们，常常释放他们为自由人。最近的历史研究似乎证明甚至到罗马共和国末年,医生几乎都是外国人，当时仍认为医生的职业不是罗马公民值得做的。一个穿着宽大长袍的罗马公民不屑于在一间小铺子中给剑客敷贴膏药，给不名誉的女人媚药(love philtres),给奴隶放血，而这些都是希腊人所常做的，并且是最赚钱的事。但是事情渐渐地转变了。到罗马来的希腊医生能得到最显贵的罗马公民的爱戴，他们被接待到执政官的家里，受到罗马贵族的保护，并与罗马最勇敢的士兵和最出名的作家得到同等对待。其中很多希腊医生很快地致富，他们的豪华生活方式更使他们在罗马得到高级地位，而罗马原始的纯正风俗就被奢侈的希腊习惯和胜利的战争所腐化了。于是就再也看不见寻求财富的小乡村医生的到来，所看到的却是那些受到变为文明世界的首都的大城市的繁华所吸引的赫赫有名的医生。他们为取得在罗马居住和行医的自由，并取得有声誉的地位，就必须享有罗马公民的称号，于是他们就特别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到共和国末期，一切公民权利便越来越自由地赐给医生了。获得医生称号和医生能力的奴隶、理发匠、放血人，继续在暗地里借着各种技术谋生，但是那些来自希腊学派并且有优良医学知识的医生逐渐居于上风。他在否认自然的治愈力的同时，更反对希波克拉底学说的这一方面，但他却利用机械物理的卫生学饮食疗法。因此，他的治疗学大都包括禁食、饮食治疗、禁肉食、常散步、骑马、按摩、水疗。他很少用药，并避免使用当时所常用的泻剂。阿斯克来皮亚得教给我们的医学治疗格言是：“迅速，安全，愉快。”对于精神病，他是个周密的观察家，能区别幻想和幻觉。因为黑暗促使幻觉加剧，所以他在白日治疗这种病，而不采用当时盛行的黑暗中治疗法。人们认为他是第一个提到气管切开术的人。他至少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重要性的原则上是有功的，即认为研究的方法是重要的，而且是有决定性意义的。盖伦认为身体只不过是灵魂的工具。所以显而易见，他的学说基本上与基督教的教义相符合，故而他很快便得到教会的支持，他的权威性因而得到了重要的支持。他可能是第一个在动物身上制造脑损害的人以及第一个把脑叶脑干的损害与小脑伤害加以区别的人。他认出了十二对脑神经中的七对，并区别了脑运动神经和感觉神经，事实上，他对于脑的大部分的大体构造的了解，和我们今日相同。我们再引证一些盖伦原著中对于几种疾病的定义”恐水病是在被疯狗咬后所发生的病，并伴有嫌恶饮料、抽搐和呃逆。有时有躁狂发作。““霍乱是一种非常急性的严重疾病，迅速使病人因呕吐腹泻以及多量之分泌而脱水。于是就发生绞痛，稍后，就发热，如痢疾之发热一样，同时内脏发生危险的变化。”盖伦解释说，他之所以认为第七颈椎区是病之所在，是因为他知道每一神经都有与其他神经不同的来源，然后与其附近的神经（臂丛部）汇合在一起，但仍保持它自己的特殊性能，更因为他知道尺骨神经自第七颈椎顶开始，走入最后二手指和中指的一半。盖伦说这个病例曾引起他和其他医生间的激烈辩论，就是关于为什么只是感觉麻痹。他解释说，肌肉和皮层各有神经，肌肉损伤，运动就废止,而皮肤损伤，则使感觉消失。盖伦治疗学的基础思想是相反疗法，例如用热去治疗因冷所致的病，反之亦如是，又如对多血病用放血法等。他们曾用挖掘小 沟或堆积石块的方法，消灭地表和地下的池沼。罗马城市以14条水渠的完善给水系统向居民供水，所供给每个罗马居民的水，甚至数倍于今日卫生学的要求。

医学科学的衰颓 ，阿拉伯医学，中世纪初期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医

亚历山大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但他的解剖和生理知识有限。他曾很仔细地研究过神经系统的疾病。他认为谙妄是大脑的病，应用镇静剂、放血、温浴、酒等来治疗。认为忧郁病可能变化为躁狂症，是痴呆的晚期现象。他特别致力于眼科病的治疗。对于呼吸道的疾病描述得很清楚，他处理咯血是用下列的疗法：绝对的休息，内服淡醋，胸部冷敷，并严格地限制饮食和热的或冷的汤。最后，对于具有多血质的患者则用放血的方法治疗。对于患瘤病的人，他极力主张迁地疗养，海上旅行。吃容易消化的食物和饮用乳类，尤其是驴乳。根据保罗的记述，癌的最常见部位是子宫和乳腺。他认为对于子宫癌施行手术是没有用的，因极易复发。对于乳腺癌则主张切除,反对有些医生所主张的烧灼疗法。据说这是穆 罕默德亲口所说的话。这部传统格言的文集是 于 18世纪成书的，如今在东方的集市上还有廉价的版本在流行着。内容是些简短的警句和格言，其中大多属于饮食方面的，例如：“最好的食品是面包，其次是肉。作为食品和饮料，没有东西能代替牛乳。”雷泽斯的名望，不仅在于将天花从麻疹和其他斑疹症中区分开来，而且在于他利用动物的肠子做缝线以及介绍许多新的药品，例如汞膏。据说他是描述指(趾)气威(spina ventosa)的第一人，并且他指出因麦地那龙线虫所致的肿胀是由一种寄生虫所引起的。在一本有关解剖的论著中，他描述了喉返神经。雷泽斯辨别出两种传染病：真正的天花和麻疹。对这两种病的描述都是按照它们的病征与症状，并有鉴别诊断的指征。论到病程的预后时，作者谆谆告诫应密切注意心脏的机能，以及脉搏、呼吸和排泄物。他说温暖的温度有利于斑疹的出现，关于如何保护眼睛、面部、口腔以及如何避免发生过深的瘢痕，都开列出处理的方法。所以对于美容方面的注意，并不少于病症的治疗。现在我说一说在全年的季节中，天花最盛行的时期，那是秋季的末尾和春季的开头（第2 章）……天花出疹之前先有一段连续的发热、背痛、鼻内发痒和做噩梦。这都是天花即将发病的特有症状，尤其是背痛伴以发热，然后患者感觉全身刺痛；面部觉得胀，时来时去，两颊绯红，一种发炎的颜色，两眼发红；全身有沉重感，非常不舒服，其症状为伸懒腰和打呵欠，喉部和胸部痛，并稍有呼吸困难和咳嗽；口干，唾液浓厚，声音嘶哑，头痛沉闷，不安，精神烦恼，恶心与焦虑；(不安、恶心与焦虑在麻疹中比在天花中为多见，背痛则在天花中较在麻疹中更属特有的)全身发热，一种发炎的颜色，红而发亮，尤其是齿龈颜色深红(第3 章 )……至于那些白色脓疱，都是很小、密集、硬、似疣状，并且不含液体，这是厉害的一种，其厉害的程度是与它们难于成熟的程度成正比的。若是在它们出现以后， 患者还未好转，而且在其终了之后，病象仍未转佳的话，便是死征。至于那些颜色发绿，或发紫，或发黑的，都是厉害的和可以致命的，此外若昏厥及发生心悸时，则更为严重，更可以致命的。他提醒外科医生永远不可忘记那万能的上帝是在时刻地注视着，所以不可只为赚钱而施行手术。关于截石术、疝切开术、腹部外伤治疗等的适应症的描述都是很有意思的。关于肠的外伤，他建议使用大蚂蚁咬合伤口的边缘使之合拢。据勒克莱尔统计，书中共描写了 1400多种药，其中有300种是新药，初次在这部书里见到。阿拉伯人所采用的新药有琥珀、麝香、甘露蜜、丁香、各种胡椒、血 竭 (sanguis draconis) 和姜、槟榔、檀香、大黄、豆蔻、罗望子(tamarind)、樟脑、番泻 叶、决明、巴豆油、马钱子，此外还有许多。从阿拉伯和波斯的这些药房中有许多药材和药品运往西欧。在1000年以后的几世纪内，东方药材的贸易量是很大的，成为意大利沿岸各国的主要财源。随着药材也就输入了盛装药材所用的波斯和摩尔的罐子，这也许就是装饰彩釉陶器的艺术进入意大利的途径。这些药罐一般称为albarelli,是圆筒形的，特为保存黏稠的物 质，尤其是蜜饯的果品。在古代的治疗学中，蜜饯果品是很重要的。罐体的中部通常稍细，罐口有的较大，有的较小，在口下的颈部绘有与罐体上相同的简单而具有特征的图案。在这些东方的药罐上画着许多果品的图案，在文艺复兴的初期，许多意大利和佛兰德斯的绘画常仿效这些图案，同时也见于织品、花毯和当时的东方陶器上。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获得重要的进展，因而在力学和光学方面也有相当成就。在眼科学领域他们是最活跃的，因此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眼科的阿拉伯书籍不下30部，其中以前边已经提到过的阿利 ・伊本•伊萨的一部最为有名。在日耳曼和凯尔特人（Cekic）的医学中，榔寄生的作用很大，认为用它做的饮料可以防御各种毒物，并能使女性生育。其他许多植物，例如曼陀罗花、车前草、马鞭草、鼠尾草，都被认为是有魔力的药品，应用时需经过特殊的手续和仪式。狄奥多里克是罗马文化的热爱者，他最早接受罗马帝国卫生管理办法。他排除了沼泽地带的积水，改善了公共卫生。卡西奥多拉斯告诉我们说，狄奥多里克制定了一项法律，以重建御医院院士(comes archiatrorum)的权利与义务，并规定提名时的誓词。"在施惠于柔弱的人类的最有用的技艺中，最优者首推医学，再没有能与它相比的，医学以母性的慈爱协助病人，解除我们的痛苦，医学所给予我们的，是财富和荣誉所不能给予我们的……有医学技术的人们！将有害于病人的争辩放在一旁吧，若是你们的意见不一致，就向另一位不致引起嫌厌的人去请教，因为任何聪明人是愿意请教于人的，勤于发问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们也都承认他是最热诚的。康斯坦丁纳斯热爱学术，精通东方各国的语言，翻译古书的能力超众，但流利胜于正确；他与一些人一样,遇到书籍就译，不分优劣；他在翻译中，常将不同时代的和价值悬殊的书合在一起，甚至有时忘记提原著者的姓名，以致人们常把别人的著作当作是他的。克勒布斯在《科学和医学的起源》萨勒诺校，谨撰数行。奉献英王，安泰健康。晚餐轻简，节制酒浆。饭毕即起，久坐有伤。午后勿睡，双目务张。静愉营养，祛病良方。清晨宜早起，不分冬与夏；净面用冷水，凉些何须怕，醒脑复明目，卫生实无价。梳鬓刷牙齿，一日不可差。放血身勿暖，出浴应加衲。饭后忌呆坐，散步助消化。昼寝无伤大雅，久睡必然伤身;招来伤风寒热，四肢酸痛头晕。饮食营养重要，多血却因过饱。前餐尚未消化，贪吃造成苦恼。不饥不饿不食，祛病延年到老。口水涓涓排出，此时进餐正好。美哉新生卵，半熟易消化。酒与肉同食，可称营养大。恶臭不胜数，非皆致祸灾。一切感染病，莫不自臭来。春日饮馔应有节，秋来瓜果忌用过，暑夏炎热餐宜素，寒冬肉食不妨多。有酒无肉味不香，充饥疗病酒与羊。内脏备餐非尽美，珍馈美味此中藏。饮用何物营养强？山羊骆驼乳汁良。绵羊母牛皆可用，驴乳从来号无双。进食应以序，注意胃封牢：肉后食酪，鱼、果之后食胡桃。但有说者：一枚确有益，二枚则致伤，三枚一命天。饮食兼暴饮，即刻睡朦胧，跌打噪音重，耳鸣因以生，酷热陡转冷，亦足伤尔聪。应知视力何以伤，蚕豆、扁豆需少尝，韭菜葱蒜食宜少，胡椒芥末性不良。沐浴勿勤摒酒色，烟雾务远避强光。尖细物事皆伤目，尤忌注视过久长。春时湿润喜温和，宜汗宜下复宜濯。血如沸热或畏冷，割臂放血但莫多。夏日炎热宜冷食，胆汁过盛致札瘗。秋与春同惟渐冷；冬季康壮醉颜配。萨勒诺医生发热的学说是根据临床征象，分为每日的和消耗的，后者分为间歇的或为连续的。治疗最主要的为饮食疗法或缓和疗法。神经疾患的病理是很幼稚的，认为精神紊乱是由于前脑室的脓肿，嗜眠或昏睡则归咎于后脑室的脓肿。精神病的治疗主要包括饮食、泻剂、放血和各种药物，但强调心理治疗，例如用快慰的语言和沉静的音乐。讲述治疗呼吸道疾病的一段很有趣味，因为有关于疾病的预后的一些观察。在病开始时有血痰的，认为是好征象，认为咯血是腐病的原因之一，这和过去一些著作的看法一样，但在治疗方面强调丰富的饮食和安静的环境。水朦和气朦的鉴别诊断是很值得注意的，叩诊时前者声如装满水的瓶子，后者则如鼓。关于外科病的记述是很幼稚的，几乎全部是用外敷药剂治疗。在另一方面，讨论生殖器官疾病的一章其治疗方法却较进步。有名目繁多的春药、堕胎药、避孕药以及许多美容药。以撒•犹大 是萨勒诺的验尿专家，他的著作成 了这一方面的标准。他对尿的颜色、密度、成分，都仔细研究；对静置以后所形成的各种云状物和沉淀都加以观察，并在推论中加之以非常重要的远期的结论(far-reaching conclusions)。

中世纪后期的医学

“每晨起床后伸展四肢，可使身体舒适，体温得到剌激，四肢就会感到有力气。然后梳头发，可以梳掉秽物，清新头脑。用冷水盥洗手脸，可以使皮肤红润，而且刺激体温。清洗鼻腔，咯出胸中积痰，然后再刷牙，因为这样能健胸胃，并使谈话声音洪亮。用香料树的树皮刷牙和齿龈。时常燃些上好的香料熏烘头脑，热天用凉剂如檀香木，冷天则用肉桂、丁香、没药、芦荟等类暖品。这种周到的熏烘法可以开通鼻窍和头脑，可使头发不易脱落和变白，并使面庞保持丰润。服饰整洁可使精神愉悦。嘴嚼小茴香、大茴香、丁香都有健胃之功，能使食欲增进，口颊芬芳。除此之外，尚可服用延命菊、新鲜琥珀色蔷薇、丁香等类物品以平郁闷。再则养成运动的习惯，即使是不剧烈的运动也可，因为运动有很多益处，能使体温增加，消化旺盛。“进餐之际切勿过量，以使食欲亢进，胃口舒畅。宜选适合于身体的食品，这样才能使消化力强盛。对某些人的胃口来说，牛肉较之鸡鸭更为适当。同一种食物对某人适合，对别人就不见得相宜,因为有的人易于泻肚，有些人却常患便秘。"博尔戈尼奥尼遵循当年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方法，推行在伤口上敷酒而使其愈合。另一应提及的事是在狄奥多里的一部著作中发现最早的关于在手术中应用一种麻醉法的记载，他用的是使人沉睡的药物。用海绵蘸以麻醉剂如鸦片、曼德拉草、曼陀罗等，晒干后储藏备用。于施用前一小时将药浸入热水中，用时将其敷于患者鼻部并使之行深呼吸，直至患者进入睡眠状态时，手术方可开始施行。使用这些催眠的海绵或者可能更早一些，因为在萨勒诺大学的外科著作上和中世纪早期的处方簿上都有这类的记述。蒙狄诺的《解剖学》约著于1316年，虽称之为一本解剖手册比称为正式论著更为恰当，但它称得上是第一部解剖学教科书。书内所用名词术语一部分取自阿拉伯，一部分的来源则不能确定。他的论述看来似觉皮毛，特别是内脏的解剖令人有粗浅之感，这主要是因解剖需要迅速进行所致。显然蒙狄诺仔细研究过阿拉伯著作家,采用了他们不少词汇，例如称腹壁为m irach,称腹膜为siphach,称 网膜为zirbus等。不过，从他的著作中也可看出他对尸体曾认真加以研究，由亲身观察而获得不少知识。蒙狄诺的解剖法是先自胃部达耻骨部，将腹部垂直切开，然后再由脐上横行切开。关于肠肌肉组织的讲述相当精辟。解剖胃之前,先对其部位与功能做充分的讨论。胃壁由两层所组成：内层司感觉机能，外层或称肉膜，司消化作用。研究脾脏时解剖者应先将假肋剔除。蒙狄诺认为尸体的肝脏常较活人的部位为高。对于腔静脉的讲解特别精致。关于男性生殖器官的讲解更是详尽。虽然蒙狄诺对女尸的解剖可能不止做过一次,但他对女性生殖器官的讲解，则以动物为例。其中一项新颖的说法是，子宫在经期也像孕期那样胀大此外他对疝的观察与治疗以及对膀胱的解剖都值得注意。蒙狄诺对于解剖学的讲述反映了盖伦的传统思想，他的生理学也是以盖伦为标准。肝脏由五叶所构成（与许多动物相同），胃脏被记作球形。胆囊分泌黄色胆汁，黑色胆汁则来自脾脏，而后经过设想的孔道流入胃内。关于胰腺导管的讲解比对胰腺本身更为精细。心脏被分作三个心室来讲。右心室上有二孔：一孔通入肝脏，此孔较大，因为从肝脏流入心脏的血液要通过它，另一孔接“动脉静脉”通至肺部。左心室亦有二孔：一孔具有三个瓣膜,另一孔通“静脉动脉”具有两个瓣膜，由肺部出来的烟状蒸气由此孔通过。第三室系由带有各种不同小洞的中膈所组成，血液流经此处，过滤后流入左心室。塞尔萨斯(Celsus）其中叙述了各种外科手术、手术器械和专为外科病症应用的急救箱。此箱内必须具备六种器械：剪子、窥器、剃刀、解剖刀、针和刺血针。乔利阿克认为做一个外科医生应具备下列条件：第一，要有学问，第二，要有专门知识，第三，要有一定智力，第四，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对于第一个条件，他又补充说：“外科医生必须熟悉解剖学，否则便不能担负任何外科手术。“下面所录是在他入狱前不久所著《眼科学》中的一段，即曾涉及这些发现：“倘使一个人透过晶体或玻璃或其他透明物体的中央去看一个字，或是一个小物件，透明体盖在字的上面，那么球体较小部分的凸面对着眼睛，眼在空间对着所看到的字一定较原形清晰而显大……所以这种工具对于老年人和视力薄弱的人是有用的……视线的曲折更令人惊奇，由上述规则很容易看出，很大的物体可以在视线内变得很小，反之亦然；距离很远的物体也可以使之如在目前，或者相反。”此时英国的医学，虽然肯定比欧洲大陆落后，但较之撒克逊时期的医术却已有长足的进步。那些撒克逊医者们学识浅陋，医术上大多是世代相传，而往往认为他们还有些特殊能力。他们行医的目的也不过是做一种副业，赚些钱以维持生计而已。同其他地方一样,他们既用简单的药草来医病，也用符篆和咒语治病，并且认为效验更大。随着诺曼人的征服而来的那些有学识的教士们，除去执行他们牧师职务外，还在修道院和庭院里分别为富者和贫者治病。根据收集在器皿内的尿液沉淀层把尿分为四部分，每一部分都与身体的一部分相关联，即如果上层呈混浊状态时，表明疾病在于头部，下层则属于生殖器官或膀胱。放血的主要意思是要扭转致病的因素，使它转移到另一器官去。放血作为诱导法时，系从患者身体病侧的对侧放血；反之作为引出法时，便从患病的同侧放血，其目的在于使患者减去过多的血液，并减轻疼痛。放血的方法和技巧极为细致，几乎完全是依占星学的说法来决定，因之必须选定吉期良辰方可施行。关于放血问题讲究颇多，例如应从哪个静脉血管放血，放血次数，放血量须依患者的年龄、气质而定，以及放血的季节、地点等，这些问题都引经据典，经过热烈而冗长的讨论，各个学派、每个医生的意见都极为分歧。次于放血的医疗方法是用杯吸法、水蛭吸法；15世纪常用的医疗方法还有发泡法、烧灼法及经罗马人介绍的划痕法，还有灌肠术及芥末、斑螯等诱导剂。萨勒诺学派的医生曾讲到关于脓疮口及排液线的用途。排液线的用法是在皮肤上割破两道平行的创口，平常多在颈部，放上一条线,或是一小片薄布，以防止伤口愈合。其目的在于逐渐划深创道，使继续得其对抗刺激作用。至于脓疮口的处理是刺破一小口，填入一粒黄豆或豌豆或相类的异物，以防止愈合。这些诱导法主要盛行于15世纪，但是直到18世纪在一些落后的地区及兽医治疗中仍旧普遍推行。此外，东方医学采用的诱导法是艾灸法。中世纪医生的报酬一般都相当可观，部分原因由于当时开业医生人数比较少。当时一些有名望的开业医生都积有大量财富，而且索取诊费之高在今日看来亦觉太甚。从当时的编年史、遗物和公共律令中可以揣知，即便是声名不大的医生也因职业关系而生活优裕，常常买房置地，收藏珍贵文物古玩。那时候的患者也企图尽量免费医疗，不送礼金，这从当时一些医生为了保持他们个人的利益而写给他们同行的推荐信里可以看到。下列诗句出自萨勒诺学派，虽然写的时间可能较晚，但却能恰当地道出病人的心理。莫做无代价的服务，莫用医圣希波克拉底传授的睿智，白白给病家医治。因药本昂贵，利润不得不厚；倘给药而不取酬，效果必不会好。我们习于有施必有受。空口恭维，则我们给以山草，高价相酬，我们给以香料和油膏。医生的规条既已明了，所以应强调：取酬，取酬，直至病人啊！啊！叹息不已。病人痛苦正深，医生的需索更要获得保证，或要立付现款，否则须有担保之人；先小人，后君子，信约保存友谊，过后索债，将成仇敌。像这类的故事能举出很多，可见当时医生的摆架子和服装的矫饰，人们却时常把他们的愚昧当作笑柄。实际上他们也确是重要人物，可以装束得十分豪华，衣带上饰以银线，珠围翠绕地招摇过市。甚至医生的妻子们在穿戴上也可不顾一般妇女们在服装上所受的严格限制。彼得拉克对于医生们的奢华极端愤慨，从他写给薄伽丘的一封信中可见一斑：“进而言之，他们卑鄙地夸耀那些不义的华服，紫色夹着杂色，闪耀夺目的指环，金的靴刺；无论我是多么的平庸,在这样的炫耀下，并不自惭形秽。”爱好生活和享受人生思想的复燃，压倒了嫌弃或不关心死亡的教义。

文艺复兴时期

达 ・芬奇曾做过仔细的解剖。据 阿 拉 根 （Aragen）的红衣主教回忆，他解剖过30个不同年龄的男子和女子，其中 10个单是为了研究静脉。达・ 芬奇注意解剖学的各方面。他在观察人子宫中的胎儿之前,先研究了动物的胚胎。他首先对子宫加以精确的说明，在他以前都把子宫看作是有硬壁的倒置的管子。他证明人类子宫是单房的，否定了一直以为与其他动物相同，也是两角子宫的说法。他的绘画充分证明他曾仔细研究过肌肉和骨骼。他将脑分区，并注意到大脑神经。他对呼吸作用有清晰的概念。他对循环的所有方面都曾研究过，他对循环特别感到兴趣，这或许是因为循环与他年轻时研究过的机械学和水力学有关。他经常研究瓣膜的功能，他将蜡注入牛心以观察各房室的形状。虽然没有证据证明他解决过循环的重大问题，但是很明显，他推翻了前人的许多错误说法，并指出研究尸体及合理的实验方面的正确进展方向。直到这时为止，人们一直相信肝脏是血液循环的中心，因为古代的僧侣医学认为肝脏最为重要。那时以为血液在肝脏与被“meseraic” 静脉带来的乳糜混合，然后自这里流遍全身。按照古典的观念，左心室含有空气或与空气混合的血液，它们是通过孔道自心脏的右方流过的，这些孔道虽不可见，但设想是存在于心室中隔上的。通过动脉的空气携带着全身的生命精气自肺脏借动脉管到达心脏，只有静脉携带血液。要清除这种虚妄观念，首先要认识到，在中隔上有孔道存在的看法是错误的。达•芬奇和贝伦加里奥曾怀疑这个孔道的存在，维萨里至少曾想象到没有孔道。贝伦加里奥曾正确地论述心脏的瓣膜，他清楚地指出三尖瓣的作用是避免血液自心室流向心房，半月瓣封闭肺动脉并阻止血液由主动脉流入心室。这样，解剖学的基础即开始奠定了。他还写道："当心脏扩张时，腔静脉 (vena cava)中的血液进入右心室，同时混合了空气的血液借静脉性动脉进入左心室，这时瓣膜下降，以使血液自由进入，当心脏收缩时，瓣膜就关闭，这样血液不能由原路流出，在这同时，大动脉的瓣膜与动脉性静脉的瓣膜都开放，使得与空气混合了的血液得以通过，流布全身，同时静脉血被带入肺中。”切萨尔皮诺持有小宇宙存在于大宇宙之中的概念，承认宇宙现象为单一的原则所制约。在人类有一相似的原则管制着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功能，他按照哲学家的见解称这个原则为灵气（anima）。但是与那些哲学家不同，切萨尔皮诺不认为各种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生命原则，这一点使他在哲学上闻名。他相信只有一个原则，就是他称为的灵气。这个原则是完整而不可分的，管制着身体所有的功能。按照他的说法，这个原则的所在之处是心脏，这种生命之力是通过热来体现其力量的。而按这位哲学家的说法，热的原则正是在心脏之中，因为热是借着血液流布到全身各处去的。因此，切萨尔皮诺肯定地说，盖伦认为可以把精神分成多种型，肝司营养，脑司感觉，显然是错误的。热携同其灵气借血液散布到全身各部，然后又自各部经血液回归到心脏，因此灵气与血液是同一的，它的中心是心脏，动脉和静脉是用来输送它的，它们不过是心脏的延长。他曾对大血管和瓣膜做了解剖上的描述以说明此点。帕拉塞尔萨斯时常到弗拉拉大学去听雷奥尼锡内斯的演讲，雷奥尼锡内斯受到马西利奥•菲齐尼奥(Marsilio Ficinio)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是最早敢于攻击盖伦权威的人之一。他离开学校的狭窄天地，到大自然和生活中去追求。他用青年人的大胆的眼光来观察人和事，敢于反对一切权威，从而强烈地撼动了使最能干最杰出的人也会受到束缚的教条主义。因为他有一种高估自己的性格，所以毫无限制地进行他的破坏性的批评，甚至在古典知识的真理面前也不屈膝。他的习惯是把他的学生聚集在病人床边而不是在大学中。如果说他经常改换住所，那是因为他的不安定的、难以驯服的性格不能忍受权威的限制。帕拉塞尔萨斯是最早提倡在治疗上应用化学物质的人。他推荐新型的医疗制剂，如浸膏和酊剂，认为它比当时流行的药糖和糖浆更有效。他支持 “外征学说" (doctrine of signatures), 这个学说在疾病治疗上流行了很长时期；该学说认为药物的形状或颜色常与有病的器官相同，因此在治疗上有效。例如，肺草 (pultnonaria)适用 于肺部疾病；金由炼金术将其与心脏连在一起，适用于心脏病，蜥蜴的斑点皮肤则是适用于恶性肿瘤的一种药物，等等。医生的主要职责就在于发现适应每种疾病的有特效的药物。在神经学领域，帕拉塞尔萨斯对癫痫做了重要观察，并认为麻痹和语言障碍与头部的伤害有关。他的关于不可见疾病的来源的论述仍值得一读。他对矿工的纤维性肺膀(Bergsucht)的敏锐观察是对职业病的最早研究之一。他对梅毒性溃疡(他当时一定已有许多机会见到)及其治疗的观察，他对外科的研究，尤其是对创伤治疗的研究,显示出其杰出的成就，特别是我们应考虑到他所处的不安定的境遇。帕拉塞尔萨斯的医学概念是以化学为主体，他认为化学的及生命的法则主宰着机体的全部表现。因此，正如苏德霍夫所指出的,他应被看作是一个化学病理学家和活力论者。他认为，忧郁症的发病率增高是由于越 来越多的人沉湎于生活享受和穷奢极欲之中，他找到此病的来源是想象力的紊乱。他将躁狂（mania）分成三类：血性的，他推荐放血 治疗；胆汁性的，用利胆剂；忧郁性的，要经常导泻和烧灼。作为医生，他名声颇大，王子贵人都是他的顾客。他为当时的人所反对，死于忧困中，但是他的各种卓越的成就足以证明他的才智过人。他说：“有不危害动物的植物的疾病，反之，也有不危害植物的动物的疾病。有的疾病只限于人或某种动物,如牛、马等；有些疾病对某个人或某个器官有特别的亲和力当他考虑感染是不是一种腐败作用时说：“有时腐败作用由单纯分解构成……但有时又是一种有特殊形式的新的组合。”结论是：“如果我们归纳地考虑接触传染，就会看到，腐败物的接触传染是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不论远近。”（第 9 章 ）他在第12章中又说：“这些种子有迅速繁殖和蔓延的能力。”弗拉卡斯托罗或许 是受卢克莱修原子论的启示，他的这种描述证明他充分了解接触传染的特性，因此堪称为现代感染理论的伟大先驱之一。

17世纪

哈维差不多历经20年的实验，确立了血液循环的理论。他的潦草手稿是用英文与粗劣的拉丁文混合写成的。他在1616年的演讲稿幸而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内。根据这些材料，可见他的学说已经到了成熟的地步。他写道：“心脏的构造证实了血液是经过肺，源源不断地输入主动脉内，好像吸水箱的两个瓣阀。通过结扎法可以证明血液能由动脉进入静脉，由此证明血液能在一个环内不断地运行是由于心脏的搏动。这是为了营养，还是借着输入热力以更好地保护血液与器官(血液使器官变热而冷却，心脏又使血液变热)呢？ ”哈维的伟大功绩使他成为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之一，这是由于他用归纳法安排了一系列的物理示范，从而证明了问题的各个阶段的结论。他证明了血经过静脉回到心脏，并说明那是数学上的必然性。加里森认为，把数学的证据和精确的计算用之于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上，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哈维认为心脏是一个唧筒，靠肌肉的力量工作。他观察到类似于法布里齐奥的实验结果，静脉在结扎处以下远离心脏处膨胀起来，血液自心脏流出。哈维是正确解释这一现象的第一个人，并且证明盖伦的讲述是错误的。他在活动物暴露的心脏上做一系列的实验，证明了心脏的收缩与舒张；心跳是在心脏收缩时发生的，而动脉内的脉搏显然是比较迟些。他又是第一个注意到心耳运动的人，并且发现这一运动传到心室，并正确地说，心的这一部分（心耳）在人死时，是身体中最后停止运动的。为了阐明肺血循环，哈维不满足于动物实验，他还用数学的证据，将静脉和肺动脉的容量与其他血管的容量做比较。他借力学原理做如下结论：动脉内的搏动，是由于血柱冲击弹性的血管壁的结果。关于静脉内血流的方向，哈维根据心脏上下方的大静脉内瓣膜存在的事实，正确地推论出此种瓣膜并非如前人所想象的那样，仅对抗静脉内的重力，而是还能防止血由心脏逆流。为了确切而完善地阐明血液循环原理,他又计算出体内的血量并与脉搏的时间及次数相比较。但哈维不知道有毛细血管，他认为在动脉与静脉之间有一想象的吻合，以完成循环。这里引证哈维的《心脏运动》(De motu Cordis)中的一段历史性文字，说明他的循环概念：“现在让我简单地说明我的血液循环的观点，建议大家予以接受。因为一切，包括辩论与眼见的证据，都表明血由心房。与心室的动作流入肺与心，然后输出而分布于全身各部，从而进入静脉与肌肉的孔隙，然后沿着静脉由身体各部趋向中央，由小静脉至大静脉，最后进入腔静脉与右心房，其数量之大，有如涨潮与退潮之由动脉而去，由静脉而返。它不可能为食入之物所供给，且其数量远大于为营养所需要者，因之绝对需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动物体内的血是在一个循环圈内被推进流动，且呈川流不息的状态；这是心脏通过搏动而执行其动作或其功能，并且这是心脏运动与收缩的唯一的目的。”从雷迪所写的 《关于昆虫繁殖的实验》 intorno aliagenerazione degli insetti, 1668） 中摘录一节，就可证明当时的科学家在叙述方面是如何清晰，连外行都能明白：“根据我的许多观察,我相信自世界最初受到全能的主的命令产生了最早的植物和动物以后，大地从未自己产生任何草木和动物，无论是完善的或不完善的。过去所产生的一切完全来自动植物真正的种子，而动植物借着这种种子保持它们的种族……把虫体置入封闭的瓶内，经过数月从未看见产生一个虫体。一日我自牛肉内得到许多虫子，将其杀死后，一些置于封闭容器内，一些置于开口容器内。在封闭容器内，未见产生何物；但在开口容器内，虫则变为卵，继变成蝇。然后，把这许多的苍蝇杀死，照样置于容器内；有的封闭，有的开口。在封闭容器内，从不见产生什么，所发生的现象与前相同。”伏尔泰(Voltaire)受到莱布尼茨的一个学生的攻击后，曾答复说：“如果你能够说明为什么在这尽善尽美的世界里还有许多人自杀，我将非常感激你。我等待着你的辩解、你的诗章，以及你的谩骂；同时，让我衷心地向你保证，不论是你还是我，对这样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根据霍夫曼的理论，致病的主要原因是多血症，这一病因通过胃和肠间接起作用因此医生对于这些器官必须加以密切的注意。发热源起于脊椎，继发于动脉和静脉的收缩，故需当作病态而不能认为是痊愈过程。自然疗能派的霍夫曼认为，农民不经城市居民所能得到的医治也能很快地痊愈。他提出了 40种治疗方法，而大多数直接引自希波克拉底。按照霍夫曼的见解，应当依据病情对刺激和缓解纤维张力的需要，而给以镇静剂、强壮剂、补剂或泻剂。由于他认识到药物的效能并非完全有赖于它们的药理作用，同时还有赖于病人的体质，因此而受推崇—— 他也许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人。假如漠视或者未充分注意这种情况，那么全部的治疗便是不明确的或是不确实的。他引用到治疗学中的一些药方（都由他自己以优厚的利润卖出），著名的霍夫曼氏滴剂和止痛剂仍可在一些药典中发现。某些慢性病使用奎宁、铁和乙醛一类的药物，也应归功于霍夫曼。当时疗法中“补药”特别突出，说明了他的学说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最重要的，他是一位对疾病有着明确见解的化学家，虽然人们在他名之为 “恶魔病”的疾病中可以看到奇异的超自然的解释，例如，他认为阳痿是由于以太的神秘影响而发生的。可是，他的化学和生物学的知识往往也引导他走向正确的实验医学的道路。他第一个把矿泉水介绍到治疗学中，并解释所谓“盐酸盐”（muratic）水的效果是有碱的缘故。他对神经系统在疾病中的重要性之认识也不应忘记，这种认识使他在医学史中最先把机体生活机能的最重要的作用归之于神经系统。许多史学家赋予他的荣誉地位与他的实际地位是相称的。虽然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含有许多错误，并且他舞弄艰深的文辞而著成的长篇巨作让任何人读起来都会感到冗长厌倦，但不可否认，他仍不失为一个渊博的思想家和一个不倦的研究者。按照哈尼曼的见解，药物的作用在于加强生命力，使生命力的元气增加，以消除症候。哈尼曼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认为一个成功的结果理应成为治疗的指南，并认为这就是医学的全部目的。顺势疗法的另一个基本学说是相信投入的药量越小效力越大，即 “效力论" (Theory of Potencies)。约翰・ 亨特是个罕见的具有天赋智慧和深邃观察力的人，当他到达伦敦时，从事科学的准备并不充分，但后来他很快地投身于科学研究，并在实践中取得成功。他不倦地进行着解剖和病理的研究，特别喜欢亲自观察，他是空谈的烦琐医学混乱学说的死敌。他还是一个坚忍不拔的研究家，有时在他的假说中充满了冒险性。约翰•亨特天赋的卓越才能，澎湃的热情，铁一般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代表了典型的苏格兰人的性格。以他答复詹纳(Jenner)关于刺猬冬眠的意见为例，“勿空想，多试验”体现了他的研究方法。亨特在实验病理学和外科病理学的许多方面投入了自己对科研的全部热情并有所成就。他完成了硬性与软性下疳的鉴别和关于侧枝循环的有价值的观察；他研究了冬眠时期消化停止的现象，以及因偶然事件而致腱损伤的修复现象，他从事了许多新的研究工作，但由于早年教育十分欠缺，迫使他在当时不少混乱的假说中浪费了很多时间。他的错误有：在消化的性质问题上反对斯帕兰扎尼 (SpaUanzani)的观点以及把淋病与梅毒混为一谈，其次是他的自家接种和为了研究疾病的发展过程而延缓治疗的办法。他的死亡戏剧性地发生在圣乔治医院的董事会上。当心绞痛发作的时候，他认为，“我的生命掌握在一个骚扰和捉弄我的家伙手里”；因为会议否决了他任该医院接班人的提案，他非常恼怒，于是引起致命的心脏病发作。关于切斯尔登(Cheselden)和亨特兄弟，在外科中将会再提到。根据布尔哈夫的见解，炎症是因血液凝滞所致，血液凝滞是由小血管的构造和血浆成分的变化所决定的。有趣的是他关于发热的观念，在他看来，发热是由于心脏遭遇到毛细血管的抵抗而搏动增加所致。尽管有了良好的行医管理法和旨在管制当时常见的滥行医术的若干法律，但 18世纪仍是一个冒险家和江湖术士泛滥的时代，万应药和秘方的买卖仍很普遍。16和 17世纪的江湖术士只是心满意足地在广场上把他们的药剂卖给穷人，并在一些州、县的小镇和乡村里施行小手术，而18世纪竟出现了一种貌似高雅的投机者的新变种，他们放弃在广场和乡村集市间游走，而是用许多布景道具搭起舞台，把表演作为他们牟利的方式。这些投机者在夸耀和兜售自己的药剂时，已不再满足于古代传奇式的讲述了，而是利用全套的喜剧班子做巡回表演。他们轻而易举地深入权贵宅府甚至皇家宫苑,并深谙如何利用一种真正特殊的手段来博取公众的轻信。我们已经叙述过那位最有名的自称是卡廖斯特罗伯爵的人，他是专售让妇人永葆青春的粉剂、油膏和水剂的推销员，他还是标榜可延年益寿的甘草酒剂的发明者，用此种手段从富人那里诈取了大量财富。当他从欧洲其他地区病人那儿接受了大量的礼品之后，又开始在巴黎施展他的诡计。他在那里先是攀附宫廷及高等贵族，后又转入另一种神秘的活动，这种活动既给他带来了名誉同时也带来了烦恼。圣日耳曼伯爵是当时的欺骗大王，他也发明了一种所谓长生不老的甘草酒剂，他还宣称一种叫作“万灵丹”的药物能治百病。

《1940医学史:中》

19世纪上半叶

达尔文坚持认为，各不同物种的存在都经过了一个进化过程，这一过程取决于不同的选择因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自然选择（适者生存）。这个观点明确地抨击了物种不变论。除了自然选择理论，我们不应忘记达尔文还曾提出过其他理论，如性选择也是新物种发展的因素。达尔文在漫长而勤勉的一生中，把对这一主题煞费苦心的详尽阐述写进了他的著作。他搜集到大量观察报告所需的资料，并从中做出高明的推论和概括。这表明他不仅是一位细致、聪明和勤奋的科学家，也是一个天才。他完成了人类思想史上一个极为卓越的概括。、施旺认识到形式有限的细胞就像是植物的结构单位一样, 也是动物的结构单位，尤其是细胞普遍地存在于所有的组织中，他还认为非细胞成分也来自细胞。尽管他和施莱登一样，错误地认为动物细胞是一种囊泡，但是他建立了一个头等重要的概念，即细胞是动植物组织生命基本单位的。这一概念很快为世人所接受，并推动了其他许多方面的研究进展。诺克斯的教学吸引了许多学生，这使他的解剖标本更显紧张。当时，尸体来源缺乏法律保障，绑架者和盗墓者实际上为尸体解剖提供了必要的来源。诺克斯从两个流氓布尔克(Burke) 和 黑尔(Hare)手中购买解剖用的尸体。最后这两个人因为谋杀了许多无辜百姓，卖尸牟利，被定罪判刑。尽管人们承认诺克斯对这些罪行一无所知，但他的医学研究前程就此断送。马让迪研究了各种类型的孤立现象，时刻准备将实验应用于所有科学领域。他自嘲是个“拾破烂的人:要收集起路上能寻觅到的所有东西。他竭力倡导动物实验。马让迪是生理学研究方法的一位严厉的批评家和改革家，但任何人只要研究过他的工作便会发现，他有时竟会不加评论分析就记载下经不起严格客观检验的实验结果。但是，他对心脏功能、消化过程和血液在疾病过程中的重要性等问题的研究，对静脉注射毒素引起斑疹伤寒的研究以及兔静脉内注射卵蛋白、药物的局部定位作用（为应用士的宁、吗啡和藜芦素等药物提供了科学依据）等的研究工作，都对科学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首次明确展示出脊神经前根司运动而非感觉，后根作用则相反的现象。这样，他完成了贝尔的未竟之业。贝尔只是发现切断后根时“不出现肌肉痉挛，而稍稍剌激前根则可引起肌肉收缩”。所谓贝尔-马让迪定律以后由弗德拉（Foderd）和贝林杰里（Bellingeri）进一步证实，又于1831年由米勒（J. MiiUer）加以确证。马让迪曾说道：‘我曾亲自观察腰神经和髓神经后根，用小剪刀背将其挑起并逐一切断而不损伤脊髓……起初我以为与切断神经相应的肢体会完全瘫痪，并对针刺和重压没有感觉。在我看来，肢体是完全不能再活动了。但出人意料，我很快便看到虽然感觉已完全丧失，但肢体确实能够活动。第二次、第三次的实验得出完全相同的结果。我开始意识到脊神经的前后根可能具有不同功能，而后根尤其和感觉有关。”隆热黏度测量仪脉搏描记仪红细胞精确计数血流速度计伯纳德堪与马让迪之不同在于他并不把自己的学说和信念完全局限于他本人的实验结论，还在于他伟大的发现。他的著名格言是：一个人进入实验室就应该像脱去外衣那样摒弃自己的想象，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即，走出实验室就应恢复自己的想象力。实际上，很少有人像伯纳德那样既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又有高度的实验能力。一位学者只要具备其中一个条件，就必然得到科学的特别垂青。科学家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 19世纪的趋向是过分强调事实的重要性，而不相信假设性理论，实则两者在适当范围内都是必需的。伯纳德极力支持决定论作为生理学研究的基础。他的成就几乎遍及生理学所有分支，在很多方面具有永久性价值。1854年至1878年间出版的许多刊物中都载有他在法兰西大学时的演讲稿，他继承了马让迪在法兰西大学的职位。科学院和其他团体的“报告书" (Cof "esreadus)也都载有其许多研究报告。他最著名的发现是在观察到无论给狗喂食糖还是淀粉，其肝脏均能产生糖的现象之后得出的结论：肝脏具有糖原生成功能(1848—1850)。到 1857年肝脏糖原生成学说已经确立，当时已能够分离糖原，并已认识到肌肉活动消耗糖原。这些研究形成了动物糖原及其代谢与糖尿病的关系的概念，这使伯纳德成为内分泌学一位重要的开拓者。他对血管舒缩神经的研究也很有价值，他观察到切断交感神经后的表现(1851—1852), 了解了血管舒缩神经对分泌的作用。在消化生理学方面，他曾通过实验性胰腺痿管发现了胰液在消化过程中的重要性(1849—1856),在此以前一般认为胃在消化中起主要作用。他指出胰液可以分解食物中的脂肪，将淀粉转变为糖，并进一步分解已经过胃液作用的蛋白质。米勒还是一位能干的动物学家，他曾热心于研究低等生物生活史中最微小的细节，以后从早期的研究很自然地转向了研究人类生理学。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学生的工作，他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这里只能提及其中最重要者：对视网膜色觉的解释(1826),周围感觉器官和其他神经末梢感觉的离心投射定律( 1833),关于发音和声带的研究(1835— 1857),特殊神经能定律(1840)(意指每一感觉器官以其特有的感觉对各种刺激产生应答，见 其 《手册》)。我们已经提到他在建立细胞学说中所起的作用以及他有关肿瘤的重要著作，遗憾的是这部著作只出版了第一卷。米勒是一位生理学家，实验研究者，也是一位严格但不失公正的批评家。他始终相信，哲学的推理和各种学科训练的有机结合两者缺一不可。他的格言“一个人如果不是生理学家就不可能成为心理学家”，正是这种思想倾向的一个很好的例证。建立新的有机化学的最重要一环的是韦勒(F.Wohler, 1800— 1882)在1828年合成了尿素，从而证明有机物质可由人工合成。而在此以前，人们一直认为有机物只能由活组织生成。其他化学家很快也在这一领域作出了贡献。营养学的科学基础是由佩滕科费尔(M. von Pettenkofer, 1818— 1 9 0 1 ) 和沃伊特 (K. Voit,1831— 1908)所建立。他们借助于一种可以放入一个大动物甚至一个人的特殊装置，观察动物在活动或休息时食物的利用情况(新陈代谢)，并测量了耗氧量与产热量(测热法)。佩滕科费尔深信土壤在公共卫生和特殊疾病的传播中起着重要作用，他相信伤寒就是经这一途径传播的。为了证实单有伤寒杆菌即可致病一说的错误，有一次他还喝下一杯富含伤寒杆菌的培养液。他幸未发热，而从此伤寒的细菌致病学说在德国就难以立足了。那时污水排入河流和海口之前常常是不加处理的，佩滕科费尔便对污水处理作了非常必要的改进。遵循诺比利 (Leopold。Nobili, 1784— 1 8 3 4 )和马里亚尼尼 (Stefano Marianini, 1790— 1 8 6 6 ) 在电学研究上开拓的道路，马泰乌奇描述了人所周知的“杜布瓦-雷蒙德氏电流”。他发现，如将一个电极放在蛙肌肉的横断面，另一电极置于肌肉表面，电流计上就会显示有电流通过。1841年他指出，自蛙肌分离的神经与另一只青蛙的肌肉相连接,如果刺激该神经便可引起后者的收缩，从而他首先确切证实肌肉活动伴随着电流变化。1876年以后他在日内瓦大学任教。他研究了神经系统生理学，指出迷走神经是心脏的控制神经；观察了大脑和小脑的功能、蠕动的机制。他一生中写下了大量的生理学论著，在他去世后被收集整理成4卷集本[洛桑(Lausanne), 1894— 1896]0 今天看来，意义最大的是其在内分泌学领域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实验性甲状腺切除。他通过甲状腺移植或内服甲状腺提取物来预防有害影响。洛布斯坦的著作主要体现这样一种精神：“医学的目的不在于理解无生命的器官，而是活的器官—— 行使特殊功能的器官。”该书有三大优点：清晰的病理学描述，对疾病发病(洛布斯坦创造并使用了 “pathogenesis” 一词)的理解，病理解剖学与 各症状的关系，书中还强调需要进行动物实验。为微细病理学开辟新途径的崇高荣誉，应归于意大利洛迪 (Lodi)的巴西 (Agostino Bassi, 1773—1857),他最早指出蚕的白僵病是一种微小的生物所致。这项成就使这位杰出人物跻身于细菌学主要开拓者的行列。他从1807年到 1835年一直在研究蚕病,并得出结论：这是由一种“活的隐花植物寄生虫”引起的疾病，从而概括为：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许多疾病是由动物或植物的寄生虫所引起。他发现“反常葡萄菌" (Botrytis paradoxa)是一种病原菌，并介绍了好几种破坏该菌的物理、化学方法。他还认识到感染性微生物的数量对传染病的发生率有着重要关系，以后弗吕格 (FKigge)发表了这一原理. 1846年巴西写下了寓意颇深的几句话：“即使不是全部，也有许多科学家曾经并仍然认为，传染性物质是一类特殊的物质，它们实际上是生物一 也就是说，是动物或植物的寄生虫他基于无数次观察和长年的显微镜下研究所得到的这个明确结论，正如马丁诺蒂(Martinotti, 1894)和格拉西所说，比巴斯德发现微生物系致病原因早了 10年。这是对一个伟大真理的明确认识，并为日后的发现作了进一步引申阐述。1925年帕维亚内外科学会发表了巴西的全部著作。据舍恩莱因(Schdnlein)说，正是巴西的研究成果引导他研究了黄癣病的病原菌一 黄癣菌(1839)。亨勒也深知巴西之发现的重要意义，并毫不犹疑地把这一思想传授给他的学生科赫(Robert Koch)。罗基坦斯基的科学著作筑成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虽然以后的研究否定了他的某些观点，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们仍然是很有价值的。它们以清晰的论证，严谨的推理，成为医学著作的规范。他最重要的著作《病理福剖学手册》（Handbuch der pathologischen Anatomic, 1842— 1846）冠居于所有同类著作之上。在他突出的贡献中尤其应提及关于甲状腺（1849）、动脉病变（1852）、心脏畸形 （1875）、脊椎滑脱性骨盆（ 1839）、急性黄色萎缩（由他命名，1843）、胃溃疡穿孔、淀粉样变等方面的研究。罗氏是一位尸体解剖专家，他所建立的尸体解剖方法至今仍在沿用，只是稍作改进而已。作为一位造诣很深的观察家，公认的权威，他虚怀若谷，曾经很乐意地接受了年轻的微耳和对他不恰当的“混合体液”（Krasis）学说提出的批评，他在以后的《病理解剖学手册》版本中（ 1855—1861）便删除了这一疾病概念。他坚持不懈地发展了本尼维埃尼（Benivieni）, 博内蒂斯（Bonetus）和莫干尼创建的病理思想体系。此后，人们便不再单纯地将疾病看作是一些症状的聚合或其他假想的变化，而是严格地着眼于精确观察和尸检时发现的有关结构变化。正是他使新维也纳学派的声誉与日俱增并吸引了来自欧洲各国的学生。微耳和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是：一切细胞来自细胞。他认为应该常在细胞内寻找疾病位置，疾病时的形态改变和病理表现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细胞对于致病因素的反应。这实际上就是固体病理学。正如他自己所解释的：“在我看来，疾病的实体就是有机体改变了的部分，更确切地说，就是一个改变了的细胞或细胞群（无论是组织还是器官）……实质上，机体所有的病变部位都寄生于其余健康部分并消耗着该有机体。”如果我们承认正常生命取决于机体细胞的正常机能,那么显然细胞形态的改变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功能改变就可导致疾病。微耳和极力主张病理学必须抛弃一切玄学臆测，比如素质、恶液质等概念，而应该绝对地建立在直观变化的确切研究基础上。他曾写道：“细胞学说应用于所有活体组织，演化出了细胞生理学和细胞病理学，它们总是建立在组织学即局部结构的解剖学知识的基础之上微耳和的著作还不可能解决病理学的所有问题，也不可能总是作出精确的概括，但它却指出了科学医学的一个新的重要的方向。微耳和指出，细胞的繁殖并不是施莱登所主张的无组织的细胞核分裂的结果，而是由于细胞核和细胞质的分裂。鲁斯科尼(Maum Rusconi)在1826年首先观察到细胞的分裂繁殖，古德瑟(Goodsir)深谙此理，微耳和为此恰如其分地称赞了古德瑟。巴里(M. Barry) 对细胞的分裂繁殖也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早在1840年就曾说过，细胞的繁殖由……亲代细胞核分裂而致，这是普遍的。”在治疗学上，布鲁赛认为医生应该支配自然，而不仅仅像希波克拉底所坚持的只是辅佐自然。他认为消炎药和衰弱疗法几乎对所有疾病都是必需的。他常爱用的治疗方法是将水蛭置于病人腹部或头部以防治胃肠炎。布鲁赛习惯于每天开出数百条水蛭的处方，他是历史上造成流血最多的内科医生。由于19世纪早期曾有大量水蛭被运往法国，这种使用水埋的方法形成时尚，在当时极其盛行。鲍 迪 奇 (H. I. Bowditch,1808-1892)在跟随老师研究肺结核的过程中，坚持认为地势低洼、气候潮湿是重要的致病因素。他在迪厄拉富伊(Dieulafoy)之前，第一个用伊曼(Eyman)发明的抽吸器和套针、套管来抽取 胸膜渗出液。拉 雷 (J. D. Larrey, 1776-1844)是拿破仑大军的外科主任医师，他受到士兵的崇拜，也深得皇帝的敬重。皇帝留给他10万法郎遗赠,并说拉雷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正直善良的一个。他参加了共和国和帝国的所有战役，三次负伤，也曾随拿破仑去滑铁卢.据说在鲍罗迪诺(Borodino)战役之后，他一天之内做了200多例截 肢手术。他著书侧重于战伤外科，并创办了 “飞行流动医院”，他是现代战伤外科治疗的先导。亨特的学生库珀(A. P.Cooper, 1768— 1848)是当时最有技术、最活跃的手术家之一，他 享有国际声誉，并多次获得医学界和政府的表彰。他是一位勤勉的解剖学家、手术家和开业医生。他早晨6 点起床，常要接待病人到深夜，出诊时还在马车里口述他的著作。1865年 8 月 12日他第一次应用这一方法，其结果于1867年在 《柳叶刀》(Zaocer)上首次发表。这使人们惊喜之至，消息很快传遍全世界，人们普遍采用了他的方法。据说是巴斯德第一个建议用手术刀通过火焰的方法达到灭菌，由此开始了着眼于 “清洁创口”的 “无菌外科”时期，巴斯德的火焰消毒法堪与利斯特的消毒法相媲美。直到19世纪没有人为减轻病人的痛苦作过尝试，顶多是让病人喝烈性威士忌。1844年哈特福德(Hartford)的一位牙科医生韦尔斯(H. Wells, 1815— 1848)在一氧化氮(“笑气”)作用下为自己无痛拔除了几颗牙齿。他将这一发现告诉了临时合作者莫顿(T. G.Morton, 1819— 1868),但在一次得到不遂人意的结果之后他便放弃了这一方法。化学家杰克逊(C.T. Jackson)曾向莫顿推荐并提供了乙醛，因此宣称这项伟大的发明中有他的一份。对产褥热接触感染的认识过程是医学史上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产科的外科感染比其他任一专科的外科感染所导致的后果都更为凄惨。产褥热使孕妇深感恐惧，尤其在医院病房里更是如此。关于它的起因，曾有人提出极为荒谬的推测，甚至有人提出是由某些饮食成分或某种花的香味引起。到 18世纪末，产褥热的传染本质逐渐为人们尤其是英国人所认识，罗基坦斯基的助手科莱兹契卡(Kolktschka) 1847年死于切割伤，塞麦尔维斯观看了对他进行的尸体解剖，并注意到有些损伤与死于产褥热妇女的表现非常相似。他还发现，产褥热死亡率最高的总是那些有学生听完病理课或从解剖室进入病房的诊所。于是，他即刻要求全体人员必须彻底洗净双手，并用氯化钙清洗病房。很快，他主管的病房中死亡率大大下降，而其他病房则依然如故。尽管他取得这样的成绩，尽管他已证实在患者血液中可以找到产褥热的病因(他在1847年给维也纳医学会的一封值得纪念的信中提及该论点)，但也未能摆脱维也纳所有著名产科医生的攻击和迫害。对喉及呼吸道其他部位疾病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受着加西亚(M. Garcia, 1805— 1906) 1855年发明的喉镜的影响。他是一个很有天赋的声乐教师，希望能观察歌唱时声带的位置，他终于成功地借助两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声带。摩拉维亚人冯• 黑 布 拉 (F. von Hebra, 1816— 1880)堪 称19世纪最伟大的皮肤病学家，他是维也纳学派鼎盛时期最突出的一位代表。他是仔细而又能干的病理学家，敏锐的临床观察家，他首次证实许多皮肤疾病起因于寄生虫感染。对丘疹性湿疹、脚癣、多形性红斑、各种苔癣、疱疹样脓疱病(1872)、鼻硬结病以及糠疹等等，黑布拉都作了精彩的描述，他可以被认为是在病理解剖学基础上完善皮肤病学的开拓者。他的大作《皮肤病图集》(1856—1876)更是一部无价之宝，有着永久的价值。同样，1830年霍乱流行之后，英国在同疾病抗争中做了最大努力，因为这些疾病影响了它的海运事业，从而也威胁着它的一项最重要经济来源。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英国这时也经历了人口由乡村迁向城市的大变动。工商业集中的城市中人口迅速增长，随之就出现了由这种人口变动所带来的各种问题。正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医院的建立和一系列卫生法规的制定，19世纪上半叶在英国由于同样的原因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于是重要的卫生学问题相继出现：需要制定各大港口卫生措施，以防止自海外带来疾病的播散，要保护城市，避免因发展过速和日益增长的工业化所带来的危害。德国最杰出的卫生学家是佩滕科费尔(M. vonPettenkofer, 1818 — 1901),他早年研究大气的化学状态及它们对于人类适当通风和衣着的意义和土壤与饮水的关系，以后则集中精力研究新陈代谢。1866年慕尼黑建成卫生研究所，这是第一所大型科学研究机构，这里严格控制的实验条件为卫生学问题的基础研究提供了可能。佩滕科费尔对霍乱和鼠疫的研究为制定有效的环境卫生措施奠定了基础。很快，德国其他城市也以慕尼黑为样板建立了相应的机构。在医学史上这第一次尝试之后，其他人便像对待伟大的战士和哲学家那样重视起名医的“传记”、“生平”或 “对他们的颂扬”。从中我们有时能获得一些有用的史料，但很少得到对这些名医的有价值的评价。比较有价值的有亚里士多德的弟子蒙诺(Menon)和以弗所 (Ephesus)的戴俄尼喜阿斯(Dionysius)的传记，赫米皮佩斯(Hermippus)关于名医的著作(公元前3 世纪)也属这一类。塞尔萨斯 (A. C. Celsus)对古代医学史有很大的贡献。索兰纳斯(Soranus,公元2 世纪)写了一部关于希波克拉底生平的书，还著有10本包括一系列传记的书。在阿拉伯医学一章中，我们提到了伊本•阿拜•乌塞比亚 (Ibn Abi Usaibia)和他对当时医生们的评价，他的著作中文献目录参考特别有价值。14世纪的乔利阿克(Guy de Chauliac)则对医学古训做了深刻论述。重要的科学潮流在意大利和维也纳之间相互交汇，新兴观念和改进的技术从法国传到英国、意大利和德国，从德国传到了英国，从欧洲传到美洲。又从美国带来了对医学思想和医疗实践很有价值的新贡献。年轻医生参观外国大学已越来越频繁，世界上的医学文献也越来越容易获得—— 医学文献也已多到想要认真阅读多种文字的重要刊物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另一方面，政治和社会的进步也带来了新的、重要的问题。由于扩大商业贸易，欧洲各国与远离他们的殖民地国家加强了联系，海军卫生与热带病等问题因此产生。部队的大迁移，大规模的战争，带来了无法预见的军队卫生的困难问题。最后，无疑也是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就是由于新的工业的诞生，都市人口的过速增长，职业病成为新问题，社会迫切需要保护工人健康的法规。这些情况又反过来迫使医生们进行新的研究，相应地也提高了医生的社会地位，因为社会需要他们合作并指导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和实施。政治医学和社会医学的出现成为19世纪医学史上最有特色的事件之一。初等义务教育传播了文化，使卫生知识普及到更多的人，在偏远乡村工作的教师们为医生和卫生学家开辟了道路。民间迷信肯定远未消失，但其作用尤其在文化中心地区已经减小，越来越多的人甚至边远地区的人们也更愿意找医生治病。同时铁路建设促使交通业迅速发展，因此，将遥远地区的病人送到大城市的诊所和医院已非难事，在那里临床资料丰富，实验室又不断补充新的资料，这就为医学教学和研究提供了绝好的机会。由于上述各种原因，19世纪的医生在社会结构中处于一个重要地位，他们受到政府和病人两方面的尊重：政府委以重要职责，病人则越来越多地乞求医生的帮助。这反过来又影响着医生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许多国家医生在所有职业中地位最高。在这一章所论述的整个时期，医生常常在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跻身于最高政治机构并充当伟大文化潮流的领袖。在经济上他们也获得很大成功，我们可以列举出这一世纪的医生赚到大量的钱，同时也获得显赫地位的例子。总之，19世纪的医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受重视，许多医生得到了富足的甚或是舒适的生活条件。爪哇猿人的骸骨已被认为是最古的人类遗骸，特别有趣的是，它的上面有长过骨瘤的痕迹。在欧洲、非洲、亚洲(巴勒斯坦及中国)的不同地方所发现的史前人骨引出了许多现在仍有争议的问题。吕费尔 (M. A.Suffer, 1859—1917)和穆迪 (R. Moodie, 1880—1934)、史密斯 (G.E. Smith, 1871— 1937)等所做的古人类 病理学研究和其他人对埃及木乃伊身上所留疾病的研究，发现了许多骨病和当今人类所患的病相同，而远在二迭纪时代之动物的自愈骨折、慢性骨节炎及其他骨伤的例子也被发现。勒尼奥及赖塞特的器械是现代测量呼吸新陈代谢的闭路式仪器的前身。关于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与亥姆霍兹的学生普夫吕格尔(A.F.WPHiiger, 1829— 1910)所称为呼吸商(R. Q)的关系，法国研究家提供了初步的信息，他们预见这个定律包含在面积定律中。这一点比德(Bidder)及施密特(Schmidt)看得更清楚，他们确立了新陈代谢常规的观念，这个常规标准是在禁食条件下制定的。动物有同样的体积、面积及体温，必有差不多相同的新陈代谢，体积、体温不变而身体的面积较大，或面积及体积不变而体温较高的动物，其新陈代谢必然相应增强，正如静热定律一样。勒斯克在 《医神》(ClioMedica)杂志上发表的论文《营养》(Nutntion)中我们看到作者早就了解热力学的定律对于活物也是适用的。施密特在1850年对流行性霍乱的研究也是一个较早的有重大意义的贡献。他通过描述肠分泌的盐和水分的再吸收的重要性以及水和盐的丧失同组织脱水的关系，清晰地阐述了守恒的重要性,为现代人理解水平衡奠定了基础。对呼吸气体的定量测验引起了对血中气体的测验，这是邦森的学生路德维希 (C. Ludwig)首先进行的，他为这个实验发明了汞唧筒。测压法在玻璃器内研究活组织切片的新陈代谢。沃伊特独立地得出新陈代谢的进行是在细胞里，而不是在血里，氧的需要量是新陈代谢的结果而不是原因的结论，这与利比希以前所坚信的一样。沃伊特的格言是：“身体细胞的总体及容量决定整个新陈代谢的程度……蛋白质的需要量决定于全身组织的整体，脂肪及碳水化合物的需要量决定于机械劳动的总量”，这话具有现代意义。勒斯克 (G. Lusk)在新陈代谢定义上把他老师的意思概括为： “新陈代谢是物质在活细胞影响下的优学变化;沃伊特的另一个著名学生是鲁布纳(M.Rubner, 1854— 1932),他倡导新陈代谢(以热的消失计算)同动物身体的总面积成正比的定律［在他所著的《新陈代谢》(1902)中有充分说明)，并做了碳水化合物、脂肪及蛋白质的等力价。勒斯克崇拜鲁布纳，认为他是沃伊特最伟大的学生，其实他与鲁布纳相比毫不逊色。1890年勒斯克在沃伊特研究所用自身做实验，确定了碳水化合物有节省蛋白质的功效。这一发现不仅成为勒斯克本人以后在新陈代谢领域里很多研究的出发点，而且直到今日仍具有巨大的临床价值，它为“发热时宜滋养不宜断食”这句格言提供了基本的根据。在勒斯克研究所(1898)开始的根皮或性糖尿实验，也是一项很有价值的研究。在勒斯克的手里，根皮忒性糖尿病研究变为一项有激发性、有价值、可使中间代谢明朗化的有意义的工作，它为理解糖尿病性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本知识。普夫吕格尔及沃伊特之间关于新陈代谢必须先将组织蛋白变为未具形(非组织)的或者所谓运行的蛋白质的问题的激烈争论，在他们的时代里未能获得结果。虽然这种重要问题理应成为长期争辩的理由，但是, 没有充分的事实为依据，争论也是没有用的。要理解蛋白质新陈代谢研究中的一些难题，必须从现代的研究方法中得到启示，就是体内的蛋白质不是静止的，而是常常处于运动与变化之中。屈内的主要工作对象是肌肉和神经的生理学。1865年他做过血红蛋白的研究，并在 1867年研究胰腺对蛋白质的消化。他于1876年发现了蛋白分解酶——胰蛋白酶。他还对视网膜的视紫质做了早期的令人叹服的实验。他和伯纳德一起奠定了研究消化酶的基石，并远远地走在时代前面，勇敢而巧妙地攻克了视化学的难题。图迪休姆是黑森的一个 反对俾斯麦兼并小邦政策的国家主义者，1853年他带着一个利比希所送的燃烧炉迁居伦敦，后来入了英国国籍。图迪休姆有广泛的兴趣，充沛的精力，他写了很多涉及面广博的论文以讨论各种题目，如胆石与尿的病理学、生理化学与病理学、酒与葡萄种植法以及烹调术。贝内克(F.WBeneke, 1824— 1882)在1862年就认识到胆醇在动植物的组织及液体内有极广泛的分布。1861年巴斯德在研究细菌所致的乳脂酸发酵时发现有需氧和不需氧的新陈代谢之分。这位伟人在坚持活细胞为发酵所必需的观点上是错误的。早在1858年聪明绝顶的特劳贝(M.Traube, 1826— 1894)为给他所认为是微生物发酵所必需的假设的化学物起一名称，创造了 “酶”这个名词。最后，在1897年布克内尔 (E. Buchner, 1860— 1917)提供了游离细胞发酵现象的最后科学证据(布克内尔得过诺贝尔奖金，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身亡)，现代的酶学正式开始了。帕尼扎阐明丘脑与感觉之间是交叉支配关系，同年斯旺(Swan)也发现了这一规律。神经衰弱理论主要是由沃勒(A. WaUer, 1816— 1870)发现的，它是指从神经细胞中分离出的那部分神经纤维会退化，即指运动神经末梢或感觉神经中心。波尔塔有关动脉的经典实验(1848— 1859)在科恩海姆之前已经证实了侧枝循环理论。曼泰加扎(P. Mantegaza)成 功地进行了动物皮肤移植试验。病理解剖学取得的进展很多，尤其是在显微病理解剖方面人们研究了各种异常情况的镜下解剖，经克利克、克勒布斯、库斯毛尔等人的努力，建立了科学的畸胎学。1607年黑尔丹尼斯(F.Hildanus)在给霍尔斯蒂厄斯(Horstius)的一封信中写道："伤员腿 上的伤口情况迅速恶化，不断发出恶臭，4 天后伤员死亡，其伤口处时常发出声音，酷似从地下空洞发出的。”这段描写的很可能就是一个气性坏疽的实例。巴斯德首先指出造成气性坏疽的条件之一就是产气细菌—— 腐败弧菌的存在(详见细菌学内容)。19世纪下半叶人们对结核病理表现有了进一步认识。虽然微耳和指出结核结节是结核病最基本的病理表现，瘠病与结核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疾病，但19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提出结核可以有多种不同表现形式。鲍姆加滕(Baumgarten)提出结核可以遗传；屈塞 (G Kiiss, 1867— 1936)认为恰恰相反，儿童结核患者不是生下来就患病，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感染的。1900年内格利(O. Naegeli)报告了肺结核的预后及活动型肺结核。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可以通过结核菌素实验判断是否感染上结核，虽然它与兽医可以治愈牛的结核病无法相比，但这已经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了。与梅毒相关的疾病通常都是由螺旋体引起的。这些疾病世界各地都存在，如热带性类梅毒、毁断性鼻咽炎、鼻骨增殖性骨膜炎、非性病性梅毒(埃及)、品他病(意大利)。1630年瓦西洛(Iago de VasiUo)发现了发生在南美的奥罗亚热，当时没被人们重视，直到 1870年此病在奥罗亚山谷流行才引起人们注意。这种病的皮肤表现。肿瘤并发症，常见的有组织坏死、腐败、钙化等，这些主要是由德国人发现的。肿瘤的各种组织学命名都已确定，如纤维瘤、血管瘤、骨髓瘤、淋巴瘤、黏液瘤、骨瘤、软骨瘤、肌瘤、上皮癌、癌、神经母细胞瘤、畸胎瘤。可以说，到 19世纪末，几乎所有的肿瘤都被发现了。一些疾病的病理学史在本章已经做了介绍，下面再举几例。关于血细胞的组织发生和骨髓的造血机能，比佐泽罗（Bizzozero）做了必要的介绍，他描述了有关造血器官的病理知识，开创了血液病理学的新时代。1868年诺伊曼最早介绍了脊髓的造血机能，1875年小佩珀（W Pepper）第一次描述了发生在骨髓的恶性贫血，1892年瓦 凯 （Vaquez）、1903年奥斯勒（Osier）分别描写了红细胞增多引起的疾病，就是现在所说的红斑病和红细胞增多症。其他发生于骨髓的疾病，像贫血［阿尔贝斯-舍恩贝格（H. E. Albers—Schonberg）,1865-19211,长期接受X 射线者可引起骨髓功能障碍等也相继被发现。在前面的章节中已提到白细胞是由贝内特（Bennett）和微耳和发现的，但是具体的细节则是纽曼在1870年提供的。在过去的50年中，由于显微镜技术的应用，人们了解到血液、骨骼、肌肉、循环器官、神经系统的病理学表现。埃利希（Ehrlich） 曾用苯胺染色，按照肉芽组织的不同反应把多核白细胞分为三类。人们使用吸量管和一种特殊载玻片可以对血红蛋白、红细胞和白细胞进行精确的计数。细胞溶量计可以测定血浆和血细胞的比例，并可间接推断出各种细胞之间的比例。提到性器官的病理解剖，当然离不开睾丸和卵巢损伤。子宫肌瘤是一种良性肿瘤，它经常造成子宫出血（雷克森豪森、威廉斯・皮克）。各种各样的输卵管损伤使妇产科医生越来越容易接近外科医生。法伊特（J.Veit. 1852— 1917）研究早期子宫癌和宫颈糜烂（1878）, 官外孕（1884）、多囊卯巢（瓦尔代尔，普凡嫩施蒂尔）的处理方法，他采用了麦克道尔（McDowell）和麦氏后继者们创造的卵巢切除术。维尔姆斯（Wilms）把卵巢肿瘤按照来源和分化程度进行分类。阿朔夫（Aschoff）等人把阑尾炎分成多种类型，按照病因的不同以不同的方法去解释。动脉硬化症是心血管系统疾病中一种独立的疾病，也是现代社会中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疾病之一。对这种病的认识应归功于古尔和奥尔布特(Allbutt)。动脉硬化症不仅会直接造成卒中、冠 心病、肾硬化，而且还会对许多内脏器官产生不良影响。正如奥斯勒所说：“一个人是否衰老，要看他的动脉是否发生硬化。”古尔和萨顿 (Sutton)对动脉及毛细血管纤维变性的描述使人们越发重视布赖特氏病的动脉硬化表现。自1892年马里内斯科(Marinesco)完成脑垂体切除术实验后， 人们知道脑垂体支配许多腺体的分泌活动。当腺体增生或腺瘤发生时，腺管内嗜伊红细胞会增加(P. Marie, 1895),当这种现象发生在骨骼成长期时，人体会产生巨大畸形。在阿狄森描述了肾上腺疾病不久，布朗 -塞夸尔 (Btown-Sequard)公布了他们的实验结果。肾上腺皮质和肾上腺髓质作用不同，发生在这两个部位的肿瘤对人体的影响差异很大，具体的影响至20世纪以后才被发现。甲状腺增生造成甲状腺肿，黏液性水肿和呆小症是甲状腺素分泌不足造成的。1856年瑞士人希夫(M. Schiff)做了甲状腺切除的实验，甲状腺次全切除术和甲状腺全切除术1882年由勒韦丹(J. L.Reverdin) 完成，科克报告这种手术会造成甲状腺缺乏的恶病质。柯林 (T. B. Curling)于1850年、古尔 ( W W Gull, 1816— 1890)于 1875年分别报道了人体发生甲状腺缺乏后的情况。1891年格莱(E. Gley)发现了甲状腺的重要功能，瓦萨莱 (G. Vassale, 1862—1912)和杰内拉利(F. Generali)进一步阐明在切除甲状腺的同时， 如果将甲状旁腺也切掉，结果非常糟糕。缺少甲状旁腺会造成肢体痉挛、强直，固钙离子平衡被打破，会出现缺钙性痉挛状态，解决的办法就是进行甲状旁腺移植[艾斯贝格(A. von Eiselsberg), 1892]细菌学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医学思想上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仅体现在疾病概念特别是传统病概念上，更重要的是它影响了整个医学方法论。由此说来，19世纪的细菌学家们功不可没。巴斯德和科赫的工作标志着科学的细菌学开始建立。细菌学内容迅速渗透到医学各个领域，人们从无穷尽的微观世界里找到了许多疾病的发病原因。细菌学成为医学领域中最重要、最有用的学科。细菌学的出现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疾病都由细菌引起。病理学地位开始下降，临床医学也让位于实验。对细菌学的认识程度成为衡量国会议员、卫生学专家、产科医生、皮肤病专家、儿科医生工作的标准。这一时期，细菌学成为医学的中心和医学研究的主要目标。实际上，细菌学不能解决病因学的所有问题，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细菌学也是无能为力的。巴斯德早期化学研究的对象是酒石酸盐结晶体，当然也研究过其他不同物质的结晶体。这些研究不仅推动了立体化学的发展，而且引导巴斯德开始发酵问题研究，使他走向寻找病原微生物的正确道路，从而开创了细菌学的新时代。他从研究啤酒和乳酸的发酵问题 中 (1857)发现了乳酸芽胞杆菌，不久又发现这种细菌可引起酪酸发酵，他证实这种细菌可在无氧状态下存活，即使在纯二氧化碳的环境里也照样可以存活。细菌自然发生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斯帕兰扎尼成功地驳斥了一百年前尼达姆（Needham）的观点， 同时，普歇 （Pouchet）证明有些细菌在受热条件下仍可存活。1860年至1865年间巴斯德向法国科学院提交了大量论文，证实只要方法得当，无细菌的液体可以永远没有细菌。关于加热灭菌法，廷德尔 （J. Tyndall）将其发展到顶峰（1877）, 他认为用间断加热的方法可以将那些热敏感细菌和耐热细菌都消灭掉。至此，细菌自然发生问题告一段落。巴斯德发现酒在长途运输中变成醋是由细菌引起的，只要将酒适当充分地低温加热就可以杀死细菌而不影响酒的质量 （1863—1865）, 这个方法就是后来命名的巴氏消毒法。它的用途非常广泛，可以保存新鲜的食物。巴斯德为人类健康和世界文明做出了卓越贡献。1876年巴斯德采用同样方法防止啤酒在运输过程中变质。1865年法国的蚕丝工业面I临蚕病的严重威胁，巴斯德应法国政府之邀转向蚕病的研究。他研究发现细菌不仅引起蚕虫发病，而且还可引起蚕蛾和蚕卵发病。他通过在显微镜下对蚕卵的观察，找到了战胜蚕病的有效办法。巴斯德对于发酵的认识与巴西的理论一致，即它是细菌作用于有生命的器官并不断发生分解造成的。不同细菌的形态学和生物学特征造成传染病的不同传染性。继早期的研究发现之后，巴斯德开始研究炭疽病和鸡霍乱的原因。达韦纳（C.Davaine）发现了炭疽杆菌（1850—1865）, 科赫获得了炭疽杆菌的纯培养的成功（1867）,克勒布斯发现炭疽杆菌是不能滤过的。巴斯德确信炭疽杆菌是引起炭疽病的唯一原因（1880）, 经冷水浸泡的炭疽杆菌生命力不易受到影响，一旦家禽感染上炭疽病，结局是非常不幸的。巴斯德与朱伯特（Joubert）共同发现了恶性水肿菌，他还首先发现并命名了葡萄球菌和链球菌（在产后败血症的病例中发现,1879）。巴斯德观察发现有毒的鸡霍乱菌经过在几代动物体内减毒培养，再接种给健康的鸡，就可阻止鸡霍乱发生。巴斯德采用同样方法制止了山羊霍乱和牛霍乱（1881）。加里森强调说：“在合适动物体内，经过培养可以将致病病毒的毒力减弱或增强……这种思想是科学史上最富有智慧的思想之一。过去传染病产生或消失，其原因简单地说，就是在特殊条件下病毒毒力的增强或减弱。”此外，巴斯德还发现治疗狂犬病的办法，即在兔体内通过连续传代方法，培养减毒狂犬病毒株，制成狂犬病疫苗。1885年7 月，他用这种疫苗成功地抢救了一位来自阿尔萨斯（Alsace） 的少年。这位少年叫迈斯 特 （J. Meister）, 当时被疯狗咬伤。位于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成立之后，迅速成为细菌学的研究中心。巴斯德将自己的余热全部奉献在这里，他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学生，如梅奇尼科夫、埃米勒、鲁、耶尔森、卡尔迈特等。学生们在巴斯德的指导下，在细菌学的各个领域辛勤地工作着。为了报答巴斯德的救命之恩，迈斯特也为科学研究努力工作。不久后，相似的研究所在法国各地及其殖民地内先后建立。巴斯德发明的抗狂犬病疗法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无论从哪方面讲，巴斯德都是一位杰出的人物。作为研究者和领导者的优秀品德，对病人亲善和蔼的态度，对祖国的一片赤诚热爱，令人尊敬的高贵品质，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并对周围的人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他由此博得了大家的拥护爱戴。巴斯德成为全法国最出色的英雄，他不仅赢得了国家给予的荣誉，而且得到全世界的崇拜。巴斯德一生取得的成绩，不仅仅局限于卫生学和医学范畴，他还为法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法国政府授予他的荣誉，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是其他任何一位科学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据说，几年前法国一家报纸刊出一张“谁是法国最杰出的人物”调查表，结果巴斯德获得的选票远远超过拿破仑和查理曼。无可置疑，巴斯德是世界公认的最卓越的科学家之一。卡尔迈特(A. Calmette, 1863— 1933)是西贡和里尔地区巴斯德研究所的主任。他发明了抗蛇毒血清，介绍了眼的结核菌素反应 (1907),发明了预防结核的抗结核菌苗，就是现在所说的卡介苗 (B. C. G, 1926)。鲁 ( E Roux, 1853— 1 9 3 3 )是巴黎巴斯德研究所主任，曾经利用猴子做实验研究梅毒，他还是抗白喉血清疗法的发明人之一(1888)。耶尔森 (G. A. E. Yersin, 1863— 1943)发现鼠疫细菌并制成抗鼠疫血清。马丁也从事过白喉和抗白喉血清的研究。诺卡尔(E. I. E. Nocard)是位兽医，他描述了牛的放线菌病 (1888),以后该病被称做土壤丝菌病(牛的淋巴结化脓)，1892年他发现了鹦鹉热的病原菌。以前人们认为真菌是土壤丝菌属，现在将它归于放线菌属中。对细菌学做出卓越贡献的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是科赫(R.Koch, 1843— 1910) 。科赫出生于德国汉诺威州的克劳斯塔 (Klausthal), 1866年毕业于哥廷根大学医学系，学习期间他结识了著名的解剖学家亨勒。普法战争中他在陆军服役,战争结束后，他在沃尔斯坦(WoUstein)开业行医，并开始细菌学研究。1873年他开始研究炭疽杆菌，记录了当地炭疽病常见的严重表现。他观察了炭疽杆菌存活的整个过程，发现在小鼠体内繁殖几代的炭疽杆菌仍可引起小鼠发病。他还能在人工培养基上培养炭疽杆菌。他在研究炭疽杆菌致病的原因时又在思考新问题：炭疽病是怎样传染的，炭疽病最长能持续多长时间。1883年科赫和他的学生加夫克发现了细球菌属的四联球菌和霍乱弧菌，阐明后者是通过食物传染，尤其是饮水传染的。科赫发现了结膜炎的病因(埃及眼、红眼)，因为1886年美国眼科学家威克斯(J. E. Weeks)也发现了这种病原菌，所以人们将这种致病菌命名为科赫-威克斯细菌。科赫研究细菌学的范围非常广，包括疟疾、回归热、牛瘟等。1890年他向设在柏林的国际医学会宣布他发现了治疗结核病的药物结核菌素。消息传出，人们无比兴奋，都希望借助结核菌素在世界范围内消灭结核病这个可怕的白色瘟疫。但令人们失望的是，临床使用结果表明结核菌素并无治愈结核的功能，只能用来诊断结核病。1891年科赫当选为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后发现应用过滤的方法可控制水传播的传染病，他采用同样方法控制了 1892年哈姆贝格(Hamburg)地区的流行霍乱。细菌学领域中的发现非常多，总结其中的规律非常重要。正如科赫所说：“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就能尽早发现苹果树上的酸苹果。”贝林 (E. von Behring, 1854— 1917)发现从已经注射过破伤风毒素和白喉毒素的动物体中，可以提取到抵抗这些毒素的血清，将这种血清注射给人或动物，那么人和动物就会具备抵抗破伤风杆菌和白喉杆菌的能力。这个过程就是被动免疫，抗毒素起了重要作用。细菌产生的毒素有内毒素与外毒素之分。诺 特 (J. C. Nott)和博佩尔蒂(L. D. Beauperthuy, 1803— 1871)也把黄热病与蚊子 联系起来。1882年 芬 利 (C.J. Finlay, 1833— 1915)报告,有证据 说明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的。1882年 金 (A. F. A. King)证明疟疾通过蚊子传播。其他以昆虫作为传播媒介的疾病有：鼠蚤传播鼠疫和斑疹伤寒；虱子传播斑疹伤寒；采采蝇传播非洲睡眠病；白蛉传播皮肤黏膜利什曼病、奥罗亚热、白蛉热；各种各样的蟀和螭传播立克次体病。戈尔吉认识到典型的间歇性发热(间日疟和三日疟)的不同病因，也认识到严重高热的原因。通常寄生虫都参与血循环，其后寄生在内脏器官(脑等部位)中。蒙蒂 (AMonti)第一次发现内脏 器官的红细胞内感染夏秋疟。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上，切利开创了系统治疗疟疾的方法，并控制了意大利发生的疟疾，以后又制止了鼠疫发展。曼森在自己儿子身上做实验，证明疟疾通过疟蚊传播。麦抖勒姆在学生时代(1897)就阐明疟原虫的鞭毛入口端可变成半月形(疟原虫性结合部位)。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国际卫生委员会所做的最大贡献就是消灭了鼠疫，这在无形中提高了南方各州贫苦阶层的生存质量，此举是慈善基金为公共卫生服务的典型范例之一。爱丁堡的麦肯齐(J. MacKenzie, 1853— 1925)对于心脏病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设计了复波记器，可以同时记录颈静脉、心尖和挠动脉的搏动波。将上述三种波痕对比，就能分辨各种心律不齐并推测其原因，从而确立了这一重要学科的坚实基础。1890年他发现了缺脉即期外收缩的原因，并认识到这种恒久不规则的脉是因为发生房颤的病人其心脏收缩力降低之故。奥斯勒对医学的贡献从早年研究血小板开始，做出包括关于胃癌、腹部肿瘤、恶性心内膜炎、儿童大脑性瘫痪、舞蹈病及舞蹈病样疾患等宝贵论断。他描述了奥氏丝虫病、红细胞增多症兼脾大(有时叫作真性红细胞增多)、毛细血管扩张兼复发性出血(又名奥斯勒病)及心内膜炎的奥氏点。他很多的讲演及历史性和传记性论文保存在他的文集《论冷静》和 《一个亚拉巴马的学生》(An AJabama student)及其他的书里，这些都是同类文献中最可贵的。他很成功地讲授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者的美丽。他的人格和他的文字一样有不可思议的魅力，给幸遇他的人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热情、善意和文雅的风度与深厚的历史文学修养，使人联想到他自己评价布尔哈夫的话：“一个热心、慷慨、富有同情心的人，伟大的教育家，不倦的劳动者他那细心精确观察的精神,对一切美好高尚事业所抱的浓厚兴趣和对本行的热爱，这一切使他成为一位最有感召力、最受人爱戴的领导者。奥斯勒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出现活跃的思想与高效的工作节奏。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所挚爱的独子死在比利时，这对他无疑是个无法承受的打击。他的传记的作者把他的一生写得很好。库 欣 (Cushing)所写 的 《奥斯勒传》是本伟大的医学家传记，后被艾博特(M. Abbott)的 《评徐》(Appreciations)和 《书目提要》(Bibliography)很好地补充了。奥斯勒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用的教学法，被巴克 (L.F. Barker, 1867—1943)很好地传承下来了。巴克对于解剖学、神经学及临床医学都有贡献。塞耶 (WS. Thayer, 1864—1932)是他的专业中的领袖人物，他对疟疾、伤寒、急性心内膜炎（特别是淋病性）的临床研究做出显著的贡献，并描述了第三种心音。郎科普（WT.Longcope, 1877年生）是一位内科主任教授，他特别关注链球菌感染以及它与肾炎的关系的研究。随着人口与财富的增多，19世纪下半叶北美的医学进步是很快的。在向西开拓的边疆，直到近年，以前拓荒时代的情形还存在着。但在大都市，富有经验与接受过训练的医师是很多的，他们常常来自欧洲。在第一流的但已不再是全美医学中心的城市费城，科斯塔 （J.M. da Costa, 1833— 1900）被公认为是最杰出的临床医师和最好的诊断学家。他在美国内战时所研究的“过敏性心”（irritable heart）,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才被医界重视，当时这种病叫作“神 经性血循环无力”又名“心脏不规则跳动”，被认为是伤残的主要原因。小 佩 珀 （W Pepper, Jr., 1843— 1898）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和他同名的内科学教授的儿子，他自己也是内科学教授兼医学院院长。他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他曾对人说：“我宁做鲤鱼，不做甲鱼”，这句话反映了他快节奏的生活。他的敏锐眼光、充沛精力及多才多艺，促成他做出了伟大的成绩。他提高了医学教育水准，改良了教学法，把他的大学重新建立起来，并做了很多公益事业，如城市博物院的改进和开放图书馆等。在繁忙而短暂的一生中，他写了很多论文，描述过恶性贫血者骨髓的增生，他主编了美国第一部医学通论 （共 5 卷，1885— 1886）,他执行着繁忙的会诊业务。法国著名的医师有阿尔萨斯人维尔曼(J.A. ViUemin, 1827— 1 8 9 2 ) ,他因证明结核病的传染性(1865—1869)而拥有重要的地位。他是法国外科军医慈善医院的教授。在细菌学时代之前，他将结核病人的排泄物注入低等动物体内，从而证明了该病的传染性。直到19世纪70年代，由于比尔罗特的富有天才、深思熟虑及不知疲倦的工作，外科医师才开始系统地对付内脏癌。随着诊断早期癌水平的提高和医师与病人对于尽早切除癌的必要性的认识，统计结果令人兴奋，很多种癌被永久治愈的病例正在增加。虽然X射线和镭确有治癌的作用，外科医生还在选择更好的疗法。原有的纠正子宫位移的主要依靠被子宫托代替了。如果子宫完全脱垂就做阴道缝合术，将阴道闭合。当时所用的子宫托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霍奇所设计至今仍在使用的那种。据说他从摆在壁炉旁的火钳和煤铲的支架设计中受到启发，领会了弯托的妙用。虽然大家越来越明白，通常情况下没有第二种婴儿食物比得上母亲的乳汁，但如果母亲无乳或因病必须停哺也无大妨碍，因为人工喂养法已有很大的进步，足以克服大部分的缺憾。维生素缺乏和内分泌紊乱所致影响的发现，对于了解儿童体质病有特殊的贡献。格林 (C. P. G. GuWrin, 1839)、特 鲁 索 (A.Trousseau, 1849)和贝拉尔(E. Beylard, 1852)等研究的佝偻病疗法，通过芬德利(Findlay),麦科勒姆(McCollum)和其他人用缺乏营养的饮食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并在实验及临床上用鱼肝油疗法进行了成功的治疗，从而使之建立在坚固的基础之上。在瑞士，戈 南 (J. Gonin, 1870— 1935)是眼科的知名人士，因为他首先认识裂伤在视网膜脱离上的重要性，并发明用热烧灼器治疗此病。莱伯知道视网膜被撕裂的严重性，并对其做了冗长的描述并使之系统化。但正是戈南的成功才使莱伯的学说复兴，并将理论化为实际的行动。戈南如何开始名扬全球的手术是一个有趣的话题:有一个患视网膜脱离的老妇人多年来倍感苦恼，因为脱离的视网膜稍微一动便会引起眩晕，因此她总是担心另一只眼也将失明，所以决定要把病眼摘除。戈南认为这是实验他学说的好机会。他用热烧灼器治疗视网膜的裂处，以便引起粘连性的疤痕，从而使视网膜脉络膜与巩膜胶成一片，手术的效果非常好。隐斜视（眼肌不平衡）被史蒂文斯（G.T.Stevens, 1886）分析得那样精细，以致六对眼肌中的任何一个弱点 他都能指出。美国的眼科学还少不了两个德国人的贡献，一个是亥姆霍兹的学生纳普（H J Knapp, 1832—1911）, 后来成为纽约第一流的眼科专家，他写了很多关于眼科问题的论文，例如角膜之凸度和眼瘤等。斯德哥尔摩的威德马克（J.Widmark, 1850— 1909）因其对紫外线引起雪盲、电 （刺激）性眼炎及日光性红斑的研究赢得了国际声誉。芬森 （Finsen）的放射线疗法是根据威德马克的 研究发明的。乌普萨拉（Uppssala）的生理学家霍姆格瑞恩（A. F.Holmgren, 1831— 1897）首先认识到色盲是引起行驶火车及航船失事的重要原理。他慎择各种颜色的羊毛线束，借以测定不适应者（患色盲者），此法至今仍被人采用。但鼻窦手术以往多是通过牙槽脊做的，因此人们误信感染是从蛀牙来的。科迪维拉明确指出装补手术最大的要点在残肢完好，而不在切断之位置；腱移植术应并用于腱鞘，以免粘连周围的组织；应把装补的腱放长，以免挛缩。他曾用手术治婴儿麻痹；用手术治疗多年的先天性股关节脱位，用钉子插入骨内借以牵弓,而将被病缩短的肢体拉长。虽然从上古时代人们就晓得保护牙齿及口腔，并知道怎样减轻其病痛，可牙科学的发展直到18世纪后才开始。我们已看到伊特拉斯坎人和后来的罗马人对人造牙齿、架桥术和做部分牙托的技术很熟练，关心各种牙病和它们的缓解之法。格里辛格 ( W Griesinger, 1817— 1868)是德国最有权威的精神病学领袖。他是第一部精神病学教科书的作者(1845)。他断言一切精神上的病都是身体上的病，主要是脑的病，他看不出机体病和机能病有何不同。在他看来，每种精神病，不管它的表面性质如何，都不过是脑病的表现而已。他的影响使德国的精神病学牢固树立了解剖病理学的观点，这个观点的产生是由于生理学的光辉成就和微耳和在病理学上的领导作用的结果。按摩，古代中国人和埃及人用其作为一种治病的方法；我们知道，希腊人和罗马人也很重视这种方法。在文艺复兴时期，巴累特地用按摩治疗骨折。身体检查本是法国早期学派首创的，只是因为女子也要显露形体而遭到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国人的反对。当时大多数医院都没有实验室设备来帮助诊断。早年，乡间的行医条件更为简陋，马车颠簸在泥泞的道路上，最有耐心的医生也发挥不出自己的才能。因等待医生耽误了时机，以致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去的病人比现在多得多。骑马在很多地方还是最好的交通方法。医院原是为贫苦人开办的，所以没有什么便利病人的设备，就连那种高明的治疗也很简单，在医院治疗并不比在家里强。至于外科手术，多是用来对付急症的，很少是为了改善病人的健康状况。手术大多在病人家里做，把一间屋子当做临时手术室，用条被单盖上满是细菌的被褥。尤其是贫苦阶层的患者，往往把进医院作为最后一着，许多人干脆不去，怕的是凶多吉少。幸而那时患精神病的人比现在少，如果病人确需加以约束，家属就将其送进疯人院，进去难得有好转的希望，家属根本也不奢望病人好转。有些患者死于某种当时尚未被确定的疾病，或当时还未被人了解的身体功能紊乱，这些病现在多已弄清病因并能控制了。人无智者，“上帝的意志不可抗拒”，这个凄凉的箴言大家都得听从。尽管如此，有些心慈智聪的人掌握了很多当时的医学知识，比现今的医生所能掌握的还要多。他们观察力敏锐，责任感极强，以行医为终身职业。医药费用，像其他商品一样，几世纪来总是随着通货的贬值而有上升的趋势，但此时还没有像20世纪以来这样比生活费用的涨幅高得多。以外科手术为例，在美国，两代以前，遇到股骨的开放性骨折，请一位普通医生到家里绐病人上酰(或指导家里人施用)，把折骨接好，涂上适当的防腐剂，做好引流，然后把伤口缝合，再复诊几次，直到病情渐好，这全部的酬劳共约25至50美元。但现在把病人送进医院，就得付出病床（或病房）费、手术费和麻醉费,手术前、中、后的X 射线费，或许还要付三个护士的护理费，还有化验室费、外科医生费等，一下就要花去数百美元之多。即使如此,有的好医院还难以经济自给。确实，这种骨折的痊愈率已大为增加,可是谁想到花费这一层呢？大约在1800年的时候，普通的出诊费约为一元,1850年前后仍差不多是这个数目。到了 19世纪末，农村的医疗费用稍微涨了一点，而在城市已涨到两三元，现在已是五元或更多了。聘请专家医师及会诊医师以前收五元至十元，现在大大提高了。即便如此，仍有一些医生不规定医费，由病家自愿付款。有一位专科医生，他活到1938年才死去，他在年轻时不开账单索取诊费，只在壁炉上搁一个瓶子，让病人在临走时放进一枚五元的金币。到了 19世纪70年代，美国医学校的教师才开始领薪金。学生的学费起初每年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后来逐渐增加，最好的学校达到年400至600元。由州政府资助的医学校学费要低得多。但用税收资助的学校，对办学是不利的。譬如以农业为主的威斯康星州的农场主就曾因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人造黄油的营养价值相当于天然黄油而向州立法机构提出抗议。

《1940医学史:下》

20世纪

但另一方面，市上对某些药品和成药效力的大量的广告往往夸大其辞，有时很少效力或毫无效力的成药被吹得灵验如神，这对人民的健康危害甚大。这种情形，不禁令人想起旧时星相家和巫术家的伎俩,他们用暗示的方法影响社会的思想，掌握群众。人们常常容易听信广告所吹嘘的药品的药效，这些广告的语调与往昔江湖兜售药草糖浆的口气如出一辙。弗洛伊德对精神心理问题的研究,特别强调潜意识对人的精神具有的重要影响。他把许多精神神经疾病的原因归于以往所潜伏于意识之下的抑制，这些抑制往往是属于性方面的。按照弗洛伊德的方法，把病人的心事深入详细地探讨，使这些被遗忘的事情重新回到患者意识中来，这样，就不能再有扰乱心灵的力量了。电子显微镜先由德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蒲许（H. Busch, 1926） 及其同事发明，后来美国方面制成实用的静电型和磁力型电子显微镜，于是就开始了对极微物质形态的研究。显微镜技术的发展开创了勘测领域的新园地。这种强有力的仪器能产生有用的电子，将微动记录放大4 万 倍 （摄影放大可达10万倍），但其重大意义不在于放大的倍数而在于其明辨力的增强。我们知道，二级放大在理论上没有条件限制，但如照相的放大，并不能使已显出的细节有所增加。现在有了电子显微镜，明辨的程度可以达到3 〜 10毫微米（一毫微米等于一毫米的百万分之一），与普通光学显微镜的0. 11微 米 （一毫米的千分之一）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生物学方面，我们已经能够用电镜描记原先所见不到的滤过性病毒，这些病毒的大小以前只能用间接的方法计算而知。原来人们所能见到的最小物质是细菌，但对细菌的微细构造无法知道，现在这种微细结构却显露出来了。对抗体我们只知道它的一些作用，粗略地晓得一些它们的化学成分。至于病毒，有几种曾被发现，特别是普法伊费尔（Pfeifer,南非洲）曾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用暗视野电子显微镜来探测病毒，但病毒的详细形态和构造却无法见到。若有相当薄的组织切片，用电子显微镜也应当能显示出正常和病理组织的未知细节。因此，现已发明了一种新式的切片机，能切至0.15微米的薄度。在另一方面，活动电影在临床和实验室的研究中已被用来长期观察并记录生理和病理的过程和某种微生物的典型活动。药物学也极大地受到化学进步的启发，许多有效的药物被发明出来。多数的无脊椎动物卵子似乎是一种已定的拼图的图形，分裂球的各部位，甚至未受精卵的各区域，将来注定要发展成为哪一部分，都是可以预知的。施佩曼 （Hans Spemann, 1869— 1941）在 1901 年至 1903 年间提出了一种改良的实验方法。他用发丝把蛛螳的卵子系住，用各种不同程度的松紧，就能得到各种不同程度的胚胎畸形，从前中轴双叉以至自发性的双胎。这样，施佩曼和法肯勃格（Falkenberg, 1919）二人就能解释某种怪胎和同一性双胎所常有的全内脏转位（正常时在左侧的内脏转移于右，而在右者移于左）产生的原因。冰冻或经福尔马林凝固的尸体可以被准确地用机械分切，使其解剖局部能更好地显露。古时的动脉注射方法被用于通过注入不同的颜色显示健康和疾病情况时的冠状循环的分布一一这也是现今临床方面令人很感兴趣的重大问题。椎间纤维软骨在最近20年来曾被深入的研究，开始是施莫尔(C.G.Schmorl, 1861— 1932)。他注意到椎间盘常常会发生病害(1925),这种病害或在中心髓核，或在边缘软骨，并可能向椎体突进，或突入脊管内，伴有出血，因此常成为背痛的原因，幸而这种背痛一般都可用外科手术治愈。斯塔林 （E. H. Starling） 等人的心肺制备，使 “离体心脏” 成为更好的持久的研究材料，这就产生了斯塔林的“心脏定律”（1918）, 即在一切神经都被切断的情况下，血充得愈多，心脏收缩力就愈大，如果充血超过了限度，就会发生心脏衰竭［见1918年利纳克尔（Linacre）演讲］。脾的储藏作用，能使黏稠的红细胞在需要时迅速加入循环。卡尔森证明（1917年及以前）饥饿感源于胃的收缩，在持续长久的饥饿中，收缩大为减少，所以饥饿感反而消失。从受损神经纤维通到正常神经纤维后量的恢复现象中说明了神经冲动的能量之源在神经纤维本身。举世闻名的巴甫洛夫关于“条件反射”的研究（即由经验而产生的反射）和他分析这些反射的实验，本书另有叙述。也许较少为人所知，这种反射不但能形成兴奋也能抑制动作，这对于各种功能疾病有很重要的关系。正如心动电流描记一样，在这种记录上，每一个人不论醒着或睡着，冷静时或兴奋时，脑电流都会有有意义的不同显示。现在在把不同的波形与多种神经疾病联系起来方面，已有了进步。例如癫痫发作在临床征象开始前，人们已可能见到A 波方面有显著的变化。为什么把蛋白质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原因很多：蛋白质是原浆的主要构成成分；蛋白质能组成酶素、激素、抗体和病毒；蛋白质有运输氧和二氧化碳的功能(血红蛋白)；蛋白质可参与渗透压的调节与血的凝结(血浆蛋白质的功能)。蛋白质构造的复杂性、在种族方面的特异性及其相对的不稳定性，对科学都是一种挑战。在这机械化时代，人们对这些挑战的答复，是发明新的物理方法来分解蛋白质，研究它们的巨大分子结构及其在溶液中的动态。例如超速离心器和研究电泳的仪器，就是因这种兴趣而产生的。蛋白质的精细分子结构是波林(L. Pauling)与其同事靠着分光镜和磁石的易感性以及X 射线折射测量而发现的。稳定的和放射性同位素的应用，显露了前所未知或未确定的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详细情况，并使我们知道蛋白质在体内不是静止而是时刻在变化的。这个特殊的发现是新陈代谢观念方面大改革的依据之一。80年来，人们思想中一直保持着“平衡对照”的观念(就是说，蛋白质食料仅仅是补充身体少量的“日常消耗”，余下的都形成最后产物——尿素—— 而被排泄)，例如，讲到氮平衡，人们通常认为只需要很少量的氮来补充身体的蛋白质，尿中的氮就代表食物中的氮。“内源代谢”之说基于肌酸酊的排泄量恒定不变的观点，但如食物中蛋白质的摄取量增加，则氮的排泄量也随之增加，这一发现使福林创立了截然不同的“外源代谢”之 说 (1905—1906)。这些观念，在当时属于有用而且似乎很对，但终究还是错误的，现已被舍恩海姆尔 (R. Schoenheimer, 1898—1941)所著重要论文《身体成分的动态状态》(The Dynamic State of Body Constituents, 1942)中的新观念所淘汰。舍恩海姆尔是较新的生物化学开拓者之一。近代的观念是将人体看成一个新陈代谢的仓库，其正常状态显示为多种平衡的 “稳定状态”，而不是停滞状态。控制各种平衡，大都依靠生物触媒，而各种生物触媒本身也都由特异的蛋白质形成，有变化的可能。这就解释了以前被认为神秘莫测的现象：为什么会随时产生各种特异蛋白质(无论构造的、激素的或酶素的)。而且更有意义的就是从哲学的方面看，这似乎是一种大体原则的具体表现。动态平衡确定了伯纳德所说的“内在环境”，这是自己所预见不到的。身体从它的外面环境中获得所需要的自由程度，其秘诀是持续不断地有控制地变化。由于科学的发展和人们眼界的开阔，百年来所强调的“需要氧维持生命”就改成了 “需要能量维持生命”。大家认清楚了依照热力定律适应细胞工作的需要，是从适当的贮藏处释出游离而有用的能量，并不是热量，有用的功能可从许多可逆的变化中获得(参阅吉布斯-亥姆霍兹定理)。在这变化中有代谢物与生物触媒以基本上不可回复的变化参与的过程，例如碳水化合物分解成二氧化碳与水。氧在体内的功用不过是直接将碳氧化而已。阐明蛋白质与碳水化合物分解的机制以及可逆氧化的机制一 能量贮藏与使用过程方面的还原体系—— 可以说是本时期内生物化学最重要的内容。1933年人们发现了在动植物和细菌中许多酵素与维生素的关系，大大促进了维生素的研究。维生素A ,为类叶红素的一种衍化物，并非单纯一种物质。它是视网膜视紫红质成分之一，有光学作用。上皮细胞的各种组织物似乎都具有活跃的维生素A 新陈代谢。维生素B 是一大类不相关的物质，是在鉴别并炼制抗脚气病和水溶性维生素B 的过程中发现出来的，其中至少有三种与呼吸酶体系有关(B1噻胺，B2 核黄素，芋草酸)。此外，B6、此哆醇、泛酸、 生活素、胆碱、叶酸、噻胺 (B1)与碳水化合物新陈代谢中的辅羟酶有关。人们因为重视它的防止脚气病的功能，就似乎不甚注意它在神经和肌肉之外各种组织的新陈代谢方面的重要性。B2核黄素，就是沃堡“黄酶”的有效成分。芋草酸主要有抗糙皮病功能，是辅酶的成分之一。维生素C 是圣捷尔吉(Szent-Gy6rgyi) (1928)在研究酶素时分离出来的，当时只知其为一种己糖羟基酸，并未发现其抗坏血病的性能。1932年 沃 (WA. W augh)与 金 (C. G. K ing)将其析出，并确定其与圣捷尔吉的己糖羟基酸同为一物。它的作用是细胞催化,但它与现知的酶素体系的关系尚未确定。维生素C 又为维系细胞间物质(肾基质，胶原等)所必需。维生素D 的抗佝偻病功能来自于某些受紫外光线刺激的固醇。它的作用方式不甚明确，但与钙和磷的新陈代谢有关，能阻止佝偻病中的骨质软化。维生素E , 即生育酚。原先发现它为一种抗不育因子(两性不同)，但现在看来，除了防止不育，它似乎还有很多广泛的用途。它是重要的抗氧化物质，对于其他维生素有显著的保护作用。维生素K (甲 蔡 酰 )为 1935年丹麦人达姆(Dane H. Dam ) 所发现，为了表示Koagulation (凝结之意)，他就采用了 K 这个字母。 有许多蔡配也有维生素K 的效能。凝血酶原在肝脏中产生时必须有维生素K 参与，但维生素K 并不是凝血酶原的一种成分。或许可以这样说，热力学至少是为研究物质中的能量转换提供了理论支持，生物化学成为氧化作用、酶、维生素产生过程的汇合点，继续研究生物化学将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玻尿酸酵素传染疾病的秘密与恶性肿瘤产生的机理相同，都是通过邻近组织相互渗透而传播疾病的。多次研究表明,皮肤癌与沥青有关（1916）, 这个结论说明了化学物质与肿瘤的病因学关系，同时验证了古老的临床观察。聪明而颇有毅力的菲比格（J. Fibiger）通过给老鼠喂食携带致癌线虫的嶂螂，得到了小鼠的胃癌模型，从而证实在适当的条件下喂养实验动物可以人为的诱发癌症。菲比格的成功为癌症的实验室研究打开了全新的领域。线虫致小鼠胃癌沥青致皮肤癌囊尾蜘致肝癌滤过毒致肿瘤小鼠体内特殊染色体从出生时就决定了其长期的和灵敏的易感性，而由养母喂食的小鼠很少发生肿瘤。埃文斯等人揭示了垂体因其分泌激素（促甲状腺的、促肾上腺的、促性腺的）不平衡而影响甲状腺、肾上腺和性腺发生疾病。库欣发现了垂体嗜碱细胞增多症（垂体前叶中嗜碱细胞增多）（1935）,指出这种病好发于男性化的女性，表现为胡须加重。希波克拉底曾说过肝脏可以治疗夜盲症。他们还发现水稻在去壳变为精白米的过程中丢失了重要的物质，正是这种物质的缺少引发了糙皮病(1897-1900)。本节 中我们介绍了因缺少必需的营养物质而引起的疾病，而反过来，如果这些营养物质在体内淤积过多同样会损伤机体组织。此外，一些营养缺乏症不断在实验室里制造出来。维生素A 缺乏通常会引起上皮细胞过度角化。维生素B 在糖代谢中作为辅酶承担重要角色。沃尔巴赫（S. B. Wolbach）和 豪 （P. R.Howe）揭示出维生素C缺乏会阻碍正常的细胞活动和细胞间质生 成，因而促进了坏血病的发生（1926）。维生素D （如我们看到的）参与调节钙磷代谢。维生素K 是一种具有凝血作用的维生素，它的缺乏可使肝脏不能正常生成凝血酶原，血液凝固能力下降。维生素与相关疾病的病理学研究总体说来很缺乏，我们希望随着知识的积累，严重的营养不良（维生素缺乏）症会越来越少。概括地说，维生素在抑制多种疾病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各种贫血症产生的主要原因均属于先天缺陷，如慢性溶血性贫血(球状细胞性的贫血)、镰状细胞贫血、卵圆形红细胞贫血、库利氏贫血、血友病、血小板减少症以及营养缺乏或其他原因引起的血细胞丢失或损伤，都会造成贫血症。但目前即使是最简单的预防方法也很缺乏。赖 特 （Almroth Edward VCright, 1861— 1947）是奈特利英国军 事医学院的病理学教授，在整个接种自体疫苗（即从病人身体隐藏的细菌中获得的疫苗）和利用加热方法杀死伤寒杆菌培养伤寒抗毒素的免疫学研究方面（1896— 1909）颇具权威。当杀死细菌的精确的最低温度确定以后，这种加热杀菌方法被成功地推广，以至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广泛应用。该方法的采用减轻了军队中流行伤寒造成的损失，同时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死于传染病的人数比死于枪弹者少得多的重要原因。早些时候，橡皮病中有丝虫存在已被证实。他在《热带病手册》 of Tropical Disease) 中记载了许多内容，包括 大量的、他亲自观察的原始记录。据说他曾想成为年轻人喜欢的具有无边魔力的人，能够帮助跛腿的狗越过篱笆，但是他最终选择了多数人需要学习和想做的事情，即俗语所说“知道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曾经写道：“发现是逻辑思维的结果而不是冒险的结果。”(巴斯德也曾说过类似的话：“机遇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未来的事实比理论更有价值：理论建立在事实之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扩创术和卡雷尔(Carrel)的伤口柔性消毒剂不停冲洗法大大完善了受感染哆开骨折—— 尤其是软组织大量受伤——的治疗。用磺胺药剂和最近出现的青霉素口服或注射方法治疗哆开创伤，在外科治疗方面形成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使许多以前没有希望的病人顺利地康复。苏联方面，对于在战争中被子弹射去阴茎的人，曾用常规的方法施以再造，并在许多病例上获得成功。这种新造的阴茎不但能正常地排泄小便，并且据说还能渐渐恢复勃起的功能—— 尽管其功能规律尚未十分明了。人们对晶状体的新陈代谢及其微妙的氧化还原作用已有了较深的知识，但仍未能了解其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受到扰乱时就会使眼睛丧失透明性(形成内障)。在这些重要研究方面有功劳的科学家很多。杜克•爱尔德把这许多研究积累起来，试图对眼生理的复杂现象给予一个清楚合理的定义。一位律师阿梅斯(Adelbert A m e s ) 想知道自己两眼所见是否一样，因好奇，他发现了双眼所见影像不等的情况，就是一眼视网膜上影像的形状和大小与另一眼不同。大脑将两个不同的影像努力合并会引起头痛、神经过敏，甚至消化障碍。影像不等不能算为稀有的情况，有视力衰弱症状的病人约2 % 以上有这种病。它可用一种特殊的仪器(影像计)检查出来，达特茅斯研究所已创出了特殊的眼镜可予以纠正。听力测量法能客观地测验并记录一个人的听觉对各音调的锐度，它对于确定听觉困难的所在并记录在治疗中病势发生的变化大有帮助。杰克逊在1902年设计了一具很实用的食道镜并附有映光源，从此便出现了照明的支气管窥镜。它从口中插入，能够检查整个支气管道，还有许多的零件仪器增加了它的效能。如今对胃的彻底检查不但全部能由口中进行，而且还可以对胃的黏膜进行照相。采用口内腔镜检法可以深入呼吸道及胃对有关疾病进行诊断与治疗。现代的发现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当时所认为的皮肤仅有遮盖身体和机械地保护身体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人们已把它当做一种大的腺体组织，当做内部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媒介，皮肤的其他功能如调节体温，分泌及吸收脂肪和各种化学物质、感觉以至呼吸，也都是重要的。与医学其他科目一样，磺胺药物对皮肤病治疗起了很大作用。皮肤感染的局部治疗常有满意效果，皮脂溢出性皮炎也是一样。口服药物对于慢性下肢溃疡、丹毒，甚至天疱疮都很有效，但有时可能发生过敏或严重的反应，所以皮肤病学家都认为使用这些药物时不可不慎。在皮肤病的诊断方面，一项显著的进步就是用伍德氏灯检查，它对毛发癣菌病的诊断尤其重要。纽约城最近毛发癣菌病流行时，更证明了这种诊断方法的重要。对于灼伤的治疗曾有许多新的方法，如使用磺胺乳剂、糅酸、硝酸银和所谓三重染料等。美洲皮肤病学辉煌的一页是中美洲和南美洲医师们对于美洲热带所特有的奇特皮肤病的研究。这些病包括美洲蟠尾丝虫病、美洲黑热病、秘鲁疣、皮肤色斑病和流行性天疱疮。花柳病与皮肤病分离的征兆己愈来愈明显了，这似乎是由于人们对梅毒的全身征象的重视，或梅毒皮肤反应的减轻，或新治疗方法的出现以及社会需要更多的公共卫生方面的措施。没有哪门专科比矫形外科更直接地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因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创伤需要及时处理，以尽快使伤者归队服役、将损伤程度减至最低，而对残废者也要努力使其复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早期，人们不但特别注意到矫形病例在处理上的弱点，并且在扩大这种专科范围的愿望上也曾有具体的表现。于是，骨折的处理，神经、脑和脊髓的创伤及其所致的瘫痪、瘢痕挛缩和肌肉创伤所造成的畸形的处理，以及功能性病患所需要的再训练也都包括在这一科目内。新的人们未料及的问题多是由外科手术医师的大胆或是应用一些复杂机械的装置，或长期连续性的物理治疗予以解决的。因此，近代矫形学家是以大胆熟练的外科医师的身份出现，同时他们还是耐心而能干的观察家和孜孜不倦的再训练者，随时准备去纠正运动器官功能上所存在的自然或后来的缺陷。这也只是在较晚的时期中，功能和解剖学上的缺欠亟须修补，遂迫使矫形学得以迁速发展。再者，一般家中的矫形病患或多或少是由于新陈代谢的缺陷所致，故在发展中的矫形学家须对此种疾病的性质和原因给予更大的关注，并由其个人或是与一内科专家相互密切配合予以处理，施以非外科性的预防和治疗。因此，对矫形病患的治疗有着不同的倾向，有的倾向于外科的处理，其他则倾向于非外科方式的治疗，即去除病原。当每一矫形学冢根据自己的理解实行着不同种类的矫形方式时，个人和其学派当然不是倾向于一方，就是倾向于另一方。同一地区在业务上所以有着巨大不同，常也可据此而获得解释。即借临床X 射线可以诊断出来的牙根尖周围或牙根周围的感染，可威胁整个机体的健康，故需予以去除。陶齿依然是牙科学中最大的实际问题，曾经无数学者—— 如米勒 (WD. Miller)、布 莱 克 (GV. Black)、阿 尔 克 维 (Joseph Arkovy)和马尼卡尔迪(Manicardi)等--竭尽心力的研究，但仍未能真正解决其病理以及下列各病原因素对该病的重要影响等问题，例如膳食、牙齿的局部护理、特殊的细菌、全身性因素，等等。对萌齿问题近代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发现氟化物具有保护性作用。牙科医师麦凯 (F.S. M cKay)约 在 1912年注意到科罗拉多的某些地区居民 有一种他称为“斑釉质”的牙齿情况。他和布莱克(1916)曾鉴定此种情况具有不同的地理分布，它取决于水源，而受侵的牙齿其釉质并不健全，但对踽齿的发生则较正常牙齿具有更大的抵抗力。后经确定，此种水源内含有能溶解的氟化物，含量多在百万分之一以上。将氟化物施于实验室动物的牙齿后则会发生与人类同样的釉质变化。正常釉质的氟化物含量经查是少于患斑釉质者而多于患糖齿者的。服用氟化物的实验也可减少鼠中的糯齿率。因此，踽齿可以溶解的氟化物加入于水、食物、牙膏，或其他方面予以控制。局部涂敷氟化物溶液于清洗过的釉质面上，据说在特定的部位能将新发生的踽齿数减低约40 % 。故在将来的科学中有关此项控制的可能性确实是很有希望的。充填牙腔的物质和方法已有改进。各种合金以及熔合的充填磁与金均可用做嵌体。磁可做甲冠和桥以使牙齿复原并得以保存。弗洛伊德最初从事神经解剖学方面的工作，而他在维也纳大学早年的作品中即自称为神经病理学家。他开始为一研究员，随后任神经病学的讲师。洛伊德从这样的一条线索出发，认为瘴病是由于与性欲有关的精神创伤所敛。用这种分析方法，他的确帮助了许多神经不适应、瘴病以及功能紊乱的病人。他将最大的重要性放在性的刺激上，进而提除了一种所谓恋母情结(Edipus Complex)的观念，这也揭示了在潜意识下与异性父母相依恋者的处境。最有趣味的病例之一证明，正确的检查在侦察人的死亡原因上可发挥其作用，例如1917年至1924年间的镭中毒事件。当时约有800个妇女工作于新泽西某工厂，她们用含有极微量镭的光亮油漆刷漆钟表的针面。在认识其危险之前，她们数月来都是用舌尖将刷子舔成尖状，因此吞咽了极小量的镭。结果，吞下的镭大部分积累在骨中。当几个女工死亡后，详细的尸体解剖确定了她们死亡的真实原因，在尸体骨内发现有镭。中毒最深的多死于再生障碍性贫血和颌坏死，中毒较浅的则在以后死于骨肉瘤，这是镭的沉着对骨刺激的结果。放射性物质对身体的癌性作用，在原子弹制造中和爆发后体现,最近人们又恢复了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对于最重要的药物的评价在这一世纪中曾有过极大地改动。在第一个10年中，人们认为最重要的药物有以下10种：（1）酸及少数其他麻醉剂，（2）鸦片及其衍化物，（3）毛地黄；（4）白喉抗毒素,（5）天花疫苗；（6）铁剂，（7）金鸡纳霜，（8）碘剂；（9）醇；（10）汞。1945年人们又拟定了另一组名单：（1）青霉素、氨苯磺胺及其他抗生素；（2）血浆及其衍化物和替代品；（3）金鸡纳霜及其类属，（4）醒及其他麻醉剂以及鸦片衍化物，（5）毛地黄；（6）六零六，（7）免疫学制剂及特种抗毒素和疫苗，（8）肝精，（9）激素，（10）维生素 （在最早的名单内仅列有4 种）。这种脱离了许多陈旧药物，尤其是那些不能显有确实药物作用的趋向是非常明显的。第一组内的氨苯磺胺（百浪多息、对氨基苯磺胺）是盖尔蒙（RGelmo）在 1908年合成的，但在当时未能引起注意，故今日关于他的事情人们知之甚少。其他有关药物（磺胺叱唠、磺胺嘎嘎、磺胺喀喔、磺胺甲喀嚏、磺胺甲基服）各有其优点，无数生命因此得以获救，疾病过程亦因之而缩短。这些药物在药理学上的重要性则是因其作用方式的发现，即它们具有阻止细菌繁殖和防止细菌作用的功能 （杀菌剂）—— 并不是直接杀菌。这似与下述事实有关，即细菌对于氨苯磺胺有易感性者，此类药剂能替代某种具有同样结构公式的化学物 —— 对氨基苯酸 —— 而后者主要是该细菌繁殖所必需的，于是便引起了所谓“竞争性抑制的酵素反应”。在极少数病例中，曾发现氨苯磺胺对感染无效，或是个别病人对此类药物有敏感性，或是药物有毒性，但这些反应也都可用抗生素来救治。“抗生素”（意为一种化学物质来自具有与微生物对抗的生物）抗生素的原理很早以前即被发现，例如巴斯德和朱伯特 (Joubert)二人曾显示空气传染的细菌能抑制炭疽；埃梅里希 (Emmerich)和勒夫 (Loew)二人曾应用(1889)绿脓杆菌脂质治 疗炭疽病和白喉；与此类似的尚有科雷(WB. Coley, 1862— 1936)在1890年至1900年间合并使用丹毒链球菌和灵菌毒素以抑制肉瘤的生长。弗 莱 明 (Alexander Fleming)爵 士 (1881年生)系赖特爵士的学生，1922年他发现了一种存在于蛋白、眼泪以及各种微生物内的抗细菌酵素，此种酵素对活的细菌尤其是球菌属能予以溶解。他将其称为“溶菌酶”。最伟大的进展则是由于弗莱明首先偶然地观察到碟中培养基上葡萄球菌属为青霉菌污染，该菌使霉周围球菌属菌丛变为透明，甚至真正地予以溶解。弗莱明曾从霉中提出一种精华，他称之为“青霉素”。他认识到此种物质具有防腐价值，即试做一局部敷物于他正在观察的感染面上而告成功。他还发现青霉素胜过其他有效化学物，特别是证明了给兔注射后无毒性，且对白细胞的作用没有影响。但由于其明显的不稳定性以及其他工作的压力，阻碍了弗莱明对此做进一步的研究，因而工作少有进展。以后由弗洛里（Howard Walter Florey） 爵士 （1898年生）及其在牛津的以钱恩（E.B. Chain）为首的一些人对这个问题做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已获得了某些方法可使此种物质较为稳定，他们对其化学和生物性本质进行了研究并能使青霉素钠结晶化。弗莱明曾在一组微生物名单中将青霉素分为易受性的和不易受性的两种，后被牛津的同人和其他学者予以充分补充并得出结论：青霉素像氨苯磺胺一样，主要是一个抑菌剂（即阻止细菌繁殖而未将其杀死）。事实上，此后有了更精纯的制品，故青霉素被认为是“在人类与疾病做斗争中以往从未有过的最有效武器”（理查兹）。制造足量的青霉素困难很大，事实证明英国在参与世界大战时对此种困难也未能克服，但最终由于英美科学家以及美国的许多制药公司的合作，并在美国国家研究院医学研究委员会的领导下，这个困难才得到解决。因解决了大量生产的难题，故在数年间青霉素不但能足量制造供给所有的盟国军队，而且也可供市民之用。青霉素G 是由杜•韦格瑞尔德（V. D u Vegreaud）等人在 1946年合成的。一些科学家仍在积极地从事多种抗生物的研究，特别是罗格斯大学一组的同人。另外，科学家也希望若干种（链丝菌素、酪菌素、链霉素）抗菌素能对氨苯磺胺及青霉素无效的感染发生功效。在可能救命的主要的新药中有四氯化碳，这种药在早先仅做干洗和消防之用。霍 尔 (Maurice C. Hall, 1881— 19 3 9 ) 系华盛顿动物工业局的一个兽医，他曾有一重要发明(1921),即用此药作为一种最有效而最实际的钩虫驱虫剂。金鸡纳皮及其产物在过去曾对疟疾的治疗发挥过主要作用，但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扩展到许多疟疾疫区后，它就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因盟国军队很早就失去了许多金鸡纳霜的出产地，出于对该类药的迫切需要，遂导致疟涤平（一醇基氨基叮脸的衍化物）、扑疟母星（最好的抗恶性疟原虫及无症状的带虫者的药剂）以及最近增添的全奎宁的发展。而现今由于金鸡纳霜的需求不太紧迫，故人们长久寻求的合成方法得以获得进展。当18岁的珀金（William Perkin）在一个世纪前发明了第一个煤胶染料后，有机化学工业便 有了一个新的开端，但他试图人工制造金鸡纳霜则未成功。自此之后，许多自然发生的有用药物被陆续合成，但是金鸡纳霜直至1944年始在美国年轻化学家伍德沃德（Robert Woodward, 1917年生）和德林（W Doering, 1918年生）面前屈服。经过14个月的努力工作，他们成功地将得自煤或石油中的羟异性奎诺林转变为奎尼新 （quinotoxine）, 从此金鸡纳霜和心脏剂奎尼丁也就极易制成。此种发明在治疗上究竟有何种意义，现在下断语尚嫌过早，但无疑它开辟了一个可能成功的方向。抗凝血剂的肝素是由麦克莱恩（JayMcLean, 1890年生）析 出 的 （1917）, 翌年由豪厄尔（Howell）定名。实验证明它对先兆性的血栓症（贝斯特，1929）和各种手术［墨里 （Gordon Murray）, 1940］有效。现在有一可能的替代品，即合成的双香豆素，系林克（Link）等人析出的（1941）。输血不但对他种休克或失血症状有一定的价值，经查明，它在常规的术后护理以及各种感染、贫血和其他非外科情况中也为一极有用的佐药。科 恩 (E.J. Cohn, 1892年生)利用血浆分 析法制成了一种血清蛋白分子，它在休克中对恢复血容量是有价值的。此外，他还制成了含有血清免疫本质的血清球蛋白以及一种纤维泡沫，后者可作为无皮面的一种生理性覆盖，在止血上也有效用。冰冻既是最古老的也是最新的麻醉法之一。冷有使疼痛感麻木的作用已为原始人所知悉。冰冻法曾为塞韦里诺(1646)所应用，而拉雷(Larrey)也曾在拿破仑军队中用它来帮助进行截断术。X 射线对于身体组织的显著生物性作用，引起了早年一些工作者的极大关注，长期接触X 射线，使他们的手及其他暴露部分曾出现有慢性和疼痛的皮肤溃疡，其中一些人虽用各种治疗均无效果，终于转变为不治的癌症。因此，早年许多这样的工作者，在他们认识这个危害作用之前，都已因皮肤的复发癌症或是不治的再生障碍性贫血而死亡，就像镭的危害一样，未能预知此种危害作用可用铅屏以及含有铅的玻璃予以防护。他认识了由X 射线引起的红斑反应，鉴定了X 射线的强度单位，设计了测量剂量的仪器以及取得与放射学有关的许多部门的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发展。他是一个多产的著者，从 1901年起至他去世时止，在放射学方面有过许多著作。他还是一个典型的X 射线研究的献身者，他在经过多次癌手术以及重复截断他的右上肢后死亡。在法国的放射学家中，值得注意的是贝克莱尔(A.B6cEe, 1856— 1939),他曾应用X 射线治疗腺性结核。战壕内有应急用的食物袋，袋内配备有能维持生命较长时间和较好状态的平衡食物，并有磺胺药粉可减少感染危险，预先消过毒的精巧注射器能让战士自己做皮下吗啡注射。欧洲国家尚无仿效德国者。但对习惯罪犯、酒徒以及精神病患者的强制绝育，现在美国的若干地方已经实施。不容否认，黄热病感染仍在非洲的广大区域中蔓延，而猴及其他野生动物则是此病的带病者，只有在人口众多的中心区做永久性防卫才能在此斗争中获得胜利。现在已有数种蚊类可以传染此病，而由飞机也可将其传带至极为遥远的地区。西非洲蚊曾在巴西立足生根，结果造成该病广泛流行。经过当地人的极大努力和耗用众多财力之后，始将此病和蚊一并消灭，但亦表明消灭仅属可能，而因此付出的代价也已超过疾病本身带来的损失。由于膳食习惯的改变，以及人们更好地认识到酒类饮料的危害,故在大多数的进步国冢中，慢性酒精中毒的死亡率已经减低。由于抗酒精中毒运动的开展，若干国家已制定出禁酒法令。缺乏教育和生活困难是形成饮酒习惯的主要原因，这可从革命前的俄罗斯获得证明。在 1913年伏尔加酒的消耗量一人一年中达到8.1升(即约2 加仑)，平均每一工人以超过其收入1/4的支出用于酒类。但自十月革命以后，酒的消耗即逐步减少。1913年为年人均4.5升，1935年则为人均3. 7 升。这些事实和许多有关的研究都证明抗醉的斗争主要是在于加强教育。世界各国曾经订立了一系列抗醉的措施和法令。1920年美国曾以第18次修正的法案试图管制酒患，法案严禁以毒酒类作为饮料制造和贩卖，但大多数人对于这种激烈管制表示不满，后终因其弊端百出而于1933年废除。贩卖有瘾癖的药品特别是吗啡、海洛因、可卡因和印度大麻是国家及国际法律予以管制的。这类药的非法交易也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远东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研究医学史必须考察当代的文件和书籍。欧洲的大图书馆历来拥有丰富的医学书籍和文稿材料。美国的许多图书馆不断地增加新书，常有私人收藏的图书捐赠入馆，这些书是捐赠者长年热衷于搜集各种医史书籍所得。“军事医学图书馆”对图片的大量收藏是对医学史研究工作的一种贡献。"波士顿医学图书馆”和 “费城医师学院”堪以收藏有大量医史文献而自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史研究所主要致力于搜集对医史有价值的参考书籍。纽约医学研究院把较古老的文献和医史参考工具书合并研究。奥斯勒创办的出色的图书馆现在麦吉尔(McGill)大学内。库欣的很好的收藏，以及以前克勒布斯与富尔顿(J. F. Fulton)两人的藏书，已并入耶鲁大学的新医学图书馆。谈论医学图书馆，而不提一提图书馆馆员在组织工作和编目方面的辛勤劳动和他们对医史学者的不可缺少的帮助，那将是不完全的。大的医学图书馆馆员的专心工作促进了医史学者的进步，是值得医史工作者感谢的。但今天，在大城市的医院则更趋于 采 取 “大单位式”，如纽约的医学中心和罗彻斯特的梅奥诊所等巨大机构。摩天楼式的医院之所以日益增加，不仅是因为大城市中心区的地皮有限和地价昂贵，而且也因为这些建筑的电梯运输效率高及空气和光线的质量较好，此外还有远离市街喧闹的好处。这些宏大建筑，既拥有足以容纳千余人的普通和特等病房，又许可将病房、课室及实验室密集在一起，在它们的组织形式上体现出一种"将一切专业融汇一处”的概念。从医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一个最优秀的医生，一定是永远把病人的幸福系在心上，不仅只注重病人的外表，更注重其心理状态—— 这是治疗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他一定全心全意地注重病人的情况，一定为自己高超的技术、坚定的信心和献身病人的热忱所鼓舞。一个人除非是盲者，否则决不会看不见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在近代科学医学开始以前或之后，曾有过多少杰出的、有才能的医生，他们并非科学人士，但却能以自己的才能和暗示力量抚慰病人，鼓励病人，使病人对复原具有信心，因而有力地影响治疗疾病的过程。同样明显地，有很多杰出的科学家，他们只是极平凡的医者而已。事实上，历史告诉我们，医学回到原始的神秘或迷信状态，是在所有历史阶段中，当严重的政治骚动或社会变化动摇了人心，导致了人生命的极大丧失及经济形态的改变时所通有的特殊现象。在这些动乱之后,人类即陷入一种经济和道德消沉的状态，想逃避现实而盼望奇迹。这些都是重病后遗症，是集体心理失去平衡的状态，就像相信迷信邪说和易受各种暗示是一个患过重病之人的特征一样。因此，从医学历史中我们不但能吸取有用的知识，而且能得到宝贵的帮助和经验。正像一位旅行家在旅途休息时，能从他沿途所学到的经验中获得支持一样。从这些经验中，他不但能得到他途中所观察到的一切现象的解释，而且他还能对前面的若干曲折做出预见，同时，他还可以使他后面的人，得到他的经验和教训，更加满怀信心地继续前进，去完成伟大的任务。

《中国家长制家庭制度史-王玉波》

唐律疏议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阿斯克勒庇俄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礼记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家範_百度百科 (baidu.hk)

在历史上和迄今为止的所有家庭中，经济关系都不能忽略。没有共同的财产关系、供养关系，夫妇关系和血缘关系就难以维持；没有共同的消费活动，也难以有共同的生活。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家庭关系是婚姻关系形成和演进的结果。家长制，作为一种家庭制度、家庭关系模式，是在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即外婚制使人比过去聪明和健壮了。直到我国建国初期，云南纳西族一直流传 “无男不愁儿，无女水不流”和 。女儿是根根”的谚语。他们如果没有女儿，即使有儿子，也一定要过继个养女，以求取得继承人。而且，这种过继养女的仪式十分隆重，先要祭祖,为女儿命名，并由巫师祝福，全体亲族会餐祝贺。因为父亲没有*抚养子女的义务，其子女只知母亲和舅舅。再如高山族阿美人村社中，男子随妻居住，如果岳母或妻子反感，就随时有被逐的可能。不过在母系氏族社会中，舅权十分突出。如上述高山族阿美人中，母舅有权保护母家，母家的重大事件，如财产处理、 婚姻结缔、丧葬仪式等由舅父尤其是长舅左右。离婚和丧偶的男子，回到母亲身边，由舅父保护。同时甥男、甥女也有义务扶养舅父。云南怒族中，有 “天下最长的是道路，亲间最长者是“舅父”，永宁纳西族中有“男亲舅大，女亲娘大”的谚语。孩子对舅舅都十分亲近，特别是甥男。因为男人必须掌握的有关生产技术，都是由舅舅传授给甥男的。舅权的突出，也意味着男女的平等关系。走访婚已向对偶婚迈进了一大步。进行走访婚，一个首要的物质前提，是女方要有专门的房子，这是形成家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然而，在室内同居的性生活有利于男女的身心健康，远较室外野合进步得多，对人口的增长和质量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母系氏族社会后期，农业生产已逐渐成为主要的社会经济部门，随生产力的发展，锄耕农业演进为犁耕农业。 由于犁耕劳动强度大,一般来说，只能由体力强壮的男子担任。这样男子逐渐取代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制陶、冶铜由于这些生产劳动强度大，工艺复杂，并且需要连续操作，显然妇女就不再适应了，于是,男子取而代之，成为这些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样，整个社会形成了新的劳动分工。男子的劳动成为获取维持家庭生活的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他们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提高了。由于男性是农业、畜牧业、专业化手工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随着他们;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权力的日益增大，最初的剩余产品，也主要由他们来支配。交换的发展争又促使他们占有私有财产。这样，商品交换不但能反过来促进生产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也能促迸男子权力的增长。在阿昌族中，如果几个男子相中一个姑娘，那么，谁先把姑娘抢到手，谁就可以与姑娘成亲，传统习惯认可这种抢亲。买婚，从表面上看比抢婚似乎文明多了，但实际上是把女子当作一种商品性质的货物，男方为买主，女方家庭为卖主，所出的价钱除了女方家庭的抚养费（后来所谓的“奶水一钱” ）和由于丧失一个劳动力须付出的补偿外，还要按女子自身的条件（如年龄、美丑、健康情况等等）浮动。这种买婚方式易于为女方家长所接受，因为买主付给他们一定的代价。但是，买婚使女子完全丧失了群婚、对偶婚时的那种自主权，完全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买婚是私有制下男子占有和支配女子的一种最重要的有效手段，所以迄今仍然存在。“谋党”是男子送给女方母亲的；”爱布恩”是送给女方父母的，其数额要与女子的母亲出嫁时的买姑娘钱相等，一般为1至数头牛。支付“谋党”后，就可以娶讨来同居，但这只算结“小婚”，生孩子还不合规范。只有支付了买姑娘钱之后，才算结“大婚”。由于男子花钱买来妻子，所以妻子就成了男方家族的私有财产。不但平时要受男方奴役，进行沉重的劳动；而且，丈夫死后男方为了不使财产受到损失，又把其妻转给丈夫兄弟或族兄弟为妻。转房不须再付奶母钱和买姑娘钱，因为已经付过了。如果女子不愿转房，也可另嫁，但必须由新夫偿付原夫付出的”谋党”和 “爱布恩”，交给男子的兄弟或族人，可见这种买婚，使出嫁的女子成了一种男方可以转手的私有物。买婚还与换婚相联系，如珞巴族，娶妻直接称为买老婆，嫁女叫作卖女儿。无论贫富，除奴隶外，婚姻都是买卖成交，买一般女子至少要花3头牛钱。这样，嫁女成为有女之家获取收入的重要财源。有的富户,就是靠卖女儿发家的。中等以下有儿有女的家庭，由于筹牛成婚不易，常常找同样有儿有女之家进行换婚，即以自己的女儿充抵为儿子买妻的身价。做这种交易时，女儿年龄较小的一方，还要付给对方少许财物（如一把刀、一口铜锅）作为补偿。买卖婚和换婚，不仅在少数民族中，在汉族中至今也依然存在，而这是与夫权、父权与家长制的存在分不开的。彝族中，男子通过暴力把不愿与之结亲的女子抢走后，再通过媒人说合,双方和解，举行结婚仪式。土家族的哭嫁习俗最为典型，他们一般要哭7至12天，有的竟长达1个月左右。从出嫁日期定了后就开始哭，起初悬隔夜哭，后来是连夜哭。而且边哭边唱“哭嫁歌 " 内容包括哭父母“哭哥嫂、哭姐妹、哭叔伯、哭骂媒人、哭百客、哭梳头、哭戴花吃离娘席、哭辞祖宗、哭上轿、哭自己的辛酸苦楚。由于哭期长，歌词内容多,女孩从懂事开始，就要学唱哭嫁歌。在新娘哭嫁时，女方亲友陪伴要与新娘互诉苦情，进行陪哭，新娘要哭得口干舌燥，嗓子嘶哑，眼睛红肿，如痴如狂，才被认为懂得规矩，是个好女子。这比较典型地表明哭嫁是母系制向父系父权过渡期间，女子及其亲族的一种消极的反抗和对母权制的留恋。在父权制与母权制的斗争中，并不是所有的男性都站在父权制一边的。新疆塔塔尔族，婚后，新郎必须住女家一个时期,甚至要到妻子生第一个孩子后才带她回到自己家中。布朗族的男女青年结婚要举行两次婚礼，第一次在女家举行婚礼，婚后新郎仍回自己家中生产和生活，只是夜间来妻家住宿。农忙时帮妻家干活，这样连续3年。3年之后，在男家举行第二次婚礼，从此，妻子正式成为男家成员，在男家生产和生活。这些都表明母系社会传统习惯势力的强大和女方的迫切的经济利益,迫使男子不能不采取某些妥协、退让的手段来逐步确立夫权。当父权制刚刚建立. 由于强大的母系社会习惯势力，因而存在“不落夫家”的婚姻习俗时，丈夫十分关心妻子腹中的胎儿是否为自己的子女。这样，有的民族，如普米族，就有 “审新娘”的习俗。新娘怀孕后，男方就携带酒肉将“不落夫家“的新娘迎回。然后大宴宾客,并由父权代表的村中年长的男性老人，宣布开始审新娘。随后,由一些老妇把新娘带到没有男人的地方规劝她讲出自己的隐私。耍她交待13岁穿裙子后，与哪些男子同居过，她是在何时何地受孕的。如果新娘不老实交待，还要受烟薰、 “猴子搬桩” （把新娘大拇指拴在树桩上，然后用斧子锤击嵌入树桩中的木楔）等体罚。如果发现新娘胎儿确非她丈夫的血统，新娘就要被赶回家，彩礼也要索回，还要问罪打冤家。最常见的一种葬式是：男子为仰身直肢葬，女学为面向男子侧身屈肢葬。从死者的葬式、性别、年龄来看，显然是夫妻（妾 ）合葬。男子仰卧居中，女子侧身其旁，典型地表明父权制下男子压迫、奴役女子和女子依附、屈从男子的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些墓葬还多数为成年男女合葬墓，又表明当时婚姻制度已为一夫一妻制。再从娘娘台墓葬中有一男二女合葬墓来看，还表明少数比较富裕的家长是一夫多妻。从二妇不可能与丈夫同时死亡来推断，也可能是女子为男性家长殉葬。这些表明，家长制的父系大家庭有的是由一定数目的自由人和非自由人构成，父家长不但压迫自己的妻女，还奴役一定数量的奴隶。如果再结合齐家文化时期出土有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大量的铜器与猪、狗、牛、羊、马、驴等多种牲畜骨骸及粗，细麻布遗屑等，以及墓葬中随葬物多少不一，有的小墓甚至空无一物等情况来看。当时已经出现了私有制和贫富分化。由此可以推断，我国家长制大体产生于原始氏族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家长年迈或去世时，由长子担任家长。家庭财产按父系继承，一般女儿没有继承权，财产多由诸子均分。因此有幼子多得的习俗，有的族如布依族等，由于重视长子，大儿子要多分一小部分土地。3.女性处于低下、受奴役的地位。在父家长的统治下,妇女开始成为父权、夫权、族权下受压迫、奴役的对象，如族农村公社时期，家族共同占有的奴隶，多为女奴、童奴。怒族在解放前奴隶制时期，妇女在男子面前通过必须弯着腰提着裙子走,妇女没有参加宗教活动的权利，死后不能吹竹号报丧（男子死后必须吹竹号报丧）。妇女死后入葬必须屈肢侧卧（男子死后入葬为仰卧伸肢 这一习俗与前述齐家文化时期的男女合葬的葬式完全一致。不过，在进入父 权父系制较迟的地区，妇女地位较高，如西双版纳山区的布朗族，她们在家庭中与丈夫共同参与农业生产，共同管理家庭经济，妇女也可以参加氏族、村社会议，并有发言权。父系氏族公社中，开始拥有家族共同占有的、主要悬从事家务劳动的奴隶。这些奴隶大都是战争中的俘虏或买来的。他们保留着家庭，一般而言，生下的子女仍然是奴隶。在新建立起来的城邑中，供上自己的祖先神位,以表示对祖先的崇拜，而使用青铜礼器是这一崇拜的最高象征物。这是青铜时代即宗族制时期我国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点。由于奴隶主国家所关心的主要是通过由国家支配的村社来收敛赋税，剥削村社成员。周王对新建的诸侯国，也是把被统治者以整族为单位进行分封。如分鲁公以殷民六族夕康叔以殷民七族等等。这样，一方面被分封的是周族的某一宗族，使他们成为居统治地位的宗族。 一方面又使被统治者也以宗族为单位聚族而居,并利用被统治族原来的宗族长来维持周王朝的统治秩序。通过分封，不但使周族及依附于周的一些旧部族的宗族家长制得以强化，而且，被征服和被统治的商族的宗族家长制也依旧予以保持。宗法制所以区别嫡庶，长幼，是为了顺利地解决爵位、财产的继承问题。由于周朝规定同姓百年不婚，所以，诸侯国间，同姓是兄弟，异姓多为甥舅,彼此都有亲缘关系。孝是一种伦理道德观念，它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的父权家长制家庭，是父权家长制家族关系的反映。孝的宗法观念的实践，对于子来说，是极为残酷的，特别是当宗族面临灾难的时刻。如前述的公孙寿，为了保族,以子作牺牲品，导致儿子被杀。而当出现自然灾害或家境困难时，不但“民有卖子者”,而且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有的卿大夫为了谋求君主的宠爱，甚至出现象齐国的易牙“杀子以适君“那样的野蛮行为。充分地表现了家长制的残忍性。如果好色多妻的男子夭折，还要由他的妻妾承担罪责。宗族家长制的解体，首先与人口增加和大量流动有关。西周宗族制时期，统治族姓的宗族，属于统治阶级成员，它的族众特别是男性族众越多，统治力量愈强大。 所以，他们十分重视子孙、族众的增加,并禁止同姓通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春秋初期的各诸侯国人口还较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荒地不断被开垦.春秋后期人口日趋趋增多。而诸侯国为了富国强兵以进行兼并战争，也十分重视国内人口的繁殖。商业繁荣必然要求交通发达，同时，城市也必然扩大和增多。随之而来的是人口流动的频繁。宗族家长制的统治秩序更加难以维持了。宗族制瓦解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它的经济基础—— 井田制的解体。在私有制下，贵族之间对权力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随着宗族人口的自然增加，随着各宗族势力的消长，这种争夺日益加剧。西周后期开始，各诸侯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致使社会政治关系开始变化。在家族社会中，家族观念是主导、制约人们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社会意识，家族主义成为重要的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甚至成为制定国家法律的基础，唐律以及其它封建王朝的法律，都表明了这点。在耕作方法上，已注意因地制宜地利用土壤和普遍施肥，推广一年两熟制，此外还注意除虫、选种和按季节时令耕作。同时，农作物的品种增加，园艺也比过去发达了。正由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所以，孟子才说:“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因为一般而言，人口的繁衍增殖，必然使家庭不断分裂。随着宗族制的解体，不可避免地要从宗族系统中分化出若干个体小家庭，奴隶的解放,也会建立一些新的个体小家庭。而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又使这些小家庭得以独立地经营自己的家庭经济。国家职能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封建的小家族制度取代宗族制。一家一户的家，成为国家基层行政单位，而不是独立的政治组织,这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全国统一的国家的形成，从而有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作为生产单位的小农家庭，由男耕女织和长幼的自然分工进行生产劳动，收获有限，难以赡养较多的家庭人口。 父家长既然是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子女的婚姻当然要由父母包办，主要还是由父家长做主。例如，吕后的母亲本来不同意把吕后嫁给刘邦，但吕后的父亲认为刘邦有贵相，硬姥决定把女儿嫁给了他。家长惩戒权的最高表现是杀子。不仅如此，在危难之际,封建家长还有权使家属子女成为牺牲品。如刘邦被楚兵追急了的时候，为了自己活命.竟把两个儿子推堕马下。再如灾荒时，家长不但卖田宅，而且还“鬻子孙”。甚至出现〃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的残忍行为。封建家长的权威,是和家长对家庭成员负有沉重的义务和责任分不开的，这在普通家庭尤为明显。广大劳动人民对子女的教育，主要是自己把生产技艺、经验传给子孙。不仅如此，靠经学做官的，也竭力把经学传给子孙，以求世代为官。西汉的韦贤及其少子，就是靠父祖传授的经书，两代都当了丞相。以致当时谚语有工 “遗子金满嬴，不如一经。”至于工、商，也往往是“家世传业”, 所以,教育、传授经验,不容辞的义务了。在家族社会中，人们历来把父子比作不可分离的骨肉，而妻对夫则只是可以任意脱去的衣服而已。由于父与子是一种尊卑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所以，西汉石奋的儿子石建，虽然已经老得头发都白了,还要亲自替他父亲洗内衣。尊卑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男尊女卑。这使妇女的一生处于父权和夫权的压迫之下，被剥夺了独立人格和正当权利。封建家长制的家族系统，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父系父权系统，女子一出生后，就受男性的压迫和排挤。由于男子能传宗接代，赡养父母，女子被父母辛辛苦苦地养大后，就要嫁给其它家族。而筹措嫁妆，还得花很多钱。因此，在家族社会, 人们普遍重男轻女，甚至不愿养女,不论是贫困之家，还是富贵之家,都是如此。所以，自战国肃起,就有溺死女婴的恶习：“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这使女子一出生就面临生存权的问题。西汉易王刘建，还用活着的姬妾喂狼,他在一旁边看边笑,竟先后残酷地杀害姬妾宫人35人。妇女出嫁后，不仅受丈耒的压迫，还要受公婆的压迫，根据封建礼制: “子妇事舅庙，如事父母。”但媳妇伺奉公婆，比伺奉自己的父母难得多，因为公婆往往把儿媳看做外姓人，是家庭中一切矛盾和灾难的祸根。而妾则多是买来的贫困人家子女，妾的家族与夫家不构成姻亲关系，不属于夫家正式亲属，妾与夫也没有被社会所确认的正式婚姻关系。所以妾在家庭中地位较低，无法与正妻相比。家主与宾客既然是依附与利用关系，一旦依附或利用的条件丧失后，关系就会发生变化。宾客大抵根据主人权势的消长而离附，通常在主人失势后即行散去，因为家主政治上倒台，宾客就有杀身之祸。自然经济下，一家一户成为一个独立的基本经济单位，极少对外交往，强化了家长制家庭的封闭性。私有制使家庭经济不容他人染指，也强化了家长制家庭的排他性。在排他的、封闭的家长制家庭中，家长为唯一的全权的对外代表，其它成员除了受家长的委托外，都没有这个权利，这是封建家长制家庭对外关系的基本特点。封建家长制家庭的社会职能在家族社会的价值观念中，人们把家族价值放在第一位，认为人生在世的一个主要价值目标，就是取得子嗣，以延续家族的世系。因为在氏族社会中，主要生产力是人自身，只有不断繁殖后代，才能使氏族得以生存和发展。氏族社会、宗族社会、家族社会，所以普遍重视生育，其共同点是由于生产力落后，直到. 家族社会，农业仍然是主要经济部门，依靠人力的手工工具的劳动，仍然是主要的生产劳动形式。在家庭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情况下，父与子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没有子嗣，就意味着劳动力来源的断绝，简单再生产也难以为继，增加一名子嗣，就是增加一个劳动力，子嗣众多，就可以加强协作力量，扩大耕作面积,而这就将促进生产的发展，并且还可以供养子弟读书做官，改善家族的社会地位。贵族、富人家庭的子嗣众多。可以有更多的人获爵任官和发展家族经济,壮大家族的政治、经济势力。此外，家庭承担着养幼赡老这一职责。所以，为了老有所养，人们也不能不重视子嗣。因而人们普遍认为”多子多福”。"福莫大于昌炽，祸莫大于无闹力，即人丁兴一班是最大的福气，而断子绝孙是最大的灾难。家族社会中，人们对家庭生育功能、对子嗣的重视，还被封建国家的政策法令所强化。因为封建统治阶级和国家,为了取得更多的可供剥削的人手以提供赋役及维护其政权和对外作战的兵丁，也通过法令大力鼓励人口增长。在封建家长制下，家长在家庭中的绝对权威地位，是由于他是家族利益的全权代表，是已逝父祖的现实化身。如果家长生子不养，他就违反家族利益，违反家族伦理道德，成为愧对父祖的罪人，他的家长地位就自然丧失，理所当然要受到惩罚。而且，家长生子不养或没有子孙，其权威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价值。更重要的,家长所以是一家之长，是由于他承担着家庭成员特别是家族成员的供养者的角色，如果家长不能供养他的家庭成员.特别是连儿子都不能供养时，他就基本上丧失了做家长的资格了。一般家庭都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并向国家提供赋税。这样，当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正常和充分发挥时。这种易耕女织的家长制生产下的家庭劳动，就能创造出巨大的社会财富。商鞅变法时实行封建家长制的小家族制度，强迫二男以上必须分家，充分发挥了每个劳动力的能量。首先，家庭经济的生产经营大计取决于家长个人，这样，家长个人的生产经验、才智、技能、指挥能力、个性，都关系到生产经营的成败。西汉宣曲任氏就属于精明的家长。在社会动乱年代，他不争取金玉而囤积粮食,购买物品，注重质量，组织全家生产劳动有严格的规约。这就从内部条件上，保证了家庭的生产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家业也能迅速发展。如果遇到既专断又无能、不善于经营的家长（家长并不因为他是家长就一定善于经营），家庭成员即使骈手脏足,也会成为无效劳动。过去我们常说小农经济十分脆弱，总是处于风雨飘摇的不稳定状态，家长制的生产——家业系于家长个人，加重了这种不稳定的状态。不只农民,地主大家庭的家业兴衰，也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取决于家长个人，贵族、官僚家庭尤其如此。其次，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家长制的家庭生产，自身是个封闭系统，不论与自然交往还是与社会交往，都极为有限。它们是一家一户分散、孤立地经营的,依靠的是自己家庭成员的有限力量、父祖的传统的经验以及改 进极为缓慢的畜力和手工生产工具，在狭小土地上进行简单的再生产。它们得到的某些支援，最多不过来自亲族和邻居。因此，力量有限，视野狭隘，孤陋寡闻，易于墨守成规，安于现状，靠天吃饭。如果封建国家和地主的剥削十分残酷,再加上天灾人祸，就会出现萎缩的再生产，以致“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家庭的生产功能就要遭到极大破坏，可见，家长制的家庭生产是脆弱的。西汉对农民租地主土地也要交百分之五十的地租），只能用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它表现为，当时人们的消费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吃饭的开支。对男孩子，由于子继父业，农民家庭的家长尽力把自己的生产技艺和经营管理经验传授给他们，使他们掌握谋生本领，逐渐取代自己成为生产经营中的主要角色。以经术致官的家长，更竭力把经学传给子孙，,以求世代为官。工、商之家，也是由父家长把自己的本事、经验传授给子孙，年老时就由子孙掌管家业。一般来说，由于女主内，对奴仆特别是婢女是由主妇来负责管教的，不仅如此，对女儿进行品德、劳动技能教育，也是由母亲来承担的。如果父家长不在，子年幼，母亲也往往要承担起对子的全部教育责任。封建家长制家庭对其成员的安全保障和爱与归属需要满足的职能，有时会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如庇护违法的成员就属于这种情况。但从总体上看，封建家长制家庭的这一职能，是有利于家族社会的安定的。家庭历来是一个轻松、自由的场所，是人们休息、娱乐的所在。人们在紧张的劳动之余，需要回家休息，以恢复体力，也需要与家族成员谈笑、嬉戏以调剂精神、愉悦身心。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动乱，诸侯纷争，各自称霸,鬼神也随之增加，没落的贵族也把精神生活寄托于幻想的神仙世界。到了秦、汉时期，方士、巫术盛、行，宗教及各种迷信活动猖獗，祠祀的鬼神更加众多。朝廷不过是封建皇帝实行政治专制的“一言堂”而已。在思想领域，皇帝更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对社会思想文化，实行严格的专制口秦，西汉时，皇帝为此采取了帮种措施、手段。其中主要有:一是把全国图书搜集到皇家图书馆中，以垄断文化知识，实行愚民政策。秦始皇在全国焚《诗》、《书》后，皇家图书馆的图书仍然保留一是通过官禄收买当时的知识分子，然后加以控制和利用。一是残酷地镇压那些政治思想上属于异端的知识分子。秦孝公死，他的儿子一上台，就杀死了重臣商鞅，秦始皇一成年，就杀死了相国吕不韦。秦二世即位，就杀死了丞相李斯。真是“一朝天子一朝臣” 。刘邦为了避免将来刘姓的“家天下”被诸将篡夺，在他当皇帝后，铲除了异姓王，并和诸将耍血为盟： “非刘姓而王，天下共击之！”到汉武帝时，君主个人专制独裁更加强化，内廷办事人员参予朝政，逐渐形成宫内决策集团,他们的活动是秘密的，但国家的重要政务却由他们内定，然后皇帝下诏交外朝执行。不论宰相还是宦官，只要他们的角色没有改变，他们的权力就不过是皇权的分泌物，他们就是人身依附于皇帝的奴仆、爪牙。不管他们的地位多高，功劳多大，顺承皇帝的意志就可以得到登识和重用，违背皇帝的意志就要被罢官甚至显戮。皇帝对官僚臣子最基本的要求就是绝对的顺从，象儿子对父母那样的孝顺、无违。这是大节，其它什么贪污、腐化,都是小节。这是家长制原则推广于君臣关系中的必然结果。“家天下“政治统治的特点，在君主专制独裁的封建国家中，广大人民群众没有参予政治的权力，政治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政治活动表现为皇帝和极少数权贵们玩弄权术。由于封建皇帝紧紧地把政治权力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重大问题的决策，不但对平民百姓讳莫如深，甚至上层官僚事先也茫然无知。不仅如此，作为国家政治元首的皇帝，他的一言一行,甚至住所，都是绝密的。正如封建家长工家庭成员，事事都要加以干涉一样，在封建专制政治下，封建皇帝和“父母官” 不但对社会的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进行全而地干预，而且，对下属和百姓的个人生活，也喜事进行干涉。不但穿什么样的衣服、鞋子，住什么样的房子，坐什么样的车子，以及婚、丧仪式等等，都必须符合等级制度，否则要被问罪.成为政治问题。而且，私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也往往受到干涉。干涉人们的私生活，把人们私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都提到礼的高度，并且运用法律加以干预，这是“全能”的封建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归根到底，这是家族社会中，臣民对封建皇帝及其代表“父母官”，处于人身依附地位，缺乏独立人格的表现。一些因社会动乱和没有土地而逃到外地的流浪，流浪的结果，最后也往往成为地主豪门的人身依附者。而连年战乱，使社会生产力严重破，商业从而衰颓。原来西汉时期，在农民和手工业发展、物资丰富， 国家统一，关梁无阻的情况下，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不少作为商品货物集散中心的城市，出现了”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社会经济价值观。但是，尽管当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产品却大都分散地来自各地，许多小商贩本身就是小生产者，在市上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购买日用手工业品。到了东汉时期，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大土地所有制发展，使广大小农经济破产，农业、手工业萎缩。特别是东汉后期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受到严重的影响，商业也开始萧条。使本来就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强化。此外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扩大，也促进了自然经济的发展。1.通过祀祖活动，维护家族与同宗族人间的精神联系，强化家长的尊严。2.通过兴办学校，组织宗族子弟就学，使宗族子弟能占有文化知识和接受封建礼制教育。3、通过进行赈济等互助活动，从经济上联系同宗族人。4 .通过军事警备活动，把族人武装和组织起来。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由于人口众多，其中有相当数量需要赡养的老幼，家庭的开支甚大。因此，必须拥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许多官员是为了贪敛以族大为借口谋求外迁的，但累世同居的大家族，确是经济负担较重。在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中，财产的管理十分重要。通常是禁蓄私房，收入一律上交。一些达官权贵由手宦海浮沉，荣枯倏忽。因而居住城邑。为子的（及其妻）在父母面前行动、言语必须稳重。为子的办大小事必须请示父母。为子的在饮食、衣着、居住、行走方式上也宥一定规矩。例如，吃饭要吃父母吃过剩下来的；父母让吃的东西，我使不喜欢也得吃；父母有病，为子的不能大屹大喝。穿衣 罪要听从父母的教导，而且,父母在世的步为学的不熊穿纯素的衣服，父母去世，不能穿彩色的衣服，住房子，不能住理间，坐座位，不然占中席,走路也不能走中间。如果跟着尊长外出，要给尊长拿着几杖,如果是幼子,要把双手奉给长者，让长者拉着他的手走。为子的基本上没有批评父母的自由。家庭规模越大，人口越多，越是需要一定的家规、家法，以维持正常秩序。元、明以后,虽然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减少，但封建家族组织不断发展，家谱中大都载有家训。因此，过去士族门阀的家规、家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推广、普及到非身份性地主的家庭中来了。封建家长制的礼制的日趋严格，把子弟对家长绝对顺从和献身的封建孝道推向极端。存在着封建家长制，必然要鼓吹封建孝道。封建皇帝所以能高度集权，这是由于*宋以后，非身份性的庶族地主越来越增多,成为地主阶级的大多数。他们不同于五代以前的士族门阀，既没有世代垄断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上的特权，又没有大族豪门的那种“私属”、 “荫户”、部曲，奴客。由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他们又是依靠租佃关系进行剥削，因此，在土地兼并斗争中，他们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会经常发生变化，从而他们的政治权利也受到了限制。这就导致一切权力只能集中在地主阶级总代表封建皇帝手中，由封建皇帝派遣大小官僚，作君权的代表，实行“家天下”的专制统治，这符合地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农民的需要。至于通过科举跻身于国家权力机构的官僚，更是依靠皇帝的公恩泽”存在的。广大农民，由于居住分散，相互隔离，交往极少,因而不能形成全国性的政治联系， “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因此，农民通常是把希望寄托在出一个“真龙天子” “好皇帝”身上。封建家长制不但得到封建国家法律上的保护，政治上的支持，而且，封建家长制又反转过来成为支撑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于封建家长制的家庭，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环境，它弥漫着封建宗法观念、父权至上思想，人们无法摆琥它的薰陶。每个人生下来之后，就在这样的环境——“能言”就被教以“唱喏、万福安置”， “稍有知，则教以恭敬尊长”——中开始由自然的人成为社会的人—— 即社会化过程的。这使人自幼就逐渐形成了顺从长上的心理定势，它又逐渐渗入到自己的性格结构中,造就了一种习于顺从的社会性格。不仅如此，这种社会环境，一方面，使人在做子弟时,绝对地断从尊长和羡慕家长的权威,另一方面，当自己成为家长时,又绝对地专制，以至比他的父辈更甚。这样，就构成了一种顺从与专制对立统一的双重性格。封建家长制固有的矛盾，就是由于家长与家属之间封建的统治与服从的不平等关系所引起的对立。一方面，封建家长拥有专制的特权,另一方面.家属则丧失了自主的人格和权利？不但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没有自主权，而且对读书、婚配, 职业的选择，也必须听命于家桧，甚至连生活细节也要受制于家长，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家长与家属间的对立和冲突。因此，在封建家长制的早期—— 西汉时，这种矛盾在有的家庭中就演变成流血冲突。如被誉为“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声讨封建家长制，激昂慷慨,但在自己家中却封建家长作风十足。他的两个女儿，一个因为私自看电影、一个因为与男同学通信, 他就与她们断绝了关系, 并且扬言要置她们于死地。再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虽然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最早的领导人，但在党内却实行封建家长制式的领导，严重地损害了革命利益。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封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巢臼中成长起来的历史人物，还难以在实际生活中真正摆脱家长制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尽管他们确曾对家长制口诛笔伐过。连斗大的字也识不了几个的“狗肉将军”山东督军张宗昌，竟也印行《十三经》直系军阀吴佩孚鼓吹只有恢复三纲、五伦、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搞 “父老政治以，才能使中国成为“升平之世”。

《2015耶鲁大学公开课:政治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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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写道：“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正确也好，错误也罢，都比通常认为的要强大得多。的确，世界几乎就是由它们统治着的。实践者认为他们能相当程度上免于任何知识的影响，却常常是某些已故经济学家的奴隶。那些凭空听取灵感的掌权狂徒，其狂妄则常常是从几年前尚存学界的某个不入流学者的思想中提炼而成。”政治哲学研究总是围绕着这样一些问题，例如：“为什么我应该遵守法律？ ”“何谓公民？公民应当得到怎样的教育？ ”“谁是立法者？ ”“自由与权威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政治与神学之间应当有着怎样的关系？ ”或许还有其他一些这样的问题。事实上，现在还有人自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托马斯主义者、洛克主义者、康德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他们的学说绝对没有遭到驳倒或取代，没有像已经失效或不受信赖的科学理论或宇宙论那样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在我们身边，这些学说依然大量存在，它们始终是我们最基本的立场和态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真正的哲人凤毛麟角，一个人一生能碰到一个实属万幸，有可能一个世纪才出现一位。但这就是哲学与其他学科的不同之处。一个人可以是个平庸的历史学家或化学家，但他仍然能发挥相当有效的作用。但是，一个平庸的哲人这种说法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一个平庸的哲人根本就不是哲人。然而，不是伟大思想家的我们至少还能努力成为称职的学者。相比于被训练得小心谨慎、有板有眼的学者，伟大的哲人无所畏惧，用《星际迷航》的话来讲，他 们 “勇敢地航向前人未至的宇宙洪荒”。学者始终依赖伟大思想家们的著作，无法达到这些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学者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倾听伟大思想家们的对话，并对他们的差异保持敏感。与过去的伟大思想家相比，我至少还有一样优势。亚里士多德和霍布斯过去都是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你们像我一样，也具有这种优势，那就是“我还活着”。当我们追求变革时，为的是让某种 事物变得更好；当我们追求保守时，为的是避免某种事物变得更坏。即使选择不作为，袖手旁观也是一种行动。由此可见，一切行动都预设了某种对于更好和更坏的判断。政治世界并不呈现出一种无限的多样性，而是被组织和归类为几种基本政制类型: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僭主制。这是政治科学最重要的命题之一。政治哲学的实践维度，同样体现在所有这些作者身上。他们都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或大学教授，超然于真实的政治世界之外。柏拉图进行过三次漫长而危险的西西里之行，为的是向西西里的僭主进谏;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马基雅维利为他的祖国佛罗伦萨的外事活动耗费了多年心血，并且是作为一个向美第奇家族进谏的人而从事写作；霍布斯是一个贵族家庭的教师，他们在英国内战中追随英王以致遭到放逐；洛克与沙夫茨伯里圈子关系紧密，他们也因密谋反对另一位英王而遭到放逐；卢梭没有什么官方的政治关系，但他自己的署名是“日内瓦公民”，并且受邀撰写了波兰和科西嘉的宪法；托克维尔是法国国民议会的一员，他对美国民主的经验深深地影响了他看待欧洲未来的方式。伟大的政治哲人总是投身于他们时代的政治，并且为我们思考自己时代的政治提供了榜样。好人只喜爱好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自己的，而是因为它是好的。亚伯拉罕•林肯曾经这样评价亨利•克雷(Henry clay)： “他热爱他的国家，倒不完全因为 它是他自己的国家，而主要因为它是一个自由的国家。”至少在林肯的叙述中，克雷展现了某种哲人的品质。他所爱的是一种理念，自由的理念；这一理念不单单是美国的，而是一切良善社会的所有物。看起来，好人似乎是一位哲人,他只有在最佳政制下才会真正觉得自在。但我们知道，最佳政制缺乏现实性。因此，最佳政制包含了一种至高的悖论：它超越了所有的现存政制，但它缺乏具体的实存。这就使哲人很难成为任何现存政制的好公民，哲人永远不会真正感到自在，永远不会对任何政制真正保持忠诚，除了最佳政制。最佳政制和任何现存政制之间的张力，便是使政治哲学成为可能的空间。在最佳政制里，政治哲学将变得毫无必要，成为多余之物：政治哲学将走向消亡。卡尔・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信念，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当中，哲学不再必要，想必是因为社会最终将变得对所有生活于其中的人透明可见。与此类似，我们并不清楚在柏拉图所梦想的“美好城邦”(kallipolis)里 , 一旦哲人为王和王成为哲人，哲学还会有什么样的作用。 根据某些人的看法，《安提戈涅》是古代悲剧中最伟大的典范。然而，我们关心的倒不是《安提戈涅》在戏剧经典中的地位，而是它所揭示的政治生活的本性。《安提戈涅》是一部关于冲突及其在政治中的作用的戏剧。进而，这部戏剧触及了几个不同层次的冲突：家庭与城邦之间，男人与女人之间，自然与习俗之间的冲突。 《安提戈涅》或许是第一部诉诸某种高于人定法或实证法(449-460 )  的高级法(higher law ) 的著作。与伟大的哲人一样， 索福克勒斯关心人类理性的本性、限度和力量，以及它在人事中的作用。 他既是哲人，也是剧作家。《安提戈涅》剧情比较简单。安提戈涅，俄狄浦斯的女儿，违逆国王克瑞翁的口谕，埋葬了她的兄长波吕尼刻斯，这个人是忒拜的叛徒。安提戈涅不遵从克瑞翁的命令，凭的是神圣的祖传法律，它关乎具有血缘和亲缘纽带的家庭。与此相对，因为安提戈涅的抗命，克瑞翁判处活埋安提戈涅以示惩戒。但在命令实施之前，安提戈涅自杀了，然后是克瑞翁的儿子哈蒙，他因反抗父亲的残忍而自杀。最终，克瑞翁的夫人在得知儿子死讯后也一道自尽。有一个例子，就是 《教父II》结尾的闪回场景:迈克告诉他的兄弟们， 他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就加入了海军陆战队。他的兄长桑尼相当恼怒，嚷嚷说他没有权利去为任何不属于这个家族的人卖命(“什么？你去了大学就变蠢了吗？ ”)。在这个场景的结尾，我们看到所有家族成员团聚在族长的生日庆典中，但迈克孑然一身。他在想什么？或许他在反思自己作为柯里昂家族的一员与作为一名美国人之间的张力。哪一种纽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血缘和家族，还是国家认同？这种冲突，索福克勒斯肯定早就理解到了。对克瑞翁而言，城邦及其规范要高于家庭和亲缘的自然纽带。城邦甚至可以被看做一个大家庭，它只把荣誉给予尊敬它的人。克瑞翁说：“在我的政令之下，坏人不会比正直的人更受人尊敬，但是任何一个对城邦怀好意的人，不论生前死后，都同样受到我的尊敬。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他要在狂暴的南风下渡过灰色的海，在汹涌的波浪间冒险航行；那不朽不倦的大地，最高的女神，他要去搅扰，用马的女儿耕地，犁头年年来回的犁土……他学会了怎样运用语言和像风一般快的思想，怎样养成社会生活的习性，怎样在不利于露宿的时候躲避霜箭和雨箭；什么事他都有办法，对未来的事也样样有办法，甚至难以医治的疾病他都能设法避免，只是无法免于死亡。在技巧方面他有发明才能，想不到那样高明，这才能有时候使他遭厄运，有时候使他遇好运。(332-368)当今很少有人能发现：古希腊城邦并非世俗民主，而是一种宗教、法律和政府不可分离的共同体，在 此 “宗教无论对私人生活还是公共生活都产生了绝对至上的影响”。库朗热说：“国家在那里是一宗教性团体，君主则是教主，执政官是祭司，法律是神的表达；在那里，爱国主义是虔敬，流放即是被开除教籍；在那里，并没有什么个人自由可言，个人的灵魂、身体和财富都属于国家；在那里，关于法律与义务、正义与情感的各种观念都被限制于城邦之内；在那里，人类结社必然被限制在环绕神庙的特定范围内，所以不存在建立更大社会的可能性。克瑞翁所代表的城邦展现出男人的德性：理性、秩序、自治、自主。家庭展现了女人的德性：虔敬、遵从、保守、尊敬祖先。这部剧揭示了神定法的权威，与需要自主灵活性和实践判断力的人类政治家才干之间的张力。简要地说，这部戏剧的要旨就是：如果人们努力要活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之下，而不承认统治万物的神圣秩序或宇宙正义的意义，悲剧就会发生。与一切伟大的悲剧家一样，索福克勒斯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试图表明，人类的悲惨是因为我们企图将自己的理性设计强加于世界之上，并因此否定了自然、家庭和宗教对我们的要求。这部悲剧意在阐明人类理性的限度。所以，这部戏剧摆明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立场，实际上它们陷入僵局。还有别的出路吗？直到剧终，克瑞翁才幡然悔悟，“一个人最好是一生遵守古老传统的法律”理性具有将事物的多样性还原成某种潜在的统一性与秩序的倾向，他们从中看到了深刻的危险。这种不单是追求，更是强加统一性的倾向，正是僭政的预兆。说到底，对理性的批判就是一种政治批判。在追求化多为一，化多样性为某种潜在的统一性的过程中，我们终将扭曲事物本来的意义。一种只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政治学，将成为一种漠视差异的政治学：漠视男人和女人的自然差异，漠视家庭与城邦的差异，漠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差异。在追求一种单一的、普适的标准来“使事情变直”的过程中，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忽视经验的复杂性。悲剧的作用，就是要表现和揭示出深藏于理性所臆想的潜能与创造力背后的危险。他说：“我们热爱高贵典雅的东西，但是没有因此而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做是可以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当做可以夸耀的东西。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与贫穷作斗争。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政治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国家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民族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长久以来，无数人都提过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最自由最开放的社会，却会处死一个自由地谈论自己的无知，并且宣称除了德性和人的卓越之外什么都不关心的人？苏格拉底被描绘成坐在舞台上方悬着的一个篮子里，为的是更好地观察云彩，象征了苏格拉底对他的公民同胞们所关心的日常事务漠不关心。苏格拉底被表现得不仅嘲笑众神，还教导称乱伦和殴打父母都是允许的。长话短说，这部剧的结局是一个不满的信徒烧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但是，哲学不能仅仅安于信仰。哲学产生于一种以知识取代意见、以正确原则取代信仰的富有激情的欲望，这是一种永不止息和毫不妥协的欲望。对哲学而言，相信某种信念是远远不够的，人们必须能为他的信仰给出理由或论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以理性或真理来取代信念或信仰。因此，哲学必然与信念相互冲突，这几乎是自明之理。公民也许会不加怀疑地接受某些信念，因为他或她受制于特定的政治秩序或政制，或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相信的东西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哲人却试图根据正确的标准，根据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正确的东西来做出判断。作为对知识的追寻，哲学与信仰之间有着一种必要而不可避免的张力，换个方式来讲，这也就是哲人与城邦之间的张力。我在城中转悠，所做的不过就是劝说你们当中的青年和老人，不要这么关心身体或金钱，而是如何能让灵魂变得尽可能最好。而现在，雅典的人们，我远不是像常人想象的那样，在为自己申辩，而是为你们申辩，以免你们判了我罪，从而对神给你们的赐予犯了错误。而如果你们杀死我，你们将不容易找到别的这类赐予了，即——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像我这样，受命于神，献身城邦的一个，这城邦就如同一匹巨大而高贵的马，因为大，就很懒，需要一只牛虻来惊醒，在我看来，神就派我到城邦里来当这样的一个，惊醒、劝说、责备你们每一个，我整天不停地在各处安顿你们。当我还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我有过与其他许多青年一样的抱负：我希望一旦成年便可以立即参加公共生活。当时的公共局势正好发生变化，给了我这样的机会。那时广招反对的政府被推翻；一个由五十一人组成的新政府被建立起来了……它取得了绝对大权。其中有些人碰巧是我的亲戚和熟识，他们马上就来邀请我与他们一道,加入这个看似正确的事业中去。我对他们的态度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当时我还年轻。我相信他们会引导城邦走出长久以来不正义的生活，将她奠立在正道之上，所以我观察他们，迫不及待地要看看他们会做些什么。然而，就在我观察他们所作所为的这一段短暂日子里，这帮人就使得先前的民主制看起来像是黄金时代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是思考所有发生过的事情，思考在政治事务中表现活跃的都是什么样的人，思考我们的法律与习俗的现状,我就愈发懂得，正确管理城邦事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发现，若是没有朋友和忠诚的支持者，什么事都办不成；而要在身边找到这样的人实乃幸事，因为我们的城邦已经不依照父辈们的习俗和惯例行事了，而要培育出新的又实非易事。再说，我们的成文法律和习俗正以惊人的速度败坏着，以至于虽然我起初曾对公共生活充满热诚，但当我目睹这些变化，看到一切事物都变得多么不稳固之后，结果变成我陷入了深深的迷惑……最后，我终于得出了结论:所有现存的城邦都治理得不好，它们的法律状况实际上已经病入膏肓，除非出现奇迹般的补救疗法，而且要有幸运相助；另外我不得不说，我要赞扬真正的哲学：只有站在她的高度，我们才有可能辨识出正义的本性究竟是什么，无论是城邦的正义还是个人的正义；除非真诚的和真正的爱智者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出于某种神迹，我们城邦的统治者学到了真正的哲学，否则人类的疾患绝不会得到根除。但是，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类特殊的政制。它的政制与我们不同；我们美国的政制致力于使个人自由最大化，它却坚持以教育自己的成员作为最高职责。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像古希腊城邦本身那样，是一个守护组织，而它最首要的善好就是公民教育：它的教育目的是使公民获得公共领袖的能力和高超的政治家才干。我们知道，克法洛斯把一生都花在贪得无厌的技艺上，他关心的是满足自己的身体需要，他代表了欲望性的灵魂。珀勒马科斯(Polemarchus ) 这个名字本义是“军阀”，他满脑子都是荣誉 和忠诚的问题，他代表了灵魂的血气部分。忒拉绪马霍斯，一个来访的智术师，想要进行教育，预示了《理想国》里所谓的理性的灵魂。克法洛斯是习俗的化身。他不是坏人，但却是一个从不反思的人。通过攻击克法洛斯，苏格拉底攻击了支撑着城邦的习俗意见的化身。注意，苏格拉底将克法洛斯的陈述“虔敬的人会通过向众神献祭的方式践行正义”转换成一个命题：正义就是欠债还钱。凭借着一个小小的把戏，苏格拉底开始反对起克法洛斯来了：对于把借来的武器还给它的发疯的主人这种事，你怎么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将克法洛斯从这场关于善好的谈话中排除出去。苏格拉底取得了他想要的效果。他驱逐了一位自然的家主，这和后来他在美好城邦中力图取消家庭和私产的做法是一样的。苏格拉底坚持自己的主张凌驾于传统权威的主张之上，并且支配着后者。柏拉图对荷马史诗的批评有两个维度，神学的和政治的维度。神学的批判，就是说荷马把众神描绘得虚伪、善变，而这样的存在是不值得我们尊敬的。但更重要的是，他说荷马式英雄只不过是一些坏榜样。他们被描写得纵欲和贪财。除了这些缺陷，苏格拉底还加上了两点，即过分残忍和亵渎敌人遗体。荷马式英雄都是无知而易怒之辈，充满了盲目的愤怒和对报复的强烈渴望。这种人如何能为美好城邦的未来公民树立良好榜样呢？当然，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对诗和艺术进行彻底的净化。他想祛除诗人蛊惑人心的力量，后来，苏格拉底也承认自己常常容易受到诗人影响。苏格拉底建议设置哲学，以取代诗的教育力量。结果就是，诗人 必须被逐出正义之城。记住这一点十分重要：教育问题是在驯化格劳孔和像他那样的人的好战激情这一语境下被引入的，苏格拉底把这样的人视为城邦的辅助者。审查和谎言并非是作为一件审美之事，而是作为一件关乎军事必要性的事务而被引入的。这里压根儿没谈到农民、工匠、商人和劳动者的教育。坦白地讲，苏格拉底不关心他们。他的兴趣只是创造一个紧密的、高度遵守纪律的年轻战士骨干，他们要像看门狗守家一样保卫城邦。这样的人将使自己的欲望和满足服从集体，依凭一种严格的荣誉准则而生活。公正地说，这段话暗示了发现“劳动分工”的人不是亚当•斯密，而是柏拉图。但是，尽管斯密看到不断增长的专业化分工如何促进“国家财富”的总体增长（他举的著名例子是一座扣针厂），他同时也意识到这种劳动分工如何催生了工人的日渐狭隘与道德退化。悖论在于：尽管劳动分工促进了不断增长的社会繁荣，但它同样也使个体变得越来越愚笨。但柏拉图没有提出过类似的反对意见。对他而言，劳动分工使得心智能集中在一项或少数几项活动上去，这些活动就赋予生命以整全性、重心与目标。亚里士多德就再次率先发声：柏拉图对统一的过分强调，摧毁了人的自然的多样性，而正是人组建了城邦。难道一个人只能将一件事情做到最好吗？如果真是如此，谁能决定这件事是什么呢？这样一种正义方案难道不会过分强制性地将人们逼入预先确定好的社会角色吗？难道个人不应该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规划，无论这会将他们带向何处吗？只要欲望、血气和理性齐心协力，理性就像城邦中的哲人王统治战士和工匠那样统治血气和欲望,灵魂就是正义的。其结果，就是这个整体之各部分的某种完美平衡。城邦与灵魂两者就像一个金字塔：从一个宽广而平实的地基，直到完美的尖顶。我假定苏格拉底的意思是：尽管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地包含灵魂的这三种特征，但它们之中惟有一个会成为我们每个人的主要特征。有些人受欲望支配，而另外一些人受血气支配，以此类推。但是，这有意义吗？赚钱的能力不光需要欲望，也需要高瞻远瞩和精打细算，而且还要甘冒风险。打仗的本领也不单单需要血气，它也需要运筹帷幄的能力，需要一个人展现出领袖和将帅的品质。将个人限定在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生活领域里，对我们内在道德和心理的复杂性似乎是一件不义之事，而正是这种复杂性使得我们成其所是。柏拉图有一个最为经久不衰的意象，哲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就是它的明确主题，这就是 “洞穴”（514a-517a）。在此，苏格拉底向格劳孔发起挑战，要 “把我们在教育或缺乏教育这方面的本性打一个比方”。这个意象就与洞穴有关，穴居人从小就身受枷锁束缚，面朝墙壁，只能一直看着他们身后的火光投射到墙上的影像。这个意象有点像是现在的电影院或电视屏幕，观看者也是全神贯注于他们面前的影像。结果，“囚徒”（因为这就是他们的本质）从来不能看到事物本身，也就是被投影到墙上的那些事物，只能看到它们的影子。苏格拉底宣称，这些被动而入迷的人们 “就像我们”（515a）。被投影到墙上的事物被称作“人造物”，比如 木制或石制雕像之类的东西，它们是被“傀儡师”所操纵的。这些傀儡师首先是城邦的立法者、缔造者和政治家，是带来法律与正义规则的立法者。其次，他们是城邦的诗人、神话作者、史家和艺术家；再其次，他们才是城邦的工匠、建筑师，是城邦的规划者和设计师。所有这些人塑造了城邦的共同体生活得以发生的视域。和若干世纪以后的托克维尔一样，柏拉图从民主中看出了某种物质主义，它将快乐置于一切事物之上，并且培育了人们不愿意为理想而牺牲的态度。正如上文澄清的那样，通过激发出各式各样奇怪的兴趣和激情，民主培育了某种虚假的统一性。它使我们很难将注意力集中在少数事物上，而只有这些事物才能赋予生活以一种整全性和重要性。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生平，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他出生，他思考，他死去。霍布斯在《利维坦》中写道：“人们读了这些书之后就从事弑君，因为在希腊和拉丁著作家自己的著作和政治论述中，任何人只要把君王事先称为暴君，他弑君的行为就被当成合法的和值得称道的行为。注意，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告诉我们哪种城邦或政制是最好的。那么，应当如何治理这样一个城邦？ 一人统治、少数统治或多数统治，还是上述三者的某种混合？在这一点上，我们只知道城邦最一般的特征。它必须小到足以凭借一种关于正义和公共善好的共同话语而进行治理。人人说同一种语言，这还不够，塑造一个城邦的东西是共同的经验和记忆。按亚里士多德的标准看来，现在那些通行多国语言、多元种族的庞大共同体恰恰缺乏互信和友谊的充足基础，而这两样东西对于人的幸福不可或缺。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奴隶制是 自然的，还是习俗的？奴隶制是自然的，是因为一旦没有对激情的管束，我们就不能管好自己。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表明自己是柏拉图的好学生。约束或者自制，是自由或自治不可或缺的东西。一个受激情所奴役的人无力展现出自由人的特征。此外，真正管好自己的激情和欲望，与真正管好和统治别人是一样的。正如存在着灵魂中的差等，即理性统治激情，理性人统治无知者的社会差等也是存在的。因此，主人和奴隶的自然差等，也是一种道德智性或理性自制力的差等。第一个发现了阶级斗争的事实的人是亚里士多德，而非马克思。但与马克思不同，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阶级斗争不只是为了控制资源和生产方式而展开的斗争，而是围绕着荣誉、地位尤其是政治统治地位的斗争。简单地说，决定政制的不是经济动机，而是政治冲突。道德判断力是习惯的产物，还是说更近似于自然或恩典的赐予，就像绘画或外语学习的天赋那样？这样的能力究竟是某些人生来就有，还是说可以通过实践和习惯获得？事实上，我们的自然天赋和能力分配得十分不平等，与我们的价值或功过没有任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东西都是运气的结果。为什么一个人就拥有弹钢琴的天赋，而另一个人就是乐盲呢？为什么一个人拥有赚钱的本领，而另一个人就得一次又一次碰壁呢？自然只提供了未经加工的质料，而习惯和实践赋予这些质料以形式。但是，判断力终究是要获得一种鉴识力，以使一个人能够辨别适当的和不适当的、真实的和伪造的东西。也许，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可以写成：“辨识，永远辨识下去。”众所周知，上帝在六日之内创造了世界和一切在世界之中的事物。他是通过一系列划分来推进这项工作的。第一日，他造了光与暗;第二日，诸天；第三日，陆地、海和植物；第四日，日、月和星辰；第五日，水里的动物和鸟类;第六日，陆上的动物，以及人。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些划分,而它们又象征了什么呢？最显而易见的困难就在于，白昼是在太阳之前引入的，而太阳直到第四日才被创造出来。我们是根据地球绕日运动来记录日子的，那么,太阳被造出来以前怎么可能有白昼或晚上呢？当然，我们都听说过创世的六日不等于地上的日子，有可能创世一日就持续了数十亿年之久。尽管如此，创世的秩序却遵循着某种合理的计划。一切在头四日被造的存在物都没有自我运动的原理。太阳、陆地和海洋或许遵循了某种固定的模式，但它们决不能自我运动。最后两日创造的存在物，包括水里的动物、陆上的动物和人，都包含了某种行动主体的原则。这里就引入了某种等级秩序，它以发起行动的能力为基础。这一点也得到了下述事实的佐证: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并被授予了支配其他一切存在物的权力。不止如此，上帝在结束每一日时，经上的描述都是“上帝看了，觉得很好”,但只有在创造了人之后，上帝才对他的作品“觉得非常之好”。造物的次序似乎确立了一种造物的等级秩序，它们包括日、月、星辰和大地这样的客体，以及各式各样在造物次序中位处较低等级的客体,还包括了各种动物，最后是据有最高等级的人。毫不夸张地说，人就是造物的顶峰。圣经明确禁止崇拜日月。这种对天体的贬抑，正是圣经的宇宙论最鲜明的特征。人被授予了某种根本性的统治权力，去统治上帝不曾予以命名的地上万物。万物得到了名字,从而也就得到了自己的身份；命名是人的特权。我们没有被告知，语言的力量究竟是我们天生固有的，还是后天发展出来的。但正是借由语言，人对各种各样受造的客体宣示了他所拥有的统治权力。羞耻感就是《创世纪》中真正的人的最初时刻。基督教神学常常援引的“堕落”，其实是用词不当。我们与其说是堕落，不如说是上升到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自觉意识。因为，如果人感受不到羞耻，区别不了善恶对错，那么人又是什么呢？圣经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政治与文明技艺建立在罪行之上，就像罗慕路斯与雷穆斯两兄弟，以及建立在兄弟相残基础上的罗马一样。想想犹太人始祖亚伯拉罕的迁徙，他离开了处在文明世界中心的美索不达米亚城市吾珥，为的是追求一种远离城市奢华生活的游牧生活。为了逃离城市腐化堕落的影响，亚伯拉罕为他和他的后代寻求一种新的生活。对政府的直言控诉构成了圣经的政治教诲中很大一部分，而他们控诉的就是法律的不正义和统治者的道德过失，无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政府都是如此。就我所知，任何一部古代文学作品都不像圣经那样，将个人的良心置于政治统治者的权威之上。对国家和统治权威这类制度的根本怀疑，构成了圣经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圣经认为政治中什么地方是很成问题的呢？偶像崇拜的诱惑，就是国家和政治统治经常会遇到的危险。禁止偶像崇拜的诫命，或许是圣经中最重要的教导。偶像崇拜不单单是指崇拜金制或泥造的对象。偶像多种多样。它们是一个社会珍视什么和崇拜什么的晴雨表，可以是钱、名望、健康、地位之类的东西。如果说圣经教了我们什么，那就是只有一个上帝，而且只当尊崇这个上帝。具体地说，我们必须避免将神替换成我们自己的制度和统治我们的人，避免将这些东西变成崇拜的对象。圣经特别要警告的正是人类这种将统治者变成神的现实倾向。对偶像崇拜的恐惧，不只是一种古代迷信。偶像崇拜一直是人类的一种永久性倾向。这是拜物教的一种形式，要为一个人、一样东西或一种仪式赋予某种超人的力量。大卫也许不是哲人，但他是诗人，他 是 《诗篇》的作者；他是用剑高手，也是演奏竖琴的大师。作为一位政治领袖，他介乎柏拉图的哲人王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之间，兼具了两者的要素。简单说来，大卫的经历就是古往今来最卓越不凡的政治生活之一。大卫的仆人困惑不解：他在孩子活着时禁食自戕，却在孩子死后不为他哀悼，为什么？大卫的回答相当果断而实际：“孩子还活着的时候，我禁食哭泣，因为我想：’也许耶和华怜悯我，让孩子可以活着。’现在他死了，我为什么还要禁食呢？我还能使他回来吗？我要到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 （《撒母耳记下》12： 22-23 ）换句话说，我能怎么办？能做的都做了，我们还是继续吧。大卫也许感到了悔恨，但他有着一种坚毅果敢和实用精神，这对君主统治而言是必需的。押沙龙这个名字现在已是“叛乱”和 “背叛”的同义词。但丁说过，已知道的东西不等于学问，除非把它记录下来；他们的谈话对我大有助益，我记下了一切，写成一本小册子《君主论》。在这本书里，我尽 我所能专研这个主题，探讨君主国是什么，它们有哪些类型、如何获得、如何维持以及为何丧失。知识分子开展这种粗暴的谈话，表明他们真的丧失了理想主义，这对知识分子而言无异于失去了贞操。马基雅维利建议君主要为自己的城邦创立纪念碑，让某些事情为人铭记，不论它们是善是恶。他建议公民要为自己国家的崇高成就感到自豪，并为谱写它的历史记录贡献出自己的力量。而在马基雅维利的国家里，人民成了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和政治力量。马基雅维利想要从贵族手中夺得权力，交给人民。为什么？首先，他断定，人民比贵族更值得信赖。一旦人民学会珍视自己的自由，学会对侵犯他们自由的行为予以反击，一旦人民变得像凶猛而警惕的看家狗，而不再是卑躬屈膝的奴才，人民就能成为一国之伟大和强力的可靠基石。君主如果站在人民一边，他的目标就更容易实现：既为他的人民创造出生机勃勃的公民生活，又使自己获得永恒的荣耀。马基雅维利知道自己的宣告看起来很怪异。他生活在古物盛行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同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们就对古物很是沉迷。因此，为了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马基雅维利反对他同时代人美化古人的倾向，而他对待古人的方式是为了让他的读者回到罗马共和国的基本原则上去。马基雅维利并不赞美那些搜集罗马雕塑来装饰房子花园的门外汉，而是向读者指出罗马人实际做出的事业，这些事业正是李维所讲述的：“看看历史向我们显示的，由古代的王国和共和国，由国王、将领、公民、立法者和其他为其祖国而不辞辛劳的人所做的极其有德行的行为，人们宁愿钦佩，也不去仿效它们；相反，每个人在所有最小的事情上都对它们避而远之，以致古代德行在我们身上踪迹全无，对此我不能不既感到惊诧同时又感到遗憾。"马基雅维利的嘲讽之情溢于言表。他暗示说，他的同时代人只不过是对罗马的艺术风格感兴趣，也就是绘画、雕塑和建筑。他们关注的是我们所谓的“艺术史”，却忘了政治教诲才是最重要的。马基雅维利说，眼下回到罗马相当重要，因为我们自我治理的能力已经渐渐蜕化。就那些促进自由的品质而言，现代人已经比不上古代人了。马基雅维利把衰落的原因部分归咎于基督教，但更主要的是因为：阅读技艺已经蜕化。马基雅维利的书就是一门漫长的阅读课，他这样描写这本书的受众：“在阅读历史时，既没有从它们中获取其意蕴，也没有品味到它们所具有的趣味。由此导致无数人阅读史书，沉湎于其中包含的各种历史掌故，却从来不曾想去效仿，他们断定这种效仿不仅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就仿佛苍穹、太阳、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在运动、秩序和力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今时已不同于往日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一切的政治都是党派的政治，共识是骗人的。诉诸共识，只不过是一个阶层为了统治而施展的障眼法。人的生活，本质上就是一场不可逃避的战斗。声称我们可以超出党派，所有人一致拥护某种共同善的理念，只不过是慰藉人心的幻象之一，而这样的幻象都属于“空想的君主国”。政治的目标不应该是消除冲突，而是使它有条有理，使它服务于国家的伟大事业。马基雅维利又回到了这个主题。在第五十五章里，他捍卫那些建立了广泛的社会平等的共和国。进而，他声泪俱下地控诉那些“游手好闲、靠着他们的地产收益过着富裕的生活”，对共和国没有任何实质贡献的贵族。(L55/335 ) 这个阶层是共和国的蛀虫，应该予以消灭。换句话说，要想保持共和国的纯洁，偶尔的清洗就是必不可少的。后来，这一教诲被法国和俄国的革命者们所接纳，这群人血腥清洗了一批被视作“人民公敌”的人。无疑，这是马基雅维利最为狂热嗜血的时刻之一。简言之，人民比一个君主更可靠，也具有更好的判断力。最终，马基雅维利决定原谅人民的残忍。他说，人民的残忍更倾向于针对共和国的敌人，而一个君主的残忍则倾向于针对他的私敌。没过多久，马基雅维利就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在第二卷第二章里，他问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古代人看上去比现代人更热爱自由？他答道，其差异应当归结为我们和他们的宗教差异。应该为自由的丧失和意大利的分裂而负责的，并不是基督教的腐化，而是应当追溯到它的基本原则。进而，马基雅维利提供了一系列尖锐而可怕的对比：“我们的宗教更多地颂扬谦卑的和忏悔祈祷的人，而不是实干家。因此，它把谦卑、自我的禁欲修行和蔑视尘世事务确立为至善;而异教徒的宗教将至善置于精神刚毅、身体强健以及其他所有能够使人强大有力的东西中。虽然我们的宗教要求你在内心坚强，但它是要你适合于忍受痛苦，而不是去做一件大事。”（II.2/364）就在这里，马基雅维利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因此，这种生活模式似乎使尘世变得软弱了，并使世界成为邪恶者掠夺的对象。这些人可以安心地统治这个世界，因为他们明白，大部分人为了进入天国，考虑得更多的是容忍邪恶者的蛮横行径而不是为此进行报复。虽然可能看起来这个世界变得柔弱了，天堂也被解除了武装。这无疑首先源自人们的胆小懦弱，因为他们根据安逸，而不是根据德行对我们的宗教信仰做出解释。因为，如果他们考虑到我们的宗教是如何允许我们提升并保卫我们的国家的，那么他们就会明白它希望我们热爱祖国并为祖国增光，并且想要我们做好准备，以便能够保卫它。（H.2/364）我们已经看到卢梭如何把马基雅维利解释成一个讽刺君主制、热情捍卫民主制的人，他的解释与斯宾诺莎一样。他接着写道：“基督教是一种纯精神的宗教，它唯一关心的是天上的事物：基督徒的祖国不在这个世界上。是的，基督徒是恪尽职责的，但他在尽职责的生活，却从来不考虑他做的事情是否会成功……真正的基督徒生来就是奴隶；这一点，他们自己虽然知道，但却无动于衷。人的短暂的生命，在他们看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迄今为止，公民宗教最伟大的化身就是亚伯拉罕•林肯。对他而言,《独立宣言》和宪法都是神圣之书，而华盛顿和杰弗逊就如同把人民从暴政手中解放出来的先知一般。让每一个美国人，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每一个希望子孙后代平安顺遂的人以独立战争的鲜血起誓，绝不丝毫违犯国家的法律，也绝不容许别人违犯法律。就像1776年的爱国者用实际行动支持《独立宣言》一样，每个美国人也都要以他的生命、财产和名誉保证支持宪法和法律—— 每一个人都要记住，违犯法律就是践踏他的前辈的鲜血，就是撕碎他自己的和他子女的自由宪章。让每一个美国母亲对在她膝上牙牙学语的婴儿灌输对法律的尊重；让法律在小学、中学和大学讲授；让它写进识字课本、缀字课本和历本；让它在布道坛布讲，在立法机关宣布，在法院执行。总之，让它成为国家的政治宗教，让男女老少、穷人富人、各种语言、肤色和条件的人不断地在法律的祭坛上献身。 宗教变成服务于自由和共和政府事业的工具，那位了不起的佛罗伦萨人肯定会同意这一点。那么，我们是不是要总结说，美国就是一个马基雅维利式国家？是，也不是。美国公民宗教的理念一直都没有好名声。或许，美国主要是一个由基督徒组成的国家，但它既不是也不想成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思想严肃的旁观者会因为宗教服务于国家事业而感到很不舒服，他们认为，这种做法既滥用了宗教，也滥用了爱国主义。美国人的经验莫不如此。无论怎样使自己的目标变得高贵，一种公民宗教也绝不是宗教的表达，而只不过是宗教的替代品罢了。霍布斯在引言里的发问很讲究修辞：生命除了是肢体的一种运动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心脏无非就是发条，理性无非就是一种计算快乐和痛苦的手段，除此之外它们还能是什么呢？霍布斯开始提出一种关于人的本性的物理学，它是非目的论的，从头到脚都带有深思熟虑的唯物主义味道。对亚里士多德而言，技艺的先决条件是自然，自然不仅提供了质料，也提供了一切技艺的模式。但在霍布斯看来，技艺并非摹仿而是在创造一种新的自然，或者说，创造一 个 “人造的人”。一旦正确理解了技艺，我们就能开始改造自然。我们之所以能拥有一门政治科学，就因为我们是政治生活的创制者。技艺的功用并非摹仿或效法，而是改造，其目的就是创造一种新的自然。在此,技艺并不被理解为科学的对立面。相反，科学是技艺的最高形式。通过技艺，霍布斯理解了他所谓的理性或科学，它们是人的技艺或创制的最充分的表达。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断处于暴死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命 （XHI, 9 ） 或许霍布斯应该说，万 物 “幸好”都一样短命。霍布斯论证道，我们人类的根本特征就是意愿和选择。运用意愿是我们最卓越的能力，而我们幸福的绝大部分就与此相连。生活就是一场处在不间断的意愿之中的运动，或许有时会遭到中断，但除非走到生命的尽头，否则便会永远进行下去。霍布斯的个人主义与他关于人的幸福的看法紧密相联，幸福就是在人们为生活的善好而展开的竞争中取得成功。他写道：“一个人对于时常想望的事物能不断取得成功，也就是不断处于繁荣昌盛状态时，就是人们所谓的幸福，我所说的是现世的幸福。”继而，他又写道：“因为心灵永恒的宁静在现世是不存在的，原因是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运动，不可能没有运动，不可能没有欲望，也不可能没有畏惧，正如不可能没有感觉一样。”霍布斯的个人主义不仅是一种物理条件，也是一种道德条件。因为我们都是具有大量的活力与主动性、喜好与厌恶、欲望与反感的个人，而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无止的竞争或斗争：不仅是为了有限的资源，也是为了荣誉，以及其他为人们所看重或尊敬的东西。霍布斯深深迷恋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它使有的人兴高采烈，有的人黯然神伤，有的人变得虔敬，有的人却嗤之以鼻，凡此种种。霍布斯写道，即便是“好”与 “坏”这样的词，也不过是我们借以表达喜好与厌恶的说法而已。我们喜欢某物，并非因为它是好的；相反，某物被称作好的，只是因为我们喜欢它。这些词语不能代表某种普遍品质或本质属性，而是表达使用者的心理状态。（ VI, 7）我们的欲望为了各式各样的对象而展开普遍竞争，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之为战争状态正是从这里推导出来的。他在一个著名的段落里假定了 “全人类共有的普遍倾向”，即一种“永久不断、无休无止的追逐权力的权力欲，只有死亡能使它停下脚步”。霍布斯写道：“使人们倾向于和平的激情是对死亡的畏惧。”（xin, 14） 这并不是说，霍布斯相信恐惧出于自然就是一种比骄傲 更强的动力，绝非如此。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都能表现得不怕死：面对羞辱，骄傲的贵族会选择一死；为了换取天国，狂热的宗教徒也准备牺牲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就连冒险家也会为了荣耀而去攀登珠穆朗玛峰。如果恐惧事实上就是主导性激情，那么霍布斯可能就不会反复重申“对死亡的恐惧是社会的基础” 了。他之所以通过不同方式反复强调，是因为他确实相信，必须教会人民害怕应当害怕的东西。一切生物天生具有自我保存的欲望，也就是说，一切生物都想保持稳定，抵抗别人的侵害。我们天生具有一种自然权利，即生命权。自我保存的欲望不仅仅是一种生物学事实，虽然情况的确如此，但它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道德正当。从一切存在者都寻求自我保存这一生物学事实出发，霍布斯得出了一个道德教诲：一切存在者都有生命权，一切存在者对自己的生命都享有一种根本权利。后来的哲学家，例如休谟和康德，会把这种观点视为“自然主义谬误”的典型例子，即试图从“是”推 出 “应当”，但我们还是暂且打住吧。我们不仅对自己的生命拥有权利，也有权利做一切保存生命所必需之事。再说一遍，这项权利不仅是一种原生的自然事实，也是一种道德权利，是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源泉。霍布斯把法律说得像是交通规则一样。如果我说得不错，他的意思就是：良法的存在是为了促进旅行、贸易和交往之类的事情，是为了让人民“往路上走”。恶法的目的只不过是限制和控制主权者的心血来潮，而良法的存在是为了促进人的行动。这是霍布斯法律理论的核心。洛克生活在一个宗教和政治斗争极其剧烈的年代，他是一位涉足政治很深的人物，虽然也是一位小心谨慎、沉默寡言的政治人物。查理一世遭到处决的时候，他还只是个孩子。詹姆斯二世被推翻，不得不开始流亡的时候，他已经成年。洛克在牛津待了许多年，在那里，人们怀疑他对激进分子心怀同情，但他始终表现得极其小心谨慎，以至于多年来洛克的学院院长都叫他“缄默大师”。洛克曾经是安东尼•阿什莱•古柏 (Anthony Ashley Cooper ) 的私人秘书和医生，此人就是后来组织了一个激进的反君主制圈子的沙夫茨伯里伯爵。1683年，洛克被迫流亡，在荷兰生活了几年后才回到英国，一直到1704年逝世。逝世之时,洛克已是欧洲最著名的哲学家。洛克的人性观念，基本上就是把人视为占取财产的动物。我们对财产的权利，就源于我们自己的工作，即源于以下事实：我们在某样事物上花费的劳力，就使得我们对它拥有了所有权。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自然状态就是一种公有状态，马克思会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事实在于，我们把劳动附加在什么上面，我们就把什么标记为自己所有。洛克写道：“每人对他自己的人身享有一种所有权，除他之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权利。然而，对洛克而言，世界属于“勤劳和有理性的人”，即通过自己的努力而增进整体繁荣的人。洛克写道：“一个人基于他的劳动把土地划归私用,并不减少而是增加了人类的共同积累。” 他甚至认为任何经过改良的事物都由于劳动而提升了一千倍的价值。洛克不止赋予商业、赚钱和占取以显著的地位，也赋予了一种它们在古代和中世纪世界里从未享有的道德地位。政府的任务就是保护财产权，这个观念就源自洛克。新的政治不再关心荣耀、名誉和德性，而是会变得冷静、平淡和享乐主义，尽管这样的政治既无崇高也无乐趣可言。商业不需要我们抛洒热血或拿生命冒险。它是稳固的、可以信赖的，具有十足的中产阶级味道。当洛克写道，世界就是要给“勤劳和有理性的人”所用的时候，他确实是在指一种新兴的中产阶层。这一阶层的统治权并不取决于遗传、传统或者所谓的高贵，而在于运用他们辛勤工作、节俭和把握机运的能力。鲁滨逊能够再度创造自己，这就是自主、独立的个人的本质：它为许多关于个体自我改善的伟大小说提供了典范。他们没有展现出军事贵族的好战品性，而是一些在家庭中更为常见的德性：俭朴、理财、谨慎、节约和勤劳。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那末就先来看看孤岛上的鲁滨逊吧。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因而要从事各种有用劳动，如做工具、制家具、养羊驼、捕鱼、打猎等等。关于祈祷一类事情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休息……需要本身迫使他精确地分配自己执行各种职能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脏上抢救出表、账簿、墨水和笔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开始记起账来。他的账本记载着他所有的各种使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必需的各种活动，最后还记载着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在这里是如此简单明了……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韦伯写道：事实上，这种伦理所追求的（至善），完全没有 幸福主义的成分掺杂其中，更不用说享乐主义的成分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就是说，既要挣钱，而且多多益善，同时又要力避一切本能的生活享乐。它被十分单纯地看做了目的本身，以致从单独某个人的幸福或功利角度来看，它显得完全是超验的，是绝对无理性的。人活着就要去赚钱，就要把获利作为生活的最终目的……与此同时，它又表达了一种与某些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情感类型。富兰克林虽然是一个无倾向性的自然神论者，但他自幼便记住了父亲--一位一丝不苟的加尔文教徒—— 反复向他灌输的一条《圣经》古训。因此，如果我们发问为什么“要在人身上赚钱”，他的回答就是用在自传中的这条古训：“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么，他必站在君王面前。" （《箴言》）伟大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有一个类似的看法，认为资本主义精神是在积累的伦理和消费的伦理之间摇摆不定。这些张力就构成了 “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矛盾的一极是关于工作、纪律和延缓享乐的清教伦理，另一极是关于享受、愉悦和无尽地追求快乐的享乐主义伦理。一种致力于追求愉悦的政制能不能满足人类灵魂最深切的渴望呢？一种从事财产的理性积累的政制，能否回应人们对荣誉、高贵、爱国和牺牲精神这些更高层次的德性的需要呢？ 一种致力于避免痛苦、不舒服和焦虑的政制，除了时下各种形式的享乐主义和虚无主义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卢梭故意使人动物化。他声称，当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因为我们拥有语言的时候，他也错了。语言是由社会决定的，历经数千世代才能发展起来，因而绝不可能是自然人的特征。他发现，一切物种都不愿意目睹同类的痛苦和疾患。下述事实就是我们具有感性的证据：我们会为陌生人的不幸而哭泣。我们看电影时不就常常流泪吗？我们会在看到金刚 (King K o n g ) 之死时感到难过，但它分明是一个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虚构生物，难道这样做是理性的吗？人是感性的动物，以至于卢梭宣称人类的“自然善好”就此得到证明。为什么卢梭要强调这种能力？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里有一句话说道：“古代政治家不厌其烦地讲风尚和德性，我们的政治家只讲生意和赚钱。”卢梭推测，一旦人们开始在屋前或大树下聚会，开始注视彼此，虚荣就产生了。这当然也是一种假设的历史。“虚荣心”这种致命的激情，就诞生于彼此的目光之间。卢梭写道：“每一个人都细心注视另一个人，同时也希望自己受到别人的注视。于是，众人的尊敬，就成了对一个人的奖赏。唱歌或跳舞最棒的人，最美、最壮、最灵巧或最善言辞的人，就成了最受尊敬的人：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的开头第一步，就是从这里踏出的；走向罪恶的深渊的开头第一步，也是从这里踏出的。从这些初级的偏爱心中，一方面产生了虚荣心和对他人的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耻心和羡慕心。由这些新的祸患之源造成的风波，最终给人类的幸福和宁静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卢梭点明了关键所在。“虚荣”很大程度上被展示成一个负面的词语，但反过来也与某些积极的事物相关，与每个人在踏入社会后都会察觉的欲望相关，也就是想要得到他人的承认或尊重的欲望。得到承认的欲望就是正义的根基。这种欲望的基础乃是一种直觉，即：我们的感受、信念、意见和态度应当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当我们觉得自己的意见遭到冷遇，别人不承认我们的价值时，我们会感到生气，并且产生报复心理。获得承认的需要就是正义的基石。但与此同时，这种对承认的要求也很容易变得残忍和凶暴。我们不妨想想下面这段话：人们一开始互相品评，尊重的观念一旦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权利受到尊重。从此以后任何人如有不尊重人的行为，就不可能不受惩罚：文明的最初的责任就源于这里，甚至在野蛮人当中也是如此。任何故意伤害人的行为，都将被看作是一种存心凌辱，因为，除了伤害的行为造成了痛苦以外，被伤害者认为对他的人格的轻视往往比痛苦本身还难忍受；每个人都将根据别人对他表示轻视的方式而给以相应的惩罚：报复的手段是可怕的，人变成了凶暴残忍的人。（166）黑格尔将历史描述成一场为了承认而展开的生死斗争，一切个人和阶级都为了权力和声望而争个你死我活。今天，我们的政治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领域:不光各阶级为地位和权力而展开竞争，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获得受他人承认或尊重的权利。想想看，政治候选人及其代理人总是孜孜不倦地寻找机会，搜罗各种对人表示轻视的言行，以便借机表达虚伪的道德义愤。对卢梭而言，一种只关心人身和财产的保护，保护人民免遭危险的政治,只不过是抓住了问题的表面。对他和后来的许多人而言，政治的目的除了保护，还有尊重；除了安全，还有承认；除了宽容，还要接纳。或许,与政治哲学大传统里的许多哲学家不一样，卢梭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人曾经平等，却又如此轻易同意了私有财产的不平等和强者的统治，这一点令卢梭深感震惊。正如他所说，社会契约是富人和权贵为了控制穷人和被压迫者而使用的狡计。这项契约并不是要树立正义，而仅仅是要让过去的篡夺行径变得合法。政治权力促进了经济不平等的合法化。政府或许是靠同意而得以运转，但他们视为理所当然的同意又建立在虚假和谎言的基础之上。否则，我们该如何解释，为什么富人要比穷人活得更加自由、轻松和充满享受呢？人们曾多次把一些野蛮人带到巴黎、伦敦和其他城市，千方百计向他们展示我们的豪奢、我们的财富和种种有用的和稀奇的艺术，然而这一切只不过引起他们傻乎乎地观赏一阵，而丝毫没有作出过想得到这些东西的表示。我记得曾经听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大约三十年前，有人把南美洲土著的一个首领带到英国宫廷，在他面前摆放了千百种东西，看哪一种东西能使他感到高兴，就把那件东西当作礼物送给他。可是人们发现他对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们的武器，他觉得太笨重，使用起来不方便；我们的鞋子使他的脚受了伤；我们的衣服，他穿起来感到别扭；他什么都不喜欢。最后，人们发现他拿起一条毯子，觉得披在肩上很舒服。于是，人们对他说：“你觉得这个东西挺有用处？ ”他回答说：“是的，我觉得它披起来跟一张兽皮差不多一样舒服。”要是那天下雨，他用那条毯子去挡雨的话，也许他连这句话也不会说的。（219-220）动物被放生后一天都捱不过去，它们自我保存的本能早就因长期以来与人交流和对他人的依赖而变得迟钝。如果回到自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生活在社会之中。康德是一个具有雷打不动的习惯的人，以至于柯尼斯堡的居民都拿他下午散步的时间来对表。据说，康德唯一一次没有散步，是因为他当时在读卢梭的《爱弥儿》。如果说约翰•洛克声称“起初，全世界都是美国”，托克维尔的意思就是“未来，全世界都是美国”。民主的摇篮就在托克维尔所说的乡镇(commune, township )之中： “然而，乡镇却是自由人民的力量所在。乡镇组织之于自由，犹如小学之于授课。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务。在没有乡镇组织的条件下，一个国家虽然可以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但它没有自由的精神。”其次，托克维尔认为，无论消灭宗教的企图还是将社会全盘世俗化的做法，都是大错特错。和卢梭一样，托克维尔相信自由的社会需要公共道德，而道德要想发挥效力，就不能没有宗教。个人或许能够单靠理性而获得道德上的指引，但社会不可能如此。把宗教从公共生活中消除的危险就在于，人们信仰的需要或意愿将去寻找别的发泄渠道。在一句令人瞩目的话里，托克维尔评论道：“专制制度可以不要宗教信仰而进行统治，而自由的国家却不能如此。宗教，在他们所赞扬的共和制度下，比在他们所攻击的君主制度下更为需要，而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比在其他任何制度下尤为需要。" 托克维尔给出了各式各样的回答。只有宗教能抵抗唯物主义的倾向，以及民主所固有的朝向某种较为低级的自私自利的倾向，这是 《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永恒主题：“宗教的主要任务，在于净化、调整和节制人们在平等时代过于热烈地和过于排他地喜爱安乐的情感。”托克维尔写道：“我一向认为，人要是没有信仰，就必然受人奴役；而若他是自由的，他就一定有信仰。”托克维尔不仅是卢梭的学生，也是帕斯卡尔的学生，而后者是17世纪一位宗教哲学家，他比任何哲学家更能看到没有信仰的知识是何等空虚。人或许是理性的动物，但我们的理性在深奥莫测的宇宙面前几近于无。帕斯卡尔写道：“一滴水，一口气，就足以致人于死地。人只不过是一根芦苇，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是，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芦苇。”灵魂展现出某种对永恒的追求和渴望，以及某种对物理实存的限制的厌恶：“宗教只是希望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而宗教的自然合乎人心，正同希望本身的自然合乎人心一样。只有人的理智迷乱，或精神的暴力对人的天性施加影响，才会使人放弃宗教信仰。但是，有一种不可战胜的力量，在使人恢复宗教信仰。没有信仰只是偶然的现象，有信仰才是人类的常态。" 在第一卷里，他 对 “多数人的暴政”的处理，很大程度上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和《联邦党人文集》的思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将民主制与多数统治联系到一起，多数统治通常就是穷人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施行的统治。民主的危险恰恰在于，它代表的是共同体内部一个较大阶层对少数人出于自身利益而施行的统治。因此，民主总是一种穷人对富人发起的潜在的阶级斗争，而且经常是由民粹主义政客煽动起来的。《联邦党人文集》的作者们也思考了这个问题。他们解决“多数人的党派”这一难题的办法，便 是 “扩大政府的规模”，免得产生一个持续存在的多数人党派。党派的数量越多，它们中任何一个党派以专制权力治理国家政治的可能性就越小。“怎么！享有立法特权的多数也想享有不遵守法律的特权！ "克维尔声称，大革命只不过是完成了早在旧制度时期就已开始的东西。历史大势向着越来越集中的行政集权发展，而这正是托克维尔深深忧虑的事情。用近年来一位美国总统的话说就是，“我们体察彼此痛苦的能力增强了"。对此，托克维尔毫不隐讳他的怀疑：“是我们现在比我们的祖辈更有感情了吗？我不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我们的感情已扩展到更多的事物上去。" 在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编的一处旁注里，托克维尔写道：“暴政之下，自由尚能生根发芽；行政专制之下，自由绝不会诞生，更谈不上发展。暴政也能造就自由的民族，行政专制却只能产生革命或者恭顺的人民。”统治者这样把每个人一个一个地置于自己的权力之下，并按照自己的想法把他们塑造成型之后，便将手伸向全社会了。他用一张其中织有详尽的、细微的、全面的和划一的规则的密网盖住社会，最有独创精神和最有坚强意志的人也不能冲破这张网而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并不践踏人的意志，但他软化、驯服和指挥人的意志。他不强迫人行动，但不断妨碍人行动。他什么也不破坏，只是阻止新生事物。他不实行暴政，但限制和压制人，使人精神颓靡、意志消沉和麻木不仁，最后使全体人民变成一群胆小而会干活的牲畜，而政府则是牧人。尤其是大学校园里，你能想象的最糟糕的道德过错就是被人指责为“麻木不仁”。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关心(或者假装关心)比自己不幸的他人的遭遇，其结果便是创造出一种同情的新型等级秩序，在这样的秩序中，一个人的优越感就体现为某种对他人的高度敏感与同情。“政治正确”的意思就是：“谁是我们当中最敏感的人？ ”当代各种形式的“政治正确”和其他一些道德愚昧的根基，全在于这种错位的同情。信奉社会主义的工人选择追随自己的国家。事实在于，我们恰恰是通过关心身边最亲近的人，才学会了关心他人。世界主义的国际主义有一个缺点，就是将人们从各自的传统和当地的习俗中连根拔起，而它们都是多数人认为值得尊崇的事物。世界主义理想几乎没有为敬畏感或神圣感留下多少地盘。古代的史家希罗多德讲过一个关于波斯人的故事，他说：“他们最尊重离他们最近的民族，认为这个民族仅次于他们自己，离得稍远的则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余此类推；离得越远，尊重的程度也就越差。这种看法的理由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一切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住得离他们越近，也就越发优越。因此住得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差的了。”判断力需要经验。判断不只是一门可以靠记忆力死记硬背和生搬硬套的技术。相反，它有点像是学习一门语言：学语言并不只是记住语法和句法，而是要沉浸在语言本身当中。判断更需要的是综合能力，而非分析能力。判断并不需要知道更多事实或者拥有知道更多事实的方法，而是要求能在别人行动之前就看清形势，知道做什么，以及什么时候去做。它是一种适应能力，适应常常难以预料的新形势，为的是保证国家这艘航船平稳前行。

《1678天路历程》

于是宣道师继续说，注意听着我将要讲给你听的事情。 我现在告诉你，欺骗你的是谁，他叫你去找的那个人是谁。你碰到的是老世故，这个名字和他这个人配得正合适；因为一则他只喜欢世俗的学说11——所以他总是到道学村去做礼拜；二则他最喜欢那种学说， 因为那是他可以逃避十字架12的最好办法；由于他具有这种世俗的气质，他才要曲解我的正确的路线。这个人的话里有三点你得绝对深恶痛绝。1. 他使你离开正路。2. 他千方百计使你觉得十字架讨厌。3. 他引你走上那通向死亡领域的道路。第一，你必须痛恨他叫你离开正路；不只这样，你还得痛 悔你自己同意了他；因为这样做就是为了听从一个老世故的劝 告而拒绝上帝的宝训。上帝说，“要努力进窄门13，”就是我指 点你去的那扇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找着的人也少14。”这个邪恶的人使你离开这小门，离开通往这门的路，几乎 把你引到灭亡；因此要痛恨他叫你离开正路，也痛恨你自己， 因为你听了他的话。第二，你得痛恨他想出种种方法使你讨厌十字架；因为你应当“看它比埃及的财物还宝贵15。”并且荣耀的王已经告诉你，“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16。”还有，“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17。”因此我说，要是有人拚命劝诱你，说十字架会带来死亡，你得痛恨这个说法，因为根据真理，不经过死亡， 你就不会得到永生。第三，你得痛恨他引你到那条通向死亡领域的道路。关于这一点，你得考虑他叫你去找的是谁，同时也得想到那个人是多么无能，他哪有力量解除你的负担。解释者回答说：客厅就等于一个从来没有受到福音的仁慈的恩典洁净过的人的心；灰尘就等于使整个人堕落的原罪和内心的腐败。头一个开始打扫的是律法；但是后来拿水来洒的是福音。刚才你看到第一个人开始打扫的时候，灰尘满屋子飞扬，使他无法打扫得干净，而且你的喉咙几乎给噎住了；这是让你知道，律法，凭它的作用，非但不能洗净心里的罪3；反而使它复活，给它力量4，使它在心灵里扩大起来5；虽然律法能发现罪恶并禁止罪恶，但是没有力量克服它。解释者就说：这两个小孩代表两种典型：情欲代表世俗的人11，耐心代表来世的人 12；因为就像你看到的，情欲要在今年里，就是说今世里，得到一切；世俗的人都是这样，他们现在就要所有的好东西，他们不能为着他们应得的份等到明年，也就是说等到来世。在他们看来，“手中一只鸟胜过林中的两只，”他们信奉这句俗语胜于信奉一切关于来世的好处的神圣的见证。可是就像你看见的，他很快地都花费净尽，不久只剩下一身破衣衫，所有这种人到末了都是这样情形。解释者说：不但如此，你还可以再加一句，那就是，来世的荣耀是永远不会消失的；而今世的一切都会过去的。因此情欲并不为了他先得到好东西而有理由取笑耐心；相反地，倒是耐心由于最后得到好东西而有理由讥笑他；因为前者一定得让位给后者，后者一定有时回运转的日子；可是后者就不需要让位给别人；因为没有接着来承继的人了。因此，谁先得到一份的，总有一天会花掉；而最后得到的人一定会永久守住；所以对财主们就这样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13。”这时我在梦里看见他继续这样走着，后来走到一块洼地上，在那里，也就是在这条路的近旁，有三个人睡得正香，他们的脚踝上全上着脚镣。他们一个叫做愚蠢，一个叫做懒惰，第三个叫做傲慢。愚蠢说，“我看不出有什么危险；”懒惰说，“再睡一会吧；”傲慢说，“每个人得靠自己。”说完他们又躺下去睡觉，基督徒也就继续走他的路。基督徒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最精采的；我还看到一些别的事，譬如——我看见三个人，愚蠢、懒惰和傲慢，当我一路走来的时候，见他们都上了脚镣睡在路旁边不远的地方；可是你想我能把他们叫醒吗？我还看见形式主义者和虚伪越墙而来，他们自称是要到锡安去的,可是他们不久就迷路了；我事先就告诉他们会有那样的结果，但是他们不相信。基督徒说：我的确是在你的领域里出生的，你的事务实在不好办，而你给的工资又叫人简直没法维持生活——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1；因此我年纪大了以后，像别的有思想的人一样，就注意有什么补救的办法。忠信说：说了些什么？ 他竟然反对宗教哩。 他说，一个人信奉宗教是件凄惨、下流、卑鄙的事情。他说，一颗温柔的良心不是一个大丈夫所该有的东西；一个人对话语、行为要那样小心，以致使自己受到种种的束缚，不能像历代的英雄豪杰所习惯的那样为所欲为，这样做准会使他贻笑万世。他还说，过去也只有少数有权势、有钱或者聪明的人有跟我同样的见解；而且在他们还没有成为傻瓜的时候，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了一个不明不白的目的而不顾一切地去冒险。忠信说：这使我想起摩西曾经讲过的，怎样的野兽才算洁净6。凡是蹄分两爿、倒嚼的才洁净；光是分蹄，或光是倒嚼的都不洁净。兔子倒嚼，可是不洁净，因为它不分蹄。这真像多话，他倒嚼，他追求知识；他嚼话语，可是他不分蹄。他不离开罪人的道路；他像兔子，保持着像狗或熊一样的脚，因此不洁净。的确，爱讲话和爱夸口的人喜欢知道；可是上帝喜欢人去做。这并不是说，没有知识，心灵也可以称得上完美， 因为没有它，心灵就算不了什么12。因此，知识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对事物的空洞的思考的知识，一种是伴有信心和爱心的天惠的知识，这种天惠使一个人真心诚意地按上帝的意旨行事：前一种知识很合空谈家的胃口；可是，如果没有后一种的知识，真正的基督徒是不会满足的。基督徒说：你跟他那样坦白地谈，是做得对。现在像这样老老实实对待人的作风实在少有，因此很多人唾弃宗教；因为他们是好说话的傻瓜，他们的信仰只在口头上，行为既放荡又虚伪，又由于他们跟正义的人常在一起，他们使世人觉得费解，他们玷污基督教，并且使诚实人痛心。浮华市是他们到天国去的必经之地，他们就设法在那儿建立一个市集——在市集上卖的是各种各样浮华的东西，并且终年不散。因此市集上卖的尽是这样的东西：房子、地皮、职业、位置、荣誉、 升迁、爵位、国家、王国、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 鸨母、丈夫、儿女、主人、奴仆、生命、鲜血、肉体、灵魂、 金银、珍珠、宝石等等。并且在市集上随时都可以看见变戏法的、骗子、斗技、赌博、小丑、仿效人的人、无赖、恶棍等无所不有。这儿还可以一钱不花地看到偷窃、谋杀、通奸、假发誓的人，令人触目惊心。陪审委员团委员盲目先生、无用先生、恶意先生、纵欲先生、放荡先生、任性先生、傲慢先生、敌意先生、说谎先生、残暴先生、恨光明先生和执拗先生都走了出去。他们个个都评判他有罪，后来全体一致决定在法官面前评定他有罪。起初他们在商量的时候，陪审长盲目先生说，我看得清清楚楚这个人是个邪教徒。接着无用先生说，世界上不需要这种人！恶意先生说，对，我看见他就讨厌。接着纵欲先生说，我决不能容忍他。放荡先生说，我也不能，因为他将来一定会老责备我的作风的。任性先生说，把他绞死，把他绞死！傲慢先生说，一个可怜的平凡无用的东西。敌意先生说，我从心底里讨厌他。说谎先生说，他是个无赖。残暴先生说，绞刑还便宜了他。恨光明先生说，我们赶快把他处决了吧。接着执拗先生说，即使拿全世界给我，我也不能跟他妥协，我们立刻判他死罪吧。他们就这样做了；因此他不久被判了罪，庭上吩咐把他从法庭带回到他原来的地方去，在那儿受可能想象得到的最残酷的死亡。私心说：几乎全城的人都是我的亲戚；尤其是我的激进主义爵士，我的随波逐流爵士，我的花言巧语爵士，这城市的名字就是从他的祖先来的；还有圆滑先生，两面派先生，无所谓先生；我们教区牧师骗人先生是我的舅舅； 老实说，我已经成为上流绅士； 可是我的曾祖父不过是个船夫，一边张望，一边划船，我也是从同样的职业获得大部分的财产。看见私心后面还有三个人；而且他们赶上私心的时候，私心向他们鞠了个九十度的躬，他们也向他还礼。他们的名字是：恋世先生，爱钱先生，吝啬先生。私心先生从前就认识他们；因为他们小时候是同学，他们的校长是求利城的支配人先生，那是北方贪财州的一个市镇。这位校长传授他们搜刮的技术，不论是利用强力、欺骗、谄媚、谎话或者披上宗教外衣的手段，他全都教给他们。这位校长的技术大部分都传给这四位先生，因此他们每个人都有能力办这样一所学校了。私心说：我们的确是；但是前面那些人可真严格，思想又顽固得不得了，并且非常不尊重别人的意见，不管一个人多么好，只要跟他们不完全一致，他们就拒不为伍。吝啬说：这可不行；我们看到有些人过分正直；这种人的严峻使他们专爱判断人，责人严而责己宽。不过，请告诉我，你跟他们不同的意见在哪方面，有几点？私心说：他们顽固地断定，不论什么天气他们都得拼命赶路，而我是要看风势。他们轻而易举地愿意为上帝冒一切危险；而我要利用一切机会保住我的生命和财产。他们要坚持己见，尽管所有的人都反对他们；而我只在时势和我的安全跟信仰不发生冲突的时候才赞成它。他们支持宗教，即使他衣衫褴褛、受人蔑视；而我只在他衣冠楚楚、在风和日暖受人喝采的时候才拥护他。恋世说：啊，等一等，好私心先生；至于我，我只能认为他是个傻瓜，他有自由保住他所有的，却那么傻，竟把它丢掉。让我们像蛇一样狡猾，乘机行事是上策。你看蜜蜂在冬天怎样伏着不动，只在它能得到好处和娱乐的时候，才出动。上帝有时赐雨水，有时赐阳光；若是他们这种傻瓜要在雨里走路，我们就在晴天走走算了吧。至于我，我最喜欢那种会保住上帝赐给我们的好东西的宗教；因为哪一个有理智的人会以为，既然上帝赐给我们今生的好东西，他会不让我们为了他保住它们？亚伯拉罕和所罗门在信仰中发了财；约伯说，一个好人“得鄙弃珠宝如尘土。”不过他一定不像我们前面那两个人那样，要是他们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吝啬说：我想我们在这一点上是完全同意的，因此没有多讲的必要了。爱钱说：的确对这事没有多谈的必要；因为一个既不相信《圣经》又不相信理智的人（你知道这两样在我们这一边都兼有了），就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权利，也不替自己的安全着想。私心说：弟兄们，你们都知道，我们是走天路的；为了避开不好的事情来做更好的消遣，请准许我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假定一个人，一个牧师，或者一个商人，或者其他什么人， 有机会得到世上的好东西，可是，如果他在某些信仰问题上不曾具有极大的热诚，他是无论如何得不到那些东西的——，至少他得在外表上对这种过去他从不接触的问题具有极大的热诚；那么，他是不是可以为了要达到他的目的，利用这个方法， 同时又仍旧是个正直忠实的人呢？爱钱说：我看出你这问题的真谛；如果这几位先生允许的话，我就试作答复。首先，拿这问题对一个牧师来说。假定一个牧师——一个可敬的人，只有很菲薄的圣俸，而在他的心目中却有一个好得多、圣俸大得多的差事；他现在有机会取得它，只要他更努力、更经常、更热诚地传道，而且为了迎合人家的脾胃，只要他变更一下他的某些原则；在我看来，我可看不出一个人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只要他有理由），而且做更多的事情，同时仍旧是个忠实的人。因为：——1. 他对一个较优厚的圣俸的渴望是合法的（这是无可否认的），因为这是上天的意思把它放在他面前的；因此他可以设法得到它，不必顾到良心的问题。2. 况且，由于他对那圣俸的向往，他可以成为更努力、更热诚的讲道师或者什么的，因而使他变成一个更好的人，是的，这会使他的学问进步；这是合乎上帝的意旨的。3. 至于他为了迎合人们的脾胃，为了为他们效劳而放弃某些原则，这说明：（1）他的性情是不自私的；（2）他的态度是温和、讨人喜欢的；（3）因此他更适合于他的牧师职位。4. 因此我断定，对一个从圣俸低微的职位转到圣俸较高的职位的牧师， 我们不该由于他这样做就认为他是贪财；既然他在才能和勤劳方面因而都有了进步，我们应该认为他是一个执行天职并且乐意利用行善机会的人。现在谈到问题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关于你所提到的商人的问题。假定这样一个人的生意很清淡，可是只要采取虔诚的态度，他就可以扩大买卖，或者找一个有钱的妻子，或者招揽更多更好的顾客。我呢，我可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做。 因为：——1. 虔诚是个美德，不管一个人用什么方法使自己变得虔诚。2. 娶个有钱的妻子，或者招揽更多的顾客到店里来并不是什么不正当的事。3. 况且一个人由于虔诚而取得这些，他得到的是好的，由于他自己变好，他取得的也是来自好人；因此他有好妻子、好 顾客和好利润，而他之所以得到这些东西是由于他变虔诚了，这也是好的；所以为了要得到这些东西而变得虔诚是又好又有利的企图。接着基督徒说，即使一个初信的人也能回答一万个这种问题。如果为了面包而追随基督已经是不对的2，那么利用他和宗教作为取得世间物质享受的口实，更是多么可鄙！我们发现只有异教徒、伪善者、魔鬼和女巫才有这种想法。1. 异教徒：因为当哈抹和示剑垂涎雅各的女儿和牲畜，而且知道除了受割礼以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把她和牲畜弄到手的时候，他们就对他们的同伴说，“假使我们中间所有的男丁，都要受割礼，和他们一样，那么，他们的群畜、货财和一切的牲口岂不都归我们了吗？”他们所想得到的是他们的女儿和牲畜，而宗教是他们用来达到目的的借口。请看整个故事3。2. 伪善的法利赛人也相信这一套；他们用冗长的祷告来虚饰门面，可是他们一心只想取得寡妇的房屋，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天罚4。3. 犹大——魔鬼的化身也有这样的宗旨；他崇拜钱包，因为他可以得到里面的东西；可是他完蛋啦，他给抛弃了，永远沉沦了。4. 术士西门也抱这样的宗旨；因为他要圣灵，为的是要取得钱财；因此彼得定了他的罪5。5. 我总认为，如果一个人为了世事而信宗教，他也会为了世事而丢开宗教； 因为犹大就是为了世界上的东西才变得虔诚，所以他也为了世界上的东西出卖他的信仰和他的主。因此，对这个问题作肯定的答复，像我看见你们已经做了那样，并且认为这答复是正确的，那是邪教的、伪善的、魔鬼似的作为；而你们所要得到的报应是以你们的行为为准的。基督徒说：以扫的确卖掉了他长子的名分，许多别人也这样做，因而失去主要的祝福，就像这个卑鄙的人一样，不过以扫跟小信是有分别的，他们的情况也不同。以扫的继承权是独特的，小信的珍宝却不是。以扫太重视他的肚子，小信可不那样。以扫的需要是满足他的肉欲，小信的可不是。并且以扫的眼光只能看到他肉体的满足：“我将要死”（他说），“这长子的名分于我有什么益处呢9？”可是小信，虽然他的信心不大， 他却能靠着那一点信心免于这种放肆的行为， 并且还能重视他的珍宝，不至像以扫那样把它们卖掉。你不论在哪一方面都看不出以扫有信心， 没有，连一点点也没有；因此当他整个人受到肉欲的支配时（在一个没有信心来抵御的人就会这样），要是他把继承权、灵魂和一切都卖给地狱的魔鬼，那也不足为奇；这种人跟野驴一样“起性的时候，谁能使他转去呢10？” 当他们一心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时，不管得付出什么代价，也在所不惜，总是非要达到目的不可。但是小信又是一种性情；他一心只想天上的东西；他是靠超世俗的东西而活着的；因此，这样的人把他的珍宝卖掉（假使有人收买的话）去换取精神上的空虚，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会花钱去把肚子塞满干草吗？或者你能劝斑鸠像乌鸦那样去吃腐烂的尸体吗？尽管没有信心的人为了肉欲会典当、抵押或者卖掉他们所有的，连他们自己也一起卖掉，可是具有信心（能拯救自己的信心）的人，虽然信心并不大，他也不会那样做。因此，我的兄弟，你就错在这一点上。盼望说：为什么，我的兄弟？对一个作工的人来说，睡眠是甜蜜的；要是睡一会儿，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的精神的。基督徒说：你不记得牧人的话吗？他叫我们要小心谨防着魔之地。他的意思就是不要我们睡着。“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1。”无知说：唔，我想着上帝和天堂。基督徒说：魔鬼和沉沦的人也会想这些东西。无知说：但是我想着他们，还渴望他们基督徒说：许多不可能到天堂去的人也这样渴望。“懒惰人羡慕，却无所得26。”无知说：但是我想着他们，为他们抛弃掉一切。基督徒说：这一点我可不大相信；因为抛弃一切不是件容 易的事——是呀，比许多人所认为的要难得多。不过，为什么你会相信，你根据什么相信自己为上帝和天堂抛弃了一切？无知说：我心里这样想。基督徒说：贤者说，“心中自是的，便是愚昧人27。”无知说：那是指一个邪恶的心而说的，而我的心是好的。基督徒问：你怎么证明你的心是好的呢？无知说：它用对天堂的希望来安慰我。基督徒说：这也可能是受了你自己的心的欺诈；一个人的心可能使他对一件他根本还没有理由对它存着希望的东西抱着希望，因而得着安慰。无知说：但是我的心跟我的生活是一致的，因此我的希望是有根据的。基督徒说：谁告诉你，你的心跟生活是一致的？无知说：我自己这样想。基督徒说：问我的伙伴我会不会骗你！你自己这样想！在这件事上，除非上帝做你的证人，别的证明一概无效。无知说：但是，一个好的心准会有好的思想，难道不是这样吗？难道符合于上帝的戒律的生活不是好的生活吗？基督徒说：是，有好思想的心才是好心，遵守上帝戒律的生活才是好的生活；但是，能做到这样是一件事情，光是这样想想又是另一件事情。基督徒、无知和盼望谈话。无知说：请问，怎样的思想你才认为是好思想，怎样的生活你才认为是遵守上帝戒律的生活？基督徒说：有各种各样的好思想——有的是关于我们自己，有的关于上帝，有的关于基督，有的关于别的东西。无知说：哪些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好思想？基督徒说：符合于《圣经》的就是好思想。无知说：什么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想法才符合于《圣经》？基督徒说：当我们像《圣经》那样裁判自己的时候。让我解释一下：关于处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圣经》说，“没有一个正义的，没有一个好人28。”它还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29。”又说， “人的思想从少年时代就是邪恶的30。”因此，当我们对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并且认识到自己多么败坏的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能算是好的，因为这种想法是跟《圣经》上所说的一致的。无知说：我决不相信我的心有这样坏。无知说：唔，简单的说，我想我得相信基督才能解脱我的罪。基督徒说：怎么！当你不觉得需要他的时候，竟然会认为非相信他不可！你既看不出你原始的弱点，也看不见你实际的弱点；对自己和自己所作所为有这样一种看法，使你显然成为一个从来不觉得需要靠基督的义在上帝面前称义的人。那么你怎么说，你相信基督呢？无知说：尽管如此，我还是很相信。基督徒问：你怎么相信呢？无知说：我相信基督为罪人而死；并且由于我遵守了他的律法，他接纳了我，因而将来我在上帝面前可以免受天罚。或者这样讲：由于他的功劳，基督使他的父亲满意我的虔诚的修行；因此我将蒙恩得以赦免众罪。基督徒说：让我对你这种信仰的表白作一个答复吧：1. 你的信仰是一种异想天开的信仰；《圣经》上从来就没有提到过这种信仰。2. 你的信仰是一种错误的信仰；因为这种信仰是把基督的正义应用到你自己身上来。3. 这种信仰认为并不是基督为你释罪，而你是靠了自己的行为获得释罪；你是因你自己的行为才不被定罪，这是完全错误的。4. 因此这种信仰是虚假的，而且它根本不能使你逃脱全能的上帝的愤怒；因为真正的赦罪的信仰使一个知道自己因守律法而走错了路的人投到基督的庇荫之下， 靠他的义避过大难（他 的义并不是为了要释你的罪，使上帝满意于你的顺从的一种恩典，而是他自己对律法的遵守，因为他代替我们，因我们的缘故做了并忍受了律法需要他做的和忍受的）；这种义，我说， 是真正的信仰所乐于接受的； 在它的羽翼下灵魂得到保护，而且给纯洁无疵地带到了上帝面前，蒙上帝的悦纳，免于定罪。无知说：什么，难道你要我们不依靠自己而完全依靠基督的作为吗？ 这种妄想会使我们放纵欲望，随心所欲地生活；因为，如果我们相信基督的义能解除我们所有的罪，那么我们怎样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基督徒说：你的名字是无知，你，就像你的名字一样，也是无知的；你刚才的回答证明了我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你不懂什么是赦罪的义，也不懂怎样通过对它的信心来逃避上帝猛烈的愤怒，保全你的灵魂。 不仅如此，你也不明白相信基督的义能拯救人的这种信心的真正作用， 这种信心使人爱基督，爱他 的名字、爱《圣经》、爱他的道路和他的子民，而不像你无知地所想象的那样。盼望说：问他基督有没有从天上启示给他看过。无知说：什么！你是相信启示的人！我想你们俩和其他所有的人所说的关于启示的事只是神经错乱的结果。盼望说：怎么，老兄！肉身的人自然看不见基督的，除非天父把他启示给他们，他们是无法认识他而得到拯救的。无知说：这是你的信仰，可不是我的；不过我敢说，我的信仰不比你的差，虽然我脑子里不像你那样有那么多怪念头。基督徒说：请让我插一句话。 你不该小看这件事； 我可以大胆地肯定，就像我的好伴侣刚才做的，除非天父启示，没有人能认识基督32；并且本着相信来认识基督的信心 33（如果它是那种正确的信心）也一定是由他那浩大的能力促成的34； 可怜的无知，我看出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信心的作用。所以醒来吧；张开眼来看看你自己有多么污秽，奔到主耶稣那儿去吧； 靠着他的义，也就是上帝的义（因为他就是上帝），你一定可以免去定罪。基督徒说：那么我说，他们有时候也可能悔罪，并且担心自己的情况的（我是这样想）；可是他们因为生来无知， 不懂得悔罪对他们有好处；因此他们想尽办法不让自己悔罪，继续 放肆，自以为是。盼望说：我相信，就像你说的，担心对人大有好处，并且在他们开始走天路的时候就使他们不至于走错路。基督徒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只要是正确的畏惧；因为《圣 经》上这样说，“敬畏主就是智慧35。”盼望说：你怎样形容正确的畏惧？基督徒说：正确的畏惧可以凭下列三点发现：——1． 根据它的起因；它是从使人得救的悔罪中产生的。2． 它驱使人为了灵魂的救赎而紧紧抓住基督。3． 它使人的心灵不断崇敬上帝以及他的道路和《圣经》； 它使人心温柔，使它惧怕背弃上帝，他的道路和《圣经》，也怕偏左或偏右，并害怕任何侮辱上帝的事情、扰乱内心的平安、使圣灵忧伤或者引起魔鬼的非难。盼望说：讲得好；我相信你说出了真理——我们现在是不是已经走完了着魔之地？基督徒问：怎么？你是不是对这番谈话厌倦了？盼望说：不，真的不是，我只是要知道我们到了哪儿了。基督徒说：我们至多再走两英里路就可以走出着魔之地。——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刚才的话题上去吧。愚蠢的人不知道那种会使他们害怕的悔罪对他们有好处，因此他们想尽办法窒息这种悔罪之心。盼望说：他们怎样想法子窒息它呢？基督徒说：1．他们认为那种恐惧是魔鬼引起的（虽然那的确是上帝的作为）；抱着这种想法，他们抵御那些恐惧，把它们当作会促使他们灭亡的东西。2．他们还认为这些恐惧对他们的信心会有不好的影响；而其实呢，哎呀，可怜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信心！因此他们硬起心肠，对恐惧置之不理。3．他们 自以为不应该害怕，因此，他们不顾那些恐惧，变成傲慢自信的人。4．他们看出那些恐惧会赶走他们一向具有的那种可怜的自以为有了的圣洁，因此他们竭力反抗它们。基督徒说：他有一次对我说，他决定要走天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突然间他认识了一个名叫偷懒的人，从那以后他对我就像个陌生人。盼望说：好，既然我们谈起了他，让我们来研究一下，他以及他的那些同类为什么突然堕落了。基督徒说：这种谈话可能很有益处；不过请你开始。盼望说：那么，据我判断，有四个原因：——1．虽然这些人的良心觉醒了过来，可是他们的思想还没有转变；所以，因知罪而产生的力量一消失，宗教热诚也就冷淡下去；他们自然而然地又回到老路上去；就像我们看见一只狗因为吃了某种东西得了病，在它病的期间，它把什么都一古脑儿吐了出来； 它并不是自愿这样做（如果我们可以说狗有意志的话），而是因为食物在它肚子里作怪。可是，它的病一好， 它的肠胃也舒服了；它并不讨厌自己所吐出来的东西，因此又回过头来把一切都吃下肚去；由此看来，《圣经》上写的可不假，“狗所吐的它转过来又吃37。”所以我说，如果只是因为认识到地狱的折磨，又害怕这种折磨，因而热衷于天堂，那么， 对地狱的观念和对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他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也会跟着冷淡下去。 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当他们知 罪的心和恐惧一消失，他们对天堂和幸福的渴望也就不再存在， 那时候他们就回到老路上去了。2．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被一种奴隶性的恐惧所控制，我现在说的是他们对人们的恐惧；“因为惧怕人的，陷入罗网38。” 因此，虽然当地狱的火焰快要烧着他们的耳朵的时候他们好像很热衷于天堂，可是到那种恐怖心稍微差一点的时候，他们又 改变了主意——那就是：放聪明些有好处的，还是不要冒那失去一切的危险吧（他们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想法，是因为他们什么也不懂），或者至少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可避免和不必要的麻烦吧；于是他们又随俗了。3．宗教所给他们带来的羞辱也成为一种阻碍； 他们傲慢、自大，在他们看来宗教是卑微、下贱的；因此当他们失去对地狱和将来的天罚的观念的时候，他们又回到老路上去。4．认识到自己的罪和思考将来可怕的光景， 对他们来说是痛苦的。在苦难没有临到头上之前，他们不愿意正视它；虽然，如果他们愿意正视那些苦难的话，也许他们一看到它就会逃到 正义的人为了避难所投奔的地方去；不过就像我前面所指出的，他们不愿意想起罪和以后那种恐怖的光景，因此，一旦他们摆脱了对上帝的愤怒和恐怖的觉悟，他们就乐于硬起心肠，选择了会使他们心肠越来越硬的道路。基督徒说：你这话真是一针见血，因为根本问题是在他们没有改变心意；因此他们就像站在法官面前的罪大恶极的罪犯。他浑身打战，好像真心真意地悔改，可是实际上却是由于害怕绞索；显然，他并不是真的对犯罪感到厌恶，因为，只要他得到了自由，他还要行窃，还要做一个恶棍；反过来，要是他从心底里改变过来，他就不会这样。盼望说：我已经把他们堕落的原因讲给你听了，现在请你讲讲他们怎样堕落。基督徒说：我很愿意讲：——1．他们把所有凡是有关上帝、死亡和将来的审判的念头全都抛在脑后。2．接着他们渐渐抛开个人的义务，如在私室里祈祷，压制欲望，警戒，为犯罪痛苦等等。3．然后他们躲避活泼、热心的基督徒们。4．这以后他们对听道、看《圣经》、参加聚会这一类的义务渐渐冷淡。5．接下来，他们开始，就像我们说的，在虔诚的人身上找错儿，而且穷凶极恶地挑剔，目的是要显得把宗教抛到九霄云外是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了某些缺点）。6．于是他们开始跟世俗的、放荡的和淫邪的人为伍。7．接着他们就暗地里开始世俗的放肆的谈论；如果他们看见被认为正派的人也这样做，他们就很高兴，因为他们可以仿效他们，更大胆地做起来。8．这以后他们开始公开地犯小罪。9．然后，他们硬起心肠，原形毕露。这样又给送进苦难的深渊。这时候，除非受到了出乎恩典的奇迹的拦阻，他们将永远在自欺中灭亡。于是他的同伴说，别担心,我的兄弟；我碰到河底的，没有问题。这时，基督徒说，啊！我的朋友，死亡的痛苦把我团团围住；我见不到流奶与蜜的地了。这句话刚说出口，一片黑暗和恐怖笼罩了基督徒，他只觉得眼前茫茫然。他已经失去大部分的理智，既记不起也不能有条有理地讲出他在路上吃过的任何一种可口的食物。但是从他所有的话中还可以听出他心里是多么恐怖，他生怕自己会死在河里，永远进不了天门。旁观者也可以看出，他想起了他过去所犯的罪，以致心里非常烦恼，有的罪是在他走天路以前犯的，有的罪是在他走天路以后犯的。同时也看得出，邪灵鬼怪的显现扰乱了他的心灵；因为他的话语中不时都有这种暗示。你在水中所经历的这些烦恼和痛苦并不表明上帝把你丢弃了；上帝是利用这些烦恼和痛苦来考验你，看你会不会想起你过去从他那儿得到的好处，在苦难中会不会靠他生活。他们说，你们现在是到上帝的乐园里去，在那儿你们会看见生命树，吃它那永不凋谢的果子；到了那基督徒和盼望渡死亡河.儿，他们会给你们穿上白衣15，你们每天可以跟国王一起谈天、散步，直到永永远远。在那儿，你们不会再看见你们在地上看到的东西——也就是悲痛、疾病、苦难和死亡；客人们就问，我们在圣地得做些什么？他们回答说，你们得在那儿享受你们过去劳苦的报酬，为你们所受过的苦难而欢乐；你们得收获你们所种植的18，就是你们一路上为国王所做的祈祷、所流的眼泪和所受的痛苦。在那儿你们得戴金的冠冕，能够永远瞻仰上帝；因为“在那儿你们会看见他的真体19。”在那儿你们会不断赞美他，一面呼喊一面感恩，你们在世间的时候也想服侍他；但是由于肉体的软弱，所以那时觉得非常困难。在那儿，你们看得见上帝，听得见他那令人无限欣慰的声音，耳目也都喜悦。在那儿，你们会遇到在你们之前上那儿去的朋友，重温友情；你们也会欢欣地迎接每一个继你们之后到达圣地的人。“这是我的邻居 名叫慈悲，她多年以来就和我一起奔走天路。来吧，看一看她那纯洁的脸庞学会如何辨明懒汉和天路行客！”是啊，让少女们向她学习，如何珍视未来世界的荣美。当步履轻盈的少女跟随上帝，让他惩治那些执迷不悟的罪人。就像当年青年人高呼“和散那！”而罪人们却对他嘲弄亵读。接下去再告诉他们“诚信老人”的故事，你会发现他满头白发；踏着天路客的足迹；是啊；告诉他们这位老人多么正直纯朴，他怎样背负十字架跟随慈爱的救主；对于那些白发老人来说，他也许是个启迪：爱主我神，为罪哀泣。“先生，”我问，“我们左边那个低洼处的城镇是什么地方？”那位名字叫做“睿智”的老先生说：“那里就是毁灭城，一个人口稠密的地方。但是，居住在那里的都是一些道德败坏、游手好闲的人。”你知道，人们在回忆失去的爱情关系的时候，往往会陷于沉思而不能自拔。她想着想着，就会涕泪交流。“唉，”女基督徒说，当时我们跟他一起走本是义不容辞的事儿！如果那样，我们的日子就比现在好过得多了。尽管当初我愚笨地认为，你们父亲的烦恼是由于他迷恋于一些虚妄的东西，或者被一些忧郁的思绪所缠绕，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那是出自另外的动机，也就是说，他那样做是因为看见了生命之光。在我看来，由于生命之光的照耀，他才能逃出死亡的陷阶。“孩子们听了以后又一次痛哭流涕，哭喊着：“哇，今天我们算是倒霉透了！”女基督徒啊，你要知道苦尽甘来的道理。你也要像他那样，必须经历一番艰险才能进人天城。因此，我奉劝你要追随你的丈夫基督徒的足迹。就像顽童们通常喜欢做的那样，女基督徒的孩子们看到那些被果实压弯了的树枝子，十分高兴，跳起来抓住树枝子，摘了些果子就往嘴里放。他们的妈妈为此大声斥责，但是那些孩子们就是不听。“哎呀！”女基督徒说，“孩子们，你们这是违法行为，因为那里的水果不是我们的。”她根本不知道那是敌人的。我敢说，要是她知道真相，肯定会吓死的。当世俗的事情控制了一个人的心的时候，就会使他的精神远离上帝。晓谕说道：“你们必须学习这只绵羊的忍耐精神，对残暴和肆虐忍气吞声，毫无怨言。你们看，它对于自己的死亡多么从容镇静，没有任何抵抗，它的皮从耳根开始被剥下。你们的主就把你们称为他的绵羊。”晓谕说道：“瞧，你们所期待的是果实，而对于那些没有果实的麦秸谷梗，你们要把它们化为灰烬，或者使它们被人任意践踏。你们要留神，不要因为没有果实而使自己的良心受到责备。”接着，他们从外边往回走。途中，他们看见一只小巧的知更鸟嘴里衔着一只大蜘蛛。晓谕说道：“你们看！”他们看去，慈悲很惊讶；但是女基督徒说道：“多么丢人现眼！知更鸟本来漂亮可爱，比许多别的鸟都优越超群，又喜欢亲近人类，我本来认为它们是靠面包渣充饥的，或者依靠其它无害的东西。看到它吃蜘蛛的景象，我可不像以前那样喜欢它了。”晓谕接着说道：“这只知更鸟是一个象征，用以说明某些信徒恰如其分。因为像这只知更鸟一样，他们在说话的口气、外貌和姿态等方面看起来都很优雅，他们似乎也对虔诚的信徒无比热爱，特别渴慕同他们交往，愿意和他们结为同伴，好像他们依赖好人的面包渣就能够为生似的。因此，他们就假装如此，经常到一些圣洁的人们家中去，或者到崇拜上帝的地方去。但是，当四周没人的时候，他们就像那只知更鸟一样，也会捕捉和吞噬蜘蛛。他们可以改变食谱，为非作歹，吞咽罪恶如同喝水一样痛快。”于是，晓谕开始讲了一些格言，说道：“母猪越肥胖，就越向往泥坑；公牛越肥壮，走向屠夫时就越趾高气扬；好色之徒体魄越健壮就越容易放荡不羁。“所有的船长在遇到暴风雨而面临沉船危险的时候都会先把船上最不值钱的物件抛到水中有谁会先把最珍贵的东西扔掉呢？只有不敬畏上帝的人才会那样愚蠢。”“女子喜欢打扮得优雅漂亮，但是更能使上帝喜悦的还是崇高的情操和美好的德行。”“守候一两个夜晚要比整年警醒容易。同样一个人开始有好的行为比较容易而持之以恒、坚持到底——他理所当然应该如此——就困难得多。”“一个小洞会使一条大船沉没，一种罪恶就会使一个罪人毁灭。”“后却朋友就是对他人忘恩负义，忘却救主则是对自己残酷无情。”“一个人生活在罪恶之中而谋求未来的幸福，犹如一个人种的是麦仙翁却奢望收获大麦和小麦以堆满自己的谷仓。”“一个人要想活得好，就必须把每一天都当作一生中的最后一天，并且时刻珍惜。”“挑拨是非和随波逐流这些行为本身就证明世上的罪恶。”“如果人们对上帝并不看中的尘世如此迷恋那么他们会如何看待上帝所称许的天堂呢？”“如果我们对充满了问题和麻烦的尘世生活恋恋不舍，那么我们怎么会明白永生的意义呢？”“人人都会赞扬常人的良善，有谁会按照他本当做的那样，因为上帝的仁慈而受到感化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世人总是来去匆匆。然而，耶稣基督的功绩和公义是全世界取之不尽的财富。”晓谕说了这些话之后，又带领他们到他的花园中去，来到一棵树前。那棵树的树于内部已经腐烂成为空心，但是仍然活着，还有枝叶。慈悲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棵树，”晓谕回答说，“外表中看，但是内里已经腐朽。许多待在上帝国中的人就和这棵树一样，外强中干。他们口中对上帝赞口不绝，但是实际上对上帝的事情漠然置之。他们虽然枝叶茂盛，但是内心却冷漠空虚，只配作为魔鬼煽风点火的燃料。”这时我在梦中看见，女基督徒一行继续前行，来到一个地方。当年基督徒奔走天路时从这里经过，看到天真、懒惰和自负在那里躺卧睡觉。事过境迁，那三个人被铁链吊在路对面不远的地方。女基督徒一行的向导和领队神勇走在前面，慈悲向他问道：“那三个都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被吊在那里？”“那是三个品质十分低劣的家伙。”神勇说道，“他们自己不愿意走天路，还想方设法阻挠别的天路行客。他们自己既懒惰父愚蠢，还想使别人和他们成为一丘之貉，并且欺骗他们说以后自有好的结果。当年基督徒路过此地时，他们三个人正在昏睡；现在你们从此经过，他们被吊起来了。”慈悲问道：“那么有没有什么人听信他们的劝告？”“当然有了。”神勇说道，“他们使好几个人偏离了正道。有一个名叫钝步的人就步了他们的后尘。还有短促、没心肝、好色、贪睡和一个名叫迟钝的年轻女子，都离开了正路，和他们成了一路货色。除此之外，他们还低毁主耶稣的形象，企图让人们相信他不过是一个监工而已。他们还贬低那片美好的乐园，说什么那里连人们伪称的一半都不如。他们甚至开始诽谤主耶稣的仆人，把他们中间最忠心的门徒说成爱管闲事的讨厌的家伙。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上帝的圣餐说成糟糠；把他的子女们的安慰说成幻像；把天路行客的跋涉和辛劳说成毫无目的，自讨苦吃。“真可悲，”女基督徒说道，“既然他们是这种无耻之辈，我永远也不会为他们叹息。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照我看来，他们被吊在靠近大路那么近的地方恰到好处，因为从这里路过的天路行客容易看到，并可以引为鉴戒。但是，如果把他们的种种罪行镌刻在一些铁板或者铜板上，摆放在这里甚至那些他们行凶作恶的地方，警告其他坏人，岂不更好吗？”“那都是一些苟且怠惰的人，”女基督徒说道，“他们投机取巧；上山的路对他们来说是望而生畏的。这就应验了经上的。句话，懒惰人的遗像荆棘的篱笆。”他们宁愿选择通往陷阶的道路，也不愿意走那条最终会通往天国的上山的道路。“说完，他们继续朝前走，并开始朝山上爬去。可是还没有爬到山顶，女基督徒就开始气喘吁吁，说道：“我敢说，登这座山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难怪那些人要选择平坦的道路，因为他们把贪图安逸享受看得比灵魂得救更重要。”为了生命，我宁愿攀登高梯，而不愿意堕入死亡的深渊。他们的向导回答道：“还不是因为迷糊贪睡或者疏忽大意？有人在应当保持清醒的时候却昏昏入睡，有人在应当留神的时候却马虎大意。这正是一些天路行客往往在休息场所丢三落四的确切原因。在欢天喜地的时候，他们应当保持警醒，恪守已经得到的东西。然而，由于掉以轻心，他们的欣喜往往被眼泪所淹没，心中明媚的阳光被阴云所遮蔽。基督徒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人的本质是什么？”审慎问道。“一种有理性的创造物，由上帝所创造，就像我弟弟刚才所说的那样。”约瑟回答说。。“那么，这里所说的拯救一词有什么含义呢？”她问。“它意味着人类由于罪的缘故而使自己陷入被束缚和被囚禁的痛苦境地。”约瑟说。“人类被三位一体的上帝所拯救这个概念又表明了什么呢？”审慎进一步询问道。约瑟说：“这句话的含义就是，罪是那样一个势力强大、残暴风猛的暴君，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使我们摆脱它的制约和束缚；它还表示上帝对人类是那样的仁慈和热爱，他真心实意地要把人类从这种痛苦的境地中拯救出来。”审慎继续问道：“上帝为什么要拯救可怜的人类呢？”“为了使他的圣名，他的恩典和公义等等都得到荣耀，也为了使他创造的人类得到永恒的幸福。”约瑟说。什么人一定会得到拯救？“审慎问道。“那些接受他的救恩的人呀。”他答道。“你为什么要到天堂去？”审慎接着问道。“因为我可以见到上帝，”撒母耳回答说，“我可以永不疲倦地为他服务2我可以见到基督，矢志不移地永远爱他；我还可以被圣灵充满，而这一切，我在这里是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的。”然后，审慎转过头来对老大马太说：“你好，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求之不得。”马大回答说。“那么，我想问你，”审慎说，“居上帝之先，或者说在他上前，有没有任何东西已经存在？”“没有，”马太回答说，“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因此，在他之前，在他创造的第一天之前，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如同经文所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怎么看待《圣经》？”审慎问他。“《圣经》是上帝的神圣话语。”马太回答。“《圣经》的内容你是不是都能看明白？”审慎问他。“不是，”马大回答说，“还有不少看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你在阅读《圣经》时遇到不懂的地方，怎么办呢？”审慎问道。“我会想到上帝比我聪慧，”马大说，“我还会祷告，求上帝向我揭示书中的真理，使我获益。”“你为什么要到天堂去？”审慎接着问道。“因为我可以见到上帝，”撒母耳回答说，“我可以永不疲倦地为他服务2 我可以见到基督，矢志不移地永远爱他；我还可以被圣灵充满，而这一切，我在这里是无论如何也享受不到的。”然后，审慎转过头来对老大马太说：“你好，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我求之不得。”马大回答说。“那么，我想问你，”审慎说，“居上帝之先，或者说在他上前，有没有任何东西已经存在？”“没有，”马太回答说，“因为上帝是永恒的，因此，在他之前，在他创造的第一天之前，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存在。如同经文所说，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你怎么看待《圣经》？”审慎问他。“《圣经》是上帝的神圣话语。”马太回答。“《圣经》的内容你是不是都能看明白？”审慎问他。“不是，”马大回答说，“还有不少看不明白的地方。”“如果你在阅读《圣经》时遇到不懂的地方，怎么办呢？”审慎问道。“我会想到上帝比我聪慧，”马大说，“我还会祷告，求上帝向我揭示书中的真理，使我获益。”“你相信死人能够复活吗？”审慎问。“我相信死里复活的教义，”马太说，“那些被埋进坟墓的死者将以生前的形态而复活，而且将永不朽坏。我这样相信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帝已经这样应许；第二，他能够使死人复活。”不知不觉，这些天路行客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附近有位“轻浮”先生，来看望慈悲小姐，虚心假意地讨她喜欢。轻浮先生多少有些教养，但是沉溺于世俗的世界，因而是个虚伪的信徒。他来了两三次之后，便开始向慈悲倾诉爱慕之情。“哦，”慈悲说，“如果没有人娶我为妻，我就终生不嫁；我就把自己的性格权作我的丈夫吧，因为我不能改变我的本性。如果有人不能和我同负一轭，我就永远不会屈从。我过去有个姐姐名叫宽容，嫁给了这样一个粗俗不堪的人，两人总是和不来。由于我姐姐一贯怜悯穷苦人家，嫁过去以后又决不停止自己的善工，于是她的丈夫先是对着十字架向她破口大骂，最后把她撵出家门。”于是，大病初愈的马太首先发问，说：“为什么大多数药尝起来都是苦的？”审慎回答：“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对于世俗的心来说，上帝的话语及其效果是多么不受欢迎。”马大又问：“为什么有效的药物会使人上叶下泻？”审慎回答：“从中我们可以悟出，当上帝的话语发生作用时，会使一个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你想想看，药物医治人的疾病，真道医治人的灵魂。”“当我们看到火焰上升，看见太阳放射出使我们感到温暖的光芒，”马太接着问道，“应该从中得到什么启迪？”当我们看到火焰上升，“审慎回答说，”我们应该悟出这样的道理，只有靠热切的盼望才能上升到天国。当我们看到太阳放射出温暖的沁人肺腑的光芒，我们应该想到世界的救主，虽然高居天国，但是用他的恩典和慈爱感动世人的心。““云彩从哪里聚敛雨水？”马大又问。“从大海。”审慎回答。“从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启迪？”马大问。“我们可以悟出，灵魂的牧者们应该从上帝那里汲取教诲。”审慎回答。“云彩为什么要把聚敛的雨水倾洒到地上？”马太问。“为了表明传道者们要尽心、尽力、尽意向世人传扬主的福音。”审慎答道。“为什么在阳光的照耀下可以出现彩虹？”马太又问。“为了表明上帝和我们订立的恩典之约在基督里得到证实。”审慎回答。“为什么泉水在地下汇集，又穿过地层喷涌而出？”马大问道。“为了表明上帝的恩典通过基督的身体而浇灌我们。”审慎回答。“为什么有的泉水从高山之巅喷出？”马大问。“为了表明恩典的圣灵既要临到那些伟大高贵的人们身上，又要临到那些贫苦卑贱的人们身上。”审慎回答。马大又问：为什么蜡烛的光焰紧紧围绕着烛心？“审慎回答：“为了表明除非上帝的恩光普照，我们的心里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之光。”“为什么烛心和烛油都会为了烛光而消耗殆尽？”马大问。“为了表明我们的身体和灵魂，还有我们的一切，都应该为上帝在我们心中的恩典服务，为了维护那奇异的恩典不受损害，我们耗尽一切，也在所不惜。”审慎回答。“为什么鸭鹏鸟用自己的嘴啄破自己的胸膛？”马大问。“因为它要用自己的鲜血哺育自己刚出生的孩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启示，救主耶稣基督如此爱护他的子女和他的子民，甚至用自己的鲜血救他们脱离死亡。”富足是一种沉重负担，压在天路行客的肩头，今生贫穷，来世蒙天赐福，世世代代别无他求。“是啊！”神勇说，“我对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他是个灵魂纯洁的好人，就是容易胆怯疑虑，情绪低落，这样就使他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又使别人受到连累。和许多人相比，他对于罪的问题尤为敏感。他非常害怕做出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情，甚至压抑自己，连合情合理又合法的事情都不敢问津，生怕得罪了别人。”“问题在于，”诚信问道，“为什么这么好的一个人却终日抑郁寡欢，跳不出胆怯疑虑的阴影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神勇回答说，“其一，充满智慧的上帝允许这样的人存在，经上说得好，有的人要吹笛，有的则要哭泣。”怯疑先生就是那种演奏低音乐器的人。他和他的伙伴们吹奏的是低音喇叭，发出的声调要比别的乐器低沉悲凉，尽管确实有人认为低音是音乐的基调。对于我本人来说，还是比较喜欢以凝重低沉的表达而开始的乐曲。一位乐师在校准音调准备演奏时，通常先拨动低音琴弦。上帝为了把人们的灵魂纳入自己美妙的乐章，也总是从那些心事沉重的人身上开始。不过，怯疑先生的弱点也正在这里，除了沉溺于低缓的音域，他妻不出欢快的调子，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才有所好转。““我这样大胆地用比喻来谈论怯疑这种人，是为了帮助年轻的读者增强智慧，更加成熟，因为在《启示录》中，约翰就用一个乐队比喻那些被拯救的灵魂，他们吹响号角，弹奏坚琴，在上帝的宝座前面载歌载舞。”诚信说道：“从你对性疑的讲述中，我们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不论对于艰险、狮子还是浮华市场，他都毫不畏惧。但是对于罪孽、死亡和地狱，他却怕得要命，因为他对将来在天国能够得到的好处心存疑虑。”“讲得好，”神勇说，“这些就是他深感烦恼的事情。就像你慧眼所识，作为一个天路行客的必要条件，他的精神还不错；他的烦恼都是由于自己内心的胆怯、疑虑和软弱所引起的。我坚信一句格言如果有放火者在前面档路，就应该冲上去把他抓住。但是，他为之烦恼压抑的这些事情，不是人们轻而易举就可以摆脱的。”女基督徒听了以后说道：“怯疑先生的故事发人深省，给我很大启发。我本来以为没有人会和我一样多愁善感，但是，现在我看出来了，在我和这位善良的怯疑先生之间有不少相似之处。我们只不过是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其一，他的烦恼不论多大，都会溢于言表；而我总是把烦恼埋在心里。其二，他的烦恼使他不能自拔，连去敲门的勇气都没有，而那些馆舍正是款待天路行客的地方；而我有了烦恼，就去使劲地敲门。”“如果我可以讲几句心里话，”慈悲说道，“我想坦白地承认，我有不少弱点和怯疑先生如出一辙，因为我在所有的事情中最害怕的，就是将来会在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遭受惩罚，或者不能在天堂的乐园中占有一席之地。哦！对我来说，只要能够居住在那里，就是最大的福份了，尽管要放下世上的一切才能进入那乐园，我也心满意足了。”“为了真正得到救恩，我还有许多弱点需要改进；”马大也说，“畏惧感促使我进一步考虑这些问题。既然像他那样有缺点的好人都会达到目的，我为什么不可以充满得救的希望呢？”“没有畏惧，就得不到恩典，”雅各接着说，“虽然对地狱的恐惧不一定总是带来恩典，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对于上帝的敬畏，就没有恩典可谈。”“雅各，你讲得好啊！”神勇说道，“你说到点子上了，因为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毫无疑问，没有好的开端，便不会有好的发展，也不会有好的结局。好了吧，关于怯疑先生的事儿我们就此打住。最后，咱们送给他一首诗歌作为临别的纪念吧。”说罢，神勇先生唱起来：怯疑先生啊，你对上帝充满敬畏，就担心对自己的良心有什么违背；你也曾经害怕地狱的火湖和深渊，但愿聪明的人们都能够悔改认罪这时我在梦中看见，他们继续边走边谈；当神勇结束了对怯疑的评论之后，诚信先生接着给他们讲述了另一个人的故事。“有个人名叫任意，自称天路行客，”诚信先生说道，“但是我敢肯定，他不是从天路开端的那扇小窄门进来的。”“那你有没有为他挑明这件事儿？”“怎么没有？”诚信说道，“还不止一两次呢！但是他执迷不悟，总是一意孤行。他既不关心别人，又不听从别人的意见，对以往的鉴戒更是不放在心上。他刚愎自用，任凭自己的主观意志行事，谁也无法改变他的主意。”“请给我们说说，”神勇问道，“他遵行的原则是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他奉行的原则，”诚信回答说，“就是一个人既可以学习天路客的美德，又可以仿效他的恶习，如果二者兼而有之，他肯定也能够得到救赎。”“岂有此理！”神勇说道，“如果他说一个好人也可能有罪恶的言行，又具备天路客的美德，这倒情有可原，因为我们并没有完全从罪恶中解脱出来，而是要时刻警醒，避免邪恶。但是据我所知，他说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说他主张不分善恶，都可以为所欲为。”“说得对，”诚信说道，“我正是这个意思，他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做的。”“他凭什么那么说呢？”神勇问道。“哼，”诚信老人回答，“他说有《圣经》作为根据呢！”“诚信老先生，”神勇说，“请为我们再讲得具体一些。”“我当然愿意，”诚信老人回答，“他说，既然上帝所喜悦的大卫王和有夫之妇有不正当的关系，那么他也可以那么做；他说，既然所罗门有很多妻子，他也主张应该实行一夫多妻制；他说，撒拉和那些圣洁的埃及接生婆都撒过谎，喇合因为撒谎而拯救了别人！”因此，他也可以那样做；他说，那些门徒听从耶稣的话，偷走了别人家的毛驴，因此，他也可以那样做；他还说，雅各用撒谎的手段骗取了他父亲的遗产，因此，他也可以那样做。““他真是断章取义，强词夺理！”神勇叹道，“你敢肯定他就是那么想的吗？”“我曾经听过他引经据典，为自己的观点狡辩。”诚信老先生说。“这是一种为世人所不能容忍的观点。”神勇说道。你必须正确理解我的话，“诚信老人说道，他并没有说任何人都可以那么做，但是他认为，如果谁有做那种事情的德行，就不妨也那样试试。”“但是，”神勇说道，“还有什么比这种结论更为荒谬虚假呢？因为这无非就是说，一个虔诚的人由于偶尔作恶，他就可以因此而自暴自弃，甚至专横武断，肆无忌惮。打个比喻说，一个小孩子由于以前被阵风吹倒，或者曾经因为被石头绊倒而跌入污泥浊水，他就可以像一头野猪一样愿意整天泡在泥浆中打滚儿。有谁能够想到一个人会由于肉欲的冲动而弄瞎自己的双眼？但是，经上写的一定准确无误：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按照他的假设，那些沉溺于自甘堕落中的人们也会有敬虔圣洁之士的美德，这简直就是一种和上述观点一样荒谬的妄想。这就如同一条狗也会找出理由说：我有，或者可能有儿童的特征，因为我为他们舔陡。这种人正如经上上所说，他们吃我民的赎罪祭，并不表明他们有意效法虔诚的德行。“我也不能相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会有信念和爱心。我曾经见过这样一种人，他们开始上路的时候，雄心勃勃，好像要超过前面所有的人似的；可是还没有走出几天，就暴尸荒野，永远也无法看到那应许之地的美景。他们匆忙上路，大步向前飞奔；可是没过多久，就半途而废，用同样快的速度跑回原地。他们开始时高度赞赏一个天路客的生活；但是没过多久，就出尔反尔，竭尽全力诽谤低毁。他们一开始朝着天国的乐园挺进的时候，曾经肯定地说确实有那么一个地方；可是当他们即将到达那里的时候，又原路返回，声称根本就没有天堂的存在。他们自吹自擂，说不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都会百折不挠；可是一旦遇到虚惊和风吹草动，就会把信仰、天路行客的正道和所有的一切都抛到脑后，逃之天夭。在《圣经》中，我从来没有发现有哪个男人给过基督一个银币，但是，那些跟随他、支持他的妇女们却倾囊相助。用D 个用泪水为他洗脚的是一位女人，那个在耶稣安葬时为他涂抹香膏的也是～位女性。当耶稣往十字架走去的时候，为他哭泣的是女人；那些护送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到墓地去并为他守灵的也是一群妇女。耶稣复活的那个早晨，最早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些妇女，首先把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消息传给他的门徒的仍然是女人I 由此可见，女性受到高度的推崇和特别的眷顾，她们和男人们一起分享生命之恩。“这就使我想起一个故事来，”该犹接着说，“值得讲给你们听一听。从前有两个人奔走天路。其中一个从年轻的时候就上路了，另外一个则一直拖到老年的时候。那个年轻人要和一些败坏的欲望作艰苦的斗争，而那个老年人则因为年老体弱而没有什么别的欲望了。那个年轻人的步履和那位老者的一样四平八稳，一路上也都走得轻松愉快。这两个人看起来都有希望，但是请问，谁能得到更多的救恩圣光呢？”“毫无疑问，”诚信老人回答说，“是那个年轻人，因为只有那种敢于反抗最顽固的阻力的人，才能使救恩的力量得到最充分的彰显。可以肯定地说，那些老年人遇到的阻力要少得多，而年轻人还能够和他们一样轻装上阵，实在难得可贵。此外，我还发现老年人有一种自我美化的错误观点，就是说，他们认为自己年老体衰，所以容易杜绝内心的腐败；而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他们自欺欺人。确实，高尚的老年人最应该劝导年轻人，因为他们老马识途，看破尘世。尽管由于自然规律的限制，老年人不太容易腐化堕落，但是，如果一位老人和一个年轻人一起奔走天路，后者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救恩对他灵魂的奇妙拯救。”“唉，”弱心说道，“我需要一个合适的伙伴。你们一个个精力充沛，身强力壮，可是你们也都看到了，我是一个身心软弱的人。因此，我愿意一个人走在后面，免得由于我的种种短处连累你们，也使我内心不安。就像我刚才说过的，我体弱多病，反应迟缓。因此，别人能够忍受的事情，我就会感到不舒服，就会气馁。我不喜欢嘻笑打闹，不喜欢奇装异服，也不喜欢无聊的争论。不仅如此，我是那么软弱无能，别人可以无忧无虑去做的事情，反而会成为我的绊脚石。我有好多道理还不明白，我是一个很愚昧无知的基督徒。有时，我听到别人因为主的缘故而欢喜快乐，我不但引不起共鸣，反而感到烦恼，因为我不能像他们那样表达自己。我经常感到，自己就像一队壮汉中的一个弱者，健康人群中的一个病大，或者像一盏不起眼的油灯。经上说得好啊，安逸的人里藐视灾祸；这灾祸常常等待滑脚的人。”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基督徒穿过浮华市场之后又遇到了许多人，”神勇说道，“那个名叫沾光的家伙可以说是最臭名昭著的了。”“沾光？”诚信老人问道，“他是何许人也？”“那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家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伪君子。不论世界崇尚哪一种宗教，他总是趋炎附势，随波逐流。但是，他十分狡猾诡诈，决不会为宗教而损失什么，更不愿意为宗教而作出牺牲。不论在哪种新的场合中，他都能够改变宗教的性质和内容，见风使舵，随机应变。在这一方面，他的妻子和他不相上下。他的见解不但瞬息万变，而且还恬不知耻地为自己狡辩。不过，就我所知，他由于欲壑难填而落了个可耻的下场。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真正敬畏上帝的人不是对于这种人的子孙后代嗤之以鼻。”“对于奔走天路的人来说，”圣洁先生评论道，有两样东西必不可少，那就是勇气和圣洁的生活。如果没有勇气就不能百折不挠地坚持到底；如果生活放荡，就会败坏天路行客的名声。“那个妖魔还为男人们订立了一些清规戒律，凡是爱生命胜过爱灵魂的，都俯首听命，成为它的附庸。像当年基督徒到达这里时的心情一样，他们也感到十分惊奇，以往那些像他们一样知识丰富、头脑聪慧的人，竟然会那样盲目地在这里离开了正道。他们转念一想，才悟出那些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会从别人所经历的痛苦中接受教训，特别是在他们愚昧的心灵对于自己的所见所闻充满迷恋的时候。牧人说道，“凡是甘心情愿为穷人做工的，将永远没有匮乏；把饭和水让给别人吃喝的，自己也将永远不会饥渴。还记得那位把自己的饼送给先知吃的寡妇吗？她没有因此而使自己桶里的面粉有任何减少。”“还有呢！”卫真说，他们对我说这条路上到处都是骗子，还有许多人拦在路上，伺机把虔诚的天路客引入歧途。““那些骗子怎样把天路客引入歧途？”神勇问道。“他们告诉我，”卫真回答说，“俗人智先生就守候在那里伺机欺骗行人。他们还说，刻板和虚伪先生不断在路上徘徊。又说沾光和扯臊或者底马会套近乎把我哄走；谄媚者则会把我诱人罗网；还有愚昧之辈无知先生，照他的说法，我会自以为跟着他就可以到达天国之门，而他那种人又总是会被送到深山一隅的那个洞穴中去，从那里抄近路下了地狱。”神勇说道：“我敢说这些就够令人气馁沮丧的了。他们是不是说到这里为止？”“远不止这些！”卫真回答说，“他们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他们还对我说，以往有许许多多的人都涉足过那条陈旧的道路。有的还在那条路上走出了很远，想在那里捞到一些可以引以为荣的资本，而世世代代以来多少人都在那里奢谈这种荣耀，但是最后，他们还不是回来了，回来后又自嘲背井离乡走L 那条路是十足的傻瓜。而乡亲们看到他们无功而返，别提有多称心了。他们列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来证实自己的观点，其中提到顽固和柔顺，疑虑和胆怯，弃义和老无神论者等人。他们说，这些人当中有的已经走出了很远，想有所收获；但是到头来，他们发现走这条路会一无所得，甚至连轻如鸿毛的好处都得不到一丁点儿。”人们不难想象，连他们中间最强壮的人也会感到困乏，而妇女和孩子们更是四肢无力，内心软弱，所以他们的情况会有多么糟糕就可想而知！好在前面有神勇奋力开路，后面有卫真精心护卫，他们不断用勉励的话鼓舞大家，所以整个队伍士气高昂，一步一步往前挪动。“当然，”毅力先生回答说，“我看到粗心和莽撞睡在那里，也许，他们会在那里一直睡到朽烂为止。不过，请让我接着讲我的故事。就像我刚才所说，当我沉思冥想的时候，来了一个半老徐娘，穿着打扮十分妖艳，她走到我的跟前，说可以为我提供三样东西：第一，她的身体；第二，她的钱包；第三，她的床铺。说实话，我当时既疲乏又瞌睡，而且像一只初生的猫头鹰那样一贫如洗。那个迷人的女子对于这些也许都了如指掌。哼！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绝她，但是，她总是置之不理，反而嬉皮笑脸地纠缠不休。然后，我开始生气，但是她仍然无动于衷。接着，她重新开始和我讲条件，说什么如果我服从她的支配，她就会使我成为一个高贵幸福的人。她说：我是这个世界的女上人，只有我才能让那些男人们幸福！“然后我问她叫什么名字，”毅力先生接着说，“她告诉我说她叫虚幻夫人”“这是一个女巫。”神勇说道，“她施展巫术，使这块土地变得妖雾弥漫。谁要是把自己的头靠在她的大腿上，就如同把头放在一块木板上，锋利锃亮的大斧子就悬在上方，随时会落下来结束他的性命。谁要是垂涎她的美色，就是与上帝为敌。正是她豢养着那些与天路行客为敌的人，使他们气焰嚣张、为虎作怅。正是她收买了许多男人，使他们脱离了大路生涯。她是一个十足的长舌妇，和她的女儿们一起，总是见风使航，不是围着这个的屁股转，就是舔那个的脚后跟对于世俗的生活的所谓优点，她们先是竭力称赞，然后大力推荐，使更多的人沉溺于其中。”“这个女巫是个粗暴无理、厚颜无耻的荡妇，”神勇接着说道，“任何男人她都想勾搭。对于贫困的天路行客，她百般嘲讽；而对于富有的人则低三下四，阿谀奉承。如果有一个奸诈的人成为暴发户，她就会挨家挨户大肆吹捧。她喜欢大吃大喝，醉生梦死，在花大酒地的场合总会有她的身影。“在一些地方，她自称女神，因此，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便对她顶礼膜拜。她时常在大庭广众面前巧设骗局，厚颜无耻地声称谁的东西也无法和她的相媲美。她保证同孩子们和他们的后代友好相处，只要他们把她当作偶像而崇拜奉承。在有的地方，她会对有些人挥金如土。她喜欢人们对她趋之若骛，赞美称颂，更喜欢躺在男人的怀里，荒淫无度。她对自己财产四处炫耀，赞不绝口；谁对她高度赞扬，她就对谁关怀备至。谁愿意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就答应给谁皇冠和王国，然而实际上她却把许许多多的人送上了绞刑架，还把千千万万的生灵带进了地狱。”有的人刚刚躲开油锅，却又跳进烈火的凶焰！为了表明他是天国之王钦差的真正使者，他也给了踌躇先生一个证据，那就是《圣经》中的一句话：“我已经打破了你的金罐，折断了你的银链。”失望先生的女儿惊恐小姐听到这个消息后，表示很愿意跟他的父亲一起走。失望先生对他的朋友们说：“你们都知道我和我的女儿过去是什么样的一种人，更不用说我们和大家在一起的时候给你们添的种种麻烦。因此，我和我女儿的遗愿就是，在我们走后，任何人万万不可继承我们那种失望和奴性的恐惧，因为我很清楚，在我去世之后，失望和恐惧会到处找机会占据人们的心灵。我想直言不讳地告诉你们，这都是一些邪恶的幽灵，从我们一开始走天路它们就附在我们心里，怎么也摆脱不掉。他们还将四处游荡，寻找软弱的天路客，企图在他们的心里做窝儿。请务必记住，要把它们拒之门外！”然后他说：“我就要到我的大父那里去了。尽管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克服了许多困难才到达这里，但是对于一路上遇到的那些艰难困苦我一点儿都不后悔。我的利剑将授予踏着我的足迹奔走大路的人，我的勇气和武艺也将留给合格的骁勇之士。我将带走满身的创伤和疤痕，作为曾经为主的缘故而身经百战、出生人死的见证，他会囚此而给我美好的奖赏。”“我看到自己现在就要走到旅途的终点了，”毅力先生接着说，“我那些含辛茹苦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我就要见到我们的主了，他的头上曾经戴着荆棘的冠冕，脸上曾经因为我的缘故而被人唾弃。以前我是靠传闻和信念知道这一切的，而现在我要到那个可以亲眼看到他的地方去，而且将和他在一起，永远欢欣快乐。我一直喜欢听人们谈论我的主，不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看到他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足迹，我就迫不及待地要跟着他的脚步往前走。比那些盼望见到明媚阳光的人们心情更为迫切。我通常从他的话语中汲取营养，并用来矫正我的过失；他一直在扶持我，使我远离种种不义。要不要解开郁结的愁肠？要不要心旷神怡，却又远离放荡？要不要阅读隐语和它们的解释，还是愿意在你的冥想中沉没？你喜欢啃骨头吗？或者，你喜欢看见云中一个人，听他跟你交谈？你喜欢做梦却又不入睡？或者你喜欢有朝一日啼笑皆非？你喜欢失去你自己，同时又不受到损害，然后不使用什么巫术，又把你自己找了回来？你要自己读吗？读你所不明白的东西，然而你念了那些字句，你却可以明白你自己有没有受到祝福？啊，那么来吧，让我的书、你的头和你的心靠拢在一处。

《1788联邦党人文集》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约翰·杰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詹姆斯·麦迪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人们同样会忘记，政府的力量是保障自由不可缺少的东西；要想正确而精明地判断，它们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危险的野心多半为热心于人民权利的漂亮外衣所掩盖，很少用热心拥护政府坚定而有效率的严峻面孔作掩护。历史会教导我们，前者比后者更加必然地导致专制道路；在推翻共和国特许权的那些人当中，大多数是以讨好人民开始发迹的，他们以蛊惑家开始，以专制者告终。专制君主往往在他们的国家无利可图时，制造战争，为的只是私人打算和目的，例如渴望军事上的荣誉，报复私仇，野心，或者为了履行能加强或帮助自己家族或同党的私人盟约。这些动机以及其他各种各样只有首脑人物才会受到影响的动机，往往使他进行不符合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非正义战争。我们和英、法两国是渔业上的竞争者，尽管他们竭力设法用奖励本国渔业而对外国鱼类征税的办法来进行阻挠，我们还是能够以低于他们的价格将鱼类供应他们的市场。欧洲大陆上经常保持的训练有素的军队，虽然对自由和节约是有害的，但在以下两方面却有极大好处：其一是，使突然征服成为不可能，其二是，能防止有常规军以前经常作为战争进展标志的土地迅速荒芜的现象发生。建筑防御工事曾经有助于达到同样目的。欧洲各国的国境周围，都有一连串能相互阻挠入侵的防御工事。为了进入敌国，就得为攻陷两三个边防要塞耗费多次战役。每一步都有同样的障碍，来消耗侵略者的兵力，拖延它的进展。从前，入侵军队侵入邻国心脏的速度几乎同该国得到其入侵者逼近的消息同样迅速；但是现在，一支较小的训练有素的防御部队，依靠阵地的帮助，就能阻挡并且最后挫败一支强大得多的部队的冒险企图。由于金银和工艺品增多而大量增加的税收，以及现代的产物财政学与各国的习惯一起发生作用，使战争制度发生彻底的改革，并使不同于公民团体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成为经常敌对的分不开的伴侣。我理解，党争就是一些公民，不论是全体公民中的多数或少数，团结在一起，被某种共同情感或利益所驱使，反对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反对社会的永久的和集体利益。更靠南部的几个州，生产较多的柏油、沥青、松脂精这几种海军必需品。这些州生产的建造军舰用的木材，质地也比较坚固耐久。组成海军的军舰，如果主要用南部木材来建造，其耐久性的差别，无论从海军力量或国家节约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重要的。南部和中部的某些州产铁较多，质量也较好。大部分海员必须从人口密集的北部去招募。对外贸易或海上贸易需要海军保护，正如这种贸易能助长海军的繁荣一样，勿需特别阐明。商业的繁荣是国家财富的最有效和最丰富的来源，因而成为他们政治上关注的主要对象。由于报酬手段的增多和促进人们贪婪和冒险的心爱物品——贵重金属的采用和流通，商业繁荣有助于活跃和刺激工业系统，使之更加活跃和兴旺地运行。孜孜谋利的商人，劳苦的农民，勤勉的技工和积极活动的工厂主——各阶层的人都日益高兴地热切期待着对他们辛苦工作的这种令人愉快的酬报。农业和商业之间的那个时常引起争论的问题，根据无可置疑的经验已经得到解决，从而制止了两者之间一度存在的对抗；使双方的同情者均感满意的是：这种解决证明，双方的利益是密切融合并且交织在一起的。在不同的国家里都可以看到，土地价格随着商业繁荣而提高的情形。怎么不会是这样呢？一个国家的纳税能力，必须经常在很大程度上同该国的货币流通额和货币流通速度成比例。既然商业有助于达到这两个目的，它一定使纳税更加便利，并且促进国库的必要收入。德国皇帝的世袭领地包括面积广大、人口稠密的肥沃的可耕地，而且大部分位于气候温暖的富饶地带。在这些领地的某些地方，还能发现欧洲最好的金矿和银矿。然而，由于对商业力量缺乏鼓励，皇帝的岁入微不足道。他有好几次为了保存自己的重要利益不得不向别国借债，而且无法依靠自己的财力来维持一次长期的或持续的战争。消费税就其真正意义来说，太不得人心，所以不能大量利用这种征税方式。的确，在那些完全从事农业的州里，适合征收消费税的物品也不够多，不可能用此种方式得到大量收入。动产（前面已经讲过），由于难于查究，除了征收消费税以外，是不能用任何其他方法大量征收的。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也许还能对动产进行估计，从而给个人造成苦恼，但对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好处。不过在这些领域以外，动产在很大程度上一定会逃过征税人员的眼和手。然而，由于国家的需要总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得到满足，其他财源的缺乏必定会把公共负担的主要重量加在土地所有人的身上。另一方面，由于政府的需要永远得不到充分供给，除非所有财源都对政府的需要开放，在这样困难情况下的社会财政，是不能同政府的威望或安全相适应的。因此，我们不会得到国库充足的安慰，并以此补偿从事土地开发的那个可贵的公民阶层的苦恼。而公私双方同遭不幸；对导致不联合的那些建议的迷恋，将共同感到悔恨。从一件事上节约下来的金钱，可以有益地应用到另一件事上，而人民的荷包里就可少掏出这么多的钱。如果除了考虑到好几份公务员薪金以外，我们还要考虑为了警卫各邦联间的内陆交通，防止非法贸易而必须雇用的人数，这些人由于税收的需要，迟早会产生的。这种借款所依据的原则和高利贷者通常借款给破产的或诈?的债务人时所依据的原则是一样的——出手吝啬，利息极高。

《1937人民的风》

米格尔·埃尔南德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死神手持生锈的扎枪，身着炮衣，行走在荒原上,在苦涩的雨水中播种骷髅,而人，在培植根和希望。你雄鸽的生命被掠走，它曾让窗口和天空萦绕着泡沫和咕咕的叫声,掠走岁月的风恰似羽毛的奔腾。死是多么简单：多么简单但又是何等不公的莽撞！宇宙冷汗的颤抖使高山可怕地摇晃，死神的光芒使河流的子宫动荡。在荒凉的死亡里寂寞、孤独、落满灰尘的舌头像一扇门膨的一声封闭了你的呼吸。既然我带着贫穷从不幸的母腹诞生，我就注定会变成不幸的夜莺，厄运的回声，不停地将这样的人歌颂,无论我怎样歌颂痛苦，歌颂穷人，歌颂土地，他都会洗耳恭听。昨天清晨人民醒来，赤身裸体又没有衣服，腹内无食饥肠辘辘，今天清晨醒来已被危险团团包围血流如注。他们手握步枪要变成雄狮要将那多少次向他们逞凶的野兽扫除。生命会遭遇多次坎坷而死亡不过是一次厄运。生来就是工具，注定要受打击，一块不高兴的土地,一架不满意的犁。他开始生活，并从始至终地死亡用牛鞅提升着母亲的形象。他不会数自己的年龄,却懂得汗水对农夫像一顶王冠苦涩而又沉重。它或许出自短工们的心灵，因为在他们成人之前都曾是拉犁的儿童。那些人，我看到他们只有胡须和脸面只消耗裤子和香川 。我要留下的是太阳的记忆他们由劳动者组成；有红的铁匠，白的瓦匠,面带丰收喜悦的拉犁者。他们像海洋一样流逝在汽笛、制造工具的轰鸣和闪光的巨大弓箭下面。那些从未为她耕耘的人们贪婪地窥视着她。难道我们亲手缔造的财富怯懦地任人掠去？难道我们能放弃自己的汗水浇灌的土地？滚吧，滚，抢占他国的强盗,银行股东的保护人，资本及其金币的孵化器，滚吧！滚！短工们：西班牙，从山梁到山梁,都属于雇工、临时工和穷人。短工们啊，绝不允许富人将她私吞！是谁培育了橄榄林？既不是无人将它们培育,也不是主人和金钱，而是默默无言的土地，还有劳动与血汗。是你们的鲜血，你们的生命,与开发者无关，，他只是在汗水慷慨的伤口上扩充了自己的财产。同样与地主无关，他使你们葬身于贫困，压榨你们的头颅，将你们的前额蹂蹒。你们的勤劳将树木奉献给日子的核心，它们是面包的要素可惜只属于他人。你尽管耗尽意大利的财富，耗尽它宝贵的人力资源，给它留下空洞的居室，枯竭的矿山,荒废的犁杖，寂寞的车间。这响亮、暗淡而又闪光的手,覆盖着一层不可战胜的老茧,它们是生命和财富慷慨的、取之不尽的源泉。运动之子，太阳的堂弟,泪水的兄长，从四月到十月,从冬到夏，让金黄的庄稼滚动在打谷场。她被牧人抛弃！牧人去了城里将她丢在羊群旁独自忍受孤寂。娇嫩洁白的花朵不再走向草房当太阳抚摸山岗在牧人的身旁。一条河，只有一条河,多么纯净！浪花清清:没有受到玷污因为没有受到上游的玷污而神圣。风筝啊，你何时能履行星星的职能,最终挣脱那根体现他人意志的残酷的绳?树啊，你何时不再支撑，恭顺的耕牛啊,不再支撑根、人类、环境强附加给你的桎梏，为了成长，专注于苍天的哨声？我到哪里不是去寻求自己的放荡?你的归宿是海滩而我的志向是海洋。昨天，你在心里，对我说由于怀念，你的身体一半倾向墓穴，一半倾向我。泥土，我徒劳地身穿虞美人的衣裳,泥土，我徒劳地挥舞臂膀,泥土，我徒劳地咬着你的足跟,在我所去之处，会遇到男人和女人,被思念重伤，被时间磨损。你就像无花果树光线使她衰老。黎明的身体：雌绽开的花朵。遗憾的是你的生命不愿超越花朵。心灵在一天里敞开并关闭。花儿从来不满一年满一年就已入地。她到过，带着三种伤痛:爱情，死亡,生命。她来了，带着三种创伤:生命,爱情,死亡。我也有三种伤痛:生命，死亡，爱情。我将生命的三个名字写在了在沙滩上：生命，死亡，爱情。大海的浪潮，多少次清晰地去了又来，将它们抹掉。村镇里的衰老。无主的心灵。没有对象的爱情。灰尘，乌鸦，野草。青春呢？在棺材中。树木枯萎孤独。女人像干柴在寡居的床铺。仇恨难消融。青春呢？在棺材中。战争可悲如果目标不是爱。可悲，可悲。武器可悲如果它们不是话语。可悲，可悲。人们可悲如果不是为了爱而死去。可悲，可悲。

《2018肿瘤防治科普丛书》

早在殷墟甲骨文上就有“瘤”字的出现。瘤的定义，据公元610年《诸病源候论》记载，认为其是体内“气血的留结”，或是人体所产生的某些不正常物质的滞留，重点是“留”字，加上病字偏旁就成为肿瘤的“瘤”字。简而言之，肿瘤就是一群“长疯了”的细胞。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黄曲霉素诱发肝癌发生，黄曲霉素广泛存在于高温潮湿的霉变食物中，尤以霉变的花生、玉米、谷类等最常见，它的化学性质稳定，不易被加热分解，甚至煮熟后食入仍然可以致癌。亚硝胺类化合物广泛存在于熏烤肉类、油煎食品、咸鱼、酸菜中，可诱发食管癌、胃癌等。同时，烟草燃烧烟雾中的一氧化碳、尼古丁、烟焦油、烟草亚硝胺等多种化学物质也是致癌物质，是诱发肺癌的危险因素。此外苯类化合物、某些重金属、农药等均有一定的致癌作用。紫外线对人和动物的皮肤的致癌作用，取决于其照射时间的长短和频率。居住在赤道附近的人皮肤癌的发病率明显高于距赤道较远的人群，说明皮肤癌与紫外线的强度有关。很不幸的是中国是世界上乙肝病毒携带者最多的国家，也是肝癌发病和死亡最多的国家。研究表明饮食习惯与癌症发病密切相关，约有30%的癌症可归因于不良饮食习惯。比如长期进食富含饱和脂肪酸食物而缺少新鲜蔬菜水果的摄入，可诱发肠癌、食管癌、乳腺癌、前列腺癌、胰腺癌，增加患子宫内膜癌、膀胱癌、甲状腺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性。习惯吃烟熏、腌制、烘烤食品的人群，食管癌和胃癌的风险增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霉变的稻谷、玉米、花生等各种粮食中含有致癌能力非常强的黄曲霉毒素，能够促进肝癌的发生。随着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便利的交通工具代替了原本有利于身体健康的步行，而现代人的生活越来越趋向于长期静坐，严重缺乏体力劳动。人群中严重肥胖或者超重者比比皆是，研究发现这些都能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艾滋病患者容易患肿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艾滋病患者由于免疫系统遭受破坏，使其患肿瘤的概率大大高出正常人。有一些肿瘤标志物对于高危人群的普查很有意义，特别是那些有肿瘤家族史、肝硬化、大量吸烟和饮酒等不良生活习惯者，肿瘤发生率较高，最好定期进行肿瘤标志物的检测。80%的肿瘤是由于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引起的。小广告、网传的治疗肿瘤的“祖传秘方”“偏方”都是骗人骗财的，让患者错失最佳治疗时机，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良性肿瘤切除后几乎都能治愈，恶性肿瘤切除后需要定期随访，监测有无复发，及时再治疗。节食或绝食不能杀死体内的癌细胞，还会让你的身体更虚弱，降低你的免疫力，促进癌细胞的生长。充分考虑患者本人和家属的意愿、患者心理承受能力、性格特征、认识程度等，决定是否告知患者病情。告知的方式和时间也要因人而异。对不同的患者，告知患有癌症时，要采取不同的方式。许多癌症的病因尚不清楚，但其危险因素明确。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吸烟、不健康饮食、体重超重、过量饮酒、感染、环境污染、职业暴露及辐射等。吸烟无疑是最主要的危险因素，感染因素和职业暴露在发达国家已退居次要地位，但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癌症的重要危险因素。饮食、体力活动与癌症的关系也日益受到重视。另外，烟草在种植过程中，受土壤条件和化肥过度使用而含有微量重金属元素和放射性物质，如镉、砷、铬、铅、钋等，也是致癌的重要原因之一。吸烟时，无论是经呼吸道还是消化道进入体内的有害物质最终均被组织吸收进入血液循环，其中某些强致癌物就有可能引起组织癌变，导致各种癌症的发生。吸烟是导致肺癌发生的首要危险因素，90%的肺癌发生与吸烟有关，且开始吸烟年龄越早、吸烟年限越长、每日吸烟量越大，肺癌发生的风险越高。常见致癌饮食酗酒大量摄入红肉熏制和腌制食物烧烤类食物大量摄入甜食大量摄入脂肪吃得太咸，爱吃盐腌制食物将明显增加胃癌的发生风险；加工肉类虽然美味，致癌风险也高；红辣椒、烤制或炭烧的肉类食物和熏制食品也是胃癌的危险因素；因为节约，长期食用腐烂的蔬果等等。红肉类食物特别是加工过的肉类制品、酗酒会明显增加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而含铁较多的食物、动物脂肪、精制糖类如蔗糖摄入太多也会增加结直肠癌的发生风险。吃动平衡是最理想的饮食状态，吃得太多导致多余的能量作为脂肪储备在人体，导致肥胖发生，而肥胖容易诱发多种癌症。狼吞虎咽、进食速度过快、习惯吃烫食、吃火锅不蘸油碟等不良饮食习惯容易使食管和胃反复损伤，从而导致食管癌和胃癌。食物的咀嚼不细和食物团块大，易通过机械刺激，损伤消化道黏膜，产生慢性炎症，长期会引起消化道损伤甚至癌变。玉米、花生、小麦等粮油食品如果保存不当，容易被黄曲霉毒素污染。黄曲霉毒素为Ⅰ类致癌物，黄曲霉毒素的危害性在于对人及动物肝脏组织有破坏作用，严重时可导致肝癌。每天吃400～800g蔬果，选择深绿色蔬菜、胡萝卜、柑橘类水果等。每天吃五种以上品种，长期坚持。每天吃600～800g谷物、豆类、根茎类食物，避免精加工食物，少吃精制糖。此外，脂肪的分布也很重要，脂肪集中分布在腹部者慢性病相关的危害程度较全身性肥胖者高。肥胖者体内多种激素水平较高，例如胰岛素、瘦素、性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这些物质对癌细胞的生长具有促进作用。雌激素可以刺激乳腺癌细胞和子宫内膜癌细胞的生长，瘦素可能增强肿瘤转移能力。肥胖者体内的炎性因子水平较高，引起体内组织器官慢性炎症反应，促进肿瘤发生。对待食物像药物一样，问问自己，我真的需要这份食物吗？95%的酒精95%在肝脏代谢。大量饮酒加重肝脏负担，乙醇转换为乙醛后，可促使肝脏发生肝硬化，进而进展为肝癌。 在导致人体癌变的感染中，最主要有5种病原体：幽门螺杆菌、乙肝病毒、 丙肝病毒、人乳头瘤病毒以及EB病毒，它们主要引起胃癌、肝癌、子宫颈癌、鼻咽癌等消防队员、交警、矿工，他们往往是有毒气体和粉尘的直接接触者，长年累月下来，首当其冲的就是肺，这也是他们肺癌发病率高于常人的原因。油漆（皮革）中含有大量易挥发的有害物质，如苯、甲苯、二甲苯、苯酚、甲醛、丙烯腈、丁二烯等，它们通过呼吸道、皮肤和消化道等途径进入人体。除了会引起急、慢性中毒外，还可能诱发白血病。很多种职业都需要倒夜班，如夜班医务工作者、三班倒的工厂工人、夜班飞机火车机组人员等，有统计数据表明，该类人群中的女性患乳腺癌风险较高，可能与人体的生理节奏被打乱，使人体无法保持正常的激素分泌和免疫功能，从而细胞分裂更容易出错以至于诱发癌症。其次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作息规律，不熬夜，远离装修污染；加强体育锻炼，增强抵抗能力；还要保持良好的心态，正确看待癌症。有节制的饮酒可预防心脏病，但过度饮酒（酗酒）会直接破坏人体的基因，从而引发癌症，尤其是饮酒和吸烟同时进行。纯母乳喂养6个月人的心理健康是战胜疾病的良药，更是获得健康机体、延年益寿的秘方。情绪不好、焦躁易怒等负性心理会降低人体免疫功能，其患癌风险高于常人。由于肿瘤会沿着淋巴、血液播散，完整切除就包括切除肿瘤原发病灶及淋巴结的清扫等，所以，对术区解剖结构的熟悉在手术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庖丁解牛”的故事就说明，解剖学熟悉之后才能熟练地完成外科手术。肿瘤患者常见的心理障碍有：恐惧心理：癌症初步诊断及病情恶化阶段容易出现，表现为内心惶恐不安、害怕死亡或痛苦。悲观心理：在确诊恶性肿瘤或治疗过程中出现复发、转移的患者较多见，表现为情绪低落，对疾病的治疗及未来生活失去信心，甚至自暴自弃，拒绝配合治疗。抑郁心理：肿瘤患者较常见的一种心理表现，表现为情绪低落、很少活动或不活动、沉默不语等。敏感心理：女性癌症患者或是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程度的患者中多见此类心理。表现为看到医生护士的交谈、家中亲友街坊邻居的窃窃私语，都会认为是在背后谈论自己病情。焦虑心理：确诊之前的怀疑诊断、确诊之后的病情变化，都可导致焦虑状态，甚至患者可以出现心慌、手抖、头晕、冷汗或其他自主神经失调症状。否认心理：这类心理多见于既往身体健康、事业处于上升状态患者，表现为不愿意承认医院的癌症诊断，否认已有的现实，拒绝接受相应的治疗。悔恨心理：表现为爱回顾自己以往的工作、学习经历及生活习惯，责怪自己不应当饮食不节、缺乏锻炼、忙于工作而忽视休息、长期精神压力大，没有足够时间陪伴家人等。患癌后如何吃？提倡“四不、四少、四多”原则，即不吃霉变的、焦煳的食物；不吃污染有毒化学物质的食物；不偏食；不吃过烫、过硬、过粗的食物；少吃动物脂肪；少吃腌腊制品；少吃熏烤油炸食物；少吃辛辣调味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多吃富含纤维素的食物；多吃食用菌类；多吃薯类和豆制品。肿瘤患者术后多表现为脾胃虚弱、气血亏虚，表现为神疲乏力、食欲缺乏，术后饮食调养的重点即为尽快恢复脾胃功能，在此基础上补养气血、恢复体质，饮食以汤、粥等营养丰富易吸收的食物为主，同时少盐少油，避免辛辣刺激食物，避免盲目壅补，避免使用难消化食物如牛羊肉等。术后为促进伤口组织尽快恢复，饮食中可适当加用有促进组织修复的药物或食物，如鸽子肉、太子参等。心理活动逐步趋于简单，排除杂念，放松心情。调匀呼吸，呼吸不快不慢，自然均匀。

肿瘤患者如何养生？

春季阳气生发，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之态，所以，应该做到晚睡早起、活动身体、锻炼形体、保持精神上的条达舒畅，如果不这样做，会损伤及肝。春季应当做好双脚及腿部的保暖，即“春捂”，并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体育运动，如散步、春游、打太极等。夏季养生重在护心，对于癌症患者而言要注重心神的调养，要胸怀宽阔，精神饱满，以利于气机的通泄，防止心火内生。民间有“夏练三伏”的说法，坚持夏季锻炼能增强心肺功能、消化功能，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肿瘤具有一定的预防和康复作用。秋季养生需养阴护肺，应重视耐寒锻炼，运动锻炼微汗即止，不宜过于剧烈，防阴气外泄，以慢跑、爬山、球类运动、散步为佳。冬季养生重点在护肾，精神调摄重在安定心志。冬练三九，也就是锻炼体魄，从而增强抗寒防病的能力。可选择慢跑、打羽毛球、步行等运动。需注意的是，冬季的运动不宜起得过早，最好选择在日出时，宜选择运动量较大的项目，但不要出汗太多，注意保暖。

消化系统

消化系统就是一个主管道+两个支管道（消化管道——口腔、食管、胃、小肠、结直肠+支管道——胆道肝胆、胰管胰腺）。早上起床后漱口刷牙、排大便、饮水等等都可以对消化道起到清洁作用；口腔、食管不喜欢过烫、过粗糙的食物；胃黏膜对于烟熏和腌制食品、霉变和过于粗糙的食物同样不耐受，长期食用则易导致胃黏膜癌变；肝胰恶性肿瘤的主要危险因素就是过量吸烟、饮酒。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肥胖患者越来越多，据报道我国人口的肥胖率已经接近欧美国家。肥胖不仅易致心血管疾病，同样也易导致消化系统恶性肿瘤，比如肥胖导致的脂肪肝、脂肪肝炎。研究发现非酒精性脂肪肝炎是导致我国肝癌的第二个主要病因，脂肪肝、糖尿病的人群也是胰腺癌的高危人群。消化系统不但是我们消化吸收营养物质的器官，而且还参与机体的多种代谢。同时，消化器官也是体内最大的内分泌和免疫器官：肝脏是机体最大的解毒和物质转化工厂；胰腺的胰岛细胞可以合成和分泌胰岛素以调节血糖；胰腺合成和排泌胰淀粉酶、胰脂肪酶、胰蛋白酶，这三个酶可是我们消化吸收所摄入食物最主要的物质。我们的口腔、牙齿、唾液腺主要负责食物的粉碎、初步消化；食管负责输送食物进入胃腔，并防止食物及胃液反流入口腔；胃对食物进行进一步的研磨和消化，让食物缓慢进入小肠；食物进入小肠后在胰腺和小肠分泌的消化酶的进一步作用下，最后把食物变成机体代谢所需要的葡萄糖、氨基酸、脂肪酸同时完成对各种微量元素的吸收；结肠则对消化后的食糜残渣进行固化、成型，最后排出体外。消化器官还分泌机体代谢所需要的大量的激素，如胃泌素、胃动素、促胆囊收缩素、血管活性肠肽、胰泌素等等。同时胃肠道也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神经系统，它可以不依靠大脑而独立完成基本的消化、吸收和排泄功能，所以也被称为人体的“第二大脑”。胃是我们消化道中最膨大的器官，上接食管，下连十二指肠，它就像是一个有弹性的囊袋，充盈时胀大，空虚时缩成管状，一般来说，胃在人体的左中上腹部，可因体型、体位以及胃充盈程度的不同而发生变化。消化系统是人体加工食物、供给营养的重要后勤部门，其中胃不仅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还是食物变成营养的重要环节，它就像一个大型的粉碎机和搅拌机，将食物和胃液进行充分的混合、搅拌、研磨、粉碎，使食物形成米糊状的食糜，最后通过胃的蠕动推送到十二指肠。

肝癌

肝脏是人体内最大的解毒器官，颜色为红褐色，位于人体右上腹部，大部分被右肋骨覆盖。人体的肝脏是个“加工厂”，它参与蛋白质、脂类、糖类、维生素等物质的合成、转化和分解。分泌和排泄胆汁。肝脏是个解毒器官。人在胎儿的时候主要靠肝脏造血。性格内向及带来负性情绪的重大事件（如家庭不测、屡遭挫折、儿女夭折等）与肝癌发生息息相关。饮食少一点，慢一点，烂一点，凉一点，淡一点。选择时机，有意识地用语言、动作、回忆、想象及周围所有物体对自己行积极暗示，可以消除负性情绪。适当换一下环境，转移精力，寄托感情，排解不良情绪带来的种种困扰。待在一个幽静的环境，舒适的姿势，排除杂念，闭目养神，尽量放松全身肌肉，采用深呼吸方式。吸气时双手慢慢握拳，微屈手腕，稍稍屏息一段时间，再缓慢呼出，全身肌肉呈呼出状态，以确定自己舒适的状态重复呼吸。阅读精彩的图书，观赏优美的影视剧，容易唤起愉快的生活体验，释放紧张，排解忧郁，驱赶无聊。宣泄是正常的心理和生理需要。倾诉或者在空旷的原野上大声喊叫，都能达到宣泄情绪的目的。小时持续不断地排入肝外胆管，并维持一定的压力。当肝内外胆管压力增高时，胆囊可以容纳和浓缩较多的胆汁，维持胆道内的压力平衡。生活要有规律，避免过于劳累等。保持轻松的心情和良好的治疗心态，情绪稳定，乐观豁达，避免发怒、焦虑、忧郁等不良情绪，这和正确的治疗是相辅相成的。胰腺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它可以分泌很多的消化酶类，促进食物消化。同时，胰腺还是胰岛素分泌物的场所，维持人体血糖的稳定。胰腺作为大多数人不熟悉的独特器官，像一条鱼躺在人体左上腹深面，前面是胃，后面是错综复杂的血管和神经组织。不过，它的特殊不止这些，它可是个让人敬畏的“可怕”器官哦。胰腺虽然不是人体最主要的脏器，但是它所处的位置却十分重要，左邻右舍都是“达官贵人”，如肝、胃、脾、胆、大肠、小肠以及重要的消化液要道胆管、胰管。一旦小小胰腺长了瘤子，早期人体一般不会出现明显不适感，等到有不舒服的时候，瘤子已经长大侵犯到胰腺的“左邻右舍”在人体的各个器官之中，有一个是最能干，又最不挑事的，那就是小肠。小肠几乎承担了全部食物的消化、吸收功能，同时在整个消化道当中又是最少出现疾病的，尤其是在整个消化系统都是肿瘤高产地的前提下，小肠很低的肿瘤发生率实在可称之为另类。人的消化管是从口腔→咽→食管→胃→小肠（十二指肠、空肠、回肠）→大肠（盲肠、阑尾、结肠、直肠、肛管）→肛门。小肠起于十二指肠，止于回盲瓣。小肠是人体营养物质吸收的主要场所，当小肠发生异常的时候，往往会导致消化吸收不良，出现腹泻。胃的内表面有许多崎岖不平的黏膜，似丘陵山洼。当人们吃下去的食物到达胃时，黏膜可扩展，使食物与胃有更大的接触面积；同时，胃分泌大量的胃酸，经过胃的蠕动、搅拌，加上胃酸的腐蚀、溶化，最后食物变成粥状的混合物，更有利于肠道的消化和吸收。胃是我们重要的消化器官，食物在胃内进行搅拌，在胃酸的作用下初步分解，形成食糜，然后继续往下输送到肠道。胃癌术后初期，为了适应消化道重建的现状，饮食应注意逐渐过渡，从稀到稠，由素到荤，从少量到多量，应选择清淡易消化、高能量和高蛋白食物。应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定时定量进餐，坚持少量多餐。同时须禁止饮酒、吸烟；避免摄入高钠盐、腌制、辛辣、油炸等食物；尽量避免食用过硬、过冷、过酸、过热的食物。结肠有消化、吸收、分泌与排便等作用；直肠主要功能是贮存和排泄粪便。直肠更加靠近肛门，主要功能是贮存和排泄粪便。当粪便进入直肠后，刺激肠壁的神经感受器，从而产生便意和排便反射。性生活是成年人的正常生理需要，适当的性生活有利于身心健康。但肝癌患者在治疗期间不宜过性生活，因为在治疗期间身体虚弱，性生活会增加额外体力消耗，降低免疫力，不利于治疗和康复。如经过治疗后，肿瘤已经治愈，体力已经恢复正常，可以适当恢复性生活。暴饮暴食是导致胰腺炎的主要原因之一，当胰腺长期处在胰腺炎状态，容易发生癌变。胰岛细胞瘤患者在反复发生低血糖症状后，会出现心理恐惧、记忆力下降、反应能力减低以及精神症状。

甲状腺和口腔

甲状腺是我们的内分泌器官，主要分泌甲状腺激素。这是人体一种非常重要的激素，能影响到儿童的体格发育和智力发育。甲状腺激素是一种含碘的激素，是在甲状腺里面合成和分泌的。甲状腺激素的主要生理功能有：● 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主要促进人体的分解代谢，增加全身组织耗氧量，增加产热，促进脂肪、葡萄糖、蛋白质等营养物质的氧化分解过程。因此，甲状腺激素分泌过多，会导致人体的营养物质加速分解，人体从而消瘦。● 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尤其对婴幼儿骨骼、脑和生殖器官的生长发育起着重要的作用。幼儿时期缺乏甲状腺激素会导致呆小症，幼儿的身材矮小和智力低下。成年人出现甲状腺功能不全则可能引起黏液性水肿。● 提高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兴奋性甲状腺激素会提高大脑神经系统的兴奋性，进一步刺激心血管系统以及其他器官的活动。因此，甲状腺功能亢进（简称甲亢）的患者，中枢神经兴奋性增加，会出现心悸、出汗、失眠、进食和排便次数增多，体重减少，焦虑、烦躁、易怒，突眼及肌纤颤等症状，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简称甲减）的患者，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降低，会出现水肿、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发呆、性欲减退等症状。对于甲状腺癌患者，术后基本可以正常饮食和工作，适当控制含碘食物摄入即可。由于身体利用碘的器官主要是甲状腺，甲状腺切除后，若继续过量摄入含碘食物，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部分患者术后需行131I治疗，服药前需要禁碘2～3周，包括碘盐、海产品之类含碘高的食物，以保证131I治疗效果。口腔卫生差口腔卫生习惯差，为细菌或霉菌在口腔内滋生、繁殖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致癌物质亚硝胺及其前体的形成。此外，卫生条件差，容易发生牙龈炎、口腔炎，炎症时口腔细胞处于增生状态，对致癌物更敏感，更可能促进口腔癌发生。异物长期刺激牙根或锐利的牙尖、不合适的假牙长期刺激口腔黏膜，常在舌边缘或颊黏膜形成创伤性溃疡或慢性炎症性溃疡，长期不愈的慢性溃疡可发生癌变。营养不良口腔癌与缺乏维生素A有关，因为维生素A有维持上皮正常结构和机能的作用。维生素A缺乏可引起口腔黏膜上皮增厚、角化过度。同时，口腔癌的发生也与缺乏维生素B或微量元素摄入不足有关（如食物中含锌量低）。另外总蛋白和动物蛋白摄取量不足也与口腔癌有关。如何预防鼻咽癌放疗后口腔黏膜溃疡的产生？保持口腔清洁卫生，饭后漱口。多饮水，金银花泡茶饮，多食易消化、清淡、富含蛋白质及维生素的食物，以提高机体免疫水平。戒烟。

脑癌

神经组织包括神经细胞（神经元）和神经胶质细胞两种细胞成分，神经元接受或者传导刺激冲动并作出适宜反应；神经胶质细胞对神经元起着支持、营养、保护和修复的作用，不接受刺激或传导冲动。简单来说，神经系统可以划分为中枢神经系统和周围神经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由脊髓和脑构成，脊髓是中枢神经系统的低级部分，脑是中枢神经系统的高级部分。周围神经系统指中枢神经系统以外的神经成分，主要由神经和神经节构成。周围神经系统与脑和脊髓相连接，分布于全身皮肤、肌肉、内脏、心血管、腺体和皮肤立毛肌等。脑的各级中枢和脊髓有着广泛的联系，并通过脊髓来完成复杂的活动；来自躯体和四肢的刺激，也只有通过脊髓传达到脑才能被感受到。脑常常被分为3个部分：大脑（也叫端脑）、小脑和脑干。脑干是脑的中轴部分，其上方和端脑相接，下端与脊髓相接，背侧和小脑相延续。躯体感觉区：位于中央后回和内侧面的中央旁小叶后部。视区：围绕枕叶内侧面的距状沟两侧，有时甚至超过枕极。 运动区：位于中央前回，包括中央沟前壁、半球内侧面上中央旁小叶前部等。语言区：使用语言是人类特有的技能，位于额、颞、顶叶交界区的广泛部位，分别有听、说、读、写等不同语言中枢。 大脑的功能随着人类的进化趋于复杂，大脑除了管理运动和感觉以外，还有学习、记忆、思维、情感和意识的功能作用。脑干是脑的中轴部分，包括间脑、中脑、脑桥和延髓四部分。凡是上、下行的神经纤维都要通过脑干才能与脊髓、小脑和大脑半球发生联系。脑干还发出脑神经接受头面部的刺激和支配头面部运动。脑干的结构和功能很复杂，是中枢神经系统中神经信号汇聚和分散的核心部位，对神经系统的各种功能起整合作用，同时又将整合后的各种神经信号返回到脑和脊髓的各个部分，调节神经系统各个部分的功能状态。因此，脑干的功能极其重要，主要包括几个方面：调节脊髓的牵张反射和肌紧张；调节躯体各种感觉并作出适度的反应；调节各种内脏活动，包括维持平稳的血压、调节呼吸运动以及进食和呕吐等；调节和维持内分泌功能；最重要的是维持睡眠-觉醒状态的周期性等生命活动。小脑位于后颅窝内，是躯体运动的重要调节中枢，对维持身体平衡有重要作用。小脑按功能和神经纤维联系把小脑分为三部分：绒球小结叶、前叶和后叶。小脑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维持身体平衡、调节肌张力和协调肌肉的运动。当小脑出现病变时，患者可能出现平衡失调、站立不稳、走路摇摆如醉酒、有后跌趋势，或者表现肌张力低下、肌力减弱，或者协调运动紊乱，随意运动的力量、速度、方向、幅度和稳定性方面失常等。神经系统的功能能够正常进行，有赖于上述神经系统结构的正常、周围环境（颅内压）的稳定等。有部分神经肿瘤确实会引起某些精神状态异常，例如有些肿瘤，特别是位于额叶者，可逐渐出现精神症状，如性格改变、淡漠、言语及活动减少、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减退、对事物不关心等，甚至在一些胶质瘤患者中还观察到出现认知能力下降的状况。神经肿瘤引起精神异常的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神经肿瘤生长压迫，瘤周脑组织水肿、缺血以及异常生物电活动有密切的联系。垂体富含多种神经内分泌细胞，是人体很多激素的分泌场所，维持人体内环境的稳定，维持人体的正常生长。垂体发生病变会让人体出现很多奇特的症状，例如多尿、肥胖体格高大等。染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传染源、传播途径及易感人群，三者缺一不可。临床资料证明，脑肿瘤患者本身并不是传染源。专家做过这样的实验，从癌症患者身上取下的癌组织直接种植在另一个人身上，并不能直接成活生长。

妇女疾病

宫颈与外界相通、与盆腹腔相连，这种特殊的解剖位置使外界的病毒、细菌可以感染宫颈，盆腹腔的病变也可以在宫颈部位有所表现。鉴于上述原因，宫颈部位的炎性疾病、癌前病变或癌都可以预防或被早期发现。预防通过感染引起的癌症在宫颈病变和宫颈癌中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宫颈也称子宫颈，是女性生殖器官——子宫的组成部分。幼儿时期，宫颈长于宫体，随着激素的改变，性发育成熟，宫颈逐渐变长，发育成熟的育龄期妇女宫颈长2.5～3cm，宫颈与宫体比例约为1∶2。宫颈为圆形柱状体，质地软，外表光滑，可以分为阴道部和子宫部。宫颈管腺体自身分泌黏液，并随激素改变而发生周期性变化。正常宫颈表面光滑，但育龄期妇女因激素水平高，腺上皮增生活跃，外观或阴道镜可以观察到宫颈口红，严重的可以有接触性出血，俗称“宫颈糜烂”。宫颈癌，顾名思义是指长在子宫颈上的恶性肿瘤。多个性伴侣、过早开始性生活、过早生育、多孕多产、多次流产等与宫颈癌发生密切相关。经期、妊娠期、产褥期是感染性疾病的高发期，也是HPV感染的易感时期。多产易造成产道损伤，特别是宫颈损伤，也是宫颈疾病的易患因素。●其他生物学因素沙眼衣原体、单纯疱疹病毒Ⅱ型、滴虫等病原体的感染在高危HPV感染导致宫颈癌的发病过程中有协同作用。● 其他行为因素吸烟、营养不良、卫生习惯不良（如不洗外阴、不用干净的卫生巾）、不洁性生活等也与宫颈癌的发生相关。● 营养、维生素与微量元素某些维生素及微量元素（如锌、硒和维生素C）的缺乏可能也与子宫颈癌的发病有关。在医疗条件极不发达地区，还可以通过醋酸染色和碘染色的方法用肉眼初筛来发现宫颈癌前期病变。回答是肯定的，宫颈癌有很成熟有效的一、二级预防。绝大多数宫颈癌是由HPV感染引起的，目前已有二价、四价、九价预防性HPV疫苗上市，可以预防70%～90%的HPV感染的宫颈癌。宫颈癌还有很成熟的二级预防措施与方案，如细胞学检查、宫颈HPV-DNA检查、阴道镜活检。预防宫颈癌还需重视性卫生教育，提倡晚婚少育，有性交出血或异常阴道流血症状须及时就医。通过定期筛查，可以实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从而减少乃至杜绝宫颈癌的发生。专家预测，在不远的将来，宫颈癌将是人类通过免疫接种和早诊早治全面预防和根除的第一个恶性肿瘤。九价疫苗，更是在四价疫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属于高危型的HPV31、33、45、52和58五种亚型，是迄今为止功能最强大的预防HPV感染的疫苗，可以预防约90%的宫颈癌。HPV疫苗推荐9岁以上女性接种，建议于第0、1、6个月给药。目前上市的HPV疫苗是预防性疫苗，并不能起治疗作用，也就是说注射疫苗可以预防HPV的感染，但不能治疗和清除HPV病毒。对于由HPV感染而发生的宫颈病变，如已经诊断的宫颈癌及癌前病变或生殖器疣等须尽早到正规医院进行治疗。所以建议尽早接种HPV疫苗，预防HPV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HPV是一种病毒，就像流感病毒一样，在性生活活跃的女性中非常常见，但是80%以上的HPV感染会在6个月内被自行清除，只有少数高危型HPV持续感染才可能会致癌。如果是在怀孕中晚期发现早期宫颈癌，可以密切观察为主，生育之后再进行治疗；如果是怀孕早期发现晚期宫颈癌，应该尽早积极治疗宫颈癌；如果是怀孕晚期发现晚期宫颈癌，可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提前分娩。保留生育功能就需保留子宫体、卵巢和输卵管。卵巢癌发病率位列女性恶性肿瘤第三位，仅次于宫颈癌和子宫内膜癌，但其病死率高居妇科恶性肿瘤之首，大约70%卵巢癌确诊时已为晚期。卵巢癌发病原因复杂，预防措施不如宫颈癌有效，难以用单纯方法予以预防，下列情况可以考虑作为卵巢癌的预防措施：持良好心态，适度运动。减少高脂肪、高蛋白、高热量三高饮食，控制体重，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卵巢是女性的生殖腺。“巢”即某事物的“窝”，顾名思义，卵巢是卵子生长和储藏的地方。正常女性有两个卵巢，左右各一个，位于子宫底的后外侧，像子宫体的2个翅膀，与盆腔侧壁相接。医学上，卵巢和输卵管一起统称为附件，附件位于下腹部双侧盆腔深处，与膀胱和直肠是“邻居”。青春期前卵巢表面光滑，但随着卵泡发育并开始排卵，卵巢表面逐渐凹凸不平呈“桑葚状”。通常，正常卵巢比橄榄稍大，更形象地说相当于成人拇指指头大小。45岁后，卵巢开始逐渐缩小，到绝经期以后，卵巢可逐渐缩小到原体积的一半。卵巢的主要功能是产生卵子和分泌女性激素（即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功能）。首先，卵巢提供卵子。卵子与精子结合形成受精卵细胞，孕育新的生命，所以卵巢是人类繁衍的重要器官。卵巢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产生和释放女性激素，主要有雌激素、孕激素、雄激素，维持女性的特征，维持月经、妊娠。因此，当它“退休”后，以上两种功能都会消失，即出现绝经、不能怀孕等现象。卵巢有“功”也有“过”。卵巢的生殖及内分泌功能，这是它的“功”，它的“过”在于它可以长出肿瘤。无性细胞瘤对放疗敏感，但因患者多数较年轻，有保留生育功能意愿，放疗会导致卵巢功能受损，目前放疗已较少应用。美国好莱坞女星安吉丽娜·朱莉因携带BRCA突变基因，她患卵巢癌的风险为50%，患乳腺癌的风险高达87%。为了避免癌症的发生，她选择了预防性切除卵巢和双侧乳腺，但切除乳腺并不等于切除乳房，可进行乳房整形。 ● 环境及生活因素工业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污染加剧，卵巢癌的发病率也在升高。卵巢癌的发病与饮食也有一定的关系，腌制肉制品、泡菜、变质的蔬菜均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可与氨基酸发生降解反应，生成具有强致癌性的亚硝胺。另外，高热量、高脂肪饮食，导致体内雌激素水平升高，刺激卵巢上皮的增生和恶变，从而增加卵巢癌的发病风险。婚育单身女性患卵巢癌的风险比已婚女性高出一半以上，生育的女性比不生育的女性患癌风险要低。● 年龄卵巢癌的发病率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但不同组织学类型肿瘤的好发年龄段各异。20岁以下女性中生殖细胞肿瘤最常见，交界性肿瘤常好发于30～40岁的女性，上皮性卵巢癌绝大多数发生于50岁以后，在80岁左右达到发病高峰。因此，随着人均期望寿命的提高，卵巢癌发病率也在增加。● 精神因素性格急躁，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抑郁、自卑、自责，人际关系紧张等会导致机体免疫系统受损，继而诱发肿瘤的生长。而性格开朗、乐观的人危险性最低，不良情绪可以抑制免疫系统功能，削弱机体的自身抗癌能力。合理地安排饮食化疗期间会出现口腔溃疡、食欲减退、恶心呕吐或腹泻等胃肠道反应。在饮食上应多吃些清淡、富有营养且易于消化的食物，例如瘦肉、鱼类、大枣等。这对于防止或减轻由于骨髓抑制引起的血细胞数量下降十分有益。若患者出现贫血症状时，可多吃些动物的肝脏或心脏、蛋黄、瘦肉以及菠菜等。此外，可多吃些香菇、蘑菇、猴头菇、木耳等富含多糖类的食用菌，以提高人体的免疫功能，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繁殖。患者在使用环磷酰胺等主要经肾脏排泄的化疗药物时，应多饮水以减轻药物对肾脏的损害。子宫是女性孕育生命的器官，深藏于小腹骨盆正中央，在膀胱与直肠之间，呈倒置鸭梨形状。子宫可分为底、体与颈三个部分，颈为下份最小的部分。上方两角为“子宫角”，通向输卵管，是精子和受精卵通行的路径。性成熟未孕女性的乳腺处于静止期，妊娠期在性激素影响下，乳腺变为活动期，腺泡和导管迅速增生，哺乳期腺泡呈分泌状态，形成乳汁。断乳后，催乳激素水平下降，停止分泌乳汁，腺体逐渐萎缩，转入静止期。绝经后，腺体组织逐渐减少、萎缩、退化，脂肪增多。乳腺是女性的骄傲，它承托出女性的曲线美，带来无穷的想象；同时，乳腺也是分泌乳汁，哺乳新生儿，与人类繁衍息息相关的器官。女性乳腺受雌激素、孕激素等影响，也会发生双侧乳房持续性增大、乳头乳晕增大、颜色逐渐变深、乳晕周围小丘状隆起等，逐渐乳腺完全成熟。乳腺的衰老乳腺在发生、发育过程中受性激素影响，女性从围绝经期（更年期）开始，随着性激素水平持续下降，乳腺也逐渐发生退化，称为乳腺的衰老。女性更年期后卵巢功能逐渐衰退，性激素水平下降，乳腺腺体及其周围组织发生退行性改变，表现为乳腺小叶和末端乳管萎缩、数量减少、脂肪堆积等乳腺衰老征象。外部表现为乳房下垂、缺乏弹性等，乳房体积可因脂肪堆积反而有所增大。乳腺疾病较多发生在乳腺衰老阶段，此时应该到乳腺专科做常规健康检查，以期早期发现、及时诊治。乳腺癌在全部人群的发病率排名第五位（位于肺癌、胃癌、结直肠癌和肝癌之后）。值得重视的是，女性乳腺癌的发病率与各地城市化水平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城市化水平越高的地区乳腺癌的发病率越高；另一个发病特征是，城市发病率比农村高，东部发病率比中部、西部高；南方城市发病率最高，西南地区农村发病率最低。哪些因素增加乳腺癌的风险？乳腺癌是内外多种因素所致。增加乳腺癌风险有以下因素： ● 乳腺癌家族遗传史生母或同胞姐妹患乳腺癌的女性，增加了1.7倍患乳腺癌风险。 ● BRCA基因突变BRCA1和BRCA2等基因突变与家族性乳腺癌和早发性乳腺癌有较高相关性。● 乳腺良性疾病史 如复杂性囊肿、复杂性纤维腺瘤、导管内乳头状瘤、硬化性乳腺病等。特别是有乳腺导管上皮不典型增生的女性，患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4～5倍。 ● 一侧乳腺癌病史对侧患乳腺癌的风险增加。● 乳腺密度致密型乳腺增加患乳腺癌风险，并降低钼靶对早期乳腺病变的检出率。● 月经、妊娠、生育、哺乳月经初潮年龄早（小于12岁）、绝经年龄晚（大于55岁），未生育、初产年龄晚、不哺乳，多次人流史、性生活不和谐等，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外源性激素长期口服避孕药、绝经后长期服用雌激素等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社会及职业因素电离辐射、久坐、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工作压力、情绪无常、抑郁、紧张等）、精神创伤、作息无规律等，均会增加患乳腺癌的风险。● 不良生活方式高脂高热量饮食、吸烟、饮酒、肥胖、缺乏锻炼等，也是患乳腺癌的危险因素。适量的豆制品摄入，有益于身体健康，不会致癌。乳腺癌并非是女人的“专利”，男性同样也可患乳腺癌。由于生理结构的差异，男性乳腺癌患者占全部乳腺癌患者比例较低。男性乳腺癌有以下特点：发病年龄偏大、恶性程度较高、易侵犯周围组织及远处转移、病死率较高。Halsted理论和Fisher理论经过多年研究已经证实，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因为尽管乳腺癌患者做了充分的局部处理，例如手术切除和术后放疗，但还是会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出现复发和远处转移，这是因为乳腺癌并非仅限于乳腺的病变，而是一个全身性疾病。研究发现，在乳腺癌患者手术切除处的血液中可以观察到循环肿瘤细胞，有时甚至在距离手术部位较远处也可以发现。早期存在于血液中的肿瘤细胞可随循环系统播散至全身各个器官，一旦具备合适的生存土壤，癌细胞便可以在那里生长、繁殖，最终形成转移病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患者在做完了手术之后还要做辅助化疗的原因，目的就是消除一些隐匿性亚临床病灶，降低复发转移风险，延长患者生存时间。与年轻患者相比，老年乳腺癌患者一般健康状况较差，常合并高血压、冠心病、肺心病、脑梗死等慢性疾病，在选择治疗方式时，应权衡利弊，多方面综合考虑，采用恰当的个体化治疗手段。乳腺癌就像蒲公英，全身都可能有她播散的种子。把蒲公英连根拔起后还需要全身应用抗肿瘤药物杀死种子。正常人全身很多部位都分布有淋巴结。正常情况下淋巴结较小，无法触及到，在炎症、外伤、肿瘤，或者淋巴血液系统疾病以及风湿免疫疾病等情况时，淋巴结均有可能增大。对于乳腺癌来说，癌细胞在起病最初期位于乳腺组织内，随着病情逐步发展，可侵及乳腺引流区域淋巴管，向其局部淋巴引流区转移（包括腋窝淋巴结、锁骨上淋巴结、内乳区淋巴结等）。其中最常见，同时也是引流第一站的淋巴转移部位便是同侧腋窝淋巴结。腋窝转移淋巴结常由小增大，由少增多，有时数个淋巴结也可融合，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常常在体表就能被扪及。乳腺癌患者检查肺、骨、肝、脑的意义？乳腺癌和所有的恶性肿瘤一样，除了原位癌以外，在早期的时候就存在远处转移的可能性，并且远处转移常为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有人将乳腺癌叫做“母瘤子”，意思就是它会下崽，会到处跑！这也是乳腺癌最令人恐惧的地方。根据医学统计，乳腺癌的远处转移有一定的倾向性，其中骨、肺、肝脏、脑部出现转移的几率相对较高。因此，当乳腺癌患者入院接受乳腺相关检查的同时，医生也会重点对这些器官进行相关检查，以排除转移的可能，为下一步的治疗方案的制定提供依据。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不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初次诊断就是晚期乳腺癌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除乳腺病灶外，其他器官出现远处转移；另一种是虽无其他器官的远处转移，但因乳腺原发病灶巨大或局部糜烂、破溃以及皮肤红肿等情况，导致目前尚无手术机会，称为局部晚期乳腺癌。乳腺是人体的浅表器官，患者自我检查易发现异常，发现乳腺病灶的时间相对较早。但为什么还是会出现初次诊断就是晚期这种情况呢？分析其原因如下：①乳腺癌常表现为无痛的肿块，患者本人没有任何不适感觉；②患者缺乏相关医学知识，在发现乳腺病灶时没有引起重视，或因经济原因而未及时就医，甚至自行采用局部外敷药物、针灸等办法，刺激其生长，导致乳腺癌原发病灶迅速长大甚至出现远处转移；③患者地处偏远地区，医疗资源匮乏，医疗条件较差，被诊断为乳腺良性疾病予以治疗，导致病情延误；④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在早期的时候就可能出现远处转移。部分患者在乳腺原发病灶很小，甚至在未能发现乳腺病灶的情况下，就先行出现其他器官的远处转移。⑤乳腺癌生存期较长，乳腺肿块生长常常没有任何症状，很长一段时间不影响生命，患者因此延误诊治。治疗癌症一定要到正规的肿瘤医院或综合性医院，不要听信网络传言、小广告、秘方偏方，实际上很多所谓的“祖传秘方”根本就是未经正规医学培训的游医。由于对疾病的担心，误信这些秘方谣言，不仅贻误你的病情，还会给你带来不少的经济损失。中医治疗也是乳腺癌综合治疗之一，主要表现为中医对肿瘤治疗是通过扶正祛邪，提高机体免疫功能；放、化疗期间通过健脾养胃，滋补肝肾，益气养血等，减轻放、化疗等不良反应；内分泌治疗期间减轻潮热、盗汗等药物副作用，提高生活质量；对于晚期肿瘤姑息性治疗，中医中药可减轻相关症状，提高生活质量等。心理障碍是一个较突出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高度焦虑、愤怒、不安、担心、恐惧、自卑、抑郁、孤独、多疑、失眠、人格改变及自杀倾向。心理治疗就是要对患者适当心理疏导、减轻心理负担、摆脱情绪困扰、重新建立生活的信心。 乳腺癌的保乳手术的好处有：* 手术创伤小、恢复快，更易完成术后综合治疗。* 术后并发症少、手术瘢痕小、美观性好、功能损害轻。* 保持乳房外形，对心理影响较小，增强自信心，利于回归社会，减少身体缺失感与自卑感，提高生活质量。* 利于家庭生活和谐，身心更健康，有助于自身免疫力提高。乳房切除术后造成乳房残缺，女性特征缺失，患侧肩部偏斜等畸形，给患者造成严重心理负担，影响社会交往和家庭生活。利用自身组织或假体进行乳房重建，可以恢复正常胸部形态，纠正患侧肩部偏斜等畸形；更重要的是通过乳房重建，使患者恢复自信，解决心理障碍，提高生活质量，更有利于家庭和谐和回归社会生活。乳房重建毋庸置疑已成为乳房切除后全面康复极为重要的部分。优势在于，假体植入手术简便易实施，创伤小，与人体组织相容性好。可能分步手术，先置扩张器，完成扩张后取出扩张器，植入永久假体。缺点在于假体是异物，可能发生假体移位、外露、包膜挛缩、感染、形态不自然、不对称等并发症，费用较昂贵。乳腺癌患者术后是可以过性生活的，适当的性生活有利于患者体内激素的平衡，对疾病本身有积极作用，也有利于患者心理的康复和家庭和谐，尤其是夫妻之间和谐的性生活，还有利于患者增强生活信心，对促进健康很有利。当前，很多癌症已经成为一种慢性疾病，癌症并不意味着死亡，你需要的是正确认识疾病，配合治疗，乐观生活，挑战生命，而不要悲观、失望、绝望。肿瘤患者的饮食要富有营养，多吃一些对人体有益的食物，例如高蛋白的鱼类、增强免疫的蘑菇、新鲜水果，最好少吃或不吃腌制品、熏制品，特别是不卫生的游摊小吃。乳腺癌的病因到目前为止尚不清楚，但乳腺癌的发生发展与雌激素指标超标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因此，乳腺癌患者并不需要刻意忌口，只需在饮食上尽量减少食用富含动物雌激素的食物，包括：蜂蜜、蜂王浆、雪蛤、动物胎盘等。食物多样化，具有色、香、味，注意饮食卫生，禁生冷食物。化疗前，应在用药前2～3小时进食，避免产气和不易消化的食物，如洋葱、豆干、牛奶、糯米等；化疗后，饭后1小时不要平卧，饮水时间最好在进食前后约1小时。食欲减退则可少量食用咸菜、腐乳、含辣椒的小菜以促进食欲。出现恶心、呕吐则应清淡饮食，补充水分或口服鲜姜汁；便秘则应多饮水，多食含刺激肠道蠕动的高膳食纤维的食物，如糙米、芹菜、土豆、香蕉、苹果等或在饭菜里加入适量麻油。白细胞减少则应高蛋白饮食，如牛奶、鸡蛋、瘦肉、鱼肉、肉汤、五红汤（红糖、花生、红枣、枸杞、红豆）等。

肺癌

肺是胸腔内两片像海绵一样的器官，它有两片（解剖学上称两叶），分别位于心脏两侧，右侧有上、中、下3叶，而左边只有上、下2叶。在肺的下面有一层薄膜一样的肌肉叫膈膜，它将胸腔和腹腔隔开，呼吸时它上下移动，将空气吸入和废气排出。90%以上的肺癌与吸烟有关，且吸烟者患肺癌的几率是不吸烟者的几十倍。除直接吸烟者外，二手烟也会大大增加罹患肺癌风险。这里要强调一点，吸烟不一定得肺癌，不吸烟也可能会得肺癌，癌症是多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只是得肺癌的几率要高几十倍。其他可能导致肺癌的因素有：①空气污染，雾霾；②职业因素，如长期接触石棉等物质和铀、氡（一般在地下室中浓度较高）；③在中国，厨房中的油烟和体燃料（如煤球、柴火等）也可能是致病的风险因素；④肺部其他慢性疾病，如肺结核、矽肺、尘肺等；⑤另外还有就是个体因素，如家族遗传，以及免疫机能降低，代谢活动、内分泌功能失调等，将会对肺肿瘤的发病起到某些促进作用。由于肺癌的致病因素比较复杂，还没有哪一种药物、方法能够预防所有肺癌，但我们可以通过远离已知的致癌因素，降低肺癌发生风险。● 拒绝烟草不论您吸烟已有多少年，不论您年龄多大，请您立即下决心戒烟。戒烟不仅能降低肺癌发生率，对于肺癌患者也可以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戒烟后沉积在你体内的致癌毒素会逐渐减少，并逐渐恢复您的免疫功能，增强体力，预防癌症和其他疾病。● 降低环境污染造成的影响空气污染较重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外出及运动，出行时佩戴口罩等，另外在生活环境中，如厨房安装效率高的油烟机，减少固体燃料的使用，安装空气净化器等。● 远离职业危害因素生产者避免或减少直接接触已知致癌因素，加强个人防护，定期体检等。养成良好的生活及饮食习惯：生活规律，坚持锻炼身体，增加免疫能力，多食蔬菜、水果，少食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 养成定期体检的习惯中年以上（尤其是40岁及以上的）居民应定期体检，如有刺激性干咳、痰中带血丝等症状时，应及时到医院检查，做到早发现早治疗。肺癌难治，表现在肺癌患者死亡率高、生存期短，耐药和复发转移率高。肺癌患者出现声音嘶哑是因为肿瘤或转移的淋巴结压迫或侵犯了喉返神经，该神经有左右两根，控制着我们发声的声门韧带。如果只是一侧神经受累，另一侧声门经过一定时间的代偿，声音嘶哑可以有所恢复。患者麻醉清醒6小时后可饮少量温开水，术后第一日可给予清流质（如汤），如患者未感不适可逐渐过渡到半流质（如稀饭）、再慢慢过渡到软食以及普食。术后饮食要以清淡、细软、易消化吸收为宜。尽量选用高蛋白、高维生素、粗纤维类食物，少食高脂肪，尤其油腻、油炸食物，多食蔬菜、水果。

食管癌

我们吃进的食物，都要通过食道输送到胃部开始“加工”，食道可以说是消化系统的“传输通道”。食管还有三个狭窄，第一个狭窄位于环状软骨下缘即食管的入口处，是三个狭窄中最窄的部位，口径约1.3cm；第二个狭窄为食管在左支气管交叉处；第三个狭窄为食管穿过膈肌的食管裂孔处。食管的三个狭窄的位置是食管腐蚀伤最重的部位，也是食管异物容易停留的部位。食管的长度通常与个体身高或躯干长度呈正比，一般长约25cm。从门齿到食管入口处的距离约15厘米，到贲门约40厘米。食道癌是常见的消化系统肿瘤，在我国某些地区和城市，食道癌甚至是当地排名第一的恶性肿瘤，推测与饮食习惯和结构有关。什么是食管癌？食管癌是指发生于食管黏膜上皮的一类恶性肿瘤，古中医称此病为“噎膈”。食管癌是全世界高发恶性肿瘤之一，中国食管癌无论发病人数还是死亡人数均占全世界一半以上，也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恶性肿瘤。中国食管癌发病率及死亡率分别位于各类恶性肿瘤的第五位和第四位。 食管癌与多种因素相关，以下列举了常见的食管癌高风险因素：● 饮食食管癌的发病与饮食密切相关，食物被真菌污染、腌制食物、红肉类（猪牛羊肉等）、高温食物、辛辣和油炸食物可增加食管癌发生风险。● 生活方式吸烟和饮酒是食管鳞癌明确的危险因素，口腔卫生差（经常不刷牙）也会增加发生风险。● 人口学因素年龄越大，食管癌发病率也越高；男性食管癌的发病比例显著高于女性，发病年龄也早于女性。● 家族史和遗传因素我国食管癌高发区存在明显的家族聚集现象，可能与相似的遗传背景和生活环境因素有关。● 感染因素。HPV感染是食管癌一个重要致病因素。● 其他食管相关疾病，如食管慢性炎症、食管固有疾病发生癌变（柱状上皮化食管、食管瘢痕狭窄、贲门失弛缓症、食管憩室）等。我国食管鳞癌发病的主要原因是饮酒、吸烟、对食管造成损伤的各种慢性刺激及环境因素。目前食管癌的病因还未完全明确。患食管癌的人群可能与年龄、性别、职业、种族、地域、生活环境、饮食生活习惯、遗传易感性等有一定关系。经已有调查资料显示，食管癌可能是多种因素所致的疾病。● 化学病因亚硝胺致癌性很强，食物、化妆品、啤酒、香烟中都含有亚硝胺。这类化合物及其前体分布很广，腌制蔬菜时硝酸盐还原菌可将硝酸盐转变为亚硝酸盐，一周以后亚硝酸盐含量增加，在半个月时达高峰，10℃以下，可持续到第三周。食管癌高发区的食物、水、酸菜、甚至患者的唾液中，测亚硝酸盐含量均高。通常条件下膳食中的亚硝酸在缺少维生素C的情况下，会对人体造成危害。● 生物性病因真菌在一些食管癌高发区的粮食中、食管癌患者的上消化道内或切除的食管癌标本上，均能分离出多种真菌。其中某些真菌有致癌作用，有些真菌能促使亚硝胺及其前体的形成，更促进癌肿的发生。● 缺乏某些微量元素缺乏某些微量元素在粮食、蔬菜、饮水中含钼、铁、锌、氟、硒等微量元素偏低的地区，患食管癌可能性增大。● 缺乏维生素A缺乏维生素A、维生素B2、维生素C以及动物蛋白摄入，新鲜蔬菜、水果摄入不足，是食管癌高发区的一个共同特点。● 不良饮食习惯烟、酒、热食、热饮、口腔不洁等导致食管直接受损或血管受到影响的因素包括长期饮烈性酒、嗜好吸烟、食物过硬、过热、进食过快，引起慢性刺激、炎症、创伤或口腔不洁、龋齿等均可能与食管癌的发生有关。当熏腊食品与酒共同摄入时，亚硝胺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就会成倍增加。● 遗传因素食管癌遗传易感因素目前认为，食道癌不是直接遗传性疾病，但是有不少食道癌的发病有家族聚集的倾向，家族中有人患食道癌，其子女患食道癌的机会比一般人高几倍。为改善食管癌患者食管部分梗阻问题，临床常将扩张金属支架（管）放入食管腔来使食管保持通畅，以便食物或液体能顺利通过食管到达胃。以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营养状况。胃造瘘治疗就是通过手术在胃上安置一根管子，通过这根管子灌注流质饮食，而不经过口和食管进食。跟安置支架一样，该手术仅用于改善患者的营养状况和进食问题。

肾上腺肿瘤

什么是肾上腺？肾上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内分泌器官，由于位于两侧肾脏的上方，故名肾上腺，即肾脏上方的腺体。肾上腺外面是皮质，分泌醛固酮、皮质醇和少量的雌激素、雄激素。醛固酮对维持人体正常血压有重要作用。但如果分泌过多，会导致机体水钠潴留，进而引起高血压和低血钾。当人体处于应激状态时，比如感冒、发烧以及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皮质醇就发挥重要作用了。此时肾上腺皮质分泌大量的皮质醇，它就可动员机体的存储能源，为应对机体内部或者外部重要事件提供充分的物质准备。当皮质醇缺乏时，机体在经历重大事件时往往会因为缺乏足够应对能力而容易被外界压力所击倒。肾上腺内部是髓质，分泌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这些激素在应激状态释放增多，能够帮助升高血压，加快心率，升高血糖，动员全身的储备物质，为机体与外界环境的抗争作好充分准备。因此，肾上腺是人体极其重要的腺体器官。满月脸、水牛背是皮质醇增多症引起的吗？满月脸、水牛背是因脂肪代谢紊乱所致的向心性肥胖，被认为皮质醇增多症的特征表现。这些患者一般面如“满月”，躯干部的脂肪明显增厚，而四肢显得相对瘦小，肥胖不成比例，呈向心性分布；因此被形象地称为“满月脸”“水牛背”。大部分是由肾上腺分泌的皮质醇增多引起的，可因为下丘脑及垂体病变：肾上腺皮质增生、腺瘤及肾上腺皮质癌等疾病引起，还可因长期大量应用糖皮质激素等引起。什么是肾癌？肾脏是我们身体的排泄器官。在妊娠11～14周时，胎儿肾脏即有排泄功效，从那一刻起，它就永不停息地过滤出我们身体里的代谢产物，然后将它们生成尿液排出体外。在长期的排泄工作中，肾脏细胞会不可避免的受到损伤。损伤的肾细胞则有可能恶变为癌细胞。肾脏的癌细胞通过不断生长和分裂，就会形成肿块，这些肿块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肾癌。癌是泌尿系统中最常见的肿瘤之一。目前肾癌在我国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中占第二位，仅次于膀胱癌，占成人恶性肿瘤的2%～3%、儿童恶性肿瘤的20%左右。男女发病率有比较明显的差异，据统计，男女之比为2∶1。近年来肾癌的发病率逐年增长，从1998～2009年，我国肾肿瘤发病率以平均每年6.5%的速度增长，为4.5～5.6/10万。首先，大量科学研究都认为吸烟是肾癌重要的风险因素之一。吸烟人群发生肾癌的风险是不吸烟人群的两倍，长期吸烟的人群发病风险更高。戒烟后肾癌的发病风险会逐年下降。另外有研究表明，肥胖的人患肾癌的几率比正常体重人群要高两倍，高血压也是导致肾癌风险升高的因素。有报告显示，糖尿病患者也更容易发生肾癌。肾癌患者中有14%的患有糖尿病，是正常人群患糖尿病比例的5倍。除此之外，有研究发现高蛋白、高脂肪饮食也会导致肾癌发病风险上升，而富含水果、蔬菜的饮食能够降低患病风险。长期接触重金属的工人、石油化工工人、放射工作者等从业人员也被认为有罹患肾癌的风险。肾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并不十分清楚，所以目前也没有特效的预防药物和食品。但是流行病学研究证实，吸烟、高血压、肥胖、糖尿病是目前较为肯定的肾癌高危因素。因此，平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坚持戒烟、适当运动、避免肥胖、控制血压和血糖、多食蔬菜水果等健康的生活方式。人体两个肾脏会被认为有规律的“轮休”，单个肾脏的代偿能力很强。因此一旦因各种疾病需要切除一个肾脏，只要另外一个肾脏功能得到很好的保护，减少结石、感染、高糖、高压等刺激和损伤，将不会影响正常健康的生活。肾癌术后一般的饮食没有太特殊的禁忌，但因为根治性肾切除术患者术后只有一个肾脏，保留肾单位手术患者术后肾功能储备也会受少许影响，所以患者在手术后饮食上还是有一些注意事项。主要是少吃让肾脏负担过大的食物比如野菜、野生菌类、动物内脏和海鲜等；另外，为避免服用肾毒性药物，在其他疾病就医时需要向医师告知手术史，更不能自行擅自服药，尤其是煎服各种中草药。

膀胱癌

膀胱是位于盆腔前方的一个锥体形气球状肌性器官，收缩性回弹性强，为贮尿器官。无尿时膀胱呈锥体形，在耻骨下方不可触摸；充盈时则变为卵圆形，顶部可向上突出耻骨联合而被叩出。什么是睾丸？睾丸是男性生殖系统的主要实质性器官，睾丸位于阴囊内，左右各一，呈椭圆体约核桃大小；左右两侧睾丸的大小常不同；健康成年男性睾丸体积约15～25ml，长约4.5～5.1cm，如果成年男性睾丸体积小于12ml则提示睾丸发育不良。睾丸功能是什么？睾丸的主要作用是通过产生精子和分泌雄性激素，来维持男性生殖及性功能。睾丸内生精小管产生精子后，精子通过输出小管进入附睾进一步发育成熟、储存。生精小管之间组织内的间质细胞分泌雄性激素，雄性激素可以维持男性第二性征和性功能，同时雄性激素具有促进精子的发育和机体合成代谢的作用。隐睾是指睾丸没有正常下降到阴囊内，约有3.4%左右的新生儿睾丸没有下降至阴囊内。隐睾根据其位置可分为腹腔内隐睾、腹股沟管隐睾、阴囊高位隐睾、异位隐睾、可回缩隐睾。绝大多数新生儿的睾丸可在出生3月内下降至阴囊，如果1岁时睾丸仍未下降至正确位置则需要尽快行睾丸下降固定术，3岁以前手术则能尽量避免睾丸肿瘤发生。建议所有男同胞洗澡时经常摸摸自己的睪丸，看看有无异常，是否两侧都有睾丸。怀疑有问题时，应立刻找泌尿专科医师诊治。也请所有新生男孩的父母一定注意，看看爱儿的双侧阴囊内是否有睾丸。正常男性有两个睾丸，即使切掉一个睾丸，剩下睾丸仍能够承担人体的产生精子和雄性激素功能，对于男性生育功能、性功能没有太大影响。只是产生精子的质量和数量受一定影响，有降低自然怀孕几率的风险。因此患者可以遵循医嘱，在病情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回归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同时，需要按照医师的要求进行复查随访，避免焦虑和过度紧张，当然也可以过正常的性生活。什么是前列腺？前列腺是雄性哺乳动物生殖系统中的一个器官，属外分泌腺。前列腺的主要功能是分泌和储存前列腺液，它分泌的前列腺液，含有抗菌因子，能起到保护尿道的作用。前列腺每天以0.5～2ml的量，经前列腺腺管排到后尿道后，随尿液排出体外。前列腺腺管内存有一定量的前列腺液。前列腺液可与精子混合成精液。在解剖学和生理学上前列腺的构造因物种不同而有差异。 一个健康的人类男性其前列腺约有3cm长，重约20g，位于骨盆腔，膀胱之下及直肠之前。前列腺癌是男性生殖系统常见的恶性肿瘤。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在国内外有很大差别。欧美各国发病率较高，在北欧各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占男性肿瘤的第一位，其在美国现也跃居首位，西欧、南美的发病率低些，东欧和亚洲发病率最低。另外不同种族的发病率相差很大，黑种人发病率及死亡率最高，白种人次之，黄种人最低。前列腺癌在我国泌尿系肿瘤中占第三位。但是，近年来在我国的发病率有加速上升的趋势。据估计，欧美50岁以上的男性当中，大约有40%的人前列腺中患有面积很小的癌症。然而，只有8%的男性会发展为需要治疗的癌症，只有3%的男性会死于这种病。在大多数病例中，前列腺癌在年龄较大的男性中发展缓慢，并不会导致死亡。

骨癌

骨肿瘤是发生于骨骼或其附属组织（血管、神经、骨髓等）的肿瘤，由骨组织的各种细胞发生变异出现“瘤变”“癌变”而形成。骨肿瘤与其他部位肿瘤不同，好发于青少年。不一定，恶性骨肿瘤是否选择截肢手术应根据肿瘤大小、侵犯的组织层次、类型、生物学行为等因素决定，恶性程度较低、分化较高、侵犯部位和侵犯层次较为局限的恶性肿瘤，可选择保肢手术。是否行保肢手术还需要结合患者的意愿及经济承受能力综合考虑。对于恶性程度较高，如低分化的成骨肉瘤、尤文肉瘤，分化较差、较容易转移的肢体恶性骨肿瘤，为安全起见，应选择根治性截肢手术或者关节离断术。理论上人工关节假体的使用寿命为10～20年。不过，每一个植入人工关节假体的患者，其具体使用的年限要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关节感染是对关节假体使用威胁最大、最凶险的因素，一旦出现术后感染，造成关节疼痛、功能障碍，往往是灾难性的；若关节感染控制不住，只能进行翻修手术甚至假体取出，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因此医师、患者双方要相互配合，合理地设计、安装、使用关节是最重要的。控制体重、使用助行器、尽量避免重负荷活动是对关节假体有益举动。肢体丧失对生活有一定的影响，具体与截肢的平面、是否保留关节、部位、假肢的功能有关。● 截肢平面越高，肢体丧失部分越大，对生活自理能力影响越大。● 扩大关节截肢、关节离断比保留关节的截肢对生活自理能力影响较大。● 上肢的自然功能比下肢多，因此，上肢截肢比下肢截肢对于生活自理能力影响较大。● 术后安装假肢的种类能影响生活自理能力。总而言之，截肢术后，对患者的日常生活有一定的影响，患者丧失部分生活自理的能力，但是随着义肢技术的不断进步，这种影响正在逐步地缩小。有的假肢技术甚至可以帮助失去肢体的残障人士实现梦想，比如“刀锋战士”！关键看你是不是意识到：“你失去的只是肢体，而不是全部的生活！”幻肢痛又称肢幻觉痛，系指患者感到被切断的肢体仍在，且在该处发生疼痛。疼痛多在断肢的远端出现，疼痛性质有多种，如电击样、切割样、撕裂样或烧伤样等。表现为持续性疼痛，且呈发作性加重。各种药物治疗往往无效。对幻肢痛的发生原理，目前尚无统一意见。研究表明，幻肢痛可能与感觉传入的各个环节发生变化有关，如外周感受器、感觉传入纤维、脊髓传导通路、丘脑，甚至皮质出现改变。临床观察发现，截肢平面愈高，幻肢痛发生率愈高；上肢截肢幻肢痛的发生率比下肢截肢高；6岁之前的儿童截肢未见术后幻肢痛。几乎所有被截肢的患者都有过“幻觉”，一种对已失去肢体的感觉，其原因可能是缺如的肢体在大脑中留下的神经学印迹和记忆。患者可以感受到非正常的肌肉运动，如感觉肢体不在正常位置，也常感觉到肢体长度、大小和温度的变化。截肢后的患者多有沮丧、悲观、消沉和逃避等心理反应，以至于难以回归社会。通过对大量截肢后幻肢痛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与疼痛相比，残疾本身对截肢患者的影响更为消极。因此，生物、心理、社会因素对幻肢痛有重要的调节作用。截肢患者对待疾病的心态不同，对疼痛的耐受性也存在差异，应对患者进行不同时期的心理评定，并根据疼痛测试和评定结果制订个体化心理治疗方案。患肢残端功能锻炼不仅有利于残肢功能恢复，而且可防止并发症的发生。截肢后根据病情循序渐进地进行残肢训练，先是练习呼吸运动、健肢的运动和残肢部分肌肉的运动。伤口拆线后立即进行残肢肌肉的主动运动、抗阻力运动、截肢侧关节活动练习和按摩，并在残端均匀地压迫、绑扎，促使残端软组织收缩。另采用残端踩蹬，并逐渐增加残端的负重，以强化残肢面的韧性及肌肉力量，促进新血管形成，减少患肢疼痛的感觉。骨髓是人体造血器官，人体血液的大部分血细胞都是由骨髓制造，但是化疗药物可以阻止、抑制骨髓造血的过程，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如白细胞和血小板减少等。严重减少有时会导致严重感染、出血等并发症。一般停止化疗后1～2周会自行恢复，部分较严重的骨髓抑制可使用有效提升白血病和血小板的药物。尽管如此，骨髓抑制是化疗之后最严重、最危险的并发症。脱发是最为常见的皮肤副反应，常造成患者心理、情绪上的损害甚至会放弃治疗。有研究表明化疗期间采用冷却头皮的方式可减少脱发反应。首先从精神上给予支持，告知患者脱发一般是可逆的，在停止化疗后会重新长出新发。其次给予患者关于头发护理的有益指导，建议戴假发等改变外形，同时避免使用刺激性洗发水，选择性质温和的洗护用品和柔软的梳子梳头，以减少不良刺激。嘱患者进食清淡可口的食物，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的食物，如进食蛋类、奶类、新鲜瓜果蔬菜等，避免进食油腻、油炸类及动物内脏等，减少肝脏的负担。做好心理护理，减轻焦虑，保持心情愉悦，避免熬夜等。主要表现为感觉异常、振动感减弱、刺痛、步态失调、共济失调，严重者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改变、精神异常、嗜睡、昏迷甚至死亡。白细胞降低为化疗药物造成骨髓抑制使得外周血白细胞缺乏的常见并发症，会造成机体抗感染的能力严重下降，出现局部、全身严重感染，如败血症、脓毒败血症、条件致病菌感染，严重者会致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术后当天根据患者麻醉方式采取清淡易消化饮食，之后鼓励患者进食高蛋白、高热量、高维生素和易消化的饮食，多吃水果、蔬菜，多饮水。恶性骨肿瘤术后，耗气伤血，宜多食用补气养血之品，采用粳米、扁豆、大枣、龙眼、荔枝、香菇、鹌鹑蛋、胡萝卜、山药、藕粉粥、豆类等。恶性骨肿瘤放化疗时，耗费阴液，宜多食滋阴养液之物，采用鲜蔬菜、鲜水果如菠菜、水白菜、藕、白梨、香蕉、葡萄及泥鳅、海参、甘蔗粥等。放化疗后，气血两损，宜常服养气之品，采用核桃仁、桑葚、白木耳、香菇、菱角、苡米粥、黄鳝等。骨骼是恶性肿瘤最常见的转移部位之一，仅次于肺和肝。转移性骨肿瘤是指原发于身体其他部位的恶性肿瘤，大部分为癌，少数为肉瘤，通过血液或淋巴系统循环转移到骨骼并继续生长所产生的继发肿瘤，尸检结果显示总体发病率为32.5%，骨转移瘤好发于中老年，男女比例约为3∶1，其发病率约为原发恶性骨肿瘤的35～40倍。骨转移癌一般是由血液播散而来，多见于扁骨，因为成年后仍保留造血功能的红骨髓能够提供肿瘤栓子生长的适当条件。脊柱、肋骨、骨盆和长骨干骺端是好发部位。躯干骨多于四肢骨，下肢多于上肢，膝、肘以远各骨少见。高钙血症是骨转移癌的致死原因之一，但在亚裔人群中相对少见。转移性骨肿瘤引起高钙血症的原因：● 肿瘤消耗导致蛋白降低，使血液中游离钙增加；● 骨折与肿瘤病灶可以释放钙离子；● 长期卧床脱钙；● 肢体制动、骨吸收、骨破坏，肿瘤自身分泌的骨溶解固醇，类甲状旁腺素分泌增加；● 乳腺癌的雌激素治疗等导致骨骼中动员出的钙水平超出肾脏排泄阈值就会发生高钙血症。恶性高钙血症可以有腹痛、顽固性呕吐、极度衰弱、严重脱水、速发肾衰、昏迷死亡。当有原发恶性肿瘤病史患者出现骨破坏时，应高度怀疑骨转移瘤可能，但有部分患者无原发肿瘤的病史，这部分患者应有针对性地检查：● 对于长期吸烟患者，出现咳嗽、咳痰、痰中带血等应警惕肺癌的可能；● 有甲状腺结节、肿大、声音嘶哑等症状应考虑甲状腺肿瘤的可能；● 发现乳腺包块、乳头凹陷、流液等应考虑乳腺癌骨转移；● 有大便习惯改变、大便次数增多，黏液血便病史应警惕肠道肿瘤来源；● 有进食梗咽、反酸、腹部满胀等应考虑胃、食管来源肿瘤；有排尿困难、尿频、尿急、血尿病史应怀疑泌尿系肿瘤；● 皮肤黄染、腹水、肝区肿大等应警惕肝脏肿瘤来源。放疗后病变成骨细胞受到明显抑制，自我修复能力很差，骨不连发生的比例很高，因此如果局部软组织条件允许，手术方式应尽量选择假体置换术。前列腺癌的激素剥夺治疗是治疗前列腺癌的标准手段，其主要机制是通过阻断雄激素使激素依赖性前列腺癌细胞凋亡。前列腺癌的内分泌治疗药物主要有黄体生成激素类似物、甾体类和非甾体类抗雄激素，但内分泌治疗容易导致前列腺癌发展至雄激素非依赖型，从而丧失疗效。对于发生病理性骨折的患者，只要身体状况允许，有一定的预期寿命，都可行手术治疗，手术治疗骨转移瘤的目的是延长生命、缓解症状、提高生存质量、预防或处理病理骨折、解除神经压迫。碘125粒子植入后的主要并发症：● 肺栓塞：是粒子植入后最严重的并发症，粒子浮出可进入种植器官周围较大血管内，随血液流动，进入肺部，栓塞肺动脉或其分支引起肺栓塞，主要表现为短时间内胸痛、呼吸困难等症状。● 发热：主要是由于种子源在照射肿瘤后引起局部组织坏死所致。● 疼痛：由于肿瘤粒子植入一般需要多个穿刺点进针，因此往往存在术后疼痛。● 胃肠道反应：粒子植入后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食欲不佳等，术后可进食富含铁及优质蛋白易消化饮食，如鸡蛋、鱼肉等，食欲不佳者可保持流质或半流质饮食，如汤粥、面条等，至恢复期给予高碳水化合物、高维生素、适量优质蛋白质、低脂易消化饮食。● 皮下血肿：术后6小时保持平卧位，术后72小时内避免剧烈运动，穿刺处给予绷带加压包扎，必要时加压沙袋，观察伤口敷料有无渗血。鼓励多饮水，每日在2000ml以上，多吃粗纤维食物，如香蕉、蔬菜、橙子等水果、增加活动量，养成良好的排便习惯，可在每日的菜中滴几滴麻油，也可服用一些药物，如麻仁丸、清肠通便胶囊。● 害怕、焦虑转移性骨肿瘤患者多伴有疼痛剧烈，恐惧手术治疗，害怕肢体的缺失，担心手术后残疾，需依赖他人照顾，害怕被遗弃，以致患者常伴发焦虑、恐惧，尤其是复发或经久不愈的患者。焦虑使患者对生活和治疗丧失信心，心理承受能力下降，焦虑对治疗与康复十分不利，而且容易诱发其他症状，如疼痛加重，使治疗更加困难。● 悲观、绝望转移性骨肿瘤是一种难以治愈的疾病，病情发展快，对它的治疗尚无很好的方法，转移性骨肿瘤患者，心理上失去平衡，表现为精神高度紧张，失眠、悲观、绝望，甚至产生轻生念头。● 自卑、内疚患者认为自己患了绝症，不能照顾家庭，要反复住院，又需花费医疗费用，造成家庭经济拮据而感到自卑、内疚。========================================================医务人员和家属应当消除患者的害怕、焦虑、悲观、绝望、自卑、内疚心理。帮助他们克服不良心态，通过心理护理，使患者在住院期间和今后的生活中具有自我护理和自我保健的能力，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稳定情绪，信任和配合医务人员治疗。充分相信和配合医务人员，多向医务人员了解病情，多和病友交流，接受事实，认识疾病。做好心理疏导，保持最佳的心态，正确对待人生，积极配合治疗与护理。● 创造安静舒适的休养环境。病区环境对患者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舒适度、治疗的效果与康复等密切相关，因此，要创造一个安静、整洁、温度和湿度适宜，通风良好，光线充足，安全舒适的休养环境。● 争取家属、亲友、同事的配合。社会因素在疾病转归中起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病情关键时期，家属、亲友、同事的支持尤为重要。家属要及时了解患者目前的心理状况，多和患者沟通。家属情绪可以影响患者的情绪，两者互为因果，家属要注意控制自己情绪，积极配合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使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 消除顾虑。经过近年来医学的快速发展，手术、化疗、放疗、靶向治疗及生物治疗等治疗手段使转移性骨肿瘤的生存率有了很大提高。参加病友联谊会，让治疗成功的病友介绍自己治疗和战胜疾病的经验，信任和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讲出自己的顾虑和担忧，向医务人员了解有关恶性肿瘤方面的知识，建立良好医患关系。● 面对现实，增强对治疗康复的信心。在做好基础护理的同时，要经常与患者交流，用温暖体贴的语言解除其心理上的障碍，鼓励并主动接近他们，帮助他们树立治疗信心。同时鼓励家属、亲友、同事探视，以消除患者孤独感，增加生活信心。● 细心观察患者的心理变化。患者的心理是一个随病情发展而变化的过程，家属要随时观察其心理变化，及时和医务人员沟通，针对患者的不同心理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心理疏导。

软组织肉瘤

脂肪肉瘤发生在脂肪组织的恶性肿瘤，也是成人最常见的软组织肉瘤，以中老年人最为常见。体积较大，位置深、无痛性、逐渐长大的肿物，最常发生于下肢、腹膜后、肾周、肠系膜区以及肩部。大部分体表肿块一般无关紧要，但有些体表包块却是某些疾病征兆，须尽早发现及时就医诊治，否则将损害健康。很多人无意中发现时，肿物都有一定大小了。如何做到尽早发现，建议每过一段时间，冲凉时要有意识地触摸自己的全身，看看有没有疙瘩，自己看不见的部位，要请配偶或者家人帮忙检查。检查时注意：①肿瘤的部位、大小、质地、是否可以活动、是否有疼痛；②肿瘤是否较之前有所变化；③质地软硬、无法推动的和（或）近期突然增大的肿瘤，需及时就医。贫血患者，要多卧床休息以减少氧耗，多吃赤豆、红枣等补血食品。对于血小板低下者，要注意自身保护，避免受伤。

色素痣

色素痣是由痣细胞组成的良性新生物，又名痣细胞痣、细胞痣、黑素细胞痣。本病常见，从婴儿期到年老者都可发生，随年龄增长数目增加，青春发育期明显增多。女性的痣比男性多，白人的痣比黑人多。偶见黏膜表面。临床表现多种类型。颜色多呈深褐或墨黑色，也有少数没有颜色的无色痣。痣，其实是人体最常见的良性肿瘤。医学上，痣有很多种，大部分对人体没有影响，有些可能影响美容，少数具有恶性转变倾向。● 毛痣毛痣尤其有碍观瞻，局部发黑，表面粗糙不平甚至隆起，并且长有硬质短毛，常特别引人关注。● 黑痣黑痣是表现在皮肤上的色素斑块。由真皮深层的痣细胞组成，该细胞含有黑色素小体。黑痣非常多见，几乎人人皆有，多不止一个。而澳大利亚人，尤其来自英国的凯尔特族人的恶性黑色素瘤发病率最高。患恶性黑色素瘤的患者中1%～6%有家族史，多发性恶性黑色素瘤者有家族史的比例可高达44%，黑色素瘤属于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由于紫外线的照射与黑色素瘤的发病关系紧密，因此尽量避免日晒，使用遮阳屏是重要的一级预防措施，特别是对那些高危人群，同时加强对一般群众和专业人员的教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更为重要。在夏天要戴帽子，戴墨镜，撑伞，要擦防晒霜。出门的时候尽量走在树荫下或建筑的阴影下。外出旅游的时候，事先做好功课，带好防晒霜和防晒工具。尤其是老年人，别认为自己皮肤晒黑了没关系，这是不对的。这不是漂亮的问题，而是健康问题。对于痣的处理也需要科学的方法。对发生在容易摩擦部位的色素痣及怀疑恶性黑色素瘤，可以预防性切除及取活检明确诊断。如儿童大毛痣在腰部，常受腰带的摩擦和挤压，应尽早全部切除。每次切除的标本必须送病理检查。若有恶变，应全部切除，行植皮术。不宜用腐蚀药物或彻底的冷冻等方法刺激黑痣。一次冷冻不掉而反复数次，是有危险性的，约有30%～50%的恶性黑色素瘤与外界刺激有关。如果因美容的需要，应将痣一次性切除，是比较安全可靠的。冷冻结合切除，力求一次完成，切忌分次切除。个体化靶向治疗主要为基因信号通路抑制，包括KIT抑制剂（伊马替尼）、BRAF抑制剂（Vemurafenib）/（Dabrafenib）、MEK抑制剂（Trametinib）（Cobimetinib）；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重组人血管内皮抑制素（恩度）、贝伐单抗。靶向药物有哪些副作用？普遍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三种：● 全身反应：乏力虚弱、发热寒战、关节肌肉痛。应多卧床休息，根据个体制订活动计划，如有发热，可用冰袋物理降温，调节体温。对疼痛的患者，必要时遵医嘱使用止痛药。● 胃肠道反应：腹泻很常见，主要为轻中度，严重者可出现脱水恶心。呕吐常见，常为轻中度，患者常伴食欲缺乏、口腔溃疡。应保持口腔清洁卫生，必要时遵医嘱是用止吐药。若有服用华法林者应检查凝血原时间或INR，防止发生出血、胃肠道出血。● 皮肤反应：皮疹、皮肤瘙痒多见，还表现为红斑、干燥、瘙痒，中度可见脓疱性皮疹、多形性红斑，偶可发外周水肿、手足综合征、皮肤毛发脱色、荨麻疹。那么靶向治疗患者应用清水洗脸，不用碱性日用品和肥皂清洁皮肤，避免刺激和皮疹。

恶性淋巴瘤

淋巴系统主要由淋巴器官、淋巴管和淋巴液组成。淋巴组织包括淋巴结和相关器官（如脾脏和骨髓），是人体免疫和血液系统的一部分。淋巴结是小的豆状囊性结构，遍布全身，大量淋巴结会在你的胸部、颈部、喉咙、腋窝、腹股沟、骨盆，甚至沿着肠道分布。有时你在颈部、胳膊下和腹股沟的皮肤下也可以摸到淋巴结。淋巴结主要由淋巴细胞构成，淋巴细胞是一种白细胞，主要包括三种细胞：B淋巴细胞（也称为B细胞，其产生抗细菌感染和其他感染的抗体），T淋巴细胞（也称为T细胞，其破坏病毒和外来细胞并触发B细胞产生抗体），自然杀伤细胞（也称为NK细胞，其破坏某些侵袭物，例如病毒、被病毒感染的细胞和一些癌细胞）。淋巴结由淋巴管系统连接，这些管道就像静脉，除了携带血液外，还携带淋巴液和淋巴细胞。淋巴液（透明液）和淋巴细胞通过淋巴管进入淋巴结，淋巴结内的淋巴细胞捕获并清除淋巴中的细菌或其他有害物质。淋巴结在感染时会变大，帮助人体过滤细菌和排出细胞废物。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淋巴系统是我们体内重要的免疫系统，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抵抗疾病。许多类型的淋巴瘤患者通过治疗，病情可以得到控制，并且生活质量也很好。治疗方法的不断进步给病人带来新的希望。淋巴瘤是起源于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因为淋巴系统遍布身体，淋巴瘤几乎可以发生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和器官。淋巴瘤通常从淋巴结、肝、脾或骨髓中开始。然而，它也可以涉及胃、肠、皮肤、甲状腺、脑或身体的任何其他部位。皮肤下的肿块不消失往往是淋巴瘤的第一个症状。在颈部、腋窝和腹股沟的皮肤下可以扪及肿大的淋巴结。肿大的淋巴结不伴有疼痛，但当淋巴结压迫神经或合并感染时可出现疼痛。颈部淋巴结肿大B症状意味着一个人经历了以下症状：● 6个月内体重下降超过10%以上。● 出现不明原因的发热（温度高于38℃），且无感染原因。● 盗汗，即入睡后出汗。偶尔白天也会大量出汗。● 皮肤瘙痒，患者皮肤可见抓痕，以后可出现增厚、色素沉着等。淋巴瘤通常在淋巴结中开始。它可以扩散到身体的几乎任何其他部分。例如，它可以扩散到肝、肺、骨和骨髓。● 血常规：检测血液样本中的血细胞（主要有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数量，以及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量和比例。有时还可发现形态异常的细胞（如淋巴瘤细胞、异常红细胞）。● 红细胞沉降率（血沉）：是判断炎性反应的指标，淋巴瘤患者可以出现血沉病理性加快。● 电解质：血液中的化学物质来自骨头、肝脏及其他器官。电解质通常包括钠、钾、镁、钙等多种金属离子。这些电解质的异常水平可能是淋巴瘤所致，也可能是其他健康问题。● 乳酸脱氢酶检测：乳酸脱氢酶是一种存在于大多数细胞中的蛋白质。当细胞受损时，它会进入你的血液。因此，高水平的乳酸脱氢酶是细胞损伤的一个标志，可由肿瘤引起，提示预后不良。 ● 肝功能检查：肝脏不仅是人体的消化器官，也是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起着去氧化，储存肝糖，分泌性蛋白质的合成等作用。当肝脏受到某些致病因素的损害，可引起肝脏形态结构的破坏和肝功能的异常。 ● HIV检测：如果确诊存在艾滋病病毒，抗HIV病毒治疗是治疗淋巴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抗HIV治疗可以提高淋巴瘤治疗的效果。● 乙肝检测：乙型肝炎会影响一些肿瘤的治疗。在某些淋巴瘤的治疗过程中可以诱发肝炎，因此检测乙肝很重要，如果你有乙肝，在治疗肿瘤的同时需要治疗乙肝，医生会尽量选择对乙肝影响小的方案治疗肿瘤，避免引起肝炎爆发（严重时会危及生命）。● 丙肝检测：丙型肝炎会影响一些肿瘤的治疗。如果患者有丙肝，在治疗肿瘤的同时需要治疗丙肝，避免在淋巴瘤治疗过程中引起肝炎爆发（严重时会危及生命）。造血干细胞移植（干细胞移植）是一种给予高剂量化疗和（或）全身照射，以清除体内的肿瘤细胞，然后再回输采自自身或他人的造血干细胞，重建正常造血和免疫功能。从患者的血液、骨髓（自体移植物）或供体（同种异体移植物）中获取干细胞（未成熟的血细胞），并冷冻和储存。在化疗和（或）放射治疗完成后，将储存的干细胞解冻并回输给患者。这些回输的干细胞可生长为身体的血细胞。推荐以下方式进行口腔护理：刷牙（每天2～3次，每次2～3分钟）。建议使用软毛牙刷和含氟化物的牙膏。可使用常规唇部护理产品防止嘴唇干燥和开裂。不要吃含有大量糖的食物和饮料、咀嚼无糖口香糖或吸无糖冰棍或无糖硬糖果。如果有新的口腔溃疡或疼痛请及时告诉医生。对血小板减少症患者的自我护理（避免出血）在喝酒或服用新药之前询问医生这些是否会加重出血。使用软牙刷，如果牙龈出血，不要用牙线。使用软纸轻轻擦鼻子。小心使用剪刀、刀、针或其他锋利的工具。使用电动剃须刀。避免接触运动和其他可以导致伤害的活动。● 放疗期间个人护理许多人在治疗期间经常感到疲劳、辐射部位皮肤异常、情绪焦虑等。可以采用这些方法来照顾自己：多休息、吃健康的食物、寻求情感支持、在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治疗、皮肤尽量减少暴露在阳光下。不过，你需要适量的热量来保持良好的体重，还需要足够的蛋白质来保持力量。吃得好可以帮助你感觉更好，有更多的精力。下面的建议可以帮助患者更好地调节饮食：● 如若不喜欢水的味道，可以在水中加入新鲜水果使其变得美味，也可以通过其他食物和饮料吸收液体（如喝汤或吃西瓜，喝茶、牛奶或奶制品，有时也可喝一些运动饮料）；● 如果不喜欢味道平淡的食物，可以适当加一些调料（如大蒜及一些香料），如果患淋巴瘤前喜欢吃麻辣味的菜肴，也可以适当在菜肴中加少量麻辣调味品，可以刺激食欲；● 当嘴痛的时候，要进食清淡食物（避免酸的和辛辣食物），直到嘴愈合；● 少吃多餐，保证提供足够的热量。如果不想吃肉，可以进食其他食物获得蛋白质（如鱼类、鸡蛋、豆类及豆制品、奶类、坚果等）；● 如果嘴里有异味（如金属味），可吃薄荷糖、口香糖或新鲜的柑橘类水果，另外吃东西前刷牙可减轻异味；● 当有口腔溃疡或牙龈感染，可使用搅拌机加工蔬菜和肉类，也可吃蔬菜汁提供水分，加入肉汁可提供热量。用食物滋补身体是老百姓的传统，根据中医药的理论，食疗所用的食物有不同的性质（如平性、温热性、凉性），身体状况不同应食用不同的食物。因此，最好与医生讨论具体食谱。运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改善身体和情绪：改善心血管功能（心脏和循环）。配合良好的饮食，运动可以得到和保持在一个健康的体重。运动使肌肉更强壮。减少疲劳和有更多的能量。可以帮助降低焦虑和抑郁，感到快乐，帮助患者的自我感觉更好。具体的运动形式因人而定，可以从短暂散步开始，当身体逐渐恢复后可以从事其他活动（如轻柔的伸展运动、步行、瑜伽、太极、游泳等）。试着找个伴儿一起锻炼，有家庭或朋友参与，有额外的支持，这样就不会单独去做。当头发开始重新生长时，会比原来的头发更精细，更容易损坏。按照以下方法护理，可以减少损坏：限制洗头发次数（每周两次）。按摩头皮（去除干燥的皮肤和薄片）。使用宽齿梳。不要捆扎、卷曲或高热吹干头发。不要卷曲或使用化学产品（如烫发液）拉直头发（有时需要等待长达1年）。在使用化学品之前要先用一小块头发测试，看看它是如何反应的。也可以问理发师的建议。不要染发（至少治疗结束后3个月）。当头发开始重新生长时，会比原来的头发更精细，更容易损坏。按照以下方法护理，可以减少损坏：限制洗头发次数（每周两次）。按摩头皮（去除干燥的皮肤和薄片）。使用宽齿梳。不要捆扎、卷曲或高热吹干头发。不要卷曲或使用化学产品（如烫发液）拉直头发（有时需要等待长达1年）。在使用化学品之前要先用一小块头发测试，看看它是如何反应的。也可以问理发师的建议。不要染发（至少治疗结束后3个月）。异常浆细胞可以抑制骨髓中其他细胞（可产生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的细胞）的生长。它们还减少了正常浆细胞的产生，降低了人的免疫力。这种抑制将导致：贫血（缺乏红细胞），切口出血过多（血小板不足），频繁感染（由于白细胞减少和异常抗体而不能对感染作出反应）。浆细胞疾病可产生M蛋白，导致血液变稠或损伤肾脏，异常浆细胞还可以形成肿瘤（骨或软组织）。浆细胞疾病还可引起结构性骨损伤，其可导致骨骼变弱并且随时间导致疼痛性骨折或骨断裂。骨骼被破坏后，引起血液中钙增加，损害肾脏和其他器官。因此如果出现以下症状需警惕浆细胞疾病：● 容易出现擦伤、皮下出血，检查发现血小板减少；● 乏力、头昏、活动后心慌等贫血表现；● 反复发热、咽痛、咳嗽等感冒症状，检查发现血中球蛋白、免疫球蛋白异常（升高或降低）；● 不明原因的恶心、呕吐、不想吃东西，检查发现血钙升高；● 无明显诱因出现骨痛，在加重后（如改变姿势、喷嚏、用力时）不能自行好转，影像学发现骨折（病理性，即不是外伤引起的）或骨质破坏；● 下肢或颜面部水肿，尿量比以前减少，检查发现白蛋白减少；● 出现泡沫尿（尿液中泡沫增加），检查发现尿蛋白或肌酐升高；● 突然出现截瘫、二便失禁，检查发现脊髓压迫，椎体被破坏。靶向治疗是靶向骨髓瘤细胞的特定基因、蛋白质或有助于骨髓瘤生长和存活的组织环境的治疗。这种类型的治疗可以阻止骨髓瘤细胞的生长和扩散，同时限制对健康细胞的损伤。靶向治疗在控制骨髓瘤和改善预后方面越来越成功。目前用于多发性骨髓瘤的分子靶向治疗药物有以下几种：来那度胺和沙利度胺是阻止骨髓中骨髓瘤细胞生长的药物，可促进免疫细胞攻击骨髓瘤细胞，还通过阻断新血管的形成使骨髓瘤细胞饥饿。硼替佐米、卡非佐米和伊泽佐米属于蛋白酶体抑制剂，靶点是蛋白酶体（消化细胞中蛋白质的特异性酶）。因为骨髓瘤细胞产生大量蛋白质，它们特别容易受到这类药物的影响。其次采用肾毒性小且见效快的方案治疗。首先推荐硼替佐米，其经过肾脏清除，故可用于肾功能不全的患者。还可采用长春新碱、阿霉素等不增加肾毒性的药物。如果要用其他经肾脏清除的药物（如来那度胺等）需要减量，且用于肾功未严重损害的患者。多发性骨髓瘤贫血怎么办？贫血可以用补充铁剂，药物或输血治疗。维生素或矿物质补充剂。如果缺乏营养物质导致贫血，医生会给予补充剂，包括铁、叶酸或维生素B12，这些补充剂通常是口服片。必要时还需要接受维生素B12注射，这将有助于维生素的吸收。促红细胞生成素治疗，尤其用于伴肾功能衰竭患者。这些药物促进骨髓制造更多的红细胞。输血：如果贫血严重，导致头昏，乏力等症状，也许需要输注红细胞悬液改善贫血症状。乙肝患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期间需要注意哪些？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药物有的会引起肝功能损害，乙肝患者合并多发性骨髓瘤治疗时会加重肝功能的损害，有时会引起乙肝病毒激活，严重时可导致爆发性肝炎而危及生命。所以这类患者在治疗期间应检测乙肝病毒复制情况，并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医生会尽量选择对乙肝影响小的方案治疗肿瘤，避免引起肝炎暴发。一般护理包括：建议锻炼保持骨强度，减少钙的损失，预防疲劳。多喝水。食物以高热量和蛋白质饮食为主。润肤/保湿霜可以减轻身体的一些副作用，如周围神经病。设定合理的目标，例如治疗期间继续工作可以帮助你维持正常状态。放松心情，乐观开朗，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多发性骨髓瘤贫血的患者建议多吃含铁或叶酸丰富的食物。含铁丰富的食物包括：红肉、豆类（豆类）、杏干、杏仁、西蓝花、面包和谷物等。含叶酸丰富的食物包括：芦笋、西蓝花、菠菜、面包和谷物等。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年龄较大，且多有骨质病变或广泛骨质疏松，容易发生病理性骨折，导致疼痛，重要部位（如脊柱、骨盆、股骨颈等）骨折容易发生并发症（如压疮、深静脉血栓形成、肺部感染等），严重时危及生命，所以预防骨折非常重要。骨髓瘤患者需要防止摔倒和从床上跌落下来，应加强陪护，协助上厕所、穿衣等，穿防滑鞋，保持地面干燥，防止与小孩冲撞。居住的环境应整洁，不应有障碍物。骨髓瘤患者需要卧硬板床，可以保持生理弯曲，减轻体重对骨骼的压力。起床或平躺时注意动作缓慢，避免突然间改变体位。可进行适当体育锻炼（如散步等），避免剧烈运动（如打球、跑步等）及负重（手提或拉重物、肩担或背重物等），不可搂抱婴幼儿。骨髓瘤患者恢复时可使用助行器帮助行走，逐步增加活动量。

白血病

白血病是发生在血液形成组织（包括骨髓和淋巴系统）的恶性肿瘤，白血病通常涉及白细胞。白细胞是有效的抗感染战士，身体需要他们的时候他们通常会有序地生长和分裂。但是在有白血病的人中，骨髓产生异常的白细胞，其不能正常地起作用，而且会抑制正常血细胞生长，导致严重的出血和感染。两种类型的白血病涉及白细胞的过度产生。淋巴细胞性白血病涉及淋巴细胞的过度产生；髓性白血病涉及称为粒细胞的白细胞的过度产生。日常生活中会增加发展某些类型白血病风险的因素包括：● 暴露于某些化学品：例如苯、某些清洁产品、洗涤剂和脱漆剂，与某些种类的白血病的风险增加有关。苯是用于炼油厂和其他行业的溶剂，可存在于香烟烟雾中。● 吸烟：吸烟增加急性髓性白血病的风险。● 暴露于高剂量的辐射：如原子弹爆炸中的长期幸存者发展为白血病的机率大，出生前X射线的照射也容易导致白血病发生。 由器官移植引起的弱免疫系统。● 此外日常生活中暴露于有害物质（如化学物质、辐射及香烟等）也容易患白血病。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白血病的原因是未知的。没有办法阻止它，但可以通过一些方式降低风险。以下生活方式有助于预防白血病：● 戒烟；● 避免接触化学品，做好职业防护和监测工作；● 避免接触过多的X射线等有害放射线，做好个人防护，孕妇和婴幼儿避免接触放射线。● 慎用药物，在用药期间注意监测血常规。● 某些白血病常见于儿童，因此孕妇尤其避免容易诱发白血病的有害物质，房屋装修应使用环保材料，使用最少的装修材料，同时避免汽车内的有害物质。● 另外合理膳食、锻炼身体、健康作息等生活方式可提高自身免疫力从而减少疾病发生。许多类型的白血病在早期阶段没有明显的症状，早期有时出现像由流感或其他常见疾病引起的那些症状，如发热、呼吸急促、疲劳及食欲不振等。随着疾病进展，可以出现以下任何一种症状：● 贫血和相关症状，如疲劳、苍白和一般的疾病不适感觉；● 容易出现瘀伤或有出血的倾向，包括牙龈或鼻子出血，或粪便或尿液中的血液，女性可以表现为经期延长或月经量增多；● 容易发生喉咙痛或支气管肺炎等感染，常伴有头痛，低度发烧，口腔溃烂或皮疹；● 食欲下降和体重减轻；● 非常高的白血细胞计数可以导致因视网膜出血而发生视觉问题、耳鸣（振铃耳鸣）、精神状态改变、长时间的勃起（阴茎异常勃起）和中风。根据白血病细胞存在的地方（如淋巴结、肝、脾、脑和脊髓及睾丸），可以出现相应症状：骨或关节疼痛；左上腹不适（由肿胀的脾引起）；腹胀（由肿胀的肝引起）；皮肤肿块；牙龈肿胀疼痛；头痛、呕吐、抽搐等。淋巴结肿大，通常在咽喉、颈部、腹股沟、腋下或锁骨上方（罕见）。如果患者遇到上述任何症状而不能轻易解释时需要检查血常规。为什么白血病患者会出现乏力、易感染、出血？血液有三种类型的细胞：抵抗感染的白细胞，携带氧的红细胞和帮助血液凝固的血小板。每天，在骨髓中产生数十亿个新血细胞，其中大多数是红细胞。但是当患有白血病时，身体会产生更多的白细胞。这些白血病细胞不能像正常白细胞那样抵抗感染。白血病细胞可以在骨髓和血液中积累，所以健康的白细胞、红细胞和血小板具有较小的空间。最终，没有足够的红细胞供应氧气，足够的血小板凝结血液，或足够的正常白细胞来抵抗感染。当发生这种情况时会出现乏力、易感染、出血。白血病患者化疗会有哪些不良反应？白血病本身和治疗都可导致许多问题，例如出血、体重减轻和感染。由于化疗也杀死正常细胞，例如头发、口腔、肠和骨髓。接受化疗的患者有的会失去头发，发展为口腔溃疡，恶心和呕吐。化疗可以通过减少嗜中性粒细胞的数量来降低身体的抗感染性，由于血小板数目的减少和其他血液凝固问题，导致增加的瘀伤和出血，并且通过降低红细胞数量引起疲劳。化疗有时会影响患者的生育能力，或未来有生育能力。白血病化疗费用很高吗？白血病化疗药物本身费用不太高，一个疗程费用几千到几万，但白血病治疗周期长，并发症多，如果需要输血、抗感染、营养等费用将会增多。白血病化疗期间需要注意什么？化疗可产生一些副作用，为减轻副作用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清淡饮食减轻胃肠道刺激，同时加强营养，如进食蛋白质丰富的食品。注意保持大便通畅，保持局部清洁。其次，化疗后抵抗力下降，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避免接触感染的病人，同时注意保持个人卫生，如勤洗手、多漱口等，减少感染机会。此外。化疗期间多饮水可增加尿量，减少药物对膀胱的刺激。最后，化疗的患者要注意休息，避免疲劳。白血病患者化疗期间需要输血么?有的白血病患者因疾病本身会发生贫血、白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化疗可使血细胞下降程度进一步加重有时甚至出现并发症。例如重度贫血会发生严重乏力、气短，甚至心力衰竭；白细胞减少易发生各种感染；血小板减少可导致多部位出血，严重者可发生颅内出血而死亡。这时，输血治疗十分重要。例如输注红细胞可纠正或改善贫血，输注血小板可预防及治疗出血性并发症。有的患者出血是因为凝血因子（参与血液凝固的蛋白质）下降，这时需要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白血病化疗期间除了输血还有哪些重要支持治疗？化疗会产生一定的毒副反应，支持治疗是减少治疗相关并发症和治疗成功的重要保障。除了输血外通常还需要用抗生素治疗以预防或治疗感染，一旦出现感染症状应尽早开始经验性抗生素治疗，根据细菌培养和药敏试验结果调整用药。加强营养对化疗患者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化疗会影响患者胃肠功能导致营养缺乏，有时会合并肺炎、肠炎等，因此必要时需进行静脉高营养。化疗会造成白血病细胞大量破坏，导致血液与尿中一种叫尿酸的物质增多，严重时引起肾功能衰竭，因此患者化疗期间应多饮水、多食新鲜水果，必要时给予静脉补液。当血小板减少时容易发生出血，除输注射血小板外，有时需抗凝治疗。如果鼻及牙龈出血可局部止血和使用止血药。白血病会一直化疗下去吗？现代治疗技术已经可以使大部分白血病患者获得缓解，但需要巩固治疗，维持患者的缓解状态，还要接受维持治疗，目的是彻底清除通过普通血液或骨髓检查未发现的白血病细胞，预防复发。维持治疗通常持续3年。如果白血病细胞再次增生则需要重新治疗以获得第二次缓解。白血病可以治愈吗？白血病治疗结束后随访5年没有复发通常被认为临床治愈。例如接受规范治疗的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患者约85%可以生存5年以上。接受靶向药物（如格列卫）治疗的慢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有的虽然不能治愈，但可以控制病情而不影响生命。白血病不治疗会很快死亡吗？患急性白血病时不成熟白细胞剧增，使得骨髓无法制造健康的血细胞。由于白血病细胞的剧增和扩散急性白血病必须立即治疗。在不治疗的情况下患者在数月甚至数周内死亡。部分早期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不需要治疗。一些患者多年甚至几十年不会出现症状，并将永远不需要任何治疗。白血病一定要做骨髓移植吗？不是所有白血病患者都需要骨髓移植，骨髓移植通常用于以下患者：● 采用标准化疗方案复发风险高的患者。● 已经复发的患者。这些患者通过骨髓移植能够改善其生活质量。化疗和放射治疗通常会影响快速分裂的细胞（不仅包括白血病细胞，也包括骨髓细胞），因此非常高剂量的化疗和（或）放射治疗在杀死白血病细胞的同时也严重损伤或破坏骨髓（产生血细胞的疏松组织），导致血细胞严重减少，不能够使血细胞携带氧气、抵抗感染、并防止出血。骨髓移植可以替代治疗破坏的干细胞，恢复骨髓产生血细胞的能力。在某些类型的白血病中，同种异体骨髓移植和外周血干细胞移植后发生的移植物抗肿瘤效应对治疗的有效性至关重要。移植物抗肿瘤效应指来自供体（移植物）的白细胞识别并攻击化疗和（或）放射治疗后残留的癌细胞。骨髓移植分哪几种？因为骨髓是造血干细胞的来源，干细胞移植有时又称骨髓移植。移植类型根据造血干细胞的来源分为以下几种：骨髓移植（使用从骨髓收集的血液干细胞），外周血干细胞移植（使用从血流收集的血液干细胞），脐带血移植（使用从新出生婴儿废弃胎盘和脐带中收集的血液干细胞）。移植类型根据提供造血干细胞的供体可分为以下两种类型：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其中干细胞来自别人——可以是家庭成员，也可以是自愿捐赠细胞的陌生人或脐带血），自体干细胞移植（其中患者回收自己的细胞）。在两种类型的移植中，患者通常接受高剂量的化疗或辐射以破坏白血病细胞。最后，供体或患者自己的干细胞被解冻并给予患者，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生长并产生健康的血细胞。如果化疗和（或）辐射的剂量足够高以完全抑制患者的免疫系统，则该过程称为清髓性移植。如果患者接受的化疗和（或）辐射量较少，则该手术称为减少强度或非清髓性移植。在同种异体干细胞移植中，来自健康供体的干细胞可以与患者体内残留的白血病细胞（称为“移植物抗癌”的现象）相抵触。然而，存在供体免疫细胞攻击患者健康细胞（“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为了降低这种风险，患者通常会使用药物来抑制其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减弱可导致严重感染。在自体移植中，由于使用了患者自己的干细胞，因此不存在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风险。感染风险也较小。但由于白血病是骨髓和血液的疾病，患者的干细胞有时含有白血病细胞。可以在实验室中去除白血病细胞（清除）降低这种风险。骨髓移植为什么费用很高？骨髓移植是复杂的技术程序，移植成本很高，所以非常昂贵。因为相同的双胞胎具有相同的基因，他们具有相同的一组HLA抗原。因此，患者的身体将接受来自同一双胞胎的移植。然而，同卵双胞胎代表少数，因此同基因移植是罕见的。一般来说，约有30%患者从家庭成员中获得一个与自己具有相同组织类型捐赠者，供体和受体的这种匹配减少了骨髓排斥的机会，并大大增加了成功移植的机会。其余70%的患者必须找到一个与骨髓相容的无关供体（一个自愿捐赠细胞，且HLA与自己匹配的陌生人）。捐献骨髓会很痛苦吗？捐献骨髓在手术室完成，捐助者需要全身麻醉（给予药物使他们陷入深度睡眠，所以不会感到疼痛）。骨髓细胞从骨盆（髋）骨的后面取出，需要大约1到2个小时。在大多数情况下，捐助者可以在几个小时内或第二天早晨离开医院。因为只有少量的骨髓被去除，捐赠者的风险不大，严重并发症很少见。捐助者有时会感觉臀部背部疼痛、瘀伤和酸痛，通常持续几天。有些人会感到疲劳或虚弱，有几天出现走路麻烦。捐赠者有时要服用铁补充剂，直到红细胞数恢复正常。大多数捐助者在2～3天内恢复正常，但有时需要2～3周才能完全恢复正常。因捐赠而减少的骨髓细胞将在4～6周内恢复正常，在此期间，捐助者的风险没有增加。在世界各地的移植中心，骨髓捐赠者年龄从不到1～60岁或70岁。捐赠骨髓相关的最严重的风险在手术过程中使用麻醉。罕见的并发症包括麻醉反应，感染，神经或肌肉损伤，输血反应（如果需要输别人的血液，如果患者输自己的血液不会发生输血反应），或在针插入部位受伤。诸如喉咙痛或恶心的问题与麻醉有关。骨髓移植期间患者日常生活需要注意哪些?骨髓移植期间会出现因化疗药物毒副反应等带来的各种不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以下注意事项可减轻这些不适。首先多喝水，促进化疗药物排泄，减少出血性膀胱炎（如血尿、尿频等）。其次，胃肠道反应（如恶心、呕吐、腹泻等），一般持续一周，患者注意保持局部清洁（如勤漱口，清洁肛门）以预防感染。另外，患者血细胞降到最低时容易出现相应并发症（如感染、出血等），因此患者需要强有力地抗感染，还注意避免因血小板下降引起的出血（如用软毛牙刷、进食软食、避免刺激性大的食物及保持大便通畅等）。为保证及时输血，还需要互助献血。移植期间抵抗力下降、胃肠功能减弱，因此要多休息，进食易消化食物。骨髓移植期间输血重要吗？在接受捐献者的骨髓之前，患者必须通过严格的化疗和（或）辐射治疗来破坏骨髓。患者体内接受到的新骨髓（捐赠者的骨髓）需要一段时间发挥功能，如产生血小板就需要4～8周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患者需要输血小板以帮助血液凝结。如果红细胞少也需要输血直到血液计数恢复。骨髓移植后还需要服药吗？骨髓移植后的患者免疫系统未恢复，易发生感染，需要服用抗菌药物预防感染。如果干细胞来自其他人，则移植到患者体内的免疫细胞将攻击患者的某些器官（如皮肤、胃肠和肝脏等），发生移植物抗宿主病，表现为皮疹、腹泻等，需要长期服用抑制免疫的药物（如泼尼松、环孢菌素等）控制病情。白血病患者的饮食需注意哪些？白血病患者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可以有利于减轻治疗导致的毒副反应，利于身体恢复。首先放化疗容易造成身体虚弱，所以患者应加强营养，如多进食高蛋白食物，而吃纤维素丰富的食物可以减轻便秘。其次要均衡饮食，例如粗细搭配和荤素搭配，这样有利于身体获得全面营养。此外，白血病患者治疗期间胃肠功能减弱，进食易消化食物及少吃多餐有利于胃肠功能恢复。避免进食以下几种类型的食物以减轻对胃肠道的刺激：如不卫生、生冷、辛辣或油腻食物等。酗酒也不利于身体恢复。骨髓移植后血型会变吗？ 会变。生成的血液会变成供体相同的血型。骨髓移植女性能生育吗？移植前化疗、放疗会影响女性生殖系统，大多数女性患者要经历卵巢衰竭或过早绝经，导致不孕。有些人在治疗后仍能生育，而有些人则不能。骨髓移植男性会出现性功能障碍吗？放疗和化疗会引起性功能障碍（如阳痿、早泄等）。而移植后如果发生慢性移植物抗宿主病，也有可能引起性功能障碍。患者可以主动告诉医师并请专科医师进一步处置。骨髓是我们的造血组织，分布在长骨的骨髓腔和其他骨的骨松质里。肉眼观，根据骨髓的颜色分为红骨髓和黄骨髓。红骨髓具有造血功能，源源不断的为我们输送红细胞、白细胞和血小板。黄骨髓主要是脂肪组织，在人体贫血时，能转变成红骨髓，发挥造血作用。一些药物、射线、毒物等能损害我们的骨髓，使骨髓丧失造血功能，人体缺少血液细胞，会产生各种血液系统相关的疾病。骨髓增殖性肿瘤患者在饮食方面应注意以下事项：首先进食卫生清洁食品减少感染，易消化食物利于营养吸收，高营养、高纤维素食物不仅可增强营养而且促进排便，规律饮食及清淡饮食有助于减轻胃肠负担。应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下列食物尽量少吃：加工食品（如烟熏、油炸、腌制食品及罐头、汽水等）、刺激性大的食物（如辛辣食品、烟酒、咖啡及浓茶等）、游离糖、盐和饱和脂肪等。游离糖指人工添加到食品中的糖（包括单糖和双糖）及一些天然存在的糖（如蜂蜜、糖浆和果汁）。单糖包括葡萄糖、半乳糖和果糖。

体表肿瘤

浅表肿瘤就是生长在人体皮肤表面或皮肤深面的各种肿块。很多浅表肿块是在无意中摸到的，不痛不痒，生长缓慢，难以察觉。浅表肿瘤也分为良性与恶性浅表肿瘤，大多数是良性肿瘤，对人体健康影响不大。有的根本不需要治疗，有的只需要手术切除，肿瘤不转移，手术时容易切除干净，很少有复发。但有的良性肿瘤长得过大会影响美观、肢体功能；有的早期是良性肿瘤，时间长后会发生恶变成为恶性肿瘤，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也有些浅表肿瘤一长出来就是恶性的，早期治疗效果较好。但往往很多患者，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经常是一拖再拖，以为小包块没事，等到来医院时已经很大而无法进行简单手术治疗，或者合并有感染、广泛转移根本就不能手术切除了。什么是囊肿性肿瘤？所谓囊肿性肿瘤，顾名思义，该肿瘤一定有口袋一样的皮包住的，包括表皮样囊肿、皮脂腺囊肿、皮样囊肿、腱鞘或滑液囊肿等类型。什么是表皮样囊肿、皮脂腺囊肿？这本来是两种不同的囊肿，但不是专业人员无法区别，看起来都差不多，临床表现及治疗方法也类似，是最常见的皮肤囊肿之一。部分病因尚不清楚，有些是起源于破坏的毛囊结构或外伤后表皮组织埋在里面形成的，有的是灰尘堵塞及细菌感染引起皮脂腺导管阻塞，使皮脂腺排泄障碍淤积而成。可以发生于皮肤的任何部位，但以面部和胸背部更为常见。常常无症状，可见肿块中央有一小孔，挤压可挤出有难闻气味的囊内容物。囊壁破裂或继发感染可以发生剧烈的疼痛、红肿，甚至形成脓肿。由于其深浅不一，内容物多少不同，因而其体积大小不等且差距很大，小的如米粒大小，大的如鸡蛋大小，甚至能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到拳头大小。皮脂腺囊肿生长十分缓慢，但患者仍能感到其在逐渐增大。老年人应如何预防坐骨结节囊肿呢？● 改善坐具。平时应选用较软的坐具，如沙发；也可在较硬的坐具（如木椅、硬板凳）上放置较厚的海绵垫、布垫等，以减轻坐具对坐骨结节的摩擦与对抗力。● 讲究坐姿。坐时应避免跷二郎腿或长时间盘腿而坐，尽量是两侧坐骨结节均匀受力。● 静中有动。每次坐0.5～1小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筋骨，并用手按摩坐骨结节部位3～5分钟，以促进血液循环。然而，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激素水平逐渐降低，皮下脂肪慢慢减少，肌肉及韧带渐趋萎缩，滑囊也随之发生了退行性改变。加上有的老年人体质本来就比较消瘦，又有久坐的习惯，特别是坐硬板凳容易使坐骨结节与坐凳“硬碰硬”，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创伤性滑囊炎的发生。滑囊内出现充血、肿胀、浆液性渗出物增多，迁延日久积液就会变得黏稠、混浊、滑囊壁增厚、滑膜表面粗糙，最后形成了囊肿，早期可能是粉红色液体，后期就变得浑浊、黏稠。治疗上还是首选穿刺抽积液后注射泼尼松注射液作封闭治疗较好，当然也可手术治疗，但复发率较高，而且伤口还有久不愈合的可能。体表囊肿的治疗有哪些常见误区呢？体表囊肿的治疗中，有一些误区需要大家注意：误区1：这些囊肿反正是良性的，没必要做手术。对于皮脂腺囊肿来说，太小的可以先观察，尽量少刺激它，若发红可以用碘伏擦擦消毒；但超过黄豆大小的皮脂腺囊肿建议尽早手术切除，因为拖下去只会越长越大，甚至感染化脓，那就麻烦大了。误区2：腱鞘囊肿只能手术治疗。对于腱鞘囊肿，当医生的判断是基底较小、活动，明显影响功能或经保守治疗无效的则需要早期手术，但基地宽、未经过任何治疗的，以及腘窝、坐骨结节囊肿还是先行封闭治疗为好。误区3：腱鞘囊肿使劲挤压就好了。患了腱鞘囊肿，一定要到正规医院明确检查治疗。有些人听信别人的传言，说腱鞘囊肿使劲挤压就好了。也许有的比较小的腱鞘囊肿可能挤压会消失，但是一旦复发肿块会变得更大。甚至有的误以为是腱鞘囊肿，但实际是腱鞘巨细胞瘤，使劲挤压后就会明显加快其生长速度。而腱鞘巨细胞瘤是偏恶性的肿瘤，生长速度快，手术后很容易复发。误区4：封闭治疗有害。封闭治疗能帮助你缓解症状，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是对你有帮助的治疗。脂肪瘤病因目前尚不完全明确，西医认为和饮食摄入脂肪过多及自身脂肪代谢障碍有关，肥胖人群、糖尿病、血脂高的人群中脂肪瘤发病率高；中医认为和思虑过度、饮食不节、过度饮酒、经常熬夜、工作压力大等有关。血管瘤是一种良性肿瘤，不仅见于体表，还可以发生在内脏。发生于头面部、颈部等血管瘤可能会影响美容。什么是血管瘤？血管瘤是由于胎儿发育过程中血管组织生长异常，以贮存循环血流为特点的局限性、多囊房的良性肿瘤。 血管瘤的主要危害有：● 直接影响美观大部分血管瘤，如果生长在头面部等暴露部位，都有异常的颜色表现出来，另外一部分血管瘤表现为凹凸不平的包块，这种异常颜色和包块影响外貌，造成患者很大的自卑心理，不愿见人。● 容易破溃出血，且不容易止血血管瘤是由于畸形、增生的血管引起，一部分血管瘤由于受到摩擦，或异物刺激容易破溃出血，特别是婴幼儿草莓状血管瘤、海绵状血管瘤、混合型血管瘤常常是生长在皱褶部位，比如脖子、胳膊、腋窝、腹股沟、会阴等。● 继发感染血管瘤破溃出血后，引起感染的情况不在少数，很多面积较大的婴幼儿，海绵状血管瘤或混合型血管瘤，破溃后创面经久不愈，而且引起周围组织坏死，给患儿家长造成负担，给患儿增加痛苦。● 容易侵犯破坏周围正常组织血管瘤瘤体随着年龄的增长，其面积逐渐扩大，有的往皮下发展，有的往皮表突出。由于瘤体引起占位性病变，挤压或压迫了周围正常组织，引起正常组织的功能明显受限。● 压迫神经、血管根据血管瘤的生长部位、大小、时间长短的不同，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也不尽相同，严重时会危及生命。看了前面的介绍及图片，各位一定想知道怎么能够避免小孩患上血管瘤吧。我们知道了血管瘤发生的相关因素，那么就要做好血管瘤的预防、护理工作，将伤害降到最低。要想避免宝宝出生后得血管瘤，准妈妈们就要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孕期不要食用含有雌性激素的药物、食物。有学者认为人体内雌性激素含量增多是诱发婴儿血管瘤的原因之一。第二、保证愉悦的心情。对于婴儿血管瘤的预防，孕期妇女要保持良好的心情，不可易激易怒。日常生活中易激易怒的人容易诱发血管瘤发生，因此如果孕期易激易怒也可能增加婴儿出生时出现血管瘤的概率。这是因为孕期宝宝在胎盘内和妈妈是息息相关的。第三、还要注意饮食营养均衡搭配，不能偏食，婴儿营养均衡搭配有利于增强宝宝的抵抗力及免疫力，使宝宝少患疾病。第四、孕期妇女少吃辛辣、冰冷等具有刺激性的食物，以免刺激胚胎，影响胚胎的正常发育。根据研究发现刺激性食物能刺激胚胎的发育，有可能使婴儿血管等组织异常或发育畸形。纤维瘤是一种由分化良好的皮下结缔组织构成的良性肿瘤。可分为软、硬纤维瘤两种。不同类型的纤维瘤，临床意义不同。软者又称皮赘（软痣或颈部乳头瘤）。经常看到一些中老年人颈部、腋窝、腹股沟区等部位皱褶处皮肤表面长了很多芝麻或黄豆大小、颜色有点深的包块突出，形状也不规则，看起来好可怕啊！软纤维瘤这些皮肤褶皱部位突出像乳头带蒂的柔软赘生物，触之柔软无弹性，可随时间缓慢生长。若混有其他成分，则成为纤维肌瘤、纤维腺瘤、纤维脂肪瘤等。常常无明显不适症状，部分蒂较长而扭转者可能有疼痛感，也可发生炎症及坏死。软纤维瘤病理上多由表皮包绕的真皮结缔组织组成，并非真性肿瘤，也无恶变风险。纤维瘤患者日常注意事项有：节制饮食，避免生冷、油腻饮食，禁忌辛辣食物，戒除烟酒。注意保暖，避免着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换衣。注意休息，避免剧烈活动，应劳逸结合，防止过度紧张和劳累（过度紧张和劳累可导致机体的代谢功能紊乱，抗病力下降，故劳逸结合，合理安排工作与休息非常重要。）皮肤乳头状瘤顾名思义是长在皮肤表面，是表皮乳头样结构的上皮增生所致，可能向表皮下乳头状延伸，像乳头样、指头状甚至菜花状，它是一种良性肿瘤，但容易恶变成为皮肤癌（如阴茎乳头状瘤极易癌变为乳头状鳞状细胞癌）。皮肤乳头状疣常见治疗方法有哪些？目前临床常见的治疗方法有如下几个：● 水杨酸：水杨酸是一种有机酸，可去除感染人类乳头状瘤病毒的表皮细胞和软化表皮角质层相关病毒疣。治疗一般耐受性良好，水杨酸适合用于除面部以外的任何部位的皮肤。● 冷冻治疗：目前常用液氮冷冻，冷冻疗法是另一种常见的治疗皮肤病毒疣的方法。它可直接破坏疣体并诱导继发性炎症。冷冻治疗的并发症包括疼痛、色素减退或色素沉着、起疱。 ● 激光消融：二氧化碳激光和脉冲染料激光是用于皮肤病毒疣消融的两种主要的激光方式。二氧化碳激光器通过水的汽化非选择性地破坏组织。脉冲染料激光的靶点为血管，普遍用于生长迅速的病毒疣。● 手术切除：优点在于彻底清除局部病灶，可做组织活检，对诊断不确定者或物理治疗效果欠佳者可采用。什么是痣？痣非常常见，几乎每个人皮肤表面都会长一些大小不等、颜色深浅不一的痣，老百姓常常叫做“痦子”。痣是人类最常见的良性皮肤肿瘤，分为很多种，比如色素痣、结缔组织痣、皮脂腺痣等。老百姓常说的“黑痣”“痦子”，其实就是“色素痣”。它主要是皮肤或色素细胞增多形成的斑块。● 皮内痣位于皮肤下面真皮层内，会在皮肤表面凸出，部分伴有汗毛长出，极少恶变。乳头瘤样皮损及几乎所有半球状和带蒂皮损均为该类型，好发于头面部及躯干，成年多见，至老年皮疹颜色可变淡变软。● 交界痣色素细胞位于表皮和真皮的交界处，扁平，颜色为褐色或黑色，比皮内痣颜色深，可稍隆起于皮肤表面，边界清楚，颜色均匀一致，表面光滑无毛，成人很少，儿童多见。比如前面提到过的痣颜色加深，表面变得粗糙，迅速增大，局部破溃或出血等等，所以当发生在掌跖、腰周、腋窝、腹股沟等易摩擦部位的交界痣和混合痔出现上述征兆时，应尽早到正规医院行手术治疗或者激光治疗。多发性神经纤维瘤又称冯雷克林霍增氏病，也叫神经纤维瘤病。是可以通过上一辈遗传的疾病，为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疾病。也就是说患者的双亲之一必定有此病，患者的同胞中有一半患此病，男女发病机会均等。患者子女中，有一半发病，即患者每生育一次，都有1/2的可能生出该病患儿。代代相传，即连续几代都有患者。但患者的临床表现可以轻重不同，医学上也称之为不完全显性。它是基因缺陷导致神经细胞发育障碍所致。常伴有皮肤牛奶咖啡色斑，形状大小不一，边缘不整齐，好发于躯干非暴露部位，全身及腋窝斑点也是特征之一。 多发性神经纤维瘤该病有家族聚集倾向，可伴有智力减退、记忆障碍、癫痫发作和不明原因头痛、头晕。也可出现先天性骨发育异常，包括脊柱侧突、前突及后凸畸形、颅骨不对称、缺损及凹陷等，该病目前无特殊治疗方法，更不能彻底治愈。治疗以对症支持为主，巨大肿瘤或有明显症状者可以手术切除，部分患者可行放疗，癫痫发作者可以行抗癫痫治疗。部分头部、臀部神经纤维瘤表现为象皮样肿，瘤体致密，手术难度大，手术后皮肤缺损大的常需要植皮治疗。瘢痕俗称伤疤，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难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伤害，比如烫伤、外伤、手术切口等等，而造成不同程度的皮肤软组织创伤。创伤的愈合过程大部分是以瘢痕形成的形式完成的，也就是说，各种创伤的修复过程都可能留下瘢痕。人体皮肤受到损伤，伤口只有深达真皮及皮下组织时，基底细胞层遭到了破坏，无法完美修复缺损的细胞才会产生瘢痕。瘢痕疙瘩一般不发生挛缩，很少引起关节功能障碍。一般在青少年人群中较易发，肤色深的人群由于含硫量高，也容易产生瘢痕疙瘩。而耳朵、上颈、肩部、上臂及胸部是其好发部位，经常见到一些姑娘在耳朵上戴上各种漂亮的耳环，确实很美丽，可是却有许多爱美的姑娘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些瘢痕疙瘩患者会担心自己会发生癌变，相信这个话题大家都很关心吧，事实上这种癌变的转换几率很低，这种瘢痕是一种良性的皮肤纤维组织肿瘤，所以患者不要因此过分担心，但应注意防范和及早发现。如果影响外观或导致严重心理负担也应及时就医，寻求合适的处理方法。恶性肿瘤常容易通过淋巴结、血行、种植方式发生转移，不同的恶性肿瘤细胞有不同的“喜爱”扎根的地方，也就是肿瘤转移的部位有规律可循。如直接蔓延到邻近部位；由近及远转移到各级淋巴结，也可能超级转移；或因癌阻碍顺行的淋巴引流而发生逆向转移；癌细胞进入血管随血流转移至肺、肝、骨、脑等处，形成继发性肿瘤；瘤细胞脱落后种植到另一部位，如内脏的癌播种到腹膜或胸膜上。肿瘤细胞最喜爱安新家的部位是肺和肝。到肺安新家的外来者从多到少依次为乳腺癌、肝癌、胃癌、卵巢癌；到肝安新家的外来者从多到少依次为乳腺癌、大肠癌、卵巢癌、胃癌；全身多处安新家的是肺癌、胃癌、乳腺癌；宫颈癌、膀胱癌、食管癌不大“愿意”外跑，主要在原地生长等。淋巴结是人体最为重要的一种免疫性器官，是接受抗原刺激产生免疫应答反应的场所，有过滤、增殖和免疫作用。正常人体浅表淋巴结很小，常常在头皮、颌下、颈项部、耳后、腋下、肘部、腹股沟等处存在，一般也不容易摸到。有时能够摸到，其直径多在0.5cm以内，表面光滑、柔软，与周围组织无粘连，无压痛的肿块。当然，除了浅表的淋巴结，人体深部还有大量的淋巴结存在，就不在这里赘述。●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良好的心态，稳定的情绪，拥有健康的饮食习惯，平时多吃水果蔬菜等。● 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减少感冒及感染的发生，尽早发现一些潜在感染，比如头面部皮脂腺囊肿的感染，避免和结核患者密切接触。● 必须在重油烟处工作的人，尽量保护好自己，比如戴上口罩，定时出去呼吸一些新鲜空气，每年至少做一次检查等。● 远离烟雾、酒精、药物、辐射、农药、噪音、挥发性有害气体、有毒有害重金属等。● 家养有猫狗的要特别注意，平时勤给它们洗澡。如不小心被抓伤要及时使用碘伏消毒或者到医院检查治疗。● 如确实发现肿大的淋巴结一定要早期到医院检查，好作出明确诊断，以便及时治疗。细胞学诊断最大的优越性在于能以形态学依据早期发现和诊断肿瘤，其操作及诊断方法简便、安全、直观，是目前任何其他术前检查难以比拟的，细针穿刺细胞学主要有以下优点：● 细针穿刺近乎对机体无损伤，局部不遗留瘢痕，出血感染机会甚少，患者痛苦小，易于被患者接受。对深部病变以及神经，血管丰富的要害部位，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具有更好的安全性和可行性。● 涂片细胞新鲜，不易产生变性及自溶现象；细胞不容易发生人为挤压等损伤，形态结构清晰，有利于镜下的准确识别和鉴别诊断。对于较典型的细胞学的病例诊断快速，患者通常很快就可以取到诊断结果。● 对于某些一次阴性或可疑的诊断，可即时重复和多部位取材检查，并便于随诊、动态观察和疗效观察。● 对病变的良恶性确诊率高。具有较丰富经验的临床细胞学诊断医师通常确诊率可高达95%以上，病变分型确诊率可达80%以上。● 应用范围广，几乎适用于机体的任何部位病变。通过X线、B超、CT和MRI等影像学定位引导下，可对身体各深部器官组织进行穿刺细胞学检查诊断。● 吸出物为活组织，可用于其他的生物学实验、细胞培养、免疫学及分子生物学等检查。● 与组织病理学检查等诊断方法互为补充。● 某些病变如乳腺囊肿，涎腺潴留囊肿等，穿刺可以达到治疗的作用。哪些情况下患者可以做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呢？● 体表可触及的病变，如皮肤、黏膜、软组织、骨组织等肿块，淋巴结、涎腺、甲状腺、乳腺、前列腺、睾丸等器官组织。● 可疑的转移性病灶，如淋巴结、皮下结节、手术疤痕下结节、伴骨质破坏性肿块，常可明确诊断。● 可能因创伤引起大出血、感染、癌瘤播散等不适宜手术切除，或切取活检有困难而又必须获取形态学依据确诊的患者。● 经皮肤或借助影像学仪器设备等对颅脑、胸腔、腹腔和盆腔内各深部脏器病变的术前或术中快速诊断。● 手术中需要作快速诊断时，印片细胞学常可与冰冻快速切片诊断作为互补。● 对肿瘤放疗、化疗的监测及预后评估判断。门诊穿刺也就是细针穿刺细胞学检查是非常安全、简便、经济实用的检查方法，我们应该大胆地检查，除非是凝血功能明显异常（如患血友病）或者是患有血液系统疾病。而且穿刺创伤很小，可以忽略不计。如果本身是良性肿瘤，穿刺后不会有任何影响。如果是恶性肿瘤，那就更应该穿刺，以便早日作出诊断，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恶性肿瘤的扩散并不是这么穿刺一下就会马上扩散，它要发生转移也是有个时间过程的。如果不做穿刺，久拖不能明确诊断，反而延误病情。肿瘤康复就是调动医生、患者、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合理运用西医、中医、心理、营养、社会支持等措施和技术，提高癌症的治愈率，延长患者的生存期，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患者因癌症及其诊疗等带来的身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障碍。肿瘤康复包括发病后每个环节，提倡早开始，全程陪伴，包括医护人员、心理，离不开家人的理解和陪伴。对于良性浅表肿瘤来说，通过手术切除能够达到根本治疗的目的。但一些多发性浅表脂肪瘤，仅仅手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注意饮食结构的改善、饮食习惯的改变以及运动来共同完成。浅表恶性肿瘤患者的心理易波动，且多疑，与患者多交谈，教人们如何改变有害的想法和信念。心理疏导不是心理治疗，而是情绪的疏泄和行为支持。从精神上、经济上、社会适应性上给患者以支持，有利于患者的全面康复。癌症患者的心理状况极大地影响着他的治疗效果和预后。常见如：恐惧心理、怀疑心理、否认回避心理和幻想心理，认可心理和依赖心理，抑郁、悲观绝望心理。但对于浅表肿瘤患者来说，问题明显没有那么严重。● 焦虑：主要特征是恐惧和担心，表现为烦躁不安、感觉过敏、心悸、厌食、恶性和腹部不适等。过分的焦虑会影响患者的免疫功能，不利于治疗和康复。● 愤怒：愤怒是患者面对癌症的一种无奈的表现，患者无法接受自己患浅表肿瘤的事实。● 抑郁：肿瘤患者的抑郁情绪多发生在得知自己患癌，大多对治疗缺乏信心，对生活失去兴趣。● 绝望：主要是由于部分患者对肿瘤产生消极观念所引起的。肿瘤患者一定要注意控制饮食，多吃有营养，易吸收的食物，不要再贪图口味、快感等进食一些不健康的食品，包括烧烤食品、加工肉制品、腌制食物等。因为对肿瘤的发生发展有独到的见解，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地位也逐渐被肯定，主要作用有：①整体观念强，能增强机体全身的内在抗癌机制； ②作用温和，毒副作用小；③能弥补其他治疗的不足，减轻放、化疗副作用；④无痛苦，患者易接受；⑤减轻症状和体征，改善患者的生活质量；⑥减轻放、化疗的毒副作用，加速术后恢复；⑦抑制肿瘤生长；⑧控制或延缓复发，延长患者生命。

之所以把信息公开，是因为，我认为人与人的差距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们差的是时间，不是贫富，天赋，家境，外表，不要为主观找原因。

2024年3月19号到我爱我家西湖绿洲花园旁边的一家店上班，虽然我只干了一天。

不能在那个地方待下去，是因为这些员工的心智，我认为有一点问题，个人有风险。

没必要为了没工资的一天，去和这群人发生什么事情。该学习新东西还是要学的。

总览

我去的这个地方隶属于杭州城北租赁大区，它们分区应该是按地铁站进行分区的。

城北分为11个区，可以说西湖远近全有，它们喜欢开在老小区和学校沿马路的商铺。

建国，绿洲，朝晖，湖墅，和睦，万达，拱宸桥，大关，东新，石桥，临平。

后面又重新划分了区域，绿洲划分到城东去了，一个区有400-800个人，人员流动性很大。

潮鸣，景芳，三里亭，九堡，红普，大学城，下沙江滨，定安，庆春，武林，建国，绿洲。

它们的租赁二手交易渠道分为

外网端口，我爱我家官网，到店，介绍，老客户，贴条，驻守，社区活动，系统内拓(不清楚)，其它。

至于外网端口1400，搜房网、安居客、房途网、5i5j官网、新浪乐居、58同城、赶集网、透明售房网等。

也不知道这些互联网中介是不是一伙的，坑求职者的钱，正常人谁会买这东西，收钱真狠。

它们一个店有好几个组，名称不是按顺序来的，我的那个组大约4个人。

一个地铁区经理管着下面5-10个店经理，店经理下面有10-20个员工，分租赁组，买卖组，

这些员工起码有9成，工资只有0-2000左右，也有个别上万的，人家是很老的员工。

因为它这边结算工资，业绩并不一次性结算的，而是一个月一个月返还的。

就是你签了一个12个月的单，这个业绩会分成12个月返还给员工，不是一次性的。

感觉做的越久，对员工来说，它有点被这个公司给套住了。

0-12个月的员工离职率高达40%，大于12个月的员工，就是你后面不干了，你前面累加的也有钱的。

我认为很多人会舍不得自己的积累的资源，逼着你继续干，而且多数是，

衣服，鞋子，手机，头发，全都是非常廉价的，味道还很重，能挣钱会过这样的生活吗?

很多人吹，有月入上万的，你不知道这得累计多少年，正常来说，这个行业竞争极其猛烈。

销售是一份需要不断积累的行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暴富的，而且人员流动非常的高。

怎么来说呢?销售就好像妓女，顾客看不满意，老鸨就会换一批员工，换到满意为止。

租房对区，组来说都是有指标的，有收房指标，然后有看客指标，这个数据可以上传造假。

我爱我家在员工利用率这方面可谓是拉满了，只要和钱有关的，数据拉满【接待率，回复率等】。

客户成交率通常都很低，通常只有20%-30%，话说只要租客不是傻子，长租的话，

每个月10%。你可能想，我就租一个月，然后和房东直接签合同。

我爱我家先和一手房东签合同的，有两个月是免租期，正常来说都托管1年，最长5年。

对房东的好处就是不收房东中介费，所以说租客要想直接和房东签合同，是不可能的。

期间还有房屋租赁税，费用最低4%，最高15.7%，费用由房东承担。

如果甲方房东想违约的，比如不交付房子出租，每天违约金是月租金的0.5%，

再或者想与我爱我家解除合同，房东得付两个月的租金给我爱我家。如果不付，还要累加违约金。

还有合同家电的，老化或者报责任废通通归房东，出事故，大多数责任也是房东承担。

合同对于租户也是相当霸道的，比如说租客不想租了，也是两个月违约金，

合同还有人数限制，无居住证责任，擅自转租赔偿。如果你想转租的话，收你25%的月转租金。

合同通常不包物业费。根据中国学校的开学时间来算，2月份是开始报名上学期，

8月份开始报名下学期，通常来说2月中旬和8月中旬，这个阶段的陪读父母会很多。

合同也签的久。刚刚毕业的学生，很少租的起一套房子的，大多数是单间带厕所的。

我爱我在在杭州大约有16万套可以出租的房子，当然数据是在不断更新的。

楼盘讲解

首先你得了解东西南北有什么路，这的门牌号，和周围的街道名称，河流名称，高架名称。

然后是介绍小区什么时候盖的，楼盘分几期，年龄多久啊，小区整体形状，

小区容积率=小区物业面积/实际土地占地面积，一般来说，楼层盖得越高，物业面积越多，越挤。

楼间距，绿化率，然后了解小区的所有户型和面积，和泥巴构造。然后介绍下，公交站，地铁，

超市，广场，菜市场，学校，然后说下物业收费，最后介绍下租房价格及买卖价格。

老面试

1.首先让求职者自我介绍（工作经历、自我评价、优缺点）
了解求职者的表达能力及对自我的认知

2.求职者的求职方向?找工作多久了？面试过什么单位？最后一次面试的时间？
了解求职者的求职目的。通过他面试过的单位性质判断

3.目前在杭州的居住地址？如果远的话该怎样克服？
了解居住地距离工作门店的距离，了解求职者做这份工作的决心。

4.是否有男女朋友及工作性质
了解求职者是否有牵挂，其男女朋友做销售OR文员？

5.求职者的优点和缺点
了解其优点和缺点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6、求职者评价其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如回答是中性，那怎样才可以做好销售？
基本上内向的人回答其性格时都是中性，

内向的人想要做好销售只有比别人付出200%的努力，所谓笨鸟先飞。

7.问其为什么选择销售这个行业？做好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
锻炼人、赚钱快。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不怕辛苦、勤快、抗压能力强

贴条话术

客户：看到你有贴一张有房出租的，请问你是哪里的房子出租？

经纪人：（推荐一套你验过的房子给客户）比如：

是的，我这有一套树园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客户：是几房的呢？

经纪人：两室一厅的房子，马上在追问你想说什么样的房子。

客户：你不是房东吗？

经纪人：我这边是我爱我家的，您想租什么样的房子，

我可以帮您找一下的，我们这边房源比较多，专业做租房的。

客户：那不需要了，你们还要付中介费，我要自己找免中介费的。

经纪人：在杭州找房子肯定要找专业的中介平台，这样也是可以跟您做担保的，

您每月几千房租，一年几万房租都支付了，我们中介费都是一次性收取的，

月租金50%，对您来讲也是一个保障，况且现在假冒房东比较多，

已经很多起客户被骗事件了。而且现在的房东也是都通过我们来出租的，

你想自己找到房子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房东都是愿意通过我们来出租的，

这样对房东也有好处，有正规合同，可以备案，

所以你想自己找房东的基本可能性很小的。

客户：客户这时候可能会说还是想自己找找。

经纪人：您想租什么样的房子，我帮您看看，

如果我们这边有比房东自己租的便宜的呢，这时开始询问客户五要素

（入住时间，户型，价格及付款方式，装修，楼层），我们这有钥匙，

可以马上看房东，您现在有时间吗？带您看一下房子，这套房子真的很不错的。

学历

发表一些我个人的拙见，很多销售公司都有这么一个规定，本科工资的高一点，专科工资低一点。

在我看来，这其实为了判断洗脑程度，如果按照客套话来说，就是，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不只是销售，还有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正经的国家工作——在我眼里，有点不现实的虚幻。

很多应聘者填写面试表，我看来，很多信息，比如身份证，电话号码，家庭联系人，

都是应该保密的，不能随便乱写的，这其实筛选人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见识全靠书本是不行的，

不要相信那些说什么，是为了判断你的聪明，或者说动手能力，等等。其实都是胡编乱造。

新人带训手册

容积率：是指一个小区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绿化率：绿地率是指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小区用地的比率,

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开间和进深：开间就是房间宽度,进深就是长度。

层高：下层地板面或楼板面到上层楼板面之间的距离。

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使用面积，

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

公摊面积:指由整栋楼的产权人共同所有的整栋楼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等。

承重墙：指支撑着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在工程图上为黑色墙体，打掉会破坏整个建筑结构。

房改房：又可以叫做已购公房,是指享受国家房改优惠政策的住宅。

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

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

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

商品房：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统一设计,批量建造后,作为商品出售的房屋。

安居解困房：是指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本地城镇居民中特别困难户、

困难户和拥挤户住房问题而专门修建的住房。

划拨土地：是指国家依法按照一定程序将土地使用权无偿地转移给土地使用者。

出让土地：是指国家以土地使用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与土地使用者，

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建筑类型：住宅建筑依层数划分为：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六层为多层住宅，

七层至九层为小高层住宅，十层及十层以上为高层住宅。

房屋得房率=套内建筑面积/建筑面积。

走破户型：厨房或者卫生间单独在房子对面的户型。

平改坡：是指在建筑结构许可条件下，将多层住宅平屋面改建成坡屋顶。

非普通住宅：建筑面积140（含）平米以上的住宅。

商住两用：就是既能办公又可以居住的一种产品，

土地使用年限按商用或者综合用地确定即40年。

错层：结构上指的是同一层的楼板不在同一平面上，有一定的高差。

跃层：是一套住宅占两个楼层，有内部楼梯联系上下层。

Loft：一般层高在5米左右,可以分割成两层。

贴条的时间点一般选择在上、下班高峰期，下午4点–6点左右；

贴条的地点选择(学校门口、菜场门口、小区大门口、超市门口、地铁口）；

房源话术

(一) 相关话术（房源端）

1.房源回访、跟进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了解业主动态（开放式问题）+告知目前行情；

例如: 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最近市场变化比较大，

想了解下您小区的房子有没有变动；

前两天我们刚成交了一套小区的房子（同地段某小区），单价才一平方；

2.约房东空看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取得同意

例如：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我现在能否先来看下您的房子？以便我们更好的推荐给客户

3.约房东看房

关键词：问候并自我介绍+约时间点看房

例如：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我有一个非常诚心的客户，想X点钟来看您的房子，您方便吗？

4.看房后房东跟进

关键字：反馈客户对缺点的描述+客户心理价以探房东价格底线+表态会大力推荐

例如1：您好，我是早上带客户来看房的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昨天我带客户看了您的房子，客户看完以后觉得（描述一到二个缺点），

觉得这个价格高了点；如果您愿意108万卖的话，他可能会考虑

例如2：您好，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昨天我带客户看了您的房子，

客户看完觉得房子还行，下了意向金，委托我跟您谈108万，您什么时候有空呢？

5.收钥匙

关键字：省心+方便看房+放心

例如：**先生/小姐，您看能不能把钥匙留在我们公司，我们营业时间到晚上九十点，

很多客户都是晚上方便看房，每次看房都要麻烦您专程过来一趟，

这样即麻烦又可能错失成交机会，您看您的房子也空置在这，把钥匙放在我们店，

这样也方便，而且我们在钥匙上也是有专人管理的；

而且我们会作为重点房源进行推荐。

6.回访暂不售或不售房源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虚拟诚心客户要买此类型房+了解房源信息

+询问看房时间+表示尽快约客户过来看房。

例如：您好，先生/小姐，我是我爱我家的店的（全名），

我有一个非常诚心的客户想买您(物业地址)这样类型的房子，

不知您那房子的现状是怎么？想了解一下。

7.收限时

a） 向现场登记的业主推荐限时

关键字：信息了解+区别与一般委托的服务+快速出售

例如：**先生/小姐，我看您还是很诚意卖房的，您是否考虑我们的独家业务？

首先您每天不会接很多询问房子相关信息的电话，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我们这公司会以我为主导与您联系，这样对于客户的选择我可以先进行把关，

另外，我们也会对您的房子进行重点宣传，这样有利于您的出售

b） 针对挂牌已久的业主推荐限时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客户反馈房屋的缺点+打压房东预期+

区别与一般委托的服务+快速出售（重点）

例如：您好，先生/小姐，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早上看房的客户觉得您的房子卫生间小了点，不好布置就不考虑了；

您看您的房子在我们公司登记了也近1个月了这段时间我们也看了很多客户，

但都不理想，所以这段时间也给您添了很多麻烦；要不您考虑下我们独家业务，

这样我们专人帮你卖房，让您减少麻烦，又可以重点帮您宣传，您看如何？

端口费

托管话术

问：您好，我是我爱我家绿洲店XX，您XXX房子在出租吗？回答;有的话，询问基本情况楼层面积户型装修价位等，是否空置可看房等，推荐房管。回答：没有，问什么时候到期，是否有其他房子出租等，亲戚朋友有没有房子出租，到期时间记录自己本子上，持续跟踪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业主青睐房屋托管？一、 多次看房：调查显示，平均每套房屋成功出租大概要看房十几二十次，费时、费力、费路费;二、 筛选客户：租房人群形形色色，很难辨认谁比较可靠，他们是否会对房屋设施造成损坏等等，费时、费心;三、 追讨租金：客户不按时支付租金，就需要您多次上门催缴，再加上人口流动性强的因素，就更会增加风险，费时、费心、费力;四、 屡次招租：现代人生活变化快，频繁更换租住房屋，导致您一年内可能需要2—3次招租，而每次招租，都会导致您成本的增加，且费时、费心、费力;五、 维修繁琐：小至更换灯泡，大至刷墙补地，都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烦;六、 承租期间的纠纷与邻里间的纠纷等，同样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还有可能给您带来更多的麻烦;七、 承租期满时各项费用结算：由于一些小区水、电费半年才收，以上费用可能在合同期满一个月后才能结清。业主选择房屋托管的好处1、避免空置。每年只需要一次招租，中途退房多次招租的风险我们替您承担。2、收入可观。每期准时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而且全年纯收入一般不低于您亲自管理的全年纯收入。3、减少风险。避免了按时收不到租金，家具家电遭到破坏等非正常损失，同时还节省了正常的管理成本。4、灵活理财。您可以以租代售，既能收到房租，又能不紧不慢的卖个好价钱，租售两便。5、省时。不用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发布信息，约见客户，多次带客户看房。6、省心。不用操心，不用自己管理，不论您在何地，出差或学习或者是旅游，您不用任何担忧，只需要在您身边银行查收租金即可。7、省力。不用自己收租，设施的频繁损坏不用自己维修，小维修我们免费出工出力，大维修我们免费为您跑腿办事。8、放心。把您的房子交给我们来管理，把个人和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让您更加放心！

总结

现在这个社会真是防不胜防，怎么说呢，为了提防一个人，我还得上网查查看，

这个人说的话是否是话术，这个是把我看成傻子还是兄弟。

我建议，保险起见，调查下对方的底。还有就是不要和穷中介作对，

毕竟人家身体上下没有一处值钱的地方，我看着他们活着都很痛苦无赖。

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说要对抗黑中介的，我恰好对财务很熟悉。

首先，给你谈服务的中介，百分百是一个临时工，包括公司里面的法人，

什么经理，组长，都是临时工级别的人物。黑中介本质上全都是一些不要脸的骗子。

就算里面有人干中介也不会干多久的，就算想干，公司也不会让它们干多久的。

因为公司是比黑中介还黑的公司。里面的那些啥也不懂的中介，只是些小喽啰。

当你想殴打或者起诉黑中介的时候，尤其是在那些发达的城市，法院早就排到1个月之后，

到那时坑你的黑中介还在不在，这都是个问题。尤其是异地来的，你考虑下你来回的车费，

住宿费，伙食费，你损失的钱和时间到底够不够赔这个。假设，你是个很有钱的人，不在乎时间，

这场官司你必赢。对于黑中介公司来说，它早就把责任推给那些傻子员工了。

坑你的是这个行业，这个行业利润巨大。还有这些公司上市了，你千万不要买，

本身公司里面的人就是一群妖魔鬼怪，它们本身做生意就毫无诚信而言，你买就是送钱的。

哲学一点来说，和你作对的不是人，是受金钱支配的灵魂，只不过他们的灵魂很廉价。

为了一点钱，便把自己所有能卖的，都卖了。

《1979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

摄影家的眼力

我是一名摄影家不久的将来，你将会这样宣告；不久的将来，你将会成为掌握摄影技巧的大师；你将会用摄影家不同寻常的眼光去审视周围的世界。你将会宣告：我是一名摄影家。不久的将来，也许有人会问你：为什么你要当一名摄影家？ 你将这样回答：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家，因为它使我融入周围的世界。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家，因为它使我得到心灵所需的甘露和餐桌上必需的面包。我要成为一名摄影家，因为它使我有能力洞察世间万象并记录下人类的伟大事业的一切……我见过那自由的大地,和勇敢者的家园;也见过崭新生命的降临和生命的逝去我曾见过充满生机的孩童穿街而过也见过朝圣的身影跨越旷野我曾记录下建设者用双手创造的繁荣也印证过破坏者留下的满目疮痍我曾拍下了人们欢乐的笑容和他们心酸的泪滴我也曾记录下儿时的纯真与世故复杂的人生。我曾记录下美丽的身躯和纯洁的心灵也曾拍摄过辛勤劳作的人们和他们轻松的娱乐。我摄下了大自然的奇观瑰景和人类建造的奇迹;我摄下了美丽的万物还有美好的人们啊！这一切一我眼中的世界，尽在我的记录之中。啊！我是一名摄影家！当你看到一幅美妙的照片，就觉得它的确很美。然而你说不出它为什么美，你也说不出作者是怎样把它创作出来的。也许图书和报刊会写明作者使用的相机和镜头型号，甚至告诉你所用的光圈和胶片。然而这些都是技术细节，并不能帮你拍出佳作来，正像一个人尽管知道达・芬奇用的是什么颜料和画笔，却画不出像《蒙娜丽莎》那样的名画一样。拍摄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知道应当追求什么。1. 一幅好照片要有一个鲜明的主题（有时也称之为主体）。或是表现一个人，或是表现一件事物，甚至可以表现该题材的一个故事情节。主题必须明确，毫不含糊，使任何观赏者一眼就能看得出来。2. 一幅好照片必须能把注意力引向被摄主体，换句话说，使观赏者的目光一下子就投向被摄主体。3. 一幅好照片必须画面简洁，只包括那些有利于把视线引向被摄主体的内容，而排除或压缩那些可能分散注意力的内容。于是，在你按下快门之前，就有三个问题值得考虑了：第一，这幅照片我要表现的主题是什么？第二，我怎样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被摄主体身上，又如何把观史者的视线吸引过来？第三， 画面简洁了吗？是不是只包括了有利于把注意力引向被摄主体的东西？是否舍掉了那些分散注意力的不必要的每一项内容？如果你去日本京都，你的相机会难得离开眼睛。每时每刻你都会发现无数的动人影像。但要牢记：一个日本旅游者在参观你的家乡时也会发现成千上万个动人的画面。他之所以能在你的世界里“看到”那么多画面，原因就是因为你的世界对他来说是新奇的—— 他观察时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眼光。所以，你也应该一样，必须用全新的方式重新观察你周围的一切。我们看得太多了，所以就视而不见了。使用50mm镜头在10英尺 的距离拍摄被摄体，如果现在换用100mm镜头，则被摄体看去像2倍那么大，如果换用25mm镜头，被摄体则只有一半大小了。你究竟能够有多少机会使用400mm或更长焦距的镜头呢？除非你专门从事的工作常常需要从远处拍摄特写镜头，比如柏摄野生动物或某些体育项目，否则不会有什么使用机会。首先，质量上乘的长镜头价格昂贵。其次，远摄镜头往往又大又笨重，在你整天背着它到处转之后，就会有切身体会。第三，镜头的焦距越长，照相机就必须把握得越稳定，以避免影像模糊。经验准则是只有当快门速度至少等镜头焦距毫 手持100mm镜头拍摄，低于1/500秒时就不能手持500mm镜头拍摄等等。以后成为“高手”时，可以考虑较长焦距的镜头。即使在那时，除非对超长镜头具有特殊的需求，并且资金也不成问题，否则我们建议不要考虑超过200mm的任何镜 头。如果偶尔需要超长镜头，可以考虑添置一只远摄增距镜。专业人士为什么认为选择景深如此重要呢？因为运用景深可以把观赏者从转移他们注意力的任何景物上拉回来，从而使注意力集中到摄影者想要表现的地方。因此，运用景深将有助于表现作品的主题。我们之所以能够看到物体，要么是因为它们发射光，要么是因为它们反射光。我们能见到绝大多数物体都是由于它们能够反射光。反射的光线越多，物体也就显得越明亮。如果物体是完全乌黑的，它就不会反射一点光线，也就是说，它的反射率是0。一幅照片一个主题，对于旅行摄影和其他摄影都是真理。你的照片必须表明一个视点。不论哪里，只要可能，你不仅要抓住其美丽，而且要表现其特征，尝试拍摄一个著名的景观。做广告的人历来就明白，只要模特有魅力，广告就能吸引人，他们才不管广告中推销的产品与模特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呢！于是，俏丽迷人的女子—— 甚至英俊的男子，也日益被雇佣为模特来推销牙膏、香烟、酒、汽车以及各种日用消费品。许多小商店仍然喜欢用半裸的女子形象装点准备散发的新年商品促销的年历。维多利亚时代倡导庄重，性感情欲纯属闺房卧室中的隐私之列。以今人之眼光，这幅照片似乎司空见惯，但在当时却是近乎淫秽，有伤风化的。从职业的角度考虑，人体魅态摄影属于一个极具刺激性的领域，它需要摄影师具备多种技能。除了娴熟的摄影技术外，摄影师还必须特别善于与模特共事，建立融洽的关系，使她们在相机前从容潇洒，充分表现她们的个性特点，展示她们的体态风姿。

《2015医学的文化研究》

红死病的面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科学怪人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德古拉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茶花女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波希米亚人 (歌剧)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在一些亚洲国家，人们相信某些疾病是由于身体中“冷”或 “热”失衡所致，必须用属于“热”或 “冷”的食物和药物来进行治疗。在更早期，西方社会认为疾病是上帝意图对人类的罪恶所实施的惩罚或者是“体液”(体内的四种液体)失衡的产物，或者是暴露于“坏空气”所致。相同的是，当代西方社会有其自有的象征系统，构成了医学的中立属性。医生所穿的白大褂便是效率和卫生强有力的象征，而医院里哗哗作响的医疗设备则显示了其技术之高新。一些隐喻和意象也被用来描述某些疾病,患有某些疾病的病人被认为需要对自己的疾病负责，还有一些人则被认为是无辜的受害者。政治经济学家认为，生病、衰老或躯体失能的人因为无法对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做出贡献而被社会所边缘化。妇女、不懂英语的人、有色人种、老人、失业者和工人阶层等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在社会和经济地位上要比特权群体处于弱势，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有限，因此，其健康状况也较差。政治经济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崇尚的是将医疗保健当作商品，牟取利润是一个主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医患关系的特点是不同利益和优先权之间的冲突和碰撞。他们认为，生物医学试图将生病的原因限定为单个躯体因素，这样治疗就可以只针对它进行。于是，医疗保健的方向倾向于采用药物和医学技术来治疗急性症状，而不是预防疾病或维护健康。不过，政治经济学家提出，造成不健康的原因要更加广泛，并且与社会经济因素有关，这些因素本身便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例如，过度加工的食物，以及化学试剂、污染、压力、人与人之间的疏远和职业病(McKee, 1988 )。  这种身体观将身体视为流动和变化的，而不是静态的，永远处于制造和再造的过程中，是与其他身体关系的集合，包括与他者接触时会不断变化的人以外的现象，因此，比如说：一个吃的集合可能由嘴一食物一能量一食欲构成；一个卫生保健的集合可能包含病人一疾病一医生一生物医学一医学技术。科学医学所基于的心身二元论是一系列实在论的二元对立：心灵与身体相对，精神与灵魂相对，主动与被动相对，理性与非理性相对，理智与情感相对，自由论与决定论相对，客观与主观相对，自主与非自主相对，主人与奴隶相对，成人与儿童相对，男性与女性相对，可朽与不朽相对，左与右相对，文化与自然相对，纯净与混浊相对(Gordon,1988a ; Kirmayer, 1988 )o 健康的身体与心灵平行存在，但是当疾病侵袭时，就会暴露身体的实质。病痛是对理性的威胁，因为它会威胁社交生活和削弱自我控制，因此，理性的生物医学治疗病痛的能力是享有特权的(Kinnaver, 1988 )。西方医学的指向是控制身体，使它不会陷入疾病所造成的混沌和紊乱中。人们对男性气质的预设也是如此，男人表现为比女人更强壮，更不容易得病。霸权式的男子气概强调男人要少关心自己身体的健康状态或外表，并且强调用理性思考的力量来影响虚弱的身体。病痛与女性气质的联系的确比男性气质更为紧密，以至于男人如果成为被动、虚弱、需要医生照顾的病人，将身体的控制权让渡给他人，将对男性气质的主流标准提出挑战( Grawshaw, 2007, Davis, 2002 ； White, 2002 )。关注男性身体的文献开始聚焦于医学对男人身体的表现、处置以及男人的亲身体验。美国一项针对中产阶级男女的研究发现，他们在身体的概念化方面存在重要的性别差异。男人更倾向于说他们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权力”，或者是身体的主人；而女人则会说要关注自己不听话的身体，尤其是在谈到节食的时候。男人看重身体的保养，因为这可以将他们行动的潜能发挥到最大，而女人更关心自己身体的外表，是为了能够提高身体的吸引力( Saltonstall, 1993 )。大众媒体所刻画的男人形象是；不在意自己的健康，容易生病，像孩子一样需要伴侣的照顾和体贴。男人本身倾向于将不在意健康视为构建和表现主流观念认为的男子气概的方式。如果在文化上，生病以及需要帮助和照顾被呈现为女性气质的特征，并且与脆弱、虚弱和缺乏对身体的控制挂钩，那么对于很多男人来说，避免生病就是建立男子气概、证明自己有别于女人的方式。有研究者对男人的健康活动进行了访谈，发现男人可能会不只是忽视疾病的征象和不去寻求医疗照顾，还会故意冒险，比如过量饮酒、超速开车、打架斗殴，以显示自己无所畏惧，对自己的健康不以为意而且无意于控制自己的身体。在商品文化中，为了保持健康而进行 的身体保养总是掺杂了使自己更加性感、能够成功地推销自己身体的欲望，尤其是对女性而言(Bordo, 1990)。它强调年轻和美貌是人们理想 的身体特征，由此产生了一个巨大的致力于身体保养的产业。化妆、时尚、瘦身、运动、休闲、身体清洁和饮食等产业取决于坚称年轻和美丽等同于正常和社会接受度的话语。这些产业所释放的首要信息是只要购买和使用了正确的商品，身体就可以成为性吸引力市场上炙手可热的商品。坚持身体保养这种苦修式的生活方式，包括严格的饮食和锻炼，不再是精神拯救或者健康改善的回报，而是通过改善外表和更具有市场的身体，从而能够用它享受肉体的快感( Featherstone, 1991 )。身体的外观已经成为自我认同的核心。如果肉体代表自我，那么有必要尽可能地确保身体的外表具有吸引力并符合公众接受的标准。正如穿洞和纹身等“原始”仪式将身体定义为社会文化的和有性的身体，发型、化妆和健身等仪式和商品也以某些特殊的方式建构了 “文明”的身体。Grosz和其他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将身体的概念抽象为文本，“可将信息铭写在上面的写字板” ( 1990: 62 人们把身体的苗条和健壮与道德控制、自我规训和“关爱自我”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于某些人而言,特别是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不论男女，没有节制、不锻炼、身体超重都已成为笑柄，是公众嘲笑的对象，让人感到自卑和愧疚。在西方国家，随着 “肥胖流行病”弓I起大众媒体的普遍关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越来越多地关注自己身体的尺码。同样，在大众传媒中，目前人们对明星身体的着迷，特别是女明星因通过减轻体重戏剧性地重塑自己的身材而被奉为自我控制的英雄，而那些放纵自己增重的人则遭到奚落和耻笑。“大失败者”( The Biggest Loser)以及 “亲爱的，我 们在杀死我们的孩子"(Honey, WeAie Killing The Kids )等真人秀节目畅谈减肥的饮食习惯和胖人为减肥而做的努力。他们认为肥胖的身体是滑稽可笑的，是应当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事情。节目上出现的一圈圈肥肉以及胖子的形象，以及他们通常的饮食习惯和军训式的锻炼方式，都造成了这样一种景观，即身体被刻画为让人生厌、奇形怪状。在普罗大众之间，超重或肥胖的男女也总是被劝诫去减肥，这不仅有来自公共卫生和医务人员的建议，也有来自家庭成员、朋友甚至陌生人的建议。肥胖的身体已经成为终极污点，是一种没有自控力、贪婪、个性软弱和不道德的标志。( Madden and Chamberlain, 2010 ； Monaghan and Hardey, 2009 )。而且， 如今人们已经不允许自己的身体优雅地老去，因为衰老已经成为一个负面的文化价值。流行文化极力倡导衰老的人应进行身体保养，但不是为了他们心血管的健康，而是因为“年老的面具”。年老的外在表现已经被文化污名化，比如肌肉下垂、皱纹、肌肉张力的缺失和超重。摄取食物的行为堪称消费选择铭写身体的典范，也是从内到外最为永久的行为：通常认为肤色、体重、骨骼的力量、头发和指甲的状况以及消化都受到饮食的直接影响。这些选择并不一定是“自由的”，要受到个人社会阶级地位的限制，包括不同社会阶层和不同生命阶段的物质财富 (划定了选择范围的边界) 以及文化期望(Featherstone, 1987 )。对于 Bourdieu来说，“身体是阶级品味最不容置疑的体现Bourdieu ( 1984 )认为，所谓习惯(habitus )是指无意识的偏爱类型、分类模式和理所当然的选择，不同的群体和阶级有不同的习惯。习惯的不同区分了不同的群体和阶级，由此可以理解亚文化传承的饮食习惯和信仰的方式。这种理论重拾了日常生活实践和身体行为中存在阶级划分的观点，以及有关身体举止的讨论，而这些通常是福柯及其追随者所忽略的内容。Bourdieu提出，如果一个人属于某个特殊的群体并认同这个群体，那么他在日常消费中所作的选择将反映该群体的习惯。因此，比如说，工人阶级的习惯会产生一种品位，即爱好便宜、有馅料、油腻的食物，并且在“吃得好就好”的哲学下会没有节制地喝酒和吸烟。而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如前文所述，他们的习惯特点是在意饮食有度，维持身材苗条有型。由此，品味融入到了体形之中。Bourdieu认为，身体对于工人阶级来说是达到目的的工具，由于他们很少有闲暇来放纵自己的身体，因此形成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导向。不过，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身体本身便是目的，仔细地保养身体是为了展示美而不是为了工作 ( Shilling, 1991 )。17世纪时，尸体已经成为一种商品。死刑犯被鼓励用自己的身体换钱，盗墓也变得盛行起来。颇为讽刺的是，一方面，西方媒体极力推崇器官捐献以供移植手术的利他主义理想，而与此同时，也存在人体器官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菲律宾，一贫如洗的人们在活着的时候就被通过手术切除了器官，包括肾、眼睛和皮肤，然后这些器官被卖到西方国家。至少在一些地方，从活人身上摘除器官并将其当作商品处理似乎并没有受到良心的谴责，这与19世纪时的盗墓者将人的尸体按英寸出售并无二致。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描绘身体内部构造的绘画和插图中都提醒人们要理解死亡和疾病，这些解剖结构通常被放在现实的场景之中，暗示其道德感。16世纪的解剖学木雕画通常会带有一种施虐倾向以及一种对于暴露身体的同情。他们的皮肤被剥开，露出下方的肌肉和血管系统。到了 17世纪，对人体进行描述时已经采取了机械术语的隐喻，将头部和身体表现为由轮子、轮齿、风箱、活塞、金属板和其他工业产品所构成的 ( Lucie-Smith, 1975 )。大众传媒上的健康促进活动会用吸烟者的身体图片，展示他们因病折磨后可怕的令人恶心的身体，以警告人们吸烟陋习的危险，梗阻的肺和动脉，坏疽的肢体、咯血的手帕——也会用半裸的肥胖身体来让读者或观众养成健康的饮食和锻炼习惯，试图向人们展示如果人们放纵自己体重增长的后果。在理性被摒弃时，“德性”就会潜入。如果病人患上的是慢性病，如果貌似病人是自己惹病上身，如果病人没有遵从医嘱，“人们就会怀疑病人对身体的托管(stewardship,所谓基督教的托管理论是指人替上帝管理自 然中的一切一译者注)是否得当。"(Kiimayer, 1988 ： 62 ) 即便是在疾病 的细菌理论获得重视之前, 病人也会被认为要对自己的疾病负起责任，尤其是当这种疾病是传染性疾病时。比如，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发生霍乱流行时，罹难者(大部分是来自贫困阶层)被指行为不检点，比如不守安息日，行为放荡、毫无节制，结果让自己的身体变差，实属蓄意为之,他们之所以生病就是因为这些罪行而受到的惩罚(Risse, 1988 )。 在现代西方社会，对疾病的解释更为强调在保持健康和规避“风险”的过程中个人的责任和生活方式的选择。人之所以会患上冠心病、脑卒中、糖尿病、肺癌或肝硬化等疾病，自我放纵、不够自律被认为是患病的原因。这些疾病被认为与膳食、体重、吸烟和饮酒高度相关。一位癌症病人很可能会出现负罪感，因为他们之前的道德自我已经被邪恶掠食者的侵入所打破。这个邪恶掠食者因令人感到恐惧，以至于连它的名字都不能被提及，但这个强大的外来侵入者已经在身体里秘密地扩散开。在医院的环境中，不论是病人还是医生，对于世事的日常看法都会出现改变或被瓦解。对于病人而言，对于世事正常理解的瓦解导致了他们弱化的地位，他们已经成为了这个机构的病友，他们的身体受到了总体的控制，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界限消失了。历史上，一般解释疾病原因时总是将病因归咎于身体的某个部位。患病的身体是一个有意义的文本。它的症状和体征为理解病痛提供了一幅地图。在前现代社会中，患病的身体生动地展示了肉体所遭受的痛苦。在中世纪中，人们对于疾病的内在效应知之甚少，身体被视为一个“信封”。脓疮、溃烂、血液、令人作呕的液体、难闻的气味都从这个“信封”中散发出来。自从医学科学出现以来，身体作为病痛的文本就已经被改变。身体一般已经不再作为疾病的见证。中世纪各种流行病所具有的可怕的体征已经消失，或者说变得十分罕见。生病的躯体曾经一度被认为是罪恶的符号，是邪恶的象征，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必须用医学技术对其加以解释。现代病理学的一个鲜明特征是潜在的病痛。这种病痛在直到疾病进展到无法有效治疗时才会显现出来( Herzlich and Pierret, 1987 )。Helman ( 1978 ) 根据自己作为全科医师的经历，讨论了英国某个郊区社区对于呼吸道感染的民间模型理解。他注意到大众疾病模型对于感冒的理解是认为由于环境中的潮湿、雨雪、寒风和干旱等不良因素穿透了皮肤进入了人体。寒气进入了人体，同时给人们带去病痛，造成了 “伤风感冒”，因此，需要多穿衣服、鞋帽，避免湿气引入，以保护身体。头部和脚部被认为是最为脆弱的部位，因此,劝诫他人不要让足部潮湿，或是不要在头发潮湿时上床休息。身体温度的突然改变，如从热房间进入寒冷的室外、季节更替或地理位置的改变都被认为是伤风感冒的致病因素，因此，伤风可以被视为是与环境斗争的失败，身体健康的防线失守，因此，也是因为某人没有采取正确的预防措施，需要对此负责。相反，“发热”是由于“细菌”“病菌”或 “病毒”等引起的。细菌可以通过身体的孔洞进入体内，尤其是通过口、鼻、肛门等部位，因而是通过身体自有的漏洞穿透身体边界进入身体之内的。因此，受到细菌感染的人不会被认为需要对此负责，毕竟身体的孔洞对于细菌是不设防的，只要有人际关系存在，就会出现这些问题，“细菌有自己的决断力，宿主无法直接控制"(Helman, 1978 ： 120 )。人总是想了解“周围是否有人和我一 样”，如果周围有像他们一样的病人，他们也成为“病痛社群”里的一部分，就会感到他们并不孤单，心里会宽慰很多。细菌理论的传播影响了人们对于人际关系的态度：人们恐惧感染疾病，对与他人的互动越来越谨慎。关于心脏病和高血压的病因和治疗通常也有大众视角的解读，这种视角的解读与正统医学的解释大相径庭。一项在美国农村地区开展的研究对去某诊所就诊的若干名病人进行了采访，发现许多病人抱怨“血液高”(high blood )o 病人自己描述这是一种血液黏稠，是血液在上半身凝集或突然上升到头部引起的慢性病症，在吃了很多红肉、高营养食物或食盐之后尤其容易出现。人们认为这些食物会使血液变稠，或使血液“干涸”。激动、忧虑、焦虑等情绪也会导致“血液高”。治疗这种疾病需要“稀释”血液和保持冷静。另外，有部分病人主诉自己感到“虚弱”或 “眩晕”，或感到情感淡漠、身体疲惫、“神经过敏”，主要导致睡眠节律的改变、劳累和焦虑,而 “糖”或 “甜血症”主要是由于吃了过多的糖所致(Nationset al., 1985 )。其他几项研究提示，社会阶层不同，对于病人的看法以及疾病的体验也有所不同。有人曾经针对伦敦中产阶级女性和工人阶级女性开展了一项研究。在描述健康概念时，中产阶级女性更倾向于谈论锻炼、保持健康、运动和食用正确的食物，而工人阶级女性则倾向于强调以“感觉健康”而非“感觉不适”的状态度过每一天。两组女性都提及健康就意味着避免请病假，或不需要去看医生(Calnan and Johnson, 1985 )。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医生和病人之间的社会阶级对立起到了维护医生在医疗境遇中权力的作用。西方社会的医生无不来自于特权阶级，至少少数来自于工人阶级的家庭。他们的背景和生活经历使他们无法对病人病情的社会根源给予应有的认识( Starr, 1982 ; Waitzkin,1984 )o 外科的世界无疑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包括医生的语言、仪态和口音。因此，在面对医生的权威和无所不能时，很可能是阶级地位相当的中产阶级更为舒服，而社会阶级较低的人则更会有压迫感，至少也是更为恐惧。总之，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医患关系中存在权力的失衡。医生由于其知识、行业地位，他们在阶级结构中的地位（即高等教育、财富和中产阶级），以及对医学从业资格的控制，使得整个行业具有较高的优势。同样，他们不仅能够控制医疗境遇，而且从代表医学问题（而不是由社会不公平等原因所导致的问题）和在这类问题上表现出权威的角度来说，还对更大的社会具有格外大的权力。而病人在与医生打交道时，特别是那些受教育较少、来自工人阶级，以及由于民族或年龄而被剥夺权力的病人，被置于了被动的位置。政治经济学家认为权力失衡会导致不公平的存在，而使很多病人无法挑战医生的决定，并使那些背景寒微的人所能获得的医疗照顾较差，选择较少。政治经济学家认为，在政治水平上，当面对医生所定义的医学问题时，医疗行业人士享有做出决策的不公平的优势，而导致疾病问题的社会不公等问题却无人问津。只有当控制医疗境遇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病人而不是医生时，医患关系的权力关系才会真正地受到挑战。反抗可能来自于各种领域：选择到私人诊所而不是公立诊所就医的病人也更有按服务付费的意识；慢性病的病人已经久病成良医；本身即是医生的病人；被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和权力的临终病人；社会地位或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病人，或者是身为医生的亲属( Silverman, 1987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说，医学被认为是削减差异的途径，是一种使病人恢复正常的善行，因此，在共识社会中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而在政治经济学家眼中，医学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其权力和地位的统治工具，理应由自助和社区领导的卫生保健所取代。对于那些采用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学者来说,疾病和病痛都是特定历史时期和政治环境的产物，医疗实践也同样如此。一部分采用这种进路的作者认为，要想满足医生和病人的期望和需求,保有这种权力的不平衡是必需的，因此，这是一种倾向于功能主义的观点。另外有一部分学者更倾向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医疗境遇中的权力斗争视为是医生对病人的控制和压制。

《1925认识的途径》

亨利·西奇威克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William Pepperell Montagu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在哈佛大学做帕尔默教授的学生时，读过西奇威克的《伦理学方法》，自从那时起，我立志要模仿那本名著，尽力把逻辑与认识论里的种种方法跟形而上学上种种较易引起争论的问题分开而陈述出来。哲学的三大部分是：1 ,方法论、2.形而上学、3,价值论。 价值论研究理想具有什么性质以及怎样使它们得以实现。价值论可分为：（1）伦理学，它研究什么是善和怎样在行为上去实现它；（2）美学，它研究什么是美和怎样在艺术里去实现它。我们可把我们的观念与信仰追溯到这些来源中的一个或多个。(l）旁人的见证；（2）直觉，这至少局部地建立在种种本能、情感、欲望之上；（3）以种种普遍原理为据的抽象推论；（4）感觉经验;（5）具有成效的实际活动。人们可以把，在事实上也已经把每个这种泉源当作断定哲学真理的主要标准；因而跟这五种信仰泉源相应的有下列五种类型的逻辑学说：（1）权威主义；（2）神秘主义;（3）理性论；（4）经验论；（5）实用主义。就这些类型的逻辑学说而言，每一种都显得特别适宜于使某一种类型的信仰得到根据。比方说，关于拿破仑存在的信仰，若有人问我们从哪里得到它，又问我们根据什么相信它，则谁也会回答:这种信仰来自历史学家的见证，我们相信它乃根据权威。此外，我们有着种种信仰而这些信仰似乎除了直觉之外就没有任何根据;例如，我们觉得暗的地方和尸体是危险的，觉得一些人可信任而另一些人不可信任，觉得某种对于人生与宇宙的最后评价，必得把它们接受下来。这些例子都是关于第二类型或神秘类型的态度与信仰。第三个或理性论式的标准最自然地适用于数学里的各种命题，如 7+5 = 12；这类命题所以是真的，乃是由于它们是从某些公认原理推演出来的，并通过这番推演手续而被证实。关于个35别事物的各种信仰，如草是绿的，雪是冷的，则来自知觉经验，并通过这种经验而被证实;所以它们是应用第四种标准，即应用经验论标准的例子。那些关于未来的信仰，那些被人们主要当作行动根据的信仰是第五个或实用主义标准的例子，这种标准并不总是在一切情况下都易于跟经验主义分别得清楚的。例如对于我们所将要从事的一种事业,我们判断它会成功；又如对于未来，我们判断它将类似过去;这类判断既不建立在直接的知觉上，也不建立在以自明原理为前提的演绎手续上。它们好像是实际行动上种种迫切需要所引起的公设，而我们满足于用它们的种种实际效果来检验它们。如果它们产生不良效果,那我们就认为它们不能成立，抛弃它们而寻求旁的。第六种或最后一种情况是这样的：有许多辞说，据大家一致的意见，既不是上列各种标准所能证实的，也不是它们所能推翻的，因而这些辞说为第六类型或消极类型的逻辑学说（怀疑论）提供了根据。由此可知，见证、直觉、理智、知觉与实践在某种限度内都是种种实有信仰的根据；因而就变为达到真理方法的五种不同学说的支柱。

达到知识的途径:逻辑的六种方法

我们对于宇宙的知识很少直接经过我们自己直觉、理智、经验或实践的检验。我们认为真的东西，有十分之九建立在我们对于旁人的信任上。人是容易接受暗示的生物，倾向于相信所听到的话，除非他有了确实的理由使他对于说话人的诚实和能力发生怀疑。在催眠术里，这种听话或轻信的自然倾向表现得十分显著，因为有关的途径已被堵塞，跟所暗示的观念会有抵触的那些观念无从发生；不管暗示的内容在日常生活里显得多么荒唐，受催眠的人仍不折不扣地照着暗示做。听见就相信。

权威主义

权威主义所以流行，其根据在于这两种事实：一来，个人的禀赋有限，因而不得不依靠旁人的见证;二来，接受暗示和轻易相信是人类的普遍特征而权威就建立在这一特征之上。若我们问，人们为什么要无条件地接受一个给定的权威，比方说，接受写圣经的诸作者之一，人们的回答几乎不可避免地是这样的：圣经作者自己不需要依靠权威，他有较好的机会可直接通过信仰的其他一个泉源，如经验或直觉，来获得真理。他在实验室内跟他的同事一起已经养成了种种忠于事实的习惯，这些习惯很容易使他比平常人还较不能识破江湖上的把戏。同一个人可以在一方面很好和很聪明，而在另一方面很差和很愚笨。认为在一个范围内所具有充分根据的威信就可以被扩充到其他范围内去，这总是一种很带冒险的假定。我们之所以认为年代长久标志着权威可靠，还有第二个理由。而这个理由表现在具有保守性情的人们所特别易犯的一种错误里。这种错误很干脆地表示在这样一句话里：“老年既然比青年更有智慧，所以我们应当尊重我们祖先的意见“。具有保守性情的人们倾向于用他们对待老年人的那种温情与尊敬来对待古老的观念和意见，尤其来对待古老的风俗和制度。在心理上，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老年人和老制度这两个观念容易连起来;但在逻辑上，这是很荒谬的，因为意见的古老来源只表示初次发表这意见的时代还是不成熟的时代。在有关智慧的各个方面，我们不比祖先幼稚，而比祖先老练。我们发现时代越古老则就一般情况讲，人类的制度越不完善，人类的知识越不全面，而愚昧与残忍越加普遍。如果在历史的普通记载之外再加上人种学的种种证据，则我们知道：在古时候不曾普遍有过一个黄金时代，在古时候陆续出现过好几个时代，并在这些时代里，人们使用石头、黄铜和铁这些原始材料，通过惨淡经营，才超出了牲畜的水平。人类的共同态度，即人类之不可避免的态度，必然指向一种归宿，而天主教即是在宗教方面的这种归宿。我们必须有，而且的确有，宗教信仰。如果人生是一场同罪恶的战争，教会是人生的军队，那么兵士就必须服从他们的司令员。人们继续使用权威主义的方法，主要的理由不在于这种方法在逻辑上的力量，而在于心理上的方便。懒于或不敢独立思考的人们，对于要他们停止思考而在信仰上服从旁人指挥的号召，总是乐于响应的。接受现成信仰就可免得自己负责，而这种人贪图不负责的方便。他们听了旁人随便一两句话就接受一种信仰；他们根本不把这当作耻辱，反而把自己的缺点硬说成美德;他们歌颂盲目信仰，并对独立寻求真理的志士进行迫害。积极性的道德律不能规定得像消极性道德律那样明确，又无法是那样易于执行的。我们的道德标准,按通常所传授的内容来讲是一大堆清规戒律；主要的格式是“不要”这样”，“不要”那样。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受到警告，教我们不要屈服于这一种、那一种或另一种的情欲。结果是：行为上的良善或者显得消极无生气,或者变成一种严肃的和违反人性的东西。权威主义者忘记了制度完全是工具性的，从而错误地认为制度是自身有价值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其实这些特征至多只是人们企通过制度以达到的那些目的所能具有的。权威主义对于伦理学的第三种影响是:道德判断力被伤害了，从而危害着整个道德生活。人们教育儿童或青年，说一切行为不管怎样不同，只要它们不合清规戒律就一概不对。一来，有些行为是本来可憎可恶的，如盗窃与杀伤。二来，有些行为，如打牌与喝酒，在某些时候和在某种条件下会引起不良结果。三来，有些行为违反教条或宗教仪典;但尽管这些教条与仪典的真理和价值（说轻一点）是可争辩的，这种权威主义式的教训对于违反这些教条的行为，几乎总是一概加以严厉的禁止。促使人们仅仅以服从权威为理由而去遵守这些不同类型的规则，这是一种大可痛心的错误。这样就无视了道德上的一切区别，就把不重要的可争辩的东西跟重要的、毫无疑问的东西看作一样轻重。受过这种教育的青年迟早会发现有许多人并不遵守青年自己村落的规则或青年自己教派的仪典，而这些人除了这一点之外处处值得尊敬。青年已接受一种权威，并认为一切行为规则在道德上的强制性都来自这种权威.这一发现会使他对这种权威的正确性发生怀疑。凡使一种权威动摇的东西同样会动摇一切出自这种权威的教训。不管正确的或错误的，重要的或琐屑的，正是由于它们的道德声望被认为来自同一个泉源，现在因这个共同泉源发生了问题就一概被轻视了。所有的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一出乱子则整个道德生活被粉碎了。如果教师们不把一切教训放在权威的基础上，从而不麻痹儿童对于道德价值的赏识能力与鉴别能力，并且反而指出这些教训对于保护社会与发展社会怎样有利，从而证明这些教训具有充分的根据：如果这样，那会发生多么不同的结果啊！就受过这种合理教育的儿童来讲，道德不是什么关于规则与命令的事情，而是涉及原则与理想的事情。如果儿童后来发现有些教训是错误的（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那么，他不会把整个一篮蛋都丢在地下，他不会觉得他可以随意满足任何欲望，不管它是多么卑鄙的与自私的，他反而会负起较大的责任来为自己解决教师们所未能解决的问题。简言之，以理性方法去教授伦理学既能使学生利用自己的道德本质以避免教师们的可能错误所引起的种种效果，又能使学生觉得自己不但有责任去做该做的事，而且有责任去发现该做的事是什么，从而刺激与发展他的道德感。相反地，以权威方法去教授伦理学不但使道德原理依靠一种后来可能发生问题的外来权威，从而危害这些道德原理;并且由于这个办法拒绝对于道德教训加以研究和检验，由于它把重要的与固定的原则跟琐屑的与暂时的规定混作一堆以凑成一套武断的规则，它又把儿童的道德感,尤其把儿童的道德判断力败坏了和麻痹了。

神秘主义

正由于他是万物的统一，所以他不能具有任何一物的属性。他超出各种关系和各种区别；既然理智只有通过种种关系和区别才能认识它的对象，那神秘主义者就必得通过一种特殊的经验以领会这个绝对的统一；这种经验比思想更加亲切，更加直接，又更加类似纯情感或纯情绪，而在这种情绪中，自我和自我所有的种种对象之间的区别都消失了。关于直觉的性质，最简单的假设是把它看作灵魂的能力。而通过这种能力，人们可通过传心术的方式跟脱离了肉体的精灵，跟神秘的宇宙力，甚至于跟上帝自己心心相通。关于超自然灵感的这个假设，自然是神秘者自己所喜欢的；之所以被喜欢，是因为它建立在他们所认为天经地义的证据上。我们每人一出世就通过遗传得到一堆心理的以及生理的倾向。我们饮食、走动、说话的能力是天生的，虽然这些能力通过什么形式而起作用，是要靠经验来决定的。我们的许多爱好与厌恶,许多关于享受、愤怒、妒忌等等的情感，同样地是种种遗传倾向的表现。生物学家不会考虑这种主张：我们祖先的经验直接地遗传给了我们,从而好像我们具有了祖先的记忆。虽然这样，我们却几乎无法否认：由于我们的大脑与心灵是长期演化过程的结果，我们通过本能的形式，具有一种跟种族记忆可以间接和局部相等的东西。我们个人的种种经验以这堆遗传倾向为背景,从这个背景得到它们的形象和色彩;我们的许多直觉或直接的洞见，作为平常知觉的结果来讲。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但它们很可能是种种先天倾向的自发性表现。恰如我们的本能代表我们祖先的生活习惯。我们的记忆就代表我们自己过去生活的经验，并且为当前种种直觉性的判断形成另外一个背景。单独一种物理性兼化学性的混合物（如原形质），竟会是存在界的整个一方面（如意识）之独一无二的表现工具，这似乎极不可能。如果整个的宇宙或它的任何一个完整部分，如太阳系或如地球，具有一种比我们心灵远较浩大的心灵或其伴生性能，犹如构成它的物质比构成我们身体的物质远较浩大一样，那么，较大的宇宙生命和我们个人的较小生命就有相通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神秘主义者的种种直觉与启示不仅建立在下意识的记忆和本能之上，而且建立在那来自较大生命的力量之上。我们并且要注意：神秘洞见所具有的特殊确定感在它自身并不是客观真理的一个标准。疯人院里住满了见神见鬼的人们，他们有着种种关于不可言状真理的直觉，可是神经清醒的人们很容易证明这些根本不是什么真理。一种直觉若通不过理智和经验的平凡检验，则虽然它对于神秘主义者显得是一种神示的东西，它却很可能不比无聊的幻想较为真实，不比蛾虫飞向灯光的本能较为可靠。我们已说过一切神秘主义都倾向于一元论；跟这种一元论倾向密切相联的有消极神秘主义的一种倾向,可称它为“虚幻主义”;它认为物质的东西都是虚幻的或不实的。运动是世界里种种特征中最普遍的一种，而埃利亚学派的芝诺加以否认;他并企图通过这番否认来使人们怀疑感觉的实在性。不管什么动机推动了芝诺来提出他的种种谜语,这一层是确定的：他企图证明运动不可能，企图证明感觉的种种证据不能成立，从而企图使人们在思想上有了准备，来接受巴门尼德的学说；巴门尼德相信，那不变而纯一的实有是唯一的存在。近代的基督教科学派是消极神秘主义者怎样爱好虚幻主义的另一例子，物质、疾病、痛苦、邪恶都被认为是不存在的，或照艾娣夫人的说法，都是“众生心中的错误: 但在印度哲学里，虚幻主义的说法得到最彻底的发挥。据印度哲学的说法,整个物质界来自玛耶或错误，而错误则来自罪过。一切罪过的根源是私欲，或是要求个人不灭的愿望；因而只有能够弃绝一切欲望的人们才能大彻大悟。修道者抛开了感觉上的尺度，所以他可以把世俗之徒所谓一切最实在的东西看成为空虚不实的；他没有了关于个人个别存在的感觉，而有了那种跟绝对和跟宇宙自我完全相通与相合的经验以替代这种感觉。由于这些假信仰是人们在物质世界里的生活之不可避免的结果，又跟感觉经验的种种条件分不开地连在一起，所以人类努力的目的在于逃避生活和生活里的种种义务。认为世上的恶比善多得多，又认为人生自身在本质和内性上是不好的,这样的说法叫作悲观主义。消极神秘主义者的脑子里既然充满了关于超感觉与超自然境界的见识，那么固执地留恋肉体及情欲的世俗生活，对于他几乎无法不显得是一种罪恶。对于这种悲观主义可作出这样的回答：我们可证明，物质生活跟精神生活的理想远非格格不入的，前者反而是实现后者最好的工具;又可证明，不是身体的使用，而是身体的滥用，才和种种精神利益发生冲突。从禁欲主义的观点看来，肉体和精神不可救药地处于斗争状态中，一方面的胜利就是另方面的死亡。所以美德就是对于肉体进行系统控制，对于情欲进行遏制与杜绝，一直等到灵魂摆脱了肉体的束缚，逃开了现世而重新跟上帝（灵魂曾被使得与之隔开）合而为一。禁欲主义者的道德标准大都是消极的，是一套清规戒律。人生既是罪恶，我们对于能使生活饶有兴趣的东西就得尽量弃绝。我们对于一种东西若有着自然的或本能式的欲望，则这就显然证明这东西是不好的。孤独与贫穷之所以是好的，是因为它们把社交与财产这两种强烈欲望否认了。斋戒与独身还更好，因为它们否认了饥饿与爱情这两种还更强烈的本能。在禁欲主义占优势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特别凄惨。女人被当作人们做坏事之经常的、主要的引诱；只有当她立誓放弃了爱情与生育的自然愿望，终身不嫁而舍身于神时，她才达到一种具有真正尊严与荣誉的地位。灵魂和肉体没有冲突，犹如花朵和支持它的花梗没有冲突一样。企图伤害花梗以发展花朵，结果只会使花朵残缺或死亡;企图牺牲肉体及其种种需要以繁荣精神，结果只会使灵魂变成像它所附于其上的肉体一样地枯干憔悴，又只会产生一个不开通的、残忍的社会生活与文化。这种出世类型的神秘主义者，其对于现世种种需要漠不关心的态度，往往比禁欲主义者的公开敌对还要危险。在知识增长与社会改进的整个去远过程中，改革家们都得对于具有神秘主义思想者轻视世俗教育与物质繁荣的倾向进行斗争。积极的神秘主义者是这样一种人：他向人们启示了一个玄妙而超自然的境界;可是这番启示不使他无视现世的种种具体细节与义务，反而照亮与促进了他的现世生活。在他的世界观里，没有虚幻主义、悲观主义、禁欲主义与玄秘主义。从这种较高类型的神秘主义者看来自然界显得不仅不是较不实在的，反而是更加实在的，显得不是丑恶的而是美丽的。这种神秘主义者不把他们的生活消耗于否认求生的意志以及弃绝现世和现世的种种义务；他们反而利用内心所发出的光明来补充常识与科学所发出的光明，并企图使天堂实现于人间。他们对于神的热爱是他们对于人类热爱的补充品而不是它的代替品；他们不宣传一种旨在超脱原始罪过的福音，他们反而鼓舞他们的信徒们坚决为人类服务，不断地增加生活的美善。换言之，理智的作用不大在于创造，而更在于证明。理智是想象力的检查员，它从一大堆新观念里挑选那些能够经得起跟旧观念比较的，又能够和旧观念融合贯通起来的。从这个观点看来，积极神秘主义与消极神秘主义在逻辑方面的差别在于：积极神秘主义者肯把创造想象力的成果当作有待于证明的材料而接受下来，消极神秘主义者则把之当作已经被证明了的东西而接受下来。因为正是从记忆和本能的种种下意识的储藏里，我们得到了直觉性的判断。判断到底是有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价值,这取决于那些产生它的材料是否充分的,是否相干的。我们从那个境界得到种种印象、冲突、情绪与鼓舞，它们帮助我们生活下去，它们使我们关于感觉以外的境界得到了不可动摇的保证，它们使我们感觉到温暖，它们对于凡能使我们快乐的东西都给予以意义和价值。我们想起在地球那边通过地球中心而达到的地面的人们时，总免不了想起他们时候倾向于往下降落;这是一个例子，表示一种明显的必然性其实来自纯粹的主观联想：在这个例子里，我们把对于地面的压力那个观念和空间之内一个绝对不变的方向这个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无法把几何学内的上与下跟我们对于地球引力的感觉不联系在一起；可是我们现在知道，关于向下性的感觉完全来自地球的吸引，而跟空间的任何固定方向毫不相干。就关于道德行为的经验而言，这个原理显得最为言之成理似的,在这种经验里，至善不是天真无知，既不知罪恶是什么又没有做坏事的引诱，而是善心克服了做坏事的引诱。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在科学知识的发展中，数学为什么那样非常非常重要。数目、时间、空间以及那把空间对时间的比例表示出来的速度等等数学概念，构成各种内部一致的系统，而在这些系统里几乎可有无穷无尽的演绎。寻求知识要有最积极的活动，这完全对。实验科学工作者不满足于被动地观察白然，他会对于环境加以改变与控制，以便他可发现他所求的真理。詹姆斯把他的《实用主义》一书献给穆勒以做纪念，这正是以美妙而明确的方式把新哲学的使命反映出来了。有种看法把美善当作绝对的并跟个人种种常变愿望不相干的东西，功用主义者已经推翻了那种看法。有种看法把真理当作绝对的并跟个人种种常变信仰不相干的东西，实用主义者想要推翻这种看法。那种认为有独立的美善之绝对论式看法,功用主义者已经加以放弃，并代之以这种相对主义的看法：凡可满161足愿望的东西，就可使人满足这层来讲,都是美善的。对于真理的绝对论式看法，实用主义将要加以放弃，并代之以这种相对主义的看法：凡可满足个人信仰的东西，就可使人满足这层来讲,都是真实的。人们指责功用主义者，说他们的学说会在伦理学上引起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功用主义者反驳说:至高的善就是对于最多数人的种种愿望最为满意的东西。恰恰一样，人们指责实用主义者,说他们的学说会在逻辑上引起完全的无政府状态，而实用主义者则反驳说:至高的真理就是对于最多数人的种种信仰最为满意的东西。太阳离地球的距离已经知道了；地球旋转的角速度使太阳显得每昼夜绕地球一次，这种角速度也已经知道了。假定空气折射对于太阳表面位置的细微影响已如数扣除，我们就可根据太阳的距离和光线的速度，来估计光线从太阳到地球所需要的时间。这时间大约是8 分钟。于是知道，我们用肉眼所看到的太阳情况已经过了 8 分钟了；任何时刻呈现于我们知觉里的太阳其实不是在知觉发生这一时刻的太阳，而是8 分钟以前的太阳。我们知道，在8分钟以前，太阳位于它现有位置的东面，相差的距离恰是地球旋转在8分钟内所经过的角距离。既然地球在24小时内旋转360度，它在8 分钟内旋转360度的1/180,即旋转2度。所以若不把因折射而产生的光行差算进去，则太阳在任何时刻的真正位置是在它当时表面位置的西面2度上。穆勒做了这样一个假定，因为未来在过去跟过去相像，所以未来将继续跟过去相像。水把火灭熄了；火把水溶化了；物体互相吸引着，这些联系是偶然性的呢还是因果性的呢？

其它

大多数权威主义者，在替他们的主张寻求哲学上的根据时，都觉得有需要来把最后的权威指出来；否则就会变成一个证人的权威依靠另一个人的权威，而这另一个人又从第三个人那里得到他的知识，这样类推下去，以至无穷。我们已经看出，这条权威链锁的最后一环或最后基础，往往是一种传说的神示、灵感，或关于要证明的真理的超感性的直觉。权威主义和实用主义二者在性质上都是反理智主义的，因而自然而然地可以联合在一起。二者对于纯粹的理智，作为达到真理的工具而论，都采取怀疑的态度。二者把思想不当作一种自身可以成立的目的，而当作求生的工具而已。另外有一种因素，使这些方法可以联合在一起：即为了指导实际生活的种种规则，大都具有权威的性质°我们的伦理学的内容大部分就是这些规则；它们不是个人想出来的，而是在个人童年时传授给他的。他根据父母和老师们的权威而接受它们，他的这番接受使他在料理实际事宜上很有效率。往往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发生:任何东西若倾向于动摇这种对权威的信任，则它会同时倾向于破坏动作习惯，以及减低效率。例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关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信仰，不仅是根据权威，而且也根据下述这个实用上的理由是可以接受的：这些信仰增加了信仰者的幸福与勇气。对于这些信仰似乎用权威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种种方法来证明，比用理智和经验的种种方法来证明更要容易些。一般地讲，神秘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在他们对于世界的态度上是彼此根本相反的；因为神秘主义者是从内在的泉源，并且据他自己说，是从精神的泉源得出他的各种结论，而实用主义者则根据外在动作与行为而得出他的各种结论。在他叙述科学的起源和发展时,甚至在叙述一切理性范畴的起源和发展时，柏格森显得是个彻底的实用主义者。据他说，思想作为一种实际上控制环境的工具，是从生命力演化出来的。我们进行思想，以便我们有饭吃；有理论是为了实践；有理智是为了意志；智慧被界说为制造工具的宜能，即为生命将无生物做成工具以扩大自己的能力。人们认为理智具有这种功用性的起源和目的，这一点就被普通的实用主义者当作理智有效的标志。的确，真理和功用被看作在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但柏格森的看法完全两样。在他看来，思想的实用价值是思想真实性的障碍，而不是思想真理性的证实。为了明白实体的内在性质，我们要放弃理智而依靠直觉。因为实体的本质是运动、变易、创新，而这些都是跟理智格格不入的范畴。逻辑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逻辑不理会实体之活生生的变化，而代之以一系列静止的形式或概念。如康德说的，“概念没有知觉就是空洞的，而知觉没有概念就是盲目的。”演绎性的理智需要经验里种种具体的个别事物作为材料来在它们上面加工;反过来，感觉所启示的材料除非得到理智所启示种种关系的统一化和整体化，否则就会变成仅仅零乱的堆积。一门科学是否达到完善的地步，这一方面要看它所包括的经验事实有多少,另一方面要看这些事实被相互合理地联系到什么程度，才能决定。宇宙间的事事物物通常是根据它们的内在性质而分类的。但是我们眼前的兴趣不在于知道物体对于它们自身是什么样子，而在于知道物体对于知者心灵的关系上是什么样子。从这个纯粹方法论的观点看来，我们有着充分理由来对于可知的事物，提出这个也许显得很勉强的区分，即将之分为下列五类或五个领域：1 .把只可被我们自己以外的人们所知道的种种物件和事迹划为一个领域。权威主义专门适用于第一领域;一个人在他自己所不能研究的事情上必得信任旁人；除非有理由使他疑心见证人有成见或没有能力，见证人的证据要跟他自己的证据受到同样的看待。第一领域的大部分是关于过去事情的，在这个领域内权威主义方法必定会占主要的地位。诚然，通常可用理性论方法以及经验论方法来证实或反驳见证人的直接证据，甚至对于已经过去而不可复返的事迹，可利用现在可被观察到的种种事实作间接证据，来加以证实或反驳。要是不使用最严格的科学步骤,历史学方面的伟大成就就绝不可能取得。但是历史学家的最后前提必得建立在除了历史学家自己以外的人们的证据上；对于一切不谋私利的权威，我们有充分理由至少暂时表示信任,也不可避免地要这样信任。这样看来，权威主义的方法在各种方法的联合里可有一个固定的和荣誉的地位。2 .把(A )种种最终极性的、非工具性的价值以及(B)人们所认为最终极性的、不可言状的真理，合起来划为一个领域。神秘主义，专门适用于第二领域；我们可以把男女间的恋爱以及恋爱所根据的判断（表示对方可以信任），作为基本兴趣的一个例子。如果听凭人家的意见，或进行一番演绎推理和精打细算，或者冷酷无情地分析对方的外貌，或者考虑对方实际上会有多大用处，并通过这些方法去为自己找一个真正情人，则这是徒劳无功和荒谬绝伦的做法。为了找一个人来合伙经商，或挑一个人来管理家务，甚至为了选择只图方便而不顾爱情的配偶，为了所有这些，非神秘主义式的方法无疑地是适用的。但是谁也不能，或不愿意发生恋爱，除非心目中的人直接地并不可分析地打动了他的心弦或引起了他的思慕。换言之，发生恋爱的人，就其有了恋爱这一点而论，乃是而且必得总是一个神秘主义者。甚至在形成一种信仰，以之为根据来选择朋友时，直觉几乎也是不可缺少的，如同在选情人时一样。真正的友谊，其基础确实不是计较利害或贪图功用，而是感情相投和直接同情。关于艺术作品也可以这样说;对于艺术作品的主要欣赏，其根据不是种种可以在理智上加以分析的考虑。诚然，我们不是总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若有人问我们为什么相信但丁优于莎士比亚，或相信萧伯纳优于艾略特，则我们也许会装着诚恳的样子，把我们所喜欢的作者的种种优点列举出来，当作我们偏好的理由。但是这些理由对于我们的选择并不真正相干，同样不能说服问话的人;这里的情况就好像一个情人可笑地企图提出种种论证，来证明他的女友的眉毛是举世无双地楚楚动人。对于兴趣的高级对象是这样，对于较低级的、较物质性的东西，如衣服、食品、游戏等，也是一样。为什么某种时装我们看了喜欢，为什么某种游戏我们玩了高兴,而旁的不高兴玩，为什么河鳞比蛋奶糕好吃得多，这些是我们只能通过直觉而不能通过其他方法来知道的东西。人们所宣称他们有过的种种启示到底是真正启示，还是仅仅错觉和幻想，它们由于有了那平常可使我们做梦的条件,有了那完全在身体内部发生的作用而被产生的。我们唯一的办法是对于不同神秘主义者所得到的种种启示，进行一番比较,并断定它们在彼此之间符合到什么程度，又跟我们通过各种非神秘主义式方法而知道的东西符合到什么程度；但是这是作者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能力来担任的一项任务。在一个奇怪而有意义的论点上，几乎所有的伟大神秘主义者好像是意见一致的;这个论点是:世上的事事物物，包括人类心灵在内，彼此联合在一起，又跟万物的精髓联合在一起，联合成一种比知觉或思想所启示的任何一种统一都较密切和完全的统一;并且在欣赏或参加这种超验的统一时，会有一种绝非悟性所能了解而且充满着安静、欢乐、光明的感觉伴着发生。3 .把种种可比量的、抽象的关系划为一个领域。理性论专门适用于第三领域;换言之，在应用数学里，以及在一切具体科学里，只要被研究的材料可接受数量式的处理，演绎推理都是有用处的。但是像其他方法一样，理性论若应用到它自己的领域以外去，则对于真理的探求就有危险；甚至在它自己的领域内，若它不肯接受经验论的印证,也会有危险。对于这种方法的主要滥用，如表现于思想史里面的，在于企图以“先验的”推理来代替实地的观察;例如人们认为行星的运动是天体的运动，认为天体的运动是完全的运动，又认为完全的运动是圆形的，并以这些为理由而推论行星的轨道必定是圆形的，而不是椭圆形的。如果有人想要研究物体的吸引关系或心身之间的关系，但要等待他对于这些关系已经用演绎方法推出一种令他满意的解释之后才来进行实地研究，则他也是在滥用理性论方法。寻求各种解释是可称赞的事，应当加以鼓励,但我们不应当容许这种寻求来妨碍我们寻求各种描述的工作。附加了这些条件之后，理性论方法可以在各种方法的联合里占有一个固定的席位。4 .把种种个别事实和具体关系划为一个领域。经验论专门适用于第四领域；我们可以正确地把经验论方法当作一切方法中应用最广和最为可靠的方法。在个别事实和个别关系的领域里，它是唯一的适当方法;在普通情形下，它至少间接地，并作为一种检查错误的方法来讲，可适用于其他各领域内。权威主义者、神秘主义者、实用主义者，尤其理性论者尽可以让他们那些多少不大稳当的方法，通过感性知觉的高级检验而得到加强与印证。所以在各种方法的联合里，经验论占着最高的地位。5 .把个人行为和社会行为划为一个领域。而实用主义专门适用第五领域。实用主义方法三种形式里的任何一种，即实际主义、相对主义、未来主义之任一，在应用于研究物质环境里种种客观事实和客观关系的性质时，不是确实地有效；但如同在功用主义的伦理学内一样，实用主义一旦被应用于人类行动的领域，则它就既是有效的又是非常有价值的。求善和求真的相反性质使这番双重判语有了根据。前面已经说明，在寻求真理时,问题在我们种种观念和信仰要怎样适应以及将就物理界的结构;若让我们对于科学问题上的解决被实际上的各种利害或者情绪上的爱憎所左右，则这是根本上违反科学真理的。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的目的不是在理论上求得真理而是在实际中达到美善，则我们个人的种种兴趣就不再是不相干的和有歪曲作用的因素，而变为主要的和有控制作用的指南。因为“善”所指的就是那些满足任何倾向、愿望、能力的东西；而耍达到美善的意思就是对于环境不断地加以彻底的改变，一直等到个人之外的实在界完全适应了个人之内的需要时为止。我们曾经申辩过：求真理者的态度乃是而且应该是以宇宙为中心的，而求美善者的态度乃是而且应该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体现了真理或体现了美善，都是个人和环境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的意思，但是这种平衡状态在求真时要个人将就了环境才算达到，而在求善时相反地要环境将就了个人才算达到。所以，关于自然界永恒规律的知识，从理论探究的角度看来，自身是一种目的，但从道德上努力或实际上努力的角度看来，这些规律可被看作我们所用以使得人生变为美善的工具。我的主张是:在实在界的上述五个领域的每个领域里,一切逻辑方法在某种限度内都是适用的。但在这种一般的应用性之外和之上，五种积极方法的每一种(照它们原被讨论时的次序)专门适用于五个领域中的一个（照方才排列的次序。 即是说，权威主义专门适用于第一领域;神秘主义，专门适用于第二领域；理性论专门适用于第三领域;经验论专门适用于第四领域；而实用主义专门适用第五领域。至于具有消极性质的怀疑论方法，其作用在于使每一方法在它指定领域里不要那样武断自信，而要变得谦虚谨慎些。我们对于逻辑未采取狭义的看法，而采取了广义的看法，把人们在这个问题上所主张过的六种不同的态度或不同的理论提了出来。我们称之为权威主义、神秘主义、理性论、经验论、实用主义和怀疑论，其中每种理论都企图把某一种知识泉源扩大而使之成为一种对于断定真理有决定性作用的方法。各种方法所各别由以发生的确定泉源是见证，直觉，理智，知觉，实践与怀疑。

解释知识的途径：认次论的三种方法

原始的客观主义

“物体在离开我们时的样子跟物体在被我们经验时所呈现的样子完全相同”，这是儿童和野蛮人的看法。有些东西只在被我们知道时才存在，并只按照我们所知道的样子而存在着，这种看法是相当高度思索的结果。儿童们不认为梦境是一个在他脑子里面的境界，而认为它是一个遥远的、奇异的境界，多少跟清醒生活的世界有些隔绝。关于儿童的梦境是这样，关于野蛮人的鬼域也是这样；而在鬼域中活动的人物大部分是野蛮人在梦里、幻想里、部落神话里所遇到的人物。但在种族发展中和在个人发展中发生这样一个阶段，到了这个阶段时人们对于虚幻对象和普通物体进行较成熟的、较仔细的比较，从而使极端的或天真的实在论着实太难以立足。人们逐渐地发现：虚幻经验的内容缺少真实事物在彼此之间所特别具有的一致性，并随着有虚幻经验的人在个人情况上的变化而有所变化。

温和的或常识的客观主义

常识态度一方面把一切虚幻的东西看作是仅仅主观的和完全脑内的，另一方面把一切在物理上为真实的东西看作是跟心灵不相干的，或外于心灵的，尽管这些东西直接地、即刻地呈现在心灵里。旁人关于他自己经验到的事物的报道并不仅仅取决于或主要地取决于事物自身的性质（如呈现于我们经验中的样子），而且还取决于或主要地取决于旁人所在的位置和他当时具有的一些条件。试举例说明。如果我的邻居和我都看着同一件物质对象，如一把椅子或一座山，又如果我的邻居用手指按着他的眼珠，因而报告（从我看来一直未动的）那个对象在动着，则我们似乎不得不相信:他所经验到的对象不知怎样地取决于他的动作,并因为有了这动作就跟我所经验到的、又被我认为独立存在的那个对象有所不同。简言之，当我的邻居对于桌子椅子这类东西的经验（由于他改变了他的位置或做了动作）跟我的经验不相同时，我假定他经验里的种种对象只存在他的脑子里而不存在我们四周的空间里，从而把我们两人之间的分歧解释清楚。

相对主义的或新的客观主义

比方说，假定有一个挨饿的人在肚皮饿得难过之外，还因在幻觉里看见一盘食物在他面前而更加苦痛；又假设有一位相对主义式的客观主义者，企图这样解释和安慰他,说面前的食物是完全“实在的”和“客观的”，而绝不是仅仅的“主观”状态。讲安慰话的人最后会承认：幻觉里的食物当然只存在于物理现象中的视觉系统里，而不存在这些现象的嗅觉或触觉系统里。挨饿人对于所提出的这番安慰话语，据我猜想，会这样答复：使我苦痛的并不是我幻觉里的仅仅内容自身，那认为视觉内容不仅在视觉上有着客观性的说法才是使我加倍苦痛的原因。那种只因在幻觉里出现就被认为是“实在”的食物，根本不是实在的；视觉上的表象可用物理上的字眼来解释清楚，这一点我不否认;但是这一点绝不能减少我在发现所谓实在并不包含可吃的意思在内时所感到的失望。简言之，我们认知的对象不仅仅是可见的食物，而且是可见又可吃的食物；而那样一个对象不存在于眼前。

结论

我们曾看到这种方法的极端或原始说法具有这种优点：我们有一种本能的、即刻性的坚信,认为每一被经验的对象都是独立的实体，而这种说法、跟这种坚信是符合的。这种说法认为错误经验以及正确经验的种种对象，同样地始终存在于外界。它的弱点在于它未能估计到实在的东西和不实在的东西相差到什么程度，以及有着怎样的差别；又在于它没有顾到做梦和幻想的内容以及一切错觉和错谬的内容，都跟有关的知者发生相对关系。常识的弱点，我们可以预料到，是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践上。温和的实在论者假定：对于知者的（选择上的）相对关系，自身就使我们有充分根据来把种种不实在的、被人们认为沾染了主观性的对象放逐到心灵之内去。如果他假定得对，则我们就没有了任何理由来反对二元论的或者主观主义的认识论。因为主张使用这些方法去解释知识关系的人们不难证明：正确经验里所谓实在的对象，不幸对于知者也同样地发生虚幻知觉里不实在对象所发生的相对关系。平常的人听到人家说我们在自己的心灵状态以外绝不能直接经验到任何东西，就会有着不安和不服的心情,但是他在理智上无法对这说法加以反驳。

其它

（1）知觉及其原因，二者在性质上都是物理的，或物质的；换言之，知觉不过是脑子的或各个感官的状态罢了，因而就跟空气波动一样，具有真正的物理性质;（2）知觉及其原因，二者在性质上都是心理的或精神的;（3）感觉张本在性质上是心理的或精神的，而原因是物质的或物理的；（4）知觉是物理的而其原因是精神的或心理的。软片或镜子不是总把产生印象的东西表示得很准确，因为影像是物体和反映媒介的共同产品。既为共同产品，影像就可（1） 具有物体自身所不具有的属性，（2）缺少各物体确实所具有的属性，（3）所表示的在时空上的关系排列（即透视景），跟物体自身所具有的不相同。例如当一根直棍局部浸入水中，它显得是根弯曲了或折断了的棍子。可是弯曲这一属性只出现于知觉里而不存在于棍子自身，因为这一属性是两种光波的合成效果，一种是通过水与空气两种媒介而达到眼睛，另一种是通过空气单独一种媒介而达到眼睛。比方说，我们在夜间天空无雾时所看见的繁星，其中也许有一些在我们看见它们之前好几年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甚至已经不存在了。此刻射入我们眼内的光波,从它们离开星体并开始在以太内长途跋涉时起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若干年月；这些年月里在繁星自身内也许发生了种种变化，但在我们知觉里并没有什么东西跟这些变化相应。例如数目是通过所有五种感觉启示的；位置通过视觉和触觉；又在轻微的程度上通过听觉与嗅觉;形状与运动通过视觉与触觉。然而颜色则只有通过视觉才能被启示，声音只通过听觉;滋味、气味、软硬只各别通过舌头、鼻子、皮肤等感官。第三，某件物体的各数量属性除了可直接被观察之外，它们的存在还可通过它们对于其他物体的效果而得到间接的、实验上的证明；可是各非数量属性并不产生什么确定的效果，而它们的存在只能通过直接观察而被知。这种间接测量法所以令人满意，一来是因为它在数量上是精确的，二来是因为它是在客观上和在实验上可被证实的，意思是说,它跟观察者皮肤的敏感性这一类因素毫不相干。我们要牢牢记住:所以会有这些好处，完全是由于物体各种主要的或数量的属性在各种其他物体上，而不仅在一种特别感官上,可以产生种种效果。当一个商人在他所拟出售的各种货物上标明金钱价值时，这并不意味着货物本身就再不是物质的东西，而变为仅仅主观性的东西了；价格对于货物并不取而代之，而仅仅是把货物在通货上（可以说）的地位表明出来了。但是货物虽然保持它们的特殊实在性，它们在市场上的流通却取决于它们的价格。对于科学的各种对象，情况乃是也应该是这种样子。物理学家以某种数目的以太振动来解释红光，以不同数目的以太振动来解释紫光，又以各别有关的振动率来解释这两种光线的关系和转变；当他这样做时，他并不需要假定各种属性本身已经不再是物理的，而已变为仅仅主观性的或心灵性的。可以很方便地认为这些属性不发生效力或是赘象，而不至于使它们损失它们的客观身份。经过洛克削减属性之后，物体内仍剩下的全部东西就是主要属性。贝克莱十分有根据地指出：我们对物体大小、形状、距离的知觉，以及对于它们软硬、轻重的知觉主要取决于知者的情况。我们在思想上不能离开时间与空间，犹如鸟类不能去掉翅膀而飞行一样。这个事实的唯一解释在于：时间与空间真正是我们意识的一部分，犹如鸟的翅膀真正是鸟儿身体的一部分和鸟飞行的条件一样。要是时间与空间可离开我们的意识而独立存在，那我们就可能设想它的们不存在;它们“附着”心灵，这就是关于它们主观性的证明。简言之，我们无法设想各种物体和事迹可离开它们各别所占的时间和空间，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而且必得设想：时间和空间不依靠而且先于在时空里占有位置的事事物物。每种事迹必有一个原因，每种物质实体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三角形内各角之和等于两个直角，时间永久不倒流，不经过星期三就不能从星期二进至星期四；对于所有这些，除非因果、实体、时间、空间等每个都是心灵自身的性质之一部分，否则我们怎能觉得那样确定呢？我们要确定地知道一件东西，我们就必得创造那件东西，或者变成那件东西。因为也只因为时间、空间以及各范畴是我们自己思想的形式，所以我们才能具有先验的、不依靠一切经验的、为我们关于这些题材的推论所特有的那种确定性。每个人在一定的地方出世，在一定的空间和一定的时间过渡他的生活；又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刻死亡。他的各种思想能力，如同他的其他各官能一样，是在种种时空条件之下发展的。并且因果律以及其他渗透在他各种经验对象里的、不如这样基本的各种规律，都可把这些思想能力解释清楚。康德坦白地承认这种经验性的自我跟其他东西一样，受着空间和时间以及各种自然规律的限制。一切经验以一种超越性的东西做它们的根据和条件，经验性自我就是这种超越性东西（好比说）在经验世界里的化身。对于这种较深层自我的内在性质,犹如对于这种自我所受到种种感觉的泉源，我们本来一无所知。仅仅由于这种自我跟经验界发生关系，它的性质才被启示而为我们所知。                    那就是说,我们知道这种自我具有种种综合形式，我们的经验通过这些形式而被形成和组织。 让我们来首先提出改正作用发生于知觉层次的例子。比方说,有一个实在的圆圈在我们的面前。因为它所在的平面跟视线没有形成直角，它在我眼膜上投下一个椭圆形的，而不是圆形的影像, 可是我仍把它当作一个圆形；脑子受了以前各次经验的修改与训练，而把眼膜上和感觉上的歪曲纠正过来，所以自动地把椭圆的表象解释为圆形。同样，当有人离开我向远处走时，投在我眼膜上的影像以及因此而发生的视觉都变得更小些；可是我在知觉上认为那个人走得越来越远，而不认为他变得越来越小，因为通过以往的经验（或许通过先天的禀赋），我的脑子已经学会把感觉上的缩小跟距离上的增加联系在一起了。简言之，如果对象依靠经验，但不依靠有限经验而存在，则对象必定依靠一个超乎有限之上的经验或绝对的经验。海兰纳斯：可以；就以我们所看到在天空的太阳为例吧。太阳自身所在的地方离我们有九千万英里之远；作为一个发射能量的物质东西而言，它在以太和跟它紧紧毗连的各物质东西身上直接产生它的效能。可是同一个太阳又是我们现时意识野里的一个因素，而且以这种身份引起我们的兴趣，并成为我们讨论里的一个例子。太阳使我对它说出一篇话语，而这篇话语跟我们关于（比方说）月亮或彗星所会说的话语是两样的。简言之，太阳起了这种作用:有效地决定了我们在这个房间内种种心理上兼神经上的活动。布赖斯:我们的一切意识经验绝不都是关于存在的东西的。我们有幻觉经验、做梦的经验，又有虚构的经验;在虚构的经验里，我们不怀什么信仰，而只想象种种不存在的对象，如神仙和美人鱼，或只思想种种抽象的共相，如公正或红性。你说一件东西所以在它本来所在地方以外的一个地方能够出现并产生代理性的效能,乃是由于有了意识做条件；你并把这个当作意识的暂时定义；你这个暂时定义在这里怎样适用呢？这些虚构的对象在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它们自己的位置的。海兰纳斯：不存在的对象，不管是个体如美人鱼，或者是共相如公正，的确像你所说的，在具有时空性的存在界里没有它们自己的适当位置。但是它们既然成为经验的对象，它们就在那经验它们的个人的生活中呈现出来并获得了一种效能。各存在对象在它们原来所在的地方产生种种效果之外，还可以在许多第二性的地方产生效果;它们被多少个人所经验,它们就有多少个这种第二性的地方。但是各不存在的个体只在有意识的个人之生活中才有效能。海中的妖女以及天上的女神曾在世界的历史上成为重要的因素,但是它们的效能是寄生性的或代理性的。存在的人们想象过种种不存在的东西,这些对象所引起的唯独一堆变化是在这些人身上发生的并通过他们而发生的。布赖斯:那么照你的看法，海兰纳斯，全部可思议的对象就其对意识的关系来讲,可分为四类。第一类对象在具有时空性的存在界里有着第一位性或内在性的出现与效能，而且又在人们的意识里有着第二性或代理性的出现与效能。这些就是既存在的又被经验了的东西，如太阳与地球之类。第二类对象是既不存在的又未被经验的东西，因而既缺乏内在性效能又缺乏代理性效能；如未曾有人想起过的不存在对象之类。第三类对象在人们的经验里出现，可是在存在界不出现，如方才所提过的海中妖女和美人鱼之类。第四类对象在时空连续体内存在着并有第一性的效能；但是它们未曾被人们经验过，因而在人们的意识里从来没有产生过代理性的效能。布赖斯:你的意思是说，存在者的意识不是旁的，而只是他的种种状态反过来指向它们各原因之能力，对不对？海兰纳斯:对的；意识并不是别的，而只是因果或能量在回忆过去上或追溯往事上的相关物而已。布赖斯：能量在追溯往事上的相关物，所指的是什么呢？海兰纳斯:我所指的是存在者在任何瞬刻的这样一个特征：它是从外面观察不出来的，它包含了他的过去，又跟他在未来时间进行活动的潜能有关。比方说，一件在动的东西在任一位置上所表现的一切可从外面观察出来的特征，跟一件未动的东西在同一位置上所表现的特征是恰恰一样的。但是在动的东西具有一种潜能，使它在下一瞬刻会占据一个新位置。虽然在任一瞬刻这种能量都是看不见的，这种能量却跟这件东西所具有的形状或大小是同样实在的。海兰纳斯：对的，要经过有限的一段时间就可看得出来。但是这种能量在这段时间的每一刹那都是实在的，而在这些单独一个一个的刹那是看不出来的。能量的这种基本私有性或不可见性，在所谓表示势能的例子里，可以显得更清楚。一个环形的弹簧，比方说,在它那看不见的加速系统里，含着它在未来时间进行运动的能力。在这个例子里如同在任何能量系统的例子里一样，它在未来时间的潜能体现在它在过去时间种种结果所积累的那种看不见的总和里。简言之，能量及其在追溯往事上的相关物，就构成一件物体在时间和空间里指向种种在它自己以外的事物的这一内在特性。布赖斯:对于意识跟能量的被唯物论化到了荒谬程度的这种彼此相关，如果你认真看待，那你把平常所谓的意识怎样跟物质的这种普遍特性辨别清楚呢？海兰纳斯:被称为原生质的碳化合物，特别是那种最高度发达形式的原生质，被人们称为大脑皮层的，具有一种奇异的能力：那通过皮层的神经力流，其特别形式的动能的微小部分被作为特别形式的势能而被皮层保存起来了。这些势能的余迹被组织成为种种非常复杂的系统，而这些系统使具有这些系统的人们能够在时间方面指向到过去和未来，在空间方面指向到远处和外方。正由于人类脑子的势能系统在形式上是了不得地丰富，在范围上是了不得地广阔,所以人类脑子能够记得遥远的过去，能够为遥远的未来计划,而这种能力使人类跟其他生物和无生物大有区别：人类是自主的、合理的存在者，而其他生物和无生物的能力储藏在形式上简单，而在范围上不足以使它们的动作可避免那些紧紧接近它们的生物或物体的支配。布赖斯，你喜欢这种主张吗？意识的实现化受着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但是意识又可超越时空关系，意思是说，意识使任何存在者有可能去跟一切其他东西，实有的或可能的，直接发生密切关系。就一个人有了意识来讲,他就占据了一个对象野的中心点或焦点。海兰纳斯:对的，宇宙内的每种东西都是可能经验的对象，而且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它。布赖斯:你认为什么个体可把宇宙当作一个可能经验野呢?我假定你指的是绝对，错了没有？海兰纳斯：为什么一定是绝对呢？任何个体都可把宇宙当作一个可能经验野。布赖斯:你是说，有多少个体就有多少整套的可能经验系统,对吗？海兰纳斯:毫无疑问是对的。我们可以认为，任何一堆或一系列对象，从宇宙起一直到这房间的各种东西为止，看宇宙内有多少个体可做透视野的焦点或经验者，就可构成多少个透视野。事物的样子就是它们被经验时所呈现的样子，因为事物是可照它们所是的样子而被经验到的。人们普遍关心着：到底是这样的情况呢？即人在这个世界是不速之客，人的精神是盲目力量所产生的结果，而精神生活的延长完全为这些力量所支配。还是相反的情况呢？即我们有了根据，可以保证自古以来的这番希望:人和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在人生中最崇高珍贵的东西也就是在宇宙里最根深蒂固的东西。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研究客观形而上学里的这些问题，而我们对于解决这些问题在现时比在以前较有希望。对于爱好智慧的人们来讲，知识是好的食粮，处于现在高度发展阶段的科学应该可以为哲学提供丰富的营养。但是为了使我们自己能够利用机会,好来研究有关客观界的种种问题起见，我们必得做到这两层之一:或者把认识问题解决;或者若那只不过是奢望话，就把这个问题分隔出来而跟其他纯粹方法问题放到一起去。哲学的主要兴趣在事物发展的方向上，而不在事物被认识的方式上。

《1884伦理学方法》

亨利•西季威克1838年 5 月31日生于英国约克郡斯普基顿镇的一个圣公会教士家庭。这时正是维多利亚女王的时代。经过工业革命，英国已经发展为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并倚仗其海上军事力量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在国内，由于机器工业的发展和产业的日益集中，农村人口迅速流向新兴的工业中心。至 1851年，英国本土的工业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与此同时，这个时代的社会宗教思想也经历了极大的变化。传统教义在知识阶层中受到挑战，劳动阶级中日益增长的不信教倾向也引起了上层阶级的越来越大的不安。面对这种状况，尽管国教中的高、低两教派在是否应当把对科学发展所提供的知识的解释纳入教义问题上存在分歧，两者都坚决地为它们各自的教义辩护并致力于在信徒与俗人中间扩展影响。在这种背景之下，西季威克的父亲威廉•西季威克放弃了继承父业从事棉织厂的经营的生涯，而立志从事哺育人的心灵的职业。他于1829年完成了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业，成为圣公会的一名教士，以后又被任命为斯基普顿中学的校长。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的道德概念也逐渐变得更明晰，更接近作为道德自明真理的基本观念。人的道德功能就是理性。理性引导人建立规则，人通过这些规则领悟道德的观念。和人的社会生活所需的禁止施暴、偷窃、毁约、乱伦、违法的规则相应的道德观念是仁爱、公正、守诺、贞洁和秩序。这些本身自明的道德观念要在人们思考之后才在思想中成为自明的。他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启发：也许通过深入考察通行的常识道德能够发现这样的体系。人们只是为了确定何种行为是达到这种善的正当手段而追求关于目的的知识的。利己主义指的是这样一种方法，它把行为作为达到个人幸福或快乐的手段，把自爱冲动作为行为的主导动机。在遵循这种方法时，行为者只把自身的快乐和幸福作为行为目的，追求对于自身的最大快乐余额。“那么，如果人们竭尽全力把那些琐碎的事弄得纯而又纯、准确而又准确，而对那些大问题却不加深究，这种作法，岂非可笑?”—— 柏拉图从事任何一种艺术教育的教师总是假定他的学生希望创作艺术作品或想创作高质量的作品，他告诉学生说他应当以另一种方法来使用鞋钻、锤子和刷子。一位医师总是假定他的病人希望健康，他告诉他的病人说他应当早起、平静地睡觉和从事重体力劳动。如果那位病人在深思熟虑之后宁取轻松、闲适的生活而牺牲其健康，这位医师的准则便落了空，它们对这位病人没有约束力。再举一例：一个世俗的人在制订穿衣、处世、谈话的规则和生活习惯时,也总是假定他的听者们希望在社会中生活下去。一个人不可能合理地把他自己的幸福看作终极而至上的目的，却不把其他人的幸福看作此种目的。我们在现实社会中所享受的幸福，似乎由于幸福手段的不平等分配以及人类被分为富人和穷人而极大地减少了。但是我们可以设想这种恶以两种相当不同的方式被消除：或者被富人方面已经变得强烈的重新分配他们的份额的倾向所消除，或者被能使穷人为自己获得更多份额的那些社会安排所消除。一个人的苦乐是不依赖于他的道德判断而被决定的。但十分可能的却是：我们对产生于任何行为过程的快乐的期望，都主要取决于我们关于它是否正当的观念。首先，我将承认：快乐是一种感觉，它激起意志朝着保持它或产生它—— 如果它是现实地呈现出来的则保持它；如果它只是在观念中再现出来的则产生它——的方向行动;相应地，痛苦也是一种感觉，它激起旨在消除它或厌恶它的行动。休谟也持有巴特勒的观点，他几乎以著名的布道语言表达了这一观点。他说，“有些人人都承认的肉体需要或爱好必然优先于所有感官享乐，并且直接引导我们去追求物质占有。例如饥渴以吃喝为其目的：而且，从这些基本爱好的满足中产生一种快乐，这种快乐又可以成为另一类间接的、利益相关的倾向的对象。”诚然，食欲经常伴有进食的快乐，但是缜密的考察似乎表明这两者决非不可分离。甚至当它们同时发生时，快乐也似乎不是食欲本身的对象，而只是一种能与前者区别开的间接欲望的对象。美食家——这种间接欲望在他身上非常强烈一常常被它刺激着罢乐看旨在刺激食欲的活动，而且常常被引诱得去控制食欲本身，以便延长和改变满足这种快乐的过程。对痛苦的反感是一种冲动，它激发我们摆脱当下状态并逃入某种别的状态中，这种别的状态只是被否定地再现为与当下状态不同；而在欲望中，冲动本身则揖向某种肯定的未来结果的实现。当然，当一个强烈的欲望由于某种原因不能引起行动以实现它的效果时，它总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痛苦；由此也产生出了对这种欲望状态的一种间接的反感，它把自己与那种欲望混淆起来，而且极容易被与那种欲望相混淆。举一个包含竞赛的游戏—— 多数游戏都包含此种竞赛 —— 的例子。在进入竞赛之前，普通游戏者不会有对竞赛胜利的欲望。的确，在他真的参加竞赛之前，他常常不能想象他如何从这种胜利中产生快乐。在比赛开始前，他头脑中欲求的不是胜利，而是为胜利奋争的令人愉快的兴奋。这种短暂易逝的胜利欲望只对于这种快乐的充分发展才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欲望一开始并不存在，它是被竞赛本身刺激得强烈起来的。而且，它被刺激得愈强烈，竞赛本身就变得愈令人愉快，本来是无所谓的胜利也就提供出强烈的享乐。一些更重要的追求也表现了同样的现象。例如，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个人感到他的生活倦怠而乏味，他开始投身某种科学的或于社会有益的工作，不是为了目的而是为了这个活动本身。很可能在开始时这项活动是令人厌倦的。但很快，象他所预见的，一种获得预期目的的欲望被激起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与其他同事的情感共鸣，部分地是由于他为实现这一目的自愿付出了持久的努力。于是，他的追求愈发热切，愈发成为一种源泉或快乐。诚然，在这里情况仍然是：他对目的的欲望愈强烈，对实现那个目的的期望就愈令人愉快。但是，说所期待的这种快乐是产生出这一快乐的那个欲望的对象，将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尽管当食欲显现在意识中时，我们能将食欲与伴随食欲的满足的对快乐的欲望区分开来，但这两者之间却并非不相容。对进食的快乐的欲望在贪食者身上占着支配地位；这一事实根本不妨碍作为这些快乐的必要条件的食欲在他身上的发展。然而，当我们考察追求的快乐时，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觉察到这两者之间的不相容性。在这里，为获得充分的享受，减少一点自我关心是必要的。一个男人如果总是持一种彻头彻尾的伊壁鸠鲁式的生活态度，总是将他自己的快乐当作他的主要的注意目标，他就不能充分领略寻猎精神，他的渴望永远不会变得那样敏锐，而正是这种敏锐性才使快乐达到其峰巅。这里所涉及到的是我们可称为快乐主义的基本悖论的东西，其意义就是：旨在达到快乐的冲动若过甚便会毁掉快乐。此外，在各种艺术中，创造力的运用也伴有强烈而高雅的快乐，然而事情又似乎是：为了获得它们，就必须忘记它们。真正的艺术家在创作时似乎有一种实现他的美的理想的欲望，这种欲望十分突出，且在那时完全地吸引着他。最后，人们要想明显地体验更受人赞许的仁爱快乐，似乎就需要有一种预先就存在的、为着他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而行善的欲望。爱—— 当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情感时—— 似乎包含一种对与之同样强烈的互爱的欲望。所以，把人们相互联系起来的情感愈强，人们对自我及自身的苦乐的意识似乎也就愈强。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自我抑制和意识专注于对他人及其幸福的思考的情形是所有强烈情感的一个共有的附带因素。据说强烈地爱着的人们有时会感觉到他们欲望中的利己主义因素与利他主义因素的对立，并感觉到一种去压制前一种因素的冲动，这种冲动有时通过古怪的行为和过度的自我牺牲表现出来。低级而琐碎的外在目的不仅可以刺激高尚而理想的欲望，也可以刺激这类感觉欲望。而且，除了道德良心的满足之外，也还存在着只有不直接被追求时才能获得的纯粹的肉体生活快乐。我认为，人的有意识的欲望更多地是主要与外物有关，但是，只要存在着有其中一种倾向的强烈欲望，人们对相应快乐的感受就变得十分敏锐；最有献身精神的热诚者在他的工作中也是不断地从对这类快乐的意识中获得鼓舞的。但是重要的是指出，自爱冲动与某种有关外物的冲动之间的人人熟知的、明显的冲突，并不是需要得到辩解的悖论和假象，而是对我们的不存在这类冲突时的正常意识的分析也会引导我们去预见的现象。如果我们一贯从那些以某种其他事物而不是以我们自己的幸福为直接对象的冲动出发去行动，那么，当这类冲动有时激发我们去做出一次快乐方面的无法得到补偿的牺牲时，我们在正常情况下就会服从这种冲动。例如一个不善自我控制的人在长时间的节食之后，很容易放开肚子暴食一顿，乃至达到他知道会损害他的身体的程度。这不是因为在他放纵暴食时，与对他的健康的损害相比，进食的快乐更值得他重视，而只是因为他感觉到一种进食的冲动，这种冲动压倒了他的慎思判断。又如，人们牺牲全部生活乐趣甚至生命本身去博取死后的名声，不是出于任何他们将能从中获得快乐的奇特信念，而是出于一种将来得到他人的尊敬的直接欲望，以及一种对这一名望而不是对他们自身快乐的偏爱。一个被欲求的目的的获得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伴有快乐。由于儿童的行为更本能而更少反思，它们更多地是由有关他物的冲动而不是由指向快乐的意识激发的。欲望常常在一定程度上是痛苦的。但我的确不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欲望始终是痛苦的，尤其是当它伴随着希望时。举饥饿为例。在日常生活中，当我胃口很好想吃饭时，我并不感到饥饿是痛苦的—— 除非我已禁食许久了—— 尽管习惯和对我的消化的关心使我在汤送上来之前先不去满足我的食欲。不过我承认，当旨在享受的行为被禁止时，欲望很可能是痛苦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说：当我屈服于情欲时，我们成了我们的欲望和爱好的奴隶，但是我们必须同时承认我们的奴役是自己选择的。在奖惩行为中，必须着重注意的不是奖惩者的当下的自由，而是现在被奖惩的人的过去的自由。我们举一个例子。一个男人一直有每晚贪饮白兰地的习惯。一天早晨，他下决心从今以后不再喝白兰地了。在下此决心时他带有这样一个信念：凭借一个当下的意志他能如此彻底地改变他贪饮白兰地的习惯倾向，以至几小时之后他将抵抗住他的强有力的对酒的习惯性的渴望。这一信念是否站得住脚的问题，与决定论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通常讨论的问题是不同的，但是这两个问题可能被混淆。人们有时模糊地认为，对自由意志的信念要求我们坚持这样一个观点：依靠一种强有力的努力，我们能在任何时刻、任何程度上改变我们的习惯。而且无疑常有这样的情形：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努力时，我们暂时相信它们将是完全有效的，这之后的一段时间我们愿意抱着这种信心做某些事情，也愿意立即做某些事情。但是我认为，在经过反思之后，没有人会坚持认为这类未来行为是处于他的掌握之下的，就象立即做一个选择是他力所能及的一样。不仅经验的延续告诉我们，这类关于未来的决心有一个限度并常常有不充分的效果，而且常识信念也实际上与据认为是证明着它的自由意志学说本身不一致。如果我能凭借当下的意志充分确定一项要在几小时之后发生的行为，那么当做出这一行为的时刻到来时，我就将发现我自己不再是自由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下述的结论：每一个这样的决心都只有一种有限的效果，并且当下这一决心时，我们不可能知道通过履行我决心去做的行为，这种效果能实现到何种程度。同时我们也很难否认：这类决心有时成功地打破了旧习惯，并且即使没做到这一点，它们也常常用一种艰苦的努力取代了平静而轻松的放纵。所以，比较合理的假定是：这类决心经常产生某些这类效果，无论它们是靠发生内心冲突时产生出新动机来把自己表现为理性的决心而起作用，还是以实际冲破习惯的方式直接削弱习惯的冲动力量，虽然是在较小的程度上。即便对一个人的意志起作用的力量仅仅是获得他预期的快乐的欲望，或仅仅是对将由于做恶而产生的痛苦的反感，确定情感的确切特征对于伦理学也仍然是重要的,尽管在此情形之下我们看到他的行为不符合我们关于真正德性行为的常识概念，尽管我们也没有根据把这类欲望或反感视作人类意志的唯一的甚至正常的动机。例如，在常识的意义上，信教的人可以要么假定神希望人们幸福，在此情形下我们应当注意幸福的生产,要么假定神希望人们完善，并假定完善应当是我们的目的；要么假定不论神的目的如何（也许我们无权探究他的目的），他的法则都是可直接认识的，都事实上是直觉的道德的首要原则。除非在非常例外的环境下，自我利益总能刺激大多数人去实现自己。另一方面,一个普遍快乐主义者也可以合理地认为，他自己的幸福是他最能去提高、因而尤其要由他负责去提高的那部分普遍幸福。大多数有道德的人可能相信他们的道德感或道德本能总能指导他们行为端正，但是他们也相信存在着一些在不同行为领域中确定正当行为的一般规则，并且相信可能找到一种对这些规则的哲学的解释：借助于这种解释，这些规则便可以从为数更少的基本原则之中推导出来。不过，为了有系统地指导行为，我们仍然需要知道我们应当把什么样的判断当作有终极效准的。我们熟知下述的事实：品酒家、赏画家等等，甚至在他们从这些对象获得快乐的感受性已经相对地迟钝和消失贻尽时，还保持着鉴赏他们评定的这些对象的优点，并确定它们在优点等级中的相应地位的理智能力。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新奇感与充实感根本与爱好和判断无缘；一个有新奇感和充实感的人从劣等对象中能比另一个人从最好的对象中获得更大的快乐。一个审慎的人对于他认为无力凭意愿行为去得到东西—— 如好天气、好身体、巨额财富或卓越的名望，等等——— 总是习惯于或多或少成功地压制其欲望。但是，他在降低这类欲望的实际强度方面的任何成功都没有使他认为，所欲望的那些对象不（如原来以为的）那 么 “善”。我们通常认为某些行为的最坏后果之一是它们改变了人的欲望倾向，并使他们欲望他们的较小的善而不是较大的善。我们还认为，如果当一个人可能有更好的东西时却不曾摆脱上述状况，并且至死都只过着一只心满意足的猪的生活，这种状况对于他就是最可悲的。为避免这种反对意见，我们只能说：如果一个人能准确地预见并且在当下的想象中充分地表现出所有对于他来说是可能的不同行为选择的所有后果，他的将来的整体的善也就是他现在总的说来会去欲求和追求的东西。我认为，如果我们缜密地考察通常被判断为善的那些稳定的结果,而不是考察人的品性，我们就会发现：离开了人的存在，或至少是离开了某种意识或感觉，任何东西都不具有这种善性。由于习惯性的压抑，人们可能变得感觉不到轻微苦乐的刺激。例如，在一个习惯于克制的男人身上，去延续吃喝的快乐这种刺激通常在他还未达到吃喝的快乐之前就停止了，他只是偶尔才感觉到需要去控制自己的要吃饱喝足的冲动。柏拉图认为较粗俗的肉体快乐的表面强度是虚假的，因为在这些意识状态之前的是痛苦；这些状态实际上不过是痛苦的免除，因而不过是中性的、既不令人愉快又不令人痛苦的，—— 我在前面已把这种例子称为零快乐值——它们只是在和先前的痛苦相对照时才显得令人愉快。我们必须记住的是：仅仅一般地知道我们从这种或那种源泉得到快乐和痛苦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大致地知道每种感觉的正值或负值；除非我们能对它们作量的估价，否则要获得我们的最大？最大可能的幸福就只是一种空想。假设我正在享受一顿美餐。如果我问自己，这道菜或酒是否比另一道菜或酒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有时我能答得上来，但更多的时候却答不上来。如果对我已经采取过的两种体育锻炼形式进行反思，结论也将是一样。假如一种锻炼形式是相当合意的或乏味的，我自然而然地就会注意到它，但是我却不会自然而然地去进一步判定它们的令人愉快性或痛苦性，而且即使这样做了，这种努力也不会有任何明确的结论。理智训练和具有突出的情感特征的意识状态的情形也是如此。甚至在被比较的感觉的原因与性质都相似的情况下，也只有当它们在令人愉快性方面的差别极大时，快乐比较才能产生明确的结论。例如，在欲望的满足这方面，大家都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在饱足状态中无法充分估价这些满足，而在欲求它们的状态中又容易夸大它们。（我并不否认：先前的欲望愈强，所产生的快乐就愈强；所以这种快乐不是仅仅如柏拉图所说的，只是显得更强烈的，而是由于先前欲望的力量而实际上是更强烈的。不过，人们的确有这样一条常识经验：被强烈欲求的快乐也常常让人失望。）对一位已成为少妇的女子来说，她在少女时代对其快乐的最精细的估价（假定这是一位有着超出必要程度的反常反思习惯的少女）不会有什么好处；年轻人的快乐计算也总是需要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得到修正。柏拉图论证说，哲学家尝试了两类快乐：感官的和理智的，并且宁取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快乐；所以耽溺于感官享乐者应当相信哲学家的选择并起而效之。但是谁知道这位哲学家的身体结构不是处在一种竟使得—— 在这个例子中—— 感官享乐相当衰弱的状况之中呢？另一方面，耽溺于感官享乐者的心灵也可能只能够获得哲学家的快乐的一鳞半爪。如果是这样，一般地说，假如我们要以另一个人的经验为指导，我们就不仅要相信他总是在准确地观察、分析和比较他的感觉，而且要确信他对于所涉及的那些不同苦乐的相对感受性恰与我们的相契合。如果他在内省观察方面是没有经验的，他就可能把外部条件当作他自己的幸福，于是他对他的经验的表达就可能全是错的。例如，在成年人与年轻人之间不断进行的争论中，智慧并不象初看上去那样总是明显地在成年人一边。当一位长者基于审慎的理由而告诫一位青年不要去追求某种快乐，因为不值得为它而牺牲掉那些可能的快乐，也不值得为它而忍受随之而来的那些痛苦时，这位青年就很难知道这位长者在何种程度能回忆起—— 即使他曾经感觉到过一他要这位青年放弃的这种快乐的全部令人销魂之处。有同情心的人们只有凭借相当的细心与注意，才能把他们自己的爱憎与他们伙伴的爱憎区别开来，而且我们永远无法说明这种区别是否彻底。由于我们不适当地适应了某些快乐，如艺术的快乐、研究的快乐、运用肌肉组织的快乐、社交的快乐、善行的快乐等等，并且不适当地麻痹了对某些痛苦的根源，如劳累、不安、禁欲等等的感受力，我们过去的经验可能已经极大的改变了。我们还可能有能力掌握某些能深刻地改变自己的感受性的训练或麻痹自己的方法。当我们试图估价另一个人的经验时，这种复杂情况就更为突出，而且也更难应对。这是因为，我们可能发现，他对于一些我们不仅从未经历过而且不相应地改变我们的本性便不可能经历的快乐作了极高的估价。例如，大家都认为宗教生活的快乐，即向神祈祷、赞美神以及将灵魂奉献给神所带来的精神快乐，只有当一个人皈依了宗教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本性之后才能体验到。同样，当一个非道德的人开始尝试为义务而牺牲他的感性爱好时，这种牺牲也不适合于他的本性；然而这种牺牲却能给真正有德性的人一种深刻而强烈的快乐。与此相似，几乎所有更优雅的理智快乐和情感快乐都需要借助于教育与文化才能为人们享受。由于这种教育并不总能成功地产生出明显的感受性，那些被要求为着这种教育与文化而牺牲他们的其他快乐人，就经常会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值得。大多数人把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花在旨在克服饥饿和严重的肉体不适的劳作上面。在生产出肉体所需的食物、睡眠等等之后，他们还保有的简短的闲暇毋宁说是通过由冲动、无聊与习惯所决定的方式而消费的，而不是通过对可能的快乐作慎思估价的方式来消费的。这样看来，我们这里所说的常识只能是相对富有而消闲的少数人的常识。人们不仅不断地感觉到一些这样的欲望，他们根据大量经验知道，满足这些欲望所引起的痛苦多于快乐；他们还不断地放纵这些欲望，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所以，我们不能认为对所追求对象的值得欲求性的流行的估价直接表达了人们的苦乐经验。人们容易把他们强烈欲求的任何东西都看作是值得欲求的，无论他们是否觉得它在总体上有利于幸福。因而，常识观点倾向于表达欲望的一般驱动力与对满足它们的后果的一般经验这两者的折衷。人们惊人地愿意承认，在他们的日常习惯与追求中指导着他们的那些对幸福的估价是错误的和虚假的，而且仿佛是，帷幕还不时地张开并且令这种错误与虚假性昭然于众目之下。 这首先是因为，人们赋予肉体欲望与需要的满足以极高的价值。有钱人要花大量的金钱与思虑来以奢侈的方式满足这些欲望与需要。虽然他们并不常常有意地为了这种满足而牺牲健康，—— 常识把这种作法谴责为不合理—— 但仍然可以说他们常常勇敢地接近这种不理智的边缘。与此相似，尽管社会等级和地位在英格兰是人们热情追求的一个对象，人们还是不断说它不是一个有内在价值的幸福手段；说尽管从一个较低等级提升到一个较高等级也许一般地说是合意的，并且从一个较高等级降低到一个鼓低等级必定是充满痛苦的，但一直生活在较高等级中却并不比一直生活在下层等级中更令人愉快；以及说在乡间小屋里也如同在宫殿中一样能找到快乐，如果不是在乡舍里更容易找到快乐的话，等等。人们关于产生于名望与声誉的满足的空洞性和虚夸性的谈论就更多了。的确，身后的名望是前面提出的那个命题的一个突出的例证，这个命题就是：人们公认的行为目的部分地是由那些既不指向快乐也不符合于快乐经验的欲望的平均力量决定的。因为，身后的名望在常识视为对个人是善的或值得欲求的那些对象中似乎处于很高的地位。对名望的追求并不总是与审慎相对立，哪怕当它引导一个人为着一个他从来不期待实际知道的结果而牺牲其他重要的幸福源泉时。其次，对权力的值得欲求性的流行的估价也是相当高的；而且，我们愈缜密地分析地考察人们的实际动机，对权力的追求也许就显得愈广泛和突出。因为，许多人似乎是把财富、知识、甚至声誉当作获得权力的手段来追求的，而不是为着它们自身的缘故或者为着其它快乐而追求的。不过，当人们得知权力追求——正如对名望的追求一样—— 是被一个永远满足不了的、只会被可能的成功弄得更不安宁的自负的奢望激起的时，人们还是愿意承认：不仅伴随着权力的追求，而且伴随着权力的占有的焦虑，以及与权力的占有密不可分的嫉妒与危险，都永远超过权力所带来的快乐。任何人都不能否认某种社交活动对于人的幸福是必要的。但是人们也时常宣称，社会中较富有、较消闲的那部分人所实际追求—— 在此种追求中他们花了不少时间、烦恼和金钱—— 的那种社交活动只能提供最小、最不足道的快乐的结果。诚然，我们发现，在现代道德说教者中间，人们十分普遍地把家庭感情当作一种幸福手段。而且，家庭感情在大多数人的生活计划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然而我们仍然可以怀疑，除开性激情的满足之外，一般的人是否真的把家庭生活看得那么高。的确，一当文明社会的任何一部分处于人人能自由地放纵情欲、不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而不会受到社会非难这样一种状态之中，独身生活就会流行，它甚至已经流行得令立法者们大伤脑筋了。如我所说过的，肉体的舒适与享受、财富、名望、权力、社交，都是为常识意见最明确而肯定地推荐为快乐的根源的。这是因为，虽然人们高度地评价产生于技艺和产生于对自然美的沉思的快乐，以及产生于好奇心及一般理智的运用的那些快乐，人们还是很难表述出一种关于这些快乐的“常识意见”，因为这些快乐常常得到的较高评价似乎只表达了少数人的真实经验。而且，虽然这些评价已经使得众人或有闲暇的那部分人相信文化是一种重要的幸福资源，我们仍然不能说这些评价产生了关于文化相对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幸福根源的重要性的公认的意见。大多数人真正给予较高评价的正是这后者，他们对于文化的不同因素则只给了相对较低的评价。例如，许多信教者把所有世俗快乐视为卑贱的和无聊的，认为它们是如此地充满着虚夸和空虚，以至对它们的热切追求只有通过不断翻新的幻觉才有可能，并且只能走向一次次的失望。不少没有任何宗教偏见的经过反思的人也有这种观点，例如悲观主义近年内赢得的大量拥护者们就显然持有这种观点。我们在正常情况下是把众人的常识意见当作有关幸福的条件的有普遍效准的信念的，然而这个众人在观察和记录他们经验的能力或习惯上却是有缺陷的。而且事情常常是，一个人愈是—— 靠本性与实践，一个好的观察者，他必须去观察的现象就愈是与普遍人所观察的现象不同。我们已经看到（见第三章），人们容易把他们希望和渴求的他们所匮乏的快乐估价得过高。例如，权力和名望显然伴有焦虑和憎恶，当它们被再现于渴望的意象中时，这些焦虑与憎恶便被忘却了。又如，与大多数在同贫困作斗争的人们所设想的不同，奢侈品对日常的生活快乐似乎串个有益。辛苦挣来的饭菜，以及几乎不能再享受第二次的娱乐；都伴有特殊的快乐，这些快乐必定胜于富人所能支配的过分的快乐。所以我们可以公平地说，幸福的提高远不是与财富的增长同步的。另一方面，当我们把文化的、权力的、名望的及仁爱的快乐都考虑进来，并进而考虑到财富对于防止贫困的痛苦和匮乏的焦虑的可靠性— 对财富所有者自己以及对他所爱的那些人时，我们就很难怀疑财富的提高一般说来也带来幸福的芝某种提高，至少是在一个人的收入不超出现实社会的大多数人的收入时是这样。除了审慎的人没有理由便不会忽视的那些相当不明确的一般规则外，常识并不打算提供更多的东西。人们所能找到的理由可能或者来自一个人对自身本性的某些特殊性的知识，或者来自他有理由相信比一般人更类似于他自己的另一些人的经验。不过，我们看到，在如此借用他人的特殊经验的过程中相当有可能犯错误。我们不说最老练的骗子有智慧，尽管我们会毫不迟疑地说他聪明、机灵，以及具有其他纯理智的美德。同样，我们可以说一个善于选择达到其野心的最好手段的人“老于世故”，但是我们不会不加限定地说他“有智慧”。简言之，在我看来,智慧指的是对手段以及目的的正确判断。不过，这也许是因为爱包含着偏爱,而且爱者总是希望被爱者不仅实际上被他爱着，而且真的值得偏爱，正如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里存在着爱与理性的冲突一样。例如，在社会的较早阶段上，好客被赋予一种神圣性，从这一品质中产生的要求被看得特别严格。但是，随着好客在文明进程中慢慢演化为一种奢侈的而不是必要的习惯，这种看法也就改变了。我们不认为由于我们以前请某人吃过饭，现在不再请他就是亏待了他。或者，我们可以举一个正在实际发生的变化的例子—— 家族在遗产方面的要求。我们现在都认为：一个人通常应当把他的财产留给他的子女；但是，如果他没有子女，我们就认为他可随意处理遗产，除非他的某个哥哥或姐姐处于贫困之中。在这种情况下，同情似乎与微弱的家族要求搀杂在一起并加强着后者。但是在一个距今不久的时代，一个无子女的人被认为在道德上有义务把他的钱留给他的旁系亲属。因而，我们自然而然地会推测，在不远的将来，任何类似的对于子女的责任都可能从人们的心灵中消失，除非他们处于贫困中或是他们的教育尚未完成。在公认的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中也可以追溯到类似的变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如果父母能通过遗嘱使其子女更富有，父母对子女的控制实际上更大些。不过我们在确定子女义务的理想时很难把这一点考虑进去。许多人都认为，向有权势者而不是其他人表示敬意是奴性的和耻辱的。人们通常认为，私人甚至应当服从那些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法律，如果那些法律已通过合法权威确立了的话。不过，当法律看上去极端不公正—— 如美国内战前的逃亡奴隶法—— 时，这种看法就令人怀疑。首先，习惯是不断地变化的，而且只要一个人处于一种变化状态（成长或衰老）之中，习惯的要求的效准就显然是靠不住的；其次，不合理的、不方便的习惯似乎没有理由永远保持下去，而它只有通过“使打破它的行为比遵守它的行为更光彩才能被人们抛弃。例如对许多人来说，长子继承权是不公正的，因为土地所有者的所有子女都同样是在奢侈的生活习惯中长大的，都同样得到了父母的关怀和父母所给予的生活费用，所以继承权上的不平等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和苛刻的。不过，我们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来解释一切。例如，奴隶制是错误的这一信念就很难说是产生于蓄奴社会的既定秩序中的某种因素，而似乎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产生出来的。劳动实际上并不“创造”任何物品，而只增加它的价值。其次，当我们说神公正地管理着世界时，我们似乎是在说，如果我们能了解全部人类存在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幸福是依照人们的功过分配的。而且，我们还认为，神的公正是一个范型，只要人类社会状态允许，人类的公正便应起而效尤。如果人们对一条法律的反映都是宁愿受罚也不愿服从，我们当然就会认为这项立法本身是失败的。如果我只说我想戒一年酒，但是过了一个礼拜又喝了一些，人们 （至多）会笑话我没有决心。但是如果我已经立誓要戒酒，人们就会谴责我失信。在对于食物、饮料、睡眠、刺激物等等的欲望方面，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身体的健康与活力是我们在满足它们时自然地促进的目的；一当对这些欲望的满足会损害这一目的时，这类满足就应当受到节制。人们普遍相信：共享一餐美味佳肴能促进社交情感，并刺激人们机智、幽默以及一-一般地说—— 生动的谈话能力。而且，那些在设计时显然没有考虑这类交际和谈话方面的满足的宴会也似乎受到情趣高雅的人们的谴责。不过，如果把下述说法，即除非一般感官享乐积极地提高那些更高级的快乐，否则人们就决不可以追求它们，说成是为在这方面的常识所支持的准则，就恐怕是走得太远了。谦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控制这种欲望，而在于压抑我们本能地倾向于向他人提出的满足这一欲望的要求。我们倾向于要求他人作出“尊重的表示”，即以外部行为表现出他们认识到我们在人群中的较高地位，并且当我们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产生抱怨。谦卑命令我们去压抑这类要求与需要。我们还把在许多场合中不去强求他人完全有义务作出的尊重的表示视为一条义务。我们还发现：甚至在舒适与奢侈的物质手段—— 简言之，财富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说等量的手段总是产生等量的幸福结果。合理的作法似乎是把那些高雅而富有变化的快乐手段分配给有相应的享受能力的人，然而这些人却不是最有劳绩的人。所以说，才能原则可能明显地与回报劳绩的原则相抵悟。当一个人的任何意志都不引起另一方的外在制约时，他似乎更自由。人们可能强调，如果允许禁止自杀的规则有例外，就有鼓励其他情况下的自杀冲动的危险，而在这种情况下，自杀可能真的是一种逃避社会义务的软弱而怯懦的行为。人们大概还会强调，容忍自杀会使谋杀更为方便。简言之，在这个问题上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我们所追求的独立的公理似乎一经考察就消失殆尽。我可以方便地借助于马蒂诺博士拟出的依优劣程度排列的下述行为动机表，来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最低动机:1 . 派生的激情：刻薄、恶毒、多疑。2 . 派生的肉体嗜好：对闲适和感官快乐的爱。3 . 基本肉体嗜好：欲望。4 . 基本身体嗜好：自发性活动（非选择性的）。5 . 对获得的爱（经反思而派生于欲望的）。6 . 派生的感情（对同情的情感上的依恋）。7 . 基本激情：反感、恐惧、不满。8 . 原动力：对权力的爱，或抱负；对自由的爱。9 . 派生的情操，对文化的爱。10 . 基本情操：遐想和崇敬。11 . 基本感情：对父母的和对社会的；以及慷慨与感激（大致位于此）。12 . 基本感情：怜悯。13 . 基本情操：虔诚。例如，常识似乎认为豪爽、节俭、勇敢、平和是值得欲求的，但当我们考察它们各自同挥霍、小气、莽撞、软弱的关系时，我们发现常识不是靠当下的直觉来划定这类界限的，而是或者靠某种明确的义务准则，或者靠“善”或福利的一般概念来划定它们的。当我们问坦率、慷慨、谦卑超出了哪一点就变得“过分”从而不再是德性时，情况也与此相似。其它通常受崇拜的品质，例如活泼、热情、自制、体贴，显然也仅当它们在引导人们达到好的目的时才被视为德性。简言之，能被看作内在而确定的并不会变得过分的仅有德性就是智慧、普遍仁爱和（在某种意义上）公正这样一些品质，它们的概念中都明显包含着已预先确定了的善概念。智慧是对善及获得善的手段的直觉，仁爱表现在被称为 “行善”的有目的的行为之中，公正 （当被看作一种内在而确定的德性时）则存在于无偏袒地按照正当的规则分配善（或恶）之中。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们：倘若有这样一种善，我们认识了它，把它赠予了他人，以及无偏袒地分配了它，我们便具有了美德，这种善是什么，如果我们回答说这种善就是这种认识、这些仁慈的目的，以及这种无偏袒的分配本身，这显然是荒谬的。简言之，如果生命的某种品质是最终值得欲求的品质，它也必定属于生命的心理的方面，或者简单地说，属于意识。(1)我们使用的快乐这个词并不是明确地包括我们希望保持和产生的所有意识状态的。其次,我们关于人生的知识不断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些例证：在这里，快乐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更大的痛苦或损失一种更重要的快乐。（2 ）我们已经看到，有许多的快乐：我们之所以能感受到它们，只是因为我们在体验着一些对快乐之外的其他事物的欲望。因此，如果要把快乐当作行为的终极目的，我们就要接受一条实践的规则：不应当始终把快乐当作意识的目标。所以，即使我们仅仅考虑一个单独的人的善，并且不考虑他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常识不情愿把快乐当作唯一值得欲求的东西的态度也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如果人们仅仅盯着个人的幸福，他们就会更不幸。首先，一般地说，由于每个人都更了解他自己的欲望与需要，也有更多的机会来满足它们，他更能增进他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幸福。其次，正是在自我利益的刺激下，大多数人的积极活力才最容易充分发挥出来。假如没有这种刺激，普遍幸福就会由于劳动创造的幸福手段的严重减少，以及—— 在某种程度上—— 由于劳动本身的减少而减少。由于这些原因，在实际生活中，每个人都象关心自己的幸福那样地关心他人的幸福是不会提高普遍幸福的。人类福利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每一代人中有恰当数量的儿童，既不过多也不过少。而由于儿童不可能自食其力，他们在婴儿时期应当得到充分的喂养和保护，并且在以后的时期得到智、德、体方面的良好习惯的细致教育。人们通常认为，提供着实现这些目的一哪怕是在最低的限度上—— 的最好的、甚至是所知道的唯一手段的是现存家庭制度，它是以结合在一起的法律的、道德的规则为基础的。法律规定最起码的互助,并为家庭的不同成员制订了广泛的行为准则。它要求父母保持终身的婚姻关系，相互忠诚，并完成抚养子女到法定年龄的义务。作为回报，它给予他们在同一时期中的对其子女的控制权，有时还要子女在父母年老和贫困时赡养他们。所以，道德在反复灌输更完美的利益和谐和更丰富的友善交往的意识时，只是在充实法律规定的准则。然而，在我们试图明确地表达常识承认的不同家庭义务时，我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存在一个宽泛的、模糊不清的边缘地带：我们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普遍的一致意见，而且这里事实上还成了一个不断产生争吵的场所。事实上，在沉思其他社会的道德时，我们仅仅靠常识的观察就可以看出：某些有用的品质受到过分的忽视，而另一些则受到过分的赞扬，而且甚至当它们表现得很极端以致在总体上变得不利于幸福时也受到崇拜。我们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们对幸福手段的巨大浪费中，任何不明智性都不及通常意义上的自私的不明智性所起的作用更坏。这种自私使人过分地盯着个人的幸福，从而使他不可能感受到对他人的苦乐的强烈兴趣。由此而产生的自我的独尊地位倾向于使所有享乐失却其敏锐而热烈的情绪，倾向于很快达到厌足的程度并产生无聊。自私的人失去了由广泛的兴趣 （利益）提供的升华与拓展感；失去了不断伴随着对比个人幸福更稳定的那些目的的追求的更安祥、更平静的满足；也失去了以一种复杂的共鸣—— 它常见于我们为那些被我们所爱、并且对之怀有感激之情的人们提供的服务之中—— 为基础的那种独特的、丰富的甜蜜感。他不得不千方百计地按照他的本性已经达到的细微程度，去感受他自己的生命与那个包含他的生命（作为一个细小的部分）的更大生命的不相和谐的节律。在一种意义上，自由= 理性；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愈合乎理性，他就愈自由。因为在康德的伦理学著作中，他只是反复以各种形式表达的下述观念：当一个人在服从道德法则时，他实现着他的真实的自我，当他错误地听凭自己的行为受经验的或感觉的刺激支配时，他就变得屈从于自然的因果性，即屈从于一个野蛮的外部世界的法则，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吸引人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否认自由与理性的这种一致性，并且明确地、唯一地认为康德的另一种自由概念表达着作为自由之物的人与其现象的关系，我也担心这种鼓舞人心的对自由情操的信念将被作为空洞的夸夸其谈而抛弃。因为，圣者的生命在某一特定瞬间中必然与恶棍的生命同样地受自然因果关系的必然法则的支配。

《1884欧洲政体发展史》

“政体”指的是社会人生活于其下的政府结构以及它同被统治者的关系。在通过征服所建立的伟大君主政体中，被征服者中的服从习惯并不是来自对政府优势的认识，而是来自对抵抗后果的恐惧。肯定可以看出来,温和的气候对于这种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在极寒地区，挣求生特别困难，人口相应稀疏，阻碍了文明的发展；而一个古老的论断是，炎热气候中的居民往往既是热情的，（除非在生理需求的压力之下）又是懒散的，这样，立宪政府所要求的清醒头脑、自我克制和持久活力更有机会在温和的气候中形成。然而, 这种政体虽然在这里形成，却可以扩散到并非其源头的其他地区，就像其他改良人类状况的发明一样，最初都是在特定有利的条件下产生的。 在一些地方的自然环境中，大河横贯肥沃的平原，有利于运输和交通而不利于孤立，也因此推动了野蛮转向文明，一种在纯粹君主政体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明。教会以其智识上的强大优势，在同内部和外部的离心力量的成功斗争中建立起一种更紧密的共同生活,如何极力试图把西欧置于教会控制之下。我将会把在德意志和意大利获得了实际独立的中世纪工业城镇共同体，与古代希腊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城邦进行比较，在这里，手工业者首先向上发展，获得了自由，然后获得了尊严和权力。雅典站在民主政体一方，斯巴达站在寡头政体一方。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指责这两个城邦都利用它们的支配地位，在受到它们影响的其他国家中分别建立起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不是出于对相关国家的利益考虑，只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帝国利益”。尽管斯巴达在真实世界中声望卓著，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观念世界中影响巨大，却几乎看不到模仿现实斯巴达政体或实现哲学家的理想国家的任何趋势。这个显著证据说明了，只有当被模仿的类型同进行模仿的国家的普遍政治发展趋势相一致时，模仿才会发生。它不可能有利于自由人公民大会的权力，因为首领们基于其财富和地位，在文明发展中有可能先于大众而行动，借此提高自己的支配地位。它作为原始政治社会中最初的整合性力量，给予了儿童对父亲的服从习惯，继而作为一种对首领的服从习惯，首领被视为是氏族的父亲。《古代法》中父权制家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家长—— 最年长的活着的男性祖先—— 被认为对于他的户内的成年儿子、妇女和年幼的孩子拥有专断性的支配权；君主政体，由于它所带来的罪恶，退化为僭主政体。然后，僭主的奢侈行为和无耻背德行为导致了公愤和仇恨，产生了贵族政体。当统治阶级部分沉溺于金钱攫取，部分沉溺于无耻的堕落行为，并且在这两方面变得令人难以忍受时，这种政体逐渐退化为寡头政体。然后,大众因为这种压迫而开始反抗和报复，民主政体就到来了。当民众（Demos）逐渐变得腐败堕落和无法无天时，这种政体变为暴民政体（ochlocracy）。直到人民又从一个君主这里找到他们的主人，循环又重新开始了。1 .城镇明显不同于乡村，它获得发展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经济原因；它存在于交换的扩张中，交换的扩张为忙于在毗邻建筑物中从事贸易或生产的更大人群提供了便利。2 .但是，城镇为更经常性的和更多样性的经验与思想的沟通提供了机会，并且通过艺术、社交的扩大和有组织的仪式为共同情感的满足提供了机会；这些往往让城市文明远远超越农村文明，尤其是在印刷术发明之前。这样，在希腊人看来，文明生活必然同城市联系在一起；在这里，有每天集中的市场、辉煌的神庙和廊柱、为音乐或朗诵而使用的剧院、体育锻炼的运动场等等。在斯巴达人中，我们看到一个职业武士团体。据希罗多德估计，在希波战争时代,他们有8000人，亚里士多德在一个传说中提到，他们曾经多至10, 000人。他们是一个入侵部落，通过征服，作为拉科尼亚和美塞尼亚的某些地方的土地拥有者永久定居于斯巴达。他们保持了一种以严格教育、刻苦训练和半共产主义管制为特色的常规体系，目的是为了保持简朴生活和战斗勇气与技能。他们依靠土地的出产而生活，而土地由数目更多的农奴，即所渭“希洛人"（Helots）耕种. 在希波战争中的普拉提亚战斗里，我们发现， 七个希洛人供养一个斯巴达人。这些农奴依附于土地，但被要求提供固定数量的农产品。斯巴达人还拥有其领土的其他部分上处于政治依附状态的具有人身自由的居民，我们估计这些人的数目超出他们三倍。我认为，在一个殖民地历史的最早阶段，寡头政府或许常常以这种方式产生。最早的定居者会把他们占有的大部分土地分割为平等的份额—— 正是在这种协议之上，最初的殖民者才集中在一起；并且，随着殖民地的繁荣和扩大。这些“土地共同拥有者”的后代，会将公民资格的特权保留给自己，把他们的农奴和因城市繁荣逐渐吸引的贸易人口排除在外；这样，政府会渐渐变成寡头政府。在这样的地方，最初由全体公民共享的权力，联合本身必然会把它交到更大的（财产）所有者手中；他们是古老家族的人和富有的人，实际上在中心城镇拥有自己的住所。只有他们，在完全的政治意义上,才依然实际上是公民,因为，尽管更小的（财产）所有者没有被正式排除在公民大会之外，他们也极少能够参加大会。然而,在某些情况中可以发现，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重要原因。我们可以认为它得到了相当的扩张，往往产生出一种有利于寡头政体的经济条件，它就是渐增的财产不平等。我认为，有充足的间接证据表明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在原始时代的希腊,土地最初很大程度上是集体拥有的；共同的牧场和近似平等的土地份额，或许最初被暂时划拨给共同体的普通成员；更大的部分被特别划拨给首领，有时是给为共同体做出特别贡献的武士。在《伊利亚特》中，当我们读到共有的可耕地时，值得注意的是，在用于富人的措辞中没有一个意味着土地所有权。富人或者被描绘为一个“拥有许多牲畜的人”，或者被描绘为一个“多金的人”和“铜板多的人”。反对早期寡头政体运动的原因看起来是：1 .富人们对更小的耕种者的压迫，部分是通过对共同权利的蚕食，比如在迈加拉，僭主塞阿戈奈斯(Theagenes)杀死侵犯 公共土地的富人的牲畜;部分是因为随着文明的发展，更小的耕种者日益求助于富人，冒险借得财源，以至于富人在古老严酷的针对债务的法律之下作为债权人压迫穷人，像是在后来的罗马。2 .在商业城镇，在封闭的古老家族群体之外，新财富的增长增加了要求完全公民资格的新的声索者不断增长的力量。3 .由贸易和沟通所带来的精神的觉醒，和相伴而来的旧的简朴生活方式与古老的道德约束的衰败，导致了更难以忍受的富人的奢侈和傲慢。文明自身带着政治变革的趋势,从大海来到了希腊；所以,在政治发展上，内陆人口往往落后于沿海人口。它来自南方和东方。埃及和腓尼基，尤其是腓尼基，把文明的火炬传递给广希腊。所以，西北部的居民落在了东部和南部居民后 ，甚至是沿海地区居民后面，除非是他们接受了来白于柯林斯的侨民,柯林斯的特殊位置使它能够同样同东部和西部开展贸易。富人集中到新的或扩大的城市中，穷人没有能力离开他们的农田。所以,即使不对后者古老的宪制权力加以任何正式的剥夺。他们实际上也不能够参与自由民的公民大会。不过，随着城市的工业和商业成分的增长，同一个集中过程自然有利于通向民主的运动，这项运动的早期阶段给予了僭主政体机会。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地区，并没有发现同外国人的便利交往带来的思想流动、贸易带来的多样性工业，以及与此相伴的欲望的扩大。有句格言是:要把僭主的臣民保持在“贫穷”和“忙碌”之中。所有这些做法实际上只影响到了富人；穷人无疑以前就“忙碌”。希罗多德讲了一个故事:柯林斯的佩里安德派人到米利都的色拉西布洛斯(Thrasybulus)那里,在统治技艺上寻求建议；色拉西布洛斯把信使带到麦田中,和他谈论他的旅程；他在谈话时，把最高的麦穗削掉，却没有给出其他答案；佩里安德便理解了这种象征性行为，这个故事也表明,(僭主的统治)主要是要让“著名人士与领导人士”感到害怕。的确.不止一个僭主靠公共工程羸得名声，例如.庇西特拉图在雅典建造了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公共工程给予了穷人工作机会，而所需的税收主要由富人承担。显而易见，由于僭主政体总是非常规的和非法的，而且是通过暴力建立的,所以无论如何,它无疑受到了希腊道德感的谴责和批判。这大约在公元前7 世纪开端，金银币铸造出现的时候。无疑，这种现象的一个后果是新富闯入古老家族的圈子一 财富通过婚姻与出身进行交换。这种做法引起了忒奥格尼斯尖酸的抱怨：“人们在意他们的马匹的种类，却不在意他们的妻子的种类，而且妇女是一样的坏：。顺便说一下，这表明了迈加拉妇女拥有了某种意想不到的婚姻选择白由)。由于梭伦宪制，财富而非古名家族被作为最完全的政治特权的基础；梭伦宪制中的这些变革也是一种后果。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抱怨（更别提阿里斯托芬了），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大批的人，比如小商人、手工业者等,由于贫穷不能拥有充分的悠闲以有效地履行公共职能。出席会议不付薪酬易于导致出席人数不足，大会或许会落入富人及其依附者的控制中。柏拉图明确认为,由拥有合适的统治资格的人们所组成的政府(对于他和亚里士多德而言就是贵族政体的基本含义)必须是少数人的政府。他说：“一个国家中的多数不可能获得政治艺术。在一个1000人的城市中,你几乎找不到50 个优秀的棋手(draughts. player),更别说50个治理国家的专家了。亚里士多德的理想政体中的公民不包括手工业者、生意人，甚至农夫。因为，手工业或商业生活是粗鄙的.且和美德对立。尽管农业生活就其本性而言，不像手工业或商业生活一样腐化道德，但它缺乏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公民所必需的悠闲。他说道,这些人“不仅仅危害我们的民族名誉，他们还通过控告、检举和所有诽谤手段，以我们为代价而自肥，而且通过压迫性税收碾压我们。他们的无能和他们的贪婪是对应的在他们的影响下，我们没有一天知道自己的想法。因为来库古体系虽然把男人们训练成一支顽强的和质朴的劲旅，却没有让妇女接受训练。虽然斯巴达的兵营生活和集体会餐严格地限制了男人对财富的享受,为妻子和家庭积累财富的欲望只会让斯巴达人更容易受到贪财的腐败性诱惑。那么，着眼于比斯巴达更绝对地支配公民情感，同时着眼于公民养育的完善和根据资格进行职能分配，柏拉图建议完全取消他的护卫者阶层的私有财产和私人家庭。公民大会或许得到保留，但来自古老家族的土地所有者支配了它。我们观察到往往有不同原因给予大会一种寡头特征：征服；人口的增加，尤其在殖民地中没有政治权利的新人口的增加；整合，在它的影响下，小的土地所有者和居住遥远者往往退出大会；财富不平等的增长以及对更贫困的自由民的经济奴役。而货币的更广泛使用，导致了更小的土地耕种者的借贷行为，把不平等恶化为一种感同身受的压迫，在希腊和罗马导致了反对原始寡头政体的运动。贵族阶层拥有征服环地中海文明世界的任务所必需的勇气与智慧，却不拥有当它被征服时对它进行公正统治所必需的自我克制。在我们阅读历史的这一黑暗章节时，不仅看到了一个寡头政体的堕落，也看到了一个不发达的民主政体的腐化。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在盛宴和日益壮观的演出中、在谷物的分配（最初是低价,然后仅仅具有名义上价格）中、在选举时批量的行贿中，各行省的强盗们把大批的赃物抛给国内的人民。（例如）在斯巴达，我们了解到，一个人会因为结婚晚、没有好好结婚和独身而被起诉。柏拉图（《法律篇》）建议，对三十五岁后依然未婚的人实施罚款和剥夺资格.但是,在希腊历史中的斯巴达处于一种几乎孤立的地位。的确，在更多的欧洲文明国家中，在它们更长的历史中，君主的权力或多或少在理论和实践中受到限制：他的权力依赖他的同胞的服从习惯；在他们中间，服从的习惯并不是无条件的。君主必须遵循他不能改变的法律，必须和由人们组成的其他实体或团体斗争与妥协，这些人在宪制上享有一定的政府权力。但是,他不像共和国官员一样，要从自己的官职上退位，还要和其他公民处在同一个等级，接受传唤，对他的权力行使做出解释。有钱人与古老家族的少数统治和大众统治往往在特定阶段各自占据优势，但仅仅在局部占据优势；它们来来往往，但是君主政体持续存在。它是一个农业共同体，在其中，在耕种土地上的私人所有权确立之后，拥有完全特权的公民是一个土地拥有者，不管是由自己还是由别人耕作，他依赖他自己土地的出产而生存.自己出钱参加战争。因此，在其中，随着财产不平等的到来，更大的土地所有者往往会吸纳政治权力，并且在经济上压迫土地更少的农民。但是，对于处在商业与文明的完全潮流中的共同体而言，渐渐地,城市条件压倒了农村条件。这些富有的土地所有者变成有围墙的城镇里的主导性公民，然后，土地财产不再成为公民的必需资格。共同体的生活，不管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被它在城市中的物质象征整合起来。当这些国王表现出不能胜任维持秩序与整合的任务时，权力往往落入侯爵与公爵之手，他们管理着法兰克王国的各个行省。但是，这些公侯们似乎来自国王的扈从，最初仅仅作为他的代表才拥有头衔。王国的管理掌握在国王的家族手中。当世袭君主太软弱而不能统治时,宫相(major domus)—— 他的家族的监管者—— 自然就取代了他。 我认为，封建体系可以被称作下述趋势的一种联合，每一种趋势在它之前和在它之外都可以加以追踪。在部落状态中，首领至少拥有自由依附者和仅仅是半自由的依附者为自己提供服务，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服务是自由的和军事性的，并不必然存在将提供服务的追随者贬低为低等阶级的倾向。这种关系是封建制度的萌芽之一。自然而然，在动荡不安的时代，由于弱者寻求强者保护的愿望和强者通过新的依附者增加自己力量的愿望,这种下级自由民与上级自由民之间的关系会得到大幅的扩张。(2)封建制度中的第二个特殊成分是个人与土地之关系决定其政治地位这种不断增长的趋势，在古老的日耳曼共同体中，自由民有资格获得分配的土地，不是作为财产，而是作为完全公民资格所拥有的一项权利。最初，这样的分配是暂时的，土地份额被阶段性地重新分配。即使当这种做法停止了，在一段时期内，它们也是不可分割的，或严格而言是不可转让和继承的，尽管儿子自然会接续其父亲。慢慢地，随着可获得的土地被完全占有，可继承性、可分割性和随之而来的不平等出现了。当公民资格和土地占有之间的联系得以保留时，原因与结果是可以逆转的。无地的人失去了他作为一个公民的特权，如果他想在社会体系中获得一个位置，他就必须找到一个主人。因此，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为某一大土地所有者提供服务。作为对金钱或服务的回报，他得到其保护，常常变成其出租的一部分土地的耕耘者。我们在封建制度之前的英格兰明确地看到这种趋势，严格而言，它是由诺曼征服引入的。（1）大土地拥有者所从事的大部分成功的努力。其目的是为了获得针对生活在他们领地上的自由与不自由的个人的独立司法权；在这场运动中，在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获得其首要载体的法兰克帝国的碎片中，教会领先在前，平信徒紧随其后。（2）公侯们的成功努力。他们最初是拥有可随意撤销的职能和拥有公共收入资源的公共官员。但是，他们成功地让其职能获得了世袭性，并且消除了公共收入与私人收人之间的差别。这样，由于私人土地拥有者如此承担了政府职能,公共官员将其权力与特权视为一种可继承的财产，建立于土地占有基础之上的私人与公共权利义务的融合被施加给了双方（私人土地拥有者和公共官员）。同时，我们可以假定，一种明显的社会分层已经在两种人之间确立：一种人是领主的依附者，应为他提供军事服务，其中一些人崛起于半奴役状态；另一种人耕种领主的土地，支付给他租金，或许提供非军事服务，其中一些人最初是自由的。在政治关系方面的一般封建概念至此就完整了。首先是奴隶。主要是在教会的影响下，他们渐渐被提升到农奴状态。他们尽管在法律理论中要接受不受限制的税负和强迫劳动，却渐渐地开始获得习俗所保证的权利和受到习俗限制的义务。其次是降生于这个社会等级中的自由民。他们（尤其在动荡不安的9 世纪和10世纪）有时将自己置身于世俗领主的保护之下，但通常置身于某一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保护之下（有时把土地带给他们），而且已经根据以报酬换取保护的某些固定条件，接受了纳贡的附属地位。有时，他们被迫进入这种状态；但通常，他们似乎是自愿进入这种状态，尽管后来,他们常常要被迫接受更为压迫性的条件。因为，似乎存在一种普遍趋势（尽管在不同时代与地方有很大的不同），要将这两种属于农民阶层的成分同化起来；所以，当一种成分从奴隶制中走进农奴制时，另一种成分也往往要被迫进入农奴制。这样，不管是在何地何时，甚至自由的农民似乎也被认为要和奴隶一样，依附于土地；对于领主管理的司法，他们通常没有法律上诉权。我们仅以一种影响为例。一个事实是,在所有西欧国家的整个中世纪历史中，教士阶层接受了一种分裂的忠诚：一部分是仅仅对于任何特定国家的政府的忠诚；另一部分是对于一个在罗马拥有法庭的独立主权者的政府的忠诚,他声称要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对教士阶层加以评判和课税。在谈到法兰克人时我已经说过,君主政体发展起来是为了完成更大规模的国家给予它的更大的任务。我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倾向于根据希尔德布兰德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果不存在他所给予的这样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那么，巨大财富和极大权力的诱惑，加上父亲情感的影响力和封建体系自身所携带的世袭倾向，所有这些诱惑或许会将教士的尊严变为遍布西部欧洲的世袭财富，而其与众不同的宗教特性必然被抹杀与腐化,其彻底程度将严重超出实际情况—— 尽管有希尔德布兰德及其继任者的努力。手工劳动从我们明确了解它的最早时候开始，就是自由的；而后来，在整个西欧，本来意义上的手工业在欧洲历史上第一次崛起并获得尊严与权力。如同斯宾塞所言, 可以部分追踪到同希腊城邦相比其组成部分的更大分化。我们已经看到，古代城邦仅仅是由一个小型农业共同体的集中化而形成的；所以，大土地所有者,即古老家族的成员和富人，成为城镇的主导性居民。而中世纪城镇在这样一个共同体中成长起来：共同体的统治阶级一般而言都处在城镇之外。主要的封建土地拥有者保留着其日耳曼习惯，顽固地保持着农村生活。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工业城镇之外,有时和它比邻而居，有时生活在农村。在这样的地方，随着成熟的封建制度的不完善秩序的成长，他们在大陆各处都在建造攻守的城堡。城镇最初主要被留给社会中相对卑微的人口，他们必须依靠工业和贸易而生存。一般而言，城镇在其重要性和独立性上越是增氏，它自身在政治结构与生活上就越是同农村相分化。城镇居民，甚至管理城镇事务的主导居民，开始被认为在其生活方式和主要利益上基本不同于整个共同体的主导成员；这些主导成员在周边的农村地区实施统治，而且依然在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的政府中占据支配地位。帝国的软弱既是诸王公的机会，也是城镇的机会。如果一个手工业者想要成为一个自由人，他必须首先发誓放弃他的手艺，并且从家里丢掉工具。甚至为了自治目的而自我组织行会的要求有时也受到抵制；在约翰统治下的伦敦，市民提出,如果纺织工同业公会被废除，每年可以向国库支付金钱。例如，在弗里曼的优秀论著《古代希腊和中世纪意大利》中 ,他在古代希腊完全独立的城邦的发展同中世纪意大利几乎实际独立的城市共同体之间，指出了许多有趣的相似之处与差别。但是,在51页的篇幅里仅仅有几行容易被忽视的文字,它暗示了著名的佛罗伦萨同欧洲其他地方的其他不太有名的城市所共同拥有的特色：严格意义上的市民团体是由商业或工业势力构成的，在联合起来的行业（trades） 和行会中被组织起来。 建立较晚的城镇常常不能经历更古老的城市所经历过的斗争和早期解放阶段；它们中的许多城镇没有经过艰苦奋斗以获得帝国自由城市的地位；它们在经历一场斗争后不得不默认向主教和世俗王公屈服。无疑，在最新出现的城镇中，在欧洲大陆和在英格兰一样,手工业者组织不可能直接来自晚期罗马帝国的手工业者协会；但是，通过对更古老的城镇的模仿,它们依然间接 地来自这些手工业者协会。在这些更古老的城镇中,这种联合起来的工业组织持续存在。而且，我认为，意大利城镇的经济结构同英格兰或德意志城镇的经济结构之间存在广泛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让上述结论成为可能。的确，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结构直到很晚才吸引了编年史作者的关注。但是，在威尼斯,早在9 世纪，我们就发现了这种组织的两种形式:一种是由完全自由的工人组成的更高贵的行业（比如建筑、马赛克镶嵌等，本来意义上的“工艺” ）; 另一种则是由更卑贱的工人所组成的“ mestieri"（ ministeria, 行业）,这些工人似乎没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们必须无偿履行某些公共服务。在这里，这种组织至少没有日耳曼渊源，罗马渊源是明显的。那么，当我们开始了解其他意大利城镇，比较它们的结构时，这种结构相似性表明了一种相似的起源：它肯定不可能来自伦巴第人—— 他们明显是所有日耳曼入侵者中最野蛮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必须接受意大利城镇中经济结构的罗马渊源，那么，在意大利城镇结构和日耳曼城镇结构之间的广泛相似性就使得这种渊源非常有可能存在于后者之中。无论如何,在这些社团对从事各种行业的人们所行使的联合控制被正式认可并公认为合法之前，它们无疑就已经长期存在并运作了。我们发现它们在II世纪晚期和12世纪被广泛建立，尽管它们的范围通过新的许可状才得到了扩大。但是，在那时，它们依然处在城市权威的控制之下，甚至并不总是拥有选举其官员的完全权利，尽管就合法性而言，它们有权利集会和规定它们各自工艺的实践规则，以及通过惩罚强制实施规则。我们看到，这种“手工业者民众”部分是由出身自由但无地的市民组成，部分是由将自己逐渐从奴役身份中解放出来的农奴组成。因为劳动（城镇劳动）在社会等级的向上运动中要经历两个阶段；在中世纪后期，它发起了这种运动。它首先要摆脱农村农奴制的遗迹。早在12世纪，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过程的证据，这个过程在这样一个原则的确立中达到顶点：任何农奴,在城镇中居住一年又一天，就事实上自由了。那么, 当市民自由得到保证后，争取实现独立的联合和分享政治权力的斗争就来到了。前者首先实现，手工业者很大程度上获得了完全独立的组织和他们的工业目的所必需的独立自治的权力。政治权力的分享受到的阻碍更久，这场斗争在其时间与强度上让我们想起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斗争尽管在中世纪城市中,要克服的障碍名义上不是出身，而是职业和地位。我已经说过,这是同手工业者民众相竞争的一种商人寡头政体。斗争开始于13世纪，有时甚至开始于12世纪，但是，直到14世纪才羸得普遍的胜利。我认为，所有古老的城市都经历了这种斗争，仅仅在某些后来建立的城镇中，手工业者从开始就是完全资格的公民。我们拥有大致类似于希腊城邦发展阶段的两个阶段:首先，随着城镇变得繁荣起来, 由于财富的不平等，出现了一场从自然寡头政体向更具有鲜明排他性的寡头政体的运动；然后，出现了一场走向更大众化宪制的运动。只是在中世纪城镇中，寡头政体是商人寡头政体，民众是组织起来的手工业者团体。进而, 我们可以观察到, 由于德意志城市的发展表现出了某些和希腊早期僭主时代类似的东西，它在方方面面与希腊城市的发展相像；这样说只是因为，当政治运动在手工业者中间展开时，他们看起来不是独立的政治权利斗士，而是作为同老公民斗争的宗教或世俗领主的附属者。现在，我转向意大利城市事业中另一个根本重要的特色，即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就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竞争一样，在其原因上主要是经济的。封建贵族妨碍交通与贸易；他们用通行费阻碍通行，而且抢劫商人。 由于要用武力冲破这些障碍，城市的精力被难以容忍地从和平的工业中分散。由于农村的多山性质，封建势力是强大的。我已经说过，城市如此利用自己胜利的目标是，让封建贵族处在城市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但是，对于它们希望达成的结果而言，它们让他们太强大了，而且从宽泛意义上说，让他们太封建了。它们从他们那里带走了“司法权、岗楼、堡垒和常备军”，但是却留给了他们土地与财富、头衔、府邸与大部分农民（如果不再是农奴，则是依附者）、军事技能与实践、社会声望与家族纽带。因此，贵族瞧不起他们被迫接受为同胞的商人；他们在城市中建造的府邸就是堡垒；他们将依附者武装起来，而且在一部分人口中找到了战斗追随者。简而言之，他们将自己的旧生活作为一种干扰因素带入不断发展的工业社会中。帝国容忍私人战争，因为人是一种战斗动物；它或许也必须容忍对土地的专横劫掠；但是，它会拒绝认可其后果的合法性。一个城市如果试图摧毁封建势力，将会对帝国-教皇体系和普遍的封建势力构成明显的敌意。城市的生存在它们自己看来要依赖前者的维持，它们也不敢冒险对抗后者。其次，在中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同体表现出了集中的政治生活和某种类似希腊城邦的强烈的爱国主义。在这两种情况中，这种现象主要来自同一原因：在这里，个人福利同他的共同体的福利比在地理国家中具有更密切的相关性。如我们所见，在我们从历史中所知的任何情况中，希腊城市都不会自愿屈服于一个主人毕生的统治,更不用说是世袭统治了。亚里士多德在我们已经引用的描述审议团体的文段中，没有谈到税收°为公共目标募集资金的职能似乎被他认为具有明确的次要性与从属性，以至于对它没有什么要说的。另一方面，在洛克著名的《政府论》(1690)中，谁决定税收这个问题看起来甚至比谁决定立法这个问题更为基本洛克乐于承认，一个民族可以把制定法律的职能移交给一个绝对君主，他仅仅受制于这样的模糊条件：法律的目的必须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不愿承认,他们可以同样把“未经人民自己或他们的代理给出的同意而对他们的财产征税的权利”移交给任何政府。从近世政治理论而非古代政治理论的立场来看,这种观点显得惊人；它对应于历史上的财政问题在17世纪宪制斗争中的突出地位。那么，当这些贵族被打倒时，有时(例如在法国的情况中)意味着同王室家族本身更年轻分支的斗争又开始了；世袭君主曾让他们变得富有而强大。在早期的封建时代，通常是同强大的个别封建主进行斗争；到了后来，当合作趋势发展起来时，则是同贵族的联盟或社团进行斗争，或者像在德意志一样，是同城镇联盟进行斗争.从 13世纪末以来，最广为接受的信条是，世俗政府依赖人民的同意，人民有原初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政府形式，所以，尽管“统治者是神的代理”的主张没有被正式放弃，却变得毫无意义，不再能给予君主政体任何支持。在宗教事务中，腓力二世在西班牙的实际作为像在英格兰的亨利八世一样专断。他是西班牙所有大教堂的保护人，选择大主教、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调整宗教戒律的细节，拒绝承认与他的政策相悖的教皇法令.宗教裁判所是他的工具而非教皇的工具；正是他向它发布命令;他命名、解散和控制宗教裁判所。的确，虽然他拥有宗教狂热,我们却发现，当普通行政手段失败时，他就会为了纯粹的世俗目的而运用它。例如，当他的海关官员不能阻止马匹出口到法国时，他就假装相信马匹被意图用于新教军队，因此让宗教裁判所禁止它们的出口，教皇虽然抱怨，但必须顺从；他的精神武器无效了。国王的狂热是强烈的，但也是有限的，被用于对他自己和他的主权权力的一种更为强烈的信仰上。在12世纪罗马法学研究的伟大复兴之后，这种影响首先变得重要起来，最初是在博洛尼亚大学。因为，古代罗马法学辉煌的晚期阶段当然是在帝国时期，而传授给中世纪学者的著作正是来自这个时期。他们吸收了罗马法学家的智慧，后者的一项基本信条是，所有政府权力都要集中在君主手中。因此，尤其在法国，国家的封建化解体最为彻底大批法学家在对罗马法学家的研究中得到训练，他们把一种对无限君主政体的专业偏爱用在服务国王的任务中。他们坚定地认为法国国王继承了罗马皇帝的权力。这种信念让他们热情地挑战所有对立的主张。因此,他们成为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弱大贵族的独立性，让君主的司法管辖权在整个国土上具有有效的至上性。当我们记起，罗马法学家的观念一“人生而自由和平等”后来对于前革命思想运动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贡献，所有这种情况就更值得关注了。这种运动最终摧毁了西欧的绝对君主政体。我已经指出过，英格兰的一些特殊生活条件特别有利于中世纪议会制度，这些特殊条件是如何很大程度上来自英格兰的孤立性；阿尔卑斯山脉是如何格外地保护了瑞士农民将自己从其领主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从政治角度而言，尼德兰主要地区几乎水陆兼备的条件在狂热的宗教力量的帮助下, 在紧跟宗教改革的宗教冲突世纪里，是如何让这些地区成功地挑战了西班牙明显压倒性的军事优越性。例如，在最近年代里，我们已经看到，“自由"（Liberty） 作为一种渴望目标，最初既意味着个人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意味着多数遂自己心愿；后来，在这两种含义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被发现，民主让它自己成为可能的“即将到来的奴役制度”。但是，当教皇和皇帝失和时，教皇的热情党羽就会想起,人民可以止当地收回人民所给予的东西，个“破坏自己契约的皇帝应该像一个有偷偷摸摸习惯的猪侑一样被解雇”。这样，一种“权力转让”的严格概念就马上具有了实际意义。个问题被提出：假定人民最初的权利就是现在君主所拥有的权力，一旦它被放弃后还能够被人民重新收回吗？如果可以，怎样收回，有什么条件？不管这些问题怎样回答.这种学说赢得了一种逻辑发展；主权权力转让的基本概念变得更加准确和精确起来。而且，政治思想走向了 17和 18世纪复杂的“社会契约”理论。霍布斯勇敢地翻转了这一切。他说，人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存在；人的浮夸的社会倾向实际上让人渴望从他人那里获得利益或荣誉。无疑，人需要他人;但是，如果人的所有恐惧都被消除的话（例如，如果他在能力上的优势明显的话），这种需要会导致他寻求支配他人，而不是和他人平等地交往。因此，必须认为，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们的愿望相互冲突，并且意识到各自具有实际平等的力量，所以战争不断发生。他们觊觎彼此的财货，相互攻击以便得到它们;由于害怕这样的攻击，他们出于安全而征服邻人；当不存在其他动机的时候，他们为了荣誉而发动战争因此，只要一个共同体没有被建立起来，即使一个理性的人发现自己处在这种状态中，和平愿望和有益于维持和平的遵守规则的愿望也必然仅仅成为一种渴望。在这种状态中，我们不能正当地限制每个人让自己占有任何事情的“权利”或这样的自然自由，甚至让自己占有另一个人的人身的“权利”或这样的自然自由；因为这样一种强占是保存自己的生命的最好手段。理性禁止他忽视可以使自己的生命得到最好保存的办法。让他服从道德规则而不给予他互惠.只会让他自己成为他人的猎物，而且这样做不是他的义务。在这种状况下，以霍布斯鲜活的英语来说，人的生活无疑将会是“孤独、贫困、下流、粗野和短命”的;但这就是人的自然状况。尽管本质上他对于和平有一种至高的需要，但却（比如，离开了建立政治秩序的约定）不能获得它。他获得和平的一个机会是，同意服从一个政府；只要它能够保证他获得最好的和平祝福，他就同意不怀疑它的指挥权利。一种老生常谈是，法国的绝对君主政体为革命铺平了道路。但是，不仅是君主政体的绝对性，而且是它从封建制度中成长起来的方式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君主政体满足于将所有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目标，继续执行同古老的封建社会中原本会对它形成制衡的其他势力讨价还价的原则。这样，君主政体从贵族阶层那里带走政治职能和所有最重要的社会职能，让他们很大程度上成为无用的赘生物；为了诱使他们体面地接受这种政治灭绝，它留给他们大量的金钱特权，以至于让他们成为一种造价相当高昂的赘生物。同时，为了阻止他们更加有效地采取一种针对王权的对立或敌对态度，并且赢得这样做的足够影响力，君主政体完全切除了主要贵族的在大地产上白然形成的社会职能。它这样做的手段是，让他们形成一个庞大的和辉煌的宫廷，来自国库的王室恩惠像金色暴雨一样倾泻而下;然而，后者依然不够慷慨以至于不足以弥补这种辉煌所带来的花费〃。贫穷的农民自身承受税赋，被迫劳动，被迫从事军役，看到贵族被豁免。不但如此，他还发现要根据个人的最大能力被迫付给同样的贵族一些压迫性的税款。如果农民不是业主，他就不会感受到许多这些事情。如果他被贵族统治，这些税款在他看来或许是政府的自然伴生物。实际上,它们通过一切机会骚扰他；而由惯例加给贵族的支出负担使得他难以放弃这些税赋。对于所有这些,我们还必须加上古老的封建权利一司法。它已经受到大幅度限制，而且正在衰落，却依然是对(司法)实际重要性的滥用，常常被贫困的贵族作为一种赚钱的源头，我们还必须注意到由富有的大业主带来的不在地主制度(absenteeism)和更小的业主的贫困、孤独与社会无能性，这使得他们的权力实际上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具有压迫性,

《2009尼各马可伦理学义疏》

在古希腊神话中，赫耳墨斯是宙斯和迈亚的儿子，奥林波斯神们的信使，道路与边界之神，睡眠与梦想之神，死者的向导，演说者、商人、小偷、旅者和牧人的保护神……在马其顿宫廷长大的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 -前 322年，其父曾任亚历山大大帝祖父的御医）17岁赴雅典留学（公元前367年），师从柏拉图凡二十年，直到先师去逝。公元前343年,亚里士多德回马其顿任亚历山大傅保。亚历山大登基后，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开办吕凯昂学园（公元前335年），讲授诸学，流传下来的讲稿奠定了西方学问的基本形态，史称西方学问的第一集大成者一:亚里士多德的好些哲学术语,如今也已成为我国学述的常用词。一本书的写作乃是出于技艺;它并非自然生长出来。然而，如果一个人的写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如目前的例子所示一一那个清晰的界限就会开始模糊起来。此情此景,有太多欠负在集聚,太多感激要逐个奉上，有些甚至太大，以至于没有任何表达可以与之对当。在这类处境中，正如亚里士多德谈及向诸神、父母和哲学同道谢恩时所言,一个人必须尽其所能地回报，无论其所能报者如何远逊于其所欠负者。任何一种技艺，关于它的知识都是不完全的,对于这一点,技艺的实践者自身往往认识不到。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则是通过反思知识的这种不完全性而发现了知道自己无知这种知识的重要性。《伦理学》自始就是一本不为任何人写的书。如果这并不是它的真实意图，那么它在门槛上树立的障碍必定是一种考验，以便对它的复杂听众进行分类筛选。对于那些在［伦理的］“如是”中被教养长大而又寻求其“为何”的人来说，这种探究似乎会变得非常有必要以及会拥有巨大的潜在好处。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可能被教导认识到,某些事物是美的和正义的;但是，亚里士多德观察到，美尚与正义的事物到处被设想得各各不同，而这就带来了一种“困惑”，使人有时觉得这些事物的存在仅仅是出于习俗，而不是出于自然。正是这样的人，当他的经验引领他意识到［伦理上的］这种不稳固性，他就会在他所受的道德教育之“如是”背后寻找“为何”。对于这样的读者来说，《伦理学》就会把自己作为一部迷途指津提供给他。人间事物无不显得渺小琐屑，所以它赢得了幸福的头衔。苏格拉底：而且，最有必要的一点也许是，我们必须进一步明了：每一个知道它的事物都在追寻它，想望它……普罗塔库：无可否认。苏格拉底：那么，就让我们来分别考察和评判快乐的生活与思想的生活。普罗塔库：什么意思呢？苏格拉底：让我们假设快乐的生活中没有思想，思想的生活中没有快乐。如果它们中的任何一种生活是善的，那么，这种生活就必然不需要任何其他事物的添加；但是，如果二者中的任一表明为有待外物的，那么这种生活就定然不是我们要找的真正的善。每一种技艺，每一种营谋, 以及每 一种行动和抉择，都被认为以某种善为目的; 因为善被美好地宣称为所有事物所朝向的东西。当然，政治学要想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如同一个将军指挥骑兵一样：当将军为了获取胜利而指挥骑兵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涵盖了骑马的目的。在苏格拉底的发现中，每种个别技艺的局限性是不可能由这一技艺的艺人以从其内部视野得到认识的，结果，这就导致了苏格拉底认识到他自己的无知之知的优越性。某些事物只是在特定的方面和在特定的情形中才可能是善好的，而另一些就其自身而言是善好的事物却可能在某些情形下是有害的;不过，相对而言，就一个确定的方面来说,在一个确定的条件下，一个善好的事物毕竟是真正有益的，而不仅仅是出于意见才显得好。善的事物并没有像美尚与正义之物那样，被说成是仅仅取决于习俗的。青年人由于是被感觉牵着走的，所以，他们根本不能领会那些意在指导行动的言辞。《法义》原文是用拉科尼亚（Laconia）与克里特（Crete）来指称］法律中的“最美者”，以防止年轻人质问法律，从而使得老年人可以自由地探讨立法问题，〔免受年轻人质疑的干扰］;但是，很快他们就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年轻人的好问精神注入到老年人中去，以便驱动他们进行立法问题的探讨? 迈蒙尼德在讨论那些有可能从“神圣科学”［中译按:指形而上学］的学习中获益的人们时，似乎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解释为什么“不赞成把这种科学传授给年轻人”的时候，他观察到，一方面是年轻人“生长的火焰”带来疑问［以及探索疑问的动力］，另一方面,一个人只有等到火气消退的时候才能无害地进入那种科学的学习（《迷途指津》；但是，这不正是一个不再需要“迷途指津”的时候了吗？大多数人—— 关于哲人［如何理解幸福］我们在此没有听到什么—— 都认为幸福是某种显而易见的东西，诸如快乐、财富或荣誉之类，只不过他们相互之间意见不同，或者在一个人自身中也往往在不同的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总是相对于某种明显的缺乏来想象目的所在：对于病人来说,幸福看来像是健康；对于穷人来说，则是财富；而对于那些自觉到无知的人来说，则是任何显得了不起的东西。通过引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中的句子，亚里士多德强化了他对预期听众之复杂性的描述：上善之人虑出己心，能听人言亦足称善；不思亦不听，不知其可矣。上善之人虑出己心，且可看出什么对于他来说是最终较善的东西马基雅维利曾在以“论君主的臣属”为题的讨论中重述了赫西俄德的三层区分:“有三种头脑:一种依靠自己取得理解,另一种可以明辨他人的理解，第三种既不自己理解也不通过他人理解;第一种是最卓越的，第二种是卓越的，第三者则是无用的享乐的生活以快乐为属人之善。对这种生活的拒斥不过是通过一种蔑视的评价：大多数人选择这种生活完全就像奴隶一样选择了一种母牛的生活。在这种蔑视的后面有一个未经检视的假定:所有的快乐都是一个种类的快乐，人和动物共享的快乐。享乐的生活追求私人的快乐,与之相对,人们或许会期待，政治生活所欲投身的目标就应该是城邦之善了。但是，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过这种生活的个人所关心的善，而这就被设定为荣誉。荣誉被认为取决于那些授予荣誉的人，而善则应该是“神圣的”，是拥有善的人本自具足的。那些［热衷公共生活的人自恃荣誉而自以为高出庸众，认为庸众的生活无异于牲畜的话，这带来的问题尤其巨大。有人问毕达哥拉斯，称他为一个“哲学家”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毕达哥拉斯打了一个参加节日庆典的比方来区分三种生活方式:一些人参加庆典是为了去竞技，一些人是为了去谋利，而另一些人则仅仅是去静观沉思（西塞罗《塔斯库兰谈话录》毕竟,德性是可以在睡着的时候也具备的，或者说德性是可以不被付诸实践的，或者，［一个有德性的人］也可能身处巨大的不幸、遭受痛苦，这样的生活没有人会认为是幸福的。亚里士多德的考察悉数排除了初步提出的几种竞争方案，只留下一种,而这一种却任其弃置于问题之中。快乐不能作为终极目的,因为它在所有类型中是最具奴性的一种，使大多数人显得就像奴隶一样选择与动物相同的生活；荣誉也被拒斥,因为它被认为是依赖他人的,而我们已经预先洞明（divined）善必定是自足的；德性则显得是不充足的，因为它被认为是可能在一种无人称之为幸福的处境中拥有的。如果某种目的仅仅是手段性的，那么，它就既有可能出于其自身(katKauto)而被选择，也有可能因他物而被选择:痛苦的医疗只是作为手段而有价值，健康则既可因其自身而被追求，也可以是为了它所带来的善好生活而被追求。任何因其自身而被选择的目的都要比因他物而被选择的目的“更为终极”，而只有永不因他物而被选择的那个目的才是无限定的终极目的。这个标准把eudaimonia重新引回到讨论之中，并被视为满足条件的唯一事物。幸福往往是我们因其自身而从不是为了他物而选择的东西，相比之下，其他可欲的目的—— 诸如荣誉、快乐、理智、德性等等—— 虽然也因其自身而被选择，但我们也为了幸福之故而选择它们 。我们欲求这些善，是因为相信它们可以带来幸福，而幸福则是一种我们不能因为它之外的事物而欲求的东西。在那被归给它的终极性里，幸福将成为一个为了他物而把某种目的加诸欲望的东西;在它的自足性里,它将会把一个目的置于这样一个可能性之下：当某种另外的善被加诸其上的时候，生活总是可以变得更好。当一个鞋匠把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好,享受好处的却是那些需要使用鞋的、接受鞋匠服务的人。当然，人们可以说他的工作做得好只是表现了他作为一个鞋匠的善，而不是作为一个人的善。然后，他就得出结论说，“一个坏的灵魂将会把事情统驭和经理得很糟，而好的灵魂则可以把所有事情办好”，而且，”活得好的人将获得幸福，而活得糟的人则相反“（《王制》营养和生长看来是所有生命体共有的，包括植物在内，至于感觉则显得是与动物共有的;正如哈尔普认为的那样,只有当德性行动既为自身又为自身之外的目的而行动,德性行动才有可能服务于沉思的目的；但是，那两种不同的意图有可能在同一行动中同时发挥作用吗?而且，在真正的成员那里，事情做得很好很漂亮，每一种事情都按照其合适的卓越性而被完成；而且，还有一生的全部时间［en bid teleid ］----因为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一天的时间也不能使一个人幸福。人的ergon应该更像视力之于眼睛,而不像一个匠人制作他的工艺品的工作。一个木匠研究直角的精确程度，只要对他的产品有用就行，而当一个几何学家作为“真理的沉思者”来做同样事情的时候，他就要追寻“它是什么”和“什么种类".我们不应该让杂务(digressions, parergga) 妨碍正事(deeds, erga) 。我们眼下的erg的是在对属 人之善的寻求中考察人的ergn,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相当于木匠活的话，那么，什么相当于几何学家的工作呢?实际上，我们是否应该满足于木匠的标准，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精确的尺度。我们可能会毫不犹豫地认为,不存在一种数学的运算规则可以用来实现属人之善框架的充实。对于很多美事的成就来说，朋友、财富和权力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同样，如果缺少诸如好的出身、好的儿女和健美这些好处的话，福祉 (blessedness)也是不可能得到的。没错的是,一个即使长时间过着兴旺日子的人，如果他在死去之前陷入了可怕的不幸，也是不能被称为拥有过善好生活的。如果普里阿摩斯的生活在到达结局之前不能对之进行评判,如果这个例子是我们的典范，那么，对于人来说，是不是只要他活着就不能被算作是幸福的？是不是梭伦所说的那种智慧总是必要的：“看到最后”。克列欧毕斯和比顿，他们都是阿尔哥斯人,他们不但有十分充裕的财富，他们还有这样大的体力，以致他们二人在运动会上都曾得过奖，特别是关于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哥斯人为希拉［ Hera,赫拉］女神举行一个盛大的祭典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到神殿那里去。但那时他们的牛并没有及时地从田地里给赶回家里来,于是害怕时间赶不上的青年人就把施驾到自己的肩头，亲自把母亲乘坐的车拉来了。他们把母亲拉了四十五斯塔迪昂的路程直到神殿的跟前。全体到神殿来朝拜的人都亲眼看到了他们所做的事情之后,他们就极其光彩地结束了他们的一生。从他们两个人身上，神也就清楚地表示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怎样一件比活着要好的事情。原来阿尔哥斯的男子们围住了这辆车并称赞两个青年人的体力：而阿尔哥斯的妇女则称赞有幸而生了这样一对好儿子的母亲;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赢得的赞赏也感到十分欢喜，她于是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请求女神把世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给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光荣的儿子克列欧毕斯和比顿。她的祈祷终了之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和参加圣签，随后，他们便睡在神殿里面。他们再也没有起来，而是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梭伦所讲述的教诲迫使他导向一个极端的结论，一个人的生活品质完全是由降临于其上的东西决定的。对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从他自己关于幸福和属人之善的理解出发是会抵制的。我们可以设想在我们死后，我们的儿女或所爱的人继续存活着，而他们经历了我们不再能知晓的运气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以被理解为对我们自己的生平之善造成了影响。荷马提供这方面的经验,仿佛它们并不仅仅是虚构的：他描述了奥德修斯在他的冥府之旅中遇见了阿伽门农和阿基琉斯，他们渴望知道自己的儿子们过得如何的消息。但是,如果一个人即便死后也会因孩子的命运而影响到自己生活的品质，如果这种想法有道理的话，那么，他们的孩子又将如何呢？孩子的孩子呢？无限性的威胁曾经首先出现在因无终极目的而导致一个欲求为另一个欲求之故而被追求的欲求之链落人无意义的手段之链这种可能性之上;现在，它似乎转化成了一种时间性的形式,妨碍任何一个生命变成有限的生命并从而构成一个整体。如果在无尽的时间中，一个已经死去的人每每要随运气之轮的旋转而从幸福堕入悲惨，或反过来从悲惨升上幸福，亚里士多德承认，这样的想法当然是荒唐的。医师 治疗眼睛 必须研究整个身体［政治家］ ［治疗灵魂的部分?］ 必须研究关涉灵魂的事物［政治家］  让公民变善和守法 ［必须研究（城邦）整体?］ 人类灵魂的范围包括营养和生长、感觉和欲望、言辞或理性：在其自身之中，人类灵魂领悟到一个超出植物、动物和人类之外的整体领域，这一点在ergon论证中已经提出过。ergon论证隐含地把人类理解为全部生命存在物之宇宙整体的一个部分;现在,人类灵魂自身就是这个整体。雅典［来的］外邦人：因此我说儿童首先感到的是快乐和痛苦的感觉，也正是在这里，德性和邪恶才开始在灵魂中形成。……快乐与喜爱，痛苦和仇恨，在那些尚未学会推理的灵魂中得到正确的安排，然后，等到这些灵魂确实学会推理之后，这些激情可以与理性协调一致，说明它们已经被正确地教养成了适当的习惯。这种协调一致作为一个整体②就是德性。［在这个德性整体中］，有一个部分涉及快乐和痛苦的良好训练，以便使人自始至终都知道去恨该恨的东西，以及去爱该爱的东西。如果你把这个部分在言辞中分离出来，并且称之为教育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你就是做了一个正确的论断。把德性理解为一种知识，把过恶理解为一种无知，这是任何人都欲求善这个原则的必然推论:如果他确实在败坏青年方面有罪，苏格拉底在他的受审中争辩说，那么这必定是出于无知，因为他知道如果败坏周围人的话，最终将害及自身,而没有人愿意危害自己。苏格拉底看来，习惯所能产生的东西看起来只不过是“大众德性”，它只是根据最大化快乐和最小化痛苦的算计来控制行为。如苏格拉底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对同伴所说的那样,除了哲学家之外，所有那些被称为勇敢或节制的人，他们之所以愿意面对死亡只是因为害怕更大的罪恶,正如他们之所以节制快乐只是因为害怕被剥夺其他快乐一这是通过用快乐交换快乐、用痛苦交换痛苦的方式来换取德性,而真正的德性却是只有用实践才能换到的（《斐多》68d -69b）。在戏谑地谈到灵魂死后受到生前习惯影响的时候，苏格拉底想象那些出于习惯而不是出于哲学来履行“大众德性”的人会变成某种“政治的和驯服的物种”，就像蜜蜂、黄蜂或蚂蚁那样（《斐多》82a-b）。 人类德 性是双重的，其中，理智德性主要是教育的后果，所以它需要经验和时间来得到，伦理德性(ethike arete)则正如其名称所示，乃是习惯的产物。正如身体的健康或强壮会自然地因欲求和过度而受到损坏，以及会因适度而得到生发、增长和保存，同样，性情的德性也会因不及和过度而受到毁坏。因中庸而得到保全。亚里士多德解释说， 一个逃避所有事物的人会变得懦弱，而一个迎向所有事物的人则会变得鲁莽—— 恰如一个沉迷于每种快乐中的人会变得放纵,而一个躲避任何快乐的人会变得麻木。只有节制的人才能从节制快乐中得到快乐；然后他又承认了一个最明显的例外情况:一个勇敢的人也许可以被期待不带痛苦地面对危险，但似乎也不是要带着快乐。对某人进行习性养成，就是用快乐来让他追求某些目的，或者用痛苦来让他逃避某些目的,而这就是伦理教育的任务。亚里士多德指责说,大多数人就像那种病人,他们希望只听医生的话而无需照医生的处方亲身去做就可以获得健康。亚里士多德隐含的意思是 ，自制的缺乏是只教人正确事物而不通过实践来培养性情这种做法的必然后果。大众的自欺在于，他们只满足于得到一个医师的指示。指导我们在这些选项中进行选择的原则是我们习常的奖赏和惩罚的实践：因为我们总是被感情所驱动，也因本性而拥有为感情服务的能力，因此，我们能被合乎理性地进行奖赏和惩罚的东西，如果它是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必定是品质，因为是品质促使我们依感情而做出性格化的举动。如果我们的赏罚实践是正当的，那么，德性和过恶就必定是灵魂的品质。通过一个极端来定位 中庸就会随视角的转换而改变面貌:一个勇敢的人在与懦夫相比较时会显得鲁莽，而与莽夫比起来又会显得懦弱，恰如一个节制的人与冷漠的人比起来会显得放纵，而与放纵的人比起来又会显得冷漠。占据一个极端的任何人都会把中庸推向另一个极端的方向:懦夫说勇敢的人鲁莽，莽夫则说他怯懦。除了在事物本身中有两端的过恶并不相等的情形外，还有我们倾向于其中一个极端胜于另外一个极端所导致的不对称结果。如果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像木匠矫正木材那样,通过把自己拽向对立面而补救自己。像米勒的教练那样的专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某种自我知识，不过，这不是关于自身之善的知识,至少不是直接的自身之善的知识,而是关于一个人性格弱点的知识。为了获得这种洞见，我们首先必须观察我们自己朝向快乐的倾向性，并且像一个特洛伊的长老们那样作出反应—— 当特洛伊人为海伦的美貌所倾倒的时候，那些长老们就谋求让海伦离开（《伊利亚特》第三卷，行 156-160）。当然，亚里士多德承认,一旦品质成型，一个人不再可能仅仅通过希望停止过那种生活就能终止那种状态,就好像一个病人不可能通过想变好就能变好。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开始就应该使得后续的事情同样是出于意愿的。关于习性养成的讨论再一次表明了，在形成品质的过程中，在我们到达能负责任的位置之前,需要多少外来强加的行为。自由慷慨和体面大方都是花钱适度的美德，区别在于尺度上一小一大;正如那种无名美德与心胸博大都涉及面对荣誉时的中庸自处,区别在于前者涉及较小的荣誉，后者涉及较大的名望声誉。对这种在较小名誉面前的中庸自处的无名美德，本书作者既然在英文中称之为ambition,中译就不能机械对译为野心，而宜译为雄心，因为这毕竟是一种美德，而野心多含贬义。当然，雄心中含有的那种个人奋斗意味的小气，正好可以使它与心胸博大的珍惜声望区别开来。兼有褒贬义的ambition也含有这种个人奋斗意味的小气。标识真正勇敢之人的东西不是无畏:如果没有一种必须被控制住的激情，这个人的品质就将毫无值得称颂之处。另一方面，如果在抵制一种激情并试图克服它的过程中确实有一种冲突在起作用的话，那么，情况就会成为这个样子:要么获得自主(self - mastery) 而胜利，要么丧失自主而失败。因而，勇敢的人对畏惧的经验并不是去经验超出人类自然所能承受的限度之外的恐怖,而是在此限度之内经验畏惧;他的品质是值得称赞的，因为他经验了他应该经验的以及由Logos所确定的畏惧。在所有那些投影中，因其酷似而最易被误认为是真正勇敢的，便是公民的政治勇敢。为了说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引证了荷马对赫克托尔的描述:当赫克托尔站在特洛伊城门口，想到阿基琉斯的逼近而被恐惧抓住的时候，他抵制了想逃跑的欲望，因为他想象到那样做可能导致的羞耻。相比之下，士兵的勇敢就要低一等,因为驱动他们去战场忍受死亡恐惧的不过是另外一种恐惧，即害怕被长官惩罚。这种对比使得我们要想看到高级政治勇敢如何逊于真正的勇敢美德变得非常困难。为了区分它们，我们必须理解美尚是什么。在荣誉之上，美尚作为目的规定着人的卓越。如果勇敢是知道什么事物可怕什么事物不可怕的智慧的话，它就必须与其他美德联系起来。一个心胸博大之人是一个要求很多，也配得很多的人。而且，他所要求的和所配得的,都是最大的外在之善。那种东西,亚里士多德推理说,应该可以被认为是我们奉献给诸神的东西，也就是那些高贵的人所寻求的东西，它的被给予是为了引起对最美之物的认识:那个东西就是荣誉 ，实际上就是伟大之人仿佛“毫无争议地”要求的东西。如果正如《伦理学》最终所主张的那样，只有以自身为追求目标的理论沉思活动才可算是自足的，那么，自身应该是完满的心胸博大之人却不自觉地瞄准了那些其实现可能性必然外在于自己的东西。一个感觉到自己无需任何他人也不缺乏任何东西的人—— 从身体到灵魂都是这样。心胸博大之人更关心真理而不是意见，他们的言行常常是直白公开的一一除非当他发现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在众人面前反讽地说话。亚里士多德承认，既然喜剧是一种滥用的（abusive）言辞，那么，它也许就应该像其他这类言辞一样接受法律的约束。他很快就对此做出反应，宣布了一种从此约束中解脱出来的最大可能的自由：机智之人富有魅力和自由，就像是自己的法律（1128a31 -32）。妒忌是无论别人得到什么好运都感到痛苦，幸灾乐祸是他人遭遇不幸时感到快乐。亚里士多德认为自杀的受害者不是放弃自己生命的自杀者，而是丧失了公民的城邦，所以，我们无法从自杀中找到理由，支持对自己行不正义之事的可能性。在说明分配正义的数学的时候，亚里士多德的所有做法似乎都只是几何学比例的应用，诸如平等的主体获得平等的份额，不平等的主体获得不平等的份额，无论在共同体的哪方面权益上都是如此，如政治职务、荣誉、财富、安全等等。但是，即使所有人都同意这个原则，基本的问题还是明摆着:什么东西的平等或不平等？根据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由于害怕自己所做的撮合之事受到指控，所以，接生婆会隐藏她在配鸳鸯(matchmaking)方面的真实技能。而苏格拉底发现自己作为年轻人灵魂上的接生婆，也处在相同的处境中。右手有较强的力量，这一点被用来说明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不过,这并不是亚里士多德最终的用法。在他的最终用法里，自然被用来作为一种凌驾于那些仅据合约建立起来的正义性之上的标准。那些习俗性的正义事物并不是处处一样的，因为不同地方的政制不一样。不同时间和不同地方有不同的法律，这种法律的多样性差别反映了对正义的个别理解，而这些个别的正义则是激发各种政制的东西。与那些成天出没于法庭的人不同，理论沉思之人过着一种全无束缚、悠闲自在的生活。他们对日常的人间事务漠然置之，全然不知道去往［市场］的道路怎么走，也不知道怎样去法庭和议会。智慧之人将不但知道证明的结果，而且知道这些证明由以导出的那些始点的真理。在这一点上,赫拉克利特是对的。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在什么是对自己好的事情上，每一种存在者都把自己归为最明智的,信任自己能做出最好的思忖(theorizing),就像一只机智的鹤那样，能对有益于自己和同类的善做出思忖。随着属人之善的降级，政治科学也必须臣服于天文学或天体神学，因为后者致力于在天性上“最值得尊敬的事物”。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认可了前苏格拉底的视域。他是通过诉诸阿那克萨戈拉和泰勒斯来说明那种视域的。他把他们说成是智慧的，但却是不明智的。泰勒斯发现了整体实在的真理。他用他的全部智慧仰望星空，但脚下却失足掉进井里。阿那克萨戈拉未能解释宇宙心灵（cosmic mind）如何在善的要求下安排宇宙秩序。一个知道鸡肉有益健康的人比一个只知道白肉(light meat)容易消化因而有益健康但不知道什么肉是白肉的人更知道该吃什么。这两种人的区别把理论的东西与实 践的东西分裂开来,但却是以一种并不必要的非此即彼的方式。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做得好，最佳条件当然是既有确定性又有灵活度的方式，即知道鸡肉是好的，而且知道它的好是因为它属于白肉的种类，而这类肉是容易消化的，因而是有益的。经验也许会碰上管用的特殊案例，但医学科学能提供特殊事物从属其中的一类事物的属性知识,从而能理解为什么一种特殊事物是可欲的，并且能认识到可能发生的例外情况或合理的替代项。如果一个人拥有这样一种知识，并且毫不犹豫地以健康为追求目标，那么，在选择吃什么东西的问题上就不会有什么疑虑来烦人了。不过，对于明智之人来说，是有必要为了忖度(weigh)在特殊情况下健康是不是应该被追求的,或者,在其他有可能与健康相矛盾的目的之中，健康应该被排在什么次序上。在这一点上，似乎不但要求对手段的计算,而且要有对属人之善的终极目的的理解。他的自然越强大，他被败坏时带来的结果就越糟糕。我们说过,心胸博大之人以其对引人误入歧途的目的的蔑视，展现了所有其他的性情美德,或至少避免了过恶;而正义在它作为合法性的一般意义上,也被认为是完全的德性,涵括了所有与他人相关的其他美德。心胸博大是通过对美尚的向往而把其他美德带上自己的轨道，正义则是通过法律来涵括它们。大多数人关于知识的意见是这样的，他们认为知识并不是什么强大的事物，不是能起领导和统治作用的东西。即使知识确实是这样的东西，他们也不这么看。当知识呈现在一个人面前的时候，他们认为并不是知识统治了他，而是某种别的东西—— 时而是意气的怒火(spirited anger), 时而是快乐，时而是痛苦，有时又是情欲之爱(erotic love),很多时候是恐惧。他们只是像对奴隶那样来对知识，让它围绕其他事物，受其差遣。那么，你对知识的看法是像这样的意见呢，还是认为知识是高贵的，能统治一个人的，而且，如果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的话，他就不会被知识之外的事物压倒，去做那些知识不让他做的事情，而是让明智(prudence) 有能力成 为他的助手？关于神性美德完全没有做什么阐述—— 至少在开头引用了一行荷马诗句之后就再也没有谈到过。那行诗写道:“赫克托尔看起来不像是一个有朽之人的儿子，而像是神的儿子（《伊利亚特》第二十四卷，行 258）在第一卷中，快乐作为人之善曾被充满义愤地拒斥。它被认为是一种只适合标志畜群生活方式的东西,而不是标志人类生活的。快乐现在显示为被追求的自然目的，以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被人追求,而不再是畜群追求的目标。因为，根据普罗塔戈拉，多数人心中除了快乐之外并没有其他的善。 苏格拉底证明，如果他们把某些快乐称为坏的，那么，这只能意味着，对它们的追求未能达到最大化快乐的目的。但是，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快乐就是善，而且认为关于善的知识有可能被快乐征服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陷入自相矛盾。恰恰是在他们的快乐主义的基础上，他们被迫重新解释缺乏自制的行为，把它们解释为对善无知的产物。我们批评一个人软弱，只有当他不能抵制多数人能忍受的痛苦时才这样批评;我们赞扬一个人坚忍，只是在他能忍受多数人会为之屈服的痛苦时才这样赞扬。如果说明智之人会避开卑贱之事的话，那么，这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卑贱的，而是因为它们是坏的和有害的。他解释说，为了行事正确，我不仅必须知道干燥食物对人是有益的，而且应该知道哪一类食物是干燥的，以及还应该知道—— 我们可能会奇怪怎么可能会有人不知道—— 我是一个人。如果我所运用的知识不是那种“这就是某物”类型的知识一譬如一种个别的食物摆在我面前，作为一种对于我这个物种来说有益的食物一一那么，如果我的行为与我对何谓有益事物的一般意识相违背的话，这种情况就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了。第六卷认识到，必须知道某些个别种类的食物是健康的；但是它没有提到还必须知道一个特别的个案是属于那个种类的,或者一个成员是属于那个可以受益的物种的。对自己是人的认识,在干燥事物对人有益的例子中可能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什么叫做“未经检验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不值得过的”呢？这个观点引起了最困难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它促使我们思考什么是做一个人，以及什么是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在每一个问题上，《伦理学》的论述总是一开始就区分人的种类，对于他们来说，一种行为或激情或是有益的,或是有害的；因此,在特殊情境下唤起的反应必将需要一个人认识到自己就是那个适当类型的人。缺乏自制是关于普遍原则的知识和个别案例的认识之间的断裂的结果，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说明，但是，关于激情作为这种断裂的原因却没有得到任何说明。这就需要进一步扩展“知道”的可能意思:一个处在性的欲望或愤怒中的人,违背他所说的正确之事而行动,这种情形就像一个人在睡着的时候或在疯癫状态中或喝醉的时候说出正确的言辞。如果说一个缺乏自制的人知道正确的选择，那么，这就像是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背诵诗行，而真正的知道要求被知道的事情与知道的人“一起自然地生长” 。如果说在无自制之人那里,理性太弱了，以至于不能控制坏的欲望,而在恶人那里，理性被坏欲望败坏的话，那么，在兽性的人那里，理性似乎完全是缺席的。不能自制，恶意，兽性哲人根据普遍接受的意见而判定什么是坏的事物，而贤人对行为的考虑则不是看它本身是否是坏的，而是根据传统律法的禁令而认定它是坏的。病态灵魂的不稳定性表现出违背一个人的最好判断而行动的倾向，它由激情驱动，事后又懊悔不已；但是，一旦那种倾向性从习惯中发展出来，宛若出于自然，那么，它就会变得根深蒂固。思考快乐和痛苦是政治哲学家［以政治方式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的任务；因为，在寻求我们所说的什么是恶什么是善这个的活动中，这类人是匠师。某些思想家由于看到举目所见的情况是，快乐不仅是人所追求的，而且也是所有其他动物所共同追求的东西，所以他们得出结论说，快乐是坏的；相反，亚里士多德现在发现这种随处可见的情况恰恰是一种迹象，它表明在某种意义上快乐是最好的东西。所谓不伴随身体机能平衡恢复过程和先行痛苦的快乐，指譬如理性沉思的快乐。因为正如一个多变的人是卑劣的，一种需要变化的自然本性也是卑劣的,它既不单纯也不得体。苏格拉底：但是在我看来 ，他们的意思是说 ，那些好人都是相似的，而且相互之间是朋友；而那些坏人—— 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 从不相似，即使他们自己对自己也不是相似的，而是冲动的和不稳定的。而自身不相似的和变化的人很难变成相似的，也很难成为任何他者的朋友……所以，我的朋友，这便是我对他们关于朋友所说的话的理解：相似者是他所相似的人的朋友，也就是说，好人是好人的朋友—— 只有好人才是好人的朋友—— 而坏人则从来不能进入无论与好人还是与坏人的友爱关系中去…… 不过 ，我还是对其中的某些东西有疑问。好运和富有在与朋友分享时得到加强,而在贫穷和厄运面前，朋友则被认为是我们唯一的指靠。年轻人需要朋友来防止自己误入歧途，老年人需要朋友能给予关怀，而那些年富力强的人则需要朋友来协助完成美尚的行动。亚里士多德引用《伊利亚特》来作为支持——“当两人结伴时，他们就更能谋划，也更能行动”    有时，亚里士多德承认说，回报所值之物是不可能的—— 儿女永远无法回报父母所应得,人类也无法回报诸神之赐。僭政作为王制的变形平行于主奴关系或那种在波斯人中发现的专制的家长制关系。与贵族制的相似，可以在正常的夫妻关系中找到;寡头制即贵族制的退变形式，相当于丈夫侵入妻子的能力范围，或妻子因家族财富的缘故取得统治地位。《伦理学》则认为， 对于作为奴隶的奴隶，主人是不可能与他有友爱的，只有当奴隶超出他的奴隶身份而作为一个人，才能与主人有友爱。在两个人 之间的最佳友爱中，一个人为了朋友的缘故而希望他得到好的事物或看起来好的事物，而且，他会为此而行动;在最起码的层面上，他会为了朋友的缘故而祝福朋友的存在和生活。虽然,对于两个互为朋友的人来说，只是祝愿对方好是不够的;朋友必须乐于在一起度过时光，他们各自挑选同样的东西，而且，他们要一起经历悲伤和喜悦。一个如此这般的人愿意与自己一起度过时光并充满乐趣，怀着愉快的回忆和美好的希望，还有一颗充满沉思之物(立展。咫皿他)的心灵。就像一对在同感中经验痛苦和快乐的朋友一样，他在与自己的关系中这样做,不至于此时发现什么事情是快乐的，随即又追悔莫及。卑劣之人就是那些灵魂中充满纷争的人。他们总是欲求一件东西同时又渴望另一件东西，无法稳定地经验他自己的快乐和痛苦。这样的人根本不能被说 成是拥有一个自我,或是成为一个自我。无论如何，一个人应该最爱自己的朋友,而最好的朋友就是为了那个人自身的缘故而希望他好的人，即使他永远不知道这一点。(1 )对于动物来说，活着是通过感觉的能力来界定的，而对于人来说，是通过感觉和思想的能力来界定的；(3 )活着是一件本身就是好的和快乐的事情；因为它是有限定的(determinate),而有限定的便是好的性质。凡是出于自 然就好的东西，对于得体之人来说也是好的，因而对于所有人来说也是愉悦的。人们不应该在恶的、腐坏的或痛苦的生活中安身立命(take bearing),因为这样的生活是无限定的，正如那些从属于它的事物一样。苏格拉底分析说，健康是无限性和有限性的正确混合的产物。(4)如果活着本身就是好的和快乐的，以至于似乎所有人都欲求它，得体之人和蒙福之人尤其欲求它，(5)而且，如果一个人看就感觉到他在看，听就感觉到他在听，走就感觉到他在走，如果总有什么东西感觉到我们是在energeia 之中， (6 )以至于我们感觉时，我们就觉知到我们在感觉；而当我们思想时，就觉知到我们在思想，(7)而觉知到我们在感觉或在思想，就是觉知到我们存在着，因为存在着就是在感觉或在思想，(8)而如果感觉到自己活着是一件本身就快乐的事，因为生命出于自然就是善好的，而感觉到那种善好属于自己是快乐的，(9)而如果活着是值得选择的，尤其是对好人来说是这样，因为活着对于他们来说是善的和快乐的，因为在对那些自身即善的事物的感觉中，他感到愉悦，(10)如果真正的人对朋友的感觉如同对自身的感觉，因为朋友是一个"他我"(heteros autos), (11)那么，正如对于他自己来说，他自身的存在是值得选择的，他的朋友的存在也是如此，或几乎如此。(12)但存在因其被感觉为某种好的东西而被认为是值得选择的，而且这种感觉在其自身中就是快乐的；( 13)所以 ，一个人应该与朋友一起感觉(sunaist- hanesthai) 自己是存在着的，(14)不过，要想成为这样，他们必须通过生活在一起、分享谈话和思想才能做到，因为那样做才是对于人来说的一起生活的意思，否则就是像牲畜那样一起喂养。(15)所以，如果对于蒙福之人来说,存在本身就是值得选择的，就是出于本性的善和快乐的，而他的朋友的存在也近乎如此，那么，朋友就同样应该是一种值得选择的事物。(16)凡是对他来说值得选择的东西都应该属于他，因为否则的话他就会因缺乏而痛苦。(17)所以，幸福的人需要真正的朋友起初，我们发现，通过与朋友的关系，我们更容易找到对自身行为的得体性的赏识,而朋友的得体行为由于与我们自己的相似，也可以成为我们观照（contemplation,沉思）的对象。正如对爱者来说，观看［对方］是最令人愉悦的，所以他们选择这种感觉，胜过其他感觉，因为爱欲首先就是产生和存在于与这种感觉的一致之中。年轻人由于是在感觉的指导之下和快乐的驱动之下,因此，他们之间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他们不管黏到一块儿还是走向分手都同样迅速和热烈。不过，使得爱欲关系成问题的，还不只是它的易逝本性。亚里士多德提出说，只要朋友双方能互相提供一种来自同一来源的快乐,譬如在两个机智诙谐的人之间的友爱那样,那么，上述情形就是有可能发生的。相反，在爱欲关系中，爱者的快乐来自对被爱者的凝视，而被爱者的快乐则来自爱者的注意。一旦容颜不再，原先的爱者在对曾经作为他的最爱的人的凝视中就再也找不到快乐，而被爱者也就不再得到爱者的注意。亚里士多德承认这是有可能的：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双方在交往过程中能学会欣赏对方的性情，他们还是可以保持朋友关系的。如果被爱者知道去寻求自己的自身利益，他就会认识到，他不应该把他的青睐给予那些向他乞求的人,而是应该给予那些能够和愿意回报他的人。对于非爱者来说,由于他从未忽视自己的利益，并因而从无追悔，所以他就应该一直处在这样一种地位上。俄提玛告诉苏格拉底，如果他沉思美本身的话,他将会认识到，美本身是多么令人震惊地远远超出了俊美的少年和青年，而对于那些少年，人们原本是宁可不吃不喝也要凝视和与之在一起的(《会饮》因为快乐使我们做卑贱之事，而痛苦使我们远离美尚之事。亚里士多德推论说，虽然对于无碍的(unimpeded)活动来说，以及因而对于持续的快乐来说，我们的能力或许是有局限的,但只要每个人都渴望活着—— 而这必定意味着，所有活着的生物至少都会追求自身生命的保存,以及更进一步追求各自作为一种特殊种类的存在物的能力的实现—— 他就会合乎情理地追求快乐。所以每个人都在通过他所喜欢的活动来实现他的活着的能力;快乐完成或完善了那些活动，并因而完成或完善了生命，而生命是值得欲求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活 动在与实践活动的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终极性和独立性，犹如闲暇之于劳作;当然,享受闲暇有赖于某些人投入劳作。所以,这是一种城邦性的自足，因为正是城邦的劳动分工才使得沉思生活所享有的那种脱离必然性的相对自由得以可能。亚里士多德反思道，也许梭伦的话是说得很好的:他宣称说,那些拥有适度的外在之善、做着自信为最美尚的事情而且过着节制生活的人是幸福的，因为—— 亚里士多德同意说—— 只要有适度的财物便有可能从事一个人必须做的事情了。梭伦的回答给了他一个关于人类生活之易变性和脆弱性的警告，尤其是警告他，一个达到亢盛顶点的人必将引起神的妒忌。所以，如果要想判断任何人生活的善，尤其是判断克洛伊索斯所享有的那种境遇，一个人必须“看到最后”。从一位神的视角出发来看，人的死亡毋宁总是［比活着］更好的——这就使得好财运看起来像是对人类处境的僭越,并因而导致神的妒忌。他这话的意思是说大多数人只是根据财富和权力来判断幸福，而沉思生活在这些标准方面自然是毫无优势可言的。一个依循理智(mind； notw)来积极行动并且关心理智、在这方面有最好品质的人，似乎也是最蒙受神之青睐的人。因为，如果如同人们所相信的那样，对人间事物的某些关照来自诸神，那么，诸神喜欢那些最好的以及最与他们肖似的人，就是合理的。而这便是之于肖似的重要性］:诸神会赏赐那些最赞成nous和最能荣耀mous的人，因为他们所关心的事情为诸神所喜爱，而且他们行事正确而美尚。所有这些东西最多地属于那些智慧之人，这一点毫无疑问。因此，智慧之人受到神的喜爱，而这同一个人似乎也最有可能是最幸福的人。聆听者的灵魂必须从小就受到陶冶，使他喜欢美尚的事物,不喜欢丑恶的事物,而要做到这一点—— 亚里士多德现在强调说—— 是很困难的，除非是在正确的法律之下。现在亚里士多德承认，有节制的和忍耐的生活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快乐的，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只有当他们习惯了的时候，才会感觉到负担有所减轻,而习惯的养成有赖于法律的调节。然而，不只是青年，而且是生活的全部都必须置于法律之下，至少是对于那些害怕惩罚甚于羞耻的人来说是这样。正如柏拉图所说，一个人应该以某种方式直接从年幼的时候开始就养成习性，以便在他应该快乐或痛苦的事情上感到快乐或痛苦；因为这是正确的教育。

《1977身体与性属 从古希腊到弗洛伊德的性制作》

精液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如果不是她潮红的双颊，她性交兴奋时的颤动也会泄露真相。布瑞叶的故事因此只是一个欺骗行为而不是明显的死亡；路易得出结论：店主之女与那个僧侣只是想通过在埋葬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假装昏迷来合谋逃避罪责。当代心理学的常识—— 男人想要的 是性，女人则想要关系——是对启蒙运动之前的看法的完全逆转，从古代开始到启蒙运动初期，人们一直把男人等同于友谊，而把女人看成是肉欲的化身。在以往的说法之中，女人的欲望非常强烈，她们的理智根本抵御不了激情的冲击，但是启蒙运动后期，在某些叙述中她们却变成了在生殖生活中对肉体的愉悦麻木无知的人。像公元4 世纪埃米萨主教尼米索斯所言的那样“她们的器官在体内，而不是在体外”。用格迪斯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来说就是：他们花费收入。从另一方面说，雌性细胞是合成代谢的；它们储藏和保存能量。虽然他承认自己不能完整详细地阐述这些生物区别与“造成的心理和社会区分”之间的联系，但他却以惊人的胆量证明了男人和女人各自的社会角色是正当的。1861年，达尔文哀叹道，“我们甚至一点也不了解性的最终起源；为何新生命要通过两性的结合才能产生，而不能通过一个单性生殖的过程……整个过程仿佛被隐藏在黑暗之中「直至今日，人们依然在争论为什么精子和卵子由不同的生物体产生而不是来自同一个雌雄同体的生物体。他阅读过本书有关文艺复兴时期的章节之后再聆听莫扎特的 《魔笛》 (cosifantutte)乐曲，发现自己产生了一种全 新的感受。在以18世纪为背景的悲喜剧(例如，《费加罗的婚礼》最后一幕)之中，我已经感到了一种新的辛辣滋味:它质问一个人到底爱慕另一个人什么。这似乎与身体有关,也似乎与之无关。我带着新的疑问来观察莎士比亚写的与性倒错有关的喜剧，我试图一路回溯到一个遥远的世界，在那里，同类的人们之间被真挚的友谊所吸引。如果把女人的“生殖器官”翻出来，把男人的“生殖器官”翻进去再折叠，你会发现两者在各个方面的共同之处。----佩伽玛（Pergamun）的盖伦（约 130—200）女性总是提供物质，男性提供影响物质的东西，因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们两方拥有的力量，并且，这也是他们之所以成为男性和女性的东西……尽管身体从女性之中诞生，灵魂却来自男性。男性和女性的本质应当被认为是传宗接代的首要起源，前者包含传宗接代的直接原因，后者包含了它的物质源泉。将一头母猪的卵巢切去可使它增肥并能消解它的性欲望，而对骆驼实施类似的手术则使它们更加好斗，更加适合打仗。事实上， 雄性是否有阴茎要看腿的位置或者是否有腿：蛇没有腿，鸟虽然有腿，但是它的腿长在了腹部正中间，占据了生殖器的位置，所以这两种动物都根本没有阴。如五个世纪以后的盖伦一样，他根据食物体系把生殖器官进行了排列，这对所有的生物都一样。肠子不弯曲的动物的食欲比那些肠子旋绕的动物强，亚里士多德观察到，同样，那些输精管不弯曲的动物，即没有睾丸的动物，“完成性交的时间”比输精管弯曲的动物要“短二相反，那些“肠子弯曲的”生灵的食欲更加温和，正如弯曲的输精管使得那些高级动物的“欲望不是那么狂烈和仓促"睾丸于是具有了这种虽然轻微但是有用的功能，即让 “精液流动得更加平稳”，因此延长了性交和交配的时间，使得精液更加温热、更加优秀心。他说，所有的男性器官都与女性相似，除了她有一个子宫，而男性也许没有。但是最后亚里士多德把子宫比作了男性的阴囊：”（它）总是成双出现，就像在男性身体之中睾丸总是成对出现一样。例如，古人云，性交可以减轻由多痰（与大脑联系在一起的潮湿的发黏的体液）引起的症状— 忧郁、迟钝的行为：”精液是一种排泄的分泌物，本质上类似于痰“。但是在这里，更确切地说，一种液体的排出被认为能够消除由另外一种液体的过量而造成的不平衡，因为射精、流血、通便和流汗都是排泄的形式，能够在正确的水平上维持各种液体的自由贸易系统。希波克拉底的一个叙述使得这些生理观察现象更加逼真，它详细描述了液体之间互相转变的各种途径；精液的形态与大海中的泡沫非常相像，刚开始时它是从血液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后来它进入大脑；然后，它从大脑里出发经过脊髓、肾脏和睾丸到达阴茎。同样，肥胖的妇女（她们把正常的过剩体液转变成了脂肪）、舞蹈者 （她们在训练中用尽了多余的体液）和那些“忙于歌唱比赛”的妇女（在她们的身体里，“物质被迫运转并且被完全耗尽“）也没有月经，因此一般也不能生育「并且，歌唱家的例子再一次证明了我们认为的器官之间的隐喻的联系确实是真的。在这里，呼气的喉咙或者颈部与经血流出经过的子宫的颈部之间建立了联系；两者的行为互相影响（实际上，喉咙和了宫颈阴道或者口腔和阴部之间的隐喻性联系在古代是很多的。相反，女人行经的原因是因为她们比男人更体凉一些，更可能在特定的时期留下过量的营养物。但是，即使是这样，女人的行经被认为是具有功能的、非生殖性的对等物，这个对等物使得行经被看作是男人也会发生的一种生理现象的一部分。于是，希波克拉底认为，鼻血和月经的开始都是体热要爆发的标志，就像流鼻血是阻塞的血路（无月经症）很快即将通畅的症候性特征一样。相反，一个吐血的妇女如果开始行经就会停止吐血/同样的替换也适用于出汗，索拉纳声称女人在夏天的经血量要比在冬天少，因为在温暖和寒冷的天气里从身体里蒸发出的物质数量不同，出汗越多，经血就越少。从另一方面看，瘦男人比胖男人产生的精液多，并且,由于同样的原因，人类产生的精液和经血比其他任何动物都多：瘦人没有把营养物都转化为脂肪；人类不像动物那样把剩余的物质都长到了角和毛发上。这种分析可无限类推。亚里士多德认为，肤色浅的男人和女人排出的物质比肤色深的人要多，甚至不必费神去弄清楚这是不是因为后者的毛发更加粗壮茂盛；喜欢吃水分大、辛辣食物的人排出的东西要比吃口味温和、食物干燥的人多。在射精之后男人和女人都感到疲 惫，但不是因为排出的物质数量较大，而是由于排出物的本质：它来自血液中最纯粹的部分，来自于生命的精华。如果父母双方产生的都是强壮的精子，结果就是一个男性；如果两者的精液都是孱弱的，就会生下一个女性；如果一强一弱，后代的性别便由产生的精液的数量决定。当两种精液在子宫前边会面，开始第二回合的新的战斗时，大量的弱的精液，无论来自男性还是女性，都可以压倒较少数量的强壮的精液，不论后者来自哪一方。希波克拉底努力地强调形势的易变性以及男性和女性的彼此渗透力。精液之间对霸权的竞争可表述如下：就像一个人要把蜂蜡和羊脂混合在一起那样，用大量的羊脂与少量的蜂蜡，把它们在火上融化在一起。当混合体依然是液态时，它的主要特征不会明朗，只有固化之后人们才能看出羊脂在数量上超过了蜂蜡。男性和女性的精液形式也是同样的状况。人类是最完善的动物，并且由于“超额的热量”男人比女人更完善。他们知道：男人和有血液的雄性动物通常排放出一种可见叼、可触摸的物质，它是白色的，因为它是由看不见的气泡组成的泡沫；它黏稠，因为它是水和元气(pneuma)的 混合物。它是男性本质起作用的工具。尽管亚里士多德把这种东西叫做精液，它的区别性特征在原则上并不是精子(seed)的特征。他非常明白地说，射精只是直接原因和精液的工具，它就像一条看不见的闪电那样迅速。如经验所证明的那样，它从阴道之中流走或者蒸发掉；它不进入经血,不进入将要变成胚胎的身体的东西，就像当一个东西从两个东西中产生时，任何主动的作用者不会进入被动的物质之中。一样别忘了，木匠的任何部分都没言与他做的床融合在一起，铸剑人也没有融进他铸造的剑里，当做奶酪的干胃膜或者无花果汁把牛奶凝结成奶酪时它们也没有变成牛奶的一部分。盖伦提到：“男性的阴茎……和子宫颈、生殖器的其他部位一样”布满丰富的神经，因为它们在性交过程中需要感觉；睾丸、阴囊和子宫则神经稀疏，因为它们在性交时不需要感觉。他说，动物解剖证明，“生育区域”和肺、脾、肾一样只有很少的神经，而生殖器具有“非常大量的神经。“即使相关器官的皮肤对肌肉的“欲望”也比身体其他部位的皮肤更加敏感。如此，“那里的部位中固有的愉悦感和行为之前的性欲望更加热烈一些，人们对此不再大惊小怪。”虽然在女性的生殖部位中热量似乎主要是为了吸进精液，就像一个吸东西的容器一样，而不是为了刺激性交的欲望。确切地说，生殖器是对残留物的出现、释放的时间和当前愉悦感产生的部位感觉最敏感的仪器。但是性交是一种普通的摩擦行为，它在肉体的燃烧中达到最高潮。性交和性高潮是最后一个阶段，是整个身体的最后的夸张的喘息，是产生生命之种的痛苦中暴风雨一般的兴奋。器官在一起的摩擦，或者甚至是在性爱的梦境中虚幻的擦动，通过血管使热量散发到身体的其余部位。“阴茎的摩擦和整个男人的运动使体内的体液变暖这个希波克拉底式的作家写道,“这种兴奋在子宫产生，子宫又在身体的其余部位中引发愉悦感和热量。然后，当热度和愉悦感发展并且蔓延时，身体越来越激烈地运动使得身体最精华的部分被调配成了精液一种泡沫，精液随着癫痫般无法控制的力量被喷射出去(这个比喻是盖伦从德谟克利特 ［ Democritus〕那里借用的)「性热量是使身体活跃、达到性高潮的一种热量，它标志着精子和热元气的爆发性释放，如同自然创造万物一般。“尽管对男性和女性性高潮的各种详细阐释可能互不相同，但是某些事实一般来讲没有异议：两性在性交时都经历了剧烈的愉悦感，它与成功的生殖具有内在的联系；两性都排放出了东西；两性的愉悦感都归因于排出物质的性质和排出物质借助“气体”的迅速释放；子宫在排放东西和吸收、保留两种排放物的混合物时都发挥了作用。但是这些事实表明了什么深刻的真理，人们依然争论很多。为什么某些人在交媾时像垂死的人一样眼睛向上看呢？因为向上从头顶宣泄的热量使眼睛也转向相同的方向。在另一个地方，他说愉悦感不仅来自精液的射出，也来自生殖物质被射出时伴随的元气。据说子宫在高潮期射精后就会关闭，性交中伴侣之间正确的性交节奏被认为对受孕至关重要。这位希波克拉底式的作者指出，如果女人在性交开始之前过于激动，她就会过早射精；这样的话，不仅她进一步的愉悦感会减少—— 这明显是男人根据对自己的观察作出的结论—— 她的子宫也会闭合，她也就不会怀孕。在典型的生殖性异性交合情况下，男女双方同时达到性高潮。希波克拉底如吟诗般说道：正如一团火焰被酒泼洒时会闪光一样，当男性的精液喷射的时候,女性的体热也燃烧得最为灿烂。她颤抖。子宫闭合。能产牛一个新生命的混合物质安稳地躺在了子宫之中。索拉纳认为，女人的重要之事与男人一样，是 “性交的激励和欲望”。使身体做好生育的准备就像使它准备好最大限度地利用食物一样。生殖和营养(吃和生育)之间的生理契合以及后来基督教中贪食和贪欲的阐述一样在这里阐述得最清晰：“就像胚种不可能由男性以同样的方式排出一样，没有欲望的女性也不可能因为胚种而受孕。”吃饭的女人和受孕的女人具有了类比的功能：当没有胃口时吃的饭就不能被正常地消化，女人没有性欲时接收到的胚种也不会被保留。但是性欲本身明显还不够，因为淫荡的女人一直都有欲望，但并不总是能够生育。身体—— 索拉纳这本书的阅读对象是那弊照料受罗马天主教教义约束的妇女的助产士--一定要受到适当的教化，以为公民的生育任务做好准备。它们应该好好休息，得到适当的营养，放松、整洁，并且具有一定的热度。正如天主教牧师需要吃适量的食物来保证他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一样，女人在性交之前也应该吃适量的食物“来给体内的骚动一个趋向性交的推动力”，并且来保证她的性动力不会因为饥饿偏转了方向。她应该是镇定的。在性交前按摩身体是可行的，因为它能够“自然地帮助食物在体内的分布，［并且］也帮助身体接收和保留胚种”。一个奴隶是一个性别身份无关紧要的人。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奴隶没有性别的原因是他们的性属在政治上没有意义。生殖和生育之间没有尖锐的对立，或者说甚至没有等级上的差别。柏拉图使用了一个明显非哲学术语的词来表示生育，即动词ochenein,意为爬跨；亚里士多德使用这个动词来表示公牛中的胜利者“爬跨”母牛然后由于“它的性爱的努力耗尽了它的力量”，它又会被对手击败。伊西多尔同时认为血缘的意思是来自同一种血液，即同一个父亲的精液。男性的精液是血液的泡沫，就像水飞溅到岩石上产生的白色泡沫或者浓酒被倒进杯子时漾起的白色泡沫一样。犹太习俗坚持认为上帝不能被看到，因此剥夺了人们雕像的权力，这 “意味着感性的领悟比起人们所称的抽象概念来地位要低一等"。身体的快感也与繁衍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就像希波克拉底早就说过的那样。依靠喷发渐渐膨胀的精气、依靠肌腱的绷紧，射出种子的同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快感。例如，1559年，哥伦布—— 不是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而是雷纳尔多•哥伦布—— 声称他发现了阴蒂。他告诉他“最有教养的读者二这是 “女人快乐的最大所在“。它像阴茎一样， “如果你触摸它，它就会变得坚硬并成椭圆形，像一个男性器官一样。”亚里士多德有一则格言：“造物主从来不无目的地创造物体，也从来不忽略必要的东西。"但是从摩擦着的阴茎而来的生殖热度事实上是一个更大的热量体系的一部分，就像精液是一个更大的体液转换体系的一部分一样。因此，热量过多据说能引起无意识的排出或者仓促的射精，要想缓和这种情况，人们应该少吃辛辣食物、压抑“渴望得到的女人的形象二或者不要仰面睡觉时间过长（因为仰面睡觉会导致肾脏温度升高，会增加排泄物的数量，从而精液量也会增加）。这些情况都事关重大,在一个方个孩子就有一个在一岁前夭折、即使是富足的家庭也只有人丁兴旺才令人羡慕的社会里，对精液的丝毫的浪费都被认为是令人沉痛的严重事情。一位法国的医生讲述说，一个男人在1694年 3 月来看病，因为“只要他想接近妻子，阴茎就很快地勃起射精，以至于他不能插入。这使他不能生子；由于他只剩下了一个孩子，他恐怕以后再失去这个孩子自己就没有后代了。德•拉莫特为他开了一些降体温药，建议他不要再饮酒、吃肉和食用其他增加热量的食物’他的症状减轻，但是妻仍然没有怀孕，“尽管她很年轻。”女性身体内的热量过多的问题也是文乙复兴时期的医生对不孕原因的诊断结果的一部分性欲过剩；毛发卷曲、颜色黯淡、茂密 （对男人来讲，毛发是豪迈、英勇的标志,也是青春时生命热量的标志，它把男人最终与女人区分开来）；月经时间短或者没有月经（温度高的身体把多余的物质燃烧掉，在正常的女性身体内，这些物质在行经期被排出体外）；等等，都表明热度过高，会烧掉种子。在这些情况下，人们需要服用降体温的药品了。但是，在医学文献中，热量不足造成的恶果要远远大于热量过剩。男人的性冷淡以及女人的这种症状，可以通过用增热药摩擦腰部或者通过色情的谈话来治愈；其他的药品、卖弄风情以及更多的谈话可以治愈一种“元气缺少”的病症，即虽然性欲充足但却不能勃起的情况。对女人来说,“对快乐的合法的床笫之事”的厌恶和不快，特别是伴随着脉搏缓慢、不想喝水、尿液量少、交媾时“没有激动和快感”、头发稀疏以及类似标志在诊断上都是重要的指标，表明她们的睾丸过凉，因此没有足够的热量产生种子。正如雅各布在论述性冷淡时的看法那样，“男人和妻子的多产可能会因为缺乏性欲进行云雨之事而大大地受到妨碍。“因此，性欲是热度的标志，高潮是热量足以保证“在交合之时生育后裔”的标志。为了在女性身体内产生足够的热量，交谈和挑逗被认为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性交中感受到的快感越强烈，生育后代的可能性就越大。实际上，所有的医学实践都把体液、性高潮、怀孕和体热联系在了一起。热度低的男人性欲冷淡，性能力不强，并且不能生育，这种男人很可能会像女人行月经一样流血，也会遭受很多精神和身体上的痛苦；热度低的女人被认为更可能将种子或者多余的血液滞留在体内，这样也会造成不同的临床后果：抑郁、四肢沉重、不孕、篓黄病、歇斯底里症等。发热药、助产士摩擦生殖器官（对于女人来说）或者性交本身产生的热量可以温暖湿冷的身体，使之恢复正常状态，重建体液的平衡。关键在于热度。如果不是有子宫的话，女人会和男人一样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很健康；上帝创造了它独特的病原特性—— 例如它可以引起忧郁和歇斯底里症，目的是防止两性之间出现嫉妒，使男人怜悯和呵护女人心并且，大量的文献认为，控制女性身体的湿冷体液与她们的社会性质有关—— 充满猜疑、变化无常、朝三暮四，而男人的干热体液被认为可以解释他们的尊严、勇敢、强壮和身心的健康。从另一方面看，没有人相信，可以称量的某种体液能使某人成为男性或者女性。据说既有热度高、多毛的悍妇，也有阴柔、无毛、热度低的男人；后者的体热比那些热度特别高的女人还要低。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种群的男人比作为一个种群的女性身体热高、干燥。但是没有哪个人声称自己能够真正感觉到可以把女人和男人区分开来的某种湿度或者热度。当女人渴望性爱，激动得仿佛要癫狂，被唤起了对男人性欲的渴望时，如果你触摸子宫的那个部位，你会发现它变得硬了一点，成了椭圆形……正如木星的众多卫星为伽利略提供了哥白尼天文学真理知识的一个模型一样，身体也能够代表自然的丰饶和天体的力量。人们可以通过训练自己观察人的手段来观察世界并获得世界的实质。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要“回归泥土，最后变得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斯宾塞写道：但是理智告诉我们，所有生物的多子的精液，通过阳光在潮湿皮肤上的印记，就怀上了生命，并且由热量催发。由于主人公的社会性别突然改变，蒙田也改变了他使用的人称代词：“她被判处了绞刑……她说她宁愿被绞死也不愿意返回女孩子的社会地位。”于是她被绞死，原因是“使用非法手段来弥补她在性别上的缺陷“。她感到自己是个男人，她拥有男人的手艺，她曾经像男人一样生活，所有这些事实都只不过更加证明了她的罪过：她缺少能够使她得到的地位合法化的与生俱来的标记。就因为这些，她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女人。她高兴得敲抖着，并且，就像她收到了最好的礼物，打扮着自己的羽毛，仿佛在感谢造物主赐予她的恩惠。鸽子……非常聪明地在交合中表达她的喜悦；她跳跃，展开自己的尾巴扑打地面，用喙把自己的羽毛梳理得整齐光滑等等,仿佛天赐的生殖能力的确带来了最伟大的荣耀一样。正如男人在性交后充满伤感一样，所有的动物当生命的火花（性高潮是它的标志）燃尽时都总是充满悲伤：“即使雄鸟在长时间的性交后还能移动，一段时间后他也会变得筋疲力尽；雌鸟，和植物一样，在下蛋之后也身心疲惫。”到了现在我们才认识到，哈维对生命戏剧的记录已经转移到了晒谷场和卧室之间。从霍布斯开始，政治理论家曾经声称，任何一种具体的权威地位在自然、神学法则或者先验的宇宙秩序中都没有基础，例如国王对臣民、奴隶主对奴隶或者男人对女人的特权。对于霍布斯，与对于洛克一样，一个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知觉的存在，一个没有性别的生物，身体也没有政治上的相关性。马的图像意思很明白，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中养家畜是为了它们的速度、力量和耐力，并且骑马的男人依然代表着权威。鸵鸟不是一个常见的标志，但是它肯定也是可以解读的。它与身体成比例的巨大骨盆使观看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旁边女性人类骨骼的类似特征之上，它的长脖子肯定是骨相学主张的一个象征：女人的特征性的长脖子证明了她们的低“性欲”，即它们缺乏激情。他说，一个不忠的妻子与丈夫不容易怀孕，而与情人则很容易。从头胎怀孕的日期到快感的作用之间的推理结果所依赖的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观察结论：许多女人的性欲是在结婚后被唤起的，她们体验到的性快感的强度是慢慢增长的。她直接了当地说：女人有能力脱离身体的欲望而生存。但是她不得不警告女孩子在寄宿学校中不要染上 “肮脏”和 “放荡的习惯” （我想是手淫）并且一直否认欲望的存在，她非常强烈地感到了欲望的存在，认为它令人厌恶并且有威胁性。达尔文暗示，在每一代人中，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异都比上一代男女之间的差异大一些；他赞同地引用了德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卡尔•福格特的话：“在大脑容量上两性之间的差异随着人种的发展而增加，因此欧洲的男性优于女性的程度要比黑人男女之间相差的程度要大。通过对头形和特定关键特征的分析，人类特征的大约37个组成部分据说可以为每个人作出评价。虽然教育在塑造性格方面起一些作用，一个人在根本上是天生特质之混合物的产品：好斗、崇高、慈善，诸如此类。大脑的不同部分被认为是负责具体的特性，头和脖子的形状反映广大脑的性质。例如，小脑据说是性本能的位置，即通俗骨相学家所谓的“色情”所在的地方；女人的小脑，就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据说比男人的小；非常好色的男人的小脑特别大，孩子的小脑特别小，而女人的小脑则属于中等。激情的“恰好”程度，与女人欣赏的其他素质结合在一起，造就出来的人。人们可以看一下又短又优雅的女性脖子，显然无法隐藏一个较大的小脑，并且识别出好色性适当；上面隆起的部分表明依恋性相当发达。总的说来，娼妓被认为是一种非生产性商品。因为她们是公共的女人；因为她们的生殖器官被非常频繁地利用；因为在她们体内许多不同男人的精液被杂乱地混合在一起；因为娼妓的卵巢由于过度刺激几乎都有病态的损害；因为她们的法罗皮奥氏管(输卵管)由于过度的性交而闭合；或者,显著的是，因为她们对与她们性交的男人没有感情，她们被认为不能怀孕，或者不管怎样也不可能生育孩子。一位作家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他声称只有与她们喜欢的男人交合娼妓才可能怀孕；当被运送到澳大利亚的范迪门地(Van Die man' s Land)的娼妓在当地安家落户时，她们突然发现自 己可以怀孕。他提醒读者，要怀孕必须要有精子和卵子，而娼妓 “由于进行性交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所以感受不到快感，也不排出任何东西，因此也酝酿不出任何结果。性交的摩擦对于娼妓和其他女人来讲肯定同样激发体热，但是娼妓的身体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在我引用的例子中，金钱、或者更精确地说一种非法的金钱交换，提供了缺少的中间项。卖淫不能引起怀孕，因为它代表的交换方式是无产出的。任何东西都没有生产出来，因为它就像高利贷一样是纯粹的交换。正如 R .霍华德•布洛克认为的那样，正是在12世纪作为对初期的市场经济的反应，高利贷变得与教会密切相关。人们认为，索取利润的特别邪恶之处在于通过它没有得到任何真实的东西。其实，就像亚里士多德声称的那样，高利贷是“一种最令人痛恨的”交换形式，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因为它代表着自然的、生产性的、家庭经济的反面。病态的经济做法，就像病态的性欲一样，除了使人们的厌恶外什么也产生不了：“利润，即从钱中生出来的钱，被用来再赚钱，因为后代与父母相似。这就是为什么这是所有致富方式中最违反习俗的一种（ 《政治学》 1. 10. 1258b5 - 7）高利贷仿佛是乱伦的性交一样。用凯瑟琳•加拉格尔的话说，“通过她［娼妓］而获得翻番的东西不是物质，而是一种标志「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观点是：标志和物质之间的区分在涉及身体的历史的时候是站不住脚的。）卖淫，就像高利贷一样，所比喻的是没有所指的标志—— 而不是物质的—— 的非自然增值方式。人们在那个德国人的例子中可以感觉到，这种性交与家庭制度的性交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是典范的社会性和能产性的性交方式°弗里斯在上边引用过的文章中创造了一个比喻：保护胚胎的子宫就像保护面包屑的面包皮一样烘烤、热量和厨房的形象与那些在家庭之外只是为了报酬才工作（性交）的人的冷酷的不孕现实形成了对比。

《1951摩托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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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罗·席尔瓦_百度百科 (bai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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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个南部港口逗留了几天，一边修车，一边漫无目的地在城里闲逛。这些日子是我们不必为钱发愁的最后时日。之后，由于囊中羞涩，只好严格控制饮食，肉啊，玉米糊啊，面包啊，可不是那么容易吃到了。如今连面包里也夹着一丝警告的味道：“老兄，接下来我可不是那么容易得手了。”一想到这里，我们就更加狼吞虎咽了。我们想和骆驼一样，为未来的旅途做好粮食储备。傍晚我们到了一个农场，农场主是个非常好客的德国人，碰巧以前也收留过我的一个叔叔过夜。叔叔是个老旅行迷，这点我跟他极像。他让我们在农场的河里钓鱼。阿尔维托抛出钓鱼线后，还没缓过神来，鱼钩末端就跳上了一条彩虹色的鱼，阳光下鱼鳞闪闪发光，正是既好看又好吃的彩虹鳟鱼（烤完加上调料更觉得如此，因为我们都饿昏了）。我烤着鱼，阿尔维托由于首战告捷显得很兴奋，一次次抛出钓鱼线。尽管苦苦鏖战了几个小时，却再也没有鱼儿上钩。看到天色已晚，我们只得收拾了东西，到农场劳工的厨房里过夜。农场主给了我们很多樱桃来填满肚子，我们最后都吃撑了，结果后来吃李子的时候实在吃不下，只好躺下好好消化。出于礼貌，阿尔维托还是吃了几口。我们贪婪地爬上树大吃特吃，好像在比赛谁能够先把它们消灭完。农场主的一个儿子看着我们，简直不相信我们这两个衣衫褴褛的饿鬼是医生，尽管这样他还是一言不发让我们吃了个够。现在我明白了，我的命运就是旅行，或者更恰当地说，旅行就是我们的命运，因为阿尔维托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一切既好像命中注定，又好像事实就是如此。然而，有时南方的美景也会让我心驰神往。也许有一天，等我已经厌倦了环游世界，我会回到阿根廷，在安第斯湖区安顿下来，就算不是久住也至少会住些时日，在那儿或许我的世界观会有所改变。我们凭着往日的足智多谋，解决了途中困扰着我们的成百上千个难题，终于来到了圣马丁-德洛斯安第斯。这里有一个绝美的湖泊，坐落于原始森林之中，宛如人间仙境。您一定得来看看，我觉得您一定会不虚此行。我们的脸已经粗得像金刚砂了。在摸清城市的虚实之后，城市的恶浊之气把我们紧紧地吸住了。我们膨胀的鼻孔像受虐似地大量吸进它的穷困。那可怜的人太值得同情了。浓烈的汗臭和脚臭混合而成的辛辣气味充斥着整个房间，扶手椅上散落的灰尘更是弥漫其中，几把扶手椅就是她房间里唯一的奢侈品了。除了哮喘，她还患有心脏病。在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感到完全力不从心，就会渴望变革，渴望消除不公正的社会制度。仅一个月前这个可怜的老太太还在自食其力，靠当服务员为生。当时她尽管也喘得上气不接下气，但最起码还算活得有尊严。而沦落到目前这种状态之后，那些家庭穷困、无法支付生活费的人，便会生活在他人毫无掩饰的刻薄言语之中；他们不再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而纯粹变成那些为生活而苦苦挣扎的消极分子，他们也因病魔缠身而遭人厌恶，最后便成了社会上健康人痛苦的来源，因为赡养病人像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正是在那里，在那最后的时刻，在那些最远只能看到明天的人身上，我们明白了笼罩在全世界无产阶级生命中的极大悲剧。那一双双即将沉沦的眼睛里透出的是那一丝对谅解的渴求，以及对那份失落于空虚之中的慰藉不顾一切的寻求。同样，他们的身体也将消失于笼罩在我们四周的那种无穷无尽的谜团之中。我无法预知目前这种建立在荒唐的等级制度上的秩序还会持续多久，但是对于统治者来说，现在真应该少花些时间自吹自擂了，而应该多花些钱用于改善对社会有用的事业了。对于这位病入膏肓的老太太，我能做的非常有限。我只能建议她改善饮食，并给她开了利尿片和一些哮喘药。我还把剩下的晕海宁片也给了她。带着老妇人的千恩万谢以及她家人冷漠的眼神，我离开了那儿。且不论被称为“共产主义寄生虫”的集体主义是否威胁到体面的生活，他从骨子里向往共产主义其实不过是对更美好事物的企盼，不过是为了避免长时间地忍饥挨饿。这种念头转变成了对共产主义的热爱，虽然那个男人永远都无法把握共产主义的实质，但是这个教条解释成“给穷人的面包”，却是他所能理解的。更重要的是，这给了他希望。在这个巨大的矿区里，冷酷的效率和无力的忿恨如影随形。尽管满怀仇恨，它们还是走到了一起，一方面出于基本的生存需要，另一方面则出于投机获利的需要……是否真有那么一天，我们会看到一些矿工兴高采烈地扛起头下井作业，明知矿井对肺部有害，却依然从中收获极大的乐趣呢？他们说这就是矿上目前的情况，他们从矿井里挖出的煤发出通红的光芒，照亮了世界。他们是这么说的，可我不大相信。丘基卡马塔是一座大铜山，二十米高的梯层从绵延无边的群山侧面开凿出来，火车很容易从这里将开采出的矿物运出。矿脉构造独特，这意味着采矿工作可以全部在露天进行，同时，大规模采矿也成为可能，这里每吨矿石可提炼出百分之一的铜。每天早上都要对山体进行爆破，巨型挖掘机将原料送上铁路货车，载往磨矿机粉碎。经过三道连续的粉碎工序后，原料就变成了中等大小的砾石。接着将其放入硫酸溶液中，以硫酸盐的形式提取出铜，同时生成氯化铜，氯化铜遇废铁则转化为氯化亚铁。之后将液体转入被称作“绿屋”的地方，在这里硫酸铜溶液被储存于大容器中，通三十伏特的电流一周时间，这就是电解盐的过程：先前在其他装着浓溶液的容器中形成薄铜片，这道工序中铜就附在薄铜片上。五六天后，铜片便可送去熔炼。这些溶液每升损失八到十克硫酸盐，同时又会补充一些原矿材料。接着铜片被送入两千摄氏度的熔炉冶炼十二个小时，生成三百五十磅铜锭。每天晚上有负责运送的四十五辆铁路货车，每辆载着二十吨铜，开往安托法加斯塔，这就是白天工作的成果。制造过程大概就是如此，整个过程雇用了丘基卡马塔地区三千个流动工人，而这道工序仅仅是为了开采出氧化矿。智利勘探公司正在修建一座开采硫化矿的新工厂。这座工厂的规模堪称世界第一。它拥有两座九十六米高的烟囱，未来所有生产都将转入这家新工厂，而旧工厂由于氧化矿临近枯竭将会慢慢停工。新熔炉的原料已储存了许多，一九五四年新工厂一开工就可以进行加工了。智利的铜产量占世界铜产量的百分之二十。铜在潜藏着冲突的动荡时代显得至关重要，因为它是多种杀伤性武器的主要成分。因此，一场经济和政治斗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族主义和左翼组织联盟主张矿产国有化，而主张企业经营自由的人士则更青睐那些经营有方的矿业（即使由外资掌控也无所谓），因为他们认为国营矿业基本上就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在国会上，有人严厉谴责那些公司滥用采矿权。由此可见，围绕着铜矿业，早已有一股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论斗争的结果如何，我们永远都应该牢记：最触目惊心的当属矿区坟场。坟场里只掩埋了少部分死者的尸骨，而绝大多数死于硅肺、矿井塌方以及矿山里的恶劣气候条件的矿工，根本无人收尸。的确，在这个地方采矿对矿业公司而言并不十分困难。矿工要做的无非就是刮下蕴藏矿物质的顶层，并将其运往大型容器，经由相当简单的分离过程，提取出硝酸盐、硝石和泥浆。就这么简单。很明显，首先获得特许开采权的是德国人，但后来德国人的工厂被没收了。现在，经营这些工厂的大部分是英国人。瓦尔迪维亚的行为体现了人类永不疲倦的渴望，渴望控制一个地方，渴望行使绝对权力。据说，凯撒大帝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与其在罗马屈居二把手，不如在阿尔卑斯某个小山村里当一把手。这句话在攻打智利这一传奇式的战争中被传颂，不是那么夸夸其谈，但却言之凿凿。假如当瓦尔迪维亚就要死在天下无敌的阿劳坎人考波利坎手里时，没有像被猎杀的动物一样充满愤怒，单从他的生平来看，我敢肯定，当时他应该觉得自己死得其所。历史上时常出现这样一种人：他们极度渴望无限的权力，为达成这一目的甘愿经历任何艰难困苦。瓦尔迪维亚就是这样一种人，而且他成了一个善战的国家无所不能的统治者。有个医生允许我们睡在镇上的医院里。他十分不尊重我们，他的态度和那些蔑视流浪汉（即使是我们这两位有档次的流浪汉）的有地位、有财产的中产阶级如出一辙。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逃离了这个不好客的地方，径直朝智利与秘鲁的边境进发。但首先我们游了最后一次泳（用上香皂和所有东西）向太平洋告别，它还唤醒了阿尔维托体内沉睡的渴望：吃海鲜。我们开始在悬崖边的海滩上耐心地寻找蛤蜊和其他海鲜。我们吃了一些咸咸的、黏糊糊的东西，但这并没有分散我们对饥饿的注意力，也没有满足阿尔维托的欲望。事实上，这甚至无法令一个囚犯开心。黏糊糊的东西本来就令人厌恶，没有调味品就更糟了。库斯科大教堂。它金碧辉煌的室内装修映衬出了以往的繁荣富庶……金色没有银色的柔和尊贵，更不像银色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显魅力，所以整个大教堂装扮得像是一个浓妆艳抹的老妇人。倒是那些唱诗席位蕴藏着真正的艺术，它们是印第安或梅斯蒂索工匠用木头做成的。从那些雕刻着圣徒生活的图案可以看出，工匠们已经把天主教大教堂的精神和真正的安第斯民族的神秘灵魂注入到松木里了。“礼拜天早上，我们拜访了亚瓜部落，就是那些穿着红草服饰的印第安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吸引人——他们用厚木板和小小的棕榈叶盖成密封的茅舍，晚上就藏在里面躲避蚊子成群结队的围攻。”阿尔维托·格拉纳多（左）、布雷希亚尼医生和一个印第安人。埃内斯托·格瓦拉摄，一九五二年六月。“小孩子肚子肿胀，身子却骨瘦如柴。然而，一般来说，其他种族的成年人住在丛林中就会缺乏维生素，这里的大人却没有缺乏维生素的迹象。他们的饮食包括丝兰、香蕉、棕榈果，还有他们用步枪打来的猎物。”获得医学学位以后我开始游历拉丁美洲，并对其有了切身的了解。除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访问过其他所有的拉美国家。游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医生。途中我开始亲身感受贫困、饥荒、疾病，亲眼目睹因医疗条件欠缺，儿童的疾病得不到治愈……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与成为著名的研究人员或是为医药科学作出实质性贡献一样重要，那就是帮助那些贫苦人民。智利的生活水平低于阿根廷。南部除工资水平极低之外，失业率也很高，政府只给工人提供很少的保护（虽然比起南美洲大陆北部略好一些）。这一切都驱使智利人如潮水般移民到阿根廷，找寻传说中的黄金之城。政客们就是这样向安第斯山脉以西的居民宣传的。在北方，在铜矿、硝石矿、金矿和硫矿工作的工人收入较高，但是生活费也极其昂贵，况且他们经常缺乏许多必要的消费品，山上的气候也极其恶劣。这让我想起了我和丘基卡马塔的一位经理的对话。我问他，埋葬在当地墓地里的一万多名工人的家属可以获得多少赔偿金？经理没有答话，只是意味深长地耸了耸肩。作为一个国家，智利给任何一个愿意为其工作的人提供了经济保障：即，任何一个接受过一定教育，并具备一定技术知识的人，只要他们不是无产阶级。智利也有足够的土地来饲养牲畜（特别是羊）、种植谷物，达到自给自足。智利还有众多必需的矿产资源——铁、铜、煤、锡、金、银、锰和硝石，这些也能使智利成为一个工业强国。摆在智利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身后那个指手画脚的美国佬。但从目前来看，这个任务实为艰巨，因为美国在智利有巨额投资，一旦利益受到威胁，美国人很容易就能动用其经济霸权，耀武扬威。我们俩觉得印第安人的民族服饰很有趣，但在他们看来，我们俩喝的这种饮料也古怪得很，因为他们中总有人过来用蹩脚的西班牙语问我们，为什么要把水泡进那种奇怪的人工制品。卡车死活就是开不动了，所以我们大家只好在雪地里步行了将近三公里。这些印第安人的脚上长满老茧，赤脚走在冰冷的雪地上就像没感觉似的。再看看我们，穿着长筒靴和羊毛袜还觉得脚指头冻僵了，这样的反差令人惊叹。印第安人疲惫地迈着坚定的步伐，像一整列美洲驼似的向前一路小跑。我们一路走走停停。在路上，我们遇到了一对印第安父子。那个儿子能说一口漂亮的西班牙语，父亲则局促不安地向我们打听着美好的“庇隆王国”。旅行途中的壮美风光让我们浮想联翩，于是我们绘声绘色地跟他讲起了各式各样的稀奇事，随心所欲地往这位“首领”的功绩里添油加醋，还跟他们讲了我们国家田园般美丽生活的种种故事。那个男人通过他儿子向我们要一份主张老年人权益的《阿根廷宪法》，我们信誓旦旦地说会给他寄一份。我们准备重新上路时，那个印第安老人从衣服下取出了一根馋人的玉米棒子给我们，我们按照民主原则迅速瓜分了玉米粒。原来，每个印第安人来到山顶后，都要用一块石头向大地之母帕查玛玛寄托自己的哀愁。这些石头逐渐堆积成了我们所看到的锥形石堆。西班牙人来征服当地的时候，他们马上试图摧毁这种信仰、废除这类仪式，但没能成功。看到这个信仰无法改变，西班牙的修道者们就在每个石堆上放了一个十字架。从玛玛·奥克略的黄金手杖轻轻松松地插入泥土的那一刻起，印加人的祖先明白了——这里就是维拉科查为他的子民挑选的永久家园。从此他们结束了流浪生活，以征服者的姿态来到这片乐土。新的景象让他们激动得难以自已，看着自己的帝国日渐强盛，四周的高山已经无法再阻挡他们的视线，他们总能看得更远。这些改变了信仰的流浪者开始扩张“塔万廷苏约”，在他们征服的土地的中心、世界的肚脐——库斯科构筑要塞，并在这里建立起了帝国必需的防御工事，即萨克萨瓦曼堡。这座壮观的城堡高高耸立在库斯科上方，俯瞰着整座城市，并守护着宫殿和寺庙，使其免遭帝国敌人的报复。从遭无知的西班牙人摧毁的要塞到神庙的废墟，从洗劫一空的宫殿到被冷酷压榨的民族，眼前的库斯科满目疮痍，令人扼腕。但就是这样的库斯科，让你有种冲动，想拿起武器，成为一个为印加自由和生机而战的斗士。一切和这座城市后来的荣耀，都构成了克丘亚武士在守城之战中面对来犯之敌不可战胜的印象。虽然是一个天生敏于数学、精于创造的民族修建了这个防御工事，但至少在我看来，这个工事是前印加文明时期的产物，那时候他们还不会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舒适。克丘亚是个冷静有节制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并不繁荣，却在建筑和艺术领域有相当高的造诣。克丘亚族武士在与敌人的斗争中节节胜利，将敌对部落远远地赶离库斯科。要塞无法再容纳新繁衍出来的人口后，他们开始沿着原来取水的溪流向附近的山谷迁徙。他们强烈地意识到自己现在享有的荣耀，于是开始回首往昔，想找出自己优越的原因。为了向护佑他们获取统治地位的无所不能的神灵表示敬意，他们修建了庙宇，社会上也出现了神职阶层。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展现了自己高超的石艺，建造出气势恢宏的库斯科，但最终还是被西班牙人攻破。时至今日，征服者为了永久保持统治地位，像一群乌合之众一样肆意暴虐。印加民族作为统治阶级的时代也早已一去不复返，但时间没能摧毁他们谜一般的石街。白人侵略军破城后洗劫了这座城市，肆无忌惮地袭击印加庙宇。他们不但对覆盖在城墙上、代表着太阳神印蒂的黄金垂涎欲滴，而且还带着残忍的快感，将这个沉浸在悲伤中的民族的代表快乐和生命的象征换成了自己这个喜气洋洋的民族背弃了的偶像。印蒂的神庙被夷为平地，原来的墙砖用来修建新信仰的教堂：原来恢宏的宫殿现在变成了大教堂，原来的太阳神庙上建起了圣多明戈教堂，这是骄傲的征服者留下的教训和惩罚。然而，愤怒不已的美洲之心不时怒吼、战栗，从安第斯山的另一侧传来震颤，以狂暴的痉挛侵袭地表。骄傲的圣多明戈大教堂的穹顶倒塌了三次，随着梁柱的断裂，破旧的墙壁也一起裂开崩塌，但作为它们的地基，太阳神庙主体的灰石依然如故，无论上面的“压迫者”遭受了怎样的灾难，这些巨石始终一块都岿然不动。回库斯科的路上，在萨克萨瓦曼堡附近有一处典型的印加建筑物，导游认为那是印加人洗澡的地方。我觉得有点儿奇怪，从这儿离库斯科的距离来看，这里只可能是宗室进行沐浴仪式的地方。假如真是这样的话，古时候印加皇帝的皮肤肯定比他们后代的皮肤要坚韧得多——那儿的水喝起来很爽，但却冷得很。这个遗址叫坦博马查伊，就在印加山谷的入口处，它上面有三个四边形的深坑，看不清楚形状，也不知道用途。在这儿你很容易发现村子里不同社会阶级的区别，不同阶级之间的地盘截然不同，并或多或少与其他族群保持了一定的距离。遗憾的是，他们只知道用茅草来做屋顶，即使是最豪华的地方也找不到其他材质做成的房顶，但缺乏拱顶知识的建筑者要解决这个问题绝不容易。在为武士准备的建筑里，我们看到了像小房间一样的洞穴，在洞两边凿的孔大小足够伸出一个人的手臂。很明显这个地方是用来体罚的，被罚人的手臂被强制性地从两边的孔里伸出来，然后被反方向推到骨头断掉为止。我不确定这个过程是不是有效，就用自己的双臂这么试了试。阿尔维托慢慢地推着我，只稍稍用了一点力就让我觉得剧痛无比，感觉要是他再推我一把的话，我的身体就会被整个儿撕开。许多年来，曾是印加帝国奢华一时的首都的库斯科城，仍习惯性地保留着许多昔日的光辉。新一代的库斯科人一直在夸耀它的富庶，但它拥有的财富还是那些而已，并未增加。曾有一度，由于金矿、银矿全都汇聚于此，库斯科的财富不降反增；唯一不同的是库斯科不再享有“世界的肚脐”的美誉，而成了世界边陲的一隅。它的财富外流到大洋彼岸的新都市，去伺候另一个帝国的富人了。印第安人不再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卖力工作，连西班牙征服者也不会为了生计而天天来抢夺土地，他们更热衷于靠英雄事迹或单纯的贪婪来获取唾手可得的财富。慢慢地，库斯科开始衰败，被排挤到世界的边缘，最后淹没在群山之中。这时在太平洋沿岸一个新的竞争对手利马出现了，利马靠着那些聪明的中间人对流出秘鲁的财富征来的税而不断发展壮大着。虽然印加首都从昔日的辉煌走向如今的没落并没有经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毋庸置疑，一个辉煌的时代已经悄然逝去。库斯科仍然保留着大量带有殖民色彩的历史遗迹，直到最近，随着一两栋现代建筑的拔地而起，这种浑然一体的建筑风格才遭到了冲击。不过仔细回想分析一下，其实并没有多少艺术品是经得起细细品味的。库斯科作为一个值得一看的城市并不是因为它的哪幅画作，而是整个城市总体给人的一种感觉——那种看似平静，偶尔也会令人不安的文明中心已经一去不复返的感觉。离开的时候，我们都很难过。我们喝完索托先生为我们准备的最后一杯美味的咖啡后，就登上了返回库斯科的小火车，火车要开十二小时。在这类火车中有一些三等车厢，是“专门”给当地印第安人准备的，跟阿根廷用来运载牛群的车厢差不多，不同的是奶牛粪便的味道比起人类的粪便要好些。印第安土著对羞耻和卫生的概念有点类似动物，也就是说他们会随便在路边大小便，全然不管自己的性别和年龄。妇女用她们的裙子来擦身子，男人则完全不擦，完事后就一走了之。有孩子的印第安妇女的衬裙几乎成了装粪便的仓库，每次她们的小淘气放个屁，她们都会用衬裙给他们擦屁股。当然，那些坐在舒适的火车车厢里的游客，也只能在我们的火车停下来给他们的火车让路时，在飞速行驶中的匆匆一瞥中了解一点印第安人的生活状况。馆长是个梅斯蒂索人，博闻广识，且对自己的民族怀着满腔热情。他向我们提及了印加过去的辉煌和现在的衰败，也提到了印第安人要复兴当务之急是教育。他坚信，要减轻古柯叶和酗酒对人们的麻痹作用，唯一出路是迅速提高印第安家庭的经济水平。他说要让人们更全面、更准确地了解克丘亚民族，这样克丘亚族人才能回顾过去的辉煌并以此为豪，而不是只看到现在的衰落，并以作为印第安人或梅斯蒂索人而感到耻辱。那时候联合国正在热议古柯叶问题，我们告诉他自己尝试这种毒品的经历及其效果。他说他也有同样的经历，接着还大骂那些靠毒害千千万万人来牟利的人。科利亚族和克丘亚族是秘鲁的两个大族，也是消费古柯叶的仅有的两个民族。馆长眼里闪烁着激情和对未来的信念，他的这种半土著特色不仅仅是博物馆的另一珍宝，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博物馆，是一个民族还在为自己的归属奋斗的见证。此前我们以喜欢的方式乞求食宿（找国民卫队和医院），这样不需要花钱，交通方面也是一样——搭车，不过最近我们得多等两天，因为复活节期间这里没有卡车出发。我们漫无目的地在这小村庄里闲逛，没发现比较有趣的地方，所以一直无法忘记肚中的饥饿感，医院的食物真的很短缺。我们躺在小溪边的田野上，看着天上云卷云舒，回想着过去的恋情或是想象着一朵朵云彩就是一道道诱人的食物。我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引起哮喘的（虽然我知道某个虔诚的信徒肯定知道），当我们到万卡拉马的时候，我几乎站不稳了。没有肾上腺素，我的哮喘更严重了。他们看着时光一点一点地流逝，冷漠地等待着死亡的到来（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这里的卫生条件令人瞠目结舌，虽然这并不会给来自山里的印第安人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却让来自其他地方的人很压抑，虽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只是略高于那些印第安人。一想到一辈子都要住在这四面都是土坯墙的地方，周围的人讲的都是另一种语言，而且每天只有四个卫生员会来瞅上一眼，这着实会让他们紧张到精神崩溃。我们进入了一间稻草屋顶的房子，天花板是用藤条编成的，地是泥土的。屋里有一个白人女孩，正在读克罗斯的《巴西略表兄》。我们才一聊天，那个女孩就声泪俱下地跟我们描述她受苦受难的生活，她说她的生活就像是人间地狱。那个女孩从亚马孙河流域来到库斯科治病，而库斯科的医生也无能为力，他们跟她说会把她送到条件更好的地方去医治。库斯科的医院绝对是不完美的，但还说得上比较舒服。我想那个女孩用“受苦受难”这个词来形容她的境况是合情合理的。这个医院唯一过得去的是药物治疗，其他的也只有那些来自山里的秘鲁印第安人可以忍受得了，他们习惯吃苦、听天由命。附近当地人的愚钝只会让病人和医护人员隔离得更远。有个人告诉我们，诊所的外科主治医生曾打算给病人做一个不大也不小的手术，但要在餐桌上做这个手术，又缺乏合适的外科手术设备，几乎是不可能做的。所以他向安达韦拉斯附近的一个医院申请一个动手术的地方，即使是个停尸房也好，但他的申请没通过，病人也就不治身亡了。蒙特霍先生告诉我们，这个麻风病治疗中心建立的时候，在著名麻风病专家佩谢医生的倡议下，他从中心创建之初就开始负责组织全新的服务。当他来到万卡拉马的时候，没有一家旅馆让他投宿，他在镇上的一两个朋友也不愿接纳他。当时正下着滂沱大雨，他不得不跑到一个猪圈里避雨，就这样过了一晚上。我之前提到的那个病人也不得不走到麻风病院去，因为没有人愿意借马给她和她的同伴。而那时，麻风病院已经落成很多年了。医护人员热情地欢迎了我们，然后带我们去看离旧医院有几公里远的新医院。当他们征求我们的意见时，他们的眼神里充满了自豪，好像这栋建筑物是他们用汗水一砖一土砌起来的。我们都不忍心说这医院有什么不好。但是这个新的麻风病院还是和旧的一样有很多弊端：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外科手术设备，更糟的是它建在一个蚊子猖獗的地方，任何一个要在那里待上一天的人都会受尽折磨。是的，它可以容纳二百五十位病人，也有一位常驻医生，卫生方面也有所改善，但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直到那个时候，我们一直和那个来报案的黑人坐在同一辆卡车里。在中途一个休息点，那个黑人买了一些东西给我们吃，还向我们讲了咖啡、木瓜和黑奴的事，他说他的祖父曾是黑奴。他说得很坦率，但你还是能听出他的声音里有一丝耻辱。不管怎样，我和阿尔维托决定不再怀疑是他杀了他的朋友。我们阿根廷的习俗是喝酒的时候要吃东西。我们吃多少就看主人的脸色了。我们旅程中最重要的阶段之一已经接近尾声。虽然我们身上没有一分钱，在短期内也赚不到什么钱，但我们很开心。我们游的那条河里有一种很罕见的鱼，当地人叫它“布费奥”。据传说它们吃男人，强奸女人，犯下许许多多的暴行。很显然它们是一种江豚。它们有很多奇怪的特征，其中之一就是生殖器跟女人的很像，所以印第安男人就用它来自慰，不过完事之后他们得杀掉江豚，因为江豚的生殖器受到刺激后收缩得很紧，一不小心男人的那玩意儿都拔不出来了。那天晚上我们又执行了艰巨的任务，就是去见医院的同事跟他们要房间住。果然，他们对我们很冷淡，要不是我们的沉着打动了他们，他们可能会赶我们走，最后他们给了我们两张床，我们筋疲力尽的骨头才得以休息一下。那几天过得很是无聊。那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赌博，由于我们经济困难，我们也没法玩得尽兴。又平淡无奇地过了两天。这段旅程正常要走四天，但由于河水太浅，我们每个晚上都得停下来，这不仅拖慢了旅行，还让我们变成了蚊子的大餐。虽然头等舱的食物比较好，受蚊子的骚扰也比较少，但我不知道我们从这优惠的买卖中得到了什么。比起那些为数不多的中产阶级，我们更喜欢那些单纯的船员。那些中产阶级不管是否富有，都太沉浸于过去的回忆中，觉得和我们这两个身无分文的流浪者为伍简直无法忍受。他们和其他人一样蠢钝无知，他们人生中获得的小小胜利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他们无聊的观点也正因为他们自视过高而带着一丝傲慢。虽然我每天严格控制饮食，但我的哮喘还是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很多疾病是由于新陈代谢紊乱而引起的。丛林里可以吃的食物经常营养不够，而人只要一星期以上没补充维生素就会生大病。如果我们沿着河流走，我们就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合适的食物吃。我们还不是很确定，现在正在看是否有可能坐飞机到波哥大，如果不行，到莱吉萨莫也可以，从那里开始路况就不错了。并不是因为我们认为走水路比较危险，而是因为这样我们可以省钱，稍后可能对我大有用处。礼拜天早上，我们拜访了亚瓜部落，就是那些穿着红草服饰的印第安人。我们沿着一条小路走了三十分钟的路，就到了一排住着一户人家的茅舍，这证明了丛林并不像谣传的那样密不透风。他们的生活方式很吸引人——他们用厚木板和小小的棕榈叶盖成密封的茅舍，晚上就藏在里面躲避蚊子成群结队的围攻。妇女们已经摒弃了传统的服饰，而穿着普通的衣服，所以你就欣赏不到她们胸前的那对乳房了。小孩子肚子肿胀，身子却骨瘦如柴。然而，一般来说，其他种族的成年人住在丛林中就会缺乏维生素，这里的大人却没有缺乏维生素的迹象。他们的饮食包括丝兰、香蕉、棕榈果，还有他们用步枪打来的猎物。他们的牙齿全烂掉了。他们说的是自己的方言，但有些人懂西班牙语。我们不是穷到身无分文，只是凡与我们有一样经历和成就的探险者宁愿死，也不愿在旅馆里享受资产阶级的舒适。黑人，这个令人惊叹的非洲种族，亏得不好洗澡，他们才延续了种族的纯净。黑人的领土正被另一种新兴的奴隶人种——葡萄牙人占领，于是这两个古老种族之间便没了安宁日子，吵闹和纷争从不间断。种族歧视和贫穷落后让他们联合起来，一起为生存奋斗。但不同的生活方式却使得他们越发迥异：黑人懒惰好幻想，把不多的钱花在轻浮琐事和过度饮酒上；而欧洲人，努力工作和积蓄存款的习俗代代相传，即使在美洲这个偏远的角落他们对传统也不离不弃，这样的传统甚至超越他们的个人理想，激励着他们提升自己。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混凝土楼房已经消失，只剩下清一色的砖土小屋。我偷偷看了看其中的一座。这座小屋分为两间，屋里有壁炉，地上有一张桌子，一堆稻草，显然这堆稻草就是他们的床。几只骨瘦如柴的猫和一只肮脏污秽的狗正和三个赤裸裸的黑人小孩玩耍。刺鼻的烟雾从火炉里冒出来，弥漫整个房间。头发卷曲、乳房下垂的黑人母亲正在煮饭。一个约摸十五岁光景的小女孩在一旁帮忙，她穿着衣服。我们站在小屋的门口和这家人说话，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们能否摆个姿势照张相。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除非我照完以后立即把相片给他们。我解释说我得先洗照片，但我只是在白费口舌。他们斩钉截铁，说拍完马上就要拿到照片，否则免谈。最终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他们却心生疑虑，不愿合作。当我继续和这家人谈话时，一个小孩溜出门和他的伙伴们玩耍。最后，我守在门外，手拿相机，假装把从里面探出头的人都拍下来。我们这样僵持了一会儿，直到看见之前溜出去的孩子无忧无虑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我对好焦距，按下快门，但随后发生的事却不堪设想。为了不被照相机拍到，小孩突然转弯，摔倒在地上嚎啕大哭。这家人顷刻间全顾不得对照相机的恐惧，冲出屋门破口大骂。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掷石者，我惊惶失措，落荒而逃。身后爆发出阵阵咒骂声，其中包括最高级别的蔑视：“葡萄牙鬼子！”道路两旁都是废弃的集装箱，之前用来运输汽车，现在却成了葡萄牙人的“房子”。在一家黑人住的集装箱里，我看到一台新买的冰箱。许多箱子里都传来收音机轰鸣的音乐声，他们的主人把音量调到了最大。崭新的汽车停在最残破的“房屋”门前。各种各样的飞机从头顶上一闪而过，银光反射在空中，噪声震耳欲聋，而脚下是四季如春的加拉加斯。在城市的中心，红瓦的房屋和平顶的现代楼房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但代表加拉加斯精神的、淡黄色的殖民风格建筑物将延续下去，尽管它们已从城市地图上消失了。正是这种精神使得加拉加斯滞留于殖民时期落后的半农耕状态，不受北部生活方式的侵蚀。问题是，人民需要接受教育。人们接受教育并不是在夺取政权之前，相反，是在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只有付出代价后才会学习，而代价往往是惨痛的，甚至会夺走许多无辜的生命。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的死也许并不无辜，因为他们犯了大忌，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也就是说，他们缺乏适应环境的能力。所有那些不懂变通的人——比如你和我——生前为创建新的力量牺牲一切，临死的时候会咒骂自己的所作所为。革命不带个人色彩，它会耗尽人们的终生，甚至利用他们的记忆作为例证，去教化那些追随他们的青年人。我更是罪大恶极，因为我更老到、阅历更丰富，这个怎么说都不为过。离开人世的时候我终将明白，我的牺牲源自我们顽固的、腐化的、崩溃中的文明。我还知道，走向死亡的那一刻你一定是紧握拳头、紧咬牙关，心里积满了仇恨和抗争，因为你不是这个处于崩溃边缘的社会的象征（某种毫无生气的榜样），而是其中有血有肉的一员。尽管我所知道的这些并不能够改变历史的进程或是你对我的看法。你常念叨着蜜蜂筑蜂房的团结精神，并以此作为激励你的动机。你和我一样有用，只是你不知道你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多么巨大，而这个社会，却无情地把你扼杀。我渴望成功，人人都渴望成功。我曾梦想成为一位著名的医学研究人员。我曾梦想不知疲倦地工作，以求获得有用的价值，造福人类。但同时，这也会是个人的成功。我和大家一样，是我们这个环境的产物。在特殊的环境下，也许还出于性格的驱使，获得医学学位以后我开始游历拉丁美洲，并对其有了切身的了解。除了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访问过其他所有的拉美国家。游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学生，后来成为一名医生。途中我开始亲身感受贫困、饥荒、疾病，亲眼目睹因医疗条件欠缺，儿童的疾病得不到治愈；还有因为饥饿和经年累月的刑罚，麻木的父母只把孩子的死亡当作无关紧要的意外。这样的悲剧在拉美社会饱经风霜的底层家园中频频发生。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我肩负的使命，这个使命与成为著名的研究人员或是为医药科学作出实质性贡献一样重要，那就是帮助那些贫苦人民。我们当中第一批到达格拉玛省的人，虽然在马埃斯特腊山定居，并学着尊重工人和农民，和工人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我们中没人曾有过工人或农民的经历。自然，有些人在孩提时代也不得不参加工作，有些人也尝过节衣缩食的滋味。但是饥饿，真实的饥饿，我们中还没人亲身经历过。我们初识饥饿，也只是在马埃斯特腊山度过的漫长的两年内体验的，而且极为短暂。在那以后，许多事不言而喻……我们知道了一个人的生命比最富有的人的所有财产还贵重百万倍。尽管我们不是工人或农民的后代，但在那里我们学到了这些。那么我们凭什么旁若无人地大喊，说我们是古巴有地位的人？凭什么说其他的古巴人连学习都不会呢？是的，古巴人会学习。实际上，革命要求他们去学习知识，要求他们清楚地知道服务他人的荣誉比高额工资更重要，知道人们的感激比一个人能够囤积的金银财宝更加永恒、更加持久。每一名医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都应该而且能够积累这样无上的财富，即人民的感激。我们觉察到，我们熟知的观念常出现谬误；这些谬误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自然也就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不断改变观念，不仅需要改变世界观、社会观和哲学观，而且还需要适时地改变我们的医疗观。那时我们会看到，治病救人不总像在城市里的大医院那样。那时我们会看到，医生同样要务农，我们必须会种植新作物，而且通过我们的言传身教，让别人消费新食物，使古巴人的膳食结构多样化。古巴是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小国，却有潜力成为地球上最富饶的国家！到那时我们会看到，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要成为好老师，诲人不倦，而且我们还要成为政治家。我们的第一禁忌是炫耀我们的智慧，第一要务是展示我们乐于同人民一起学习，一起追求我们共同的大好梦想——建设新古巴。

《1664贸易论》

托马斯·蒙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尼古拉斯·巴邦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Dudley North （经济学家）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简介

托马斯•孟 (1571 — 1641)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突出代表。他是一个大商业资本家，政府贸易委员，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他的《贸易论》曾出版几次，最后经过作者彻底改写，于他死后二十多年，即 1664年，由他的儿子约翰•孟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书名出版。收进本书的《贸易论》是 1621年发表的。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时期资产阶级的最初的经济学说。它的发展经历了早期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阶段。两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对什么是财富和财富源泉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认为货多少是衡量一个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要使国家致富必须增加货币。但是，他们在增加货币财富的手段和方法上，却有不同的见解和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认为一切购买都会使货币减少，一切销售都会使货币增加。他们坚持多卖少买或不买，要求以贮藏货的形式将货市贮存起来。当时西欧一些国家采纳了他们的建议和主张，颁布了防止金银货币输出的法令，实施了吸收金银货币到国内来的政策和奖励办法。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原来的国家法令和政策，越来越成为资本主义商业,工业发展的障碍。当时在英国对外贸易中起重要作用的东印度公司，深感原始的货币制度和政策的束缚，要求突破政府规定的某些限制；主张不仅应该多卖,而且应该大量的买;提出国家不仅不应该禁止而且应该允许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外国商品的购买。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东印度公司较早地争得了国家的特许：国家允许该公司每艘船出航一次可以出口一定数量的金银货而，但要求必须在半年内再进口相同数量的金银。在《贸易论》的序言中，托马斯・ 孟强调了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性，指出对外贸易的好坏是检验一个国家贫穷与富裕的标准。他说商品贸易不仅是一种使国家之间交往具有意义的值得称誉的活动，而且，如果某些规则得到严格遵守的话，它还恰恰是检验一个王国是否繁荣的试金石。托马斯・孟论述了他所极力主张的贸易平衡原则。他认为在对外贸易中做到出超，才能使国家繁荣;相反,如果进口超过出口，则既浪费了外国的物资,又挥霍了本国的财富，货币自然外流。他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写道：“正象出超肯定能使我们致富，使我们的货物和金钱增加一样，入超必然造成相反的后果。“作为当时商业资本家代言人的托马斯・孟已经本能地意识到积累资本的需要，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他说：“努力积聚财富和勤俭持家是一个王国金库的真正守卫者的品质，而王子禁令的威力和效力却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托马斯・孟论述了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是国家拥有丰富的物产和出现剩余产品，这样，从外国流入的货市才能大大增加。并且说，东印度贸易就是由此诞生的。这里可以看出，托马斯•孟在强调发展对外贸易，把财富的源泉归结于流通领域时，已把生产和由生产发展而出现的剩余产品，看作是发展流通的必要条件。当时许多人认为，绕好望角去印度的新航线被发现后,特别是英国几乎所有的金银和硬币都被运走，而运回来的却是人们所不需要的物品。托马斯•孟反驳了这种意见，指出这种观点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他举例说，从印度运回的物品，如药材、靛蓝等都是加工转运以及个人生活所必需的。不仅如此，由于从印度购得染料靛蓝，英国的呢绒远销世界各地，并受到欢迎。他并且说，发展这些行业，为英国的劳动者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了英国的工业，如呢绒业等的发展。新航线的发现还有力地打击了竞争对手土耳其，而给英国带来了幸福。他说明了直接从印度购买所需要的数量相同的商品，比从土耳其购买这些商品费用少三分之一，每年可节省九十五万英镑，而过去这笔钱是落在土耳其手中。托马斯・孟说这些好处并不只是商人受益。托马斯•孟还进一步论证了东印度贸易如何使国家致富。他举出了几种商品在印度的离岸价格和在英国出售的价格，中间有很大差额，如胡椒二百五十万磅，在印度是二万六千零四十一英镑，而在英国则是二十万八千三百三十三英镑。可见东印度贸易每年能使英国的货币数量大大增加。尼古拉・ 巴尔本(1640—1698） 是十七世纪英国著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巴尔本最初在莱顿学医，在乌特勒支获医学博士学位。1664年被推举为伦敦医师公会名誉会员。1666年伦敦大火后，他感到建立火灾保险的必要，在他的倡议下，伦敦建立了第一家火灾保险公司。进行贸易的一切商品是整个世界的动物、植物、矿物，包括陆地或海洋的一切。按照他的说法，这些商品又分为自然商品和人工商品。它们由于各国的气候，风土不同而分别成为各国的主要商品,这些主要商品是永不枯竭的。而且，任何一个国家的主要商品是该国的财富，也是对外贸易的基础。从巴尔本对贸易的分析可以看到,他与重商主义者不同，在他的贸易观念中已明确地包括了制造业，并且指出这些商品是进行对外贸易的基础。巴尔本论述了和贸易相关的商品、价值和价格问题。他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效用决定的。他说，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力,又说：“商品的用途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生来就有两种总的需要，即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世界上满足这两种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因此都有价值。（本书第55页）当谈到人的精神需要与商品价值的关系时，他指出商品价值是完全由精神需要决定的。他说：口大多数物品的用途是满足精神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绝大部分是由于想象而产生的，精神发生变化,物品变得没有用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在边际效用学派以前很久，巴尔本就有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物品的效用的思想，但这一思想当时并没有流行。在论述货币时，巴尔本指出：“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本书第58页）他进一步分析了货币的用途，认为货而是用来计算一切物品的价值，作为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的。因此,货币的价值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否则这两项用途都不能实现。他并由此推论说,因为唯一的价值是来自法律，货币就不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他认为值若干先令或若干英镑的标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它由黄铜、铜和锡或其他任何别的东西制造，具有同样的价值，起着同样的作用。他指出，重商主义者非常重视金银并认为金银本身有内在价值的看法是错误的。他说这一错误产生的原因，是货而由金银铸造，以致他们不能辨别币与金银。他说，货市有确定的价值，因为它是法定的,而金银的价值是不确定的。巴尔本批判了重商主义者认为货Hi是财富的唯一形态的看法。巴尔本的这些论述反映出重商主义学说已开始解体，但巴尔本不理解货币的本质、起源及其职能。他在论述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将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混同了。巴尔本提出，随着商业的发展，信用也必然发展，进而论述了对利息的看法。他说：“利息是财货的租金,正象它是土地的租金一样。（本书第62页）可见，巴尔本在这一时期，对利息也有了一定的理解。与此同时，他还论述了作为财货借来的货而不能放在身边而造成失去利息损失的见解。巴尔本论述了贸易的用途和利益。他提出“贸易的用途在于制造和提供为生活的维持、防御、舒适，欢乐和豪华所必需的或对这些有用的物品（本书第63页）他说，贸易可以使政府增加收入，为劳动者提供就业机会。同时，巴尔本和托马斯•孟一样，认为贸易有助于帝国的扩大，实际上是主张结合贸易进行对外侵略。达德利・ 诺思（1641—1691）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最著名的理论经济学家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691页），是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初期的代表人物。他是英国的一个第一流的商人，曾在土耳其君士坦丁堡经营商业，回国后在海关和财政部任职。他的主要著作是1691年出版的《贸易论》。诺思反对重商主义者认为货而是财富唯一形态，对外贸易是财富源泉的观点。他在探讨贸易的性质时，论述了什么是财富以及什么是财富的真正源泉。他说「有些人由于勤劳和精明从地里生产出超过供应自己消费需要的果实，于是他们把剩余的东西留下来，这就是财产或财富」又说："贸易不外是多余物品的交换”。（本书第17页）他还提出，只要人们勤劳，随着时间的推移，不仅他们得到供给，而且外国商品也会大大过剩，扩大他们的贸易，从而得到巨大的好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诺思已把贸易和生产联系起来,从生产上论述对财富和贸易的看法，这和重商主义者相比已前进了一大步。在《贸易论》中，诺思论述了他对利息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土地所有者可以出租土地而获取地租，资本所有者可以出租他的资金而得到利息。他说「所谓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租金罢了〈（本书第 103页）他并进一步讲道:“当地主或当财主是一回事;地主有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佃户不能把土地带走，而资本的债户却可以把资本带走；因此土地提供的利润应当比冒较大风险借出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少。关于利息率，诺思的见解比配第和洛克的见解都较正确。配第在论述利息时混淆了货市和借贷资本的区别，洛克认为利息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而诺思则认为决定利息率的不是货币，而是借贷资本的供求关系。他说：“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利息也将下降;所以，并不是低利息促成贸易，而是贸易日益发展，增进了国民资本,使利息下降。”诺思与重商主义者不同，认为货币是一种商品,是买与卖的衡量尺度。他说："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衡量的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于交易十本书第114页）。诺思所说的买和卖的衡量尺度，也就是商品交换时用货币表示的商品的价格。比如乞丐，乞讨货币，如果有了货币，他将用它购买面包等等。这表明实际上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诺思进一步指明，叫嚷缺乏货币是个错误，因为货而是不会缺乏的。他说，货市的来去，是会自行调节的，货而少了，金银块就铸成货市，反之，超过商业的需要，货市就会被当作金银条块对待;铸币就象旧金银器一样，只能按它所含的成分出卖。从诺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已把货币还原为商品，金银具有便于充当货币的条件，因而成为货币并在流通中执行许多 职能。诺思对货币的理解已经解脱了拜物教观念的束缚。但他并没有也不可能真正了解货市的起源和本质以及货市所执行的职能。在《贸易论》中，诺思实际上论述了货币作为资本必须不断投入运动使之自行增殖价值。他写道：“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在身边而变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农场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高兴,把他的全部财产换成货币，并死藏起来，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穷困随着吃空活资本而增长。诺思反复论述了贸易自由的思想。他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国内、国外贸易必须自由进行。他说:“阻碍贸易的法律,不论是关于对外贸易或是国内贸易，不论是关于货币或其他商品，都不是使一个民族富裕、使货币和资本充裕的要素。他并且说，我们可以费力筑篱去围杜鹃鸟，但这是徒劳的，因为从来也没有一个人是靠政策致富的；而和平、勤劳和自由却能促进贸易和财富,此外别无其他途径。

托马斯・ 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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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口超过出口，既浪费外国的物资又挥霍本国的财富,那么，货币必然要外流，为这种无节制的行为付出代价。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下降和精神上的堕落，很多原来富裕的国家变得极为贫困，它们的人民虽然深受其害却总把错误归咎于别的原因。显然，在进口外国货物时不但需要注意它们的比例或数量，而且也应当考虑到它们的质量和用途，以便先获得最需要的东西，例如:粮食、衣服、用于战争和贸易的物品。一旦一个国家有幸拥有充足的这些物品，它便需要得到用于维持健康的物品和生产工具,最后需要得到的是用于享受和装饰的物品。现在，一方面托上帝宏恩英格兰王国的物产极为丰富，很久以来就拥有大量上述各种物品，另一方面，由于产品有剩余，从外国流入的货币也大大增加了她的财富。产品过剩导致了很多有价值的贸易的诞生，其中之一叫做东印度贸易。东印度贸易虽然在全世界已享有盛名，但在国内怨声日趋高涨。这使我感到很为不安（我是东印度贸易协会的成员之一）。我对这种思想混乱的真正原因作了一番探讨。我的结论是:大多数抱怨者是出于无知,他们尚未发现这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的奥妙。一些人是由于懒惰，没有参加上面提到过的协会,要么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做的其它生意受到了东印度贸易的妨碍。另一些人则是思想完全堕落的人，他们不仅自己存心犯这种错误，而且还竭力引诱别人这样作,以便使我们伟大而光荣的王国在外国的政策和力量不易削弱的情况下自取灭亡。现在是对这些危险的倾向作斗争的时候了。最重要的是,不应当认为只有商人才能得到上面提到的好处，因为正象在下面将证明（上帝保佑）的那样，廉价的货物使整个基督教世界受益不浅。这些人难道不知道树木是有生命要成长的，而当它们长大之后如果不对它们加以利用它们迟早会死亡和腐朽？然而有什么能比用它们来制造大船进行贸易或战争更加崇高，更加有利呢？难道这些大船不是我们财富的仓库，不是保卫我们和平和幸福的壁垒吗？难道造船业每年没有为几千个穷人提供就业机会，没有大大增加我国非常需要的工匠的人数吗？这些船只每年从董尔兰运回大量木材和其它物资（节省很多钱），难道不算带来好处吗?那么所谓船骨、船壳板的大量浪费和价格昂贵又从何谈起呢？此外，我还要提请人们注意:除 了东印度公司造的船只外，每天还有许多其它商人订购的高质量的船只在制造之中。这在英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国王陛下近年来也不断地造船,每年都为无敌的皇家海军添置大船，使皇家海军更加光荣和强大。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关于所谓浪费和匮乏的说法是不值得考虑的。去东印度的航程使我们消耗了大量的粮食，并且使我们的很多水手丧生，留下许多无依无靠的寡妇和孩子。1 .饥瑾2 .死亡3 .破坏4 .乞讨5 .贫穷如果这些灾难给人们带来不幸，那么是否早就应该努力寻求某种解救办法呢？的确，解救办法是很容易找到的，因为这些祸害从来就不是东印度贸易带来的（至少到现在为止还不是）很多人都知道，去东印度的船只所装贮的粮食总可以食用大约十八个月，而全部航程一般需要三十个月的时间， 不足的部分是用外国的粮食补充的。同样从我们这里运出的面包和饼干不正是用专门从法国运来的小麦（价格较为昂贵）做成的吗？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节省我们自己的粮食。最近一个时期，我们这里的农民开始大声抱怨，说小麦价格的下降,使他们无法偿付日益上涨的地租。因此，为了整个王国的利益，东印度公司采取各种方法调整了它的活动。此外，还有船上的饮料，其中大部分是水，另外还有一些葡萄酒、苹果酒和一点点啤酒。水手们吃的肉是牛肉和猪肉，而且一星期只有三天有肉，其余的食物是鱼、一些黄油、奶酪、青豆、燕麦片和其他的东西，所有这些东西都严格定量向水手们供应。和一些人的错误看法不同，这里既不存在大吃大喝,也不存在任何其他会导致食品短缺或食品价格上涨的现象。相反，东印度贸易极大地增加了我们的财富。下面我来回答第二个问题：水手的死亡和大量减少。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轻易地受到危害，然而，我们知道， 我们的一生只不过是驶向死亡的航程，既不能停滞不前，也不能放慢速度，所有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和速度行进。寿命短的人并不比寿命长的人前进得更快，时间的流逝对于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前者没有后者路途那样遥远罢了。大自然和国家试图维持的正是有价值的人的生命，而那些为公共和个人利益努力工作的人的生命，是最有价值不过的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好水手看作是对王国非常有用的人。但是如果他们由于缺少出海机会，放弃了他们习惯了的光荣工作，他们是会象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甚至和土耳其人，和异教徒勾结起来劫掠所有基督教国家。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以下结论,我们不但要培养水手，而且还应努力通过进行贸易给他们提供生计。去东印度的航程虽然较长,然而自然规律决定那些留在家里的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也同样会死去。难道这一点不是肯定的吗？ 为了使死者的空缺得到填补，东印度公司不是每年都极有远见地随船队派出至少四百名生手吗？这些人经过一次航行就变成了能为王国和共同体服务的优秀水手，而在此之前他们中的许多人曾是王国的负担。海上严格的纪律使这些人感到畏惧，他们往往改变了从前的生活方式，从而变得富裕起来。下面谈货物问题。上述船只离开王国时都带的是现金，如同世界上其它国家的船只一样。船上带的现金全都是外币，相当于 五十四万八千零九十英镑，此外还有价值二十九万二千二百八十六英镑的很多英国和外国商品，共计八十四万零三百七十六英镑。 以下是这些钱和货物的下落情况。首先,沉入大海的六条船造成三万一千零七十九英镑的损失。 三十四条安全返航的船只运回很多货物，价值三十五万六千二百八十八英镑，这些货物使英国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一百九十一万四千六百英镑。价值的增加不过是由于一种货物变成了另一种货物，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在印度还应有价值四十八万四 千零八十八英镑的货物急待运回。荷兰人给我们带来的麻烦和造 成的损失最多也不会超过八万四千零八十八英镑，因此我相信在 印度一共还剩下价值四十万英镑的货物。我们的船很快就能把这 一大批价值极高的印度货物运回国（上帝保佑）。这个例子告诉我 们应当如何估算东印度贸易。所以，虽然我们在探索航道方面花费很大，海上的风险使我们蒙受损失,而且同荷丝人的争吵给我们带来无穷的麻烦，但是我们的王国不仅能赚回本钱还能获得巨额利润，尽管我们的商人，由于两家合股经营带来了麻烦，获得的收益比以前少。商人们从我国把大量香料和英国产品运到土耳其出售，在换得了足够的当地商品之后，再把从英国运去的商品中的超额部分换成大量黄金运回国内。我想，今后东印度贸易将使航运能力保持在一万公吨，这包括在往返途中和停留在东印度的全部船只。这样规模的航运业至少需要雇佣二千五百名水手，在国内制造和修理这些船只需要五百名工人，包括木匠、捻缝工、雕工、装修工、铁匠和其它工人,此外还需要很多高级职员和大约一百二十名代理人驻在印度的几个地方。在讨论了这些重要问题后,我必须开始论述有关乞讨的问题。寡妇和丧父的孩子的贫困是个非常令人伤心的问题。他们一直从基督徒那里得到同情和施舍，从那些托上帝之福生活比较富裕的人们那里得到救济和帮助。怎样才能完全消除这种贫困呢？ 这似乎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世界上总要发生可怕的事故，给人们带来苦难，此外，我们看到每天都有很多人（甚至是由于他们自己的过错和任性）铤而走险使自己陷于困境。 有很多人根本无法养活自己的妻室儿女，其中一些人为了面子而孤注一掷，作出不理智的事情。另外一些较为安分守己的人想寻求职业，但很难找到或根本找不到。谁会要一个穷困潦倒，有妻室儿女之累而且可能是淫乱不堪的人呢？我们其他出海到外国经商的商人不会要那些不习惯海上生活的新手。然而，当其它恩施之门关闭上了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大门却向这些贫困交加的人大大地敞开着。东印度公司预支给这些人两个月的工资，使他们能够事先购买航途上需要的用品。如果当他们结束一年的工作时而不在国内，东印度公司还要另外把他们两个月的工资交给他们的妻子作为赡养费。如果有谁不幸在航途中死亡，死者的妻子将得到她丈夫应得的所有报酬（假如死者留下遗嘱没有要求将这笔钱另行处理的话。这笔钱常常要比死者生前和他妻子在任何时候拥有的钱还要多。首先,关于所谓的罪恶或白银短缺的问题，我以为这是所有国家的一种通病，而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都不可能治愈。因为，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都总是抱怨它们拥有的财富还不够。然而在我国，这种病似乎变成了一种致命的痼疾，急待治疗。但是,当我们 发现自己的四肢俱存而且仍然强壮有力的时候，我希望使我们生病的只是我们自己的想象而不是由于别的原因。因为，我国几乎各阶层的人都比以往任何时代拥有更多的白银盘子。这是王国的一笔不可估量的财富，有谁不知道这个事实呢？铸造任何银巾。所以从两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在开始进行东印度贸易的头五年中，造币厂的生意极为兴隆,而在东印度公司只往国外运出少量现金的那几年里，造市厂处于闲置状态。因此，除了白银外流这个原因之外，还必然有其它原因，例如:现在王国不再象以前那样大量进口白银了。这是由于在过去十四年中，我们不再象以前那样富裕，我们的邻国也不再象以前那样匮乏了。我们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派几百条船载着谷物出海换回白银。相反，近年来，令人极为担心的是，人们把大量的金钱运往东方国家和其它地方以换取谷物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时代是会改变的，我们的运气也会随之改变。我不打算为了进一步说明问题而一列举那些现已废弃不用但曾为我们从各地甚至从法国赚回大量货市的方法。我也不想更多地评论造币厂的问题，现在我来谈谈一些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取缔东印度公司的问题。首先，众所周知，一个王国、国家之所以成其为丰裕和富足，是由于它拥有文明生活需要的东西。财富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天然的，国土本身的产物；另一种是人造的，靠人们的辛勤劳动创造。幸运的是（托上帝之福），这两种财富英王国都有。英国的自然资源极为丰富，海里有鱼,陆地上的资源有羊毛、牲畜、谷物、铅、 锡、铁和很多其它可用来做食品、衣裳和弹药的东西。从需要的角度严格来说，英国可以在没有任何国家帮助的情况下生存。但是，如果要生活得好，要繁荣和富裕起来，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地通过贸易来出售我们的多余产品，换回外国货市和我们需要的物品。这里，辛勤的劳动开始起作用，它不仅增加了海外贸易并支配其方向，而且还保持并提高了国内技艺。如果这两方面中任何一方面遭到失败，或者由于缺乏解决难题的办法,工作进行得不顺利，国家就会削弱和变穷。这种旗势的苗头不太容易发现，直到意外的事情发生后，我们努力去寻找其所以发生的真实原因。找出原因后，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正是我要继续论述的题目。它们允许本国和其它国家，尤其是对我国的货币，按照高于法定兑换率的价格兑换，从而使我国货币的外流量大于正常情况下的数额（这直接危害着贸易来往）。尽管那些把我国货。弄出国的人冒着很大的风险（这是违法行为），然而，邪恶行为本身就是贪婪，只要有利可图，他们完全可以置法律于度外。我发现，这种恶劣的作法是不容易纠正的。如果我国也降低 硬币成色或提高其价格，一些人会因此变得贫困不堪，这种作法本身将最终成为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不难想象,我们这样作了之后， 其它国家会作出什么反应。在我们找到其它解决方法之前，上面提到过的罪恶将继续存在。诚然，各国货币之间的兑换，如果是为了方便旅行者和商人的交易，使他们不用把硬币从一国运到另一国从而给公共和私人财产带来危险和损失，是一种很值得称赞和必要的作法。然而，货而投机却是极为有害的，尤其对我国是这样，尽管在一段时期内它 给其它一些国家带来好处。这些国家获得好处的方法是：密切注视各种货币之间的兑换率，当这里的英镑价格（兑换价格）低于它们国内的价格时，它们就把我们的金币和银币运回它们国家去。因为兑换率是根据货市流通量的多少上升或下降的。这样，货币的买卖成了一些大财东专门从事的贸易，而没有理所当然地被用来促进和方便商人之间的真正贸易。在英国，外国人可以把钱倒手几次，赚得一笔可观的数目后再迅速运往国外赚取第二笔利润。然而，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因为这意味着：挣到外汇的人必然是把他的商品运到他赚得外汇的地方卖掉了。这样，外国货的倾销带来了本国产品的滞销。虽然如此，这个祸害还是不难消除的。下面我谈第二个原因：玩忽职守。我并不打算讨论各种工作责任，而只想谈谈在一种行业里，某一些人是如何玩忽职守的。在工人为陛下铸造金币或银币时，有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在铸每一块硬币时不小心谨慎地拿准份量，那么，尽管把许多硬币放在一起称，重量仍会与合同要求 相符，误差也不会超过规定，其中有的硬而还是可能过轻，另外一 些则过重。这就使一些人沾了便宜，他们把超重的硬币带走而把份量过轻的留给我们，假如还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的话。恶作剧哪能只此一出！ 一些视利润比职守更重要的金匠往往把超重的金银市熔铸成盘子和其它装饰品。然而，那些在官府里为陛下效劳的人，如果不认真执行法令—有一条很好的法令规定：外国人须用出售货物得到的全部现金购买英国商品——，那末我们又如何作想呢?这条法令一旦得到执行，不仅能避免大量黄金和白银外流，而且还能大大促进我国商品的销售，这一点我打算在下面关于我国同外国的商业来往一节中再多说几句。现在我来谈我国货币短缺的最后一个原因，虽然不是最不重要的原因（假使有最不重要的原因的话）。贸易能给一个国家带来损害并使之贫困。请大家不要由于贸易被公认为是帮助一个国家繁荣的好办法而对此论点感到奇怪。任何有理智的人是无法否认 这个事实的。缺乏从事贸易的经验，胡乱搞经营，会使那些已经陷入此类错误泥淖之中的国家迅速地衰亡，这一点同样是确定无疑的。我们自己的不少商人就为此提供了很多例子。他们不仅由于在海上遇到危险或其它类似的不幸损失了货物，而且有的还因为缺乏从事贸易的经验赔掉了全部财产。实际上，这不仅给他们个人也给王国造成了损失。所以人们希望，性质复杂的贸易工作应由受过专门教育的人来做，而不应交给那些滥竽充数的外行人，后者不仅毁了他们自己，还使那些经验较为丰富的人一起遭殃。然而，在同外国进行的贸易中，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进口大于出口，而在经过很大努力后仍不能扭转这种局面。这种局面的出现必然导致国家日越明显的贫困。正象出超肯定能使我们致富，使我们的货物和金钱增加一样，入超必然造成相反的后果。进口货物指的是在我国消费掉的货物。那些经我国转运到外国去的货物非但不损害，反而通过增加陛下的关税收入、贸易和臣民的就业机会对我国大有裨益。这类贸易中之佼佼者还属东印度贸易。在十五个月里，它为王国购进的香料除充分满足王国这段时间的需要之外，还将多余的部分出口到其它国家，价值大约二十一万五千英镑。除了香料，我们还可以（上帝保佑）加上价值很高的生丝，靛蓝，白布和其它产品以及所有我国出口的棉布，铅,锡和其它商品，这样，今后我们每年可以指望出口相当多的商品，其巨大价值不可限量。王国也会由于总财富的增加而富裕起来。有些国家通过劳动从海洋里获得了大量财富，我们也不应当忽视海洋所能赐予我们的东西。只要我们勤奋地做好这些事，穷人的生活就能得到很好的保障，王国的总财富也会大幅度增加。然而为了使王国能够进一步强盛起来，我们应当厉行节约，避免吃穿方面普遍的浪费，目前这两方面的浪费在社会所有阶层中都已发展到了空前严重的地步。浪费的具体表现形式也已众所周知，我无须一一列举。为了上帝的荣誉、国王的威望和国家的幸福，我相信，我们英明的政府将会努力使之得到纠正。

尼古拉斯・巴尔本

贸易既为维持政府所必需，又能帮助政府富裕。李维以及那些具有卓越天才而潜心探究政府兴衰原因的古代著作家，曾经非常准确地描述过各种战术形式，却把贸易置之度外。而马基雅弗利这位现代著作家，并且是很好的著作家，虽然是在美第奇家族靠自己经商得来的财富而掌权的那个政府中供职,但他没有说过贸易同国家事务有什么关系。因为直到必须靠贸易来提供战争的武器之前,人们总认为贸易有损于帝国的发展，认为贸易带来安逸和奢侈，使人民变得极其孱弱,使他们的身体不能承担战争时候的劳动和困难。因此,以战争为事的罗马人（这是建立和扩大他们版图的唯一方法），几乎在他们建国初期，就能征服那座富庶的商业城市迦太基，虽然防守该城的是迦太基将军、世界最伟大的将领之一汉尼巴。因为贸易在那个时候不能为战争提供武器弹药，所以不可能指望那些著作家对贸易有所描述。商人以及应该懂得贸易真正利益的其他贸易者,或者不懂贸易的真正利益，或者不想揭示贸易的真正利益，以免妨碍他们的私人利益。孟先生是一位商人，他在贸易论著①中，与其说探讨了贸易怎样对国家最有利，不如说是阐述了造就一个全才的商人的规范。常常听见商人提出的那些论据，都带有私人利益的偏见，并且互相矛盾，因为他们的利益是对立的。土耳其商人反对东印度公司，毛织品商反对丝绸商，室内装饰商反对藤椅制造商。有人认为贸易者太多，有人抱怨营造业者太多，还有人抱怨酒店太多。一些人赞成独家生产某些商品，另一些人为独家经营对某些国家的贸易进行辩护。所以，如果这些论者的主张占上风，他们迫切要求的那些法律（他们大家都认为，这些法律有利于贸易的发展和全国的公益）终于通过，那么，留给下一代人去从事的行业就很少了，留给下一代人去生产的货物种类也大为减少，下一代人除非从他们那里购买特许证，否则世界上将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进行贸易。很多人之所以没有关于贸易的真正概念，原因在于他们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他们主要利益所在的那些特定贸易部分上。他们发现了构成那一特定部分的最好的标准和规律，而在构成巨大的贸易整体时，也以同样的概念支配自己的思想，他们不考虑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各种比例标准，而有一种非常混乱的概念。这就象那些学会了善于画出眼睛、耳朵、手和身体其他部分的人（不大懂得匀称的规律），在把这一切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画出来的就是一个非常畸形的身体。

论贸易和贸易的财货或商品

贸易是为他人制造和出售一种货物。制造叫做手工艺行业,制造者就是工匠，出售叫做经商,出售者就是商人。工匠按他制造的物品的种类而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如裁缝、织工、鞋匠、帽工等是由于做衣、织布、做鞋、做帽而得名。商人以他经商的国家的名字命名，因此叫做荷兰商人、法国商人、西班牙商人或土耳其商人。贸易的主要目标或任务是进行能盈利的交易。在进行交易时要考虑这样一些事情:待出售的商品、这些商品的量和质、它们的价值或价格、购买商品的货币或信用、交易期间的利息。一切贸易的财货和商品是整个世界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是陆地或海洋生产的一切。这些商品可以分为自然商品和人工商品两类。自然商品是那些作为自然产品出售的商品，如肉、鱼和水果等等。人工商品是那些由于人工而变成了不同于自然给予它们的形式的商品，如呢绒、白布和丝绸等，它们是由羊毛、亚麻、棉花和生丝制成的。这两种商品叫做那些主要盛产或制造这些商品的国家的主要商品。世界上气候不同，有些地方很热，有些地方很冷，有些地方温和这些不同的气候产生不同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热带国家的主要商品是香料,寒带国家的主要商品是皮毛，而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则生产出种类相近的商品。但是，由于这些商品质量不同。和盛产它们的地方交通便利，它们都成为每一个最善于或较容易获得或换得它们的国家的主要商品：荷兰人靠水吃水，非常自然地爱捕鱼，于是绯鱼和其他鱼类就是荷兰的主要商品；英国的羊毛是世界上最好的羊毛，因此，羊毛是英国的主要商品。意大利的橄榄、西班牙的水果、法国的葡萄酒，以及其他几种商品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商品。主要商品可以分为本国的主要商品和外国的主要商品：本国的主要商品是任何一个国家自然地最善于生产的商品，外国的主要商品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它对国外某个地方所进行的独家贸易，或者通过单独具有一种特殊技艺而获得的外国商品。例如，香料是荷兰的主要商品，而制造玻璃和纸张则是威尼斯的主要商品。从贸易的财货和商品来看，可以看到以下三件事情：1 任何一个国家本国的主要商品是该国的财富，是源源不断的，并且也是永不枯竭的。地上的野兽、空中的飞禽、海里的鱼类都在自然地繁殖增长。每年都有一个新的春天和秋天，它们带来大量新的植物和水果。地球上的矿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既然自然财货是无穷无尽的，那么，用自然财货制造的人工财货也应当是无穷无尽的。如用亚麻、羊毛、棉花和生丝制成的毛织品，亚麻布、呢绒、白布和丝绸。这揭示了孟先生的贸易论中的一个错误。他称赞异常节俭、节约和节约法令是使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并且用比喻来说明他的论点:设想一个人每年有一千镑，柜子里有二千镑，每年花费一千五百镑，他在四年的时间里就会花掉他的二千镑，这种情况对一个人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一个国家来说就不是这样，因为他的财产是有限的，而国家的财产是无限的，是永不枯竭的。对于无限的东西来说,既不会由于异常节俭而增多，也不会由于浪费挥霍而减少。2・ 每个国家本国的主要商品是该国对外贸易的基础:任何国家最初只有用本国商品交换来的一点外国商品。因为在对外贸易初期，一个国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去交换。西班牙的金银、土耳其的丝、意大利的橄榄、法国的葡萄酒以及所有其他外国货物都是用英国的呢绒和英国其他某种主要商品去交换而运到英国来的。3 . 外国的主要商品是不稳定的财富：某些国家同其他国家进行独家贸易，或者独家占有某些技艺，就能哀得外国的主要商品。只要这些国家独家占有那种贸易和技艺，这些外国商品就能同本国商品一样赢利。但这并不稳定，因为其他国家可能找到与同一地方进行贸易的渠道，而技师为了谋利可能到其他国家旅居，向他人传授技艺。例如葡萄牙同印度发生了独家贸易,后来威尼斯人占去了那种贸易的很大一部分，现在荷兰人和英国人比葡萄牙和威尼斯占有更大的部分。生产几种丝绸的技艺主要限于热那亚和那不勒斯，以后传到法国，又传到英国和荷兰，现在那些地方的技艺象在意大利一样完美，因此，其他的技艺就外流，如制造镜子的技艺从威尼斯传到英国，造纸的技艺从威尼斯传到法国和荷兰。

论商品的量和质

一切商品的量都是通过度量衡得知。我们不了解产生重量的原因，重量对这个目的来说并不重要,不管它是来自空气的弹性还是最大天体的重量，或是其他原因。称物体重量的方法由天平完美地显示出来，这就足够了。现在公用的是两种衡量制，即金衡和常衡。第一种衡量制即金衡是用来称最有价值的东西，如金、银和丝绸等。后一种衡量制是用来称比较粗糙和体积较大的东西,如铅、铁等。有两种度量,一种是用来量流体的，如蒲式耳、加仑和夸脱，量谷物、酒和油；另一种是用来量固体的长度的，如码、埃尔等，量布、丝绸。一切国家的度量衡都是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贸易。当地的海关和法律使度量衡准确无误，而且进行贸易的人了解在他做买卖的地方所使用的度量衡。政府注意防止和打击在度量衡上弄虚作假的欺骗行为。大多数商业城市有公共计量所和量具。天平两端长度不同造成的欺骗很难察觉，因此，贵重物品通常是要分别放在天平的两个盘子里来称的。可以通过商品的颜色、声音、气味、味道、构造或外形来了解商品的质量。商品质量的差别很难区分，那些能适当地判断这些差别的器官是极不一致的。有些人眼光比较锐利，有些人听觉比较灵敏，另一些人则嗅觉和味觉比较灵敏。同时，每个人对自己的官能评价都很高，要找出一个裁判员来决定哪一种官能最好是很难的。其次,那些属于人工商品的质量，比如依靠人工商品的混合、构造或样式的质量是很难看出来的。有些商品的质量由不同物体适当混合而成，如小刀和剃刀，它们刀刃锋利是由于钢和铁很好的揉合和混合，是看不出来的，只有在使用时才能显示出来。帽子、衣服和其他许多东西也是很好地混合而成的。由于很难看出商品质量的差别，所以，做生意的人就要当学徒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叫做生意经。从一般买卖的情况说来，买方被迫依靠卖方的技能和诚实，由卖方提供他所说的那种质量的商品。由于希望进一步做生意，不进行欺骑是符合卖方利益的，因为他的商店，即做买卖的地方是众所周知的。因此，向那些走街串巷叫卖的商贩购买东西的人就要冒很大的被欺骗的危险。主要质量在于样式的那些商品，如一切供穿戴的衣帽，则不那么依靠卖方的诚实。因为虽然商人或制造者是这种样式的发明人，然而，是买方的爱好和欢迎使这种样式得到使用并成为流行的式样。

论商品的价值与价格

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商品的用途，没有用的东西是没有价值的，正如一句英文成语所说，它们一文不值。商品的用途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人生来就有两种总的需要，即身体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世界上满足这两种需要的一切东西都是有用的，因此都有价值。对满足身体需要有用的商品，是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这是共同的看法。一切商品都是用来满足人的三个一般的需要即衣、食、住的。但是如果严格加以考察，除了食物，没有任何东西是维持生活所绝对必需的，因为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赤身裸体，穴居野处，因此，只有少数东西是满足身体需要所绝对必需的。那些由于满足精神上的需要才有价值的商品是能满足心愿的一切东西，心愿的意思就是需要，即心灵上的欲望，这种欲望之于心灵正如饥饿之于身体一样自然。精神上的需要是无限的，人生来就在渴望，当他精神振奋的时候，他的官能就变得更精致，更有能力欢乐。他的心愿增大了，他的需要就随着他的愿望一起增加，这些愿望是对任何珍贵的东西的愿望，它们可以满足他的官能,装饰他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舒适、欢乐和豪华。在满足精神需要的各种各样的物品中，那些装饰人的身体、促进生活的豪华的物品有着更广泛的用途,对于一切时代，不同种类的人都是有价值的。知识之树的果实对人类祖先的影响的最初效果是使他们以衣蔽体，这造成人类同其余创造物的最明显的区别。由于这一点，他们的后代才能称他们为人，因为除了人以外没有别的生物装饰自己的身体。此外，以衣蔽体不仅使人区别于野兽，而且也是人和人之间高低贵贱的标志。从来没有任何一部分人是这样野蛮，但是，在他们之中又有人的差别和等级，并且发明了一些能表示这种差别的东西。那些穿兽皮的人穿着最难捕得的野兽的毛皮，因此，海格立斯穿着狮子的毛皮。貂皮和黑貂皮仍然是荣誉的标志。地位的高低在非洲人当中可以从废弃的服装上看出来，在赤身裸体的人当中可以从他们以最珍贵的颜色来修饰自己的身体看出来，这同红色是古代不列颠人最珍贵的颜色一样。最古老和最优秀的史书即圣经表明，在世界文明人中间，当时已经穿戴耳环、手镯,头巾和面纱以及变化多端的成套服饰。身上的这些装饰品是一直穿戴的，只不过根据国家的习俗而有形式和式样的不同。服装的式样常常用来表示一些人的地位。稀少的？难以得到的物品始终是光荣标志。由于这种用途，珍珠、钻石和宝石都是有价值的。珍奇的东西成了适当的光荣标志，因为得到难以得到的东西是光荣的。商品的价格是现在的价值，是通过计算商品的需求或用途以及符合那种需求的数量得出来的。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用途，商品中多余的那一部分变得毫无价值；在考虑到需要的情况下，丰富使商品便宜,稀少则使商品昂贵。贸易商品中的每一件商品都没有固定的价格或价值。地球上的动物和植物受天的影响，天有时引起兽瘟、农作物的病害、匮乏和饥荒，有时引起长年的大丰收，因此，商品的价值不得不相应地变动。除此以外，大多数物品的用途是满足精神的需要，而不是满足身体的需要。而且这些需要的绝大部分是由于想象而产生的，精神发生变化，物品变得没有用了，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价值。现有两种可以约略估计出物品价值的方法，即商人的价格和工匠的价格。商人为他的商品规定的价格是通过计算最初的成本、费用和利息得出的。工匠的价格是通过计算材料的成本以及加工所用的时间得出的。时间的价值根据工艺的价值和工匠的技能而定。有些工匠一周的工资是十二先令，另一些是十五先令，还有一些是二十先令以及三十先令等。利息是商人经商的尺度。而工匠利用时间来计算利润和亏损。因为如果他们的商品的价格由于商品的数量多或用途改变而改变，他们就不付给商人利息，同时，商人也不因工匠花费时间而对他进行支付。他们双方都认为他们的买卖亏损了。但是,市场是价值最好的裁判，因为从买方和卖方的汇集能够最清楚地知道商品的数量和它们出售的机会。物品能卖多少钱,它就正好值那么多钱。根据老的准则,（售价即所值）。

论货币、信用和利息

货币是法律规定的价值，由货币的标记和大小可以知道货市价值的不同。货币的用途之一在于，它是价值的尺度。通过货市来计算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当表现任何一种物品的价值时，就说它值若干先令，或值若干英镑。货币的另一种用途在于，它是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或抵押品。因此，货市的价值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否则它既不能成为可靠的尺度,也不能成为一切物品的价值的替换物。货币并不是绝对需要由金银制造，因为它唯一的价值是来自法律，因此，标记打在什么金属上并不重要。如果货币是由黄铜.铜和锡或任何别的东西制造，它具有同样的价值，起着同样的作用。西班牙的黄铜币、瑞典的铜巾、英国的锡法寻按照它们的兑换率在兑换中具有与金币和银币相等的价值，并且象金币和银一样起着计算物品价值的作用。六个法寻便士同六个银便士可以购买同样多的物品，说这值八个法寻，正如说那值两个便士一样，使人可以清楚地知道一件物品的价值。金市和银市以及黄铜币、铜而，锡币在法律无效的国家中会改变自己的价值，并且不产生比打上印记的金属的价格更多的价值。因此，一切外国的硬市都按重量计算，它的价值也不确定，随着金属的价格上升和下降。西班牙古银市的价值随着银的价值上升或下降，有时相当于四先令六便士、四先令七便士,四先令八便士。元和一切外国硬而也改变着它们的价值。如果不是因为有确定价值的法律，一个英国五先令硬币会等于五先令二便士，因为如果它被熔化或运往外国，它的价值就会是那么多。制造银币和金币的主要优点在于防止伪造，因为金银都是具有很高价值的金属，那些打算通过伪造硬币取得利润的人必定要伪造金属和印记，而伪造金属要比伪造印记困难得多。用这种货币对于商人来说还有其他的优点，因为金银除了用来制造货而以外，还是具有其他用途的商品，如做盘子、金银花边、金银丝等。硬而同它们的价值相较体积小，商人们在金银条块上涨时发现有机可乘，因而把金银币运往各地，虽然这对商人来说可能是一种便利，但是却使货币短缺而常常损害国家。因此，大多数国家制定法律，禁止运输货而，但禁止不住。拿西班牙来说，虽然运输货市要判处死刑，但是在大帆船回国两个月以后，在这个国家仍然很少看到货币。有人非常尊重金银，因此认为金银本身具有一种内在价值，并用金银来计算任何物品的价值。这个错误产生的原因，是因为货币由金银铸造，以致他们未能辨别货市与金银。货币有确定的价值，因为它是法定的，而金银的价值则是不确定的，而且它们和铜、铅以及其他金属一样，会改变自己的价格。在开采金银的地方，就它们的矿脉纤细以及为得到它们所花的费用而论，它们既不能比其他矿物产生更多的利润，也不能为了开采它们而付给矿工更多的工资。除非为了挥霍而用金银制作盘子、花边、丝带，东方君主们的习惯是把金银储存起来，或把它们埋在地下。金银在西方被挖掘出来，在东方则被埋藏起来。从地下挖掘出来的大量金银物品，自从发现西印度以来，价值大为减少，在这段时间里，它们的价值不能大大超过锡或铜的价值。因此，那些寻求点金石的先生们如果最终偶然发现了它,他们该是多么失望？因为，如果他们能制造出大量金银,象他们及其前人为寻找点金石而花费的一样多,那就会大大改变即降低那些金属的价格，以致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他们由此得到的盈余是否会同他们为了把金属变成金银所支付的一样多。只有稀少性才能保持价值，而不是金属中任何内在的长处或质量保持价值。因为如果考虑到长处，那么，那些用金子换刀或铁器的非洲人在交换中是吃亏的，铁是比金银都有用得多的金属。我们对这一不同意见的论断是:没有任何东西本身具有确定的价值。一物同另一物的所值相同，时间和地点使得一切物品的价值产生差别。信用是评价导致的价值，它象货市一样购买货物，而且在一切商业城市中很多商品是以信用出售的，以后再收现款。有两种信用，一种以买者的能力为基础，另一种以诚实为基础。前一种人叫做好人，意指他是能干的人，他买东西通常用的时间很短，在一个月内付款，所付款项算作现金，价格由以制定。另一种是指诚实的人，他可能是穷困的，他通常可能要用三个月,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以他自己的货物出售后的收入向商人偿付，因此，卖者对买者的诚实的依靠超过对他的能力的依靠。大多数零售商贩是依靠这种信用来购买的，并且通常赊售给他们的东西比他们拥有的财产多一倍以上。大商业城市如阿姆斯特丹和威尼斯有公办的信用银行。它们对贸易有很大好处,因为，它们避免了不断数钱的麻烦，使支付更加容易，引起了商业的巨大活跃。公办银行非常关心商业,伦敦的商人因为缺少这样的银行曾被迫把他们的现金交给金匠，从金匠的票据得到这样的信用，因此，这些票据在支付中从一个人手里转入另一个人手里，就象银行的票据一样流通。尽管这种方式的信用减少了巨额货币,二十五年内不少于两百万,然而这些票据即使商 业活动非常迅速和方便,所以信用始终保持在某种范围内。因此,非常值得惊异的是：因为伦敦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富的和最主要的商业城市，因为公办银行中存在着这么多的便利'迅速和安全，并且由于缺少这样的银行而产生了巨大的损失，所以伦敦商人和贸易家在此以前不久曾向政府谈到建立公办银行。一般的不同意见认为，一个公办银行在君主政体中不可能是安全的。这不值一驳;按照这种意见，似乎君主不是受支配国家的同一政策准则所支配，即千方百计为臣民谋福利，在臣民的福利中也涉及君主自身的利益。确实，在一个完全依靠军事力量的完全专制的政府中，商业同国家事务没有关系，并不带来收入。可能存在一种猜忌心理，即这样一个银行可能诱惑一个君主去占有它；他这样做无损于他的政府的事务。但是,在英国，政府不是专制政府，人民是自由的，并且享有任何国家的公民所享有或曾经享有的最高立法权，在那里，关税给国王的金库带来大量收入，在那里,船只是国王的支柱。商业的繁荣对国王有多少利益，对人民就有多少利益。所以,没有理由担心，因为，.诳会持这样的异议，说他存入银行的货而不会象他的财产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呢？或者，同他的土地和财产相比，为什么他更害怕失去他的货币呢？利息是财货的租金，正象它是土地的租金一样，前者是加工过的,或人工的财货的租金，后者是未加工的，或自然财货的租金。利息通常被看成是货而，因为付利息借来的货市是用货归还的。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利息是为财货支付的；因为借来的货币是花费在购买货物上，或者在它们被买来以前为它们付出的。没有人把付出利息得到的货市放在身边而失去这笔款项的利息。利息的一个用途在于，它是商人据以结算盈亏帐目的标准。商人期望在买卖中以自己的货物得到更多的利息。因为他遇到坏帐和其他危险，所以，他认为所得比利息多就是盈利，比利息少则是亏损。如果不比利息多，那便是既无盈利也无亏损。利息的另一用途在于，它是土地租金的价值尺度。它规定土地买卖的价格，因为用在通常情况下加上三年利息的办法就能得出国家土地通常的价值。三年的差额是允许的，因为土地比货币和财货更为可靠。在荷兰，货市的利息是百分之三,计算一下什么数乘三是一百镑，是三十三，再加三年，就构成三十六年的收益，这就是荷兰土地的价值。用同一标准来衡量，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六,土地值二十年的收益，在爱尔兰，仅值十三年收益，那里的利息是百分之十。所以，根据利息率，就能得出一个国家土地的价值。因此，一切国家的利息都是由法律决定，由法律确定下来的。否则,它就不能成为商人结算帐目、绅士出卖土地的标准。

论贸易的用途和利益

贸易的用途在于制造和提供为生活的维持、防御、舒适、欢乐和豪华所必需的或对这些有用的物品。于是酿酒商、面包师、屠夫、家禽贩，厨师以及药剂师、外科医师和他们的从属为维持生活提供了食物和医药。刀匠、军械工人、火药工人连同他们的贸易伙伴为国防而生产产品。鞋匠、鞍工、椅匠以及更多的人是为了人们生活得舒适。香料商、小提琴手'画家和书商以及一切使事物满足人们感官享受'造成心情愉快的行业,都促进人们的欢乐。但是表现生活的豪华的行业是无穷无尽的。因为除了装饰人的身体的行业如手套商、内衣经售商、帽商、女裁缝、成衣匠以及其他等等之外，还有那些制造装扮用的材料的行业如服装商、丝绸商、花边商、缎带商以及帮助他们的布商、绸布商和女帽商等，为数在一千种以上。还有制造仆人用具和马匹饰物的行业，而那些建造、装备和装饰房屋的行业是不计其数的。于是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大显身手，因为，通过商业，国家的自然财货得到了利用，羊毛和亚麻做成了衣服,兽皮做成了皮革制品，木材、铅、铁和锡做成了上千种有用的东西，这些商品的多余部分是无用的,被商人用去交换酒、油、香料以及外国的一切好东西。商人由于他的辛苦而获得一份，地主由于出租地产而得到另一份。所以，通过商业，不只是一般居民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而且比较富有的居民还享有促进生活的舒适、愉快和豪华的一切东西。相反，在同一个国家中，如果没有商业，地主就会饭蔬衣粗，蛰居陋室，而且他们出租土地除了得到他们贫穷的赤脚佃户的敬意和奉承外，将一无所获，因为佃户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贸易提高了地租，因为使用了几种改进措施，土地生长出更多的自然财货，因此，地主的那一份是较大的。无论他的那一份用货市或用实物支付都是一样的，因为货币必须用来买这些货物，货而是一种为了便于交换而由法律制定的、想象的价值，自然财货是现实的价值和地租。商业的另一种好处是，它不仅带来富裕，而且带来和平，因为北方民族发展的时候，由于气候造成的困难而被迫迁移，并且常常消灭和征服气候比较暖和的地方的居民，以便为自己留下立足之地。从那时起，就有一个谚语：（北风是万恶之源）。但是那些从事贸易的北方居民，他们的勤劳使土地变得更加肥沃，并且由于用国家的财货去交换气候比较温和的地方的酒和香料，那些国家成为最适宜于居住的地方。有着温暖的食品、衣服和住房的居民更能经受寒冷季节的巨大困难。这些看来就是过去七、八百年没有发生来自世界北方的。要消灭比较温暖国家的居民的那种入侵的原因。其次，贸易使劳动者得到的工资超过打仗得到的报酬，所以，在国内过和平生活而不是到国外打仗找出路更加符合人类的利益。这些都是贸易对人类的好处；贸易对政府的好处是很多的。贸易增加政府的收入，提供人民的就业机会，因为，每个工作的人都要因自己吃穿的东西付给政府一些钱。于是货物税和关税增加，并且每个人挣得越多，消费得越多，国王的税收也就增加得越多。这提示了结束有关制造或进口哪些货物对国家最有利的争论的方法：唯一的差别是，雇用多少人来制造他们，因此，进口生丝比进口金银对政府更有利，因为拈丝和织丝比金银加工雇用的工人更多。贸易的另一种好处是，它对保卫政府有用，它提供战争的军火库。枪炮，火药和子弹都是用矿物做的,而且都要由商人加工制造。其次，那些矿物不是在一切国家中都有，大量的硝石来自东印度，因此，必须由商人进口，用本国的财货去交换。贸易的最后一个好处是，它有助于帝国的扩大。如果一个世界性的帝国或者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能够在世界上重新建立起来,那么，这看来很可能是靠贸易实现的，是靠增加海上的船只而不是靠陆上的军队实现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里无法加以讨论。但是法兰西国王在欧洲建立帝国的明显意图，成为人们共同的话题,这一意图引起人们一些短暂的思考，在把一方面的困难同另一方面的机遇加以比较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思考。建立一块非常辽阔的版图，特别是在欧洲，困难是很多的。第一，欧洲的人口比以前稠密，它所设防的市镇和城市比最后一块辽画的版图罗马帝国时多，因此，欧洲不容易从属于任何一位君主的权力。是否只是由于人类的自然增长，欧洲人口就更加稠密，出生超过最初遍及世界的死亡？或者，是否因为欧洲居民醉心于贸易，土地变得更加富饶，提供更丰富的食物，从而防止了从前毁灭过大量人口的饥荒，所以,近三百年来，历史学家看不到有大的饥荒？是否由于排干巨大的泥沼、湖泊、沼泽，砍伐大量的森林，为人口的增长腾出地方，空气变得更有益于健康，因而瘟疫和其他传染病的危害比以前小？没有什么瘟疫象普罗科皮阿斯和沃辛汉所报道的瘟疫那样猖獗，那次瘟疫在意大利毁灭了大量人口，幸存者不到百分之一，而在欧洲其他地方，生者人数不足以埋葬死者。1665年发生的鼠疫是最大的一次，但在英国、荷兰和鼠疫流行的其他国家，却没有夺去百分之一人口的生命。是否因为发明了枪炮弹药，所以不象以前那样有很多人在战争中被杀死？薛西斯在反对希腊人的一次战斗中损失二十六万人，亚历山大消灭了大流士军队十一万人，马利乌斯杀死了十二万辛布里人。在大的战斗中，死亡人数很少低于十万人，但是，现在死亡二万人就被认为是很大的杀戮。是否因为北方人醉心于贸易，所以如此大量的人口没有被入侵消灭?是否由于所有这些情况，或者特别由于其中的某一情况，欧洲变得人口稠密？对这里的讨论来说那是无关紧要的。只需要表明，事实就是这样，把各国的古代史同现代史加以比较，它就显而易见。在对古代的描述中,各地树林密布，野兽成群，居民尚未开化,野蛮成性，不习手艺，政府象是一伙人或一群人。但是在现代，树林被砍伐，狮、熊和其他斯兽被消灭，再也没有食肉动物与人住在一起，人驯养猫、狗供自己使用。在从前是树林的地方种上了谷物，并且用木材建立起城市、城镇和乡村。人们穿衣习艺，而那些小的人群和家族便扩大为大的国家和王国。在世界的初期，政府是从小小的家族和人群开始的。所以，任何政府由于统治者的大智大勇而走在其余政府前面的时候，就日益发展壮大。对于尼鲁斯(他管辖的地区是最古老的从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说来，开始建立亚述帝国是没有困难的，他的后继者继续保持和扩大这个帝国也是没有困难的。居鲁士、大流士、希斯塔斯普、薛西斯等的十分庞大的军队，其人数最少的也在五十万人以上,这在当时世界人口不多的情况下是所向无敌的。这些庞大的军队最初看来似乎说明当时世界人口比现在稠密,因为现在最伟大的君主的军队很少有超过五万人或六万人的。军队人数这么多的原因是，他们并不擅长军事技艺，并且这表明，世界处于它的知识的幼年期，而不是人口稠密，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去当兵打仗。如果那种情况现在成为惯例的话，考虑到居民是七百万人，英国就可能有一支超过三百万人的军队。按照同样的比例，法国（有四倍大）的国王就可能召集一支一千二百万人的军队。这么大的数目是这个世界闻所未闻的。靠军队来扩大帝国的第二个困难是，自从发明印刷术和使用指南针以来，航海术更加为人所知，因此，人们之间就有了更多的商业活动，对国家和语言有了更多的了解，知识传播得更广，战争的技艺各地都家喻户晓。所以，人们是在比以前更加平等的条件下打仗的。就象两个机灵的击剑者，在任何一人取得优势之前，要战斗很长一段时间。亚述人和波斯人对外进行征服，更多地是依靠士兵的人数而不是依靠纪律，希腊人和罗马人则依靠纪律超过依靠人数。世界越老越聪明。好学之风首先在希腊人中间盛行起来，后来在罗马人中间盛行起来。一如后者在学习方面取得成功，他们在建立一个帝国方面也取得成功。但是现在双方都同样进行训练和武装起来。战争的胜利不可能是十分巨大的，征服者不遭受相当损失而取得胜利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靠军队来扩大版图的另一个困难是，哥特人征服了绝大部分的欧洲，并以他们的政府形式来决定自由和土地财产，以致任何君主都难以改变那种形式。是否如某些人所认为的，哥特人是十个甑落的一部分。这些人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曾对威尔士、芬兰、奥尼克和其他北部地方（这些地方外人不大去，外人可能改变他们的语言）居民的语言进行过比较，发现这些语言同希伯来语在很多词和发音上是一致的，他们说话都是发颗音。肯定无疑的是，看来他们的政府形式是仿效迦南地的摩西政府的榜样制定的，即按照土地财产，按照疆土建立在土地财产上这一古代格言来划分立法权。那里君主制是由处于和平中的占领军轻而易举地把土地划分为三份而建立的。将军充当国王,获得三分之一土地，上校们充当贵族，获得另外三分之一土地，上尉们和其他低级军官充当绅士，获得其余三分之一土地，普通士兵是农民，被征服者是农奴,根据他们的土地份额，在他们中间分配立法权。那些有土地财产的人应该有权使法律去维护土地财产,这是必要的。看来只有两种固定的政府形式：土耳其的和哥特的或英国的君主制，它们都建立在土地财产上。在第一种形式中，财产和立法权都只掌握在君主手里;在第二种形式中，财产和立法权则掌握在君主和老百姓手里。一种形式最适合于用军队来增加领土,因为君主总是绝对能够根据各种不同的战争情况发号施令。另一种形式最适合于贸易，因为在人是最自由，并且安心地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地方，那里的人也最勤劳。所有其他各类的政府，无论贵族政府或者最高官员是选举产生的民主政府，都是不完善的、混乱的、不稳定的，因为人天生就是雄心勃勃的，他继承了上帝给予亚当管理万物的同样的统治精神。王位越是经常空着，就越是经常发生争夺王位的斗争。在成则为王是法则的地方，总是为了金奖而发生战争。尽管一些看来喜欢这样的政府形式的政治家千方百计去保卫这样的政府，但绝对不可能没有象马利乌斯和西拉这样的人去扰乱这样的政府，也绝对不可能没有象凯撒这样的人去篡夺这样的政府。哥特人的政府是一个完美地确定的形式，人民在这个政府的领导下十分自由。这对于领土的扩张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因为在一个好政府领导下的人民会更加奋不顾身地去保卫这个政府。自由的人民比奴隶有更多的东西可能丧失，他们的胜利所得到的报偿比任何雇佣兵的薪金要多得多，所以他们会进行更顽强的抵抗。希腊人和罗马人的自由提高了他们的勇气，并且在建立他们的帝国方面同他们的军纪起着同样的作用。自由城市泰尔使亚历山大要克服的困难，比所有亚洲城市给他制造的困难还要多。生活在专制君主权力下的亚洲人民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亚历山大征服了里比亚、菲尼夏、潘非尼亚，在他迎战大流士的征途上没有遇到多大的抵抗，埃及不战而降,很多乐于改变波斯束缚的国家也是这样。此外,他为争夺整个波斯帝国只打了两仗，那些奴隶般的人民的抵抗十分微弱，他在每一仗中的损失都不到五百希腊人,虽然从人数上来说，大流士的人数远远超过他的人数，前者超过二十六万人，后者不到四万人。而在杀戮的人数上也很不成比例,在西利西亚那一仗中，他杀掉十一万人，在阿尔贝拉一仗中，他杀掉四万人。而大约在同一时候，斯巴达人这个自由的民族同亚 历山大的马其顿副王安提帕特尔打仗,在一次战斗中（双方军队都没有超过六万人）马其顿人被杀死一千零一十二人,这比亚历山大在他的两次战斗中损失的总人数还要多。对一个自由民族作战和对一个奴隶般地柔弱的民族作战的差别竟是如此之大。由于同样的原因，世界上的人口更加稠密，战争的技术也更为人所知。欧洲人民在自由政府领导下生活。要统治一个国家和要征服一个国家同样困难。人民的人数太多，以致不可能让他们服从。毁灭绝大部分人，那是过于残忍和灭绝人性的。烧毁城镇和乡村，强迫人民迁移，就会失去绝大部分的掠取物。因为人民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和力量，所以对君主说来，对未发现的地域的土地具有所有权，同对没有人民的国家具有所有权一样，都是毫无好处的。此外，国家和语言更为人所知。人类彼此间也比以前更加了解。被压迫人民迁移到他们能够得到庇护的其他国家，并且成为其他政府的国民。由于以这样的方式增加国民，那些政府变得更加强而有力，也就更能抵抗帝国的侵犯。所以,每次征服都使得下次征服更加困难，因为可以从先前被征服的那些人民那里得到援助。现在已不再象以前那样把被征服者迁移到遥远的地区，世界上人满为患，已无立锥之地。进行征服而又让他们自由，只是纳贡效忠，这等于没有征服他们，因为没有理由可以指望在他们能够进行抵抗的时候他们还会服从。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占有自己的财物，他们的服从不会长久,他们很快就会进行反抗。所以，虽然罗马人在他们统治的初期让一些国家享有自由，以此作为对下次征服的援助，然而当他们变得强大的时候，他们就把全部征服地划分为行省，这是防止征服地发生叛乱的最有效的办法。这些是帝国在陆上扩大领土的困难，但并不是它在海上崛起的障碍，因为那些阻碍帝国在陆上发展的事物，倒会促进帝国在海上的发展。认为世界上人口更加稠密，这并非偏见，但海上有足够的空间。很多设防的城镇可能会阻止军队胜利进军，但不能阻止船舶破浪前进。航海技术日新月异，航海船舶无远弗居。不需要改变哥特人的政府，因为它最赞成这样一个帝国。保持由海上得到的征服地的办法同保持由陆上得到的征服地的办法不同。一种办法是，烧毁城市、市镇和乡村，使人口变得稀少，以便更加容易统治他们，让他们屈从。另一种办法是，城市必须扩大，并且建立新的城市，不是放逐人民，他们必须继续占有自己的财物，或者被邀请前往帝国所在地。前一种办法是，居民被奴役，后一种办法是,居民得自由。这样一个帝国所在地必须是在一个岛上，他们的防御只能依靠船舶。保卫他们的领土和扩大他们的领土都靠这同一方法。不需要其他论据就可以断定，在海上比在陆上能够更快地建立起一个帝国，也比人们所见到的荷兰联邦的发展能够更快地建立起一个帝国。荷兰联邦在过去一百年内的发展改变了自己的面貌，从哀鸿遍野的悲惨景象变成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不久前还是一个贫穷的渔民小镇的阿姆斯特丹,现在是欧洲主要城市之一。在同一时间内，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力图在陆上建立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他们已经达到与他们的海上势力相等的程度。如果他们的政府对于辽阔的领土说来是合适的，并且他们的国家不与讨厌的邻邦即欧洲大陆各国连接，从而省去用于自卫的军费，那他们不久就会争夺所在地的统治权。但是，英国看来是这样一个帝国的更合适的所在地:英国是一个岛，所以不需要军队保卫。此外，商人和军人是绝不会在同一个地方兴旺发达的。英国有很多适合于大片领土的大港口。由于气候的影响，居民生来就勇敢，斗鸡和猛犬的勇敢凶猛也为其他地方所不及。君主制既适合于贸易也适合于帝国。如果制定一个一般入籍法，规定所有在英国购置土地的外国人都能享受英国人的自由，那么，它可以比任何政府依靠陆军都要快得多地开拓出广大疆土：因为在欧洲的某些地方，人们受到战争的折磨和骚扰；因为某些统治者侵犯自己臣民的权利并且奴役他们；因为英国人民享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和最好的政府；因为依靠航海和书信，就可以有大规模的贸易和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于是一切国家的法律和自由也就为人所知。那些受压迫和被奴役的人也许会迁移，并且成为英国的臣民。如果臣民增加，作为王国的力量和收入的船只、货物税和关税也会按比例增加，王国不久就会变得十分强大,不仅能够维持它自古以来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的统治权，而且可以把它的统治扩大到所有的大洋：这个帝国无论同亚历山大的帝国或凯撒的帝国相比，光荣都不逊于它们，而且幅员要辽阔得多。

论促进贸易的主要原因

促进贸易的主要原因（且不谈好政府、和平、地理位置和其他有利条件）是穷人的勤劳和富人的慷慨，慷慨就是自由使用由穷人的勤劳所创造的一切供身体和精神之用，这主要是指自己使用,但是并不妨碍他对其他人慷慨。与这一美德截然相反的两个极端是挥霍与贪婪：挥霍是一种对人有损害而不是对贸易有损害的罪恶，他生活阔绰，把应该维持自己一生生活的钱财在一年中就花光用尽。贪婪是一种对人和对贸易都有损害的罪恶，它使人挨饿，使商人破产。同样，贪婪的人认为自己变富了，其实他变穷了；因为供人使用的商品没有被消费，积压起来，被说成是物资丰富，这些商品的价值下降,贪婪的人的财产，无论是土地或货而，都不如以前值钱。对一个贸易国家说来，富人都贪婪而不花费，就会象一场对外战争那样危险。因为,虽然他们自己并不会因贪婪得到任何东西，也不会更加富裕，但是他们会使国家变穷，使政府在由消费而来的关税和货物税方面遭受巨大的损失。慷慨应该主要表现在把支出同等地分配在与衣食住有关的那些物品上。根据指定给每个人的份额或其地位，并且也多少考虑到精神上更精致细赋的需要进行分配。这样的分配能使柏拉图主义者和伊壁鸠鲁主义者这两个哲学派别都感到满意:两全其美，皆大欢喜。最能促进贸易的支出，是花在穿和住、花在装饰身体和房屋上的支出。有一个人提供食物，就有上千的商人给身体穿着打扮，修建和布置房屋。时髦是属于衣服的，它是衣服典式样或形式。在某些地方，衣服是一成不变的，如在整个亚洲和在西班牙。但是在法国、英国和其他地方,衣服是千变万化的。时髦或衣服的变化是伟大的贸易促进者，因为它在旧衣服穿破之前就引起衣服的消费：它是贸易的精神和生命；它造成循环，并且把价值轮流赋予各种商品；它使巨大的贸易驱体保持运动;它是一种关于给人穿着打扮的发明，使人就象生活在永恒的春天之中，他从未看见他的衣服的秋天。赶时髦是以称赞君主对衣服式样的选择而对君主及其宫廷表示的尊重。很多严肃、庄重的人鄙视这种行为，但是没有任何正当的理由，因为那些大声疾呼极力反对新式样的浮华虚荣,同时又称赞旧式样的正派体面的人，忘记了每一种旧式样以前都曾是新式样，所以可以用同一论据来反对这种论调。如果一个印度人或者一个外国人从未见过任何人以前是怎样穿着的，那就应该让他担任争论的裁判。他如果同时看到下面三种不同穿着的人，一个是穿新式样华美服装的人，一个是穿人们认为体面的旧式样服装的人，还有一个是穿人们普遍认为具有尊严威望的官员制服的人，那他做出的裁决一定是以二与一之比来否定任何一种严肃的式样。因为仅仅由于使用和习惯，而不是由于任何样式上的特别方便，衣服才变得严肃和体面。因为如果方便是值得称赞的标准，那就会产生一个不易解决的问题:应该挑选西班牙人的紧身服装，还是土耳其人的宽大服装？所以，由于一切服装都同样漂亮，很难知道哪一种最方便：应该鼓励发展新式样，因为这为大部分人提供了生计。另一大大促进贸易的花费是建筑，它对人类说来是自然的，是为人的出生建造一个住所或寓所，这是显示富有和伟大的最合适、最恰当的方式，因为花费太大，一般人望尘莫及。这是一项适合于取悦君主的乐事，因为一座雄伟华丽的建筑最能代表住在这座建筑中的人的威严崇高，并且是表明此人伟大的最持久和最真实的历史。建筑是最主要的贸易促进者，它应吃和穿动用更多的行业和人员：建筑业的工匠，如砌砖匠.木匠、泥水匠等，使用很多人手;而为建筑制造材料如砖、石灰、瓦等的那些工匠，则使用的人手更多;再加上那些布置房屋的人如室内装璜商、锡蜡器皿商等，他们的人数就多得几乎不可胜数了。在贸易使居民变得非常富有的荷兰，政府积极鼓励营造业者,并且由国家出资修建了房屋和街道。在阿姆斯特丹，他们三次花巨款把城墙推倒,把泥沼排干，为营造业者腾出地方，因为房屋是工匠制造货物、商人出售货物的地方，没有新房屋，贸易和居民都不可能增加。此外，扩大城市对于贸易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穿和住这两项有利的支出都增加。人天生就是雄心勃勃的，大家住在一起会互相竞赛,这可以从彼此在衣服。用具和房屋家具上要胜过对方表现出来。而如果一个人离群索居，他的最主要的支出就会是食物。正是由于这一习惯，当住在城里的法国贵族们发明各种时髦式样时，法国虽然是一个根本不适合于贸易的国家,却占有很大的贸易份额。由于衣服的式样和城市的生活，法国国王的收人是如此巨大，使他的邻国感到烦恼，当他能够保持自己国内的和平时,收入就总是那样巨大，那些财富源泉会源源不断地流入他的国库。

论英国贸易衰落和地租下降的主要原因

贸易衰落的两个主要原因是:禁令多，利息高。贸易禁令是贸易衰落的原因。因为一切外国商品都是用本国商品交换得来的，所以禁止输入外国商品，就会妨碍人们制造和出口很多为了交换外国商品而生产的本国商品。制造和经营这些商品的工匠和商人失去了他们的贸易，而这些贸易所获得的、并且在其他商人之间花费的利润就丧失了。由于缺少这样的出口，本国货的价值下降，而地租也必然随着货物的价值下降。主张禁止外国商品的一般论据是，引进和消费这些外国货妨碍制造和消费我们自己本国制造和发展的同类货物。因此，弗郎德勒的花边,法兰西的帽子、手套、丝绸，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等是被禁止的，因为认为这些东西妨碍英国的花边、手套、帽子、丝绸、火腿等的消费。但这是一个错误的理由，这一错误理由之所以产生，是由于没有考虑究竟是什么引起贸易的。不是身体的需要引起消费，很少的东西就能满足人体的需要。引起贸易的是精神的需要、时髦、对新奇事物和稀有物品的想望等。英国的花边、手套或丝绸一个人想买多少就可以买多少，因而他不再想买它们，而想花钱买威尼斯的针绣花边、杰斯明的手套或者法兰西的丝绸。他可能在不想吃英国火腿的时候却想吃威斯特伐利亚的火腿。所以，禁止外国商品并不必然会引起英国同类商品的更多的消费。此外，外国人和英国人一样，具有相同的精神上的需要，他们想望新奇的事物，他们对英国衣服、帽子、手套和外国商品的评价比对他们本国产品的评价高，所以，虽然外国商品的使用或消费可能会减少同类英国商品的消费，但是制造的英国商品的数量不会减少。如果制造的数量相同，那么，它们在外国被消费掉比在本国被消费掉对国家的好处更大，因为国家可以收取和使用运费，大宗货物的运费可能成为全部价值的第四部分。期望靠这样的禁令得到好处的特殊贸易往往失算，因为如果大多数商品的使用取决于流行的风尚，而风尚常常变化，那么，那些商品的使用就会停止。例如，假定有一条禁止藤椅的法律，但是，不能必然得出结论说，那些制造铺编织地毯的椅子的人会有较好的生意。因为采用木椅，皮椅或丝绸椅（这些椅子在贵族中间已经使用，因为藤椅变得太便宜、太普通了）的风尚也许会流行起来，或者，他们可能干脆不用椅子，采用睡毯子的习惯。这是古代罗马人的习惯，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一切东方君主仍有这种习惯。最后,如果查禁或禁止某些种类的货物能够证明，这对商人有好处，并且增加我国同类商品的消费，那么，它也会证明是国家的损失。因为贸易对国家的好处，是来自关税和来自使用很多人的货物。所以，虽然禁止的办法可能增加本国同类商品的消费，但也会妨碍用来交换这些商品的其他商品的运输，而其他商品支付更多的关税、运费，或者在制造中使用最多的人手。国家会因禁止而遭受损失。例如,经常用烟草或毛衣去换取威斯特伐利亚的火握，那么，禁止的办法虽然会增加英国火腿的消费，却会使国家遭受损失，因为前者支付更多的运费和关税，后者使用更多的人手。按照这一标准，看来禁止一切未加工的货物,如生丝、原棉、亚麻等以及一切大宗货物如酒、油、水果等将是国家的损失，因为任何能够用于交换的东西,不可能比前者使用更少的人手或者比后者支付更多的运费。如果收支平衡，或者一切外国货物都是用金银购买的，情况并不会发生变化，因为金银是外国商品，只支付很少的运费，只使用很少的人手从事制造，并且当初是用一些本国货物去交换而被带入英国的，并且为它们运来进行支付，必须为它们运走进行支付。确实，如果用我们的哗叽、呢绒或者布匹去交换未加工的货物，那将对国家更有利，因为在前者和后者的生产上人手的数量是不同的。但是,一切从事贸易的国家都细心研究它们贸易的好处，并且知道用加工过的货物去换取未加工的货物所得利润的差额。所以，任何国家制定禁止一切外国货物（只有那些能够给它带来最大好处的货物可以幸免）的法律，都会使其他国家也制定同样的法律,后果将是毁掉一切对外贸易。因为丁切对外贸易的基础，来自每一国家本国商品同另一国家本国商品的交换。结论是：引进外国货物会妨碍本国货物的制造和消费的情况是很少发生的；纠正这种不利情况的办法不是禁止那些货物，而是对它们征收重税，使它们总是比我们国家制造的货物昂贵。价格昂贵会妨碍对它们的一般消费,使它们专供贵族使用，贵族可能因为这些商品昂贵而重视它们，也许，即使不进口外国商品,贵族也不会消费更多的英国商品。征收这样的赋税,君主的收入会增加,并且任何外国君主或政府都不能反对，因为各国政府享有按照自己的意愿征税的自由。贸易将继续是公开的和自由的，而商人享有他们的贸易利润，国家的多余的滞销货物将被运走，这将维持本国货物的价格和地租。英国贸易衰落和地租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利息比荷兰和其他进行大规模贸易的地方的利息高，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六，荷兰是百分之三。因为与相同的港口进行同类货物贸易的一切商人，应该按照相同的利息进行贸易。利息是买和卖的尺度。英国的利息比荷兰高，英国商人进行贸易有一个不利之处，因为他不可能与荷兰商人在同一港口，按同一价值出售同类货物。荷兰商人可以把值一百镑的货物卖一百零三镑，而英国商人必须把同类货物卖一百零六镑才能得到相同的本金和利息。当托马斯•格雷汉爵士几乎是独家经营对西班牙的贸易，而土耳其公司独家经营对土耳其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布匹销售的时候，虽然当时英国的利息是百分之八，利息的差额并不损害贸易。因为什么人独家经营对一个地方的贸易，他就可以随意给自己的货物规定价格。但是，现在贸易是分散的，几个国家都制造同类的工业品。荷兰和英国的商人都与同一些国家进行同类货物的贸易，因此，他们应该按同一利息（它是贸易的尺度）进行贸易。此外，英国商人在他买的回头货方面也有同样的不利，因为荷经商人买的同类的回头货可以低价出售。由于利息的不同，荷兰已成为欧洲的这一地区各种货物的巨大仓库和货栈，因为货物储存在荷兰比储存在英国便宜。商人购买自己货物的时候不可能知道他将按什么价格出售这些货物，它们的价值取决于需要和数量之间的差额。虽然这是商人喜欢考察的最主要的事情，但是这取决于很多无法知道的情况。所以，如果丰富的货物使价格下帙，商人就把货物储存起来，直到货物销售殆尽，价格上升。但是英国商人由于处于不利地位，不可能把自己的货物储存起来，因为价格上升到可以支付费用和百分之六的利息之前，同类货物便会从荷兰运来，使价格下降，这是因为货物按百分之三的利息储存在那里，所以能够卖得便宜一些。在英国，很多英国商人由于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遭到失败，因为虽然他看提货单就能多少猜到这里进口的货物，因而不让自己的货物出手而等待价格上涨。但是，他不知道荷兰有多少存货，在价格高到足以支付仓库费和利息之前从荷兰运来同样货物的时候，他不能把自己的货物出售谋取利润。所以，现在大部分英国贸易是由迅速的回头货所推动，根据每天印出的利率单进行买卖。依靠这一方法，英国的贸易是狭窄的和有限的，国王失掉了进口的收入，如果英国是欧洲的仓库的话，他本来会得到这些收入的。国家失掉了货运和海运所雇用的人手会产生出来的利润。英国的利息很高是地租下降的原因；因为贸易被限制为迅速的回头货:商人不能按照与荷兰相同的利息把外国货储存起来，他出口的本国货较少。丰富的本国财货使地租下降。因为生产财货的其余土地，也象财货的价格一样,必然会下降。反之，如果利息率同荷兰的一样，是百分之三，那就会使地租较为稳定,从而提高土地价值。百分之三的差额是如此之大，以致很多荷兰商人，他们住在荷兰,却在英国出售他们的货物。他们开出凭证，按英国利息投放出自己的货物,他们认为这比他们靠贸易所能得到的好处更大。这会提高某些地产的地租，而使其他地产的地租保持不变。因为农场主必定会象商人一样算细帐，财货的利息和地租必定都会加以考虑。现在，如果农场主在他的农场上有三百镑财货，农场很容易出租,他能靠出租农场生活得很好，因为他现在付出的利息是百分之六，所以在利息是百分之三的时候,他可以使租金每年增加九镑，并且从农场得到同样的利润。而有些农场主具有同样的财货,却很难把农场租出去，在他们的帐上将有每年九镑的预付款以弥补少得的租金:因为虽然农场主在年底不再得到什么,但是在结帐的时候，必定会有九镑加进土地的价值,那是从财货的帐上转来的。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那么英国就始终会有一个谷物和羊毛的仓库,那将对农场主有很大的好处，并且使农场主的租金更加确定。因为有丰收年和歉收年，农场主在大丰收年遭到失败的，比在歉收年恢复元气的要多。因为当价格很低的时候,收成并不能支付播种。耕耘和运往市场等的费用,当价格很高的时候，并不是在丰收年遭受损失的一切人都能得到收成。现在，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的话，大丰收年的谷物和羊毛将会被购买和储存起来，以备歉收年出售。在丰收年进行的购买将会使价格不致跌得太低，而歉收年的出售将会防止价格升得太高，用这种办法就能最恰当不过地给谷物和羊毛规定一个适中的价格。农场主的财货和地租将会更加确定。但是，现在荷兰是一个大谷仓。人们总是按百分之六的利息在英国储存任何数量的谷物，而人们始终能够随便购买按百分之三的利息在荷兰储存的谷物，并且能够又快又便宜地把谷物从荷兰运往英国的任何地方,就象谷物是储存在英国一样。第三，如果利息是百分之三，英国的土地就会值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的收益，因为利息规定土地买卖的价格。利息的降低将不会改变其他商品的价值，因为一切商品的价、值来自它们的用途，它们的贵贱来自它们的丰富和短缺。利息的降低也不会使货而变得更短缺。因为如果法律不再允许利息超过百分之三，那么，靠利息为生的人必定按照这一利率放款，否则就得不到利息，因为他们不可能放出贷款到任何别的地方以得到更大的好处。但是，如果认为利息的降低会使货市变得短缺，并且会损害想得到贷款的政府，那么，可以由条款规定，所有贷款给国王的人可以获得百分之六的利息，这样的好处会使所有的人都贷款给政府，而国王由于这一法律将节省百分之二。这样一种法律造成的表面上的损害，是减少靠利息为生的人的收入。但这不是全面的损害，因为在那些人当中，很多人既有土地又有货市，并且从二者的互有涨落中得到的是二样多。此外，他们当中很多人生活节俭，很多时间是住在他们的地产的能围内，所以并不需要利息,但啧有烦言。他们很长时间享有借款人的好处。因为土地只提供百分之四，而利息是百分之六，新的债务是每年负债比农业债务价值所要支付的多百分之二。农业债务价值曾经毁灭了很多好的农场，并且吞没了很多英国古代贵族的地产。摩西这个聪明的法律制定者，他认为分配给犹太人的土地应该继续留在他们的家族中。他禁止犹太人支付利息，因为他清楚地知道那些必然成为他们近邻的泰尔商人将会依靠放债收利的办法最后得到他们的土地。很清楚，这看来是有道理的。因为犹太人可能接受陌生人的利息，但不支付利息，因为接受利息，他们就能保有自己的地产。法学家发明了限定继承权,把地产保持在家族中。把利息降到百分之三将大大有助于使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因为地产的价值增加一倍，按照同样的支出比例去消费它，就需要增加一倍时间。现在，当国家正在进行一场课税斗争的时候，提高土地的价值看来是最需要的。因为土地是必须用于支持和维持政府的资金,而税收的支付则比较少，比较容易，因为税收不会很重。因为按照二十年收益计算，一镑中的三先令现在是每人土地地产的一百三十三又二分之一。但是，如果土地价值增加一倍，那将是土地的二百二十六分之一,那就更容易提供了。康帕内拉一百年前就考虑到法国广阔的土地，他说，如果这些土地以前在一个君主的统治下联合起来，那就能提供如此大量的收入，以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个欧洲。这一分析的影响可以从现在法国国王的意图看出来：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土地数目不可能增加，所以看来绝对必需的是，应该提高土地价值，以保卫国家抵抗这样一个强大的力量。地产价值的提高将是对贵族们（他们的土地必然承担战争的重担）的补偿。这是政府的资金和对政府的支持，对整个国家有极大的好处，而它更加伟大的地方在于，它不扰乱、减少或改变其他任何东西的价值。

达德利•诺思

作者不愿发表真名,我把他的文章仔细推敲之后，并不认为这是由于他理亏心虚，怕大人物厌憎，或是过分谦虚，而这些正是匿名的通常诱因;作者倒是不辞劳苦地把他的感想，用世人通常期望于作者的那种精确的方法与简洁的文体，加以琢磨和提炼。我相信:作者只寻求公众的利益，不大去考虑文章由于缺乏他似乎颇为轻视的那种纯正和修饰而受到责难，他力求完全以他所讨论的问题的真理和正义作为他立论的根据；然而他很有理由拒绝人们把他同一个著名的粗枝大叶的或不学无术的人相提并论。公众不但是个无情的老师,而且是个精明的老师，他既不放过一个缺点,也不原谅一个缺点；他们会立刻判决，当即执行,即使对他们的成员也是如此，公众同冒犯施主的一般乞丐同样地忘恩负义,而没有施主的舍施，他们的知识就会枯竭。律师在其起草的文书中抛弃一切语言的装璜，只留心词意的表达，使之毫无争辩的余地。商人在其运用谋略和进行交易时，所选用的字眼无一不是他们的论点所必需的，因为他们想要表达的是问题的实质和理由，而不是着眼于修词。那末，推究事理的人除了为阐明他们的道理所必需的话以外，为什么要受拘泥呢。大部分的普通人依靠买卖维持每天的生计,但没有几个人根据真正的原理考虑一般的贸易问题，他们只满足于了解自己具体的买卖，懂得采用哪种方法可以使自己立刻得到利益。出了这个活动范围，任何事情也不会象人们的贸易观念那样虚假和那样充满了错误。还有另一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贸易这个问题似乎比它真实的情况更少为人所了解。因为无论在什么时候，尽管人们象谋求大家所关心的贸易的发展那样谋求公共的幸福，他们通常却把自己的眼前利益当作善恶的共同标准。还有很多人为了使自己的买卖获得一点利益,不顾别人遭受多大的损失；每人都力求迫使所有其他的人在其交易中卑躬屈膝地为他的利润服务，但还借口说是为了公众的利益。所以呢绒商经常强使人们购买他们的产品；并且我还可以提到象出售羊毛的那种商人，虽然呢绒商有所亏损，羊毛商却常常强使人们高价购买他们的羊毛。虽然商人获利很少，罐头商总是要把他们的罐头卖得贵些。一般说来，所有那些懒惰的、不干事的或不够积极的、不善于注意为他们田产上的产品寻找出路或自己把它销售出去的人们，宁愿使所有的商人受法律的强制，给他们带来十足的价格，不管那些商人因此获利或者亏损。他们中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愿意忍受强制，以低于物品自由市场产生的价格出售或出租他们自己的田产。减低铸市的成色，是互相欺骗的行为，这对公众来说是从中产生不出什么好处的，因为除了内在的价值以外，公众不承认还有其他什么特征或价值。

论减低利息

一、利息低了，就会促进贸易，商人就有利可图;反之,利息高了，高利贷者或货而占有者就独吞一切。二、荷兰人那里利息低，买卖比我们便宜，可以以低于我们的价格出售商品。三、利息上升，地价就跟着下跌。贸易不外是多余物品的交换，例如我拿出我能省下来的东西，以换取我所需要的、你能省下来的东西。因此,当贸易局限于城镇、州或国家的范围时，它就只意味着人们以城镇、州或国家所提供的东西互通有无。在这方面，谁最勤劳，谁生产果实最多或制造产品最多，他取得别人制造和生产的东西就最多；因此他就不致感到匮乏,而能充分享受衣食住方面真正丰富的方便的东西，虽然他们中间并没有金银等等这类东西。金属是许多用途所非常必需的，可以被归入世界的产品和制品之列。在这些金属中，金银由于质地十分优良，又比其他金属稀少，所以更受人珍视;少量的金银很合理地被看作在价值上等于大量的其他金属等等。由于这个原因，又由于它们不易损耗,加之因其容易贮藏和携带极为方便，它们不用任何法律的规定就被定为交易的标准或共同的尺度，冠是全人类公认的，也是每个人所知道的,因此我毋需进一步详述了。现在值得探讨的是，由于人类这样地开始进行交换以适应他们的需要，有些人节俭些，另一些人浪费些，有些人由于勤劳和精明从地里生产出超过供应自己消费需要的果实，于是他们把剩余的东西留下来，这就是财产或财富。这样累积起来的财富，或是用以交换别人的土地（假定所有的人都有一些土地），或是用以积聚大批货物，不管是上述的金属还是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那些富裕的人把财富遗留给后代，因此某些家族变成富族;城市、地区、国家等等就是由这些富有的家族组成的。我们将会发现，城市里某些人渐渐变得更加富有，他们比别人更为殷实；国家的情形也是如此，它们通过贸易满足邻国的需要,同时从国外获得它们自己所需货物的供应。这样交易以后，其余的东西便贮存起来，这就是金银等等，因为正如我所讲过的，既然金银能交换任何东西，并且体积又小,人们便更乐于把它们贮存起来，到需要时才拿出来交换所缺少的别的必需品。勤劳和才能就这样把人区分为富人和穷人。其结果怎样呢?一个富人所拥有的土地不仅多于他能经营的，而且多得必须出租给别人，别人给他大量剩余的东西，因此他不必再去操劳了。另一个富人拥有货物，这就是说他拥有大量的金属、制造品等等，他以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把剩余的东西通过贸易进行交换,这就是供应别人所需要的东西，换取他们所拥有的、超过他们自己所需的东西。通过这种途径，只要经营得法,他一定总是会向前发展的。要知道，耕种土地的人多于拥有耕地的人，同这种情况一样,就会有许多人需要资金去作买卖;并且（当一个国家已经变得富有时）可供贸易的资金就将掌握在许多没有技能或不愿多费心思在贸易中运用资金的人的手里。正如土地所有者出租他的土地一样，这些资本所有者常常出借他们的资金；象出租土地得到地租一样,他们从中得到叫作利息的东西，所谓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租金罢了。在几种语言中借货币和租土地都是通用的说法,在英国有些地区也是这样。因此当地主或当财主是一回事；地主有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佃户不能把土地带走，而资本的债户却可以把资本带走；因此土地提供的利润应当比冒较大风险借出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少。把这些问题考虑以后，就可以发现，其他东西如谷物，羊毛等等有物多必贱的现象，当它们大量投入市场以致供过于隶时，价格就将下降;同样地，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利息也将下降;所以，并不是低利息促成贸易，而是贸易日益发展，增进了国民资本，使利息下降。据说，草非的利息比萼理低。我的答复是肯定的，因为他们的资金多于我们。我没有听说他们制定过什么法律来限制利息，但我确实知道,在今天，商人与商人彼此结账付款时所定的利息为百分之六,而法律认为这是正当的。我承认，在许多场合下贷款是以百分之三到四的利息计算的，但这是有抵押的，政府要从中收税，并且按照以地契作抵的惯例，这种交易是很安全的；这还得到个人的同意和承认，不受强制，也未经法律规定。类似的情况往往在这里发生,那时可怜的孤儿寡妇为了求得日常的生活有保障并能如期收回借出的款项，按低息把钱借给这样一些并不需要钱用的人。我确实相信,高利贷者照俗语所说,一定会觉得拿半个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好。但我敢断言，高的利息将使贮藏的货币、金银器皿等投入交易，而如果利息很低，这些东西就会被阻止投入市场。许多拥有巨量财产的人，为了排场和体面，保存着大量的金银器皿、金银首饰等等，当利息很低时，他们肯定会比利息高时更倾向于这样做。至于那些除了货币的利息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维持生活的人,一定会出借货币或者自己用它来做买卖，满足于所能获得的收入;但这一点对其他许多人却并无妨碍，因为他们富裕，生活并不窘迫，如果利息很低，他们就宁可把资金用于收购首饰、金银器皿等等，而不愿冒出借的风险,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收入去同许多告贷者那样的穷人和坏人打交道。因此,无可否认的是，降低利息可能或者还势必使得一些货而不能流传出来以投入贸易，而与此相反，提高利息肯定会促使货市在市场上出现。其次应当考虑的是,借钱的人和放债的人之间的交易有两种：一,根据抵押或典当。二、根据个人担保，即凭一纸债券或附有保人。这两种办法的价值颇有不同，因此应当有理由带来不同的酬报。难道任何人都得按照别人凭抵押和具保以借出款项的同样条件来放债给人家吗？还应当考虑的是，在我国用以生息的货币放给商人去经营业务的还不到十分之一，大部分是借给这样一些人去维持奢侈生活和日常开支的，这些人虽然是大地产的所有者，但花起钱来比他们的地产提供收入来得快，他们不愿出卖自己的地产，宁愿拿去抵押。因此,老实说，利息的减低只会助长奢侈而不会促进贸易。穷商人缺乏资本，甚至根本没有资金，他们不时向富人购买货物以维持生计，从而支付利息，其利率不是百分之五、六或八，而是百分之十、十二或更多。这不是任何立法机关所能阻止或纠正的。试问，在利息百分之十和百分之十二的那些贫困的国家里,立法者为什么不为了人民的利益制定法律来限制利息并减低利息呢？如果他们居然想这样办,他们就会立即发现,这种法律是收不到效果的。因为,要是借债的人多于放债的人，如在贫困的国家里那样，有一个富人有一百镑可以出借，就有四，五个或更多的人争想得到这笔债款,那么人们就会用秘密协议规避法律，如以货物借贷，或开出支票，或采用其它种种方法，法律是无从防止的。象买者多于卖者商品价格会上涨一样,借者多于贷者，利息也要上升。

论铸币

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在身边而变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财产是农场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高兴，把他的全部财产换成货币，并死藏起来，他就立即感到自己的穷困随着吃空活资本而增长。但是深入考察一下，那些叫嚷缺乏货市的人究竟要什么呢？我从乞丐谈起，他要货市，乞讨货币,如果他有了货而，那末他将用它做什么呢？买面包等等。那末实际上他要的不是货币，而是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再看，农场主抱怨缺乏货币，肯定不是由于乞丐的原因，即为了维持生活或还债；而是他以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因此，看来他要的不是货而，而是他想卖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如果有人提问，既然缺乏货而不是原因，那么什么是他卖不到好价钱的原因呢？我的回答是，必定不外乎下列三个原因之一。(1)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2)或者是因为运输不便,通常的出口停滞，例如在战时，贸易不安全或不准进行。(3) 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最终有助于农场主出售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一个原因。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营的货物销售出去°不论发生哪一个原因，市场总要停滞，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现在为了考虑，什么是财富的真正泉源，或者用平常的话来说，充裕的钱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必须稍稍回顾一下贸易的性质和各个步骤。前面叙述过，商业和贸易首先起源于人类劳动，随着资本增长逐渐扩大。如果你假定，一个国家除了土地本身和居民就一无所有,那末很明显，首先，人民只有土地所产的果实及大地深处开采出来的金属可以投入贸易，或输出国外，或卖给愿意来购买这些东西的国家，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可能得到自己所需要的别国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要人们勤劳，他们不仅得到供给，而且能达到外国货品的大大过剩,这种情况如得到改善，就会扩大他们的贸易。所以，英国不仅愿意把本国的产品，例如毛织品、锡、铅等,而且还把购自其他国家的东西，如糖、胡椒、白布等，卖给法国人,西班牙人、土耳其人等等，而且他们还廉价自产地购买货品，把它们运输到需求它们的地方去，由此得到巨大的好处。在这个商业交往中，金银与其他商品毫无区别，人们从金银多的人手里，拿来转交给缺少或需要金银的人，从而获得象贩卖别的商品一样多的利润。因此，一个积极的精明的民族变得富有起来,懒汉则越来越穷；这里除了勤劳不可能有什么别的策略。这个策略一经引用并加以实践,一定会有利于贸易和财富的增长。但是,这一本身是如此简单而明显的道理，却难得为人很好地理解，以致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他们却想通过法律的力量把贸易带进来的一切金银保持在国内，期望由此而直接变富。这一切不过是一种奇妙的幻想，已经成了障碍,阻碍了许多国家财富的增长。如果拿一个商人为例，或者你愿意说得更确切一些，拿一个城市或一个州郡为例,情况就更为明显了。让我们制定而且更重要的是遵守这样一条法律：无论谁都不准把货而从某一特定的城镇、郡或地区携带出去，却可以自由地携带各种货品，这样，每一个人所带进的全部货币必须被留下，任何货币都不会被带出去。其后果将是，这样的城镇或郡就会同国家的其余部分割断联系；任何人都不敢带着自己的货。到那里的市场上去，因为，不管他喜欢与否，他总得购买。另一方面，那里的人不能作为买者，只能作为卖者，到别的市场上去，因为他们不允许把任何货市携带出去。现在，象这样的体制很快就会把城镇或郡导致不幸的境地，而他们的邻人却享有贸易自由，因此勤劳的人通过自由贸易从人类中那部分懒惰和讲究奢侈享乐的人那里获得利益，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如果你把你的思想从一个单独的国家，从这个国家的几个区、几个城市,包括其中的居民在内，扩大到全世界,到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一些政府，那么情况也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如果限制自己的贸易,,其中金银即使不是占本质部分，也是占重要部分，这个国家将会遭受损害而变穷,就象一个单独的地方在一个国家内一样,这我已经论述过了。就贸易来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哪一方面都同一个城市在一个王国中的地位，或者一个家庭在一个城市中的地位一样。既然贸易的增长必须被认为是财富和货币增长的唯一的原因，我愿意对这个题目再补充几点深一层的意见。对贸易的主要刺激，或确切地说，对勤劳和才智的刺激，是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愿意付出辛劳以求满足，当没有别的东西能推动他们去工作时，就是这种欲望推动他们去工作的;假如人们仅仅满足于生活必需品，我们的世界将是一个贫穷的世界。贪吃的人努力工作是为了购买精美食物以飨自己；赌徒要钱是为了去赌场冒险;守财奴则为了贮存；以及其他等等。在这些人对这些欲望的追求中，其他比较不那么贪心的人也是得到好处的;虽然可能有人认为很少人能从守财奴那里得到利益，然而我们会发现情况并不是如此，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每一代人都乐于浪费别人积聚的财富的这种特性以外，从一个贪得的人身上也能得到好处,因为如果他用自己的双手进行劳动，他的劳动对其雇主是非常有利的;如果雇主不工作，而从其他人的劳动中得到好处，那么那些被他雇来劳动的人，由于被雇用也得到了好处。有禁止奢侈法律的国家一般是贫穷的，因为，当人们受这些法律限制，其花费范围较没有这些法律限制时来得狭窄的时候，他们的勤劳和才智同时受到挫折，而这种勤劳和才智他们本来会用来获得钱财，以维持自己，按照自己的愿望充分予以花费。禁止奢侈的办法对于维持家庭生活也许是可行的，但国家财富的增长却因此受到阻碍，因为财富唯有在从一个人的手到另一个人的手的不断转移中，才会更快地增长。那些财产较少的人看到别人变得富有高贵，就起而仿效他们的勤劳。一个商人看到他的邻居有一辆马车，立刻就竭尽全力想去置备一辆,常常因此而弄得财力枯竭;但他为维持虚荣所做的特殊努力，对公众却是有益的，虽然对他本人说来，不足以说明他的错误做法有什么好处。认为国内贸易并不能增长一个国家的财富，而财富的增长只能来自国外贸易，这种观点将会遭到反对。我的回答是,一般被理解为财富的如丰盛、华丽、阔气等等，没有对外贸易是不能维持的。实际上，对外贸易没有国内贸易也是不可能维持的，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我已经涉及关于贸易和一般财富的问题，由于我对它们有一个正确概念，这将纠正许多通常所犯的错误，更特别有利于我首先要证实的这个命题,那就是，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衡量的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于交易；此外，它们又是适于存放多余资本的特殊基金。为了确认这一点，我们也许应注意到，一些非常贫困的国家,它们缺乏货币，在最初贸易的时候常常使用一些其他东西,例如瑞典曾经使用过铜，各大垦殖区曾使用过糖和烟草，但并非没有很大的不便。后来财富增加了，金银被引了进来,金银便驱逐了其他交易手段，现在各大垦殖区的情况几乎都是如此。并不是绝对必须要有一个制造充足货市的铸币厂，虽然有这么一个厂是非常有利的，而且没有铸币厂的地方，由于缺乏铸市厂而使正当利益受到损失。因为我们观察到，没有铸币厂的地方，贸易并不曾缺乏货币的充分供应，因为如果缺乏货币的话，其他王公们的铸币将会流通，如爱尔兰和一些大垦殖区的情况就是如此。土宜其的情况也是这样，在那里，国家的货币每枚价值太小，不便于巨额支付，因此土耳其统治地区得到几乎全部基督教国家铸而的供应，所有铸币在那里都同样流通。但是,一个使用外国铸市的国家在这点上有很大的不利，因为他们取得铸币需要向外国人支付，如果他们有自己的铸币厂，他们可以自己制造。因为如前所述，铸币价值超过未铸前的同样重量和同样成色的银子所具有的价值;这就是说,你可以用货币购买超过货币本身重量的同样成色的未铸的银子。这就是外国人在铸造上所享有的好处。如果有人说，有时出现了相反的情况，铸币流通所得少于生银出卖所得。我的答复是，凡是发生铸币贬值的地方，铸币将会被熔化为条块,从熔化中获得直接的好处。金银象其他的商品一样，有它的来潮和退潮。只要从西班牙运到一批金银，铸币厂一般给予最好的价格；那就是以铸银换生银，分量相等。为什么要送往伦敦塔去铸造呢？不久又会需要金条和银条,以便再输出。如果金条和银条都没有了,恰巧都用来造成铸币了，那怎么办呢？那就把铸币再熔化；这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所有者对铸造不用花费分文。这样，国家受到损失，不得不为了喂驴子而支付捆草料的费用。如果商人必须支付造币费，他就不会轻易地把他的银子送到伦敦塔去了，而且铸币总是会比未铸的银子有更高的价值了。现在铸币远不是这种情况，在很多时候比银子低得多，通常铸有西班牙国王头像的硬市在这里每一盎司比我们新币价值多一个便士。我肯定，如果剪损了的新币通得过，那么新币很快都会被这么对待。我一点也不怀疑，除非停止剪币流通，不用很久每一块旧币都会被剪损。一切呆死贮存着的货而是产生不出任何好处的，倒只会产生某种损失。因为穷人很多时候分文没有；如果他有一点钱的话，多半数量很小，难得一下子有五个先令。租地农民一有收入就会支付给他们的地主，因此不大会刚碰上他身边有许多钱。所以损失主要将落在商人身上,商人有时可能有几百块银币，但常常没有多少金镑。那些在那个时刻刚碰上有这么多现金的人将会遭到损失。

附录

一个国家变富了，金银、珠宝以及各种有用的或人们想望的东西（我已经讲过）就会多起来；大地的果实就能比以前人们较贫究时换得更多的金银、珠宝等等。例如昔日一头肥牛能卖得的先令的数目不会多于现在能卖得的镑的数目。劳动者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东西也都发生了同样的情况;这证实了我所建立的一条普遍原理,那就是，东西多了就会便宜。因此，由于现在金银多了，人们以自己的劳动、谷物、牲口等等所换得的金银要比五百年前多得多，必须承认，那时许多方面的东西都远不如今天多。尽管如此，我发现许多人似乎愿意承认，国家现在富有的是器皿金银，条块金银；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开展贸易所需的货币是缺乏的，并且认为，如果特殊铸币能更多一些，贸易将会增长,各种商品将会有更好的销路。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认为前面的文章已经指出。但是，为了进一步阐明问题，请大家考虑：货市是铸市厂生产的金银制品,现在如果原料已经具备，工人也有了，那末再说制品是缺乏的，这便荒谬了。因为上流社会和民众在他们屋子里欣赏银器等的嗜好受到挫伤,多半会抑制一切其他消费，所以，如果这个办法能够实施的话—— 我认为它是不可能的—— ，非但得不到所期望的效果，它将会带来禁侈法所具有的一切危害。

之所以把信息公开，是因为，我认为人与人的差距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们差的是时间，不是贫富，天赋，家境，外表，不要为主观找原因。

2024年3月19号到我爱我家西湖绿洲花园旁边的一家店上班，虽然我只干了一天。

不能在那个地方待下去，是因为这些员工的心智，我认为有一点问题，个人有风险。

没必要为了没工资的一天，去和这群人发生什么事情。该学习新东西还是要学的。

总览

我去的这个地方隶属于杭州城北租赁大区，它们分区应该是按地铁站进行分区的。

城北分为11个区，可以说西湖远近全有，它们喜欢开在老小区和学校沿马路的商铺。

建国，绿洲，朝晖，湖墅，和睦，万达，拱宸桥，大关，东新，石桥，临平。

后面又重新划分了区域，绿洲划分到城东去了，一个区有400-800个人，人员流动性很大。

潮鸣，景芳，三里亭，九堡，红普，大学城，下沙江滨，定安，庆春，武林，建国，绿洲。

它们的租赁二手交易渠道分为

外网端口，我爱我家官网，到店，介绍，老客户，贴条，驻守，社区活动，系统内拓(不清楚)，其它。

至于外网端口1400，搜房网、安居客、房途网、5i5j官网、新浪乐居、58同城、赶集网、透明售房网等。

也不知道这些互联网中介是不是一伙的，坑求职者的钱，正常人谁会买这东西，收钱真狠。

它们一个店有好几个组，名称不是按顺序来的，我的那个组大约4个人。

一个地铁区经理管着下面5-10个店经理，店经理下面有10-20个员工，分租赁组，买卖组，

这些员工起码有9成，工资只有0-2000左右，也有个别上万的，人家是很老的员工。

因为它这边结算工资，业绩并不一次性结算的，而是一个月一个月返还的。

就是你签了一个12个月的单，这个业绩会分成12个月返还给员工，不是一次性的。

感觉做的越久，对员工来说，它有点被这个公司给套住了。

0-12个月的员工离职率高达40%，大于12个月的员工，就是你后面不干了，你前面累加的也有钱的。

我认为很多人会舍不得自己的积累的资源，逼着你继续干，而且多数是，

衣服，鞋子，手机，头发，全都是非常廉价的，味道还很重，能挣钱会过这样的生活吗?

很多人吹，有月入上万的，你不知道这得累计多少年，正常来说，这个行业竞争极其猛烈。

销售是一份需要不断积累的行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暴富的，而且人员流动非常的高。

怎么来说呢?销售就好像妓女，顾客看不满意，老鸨就会换一批员工，换到满意为止。

租房对区，组来说都是有指标的，有收房指标，然后有看客指标，这个数据可以上传造假。

我爱我家在员工利用率这方面可谓是拉满了，只要和钱有关的，数据拉满【接待率，回复率等】。

客户成交率通常都很低，通常只有20%-30%，话说只要租客不是傻子，长租的话，

每个月10%。你可能想，我就租一个月，然后和房东直接签合同。

我爱我家先和一手房东签合同的，有两个月是免租期，正常来说都托管1年，最长5年。

对房东的好处就是不收房东中介费，所以说租客要想直接和房东签合同，是不可能的。

期间还有房屋租赁税，费用最低4%，最高15.7%，费用由房东承担。

如果甲方房东想违约的，比如不交付房子出租，每天违约金是月租金的0.5%，

再或者想与我爱我家解除合同，房东得付两个月的租金给我爱我家。如果不付，还要累加违约金。

还有合同家电的，老化或者报责任废通通归房东，出事故，大多数责任也是房东承担。

合同对于租户也是相当霸道的，比如说租客不想租了，也是两个月违约金，

合同还有人数限制，无居住证责任，擅自转租赔偿。如果你想转租的话，收你25%的月转租金。

合同通常不包物业费。根据中国学校的开学时间来算，2月份是开始报名上学期，

8月份开始报名下学期，通常来说2月中旬和8月中旬，这个阶段的陪读父母会很多。

合同也签的久。刚刚毕业的学生，很少租的起一套房子的，大多数是单间带厕所的。

我爱我在在杭州大约有16万套可以出租的房子，当然数据是在不断更新的。

楼盘讲解

首先你得了解东西南北有什么路，这的门牌号，和周围的街道名称，河流名称，高架名称。

然后是介绍小区什么时候盖的，楼盘分几期，年龄多久啊，小区整体形状，

小区容积率=小区物业面积/实际土地占地面积，一般来说，楼层盖得越高，物业面积越多，越挤。

楼间距，绿化率，然后了解小区的所有户型和面积，和泥巴构造。然后介绍下，公交站，地铁，

超市，广场，菜市场，学校，然后说下物业收费，最后介绍下租房价格及买卖价格。

老面试

1.首先让求职者自我介绍（工作经历、自我评价、优缺点）
了解求职者的表达能力及对自我的认知

2.求职者的求职方向?找工作多久了？面试过什么单位？最后一次面试的时间？
了解求职者的求职目的。通过他面试过的单位性质判断

3.目前在杭州的居住地址？如果远的话该怎样克服？
了解居住地距离工作门店的距离，了解求职者做这份工作的决心。

4.是否有男女朋友及工作性质
了解求职者是否有牵挂，其男女朋友做销售OR文员？

5.求职者的优点和缺点
了解其优点和缺点是否符合我们的要求

6、求职者评价其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如回答是中性，那怎样才可以做好销售？
基本上内向的人回答其性格时都是中性，

内向的人想要做好销售只有比别人付出200%的努力，所谓笨鸟先飞。

7.问其为什么选择销售这个行业？做好销售最重要的是什么？
锻炼人、赚钱快。做销售最重要的是不怕辛苦、勤快、抗压能力强

贴条话术

客户：看到你有贴一张有房出租的，请问你是哪里的房子出租？

经纪人：（推荐一套你验过的房子给客户）比如：

是的，我这有一套树园的两室一厅的房子。

客户：是几房的呢？

经纪人：两室一厅的房子，马上在追问你想说什么样的房子。

客户：你不是房东吗？

经纪人：我这边是我爱我家的，您想租什么样的房子，

我可以帮您找一下的，我们这边房源比较多，专业做租房的。

客户：那不需要了，你们还要付中介费，我要自己找免中介费的。

经纪人：在杭州找房子肯定要找专业的中介平台，这样也是可以跟您做担保的，

您每月几千房租，一年几万房租都支付了，我们中介费都是一次性收取的，

月租金50%，对您来讲也是一个保障，况且现在假冒房东比较多，

已经很多起客户被骗事件了。而且现在的房东也是都通过我们来出租的，

你想自己找到房子的可能性也很小，因为房东都是愿意通过我们来出租的，

这样对房东也有好处，有正规合同，可以备案，

所以你想自己找房东的基本可能性很小的。

客户：客户这时候可能会说还是想自己找找。

经纪人：您想租什么样的房子，我帮您看看，

如果我们这边有比房东自己租的便宜的呢，这时开始询问客户五要素

（入住时间，户型，价格及付款方式，装修，楼层），我们这有钥匙，

可以马上看房东，您现在有时间吗？带您看一下房子，这套房子真的很不错的。

学历

发表一些我个人的拙见，很多销售公司都有这么一个规定，本科工资的高一点，专科工资低一点。

在我看来，这其实为了判断洗脑程度，如果按照客套话来说，就是，为了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其实不只是销售，还有很多行业，包括一些正经的国家工作——在我眼里，有点不现实的虚幻。

很多应聘者填写面试表，我看来，很多信息，比如身份证，电话号码，家庭联系人，

都是应该保密的，不能随便乱写的，这其实筛选人的一部分。一个人的见识全靠书本是不行的，

不要相信那些说什么，是为了判断你的聪明，或者说动手能力，等等。其实都是胡编乱造。

新人带训手册

容积率：是指一个小区的地上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

绿化率：绿地率是指小区用地范围内各类绿地的总和与小区用地的比率,

主要包括公共绿地、宅旁绿地、配套公建所属绿地和道路绿地等。

开间和进深：开间就是房间宽度,进深就是长度。

层高：下层地板面或楼板面到上层楼板面之间的距离。

套内建筑面积:套内建筑面积由套内房屋使用面积，

套内墙体面积，套内阳台建筑面积三部分组成。

公摊面积:指由整栋楼的产权人共同所有的整栋楼公用部分的建筑面积。

包括：电梯井、管道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室、设备间、公共门厅、过道、地下室等。

承重墙：指支撑着上部楼层重量的墙体，在工程图上为黑色墙体，打掉会破坏整个建筑结构。

房改房：又可以叫做已购公房,是指享受国家房改优惠政策的住宅。

经济适用房：是指已经列入国家计划，

由城市政府组织房地产开发企业或者集资建房单位建造，

以微利价向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出售的住房。

商品房：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统一设计,批量建造后,作为商品出售的房屋。

安居解困房：是指各级地方政府为解决本地城镇居民中特别困难户、

困难户和拥挤户住房问题而专门修建的住房。

划拨土地：是指国家依法按照一定程序将土地使用权无偿地转移给土地使用者。

出让土地：是指国家以土地使用者的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年限内出让与土地使用者，

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

建筑类型：住宅建筑依层数划分为：一层至三层为低层住宅，四层至六层为多层住宅，

七层至九层为小高层住宅，十层及十层以上为高层住宅。

房屋得房率=套内建筑面积/建筑面积。

走破户型：厨房或者卫生间单独在房子对面的户型。

平改坡：是指在建筑结构许可条件下，将多层住宅平屋面改建成坡屋顶。

非普通住宅：建筑面积140（含）平米以上的住宅。

商住两用：就是既能办公又可以居住的一种产品，

土地使用年限按商用或者综合用地确定即40年。

错层：结构上指的是同一层的楼板不在同一平面上，有一定的高差。

跃层：是一套住宅占两个楼层，有内部楼梯联系上下层。

Loft：一般层高在5米左右,可以分割成两层。

贴条的时间点一般选择在上、下班高峰期，下午4点–6点左右；

贴条的地点选择(学校门口、菜场门口、小区大门口、超市门口、地铁口）；

房源话术

(一) 相关话术（房源端）

1.房源回访、跟进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了解业主动态（开放式问题）+告知目前行情；

例如: 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最近市场变化比较大，

想了解下您小区的房子有没有变动；

前两天我们刚成交了一套小区的房子（同地段某小区），单价才一平方；

2.约房东空看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取得同意

例如：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我现在能否先来看下您的房子？以便我们更好的推荐给客户

3.约房东看房

关键词：问候并自我介绍+约时间点看房

例如：先生/小姐，您好，我是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我有一个非常诚心的客户，想X点钟来看您的房子，您方便吗？

4.看房后房东跟进

关键字：反馈客户对缺点的描述+客户心理价以探房东价格底线+表态会大力推荐

例如1：您好，我是早上带客户来看房的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昨天我带客户看了您的房子，客户看完以后觉得（描述一到二个缺点），

觉得这个价格高了点；如果您愿意108万卖的话，他可能会考虑

例如2：您好，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昨天我带客户看了您的房子，

客户看完觉得房子还行，下了意向金，委托我跟您谈108万，您什么时候有空呢？

5.收钥匙

关键字：省心+方便看房+放心

例如：**先生/小姐，您看能不能把钥匙留在我们公司，我们营业时间到晚上九十点，

很多客户都是晚上方便看房，每次看房都要麻烦您专程过来一趟，

这样即麻烦又可能错失成交机会，您看您的房子也空置在这，把钥匙放在我们店，

这样也方便，而且我们在钥匙上也是有专人管理的；

而且我们会作为重点房源进行推荐。

6.回访暂不售或不售房源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虚拟诚心客户要买此类型房+了解房源信息

+询问看房时间+表示尽快约客户过来看房。

例如：您好，先生/小姐，我是我爱我家的店的（全名），

我有一个非常诚心的客户想买您(物业地址)这样类型的房子，

不知您那房子的现状是怎么？想了解一下。

7.收限时

a） 向现场登记的业主推荐限时

关键字：信息了解+区别与一般委托的服务+快速出售

例如：**先生/小姐，我看您还是很诚意卖房的，您是否考虑我们的独家业务？

首先您每天不会接很多询问房子相关信息的电话，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其次，我们这公司会以我为主导与您联系，这样对于客户的选择我可以先进行把关，

另外，我们也会对您的房子进行重点宣传，这样有利于您的出售

b） 针对挂牌已久的业主推荐限时

关键字：问候并自我介绍+客户反馈房屋的缺点+打压房东预期+

区别与一般委托的服务+快速出售（重点）

例如：您好，先生/小姐，我是我爱我家店的**（全名），

早上看房的客户觉得您的房子卫生间小了点，不好布置就不考虑了；

您看您的房子在我们公司登记了也近1个月了这段时间我们也看了很多客户，

但都不理想，所以这段时间也给您添了很多麻烦；要不您考虑下我们独家业务，

这样我们专人帮你卖房，让您减少麻烦，又可以重点帮您宣传，您看如何？

端口费

托管话术

问：您好，我是我爱我家绿洲店XX，您XXX房子在出租吗？回答;有的话，询问基本情况楼层面积户型装修价位等，是否空置可看房等，推荐房管。回答：没有，问什么时候到期，是否有其他房子出租等，亲戚朋友有没有房子出租，到期时间记录自己本子上，持续跟踪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业主青睐房屋托管？一、 多次看房：调查显示，平均每套房屋成功出租大概要看房十几二十次，费时、费力、费路费;二、 筛选客户：租房人群形形色色，很难辨认谁比较可靠，他们是否会对房屋设施造成损坏等等，费时、费心;三、 追讨租金：客户不按时支付租金，就需要您多次上门催缴，再加上人口流动性强的因素，就更会增加风险，费时、费心、费力;四、 屡次招租：现代人生活变化快，频繁更换租住房屋，导致您一年内可能需要2—3次招租，而每次招租，都会导致您成本的增加，且费时、费心、费力;五、 维修繁琐：小至更换灯泡，大至刷墙补地，都会浪费您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烦;六、 承租期间的纠纷与邻里间的纠纷等，同样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还有可能给您带来更多的麻烦;七、 承租期满时各项费用结算：由于一些小区水、电费半年才收，以上费用可能在合同期满一个月后才能结清。业主选择房屋托管的好处1、避免空置。每年只需要一次招租，中途退房多次招租的风险我们替您承担。2、收入可观。每期准时获得稳定的租金收入，而且全年纯收入一般不低于您亲自管理的全年纯收入。3、减少风险。避免了按时收不到租金，家具家电遭到破坏等非正常损失，同时还节省了正常的管理成本。4、灵活理财。您可以以租代售，既能收到房租，又能不紧不慢的卖个好价钱，租售两便。5、省时。不用再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发布信息，约见客户，多次带客户看房。6、省心。不用操心，不用自己管理，不论您在何地，出差或学习或者是旅游，您不用任何担忧，只需要在您身边银行查收租金即可。7、省力。不用自己收租，设施的频繁损坏不用自己维修，小维修我们免费出工出力，大维修我们免费为您跑腿办事。8、放心。把您的房子交给我们来管理，把个人和个人的关系变成了个人和组织的关系，让您更加放心！

总结

现在这个社会真是防不胜防，怎么说呢，为了提防一个人，我还得上网查查看，

这个人说的话是否是话术，这个是把我看成傻子还是兄弟。

我建议，保险起见，调查下对方的底。还有就是不要和穷中介作对，

毕竟人家身体上下没有一处值钱的地方，我看着他们活着都很痛苦无赖。

《1936耶稣会上中国书简集一中国回忆录（下卷）》

Ignatius of Loyola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耶稣会传教士到中国名单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马若瑟_百度百科 (baidu.com)

Friar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ichel Benoist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弗朗西斯·泽维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Tour Saint-Jacque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只是在三年前才有幸了解基督教的。我当时仍住在父亲家里。一天，因为我需要剃头，遂让人叫来了一个街头的剃头匠。我非常惊讶地看到，这位剃头匠在步入我所在的客厅并等待别人做好一切相关的准备工作时，把目光停留在挂于墙上以做装饰客厅之用的一些道德伦理方面的警句上。因为无法相信一个从事此种职业，且几乎没有条件和时间去学习的人能非常灵巧地读出这些用美妙非凡的中国书法写出的、富有隐喻的格言，我问他是否理解它们。尽管信任他，但我对此仍抱有怀疑。于是我请他给我解释他正在读的句子的意思。他首先逐一读了这些句子，最后又整体通读，并用一种令我更感惊讶的方式解释它们。在我看来，他所说的一切，一方面合乎情理，另一方面又完全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一切解释。于是，我想知道他赋予这些句子的含义是从哪里获得的。对此，他回答道，是他所信奉的基督教教给他这一切的。“也许是因为剃头匠事先为我作了相关安排，也许是因为那个人对基督徒特别负责，他完全做好了解释基督教要义的准备。他所讲的一切给我带来了无法向您言表的强烈震动。他首先告诉我，上帝是天与地的创造者，惟有上帝掌握着我们的命运；上帝还指出了我们 最早的祖先的原罪以及这些罪恶对人性造成的破坏，并希望通过让人为信仰而生与死来消除这些罪恶。他还告诉我上帝在人间建立的法则，指出只有基督徒能够表现出对上帝的应有的尊重，并配得上去享受上帝已在天堂为我们准备好的永恒的幸福。“上帝要我作出的这一牺牲丝毫没有动摇我对上帝的信赖，我照样决心在有生之年，借助上帝的恩惠，坚持参加我们神圣的宗教的所有活动。我通过经验感到，我们的幸福并不是由这个世界上的财产所组成的，因为自我受洗以来，尽管我们的家业已乱，但我却体味到一种在我家最为兴旺发达时所从未有过的内在的平静与满足。我现在所追求的一切是让我的全家，尤其是让我那因其轻率而让我悲伤的父亲认识与接受基督教。我父亲的不幸似乎是上帝向他提供的一种拯救的手段，即通过让他远离那些曾诱惑他的大量事物，使他由此可以对这个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虚无进行思考。但是，我颇为担心的是，他并没有从其应当获得的教益中受益。至少在已过去的三年中，尽管我力图让他进入我本人受到触动的那种感觉，却始终没能奏效。一天，我与他一起研读一本关于基督教的中文书。当谈到中国人通常把人带到其崇拜的偶像前让其认识自己的错误或认识相关的真理时，我问他是谁使他下决心成为基督徒的。如果不经常领受圣事，即便持续不断地祈祷，这样一种美德亦将不可能保持下去。这位陆姓文人也同样求助于这种强大的救赎方式。由此，他的第四个决心是每逢节日和礼拜天均去领圣体,每天都望弥撒。人们看到他在冬天最冷的时候第一个到达教堂。有时，由于他来得过早，他会冒着严寒在教堂门口待上很长时间，等待教堂开门。我无法向您叙说他是何等的谦逊、稳重。他的独特风格激起了我对他的崇敬之情。由于甘愿担任我们法国人教堂的讲授教理者，他竟乐于接受相当低的职位。这使他为之受苦，几乎仅能吃米饭和咸菜,他对世俗事物的漠不关心，使他变得像所有传教士那样审慎、克制，而这一特点却并非为所有中国的基督徒所共有，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相当随意地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由于认识到时间的价值，他非常注意爱惜时间，不让一寸光阴白白流失。当只身在街上行走时，他始终背诵某些祈祷文，尤其是 《圣母经》几乎是被他不停地挂在嘴上。当其官职的职责或某些施舍的动机无须他在外面忙于为众人操劳时，他就回到家中，专心于祈祷或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如同人们已清楚指出的那样， 大多数出身还算高贵的中国人都爱摆架子，但他却极为不拘小节，在大街上甚至对那些最不起眼的小孩子也打招呼。您并非不知道，传教士为了不过于引人注目，被迫穿上在该国流行的服装。然而，虽然他们在仿效中国人的举止、风度、步态以及所有中国人特有的特征方面颇具才能，但人们往往能够把他们区分出来，而这可能是迄今为止在异教徒归信方面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障碍。为了去除这种会被人认出的不便之处，传教士们尽其所能地培养当地的教士。传教士们在这些人年幼时就培养他们，教他们学习拉丁语，并逐渐地教他们一些教会神职方面的知识。当这些人达到一定的年龄时，传教士们就让他们充当讲授教理者，并在他们年届四十之前对其进行考验，若有在年届四十时始终经得起考验者，则任命他们为教士。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暹罗王国的首都设有一个神学院。 一些中国孩子就是被人送到此处接受教育，并被培养成为福音的使者。人们通常把他们培养成非常好的人。这些中国的教士由于不易被人认出，所以能够取得比欧洲人大得多的成果。但是，尽管我们百般注意，偶像崇拜仍使远比我们能够拯救的人要多得多的人堕入地狱。究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从事使徒工作的人的数目丝毫无法与中国巨大的人口相称；其二是几乎持续不断的各种迫害严重地阻碍了传教事业的进展。当人们命令他在带耶稣像的十字架上践踏，否则就没收其所有财产时，他对判决者说道：“把它们都拿走吧。它们既脆弱，又难以久存，而我所期待的是别的永恒的、没有人能够从我手中夺走的事物，他的财产实际上已经被国王在没收后占有。他与我们一样并不抱有幻想。他不认为能够在也许只存在自爱的地方找到上帝的荣耀，并不想为了期待一种或许将永远不存在的更大的善，而去冒抛弃一种实实在在的善的危险。 但为了更好地向中国人宣传上帝的学说，他觉得应当利用各种机会向中国人展现我们完美无缺的大公无私精神，因为这种大公无私的美德在中国人当中是如此缺乏，以至于他们几乎均把它看成是一种不可能有的事物。事实上，凡是认识宋君荣神父的人都会觉得他非常可爱。安详的脸神，非常温和的习性，令人愉快的谈话以及自然的举止，凡此种种皆会使人对他产生好感。只要与他建立友谊，对他的敬意就会油然而生。人们只要与他谈上几次话，且不管谈的是什么话题都会对他佩服不已，因为他不管碰到什么话题都能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通晓一切，无所不能的人。他读过的书很多，且所有读过的东西都能够加以阐述。神奇的记忆力使他在谈论任何问题时皆能脱口而出。神学、物理学、天文学、历史（不管是宗教的历史还是世俗的历史，古代的历史还是现代的历史）、自然科学、文学，凡此种种，皆在交替地吸引着他的注意力。当无须祈祷或履行其教职时，他的脑子里时时刻刻都充斥着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他就像是一个人们可以放心地查阅，并且从不会毫无收获的活书库。中国的博学之士也从他身上发现了值得学习的地方。他们不止, 一次地对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够如此专心致力于他们的科学，并且还能向他们解释相关内容表示钦佩。尤其让他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位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人能向他们详述中国帝王复杂的世系，能为他们就中国古代的学说与后来的学说进行对比，能向他们叙说中国的历史，并给他们一一指出各个朝代中所有值得关注的地方、每个朝代产生的重要人物等等。他在讲述曾让这些严肃、自负的中国文人觉得难以理解的内容时讲得清晰、自如和流畅，这使得这些原先存有偏见的中国文人不得不承认，这位来自欧洲的博学之士在国学方面的知识远远超过了他们。先生，我所说的均是我亲眼所见的事情。如果您愿意关注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尤其是他的博闻强记的话，您就不会觉得我有失夸张。宋君荣神父从其幼年起几乎就已专心致志地投入连续不断和系统的学习。他在十五岁时被吸收到本会在图卢兹的分会。在成功地完成人们在他处于青少年时交给他的不同工作，以及在从古希腊、罗马的作家那里吸取了优秀文学的真正情趣之后，他开始专心学习高深的学科，并全身心地投入其间。正是在这一时期，为了能够从源头开始直接阅读圣人的著述，他学习了希伯来语。人们对他寄予了最美好的期望。但是，宋君荣神父丝毫没有想过在自然科学或文学方面去博取声名。正如您知道的那样，《易经》在中国人那里是一部简要地记载其民族自尧至周的古代历史的经典著作，这段历史的起讫若按我们的算法来说的话，大约是从诺亚时代的洪水灭世开始直至公元前937年左右。宋君荣神父在上述传教方面的工作做得并不比别的传教士少， 而若没有从事这些传教活动的话，这个传教士将只是名义上的传教。他的抽象研究、频繁的熬夜苦读、各种各样的内外事物从未妨碍他做善事。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在为观测天象彻夜不眠之后， 先从观象台来到神工架，又从神工架来到讲道台，再从讲道台来到祭台，在没有任何休息时间的情况下从事着不同的宗教活动。确实，强壮的体质以及似乎经受得住一切考验的健康状态才使他得以如此行事，否则他的身体早就吃不消了。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让我们感到钦佩的事情之一是许多信奉基督教的年轻妇女的坚定态度。这些妇女在其异教徒的丈夫以及公公、婆婆那里终日遭到虐待，同时又无法从其往往住得很远的娘家得到任何救助。但她们没有中断自己的虔诚之情，并把自己的信仰作为其最宝贵的财产加以保留。在中国，存在着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就许婚的习俗。许多后来变为基督教徒的人在其还是异教徒时曾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偶像崇拜者，而这种非常正式的约定一旦形成，就不再有办法摆脱它们。 在此，有大量这样的女英雄，她们虽没有殉道者外在的光荣,但却具有殉道者的一切优点。她们中的某些人最终得到了其终日在上帝面前哭求的事物，即宽慰地看到其家人均从偶像崇拜者变为基督教徒。 另一些较为顺从的妇女则最终使其丈夫在不再过问她们的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变得相当好商量。去年有一位这样的妇女在经过七八年这种类型的婚姻，并为教会生下了好几个孩子之后去世。说实话，对这位妇女而言，其受到的迫害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她刚进入夫家时, 她在惊恐地拒绝了人们要她跪拜供在家里的偶像的建议之后，跑到了自己的房间举起了圣像。人们很快从她手中夺走了圣像，于是她态度坚决地说道，没有这些圣像，她就不再在这个家里待了。她还连续三天既不吃也不喝。人们见她态度坚决，井显示出在宗教问题上绝不屈服的性格，就把圣像归还给她，而且从此以后任由她保持其宗教信仰。在三四个月之前，我听了一位妇女的忏悔。这位妇女在忏悔完毕之后极为平静地对我说道，如果其丈夫知道她待在娘家是为了看望传教士，将会痛打她一顿。但是，进行忏悔以及领圣体时的那种幸福就非常值得付出这种代价。事实上，我在两天后得知，她的丈夫打得她的手脚至少将在两个多月内无法听自己使唤。但我确信，在新的一年里，她将是首批要求参加神圣的表示奥义的仪式者中的一员。如果您在欧洲目睹的对基督教的漠不关心刺痛了您的心，那么，请您想像一下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是世界上最大的和偶像崇拜者最多的城市，有多少灵魂就在我们的身边灭亡啊！其次应当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婚姻与我们大相径庭，即女方不仅不用携陪嫁财产，而且男方还必须得花钱购买女方，并给女方的父母一笔双方彼此觉得合适的钱款。后者是人们在签订婚约 后支付的一部分定金，而另一部分定金将在举行婚礼前几天支付。除了这些定金，男方还得向女方的父母送去丝绸、稻米、水果等礼物。如果女方的父母收下了定金和礼物，这一婚约就会被看做已经完备， 双方均不得毁约。虽然女方不用有陪嫁财产，但按照惯例，没有男孩的女方父母会大方地给其女儿准备一些嫁妆。没有男孩的岳父有时甚至会让其女婿住到自己家中，并让女婿继承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但是，他不得不把另一部分家产遗赠给自己家中以及同姓的某个人，以免断了祭拜其祖宗的香火。如果该岳父在去世前尚未选定另一部分家产的继承人,法律会要求他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戚们共同商量并选定能够充任延续香火职责的人选。这里的人们把祭祖视为必不可少的事情，以至于如果某人是独子的话，他在结婚时不得前往其岳父家居住。而即便他去其岳父家居住的话，那么，也只能住到其父亲去世时为止。中国人对其祖宗的灵魂抱有的这种具有迷信色彩的虔诚，使收养之事应运而生。那些没有男性子嗣的人往往收养别人的男孩。这种收养由两类方式组成：第一种是指定一个外人的男孩做自己的继承人；第二种是选定其亲戚中的某个人来做自己的继承人。在第一种情况当中，中国人会向他们收养的男孩的父亲支付一笔钱，而这个男孩今后只承认其养父是自己的父亲。该男孩还要姓其养父的姓，并在其养父去世时为其戴孝。如果被收养的男孩入门后其养父又结了婚，并有了自己的男孩，收养关系会始终继续存在，因为这种收养关系在其养父的婚姻之前，故该养子有权得到和其他孩子同等的财产。在第二种情况中，一位没有男性继承者的中国人可以收养其弟弟的长子。与之相反，其弟弟若没有儿子，而且其兄长有两个儿子的话，则可以收养其兄长的次子。总而言之，如果在一个有三兄弟的家庭里，若某人有三个儿子，那么，他只能给自己留下其中的一位，余下的两个儿子则由其两位兄弟分别收养。这种被收养的男孩叫做“过继的继承人”。中国人认为婚姻有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可以有人在祖宗的牌位前接续香火；第二个目的是繁衍后代。曾把其学说汇集于一本讲礼仪的书籍之中的哲学家们谈到过适合于结婚的年龄，并大体上对人们在处于什么年龄时该做些什么事情均作了规定。根据他们的说法，男人在十岁时其头脑和他们的身体一样脆弱， 所以最多只能用于学习一些最基础的知识。二十岁的男人并未具备其所有的能力，他们才刚刚觉察到第一道理智之光；然而，由于他们 开始成为成年人，人们应当给他们戴上成年男子戴的帽子。男人在其三十岁时成了名副其实的男人，既强壮又精力充沛，这一年龄是适合于结婚的年龄。人们可以赋予四十岁的男人普通行政官员的职位，可以赋予五十岁的男人难度最大、涉及面最广的职位。男人在六十岁时就变老了，往往谨慎有余，活力不足，以至于这种年纪的人不 该亲自去做任何事情，而只要指派人们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即可。对于其体力和智力已经减弱、无能为力的七旬老人来说，他应当任由其子女来照管家里的事务。八九十岁则是老朽不堪的年龄。处于这种年龄的人有点像儿童一样，他们不受法律的约束。如果他们活到一百岁，其应当做的就只是设法使其生命得以打发时光。人们从这些关于年龄的划分中可以看到，中国人以前认为三十岁是结婚的最佳年龄。但在今天，人的本性使他们觉得不应这么晚才结婚。相关的法则会顺从于各个时代的习俗和状况。在中国人当中最常见的就是，早在结婚的男女双方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龄前很久，甚至经常是在这对未来的夫妻尚未出生时，人们就商定了相关的婚姻事宜。两位朋友以一种郑重的方式，非常庄重地互相约定，若他们将要分别出生的孩子性别不同，就让他们的孩子通过婚姻结合在一起。这种约定的庄重还表现在其撕碎自己的上装，并互相赠送其中的碎片为证。然而，那些公开主张要保持中国人道德纯洁性的人们不断地告诫民众避开这种类型的鲁莽约定。关于礼仪的书中说道，经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那些子女要么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缺点，要么受到各种使其不适合于结婚的疾病的束缚。厄运可能会置两家中的一家于极端贫困的境地。事先无法预料的为他们死去的父亲或母亲服丧，可能会使其婚礼被推迟很长时间，甚至会妨碍他们的婚姻。最后，此书指出了这种习俗所导致的众多弊端。这种习俗在我看来实际上极为奇怪，但人们从未最终摧毁它，因为那些以其出身或财产而最为显赫的人每天都在将它付诸实施。这本讲礼仪的书所宣扬的主张明智至极。它劝告父亲与母亲们不要过于看重对方的钱财，而应 更加关注结婚双方彼此之间是否有好感，因为后者才是所有结合的关键。此书提出，有理智的人能够积聚财富，而失去理智者只会糟蹋财富。如果他们为儿子寻找的配偶出身的家庭比他们家更富裕或地位更高，这个配偶也会愈加傲慢、不听话和狂妄自大。该书还补充道，这些为了利益而牺牲其儿子的不公道的父母们，是些把自己的儿子当做出价最高的奴隶卖掉的野蛮人。所有的婚姻都得通过不论是来自男方还是女方的媒人或媒婆来形成。也许没有职业比媒人更为严重、棘手和危险了，因为如果媒人在撮合过程中不幸犯有某些不合规定的行为，她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除了媒人之外，通常还有一位代表双方主持婚事的人，此人一般由未来丈夫的父亲或最亲的亲属担任。如果主持者有某些欺骗行为或明显的欺诈，人们同样也会对他进行惩罚。人们对其惩罚的程度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有明文规定，但我在此省略了这些惩罚的种类和细节。夫人，只要您知道以下两点就够了：其一是在婚姻方面若有欺诈之事必受惩罚；其二是法律在婚姻这一会导致最大后果的事情上要求坦诚和正直。在所有家族中均有一位家长，人们得向他通报所有事务，尤其是人们计划缔结的婚姻和同盟。丈夫的父亲要守斋，并在家中给其祖宗们的牌位献上供品，以便将自己在人世间商谈的事情告诉列祖列宗。他们还要大规模地宴请其亲朋好友，并让亲朋好友们知道，他们的儿子将与某某人的女儿结亲。任何中国人只允许有一位法定的妻子，这条法律几乎与其帝国一样古老。在法定的妻子和小妾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区别，即前者是丈夫的伴侣，并且能支配其他的女眷；而后者则要完全服从于前者。中国人在寻求婚姻时讲究年龄相当、门当户对，但在纳妾时则比较随意，并根据自己的能力去买她们。小妾生的所有孩子均把其父亲的法定妻子认作他们的母亲。他们在其生 母去世时不用戴孝。他们还要向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分显示其温情、 服从和敬意。皇帝也只有一位法定的妻子，人们将后者称为“皇后”，这一称呼意味着她与其丈夫分享着皇位的君权。除了皇后之外，这位君主还有不少嫔妃。连被单独列为一等的皇后在内，皇帝的这些女眷共划分为六个等级。其中列为二等的有三人，三等的有九人，四等的有二十七人，五等的有十八人，至于六等，其人数没有限制。虽然大多数小妾是因某种罪过而被玷污的女人，例如她们是任人购买的。但是，尽管有这样的印记，她们在中国的名声却并不怎么令人厌恶，这无疑是偶像崇拜的愚昧所持久造成的一种不幸。这些妇女是奴婢，并且要服从其主人的所有意愿。正派的人，也就是说那些在这一国家被视为正派的人，只有在得到其法定妻子的允许下，并以为其法定妻子服务为借口，才会购买与他们妹居的女人，尽管这些所谓的侍女往往比其女主人更讨男主人的欢心。在某种意义上，多配偶制在这里与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不再受到允许。那些在其法定妻子尚在世时敢迎娶别人的人会受到至少九十棍的惩罚，其第二次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人们还会让那些把小妾提升为法定妻子，或把法定妻子贬为小妾者遭受同样的惩罚，并强迫后者重新恢复原有状态。以前，只有膝下无子的官员和四十来岁的男人才被允许纳妾。 关于礼仪的书籍甚至规定了人们对违反这一法律者应当给予哪些惩罚。该书写道，姘夫并非一定要打发掉其姘妇，但他将因其淫乱受到在背上鞭打一百下的惩罚。这些法律仅仅继续存在于这本书之中， 目前，每个人只要自己觉得合适，无论拥有多少小妾都行，而这也是使异教徒归信的一个巨大障碍。小妾是如此地依附于法定的妻子， 以至于她得对法定妻子言听计从。此外，人们也不会给小妾举行某些排场的典礼。人们只是交给她的父母一份字据，给他们一笔钱，向她父母保证会善待他们的女儿，并以某种郑重的态度接受她。夫人，您不会相信，当中国人结婚时，他们所确信的只是其已经被一种不可分离的关系连接在了一起。人们通过这一帝国的成文法就可看到这一点，这些法律规定了对公开不履行婚姻义务的已婚者的严厉惩罚。然而，同样是这些法律也允许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离婚， 以下是主要的可准予离婚的情况。首先，如果夫妻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相互反感，并到了互不相容的地步，只要双方均同意离婚，那么就可允许他们离婚；其次，如果一位妇女被证实犯有通奸罪——此罪在中国人当中甚为少见，若她在事情尚较不严重的情况下不能够利用可能对她有利的法律，她将被立即休掉。法律还规定了另外七种可以离婚的理由，若没有这些理由，做丈夫的就不能休妻，如果他休掉了妻子，他将遭受被打八十棍的惩罚， 并且不管他是否愿意，他还得与其妻子一起生活。准予离婚的几种 情况分别是：1,妻子不能生育;2.妻子品行不够端庄；3.妻子养成了顶撞公公与公婆的习惯;4.妻子守不住秘密，说话大大咧咧;5.妻子为了她自己或别人的利益转移家中的财产；6.妻子表现出了不利于家中的秩序与家人休息的恶习"。妻子患上了令人厌恶的疾病，例如患了麻风病这种在中国很常见的毛病。然而，具有我上面所说的过失之一的妻子只有在其过失显得极为严重时才可被休。在这方面还 有其他的相关法律。如果一位妻子违抗丈夫的意志出逃，她将被人鞭打一百下，她的丈夫可以以拍卖的方式将其卖掉。如果她在出逃后结婚，人们将把她勒死。如果丈夫把她留在家中，并且在三年当中未给她任何音讯，她在通知官员之前不得作出任何决定。若她因为冒失或通过欺骗违反了这一规定，那么，如果她抛弃了其丈夫的家庭，符被鞭打八卜下；如果她重新结婚，则将被鞭打一百下。与之相反，如果她向官员提出了请求，向官员们叙述了她的处境，她可能会获得再婚的自山，或可以与男人同居。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况当中，小妾受到的惩罚将会比法定的妻子轻两个等级。但是，奴婢将受到同样的惩罚。还应当注意的是相关的同谋犯，例如，那些与丈夫外出的妻子结婚的男人，撮合这类婚姻的媒人，向出逃的妇女提供避难所的人等等。他们将受到同样严厉的惩罚。虽然不允许小妾抛弃其丈夫，但也没有任何法律禁止男人休掉他们的小妾或强迫他们在把小妾赶走后将其接回家来。法律规定， 如果某人毫无道理地赶走了其法定妻子，人们会强迫他把其法定妻子再接回来，他还得被人打八十棍。法律对小妾却只字未提。法律在此问题上的沉默使中国人在想摆脱小妾时理直气壮地无视任何我所提到过的合法的离婚理由。中国人可以第二次结婚，即便是妇女也享有同样的特权。当死亡突然中断了把夫妻连接在一起的关系时，不管是活着的丈夫还是妻子，仍然可以在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情况下自己给自己作主。此外，在中国人中，逃避第二次婚姻者是光荣的，人们盛赞那些在其丈夫死后为守节而自杀的年轻女子，这些年轻女子的自杀方式要么是上吊，要么是服毒。但这样的例子在当今已远远不像过去那样常见了。我现在要谈的是能废除婚姻或阻止缔结婚约的特殊情况。人们阻止缔结婚约的理由有：不能生育，以前有过婚约，冒名顶替,有血缘关系，条件相差悬殊等等，最后还有使用暴力或诱拐。不能生育被当做一种罪行，因为没有生育能力的妇女无法给祖宗提供新的祭拜者， 而且她还剥夺了他们在这个国家中的神圣义务。以前的婚约是两家父母之间所做的承诺，它还包括赠送礼物。已被这样许配给别人的女儿与其他人既不能定婚，也不能结婚，否则，其婚姻将被宣布无效， 结婚双方与媒人会受到严厉惩罚。冒名顶替是指用某个人来顶替另一个人。至于血缘关系，法律禁止在同姓的人之间通婚，同姓的人只有在其亲等处于二十等时才能结亲。这条法律极为古老，伏羲（Fo-hi）皇帝是其首创者。因此，为了使婚姻能够有效，结婚者之间不能有任何较近的亲缘关系。确切地说,在中国人当中，除了那些通过职业或财富取得贵族身份者外，并没有其他的贵族。这也是有些家庭比别的家庭显赫的原因。官员不会与平民百姓结亲，除非是再婚。由于不用考虑等级方面的问题，所以在同样的情况下，中国人在郑重地娶一位小妾时不会有任何困难。但能使婚姻被废除的原因并非这种家庭条件上的不平等，而是自由人和受奴役者之间身份上的差别。以下是我在关于礼仪的书中找到的与此有关的中国法律。让某个自由人的女儿给自己的奴仆做老婆者，将会受到被打八十棍的惩罚，该婚姻将被取消。相关的媒人和主持婚礼者将受到比前者少挨十棍的惩罚。如果一个奴仆娶了一个自由人的女儿，他将被人打八十棍。如果这个奴仆的主人把这个自由人的女儿当做奴仆对待，其主人将被打一百棍。一个使其奴仆与一个自由人的女儿结婚的主人，若为说服女方的父母而谎称新郎是自己的儿子或亲戚，那么，他将受到打八十棍的惩罚。如果该奴仆在其主人欺诈时充当了同谋，则也要受到同样的惩罚。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情况当中，婚姻取消，女方恢复其所有的权利，她已经收下的定金和礼物仍归其所有。同样，当女性奴仆以欺诈手段与具有自由身份的男子结婚时，法律亦将对男女双方予以同样的惩罚和处置。最后，法律规定，无论是谁，只要他被证实诱拐和强暴了一位女子，就将被处死。但是，如果这位女子同意被人诱拐，那么，诱拐妇女者与那位女子将分别被人打一百棍。以下是另一条关于中国官员的条款。在这个帝国里，有两条让人不能不感到相当佩服的法律。其第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官员在其出生的城市和省份里担任官职。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这一法律。也许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比这一条法律更被人所坚持不断地遵守了。其第二 条法律禁止官员在其任职的省份里有各种类型的同盟（alliances）。如果一位审理案子的文官（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武将不受这两条法律的约束）在其任职的区域里结婚或纳妾，铁面无私的法律会判他被人打八十棍，他的婚姻亦会被宣布无效。如果这位官员娶的是他应当审理的案子的诉讼人的女儿，人们会对他加重处罚。在这两种情况下，媒人会受到同样的惩罚。女子则被送回其父母家中。 如同我已经汇报过的所有其池情况一样，婚礼上收的礼物将由朝廷充公。中国人在他们为其父亲或母亲戴孝时不得结婚。由于人们认为孝敬父母是最值得。逆的事情，他们根据其与逝者亲缘关系的程度来安排服丧的时间，并一丝不苟地遵守相关规定。若有丧事不期而至，他会摆脱所有的定婚或诺言的束缚。如果其父亲、母亲或某位近亲的逝世发生在准备举行婚礼的时候，那么，未婚夫只有在其亲属郑重地表示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娶妻。这就是为什么当死者的遗体下葬时，死者的亲属会用文书的形式通知对方，告诉对方其女儿完全拥有与别人结婚的自由。这种文书是这样写的：“李氏（此为举例）正在为其父亲的逝世戴孝，无法再履行向贾氏所作的结婚的承诺，因此特向贾氏通报这二消息，以便她不受其义务的约。女方的亲属接到了这一文书，但他们并不想为此就完全摆脱婚约的束缚。女方的亲属在对方服丧期满之前不会签订其他的婚约。当对方服丧期满时，轮到他们写信给青年男子，邀请他重新建立密切的关系。如果青年男子不想接受这一建议，女方仍旧是自由的，其父母会给她另找婆家。这条法律对男女双方具有同样的约束力。当男女双方通过媒人觉得这桩婚事合适并签字画押时，人们就开始进行在这个国家尚在时行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归结为六个要点： 1.定下婚事2.要女方的生辰八字;3,就未来的婚姻请教占卜者，并把好的占卜结果带给女方;4.赠送绸缎和其他礼品，以此作为人们想实现这桩婚事的证据;5,提出举行婚礼的日子;6.前往女方家中把新娘娶进夫家。应当始终注意的是，这些仪式仅仅在非同寻常的家庭之间采用， 平民百姓并不遵守这些礼节。此外，由于这些仪式耗时过长，老百姓通常把前五项合在了一起。人们一开始就请家长参与计划中的婚事，并准备了应当送给女方父母的礼物。过去,人们送给女方家长的就是一只鸭子，但现在，人们送的是绸缎、布匹、一头猪、一只羊、老酒和水果等等。在这些场合，人们尤其推崇平常一些的东西。男方的父亲随即会写信给女方的父亲，信中的言辞大致是这样的：”承蒙厚爱，不胜荣幸。您没有不屑于一位无论是在功绩方面还是在财富方面均不如您的人。我非常感激地得知，您已经同意了我通过我的媒人向您提出的建议，答应把您的女儿许配给我的儿子。 为了遵守我们的祖先所制定的习俗，我派人给您送上了一些普通的礼品，以便与您商定结婚的条件，并知道您女儿的名字。我请求您将您女儿的芳名与生辰八字告诉我派来的人，以便我能就此桩婚事的运道占卜问卦。我无限重视您的友情，并请求您继续惠予本人这种友情。他会把其姓名和日期署在帖子的下方，因为中国人并不在活页纸上写东西。由于男人有好几个名字，女人除了其姓名之外也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其父亲在她小时候叫的小名，另一个是人们在她长大时强加给她的名字。从她长大到出嫁，人们一直以后一个名字来称呼她。她的后一个名字和其母亲的名字是对方想要知道的名字， 因为其父亲的名字对方已经知道。此外，作为一条礼规，女儿应当绝对显得不认识人们许配给她的那位男子。在所有这些程序完成之后，人们随即会就其计划签订的婚约征求已去世的祖宗的意见。人们会尽可能地把家中的灵堂布置得富丽堂皇。男人和女人们均汇集在灵堂内，其中女人们站在右边，男人们站在左边，而左边是更让人显得有面子的地方。在净手之后，他们揭开了牌位上的覆盖物，在这些牌位上写着往上数四代以内的祖宗的名字。随后，他们请求祖宗保佑。一家之主点起了插在供桌上的香火，并跪了下来。然后把香 火放人盛满香灰的瓮里。这时候所有的人均匍匐着向人们以为围着这些牌位飞来飞去的祖宗的灵魂致敬。在这之后，一家之主读了用烫金的字写成的演说稿，通过这一演说将已经被商议过的婚事告诉给祖宗的在天之灵。演说稿一般这样写道「某年（此处的年份只是皇帝的年号），某月，某日，愿意向你们表示其虔诚和敬意的你们的孙子某某想让你们知道，他那已到结婚年龄，但尚未娶妻的儿子正在与其家人慎重考虑与某某某女儿的婚事。我们无限悼念你们。我们献上了香火和酒，以便让你们知道家中发生的事情。”当家长读完此稿 即把它烧掉。大家一边把罩布重新覆盖在牌位上，一边向祖宗告辞。同一天，人们会派一名家庭的代表前往女方的父亲那里，以便给后者带去我提到过的礼物。这位在媒人与多位仆人陪同下前往的代表，会在对方的家门口受到最隆重的迎接。女方的父亲在从代表手里接过礼物和信札之后，请等候答复的代表稍等片刻。他立即拿着 这封信进入家中供奉祖宗的灵堂，而其家人则已经汇集在那里。在灵堂里，这一家人会重复另一家人曾有过的相关仪式。当这一切耗时过长时，女方的父亲会向男方的代表道歉，而后者则会以常用的方式应答。因为在这种场合中，说话和屈膝礼的次数都是固定的。女方的父亲随即交给男方代表几篮送给男方的肉和水果。双方以常见的客套话互相道别。女方的父亲一般以这样的话答复男方：“我恭恭敬敬地接受了你们惠予本人的善意的表示。承蒙你们让我的女儿高攀你们的儿子，遂使寒舍蓬草生辉。我的女儿是个粗人，没有头脑，而且我教女无方。然而，能够在这种场合顺从你们让我甚感荣耀。你们将在分开的帖子里看到上面写有我的女儿和她母亲的名字，以及我的女儿的生辰八字。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友情，并请求你们记住我的友情。男方的父亲会以同样隆重的方式迎接归来的代表和女方的答复，因为该代表在此时已被视为是女方的父亲派来的。这种相互约定是第一个典礼。从那以后，人们会把女方的头发盘起来，并给她戴上一个表明其已名花有主的项链。接下来让我们转入其他的典礼。在商定的日子到来时，男方会向女方的父母送去绸缎以及其他的礼物，以便促使女方尽快完婚。绸缎的匹数是有限制的。不得多于十匹，少于二匹。它们的颜色要各不相同，但人们会注意里面不能有白色，因为白色是办丧事时用的颜色。人们还会加上这样一些礼物：缝衣针、手镯、金的或银的锥子。同一天，男方的父母以书面形式宣布，他们已算过命，并得到了吉利的结果。与此同时，他们还确定了举行婚礼的日子。他们在一本年历中寻找这个日子。如同我们的年历标明了雨天和晴天一样，他们的年历会标明吉日和凶日。随后， 他们给女方的父亲送去了一份新的子或信，这些帖子或信这样写道：“亲家，我怀着深深的敬意获悉您已经决定让您的女儿和我的儿子成亲。我已经就这桩婚事去算过命，算出来的结果很吉利。现在，根据我们祖先的惯例，我委派了一位值得信赖的人给您带上一些普通的礼物，这些礼物将作为我方想尽快完婚的证明。我也择定了举办婚礼的吉日。我将恭候您的嘱咐。敬礼。我忘了说在送出这封信之前，人们要把此信带至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在那里，家长将向祖宗的在天之灵说道：“您的孙子，我的儿子（原文如此，但它与前面演说稿中提到的相关辈份未能统一——译者）某某，因为已经商定要与某某某的女儿某某某结婚，特向你们禀告他已算过命了。他向你们呈上供品，是为了让你们知道已定好的举办婚礼的日期，代表在媒人和拿着第二批礼品的仆人陪同下，再次前往女方的家中。在女方家中，他又受到了客气的接待。代表的第二次访问与第一次访问绝对很相似。女方家长同样拿着刚收下的信与礼物进入自家的灵堂，告诉祖宗们婚事已经确定。代表返何时带有女方父亲的回信，该回信中写道：“亲家，我接到了你们的最后决定。你们希望举行婚礼。惟一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女儿没什么优点。她没有受到其可能接受的一切教育。我担心她可能一无是处。 然而，既然算命的结果是吉利的，那我就不敢不按照你们说的去办。我收下了礼物，并向你们致敬。我同意已标出的结婚日期。我将留 神准备好所有应当准备的东西，代表把女方的回信带给了男方的父母，男方在接到回信后亦将重复女方家中在接信后的所作所为。虽然我刚才汇报的典礼显得有点冗长，但它却无法与随后举行的典礼相提并论。不过，我将缩短对后者的叙述。在预定举行婚礼那天的前三天里，人们把整个女方家中都照得通亮，此举与其说是显示欢庆，毋宁说是显示悲伤。它好像是让人们知道，在即将失去女儿之际，其父母是不允许睡觉的。人们在男方家中也戒除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在那里，悲伤取代了欢乐，占据了统治地位。人们认为，儿子结婚就好像是父亲去世的一种写照，因为儿子似乎以某种方式接替了其父亲。新郎的朋友们并不向新郎道喜。如果某人在这种场合给新郎送礼，那是因为新郎邀请他到家中喝喜酒。人们既不提新娘，也不提婚礼。在定好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新郎会尽可能地穿得华丽一些。当他的家人汇集在家中供奉祖宗牌位的灵堂里向祖宗禀告他们将要做什么时，新郎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并匍匐着以脸碰地。他只有在祭典结束时才能起来。随后，人们准备了两张桌子，一张是为新郎的父亲准备的朝东摆放的桌子，另一张是为新郎本人准备的朝西摆放的桌子。我不知道这种安排的奥秘所在。司仪——其通常由一位亲属担任，请新郎的父亲人座，父亲立即坐在了桌前。新郎则走近了为他准备的座位。司仪给新郎满满的一杯酒，后者则跪着接酒。新郎以浇祭的形式在地面上洒了一些酒，并在喝酒之前跪在其父亲面前拜了四拜，随后又靠近父亲坐的桌子，跪着接受父亲的指示。父亲对他说道：“去吧，我的儿子，去寻找你的妻子吧。去把一位能帮你操持家 务的忠实伴侣引进家门吧。你必须要小心谨慎地考虑所有问题。”儿子在其父亲面前又拜了四拜，并答道他会照父亲说的去做。在这之后不久他就动身去迎亲了。他坐上了人们已在大门口备好的一顶轿子，几个仆人手持灯笼（这是人们保留下来的习俗，因为在以前，所有的婚礼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走在他的前面。当他到达女方家时，在第二个院子的门口停了下来，等待其岳父前来引他入内。在女方家中，人们也举行了几乎和男方家中一样的仪式。父亲和母亲是坐着的，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东面，另一个坐在内院柱廊的西面，其亲属在他们周围围成一圈。已被母亲用最绚丽的衣服打扮好了的新娘站在柱廊的台阶上，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丫环（此人在这一场合相当于她的“侯相”）和另一位在典礼中担任司仪的女子。她随即靠近她的父亲和母亲，分别向他们行了四次礼。她同样也向所有亲属行礼，向他们做最后的告别。当女司仪递给她一杯得跪着去 接的酒时，她也做了普通的浇祭，并喝完了剩下的酒。在这之后，她 跪在其父亲的桌前，后者劝她要谨慎行事，一丝不苟地照着公公、婆婆的话去做。在父亲劝完之后，她的侯相把她引到了内院的门外，她的母亲给她套上了一个花环，并用一块大的头巾盖住了她的整张脸。她的母亲对她说道：“我的女儿，你要勤快一些，要始终听丈夫的话， 要在家中恪守妇道”等等。她父亲的小妾、她的嫂子以及叔叔、姐妹们陪她走到了笫一个院子的门口，并要她记住自己已经接受的好主意。在这种典礼中，始终由其父亲的法定妻子充当母亲的角色。对其生母而言，她只能充当司仪，或至多充当像相。在这期间，女方的父亲将依照一般的习俗去迎接新郎，但与一般的习俗略有差别的是，女婿要把手伸给岳父。当他们到达第二个院子的中间时，新郎要跪下向其岳父呈上由新郎的仆人带给新娘的一只野鸭，以此作为新郎向新娘表白其爱慕之情的新证据。最后，新郎 新娘第一次碰面。两人互相致意，并一起拜天地和主宰天与地的神灵。侯相随即把新娘引到为她备好的花轿里，花轿上覆盖着玫瑰色的织品。新郎与新娘牵了牵手，然后自己上了另一乘轿子，或者是跃上马背。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行进时周围有仆人相随。这些仆人除了手持我已经说到过的灯笼之外，还带着所有居家过日子要用的 物品，如床、桌子、椅子等等。当新郎到达自家的大门时，他下了马或出了轿子，并邀请其新娘进入他家。新郎走在新娘的前面带路，双双进入已摆好喜酒的内院。 于是，新娘被掀开了盖头，并向新郎行礼，而新郎也向新娘回礼。两人都洗了手。新郎立在了柱廊的北面，而新娘则立在柱廊的南面。在他们入席之前，新娘向新郎拜了四拜，而新郎也向新娘拜了四拜。随后，两人面对面人座。但在开始吃喝之前，他们要以浇祭的方式洒掉一些酒，并把祭献给神灵的肉放在一旁。这是一种在所有典礼性的酒席上都不能省略的习俗。在吃了一些东西并保持一种深深的沉默之后，新郎立起身来给新娘敬酒，并很快重新坐下。而新娘也立即向其新郎敬酒。在这同时，人们递来满满的两杯酒，新郎新娘各自喝了其中的一部分，在先把剩下的酒都混合在同一个杯子当中后又分到两个杯子里，随后他们喝光了杯子里的酒。在这期间，新郎的父亲在隔壁的套房里请其男性的亲朋好友大吃大喝，而新郎的母亲则在同一时间里请他们的女性亲戚和其丈夫的朋友的妻子们吃喝。整个一天在盛宴中度过。 翌日，新娘身穿婚礼上穿的服装，在其丈夫和拿着两匹绸缎的俱相的陪同下来到家中的第二个院子。在这里，新娘的公公、婆婆分坐在两张特别的桌子前，等待着新娘的拜见。小两口在行礼时在新郎的父母面前拜了四拜。在这之后，新郎退入隔壁的一个房间。新娘把绸缎面料放在两张桌子上，并深深地鞠躬。她请公公、婆婆收下她的礼品，随后她在婆婆旁边坐了下来。婆媳两人通常都会显得很客气。但是，人们不会在桌子上放任何菜肴，因为此时同坐一桌纯粹是一种仪式，通过这一仪式，表明了婆婆接受其儿媳作为其经常的共餐者。在这次拜见之后，新娘将向其丈夫的所有亲属致意，并在他们面前拜四拜。但是，她只有在以下列方式被带入该家祖宗的灵堂后才能去拜访他们。人们首先在祖宗面前供上祭品，以便告诉祖宗新娘子将要来拜见他们。在这段时间里，新娘和新郎要跪在灵堂外的台阶上，他们只有在人们掀去盖在写有其祖宗名字的牌位上的覆盖物时才能起身。随后，新人们被引入灵堂之中。在那里，在拜了几拜之后，他们低声地祈求神灵保佑自己。这一仪式是对所有其他仪式的补充与完善。以上就是中国人婚礼的情况。普通人家并不完全严格地按这些程序来进行，但他们会采取其中的一部分程序，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程序。据我所见，中国人与我们在欧洲的想像大致相近。但人们谈论他们时，讲的是他们的特征，而当我们过分贴近地观察他们时，这些特征似乎都不见了。在我们的画像中，过分地夸张了他们眼睛的细小和身材的矮小。我们发现，在一百人里，至少有二十人足以打扮成欧洲人。不过这也是必需的，否则我们传教士就不可能进入内陆，因为在通关时，要经过海关人员的检查，他们的眼力可是好得很。惟一会使欧洲人露出破绽的是他们的蓝眼珠。杜赫德神父在他的描绘中对中国人过誉了。这些人可谓十恶俱全，而主要的是傲慢。我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不太残忍。但对信仰难以在这些人心中扎根，我却一点也不奇怪。他们非常善于模仿，但缺少一点灵气。在广州，四十人中三十五人所穿的全部衣服就是他们的短衬裤。当然也必须承认这里酷热难当：我也有点不适应。但我身体非常健康：什么东西都比不上神的召唤。神召使得一切都容易对付了。人们提到过中国人口众多，这可是一点都不夸张的。在广州和它沿岸就有一百万人。在距广州五六法里的丰康村（Fon-kan）， 也有同样多的人。该村庄如有一道城墙，就可成为特大城市了。那么，为什么在纬度40度左右的北京整个冬天会如此寒冷，以至于人们要睡在整夜烧火的火炕上？为什么这里的夏天又是如此酷热，以至于去年两个月里被太阳的热度烤死了八千多人？这个问题提出得已经很久了，我希望金济时神父能够给出详尽的解答，至少我们在近三个月的路途上会有时间去考虑它。我们还可以看到有些地方种植着麦子、水稻 和其他的谷物。为耕种这些土地，就有村庄，村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这块封闭的地方。人们还可以看到由商店排列而成的小街，这些商店就像一个集市，在一年不同的时间里收集来自中国各地、日本，甚至欧洲各国的奇珍异宝。其中有两位佩黄带子的年轻 人被他们的弟弟争取过来。这位弟弟早在五六年前就已经成了基督教徒，尽管他的父母和哥哥们尚不信教。无须多言，佩黄带子者是属于皇族的。但亲爱的神父，你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这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件，它会带来巨大的后果。尽管他们佩黄带子，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属于平民。在北京有大量这样的无业者，除了佩带黄带子和红带子以外，与其他人并无二致，这些标志只是证明他们有着高贵的血统，仅此而已。这里贵族的人数一直在减少，有些贵族在四五代后，他们的孩子如果没选中做皇帝和亲王，就降为一个小人物。汉语艰深难学。可以向您保证，汉语与世界上其他已知语言没有丝毫相似之处。同样的字永远只有一种词尾。其中找不到我们讲话中通常所见的性、数、格的变化。在动词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帮助我们发现这是谁发出的动作、他如何动作和何时动作以及他是一个人动作还是和其他人一起动作。总之，汉语中，同一个词，它既可以是名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可以是动词和副词，可以是单数，也可以指复数，可以是阳性，也可以是阴性等等。全凭你根据上下文去听去猜度。除此之外，汉语所有的词可减至三百多个，它们由于发音方式不同可表达八万多种不同的意思，人们可用同样数目的汉字来表达。我再回到词的方面。人们告诉我：“Chou”就是“书”的意思。我想，如果只要“Chou”这词一旦出现，我就可以认定它是和“书”有关。 但事情决不是这样：当“Chou”再出现时，它的意思却是“树”。于是 我将“chou”分解成两种意思，一是书，一是树。但事实上远不止这些J'chou”可以是“暑”，可以是“述"，可以是“曙”，可以是“（雨） 水”，可以是“恕”，可以是“熟（熟悉）”，可以是“输”等等。如果我想将这一词的意思全部列出来，那还有很多很多。而对所有欧洲人来说特别困难而且永远是一种障碍的是汉语的读音。它似乎是一道难于逾越的门槛。首先，每个字有五种不同的读法。但你不要认为，它们的读音非常分明，我们的耳朵可以轻易识别。这些单音节词发出来出奇地快，害怕很容易让它们逃走而不得要领。中国人还不知道省略掉多少元音的发音。在一个送气音后， 就要紧跟一个平音；在一个齿擦音后，要紧跟一个凹音。人们有时用嗓子发音，有时用上腭发音，鼻子则几乎总是要用到的。我在当众布道前，在我的仆人面前练习了至少五十遍。我给仆人全权来纠正我， 不厌其烦地跟读。结果是中国听众据他们自己所称，只听懂了其中的三成。好在中国人都非常有耐心，他们也总是对一个可怜的外国人还能说上几个他们语言中的单词而感到惊奇。距北京城七八法里远，有一绵延不断的山脉。有人认为山脉一直延伸至西亚，在非常接近欧洲的地方才消失。今天我就是在这大山深处给您写信。我来此原是为了协助赵圣修神父实施他的富有热情的计划。这位记忆力极好的耶稣会士得到消息，在山间顺势冲下来的激流边住着一些人家。他计划在那修建一座教堂，那里远离世界喧嚣和官府搜寻，上帝就如他应该得到的那样在那里被人知晓、受人供奉。但他决心建立这座新教堂时，心里却高兴不起来：即使到他死时，他的计划可能还刚刚起步。问题在于上帝的慈爱是不是到了降临到这些可怜山民身上的时候。这些山民本身是非常正直的人。昨天，我没有东西可吃，一位邻居，尽管他是异教者且很穷，但他还是给了我一把枣子、两个桃子和两三个苹果。我深受感动，尽量将我的一些东西送给他，并连声表示感谢和敬意。我们到达这里的路常人是难于想像的。为了避开那些在谷底奔流的激流，必须攀援陡峭的山岩。人们开辟羊肠小道只有2法尺或2法尺半宽。在你的右侧是一块陡峭的山岩，高耸如普里马蒂亚尔(Primatiale)的塔楼。左侧是深不见底的断崖峭壁，断崖离你仅2法尺，一失足就掉下去，而这在高高低低的岩石间是极易发生的。我的坐骑四脚着地摔了三次，好在向右没有擦着山崖，向左没有掉下深渊。上帝保佑了我们，我写下这些神迹使我感到脸红，因为我未能好好地给予报答。“藏”(Tsang)是中国人对Thibet的通称。他们也称之为“西藏” (Sy-Tsang),“西”即“西方”的意思，西藏在中国的西边，在云南省 (Yunnan)和四川省(Sse-tchouen)以远。这就是发生在一位索伦族（Solon）军官身上的事。这位军官没有其他人那样勇敢，看到自己难免一死时，就投向敌人。他属于一支被敌军包围的小分队。除他之外，小分队的其他成员宁愿被杀死也不被捕获，就是“为了不给后代留下投敌叛国的恶名，以光荣的死来避免羞辱”。将军知道这位军官的怯懦行为后，立即派士兵带着他的手谕返乡，将他的家人悉数逮捕。他的家产被没收，妻子儿女沦为奴隶。男孩子还被判罚公开示众。由于父亲胆怯而受罚的这些可怜的 ，牺牲者被穿上战袍，两耳上被插着箭，被人们拖着在城里游街。带着他们的人，时不时地高喊，这就是叛逆之子们的下场。同样的仪式也在军队中进行，那些所谓的罪犯也有这样的遭遇。这些犹太人说，他们在汉代明帝统治时期进入中国，他们来自“西域”(Si-yu),也即西方的国度。根据能从他们嘴里得到的所有东西，这个西方的国度似乎是波斯,他们经呼罗珊(Coras-san)和撒马尔罕(Samarcande)来到中国。他们的语言中还保留着一些波斯词语，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与该国保持广泛的联系。他们认为他们是在这块广袤的大陆上惟一立足的犹太人，他们和在印度、西藏、西方勒勒之地的其他犹太人互不相识。长期以来，他们在中国站稳了脚跟。他们中出过几个省的长官、国家大臣、秀才和举人等等,也有人拥有巨大的地产。但时至今日，他们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他们在杭州(Ham-Tcheou)、宁波(Nimpo)、北京(Pekin)和宁夏(Ninghia)的居住地消失了。大部分人改信了伊斯兰教。现在人们所知的只剩开封府的一支。他们总计七十多家，在他们来定居的时候，分成了不同的部落，如便雅悯部(Benjamin)、利未部(Levi)、犹大部(Juda)等。现在他们减为七个家族，总共至多千人。该城市最近一个 时期遭受到的各种灾难造成了他们的衰败。在所有这些文物中，欧洲学者最感兴趣的就是“大经”。但为了有一个正确的概念，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犹太人所说的“大经”仅指《摩西五经》。在他们的Beihel里，一共有十三部抄本，分别放在十三张桌子上，以纪念十二个部落和宗教的创始人摩西。这些经书不是如骆保禄神父所说是写在羊皮纸上的，而是写在普通纸上的，人们将几张纸叠粘在一起，使纸卷起来不易破碎。他们祈祷时，面向西方。其会堂也是东西向的。他们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就在西方。有钱人可以不必去会堂，他们只要请人抄写一部大经，将它放入壁橱之中就足够了。因此，在普通的节日，在礼拜寺，人们只看到四五十人。放在壁橱中的大经是不能拿出会堂的。一位犹太人曾同意将他的大经卖给孟正气神父。但当孟正气神父将此经带走时，却令他大吃一惊。人们把此书夺了下来，并对他破口大骂。宋君荣神父并不满足于得到这些碑文的拓片，他还和这些犹太人建立了友谊。他调查了他们的信仰和习俗。通过访谈，他了解到他们相信炼狱、地狱、最后审判、天堂、死而复生、天使等等。但他们 从不声称是特别的信仰。宋君荣神父向他们解释我们普遍理解的耶和华一词的意思.所有的人为他鼓掌，向他保证，他们历来把这词看做是永恒的上帝，它意味着“现在存在、过去存在和永远存在”。不难设想，这些犹太人很久以来已经失去了与西方犹太人的贸易往来，他们生于中国，他们不能听到我们的一些声音，他们甚至没有了 B、D、E、R这些字母,被迫用P来代替B的发音，用T来代替D的发音，用ie来代替E的发音，用L代替R的发音。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解释摩西的时代问题，在碑文上他们称摩西生于周朝第六百一十三年。剩下的难题是，碑文上所推定的亚伯拉罕的年代和摩西的年代相差四百六十七年，而亚伯拉罕和摩西的 出生年代只相差四百二十五年，这样就多出了四十二年。我个人的推断是，这四十二年是摩西住在埃及法老家中的时间,此时他正接受埃及学问的教育。中国的犹太人可能根据某种传统或相似的东西， 将这位伟大人物开始焕发热情拯救子民的日子看成他出生的年代。关于《大经》的古老问题，这些犹太人曾对孟正气神父说过，他们拥有这部书已有三千年。其实非常明显，他们所说的不是一部三千多年的手稿，而指的是三千年前摩西接受的犹太律法。从犹太律法在西奈山颁布到这些犹太人对孟正气神父说话时为止，根据欧洲犹太人的一般计算正好为三千年，这也证明了中国犹太人的纪年方法和欧洲犹太人是相同的。我起先以为中文是世界上最丰富多彩的语言，但随着我对它了解的增加，我发现从表现力来说，世上恐怕没有比它更贫乏的语言了。中国人有六万多个方块字，但却无法完全表达人们用欧洲语言所表达的一切，迫不得已时甚至只能用书面语才能相互沟通。每个词都有各自独特的方块字或象形符号。请您想像一下，先生，倘若有人居然想以每个专门的字来表示每个词、每个名称、每种时态，那我们的语言将陷于何等的混乱！如以此方法来表达诸如绘画、建筑、几何、哲学等艺术和科学术语，情况将会更糟。如果要我们学习所有这些纷繁复杂的方块字，那是多么可怕的麻烦事啊！这便是中文。中国方块字虽说形状千变万化，所表达的事物也各不相同，但发音却鲜有变化。这种语言中充斥着同音异义的现象，因此极难把听到的发音写下来，眼前若无书本，也极难明白别人朗读的那本书的意思。所以往往出现如下情况：一个人即便准确无误地讲话，别人却听不懂意思，逼得他往往不仅要重复说过的话，还要把它写出来。可以说每个省份都有其用语或者说独特的方言；这并不奇怪，法国及世界所有民族中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福建话比其他省的方言要难懂得多。试想，先生，当不同省份的人必须一起交往时，相互沟通的困难该有多大；不过，如果他们（把要说的话）费时费力地写出来，困难也就消除了，因为帝国范围内文字是统一的。欧洲有人认为，中文文字繁多说明其丰富多彩；但若进一步了解和思考，人们就会看到，这不如说是其贫乏的表现。构成中文的六万多方块字还不如拉丁语因之而丰富的文字多——如果把这种语言中所有词语都约简为一个特定符号的话。即使是比拉丁语远逊一筹的我国语言无疑也比中文要强。还要考虑到欧洲人用二十四个字母便表达了他们日常语言中的所有变化，而中国人以其数 不胜数、难以理解的符号却甚至无法确定其读音，更不要说其词语 的真正含义了。您从《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您用部分闲暇时间阅读它是理所应当的——中可以获悉，当我们的传教士不知该如何向中国人解释圣教奥义时，只得给他们编一个识字课本，并与他们一起约定一些词语的意义和使用范围。因为中文里无一字可解释我们哲学的原理及我们信仰的奥义。总的说来，这便是他们语言的贫乏之处。无疑，中国人使用文字的历史十分悠久，他们的历史学家把文字发明归功于他们第一位皇帝伏羲。不过当时的文字数量不像如今这般庞大，也没有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完善。例如，表示温良驯服的一个字，它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一表示人，其二表示狗——即服从与驯良的象征,这两个部分都是有意义的且均与同一主体有关，它们便构成了完全的象形文字。数不胜数的方块字中，有许多字的笔画与其所示的意思仅有极疏远的关系，这使它们十分晦涩难懂，有时简直无法理解。为使您对此有个印象，我们仍以“人”和“狗”——人们试图利用其表示温良骤服--这两个字为例；它们可具有从狗的本性中借用来的其他许多含义，因为除表示温良驯服的人外，这个象形文字还可表示一个忠实的人，一个不好惹的人，一个贪吃的人：这一切皆与狗（的本性）适合。其他许多方块字也是这样，我不一一列举了，因为这只能使您厌倦。虽说方块字的数量简直无穷无尽，但其部首仅有三百六十五个， 不过每个部首有五种不同变化，这些都标明于中国人的词典里，与我们在词典里标出长音节和短音节有点相似，因此，三百六十五个部首可以说增加到了一千八百二十五个。这样，尽管部首数量不能与方块字数量相比，但中国人作了如此多的组合搭配，因此每个字都有了自己的发音和独特的书写符号，而整个汉语就是由这一切组成的。我知道，先生，我就这种语言为您提供的概念是很不完整的;如果就此问题继续探讨下去，我无法不陷入无休止的与这种语言本身一样晦涩难懂的讨论之中。让比我更博学的人去更充分地阐明这种语言的结构及运作方式吧。现在我来谈谈在中国是如何做学问的。人们用于学习的时间并不固定，甚至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有钱的人家把先生.请到家里教书；其他人家凑钱合请一位先生教书，地点与先生一起商定,后一类人家通常合办有十名、十二名，有时为十五名学生的私塾，除向先生交钱外，还须共同或轮流负担其膳食。因为汉字又多又难，一个先生无法收许多学生。那些只想认几个字而无意于功名的学生，（一个先生名下）人数可逾二十；但有仕途之念的学生，一个先生只收八至十名。学生从印有最常用的象形文字的读本开始学习，然后读四书，再练书法，随之练习写他们称为“作文”的短文章。中国人有五部经典书籍，学生必须熟读方能获取功名；这些书称为“经”，即讲述万古不变之理的书。第一本书是《易》。第二本书讲的是伏羲继承人尧、舜帝及最早统治中国的三个家族的历史。第三本书是赞扬古代哲人和著名英雄人物的诗歌和颂歌。以前，每当皇帝登位，人们习惯上总要编排歌谣和其他诗剧以示庆贺。所有这些诗歌都被极细心地保存了下来，百姓都喜欢唱这些诗歌，不过他们也在其中掺杂了不少含有危险主张的伪篇章，所以孔子对其作了考订,剔除了所有以假乱真的部分。中国人非常重视这部书，他们的学者不断劝导人们阅读它。第四本书是《礼》，它讲的是人们在祭天地、祭神明、祭祖先等祭献活动及婚丧喜事等场合所应遵守的礼仪。最后,第五本书是《春秋》。除这五部被中国人视为神圣的书外，还有四部简称为“四书”的书，人们称前三部为“孔子的书”，因为其中有一部是这位哲人的格言录，第四部是生活于孔子后一百年的孟子的书，该书包含了这位哲人与同时代最有学问的大师们之间的讨论。学生熟练掌握了这些书里的学说后要经受两种考试：第一种只是预试；但第二种是正式考试,通过后方有权参加其他考试——若想获取学士（举人）学位就必须通过这些考试。地方官或总督们举行考试时就把学生集中起来，从经书中选取几句话作为作文题目。考生文章写好后，他们便阅卷，然后依文章优劣列出考生名单张榜公布。除这种考试外，还需经另外三轮考试方可获得业士(秀才)资格；这些考试在三年中进行。第一轮考试中成绩突出者准予参加第二轮考试；若在第二轮考试中让考官满意，便可参加决定性的第三轮考试。第三轮考试一早就开始，先宣布考生名单，然后布置从经书中选取的作文题目。考试在省巡抚衙门大堂举行，考生们统统被集中于此；若考生太多，巡抚便另择更适当之处作为考场°考生一进考场，在完成作文前既不能出去，也不得交头接耳；整粗士兵看守着他们，士兵须检查考生进场时是否夹带了作文时可资利用的书籍。文章写好后先由主考官阅卷，随之交给他专门请来为之作证的文人们看；之后，主考官取文章最好的一批人授予秀才头衔。我不向您赘述授衔时遵奉的仪式了，一则我对此所知甚少，二则有人告诉我仪式很长，说起来使人厌烦。只须指出，秀才们为保持其头衔，必须每三年参加一次新的考试，直至成为退休后仍保留头衔的秀才。此类考试的前两天，秀才们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集中起来。在那里，考官以抽签方式抽出他们中三个人的名字，令其解释“四书”中三个段落；然后阅览命题作文并予以审查；再依文章好坏确定名次。秀才们被分为六等：第一、第二等为优，第三等——这总是人数最多的—— 为中等，被列入第四、第五等是不太体面的，不过只有列入第六等的人才会失去秀才头衔。所有这些考试之后，想获取举人头衔的人还要经过三次考试。前两次只是预试，但第三次则是严格而正式的，它每三年在各省会城市举行一次。皇帝派两名大臣作为考官，其中第一位是主考官，通常是从国子监(college royal)遴选的；第二位作为他的陪考官或副手。 这两位考官不得到家乡省份主持考试，这是全帝国均须严格遵守的规定。然而，尽管采取了上述及其他许多预防措施，各地照样会出现买卖举人头衔的事；说实话，如果皇帝得知此事，考官们是要被处死的。有关举人考试的一切，如月份、日期、时辰等均有安排；它在三个不同日子里举行中国农历八月初八下午是考生们第一次集合，一直要延续到深夜，考官宣布已通过砂试的考生名单。初九一大早，主考官拿出几句格言（作为试题），考生们须对其展开评论；这些格言刻在一块小木板上，考生们人手一块。第一场考试于初十上午结束。第二场考试十一日开始，十三日结束。第三场考试十四日开始，十六日结束。考场称为“贡院“即选拔应向皇帝推荐的人才的地方。这是一幢很大的建筑，里面有许多仅能容纳一人的小间，每个考生一间；这些小间之间形成一条长廊，尽头是一个大厅，是总督议事之地。大厅两侧十个房间是给十位监考官用的。省总督主持考试,主要负责维持秩序。鞑靼士兵把秀才们领到各自的小间，关上门，贴上盖有总督大印的封条。所有这些准备工作结束后（我为避免冗长而省去了其他许多细节），便分发从我前面提及的经书中选出的作文题目。文章写好后由专职司书们警写，以免监考官们认出作者笔迹。文章誉好后交给监必了考官们，他们阅罢后向（皇帝派来的）官员们报告，然后决定日期，公布获得举人头衔者的名单。在此期间，官员们还要把这份名单寄给皇帝，犹如向他推荐能为皇上治国安邦效力的人选。张榜之日，总督设盛宴款待新举人们，还以皇帝名义送他们每人一只银杯和一顶上面有一颗红珠的帽子。第二天，新举人们要接待省城所有官员的拜访；同一天，他们还要隆重地前去向后者致谢。举人考试就此结束。进士考试在北京举行，程序大同小异。人们称它为帝国各省举人会考，从中选拔约一百五十名分为三等的进士。第一等仅三名，而且须经皇帝亲自审查。第二、第三等人数不定，这并不妨碍他们升任最高级的官职。先生，您一定会同意，此种等级制度的制定肯定是受聪明的政治谋略所支配的，因为除中国人天性爱好自己的文字以外，这种持续的训练、频繁的考试使他们处于良好的状态之中，给他们提供了一种高尚的竞争，使他们在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中全神贯注于此，以免其因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引发国家政治混乱。他们一到识字年龄就向往考秀才，往往要付出许多艰苦努力方能获得这一头衔；而一旦获得，又几乎毕生都要忙于新的考试才能保住它或是取得更高的功名。有了这些功名，他们官职步步晋升，享受使其有别于百姓的某些特权，还可带给他们贵族头衔。官宦子弟若不追随父辈的足迹与他们一样学习文字与律令，通常会在他们这一代或下一代重新跌入平民阶层。此外，这些训练为许多人提供了谋生手段。他们可以当教师，学问能让他们免受贫穷之苦。然而，正如最好的东西也有瑕疵一样，重视文字使中国人不善作战，泯灭了他们的尚武精神（这种精神是最野蛮的民族天生具有的），也使他们忽视技艺—— 据说他们从前这方面的知识要广泛得多，也完善得多。先生，我对您说过，中国人没有完全公共的学校；不过每个城市无论大小，总有几个由一二名举人官员牵头的学社，人们于其中舞文弄墨。但这里的学习是如此缺乏生气，或更确切地说是如此被人忽视，因此这些学社配不上人们赋予它们的漂亮名称。中国人在军界也有功名等级：有武秀才和武进士。武秀才数量与文秀才相同，但他们几乎都是整勒人或整粗人子弟，而且不像文秀才那样分为几个等级。武秀才的主考官通过考试授予头衔，考试中要求考生更多的是敏捷而不是学识。武秀才若想成为武举人，就须参加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一次的考试，这种考试安排在文举人考试之后的两个月即十月初举行。考试分三场，由总督主持。第一场考射箭；第二场考马上技巧以及在省城附近一片原野上跑马的本领；最后，第三场考试是让考生就军事学科的某些方面写命题作文。然后将成绩突出者的名单张榜公布，方式与文举人考试时实行的一样。武进士考试与文进士考试同年在宫中举行，获此最高功名者有权担任与同级文人因其功名而得到的职位相当的各种军职。先生，为防止因庇护照顾而带进考试中的舞弊行为，人们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我不向您细述了，它与文人考试中采取的措施一样;然而中国照样有笨拙的武将，其数量至少与无知的文官一样多。尽管考官出卖（表决中的）赞成权是要被处死的，然而这种考官被处死的很少。首先是因为此类犯官太多（若认真查处，帝国不久就没有官员了）。此外，告发者寥寥，都怕得罪地方官，因为地方官肯定会以种种借口并以各种方式，或是专横暴戾的敲诈勒索，或是残酷的迫害,再或是通过他们总能找到理由的监禁关押，来为官吏集团复仇的，只要朝中有人支持他们作恶即可。这里与别处一样,此类官员十分常见,只要得宠于君主或有他的亲信们撑腰，不公正之事总能大行其道。（之所以禁教）原因只是：它是帝国中外来的宗教，它不承认当地的神灵或偶像，它反对佛爷（也反对礼拜佛像，它不祭献祖宗，既不为其烧香，也不为其烧纸钱。夫人，我只是向您介绍了这道禁令的概要，但其构思的方式却让我们怀疑，这究竟是对基督教徒的指责呢还是对他们的赞扬，抑或是对帝国中盛行的可笑的迷信的一种讽剌呢？对于这种迷信，帝国中数量不少的真正的无神论者是绝不赞成的。这位空想家的主要信条之一，是必须竭力向虚无靠拢；其办法是：追求完全的无为状态，尽可能少想，避开一切是非纠葛，生活于这种愚笨的懒散和麻木不仁之中—— 因为这最接近于虚无。他声称“空”是一切事物的本原，认为有一群精灵和守护神操纵着人间的事务，主宰着事物的演变，因此人们不应参与任何事情。为鼓励门徒们相信其教理，这个招摇撞骗者许诺让他们和他一样长生不老，因为他已使门徒们相信他永远不会死亡。谁能相信这种拙劣的谬论至今在中国仍有虔诚的支持者和大批宗教信徒呢？这便是人类的盲目性。最令人厌恶的教理，只要它古怪离奇，往往比最光辉的真理对他们思想的影响还要大。佛在中国人心目中同样备受尊崇。这个假冒的预言家的故事本来似乎应该让中国人醒悟，实际上反倒增加了他们对他的敬重。相传佛是印度一邦主之子，其母怀他时，梦见自己吞下了一头象，预示着她将生一个硕大的孩子。舆论普遍认为，这个孩子确实很大，母亲只得剖腹才把他生下来，而她却死于这一手术之中。一生下来，佛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啼哭，而是走了七步，一只手指天，另一只手指地，以令人生畏的声音说道：“无论天上人间，我是人们都必须敬重的。”十九岁时，他躲到一偏远之地研习哲学。有人断言，他在那里收了大批门徒后突然就变成了神。其实他是个堕落之徒，他之所以决计远离同伴，是为了不让他们看到他沉湎其中的可耻的放荡生活。他生前及死后拥有如此虔诚的宗派信徒是不足为怪的。我不知道这个招摇撞骗者留下过什么文字；那些自称受他启示的和尚是其教理的受托人，而这种教理正如“李耳”的教理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魔鬼的术士们创立了灵魂转生说；他们把死后的惩罚强加在犯过罪行的人们身上，这些惩罚归结为，此类人的灵魂将相继转生在母牛或母羊身上，然后再转生在蛇或骗马身上，等等。然而，只要向和尚们施舍，帮他们盖庙，使庙里富起来，人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只要你生前对和尚们出手大方，而且在这方面做得比较突出，那就肯定能获得体面有利的转生。由此，杀人犯、纵火犯、最卑鄙的恶棍都可通过向和尚布施而洗刷罪行，其灵魂有朝一日还可转生在一个能带给他种种快乐和荣耀的躯体身上。和尚们确立师承于其佛祖的这种荒谬教理，其意只在于自身的利益。他们对金钱垂涎三尺，为了敛财，他们可充当任何角色。由于他们几乎都出自社会渣滓，所以在达官贵人面前装出一副殷勤温顺的样子，以便得以出入最豪华的府邸。他们安抚那些因死后命运无定而心绪不宁的胆怯者，为使他们更加放心，还许诺他们将得到佛的善待和保护—— 条件是给和尚丰厚的礼品。至于妇道人家：和尚们通常给予一幅佛像，让她们挂在胸前，作为今生幸福来世快乐的可靠保证。他们取悦百姓的办法远不止此，有时，他们会公开表演某些非同寻常的苦行，不过观看者可要大大破费了。有的和尚脖子上系一根粗大的锁链，拖着它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化缘，口口声声说只有常向他们布施的人才能洗刷罪孽。还有一些和尚用头撞石头或用鞭子将自己打得遍体鳞伤。我见过一些和尚因为斋戒和节食而显得如此瘦骨嶙峋，人们简直会把他们当成游走的幽灵。然而所有这一切只是卖弄炫耀而已，其动机是最可鄙的利欲。只有小民百姓才受这些虚伪的闹剧演员蛊惑；读书人知道他们这套把戏，因此对其嗤之以鼻。不过我们看到有些官员和君主也会迎合他们的谬论；高宗皇帝（Cao-tsong）为潜心佛事，竟然将帝国让给儿子管理，自己则从和尚们的保护者变成他们的朋友，然后成为其同伙，最终竟成为其奴仆/对于我上面向您谈及的两个教派，我原本可以说得更详细些；但这些问题，您可以杳阅杜静德（Du Halde）神父的《中华帝国全志》 （Description）,这部著作提到了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其他许多同样荒谬的体系。例如哲学家们建立的关于万物起源、天体形成、人类的起始以及其他许多问题的种种体系。中国人对这些问即的认识极其错误、极其可笑，同时又是与抽象的高深科学的发展完全相悖的，他们对此好像没有任何才华。然而，这便是这个如此有知识、如此聪慧、如此有教养和如此明理的民族。在我看来既易懂又崇高的我们的圣教，若无上天特别恩典，就永远成不了当地占主要地位的宗教。中国人自视甚高，确信自己的思想最为敏锐，他们迷恋于空想，特别眷恋一切能迎合其习性的东西， 最后，和尚们欺骗这些可怜百姓的手腕又是惊人的高明；所有这些障碍实在太强大，使我们不敢奢望战胜它——除非上帝创造奇迹。马若瑟的家族是靶翱地区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而且为帝国提供了大批各级官员。他本人也因功荣任要职。他按惯例先担任过几个低级官职，随之被安排在顺天府衙门供职，不久就提升为该衙门中一个守备(Cheou-Pei)，负责所辖地区的治安。马若瑟的职权范围包括北京城内人称“汉人区”(Ville chinoise)的地带。该区域各个街区有各种行当的工匠和许多大富商，中国最珍奇之物，这些富商应有尽有。他们的礼品不用多久就能使一个不廉洁的官员富起来，但马若瑟却一尘不染。此外，这里还有来自被征服地区的许多穆斯林，他们对中国的习俗不大了解，再加上这些人天性好动、富有煽动性、难以满足，因此很难控制。马若瑟管辖的地区虽然住着大部分这样的外来人口，但由于他举止文雅、性格温和，因此终于赢得了他们的拥护。 升任新官职时，工匠、商人、穆斯林及所有百姓都聚集在他赴新官邸所必经的街道上迎候他为其送行，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十分令人高兴的赞誉。百姓们因他离去而惋惜和痛苦，希望(新)守备能像马若瑟那样为他们着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冲淡他们的痛苦。受封大学士公的这位大臣性格诙谐，和蔼可亲。自担任内阁首辅大臣二十六年以来，皇帝始终对他宠信有加，百姓视他为偶像且爱戴他，达官贵人们以他为楷模并尊重和钦佩他。他老成练达，一眼便能判明事情的是非曲直；他才华出众，学识广博而深厚，因此能总揽一切、推动一切并成就一切。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皇上的禀性，因此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应以何种方式向其禀报政务方能期待成功；此外，由于他心地善良、宽厚大度、情感高尚，因此总是留意在最合适的日子里奏报政务。相反，他儿子性格阴郁、倔强、粗暴。这个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志大才疏，威严有余才干不足, 他历来主张严刑峻法，从不宽恕任何人。首辅大臣赴云南督军前曾请求皇上不要过于宠信他的儿子，还对皇上说，他儿子太年轻，难以审慎地运用皇上的宠信。但皇上认为额驸之所以执法过严是因为他非常蓟勉于为自己效力，因此笑着对首辅大臣道：“你大概担心他连你也会责难或者会给他自己招来麻烦，不过你放心吧，朕会留意敛其锋芒的；热情将随年龄增加而减退，但经验却会帮助人通情达理。”大部分财组家庭都有一些普通奴仆为其效力，除此以外，法律还规定这些家庭—— 尤其是官宦人家—— 可拥有另一类奴隶，这些奴隶因其社会地位而不得离开主人，否则将被处死。马若瑟拥有好几户奴隶家庭，让他们都信奉了基督教。由于判决只涉及他本人，又不抄没他家产，因此他有权至少带部分家奴跟他去流放地伺候他——尽管他本人在那里也处于奴隶地位。此间常可看到一些家奴由另一位些家奴伺候,后者有时比管辖他们的主人还富有。但马若瑟决不愿这样对待自己的家奴。他被判刑并到了兵部以便从那里被送去流放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让他的奴隶们自由；为防止有人日后找他们麻烦，他立了字据，还让利他刑的衙门接受了这份字据。通过这份字据，他宣布家奴们为有权支配自己命运的自由人。家奴们热爱马若瑟如同自己的父亲，因此都要跟他去流放；但马若瑟这位精修圣人要把仁慈之举做到家，他只允许一个平素跟着他的贴身家奴随他去流放，因为这个家奴尚未成婚，可无牵无挂地远走他乡。我对您说过，马若布运回了战死沙场的马若瑟独生子的遗骸。鞑靼人的习俗是，必须把战场上死者的遗体运回来；如做不到这一点，也要把死者临终时使用的某些物品一一如头发上的饰带、射箭时使用的环圈等带回来；若找不到死者任何遗物，就要将其姓名写在纸上放在棺材里送到死者家里，费用由死者所属的旗负担，旗里还要提供一名男丁陪伴死者家庭。死者家里收到棺材后，不管里面有无遗体，都要像里面装着遗体一样举行葬礼。皇上为出殡仪式提供一定数量的费用而且每月准时给寡妇发放抚恤钱粮。由于人们未找到马若瑟儿子的遗体和任何遗物，棺材里装的正是一张写有死者姓名的纸条。因此，对于马若瑟而言，打开这口棺材，甚至看看这口棺材都是无用的；但当棺材抬到他家里时，一家人还是恭敬地收了下来并举行了仪式。马若瑟的家人施舍了许多财物，祈求上帝让死者灵魂安宁，然后按习俗把棺材埋葬了。达到所需年龄后，安德烈被安排在一个衙门里效力以练达世事。 他把公务以外的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继续钻研基督教，激励基督徒，教育缺乏知识的信徒或使他们重新履行职责，他还常常慷慨解囊帮助穷人。他家境富裕，在衙门供职的收入全由他支配。以他这般年纪，把钱用于娱乐消遣，人们也是允许甚至是赞同的，他却只用于慈善事业。他在我们教堂附近买了一所房子收容无家可归的贫苦基督徒，因为这些人老弱病残,无法外出乞求施舍。我常看到他在那里供养着许多人，而且不仅设法为其提供物质食粮，还为其提供精神食粮：他常亲自去教育他们、安慰他们、激励他们,使他们作好思想准备以便卓有成效地领受圣事。云南有丰富的有色金属矿藏，不过开采的只有铜和锡，皇帝每年从这里取走的这两种金属数量惊人。这些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硫蒸气使驻扎于此的部队中死去了许多人，中国军队即将前去作战的缅甸（Mien-fei）王西与云南之间有山脉相隔，其间只有蜿蜓狭窄的隘道可供通行，因此，所有军需辎重只得雇用脚夫运送。穿过隘道后，展现在眼前的是沼泽地带，上面长着被称为竹子的又粗又硬的芦苇。为穿过这一地区，军队分成了两部分，一支由阿里衮统率经陆路前进，另一支由首辅大臣指挥从水路进发，后者早已想到让人在敌国建造了足以运送军队的大量船只。但在一个多月时间里，滂沱大雨下个不停，两支部队中的弓、箭袋，甚至马鞍都无法使用了，潮湿的天气加上矿里（散发出来的）传染瘟疫的蒸气使许多人得了病，部队减员达 1/4。噢，上帝！正当我卧床不起孤独无助之际，您派了人来帮助我、照料我，在我最后的时刻里激发起我对您无限的感情， 而在我结束尘世生活后又可汇集和保管我的圣像、圣书及其他宗教用品。这不正是上帝对我的特殊恩惠以及圣母对我保护的明显标志吗？你们到达这里以前，我痛苦地呻吟，得不到安慰，这倒不是因为我这里微不足道的财物在我死后将无人照管；我对你们坦率地说过这些东西于我是不足挂齿，因此根本不会让我操心的，而是因为（担心）在通往永恒的路上我将没有任何明显的帮助，而且我留下的祭礼器物将被异教徒们所亵渎。正是这些事情折磨着我。你们到来后， 我的痛苦和忧伤变成了欢乐和安慰。所有这一切都靠了我亲爱的教友们的祈祷，我希望（我内心甚至确信）上帝召唤我前去的日子也将是礼拜三。““对我们说了这番话后，马若瑟把圣像和书籍交给了马蒂亚斯,同时对他道，今后将由你来负责一切，至于我，此后我只想潜心灵魂和永恒之事而不再照管家务了；不过，鉴于我十分虚弱，白日里两个仆人应轮流留在我跟前照应。安排妥当后，他果真开始一心只想永恒之事，不时让人给他朗读圣书中关于人的四种结局的篇章或是论述净化心灵和获取道德的篇章。每个礼拜天，他都要读当天的福音章节以及从中得出的思考要点；其他日子里则主要读当天应当纪念的圣徒的生平。有时，我们建议他在饮食或衣着方面稍作改善，但他不允许我们说类似的话，反而还吩咐我们不断提醒他认真苦修，提醒他因其过失而向上帝赔罪。此外我们还发现，他在谈话中（谈话内容始终与上帝有关）常向我们重复这样的话：‘我希望而且相信上帝将在某个礼拜三召唤我前去。'9 月 13日起，他的胃已接纳不了任何食物和药物，只能喝几调羹水。这样一直延续到2 2 日，此后便连喝的水都要吐出来了。他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便让人把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放在他目力所及之处（他的视力因痣已大为下降），双眼再也不禽开这一圣物。十字架唤起的情感使他泪流不止，泪水耗尽了他余下的生命，也净化了这位殉道者的心灵。马若瑟去世和人殓后，人们便考虑遗体火化的事了；这是马若瑟本人吩咐过的，也是中国不少地方通行的做法。大家很清楚，这是为了把死者骨灰带回去。然而或许是法令禁止带走死于终身流放者的骨灰，再或是因为仇教之故，人们对教徒特别严厉，反正是花了许多钱才获准火化遗体和带走骨灰。百日后，我去墓地小教堂做了弥撒和追思祷告，他们全家为此都聚集在那里。各种例行仪式结束后一个月，正当我与我们修会成员（其中七名教友是马若瑟的堂兄弟或侄子）一起庆祝护守天神节时，晁俊秀神父于年终去马若瑟遗孀的家庭小教堂举行了弥撒；这期间，马若瑟太太携儿媳、几个女儿和孙女以及其他几位近亲一起领了圣体。这便是我们向马若瑟这位杰出的精修圣人所作的虽无排场却充满敬意的最后告别了。他当政时期，欧洲人为他做的事情要远多于为他祖父康熙帝所做的事。这是因为，这位君主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因此人人都竭力想在往后的日子里证实大家对自己优良品质所作的高度评价。这位君主对欧洲人过奖了，他公开对所有人说只有欧洲人才精通天文学和绘画，中国人在他们面前只是“后生小辈”。您很容易感觉到，这种偏爱对于一个骄傲的民族该是多大的伤害，因为在这个民族眼里，一切非出本土之物均是粗俗的。我们有时还能见到皇帝一位堂兄弟，此人特别器重法国人；他和蔼可亲，见多识广，谈吐优雅，对我们所有人都很友好，但他很难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谈论宗教问题。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迷恋于本国的迷信，因为他对偶像及其门徒们极为蔑视；然而，在那些对尘世过眼烟云般的财产仍有所依恋者的心里，害怕失去职位或累及家庭之类的担心仍会产生重大影响。虽说天主教在帝国是被允许的，皇帝对我们也予以保护，但基督徒仍会遇到许多麻烦，归信者们几乎总会或失去职位，或丧失名誉，再或是失去财产。这些不幸的旗人中有一个约二十四岁的新信徒，他一天中被鞭打了四百余下，随后，人们又让他跪在瓷器碎片上，两个五大三粗的男人奉命监督他长时间始终保持这种姿势，致使他终于精疲力竭倒在地上，几乎一动也不动了。然而多亏了上帝，他对信仰自始至终坚定不移。其他一些旗人被双脚朝天吊了起来，有几个人被迫赤身裸体躺在冰面上，许多人几乎被活活打死。我不再痛苦地叙述京郊农民忍受的此等闻所未闻的暴行了，以免刺激您的同情心。迫害者使出浑身解数对付的正是他们，然而（上司）却无任何命令要处死他们，因此，每当让基督徒出狱时，迫害者们总会留心让他们填写健康证明书，因为倘若有谁死于狱中，对此负责的官员将立即会被革职惩办。弗勒里在宫廷生活中远离阴谋，没有野心，而且保持着潜心研究的癖好。我们不想在这里罗列他著作的目录，因为它太著名了，何况所有希望了解它的人自会热心汇集的。我们相信，人们将感谢我们令其知道了（本卷开头）这篇论著。我们对其加了一些旁注和评论，而且并不因此认为这是对这位著名作家的不恭，因为我们对他的学识、才华充满了敬意，何况这些旁注和评论是恰当的，因而是必要的。而利玛窦一完成从事此类事业所必需的学业便追随老师干了起来：因为这一事业要求人们把可靠深入的知识与正当的目的、巨大的勇气及忘我精神结合起来。到达由葡萄牙移民居住的澳门后，范礼安因见到中国这个如此著名的民族仍处于死亡阴影之下而深受触动。进入一个敌视一切外国人的地区所遇到的困难并未使他气馁。最初几次尝试毫无结果,但它们没能让他丧失勇气。有时，人们听到他面朝中国海岸叹息或高声叫喊：悬崖峭壁啊，你何时才能开启大门？他挑选了自认为最适合于从事这项崇高而艰难的事业的福音传者，让他们尤其要认真学习中国话。在我看来，任何民族都不会有比中文更麻烦的语言：这种语言词汇并不太多，但每个词都表示一大堆意思，全凭十分微妙的音调决定其真正的含义。中国文字是一门无边的学问，因为很少有什么词语不是以特定的字写成的。然而，在对上帝坚信不移的人们心中，爱德可以成就一切！范礼安神父的学生们不久就认识了足够的中国字可以进入该国了，不过这些旅行的作用只是使他们赢得了某些中国人的好感，使之稍稍熟悉了外国人并减少了对他们的恐惧和蔑视。但若想更长久地待在中国是不可能的，而要在这里宣传和牢固地确立宗教，这恰恰又是必需的。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人们才获得了成功。利玛窦神父的耐心战胜了一切困难：上帝降福给他以勇气，在澳门及其居民遭受重大损失之际，他却在那里获得了援助，买了一块地，建了一幢房屋，不仅能维持自己和两名教友的生计，还能给官员及其他官吏送礼——因为他必须以此换取他们的保护。1583年 9 月初，利玛窦抵达肇庆，获准在此定居并购买适当地块建造住房。迈出这第一步后，他必须研究新东道主们的习俗，了解他们的性格，以便利用最妥善之法教育和启发他们。利玛窦神父抵达北京后曾说，一想到为赢得目前的处境而必须做，尤其是必须避免的一切，他就不寒而栗。在举世所有国家中，在中国生活对外国人来说是最棘手、最困难的。中国人生来就蔑视外国人，后者必须善于展示十分值得器重的本领才能赢得尊重。与蔑视同样强烈的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恶感，这种恶感在当时似乎是无法克服的，只有十分有利可图才能使中国人容许与外国人交往。此外，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一些时间以来在邻近中国的许多地方所进行的征服引起了这些多疑的民众极大的不信任，因此，任何一名中国官员在其辖区见到一个外国人都会感到不安。传教士们知道必须克服这些障碍，因此决定谨慎从事，十分审慎地对待中国人。他们努力渐渐地使中国大变得容易接近，并利用科学知识潜移默化地赢得他们的尊重，以便更可靠地以讲道嬴得其心灵。他们把精美的宗教画陈列在自己的小教堂里，以此开始把中国人吸引到这里，因为在中国人眼里，这一切是十分新鲜的事。随后，由于他们知道中国人很重视数学，曾在罗马师从著名的丁先生 (Qavius)学习过的利玛窦神父便展示了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才华，从而获得了很大的声誉。他绘制了一幅地图，特别让中国人喜欢，而且以此纠正了他们的一个重大错误：中国人一直以为世界的最大部分是中国，余者不过是围绕着它并充当其点缀的零星土地，他们一直以为大地是方的，中国居于中央。传教士们所持的这一科学观点使他们博得了那些因职位和才华而出类拔萃者的尊重。人们经常拜访传教士，从他们住地回去后为传教士们的博学而入迷，甚至因他们所讲的我们宗教的道德而陶醉：因为传教士们已经以这种方式开始了讲道，而在宣讲圣教奥义前,他们向来访者讲解的是十诫箴言；受最初成功的鼓舞，利玛窦撰写了一本教理入门的小册子。这本书虽流传全中国，但赞成者却仍极少。百姓一如既往地抱有成见，他们很不愿意看到达官贵人们对这些外国人优礼有加，因此，他们侮辱后者，甚至一有机会就折磨他们。传教进展如此缓慢，使得有些人指责传教士在策略上过于谨慎，有人从那时起就著文反对并诋毁他们的行为。 但利玛窦依然勇往直前，并使一些人归信了基督教；虽说归信者人数不多，他仍认为必须增加传教士及其活动场所。在计划受挫后，他们只得撤退。利玛窦独自留下待了相当长时间，而且始终与百姓及官员们的偏见和贪婪进行斗争。最后，他在风暴面前只得让步并撤回了澳门。他在这个城市只待了很短时间便返回了他珍爱的传教地。靠了数学知识，他在中国另一个城市韶州站稳了脚跟。他向一些中国人传授这门学问，以便使他们做好准备，以接受更为重要的关于基督教和灵魂得救的知识。坚忍不拔给他带来了一些成功：有人终于认识了真理，新信徒人数多了起来而且不断增加。然而愚民们不顾官员们给予利玛窦的尊重和礼遇，有机会就向这位神父及其合作者表示他们的偏见和敌视：他们不仅对其恶言相向，有时甚至以石块攻击神父。更令利玛窦悲痛的是，他失去了麦安东神父和弗朗索瓦• 石方西神父这两位伙伴，两位神父都对天主充满虔诚 而且都酷爱祈祷和苦修。这一损失正好发生于他最需要听取他们的议之时，因此使他格外痛心，因为他当时正在酝酿前往北京并把福音之光送往那里的计划。舆论对他在数学和地理学方面才干的评价让他觉得这一切可使他能直达天听，而且他自信，如能使皇帝赞成,传教事业便能获得更可靠更迅速的发展。为实施这一重大计划，他认为必须脱下在中国颇遭鄙视的教士的法衣而换上备受尊敬的儒服。随后，他恳求一位高级武官同意让他陪同进京，因为他已经赢得了后者的友谊与尊重，而皇帝新近恰好要召这名武官进宫。官员同意后利玛窦便与他一起上路。但这名官员半道上就改了主意：他担心把一个外国人带入帝国腹地会引起麻烦，因此想把利玛篓打发回广东。利玛窦再三恳求才获准跟随他到达南京。不过他无法指望在这个大城市中能成就多少实际有益的事，因此又返回南昌，心中不免想起自己为耕耘这片贫瘠的土地而付出的巨大努力。然而，这些令人痛苦的想法并未使他绝望。在南昌，总督、各级官员及文人们非常欢迎他且常去拜访。他在那里撰写的几部学术和道德伦理学著作颇受好评并流传全国。总督亲自建议他留在南昌，利玛窦神父便在那里建造了一个住所，还获得了与一名被任命为南京礼部尚书的官员一起前往北京的机会。在第二次进京途中，他遭遇了与前一次同样的麻烦：这名官员也怕受到连累，而且向利玛窦暗示了这一点。不过，他不敢完全拒绝履行向利玛窦许下的诺言，因此，传教士随他到了北京。去南京前，利玛窦想先去苏州。这个城市是中国的威尼斯，只是后者被大海围绕，而苏州则建于内河之上。这个城市人口如此稠密,物产如此丰富，位置如此优越，以至中国人都称它“人间天堂”。到南京后，利玛窦建造了住所，在那里接待达官贵人和文人们的来访。许多有识之士拜倒在他门下，以便在他的熏陶下革除中国人在几乎所有学科中的错误观念。他们的物理学家确立了五行说，却从中排除了空气，把由空气占据的空间只看成一个真空。他们以另两个要素—— 金和木—— 取代了它，他们如此长期刻苦予以研究的全部的星相学，却尚未使他们明白月食是因地球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而引起的，百姓们就此所说的奇谈怪论即便出于最不开化的美洲人之口，人们都很难予以原谅。他们不知道天体体系，也没有任何稍稍像样的此类体系。他们最能干的地理学家认为大地是方的，并坚持认为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因而无法想像在此问题上还有相反的看法。利玛窦对所有这些及其他大量谬误的有力辩驳使(中国)学者们犹如聆听神谕般地倾听。不难想像，当某些偶像崇拜者试图就上帝及真正的宗教问题与传教士辩论时，后者对他们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大。由于这类辩论是公开进行的，所以利玛窦神父赢得了普遍的赞成，以至人们相信自己每一次都是被说服的；也正是从这时起，南京的有识之士公开承认了上帝并开始学习应当奉献于它的礼拜了。利玛窦神父始终认为，没有皇帝保护就绝不可能平稳地开展工作。因此，当他看到已有足够的合作者可在南京维持并增加新信徒人数时，便着手第三次进京了。他准备了进呈皇帝的礼品，汇集了他为此而长期收集的欧洲珍奇之物，踏上了进京的征途。在战胜种种逆境和障碍（它们或许会使除对上帝充满信心的传教士以外的所有人灰心丧气）后，他到了京城，终于把礼品献给了皇帝。后者愉快地收下了所有礼品，其中有一幅耶稣基督画像、一幅圣母像、一只钟、一块带报时装置的钟等。这位国君容许他住在北京且准其每年四次与同伴一起进入宫中某个区域—— 这是只有皇帝的官员们才有权进入的地方。利玛窦神父预料过的事情发生了。他从二十年的辛劳和忍耐中获得的不过是残酷的迫害或是寥寥无几的赞成。更确切地说，上帝的律法及其使者在宫中并未被理解，皇帝对其并未予以赞成，也就是说，上帝的恩宠并未消除阻碍中国人对于信奉一种外来宗教的畏惧和羞怯，因为他们不仅优柔寡断，更是骄傲自大。然而一些有识之士却在寻求真理，而且一旦认识便选择了它。多妻制及对于绝后——这在中国被视为巨大的不幸——的担心使其中大部分人（在信教问题上）裹足不前，不过圣宠还是把不少人争取了过来，使之战胜了此类难以抑制的渴望，这些人中甚至有因其出身和职位而十分重要的人物。他们作为榜样被人们纷纷效法，以至尽管往那里派遣了许多训练有素、充满热忱的新传教士，却仍无法满足需要。利玛窦和伙伴们关注的范围超出了京城，他们去乡间和外省游览，沿途布讲福音，使人领略和信奉基督教义。新人教的教徒成了新的使徒。他们的变化，他们品行的纯正，他们的谦逊、温和、耐心、无私及仁慈与传教士们的布道一样—— 或许更能—— 使人信服：后者从欧洲带来的是人们惟一应予信仰和实行的宗教。是什么哲理信条在人们的观念、情感和行动中造成了这些彻底的变革呢？人们寻找一种可使人变得更好的道德规范，福音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规范，可有人拒绝了它。这种规范源于上帝，而在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已不再愿意只被那些骗子或受骗者引导和启发了，也不再愿意只被那些盲目轻率之徒引导和启发了！“我们不要这个人统治我们（《路加福音》19：14）考虑到该帝国的习俗和风尚，传教士们必须极其谨慎才能让中国妇女了解宗教。最早被他们教化的妇女充当了教育其他妇女的讲授教理者的角色，传教士们则尽可能尊重在她们看来已根深蒂固的男女授受不亲的规矩。作者干其中有力地证明了上帝的存在、灵魂的不灭及人类的自由，他摧毁了异教及无宗教信仰的各种荒谬的体系，从而为人们认识上帝这个造物主和救星作好了准备。无数的工作耗尽了利玛窦神父的精力，纵然他体格强健也无法支持。奥尔良神父说:热忱，勇敢的、持续不懈的然而又明智、宽容、审慎的热忱，为了更加有效而缓慢行动，为了更敢作敢为而犹豫不决；这便是上帝指定到一个爱挑剔的、多疑的、天生就反对一切非出本国的事物的民族中担任使徒的人的性格。必须具有真正崇高的心灵才能那么多次重新开始一项常常被破坏的工作，而且如此善于利用最微不足道的希望。必须具有过人的才智和高深的学问才能在习惯于只尊重自己的人他冲赢得尊敬，才能向迄今为止一直以为没有任何人可教他们任何东西的人们传授一种新的律法；当然，还必须有利玛窦那样的谦恭和节制才能减轻这个傲慢的民族在优势精神面前所感到的约束，因为只有当人们感觉不到这种约束时才会自愿地服从它。最后，还必须有使徒般崇高的品德以及像使徒一样与上帝息息相通，才能使自己以内在精神的热忱去承受如此艰难、如此充满危险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 利玛窦到中国后所过的正是这种生活,与之相比，可以说最长期的折磨与痛苦都要小得多。在把遗体留在中国的同时，利玛窦神父还留下了至今仍被新基督徒们珍藏于心的精神，即对信徒们的热忱以及对传教士们真正的虔诚。信徒们正是因坚贞的热忱，才得以频频战胜迫害并战胜那些不时以足可令最坚定的人震撼的暴力攻击宗教的迫害者；传教士们正是以这种明智审慎的虔诚才得以推进上帝的事业。在非基督教国家中，各（传教）团体间的嫉妒、偏见与怀疑往往会破坏最兴旺的基督徒组织，而且这些组织的失利往往起因于那些本应为确保它们成功而工作的人口但愿从今后大家都相互理解，相互配合，相亲相爱，任何人都不追求个人的荣耀，也不嫉妒他人的成功，大家一心只想而且只关注让人们认识和赞美上帝的事——因为我们要宣传的就是上帝。只要忘却形形色色的竞争和对立，人们对他人所做的好事就会像对自己成就的好事一样感到高兴，因为更确切地说，这一切都是上帝假他们之手或是假我们之手所做的。中国人拥有大炮,却不会使用。为向葡萄牙人请教，人们把他们从澳门召请到内地，而且还认为应允许传教士们陪同前来。天启这些努力迫使整勒王退回了自己的边界，这个不安于现状的民族便在那里休整了一段时间。传教士们在这段平静的时间里取得了重大进展，他们赢得了达官贵人和皇帝的尊重与欢心。天启的继承者崇祯对出生于科隆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的才智学识极感兴趣。后者被视为全帝国最受这位君主敬重的人之一。1636年，正值这位倒霉皇帝的统治时期，两个在中国不同地方作乱的强盗中有一个羽毛已丰，便向皇帝发起了攻击。他把皇帝围困在北京，没用几天工夫就迫使后者为不落入他之手而自缢身亡了。为了报复并击退这伙强盗，镇守边关的吴三桂请鞋翱人助他一臂之力。鞑靼人飞驰入关，击败了强盗,夺取了北京，同时却把他们救援的帝国据为己有。征服战始于鞋粗的崇德皇帝，其子顺治帝完成了征服。中国人习惯于每年都要派人修历，差不多像我们这里每年编年鉴一样，不过在这个国家，历法是被看成国家大事的。历法由官方制订，君主也会参与其事。自从汤若望被罢免钦天监监正职务从而失去了修历权后，接任该职者的无知使历法中出现了许多错误，因此君主意欲着人重新修订。由于人们已不再害怕在朝廷上向皇帝提供良策，某些公正大胆之士便向他提出，在皇帝未成年时被放逐或囚禁的欧洲数学家们（其中三人仍在北京）非常能干，在中国可以说是众所周知，因此在这一问 上向其垂询最为妥当。皇帝认为此议甚佳，当即派人找来了三个欧洲人。后者受到了很好的接待，而且从第一次召见中，他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获得比管理已编订的来年历书更重要的恩典。人们把这一历书交给南怀仁神父审查，他从中发现了二十余处重大错误，有些甚至是十分明显的错误，所有人都为之震惊。他禀报了皇帝，后者从此对传教士特别器重。南怀仁的去世犹如他的生平一样都是神圣的；他不懈地展示宗教使徒的美德，以此为自己的死亡作好准备，凡叮嘱其他传教士的事，他自己首先做到。他认为，对他以及对其他传教士来说，若想行善，尤其是在中国行善，就应成为这样的人：他们必须具有什么都不能使其灰心的勇气、什么都无法阻止的积极性、什么都懈怠不了的坚忍精神，必须具有谨慎但不顾忌舆论、慎重但不胆怯、大胆但没有野心、耐心但不冷漠的热忱，必须专注于拯救他人灵魂，同时又丝毫不放松自身灵魂的拯救，必须大公无私—— 因为只有大公无私，人们才能对耶稣基督说：“我并不寻求我的光荣，自有为我寻求并判断的一位。”(《若望福音》VIII，50)倘若有个旅行者，到了欧洲边缘某个城市，与一个无知无识而且他又听不懂其言语的欧洲人谈了几次话，就想对我们谈论我们的种种习俗，评论我们的科学院、法庭和行政管理，而且无任何证据也不引证任何权威意见就反驳人们就此写过和发表过的一切，那我们该作何感想呢？然而发生在德•索纳拉先生身上的恰恰是这种情况。他到过离首都约600法里的中国边缘城市广州，在那里没看到多少东西，更没有和官员及文人们谈过话，人们几乎不准他走出指定给欧洲人暂住的区域，他根本不懂这种如此难说、如此难懂的语言；然而他却像一个曾经周游过中国各省，阅读过中国主要典籍，参观过宫殿、各部及学术机构，会晤过军政长官、法官和文人的人那样发表意见。他对他所不了解的这个广袤帝国的居民、农业、行政管理、作家及其作品、技艺和习俗等等妄下结论。总之，他对一切都要议论一番，而且其口气与在中国生活过二十年、四十年的人，与周游过中国并测绘过它的地图的人，与陪伴皇帝出巡过的人，与曾在中国政府部门担任过职务并经常与官员及文人们交淡、研究过中国语言、习俗而且研究过他们非常想深入了解的这个民族特征的人，与获准接触文书档案并出入宫廷的人同样甚至更加自信和肯定；何况，德-索纳拉先生以轻蔑和毫无说服力的轻率态度不断予以驳斥的正好就是这些人。这样一来，传教士们似乎就不值得信任了，他们就不再像欧洲最博学的人们不久前认为的那样值得人们咨询，值得给他们寄自己的著作了，其书信也不再具有价值，更不值得人们尊重了。他说，传教士们把中国人当成了了不起的天文学家。然而，没有任何传教士对我们发表过这样的看法。确实，他们在书信中曾告诉欧洲，他们在中国发现了一些观象台、天文仪器、从事天文研究的某些方法和知识以及专司观测天象并将观察结果报告皇帝和公众的一个机构；不过他们又补充指出，这门学问在那里正如地理学一样只处于起步阶段，从事这些研究的人只具备最起码的知识，他们只会因循守旧，而且既无有效的规则也无确定的方法。传教士们对我们说过，中国人懂得实用技艺，甚至还熟悉某些消遣活动（指音乐、绘画等）的技巧。他们在中国见到过生产瓷器或织物的工场、印刷所、熔炼作坊、运河、航海者、清漆等等；这一切中不乏技艺和机智，却又进展缓慢、墨守成规，因此缺乏竞争性和创造性。这个民族拥有白己的政府和警察，非常注重礼仪，十分眷恋古老的习俗而且重视知识，尤其重视伦理学—— 他们学习的主要内容也在于此。在中国，才干、学业和知识是登上高位所必需的，而财富通常是对为国作出重大贡献者的奖赏。传教士们之后还告诉我们，不应把这个帝国混同于亚洲其他国家，虽说中国君主的权力是绝对的，但它不完全是专断的，君主不是暴君，臣民也不是奴隶。我们不想多说对这部《游记》的看法了，我们从中还可挑出许多错误和陈腐的内容，例如对于（中国的）居民，德 •索纳拉先生就不可能为我们提供可靠公正的看法。他以欧洲人的眼光看待一切，而且甚至并未完全见过这一切。他并未进入那些房子，可他偏要谈论它们：因为中国的房子是平房，他就断定里面只能容纳很少人。然而中国房屋除宫殿以外内部房间都是很少的：门厅、客堂一侧是男人们的住房，另一侧是女眷住房，每个部位都只有一间，因此，不管这幢房屋多小多矮，却往往能像我们农民的房屋一样，能容纳更多的比我们高大的人。当地一个著名的和尚夸口能把所有人都治好，只要允许他施行迷信法术并给他钱就行。基督徒家庭中的家长受的教育不够，对和尚将带来的危害也认识不足，因此答应了和尚的一切要求。于是，和尚在病人们的房间前安顿了下来，在一张桌子上摆设了偶像，连续数日施行种种迷信法术，但不见任何效果，病人们的病情倒更趋恶化了。消息传到我刚说起的离此地二三十法里的基督徒团体所在的地方；一听说出了这样的事，热忱的基督徒们发出了痛苦的喊声。他们不分老少立刻一起前去解救那些有罪但又危在旦夕的教友。在门口--见到那个和尚，他们不禁对其偶像表示了至深的蔑视。一名基督徒用手中的烟斗敲打着偶像。和尚见状浑身战栗，他一面出走，一面在基督徒们将要返回的路上施行了种种巫术，但一切均毫无效果；然而回到家里时，他却发现儿子①刚咽了气。基督徒们进入了病人们的房间，最资深的基督徒是位令人起敬的老人，他坚持信仰可创造奇迹。他（对病人们）说道：“我的教友们，你们做了些什么呀？我们在你们门口又见到了什么呀？你们首先要捶胸请求上帝饶恕，并从上帝的仁慈中希望一切。”说罢，他的目光落在了一个垂死的孩子身上。他走向前去用圣水对着他画了一个十字。其他基督徒跪下来祈祷。孩子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显得更严重了。有人叫了起来:他要死了！”大家都哭了起来。仁慈的老人丝毫未失去信心，他责备教友们信仰不坚定并再次对着孩子画十字架，顷刻间便治好了他的病。其他病人也痊愈了，只是要慢一些。这林义举使我想起了发生在北京，即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的另一件事。有个太监得了病，被逐出了宫门。这个可怜人不知何处栖身而且身无分文。两名信奉基督的善良寡妇收留了他，尽管她们自己辛勤劳动仍难以维持生计。为了使他归信基督教，她们昼夜照料他，甚至省下自己的食品以满足他的需要。经过三个月的精心照顾，她们鼓起勇气向他谈起了宗教的事。这个太监是异教徒，他（一听到这些话便）仿佛魔鬼附身似的怒不可遏并以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他的两个施恩者，随之粗暴地离之而去，同时威胁说要去告发她们是基，徒。两位女基督徒一言不答，在恐惧中又过了一月有余。这时，太监吃完了仅存的一点东西，只得再次求助于她们的施舍。他回到了她们身边，后者仍以同样的仁慈接待了他。太监再也无法抗拒，他对她们说道：“只有真正的宗教才能唤起你们如此高尚的情感，长期以来我不得不对此感到惊讶。请你们教我这种宗教吧，我觉得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了，我愿成为基督徒，以便能像你们一样在天主的圣宠中死去。”她们给了他教育，还为他施了洗；过了不久，他在十分虔诚的心境中死去了。问题在于如何让陛下了解望远镜的价值以及抽气机的使用方法，因为献给皇帝的珍奇物品往往或是被疳收，或是收下后被送进库房—— 在那里因不被使用而遭遗忘。至于抽气机，我已工作了几个月将其调试妥当，还以中文撰写了原理和使用说明，我挑选了其中约二十项最新奇的用途让人用中国墨水绘制了使用说明图。这些说明订成了一个小册子，在机器进呈皇帝前就要送他御览。由于天气晴朗，又无明显雾气，太监（从望远镜里）看到屋脊显得那么清楚、那么近；他深感诧异，马上去告诉正在用晚餐的皇帝——尽管当时只是下午2 点；陛下的习惯是在这一时间用晚餐，而在上午8 点用正餐，每餐用时从不超过一刻钟。关于皇帝的用餐，我还会有机会更详细介绍的。在场的所有太监和其他官员对望远镜都很满意，大家搬了一张桌子放在陛下套房的正门口，以便让我将其置于其上并对准某个物体。安排妥当，皇帝已用罢晚餐，太监们便请他当场试验。君主马上感到这架望远镜比他见过的都要好。他派两名太监带着它随时跟在后面并吩咐我教他们使用和操作之法。为进一步表示他的满意，除已经赏给两名新传教士的丝绸外，他吩咐再给他们和我三大匹丝绸，而单单一大匹丝绸就有先前赏赐的五六倍之多。他们对我说皇帝登上了一座箭楼,上面有个平台，人们在那里支起望远镜对准了远方物体，但当时正好有雾气，所以很难看清东西。我说这不值得惊讶，因为望远镜高倍放大物体的同时也放大了雾珠。中国人绘画时使用的阴影比欧洲人浅得多，只有必须衬托物体时他们才使用阴影。中国人喜欢画正面的肖像，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画略偏侧面的像。脸部相似的两侧在肖像画上必须显得一样，除光线带来的阴影所造成的不同外，两侧别无差异，从而使肖像始终直视着观看它的人。因此，在这里画这种画有时比别的地方更难成功。皇帝事务庞杂，很难自始至终把我们留在他跟前作画；因此，他说潘廷璋修士只需根据他以前的某幅肖像单独作画，然后再根据他如今的脸部轮廓作些修改。我把皇帝的意思告诉了潘廷璋修士，随之与他一起对皇帝的首席贴身太监说道，皇上准许潘廷璋修士为他作画，使我们深感荣幸，既如此，似应恩准他根据皇上目前的容貌来画，因为尽管（以前的）其他肖像可能也酷似皇上，但它们展现的是皇上当时的容貌，然而年岁和环境总会引起脸部某些变化，若根据现成的肖像作画，必然把皇上画成往日之模样而非今日之皇上,即便根据皇上目前的面容再对现成的肖像加以修改，也不如依原始草图画成的肖像完美，因为原始草图上从一开始就考虑到了皇上容貌之变化，所以能产生完美的效果。我请太监向陛下转达这些劝告，这些劝告是潘廷璋修士因担心无法画得像他希望的那样成功而提出来的。陛下接着问道:"你该记得朕当时脸有多瘦，身材又是多瘦弱了。若是自那时以来你没再见过朕，你可能就认不出朕了，因为朕现在健壮多了"。我答道："这是因为陛下经常锻炼而且恪守饮食作息制度，所以如此健壮。通常情况下，人一上年纪就会感到体力与健康不如从前，陛下恰恰相反，体力与健康仿佛与年岁俱增。这是上帝的恩德，因为上帝希望陛下永远与子民同在。”“虽说朕强壮硬朗”，皇帝接口道：”但朕发觉自己的容貌短年都在变化，与画先前那几张肖像时已大不一样。“随后，皇帝问画他的肖像大概需多少时间，在这期间他能否读书写字等等。我问明潘廷璋修士后答道，画初样约需两三个小时，几天后，等油彩干后，画师再上第二道油彩，这也需要一些时间——视初样效果如何而定；此外，只要陛下愿意，他可让画师随时停止工作而在陛下觉得对其毫无妨碍时再继续作画；画师作画时陛下可读书、写字或做他认为合适的事情，只要让画师看清其脸部轮廓即可；如作品 需要某种姿势，望陛下准许画师冒昧告诉他。于是皇帝对我道：“当需要朕改变姿势时，让他别忘了告诉朕。”皇帝当时住房的风格与其他住房，或更确切地说与北京所有有钱人的住房风格一样，差别仅在于大小及华丽程度之不同。由于这里地震比较多发，中国建筑物的横梁和屋顶不是架在墙上，而是架在木柱上的，木柱则立于石头地基之上；因此，往往屋顶已盖好，墙壁却还未砌起来。有时，墙壁在地震中倒塌了，但屋顶甚至房屋内部结构却未受损害。墙壁通常是砖砌的，外侧砌得非常齐整?有时还饰以各种雕塑图案；内侧或是砂浆涂层，或是镶以木板——上面可以贴纸，有些房间的内壁上还以细木工制品装饰。而且据中国习俗，人们在白天从来看不到皇帝与一名女性在一起。为了防潮，人们通常在地毯与地面之间先铺一层毡，在坐人的台上尤其如此。在上面刚描述过的环境中，我和潘廷璋修士颇为惊讶地发现，在（接见我们的）各个场次中—— 这些场次有时要延续很长时间，例如当我们为他画像时—— ，皇帝总是与背后的靠垫保持一段距离，我们从未见他靠在上面或把臂肘支在上面。当他讲得兴奋时或从身边拿取所需之物时，我们常看到他以头部、手臂和上身做各种动作，但从未见他的双腿有任何动作或变换任何姿势。这一特点就其本身而言似乎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它却可用以证明皇帝是多么注意为鞑靼人作出榜样：必须避免一切耽于安乐的事情；我在下文中或许还有机会谈及这一点。这一榜样使他有理由惩处甚至贬黜任何他获悉过分迷恋奢侈逸乐的人，即使这个人小有才干也不行。陛下房间里从没有椅子，也没有凳子，因为如果君主赐某人坐下的话，后者从来只能席地而坐，地面上当然是铺着地毯的。若遇皇上格外开恩，例如对某个皇室亲王、某位将军或陛下认为建立了卓越功勋的人，他就会让其坐在他就座的台上。墙壁和天花板上并无挂衣毯，而是贴着漂亮的白纸，使房间十分明亮从而不会使眼睛疲劳。这梅正屋屋顶的华丽表明了居住者的身份。黄色琉璃瓦片闪罐着夺目的光辉，在太阳照耀下简直让人以为它们是镀了金的。屋脊和瓦当上有各种雕塑，与瓦片一样都上了釉。人们给这些瓦片涂各种颜色的釉：蓝色的、绿色的、紫色的、肉色的等等，这些颜色大多都很漂亮、鲜艳，此类瓦片只用于皇家建筑或庙宇，而皇帝住房通常用黄色琉璃瓦。上文我已说过，这幢正屋南向一面的两侧有东西两幢厢房，它们比正屋低许多，用以存放伺候皇帝所需的物品，守护正屋的太监住在这里，在皇帝跟前当差的人在此用膳和休息。随后我又告诉他，我们来华前在欧洲也是修道士，通常在十六或十八岁时成为修道士尽管有时年岁甚小至更小些；正如此间人们对此的称呼——修道 (si-ou-tao)—— 所示 ,这种职业主要是为完善自身和完善他人而工作。为达此目的，我们在欧洲教青年人语法、雄辩术、哲学、数学等学科；不过，我继续道，正如我多次对陛下说过的，所有这些知识仅是我们追求的次要目的，首要目的是宗教，是纠正恶习，重建道德。至于绘画、钟表技术及其他技艺，若有人在成为修道士前已精于此道，他们仍可将其作为单纯的娱乐继续做下去，不过不再刻意去学，除非有人打算前来北京。由于我们知道陛下赞成此类技艺，所以有意前来的人便保持甚至学习这些技艺，如他们觉得自己对此有天赋的话。“在康熙时代，我们就希望有个画家在这里工作，由于当时修道士中无人能担当此任，我们便邀请了一位能干的世俗画家，此人在为您先祖效力的几年中的确也有幸获得了您令人敬畏的先祖的欢心,然而尽管先君待他恩宠有加，我们也竭力挽留，但他仍坚决要回家事天伦之乐。由于我们认为他是有教养的人，不可能做出让欧洲人丢脸的事，再加上是我们带他来的，于是让他住进了我们教堂；然而，如果万一他品行不端，我们就无法成功地迫使他就范，也无法令其恪守职责，因为他不是修道士，无论在此地还是在欧洲都没有对其道德品行进行管辖督察的任何长上。正因为这样，我们只向陛下举荐修道之人。也正因为这样，当广东总督把一个从事玻璃制造工艺的世俗人士送来北京后，您尊严的先祖考虑到种种不便，没让我们把这个人接到教堂居住，而是赏了他一幢单独的房屋，还给了他一份足以维持生计的饷银。但这个玻璃制造工为先君效力数年后与那个画家一样也返回了欧洲。“斋”(Tchay)这个表示睁修的汉字不仅意味着“斋戒”，据汉语词典，它在广义上意味着远离一切会玷污或败坏心灵纯洁的外部事物。中国人，即便他们是不信基督教的，也知道禁欲是多么有助于维持心灵的纯洁；因此，凡被指定参加祭礼的帝国显贵和官员，在祭礼前三天均不得睡在家中，而必须在其所属的各部衙门中过夜。即便皇帝本人，哪怕他就在北京附近的某个别宫，也须准时回京，在被称为斋宫的地方度过这三天。斋宫虽也位于后宫之中，但离皇帝平时住的房间甚远，离嫔妃们住地更远。（皇帝）问道：是国王派你们来的，还是你们自己要来中国的?（我）答道：康熙朝时，这位君主赏赐法国人在宫墙内建起了教堂（我们现在正是住在那里）；我们国王得知这一善行后便命令我们耶稣会的长上在本会中遴选数学家和各类艺术家，给他们提供了可助其完成使命的仪器和其他物品后把他们派到了这里，因为伟大的康熙皇帝赏赐我们建立教堂也正是出于同样的目的。自那时起，我们在每个季风转换期都把我们这里缺少的人才及所需的物品留心告知我们在欧洲的长上，他们则竭力给我们委派人员，邮寄物品。问：你们欧洲诸多王国各自实力不同，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某个较强的国家吞并了几个较弱的国家后进一步增强了实力，逐步再去吞并其他较强的国家，从而慢慢成为全欧洲的主宰呢？答：自欧洲所有王国都接受了基督教起，人们就不该设想这样的动乱了。基督教劝导臣民服从君主，同时劝导君主们互相尊重。一个君主或许会丢失几个城池、几块地方甚至几个省份，然而如他面临倾国之险，其他君主便会站在他一边帮助他保全其国家。问：在离欧洲如此遥远的地方，如在巴达维亚，若总督滥用职权,该如何纠正呢？答：尽管遥远，纠正之法还是有的。若总督行为不端，又不听议会告诫，政府便将其召回欧洲审判。当我于将近三十年前来华时，我听说有位总督在巴达维亚新近犯下了暴行，在欧洲的荷兰政府闻讯后就把他召了回去，尽管这位总督还算是尽职的，经起诉后对他进行了审判。问：人们往往说天下万国，即国家数量无数。有些地方本身是无法进入的，且无人居住，所以你们不可能去；还有些国家，例如离我们不远的日本，是不许外人进入的；至少这些国家的地图你们是没有的。答：欧洲人遨游海上已有许多世纪，其船只走遍了世界各地，很少有什么地方没进入过。即使他们没有某国的地图，但他们有其诸邻国的地图，因此就知道了该国的疆界、幅员及确切位置，也可知道这条或那条河流流经何处、于何地人海，这就足以绘制一幅略图了。他们甚至可以根据听说的情况在距某个已知地点若干距离之处标出这个或那个居民点。若这是个四面环海的国家，（欧洲人的）船只尚未在此靠过岸或只知道其一小部分海岸，那就只标出已知的海岸；若有可能，则再标出所发现的重要山脉及河流的入海口。以后到达该地的其他船只可将其新发现添加在地图上；渐渐地人们就能完全了解该国了。问：你既懂哲学，对这里的人拿哲学家打趣时提的一个问题如何作答呢？这个问题是，鸡和蛋究竟哪一个先有？答：我简单地以圣书教导我们的有关（上帝）创造世界的典故作答：上帝在第五天创造了家禽和鱼类并吩咐它们自行繁殖；因此，虽说母鸡只能在自身已经存在时才能生蛋，但母鸡具有的下蛋的特性却与其本身同样古老。问：这些书教导你们的关于（上帝）创造世界的事情可靠吗？答：我们的书已经非常古老，人们对其始终无限崇拜，因为人们始终认为它们渗透着上帝的启示，人们将其世代相传直至我们手中，此间未有任何变化。谈到天体星辰的创造，皇帝提了许多问题，如关于天体的运行、各星辰的大小、相互间距离之遥远和数量之众多，关于日食和月食，关于白昼和黑夜因一年中不同的时期及不同的地区而有所差异等等。我既无地球仪也无天球仪来帮助解释这些纷繁复杂的现象，但皇帝住房的桌子上放着各种首饰，我就利用适宜于表达我思想的几样首饰使皇帝明白我的意思。尽管我以汉语这种非常难懂的语言进行解释感到困难重重，但皇帝明白了我那些晦涩难懂的话，何况天文学方面的问题对于他并不陌生。上书房拥有讲授雄辩术、历史和数学的老师，还有传授射箭技术的师傅等等；每位师傅都有固定的授课时间。如果不把太阳看成是（ 绕地球）转动的，而是把它视为居于宇宙中央，让地球与其他行星围绕它转动，那么种种现象就容易解释得多了。我给他打了个比方：一艘船只在平静的海面上航行，船上的人看到山峦、海岸和其他物体似乎在渐渐远去，而他们自己却自以为是静止不动的。皇帝听罢后说道：“朕也发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船舱中或轿子里的时候。若是全神贯注投入于某事，过一阵子突然往车门的镜子里或窗外看上一眼，这种感觉便格外明显:这时，朕觉得自己是不动的，倒是各种东西在远离或靠近朕。皇帝当时诙谐地问了我许多问题。当我告诉他一枝从快速航行的船里面垂直向上射的箭仍会掉到船上时，他说有了机会要亲自试试。他打听是否欧洲所有天文学家都认为地球是依此方式运动的。我回答说欧洲几乎所有天文学家都赞成这种看法；但我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断定宇宙确实就安排得像我们设想的那样，我们提出这种假设 ，只是因为它似乎最适合于也最便于解释种种天体运动并对此进行计算。问：你身体确实一直较弱，而且还得过大病，不过这都是劳累所致，现在你身体看上去还不错吧？答：我的病之所以能治好，全靠陛下的恩德，因为陛下仁慈地派了首席御医为我治病。一段时间以来，我常常面见陛下，我怎么能生 力病呢？问：你们欧洲人饮用这里的酒吗？适量喝一点这种酒是利于强身的。答：从广州到这里的路上，人们让我品尝过各种酒，我觉得口味都不错;但这里所有欧洲人都感到我们的胃对此不大适应，所以我们教堂中不喝本地酒。答：我们用葡萄酿酒。欧洲所有的酒都是用葡萄酿造的。问：葡萄酒比此地用谷物酿造的酒更利于健康吗?答：对于不适应葡萄酒的人来说，这种酒对他可能不像对我们那么有益。然而，由于欧洲人每餐都要喝一点葡萄酒，我们的胃对此早就习惯了，所以，不管我们酿的酒口味如何，能让我们每人于席间喝上一盅子,我们就很满意了。我们先在酒中按各自所需 或多或少兑一点水，然后再喝。问：怎么！你们往酒里兑水？答：欧洲的酒与此地的酒不同：这里的酒是温热后喝的，往里兑了水就无法饮用；但欧洲的酒可以冷饮，在我所在的王国，人们惯于在酒中兑水饮用，喝酒前每人按各自所愿往里加一定量的水。陛下总是单独用膳，从未有任何人与他同席进餐，只有太监们在伺候他。他的早餐安排在上午8 点，午餐安排在下午2 点。这两餐饭以外，皇帝白天除了喝点饮料不吃任何东西,傍晚时分喝一点清淡的清凉解渴的饮料。他从不喝可使人极度兴奋的葡萄酒或其他甜烧酒。不过近几年来，他在大夫建议下饮用一种已酿制多年的老陈酒，或更确切地说是种啤酒；正如中国所有的酒一样，这种酒他是烫热后喝的：中午一杯，傍晚一杯。他用餐时惯常的饮料是茶，或是普通的水泡的茶，或是奶茶，或是多种茶放在一起研碎后经发酵并以种种方式配制出来的茶。经过配制的这些茶饮料加大多口味极佳，其中好几种还有滋补作用而且不会引起胃纳滞呆。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首都这个举世最大或许居民也最多的城市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蒋友仁神父却几乎只关注这个人口众多的民族的盲目和偶像崇拜。他心里充满了这一切，因此急忙寻找书籍，学习（中文）这种如此难懂的语言，以便尽快进行工作，以驱散如此浓重的愚昧并使福音之光早日显现。他既专心致志，又有敏捷的学习能力，到年底前，他就能理解常用的书籍并能行使传教士的各项职责了 。他已开始初步入门的中国目录学向他展示了亚洲这一端在科学领域中极为丰富的知识，使他无法满足于这些最初的投入了。因此,他开始研究古籍，学写方块字并以中文写作。他身体衰弱，（又要经受）气候和饮食的改变，夏天酷热，冬天又如此漫长如此严寒，但任何东西都无法减退他获取知识的热情，因为他认为知识对他的虔诚是必不可少的。他曾给人以许多指望的天文学本身倒未能得到任何东西。这真是天意，因为他感到可以以这种方式光荣地履行他即将开始的困难而又费力的职业。曾有多少把我们的技艺带到了国外的艺术家们说过，面对必须造就的然而尚不知艺术语言为何物的（外国）工匠，他们是多么需要采取各种办法，方能使自己的才华不在实践细节中受挫啊。那么蒋友仁神父的情况如何呢？如何把连他自己都从未从事过，几乎也未研究过的技艺传授于人呢？如何让人造出结构像高级水力机械那样复杂、那样精巧的机器呢？怎样指导水泵管子和各种形状各种尺寸的导管的铸造呢？如何以其先见之明来弥补他自己都无法说服别人的精密度呢？他的勤奋、他的工作、他的才能以及他对事物敏锐的察力，这一切原本足以使他应对上述问题了；然而他还要对付受大臣权术支持的一些怀有偏见的人，因为大臣想使皇帝讨厌新奇之物—— 这种新奇之物是人们不敢让皇帝放弃的。必须摆出权威的样子，既保持最大的谦逊，然而又要能使御库解囊加速工程进展并克服一切困难。重要的是要屈从宫廷的格调、行为方式及一整套严格的礼节，因为这个宫廷沉醉虚荣超过了对其他任何事物的迷恋，崇拜财富超过了崇拜偶像，因利益而造成的分歧超过了因意见而导致的不和；何况它越是心术不正地进行处罚和恶意中伤，也就越是不吝啬客套和溢美之词；而这一切正处于危机连续发生、阴谋诡计不断以及由大臣策划的导致公开迫害我们圣教的设有陷阱的控告迭发的日子里。欧洲不可能真切地感受到这种处境所决定和要求的一切；然而， 当人们把所有信任都寄予了上帝而且只追求上帝时，人们就胜过了一切。蒋友仁神父一开始便对皇帝说道，陛下越是信任他，他越是不敢仅凭自己的知识在对他来说是全新的一项事业中冒险做任何事情，若陛下同意，他将仅限于实施已在西方实施过的因此一定能成功的方案。他还利用与显贵、官员、太监及工匠们接触的一切机会，指出偶像崇拜的不合逻辑之处并向他们布讲福音。虽说他并未有过使大批人归信天主教而带来的快乐，但他至少唤起了人们对我们圣教的高度评价，使它为人所认识并使它获得了不少人在关键情况下为它提供的辉煌证据。他尤其是通过分发书籍，进行解释，从而使最有偏见的人也赞赏基督教道德之崇高和优秀。为进一步战胜那些以其知识、哲理和博学自炫的人，他把能从工作中挤出的所有时间都用于学习和研究，从而使所有人都习惯于看到他手不释卷，时而躲在园子里的某棵树下，时而躲进某间小屋里研读起来：不管他在花苑还是在宫中皆是如此。基于他的才能，他可以跟文人们在他们所有（学术）体系问题上展开争论，还能向后者指出其哲理的虚浮与谬误，甚至能利用权威性受到如此尊崇的大、小经典正经、正典）转而对付他们。皇帝起得很早，太阳刚从地平线升起他就要坐在宝座上接见大臣、显贵及各部代表了。事情处理完后，他便回到内廷，一直呆到次日，不过在那里可不是无所事事的。他每天都要批阅许多奏章、陈情书、诉状及谏曲。为缓解这一切所需的紧张心情，他乘坐小舟或由人抬着前往宫苑中各个不同的宫殿，欣赏收藏在那里的种种奇珍异物或察看他下令兴建的工程和修缮项目；但他走到哪里便工作到哪里，从未有任何事情被搁置到次日。如果突发什么事情，他随时下达圣旨。皇帝有那么多典礼仪式、会议和公开活动，因此虽说在宫苑里也仍要操心，但徜徉于其间毕竟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消遣。此外，由于此时他被视为在自己家里，所以身边只有几名太监，身上穿的只是便服，而且可以说从其威严中仅保留了不可放弃的部分;所以，蒋友仁神父尽管天生腼腆，仍能自信地面对皇帝,敏捷地回答后者请他作答的一切问题并告之以人们当时所需的新的订货。由于皇帝随处都会表示自己的想法，而且主要为扩大知识范围以完善对其臣民有用的技艺，而远不是为了消遣，所以一个问题往往会引发另一个问题，后者随之又引发第三个问题。有幸就近见到皇帝的所有传教士都证明，不该对他重复已讲过的话。然而，为确证自己已完全理解了蒋友仁神父的回答，皇帝自己要重复一遍(神父的)回答，以其方式加以发挥并对这些答复表示满意。蒋友仁神父渴望的奖赏绝不是这些；他惟一需要的大恩典是（允许他）前往外省为拯救穷人而工作并离开宫廷。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而且一次接一次以如此强烈、如此坚定、如此迫切的恳求和请求重复之,然而皇帝可能因虑及他已遭损害的健康而予以拒绝；为予以补偿，他的长上便委托他培养希望成为神父和传教士的中国年轻人。为把他留住，这些老爷们就（故意）说些针对宗教的含蓄的话；这种时候，（蒋友仁）这位传教士必然会承担起卫道的职责，责备他们在生活中忽略了拯救灵魂，却去崇拜他们内心所蔑视的偶像，还责备他们轻信星宿的影响、轻信吉日或凶日。 蒋友仁神父似乎使皇帝抛弃了这种轻信，而且还成功地使宫中所有人抛弃了古老的对于（日、月）食现象的恐惧。有一位大贵人（他是康熙帝之孙）向他学习计算（日、月）食的方法，而且学得相当不错，以至能以揭示民间相关说法中一切荒谬可笑之处的口吻来谈论这一现象了。洗礼的恩赐使我们在欧洲置身于那么多知识的包围之中，以至一旦来到此地，我们无法想像在此遇到的肓目和愚昧，甚至科学在这里也几乎只是蒙昧。正是为驱散愚昧的黑暗，蒋友仁神父才利用我们所有的科学知识并利用温度计、气压计、棱镜及实验物理学中最能引起人们兴趣的东西来贬斥中国文人们在哲学方面的胡言乱语。他频频长时间地在宫中露面，这使他能常常重新提及同一些问题，而且总有一天会使它们变得不可忽视。他的声望成了那些只会说空话的文人的心腹大患，却也使他成为真正的学者们希望结交的对象。众皇子的师傅们及某些真正有学问的官员都想与他结为朋友。他的处境不允许其经常接待和拜访别人；不过他通过写信回答他们问题，尤其是给他们寄使之了解基督教的书来弥补这一点：因为他看重的是基督教，即便在表面看来与之完全无关的事情中也是这样。我们真是无法细述他纠正了多少偏见，消除了多少玷污它的无稽之谈，又是如何把（人们对基督教的）憎恶和成见变成了重视和尊敬，平息了多少次正要爆发的迫害并把人们强加给宗教的诬蔑变成了为人所不齿的东西，以至反对基督教的人即使在禁教令中也承认， 基督教只教导人们以真理！这位杰出传教士的功绩在于，他总是担心并躲避人们的赞扬，却热忱地为上帝谋求荣光并拯救灵魂，他犹如完全忘我的人那样度过了一生并视行善为人生惟一之幸福。我们讲述的他生平中的少许事迹足以让人看到，他把基督教修士和使徒的美德推向了何等高度。至于他在社交生活中的美德，我们就什么也不说了。他的温和、谦逊、慷慨和热心助人的精神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使他在帮助别人时会认为一切都是可能的。他把所有传教士都记挂在心，不管他们地位如何，他都理所当然地视其为教友，关注他们的成功，而且不等他们求助就会保护他们免遭迫害，努力助其摆脱非基督教徒给他们的虔诚设置的羁绊和障碍，当他们被囚禁时则恳求释放他们。我们教堂的刘保禄神父从他最喜爱的传教地，乌拉哈塔可来了。他回来时，我听说了一件颇为特别的事，它使人看到上帝的权威丝毫没有缩小，而且信仰仍是无所不能的。旱灾当时正折磨着农村，若再有几天不下雨，庄稼就要绝收；异教徒们祈求偶像已有多时却毫无用处。当地一位善良的基督徒对他们道：“你们在浪费时间，你们的偶像是聋子，只有真正的上帝才会倾听崇拜者们的心愿，我将向它祈求并指望仁慈的主满足我的愿望。他立刻带着全家前往一座高山，在那里他们当众跪了下来，简短祈祷过一次后，这位善良的老人起身以其方式准备圣水，也就是说在一个水壶上划了个十字，随之拿起水壶一面祈祷，一面向左右洒水，这一虔诚的仪式他重复了三次，他在做第三次时就下起了雨。令人震惊而又能充分表明偶像崇拜者们愚蠢的是，他们不是向施恩者表示感谢，而是要他与之一起因为下了雨而感谢他们的偶像，或是让他至少要出资为他们办节和演戏。这位基督徒以刚刚明显体验过上天庇护者之身份对他们作了回答。这些悲惨的景象使我想起了迦南人（Chanaam） 的历史；在他们罪恶的凶暴行为中，这些苗子准是仿效了迦南人。报应落到了他们头上，他们便从被他们长期玷污的土地上消失了。我为某些地区感到担心。但愿已被它们遗忘的上帝仅以特别的慈悲忆及它们。人们把受 刑者的脚置于两块木板之间，两块木板一端紧密相连，另一端则由两条大汉用绳子将木板一阵阵地夹紧。夹第一阵时，最强壮的人也会昏厥过去。如果首次审讯便可决定基督徒们的命运，那中国就会像其他地方一样产生自己的殉教者了；然而无法想像人们会耍弄多少阴谋诡计来欺骗和动摇他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拥有超乎寻常的技巧。不管以多大代价，官员必须占上风，因为这事关他们的体面，他们是决不让步的。作为您忠实的臣子，臣等提出，王锡侯作为一个有二等学衔之文人，熟知我国法律和习俗，不能视作一介草民百姓，后者或许会因粗野无知而犯罪，而他所做和所写的则是冒犯皇上，事关叛乱谋逆，实属头等亵渎君主罪。臣等研究了帝国法律，此等罪行应以凌迟惩处。罪犯应被碎尸，其财产应被抄没，其十六岁以上之亲属处死，其妻妾及十六岁以下之孩子发配流放并送与帝国某大员为奴。无法想像耶稣基督这位勇敢的精修圣人在狱中受了多大的罪。与同在狱中的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给他造成的恐怖相比，饥、渴、酷热、缺少睡眠及其他种种不适都是不足挂齿的事了。这些厚颜无耻的偶像崇拜者偏偏喜欢在他眼前犯下最可恶的罪行。若要摆脱这种地方，他原本只要扯个小小的流，甚至只需说句模棱两可的话就可以。然而人们永远无法动摇他的坚贞。官员们多次对他道:"承认你是广东人吧，我们就放你出去。"艾若望先生始终答道：“我不能骗人，我是欧洲人，我来中国是为宣传我们圣教；我是传教士，不是广东人。官员被他的坚贞激怒了，命人打了他二十板子;这是两年前的事呢，了。在新的一年里，人们差不多是用更严酷的方式对待他的。这名官员是南方省副省长，他以为获得了勒索金钱的一个良机，因此提出传教士的赎金为1000皮阿斯特。鉴于金额过高，基督徒们无人去赎传教士。官员渐渐降价，但仍无结果，没有任何人去赎传教士。官员大怒，命人造了一个大笼子，将传教士投入这个可搬动的牢房中置于烈日下炙烤，以激起众基督徒对传教士的怜悯，迫使其缴付他勒索的赎金。但经再三考虑，基督徒们认为凑钱并非良策，因为这会鼓励迫害者的贪婪，激发他在全省进行新的搜查，使他捕捉其他传教士。向国王宣誓效忠是暹罗王国中一种非常古老的习俗，而且被视为一项基本的戒律。这（本身）并不违背我们圣教，但异教徒中的做法是这样的:在指定的日子里，王国所有在职官员和军官奉国王之命前往一座摆满偶像的庙宇。和尚们，即（信奉）伪神明的术士们也前去该处。他们取来经过祈祷和渎圣仪式准备的一些纯水，然后，人们把国王的军刀和武器浸入其中。做完这一切后，官员们便让偶像和他们的其他神明作证，喝一点这种水；据他们说,经和尚们祈祷，这种水能让背叛国王者死去。这里的情况与欧洲不同：在欧洲，人们可不受损害地取笑耶稣会士，因为那里的人们知道应当坚持什么；但在这里，使耶稣会士失去威望便是损害拯救灵魂的事业。然而我们可以肯定，这里无人做得比耶稣会士更多，也无人比他们受的痛苦更多。笨的人是无法想像感官所感觉不到的东西的。听到诸如耶稣会士在教会中只是干粗活的、其职责局限于指点愚昧无知者和孩子，而对主教们则应表示完全不同的尊敬之类的话，他们觉得很刺耳。此等言论无法说服宫廷，因为在一个异教徒君主眼里，教士的等级并不值得尊重。学识和外在的才干比肉眼看不见的特权 更能打动人们的感官。如果说皇帝称赞我们以往的服务并以高于我们身份的规格对待我们，那么，上帝可以作证；为了让他明白主教的崇高地位，我们已竭尽全力。1.中国城市分为三等：一等城市在其行政辖区内可包含多个二等和三等城市。二等城市的主官有权管辖和都察三四个小城市。三等城市仅管辖一个县或直径约15法里的一个区域。我被捕时所在的荣昌（YunTchong）便是这样的三等城市：它位于四川省东部，属一等城市重庆管辖。2.在第四等城市中，只有四名官员：第一位是主官，称为“太爷”（Tai-ye） ;第二位类似于骑警士官，称为“八爷”（Pa-ye） ；第三位 负责督察读书人和贵族，称为“三爷”（Sam・ye） ;第四位称作“老爷”类似于主官的副手或代管人。第一类城市的主官称为 “都察爷”。 3 .该省每个主要地区还有一位高级官员，称为“道爷”（Tao・ye） ； 他有权管辖该地区的所有城市和所有官员。我被捕时所在的东部地区的道爷是当今国丈（皇帝的岳父），因宫廷觉得他在朝中不太安分,所以将其贬到四川。1769 年，即我施行圣事的第一个年头，我在安岳县城被告知，附近一个村子里有一个铜匠,其三个徒弟中最年轻的一个约十七岁，他非常希望信奉基督教,但患了虚弱症已生命垂危。听到这一消息后我连夜赶到了这个年轻人家里。我让人把他抬到人们为我准备的房间里，以便更从容地与他说说我只想跟他讲的一些想法;但另外两个徒弟也想听我说话，而且他们的师傅也加入了进来。我跟他们谈了约一个半小时，向其说明了偶像的虚空并使其认识了作为万物创造者和所有人的仲裁者的上帝的存在。我还告诉他们必须崇拜和侍奉上帝，方能享有天福、免遭永罚。说罢，我问病人对我的话作何感想,他告诉我他一字不漏地记下了我的话并希望一定要成为基督徒。我留在这个可爱的孩子身边照顾他，直至他死去。他的顺从和急于了解宗教的热忱给了我极大安慰。受洗后过了几天，他满怀最虔诚基督徒的情感去世了。铜匠和他另一名徒弟也信了教。被另外两个人获悉此事后希望学习我们宗教，经过教育和常规考验后,他们也入了教。我随之离开该地，去探望更远处的基督教徒。于是，老爷又问我们的宗教有何用处。我答道，它可使信奉并实践它的人免遭地狱永罚并引导他们得享天福。他还问我们是否不崇拜偶像。当我愤怒地以使他无可辩驳的方式回答了这一问题后，他说道：“听你说来，你的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了？”“是的，”我告诉他,“它是不可或缺的，他又道，你大老远到我们帝国来传播宗教，图什么呢？ "我答道：“除了我对上帝的爱以及因为上帝而对众生的爱以外，我什么也不图—— “你有父母吗 ？” “只有母亲还健在—— “你为何不留在母亲身边伺候她？怎么能认为容许信奉者抛弃父母的宗教是一种好宗教呢？"我答道：“我母亲不需要我伺候,她非常乐意我到这里来传教。”这时，他拿起带耶稣像的十字架要我解释这一圣像。我尽可能对他作了说明后，他又想知道我在哪些地方传过教、信徒有多少。我列举了姓Ton的一户人家及另外几个人，不过是笼统说的。或许我最好一个名字也不说出来，但我认为这样说是合适的，这样才不会让人觉得我像那些谋反者了，因为这些人是不肯说出与之过从甚密并与之有交情或利害关系者的名字的。我觉得应当显得爽直，因为这种品质适合于坚信自己无辜而且不怕让人了解自己的人。说这些，是想表明我内心的想法，而不是自我辩解。倘若我在这一场合应答有误，请阅读这一叙述的人为我求得上帝宽恕。此外我要表明，我在此既要讲述上帝赐我的恩典，也要说说自己的疏失。这便是我忆及的第一次审讯的全部情况了。都察爷随之转向了我，试图让我承认我到这里并非为了传教而是企图敛财致富（他想以此方法把我们作民事案件处理），还说如我拒不承认，就要把我斩首。但我还是坚决否认。于是，他命人打了我几记耳光，同时说道：“你的宗教若有什么能耐，那就让它把你从我手中救出去吧。"我答道，我们宗教的目的不在于为我们谋取世俗幸福，而要把我们引向天福。闻听此言，他又命人打我，同时忿然说道：“天堂极乐世界，这不正是中国吗？ ”对于此等荒诞怪论，我觉得不屑作答，因此默然置之，同时求耶稣基督保佑，因为他被绑在十字架上时对于人们的辱骂也是不予理睬的。我总共只挨了十六记耳光。在这个城市里，我和基督徒们一起被当做囚犯关押。囚禁我们的牢房真是人间地狱：里面闷热异常，散发着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肮脏不堪,还有各色小虫和虱子……关在一起的囚犯通常有六十多名：大多数人都处于可怕的赤贫之中。此外，狱中还流行传染病，许多人因此丧命。病人们躺在地上，其状不堪入目，倘形诸笔墨，恐有伤大雅。一片嘈杂声、喊叫声，狱卒欺压弱小，更不必说这些可耻的家伙中不少人干出的伤天害理的事了。当血液重新流通时,孩子感到钻心般疼痛，不过这是短时间的阵痛。无疑，靠上帝佑护，他的溃疡很快就好了，所有人都为之惊讶。第三天，我的担心消失了，我感到上帝本身已暗示我它不允许我去死。这位官员虽然冷酷地拒绝我就医，而且似平希望我死在狱中，但却下不了决心执行上司这道残酷的命令。这一变化令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说到底，下级官员在总督面前都会像奴仆般心惊胆战，他们的命运、地位、升迁都取决于他。在此我要指出，官员除欺压我外，那年还两次让人把我的名字从可以领点钱粮以维持生命的囚犯名单上划掉，这是想饿死我。我目睹人世的艰险，我抱怨这一切，却未曾注意这些忧郁苦涩的想法销蚀着我的信念和希望。我常祈求其保佑的仁慈的天使无疑提醒了我。我有四次强烈感受到了内心的自责，我为自己的软弱而脸红，我祈求上帝宽恕;（一旦作了自省）我当即会感到自己与从前判若两人。信心、服从、无保留地顺从我主的意志—这一切重新又在我心头复活起来并得到了强化。稞稞人（Lolo） 居住的地方位于云南省南部。在某些地方，稞稞人混杂于汉人之中，但在稍偏远的地区他们则是独立的，由一名妇女统治，她可能是在国王死后继承王位的。他们向某个神明祭献牛和母羊，但不肯把神明的名字告诉讲授教理者—— 除非后者与他们一起祭献。他们也敬奉天地，说以前曾有十二个太阳和十二个月亮，一位天神见这些太阳烤焦了地上的万物，便只留下其中一个而把余者全毁掉了。和汉人一样,他们于某些所在供着牌位。他们不实行土葬而行火葬，骨灰收拾好后悬于空中，认为死者灵魂就在其中。他们似乎热衷于占星术，还有记载宗教信仰的书籍。他们的文字与汉字不同，甚至行列的排列也迥异，因为他们不像汉人那样直行书写，而是像欧洲人及暹罗人那样自左至右横向书写。稞稞人似乎不像汉人那么傲慢；他们嗜酒，妇女的穿戴与中国其他地方一样朴素端庄。他把满腔的热忱、虔诚，尤其是把从圣绪尔比斯神学院（他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教会教育）获得的贫修、苦修和谦逊的精神都教给了他们。从此刻起，简直可以说一种昏乱的思想主宰了王伦：他不向北京逼近，也不把大批受苦受难无路可走的百姓吸引到自己一边，而是在临清州停了下来，天天沉缅于花天酒地之中。两班戏子不停地演戏,王伦整天泡在戏园里，只有当他排场十足地在街头招摇过市时才走出戏园。他只有弹丸之地，却自视为皇帝。闹剧是演不长的，舒大人在获得北京增援后构成了直径约10 ~ 12法里的包围圈，把反叛者围得严严实实。然后，他率领满洲军队直扑王伦。后者早已丧失理智，闻讯后勃然大怒，只想把碰到的人统统杀死：老人、妇女、孩子纷纷死于他刀下。他在短短几天时间里犯下了无数罪行。然而毕竟还得考虑自卫:他卜令在大运河上匆匆建起一条浮桥，带着所有人马过了河。舒大人刚一露 ，王伦的人马便像一群羊似的 !处逃窜了。皇帝有旨活捉王伦，因为要从他口中知道造反的真正原因。喽啰们溃散后，王伦逃进了一所农舍。紧追在后的舒大人派出八名勇士前五打去搜捕。当他们在捆绑王伦时，那个大名鼎鼎的和尚Fan-ouei赶来把他救了出去。舒大人紧跟着和尚追赶并抓住了他。王伦刚逃到另一所临近的房子便被皇帝的部队围了起来。人们正要去制服他,他却点燃了作为藏身处的屋子，因为他宁肯自焚也不愿落入已被他深深得罪的皇帝手中。人们凭他的马刀和一个银护腕认出了他；这个银护腕是那个招摇撞骗的和尚给他的，说有了它，他就能不被人看见。搜捕残余反叛者的行动又延续了数日，只有极少数人逃脱。最著名的四十七名反叛者被押到皇帝那里，每人都被皇帝提审多次，随后被交于刑部发落。临清州及附近地区有许多基督徒，万一有谁忘了自身职责或因受胁迫而不幸追随了反叛者，那就一切都完了。起初，有消息说三户基督徒家庭站到了王伦一边。与此同时，舒大人上奏皇帝称，这场密谋完全因为邪教蛊惑百姓而起。他说的是被人称作白莲教的一个教派，不过并未指明名称。这个可恶的教派流传帝国各地，随时准备起事，因其要旨是要给中国一个（新）皇帝。王伦是白莲教徒，他正是利用这一教派并通过他散布的希望才组建了一个危险的派别。上帝给信徒们以安慰，它不久就让我们放下了心，与此同时，它以动人的证据表明，它明显保护着我们。虔诚的人们从中或许能看到某种奇迹。到了临清州后，王伦便决计把一切都淹没于血和火之中，他带着手下人满城烧杀。每条街、每幢房屋中都进行着可怕的杀戮。只有能拿起武器为其卖命的壮丁及年龄适当可供其发泄兽欲或为他们做饭的女子才能幸免一死。七十名女基督徒惊恐万状，盲目地逃命。一个天生失明的女基督徒对她们道：“你们往哪里走？你们忘了这里有一座献给圣母的小教堂了吗？我们应该去那里，仁慈的圣母是我们可靠的庇护者，寥寥数言恢复了这批惊慌失措的妇女的信心，她们全部进了小教堂，关上了门。她们匍匐在地不断祈求圣母怜悯她们。反叛者们多次大呼小叫地逼近教堂，在周围屠杀遇到的所有人；然而似乎有一只无形的手把他们推开了似的，他们突然莫名其妙地远离了教堂。有一个女基督徒不幸未能与教友们聚首，她与继母一起遭到劫持,后者当时仍是偶像崇拜者。反叛者让她们为其做饭。女儿对母亲道：“噢，亲爱的妈妈,我们在哪里啊？怎么办呢？”母亲道勇敢些，闺女，不会总这样下去的。听说皇上已派兵来救我们了，事情很快会改观的。”她说得太响了；王伦一个喽啰恰好在门口，闻听此言后突然闯了进来，一刀劈开了这个妇人的脑袋。女基督徒以为完了，赶忙跪在喽啰脚下祈求开恩。喽啰突然像换了个人似的，对她彬彬有礼并准其离去。我真想杀了他，但想到自己是基督徒，便饶了他，只是把他重重地推了出去，随即关上了门。这时，皇帝下了一道可怕的敕令，要求严查帝国境内的邪教。皇帝的意思当然不是把我们圣教包括在邪教之内，但完全有理由担心外省不少官员会危害和扣押基督徒，至少是想从基督徒身上捞钱。在此情况下上帝是不会抛弃其子民的：无疑正是它启发皇帝说了几句善待传教士的话。这就够了，再也没有官员蠢蠢欲动了。过了些日子，皇帝或许担心王伦的事情会使我们不安，再或是为了让帝国显贵们知道他对我们的看法，所以他对我们几位教友说道:“你们为死者祈祷，朕是知道的，你们用意是好的。你们集会只是为了祈求上帝赐予他们一方凉爽之地。这些话表面上无关紧要，其实含义很深。因为白莲教也因死者而举行集会,特别是他们通过此类集会密谋反对朝廷。絮克罗神父（他是中国人）去做于晚上7 点开始的最后一场弥撒，因为中国人通常于8 点钟用晚餐。我远远地用目光搜寻着这座漂亮的、先前我以欣喜的心情常常注视的教堂。我承认，倘说我心中曾有过痛苦，那便是在此刻。见只剩下了一股黑烟，我在崇拜偶像的人群面前无法忍住泪水:我浑身乏力，所能做的是前去我们一位传教士的住处；我在那里无力安慰别人,因为我自己就需要安慰。两位王爷都很仁慈，使人产生许多希望。当然 ，如果有人急着取代我们，这种希望便会落空。啊,上帝！有多少灵魂将重新陷入偶像崇拜的黑暗之中！又有多少灵魂将无法走出黑暗！又有谁知道巴拉圭发生的事会在所有其他海外传教区预先发出痛苦的呻吟！在我们这里，靠上帝保佑，传教事业原本可以再坚持几年；鉴于当地具体情况，人们不想禁止我们，因为替换我们要比人们想像的远为困难，因为要达到我们的境界，即像我们那样在宫中生活和工作，大概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毕竟不是神，北京（教区）最终也将衰败并遭遇其他传教区同样不幸的命运。人们在法国刊印了关于中国的各种书籍，您希望知道哪些书说得有理。我会写的，而且您或许不会因此变得更加过激。我的想法与其他人不同。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一个：赞成的和反对的书都要读，然后形成自己的判断。真理自有其表象，随时间推移便会展现出来。有些东西是人人都承认的，它可用以确定某些观念,借助这些观念，人们再认识其他事物。我们不敢重复世俗社会和上流社会中的人们就此告诉我们的话。啊 ！要是我们能从对不幸中国的观察中至少得到些安慰，那该多好！然而事情并非如此：中国是盲目的，它因其幅员广袤、历史悠久 、古籍典章及风尚习俗而骄傲；更有甚者，它已深深陷入种种紊乱之中。唉，我们能拯救的太少了；不过，即便从中只能拯救一人，那也是奇迹。您的来信幸运地送达了，但我不知道它在途中旅行了几年，因为信中无年、月、日的字样。您说您正在学习神学，而且在为是否重操令尊大人的旧业而颇费踌躇。当此信到您手上时，您肯定已作出选择，因此在这一问题上我对您无话要说。只希望您做了上帝要求于您的事。您对我谈起令尊大人请人修造的住宅以及他所扩建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让人认不出其本来面貌的花园，我劝您对这一切不要过分在意。住进您的房子里,这很好，但别让房子占据您的心；去花散步,可别让花园在您心头徜徉。您一定会理解我此说的用意，也就是说，不应该把您的情感倾注于这些地方,而应让它们转向天国更壮丽的住宅，转向永恒中更宽广的园子。有朝一日，您的房子将会毁坏，园子里的花将会凋零，树木将被连根拔除，然而天国的圣体龛将永远存在。帝国不少省份遭遇了严重饥荒，我们未闻其详，但眼前的一切足以使我们察觉到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这里有大批男人、女人和孩子饿死，饥荒最重的本省东部地区尤其如此。果说这一祸害夺去了尘世大批人的生命，那么它给天国却送去了众多的灵魂。我们为许多（先前）不信教的孩子施了洗，还派出男女新信徒到处为濒临死亡的人举行圣事。在饥荒最严重的东部地区，我们为两万人施了洗;饥荒稍缓的本地区则仅有一万人受洗。欧洲基督徒施舍财物，为这一善举作出了贡献;他们或是明确指定把施舍物用于这一善举,从而直接贡献于此；或是为维持传教士的生计而施舍，从而对此作了间接贡献。人生苦短，如过眼烟云；财产、显爵及尘世的享乐同样会很快逝去。人世间一切皆空：Vanitas vanitatum（虚而又虚）。让我们的心仅与上帝相伴，让其只追求永恒，这才是真实可靠的。一些人可以曲解另些人，但他们对上帝的心不起作用，他们反常的判断也改变不了上帝。这便是我在苦难中依然感到安慰和欢乐并坚持工作的重要原因。如果永福之敌让我们安宁，我们的工作将大为轻松；然而敌人的疯狂又何处不在呢？我告诉过您，1778年5 月，基督徒被惨无人道地赶出了这一地区；而在这一季节去开垦荒地，甚至在已开垦的新地上播种都已经太晚了。人们让他们选择：或是背教，或是迁徙；他们忠于自己的职责，几乎所有人都宁肯倾家荡产也不放弃基督徒身份。他们的苦难本可以到此为止了，然而，最顺从上帝意志的他们的首领冒失地告了御状;三十多年以来，他一直在告异教徒们试图侵占他历尽千辛万苦才开垦出来的山地，官府拒绝为他作主，因此，他要皇帝还他一个公道。人们还试 以贪财心理来诱惑身陷囹 的基督徒，告诉他们说:如服从官府命令抛弃来自欧洲的新宗教，就可以还他们尘世上的公道并判其对手为侵权者;如他们拒绝，就将失去山地和自由。上帝使他们没有掉入这一危险的陷阱。只有两个不大忠于律法和基督教规的人上了当:他们弃了教，但照样被剥夺了财产。其他人在京师高官面前正如在县城的官员面前一样，对信仰表现得坚定不移。不过我无法否认，恐惧毕竟止住了大批人的脚步;若没有风险，他们原本会自愿信奉圣教的。要说服人们热爱十字架是多么难！难道我们自己没有体会吗？在此时刻，我们看清了所谓坚强的人们是何等脆弱。他们不久前还在对抗上帝、取笑宗教，如今却显出了原形：他们既缺勇气又乏果断，脆弱怯懦、沮丧悲哀的神情取代了他们平素盛气凌人目空一切的倨傲模样;他们平时喋喋不休放肆地亵渎道德和宗教，此刻却愚笨地闭着嘴一言不发。中午时分，人们打算确定纬度，却无法精确地做到这一点；因为这时太阳几乎直在我们头顶，所有观测员都不知所措。海面上空到处是鸟，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思考题目来问那些脸色苍白的哲学家们了。我对他们道：“瞧，我们的尸体将是这些鸟的猎物,但我们各自的灵魂将归于何方呢？ ”他们走开了，而这正是我和人们所希望的，因为他们惊恐的神情会使船员们丧失勇气。我忘了告诉你:不应认为中国籍教士能够支撑起宗教在中国的局面;完全有理由担心，一旦只剩下中国本土教士，宗教将一败涂地。若有人迫使他们工作，若让他们临时负一点责任并有人严密监督，本土教士可以有效地提供服务；否则，他们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传教士人手开始缺乏，为弥补这一不足，方守义先生以难以置信的热忱开展庆加工作。作为一名不知疲倦的传教士，他只听凭热忱的驱使，白天用于慈善事业,夜晚用于学习。以其衰弱之躯，必得有上帝的特殊恩典方 能使他不被重负压倒。除汉语外，他还学了勒粗语和天文学。凡对传教有用之学问，他无不涉猎且皆有所成。有一年，他不断地布道、讲授教理并听了三千多次忏悔。我们在这里被视为皇帝家人，非经准许不得离开京城。方守义先生的热忱深受该项律令制约，于是，他设法在乡间作四五十法里的远足。官府对此佯装不知，听其所为。我们亲爱的新信徒们为此非常高兴，不断请他去他们那里。然而，对于律令的重视迫使他只得节制远游，而且往往无法如愿去满足新信徒们希望听他布道的神圣热情。韩国英关注、爱好各门学科,拥有丰富的学识;其专心尤其是其热忱使他在从事的所有工作（如天文学、机械学、语言及历史研究等）中均获得了成功。凡他认为有利于宗教并可为之赢得支持者的工作，他样样都做。甚至宫廷中与他有联系的非基督教徒也无法不对他表示尊重和友爱，他们众口 一词，从未见过比他更温和、稳重、正直和热心助人的人了。不过，他身上更值得尊重的 加是感人的牢不可破的虔诚、完全的自我牺牲精神，与上帝密切的一致以及为使上帝为人所知所爱而付出的难以言表的热忱。哑齐。苏门答腊岛匕以此为名的城市和王国: 哑齐港之位置;对城市及周边地区之描述；该地贸易以胡椒和黄金为主。哑齐黄金很被看好。年鉴。中国遵奉的编撰各城市年鉴（地方志）的习俗; 这些年鉴的内容。中国人。他们蔑视所有其他民族,这是使他们归信的障碍之一。他们以为中国至少占据地球的3/4。河南。中国最肥沃的省份之一，黄河流经该省；这是一个平坦、肥沃和精耕细作的地区。江（长江）。自西向东横贯中国并将其分成大致相等的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北方诸省，另一部分为南方诸省）的大河，它给各地带来了富足。中国一向知道的植物液汁循环。满洲人（满族）。东鞑靼的一个小民族 ；它因近两个世纪以来对中国的征服（如今它统治着中国）而变得出名了。印度和中国海域所刮的一种风，六个月刮西风， 另六个月刮东风。长城。它围绕着靠近鞋粗一侧的中国，全长 445法里。按杰出的艺术家王致诚修士(Kre Attiret)的说法，它是举世最美、最令人称奇的工程之一。东京人的甘蔗种植法;他们还有棉、桑、胡椒、漆树、靛蓝、茶及番红花；东京野味颇丰，但在那里打猎是危险的，因为有大量老虎、象、犀牛等动物。高利贷。中国人归信宗教的障碍之一。

《1719鲁滨逊漂流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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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够用够吃，还贪图别的什么呢？若猎获物太多，吃不了就得让狗或虫豸去吃；若粮食收获太多，吃不了就会发霉；树木砍倒不用，躺在地上就会腐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由三个未完成，除了作柴烧烹煮食物外，根本没有什么别的用处。总之，事理和经验使我懂得，世间万物，只是有用处，才是最可宝贵的。任何东西，积攒多了，就应送给别人；我们能够享用的，至多不过是我们能够使用的部分，多了也没有用。即使是世界上最贪婪、最一毛不拔的守钱奴，处在我现在的地位，也会把贪得无厌的毛病治好，因为我现在太富有了，简直不知道如何支配自己的财富。我心里已没有任何贪求的欲念。我缺的东西不多，所缺的也都是一些无足轻重的小东西。前面我曾提到过，我有一包钱币，其中有金币，也有银币，总共大约值三十六金镑。可是，这些肮脏、可悲而又无用的东西，至今还放在那里，对我毫无用处。我自己常常想，我宁愿用一大把金币去换十二打烟斗，或换一个磨谷的手磨。我甚至愿意用我全部的钱币去换价值仅六个便士的英国萝卜和胡萝卜种子，或者去换一把豆子或一片墨水。可是现在，那些金钱银币对我一点也没有用处，也毫无价值。它们放在一个抽屉里，而一到雨季，由于洞里潮湿，就会发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我抽屉里堆满了钻石，对我来说也毫无价值，因为它们毫无用处。这种好事通常不会落到像我这样一个放荡不羁、误入歧途的年轻人身上。魔鬼总是早早给他们设下了陷井。但对我却不然。鲁滨逊的原型是英国海员塞尔柯克，1704年，他因与船长发生争执，被船长抛弃在太平洋一个荒岛上，他在岛上生活了四年。之后，被一艘途径该岛的英国船只救了下来。作为英国报刊之父，笛福的人生经历坎坷，复杂多变，他四海游历，他多次经商，他坐牢，他破产，人生经历了十三次大起大落。最终，在71岁这一年，他因为躲避债主而客死在寄宿的旅馆里。在孤苦伶仃里结束了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他说：“我写的是一个人二十八年受尽折磨的真实经历。他的遭遇与我的生活完全可以对比。”这当然远远不够，从人类的精神历险上看，它还应当是一篇与世隔绝的寓言：岛上的世界，简朴、平和、满足；外面的世界，贪婪、暴力、自私。漂流是历经人世的沧桑，而孤岛是救赎之地。最终鲁滨逊在这里经历了肉身与灵魂的救赎。笛福的本意是要所有人在鲁滨逊的境遇中体会到上帝的天意与慈恩，并且没有忘记给苦难的人们奉上一则伟大的箴言：在人生最糟糕的时刻，忍耐足以战胜一切。像那些过着邪恶生活且挥霍无度的人，或者像那些辛苦劳动而缺衣少食的人，这都是由其生活方式自己招来的。不必劳心劳力，为每天的面包发愁，沦为生活的奴隶；也不必为窘境所迫，身心都不得安顿；更没有妒火攻心，或被野心搅扰。而是在安逸的环境里，平顺地在世上度过，有滋有味地享受着生活之甜，没有一丝苦楚。他们感到幸福，随着时日的流逝，他们越发地体会到这一点。一想到回家，耻辱之感就立即抵消了归家之念，我马上就想到了邻居们会怎么笑话我，我不仅会羞于见到父亲母亲，还会羞于见到每一个人。从那时起我就常常观察到，一般人的脾气，尤其年轻人的，是多么的古怪无常，缺乏理性，也就是说，他们不以犯罪为耻，反以悔改为耻，不以犯傻为耻，反以迷途知返为耻。实际上，如果他们回头是岸，才会被人尊为智者。但反正我的时间和精力也不值钱，因此怎么用都无所谓了。可是，天哪！我这个人总是做错事，从来没有搞对过，这已不足为奇了。我吃不上后悔药，只好继续前行。我现在的工作跟我的天性相去甚远，跟我所喜欢的生活也直接相悖。为了它，我可是离家出走，违抗了父亲的好言相劝的。不，我现在就要步入中等阶级，或底层生活的上等层次，这正是我父亲从前所规劝我过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假如我决心去过的话，待在家里就可以舒舒服服过上了，何必像我现在所做的那样满世界地劳苦自己呢？我常常对自己说，我本来在英格兰在朋友们中间就可以过上这样的日子，何必非得跑到远在五千英里外的这片荒原，在陌生人和野蛮人中间过同样的生活呢？这里是如此之远，与外界不通音讯，谁也不知道我的下落。每当我想到自己的境况，就悔恨交加。我无人可以攀谈，只有这个邻居可以偶尔交流。我无事可做，只有用这双手去劳动。我过去常说，我就像一个人被弃置荒岛，举目四望，只有自己。但是，当人们把他们目前的处境跟处于更糟境遇的人相比时，老天会逼着他们换一下位置，让他们以亲身的经历，体会先前生活的幸福。老天这么做是公正的。我常常不公正地把我当时过的生活跟荒岛上的生活相提并论，而真正地在荒岛上与世隔绝，正是我后来命中注定要过的生活。老天爷这么做是多么公正啊！我当时的生活假如继续过下去的话，是很可能蒸蒸日上，极为富足的。随着生意的发展、财产的增加，我的头脑又开始充满了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梦想，而这些东西常常会毁掉生意场上最优秀的头脑。假如我能继续现在所处的状态，就大可从容地享受降临在我身上的幸福生活。为此我父亲曾恳切地规劝我过一种平静、恬淡的生活，他曾充满感情地描述的中等阶层生活，就是充满了这种幸福的生活。但是有另一些东西搅和了进来，使我仍旧任意妄为，造成了自己所有的不幸，尤其是增添了自己的过错，使我后来有暇回想时加倍地悔恨。所有这些灾难都是由于我明目张胆地执着于我那愚蠢的遨游世界的癖好，并执意实现这一癖好，恰好这违反了大自然和神旨向我昭示的尽职的生活之道，以及以一种美好而平淡地追求财富的方式做好我自己的清晰图景。正如我从前离开父母远走高飞一样，现在我又不满现状了。我必须走，离开我现在已拥有的幸福景象— 在新的种植园里做一个富有而成功的人士，我想入非非，想做个快速发家致富的暴发户，而不走寻常逐渐积累的老路。这样我就再次把自己抛入了有史以来人类不幸中最深的深渊。否则，我也许还能安享此世的生活和健康。我也立了一份正式的遗嘱，安排我的种植园和财产。同过去一样，我将那救过我命的船长立为我的全权继承人，但他要照我的意愿处理我的财产：一半财产归他，一半运往英格兰。可是，我却被命运驱使，盲目地服从于自己的妄念而不是理性。有时我会疑惑，为什么上帝会这样毁灭他的造物，使之如此悲惨，如此无助，如此地被抛弃，如此地全然沮丧，以致让人感谢这样的生活难以说得上是合理的呢？我忽然想到，缺乏书籍、笔和墨水，会让我失去时间的计量，甚至连哪天是安息日都会忘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便用刀子在一根大柱子上用大写字母刻下：“1659年9月30日我在此处上岸。”我把柱子做成一个大十字架，竖在我第一次上岸的地方。在这根方柱的四边上，我每天都用刀子刻上一道纹，每第七天就刻一道长一倍的纹，每个月第一天的纹则再长一倍。这样，我就有了一个日历，周、月、年都有了。就像借方和贷方的表格一样。其次，我极度缺乏蜡烛，因此一到天黑，通常是下午七点，我就只好上床了。我记得在非洲冒险出逃的路上，我曾用一块黄蜡做过一些蜡烛，但现在我早没有黄蜡了。唯一的补救办法是，每杀掉一只山羊，我就把它的脂油保留下来，放在一只用泥巴做成、经太阳曝晒而成的小碟子里，加进一点麻絮做灯芯，就做成了一盏灯。这给我带来了光，尽管没那么亮，也不稳定，但好歹也像蜡烛了。到了成熟的季节，也就是六月底，我小心翼翼地留下了麦穗。我把它们一粒一粒地收好，决定再种一次，希望到时候能获得足够多的麦粒来做面包。但是要到第四年我才让自己吃上了麦子，即便如此也是吃得极省，对此我下面会加以交代。因为第一次播种时，由于搞错了季节，我损失了全部种子。我在旱季之前播了种，结果它们根本发不了芽，即使长出来了也长不好。这些都是后话了。当我走到船边时，发现它被离奇地移位了。此前，船头是埋在沙里的，现在离地至少有六英尺高。至于船尾，在我上次上船搜刮后就被海浪击得粉碎，脱离了船身，现在呢，看样子是被海水颠到一边去了。接近船尾处的沙地被抛高了，那里原是一片水洼，约四分之一海里宽，我要接近破船非得游过它不可。现在可好了，退潮时我可以直接走到船上去。起初我对此很惊异，但很快就明白了，这必定是地震导致的。在强力影响下，船比以前更破了，日复一日地，许多东西被海水冲得松散，脱离船身，经不断的风吹浪打，就漂到了岸上。在此期间，我总是在涨潮时觅食，退潮时上船。疟疾凶猛，一发七小时，冷热交织，浑身虚汗。唉，我并没有对上帝的知识！八年来，我一直不间断地过着罪恶的航海生活，交往的也都是些像我一样邪恶缺德、亵渎神灵、没有底线的人，早已把我从父亲那里接受的良好教导消磨殆尽。这么多年来，我不记得自己有过向上仰望上帝的念头，也不记得自己有过向内反思自己行为的思想。我完全被一种灵魂的愚昧所压倒，既不渴求善，也意识不到恶。在普通的水手中，我是心肠最硬、轻率鲁莽、作恶多端的一个，危难中不知敬畏上帝，得救后不知感恩上帝。确实，当我在这里第一次上岸，发现所有的船员都被淹死了，只有我逃过了一劫时，我真是惊奇得灵魂出窍，心神恍惚。当时我的灵魂，若蒙受了上帝恩典的帮助，或许可以达到真正的感恩之情。但它旋生旋灭，只是一阵普通的喜悦而已，或如我所说，只是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丝毫没有反省上帝之手特别的善意，这手保护了我，当所有别的船员都被毁灭时却把我单独挑选了出来予以保护，我也没有反思为何上帝对我如此仁慈。我跟一般海员一样，在遭遇海难，平安上岸后，照旧高兴一下，喝上一碗甜酒，转眼就把船难忘得一干二净。我一生就过着这样的生活。甚至在后来，经过适当的思考，明了自己的处境，知道如何被抛在这座荒凉的岛上，远离人类社会，绝无获救的希望，或救赎的前景，但一旦看到有活下去的希望，可以不挨饿，不会因饥饿而灭亡，我所有的悲恸也就烟消云散了。我又开始安逸度日，一心一意干各种活儿以保存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一点也没有想到，我目前的痛苦处境，是老天的判决，或者说是上帝之手对我的惩罚。这样的念头很少进入我的头脑里。我日记中曾记述，谷物的生长起初对我有些影响，让我感动，认真地想到，这里面有某种奇迹。但一旦这种思想被消除，由它激发的印象也就消失了。这我在上面已经提过。甚至地震，尽管就其性质来说没有什么是比它更可怕的，或更能让人直接地领悟那不可见的力量的—独有上帝才能引导这样的事情，然而在最初的惊惧过去之后，它所引起的印象也就消失了。我再也感受不到上帝或他的审判，我并不认为我目前痛苦的处境是他一手造成的，这跟我即使是处在人生最兴旺的处境中，也不会想到上帝是一样的。但是现在，我生了病，死亡的悲惨景象不紧不慢地展现在我面前。当我的精神由于重病的负担而开始消沉，体力由于高烧的强烈而开始耗尽，那沉睡已久的良心开始苏醒，我开始悔恨我过去的生活。显然，我过去的生活罪大恶极，冒犯了上帝的公义，因此他让我遭受非同寻常的打击，用这种报复的手段来处罚我。倘若上帝造了所有这一切，他也就会引导并管理着它们，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因为这力量既能创造一切，也就必然有力量引导并指挥它们。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他创造的大圈子里，任何一件事情的发生，没有上帝不知道的，或不是上帝安排的。倘若没有事情是他所不知道的，那么他知道我在这儿，处在这可怕的处境中。倘若没有事情不是他安排的，那么他安排了所有这些灾难降临在我身上。对这些结论，我想不出任何反驳的意见来。因此我更加坚信，我遭受的这些灾难，都是上帝安排的。在他的指示下，我陷入了这一困境。唯有他拥有权柄，不仅对我，还对世上发生的一切事情。于是，紧接着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做什么了让他这样？我的良心对此探问立刻进行了审查，仿佛我在渎神似的，我听到它仿佛变成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可耻之徒！你问过自己做了什么吗？回顾一下你这糟糕的一生吧，问问你自己你什么没干过？问一问，为什么你没有在老早以前就完蛋？为什么你没有在雅茅斯锚地被淹死？为什么你没有在你们的船被萨累海盗赶上，发生战斗时被打死？为什么没有被非洲海岸的野兽吃掉？为什么在这儿，当所有的船员都灭亡时，你却没有被淹死？你还要问，‘我做了什么’吗？”我一想到这些，不禁惊讶得目瞪口呆，无言以对。不，我无法回答自己，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走回住所。我翻过围墙，好像是要上床睡觉，心里却受到搅扰，并没有睡觉的意思，因此就坐在椅子上，把灯点亮，因为天色已暗。这时，我担心旧病复发，十分害怕，忽然想到巴西人不管生什么病，都不吃药而只嚼烟叶，恰好我箱子中有一卷业已烤好的烟叶，还有一些未全烤熟的青烟叶。“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我现在的处境是，虽然生活依旧艰苦，精神却轻松多了。通过持续阅读圣经和向上帝祷告，我的思想被引向了更高层次的事物，我内心有了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巨大舒适。我的体力和健康也恢复了，我重又忙碌起来，添置自己需要的东西，生活再度常规化。我还是想出了一个利用这些葡萄的好办法，把它们在太阳下晒干，制成葡萄干存放起来。这样一来，在没有葡萄的季节，我也能吃上又有营养又可口的葡萄干。事实也确实如此。不过，后来这三只小猫繁衍了许多后代，闹得我烦不胜烦，我不得不把它们像害虫或野兽一样杀掉，尽可能地把它们从我屋里赶走。后来一段时间，我忘了把安息日刻成长纹来区别周数，因此就搞不清哪天是哪天了。但是现在，我计算了一下天数，知道已经来这里一年了，因此我就分出周数，每七天分出一个安息日。算到最后，我发现漏掉了一两天。但在播种时，我偶然想到，不能一下子全部播下了，因为我并不知道时间是否合适，因此我只是播了三分之二的种子，每样还留了一把。后来我庆幸这么做了，因为我这次播下的种子没有一棵发芽的。因为随后数月天气干燥，地里没有雨水滋润，不能帮助种子生长，所以播下的种子一直长不出来。一直到雨季重临，它们才冒出头来，仿佛是新播下去似的。发现第一批种子不长，我很容易就想到这是由干旱导致的，就找了一块湿润的土地做另一场试验。2.29，3,4.15 地球多雨，因为太阳直射在赤道上面。4.31，5,6,7，8.15 干旱，地球在赤道以北。8.31，9，10.15  多雨，太阳开始向南回移。10.15,11,12,1，2.15 干旱，太阳在赤道以南。后来我留意着不让箩筐缺乏，旧的坏了就编新的，特别是编了一些又深又结实的箩筐来装谷物。我原先是用袋子装谷物的，但现在谷物太多了。现在正是11月和12月之交，我开始盼着收割大麦和稻谷了。我耕种和施肥的土地面积不大，因为如前所述，两类种子数量都不多，都未超过半配克。我因在旱季播种而颗粒无收。但现在我的庄稼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然而我突然发现，庄稼受到好几种敌人的威胁，简直难以对付。首先是山羊，以及我称为兔子的动物，它们尝到了禾苗的甜味，就昼夜伏在地里，禾苗刚一露头，就被它们吃掉，以致难以抽出茎秆。除了扎个篱笆把庄稼围起来我别无他法。扎篱笆又花了一番苦功，苦上加苦，因为要赶进度。不过，由于庄稼不多，地面不大，我只用了三星期的时间就把篱笆扎好了。白天我把来偷吃的动物打死，晚上则让狗守卫着庄稼。我把狗拴在门柱上，让它蹲在那儿，整晚吠叫。没过多久，敌人们就放弃了这块土地，庄稼长得又壮又好，很快就成熟起来。但是正如庄稼出苗时动物们跑来搞破坏一样，庄稼结穗时，鸟儿们也飞来搞破坏了。为它们现在啄掉的每一粒粮食，以后对我都会是一只大面包，因此我没有耐心等更多鸟飞下来，就走到树篱边又开了一枪，打死了三只鸟。这正是我希望的。我把它们捡起来，用英国人惩罚臭名昭著的窃贼的办法，把它们吊在链子上，以吓阻其他的贼。我相信，极少有人会深入地想到，要成就一片小小的面包，中间要具备多少环节啊！要播种、生产、翻晒、保存、加工、制作，才能最终完成一片面包。我前面说过，在庄稼成长和成熟的时候，我做了许多事。我要围起它，保护它，收获它，翻晒它，把它搬回家，然后打谷，筛糠，贮藏起来。接着我想要用石磨来磨它，用筛子来筛它，用发酵粉和盐把它做成面包，用炉子来烤它。但是所有这些东西我都没有，这在上面我也已说过了。尽管如此，只要有粮食，对我就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和好处。岛上的岩石也不够硬，全是些沙石，一碰就碎，经不起重杵去臼，即使能捣碎谷物，也必然会把沙子搀到面粉里。因此，在花了大量时间却找不到合适的石头后，就放弃了这个想法，决定出去找一块硬木。这件事真的伤到了我。现在我才明白 — 尽管已经太晚了 — 做事以前若不考虑代价，不正确地判断自己的力量，将是十分愚蠢的！我对世界的看法，就像我们在去世后对世界的看法一样，把它看成一个我曾经居住的地方，但业已离开了。我完全可以用亚伯拉罕对财主说的那句话：“你我之间，隔了条鸿沟。但是我能用上的，只是那些对我有价值的东西。我够吃够用，其余的东西又有何意义呢？倘若我猎杀了过多的野味，多余的肉就会被狗或虫子吃掉。倘若我种出了过多的谷物，吃不完的就会被糟踏掉。我砍倒的树都躺在地上快要烂掉了，除了用作燃料外，没有别的用处，而我只是在烤煮食物时才把它们当作燃料。一言以蔽之，事理和经验使我明白了，世间万般好东西，只因为对我们有用，才称得上好东西。任何东西，堆积多了就应送给别人，我们所能享受的，也只不过是能使用的那部分，多了也没用。世上最贪心、最一毛不拔的守财奴，若是处在我的位置，也会治好他的贪病。因为我现在拥有得太多，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除了缺几件很寻常对我却很有用的东西外，我没有什么要欲求的了。我前面提到过，我有一袋子的钱，金币银币都有，共值约三十六英镑。但是这可悲无用的东西堆在那里，我丝毫也用不着。我常常想，我宁愿用一把金币去换十二打烟斗，或换一个手推磨来磨我的谷子。不，我愿用它去换只值六便士的英国芜菁和胡萝卜种子，或者去换一把豌豆或蚕豆，以及一瓶墨水。可是现在，这些钱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毫无价值。它们躺在抽屉里，一到雨季，就因洞里潮湿而发霉。倘若抽屉里装满了钻石，情况也是一样的。它们对我毫无价值，因为毫无用处。跟最初上岛时比，我现在的生活状态轻松多了，身心都很安逸。我坐下来吃饭时，常常有感激之情，惊叹上帝的手竟然在旷野为我摆上了筵席。 我学会了多看我处境中的光明面而少看阴暗面，多想我所享有的而少想我所缺乏的。有时这给了我隐秘的安慰，实难言表。我在这里如是说，是希望那些不知足的人能有所醒悟。他们之所以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上帝已经给予他们的东西，是因为他们盯着并觊觎上帝没有给予他们的东西。在我看来，我们老是因为缺乏什么而感到不满，是因为我们对已经拥有什么缺乏感恩。我还有另一个醒悟，它也有助于我用希望来宽慰自己，这就是将我目前的情境跟我从上帝手中应得的报应加以比较。我曾过着一种可怕的生活，对上帝完全缺乏认识和敬畏。我从父母亲那里得到过良好的教导，他们最初并非没有努力往我心里灌输对上帝的敬畏、责任感、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目的。但是，唉呀，我早早就下海过上了水手的生活，而这种生活是最不敬畏上帝的，尽管上帝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恐怖。我是说，由于我早早就过上了水手的生活，跟水手们常相为伴，我所持有的最微弱的宗教意识也受到了同伴们的嘲笑。加上由于海上经常遭遇危险而习以为.我罪恶的生活跟我孤独的生活，可以说是在同一天开始。那些在绞刑架上忽然获得了梯子，在强盗刀下忽然得救，或经历过这类死里逃生事件的人，都可以体会到我此刻的惊喜，也不难想象我在把小舟驶进这股回流时是多么高兴，不难想象我是多么欢快地顺风展帆，顺流而行了。那时我还不知道后来我才明白的一个道理，饥饿可以驯服狮子。假如我让这只老公羊在陷阱里饿个三四天，然后给它点水喝，给它点东西吃，它就跟小山羊一样服服贴贴的了。因为只要饲养得法，它们还是聪明听话的。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是怎样一个光怪陆离、变化多端的作品啊！在不同的环境中，人的感情是由于什么秘密的机括，而急剧地变化？今天我们所爱的，明天就恨了；今天所寻求的，明天就闪避了；今天渴望的，明天就害怕了，甚至一想起来就发抖。此时此刻，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因为我以前唯一苦恼的是我似乎被人类社会放逐，孤苦伶仃地被无边的大海包围，与人类隔绝，被定了罪过着沉默无声的生活。似乎在上帝看来，我不足以与活人为伍，或列席在其他的生灵中。我若是能看到一个同类，对于我就相当于死而复生，是上帝所能赐予我的最大祝福，仅次于救赎。而现在，光是想到会看到人，我就不寒而栗，光是看到有人悄无声息地在岛上留下了脚印，我就准备钻到地底去。“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想到这，我欣喜地从床上爬起来，不仅心里舒服多了，还获得了引导和鼓舞，诚恳地向上帝祷告，求他救我。祷告完后，我拿来圣经开卷阅读，看到的第一句话是：“要等候主！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主！” 这句话带给我的安慰是无以言喻的。于是，我感恩地放下圣经，不再悲伤，至少在那时不再悲伤了。心思的纷乱让我一夜难眠，到早上却陷入酣睡。心里经过了这一番折腾，十分疲倦，精神也已耗尽，我睡得十分香甜，醒来后，只觉得比先前坦然多了。此时，我开始冷静地思考，内心经过一番辩论，得出结论：这个岛如此风景宜人，物产丰饶，离大陆又不超过我眼见到的那点距离，那就并非如我想象的那样完全荒无人烟。这里尽管没有固定的居民，那边却也许时有船只离岸来此，他们或是有意来此，或是并非有意，却被逆风驱赶至此，来到这个地方。但是，事情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所有读到我这个故事的读者，一定会从中得出一个正当的结论，那就是，在我们生活的进程中，我们最想避免的坏事，一旦落到了我们头上，就成了最可怕的事，可是，这样的坏事又常常是我们得救的手段或者门径，只有通过它，我们才能从我们所落入的痛苦中重新得到解脱。对此，我可以举出我莫名其妙的一生中的许多例子，但最显著的，还是我在荒岛独居最后几年的情境。不过现在我倒是实实在在地弄到了两双鞋，是我从破船上看到的两个被淹死的船员脚上脱下来的，我在一个箱子里又另外找到了两双鞋，真是让我高兴。但这些鞋跟英国鞋不一样，不那么舒适耐用，在英国也就算我们所说的便鞋而已。我在这只水手箱子里找到了一堆里亚尔币 ，约等于五十比索，但没有看到金币。我猜测这只箱子的主人比较穷，而另一只箱子的主人似乎是一位官员。人有一种通病，就是不满足于上帝和大自然给他们安排的位置。我认为，他们的不幸中有一半就是由这种不知足造成的。不断地陷入种种困境的我，堪称他们的前车之鉴。我不顾自己原来的家境，也不听父亲的忠告，反而对着干，也许我可以把这叫作我的“原罪”吧！随后同样的错误让我落到今天这种可悲的境地。上帝把我安排到巴西成了一个种植园主，假使他保佑我心无杂念，我也许就会满足于循序渐进，逐步积累，到这时候— 我指我在岛上的这些年— 也许早就成了巴西最显要的种植园主之一。我在巴西住的时间不长，却发展很快，我深信，如果我留在那里以那种速度一直发展下去的话，或许现在的身价已经是十万莫艾多。但是，我抛下了一份稳定的财产，一个资本雄厚，正欣欣向荣地扩展的种植园，甘愿去当一名船上的管货员，到几内亚去贩运黑奴。而留在巴西，耐心和时间就可以增加我们的财富，呆在自家门口就可以从那些黑奴贩子手上买到黑奴，虽然价钱会贵一点，但这点差价绝不值得自己去冒这个险。但是这常常就是不谙世事的年轻人的命运。这里面的愚蠢，不经过多年的磨练，不付出高昂的学费，他们是不会领悟到的。我现在就正是如此。可是，这种错误在我性情中已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不能安于现有的位置，而总是不断地谋划用一切手段尽可能地逃离此地。为了使我故事余下的部分更为读者所乐见，我不妨先透露一下我这个荒唐的逃跑计划，最初是怎么形成的，后来是怎么实施的，是根据什么行动的。这次去破船后，我在城堡里过起了隐退的生活。我把我的小护卫舰独木舟像往常一样沉入水底藏好，我的处境又恢复到了以前的样子。实际上，我比过去有钱了，但根本还算不上富有，因为钱对我毫无用处，就如秘鲁的印第安人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钱对他们毫无意义一样。那天晚上我大脑里的思绪犹如万马奔腾，记忆里的往事如旋风卷过，要把它们一一记下来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我把我如何来到这座小岛，如何在岛上求存的来龙去脉，以图画或缩写的形式过了一遍。在我反思自从来到这个小岛后的生活状态时，把我早先在这儿居住时的幸福态势跟在沙滩上看到脚印后过的焦虑、害怕、谨慎的生活作了一个比较。我并非不相信野人一直都是常来这座小岛的，而且有时一次几百人登岸也是可能的，但我过去对此毫无意识，也就不可能为此忧虑。虽然危险是一样的，但是那时我的满足是完美的。我对自己的危险一无所知，就像根本没有危险一样，十分快乐。这番回忆使我的思想得到了许多有益的教诲，尤其是这一点：上帝的旨意无限美好，它管理人类时，让他们对事物的视野和知识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于是，尽管人行进在千难万险之中— 这些危险倘若他能发现，便会心烦意乱，精神萎靡— 但由于事情都在他眼前隐藏了起来，他毫不知道身边环绕着的危险，因此他便保持了平静和安宁。不过，这个梦却让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若想逃出这个小岛，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弄到一个野人，这个野人最好是别的野人的一个俘虏，被他们定了罪要吃掉，并带来这里准备杀掉的。我让星期五把所有头骨、人骨、人肉和其他残留物拣到一起，堆成一堆，然后点上火烧成灰烬。我发现星期五仍对那些人肉垂涎欲滴，食人野人的禀性不改。但我明显地表示了对食人的深恶痛绝，连想一下都恶心，遑论看人吃了。我摆手势让他知道，如果他吃人肉，我就会把他杀了，这才让他有所收敛。还是回到我的新伙伴上来。我对他十分满意，忙着教他各种各样的知识，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帮手，特别是教他英语，理解我说的话。他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学生，兴致勃勃，勤学不倦，以此为乐。每当他能听懂我的话，或让我听懂他，也让我很高兴跟他说话。现在我的生活变得顺利多了，我开始对自己说，只要不再碰到其他野人，即使此生无法离开这座小岛，我也是毫不在意的。现在，我开始琢磨了，要养活两张而不是一张嘴，必须比以往多种点地，多打点粮食。因此我就划出了一大片地，如以前那样围上篱笆。星期五对这个活儿是既主动卖力，又高高兴兴的。我告诉他这是用来干什么的，这是用来种谷子以制作更多面包的。这是由于现在他来了，我们必须有够他和我两个人吃的面包。他看来领会了这个意思，他告诉我，他觉得我为他干的活比我为自己干的活还多。只要我告诉他做什么，他都会尽力去做的。这是我在此地待过的最愉快的一年。星期五的英语渐渐地说得相当好了，几乎知道所有我要他拿的东西的名称，知道我派他去的每一个地方，还喜欢不停地说话。总之，这样一来，我就又用我的舌头说话了，以前我很少有机会说话的。除了跟他谈话有乐趣外，我对这伙计的人品也很满意。相处久了，我越来越感到他是多么单纯诚实，我真的喜欢上了这个造物。他那一边呢，我相信，他之爱我要胜过他以前爱的任何东西。我就问他，假如这位老人创造了万物，为什么万物不崇拜他呢？由此我发现，即便是在世界上最盲目、愚昧的异教徒中，也存在着祭司制度，存在着把宗教神秘化的手段，以保持人们对神职人员的尊重，这不仅可以在罗马那里看到，也可以在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里看到，甚至在最残酷最野蛮的野人那里也可以看到。我发现，把关于魔鬼的正确观念印到他脑子里，要比把上帝的观念印到他脑子里困难得多。大自然帮助我向他证明，世界必然有一个第一因，一个凌驾并统治一切的力量，一个秘密地引导着万物的神旨，以及我们向自己的创造者致以敬意是公平合理的，等等。但在讨论魔鬼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邪恶之灵及其起源，其存在及其本性，更重要的是他做恶的欲望，以及诱我们做恶的欲望，确是难以找到证明。可怜的星期五提出了一个又自然又天真的问题，把我一时难住了，差点无言以对。在此之前，我一直在跟他说关于上帝的问题：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全能，上帝的嫉恶如仇，上帝如何用烈火烧死不义之徒 ，既然上帝造了我们，他也能在一瞬间毁灭我们和全世界。我说话时他一直都在认真地听。“但是，”他又问了，“如果上帝要比邪恶的魔鬼强大得多，伟大得多，为什么上帝不杀了魔鬼，使他再也不能做恶呢？”重复着我的话，问：“最终？罪有应得？我不懂！为什么不现在就把魔鬼杀了？为什么不早点杀了他？”我说：“你这么问就好像在问，为什么上帝不把你和我都杀了，因为我们也有罪，忤逆了上帝。上帝留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得到饶恕。”他想了好一会儿，激动地说：“好吧，好吧，你、我、魔鬼都有罪，都被留下，悔改，都得到上帝饶恕。”我被他弄得尴尬极了。在我看来，这证明了，纯粹自然的观念虽然可以引导有理性的造物认识到有一个上帝，认识到应该崇拜至高的上帝，却并不能自然而然地认识到神圣启示告诉我们的一切，即认识耶稣基督，认识到他为我们赎了罪，认识到他是人神所立新约的中保，替我们在上帝宝座前求情的人— 所有这些观念，都需要天上降下来的启示，才能在心里形成。上帝知道，在教导这个可怜造物的方法上，我是诚意多于知识。我必须承认，我以前有许多教义只是相信而并未理解，现在，为了教导这个野人，向他阐明，我就必须把我以前不知道或未充分思考过的问题搞懂，这些问题在我探索的过程中有时自然而然地就搞明白了。这次我对于探索这些问题比以往有了更多的热情。因此，不管这个可怜的野人是否将来会让我更好，我都有理由感谢他来到我这里。压在我身上的悲苦减轻了，我的居住环境变得极其地舒适了。当我反思到，在我被囿于其中的这孤独生活中，我不仅受到触动开始主动地去仰赖上帝，寻求那把我带到这里来的上帝之手，在上帝的旨意下，现在还被造成为一个工具，来拯救一个可怜的野人的生命，同时还理所当然地拯救他的灵魂，教给他真正的宗教知识和基督教教义，使他有机会认识基督耶稣，在他里面得到永生。当我回想所有这些事情时，我的灵魂里就涌上了一股秘密的喜悦，常常禁不住为我被带到了此地而欣喜不已。我以前一直视流落此地为我生平最大的灾难。他回答得很快：“你打发星期五走干什么？拿来杀星期五，不要打发星期五走。”他很恳切地说这句话，我看到他眼里有泪光。总之，我明显地看到了他对我的一片至诚，以及坚定的决心。因此，当时我就告诉他，后来也常常告诉他，只要他愿意跟我待在一起，我就永远也不会把他从我身边打发走。我救回来的两个俘虏身体虚弱，一旦我给他们找到住处，得以休息后，我就开始想着给他们供应食物了。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命令星期五从羊圈里挑了一只不大不小的一岁的山羊宰了，把后半截砍下来，剁成小块，让星期五去煮炖，汤里加上些大麦和大米，做成了十分美味的羊肉羊汤。我是在门外面煮汤的，因为我从不在内墙里面生火，于是就把汤搬到新帐篷里去，在那里为他们摆了一张桌子。我坐下来，跟他们一起吃了顿晚餐，我和他们有说有笑，尽量地鼓励他们。星期五是我的翻译，主要是翻给他父亲听，但也翻给西班牙人听，因为西班牙人会说野人的话，说得还很好。他说，“以色列人在刚出埃及时欢呼雀跃，但很快连救了他们的上帝都反了，就因为他们在旷野中吃不上面包。”可是我刚刚穿上这些衣服的时候，觉得世界上没有比它们更令人感到不舒服、不自在、尴尬的了。船长在船上是有墨水的，他非常吃惊地发现，虽然我制造过更难造的东西，却从来没有试过用炭和水来制造墨水，或类似的东西。大家以为我早已不在世上，因此没有给我留一点遗产。总之，我完全得不到一点救济或帮助，我带的那么点钱无法让我在世上安身立命。现在可以说，实际上也的确是，约伯的末端要比开端好得多。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报答我原初的恩人，我善良的老船长。他在我受难之时仁慈待我，自始至终都以善意和忠诚待我。我把收到的每样东西都给他看，告诉他，除了掌管万事的上帝外，我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他而得的。现在，轮到我回报他了，我要百倍地回报。因此，我先把他给我的一百莫艾多还给了他，然后请来一位公证人，请他起草一份字据，将老船长承认欠我的四百七十莫艾多痛痛快快彻彻底底地一笔勾销。然后我又请他起草了一份委托书，委托老船长作为我那种植园每年利润的接收者，并指示我的合伙人向他报告账目，把我应得的收入交给那些常年往返的船队带给他代为接收。委托书最后一款写明，在其有生之年，老船长每年都从我的收入中得到一百莫艾多，在他死后，他的儿子也将每年获得五十莫艾多，终生如此。这样，我总算是报答了老人家了。现在，我接下来得考虑该走哪条路，拿上帝放到我手里的不动产怎么办。实际上，跟荒岛上的生活状态相比，我现在要操心的事情更多。在荒岛上时，我除了所拥有的，别无他求，除了我需要的，别无所求。而现在，我却有了一大堆要紧的东西，我的事就是怎么保证它们的安全。我现在可没有洞穴来藏钱财，也没有地方无需上锁便可放金银币，直到它们生锈发霉也没有人动用。相反，现在我不知道该把它们放在哪儿，或该托给谁来保管。只有我的监护人老船长是诚实可靠的，是我唯一可以托付的人。最后，写给我的合伙人，赞扬他勤勤恳恳，扩大了种植园的规模，廉洁正直，提升了企业股份。我就我那部分未来的管理作出了几点指示，请他按照我赋予老船长的权利，把属于我的收入转给他，以后如有改变，我会再详细通知他。我跟他保证，我不仅想去看他，还想在那里定居下来，直到生命终了。写完后，我就添上了一份漂亮的礼物：给他妻子和两个女儿送了一些意大利丝绸，因为船长的儿子告诉我我的合伙人已经结婚了。还送了两匹精美的英国细呢— 那是我在里斯本能买到的最好的英国细呢，五匹黑呢，以及一些价格不菲的佛兰德斯花边。确实，我在海上总是倒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也不要小瞧了这种时刻内心产生的强烈冲动。我曾经挑了两条船，是经过比较后精心挑的，一条我已把行李搬上去了，另一条我已跟船长说好了，但最后这两条船我都取消了。这两条船后来都出了事。一条被阿尔及利亚人抢走了，另一条在托贝湾附近的斯塔特岬角遇难，除了三人生还，其他人都被淹死了。因此，不管我上哪条船，我都得倒霉。至于哪个最倒霉，那倒不好说。我们到达潘佩卢那时，发现确实如此。对我来说，由于长期习惯了热带气候，习惯了少穿衣服，现在的寒冷一下子让我难以忍受。尤其是，十天前，在离开老卡斯蒂利亚时，那里的气候还不仅温暖，而且炎热，却立即从比利牛斯山刮来一股寒潮，冷得让人无法抵挡，手脚冰凉发麻，快要被冻掉了。这样的天气变化带来的痛苦甚于惊奇。因为星期五在他老家是见惯了这类野兽，不仅不怕，还能凑近了打它。倘若是其余的人，那就会从远处开枪，要么打不到狼，要么误射向导。第二天早上，我们的向导病得很重，他的两处伤口发脓，四肢肿胀，再不能走动了，所以，我们只得在当地找了个新向导，去往图卢兹，发现那里天气温和，土地富饶怡人，既没有雪，也没有狼，也没有任何这一类东西。当我们在图卢兹跟当地人说起我们的故事时，他们告诉我们，这在山脚的大森林里实乃寻常之事，尤其是在大雪覆盖之时。他们很好奇我们找到的是何等向导，竟敢在严寒时节带我们走那条路。另一个侄儿我托付给了一个船长。五年后，我发现他成了一个通情达理、有胆有识、胸怀远大的青年，就给他买了一条好船，让他航海去了。后来，这个年轻人把我这个老头子拖进了另一场冒险。

《1722瘟疫年记事》

我面前摆着两件大事；一件是照常经营我的生意和店铺，这是不容小觑的事情，这里头搭进了我在这个世上的所有资产；另一件是要在那样惨淡的灾难当中保住我的性命，正如我清清楚楚看见的那样，灾难就要降临这整个城市；而不管它到底有多大，我的害怕说不定是跟其他各色人等一样，表现得比它会有的还要大得多呢。这头一个考虑对我来说关系极为重大；我做的是鞍具商这个行当，由于我的交易主要不是通过店铺或机会买卖，而是在商人中间进行，跟美洲的英国殖民地做贸易，因此我的资产大半是搁在这类人手上。我是个单身汉没错，可我有一个由仆人组成的家庭，我让他们照看生意，我有一所房子，一家店铺和一个塞满货物的仓库；总之，要把它们全都给扔下，作为此类情形下必须被扔下的东西，也就是说，没有任何管理人或是适合的人员可以将它们托付，这就成了要去担当那种损失的风险，不仅是损失我的买卖，还有我的货物，事实上是我在这世上的全部所有。然后他继续跟我谈他去过的亚洲和其他一些地方（因我兄长作为商人，像我已经说过的那样，是从国外归来的，最近从里斯本回来还没几年）的土耳其人和穆斯林，伴随他们主观臆想的那些有害结果，是如何依赖他们所谓的宿命论思想，由于每个人的结局都是被注定的，并且是事先决定无法更改，他们就漠不关心地进入受传染的地方，跟受传染的人交往，因此之故他们的死亡率达到每周10000或15000人，而那些欧洲人，或是基督徒商人，他们离群独居，谨言慎行，基本上都逃脱了传染病。处在这样一场灾难当中，说到偷窃和抢劫，任何人都应该横下心来才是；可毫无疑问的是，那个时候城里照干不误的各种坏事，甚至那些轻薄行径和淫乱勾当，跟以往一样不加掩饰，我却不会说是跟以往一样非常频繁，因为人的数量在许多方面都减少了。家家户户几乎都见到眼泪和悲叹，尤其是在最初受灾的地区；因为越是到了后来，人的心肠也变硬了，而死亡在他们眼前是如此习以为常，他们对失去朋友也就没有那么多关切了，指望着，自己在下一个时刻就要被召去。这里不可忘记的一点是，在此劫难之时，我是说，在它开始之初，城市和郊区的人满满当当，多得不得了；因为虽说我是活着见到进一步的增长，人们蜂拥蚁集居住在伦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可我们总是那么在想，大量的人，由于战争结束，军队解散，王室及君主政体复辟，成群结队来到伦敦，以图安身立业；或是投靠和侍奉宫廷，求取供职的奖赏，求取拔擢提升，等等之类，到了如此这般的地步，城里容纳的人口据估算比它从前任何时候都要多十万人以上；非但如此，有人还放胆说，它拥有两倍之多，因为保王党所有破产的家庭，都向此处麇集：所有老兵都在这里开张买卖，数不清的家庭居住在这里；宫廷又一次带来他们滔滔不绝的荣华尊宠，还有新时尚；所有人都变得欢快而奢靡；而王政复辟的喜悦把许许多多家庭带到了伦敦。我常常在想，如同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犹太人集结在一起，庆祝逾越节，因此之故，有不计其数的人在那儿遭到袭击，而他们本来是应该待在乡下其他地方：瘟疫也是这样进入伦敦的，当时由于上面提到的那种特殊情况，时不时地出现人口的暴涨：由于这股人流的汇聚，冲着那个年少而欢快的宫廷，在城里大干营生；尤其是每一种属于时尚和华美的行当；其结果便是招来大量职工、产业工人，等等之类，绝大多数是穷人，靠自己的劳动过活，而我记得很清楚，在一份给市长大人的有关穷人状况的报告中，它估计说，城里和城市周围住着不少于十万名缎带织工；他们中最主要的人口，大约五分之一左右，当时是住在肖迪契、斯台普涅、怀特夏普尔和毕晓普斯盖特教区；换言之，相当于斯皮特尔－菲尔兹；也就是说，像那个时候的斯皮特尔－菲尔兹；因为眼下它没那么大了。尤其是假先知用了种种希望奉承他们的那些人，说他们会继续留下来做仆人，男主人和女主人会把他们带到乡下去；要不是公共慈善给这些可怜人提供了救助，这些人的数量极其庞大，而在任何情况下这种人必定都是这样，他们就会处在这个城市中任何人都会落入的最为恶劣的境地里。而我对此知道得那么清楚，而且知道那么多各种各样的事例，因此我大可以说上几个，说那些善良、虔诚和敬神的人，这些人，当他们染上了瘟病之后，根本就不想那样冒冒失失地将病传染给别人，因此禁止自己的家人跟他们接近，期望他们得以存活下来；甚至到死都不见他们最亲的亲属，以免自己成为把瘟病带给他们的工具，让他们染上疾病或是危及生命：如果当时是存在一些事例，其中那些传染病人对于给他人造成伤害并不上心，那么这肯定就是那些事例中的一件了，如果说还算不得是主要事例的话，换言之，当时那些染上瘟病的人，从被关闭起来的屋子里破门而出，由于为了给养或是为了招待而被弄得走投无路，便尽力将他们的状况隐瞒起来，由此不自觉地成了把瘟病传染给别人的工具，传染给那些一直无知而不加防范的人。我何以那样认为，而且现在还确实仍然那样认为的一个理由就在这里，这样通过武力而将房屋关闭起来，将人们束缚在，确切地说是囚禁在自己的屋子里面，正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甚少有助于或者说是根本无助于大局的；非但如此，照我的观点来看，这是相当之有害的，迫使那些不顾死活的人在外面游来荡去，身上带着瘟疫，而那些人本来会静悄悄地死在自家的床上。此处我必须进一步加以理会的是，对于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没有什么是比人们自身的那种苟且疏忽更要命了，他们在得到有关这场劫难的长时间通知或警告期间，对此却没有作出任何准备，既未储存给养，也没有储存其他生活必需品；有了这些他们本来可以全身而退，而且就在他们自家的屋子之内，正如我看到其他人所做的那样，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种警戒而得以存活下来；而在他们对此变得有点儿麻木不仁之后，到了确实是被传染上的那个时候，他们对于彼此之间的交往也没有像他们起先那样，那么小心回避了，明明是知道，他们也没有那么做。我承认，我是那些有欠考虑的人当中的一个，所做的储备是那样的少，弄得我那些仆人只好出门去购买每一件琐细物品，一便士和半便士的东西，就在瘟疫开始之前的那个时候，直至等到我的经验让我看到那种愚蠢了，我才开始变得明智了些，明智得那么晚，让我几乎都没有时间给自己储存足够的东西，供我们大家勉强维持一个月之用。但由于我没有为这样一种隐退储存给养，我们要完全留在屋内是不可能的；不过，我还是朝着这个方面做了些努力，虽说那么做是太晚了；首先，由于我在酿制啤酒和烘烤面包方面均有便利之处，我便去买了两袋谷物粗粉，然后在好几个星期里，用一只烤炉，我们烤了所有我们自己吃的面包；我还买了麦芽，酿制了我所有的酒桶都能盛得下的那么多啤酒，而这看来是够我全家喝上五到六个星期了；我还贮藏了一些咸牛油和乳饼；可我没有鲜肉，而那些肉店和屠宰场，在我们街道另一侧，大家都知道它们有许多家坐落在那个地方，而瘟疫在它们中间爆发得那样猖獗，就连跨过街道走到它们那儿去，也是不甚明智的。不管怎么说，那些穷人没法储存食品，而一旦有了需要，他们就必须到集市上去购买，而其他人是差遣仆人或是他们的孩子去购买；由于这本身是一种每天都将重新开始的需要；这就把大量不健康的人带到了集市，而许许多多的人健健康康地到那边去，他们随身把死亡带回到了家里。确实，人们采取了所有可能的预防措施，任何人在集市上买一块肉，这个时候他们不会从屠夫手里把它接过来，而是自己从钩子上面把它摘下来。另一个方面，屠夫是不会碰一下钞票的，而是让人把它放进一个盛满醋的罐子里，他是为了那个目的才把罐子给放着的。顾客总是带上小钱，以凑足任何零散的金额，那样他们就可以不要拿零钱了。他们手上拿着盛有香水和香料的瓶子，而所有他们能够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但是那个时候这些事情穷人甚至都没法办到，他们是冒了所有的风险去的。因为这个缘故，有不计其数的惨淡故事我们每天都听得到：有时候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就在集市上倒下死去了；因为有许多人，他们身上带着瘟疫，对此一无所知；等到体内那种坏疽影响到要害部位了，他们便在片刻之间死去；这就使得许多人屡屡在街上那样突然死去，没有任何预兆：另外那些人说不定还有时间走到邻近的货物堆或是货摊旁边；或是走到谁家的门口、门廊里，就那么坐下来，然后死去，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至于我的那个小小家庭，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已经是如此这般地贮藏了一批面包、牛油、奶酪还有啤酒，我采纳了我的朋友和医生的忠告，把我自己还有我全家都锁闭起来，下定决心要过上几个月没有鲜肉的苦日子，而不是赌上我们的性命去买肉。我们在这个时期听人讲起许许多多骇人听闻的故事，讲那些护理员和看守人，他们照看弥留之际的人们，也就是说，那些被雇用的护理员，他们看护传染病病人，野蛮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挨饿，让他们窒息，或是通过别的邪恶手段，让他们的末日加快来临，也就是说，对他们进行谋杀：而那些看守人，被派去守卫那些被关闭起来的房屋，一旦屋里只留下一个人，而且说不定，是个卧病在床的人，他们便破门而入，然后把这个人杀死，然后立刻把他们扔到外面的运尸车里！因此他们几乎是尸骨未寒，便到坟墓里去了。得说句实话，虽说瘟疫主要是在穷人中间流行；可那些穷人却是胆子最大，最不怕它的，而且四处奔走工作，带着一种兽性的勇气；我必须那样称呼它，因为它既不是建立在宗教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基础上；他们也几乎是不做任何戒备，但凡有事便一头扎进去，他们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活干，虽说这是最为危险的事情；诸如看护病人、看守被关闭起来的房屋、把传染病病人送到传染病隔离医院之类；还有那个仍然是最糟糕的活儿，把死人搬运到坟墓里去。毫无疑问，绝大部分的穷人或家庭，他们此前靠苦工或零售业为生，现在靠人施舍为生；而要是没有仁慈、好心肠的基督徒交给的巨额款项，用来支援这些人，这个城市就绝不可能生存下去。账本毫无疑问是有的，登记他们的善款以及行政长官对这些钱款的合理分配：可是由于当事的官员死了那么多，钱款是从他们手上分配的；还由于，正如我已经听说的那样，记录那些事情的绝大多数账本，恰恰是在次年发生的那场大火中遗失了，而那场大火甚至还烧毁了内廷大臣的办公室，还有他们许多文件；因此我根本没法得到具体账目，而这些账目我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见到的。在这场瘟疫开始的时候，当时已经不再抱有希望，只是认为这整座城市将要受到侵袭，那个时候，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所有在乡下拥有朋友和地产的人，都与家人一起隐退了，而那个时候，事实上，你会觉得就连城市本身也在从城门里面跑出来呢，而且没有一个人会落在后面。你可以蛮有把握，从那个时刻起，百行百业，除了与维持生命直接相关的那些行业，可以说，都完全停顿了。1．所有从事制造业的工匠师傅；尤其是像那些属于装饰业，还有男女衣饰及室内家具之类不太有必要的那部分行当；诸如缎带织工和其他织工；金银线花边工匠，还有金银器皿刻工，女裁缝，女帽商，鞋匠，帽匠和织手套工人；还有室内装饰商，小木匠，家具师，做镜子的工匠；还有数不清的行当，他们依靠诸如此类的行当为生；我是说这些行业的工匠师傅，都停止了做活，将他们那些学徒期满的职工，还有工人，还有所有依靠他们谋生的人都解雇了。2．由于商贸完全停顿，因为极少有船舶敢冒险来到这条河里，而且根本没有一条船出去；因此所有负责关税的特派公务员，同样还有船工，运货马车夫，搬运工人，还有所有的穷人，他们是依靠这些商人做工的，都立刻被解雇，而且都没活可干了。3．通常从事造房子或修补房子的工匠，全都停工，因为人们根本就不想造房子，那个时候成千上万的房子一下子都没有了自己的居民了；因此单这一项就让那个种类的所有普通工人都变得没活可干；诸如砖工、泥瓦工、木匠、小木匠、石膏师、油漆匠、玻璃装配工、铁匠、铅管工人，还有所有靠这些工种干活的人。4．由于航运停止；我们的船舶既不像从前那样进来，也不像从前那样出去了；因此船员都统统失业，他们许多人都处在灾难无以复加的困苦之中，而与船员在一起的，是属于并且依赖于造船业以及航海用品装备的所有各类工匠和工人；诸如船上的木匠，链铆缝工，制绳工，干品用桶类桶匠，缝帆匠，锚链铁匠，以及其他铁匠；滑轮制造匠，雕刻工，枪炮工，船具商，船上雕刻工，等等之类；这些行业的师傅多半可以依靠其资产为生；但是商船一般都停开了，结果是所有工人都被解雇：除此之外，河上空空的不见船只，所有或绝大部分的船工、驳船夫、造船工和驳船制造工也就都像这样闲着无事，被撂在了一边。5．所有家庭都尽可能撙节度日，那些逃走的人和留下来的人都一样；因此有多得不计其数的门房、侍者、店员、日工、商务记账员，还有诸如此类的人，尤其是那些可怜的女仆，都被逐出门去，无亲无靠，无人雇用，也没有住处；而这确实是一桩惨淡的事情。这些人当中不少人都是我在前面讲到过的那种悲惨绝望之人，他们被随之而来的毁灭所剪除；可以说这些人的灭亡并不是由于传染病本身，而是由于它所带来的结果；也就是说，事实上是由于饥饿和穷困，是由于一无所有的缘故；因为没有住宿，没有钞票，没有朋友，没有办法搞到面包，或是没有人给他们面包，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不具有我们称之为合法居住权的那种东西，因此他们也就说不清楚是属于哪一个教区，而他们得到的所有援助，是通过向行政长官申请获得救济，而那种救济，（替行政长官说句公道话）是小心翼翼并且是兴致勃勃地得到管理的，正如他们觉得这样做是有必要的那样；那些留下来的人从未感觉到这种匮乏和困苦，而以上述那种方式走掉的人，他们是感觉到了。让熟知那种情况的人都想一想，这座城市里为数众多的人，通过劳作挣得每日的面包，不管是工匠还是工人；我是说，让大家都想一想，城市里必定会产生何种悲惨的状况，假如突然之间他们全都遭到解雇，劳作停止，不再有干活挣得的薪金。我回到自己的住所，对我的一日游，尤其是对那个穷人感到极为满意；我也欣喜地看到，那些小小的庇护所给了那么多的家庭给养，在这样一个荒芜遗弃的时候。我还注意到，随着瘟疫的肆虐日益增长，那些居家的船只因此搬迁，甚至逃得更远，像人家告诉我的那样，有些索性是逃到了海上，驶进那种港湾，还有北部海岸的安全停泊地，像他们能够尽力抵达的那样。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大胆地说，像这样染上瘟疫的那些船上，或者是由于船上的人求助于它们的时候恰好已经太晚，等到他们在岸上逗留得太久而染上了瘟病，才逃到船上去，尽管说不定，他们多半是没有觉察到，因此上船的时候，瘟病并没有在他们身上出现，但他们确实是随身携带着它了；或者是由于在这些船上，按那位穷船工的说法，他们来不及给自己装备食品了，只好经常派人上岸去买他们正好需要的东西，或是允许从岸边来的小船跟他们接触；因此瘟病不知不觉被带到了他们中间。眼下我说的那些话，是要对上述那些可怜人的悲惨不幸作出解释；因此像经书上说的那些话也许说得很好。苦啊！那些个要生孩子的人；还有那种日子里要喂奶的人。因为确实如此，这对于她们来说是特别苦的了。眼看所有的工作都停止了，而且找不到活干，也拿不到薪水，这个时候他们下了决心，要尽快逃脱这场可怕传染病的侵袭；而且像他们能够做到的那样做个节俭的人，只要维持得下去，就努力靠他们手头的那点东西过活，然后干活再多挣些，要是他们在什么地方找得到活干，不管是什么样的活，一切都顺其自然好了。最终那位海员提出了决定性的建议；首先，他说，天气非常热了，因此我赞成朝北走，这样我们可以不让太阳照在脸上，曝晒在胸脯上，而这会让我们发热和窒息的；我听人讲，他说，这种时候让血液变得过热是不好的，因为我们应该懂得，这种时候传染病也许恰恰是在那种空气当中。其次，他说，我赞成要走的路线是跟我们出发时风会吹来的那个方向相逆，这样我们走路时就可以不让风将城里的空气朝我们背后吹来。这两条告诫都得到了赞同；要是顺利的话，他们动身朝北走的时候，风就可以不在南边。我把这个故事讲得这样详细，主要是为了讲述疫疾一消退便立刻在城市里出现的许多人的结局：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许多有能力在乡下拥有退蔽处的人，逃往那些退蔽处；因此当事情发展到那样一种怕人的困境时，正如我讲述过的那样，那些没有朋友的普通人，像那些有钱可以救助自己的人，逃往乡下他们可以找到庇护所的各个地方；和那些没有钱的人是一样的。那些有钱的人总是逃得最远，因为他们有能力供养自己；但是那些两手空空的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忍受了极大的艰难困苦，经常为其解决匮乏的需要所驱使，做出有损于乡下人的事情：乡下人因此对他们非常不安，有时把他们抓起来，尽管当时他们甚至不大清楚该如何处置他们，对他们的惩罚总是非常迟疑，但是他们也经常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直到他们不得不再回到伦敦去为止。我知道伦敦附近村镇的居民为他们那种冷酷而受到很多责备，他们冷酷地对待那些在水深火热之中逃离传染病的穷人；干下许多相当严苛的事情，正如从已经讲述的事情当中或许可以看到的那样；而我知道的也无非是，但凡有余地行善，帮助那些人，而没有对他们本人造成明显危害，他们是十分愿意帮忙和救助他们的。但由于每个村镇实际上都是以其自身的情况来判断，因此那些在困苦不堪之中逃到外面的穷人，经常受到虐待，并且被迫再返回城里去；而这就引起了对于乡镇的无尽呼喊和怒号，使得不满的呼声到处都可以听到。正如他们所说，有两个肿块，而它们无法溃烂或化脓；但是通过给它们敷上强烈的腐蚀剂，那些外科医生，看来是有希望让它们溃烂，而这种腐蚀剂当时就敷在他身上，就像是用炽热的烙铁烧灼着他的肉体：我不知道这个可怜的人结局如何，但我想他是不停地那样四处游荡，直到他倒下然后死去为止。那就是近在眼前的死亡会让严于律己的人彼此很快调和起来，而主要正是由于我们生活环境的舒适，我们把这些事情束之高阁的缘故，我们的那些仇隙才得以酿成，恶感才得以持续，种种偏见，对博爱和基督教团结的背离在我们中间实际上是那样盛行，迄今为止仍在我们中间流布：另一个瘟疫年会将这些分歧全都调和起来，与死亡密切交谈，或是与那些有死亡威胁的疾病密切交谈，会滤去我们性情中的毒汁，消除我们中间的种种怨怼，并让我们换一种眼光看待世界，不同于从前我们对待事物的那些看法；如同那些已经习惯于和教会站在一起的人，这个时候排解了争端，允许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对他们布道：那些反对英国国教者也是那样，他们抱有某种不寻常的偏见，已经与英格兰教会团体断绝了关系，眼下心甘情愿到他们的教区教堂里来，遵从那种他们此前并不赞成的礼拜仪式；但是随着传染病的恐怖消退下来，那些事情又全都回到了它们不太值得向往的渠道之中，回到它们从前所在的轨道上去了。我只是从历史的角度讲到这一点，我可无心去加入那种争论，试图把这一方或那一方，或是把双方都推到彼此更加慈悲为怀的顺从之中；我并没有看到这样一番说教可能会是适宜或成功的；仇隙似乎在加大，倾向于继续加大，而不是弥合，而我算什么人，会想到自己有能力去影响这一方或那一方？但这一点我还会再讲一遍，显而易见的是，死亡会将我们所有人都调和起来，另一面的坟墓会让我们所有人再次亲如兄弟。在天堂里，我希望，不管我们是否来自各种党派和信仰，我们将找不到偏见或顾虑；那儿我们会成为一种原则和一种观点，为什么我们不能手拉手高高兴兴到那个地方去，在那儿我们会心手相连，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并且怀着最为圆满的和谐与柔情；我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这里不能那样做，对此我什么都说不上来，而除了让它留作悲叹，我也不会再多说什么了。没有能够预言他们自己的命运，或是计算出他们自己的天宫图；有些人说得非常精确，说他们每一个人都死了；这种说法我不敢肯定；不过这一点我必须承认，灾难结束之后，我从未听说他们有人曾经露过面。承蒙上帝恩典，送来谷物和水果非常丰裕的一年，但是干草或青草并不丰裕；那样一来，面包是便宜的，由于谷物丰裕的缘故：肉类是便宜的，由于青草匮乏的缘故；但出于同样的原因，奶油和干酪是昂贵的，而就在怀特夏普尔栅门外的集市上，干草卖到每担4英镑。不过这种情况并没有影响到穷人；各类水果有着最为过量的丰裕，诸如苹果、梨子、梅子、樱桃、葡萄之类；而它们较为便宜，由于人口缺少的缘故；但这使得穷人吃水果吃得过多，让他们患上痢疾、肠胃痛、饮食过量症，等等之类，而这经常导致他们患上瘟疫。再来谈谈贸易的情形；首先，对外出口遭到阻拦，或者至少是受到极大的干扰，因此变得困难了；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所有那些工厂的大停顿，其产品收购通常是为了出口；尽管国外的商家有时候再三索要货物，可由于航道是那样普遍遭到阻拦，英国的船只如上所说，不被允许进入他们港口，因此极少有货物派送出去。这就使得英格兰绝大部分地区用于出口的生产陷于停顿，除了某些外港之外；而即便是那些地区不久也都停顿下来，因为轮到它们全都染上了瘟疫；然而尽管这一点整个英格兰都感觉得到，可雪上加霜的是，所有用于国内产品消费的贸易往来，特别是那些通常在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伦敦人手上周转的贸易往来，都一起停顿下来，这个城市的贸易就被中止了。城里以及其他地方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机械匠，正如我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失业了，鉴于与这些行业相关，但可以说是绝对必不可少的工作已经无事可做，这就使得不计其数的各类学徒期满的职工和工人遭到排斥和解雇。这就使得伦敦许许多多的单个之人无人抚养；还有许许多多的家庭也是一样，他们的生计有赖于这些家庭主人的劳作；我是说，这让他们都沦为赤贫；而为了伦敦这个城市的信用，为了将来世世代代，只要有人讲起这一点，我得照实说，他们有能力提供救济食品，给那么多成千上万缺衣少食的人，正如给后来那些病倒的人，受苦受难的人那样；因此可以确切断言，没有人因为饥寒交迫而灭亡，只要那些行政长官收到给他们的报告。我们国内产业贸易的这种死水一潭的状况，会让那些行业中的人经受更大的困难，但是名工匠、呢绒商和其他那些人，尽其本钱和力量，不停地制造产品以便让穷人工作，相信只要疫情一消退，他们就会拥有与当时的贸易衰退相称的那种旺盛需求：但由于除了有钱的雇主之外没有人能够这样做，而很多人是贫穷而没有能力做，英格兰的产业贸易便遭受重创，而英格兰各地的穷人只是由于伦敦这个城市的灾难而举步维艰。上帝的仁慈比理当期盼的是要更大一些；因为正如我说过的那样，瘟病的那种有害性耗尽，传染病气势衰竭，加上冬季来得快，空气清澈而寒冷，有几场凛冽霜冻；而这种情况仍在增强之中，那些病倒的人绝大多数都康复了。一旦我们恢复了健康，在追忆过去那场灾难时，我们的行为因宽容和仁慈而更加高尚，而不是那样多地夸耀自己留下来的胆魄，仿佛所有的人都是逃离上帝之手的懦夫，或者说，那些留下来的人，不要动辄把他们的勇气归功于他们的愚昧无知和对造物者之手的藐视，这是一种有罪的绝望，并非真正的勇气。

《1992利玛窦评传1522-1610》

瞿汝夔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们耶稣会坚信上帝的慈悲和许诺，不为艰难险阻所-吓倒,而我们进入这个帝国，原本极其危险而困难，因为中华帝国严严实实对外国人封闭，而且人口众多，他们个个都要维护自己的错误。其实,没有任何尘世力量或地狱力量抵挡得住圣十字的王国和武器。我的异常受尊敬的父亲，乔万尼•利奇，是个很有见识的人，他在经商之外，还在教皇领地内和别处经营几处产业。当时的许多城池隐蔽在为河流冲刷的河谷所切割的狭窄山脊或孤立山丘上面，因而你要是没有见识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你还会以为每个顶巅都戴上了由圆屋顶和塔楼构成的一个冠冕哩。在田野、葡萄园和橄榄园中间升起了乌木宾涪城，它的最大光荣是诞生了拉斐尔，还有佩萨罗城，它以彩陶器著称，以及其他一些艺术中心。利玛窦从幼年起就听到古文物的声音，一不仅有古典时代的遗迹，还有峨特时代末期的和文艺复兴初期的。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义与其说是对事物的终极认设，不如说是把人联系于上帝的纽带，人与人之间的纽带,爱与宽宥的组带,宗教应该掌握人的敏感,感动人，从而给人以真正个人的动力和其他种种社会美德,善良、团结等等，总之，给予幸福。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出他注天气晴朗的日子，彻夜观察南半球的星辰.基督教早期同古希腊、同古罗马的结合，是一个必然吸引一切善于思考的人一无论信仰不信仰它，无论抱同情或漠然视之一的注意的课题。当利玛窦碰见瑜珈行者时，不能不想到，除了贪婪的江湖术士和以轻信为业的人之外，还有人数不多的真诚苦行者、内省者。致富主要是靠同日本贸易，他们在日本备受尊敬。因此，他们对于日本的风俗习惯比对中国还要清楚,不仅如此，大多数澳门人自己承认在这方面无能，他们即或关心中国，也只是为了它的商品，而不是为了它的学术或体制机构。至于方块字，假若从未见过或从未 像我这样有亲身体般，那玩艺简直不可思议*说多少话，表达多少东西，就有多少单个字，于是字数超过了六千（后来，他把它比作埃及圣刻文字，也明白了日常应用有一千字左右就够了一原注），而且这六千字彼此非常不同而又容易混淆。十六世纪的中国自感无限优越于周围各国。它无比傲慢的原因正在于此,而对这种自命不凡，从四面八方听到的只是肯定的证实,它自信心膨胀，而且确为它那个世界的中心，它那个亚洲的人类的最高表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国王的收入作了估算—— 只是非常粗略的估算，发现他岁入在一亿以上。六、居民是世界上最勤劳的，应甚至宜人和跛子也不浪费时间，而是自食其力，因此简直看不见乞丐丐没有一寸土地浪费，一切都得到利用。既然有地位的人都全力讲求学问，他们就天天不干其他，专门写书。处处是唯命是从，普遍秩序井然，尽管有些残酷而且是建立在奴才似的畏惧上的，但在我迄今在全世界所见政府形式中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是最有条不紊的。执行政令雷厉风行。在这个国家，排除任何障碍都万分审慎地采取和平手段,防范外国人的治安措施极其有效，不经批准出国或擅自带进外国人的中国人处死刑。他们防止起义的办法是:把皇族分散到各省，但不允许他们干涉政事,或者，指派官员去管理除自己故乡外的各省。一、官吏们自己滥施杖刑，专断擅行地运用权力，造成的不公正和暴虐的行为不可胜数，不过，人们试图用定期巡按的办法来予以补救?二、他们轻视当兵，因而贪生怕死,虽然据说靠近里粗人的地区和倭寇骚扰地区的人表现坚强得多才。三、他们远离一切外国之物，因此,“那里的百姓似乎是世上最坏的。虽然入了基督教的人”表现得确实善良而虔诚，看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神圣真理的光芒，普遍都可以善良而虔诚力。四、由于人口太多，盗匪和海盗多如牛毛，而“保卫海岸的水师有时危害更甚于海盗。五、某丝重大罪孽，例如性行为错乱和过分美食，致使“他们既然有道言慎行从政的才干，对于上帝的认识、对于自己灵魂的福祉和上界的事情，也就极其粗鄙而且盲目，显得可说是全然不能理解，因为，对于这些，他们全然无知，也不想听劝。不想理解，对他们的宣讲进不了他们的耳朵，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宗教上的不容忍 定程度的不容忍,是中国人的传统。他们在辛亥革命以前，一切都以古人为楷模；既然古人生活的年代比我们距离伏羲和黄帝的黄金时代要近，当然比我们更认识事物的好坏两方面。孔子的伦理学说冷冰冰、干巴巴，不容有任何慈悲为怀的神灵，让老百姓在危急时刻去寻求庇护。广州一年两次集市上葡萄牙的商品也控制在他手里，这就扼住了澳门所有居民的生命。有两方面的经脸明显证明工在东方，拯救灵魂是以私利为目的的。在印度，使用欧洲式的办法，迄今未能在上等种姓的人们中间获得仅仅出于心灵利益而皈依我主,捕鱼海岸的帕拉维人种姓地位极低，厥依只是为了免受穆斯林的欺凌。相反，只有采取上述随俗的做法，才便于在这个地方使异教徒皈依我主，这是一个经验证明的事实。神父依然跪着，磕响头请求宽恕他的仇人。大人终于明白了激起仇人们的仇恨是危险的。在世上任何国家传道若要富于成果，首要的条件是:熟悉新登上的这块土地的文明及其表达的各种语言。在秘鲁传教的一位耶稣会士始终以熟知传教科学的理论家著称于世。他就是何塞•德阿科斯塔神父。他在十六世纪末明确写道产基督教徒和掌握基督信仰的夫子们了解古人的谬误和迷信，以便知道印第安人是不是至今还在公开地或隐蔽地奉行，这不仅是有用的，而且是完全必要的。有些印第安人生活在树林里，跟野兽差不多，不知法律，没有首领，游牧为生，言语好似兽叫，他说，例如加勒比人，他们嗜血成性，对外国人凶狠可怕，还吃人肉，赤身露体,身体的某些部位也不怎么掩盖。巳经高出他们许多的有墨西哥人和秘鲁人，虽然他们没有典籍文献，却由一些官员管理着“也们天资之颖慧极其灵活良如,使他们能够懂得时辰的划分，能够用自己的方式解决数学难题，并不亚于文明人用他们的方法和书写形式。然而，这一切比起另一些人来，还是相形见细，这另一些人有稳定的政府形式、成文法、设防城池、按颠品级分编的行政官员、大规模而且繁荣的贸易,最后还有古老的典籍文献，例如日本人，尤其是中国人。在利玛窦神父的时代，最人文荟萃之地一般是长江下游周围的各省，有江西（比现在富庶人安徽（设有创始于朱熹和王阳明的书院，文化非常古老人南京答（因南方首都而得名，大体上相当于今日的江苏省，非常发达）、福建（比较处于全国边缘，外向），尤其是全国最小、同时又最繁荣的浙江（以丝绸著称于世八比较而言，北方汉人较迟才征服的广东省当时平庸得很，府考出的举人数量还不及安徽的一个城市。广东的百姓文化较次,很容易盲目发作排外情绪。我们只要在街上一走，尤其是在距离我们居住的这座城市很远的其他城市，必须急速跑过去，假如我们不想看见一路上挤满了跑来看我们的人，这样说是毫不夸张的。人们给我们取了无数的绰号，其中最常用的要算‘洋鬼子‘。甚至在罗明坚之前，葡萄牙一人就引入了西方的某些东西，虽然还不很多，其中首先可以提到丝绒、眼镜、烟草。然而，中国人不象日本人那样容易接受西方事物，广州的集市只是用珍贵产品丝绸、瓷器、麝香（这些东西转运至日本或欧洲）交换外来的白银。中国还要加上一个十分特殊的困难，即，文言与白话并存。要把欧洲思想传导到中国，更为恰当的是使用白话文，被容忍从事较低级的文学创作例如小说和戏曲的电话文，信鬼在中国老百姓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人的迷信有许多相当酷忸罗马古典时代的迷信！尽管如此，当时发生的一件事似乎证明，利玛塞并不乐意相信邪恶势力能够称王称霸，在他看来！至善之敌即鬼妖力量，毋宁说仅仅在于给予我们心飒诱惑,并不能连同心灵一起俘获躯体。实际上在大部分家窿看到的是什么呢？首先是种种形式的迷信，既无默念，也无祈祷,也没有定期参加礼拜，只是在家里挂几张奇形怪状的神像，设一种神坛似的东西，上面供着祖宗牌位，还有一座香炉，里面装满烧下的香灰。不仅如此，你要是想深究中国民间艺术装饰图案的意义，很快就可发现它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主义实质上非常简单，无非是若干初级意念。前人研究古希腊瓶，就能写出一整本书来阐建装饰着爱情雕刻图景的古瓶，这证明爱情感在希腊人生活中起着意大作用，你若看看战德式主教座堂建筑石刻边饰上活跃着的那种种奇花异兽，你就会承认这种装饰贯穿着的思想基本上是宗数信仰。同样.假如我们检视中国的瓷器、辟邪护身之物和刺绣，会发现它们表达的都是祈福愿望，因而我们就能够说，中国人的心灵好像为这种在他们是主导情感的欲念所纠缠,如果说中国人到处书写自己的愿望，那是因为他们相信祈愿就能有效事他们认为，祝福一经表达为一定的格式，也像诅咒一样，就能自动发挥作用。在衣服上和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瓶瓶罐罐上反复祈财，也就是在周围四处遍布大交鸿运的机遇,长寿也被认为无比的愿望,因此，老人极光荣，甚至过分光荣。因为老人统治，边那些由于高龄而敌视任何革新的人们在公众事务中占据过分的分量，这成了中华帝国万不情愿进步的一个重要原因。多财多寿，还不是中国人的唯一愿望，还必须加上“多男子“。如果没有男性后代按礼上供，死者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在家祭上也要颠倒不宁才反过来说，生者要拿福，只有受到死者神秘的保佑，使其事事吉祥如意。禄星也受供奉，既然当官被看成莫大荣耀，当官的进身阶一金榜题名亦复如此。此外，还有一系列象征，都是神话人物或传说英雄，尤其是八仙。拘成了那些使用太上者君秘术达到长生不老的人的长篇累旗的理论。总之一那些瓷器、刺绣、绘画并不是随意幻想来赏心悦目的，而是被相信从中可以听到亿万声音无穷无尽地复述着中国人心灵中单调的祈愿。这是善提达摩六传的六祖慧能的采邑（公元800年前后）。据传说，这位伟大的悔霏者亲自播种植种以养活其僧人。他用一根铁链缠绕身躯，竟至嵌入其腐烂的肉里，一只蛆虫落在地下,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来，重新放进肉里，说道:"你还有得吃，为何逃走？ ”在衣衫谥褛的人中间有身穿长袍者，他们官诩能为人师，传授点金术。那么，这些人为何不为自己造点金子呢？这是因为他们的法术只是出售明水给轻信的人。韶州居民会说官话，文雅程度虽不及广州地区，但也不象广州人那么坏，那么迷信。虽然如此，在韶州也不是没有不愉快的事发生,这个地带土地不太肥沃，除了稻米和水果,几乎不产什么，而且由于地处要用，生活费昂贵得多,尤其是气候要冷些，有时附近的高山上还覆盖着雪，从10月到12月流行三日热或疟疾，以至三分之一居民生病，死者甚众，尤其是异乡人。然而，由于富家子弟过于习有的通病，他早早就挣脱父命的枷锁，放荡不羁，尤其嗜好炼丹，荡尽了继承父产的数十万银子。于是，身无分文,他离开了故里，带着一大家子负担，寄寓于父执或由于自己社交广泛而得投靠者家中，过着门客的奢侈生活。假若他生活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他会跻身于破产的大领主之列怡然自得，悠哉游哉，滑稽嬉戏，以其浑然惇朴、甚至过于亲狎的惇朴，与职业官吏和傲慢无比的贵族们的矫揉造作,装模作样的生活恰成时比。从定义上说，他们就是中国人所说的“中人”。即 ，巧于拉纤撮合、缺之则任何重大交易谈不成的人物。明朝的学术常规积习（崇拜经典）已达到专横暴虐的程度，把任何创造性才华统统淹没在刻板格式、万应妙方和繁琐程序之中了；科学完完全全成了零碎随笔，绘画绝对墨守成规。当官必由之路的科举制度使千篇一律成为普遍的准则，扼杀了独创个性。达官贵人们最头痛的事,就是从伦理上说不可能把老婆中的任何一个打发回娘家去，而不致背上浮重触犯基本礼法的罪名，那个女人会丢尽面子,她的亲人会恨之入骨，而假如大房老婆没有几子，家长就会断绝了传宗接代的指望。中国人的思想当时长期倾向于不从这些著作以外去寻求任何智慧原理，这种倾向延续了二千年，产生的后果是‘中国典籍文献有将近一半只是其翻版或诠释，这种情况，假设欧洲继续一度盛行的做法，只是以《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为圭臬，在欧洲的典籍文献中实际上也会出现的。他写道，“日本民族，虽然比起中国来很小，但他们凶狠好斗，中国人很怕他们,因而进行重大备战，募集大量军队来抵御他们，不仅保护中华帝国，而且保卫其盟国。按穆罕默德的看法，天堂的生活被描绘为奢侈、享乐、悠闲的生活，对地狱的设想也像对天堂一样，纯粹是从物质的角度，地狱苦难仅仅是肉体的，丝毫没有悔恨或由于不知上帝，而受惩罚的意思。在密宗看来，把幸福生活设想为现世生活的美妙翻版是粗鄙的看法，而把现世生活中的种种必需或现世生活的种种奴役搬到天上去，是一种沉溺于肉欲的想象。确具某种宗教信仰的人们的宗教就是这样。利玛窦像范礼安一样相信，在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国家，如在帝廷稍获成功就能在所有省份引起反响，于是，为了渗入中国人心，他把罗明坚和巴范济采用的服装改变为儒生服装。这样，他就不再等同于极为士人和官员贱视的佛教僧侣了；相反，士大夫阶层到处受到极大的尊敬。据早期传教士们认为，事实上一官员们并不重视偶像或宗教信仰，因为他们自称非常了解这些全是一场闹剧,但黎民百姓需要它才能满足并被控制。因此，当官的好福晨，他们的舒适生活确确实实是唯一的福祉是他们在往往死于饥饿贫困的普通百姓之外,是拥有地上天堂的人们，是令人敬畏、甚至受黎民崇拜的真正神祗。利玛窦常常抱怨他们中间盛行浓厚的崇尚物质的风气，但也有例外，比方说瞿太素。这些例外已经向他表明，即使在这个圈子里也能碰到心灵高尚、意志昂扬的人。越向北走，面食就越普遍，只花两个瑞伊买三个馒头就可充饥，不用吃饼干或米饭， 鱼产极丰，木柴稀少，就用木炭代替。岸边耸立着一座座高台，每五站就有一处，都是金字塔形状的，顶上点燃大火，用视觉信号传递消息。南昌距离外国人受怀疑的海疆遥远，座落在肥沃喜人的平原中央，比韶州地区宜于健康。住人的部分划分为区，夜里，各区把栅栏关上，有更夫游动巡夜。商业活动集中在城墙外的关厢，市中心的居民风气惇厚，粗衣随食）为孝子，节妇、名臣建立的牌坊极多％可以说再也没有地方建新的了。人们易生虔诚之心，以安于正直诚朴的生活著称，一部分人相信灵魂不朽，崇拜偶像，其中有许多长年吃斋：另一部分人不关心死后的事，一心只想齐家治国。不算上手艺人和苦力，居民可分四类，都是极其显赫的：一、府衙或省府官员（总督，布政司，按察司，知府,同知……)二、从前当官的士大夫(siaocuns①)或现时高官的亲戚，他们很受官员的敬重，尤其是甘从北京的阁老(首相)出自这个圈子。三、 皇亲国戚，人数越来越多，以至占居民总数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其中有二三人有“王"这个荣誉封号。四、出自三所著名书院的秀才，为数众多，但势力不及其他地方；1595年，其中七八人登进士第，而广东全省至多才五六人，单单这一点，江西省就足以列为中国最文明的省份。利玛窦区分来宾的不同悟况，把他们分为五类，一、来瞧洋人的，这个洋人天生美髯公，懂汉字，知中国习惯和礼仪 二、谋求第五感官的炼金术士三、用学之友，他们把他看作“又一托勒密“四、许多人来寻求得救, 五 、对局部记忆好奇心强的人。认真想求教来世之事的人人数最少，不过，无论是什么人,离去时都精神上有所收益正如十八世纪一位传教士所说：在中国就得“磨炼天然性情和顷向，也就是经受从前圣徒要求我们的那种磨难。……欧洲人天生活跃、热烈、急切。……来到中国，就绝对必须改变这一切，下决心一辈子温和、随和、耐心、严肃,必须礼貌接见一切愿来的人,表示见到他们真是高兴，他们愿说多久，你都得耐心，毫不厌烦地听着学提出自己的见解，语气得平和，不得提高嗓门，不得大做手势,因为，中国人要是看见外国传教士性情粗暴，很难伺候,是会大为骤然的。如若暴躁、肝火太旺，那就更糟糕，首先他的仆人就会看他不起，在背后骂他。”人文主义，事实上,不仅仅是指由于熟悉希腊罗马文艺而致的思想心灵修养以及对这种学习的兴趣，主要还是超越于一切特殊文化的，因为，它表明我们的活动中那种要求实现人类理想典型的倾向争无论是意大利人还是中国人，贫穷还是富有,有学问还是无知，只要辛勤运用自己的力量，成为比较完美、比较充分意义上的人，那么这个人就是更加致力于完成今日称作“人文主义”的柏拉图”观念。然而，这种泛世的人文主义，其形式随时代而异。当人们发现中国的进士、帝国各大城市的学堂数量都多得惊人，而观象台也极多,对观测极为注重,当人们考虑到要当官，读书是唯一的途径，高升的程度只能随着制艺的纯熟而增长，况且，四千多年来，依据帝国的法律，只有士大夫才得治理各城和各省，才得充任各部和宫廷的一切职务。于是,人们不禁相信，世上一切民族中，中华民族是最有文化修养、最有学问的民族。然而，只要是稍稍熟悉情况,立即就会失望。诚然，中国人是很有文化修养的，但这是不是发明创造、深入穷究的修养呢？……我并不想断言，他们缺乏深入问题的理性和智慧，既然他们在其他若干像我们的思辨科学一样需要才华和洞察力的学问上获得了成就。但有两大障碍使他们不能在思辨科学方面取得应有的进展,第一是在帝国内外都没有任何足以激起并保持竞争的东西，第二是那些能在这类科学中出类拔萃的人并无报酬可得。利玛窦取得经验之后说”我们可以说，只有数学才得到研究,而中国所知有限的数学还没有基础，因为他们是得之于阿拉伯人的，而且只有皇帝的数学家才传之子孙；他们勉强才懂得预报日月蚀，预报还有许多的错误。他们都致力于观测星象，其实很不可靠,甚至完全谡误。他们不知物理学和形而上学，也不知辨证法,至于医学，那主要是采集草药和经验处方。民法极不发达，司法全凭法庭一时的兴致。所以，他们的学术无非是写一篇典雅华丽的文章，勉强相当于我们的人文科学和修辞学,甚至不等于使用论证或以辩证法为前提的修辞学。“通向财富、荣誉、官位的唯一康庄大道，就是研习经书，史书，律法和伦理学，就是学会他们所称的写文章，即，就所论之题以优美华丽的词藻巧饰其文。走这条道路，可望三元及第。一旦如此高中，就有了荣誉和声望，优裕的生活接踵而至，因为这时肯定要治理黎民了。即使候补者，也可回到本省，受到地方官的极大敬重，在地方上家族得免一切麻烦，他们还享受种种特权。然而，致力于思辨科学的人则没有这一切可以指望，这种研究并不是当官发财的道路，这就无怪乎这种种较为抽象的科学被中国人忽视了“。如前所述，最早去听讲的人中间有建安王。吸引他的是利玛窦的无可比拟的禀赋，足以深究人类心灵的形形色色表现,揭示世人的深刻本质，从而频频给予充满智慧的劝导。官话到处通行。帝国之富足以养活许许多多教士，而日本太穷，教士们只好靠外界布施为生。“礼貌周到，温文尔雅，可说是君子之风，绝不亚于欧洲人，在某些方面，也不亚于教士自己。我不认为历史上有哪个民族像这样专心学习，有多少座城市，就有多少个雅典产人人恪守法律，以至于“柏拉图如若从地狱里回来，会承认他为他的理想国设想的一切已在中国实现。仅仅广东一省，有功名的士子就达六方之众，这一数字如乘以省数，有教养人士的数量大得惊人，他们个个都遵从一位先师即孔夫子的学说，力求丝丝入扣，因而“假若他们接受基督教,异端和教派分裂是不易产生的。”即使他们赞扬我教学说,只是出于礼貌、好奇，或贪利，这也不必大惊不怪，因为他们还沉湎于虚幻偶像崇拜的错误、至于我们，尤其是在目前开始举步之际，他们赞成我们宣扬的教诲，就够了！退而求其次，只要他们听我们讲道,不反驳，不规避交谈，也就够了！旧社会本质是保守的，为自己愿意敬重的回忆和传统所困扰，在走向未来时频频回顾既往，因而步履蹒跚，成功没有把握。相反，新社会在它来征服的这块土地上是外来之物，没有这种种往往成为枷锁的旧联系，坚定不移地向目标前进，一定能较容易达到目的，是因为它是在面前已经开辟的土地上找到道路的。”一、它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因而不需要任何人，不愿接待使节,也不派使节去外国二、他们只关心善治其邦，不怎么管灵魂和他世的事情，纵使他仁论述伦理道德，也只是按照善治国家、维护帝国之需,因此,我们的作家和哲学家不被理解，他们不重视其著作，也不重视科学，不重视神学道德和基督教道德。三、有三大教派，每一教派又分为九派。谁都可任选其中之一，正因为学说太多，谁也不真正属于任一教派。这就说明何以他们没有拯救灵魂的观念，或者，即使稍有考虑,也是模模糊糊，使人觉得对于今生之人是极不重要的事情。实际上，这种偶像崇拜很像莱恩纳湖三首蟒怪，斩去一头，又生三头。得有个赫拉克勒斯用大棒击死，不能是别人，只能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用他那神圣的十字架，基督保佑，我是他微末的工具，完全适应于从事这样崇高的事业。四、他们专注于修文,兵艺武备极不受重视，因而什么都怕,怀疑一切外国人都要夺取他们的帝国，日本人在高丽正如葡葡牙人在南方干的。五, 从久远的年代起，他们就天生厌恶任何外国人才在他们看来，外国人都是野蛮人，而中国是世界的脑裒、甚至也是躯体。他们只能容忍地位极低下的外国人，即使他们明显觉察到我们在许多方面胜似他们，也不甘心承认或在我们面前甘拜下风，因为他们相信可以在治理国家方面教导我们。六，他们的治国方式非同寻常:皇帝从来不出宫殿。他只跟外面少数几个人联系，只关心众多的后妃，同她们一同幽居深院。官僚们位高权重,与个人的交往只在公开场合，通常不去私人家拜会。他们的妻妾、仆人一般也不出官衙，也不到别人家里去。因为这个缘故,对我们的计划关死了大门。黎民百姓没有势力，皇帝似乎是谁也不能接近的，而当官的只在坐堂时接见我们，还要我们跪着。最能损害中国固有的严明纪律的，莫过于皇帝众多妻妾使之纵欲，而这种多妻制使得后宫六院权势极大，软弱的君主是无法自拔的。谁也比不上宦官地位有利，能够对宫廷竞争推波助澜，利用这种种阴谋活动,捞取权和财作为帮助某位宠妃的报酬。这就实际上产生了阉人这个行业，它原本极为可鄙，特别是因为阉割入宫服苦役是刑法规定的一种刑罚。然而，宦官不久也就权倾一时,他们给全家带来莫大的利益，因为家庭之一员通过这个途径得到皇帝的恩宠。很快就使用太监秉笔，由他们拟定敕令，干犯古老的律令,因为按律是禁止使用受过腐刑的人（这种人是个祸害）从事这类工作的。从此，阉党在宫廷发号施令，也就在帝国全境独断擅行。有人密托他们搞政变，谋官者也用银子买通他们以求美言，还向他们重金贿赂以求有利的调迁任用电还破坏原则规定，给太监加封爵号。不仅如此，还允许净身前无子嗣者收干儿子、干孙子，好把财产和荣禄遗留给他们。按照中国人的信仰，无子嗣的老人活在世上孤苦零丁，死丁也绝后，那就成了孤魏饿鬼，皇帝依据这种信念，采取这种措施，目的全在于保证宦官老有所养，死后得享祭祀。事实上，这就使他们极为方便地培植自己的朋党，其权势日益膨胀。不过，皇家运河并不像起初想象的那样非同凡响，因为它不像现代运河这样穿山越岭，逐渐上升,而后逐渐下降，而仅仅是一系列的废河道、湖泊、沼泽，一段段河区相连，河闸型式非常特别。因此，几乎到处都保持着河遒弯弯曲曲、宽度各不相等的河流模样。 神父写道：“人人都畏惧皇上，他为人十分残酷,常为细故就杀太监或施予杖刑。他的外界事务的关心只限于能有机会从中捞钱，京官们如法炮制，向晋京的人要银子，勒索他们在外省刮地皮所得。这样一来，京师不啻巴比仑，一片混乱，种种罪孽不一而足，根本无法找到谁伸张正义、表示怜悯或愿意自救产。中国有句僭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确实如此，因为苏州位于最惊人富庶的地带之一，是中国经济命脉地区之一。因为，最潦亮的中国人是苏州人，最舒适的生活是在广州，最好的棺木产在杭州！更重要的是,这个地区的居民素以聪明才智和趣味高雅著称，念书受到最高的崇敬，苏州印的书全帝国闻名。在任何时候,六部都各有尚书一人，一般是一品官事侍郎二人,二品，还不算下属各司一共计四十四,短司均有郎中一人和员外郎十二人。一、吏部,主管文官诠任、升迁、调动、罢黜、遣返原籍、弹劾、降职。二、户部,主管赋税、食盐贸易，向北京漕运 ，户口调宣统计三、礼部 ，主管祭祀、典礼、考试、守制四、兵部,主管诠任武官、驿站五、刑部，主管审理刑事案件，确定相应的刑罚。六、工部主管建造修缮公共建筑、防御工事、皇陵，疏浚江河所有这些乐器齐奏，尽可能使之发出一致的声音，因为老实说，发出的不是和声,而是嘈杂的不谐和音，甚至中国人也不否认,承认自己祖先的奥秘巳经失传，因为现在的乐器奏起来杂乱无章。红色在中国是权力、幸福的色彩。中国人像古希腊、罗马人一样，不喜欢多余的庞大累赘。……屋顶为琉璃瓦覆盖，或深蓝色，或一种发暗的绿玉色，以抚爱般的温柔与天空融为一体。中国人在思想上从来就有一种墨守成规的不良倾向。七百余年来，他们思想的全部活动局限于诠释孔夫子。朱熹学说只是加强了这一思想噢式。朱熹的析学，也像孔宇的伦理学一样，成了官方学说，钦定唯物主义。利玛窦写道并现今最普遍的看法是，三教（释、道、儒）合一,个人可以同时属于三教。这就是自以为最智者的看法。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自欺，也奇特地欺人。他们设想，宗教方面越多样化,对国家就越有利。终于事实适得其反，因为，自称信奉一切宗教，结果是无所信奉，既像对任一宗教也不真诚执着。就因为这个缘故,一部分人天真无邪地承认无宗教信仰，另一部分人因虚伪的轻信而自欺，而全民的绝大多数人就浸沉于无神论中。”他知道神父想把偶像崇拜我打开一个缺口，便建议他不要直接论战，说道单凭您的数学 ，便可使他们关于自然现象大肆散布的那些荒谬绝伦的谎言信誉扫地，例如，日落于须弥山后，三足鳖造成日月蚀。佛僧既对此世之事谬误甚荒唐，对他世之事所言亦不可置信。神父一开始就迫使他承认偶像教好似一个几乎全坏了的西瓜，要保存健全的部分，就必须把烂掉的部分统统扔掉。这样尖锐的批判搞得老人及其弟子狼狈不堪。利玛窦开始阐述;存在于心灵里的“所见物”不是日、月,而是日、月的形象，二者之间根本不同。而这种“所见物”本身，若非先见日、是不能形成或想象出来的。他举镜子为例，它反映日、月，谁也不会无见识到说镜子创造日、月或其他所见事物的程度。利玛窦讲述时局不平静，因为，援朝抗侯战争结束后，国库消耗殆尽，皇帝千方百计力求弥补亏空。据说，中国有许多金矿、银矿，禁止开采，因为害怕引来强盗，现在皇帝决定开放若干：与此同时,下旨在全国对所有商品征收2%捐税。为执行这些命令，一大群贪婪的宦官扑向各省,一省去两三名有势力的太监，由低等级的前呼后拥,不受任何人节制。这些太监大多数愚昧无知,粗暴骄横，没有良心，不讲原则，残暴横行，致使全国上下动乱迭起，局势比抗倭战争时期还要糟糕。此外，社会残渣与太监勾结偷盗抢劫工一条船过关卡形若遭到拦路打劫。最可悲的结果是工偷抢如此之多，进入国库的还不到十分之一。派去开发矿藏的太监并不到山里去，而是钻进大城市，发现谁家富有,就说他房子底下有矿，如不拿钱来腕，就要把一切统统摧毁。因此，各大邑、各省就同宦官私下协议，付给他们一定数额的银子，名为'皇矿银'， 结果，生活费用普遍上涨而粮食短缺。韦吉神父指出:仁，绝非基督教徒所言仁慈,热诚、舍己为人,也绝非佛教徒所言慈悲#而是同胞之间互相恭顺、同等贤者之间和悦关系，他们都同样克制、亲切，然而也同样有私利。孔子既劝导待人若己，同时也劝导毋以德报怨。儒家之仁、仁心，即不为人欺。利玛窦写道，给我教学说极大威望的办法，最容易、最引人兴味的就是讲述基督教国家的优良风俗，例如，残疾人、孤儿、弃儿,不治病患者和朝圣者的医院，救济囚犯、寡妇和其他被剥夺者的典当业、济贫会、慈善会。“于是,教会首先呈现以“慈母般的”面貌,对任何人类残病绝非漠不关心，但印使仁慈极体贴入微地扩张，也保持着罗马理想的痕迹，即实证智慧的理想、刚毅坚忍纪律的理想。对于产生实用意义上的统治者、法学家、伦理学家，不怎么产生有独创精神的形而上学家、思想家的中华民族而言，介绍一种过于浸透睿智主义、唯美主义的理想一曾经那样吸引希腊民族的理想，那是没有用的。相反，罗马基督教突出的是它的纪律精神、实证和现实意识，就是以这后一种面貌最适合于争取明末儒士的好感。利玛窦还向他们解群有各种不同的教派，都教人谋求自身的完善并帮助邻人过好生活。在宗教节日，人人都去教堂果弥撒，听上帝真言，以求在宗教生活中自存、向我完善才基督教徒时刻向穷人巨额布施，有时一次就给数千埃居工城乡都有教士监视保持基督教的纯净，使其不渗入谬误：印书需经检查，以免无用之物或有害善良风俗的东西出版, 拾得之物或偷盗、偷偷取走之物皆需归还。这位传教士在取得进展的同时，并不讳言想效法西方基督教徒的人们必然内心会斗争：异教世界浸透了官箱享受和不道德,而我们现时的欧洲社会,尽管有其缺陷，并不恰恰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在这个世界里，基督教未曾把不肯以心灵皈依我教的人们绝大多数的道德生活净化并予以升华。人人极口颂扬，几乎无人肯仿效的，就是，按照基督教义,不允许有一个以上的妻子，即使她不生儿子，也不允许休她。这条律法，上至国王、亲王、爵爷，下至最低贱民，无一例外，都需遵守 。这就消除了我们知道在中国私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种种纠纷。其次，要结婚，必须成年，不可尚在少年时。孟子的原则，“每个男人必须有男性子嗣力，利玛窦就这样打击着这条对于基督教极其有害的原则，借以准备人们接受宣示基督教原则，而这种原则日后成为教会同中国贵族阶层龌踣的主要根源。如果说皇帝崇拜只是新近从异域输入的东西，实际上崇拜国家则是罗马的传统。因为，我们目前在中国还不到收获的时刻，甚至还没有播种，只是在开垦浓密的森林，正在同里边的猛兽毒蛇搏斗。上帝保佑，日后他人来此，可能会记载下中国人版依我主的数量以及他们的宗教热情，不过，请尊长相信，首先必须像我们这样行动，将来的人一定会承认我们占首要的功绩，假若我们以合宜的慈爱之心完成我们的任务。老百姓怕外国人，皇帝更怕，他可说是个僭主，因为他的祖先以武力纂夺了皇位，他总是担心别人也来篡位，把他推翻。因此，在中国较为可疑的策略,就是在我们周围团聚一大批教徒。例如，有人说“在漫长的岁月中，上帝为吸引人们皈依他，并不总是使用同一种方法的。因此,假如我们的人设下这种钓饵来吸引鱼入筌，不必大惊小怪！因为，谁要是想从中国教会排除物理、数学、伦理哲学,就是不充分认识中国人的厌恶情绪，拯救灵魂的良药如不先抹上这种糖衣，他们是不肯服用的。李之藻，不必指望会是一个圣人，像人们例如可能对徐保禄给予的评价，但他确乎为人极其正派，天资极高，深深爱国。他在气质上很像瞿太素，与瞿不同的是,他曾数次应试，尽管如此，独创性还是丝毫无损。促使他去接近利玛窦的，似乎首先是地图学。他年轻时，1584年曾按照当时流行的方式，绘制并出版了一幅十五省中国概略图。要说文明，尤其要考虑这个词不单单意味着一个整体的物质，尘世福利和因素，而且尤其指一个总体的智力、道德、法理、心灵价值。无疑，优先的是后一组因素，其整体更有资格要求取得更为崇高的弥号一修养，作为文明的灵魂的文化修养。然而，如果说任何文明都属于某一种文化修养，那么，任何文明，归根到底，都按照人对生活、对自身起源、时自身前途的观点，归结为一个精神性质的问题。……各种文明，由于经常以错误的原则为指导，因野心、贪求尘世财富而盲目，为拼命彼此压倒的不诚实竞争风暴所席卷，便无时无刻不呈现出对抗、仇恨、争斗、敌对这种种非常令人痛苦的景象……在这方面也如在其他方面，基督教的出现犹如解放者、救世浸，它实际上实现着作为个人、作为社会一份子，在道德上臻于完善，习惯于把尘通以益. 尤其是把此生看作升华到高超的永恒生命的手段的新人。于是，基督教致力于在精神方面实现与人为善的互相理解。它以其泛世性、统一性，诉诸全人类的恒常因素、一致因素,借以使一切人根据事实本身彼此接近，在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救世主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这个独一无二的大家庭内部，加强一切人的友谊、甚至亲血缘联系。神父们很奇怪，中国人怎么不使用海路，海路短得多，也快得多，其实，他们是太害怕海洋和海盗了，所以不愿走海路,虽然有不少人提出这个建议，也有人多次试过。沿途三省有无数人口众多的城镇，两岸房屋鳞次格比，仿佛组成为一个镇市延绵不绝。因此，盛产粮食，大米、小米、杂粮应有尽有，鱼、肉、果、菜也极丰富，而且都很便宜。按照习惯，南方各省还需每年入贡水果、鱼、衣服、绸级、茶叶、大米，甚至蔬菜，一切均需于规定期限运到，否则，押运这些上十艘、甚至更多为一组的所谓‘马舟'的快船的太监将受严惩。这种航运是在夏天，所以，如不冰镇，这些货物有许多就会腐烂，所有城镇都必须建冰窖以保过境食物的新鲜。皇家运河最有意思的一段是在长江与黄河河床之间，这时的黄河在大城徐州边流经鲁南。”黄河更像是混，而不是水，泛海成灾极为可怕，因此，官宦们惯于以许多迷信仪式像祭鬼神一般献祭给它。它称为'黄'河，是因为悬浮于水中的黄淀，每隔一千年才清次 ，所以有句谚语似的话说'俟河清之日’，三分之一的泥沙沉淀不去”。向新入教的人，必须坚持不懈地教导:偶像本身毫无价值，但崇拜偶像事实上是崇拜魔鬼，使虔信者同魔鬼交往,为魔鬼当奴隶。他一生唯一目的就是崇奉死于十字架的主产我们的人看见再也没有希望得救于人力，就更加专心致志地乞求神助，同时准备好一切以防万一。他们欣然愿意为招致马堂迫害的基督教事业奉献自己的生命。上帝则以心武安慰不仅鼓舞教士们，利玛窦和庞迪我,马蒂内和佩瑞拉而且鼓舞四名仆人，其中两名是教徒，两名是望教者，他们都深具决心不承认信仰错误而抛弃主人。

《1983利玛窦中国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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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2年 4 月他自果阿启行，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他便在中国传教、工作和生活，足迹从澳门和肇庆到韶州、南昌和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他在1610年5月11日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二里沟。在晚年的时候，他感到余日无多，便开始把他在中国传教的经历撰写下来。到他死时，这份记录已告完成，仅留下一些空白以待后来补充。据金尼阁说，利玛窦写这份文献，是打算先把它送给耶稣会会长审阅,然后再让别人阅读；其目的是向欧洲人介绍有关中国的情况和在中国的传教事迹，使同会教友及有关人士从中获得教益。利玛窦是这样介绍中国人的产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大家知道中国人是最勤劳的人民，又说：“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他说：“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致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自己所有的一切”。在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那里，科学是手段，传教是目的。利玛窦进入中国的目的是要争取这个民族，首先是赢得有文化的即受过教育的阶层的好感和支持，他打算通过教授欧洲已知的科学来做到这一点。后来他进入当地的耶稣会学院深造，成绩优异，十七岁时，他的父亲送他到罗马继续求学。他学了三年法律；在这个时间内尽管奉父命忙于攻读和神职不那么密切有关的学科，他仍然继续在罗马培植他从马塞拉塔的神父们那里所汲取的精神，并维护他所已经发展了的倾向。在这里他成为圣母会的成员，并在它的牧师的指导下按它的规则来规范自己的生活。他听从神意的召噢，要求加入耶稣会，从青年时起他就感到对它的爱好了。对中国也一样，为了完全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人民，一个人就必须花费多年时间到各个省份去旅行，学习讲方言并阅读他们的书。葡萄牙人最乐于装船的大宗商品莫过于中国丝绸了：他们把丝绸运到日本和印度，发现那里是现成的市场。住在菲律宾群岛的西班牙人也把中国丝绸装上他们的商船，出口到新西班牙区和世界的其他地方。中国气候条件的广大幅度，可以生长种类繁多的蔬菜，有些最宜于生长于热带国度，有些则生长在北极区，还有的却生长在温带。中国人自己在他们的地理书籍中为我们详细叙述了各省的富饶及其物产种类。全面讨论这些问题,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一般地，可以真确无误地说，所有这些作者都说得很对：凡是人们为了维持生存和幸福所需的东西，无论是衣食或甚至是奇巧与奢侈，在这个王国的境内都有丰富的出产，无需由外国进口。我甚至愿意冒昧说，实际上凡在欧洲生长的一切都照样可以在中国找到。否则的话，所缺的东西也有大量其他为欧洲人闻所未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来代替。先说一说中国的土地供给它的人民以各种粮食^一大麦、小米、冬小麦和诸如此类的粮食。作为中国人食谱上主要食品的大米产量远比欧洲富裕得多。蔬菜，特别是豆类等,不仅用来作为人食而且还作为牲口的饲料，生长的种类无限繁多。中国的这类庄稼一年两收并有时一年三收，这不仅因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更是由于人民勤劳的缘故。除橄榄和杏仁外，欧洲所有已知的主要水果在中国也都生长;顺便可以说到，真正的无花果树是我们的神父引进中国的，结果却不如欧洲的原种。此外，中国人有很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水果.它们全都生长在广东省和中国的南部。黑地人把这些水果叫作荔枝和龙眼，味道大都十分鲜美。中国人似乎对于花的形状和颜色要比香味更为喜欢，在他们开始与欧洲人贸易往来之前，他们实际上并不知道从花草里提取香精的学术。印度人很喜欢把槟 榔叶的叶子和石灰搅拌后放在嘴里经常嚼，他们说嚼时所产生的热对胃很有好处。中国人有几种东西可以代替我们食用和点灯用的橄榄油。其中主要的一种是从芝麻榨取的带香味的油，芝麻到处都大量生长。他们的酒不如我们欧洲的产品，虽然他们认为情形相反。葡萄不大常见，即使有，质量也不很好。因此他们不是用葡萄酿酒，而是用大米或别的粮食种孑发酵来制酒，这就说明为什么到处都在大量用粮,这种米酒很合他们的口味，而且也确实不难吃，虽然不象我们欧洲的酒那样产生热烘烘的感觉。普通人民最常吃的肉是猪肉，但别的肉也很多。牛肉、羔羊和山羊肉也不少。可以看到母鸡、鸭子和鹅到处成群，但是尽管有这么丰盛的肉食供应，马、骡、驴和狗的肉也和别的肉一样受欢迎，这些马属或狗属的肉在各处市场上都有出售。在有些地区，牛和小羚羊因为某种迷信或农业上的需要而禁屠。野味，特别是鹿、野兔和其他小动物的肉也很常见，并且售价便宜。马和其他驮兽在个头或样子方面都比不上欧洲的，但在数量、价钱便宜和负载能力方面却胜过了我们的，在遇不到河流的地区就用它们来驮运东西。这个国家到处河渠纵横，以致走水路几乎可以旅行到任何地方去。因此到处都有几乎无从置信的大量各种各样的船只在航行。船只确实非常之多，以致我们今天有一位作者毫不犹疑地断言，生活在水上的人和陆地上的居民一样多。国人不大懂得驯马和练马。他们平日生活中所使用的都是阉过的，因此很安静，脾气很好。他们有无数军用的马，但都退化得厉害并缺乏勇武精神，甚至里粗人的骏马一叫就能使它们溃散，因此打起仗来实际上是无用的、此外，由于马蹄上不打掌并且很纤弱，所以这些马不耐在硬地或山道上走较长的路。中国东面和东南的海里确实是鱼群充斥、江河在某些地方变宽得可以叫做小海，里面也出产大量的鱼。养鱼塘在这里和在欧洲一样普遍，每天都有人为自己食用或上市出售而打鱼;鱼是如此之多，渔人只要下钩就不会钓不到。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中国的森林里没有狮子，但虎、熊，狼和狐大量存在。在北京饲养着很多象,为的是给朝廷仪仗增添壮观，但象是进口的，在这个王国境内任何别的地方都看不到。中国人不认识亚麻布，老百姓用棉花织布做衣服穿。所有已知的金属毫无例外都可以在中国找到。除了黄铜和普通的铜合金之外，中国人还制做一种仿银的金属,但并不比黄铜价钱更贵。他们用熔化的铁可以塑造比我们更多的物品 ，比如大锅、壶、钟、锣、钵、栅门、熔炉,武器，刑具和很多别的东西，手艺和我们的金属工艺差不多。金被认为是一种贵重金属，但他们不象我们把它估价得那样高。银被用作货币,无论是论重量或做成银巾，都是一切商业来往中的法币。这当然会造成困难，例如银价的浮动，就必须在兑付银票时时常加以考虑，而且易于造假，造假是常见的事。在很多地方，买卖较小时就使用一种小铜钱，它是官办的造币厂里铸造出来的。在很富的人当中银元宝甚至金元宝都在使用，但比在欧洲用得少。在这里，和在别的地方一样，大量金银是用来制做妇女的头饰和装饰的。中国人常用的餐具是陶器。我不大明白为什么西方叫它瓷器。无论从材料本身或从它又薄又脆的结构来说，欧洲陶器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最细的瓷器是用江西所产黏土制成，人们把它们用船不仅运到中国各地而且还运到欧洲最遥远的角落，在那里它们受到那些欣赏宴席上的风雅有甚于夸耀豪华的人们所珍爱。这种瓷器还可以耐受热食的热度而不破裂，而尤其令人惊异的是，如果破了，再用铜丝缝起来，就是盛汤水也不会漏。这里的人民也学会了吹制玻璃的工艺，但他们的手艺远逊于我们在本国所看到的。普通的住房是用木头建造的，但皇宫则用传砌墙，虽然屋顶仍是木制的，用木柱来支撑。由此以及由我们前面谈过的船只非常之多这一情况推想，人们可以很容易明白木材数量有多么多.森林面积有多么大；在森林里实际上可以找到欧洲所知道的任何一种树木。橡木不大常见，但中国人有一种木头要远比橡木耐用。这是一种很硬而不会朽烂的木头，颜色很象铁,因而葡萄牙人称之为铁木。杉木很普遍,它被中国人当作是忧伤之树。它被用来制做棺材。他们的坟墓备受尊敬，以致只要能花得起这笔钱，中国人就是花上一千多金锭来营建这样一个墓地也在所不惜。木头、芦苇和稻草等等用于烧炉火，还用一种和比利时的利奥第安斯主教区采掘出来的煤相似的东西, 他们叫它煤,凡是我们用煤的地方他们都用它,烧起来并不发生带臭味的烟。老天对北方人更宽厚一些，北方的这种煤藏很多，质量也好。人们把煤从地下采掘出来后，广泛运往全国各地，价钱很低，这表明煤很充足，即使最穷的人也可能用它做饭和烧洗澡水。中国的药草丰富，而在别处则只有进口才行。大黄和麝香最初是撒拉逊人从西方带进来的，在传遍到整个亚洲以后,又以几乎难以置信的利润出口到欧洲,在这里买一磅大黄只要一角钱，而在欧洲却要花六七倍之多的金块？在这里还可以找到葡萄牙人叫作中国木而别人则叫作圣木的那种能治多种疾病的著名的药。它不用栽种,野生在荒地上，只要花点采撷它所必需的人工钱就能买到.但却以高价出口。盐在沿海几省极为丰饶，在有些内地湖泊也可得到，湖水很容易结晶成盐。事实上到处都可找到大量的盐,它有各种广泛的用途，很多人被雇用来从事生产和运输它，由盐得到的税收乃是皇家国库巨大财富的一个来源。中国人用糖比蜂蜜更普遍得多,尽管在这个国家两者都很充裕。除了从蜂取蜡外，他们还有一种更好的蜡，更透明、不那么粘、烧起来火焰更亮。这种蜡是从养在一种专用树上的小蠕虫得到的。他们还另有第三种蜡，是用某种树的果实制成的，也和第二种蜡一样透明，但火焰的照明能力却差得多。纸的使用在中国要比别的地方更为普遍，制造方法也更多样化,但这里生产的最好的纸也远不如我们自己的许多产品。它不能在正反两面都印刷或书写，所以我们的一张纸就等于他们的两张。此外,它很容易撕坏，不能耐久。有时他们把纸制成正方形，边长一步或两步。他们用棉纤维制成的纸知西方所能有的最好的纸一样洁白。中国人的习惯是进餐时餐桌上不铺台布，这种习惯有甚使用这种涂料的别国人民。如果桌子失去光泽或被残羹剩饭弄脏，只要用水洗过用布擦干，马上就可以恢复光泽，因为这层薄薄但坚硬的涂料足以防止污渍久留。出口这种特殊树脂产品很可能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事业，但迄今好象还没有人想到这种可能性。在这里，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种芳香类货物，既有本地产的，也为进口的。肉桂和鲜姜是这个国家的土产，数量极多。应该指出，因为这里的人民习惯于生活节偷，所以中国的手艺人并不为了获得更高的售价而在他创作的物品上精益求精。他们的劳作勿宁足被买主的需求所引导的，而买主通常满足于不很粘关的东西。结果，他们常常牺牲产品的质量，而只满足于表面好看以便吸引买主注目。这在他们为官员们做活时似乎特别看得明显，因为官员们根本不管所买物件的实际价值而只凭一时好恶向工匠付钱。有时候，他们还强迫工匠们去设计他们并无此聪明才智去做的东西。从房屋的风格和耐久性看，中国建筑在各方面都逊于欧洲。事实上，究竟这两者中哪个更差一些，还很难说。在他们着手建造时，他们似乎是用人生一世的久暂来衡量事物的，是为白己盖房而不是为子孙后代。而欧洲人则遵循他们的文明的要求，似乎力求永世不朽，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使得他们不可能欣赏表现在我们的公私建筑中的那种富丽堂皇,甚至不相信我们告诉他们的有关情况。我们告诉他们，我们有很多的建筑已经受风雨达百年之久,有的甚至达一两千年，他们听了完全是一付茫然不解的表情。当他们提出疑问时，我们告诉他们，经久不坏的原因在于地基很深、很结实，足以在这样久的时间里承受上层结构而不动摇，他们更是惊奇得目瞪口呆，然而，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们自己从不挖掘地基，而只是在一片不裂开的地面上放上一些大石头；或者如果他们挖地基。深度也不会超过一码或两码，即使墙壁或楼台要造得很高。结果是他们的房屋城堡甚至不能经受百年的风雨，而不得不经常修缮。读者可能还记得，我们已经说过，他们的房屋大多是木结构,或者如果是砖石建筑，它们也由木柱支撑的房顶所遮盖。后面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墙壁可以随时翻修，而房屋的其余部分保持原样不动，因为房顶足用柱子支撑的而不是架在墙上。中国使用印刷术的日期比人们规定的欧洲印刷术开始的日期，即大约1405年,要略早一些。可以十分肯定，中国人至少在五个世纪以前就懂得印刷术了，有些人断言他们在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大约公元前50年，就懂得印刷了。他们的印刷方法与欧洲所采用的大不相同，而我们的方法是他们无法使用的，这是因为中国字和符号数量极大的缘故,目前他们把字反过来以简化的形式刻在很小的木版上，多用桃木或苹果木制作,虽然有时:枣木也用于这项用途。他们印书的方法十分巧妙。书的正文用很细的毛制成的笔沾墨写在纸上,然后反过来贴在一块木版上。纸干透之后,熟练迅速地把表面刮去，在木版上只留下一层带有字迹的薄薄的棉纸。然后工匠用一把钢刻刀按照字形把木版表面刻掉,最后只剩下字象薄浮雕似地凸起。用这样的木版，熟练的印刷工人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印出复本，一天可以印出一千五百份之多。中国印刷工人刻这类木版的技术非常熟练，制作一个所花的时间并不比我们一个印刷工人排版和做出必要校正所需的时间更多。这种刻制木版的办法极适合中国字既大又复杂的特点，但我不认为它能适用于我们欧洲的字型,我们的字型太小很难刻在木头上。他们的印刷刷方法有一个明确的优点，即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来并可以用于随时随意改动正文。也可以增删，因为木版很容易修补。而且用这种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无需此时此地一版印出极大量的书，而能够视当时的需要决定印量的多少。他们对油画艺术以及在画上利用透视的原理一无所知，结果他们的作品更象是死的，而不象是活的。看起来他们在制造塑像方面也并不很成功，他们塑像仅仅遵循由眼睛所确定的对称规则。这当然常常造成错觉，使他们比例较大的作品出现显明的缺点。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是大理石和黄铜和粘土制造巨大丑恶的怪物。他们用黄铜制钟，用木槌击钟。他们不能容许用钟锤上的铁舌击钟，所以他们的钟在音色上比不上我们的。中国音乐的全部艺术似乎只在于产生一种单调的节拍，因为他们一点不懂把不同的音符组合起来可以产生变奏与和声。然而他们自己非常夸耀他们的音乐，但对于外国人来说，它却只是嘈杂刺耳而已。至于日冕，他们知道它从赤道而得名，但还没学会怎样依照纬度的变化摆正日暑。我相信这个民族是太爱好戏曲表演了。至少他们在这方面肯定超过我们。这个国家有极大数目的年轻人从事这种活动。有些人组成旅行戏班，他们的旅程遍及全国各地，另有一些戏班则经常住在大城市，忙于公众或私家的演出。毫无疑问这是这个帝国的一大祸害，为患之烈甚至难于找到任何另一种活动比它更加是罪恶的渊薮了。有时候戏班班主买来小孩子，强迫他们几乎是从幼就餐加合唱，跳舞以及参与表演和学戏。几乎他们所有的戏曲都起源于古老的历史或小说，直到现在也很少有新戏创作出来。凡盛大宴会都要雇用这些戏班，听到召唤他们就准备好上演普通剧目中的任何一出。扇子作为友谊和尊敬的一种象征，是最常互相馈赠的礼物。在我们的住处有满满一箱这类扇子礼品，都是友人表示敬意赠送给我们的，我们也拿来送人作为友谊的证明。很容易想象在各处从事于制扇业的工匠数目有多少。我总是认为中国人用扇子就好象我们戴手套一样。虽然主要的目的两者似乎恰恰相反，一个是用以驱暑，另一个是用以防寒，但两者一样似乎更经常地都是用作装饰品或纪念友谊的小礼物。我认为中国语言含糊不清的性质，乃是因为自古以来他们就一直把绝大的注意力放在书面语的发展上，而不大关心口语。虽然由于使用一个确定的符号来表示每一桩个别的事物这种写作方法给记忆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但它也有一种独特的优点，这是我们在前面还没有谈到的。有些国家在他们的口语方面互相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但书面语却是共通的，他们最后可以通过交换书籍和信件相互接触，这是通过说方言所无法做到的。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受人尊敬，因为它们不象哲学研究那样受到荣誉的鼓励，学生们因希望着随之而来的荣誉和报酬而被吸引。这一点从人们对学习道德哲学深感兴趣，就可以很容易看到。在这一领域被提升到更高学位的人、都很自豪他实际上已达到了中国人幸福的顶峰。事实上,他们的哲学家中间流传在这样一句格言“烈女不嫁二夫，忠臣不事二主”。我们先谈谈中央政府的内阁，然后再讨论各省的机构，内阁分六部。第一个叫做吏部，部的意思是衙门，吏部就是主管官员或官吏的部门。它以最高的机构而知名，因为它被赋以委派所有属于被称为哲学等级的最有势力的大臣之权。委派的根据主要是候选人所写文章的好坏，这完全而且最后是由这个最高部门来评定的。所有的官吏都从最低的职位开始他们的事业,然后按照才能和品行的等第，依法按荣誉体制而迁升。未能达到某一项标准等第，就意味着或是撤职，或是降职。拥有学术荣誉，就可以确保连续任职，并有权按才能升到最高的官职。而且这就意味着除非证明有行为不端之罪，否则拥有这种荣誉的人是不会被撤职的。但是一旦被撤职，他就无望再进入大臣的行列或官复原职了。下一个部门依序叫做户部，相当于我们的财政部。这一部门主管收税、支付公债、谈判贷款和其他金融财务。第三个部门叫做礼部，我们将称之为典礼部，它主管宗教事宜，管理寺庙、圣地以及其中所进行的活动。它还监督僧侣，办理皇室大婚以及监督学院和考试的正当活动。它可以向皇帝建议在哪几天为特殊事件举行庆祝典礼。它对应得头衔的人授与头衔并管辖医生和学校，接待和派遣官方使节以及规定他们的礼仪，谈判和联络。由君主直接给任何人写信,不论其地位如何,在国内或国外，都被认为是不符合帝王尊严的。第四个部门叫做兵部或武装部，它管辖所有的国防部门。它有权根据犯罪或立功的大小来惩办罪犯和奖励功绩。这个部门也主持升迁并监督武科考试。第五个部门叫做工部，相当于我们的公共工程建筑部，负责计划和建造公共设施和建筑，例如皇帝及其亲属的宫殿和大臣的府邸。水上的建造包括桥梁、修筑城墙以及维修公共建筑等等事项，也都属于这个部门的职掌。第六个部门是司法部，叫作刑部，主管侦察和惩办刑事案件。全国的警察都在它的管辖之下。我在这里居留的整个期间，从未在中国看到过一个朝鲜人，除了有一个妇女，她是一个解放了的奴隶，是一位中国将领在朝鲜居住多年后带回来的。如果一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他不会被处死或被迫做奴隶，但他将不准离开中国，免得他到外面煽起损害中国政府的骚动。因此，对于未得皇上亲自批准而与外国人打交道的人，将严加惩处。他们的饮料可能是酒或水或叫作茶的饮料，都是热饮，盛暑也是如此。这个习惯背后的想法似乎是它对肚子有好处，一般说来中国人比欧洲人寿命长，直到七、八十岁仍然保持他们的体力，这种习惯可能说明他们为什么从来不得胆石病，那在喜欢冷饮的西方人中是十分常见的。中国人不用手接触食物，所以饭前饭后都不洗手。啜饮是他们通常喝东西的习惯，甚至喝水时也如此。他们从来不象我们那样连续着大口喝。第一杯酒一喝完,菜肴就一道一道地端上来。菜一端上桌子,就不再撤去，直到吃完饭为止，所以饭没吃完，桌子上就压得吱嘎作响;碟盘子堆得很高，简直会使人觉得是在修建一个小型的城堡。在宴会或特别的晚餐上,不上面包,也不上中国人用以代替面包的米饭，除非是在非正式的饭桌上，那也要等到吃完的时候。如果用米饭，那么在吃米饭以前决不喝酒。甚至在他们每日的常规中，中国人在吃米饭以前也是决不喝酒的。中国人差不多是白肤色，虽然南方几省由于靠近热带有些人是相当黑的。男人的胡须很稀少，有时根本没有。他们的头发粗而直，髭胡长得很晚，所以三十岁的人在这方面可以和我们二十岁的差不多,胡须和头发全都是黑色的。他们不喜欢红头发。他们的眼睛狭长，呈椭圆形,也是黑得令人注目。他们的鼻子小而平，耳朵大小适中。在有些边沿地区,人们的脸几乎是四四方方的。在广东、广西两省，有些人每只脚的小指上都有两个指甲，几乎所有交趾支那和它附近的居民都常见这种情况。也许以前曾有一个时候他们每只脚都是六个指头。女人身材都很矮小，脚小被认为是一种美的标志。为了造成这种效果，她们从小把脚用布条紧紧地裹住以防止它长大，走起路来会使人觉得她们的脚是被截去了一块。这种裹脚布整个一生都在裹着。他们认为人在街上走来走去很不雅观。中国有一种更为严重得多的罪恶是某些省份溺毙女婴的做法。这样做的原因据说是她们的父母无力养活她们。有时候这样做的人并不是赤穷，他们怕的是以后不能照料孩子而不得不把孩子卖给不认识的而凶狠的奴隶主。这样他们就为孩子着想而不得不狠心。由于他们相信灵魂转生或者轮回，这种野蛮行径就可能变得不那样恶劣了。因为相信灵魂从死人的身上会转移到另一个初生的人的身上，他们就为这种骇人的暴行披上了善良的外衣，认为他们把孩子杀死是对孩子做了件好事。根据他们的思想方法，他们是免得孩子和自己所出生的家庭一起受苦，从而孩子可以重新出生到另一个生活较好的家庭中去。因此，这种屠杀无辜的事情不定偷偷干的，而是公开让大家都知道的情况下做的。在北方各省还有一种常见的野蛮行径，那就是阉割大批的男小孩，这样他们就可以给皇上做奴仆。要在皇宫里当差这一点是必需的，乃至于皇上既没有别人而且他也不要咨询别人或和别人谈话。几乎全国的行政事务都操在这类半男半女的人的手中，单单在皇宫里这类人的数目就达万人之多。他们样子很瘦弱，未受过教育，在终身的奴役中长大，呆头呆脑，根本没有能力听懂一项重要的指示,也没有办法去执行。号称皇家血统的人都由公费供奉。目前据估计这类人约在六万以上，而且由于他们在不断增长，所以不难想象他们构成多么大的公众负担。由于他们不担任一切公职和行政，他们变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阶级，耽于逸乐的生活而且蛮横。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句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这个国家中大概没行别的阶层的人民比士兵更堕落和更懒惰的了。军队的每个人必定过的是一种悲惨的生活，因为他们应召入伍并非出自爱国心,又不是出自对皇上的忠诚,也不是出自任何想获得声名荣誉的愿望,而仅仅是作为臣民不得不为雇主劳作而已。军队中大部分人是皇上的奴隶，他们服奴役，有的是因为自己犯过罪，有的则是为其祖先赎罪。当他们不从事军事活动时，他们就被派去干最低贱的活计，例如抬轿，饲养驮畜以及其他这类的奴婢行业。只有高级官员和军事长官才在军以范围内有一定威权。供给军队的武器事实上是不能用的，既不能对敌进攻，甚至不能自卫。除了真正打仗时外,他们都只携带假武器,发给他们假武器是为了在演习时不致完全没有武器。这部分人靠人施舍并靠过去专为他们设立的收入为生，虽然他们也靠人的劳作来提供生活开支。这种寺院特殊作奴仆的阶层被认为是,而且也的确是，全国最低贱和最被轻视的阶层。他们来自最底层的群众，年幼时就被卖给和尚们为奴。他们由作奴仆而成为弟子，以后再接替师父的位置和津贴。人们采用这种继承的办法以便保持职位。但他们里面决没有一个人是心甘情愿为了过圣洁的生活而选择了参加这一修道士的卑贱阶层的。他们也和师父一样既无知识又无经验，而且又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所以他们天生向恶的倾向就随着时河的推移而每况愈下。这种生活方式可能有一些例外，但如果是这样，他们就成为其中的极少数喜欢学习并靠自己的努力而能有所成就的人。虽然这个阶级不结婚，但是他们放纵情欲,以致只有最严厉的惩罚才能防止他们的淫乱生活。他们相信他们能同时尊奉所有三种教派，结果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因为他们并不真心遵循其中的任何一种。他们大多数公开承认他们没有宗教信仰，因此在佯装相信宗教借以欺骗自己时，他们就大都陷入了整个无神论的深渊。和世界上别的国家不同，中国人不是用拼音字母来表达他们的思想的,他们用字来表示事物的形象，有多少图象就有多少字。如果仅靠勤勉练习就能求得知识，那么人们或许可以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对研习中文取得显著的进展。在这个众多的民族处在漫长世代的精神黑暗之后，至少还发现有一个祈祷真正上帝的人，这对重新归来的教士们是一股不小的慰藉力量。当时传教尝试的最大困难是不懂语言，还有百姓的天生毛病。从他们入境时起，他们便穿中国的普通外衣，那有点象他们自己的道袍;袍子长达脚跟，袖子肥大，中国人很喜欢穿。如果神父们想接受长官的施舍，他们本可以得到原来打算修建佛寺的一块蜴地;但他们认为，聪明的作法是不要屈从于做官的权力而损害新生的传教自由。他们拒绝接受赐与，不使基督教蒙受贪婪之嫌；从一开始，百姓便知道，传神道者并不为他们的宗教追求物质利益。这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入官府，官员们知道，欧洲教士到来时，他们不是为了寻求恩赏,这和一般跟官吏拉关系的人情形不同。因此，无言表率的作法，以行代言.对传播新传来的基督教的名声更为灵验。确实有很多来看礼拜的人，是受好奇心的驱使，但很多人回去时为羡慕上帝存在的感情所打动。有时候，一些更有学识的、对基督世界的宗教风俗感兴趣的中国人，要求我们更公开地和自由地讨论整个问题，也讨论中国的偶像问题。中国第一个公开信仰基督教的人来自最低层的百姓。上帝显然选择了地上微小的东西来挫败巨大的东西。此人害了不治之症，医生认为无救，他的家人无力再支援他，便残魁地把他抛到室外，于是他被抛弃在大路上。神父们听说这事，就出去找到那个人，告诉他说.治疗肉体疾病已无希望，但仍有办法照顾他的灵魂，引他得到解脱和极乐。他的反应是既高兴而又鼓舞，他回答说.他乐于接受把同情和怜悯赐给信奉者的任何教义，他们把他带回家里，叫中国仆人替他搭一间干净的小茅屋，靠近布道的房子，他们在那里照看他，并把基督教的基本真理效给他。当他做了充分准备之后，他成为这个大帝国中第一个接受洗礼的人。确实，好象是为了保持他的纯洁无辜，仁慈的上帝在他归信后仅仅几天就让他到天堂去见上帝了。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和所有各国中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他们看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夸耀的。这种无知使他们越骄傲，则一旦真相大白，他们就越自卑。当他们头一次看见我们的世界地图时，一些无学识的人讥笑它，拿它开心，但更有教育的人却不一样，特别是当他们研究了相应于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时。再者，他们得知五大地区的对称，读到很多不同民族的风俗，看到许多地名和他们古代作家所取的名字完全一致，这时候他们承认那张地图确实表示世界的大小和形状。从此之后，他们对欧洲的教育制度有了更高的评价。然而这还不是唯一的结果。另有一个结果也同样重要。他们在地图上看到欧洲和中国之间隔着几乎无数的海陆地带，这种认识减轻了我们的到来所造成的恐惧。为什么要害怕一个天生离他们那样遥远的民族呢，如果所有中国人都知道这一距离遥远的地理事实，这种知识会有助于排除在全国传布福音的巨大障碍。利玛窦神父向他报告说，寺院似乎根本不适合他们居住。它离城太远，也离知识阶层和官员们太远，而他们习惯于生活在这些人当中，犹如在他们同侪之中一样。他解释说，这些寺里的和尚名声狼藉，跟他们住在一起很不安全，他的教规和有关教规的书籍也和他们的全然不同。然后他补充说:“我们不信奉偶像，我们只信奉天和地的唯一真神“。在结识之初，瞿太素并不泄露他的主要兴趣是搞炼金术。有关神父们是用这种方法变出银子来的谣言和信念仍在流传着，但他们每天交往的结果倒使他放弃了这种邪术，而把他的天才用干严肃的和高尚的科学研究。他从研究算学开始，欧洲人的算学要比中国的更简单和更有条理。当向他们解释说,神父们作为宗教人士，是献身于服侍上帝的，认为自己对于现世已经是死了，并不在乎尘世上的死亡，只是把它当作为通向一种更高生活的入门;他们很快地就被理解了，解释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尽管他知道他远不配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仍然很高兴想到，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地位这样高的一个人会对他有这样高的评价，他把这一切都归于上帝的旨意,那是慈祥的，但又是强而有力的；它们浮沉不已而使一切事物都按照上帝无穷智慧的安排得到应有的结局。从水路进北京城或者出北京都要通过运河，运河是为运送货物的船只进入北京而建造的。他们说有上万条船从事这种商业，它们全都来自江西、浙江、南京、湖广和山东五省。这几个省每年都向皇帝进贡大米和谷物。其它十个省则以银子上税。除去这些进贡的船只外，还有更大量的船都属于各级官吏们，来往不绝，再有更多的船从事私人贸易。我们将以中国视距尺来测量从广东的首府到北京的路程，澳门到广东首府有两天路程;中国五视距尺是一意大利里或十五视距尺是一里格。由于皇帝不在那里，南京已逐渐衰微，象是一个没有精神的躯壳，而北京则由于有皇帝在而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这里在多灰尘的季节，任何阶层的人想要外出时，不管是步行或乘交通工具，都要戴一条长纱，从帽子前面垂下来，从而遮蔽起面部。面纱的质料非常精细，可以看见外面，但不透灰尘。它还有其他的好处,即一个人只有在他愿意被认出时才能被人认出。他避免了无数的招呼和问候，并可以根据他喜欢的任何方式和任何价钱出行。中国人并不认为在城里乘马车旅行是奢侈，并且因为乘轿旅行很贵，所以一个人在北京可以放弃豪华和时髦而用不着难为情。我们曾说过北京样样物资丰富，大部分是由外面运进来的；尽管如此，北京的生活还是困难的,除了那些富有而无需节约的人以外，这里经常缺乏薪火，但这种匮乏可由一种沥青物质补充，它缺乏一个更好的名称，我们称它为沥青或矿物胶脂。中国人用它来烧饭和在几乎达到北极区域温度的冬季最寒冷时候室内取暖。这种物质的丰富很好地弥补了薪火的不足。这里的床是用砖砌的，下部是中空的，壁炉管道就从里面通过，形成了床下的暖室。夜间不必维持热度，因为暖室是长期保暖的。北方各省普遍使用这种类型的炕!北方的中国人比南方的中国人更勇敢好战、但不如池们聪明机智。这就是人性的平衡，有些人在这方面优越,有些人则在那方面。太监和所有其余的人都对礼品非常喜欢，他听说神父们能把水银变成真银,这似乎比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更使他高兴。他说他知道这也是皇帝最感兴趣的，要满足人的贪财欲是不可能的，哪怕是财富惊人的中国皇帝;然而当他的奴仆听说神父们并没有掌握这种魔力时，他就对他们的请求撒手不管了。回程的空船装载旅客几乎是不要什么钱的；但这一次船主的贪婪使得这艘船非常不适于乘坐，因为它缺少武器的保护并且没有足够的水手。从前他们坚信一个古老的格言，即天圆地方力。他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地球吸引着有重量的物体，或引力把落体引向地球。他们不知道大地整个表面大都居住着人，或者人们可以住在地球相反的两面而不会跌下去;有些事情他们可以相信，但有些事情他们许多人却难以想象。一直到利玛窦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月蚀是由于地球走到太阳和月亮中间而发生。他们对月蚀的荒谬解释对于他们的心灵，比对于月亮本身,更增了黑暗。他们的一些哲人说，月亮同太阳面对面时，由于月亮极端恐惧而失去了它的光辉。还有人说太阳里面有一个空洞，月亮走到那个空洞前面就得不到光。当他们知道太阳比整个地球大时，感到非常新奇;但有些人却倾向于相信，因为在他们古代的数学书籍中记述说，他们曾用某种仪器测量过太阳，发现太阳有一千多英里宽。他们听说有些星球，人眼看来是那么小，却比整个地球还要大，感到这是悖论。他们从来不知道，事实上也从未听说过,天空是由坚固实体构成的，星体是固定的，并不是在无目的地游荡,有十层天轨，一层包着一层，由相反的力量推动运行。他们原始的天文科学一点也不知道椭圆轨道和周转圆。他们不知道相对于地平线，极地的高度随着地球上地带的不同而高低变化不同，而且除赤道以外，昼夜的长短也变化不同。直到利玛窦神父来到中国之前，中国人从未见过有关地球整个表面的地理说明，不管是做成地球仪的形式还是画在一张地图的面上;他们也从未见过按子午线、纬线和度数来划分的地球表面，也一点都不知道赤道、热带、两极，或者说地球分为五个地带。他们曾看到在他们的天文仪器上标明了许多天体轨道，但他们从未看到把这些转绘到地球表面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一个星盘加上图版就能够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地区，他们也看不出地球是一个圆球，或者是一个悬在空中的球体。他们没有对两极的知识，一个是固定的，一个是移动的, 从这里面他们就可能知道很多有关行星运动的知识。他们不懂得在平面上或者固定在墙上怎样能使用日署，他们也不肯相信这些和无数的其它事情都是可能的。神父还注意到中国人直到成年才注意讲演，而欧洲人则从小就学习讲演。如果当初有人爱好虚荣，把这些献给利玛窦神父和他同伴的短诗保存下来的话，它们会有厚厚的一册。他告诉人们，一年中有某些日子规定为圣日，献给上帝，专门用于崇拜与祈祷，从而使基督徒不至于放松其信仰的实践。他着重指出了基督教仁爱的美德和实行美德的种种方法，诸如布施钱财以救济穷人。宴会上表演了各种喜剧节目。走绳索的变戏法的耍酒杯的以及其他这类艺人食客，他养了满满一家，豢养他们来供自己娱乐。他就是这样消遣日子，度过一生，从不想到生命会结束的。有人说“当你发迹时，就会有许多朋友”，这话确实是真理。所有过去那些抛弃他们友谊的人，现在又都来极力拉拢友谊，全城之中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很难怀疑，上帝已为传播福音的广阔天地开辟了一个小小的入口。在这以前不久，此人放弃了学习和他曾很体面地担任过的官职，耽于恶习。他用狡黠的手段，合法或非法地聚集了人们所渴求的财富和其他的货物。结果是判他以极刑并迅速执行。他被缚在桩子上，从他身上切割下一千六百片肉来。用这种办法残忍地不伤及他的筋骨和头颅，从而在他所遭受的苦痛之外，他还被迫眼看着自己被支解。终于，在缓慢地割成碎片之后,他被斩首了。对中国人说，这是最为丢脸的事，因为他们憎恶支解人体。有一个人来到刑场上，拿起死者的头逃跑，并且一路上抛撒银币，把追赶他的士兵们引开。很可能他是被处决的人的亲属收买来的，倘若他把头取回来，就可以跟尸体埋葬在一起,从而避免可能随之而来的耻辱，不致让人把头拿到别处公开示众，让好奇的人们观看。这三个妇女时时在一块谈论她们的天主教，她们听说有个邻居也是基督徒，便邀她参加她们的聚会。她们毫不在意这位邻居是属于下层百姓的，而中国的贵族却是不习惯跟他们交往的。事实上，她们认为由于有共同宗教的纽带，哪怕村里的农妇也和她们平等，而并不因自己的生活地位就不高贵。她们邀这些人到她们家去聚会和吃饭，没有人因此评论她们。相反地，她们因基督式的仁爱而为人羡慕。异端的风俗也增加了皈依的困难。想成为基督徒的人,被严格禁止在公开的寺庙中礼拜,而那是很难制止的;但困难却还在每户人家里增长着。他们家里都有灶王爷，这些神鬼陪伴着他们出生和长大，并且被尊为他们的保佑者。现在却必须把他们从神龛上撤除，而且在这个民族看来似乎是给予了粗暴的待遇。有些人不忍看见偶像落到烟火里去，尤其是家里的炉火里去，于是他们就把偶像投入河里,从此再也不见了。对异教的思想感情来说，这一切似乎不仅都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十分不人道的。基督徒数目的增长就意味着他们自己信徒的数目相应减少，而更加严重影响他们的则足他们的收入也就在下降。所以他们决定由他们的主祭人去拜访龙华民神父，目的是使这一特殊困难得以停止。他到教堂来的这次访问，半是恳求半是威吓，神父对此一概是一笑置之或者是开个玩笑，因为他已了解当地官员们的态度。使他长时间迟迟不能进入教会的，有两个严重障碍：第一，他和妾生活在一起并生了两个儿子；第二，他对偶像崇拜深有修养，关于这方面正打算写一本可以使他大享盛名的书。我祈祷圣母为我向她的圣子求情,赐给我以灵魂的力量和生气，使我的决心能保持坚定而不致软弱和摇摆。愿上帝开启我灵魂的能力，使真理得以进入其中，使理智得以维持，并使我的心保持纯洁。愿我能张嘴向全国宣讲上帝的律法，使我所有的同胞都能知道它并谦卑地归顺它。范礼安神父曾计划携带上对各个传教团有用的各色物品，并且给每个中心至少一千金锭，使他们可以用来购买土地进行耕种，这样来开始一项使他们至少可以部分自给的计划。让中国传教团的安全依靠从澳门每年供应给养，那是很不方便的而且肯定是有冒险性的。大多数的神父却都有赖于这种供应维持生活;购买土地就意味着永久使用，并会打消中国人认为神父们最终会返回本国和中国打仗的想法。如果说给传教中心的维持费用似乎并不多，那么外国人应该知道中国的商品是那么丰富又便宜，以致同样的钱投在生产性的土地上，就足以永远维持这些中心了。最贵重的商品而且最适用于作为旅行投资的，是一种透明的玉块，由于缺乏较好的名称，就叫它作碧玉。这些碧玉块或玉石，是献给契丹皇帝用的;其所以贵重是因为他认为要维护自己皇帝的威严就必须付出高价。他没有挑中的玉块可以私下售卖。据认为出卖玉石所得的利润，足以补偿危险旅途中的全部麻烦和花费。他们问他信什么教，是摩西的教还是大卫的教还是穆罕默德的教，祈祷时把脸朝着什么方向；修士回答说 ，他信耶稣的教,他们称耶稣为Isai,因为上帝无所不在，所 以朝哪个方向祷告都没有什么不同。他答案的最后一部分在他们当中引起了争论，因为他们祷告时总是把脸朝向西方。最后，他们认为基督教之中也可能具有某些优点。他们在察理斯停留了三个月，因为商队队长想等到有更多的人参加再出发;商队越大，他就会获利越多。由于同样理由，他也不容许其他商队走在他的前头。鄂本笃不愿长期的逗留和所需的巨大开销。察理斯和中国边境之间的地带是个危险区域，对勒靶人的侵袭门户洞开，商旅们胆战心惊地行经这段旅程。他们派出侦察人员到附近的山里去看勒里人是否在移动；如果道路清宁，他们便在晚上悄悄地行进。鄂本笃一行遇到几具撒拉逊人的尸体，这些人大胆地单独旅行而惨遭杀害。般粗人很少杀害土著。他们称土著是他们的奴隶和牧人，他们是靠土著供给他们牛羊牲畜的。这些靶粗人从不吃米麦或任何蔬菜。他们说那些都是供牲口吃的，不是人吃的。他们除了吃包括马、驼在内的肉食而外，不吃别的；并且据说他们是长寿的民族，其中有些人活过百岁。这个地区的中国边境上的撒拉逊人不是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可以很容易被中国人征服，假如中国人有兴趣征服其他民族的话。按照中国和西方七、八个国家的旧协定，每六年允许这些国家有七十二名商人进入中国。这些商人诡称是向皇帝进贡的使节前来旅行。贡礼大多是玉石、小钻石、紫色石头以及其他各种来源不一的宝石。这些假使节都是以公费到朝廷去并且返回。所谓进贡倒是有名无实的，因为谁都没有比皇帝对宝石付出更大的价钱了，皇帝认为不大方地付钱就接受外国人的礼物，那就配不上他的威严。他们受到皇帝的盛待，以致平均每人每天至少得到一块金子，远远超过他的费用。正是这个原因，商人为谋求这些使团中的一个位子而展开激烈竞争，并且向有权处理他们的商队队长赠送厚礼以取得这些位子。时候一到，所谓的使臣便以据称是派遣他们来的各国国王的名义伪造文书，其中满是对中国皇帝的极度奉承°中国接纳来自其他很多国家的这类使节，如交趾支那、暹罗、琉球、高丽以及一些赣粗首领，他们给国库增加沉重的负担。中国人知道整个事情是一场骗局，但他们不在乎欺骗。倒不如说,他们恭维他们皇帝的办法就是让他相信全世界都在向中国朝贡，而事实上则是中国确实在向其他国家朝贡。这些撒拉逊人一直派人在窥伺，想攫取死者可能留下的任何财物，他们极其残忍地这样做。损失中最令人痛心的是鄂本笃的旅行日记被毁，其中他留有详尽的记录。正是这份日记，撒拉逊人贪婪地等待着加以毁灭，因为它记有欠他债的人名单，可以用来迫使他们偿还曾向他骗取的那些钱。参加商队旅行的商人有个恶习，即瓜分死于途中的同伴的财物。鄂本笃死后，他们便抓住以撒，把他绑起来，威胁要杀他，如果他不呼嗓穆罕默德的名字祈祷的话。钟鸣礼说，以撒是撒拉逊教的公开敌人,如果他确实信仰该教，他就会不吃猪肉，这时他就从袖中取出一块猪肉，不顾旁观者的风俗，他和以撒两个人开始吃起来，使所有在场的撒拉逊人大为恶心。故此，他们失望地放弃了官司，离开公庭,走时向以撒碎吐沫，说他被中国骗子引诱了。在整个旅途中鄂本笃和以撒都没有吃猪肉，唯恐得罪撒拉逊人，或者若是他们吃，也是偷偷地吃。法庭上出现的事，使法官同意钟鸣礼的请求，他命令归还鄂本笃的全部财物，但除了几块埋藏的玉石用以偿还少数债务并供给返回北京的旅费而外，财物是全都找不到了。即使这样,仍不够支付长期逗留的开销，因此他们只好拿仍然保存的一些玉石抵借了二十枚金币。以撒从北京去澳门，采取神父们通常走的那条道路，在澳门他受到耶稣会及其朋友们的殷勤接待。在他返回印度的途中，他乘坐的船只在新加坡海峡被荷兰海盗俘虏，他的一点财物被洗劫，他本人被夷为贱奴。后来他被满剌加的葡萄牙人赎出，继续前往印度。皇亲阶层在挥霍完他们的钱财之后甚至于变得更加横蛮。后来此人又到教堂去掠夺教堂的家具。神父们认为最好是把这一切埋没在沉默无言之中，而不是作出书面答复去捅马蜂窝。这份小册子刚刚刊布后不久，看来象是上天作出了昭雪，它的两名作者突然暴死。三名作者之中有两名几乎同时死去，而且两人都是士大夫法规的宣讲者，他们确实配不上他们所佯装在实践着的那种宣言。还有一件顾虑使他心神不定。他对办事要选择凶日吉日，感到极其惶惑。他过去习惯于请教骗人的术士预卜未来,他发现很难与这种习惯决裂，他从年轻时就一直是这种习惯的奴隶。这些困难的疙疸，都被他从神父们那里得到的回答很快地解开了。他责怪自己轻信那些胡言乱语，而且很快就对这类盲目的蠢事感到恐惧。'上海”的意思就是靠近海上。上海南京的这一地区盛产米和棉，棉可做各种布，据说此地织工有二十万人。布匹出口到北京皇宫和其他省份。这里的人，特别是城里人,都非常活跃，不大稳定，头脑聪明，出过很多学者文人，因而也出过很多大官，他们从前身居高位，现在退休后都很有钱，居住在富丽堂皇的府邸里。城市的街道很狭窄,这里天气温和，可以说明何以这里的人要比国内别处的寿命更长些。在这里，人们不以六十岁为老，有很多人到八十或九十，有些甚至活过一百岁。徐保禄就出生在这个地方。生活在一个在很多方面既精细又聪明而把所有其他民族都看成野蛮人的人民中间，他享有别人所无法企求而他自己却并不去追求的那种盛誉。在他居住在北京的几年当中，他始终忙于接见从各个方面来的连绵不绝的客人;他也进行回访，不这样做就不能不破坏中国人长期备受尊敬的习惯，这看来他的活动增加了一倍。从中国的各地寄来无数的信件，有些人是他认识的，有很多他根本不认识，来信询问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各种问题、有关向偶像献祭的人的信仰以及他所刊行的著述里的一些章节;他觉得答复每封信并不是个很大的负担。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对书信往来中的文字风格十分讲究,所以如果利玛窦神父对他的文章风格不给予对他所许述的内容的同等注意,那就会降低他们对他就这个问题的论述以及他所信奉的教义的评价了。过了两天多，而且正值盛暑季节，遗体脸色仍然完全白然，面容栩栩如生，不象是个死去的人，就仿佛反映着他正继续过着更幸福的生活。中国人从不在城墙以内下葬，在他们安排丧葬事宜或等待在郊区购买坟地期间，他们把遗体放在木棺内，然后用一种有光泽的沥青物质把棺木密封起来。这样加以密封后，若干年当中连一点臭味都透不出来。首先，有人或许疑问，为什么申请书中要说神父们是因为受中华帝国的声名和光荣所吸引而到中国来的，而他们来的真正动机却是要传播福音。人们必须了解，中华帝国是对一切外国人封闭的，只有三种人法律许可入境。第一种人是从邻国每年自愿前来向中国皇帝进贡的人。中国人对此并不在意或担心，因为中国并不想征服别国。第二种人不希望被看作是来进贡的，但慑于中国的幅员广阔,就来向皇帝致敬，尊他为万王之中的首领和最伟大的一个。这些人都是来寻求财富的,但佯称他们是被本国的君主派来的。他们就是经常不断从西方来的撒拉逊商人，几年前我们有一位修士曾随他们一起从莫卧儿王国出发寻找中国，并且向全世界证明了中国就是契丹。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过去这类人很多,但现在中国人已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吸引力了。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符合法律的，而且也因为属于前两种人不可避免地要被遣返他们本国。此外,第二个人在中国居留期间，更象是被当作牲口对待，而不象是被当作使节，因为中国皇朝并不想和别的国家结成联盟,,正是以这第三种资格（这或许更多是虚拟的而非真实的），神父们才被允许在中国居留，他们的教友才得以入境，但是人们不应认为他们隐瞒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就是要传播福音,凡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而他们那些当大臣的朋友们也是用这一合法的借口来保护他们的，使他们能在中国呆下去。另一件需要在这里解释的事，是中国的行政制度。中国是君主政体,一切事情都有赖于皇帝批准，而要他决定无论什么问题首先都要进呈一份书诬文件。这些文件得不到批准的，就搁置一边。凡同意进一步考虑的，他就一次然后又再次送给国内最高的大臣们，让他们为他建议最适宜的做法。然后文件再送给他批准，他很少不同意他们的决定。这一制度将在我们下面的叙述中加以更清楚的介绍。上帝使人知道惩罚而防止他们犯罪并以一种恐怖感使他们不敢犯罪；但这些却被魔鬼用来败坏人的灵魂，因为人类的这个奸诈敌人利用同样的这些惩罚来鼓励犯罪。

《1854-1863赫德日记》

在贝尔法斯特，享乐仅仅处在非常次要的地位。或许英国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少的人靠来自资本或财产的固定收入为生。每个人都有事做；并且看来是以有事做为乐。这里的工匠们并不因为有了几千英镑的钱就关上店门，摆出一副高贵绅士的架子。商人们并不设法和享乐的阶层来往。经营事业在这里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就是经营事业。而家财5 万英镑的商人把在乡间房舍度过一个夜晚，享受一下饱览铺满的晒麻场的眼福，看成是在亚麻布车间劳动后的充分休息。把你的热情给予向上的一切事物，而不是向下的。6 点 〜6 点半：阅读和祷告6 点半~ 8 点半：学习中文8 点 半 〜9 点半：早餐9 点半~ 1 0 点：准备停当去办公室10点 ~4 点：在办公室，或书写；或学习中文4 点 ~5 点：用 膳 (用 膳 前 祈 祷 ；用膳后读些圣经)5 点 ~7 点：阅读和散步7 点 ~8 点：喝茶8 点 〜 10点：学习中文和写日记10点 〜10点半：祈祷和阅读；卸妆10点半~ 5 点半：睡觉宾内说得对，他曾写道：人们由于有罪而必须以死亡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最好在各种年纪都有人死亡，因为人们不知何时会为此而亡，就更有可能随时做好死的准备；而如果生命有任何可知的时限，生活就会变得痛苦，人们会更加避免放逸。因此任何时期—— 在出生前，在幼儿期，在孩童期，在壮年期，还有成年期和老年都有死亡，对人类来说是有好处的。因此，死亡常常是人们被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来所要完成的使命。在异域即使成功立业，身体垮了也无法享受，或只是能够享受有限的几年。这岂非虚度年华？我不应该是这样。起义军似乎是处在半饥饿状态，他们急急忙忙把任何可以拿到的东西都拿出城去换取食物。这座县城原必极富，不然的话，现在的居民不可能抵抗朝廷军队达如此之久。民政、军政机构的集中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对粮食和奢侈品的需求。宁波早已懂得如何制造这些奢侈品。某些工艺品被普遍珍视为宁波特产—— 漆器、木雕、镶嵌家具以及贵金属和一般金属制品，其最精巧的产品都要定做。赫德在他的日记中作为值得注意的事记下：密妥士不相信一切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后代。但密妥士认为不可能任何人都是无神论者；一个人只要在晚上望着天空就可看到每一颗星都在宣布上帝的存在。几个月后，当赫德对他了解较多时，他们在一次晚宴后谈论宗教问题直到深夜。赫德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一个极高尚的、有道德的和有高度原则性的人。他谈起人的创造，为什么人要被创造出来呢？他说他常常坐在楼上在四周一片寂静时问自己为什么会被创造出来—— 伟大的上帝！为了什么目的而创造了我？他在说到这里时眼里充满了泪水”。政府职位容易找人填补，而传教师职位却不容易。赫德也发现中国人对所写文字极端敬重，把写有文字的物品，甚至是纸片，拿来焚烧，而不是单纯地扔掉。一种普遍的已成为仪式的做法就是明证。有为这目的而建造的祭坛称为惜字塔，在每个城乡都可看到。赫德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钻研这1万字的材料。正如一切学习汉语的学生都必须做到的一样，他越来越明白，汉语由上下文决定意思，人们不仅必须记住每一个汉字，而且必须记住表达形式才能获得真实的阅读和写作能力。然而赫德从一踏上中国土地那一刻起，就准备像对待任何地方的人一样来对待中国人，不抱任何的民族陈腐观念。我们被让进一间非常整洁的客厅，布置精当，室内装饰体现了他夫人的情趣。她是一个很迷人的人，眼睛就像梅尼表妹的眼睛；好看的大额头；金色的头发，美丽的白牙齿和可爱的红嘴唇。她非常活泼；而且她的活泼极其自然——没有一点做作。他是一个肥胖的老头，戴着眼镜；脏手和长指甲是中国高级官员的特征，因此我用不着说他二者都有。中国人尊敬酒量大的人；如果当时我早知道这一点，我一定让他们吃一惊。随着一个人安定下来，并开始正规工作和生活，他的日记，如果他记日记的话，也会有同等程度的变化。 日记内容会变得事件记载减少，而更多的是思考。我认为上帝并没有前定一个人到底是得救还是入地狱。不过有时我倾向于相信，有的人是命里注定，要成就伟大业绩或执行某项伟大计划。然后我又非常怀疑这一点，因为我认为人是自由的行动者——而且我认为，由有自己自由意志的人来爱戴，供奉和记住上帝会比宿命的产物给上帝带来更多荣光。我有一次曾想过宁波会成为献身精神—— 按上帝的旨意生活—— 的好地方：孤独的地方总是使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我的想法已彻底改变了！孤独并不是孤独，没有这样的东西。虽然我远离同伴—— 住所和人们常去的场所—— 但自我仍然存在， 自我的思想和感情—— 对欢乐和痛苦的记忆—— 希望和恐惧—— 激情和偏见；一个有意识的人孤单地与自己的思想作伴，会觉得孤独本不存在。纷繁的头脑里有数不清的思绪—— 联想—— 意念；身体按照头脑的指示来行动，但身体也指挥头脑；想象活跃，而记忆向它的伙伴呈献无数的物品—— 积存的财富—— 金、银、铜、渣滓——它的珍奇和所有内容的混合体：有所有这一切作伴，人们不可能是孤独的。既没有人作伴，也就迫使他去为自己和自己拥有的一切忙碌。我的薪水养不起一个英国妻子：这样的女人在这里被认为是一个大“麻烦娇弱 、多病—— 需要多方照顾，医疗看护，还有众多的仆人，等等。这就是一个英国夫人在中国的情况。既然一些中国妇女长得很好看，你用 50〜 100元买一个，每月用两三元养活她，就可成为你的绝对财产。小孩穿着华丽。这个天朝的人民似乎是喜欢用这些东西来装扮他们的小孩的。以前我见到过这妇女和小孩，而且尽量好意地微笑，赢得了那老妇人的好感。所以今天傍晚我走向她们时，我注意到她让小孩转向我。肉体和精神的矛盾是造成难以理解的原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 12节 ：”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继许诺的人” 。除了我的圣经外，这些人的书对我是最有价值的了—— 它们激励我行事谨慎、感激别人和做祷告—— 帮助我走天国之路。我只能满怀诚意和信任的心情接受讲道者的话语，“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你以你的忠告引导我，以后接受我进入荣耀”。上帝说：“人不要在心中想：我记住他们所为的一切恶，他们所行的现在已缠绕着他们，他们都在我面前”，何西阿书第七章第2 节：“义人的盼望，必得喜乐”，箴言第十章，第 28节。他立即让我服了一剂菌麻油，并用温水洗脚。药有防止便秘的效果 ；它影响我很厉害。我常因力求思考个人责任而感到困惑。世上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上帝希望他做的是什么？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这答案所深深打动—— 请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29节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工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当一个人这样信仰，而且在一切方面承认上帝时，就会无所畏惧地去执行神的意志，走在责任的道路上，”做神的工”。布道讲得好极了，它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基督徒对死亡的安慰和希望；说明死并不可怕。对于在这个尘世信仰基督、服从他的教义，而对死已有准备的人,死只不过是通向更神圣、更幸福的世界的大门——今天上午讲道的出席情况良好。这一年使我在世俗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大长见识。在前半年，我被引导着走入了我以前总是躲避的恶和恶行的场所。与放荡的妇女在一起，我变成了一个放荡的年轻人。我以前养成的学习和勤奋的习惯已经变得枯燥乏味，难以忍受，以至令人厌恶了；我深深地贪饮着罪恶欢乐的酒杯。我想他会遇到坏天气，因为晚上一直刮着大风。在中国，一年开始时的仅有的几个假日就是探亲访友的日子，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使人难以辨认，而对这种改变又似乎感到高兴。所有穿戴起来的人都戴红缨官帽，但是除官员外，没有人敢戴顶子。我遇到许多戴铜顶子或金顶子的人——他们都是等级最低的官员。挂在许多大门外或窗外的都是色纸做的鸟和人像。我看到的仕女像和鸭子都做得非常好。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我满20岁了。我还可以活多少年—— 我在什么地方过这些年—— 如何过呢？我很想窥视一下未来。今天同我的老师邢先生说话，他说宁波人不愿跟前额隆起的妇女结婚。他们认为如果结了婚，那就命定为早死。他还说一个人在33岁时，是处于危急关头时。如果不死，他就会长寿。他教给我的另一个知识是，拥有几个妻子的中国人养的女儿比儿子多。大自然就这样为一个国家的风俗习惯做了安排。一个以前曾在中国某个港口呆了些时候的商人开始感到寂寞，因而想在中国女人身上占便宜。他 用 72元买了一个，保证健康，是处女，交游正派等等。但是过了一些时候，这商人听见她说英语和孟加拉语—— 她曾经是接待最普通水手的普通妓女!多恶心！ 上星期有几次大风和阵雨，今天天空晴朗，阳光很强，天气很热。与其他地方一样，宁波有它自己的妓院，而像别的地方的人一样，宁波人偶尔也忘我地到那些地方去寻欢作乐。我的老师有一次告诉我少花钱过一夜的巧妙办法是两个人一起去一间屋，在那里让一个姑娘服侍他们—— 装烟、递茶，等等，然后他们安排谁睡前半夜，谁睡后半夜。第二个人于是移交，然后去睡。第一个人仍然醒着，喝茶，抽烟，与姑娘作乐；等到商量好的时刻到了，他叫醒朋友， 自己去睡，年轻的姑娘便转到另一人的怀抱。唉！你们这些经济学家呀！你们怎么会喜欢起这种方式的节俭呢？在一些妓院里只住着一个姑娘。她很可能靠她的生意来维持年老的妈妈或者某个上了年纪的人。最好的是那些有几个姑娘的妓院，她们能唱，能表演，并能陪客人作乐。在有三四个房间的屋子里，一般是有三四帮男人在喝酒、抽烟、赌博。每个房间有一个姑娘，她坐一会儿，然后到另一个房间去，在那里，她照顾他们，然后离开，等等。对于中国人，没有欧洲一些地方那种拖来拖去，搂搂抱抱，或者打打闹闹的举动。是以一种冷漠的态度过一晚上。至于食物，宁波的鱼和羊肉是上等的，家禽和蛋总是能买到的；有时仅仅缺少英国人食用的蔬菜。人们非常友好，从来没有无礼举动，他们总是恭恭敬敬的。能够说他们那种语言的人都可以发现他们相当开朗，生活愉快。到各处旅行，不用担惊受怕，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经运河或河流到山里去，那里的优美风景和环境变化能使你心情舒畅，并弥补宁波所在的平原造成的单调情绪。中国人的婚姻是被他们通过有色眼镜来观察的。他们透过这有色眼镜来看待每一个对象。不是爱情把人们引入夫妻的羁绊,而是外部的风俗习惯和内在的想要子女的愿望，使得父母们为子女办理嫁娶，并使年轻人愿意有妻子。中国男子到40岁时，可以合乎礼法地讨第二房妻子。不过，如果他的第一房妻子10年无儿女，他可以在外寻找，带另一个女人回家。不喜欢这种主意或负担不起第二房妻子费用的人，可以买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作养子，让他姓他的姓，把他当成儿子来养育，而男孩也把他们当作父母来侍奉，在他一生中，他要按照中国孝道的思想尽各种必要的义务。在买到男孩后，做父亲的大摆宴席，邀请朋友和邻居。在酒宴快散时，穿戴很鲜艳的小孩被带出来，作为主人的小孩介绍给客人。他让小孩鞠躬，所有客人站起来，对他鞠躬。客人不是给小孩，就是给这家带来礼物。确实，被邀请参加这类场合，例如结婚、生日等等的客人，都必须根据他们的财力，赠送礼物。同一天晚上我拜访了易奇先生—— 他的儿子是一个15岁的少年，已同一个18岁的年轻姑娘结婚。小家伙被带到面前来时满面通红，而年轻姑娘，在我们告诉她我们祝他们好运气和多子女时，似乎很想笑。赫德踏上了香港的土地后，最先收集到的消息中就有这么一条，那就是花 40来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中国女人；还有就是中国人的婚姻一般都是由别人安排的，并且要为新嫁娘付一笔钱。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的女人是可以用钱买的，而且货源丰富，要多少就有多少。外国商人们一来就要摸摸他的底，看他到底有多大权力；中国官员们则等着瞧，看他对中国的关税收入能起多大作用。这种局面，没有一副厚脸皮和充沛的精力是担当不了的。他必须是精力旺盛，咄咄逼人，才能扮演那为皇室金库充当看门豹的角色。李泰国其人恰好堪当此任。1858年7月4日星期日第一，自从联军进攻广州城以来，有钱的老百姓都已经离开县城逃到乡下去了；第二，该处从来不是特别富有的地方；第三，在法国人遇害的地方附近拆毁了不少房子；并且为了给一个死难的法国水兵报仇，已经枪杀了五六十个中国人，如今还要求征收偌大一笔罚金，这未免太离奇，欺人太甚；第三 （原文如此），他无力征收这样一笔款项；如果派人去向老百姓要这笔钱，那么谁去谁就会挨揍，挨骂。鉴于这些原因，蔡按察使深恐无法使将军如愿以偿。我对向他提出征收罚金一事颇感羞惭，我根本不赞同征收这种罚金，因为这样会使中国人把我们看得比他们本国的官员们更贪婪，更见钱眼开。1863年 7 月 1 4 日 星 期 二我对文祥说，我对最近以来（清军）所表现出来的活力并不感到意外：这证实了我在各省的所见所闻,据传各路将领并不努力作战；他们不欲结束战乱；只有战乱频仍，他们才有用武之地，升官发财之机。他说，这些传说不为无因。正因如此，所以朝廷才把各路大军的统帅权委诸文官。

《1704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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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疸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们走进花园，在苹果树的树荫下喝了茶，只有他和我自己。在其他谈话中，他告诉我，他也处于同样的情况，就像以前，万有引力的概念进入他的脑海一样。 “为什么那个苹果总是垂直地落到地面上，”当他坐在沉思的心情中时，他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它不应该向侧面或向上下降？而是不断地下降？”到地球中心？当然，原因是地球对它的吸引力。物质中一定有一个吸引力。并且地球物质中的吸引力的总和必须在地球的中心，而不是在任何一边地球的。因此，这个苹果是垂直下落的，或者是朝向中心落下的。如果物质如此吸引物质，那么它一定与其数量成比例。因此，苹果吸引地球，地球也吸引苹果。笛卡儿猜测“光和颜色的多种多样”是由于物体运动的不同方式：不同颜色与粒子的不同旋转速度相联系，那些旋转最快的粒子给出红色感觉，较慢的粒子给出黄色，而最慢的粒子给出绿色和蓝色。并且为表明我没有把引力看作物体的基本属性，我已加上了关于它的原因的一个疑问；我所以选定以一个疑问的方式提出它，是因为我由于缺乏实验而对它还不满意。而如果光是即时传播的 ，那么光线和折射就可以这样看待。但是根据木星的卫星之蚀的时间方程得到的论据 ，光传播看来需要时间，它从太阳到达地球的路程要花大约7分钟时间。对解剖学家来说，当他们从眼底取下称为硬膜的外层最厚的皮时，就能透过较薄的皮看清生动地描绘出来的物体图像。而这些图像通过沿着视神经纤维的运动传送到大脑,便是视觉的原因。于是随着这些图像的完善与否，人们就完善地或不完善地看到物体。如果眼睛被染上任一颜色（像患黄疸病那样），致使眼底的图像也被染上那种颜色，那么所有的物体显得染上同样的颜色。如果眼睛的体液由于年老而衰退，以致通过萎缩使角膜和晶状体液的表皮变得比以前平缓，那么光线将折射不够,并且由于缺少足够的折射，光线将不会聚于眼底而会聚于眼底之后的某个地方，从而在眼底描出一个模糊的图像，并且因为这一图像的不清晰性而使物体显得模糊。这是老年人视力衰退的原因，它表明为什么他们的视力要用眼镜来矫正。由于那些凸透镜弥补眼球鼓凸的不足，因此如果此透镜具有适当的凸度,那么就将通过增大折射而使光线较快会聚，以便清楚地聚集在眼底。近视眼的情况相反，他们的眼球太鼓凸。因为折射太大，所以光线在到达眼底以前就已会聚和聚集起来;从而使在眼底形成的图像和造成的视觉就不清楚，除非物体非常靠近眼睛，使会聚光线的聚集处能被移到眼底，或者用凹度合适的凹透镜来抵消眼球的鼓凸和减小光线的折射，或者最后由于年龄增大使眼球变得较平缓直到图像清晰：由于近视眼的人到年老看远物最好，因而他们被认为有最持久的视力。

《1903海伦凯勒自传》

Helen Keller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拉德克利夫学院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arianne Moor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约伯记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Walter Scott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Anna Sewell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的双手可以感知每一个物体，也可以“观察”每一次移动。通过这种方式，我学着了解了许多事物。不久，我感到自己需要同别人进行交流，于是我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动作。摇头表示“不”，点头表示“可以”；往里拉表示“进来”，向外推表示“出去”。如果我想要面包该怎么办呢？那么我会模仿切面包片和涂黄油的动作。如果我想让母亲晚餐时做冰激凌，我就会做出让冰箱运转和瑟瑟发抖的动作，来表示寒冷。此外，我母亲也成功地让我懂得了许多事情。当她想让我替她拿什么东西时，我总能心领神会，我会跑到楼上或者她指示的任何地方。当洗衣房送来干净衣物时，五岁的我会折叠好每一件衣物并把它们收好，并且我还能分辨出哪些是自己的。根据我母亲和姨妈的穿着打扮，我能判断她们什么时候会外出，并总是乞求她们带我一起去。我被大人们带着去参加聚会，当客人要离开时，我会向他们挥舞手臂。突然，我感到一种朦胧的知觉——仿佛是对某些被遗忘的东西失而复得后的兴奋；不知怎么地，语言之谜就这样在我面前揭开了。于是，我知道了“水”的意思是从我手上流过的这清凉美妙的东西。这个生气勃勃的词唤醒了我的心灵，给我带来了光明、希望和欢乐，使我获得了解放！虽然我仍面临许多困难，但我坚信，所有的困难终将被一一克服。离开井亭后，我如饥似渴地想学习。原来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名字，而每个名字还会诞生一种新思想。当我们回到家时，我觉得自己碰到的每一个物体似乎都有了生命的悸动。这是因为我在尝试以刚刚获得的好奇而崭新的视角来“看”万物了。现在，我有了开启各类语言的钥匙，我渴望学会使用它。对那些能听得见的孩子来说，学说话并不需要特别的努力；他们能原原本本、轻松而迅速地捕捉从别人嘴唇间飞出的话语；而对于一个失聪的小孩来说，要想弄懂这些话，却必须要经历缓慢，甚至是痛苦的过程。可是，无论这一过程如何艰难，其结果却是奇妙的。渐渐地，我们从学说物品的名字开始，逐渐向前稳步推进。从发出第一个结结巴巴的音节开始，我跨越了巨大的鸿沟，终于可以弄懂莎士比亚的诗行了。老师回答说：“爱有些像太阳出来之前，那天空中的云朵。”然而，此时即使她用的是比这更简单的词汇，我也还是无从明白。老师继续解释道：“你知道，你无法触摸云朵，但却能感知雨滴；在经受了一天的炎热后，花儿和干渴的土地如果能得到雨水的滋润，那该多么欢欣啊！同样，你也无法触摸到爱，但你能感受到它注入万物后所带来的美好。如果没有爱，你将不会幸福，也不会想玩耍。对失聪者或失明者来说，要掌握谈话的礼仪是非常困难的。而对于那些既失聪又失明的人来说，那更是雪上加霜、难上加难啊！他们无法分清声音的语调；若无人协助，他们将无法通过声调音阶的高低来强调重点词句；更有甚者，他们也无法观察说话者的面部表情，而表情往往是说话者内心想法的真实展露。老师教我读了《珍珠鹦鹉螺》这首诗，并向我解释，软体动物外壳的形成过程象征着人的智慧的发展过程。鹦鹉螺之所以能有那创造奇迹的外壳，是源于它把从海水中吸收的物质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同样，点点滴滴的知识经过不断的积累，也会变成思想的珍珠。我却立即就问：“是谁把盐放在了水里？”我一直都有一股强烈的冲动，希望自己能发出别人可听懂的声音。于是我常常一边发出一些声音，一边把一只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另一只手则去感知嘴唇的移动。我很喜欢那些能发出声音的东西。我喜欢通过触摸感知猫的咕噜声和狗吠声。麦考利的《塞缪尔·约翰逊传记》则因另一种风格而生动有趣。我的心牵挂着那位孤独的人，他在格拉布街（以前英国穷苦文人集居的街道）吞咽着困苦饼。然而，即使在身体和心灵备受摧残和折磨的情况下，他仍能给那些穷苦不堪、受人歧视的人们送上温馨的话语，并伸出援助的双手。我为他的成功而欢欣鼓舞，却对他的缺陷视若无睹。我想弄明白的不是他有没有缺陷，而是这种缺陷为什么没能摧毁他的意志，并使他的形象黯然失色呢？麦考利妙笔生花，他能把寻常事物描绘得生动而清新，这真令人赞叹！他的断言偶尔也会令我感到厌倦，但他为探求真理而孜孜以求的精神，使我看待事物的态度变得更加理性了。我将睿智的罗马人所说的话牢记于心：“虽然被驱逐出罗马，却依旧活在罗马城下。”我不过是被阻挡在了宽阔的知识大道之外，被迫另辟蹊径，越过田野去走人迹罕至的小路——如此而已！我知道大学里有许多这样的小路，在路上，我能用双手触摸到那些像我一样思考、奋斗和热爱生活的姑娘们。但在大学里，我却没有时间去冥想，并梳理自己的思想。上大学的目的似乎就是学习，而不是去思考。当你迈入学习的大门后，你就必须把最珍贵的乐趣——独处、书籍和幻想——连同那呼啸的松树林一起留在门外。也许我应该这样想，我现在是为了将来的欢悦而储蓄珍宝，以此来进行自我安慰。但我却是个目光短浅的人，我宁愿要现时的欢悦，也不愿未雨绸缪，去为将来囤积财富。一想到自己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读完几个章节，别的姑娘有时间尽情地欢笑、歌唱和跳舞，而我却没有，我往往就会忍无可忍。但我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对自己心中的不满也感到可笑。其中最宝贵的一条就是关于耐心的学问。它教会我们要把受教育的过程看作是在乡间悠闲地漫步，我们的头脑要兼收并蓄，对各种观念敞开大门。这样，深邃的思想就会扬起无声的波澜，让知识潜移默化地滋润我们的心灵。“知识就是力量”，不仅如此，知识更是幸福，因为如果有了知识——博大精深的知识——就能区分对错，分辨卑贱和高尚。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孩子的记忆更变幻莫测的了。什么是应该牢记的？什么又是该失去的？”当你们祈祷说“感谢主赐予我们今日之食，天天皆然”，而你们的弟兄却一无所有！哦，人们真应该离开城市，舍弃它的浮华、喧嚣和财富，去回归森林和田野，过一种简单而真实的生活！那么，他们的孩子一定会像那些高大的树木一样茁壮成长，而他们的思想也会像路边的野花一样纯洁芬芳。这些就是我在城里学习了一年，回到乡村后自然而然产生的想法。我也不喜欢那些以高人一等姿态对我品头论足的人，其实他们和那些在跟你一起走路时，总是试图缩短步伐来迎合你的人是一样的。这两种人的伪善都令人无法容忍。时间无限地向前延展，我们做着这些那些琐琐碎碎的事，根本觉察不到我们对生活的冷漠。我曾感受叶子精巧的对称，我也曾细抚白桦柔滑的皮肤和松树粗糙不平的表皮。春日里我渴望在树干上发现一簇嫩芽，因为那预示着久经寒冬的大自然正从长眠中醒来。我感受着花瓣们令人惊喜的天鹅绒般的触感，发觉它们特别的弧线，领略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偶尔，当我将双手放在小树上的时候，还能幸运地感受到高歌的鸟儿身体那愉悦的颤抖。也许人类的悲哀便在于此，拥有的东西不去珍惜，对于得不到的却永远渴望。在触得到光明的世界里，上天赋予的视力并非为已经很完美的生活锦上添花的手段，而只是一个便利，这真是太遗憾了。我们来举个例子，你能够准确描述出五位好朋友的脸吗？有些人可以，但很多人做不到。我曾做过这样的试验，询问一些男士他们可知道朝夕相处的妻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们很多人都面露尴尬之色，承认他们不知道。顺带一提，妻子们也一直在抱怨自己的丈夫注意不到她们的新衣帽与家庭布置的变化。有正常视力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周遭的日常琐事，对他们来说，能够入眼的唯有那些令人惊讶和非常吸引眼球的事情。不过即使在他们看着这些珍奇事物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充满了惰性。我也会细细观察婴儿的小脸，来捕捉天真无邪、充满求知欲的美，那里还没有与生活抗争留下的痕迹。我把第一天奉献给了我有生命和无生命的朋友。第二天我去了解了人与自然的历史。今天，我将在当前的工作世界中度过，到为生活奔忙的人们活动的地方去。而哪儿能像在纽约一样找得到人们如此多的活动和状况呢？所以，城市成了我的目的地。

《1750饥渴的想象》

塞缪尔·约翰逊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Lucan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Jean-Baptiste Du Hald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约翰·德莱顿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人们依然得不到美满的幸福，在大城市里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新的需求也同样容易被制造出来；任何人在伦敦的商店里走一圈，都会看到无穷无尽的便利器具,当他还没见过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有这样的需求；在习惯使用这些东西以后，他却不禁感叹没有了它们生活可怎么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手里已有的东西愈多，心里的欲望就愈大；我们一旦知道什么东西是自己尚未享有的，享受眼前美好东西的兴致总会大打折扣。（《冒险者》第 67期 ）我们假若幻想自己居处高位定然比现今处于其位的人更能造福于公众，我们迟早会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并认为这是良善之举；我们本无行此大善的天职，也确无作恶的初衷，然而随着仇视的情绪迅速燃烧成为仇恨的怒火，行善的热切反倒使我们沦为罪恶的牺牲品。（《漫游者》第8 期 ）大凡一个人经过勤学苦练，学会写点通顺的文字，就常常对什么都不管不顾，只一门心思地躲进书房里，放开了手脚胡编乱造，昏热的头脑尽想着荒诞不经的故事；他不忌惮他人的批评，也不费力钻研一番，对自然一无所知，对生活也是一窍不通，却这样把一本书炮制了出来。不过，这类作家所应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别人是否认可自己的作品忠实地再现了社会风尚。他们的作品主要为年轻人、无知者和懒散者而写，起着指导行为和引导人生的作用。以这些书来消遣的读者，脑袋里尚未储备有观念(idea ), 因此容易受印象(impression)的左右；也未确立任何原则，因此容易异想天开，随心所欲；他们阅历不足，见识短浅，因而任何错误的建议、偏颇的叙述都有可能影响他们的判断。应给予年轻人至高的尊重，莫让猥亵之物污秽他们的眼耳；这训诫出自一位古代作家之手，虽然他的思想并非异常高洁，却不乏理智和善良，固而才能从他的作品中读出这样的道理。无论我们向年轻人展示何物，都需有如此的小心谨慎，至于程度如何倒无需尽同；唯有如此，年轻人才可会免受偏见和谬见的影响，不会将龃龉的观念强行结合在一起。小说的目的不仅在于展露人世百态，而在于确保世人今后不再频繁地身犯险境；在于教会他们如何躲避奸诈小人为出卖无辜人士所设的陷阱，而不在于向他们灌输凌驾他人之上、并从中实现自我满足的愿望；在于赋予世人识破骗局的能力，而非诱导他们招摇撞骗；在于通过仿拟类似的遭遇教给青年人正当自保的本事，使其能审时度势而不损害其美德。触发怨恨这种暴烈情绪的是人心的傲慢，它使人不愿意承认受人恩惠意味着要低人一等，他的感激之流就会因此受阻；一个并不以为自己曾受助于他人的人，多不会向恩主致以谢意或报以恩情。因此，作家亟待向读者常灌输这样的理念：美德乃是知性最高的证明，是伟大人格唯一坚实的基筑；而邪恶则是思想狭隘的自然结果，它以错知错觉开端，以声名狼藉收场。我们经常要遁入息迹静处的状态，因此我们看似无论何时都在思考问题，实际上大多时候我们除了思考便无可作为。一切行为的根源在于人的内心，听任思想受腐化而不顾，即是往道德的源泉里投放毒药；乖谬的欲望只会导致放荡不检的行为；对待不可获致之物，人一旦放纵自己的欲念，便会相信那是唾手可得的，最终会不安分地把心中的设想付诸实施以获得自我的满足。回忆过去的意义仅在于为将来提供借鉴，因此在回顾所有需审慎考虑的往事时，我们应当围绕最先回现于脑海的想法，检视过去自己如何产生那些想法，现在为何还继续沉潜其中。莫要睡去，毕达哥拉斯说，一日已过，将白日里的事三省后再合上双眼。扪心自问：我在何处背离了正直的品格？我迄今行的是什么事？还有什么应行的事我尚未去行？从最先行的事开始逐一往下检视，到了末了，能为自己所作的恶感到愧疚不安，为自己所行的善而不胜欢欣。凡可能到手的东西，我们很容易会念念不忘，以至誓死也要弄到手里；凡可能带来快乐的生活状态，我们很容易会日思夜想，以至最后非其而不能安生。为寻求内心的平和，至少我们不应该一心惦念只有他人才能伸手可得的东西；为使自己不作奸犯科，我们也不应该一心垂涎他人手中现有的东西。我们一旦发现自己开始觊觎本无权拥有的事物，尽管是受内心真实感受所牵引，也应立即抽身而退，如同跳离一个铺满鲜花的陷阱。我们假若幻想自己居处高位定然比现今处于其位的人更能造福于公众，我们迟早会生出取而代之的念头，并认为这是良善之举；我们本无行此大善的天职，也确无作恶的初衷，然而随着仇视的情绪迅速燃烧成为仇恨的怒火，行善的热切反倒使我们沦为罪恶的牺牲品。幻想的快感和欲望的冲动比罪的意念更为危险，原因在于它们更为隐蔽，不易察觉，难以令人惊惧，而且它们无需机缘巧合便能起作用，所以在所有情境中，它们都会产生同样的影响。软弱的人生活充满怀疑和恐惧，随他们向欺世的神父讨要神谕；只需明白因天命人必会有一死，我的心就会远离怀疑坚定无比。—— 卢坎 《法撒利亚内战记》一个人在重病缠身或久卧病床时看到死神近在眼前，他原有的火热欲望可想而知还会剩下多少。大限将至之际，功盖四方的赫赫伟绩、光彩耀目的财富、艳羡者的阿谀奉承、有事所求者的前呼后拥，所有这些在此时的他看来，不过是虚妄空无之物；假如过去他总能想着死亡近在眼前，这些东西所呈现给他的，也必定是这样的面貌。人世间的事端千千万万，随时都有可能缩短它们停留的时间，如果我们能将这点深记于心，就不会对所失之物悲怨不已；我们虽然无法估量所失之物的价值，甚至无法算清至少会遭受的损失，但我们真切地知道人生最大的损失会是什么，我们深信即使是至大的损失也丝毫不足为惜。譬如，守财奴总是盼着能有一笔钱财进账，这样便会称心而再无所求；所有野心膨胀的人，如皮洛士王，总是盘算着能好好捞得一把，以后就可以金盆洗手，在安乐无忧中度过祥和虔敬的余生。我们不应教导世人漠不关心自己留给后世的回忆，而必须让他们懂得供后人缅怀的主要应是自己的美德，这是因为坟墓里的人除了美德的名声，就再无其他东西可以愉悦外面的人。一个贼匪很少会把时间用于反思过去或展望将来，而是用于打劫，打完劫后便赶去闹事，闹完事后便再去打劫。当墓穴的大门把自己的同伙关进去时，他们所关心的也只是再去寻找一个同伙。一旦发现这些学者所受的教育并不能培养出高于常人的能力，我们对这种教育的尊重很快就会荡然无存。培根说，“书从来不会教人如何用书”。做学问的人必须通过与世人的往来学会将猜想变成为实践，使知识服从于生活的目的。一个人所能获取的知识，绝不会达到可以使他无论何时都无需求助于他人的地步，也无法消除他内心对爱意与好感的渴望，所以绝不能认为学点交结朋友的本事是毫无必要的。只有不断地互相帮扶提携，相互分享快乐，才能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友爱之情；不过，我们给于别人的帮扶，必须是他们有本事接受的，我们带给别人的快乐，必须是别人有资格享有的。钱财,不管在谁手中,都能赋予他权力。不过，后来人们通过研究揭示出这些行业背后的技艺，并通过实践对技艺加以改进，等他们再运用这些技艺来处理低级事务的时候，几乎就不需要借助心智的力量；只需像智力极其迟钝的人那样会简单地观察，并且能在受事态所迫时适当地下点苦功夫，他们就足以胜任这些事务。因为事物一旦停止存在，也就不再有人赞赏它们。君主专制和父母专制的不同仅在于管辖范围的大小和奴隶的多少。相同的性情导致了相同的不幸；不同之处就在于君主不管如何暴虐，大多时候不敢在众目睽睽、群情愕然的场面下，斗胆去做各种违背正义的荒唐事，而这类荒唐事在隐密的家中却时常受到纵容。一旦只有父亲的权威称霸于家中，就必定会频繁出现反复无常的禁令、有失公允的决定、不公平的分配，必定不会以实绩而是以想象来颁布奖赏，不以过错的轻重而以主事者的情绪来实施惩罚。至于为何一出戏恰巧仅限于五幕，笔者并不清楚有无作者解释过这个问题；不过，毫无疑问，并不是情节的特性或表演的得体才决定了有必要把一出戏分为五幕。一幕戏所展现的不过是戏剧中一段不容中断、必须完整进行的情节。最明显不过的是，在真正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中都不会不多不少有五个间断；英国的舞台实际上每天都在打破这个规则，但表面上仍在荒唐地遵守着它，这势必会产生不好的影响。就像眩光闪闪的金属片，浮华的风度，能迷惑众人；很少人会穿透这层帘幕。不过，世人普遍认同的是，很少人会因钱财富足或位居人上而成为好人；蕴藏于他们内心的力量在福运的阳光照耀下必然会不可遏制地膨胀起来，等它蓄积得越来越多,往往会酿成荒唐的事，而多不会结出良善的果。有千万种东西，我们一旦熟悉以后，就会发现它们几乎毫无价值，但在此之前总有一段时日，它们会占据着我们全部的想象。美洲弗吉尼亚地区有一位印第安王，欧洲人替他在门上安了把锁，他欣喜地发现用这把锁就能把他的臣民关在门外或请进屋里，于是他从早到晚尽在开锁关锁，忙得不亦乐乎。我们使用锁钥的历史要比美洲土著长很多，见到他们用锁钥玩乐自然要忍不住嘲笑他们；不过，笔者揣想，读者大概都会用这个故事来作自我反思，也许都会回想起自己也曾遇到过这类新奇的小玩意，也同样被它们一时迷住了心窍。自从学步的扶手索从我身上取下来的时候起，除女帽商、开叉裙裁缝和我身边的侍女说过我漂亮之外，我几乎就不曾听到有人提及我的美貌；我的母亲每当听到有人称赞我时，除了一句 “这闺女长得还行”就不会多说些什么；紧接着，她就会想方设法转移我的注意力，比如问我针线活做得如何，都读了哪些书等。苏格拉底穿过雅典的集市，望着满目的商店和买主，他不禁说道：“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不需缺的啊！ ”我们也许不如苏格拉底那般富有智慧，但走在伦敦的街头，无论何时我们心里都会有与他相同的感触；看到千万家商店里堆满了货品，却几乎说不出它们的用处，我们势必会认为这些东西毫无价值；也的确，很多用以维持家庭生计、聚敛财富的手艺，都属于微不足道、似嫌多余的类型；事实上，并没有相关经验可以证明这些手艺是有利于世人，值得鼓励的。所以，为每一门手艺找到主顾，为每一件产品找到买主的，是社会的风尚、人的好奇心或无度的欲望；世道已经发生了变化，一个人不具备高超的才能，无需努力作为，便能赚到面包，还能积累钱财；一个人即使技艺再拙劣，脑瓜再蠢笨，也不会缺乏勤奋工作的动力，因为只要辛勤不懈地劳动，他就不大会有缺衣少食的时候。我们见过很多人不过是向左邻右舍提供了用以吸烟的土制用具，却因为这样的贡献，地位得到抬升；不过，有些吸烟者较为讲究，认为吞云吐雾这种喜好过于粗俗，所以就有一些人把同样的材料磨成细粉，既能满足吸烟者的嗜好也不会让气味呛人，他们也因为这样的贡献受到礼遇；由此可见，即使是再卑贱的营生，我们都无需担心是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外。伦敦城里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免于整日无所事事，不会有缺衣少食的危险，不仅是因为他们有这些流行时尚的细碎活儿可以做，而且他们还可以从事千万种未被人注意的、转瞬即逝的行当。人与人千差万别，品味多如牛毛，处境也是各式各样，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件东西只要有人想要，我们绝不能说它是多余的，只要有人非买不可，我们绝不能说它是普通的。东西之所以毫无用处，是因为它不得其主，所以凡被一人所弃的必会被另一人所拾起；一部分人抛弃的废品，常常成为下层民众用于度日的物资。懒散者的愿望，借别人的劳作少有不能得到满足的时候。人对幸福的感受往往与他对幸福的理解成正比；但人往往就是如此愚蠢可笑，只有以不幸福的体验为参照才能理解幸福；假若我们长久生活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享受着城镇的种种便利，必然会想不到还有一些地方人的欲望是无法用钱来满足的。为了对这种人为营造的富足有客观的认识，我们就有必要在偏远的属地或者英伦岛人烟稀少的地区生活一段时间；在这些地方所有人都不得不学会运用多门手艺，都要费尽不少劳力才能让大自然的物产符合人类的使用目的；普通的器具丢失或者出了瑕疵，他们很长时间内都无能为力，只好暂时用笨拙不便的器具来替代它们，他们要攥着钱到处转悠，才能找到那些把想买的东西卖给自己的人；我们若是了解这些情况，就会知道如何恰当地评价大城市生活的安逸与富足。然而，人们依然得不到美满的幸福，在大城市里需求很容易得到满足，新的需求也同样容易被制造出来；任何人在伦敦的商店里走一圈，都会看到不计其数的便利器具，还没见过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从来不觉得自己会有这样的需求；习惯使用这些东西以后，他却不禁感叹没有了它们生活可怎么过。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我们手里已有的东西愈多，心里的欲望就愈大；我们一旦知道什么事物是自己尚未享有的，享受眼前美好事物的兴致总会大打折扣。我们习惯了蕴含精妙原理和精巧设计的用具，很快就不再相信自己那些生来就有、无需外助的本领，就会忘记我们真正需要的东西少之又少，能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其实十分简单。在使用人工器械的时候，我们与生俱来的本领会获得怎样的提升，又将受到怎样的损害，这是值得哲人思考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于协助他人并接受他人的协助，所以靠自己能做成的事可以说少之又少；不管我们的生活方式多么有限，大多数人都在享受来自千万名工匠的劳动成果。当他被暴风雨困在棚屋中，因饥饿躺着奄奄一息的时候，我们绝不能说他的结局要比文明人更幸福，因为文明人凭借技艺能使自己免受无常的摆布，能在今年为明年的生活做准备。自由对于充分展现一个民族显著的个性当然必不可少，然而，我们发现不管是在寡头政府还是民主政府统治下，不管是在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国家，这种自由都是大同小异。在公共马车中乘客大多素不相识，而且从不指望旅程结束后还能再次相遇；由此可以想见，所有乘客大都不太在意别人是如何猜测自己的种种。不过，正因为如此，又加上自认为不会有被人侦破的危险，他们个个都装出平日里最想装出的模样；从来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场合，能让他们堂而皇之、肆无忌惮地表现自己是多么高人一等。我们常把自己假扮成一个大人物，但往往扮演一天就得结束；我们通过凭空捏造出一些东西去获取虚荣，但是将虚荣献给我们的人一旦不在了，它也就必然化为泡影 ；如此种种，在我看来，实在是愚不可及的行为。哥伦布得到费德南国王的资助后，开始踏上发现新半球的征途，随行的船员对他们的首领并无多少信心，从不指望能抵达新的海岸；在茫茫的大海上寻找多日以后，他们全体发动叛变，要求哥伦布返航。哥伦布想方设法安慰他们，要他们答应沿着既定的路线再走上三天；就在第三天傍晚，他们远远看到了陆地，假如烦躁的船员不答应将行程延长数十个小时的请求，哥伦布最后的命运恐怕只有一种：返回国中的时候人们将给他扣上狂妄自大的臭名，指责他利用国王的轻信浪费钱财，连命也不顾要找到那子虚乌有之地。那些最初反对他提议的人，这时将会怎样为自己敏锐的先见欢呼雀跃？后人除了说及他曾炼出 “金液” 和锻出可塑的玻璃，还会在何时提及他的名字？ 俄国的沙皇倒是在自己管辖的领地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不断挖河道，建造城市，玩得不亦乐乎，却让自己的臣民无粮可吃活活饿死，把各个民族从领土的一端迁移到另一端，从不哀怜死在迁徙途中千千万万的百姓；但他最后达到了目的，他的国家开始有震慑他国的实力，凭着得来的盛名，他本人几乎被当作神仙来崇拜。善于尝试之人所做成的事，通常要多于行事从未偏离寻常轨道之人；化学领域诸多宝贵的铺垫工作，都来自人们寻求灵丹妙药而无果的失败经历；我们应当鼓励那些致力于扩展人类技艺能力的人士，因为他们常常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成功，而且即使他们事未竟成，世人也能从他们的失败中受益。我们见到周围所有人都忙于追逐虚幻的利益，便也开始追逐同样的东西，生怕给别人占去了风头。他们当中有的人为盖一所宅子几乎花光了留给子孙的钱，可盖好的时候却从不想入住；有人为了看风景不惜把大山铲平，却只观赏了一次就再也不想观赏；有人忙于描画天花板，雕刻下壁板，在房间里摆满了名贵的家具，目的只是为了不让邻家的房子看起来比自己更富丽堂皇。笔者倒不至于与现实生活脱节，教导人们说华美精致的东西是不值得要的；但如果深入分析人们将这些东西奉若至宝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世人主要当它们是财富的证明。因此，最能反映人的堕落心智的，莫过于在囊中羞涩之际却以铺张门面为乐事，或者有心装穷，让陌生人误把我们当作富人。偏信某种学说的人并不总是有机会去检视自己所尊奉的权威，所以容易被权威所诱导；他们身陷真理和谬误相互交缠的复杂体系当中，竭力想去讨论那些因自身天性所限无法理解的议题。我们深知光阴一旦流走，便不可逆转，失去的时光，就只能永远地任其失去。所以，在一个人所拥有的财产中，时间是最不应受到侵犯的；不过，虽然它属于个体的权利，但世界上大概所有人都会认为自己是有权浪费别人的时间的。任何人，不管是凭地位还是靠本事赢得世人的瞩目，势必要在很大程度上屈从于周围人的利益或脾性。人们只要感到百无聊赖，就会飞向他寻求慰藉；只要想开口说话，就会要求他细心聆听；只要想听人说话，就会希望他侃侃而谈。一个时辰接着一个时辰，中午接着上午，晚上又接着中午，成千上万的事情强行分散他的注意力；他一见这些事情出现于眼前，本想立即置之不理，但考虑到人情世故，又要假装关注来应对它们。对群体而言，暴乱好比是发高烧，腐化好比是组织坏死，而懒散则是器官萎缩。身体也好,社会也罢，只要消耗多于吸收,必然就会逐渐衰亡；任何个人，在需要社会的喂养时候停止劳动，就等于使公共财富遭受了损失。因此，无论是谁，只要把他囚禁在黑监狱里无所事事，对国家而言就意味着是一种损失，对债主而言也并不是一件好事。借贷的动机便是对利益的预期。只要一个人所匮乏的另一个人能提供，贸易往来就永远不会停止；只要借贷业务有利可赚，它就永远不会被人拒绝。一个人将钱借与自己要打算起诉的那个人，这属于触犯法律的信托行为；如此别有用心的交易应当立即停止，没有原因可以表明为何更改一项法律就一定会损害其他法律。我们确实也见过一些人所树立的友谊典范，他们至死不渝地忠诚于最初选择的朋友，他们的友爱经历了无数次命运的波折，经受了无数次观点的冲突，却依然能高居于一切之上。狱中生活的悲苦也仅是牢狱受刑的弊害的一半；牢狱中充满了贫穷和邪恶相互作用产生的腐化心灵的戾气；因为受尽屈辱而不免厚颜无耻，因为物资匮乏而不免心中狂躁，因为陷入绝望而不免心生歹意，由此产生的可耻和放荡行径比比皆是。乔叟通常被视作英国的诗歌之父。接着他转身对跟在身边的人说道：“我的孩子们，我常听年岁很高、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过去我们的祖先可是这些森林、草场和湖泊真正的主人，凡双眼能望到的地方，双脚能走到的地方，全都属于我们。他们在此打鱼捕猎，尽情吃喝跳舞，累了便找一处灌木丛躺下，没有危险，心里也不害怕。随着季节的转换，他们为了过上方便的生活，或者为了顺从好奇心的召唤，常常更换自己居住的地方；有时他们采撷山里的野果，有时划着轻舟沿河岸一路嬉闹。”历史实例或大事凭借真实性留给人深刻的印象；但是当它们储存在人们的记忆中以后，人们运用它们，更经常是为了炫耀而非实际的用处，是为了使谈话丰富多彩而非束身修行。很少有人会有机会亲临政客下台或将军落败的场面，并因此变得更有智慧。大多数人阅读关乎战争谋略和宫廷阴谋的史实时，常会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似乎那些不过是神话英雄的冒险闯荡，或者是发生于天界仙乡的巨变。谬误和无用的真理几乎没什么两样。一个人手里有黄金却无法花掉，就好比一个人有知识却无法运用，前者算不上富人，后者也谈不上是智者。一个人如果能在自己的后半生严厉地责问自己这辈子都做成了什么，十有八九他无法从自己的内心得到一个满意的答案。人类很不情愿放弃关于人天性尊贵的观念，也不愿意相信一个人所做的很有限，不过是因为每个人都只是微不足道的个体。他更满足于相信自己缺少努力而非缺乏能力，他宁可承认是自我意志受腐化，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天生蠢笨。人类中有一部分人天生有了解他人的情感、风尚和生活状况的好奇心；每个人只要有闲暇或能力扩展自己的视野，他们势必就想知道造物主是依照什么比例，把自然的恩赐和技艺的优势分派给世界上不同的民族。为何他非要记录那些毫无学习价值的旅行见闻不可？他和大多数人一样缺乏天赋的才能，无法获得渊博的学识，却为何非要卖弄自己的学问不可？这类作家让这个世间堆满了他们的旅行日记，其中有些人记日记仅是为了描述一个地方的表面景象；很多读者闲坐于家中，却好奇想知道远处所发生或遭遇的事，通过某位这样的旅行家，他们得知有一天他与同队的人很早就出发，行走了一个小时后，看到南边有一座满是树木的小山，接着他踱过了一条小溪，溪水往北匆匆流去，到了夏季也许就会干涸；一个时辰以后，他远远看到右方似乎有一座塔楼耸立的城堡，接着却发现那只是危崖上的一块巨石；然后他走进溪谷里，看到几株茂密的参天大树，向这些大树供给水分的是近旁的一条溪流，溪流并未在地图上标出，所以说不上它的名字；之后的路就变得尽是石头，整个乡间也都变得凹凸不平，在丘陵之间他看到很多被湍流冲出的小山谷，别人告诉他一年之中这条路只有某段时间才能过得去；再往前走去，他发现一栋建筑物的遗址，过去可能是一座堡垒，用以守住通道或防止强盗入侵，现如今当地的居民就只会告诉你城堡里住着妖魔鬼怪；他们一行人在一块巨石下吃午饭，接下来的半天就沿着与大路分道扬镰的河岸一直走，到傍晚的时候在视线中出现了一座村庄，这座村庄曾经是繁荣的小镇，如今既没给他们提供味美的食物，也没提供宽敞的住处。就这样他带着读者走过了湿滑和干裂的土地，走过了崎岖和平坦的道路，没发生任何事"也没有深刻的思考；如果他能请得动读者再陪他一日，等那晚他又把读者打发走的时候，恐怕让他们劳累一天的，也还是这绵延不绝的巨石、溪流、大山和废墟吧。这便是从事游记写作的人的典型作风，他们踏访荒芜的乡间，行走于孤寂凄凉的风景之间，经过一处荒漠便说那里满是沙，穿过一处山谷便说那里满是绿。还有一些人的情感就更细腻一些，他们只踏访优美雅致之地；他们徜徉于意大利的宫殿，罗列殿中的油画来取悦风雅的读者；他们在雄伟的教堂听弥撒，细数两旁的柱子，细说走道如何色彩斑驳。也有一些人看不起细碎的东西，只摘抄一些文字精美或粗糙的碑铭，古今都有，并在自己的书中记下每一栋教堂或民宅的墙壁。读这些书的人就只好把阅读当作阅读本身的回报，因为在这些书里找不到任何可令人目不转睛或者可牢记于心的东西。凡抱着愉悦他人的目的而去旅行的人应当铭记在心：他们主要观察的对象应是世人的生活。每个民族在制造品、文艺作品、医药、农业、习俗和智慧方面都有自己独到之处。只有一类旅行家才真正有益于社会，他们把可惠益本国的东西带回国内，以满足生活的匮乏或者减轻事物的弊害，这样读者就能够把自我的处境与别国相比较，若是不如别国就会尽力改善它，若是好于别国就真心享受它。他们总愿意相信凡当代人没给他的东西，后代人都会如数给他，而且还自鸣得意地说当代人出于妒羡而未给予他应有的重视，而时间迟早会赐予他这一切。有些人似乎不分东西好坏，只要存在的历史悠久，便无比喜爱，却从来没有想过有些东西是“时间”与 “机缘”联手造就的；也许我们所有人都有点厚古薄今的倾向；我们的心智透过岁月的帘幕凝望古时的天才，就如同双眼透过毛玻璃瞻仰天上的太阳。人们知道得最久的东西，也是他们最常思量的；他们最常思量的东西，也是他们体悟最深的。古代有专门教授雄辩术的学园，据说学生去学园愈是勤快，以后愈不能适应外面的世界，因为在学园里他找不到一样将来会在其他地方遇见的事物。我们可以用学园这个比喻来形容其他剧作家。在他们所导演的戏台上，充斥的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人物，他们用我们闻所未闻的语言来交谈，谈论的是人事往来绝不会出现的话题。然而，莎士比亚的对白显然由情节而生，通常受它支配，他的对白十分简洁流畅，看上去没有半点虚构的痕迹，如同是从日常对话和日常事件中精挑细选才得来的。他知道古罗马像其他所有城市一样，充满了形形色色的人；缺一个小丑的角色，他去一趟元老院就可以，那里绝对少不了他想要的人物。他有意要把篡位弑君的人描写得不仅面目可憎，而且龌龊不堪，所以又给人物加了一个嗜酒的品性，他知道国君和其他人一样也好杯中物，同样难逃酒精所挥发的效力。前面所说的那些批评者胸无丘壑，尽在吹毛求疵；地域和环境的差别并不关乎本质，诗人对此有所失察，就好比是画家满意笔下人物的神貌，对衣饰却不在意。文雅的人总喜爱新潮的味道，新颖的样式，而有学识的人总喜欢脱离约定俗成的语言形式，希望能寻见或创造更好的形式；追求卓异的人在理当使用平民语言的时候，却放弃使用平民的语言；不过，其实还存在一种既超越粗俗，又不至于文雅，相对得体适当的语言交流，莎士比亚正是从中搜罗自己的喜剧对话。悲剧的愉悦性，就在于我们意识到了它的虚构性；如果我们认为谋杀和背叛都是真实的，它们就不会再愉悦我们：摹仿能带来痛苦或欢乐，并不是因为人们把它误当作现实，而是因为它让我们想起了现实。当一幅风景油画愉悦我们的想象的时候，我们并不会认为画里的树木能带给我们清荫，喷泉能带给我们清凉；我们所想的是有这样的泉水在身旁喷涌，有这样的树木在头顶摇曳，该是多么舒心。而一出戏最大的优点在于能描摹自然，教导生活。我们看世间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变老，并在某个时候死去，这么多世纪过去了，依然如此，我们不由要嘲笑那些承诺可保人活至千岁的仙药；同样应当受人嘲笑的，是一类辞典编纂者，他们明知拿不出某个民族保持语言万年不变的先例，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的辞典可以给本族的语言抹上香膏，使它不会腐烂衰亡，自己有能力改变世道人心，消除世人的愚蠢、虚荣与造作。商贸尽管不可或缺，尽管能获利，但它在败坏风尚的同时，也会败坏语言；本地的人与外乡人接触频繁，常要想方设法迁就他们，最后必然学会一门糅杂的方言，地中海和印度海沿岸的贸易商用来交流的行话，就是其中一种。长时间保持稳定、不发生变化的语言，一般出现在刚摆脱蒙昧却又离蒙昧不远，与外世隔绝，只能一心觅衣求食的民族中；他们没有书，或像某些信仰穆罕默德的民族，只有很少的书；他们忙于生存，不通文化，只有少数词汇供日常表达的需要，因此有可能长时间用同样的符号来表示同样的观念。不过，在一个用艺术修饰自身、存在阶级统治的民族中，一群体的生活靠另一群体的劳动来供给和支持，他们的语言很难保持不变。他们当中有些人有很多思考的闲暇，总在不断扩大思想观念的储量，每一次真知识或假知识的增加，都会产生新的词语或者新的词语组合。当人的心智从基本需求中解脱出来后，就必然会去追求生活的便利；当它在“冥想”的野地中自由徜徉的时候，就必然会推动世人观念的转变。大凡一种习俗废止以后，用以表达它的语汇也会一起消失；大凡一种观念广为流行以后，它就会更新人的语言，如同它会改变人的行为一样。一个人长期修习一门外语，会发现自己的记忆被它的词汇和搭配所包围；草率与疏忽、文雅与造作都会导致外语词汇和异域表达的强行闯入。本人大部分的生命都已浪费在疾病的重压下，消磨在琐事中，消耗在养家糊口的工作中；不过，只要本人的辛劳能协助异国的人和未来的人亲近知识的传播者，理解真理的传授者，只要本人的成果能为知识的宝库亮一盏明灯，为培根、胡克,弥尔顿和波义耳增添知名度，笔者就不认为自己的努力一无所用或卑不足道。世界上最古老的建筑物金字塔就被认为是巨型的墓碑，埃及人因自大或为感恩，想通过建造金字塔这种既劳民又伤财的方式保存后人对自己的记忆或者自己对恩主的记忆；在同样心理的强烈推动下，世上的人们势必很难忽略那些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却更简便易行的方法。“天性”和 “理性”为每个民族都下达了指令：保存良善的行为使其不被遗忘，既关乎人类的利益，也是人类应行的义务；所以，我们发现没有哪个深知舞文弄墨的民族不懂得使用铭刻在碑石上的颂词来美化本族英雄和智者的坟墓。一个人如果把自己的国家从压迫下解救出来或使世人摆脱了无知和错谬，他只能激发极少数的人去效仿他的行为；但是如果他身陷贫困却拒绝诱惑，不屑于以美德为代价使自己脱离困苦，他就可能成为众人的榜样，鼓舞他们坚定决心，矢志不渝。左茜玛在世时只让自己的躯体受奴役，如今发现自己的躯体也已得到解放。纪律会在一个人的心中烙下畏惧的印记，让他觉得所有的危险都不会比受罚更恐怖；相信长官的智谋或好运会促使士兵盲目地追随他，去从事极其危险的活动。当一个人并不从其他人身上寻求庇护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成为自我的保护者；没有什么会降低他对自我的尊重，他自然就渴望赢得他人的尊重。也因此，每个走在我们大街上的人都是有尊严的，他们蔑视强加于自身的义务，无法容忍别人的责难，渴盼能在同阶层人中传扬自己的名声 ；由于勇气是最常需要展示的品质，他们都极其迫切地追求勇士的美名。法国人认为他们在美洲有如此势力，是因为他们的武器名扬天下，有此声名，他们自然常会保持惯有的优势，除此之外他们并不具有其他长处或者享有天时地利。他们的人数目前并不多；贸易量虽然日有增长，却并不庞大；他们的聚居处土地贫瘠；营垒虽然数目众多，却不够牢固，只能作躲避野兽和野人之用，而无法抵挡炮弹的袭击。我们已经发现布列敦角并不是固若金汤，而且，如果考虑北美的土地是由英法两国共同主宰，就会发现其实法国根本没有理由胆敢骚扰我们的领地，他们有此举动，不过是觉得我们士气低落，不敢率兵抵抗；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忍气吞声，很容易就让他们坚定了这样的看法。法国人好比是人的身体，只听从一个头的指挥。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一致使用同样的手段来追求同样的利益。他们所听命的总督是由专制君主任命，并分享有君主的权威。所以，他们无需争议就能制定好计划，并毫无阻力地将其付诸行动。他们有志于武功，却不太热心于商贸，而且很少会让军事谋划与相关的商业谋利交缠在一起；他们除了征讨敌人别无他愿，自认为征讨的结果便是财富滚滚而来。它们哭闹着想要自由，像丧失了理智一般，“真理”给了他们自由身，他们依然反抗不从，他们哭喊自由的时候，其实说的是要放纵，殊不知热爱自由的人必须先有智慧和良善。—— 弥尔顿《十四行诗第十二首》(9-12)人民是个鱼龙混杂的群体，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智者也有愚民，既有善人也有恶棍。一个向人民示好的人，我们颁给他爱国者的头衔之前，应当看看他所在意的是人民中的哪部分。有俗谚说得好，纵是虚伪者，亦可察其友而知其人。如果一位“爱国者”竭力向上层人灌输正确的观念，用自身的影响规范下层人的言行，如果他所结交的主要是有智慧、有节制、有规矩、有道德的人，他对人民的爱才是理性和真诚的。但是，如果他首先或主要关注的是容易被煽风点火的穷困暴民，多疑善猜的软弱之人，容易被引入歧途的无知之人，一心盼着要作恶搅局的浪荡之徒，我们就不能再由他吹嘘对人民的爱。一个人如果明知自己的努力无法见成效，却承诺自己会全力以赴，他其实只是想用空幻的热情和空洞的叫嚣来欺骗追随自己的人。如今有一些人总会捏造些害人的事端来欺骗轻信的人，说些虚妄得吓人的话来吓唬脆弱的人，他们诉诸于无知之人的判断力，讨好卑鄙之徒的虚荣心，诽谤诚实的人,辱骂高尚的人,以此为手段，他们在四周聚集了一大帮英王国所能出产的卑贱、粗鄙和放荡的恶徒，并 “凭借 ’真价值’登上了邪恶的宝座”僭取了爱国者的名号；将来举国的人都将会从骗人的幻象中惊醒过来，同仇敌忤地与这些人抗争到底，我以为这并非什么奢侈的愿望。如果异国的风俗恰巧与我们相似，它必定会让我们感到欢喜，因为人都有自重自爱的心理，我们发现世间的人不约而同持有与自己相近的看法，就必然觉得十分欢喜。这两种喜悦的心理，前者更为强烈，后者更为持久；前者包含的冲动多于理性，难以解释或定义，而后者植根于判断力与反思之中，与人的大多数激情显然有共通的基础。汉韦先生一开笔就驳斥这种流行的观点：武夷茶和绿茶是同一种灌木的叶子，在一年中不同的时段采摘。他认为它们长自不同的灌木。绿茶是在干燥季节中采摘，然后放在铜盘上用火烘干，卷曲。中国人很少喝绿茶，认为绿茶有碍于消化，并能引发热病。要弄清绿茶如何产生这些效果并不容易；如果想想同样也有很多关于英国植物的偏见在国人当中流传，我们就不会太在意中国老百姓这些并不被经验所证实的说法。中国人喝茶，一般会泡得很浓，而且只用茶叶中更易泡出茶水的部分；不过，这样一来每次用茶量必然就很大，可作者却认为——也许就是因为他偏好这样认为—— 英国人和荷兰人所消耗的茶叶要超过那个庞大帝国的所有居民。中国人喝茶，时常会配点酸点心，却很少会加糖；我们的作者大概是看本国的东西没什么顺眼的，竟也推荐国人这样喝茶。笔者认为这是因为茶叶的缘故，当然倒不是说茶叶具有草药的特征，而是说茶叶可以诱使船员多喝水，大幅度稀释他们胃中含盐的食物，甚至可以使他们戒掉潘趣酒或其他烈酒。绿茶用开水,泡成浓汤，算是一种催吐剂；而且我听说在中国就是这么用的，拿茶去煎煮就能给病人催吐；但是，如果长期饮用的话，很多人都不会有这个反应。用开水冲泡茶叶，浸泡得时间久一些，使粗糙的颗粒释放出来，这样的茶水能让人的肠胃痉挛；即使用一般的方式泡茶，对一些体质特殊的人也会产生这样的效果，就像我前面根据自身经历跟你说的。笔者并不打算显得斤斤计较，所以只能欣然承认，茶的确是不适合下层民众的饮品，因为茶水不能令劳动者增添气力，缓解人的病痛，只能满足人的口舌，而不能强健人的身体。一些人的生活几乎是食不裹腹，衣不蔽体，还有一些人缺乏谨慎自控的习惯，所以茶叶对他们而言算是无益多余的东西。茶叶比较合适的用途是作为懒散者自我娱乐，用功者自我放松的饮品，作为那些平时不锻练，也不知节食的人配饭食用的饮品。不可否认，饮茶这种乏味的休闲活动确实会消耗时间；很多人都在茶桌上虚掷了那些本可以用得更好的时间；但是从坐在茶桌上浪费时间，似乎并不可以得出会损害国家利益的结论，因为笔者并不知道有什么工作是因为缺乏人手而没有完成。我们的产量有限，并不必然与生产有关，而可能与销量有关。蒲柏的记忆力据说十分强大、准确，有此相助，他的才智如虎添翼。凡他听过和读过的东西，都不会轻易忘记；他面前不仅有经过自己的思考得来的想法，还包括从其他作家身上发现、可稍作改造用以满足当前写作的思想。据传，维吉尔习惯在上午把众多的诗句尽数倾倒出来，当日剩下的时间就用以删改华而不实的词句，修改言不尽义的表达。至于蒲柏作诗的方法，可从他的翻译过程略知一二；蒲柏一般是一有想法就形诸文字，而后逐渐将其扩展，点缀，修正并提炼。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从不急于发表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他的东西都要经自己的手审查两年，才会送去印刷出版；不过，至少能肯定的是，他的东西未经细致检查，绝不会冒然发表。他总会让纷乱的想象先沉静下去，让新颖的虚构变熟悉起来。他知道人的心智总是迷恋自己的作品，所以他从不轻易相信最初的好感。他向朋友求问，非常乐于倾听他们的评判，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会向自己求问，从不让任何东西与自己的判断相抵触。德莱顿更了解普遍的人性，而蒲柏更了解局地的人文。德莱顿的观念形成于宏阔的思考，而蒲柏的观念形成于精细的观想。德莱顿的学识更见高明，而蒲柏的学识更见准确。

《1924玛丽安·摩尔诗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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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杉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致一只荣耀的鸟你对我很适合，可以让我笑起来，你不会被谷糠蒙蔽双眼虽然每一阵风都把麦芒从干草垛那边吹过来。你懂得思考，并畅所欲言，你有着大力士参孙的骄傲，说话带有严酷的终结性；没有谁敢命令你住口。天生骄傲，不羁，你这只巨鸟。没有谷仓会让你显得荒谬；你大胆的爪子正坚定地抗拒着失败。致战略家你卓越的犹太人，你光亮而怪异的变色龙，你为一个破旧的栅栏镀金。他们懂得你布满沟壑而丰富多彩的头脑，他们羡慕你的杰出，但说你冷酷！不过偏见何时曾兴高采烈地握住一个微妙的东西——一只蜥蜴在手中？对于依赖优越想象力的感知来说，可靠的感觉是禁忌品。诗（1924）我也不喜欢它：有些事情远比这玩意儿重要。然而，要阅读它，十分不屑地去阅读，你会发现，它里面毕竟，有真实之处。可以握住的手，可以睁大的眼睛，如有需要的话可以竖起的头发，这些东西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一种夸张的适用于它们的解释，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义；当它们有太多派生含义，就会变得晦涩难懂，这一点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我们不会欣赏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蝙蝠倒挂或追逐可食之物，大象推推挤挤，野马原地打转，不知疲倦的狼在树下，无动于衷隔靴搔痒的评论家，一匹感觉到身上有跳蚤的马，棒球迷，统计学家——或者徒劳地歧视“商业文件和教科书”；这些现象都很重要。但一定要区分开：半吊子诗人刻意显摆的，其实不是诗，除非我们中间的诗人有可能是“想象力的崇拜者”——只有超越了傲慢，超越琐碎，并且能展示出来接受检验，想象的花园里有真实的蟾蜍，才算有了诗。与此同时，如果你能既要求，诗的原材料各方面都绝对新鲜，又要求它们是真实的，这时你才算是对诗有了兴趣。诗（1925）我也，不喜欢它：有些事情远比这玩意儿重要。蝙蝠倒挂，大象推推挤挤，不知疲倦的狼，在树下，棒球迷，统计学家——“商业文件和教科书”——这些现象都令人愉悦，但是当它们时髦到无法看懂时，我们就无法感兴趣。也许对我们所有人都这样，我们不欣赏看不懂的东西；谜语不是诗。像芦苇或者航标，或者月亮，他曾注视自己在水里的形象被风损毁；那时他没有让它们感觉到，他与水中的任何其他居民，有什么不同；他就像一只穿着鸟和蛇的外衣的海豹；仿佛他知道企鹅不是鱼，仿佛在它们蝙蝠式的盲目中，没有意识到他是两栖的。增援通往经验之道的门廊不需要被拔高到史诗般的壮丽。他们带着这样的理念去工作，像一群鱼穿过静水——等待改变航程，等待放弃行动的念头，直到被迫这样。希腊人的声音在我们耳边响起，但此情此景下，这些话徒劳无效。意图的脉搏不是为了让人看见它才跳动的，道德机器没有标注，但时间的未来，由意志力决定。唯有玫瑰你似乎没有意识到美是种风险，而不是资产——精神创造形式，为此我们有理由假设，你必定有头脑。对你而言，个体的象征物既坚硬又尖锐，你因为意识到天生的优势而卓尔不群，喜欢事事自立，喜欢野心勃勃的文明可能产生的任何东西：对你而言，独立地、试图通过纯粹的矜持，去驳斥通过观察对你所做的假设，毫无必要。你无法让我们认为你是一个愉快的偶然。但是玫瑰，如果你卓越，并不是因为你的花瓣超越一切、不可或缺，如果没有刺，你看上去什么都不像，仅仅是一个怪物。它们不防虫，不防风火水土，不防霉菌，而掠取之手呢？没有协作何谈卓越？且守护你极微小的思想碎片，并强迫观众接受这种观点：与其被粗暴地记住，不如被遗忘，刺是你最好的部分。黑土地开阔，是的，带着河马或者鳄鱼的天性爬到河堤上去体验阳光，我做这些我常做的事情，这些不讨好任何人只让我自己欢喜的事情。此刻我呼吸，此刻我淹没于水，污点凸起，呐喊，被看见的物体就是一种新生；我应该说相反的话吗？河流的淤泥在我的关节上裹了一层泥皮，让我看起来很灰暗，但我已经习惯了，它们可能会滞留在此；也可能自我清除而我就是早已被清除过的自己，因为环境的绿锈，只会丰富一开始就在这里的物体。我居住于其间的，这大象的皮肤，长出纤维，像椰子的外壳，这块黑色的玻璃，没有光可以穿透或漏出——切成黑白相间的方格，习惯性地因无力抵抗的体验而情不自禁——这是一种手工劳作，关于沾满花生的舌头和毛茸茸的趾。黑色而美丽的，我的背载满了权力的历史。权力的？什么是强有力的，什么不是？我的灵魂永远不会被一根木制长矛戳进去。穿过童年来到现在，生与死一体，已被圆周表达，被我的肢体描述；尽管如此，我仍然觉得那些力量聚集令人费解；我保持戒备，外表镇静，它已将它的中心培植好——我们知道在哪里——骄傲地，但精神上平静地质问，它的中心在哪里？我的耳朵敏感到可以捕捉其他声音，不仅仅是风。我看见我听见，不像那木棍般的躯体，人们于其中听到了太多，可它们自己却看而不见，听而不见，而树干无根，习惯于对着自己，叫喊出自己的想法，像一只贝壳，因莫名的空气压力而被保存完整；而珊瑚植物的精神手足，被吸收进去，平和的蓝宝石光变成一片模糊的绿色。每一个自我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自我，一种为自己设定限制的烦躁的言说；大象是什么？黑土地被一个卷须引领？这样一来，以上构成，与那种现象有关，像空气一样半透明——仅仅是表层——在那之上玩飞镖，不可能第一次投掷就中，一种物质被需要，如同物质不灭的一个例证；它看了一眼电，看了一眼地——地震，地仍然还在这里；这个名字意味着厚。那么对于那些看不到无端的美丽元素的人深度会深，厚皮会厚吗？激进锥体尖细到一定程度，就会守住一切，这棵胡萝卜命中注定长得厚实。世界不过是一种境遇，它要走过一片破玉米地。它具有野心和想象力、赘生物、营养素，一切东西都挤在它内部，互相交战，纤维孕育出垄断——一个尾巴状的、楔形引擎，具有膨胀的秘密，融合了强烈的热量和夕阳的颜色并且僵硬。对于那个戴草帽、站着不动、回头看它的人而言，它仿佛在说，相比之下，我最幸福的时刻等于葬礼时的哀伤，生存的境遇早已注定为当奴隶简单，想要自由却艰难。至于这个胡萝卜呢？解雇农业知识吧；它对稻草人说：无法被强迫的，也无法被阻止。原色年代不是亚当夏娃年代，而是亚当单身时；没有尘烟，色彩无损，没有早期艺术文明的雕琢，仅仅因原创而美，不经任何修饰，仅仅是薄雾上升，倾斜是垂直的一种变化，显而易见，浅而容易说明：现在好景不再；霓虹灯不再有保持其条纹的蓝红黄波段：它也是许多难以读出的复杂事物之一；复杂不是犯罪，除非它到了隐晦的地步，万事不再简单。而且故弄玄虚，一直忠实于黑暗，却不承认自己是瘟疫，瘟疫到处走动，以令人沮丧的谬误使人困惑——坚持是成功的衡量标准而真理必须是黑暗的。诡辩，世故仿佛一直——是原始真理的对立面“部分在爬行，部分即将爬行，其余的在洞穴里无精打采。”短腿的，断断续续的进步，嘀哩咕噜，以及所有细节——我们有经典的多韵脚。要看为了什么目的！真理不是阿波罗大理石雕塑，不是有形的物体。如果它乐意，波浪就可能会淹没它。当它开口时，它就还在：“波浪过去之后我还会在原处。”彼得强悍而光滑，为午夜草地聚会而生，面对四只猫，他以睡觉打发时间——他前腿上第一只分开的爪子，相当于收敛的拇指；每只眼睛上方的小簇叶子或蚱蜢腿，依然一组组整齐排列着；鱼骨通常挂在他嘴巴四周，下垂或上升，如豪猪毛般整齐——一动不动。他让自己随地心引力萎靡下去，仿佛是一片海藻，因暴露在阳光下而被驯服，消弱，伸展时就会被迫躺着不动。睡眠是幻觉的结果，他幻想着每个物体必须这样，而且可以让自己这样；睡眠——在他以及普通人看来是生命终结的缩影。在他身上示范那位女士怎样抓住了危险的南方蛇，在它没有攻击力的脖子两侧放一根木叉；不需要惊动它，李子干形状的头和鳄鱼般的眼睛可不是玩笑的玩伴。举起来摆动，他可能会像鳗鱼一样垂悬，或者把他放在前臂上，像一只老鼠；他的眼睛被一根针那么细的瞳孔分成两半，被展示时闪烁着，然后掩盖起来。可能吗？我会说可能如此；当他在梦里被打败时，——比如与大自然作对，或与猫打斗——我们都知道的。深沉睡眠对他而言不是一个经常性的幻觉。以青蛙的精准，跳来跳去，抓在手里时发出惊叫声，他再次成为他自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坐在家用圈椅上，是无意义的——人类才会那样。虚伪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允许选择自己的职业，放弃铁钉、不倒翁，当他不再有兴趣在旁边的杂志上抓出划痕时。他本可以说话，但却不讲理地什么也不说。那又怎样呢？坦率时，在场本身就是一种赞美。显然他可以看到自然性的美德，有些人不把公布出来的事实当作投降，他就是那一类。至于经久不变的喜欢冒犯的性格，有爪子的动物都想拥有，以便使用爪子；鳗鱼般的躯体延伸到尾部，并不是一个意外。去跳跃，去向外延伸，分割空气——去窃取，去追求。去吓唬母鸡：飞越篱笆，走错路——在气急败坏中——这就是生活；做得少也无所谓，只不过是不诚实。挑选与选择文学是一种生命表征：假如害怕它，情形就不可逆转；假如以通常的方式接近它，那么对它的见解便毫无价值。只有真实的语言才会有效；朦胧的暗示——冒充向上飞行——什么也成就不了。为什么会有如下事实：萧伯纳在情绪方面自我意识太强，但其他方面令人满意？詹姆斯只不过如别人描述的那样，假如去深刻体会的话？并不是杰出小说家哈代和诗人哈代，而是一个“以情绪为媒介来解释生活”的人。如果批评家必须发表意见，他应该被允许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戈登·克雷格常说“这是我”，“这是我的”，以他的三位智者的口吻，用他的“悲哀的法国蔬菜”，用他的中国樱桃——戈登·克雷格如此有倾向性，不知廉耻——已将作为一个好批评家的戒律，推到最后的极限；伯克是一个心理学家——尖锐，具有浣熊般的好奇心。无比勤奋；对骗术来说，这种叫法如此有趣——非常年轻，非常贸然冲动，恺撒越过了阿尔卑斯山“勤奋的顶点”。我们对这个意义并非愚昧不知，但这种对错误含义的亲切感，令人困惑。蜂虫，没有接电的蜡烛。小狗，穿过草坪，咬着亚麻布说你身体里有一只獾——记住色诺芬；只有最基本的行为才足以让我们找到线索；“狂吠几声”，几条“强硬的皱纹”皱起耳朵之间的皮肤，这些就是我们所要求的全部。坟男人望着海，挡住了他人视线，他人也有权像你一样看海，站在事物中间是人的本性，但你不能站在一个人与海的中间；大海没有什么可给予你的，除了一个挖掘好的坟。冷杉排列成一行，每一棵树上都有一只翡翠火鸡脚站在树梢，外表保守，沉默不语；然而，克制不是大海最显著的特征；大海是一个收藏家，迅速回馈一副贪婪的模样。除你之外，其他人也戴着这种外观——他们的表情不再是反抗；鱼不再去勘察他们因为他们尸骨无存：人们撒下网，也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亵渎一座坟，他们快速划开——桨的叶片一起移动，像水蜘蛛的脚，仿佛没有死亡这回事。波纹以方阵的形式，一波接一波——在泡沫网之下美轮美奂，然后无声无息，消失，而海在海藻之间唰唰作响；群鸟游过天空，速度飞快，发出前世的猫叫声——龟壳在悬崖下撞击、翻腾，而海洋，在灯塔的晃动和浮标的喧嚣之下，一如既往地奔涌，仿佛不是那片沉落之物必定沉没的海——在那里，假如它们旋转，扭动，那既非出于意志，也非出于意识。形形色色的解剖刀那种种声音，一直不清晰，如同混杂的回声从细小的玻璃中被一连贯地随机抽离出来——被伪装所折射：你的头发，两只头对头死死拼斗的石头公鸡的尾巴——像雕刻出来的弯刀，反方向重复雕刻你耳朵的曲线：你的眼睛，冰花及雪，在船骸的绳索上通过撕裂风而播种的雪：你举起的手，一个模糊的信号：你的脸颊，像法国城堡的石头地板上，那些血溅的玫瑰花，对此导游非常肯定，你的另一只手，长矛一样，部分地被波斯祖母绿和佛罗伦萨金制品壮观的碎片所隐藏——一大堆小物件聚集，镶满灰色，黄色，蜻蜓蓝的珐琅；一只柠檬，一只梨，三串葡萄，用银线捆住：你的裙子，宏伟的方形的制服大教堂，并且同时具有多种多样的外观——一座垂直蔓延的葡萄园，在传统观念的风暴中沙沙地响。它们是武器还是解剖刀？被复杂刻板的权威打磨得发亮，这种复杂优于机会，这些东西是用来进行实验的贵重仪器，但外科手术不是试验。为什么要用比命运本身更加高度专业化仪器，来解剖命运呢？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劳作去宣传推广骡子，它们光洁的外观，体现了最低限度饲养的原则：去说服一个品味老派的、以家产为荣的人，以及一个音乐家——钢琴是蚀刻的自由场；他“迷人的蝌蚪乐谱”属于过去，那时人们有的是时间弹琴：去说服那些自作自受像米达斯那样渴望点石成金的人他渴望十四克拉的无知可以升值，一直升到无垠的天空那种过多的要求预示着失望，人们不可以借来一个长长的白胡子，给自己绑上，以时间的镰刀去威胁一个外行：去用弹性标准来教导吟游诗人，趁标准比逻辑更有弹性时，以战胜自我疏离的能力，来检测创造力；创造力沿着直线飞行，如同电，可以抵达偏僻的地方：去向种姓大祭司证明，势利眼是一种愚蠢，剔除最资深的谄媚，他们最好的结果是亲吻上面那人的脚，踢下面那人的脸：去告诫那些自以为是的诗人那些写着“和我在月光下独自幽会”的情感脆弱的游吟诗人让他知道弹着琴唱着歌不是真正的生活也不关乎死亡——我们厌倦了地球，厌倦了猪圈，野鹅，及野人：去说服像蛇一样迷惑人的喜欢引起争议的人，改变一个人的想法是一回事，但消除一个人的想法就是另一回事了，要不断地了解“黑人不残酷，犹太人不贪婪，东方人不是不讲道德，德国人不是匈奴。”百姓四周一张谈判桌与墙壁紧靠在一起，他们回答人们的问题；在干裂骨骸的排列中，“灵敏的天性”被压缩，且不会被挤出来；一个人的风格不会在这样朴素的布局之中丢失：宫殿家具，如此老式，如此老派；塞弗尔德西洋瓷器，壁炉狗——尖耳朵的青铜制品，与哈巴狗一样过时；一个人对坏家具有所偏好，不是出于选择：巨大且坚不可摧的姚门·艾尔博牌书柜废墟；钢筋，橡木，玻璃，穷理查德出版物包含着有效率的公开秘密，在纸上那么薄，“一千四百二十页等于一寸”惊叹着所谓“你拿走我的时间，就等于拿走了我想使用的东西”：高速公路藏在二十英尺深的杜鹃花中，两边是冷杉，孔雀，手工造的门，旧波斯绒——象牙色地面上以浅黑色勾勒出的玫瑰——雪松铁皮般阴影，来自中国的雕花玻璃，旧沃特福德牌水晶杯，有教养的淑女；风景园艺扭曲成永恒：如此远距离直线，如同在犹他州或得克萨斯州能发现的那样，在那里人们不必被告知好刹车同好的发动机一样重要；在那里人们尽可能通过皮肤中的额外感觉细胞去感知，像鳟鱼一样，闻到即将到来的东西——那些很低调的先生们，有着明确的常识感觉器，乌鸦飞过时，他们知道两点之间的确切距离；在一条直线上运动的大脑，具有超凡的吸引力——市区的蝙蝠灭蚊战；水泥做的雕像每个人都能拥有的让皮肤迅速变好的药剂还有那些危险的电线，美国弦乐四重奏：珊瑚礁上方的蓝胡子塔，指南针指向的每个方向都有神奇的正在捕猎的捕鼠器，像矿化的波浪一般盖住了海湾汹涌的天蓝色，那里没有灰尘，生命就像柠檬叶，一片绿色的半透明的硬羊皮纸，在那里深红色、古铜色、凤凰树的中国朱红色，都使砖石燃烧，绿松石蓝在时钟上斑驳；在这个有着奇特的好客观念的地牢里，连同它那“由月球石雕刻出来的棋子”，它的知更鸟、修剪过的百合、木槿、翅膀上有蓝色半圆花纹的黑蝴蝶、有玛瑙耳朵的褐色山羊，它的蜥蜴闪闪发光且很轻薄，如火花闪耀，栅栏上绿松石的银色也在闪耀，像金合欢木一般的女士，一握手就颤抖，迷失在兰花的小碰撞中——染色的水银落下来，像淡紫色水晶五十种色调中的顺从的变色龙一样消失。在这里，建构出这一切的大脑，得出这个结论，过度围绕某个人的自我旋转是不可能的，“如同自动扶梯”，复杂性“削减了进步的胆量”。在这些不承担义务的对外观的个人化和非个人化的表达中，眼睛知道要跳过什么；行为的面相不应该揭示出骨架；“明显像是一个刻意布置出来的场景”然而表象退回去，带着X光射线一般的好奇强度；表达的干扰物，只不过是那些突出事物上的污迹，它既无好处，也无坏处；我们看到外观，以及基本结构——首领们带领军队，厨师，木匠，刀匠，玩家，外科医生，装甲师，石匠，丝绸匠，手套制造商，小提琴手，民谣歌手，教堂司事，染黑布的人，养马的人，扫烟囱工，皇后，伯爵夫人，女士们，皇帝们，旅客，水手，公爵，王子和绅士，各就其位——兵营，铸造厂，战场，会议室，小教堂，衣柜，巢穴，沙漠，火车站，庇护所，发动机制造厂，商店，监狱，砖瓦厂，教堂的祭坛——在这些宏伟的地方，干净而体面，城堡，宫殿，餐厅，剧院，皇家观众席。新手在威尔·哈尼康被公爵夫人抛弃这个意义上，去剖析他们的作品；受惊吓的自我所做出的小假设混淆了这个问题，以至于他们不知道“是买家还是卖家在给钱”——深奥的观点，对艺术家来说却是浅显的，艺术家是唯一买东西的卖家，并持有钱。一个人表达意见时，自以为自己说的是智慧，就不是傻瓜了。这想法真好！“鸡头龙身的蛇怪，一开始就完美而有毒”，他们表现出一种与海蛇区的反差，“没有被更有意识的艺术发出的一半光芒照亮”。三十岁时，学到六十岁时想忘掉的东西，对忠言装瞎，对讽刺装聋，仿佛“柏树气味刺激了大脑神经”，回避古董，“会反思的脑子总是感觉到那种令人悲伤的悲伤”，“太小了，又太多了”——他们写那种他们判定女人会感兴趣的事情；好奇我们是否不喜欢字母表中每一个可以造字的字母——根据“国会法”，财政部长的宣誓声明，以及所有的全部——是与我们相对应的：傻男人，很强壮，但没有人会注意；蠢女人，有魅力，但又多么令人讨厌。是的，“作家是美好的，特别是那些写得最多的”，精通所有语言的大师，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超级蝌蚪。习惯反复出现的古典光辉柏拉图的“高贵的模糊和无限的行话”，皇家游艇在埃及充满学问的风景里，清晰地航行——国王、管家、竖琴师，坐在船上，而玉石和水晶岩石在周围致礼，他们的优雅超越了海浪——婀娜多姿的机智，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丹尼尔的透明对等式。厌倦于“海洋无细节的视野”，不断重复，天真无知，岩石凌乱——希伯来人的闷言闷语——善良而活泼的年轻人表现出这样的主张：没必要与那些惹人恼火的人发生关联；他们从未发表过他们能够如此轻易就能证明的声明——“像玻璃从墙上分裂一样”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印象中分裂，希伯来语中自发的非强迫的激情——动词的深渊充满混响和剧烈的能量”，行动延续行动，角度与角度相异，直到被惯常的行动所淹没；被“深不可测的颜色暗示”所掩盖，被绿线条、白线条的不断喘气和震荡所遮盖，在这场水与岩石博弈的戏剧中——这个“匆忙的辅音海洋”带着它的“如同绿色大理石长砖一样的伟大而生动的污渍”，它的“垂直闪电的闪光长矛”和“被吞没的熔岩火焰”，“障碍物上的泡沫”“在一阵长长的嘘声中爆发出来”。婚姻这个体制，也许应称为企业——出于对婚姻的尊重，有人说一个人无须对自己相信的事情改变态度，这就要求某人将自己的意图变成公开的承诺并去履行这一私人义务：我很好奇亚当和夏娃到了此时会怎么想，这像火焰般在闪光的金属，活生生地闪耀着金色；显得光彩四射——“而它的循环传统和骗局，有太多掠夺的意味”，需要一个人竭尽所能去防止自己犯罪性的创造力！什么都解释的心理学什么也没解释，我们仍然感到疑惑。夏娃：美丽的女人——她帅气时让我吃惊，我见过她同时用三种语言书写——英语，德语，法语，并且边写边说话；既要求动荡又强调安静：“我想独自一人；”访客回答“我想单独一人，为什么各自独立呢？”闪光的星辰之下，闪光的水果之下，美的奇异经验；它的存在太过强烈，它把人撕裂成碎片，每一个新鲜的意识浪潮都是毒药。“看她，在这个普通世界里看她”，水晶般精致的第一次实验中的最中间的裂痕，这种融合永远只不过是一种有趣的可能性，将它描述为“奇怪的天堂，不像肉体，不像金子，不像庄严的建筑物，我生命中最精挑细选的一部分：心脏在和平中上升，如同船随着水的上升如同船随着水的上升而上升”；说到蛇的时候才感到局促——那在文明史中蜕下蛇皮不会再现的蛇——那价值昂贵的事故，使亚当免罪。而且他也有美色；真是令人痛心——噢你啊，一切为了你，一切来自于你，必不可少的你——亚当；“有点像猫，有点像蛇”——多么真实！一个卧着的神话怪物，在用翡翠和野生蚕丝制成的波斯小雕像里——象牙白，雪白，牡蛎白，和六种其他的白——那个遍地是豹子和长颈鹿的牧场——长长的柠檬黄的身体与蓝色的梯形种植在一起。同词语一起鲜活，像铜钹一样震动敲打之前已被触动，他已正确地预言——瀑布的勤劳，“快速的溪流在它面前强有力地冲撞着，有时像空气一样沉默而此刻像风一样强大。”“未固定的矛的底部有被践踏的裂痕。”忘记了在女人身上有一种不安全的本能的智慧品质，他继续说着，以一种正式的惯常的腔调，针对“过去的状态和现状，盖章、承诺，邪恶的人受苦，善良的人欢欣鼓舞，地狱、天堂，一切事物都为了促进个人快乐。”他有一种心态，以此为力量觉得他应该去做的并不在计划之中，“他经历了庄严的快乐，看到自己成为一个偶像”。被新叶丛中沉默的夜莺所困扰——不是沉默，而是一片寂静，他说：“寂静给我裹上一件火衬衣。”“他不敢拍手让它继续，以免它飞走，如果他什么也不做，它会睡觉，如果他叫喊，它会不理解。”被夜莺搅得不安，被苹果眩目，被“火焰会有效地扑灭一场火的幻觉”所推动，相比之下地球的光辉只是畸形的——一场火“如同生活本身一样，广阔、明亮、深刻、持久。”他被婚姻绊住，“确实是一件非常琐碎的东西”摧毁了他持有的态度——哲学家的轻松被女人毁掉了。无用的婚姻！“一个大号的丘比特”被无意识的批评般弥漫的机械的广告减弱到毫无意义，因亚当可出不可进的实验——婚姻仪式，增添了一切的浪费；它那抽出新芽的蕨类植物，莲花，仙人掌，白色单峰骆驼，它的河马——鼻子和嘴在一个宏伟的角斗中联合起来，“带着羽冠的尖叫者——那只巨大的鸟几乎是一只蜥蜴”。它的蛇和有力的苹果。他告诉我们“为了爱，这种爱可以凝视一只老鹰直到它失明，这种爱就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赫斯珀里德斯苹果花园里爬树，四十五到七十是最好的年龄”。赞扬它，为了一种美术，一场实验，一个义务，或者仅仅是为了娱乐。人们不应该称他为流氓，也不应该称摩擦为灾难——斗争也是一种深情：“只有被争论的牙齿尝试过，才会知道全部真相。”蓝色的豹有黑眼睛，深色的豹有蓝眼睛，十足地优雅——人们必须给他们让路——黑曜石黛安娜“像一只熊一样弄黑了面容，惹得她丈夫叹气”。尖刺的有感染力的手，向骨头证明过，不耐烦地向你保证不耐烦就是独立的标志，而不是束缚。“已婚人士常常这样看”——“极少时间，很冷，上，下，好日子和坏日子混合，打摆子一样。”“我们什么时候进食？”我们西方人毫无情感，我们边进食边吵架；自我完全失落，讽刺保存在“犹太亚哈王的头对头宴会”中，通常是“好怪物，带路”，鲜有笑声很少会幽默地宽宏大量在那种坦率的夸张气氛中，那种场合里“四点不存在，五点钟的时候女士们以傲慢的谦卑迎接你”；其中，经验证明男人有权，有时候人们会被迫感觉到男人的权力。他说：“有一个头发像修面刷一般的妻子，哪一位君主会不脸红？女人事实上‘不是长笛的声音而是各种毒药’。”她说：“‘男人是星星，吊袜带，按钮，以及其他闪亮小玩意的垄断者’——不适合做另一个人的幸福监护人。”他说：“这些木乃伊必须小心处理——‘狮子食物里的面包屑，几块小腿肉，一点点耳朵肉’;变成字母M，你会发现‘妻子是棺材’，那个严厉的对象带着令人愉快的几何学规定空间而不是人，拒绝被埋葬，极其令人失望，以复仇的方式让一个满怀崇拜之心的孩子挑衅一个杰出的父亲。”她说：“这只蝴蝶，这只水上蜻蜓，这个提出要一辈子定居在我手上的游牧者，有什么办法对付它？莎士比亚时代肯定有更多的时间坐下来看戏。你知道有这么多艺术家都是傻瓜。”他说：“你知道这么多傻瓜都不是艺术家。”事实被忘记了“有些人只有权利而另一些人则有义务，”他如此爱自己，他不允许这个爱里面有对手。她如此爱自己，怎么看自己都看不够——象牙上的象牙雕塑，如同对一件为了得到报酬才完成的宏伟且辉煌的作品进行最后一次合乎逻辑的触摸：当一个人总是看起来如此正确的时候，不是富有，而是贫穷。对他们这些野蛮人又有什么办法呢？所有这些被认为与那些没有远见的人疏远的人都警惕于承担使人高贵的愚蠢任务。这个圣彼得式忠诚的模型，“她离开平静的丈夫仅仅只是因为不想再看见他”——那个演说者提醒，“我受命于你。”“一切与爱有关的都是神秘的；调查这门学问需要超过一天以上的工作。”人们看出这是罕见的——触目惊心的对于对立面的掌控仅仅是针锋相对，不是为了团结一体，其数学意义上“齿轮摆线”式的互相容纳缩小为哥伦布与鸡蛋的范例——一个简单的胜利——那种慈善的令人恐惧的冷漠感地中海飓风，全世界都痛恨，承认：“我是如此的一头牛，如果有悲哀，这悲哀已久；我不是早上有巨大悲哀中午就快乐的那类人中的一个。”意思就是：“我在那些谦虚的智慧灵魂之中遇到了它，那里似乎像辩论者与罗马人那样展示一个古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式的政治家精神，坚持性情上的简单为事情的本质：‘自由与联盟，此刻和永远’；书放在书桌上；手放在胸前口袋里。”沉默我父亲曾经说：“优秀的人从不长久逗留，从不需要被带去参观朗费罗之墓或哈佛的玻璃花。像会把猎物隐藏起来的猫——老鼠的瘫软尾巴，像一根鞋带挂在嘴边一样自立——他们有时享受孤独，当别人说出让他们感到有趣的话时他们可以保持沉默。最深沉的情感总是显现在沉默中；不是以沉默，而是以节制的方式。”他诚恳地说：“请把我家当作你的客栈吧。”客栈不是住宅。章鱼在冰雪中。带着迷人的矜持，并且平坦，它躺在“一大片壮观景象”中在雪沙丘不断偏移的海之下；仙客来红和栗色的斑点，在清晰的玻璃制成的幻象上——玻璃可以弯曲——一种急需的发明——五十到五百英尺厚的冰组成了二十八块难以想象的精致的冰场。“从裂缝中采集海螺”或以蟒蛇缠绕成圆圈的充满破坏性的精密度来杀死猎物，它盘旋越过“手臂上蜘蛛的方式”如同蕾丝一样给人以误导；它那“幽灵般的苍白变幻成像星星一般散布在水中的海葵。”冷杉树在“发达的根系”中，向上竖起，这些动作“令人毛骨悚然”，美国贵族家庭树的严谨标本，“每棵都像自己旁边的阴影。与生命的暗能量相比，岩石似乎显得脆弱”，它朱红的、玛瑙色的以及锰蓝色的昂贵的内部气质，由于天气的原因而保存；“水垂直滴落处，有铁锈的痕迹”，被它自己的植物和动物认出。走完了一个圆圈，你被欺骗着以为自己在向前行进，在落叶松礼貌的针叶下“挂起来过滤吧，不要拦截阳光”——与紧密编织的云杉枝条相遇，“如同修剪过的柏树的整齐边缘，仿佛没有树枝可以在它陪伴下穿越寒冷”；金银矿石倾泻，包围了“山羊镜子”——像人的左脚形状，像女人的手指一般下陷，自傲，歧视你，在你来不及看到其他东西之前，它的靛蓝、豌豆绿、海洋绿、绿松石绿，有一百到二百英尺深，“以不规则的补丁形状，在湖的中间合流，仿佛阵阵风暴，吹毁了冷杉树的阴影，风蜿蜒而过，吹起涟漪。”对于熊、麋鹿、鹿、狼、山羊、鸭子来说，哪一个地方可以有同等重要的价值呢？被祖先先行定义，这就是苛刻的豪猪的财产，也属于“在沼泽地里沿着地洞滑行或在高地上停下来闻一闻石楠花”的老鼠；属于“细心的海狸——它们挖的排水沟，似乎是人类用铁铲仔细挖出来的杰作”，属于不怀期待地视察着蚂蚁山和浆果灌木丛的熊。由钙宝石和雪花石膏柱、黄玉、电气石晶体、紫水晶石英组成，他们的洞穴在别处，在“蓝色森林与大理石和碧玉和玛瑙的混乱之中隐蔽，仿佛整个采石场被炸。”更远处，在“海湾之鹿”的位置，可怕的石笋闪烁碎片中，站着那只山羊，它的眼睛固定在似乎永不落下的瀑布上——无止无尽的绞刑架在风中摇摆不定，从山峰之上，像是没有受到地心引力的影响。一只奇特的羚羊，适应“有风穿堂而过的石窟，”使你好奇你为什么而来，它站立在有云彩色的、石化的白色蒸气的悬崖上——黑色的脚、眼睛、鼻子、角，刻在耀眼的冰场上，白色的皮毛在水晶峰顶；太阳擦亮它的肩膀，放大乙炔一般的热量，将它们染成白色——在这古色古香的基座上，“一座山以及证明它是一座火山的优雅线条，”其顶部是富士山一样的完整圆锥直到爆炸把它炸开。在脑海中保持着各种记忆，其中就包括“旅行者不敢在回家之后完全说出的美，因为害怕一旦那样说出就会被当成骗子砸死”。大雪山是多种生物的家园：对于那些“曾经爱住酒店现在更喜欢在野外扎营的人”来说，设陷阱的人演变为山里的向导“穿了两条裤子，外面一条穿旧了，从脚慢慢旧到膝盖”；“九条花纹的花栗鼠以非哺乳类动物的敏捷，沿着一根木头跑”；河鸟以“对激流和高压瀑布的激情”，在一个小尼亚加拉瀑布的拱顶下筑巢，在“冬天坚硬的白色”里的雪白松鸡“以石楠花和高山荞麦为食”；西方的十一只老鹰，“喜欢春天的香气和冬天的色彩，”习惯了冰川不安的运动和“每个仲夏夜几小时的霜冻”。“它们有漂亮的外表，不是吗？”快乐得什么也看不见吧？栖息于危险的熔岩和浮石——那些未经调试的烟囱盖和砍刀它们规定在遇到灾难时“要通知的人的姓名和地址”——它们听到冰雹的吼叫，它们监督水慢慢地流过悬崖，道路“爬行仿佛一条围绕蜗牛壳的凹槽形成的线，来回加倍，直到雪开始，路结束。”沉没在涟漪和白水中的巨石，没有“刻意瞪大眼的渴望”，在这里“当你听到森林最好的野生音乐时，那一定是一只站在某个高处被惊吓到的土拨鼠，”仔细观察就可发现它是“好奇心与谨慎斗争”的牺牲品：一块石头从一片岩石上飞跃落下，又一只土拨鼠，或有玻璃眼睛的斑马——那斑马是吃这种草和花、喝这种冰水长大的。谁也不知道那些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都在度假时刻需要娱乐的商人是如何教它们爬山的。这些显眼的小马很特别；在桦树、蕨类植物、百合雪莲、印度火焰草熊耳朵、小猫草，微型的没有叶绿素的真菌的行列中难以分辨，真菌在苔藓上放大，仿佛水中的月亮石；一行行的红龙草在围绕着坚硬叶子的白色杜鹃花之中可以与美国原始风格动物园媲美，在这里潮湿是炼金术，蔬菜都变成玛瑙色。蓝雀花、蓝盆花、蓝豌豆、羽扇豆；白花带着白色，红花带着红色；蓝色的花丛“生长茂盛，使它们的斑块看起来像远处的蓝水”：这种颜色的排列像波斯石头与珐琅的图案，形成令人愉快的方程式——外面是钻石，里面是一个白点外面是红宝石，里面是一个红点黑点与黑色平衡在火跑过地面的林子里，被白杨、猫爪和毛茸茸的向日葵分开，萤火虫、仙人掌、歌利亚蓟，“在所有的高处开花，像大麦一样多，”像粉色的蓝宝石在闪闪发光的高原路面。对“高大的、矮小的、发着誓言的配有锯子和斧头的男人”有敌意，这个奸诈的玻璃山羡慕龙胆、凤仙花、蓝铃花、仙女木，以及“布袋兰——山羊花——绿色的兰花喜欢雪”——在冰河的壁架上得到异常的滋养，登山者没有走过那里或者胆怯地走过，“当一个放松神经时，而另一个在前行”；在这个有蓝松鸦的火山上，以及她重要的伴侣。“尖尖的脚尖僵硬地跳起来”就像小小的雪镐——“秘密地，带着智慧和有分辨能力的样子，却是小人一个，喜欢人类社会或与之相伴的碎屑，”不懂希腊语，“希腊语是那种会让人产生骄傲的语言”，当知识与知识碰撞，“如果以为轻率无伤大雅，错误就会显现”。“像地狱里快乐的灵魂一样，”享受精神上的苦难，希腊蚱蜢用微妙的行为自我戏谑，因为它“如此高贵而公平”，不愿意让自己的智慧适应鹰的陷阱、雪鞋，登山杖，以及那些“活着享受快乐好处”的人发明的其他玩具。弓、箭、长桨、短桨，树为之提供木材，在新的国家比其他地方更有说服力——为这一主张增加证据：“具有人性的森林为住宅提供了木材，其美丽刺激了公民的道德活力。”希腊人喜欢直接，不信任那些不能被看透的东西的后面的事物，以仁慈的结论解决问题，“复杂性仍将是复杂的，只要世界还在持续”;把我们笨拙地称之为幸福的东西归咎于“事故或质量，精神物质或灵魂本身，行为、脾性或习惯，或一种注入被说服过的灵魂的习惯，或与习惯完全不同的东西，权力”——这样的权力亚当曾拥有，我们仍然缺乏。“情绪敏感，心绪艰难”；他们的智慧离那些冷酷的官方讽刺的奇怪的奇迹很遥远，在这个游戏之上，保持“枪、网、汽笛声、陷阱、爆炸物，租用的车辆、赌博和酗酒，都应禁止；不服从的人即刻剔除，未经书面许可不得返回。”不言而喻，所有事物都害怕某一个人，这本身也是可怕的；一个人必须做被要求去做的事，吃米饭、梅子、枣、葡萄干、硬面饼、西红柿，假如一个人能在塔科马山“征服主峰”，这种化石花朵简洁且没有破碎，剪下时完好无损，因其神秘的游离状态而被诅咒——像亨利·詹姆斯一样“因为有礼节而受到公众的谴责”，不是礼节，而是克制；对做艰苦事情的爱使他们筋疲力尽——公众对干净和整洁失去同情。完结的整洁！完结的整洁！无情的准确性是这个能容纳一切的章鱼的性质。“慢慢地爬，有如冥想时的隐秘状态，它的手臂似乎从各个方向接近，”它用大风迎接一个“把雪撕成碎片，掀起沙石，剪断树枝，卸下树皮”的场面。“树”是这些奇怪的东西的代名词吗？“像葡萄藤一样平躺在地上”？有一些“以半圆形弯曲，枝叶倒向一侧，像布满灰尘的刷子，而不是树木；有一些在联合中发现力量，形成一些发育不良的凹槽，他们扁平的树枝塌下来试图逃脱”于“被冰山削平、被风打磨”的硬石头山——没有气象的白色火山；闪电闪在底部，雨下在山谷，雪落在顶峰——玻璃状的章鱼对称指向各方，它的爪被雪崩切断，“带着一种像是步枪裂开的声音，在一个像雪瀑布一样的粉末雪帘中。”对《观察》的短评如同当年《观察》出现时那样，再一次拥有这本诗集的感觉太好了。几乎和最初读到它时一样令人振奋。这是摩尔根据1924年第一版修改后的1925年版本，正如我们当时所记得的那样，陌生，新鲜，迷人。我们很久以前最爱的那些作品就在眼前，《诗》《海洋独角兽和陆地独角兽》《婚姻》，尤其是二十世纪最伟大诗篇之一的《章鱼》。其中她引用了这样一句，“复杂性仍将是复杂的，只要世界持续下去”，这可能是摩尔宏伟拼贴术的座右铭。

《1759拉塞拉斯》

他们相信新奇的演出会烙印在安逸的生活里。新鲜感总是激起人们的好奇心，认为生活会永远幸福下去，就如同这铁门曾一度紧闭，那些离开之人不会再回头。新鲜的事物对人的长期影响终究是未知，每年都会有新的人被带进这座围城。这些说法一般而言是奏效的，没有一个王储企图扩大自己的领地，而是坚信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拥有了艺术与自然的一切馈赠，并为那些生来就被排除在这片平和之地以外的人们——那些不得不为生计奔波，为苦痛所累的人——感到遗憾。除了拉塞拉斯，他们每个人都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互相取悦，一同玩耍。在拉塞拉斯26岁那年，他不再和其他人一样玩乐，而是显出特立独行，经常一个人独自散步和冥想，他常常呆坐在堆满山珍海味的珍馐美食前而忘记去品尝。他从歌声缭绕中愤然起立，抽身而去。他的侍者们察觉到了这种变化，极力想要恢复他对于享乐的钟爱，而他则对他们的谄媚无动于衷，甚至很是反感。拉塞拉斯日复一日地坐在树荫掩映的小溪旁，时而听听树林里传来的鸟鸣。时而看看溪水里游弋的鱼儿，过不了多久，他便将目光投向了草甸和羊群。有的羊儿在吃草，有的则在草丛中睡觉。而他奇妙的幽默感让他忍不住要对此驻足观看，而他从前颇爱与之倾谈的一位圣贤，为了发现他不安的原因则悄悄跟着他。不知道附近有人跟着自己的拉塞拉斯，时而将目光落在羊群身上，时而又穿过崇山峻岭，投向更广阔的天地。他经常喜欢把这些事物的境况与自己做比较。“是什么决定了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呢？”他说道，“所有经过我身边的动物，都跟我自己一样，是肉体凡胎，饿了就吃谷物和草料，渴了就喝溪水，它们的饥渴因此得到平复和满足后，接着就是睡觉，等到醒过来，又饿了，于是再次进食、休息。我和他们一样知饥渴，但是当饥渴满足后，我并没有休息。我和他们一样，被欲望折磨，却不像他们那样容易满足，这过程太过阴郁漫长，我渴望再次饥饿以振奋精神。鸟儿啄食干果式的谷物，然后飞往让它们鸟鸣婉转、欢歌其间的树林。其实，我可以招来弹手与歌者来附庸这般场景，但昨日使我感到欢悦的声音，如今却也变得疲惫，可想而知以后更是如此。”再次说道，“我扪心自问，没有哪股认知的力量，可以让我找回过去的那般快乐，而且，也丢失了内心的欢愉。说到底，人们的潜意识里一定存在着，关于某些地方无法带来满足感，又或者，人们的意识里有些许不同的愿望，比如，他的快乐是建立在满足之上。”之后他清醒下头脑，望着月亮升起，向宫殿走去，当他经过草原时，看到了那些包围着他的动物，“你们是幸福的，无需羡慕身在你们之后的我，让自己背负的太多，我也不羡慕你们这些小可怜的幸福，因为人都是不幸的，啊！你们的无忧无虑，我有很多的忧郁，我害怕体会它们带来的伤痛，有时我会蜷缩进魔鬼的记忆中，有时又会先于魔鬼的行动；所以说，上帝的意志，对于个人的苦难与享乐来说，是公平的。“什么都不想要，”王子说，“或者说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便是我抱怨的原因：但凡我对自己的所求有一些了解，我就会有一个明确愿景，这个愿景会燃起我的动力，我便不会苦恼地看着太阳缓缓西沉，或在每天破晓时叹息，甚至连睡眠都无法让我逃离自身的痛苦。当我看着孩童们和小羊羔互相追逐嬉闹，便猜想如果自己也有可以追寻的东西，应当会快乐起来。然而拥有了一切我所需的，我感觉每一天、每个小时都没有差别，除了之后的时间比之前的还要难熬。用您的经验告诉我，现在如何让时间像我童年时代那样飞逝，那时候的大自然是那么新奇，每一刻我都能有新发现。我已经享受了太多：给我一些期许的东西吧。”老者讶异于这种别样的苦难，一时间不知如何作答，又不想许久沉默下去。“殿下，”他说道，“如果您看见过世间的疾苦，就会明白该如何珍惜自己现在的处境。”“现在，”王子说道，“你已经告诉了我一些值得去追寻的东西。我愿意去看看世间疾苦，因为唯见悲痛反见幸福。”在那里，他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并对自己毫无意义的冲动一笑以释之。然后，他将目光投向了那座山，“这便是阻碍我享受幸福、行善积德的主要障碍。我的愿望和期盼已经延伸到这座我从未尝试翻越的屏障后多久了？”受到这个想法的冲击后，他静坐以冥想，忆起自从自己第一次企图逃离这束缚之地，太阳在这一年间两次越过他的头顶。此时他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懊悔感。他思考着过去的时光能够用来做多少事情，而真正做到的又有多少。他将这二十个月和人的一生作比较，“人生，”他说道，“是不能将无知的婴儿时期和智力衰退的老年岁月算在内的，我们在能够思考以前就已经活了一段时间，又马上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人类真正意义上存活的时间可以被合理地预估为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我已经在幻想中浪费了重要的那一部分。我已失去的毋庸置疑，因为我曾切实地拥有过它；但是接下来的二十个月，谁又能保证呢？”意识到自己的愚蠢让他格外痛心，久久不能自已。“我剩下的日子，”他说道，“已然被我祖先的罪恶或愚蠢以及我们国家荒唐的局面蹉跎殆尽；我想起这些时感到厌恶，而非自责：但在新的曙光照亮我的灵魂后逝去的岁月是我自己挥霍的，因为我构想出了一个合理享乐的计划。失去的不可追回。我在这二十个月中看太阳起起落落，像一个无所事事地凝视着天堂光芒的人。在这段时间里，鸟儿离开了母亲的巢，自在地飞向天空和树林；婴孩不再吮吸乳头，为了独立生活也逐渐掌握了攀爬岩石的技艺。我却一点儿进展都没有，仍然无助且无知。阴晴圆缺二十载的月亮告诫我岁月易逝，脚下潺潺的流水控诉着我的懒散。而我则坐享心智上的盛宴，对自然中的榜样和星球的教诲置之不理。二十个月就这样过去了：谁来将其复原？”他辨别着各种各样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植物，发现山谷里充满了奥妙，他置身于其中，打算着若是逃不出去，就用沉思来安慰自己，尽管他的努力还未成功，却给他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疑问。然而他最原始的好奇心并未减少，他仍然想要习得人们的一些生活方式。他的愿景依旧，希望却渐渐少了，他不再探查这墙中监牢，也不再苦苦寻求还未被注意到的缝隙，而是决心将他的计划守口如瓶，此乃当下唯一一条可以日后坚持施行的权宜之计。机械师说道，“您所见到的，仅是机械科学所表现出来的一小部分。长期以来我一直觉得，人们可以利用更为迅捷的双翼装置，来替代过去笨拙的船只与马车，广袤的天空正待以知识去开垦，只有愚昧和懒惰才会在地面匍匐爬行。”这些话语重新燃起了王子想要逃出山谷的愿望。看到这些机械师所展现的能力，王子想象的到如果这个发明家想，他会做的更多。王子不想刚燃起希望再失望，于是决定进一步询问他的想法。“恐怕，”王子对发明家说，“你的想象高于你的技术，你和我说的，是你希望实现的，而不是你现在所了解掌握的。每一种动物，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生存空间：鸟儿拥有天空，人和百兽则属于大地。”机械师回道：“在鱼类生活的水域。兽类能够依靠天赋在水里游泳，人类则可以依靠外力在水里行走。人既然能够入水，就不要失去翱翔天空的希望；游动是在粘稠的流体中飞翔，飞翔是在稀薄的空气中游动。面对不同密度的物质，我们要想通过，其受到的阻力要与其动力成比例相抵。如果你能使飞行中下方的压强大于上方的，那么，就能被空气托起而前进。”王子说：“但是，游泳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运动，再强壮的四肢，也会感到疲倦。我担心，飞行只会让这种表现更为剧烈；除非它能够比游动要更为省力些，否则羽翼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可言了。”发明家态度坚决地回答道：“如果将所有可能存在的困难，都进行了规避，那么就不会存在尝试了，如果你支持这个项目，我愿意冒险进行第一次飞行试验。之前，我已经研究过所有飞行动物的身体构造，发现蝙蝠的翅膀是可以持续性折叠伸展，也是人类最容易掌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于明天开始这个项目，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期待自己能够飞行于天际，来回击那些冷眼旁观、不怀好意之人。对于这件事情，首先，我会偷偷地进行，以便不会被他人察觉，其次，你也不要命令我，为别人制作翅膀，最后，切记此事只有我们二人知道。”拉塞拉斯王子问道：“为什么你会憎恶别人有如此大的利益之心？一般说来，身上的本领不都应该尽量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嘛，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圈子里，每个人都离不开彼此，也都为彼此回报着善意。”“如果每个人真都是善良的，”发明家回道，“那么我会乐于教授他们的。可如果坏蛋们能够随意在天际间攻击他们，那这些仁爱之士的安全，又该如何保证？迎战一支可以穿行于天空的军队，无论是高墙、群山，甚至连大海，都无法提供应有的庇护。想象一下，一群北方的蛮夷，借着风势飞翔在天，手持火把，以不可抗拒之力降落在城市之中，这是一个多么丰满的推论。甚至，事情发生在这个山谷，王室贵族们从幸福之所撤退途中，也可能受到那些从天而降，自南海岸登陆集结的野人军队大肆疯狂地攻击。”我当初白手起家，手里的资金还不足这个的五分之一，你也看到了，勤奋和节俭可以让它增长。这是给你的，你可以随意处置，用来浪费或是用来发展。如果你因为疏忽或任性而浪费它，你只能等我死后来继承家业，而成为有钱人；如果在四年之内，你使本金翻倍，我们在经济方面就不再是主从关系，我们可以像贸易伙伴一样生活下去。在变得富有这方面，有相同技术和眼光的人才配和我平等以待。然而，通过我的询问和惊讶表现，他们发现我是一个无知的人，认为我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新手。长久以来他们认为老人有欺骗新手的权利。他们想要我像他们通常做的那样，学习欺诈的艺术。他们将我放任于佣人的盗窃之中，军官的勒索之下，眼睁睁地看着我被掠夺。“稍等，”王子说，“这些人是这样堕落吗？他们竟在自己无法获益的前提下，还要伤害别人？我可以轻易想得到，人都希望自己存在优越感，但你的无知只不过是偶然事件，既不是你的错，也不因你的愚蠢，他们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还为自己喝彩。他们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正是那些你想要的知识和技能，是在他们背叛你的时候，以告诫的方式显示出来。”“是自尊心，”伊姆莱克说，“它并不脆弱。它可以用低劣的优势取悦自己。嫉妒不能让人感到幸福，但是与他人的痛苦相比，则另当别论了。他们看到我富有会痛苦，发现我软弱则高兴，他们欺强凌弱，是与我为敌的人。”我知道他们会利用我的信誉，去欺骗那些购买他们商品的人。“但了解自然不过是诗人的使命的一部分；他也必须阅尽人生百态。他的身份需要他估量一切状态下的喜悦或悲伤，观察一切情感的一切组合蕴含的力量，追踪人类头脑被各种规则调整，及被气候或习惯偶然影响时的变化，从婴儿期的活跃到衰老时的沉闷。他必须摆脱因自己的年龄和国家产生的偏见；他必须将对和错当成抽象和不变的事物来考量；他必须忘记眼下的法则和观点，上升到永恒不变的普适和抽象的真理层面。因此，他不能指望一举成名，他将会蔑视同时代的名人，并把功过留予后人评判。他必须以自然的解读者，与人类的立法者的身份创作，明白自己掌管着后世的思想与行动，自己是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存在。”“他要做的不止这些。他应当掌握多门语言与学科，而为了让文风与思想相称，他必须通过不断练习来驾驭文章的辞采声韵。”眼下那些国家掌握着权力与科技，它们的军队战无不克，舰队则称霸着另一个半球。当我把那些人与本国和周边国家的人民作比较时，他们几乎就像是另一种等级的生物。在他们的国度，几乎没有他们得不到的东西；成百上千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技术，长久为他们的便利及娱乐服务，他们通过贸易来获得当地气候不允许生产的东西。“朝圣，”伊姆莱克说，“就像很多别的虔诚行为一样，是合理还是迷信，得根据人们执行的动机判断。为了追寻真理而跋山涉水的远行，并不受其左右。控制世间万物所必须的真理，总会被用心寻找的人找到。空间上的迁移，并不能增长一个人的虔诚，因为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会消耗心神。然而，因为每天都有人前往重大历史事件曾发生过的地方，之后带着对该事件更加强烈的印象回来，同样的好奇心也会驱使我们，拜访我们的宗教信仰起源的国度，而我相信，没有人在观望那些让人敬畏的场景时，心中不曾确立起神圣的意志。在某地向上帝赎罪，比在另一处更容易的想法，这无疑是一种无益的迷信，但某些地点会以不同寻常的方式作用于我们的思想，这是分分钟都可以证明的观点。认为自己的罪恶会在巴勒斯坦得以减轻的人往往错了；他只有放弃这种愚蠢的念头方可前往；若是认为身处巴勒斯坦就能让自己的罪恶，被更加慷慨地饶恕，他则在产生此念的一刹那，玷污了他的理性和信仰。”“这些，”王子说，“是欧洲人的特性。我之后会另找时间仔细思考下。那么，你觉得拥有智慧的后果是什么？那些国家的人生活得比我们快乐么？”“世上有如此多的不幸，”诗人说道，“以至于很少有人在自己受苦时，还有精力拿他人的幸福作比较。智慧无疑是获得快乐的一种方式，因为所有人都想变得更聪明。无知是一种不能产生任何东西的贫瘠；是一种灵魂不受外物吸引而枯坐在其中的空虚，虽然不清楚原因，但我们总是在习得知识时高兴，在忘记所学时忧愁。因此，我倾向于认为，如果没有事物能抵消学习产生的收获，那么我们知道的越多，便能拥有更多的幸福。”“如果我们列举出能让生活更加舒适的事物，欧洲人肯定占不少优势。他们能治好我们认为是不治之症的伤病。他们能抵御我们不得不经受的恶劣天气。他们发明出机器来完成许多我们必须靠人力作业的苦工。相隔万里的地方也因通信发达而紧密联系。他们的政策为百姓谋取便利；他们铺设了穿山而过的道路，与横跨江河的桥梁。如果下降到个体的生活层面，他们的住房要更加宽敞，财产也更为安全。”“王子，”伊姆莱克回答，“你还是不要选择离开，你会为自己的好奇欲而后悔的。如今世道，你把自己看待像山谷里的湖水一般，安静又温文尔雅，然而，你就会发现四周环境，如同风暴来袭、旋涡激起千层浪一般险恶；有时，你会被一波波的暴力行径所击垮，甚至，会遭遇背叛，被这股岩石般力量所击晕。在欺骗与错误，角逐与焦虑的氛围里，你会无数次想要回到原来的那种安逸的生活，你会想要放弃从恐惧里找寻自由的想法。”“不要试图来阻止我的计划，”王子说道，“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见识下，你过去所经历的一切；既然你已经厌倦了山谷里的生活，这也就说明，先前的生活状态还是要比现在要好得多。无论这次尝试的结果如何，我都已下定决心，要凭借自己的双眼，来洞穿任何人的虚伪外表，再谨慎决定日后的生活。”一晃兄妹在当地度过了两年时间，学习了语言和文化，而伊姆莱克也准备将二人介绍给各类阶层、条件的人群。他能品鉴出哪些是拥有财富、懂得经营的不凡之人，哪些是时常风花雪月之人，哪些朴素节俭，哪些闲来无事，哪些忙忙碌碌，哪些善于学习。在这其中他和各种人打交道。“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智者，我们要以敬畏、惊叹的方式去聆听他们。他们选择了自认为快乐的方式过活。”拉塞拉斯回答。伊姆莱克又说道，“越来越少的人能够做出如此选择了。每个陷在原地止步不前的人，都缺乏深谋远虑的能力，而且，彼此都不能团结协作。所以，你很难会碰见这样的人——认可周围伙伴比自己优秀得多的人。”“那么，我会高兴地认为，所谓的出生，能够带给自己一个先天的优势。比起其他人，我能够把握命运。这个世界就这样展现在我的眼前，能让我在百无聊赖时重新去审度，因而牢记，幸福一定会在某处等待我去发现。”王子答道。王子很快就得出了结论，这种蒙羞的生活，是永不会让人幸福的。没有合理计划的行动，是完全不明智的；仅仅凭借机遇巧合，换来的也只是亦喜亦悲的状况。“所以说，幸福，”他答道，“它一定是真实存在、亘古不变的，不会带有恐惧，更不会充满不确定。”对于王子新结交的伙伴们来说，他们自身直率、热情的性格，换来了王子诸多的尊重。在王子的告诫与规劝之后，才离他们而去。他说：“亲爱的朋友们，我认真地思考了我们此前的行为，以及未来会走的道路，突然发现，我们犯了大错，搞错了自己的益害方向。人在年轻的时候，要为年老而做打算。一个不会思考的人，他注定是个笨蛋；自始至终是轻佻之人，也注定人生愚昧无知的结局；放纵过欲的人，或许比其他人，要精彩那么一段时间，可终也逃不脱生命的短暂与悲凉。”“让我们好好思考，在这青春本就不长的时间里，当幻想的魔力消失，当快乐的梦幻舞姿离我们远去，在这成熟的年华里，我们不再需要安慰，只该拥有智者的头脑、以及行善的方法。因此，让我们停下来，停止肆意的精力。要像上了年岁的人一样过如今的日子，因为这些人的心里正在承受着所有罪行中最可怕的一类——就是那过去数年来愚蠢罪责的后果；也要提醒着他们，曾经活力过剩的身体，只会因纵欲引发社会的不良风气。”智者把自己的推论跟太阳的性质作对比，阳光是不变的、匀称的、持久的；流星是明亮的、转瞬即逝的，它的运动是不规律的，方向也是迷惑的。接着，智者不时地传达给人们各种形式的戒律，以此调动着情绪，并列举了那些已获幸福、完成突破的人物事例。这之后，人们不再受恐惧所役，不再傻傻地期盼；也不再因嫉妒而自我憔悴，因生气而怒火中烧；不再因纤瘦而软弱，因穷苦而沮丧；而且，肯定地说，当太阳遇到无论晴日抑或暴雨的天气，都会继续自己的行进轨道，人类也会淡然地度过喧嚣的抑或避世般的人生。王子无法想象，一个人如此有说服力的劝说，怎么能没人感受到其主旨思想的中肯。几天后，他便前去拜访，结果被婉拒回来。王子尝试使用金钱，以一块金子换来了一次智者的内阁会面，在房间里，他发现阴暗处坐着那位哲人，其眼神迷离，脸色苍白。哲人说道，“孩子，你这个时间到来，向我表示友好，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我正遭受的痛苦无法得到弥补：我彻底失去了挚爱。我的女儿，唯一的女儿，她得到了来自人们寄托的哀思以及安慰的话语。昨天夜里她突发热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这之前的白天，我所讲的观点、意图、希望，现在都统统结束了。我终成为孤老之人，我与社会脱节了。”王子赶紧说道：“长者，死亡对于您这样的智者来说，应是平常之事。我们都知道死亡无处不在，因此总该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哲人说道：“孩子，你说话时的语气，就如同从没经历过生死离别一样。”王子回道：“您是否已经忘却曾说过的戒律，又是如此强有力地主张过它？智慧难道没有力量来武装内心反抗不幸的灾难吗？考虑到身外之事都是变幻无常的，但是真理与你所坚持的推论，都是一致的、相同的。”“这算什么？真理和那个所谓什么的推论，又能给予我什么安慰？他们现在还能产生什么作用？不过就是告知我，我的女儿！不会再活过来了！”哲人哭丧着说。拉塞拉斯明白，人们不会容忍别人以责备的口吻来对其悲惨的遭遇无礼评论。所以他离开了，并且明白，那种夸张修辞的声音、优美圆滑的辞藻、以及做作有识的话语，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公主则认为尘世的一切事物中数知识最为宝贵。她先是想研习所有学科，又打算成立一所女子大学并出任校长，通过与前辈交流经验、将知识传授给后生，她便能将时间用来获取及传承智慧，并为后世树立审慎和虔诚的榜样。王子想要一个自己的小国，以己之力扶持正义，亲自监督政府的运作；但他永远无法确定自己领土的范围，总是增加他臣民的数量。

《1735中华帝国全志》

Stanislas Julien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枷用两片木板制成，中间挖一个孔洞。犯人被官员判刑后就戴上这两片木板，架在双肩，两片合拢，头颈从孔洞伸出。犯人既看不到自己的脚，也无法伸手摸自己的嘴，进食得靠别人喂。犯人日夜都戴着这副折磨人的枷，枷的重量因所犯罪的大小而有轻重之分。有的枷重达二百法斤，犯人戴上这种重枷，往往因伤心、羞愧、痛苦、腹饥和无法睡觉而死亡。有的枷长宽各三法尺，木板厚五六法寸。常用的枷重量约为五十到六十法斤。中国的报纸之所以对政府有用，原因在于它不像欧洲的报纸那样废话连篇，时常还可读到诽谤和谣言；中国的报纸只刊登向皇帝报告的信息，由于中国的政体是君主制，凡是国务则事无巨细都要向皇帝报告，这份报纸所刊登的内容，无一不有助于官员恪尽职守，并为文人学子和普通百姓提供信息。中国人对愉悦的喜爱绝对不会甚于实用，他们不会把土地用于种植一些可有可无或是不会带来收获的东西，比如侍弄一些花圃，种些花，修一些小径等。对某些问题的回答相当详细，比如把脉，提供的信息不少，但多少有些保留，尽管如此,欧洲人依然兴趣浓浓。比方说,书中肯定地说，中国人通过把脉就可以诊断出妇女是否已经怀孕，胎儿是男还是女。与此相似,法国的院士们的问题通常比较宽泛，例如询问中国人是否喝酒，表示希望对人参这种奇异的植物知道得更多一些；莱布尼茨的问题问的是大米如何蒸偕，人参根部的功效，人参功效是否如通常所说的那样巨大。若说强度和硬度，任何别的地方都找不到这种木头，中国人管这种木头叫铁梨木，葡萄牙人于是随着中国人叫这种木头为Pao de ferro,即 铁木。铁树与我们的大橡树一般高，但树干粗细不同，树叶纹理和木头的颜色也不一样，铁木的颜色偏暗，尤为不同的是重量。战船的锚都用这种铁木制成，陪同传教士前往台湾的帝国武将都说铁木锚胜过商船上的铁锚，对此我们很难认同。因为铁木制作的锚钩比不上铁质锚钩尖和硬，锚泊就不可能十分安全可靠，再者，不管他们如何估量铁木的强度，铁木制成的横桁既然比铁锚长一倍，强度必然大为减弱。容我冒昧问一下，根据什么说他们拥有关于循环系统的知识？这里是就循环系统这个词的本义而言。因为，如果只有血液或液体流动的一个笼统概念，那么我们不必费力就可证明，我们的先辈同样也知道。想要说服那些人，最好是简要地介绍中国人著作的精髓，这事并不容易，但是，最近有人翻译了中国人的好几部著作，或许很快就会印制发行，尽管出自近代人笔下，但是也能从中看到中国人的道德所追求的是什么。想要了解中国，除了让中国人自己说话，没有任何更好的办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肯定不会被人糊弄，才能真正了解中国人的才能和习俗。我将要讲几个此类故事，以便从中领略中国人在培养年轻人方面的兴趣、才能和技巧。刚才提到的是一部内容丰富多彩的故事集子，其中有些是中国上古时期的故事，大多数是前几个朝代的故事，近三百年的故事则一个也没有。每页页眉上都有一幅图画，画的就是要讲的故事,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既为了吸引孩子的注意力，也有利于帮助他们记住故事。《诗经》是一部诗集，收诗三百篇，成书于上古，幸运地传承至今。集子中的诗篇风格各异，有的具有田园风格。有的诗仅有三节，彼此几乎完全一样。三节诗所表达的是同一思想，如果说有三种思想，其差异仅在于每节所使用的词语略有不同。……译文呈献的八首诗选自集子的不同部分，从中可以领略其余诗篇的相同风格。来说一说为何将“天立厥配”译作“上天希望给自己配一位同等地位的人”。只有涉及“人一上帝”时，这个说法才能成立，因为他既是低一等的又是平等的。文中“配”和“对”两字对此做了极好的诠释。我们说而且说得很对，上帝是无双的。然而，耶稣说的“我和天主同为一身”也同样无可争辩。“配”的意思是陪同、同伴、配偶、妻子，而在这首诗里，“配”指的是宾客、房东，他要接待一位陌生人或是一位受他之邀前来陪客以示尊重的人。我之所以跟你这么啰唆，是因为这与中国礼仪有因果关系。我不愿意看到有人对注释滥加诠释，把“配”字说成“同等地位的人”。有人或许会问，这个政府最终是否未被削弱，经历了上千年漫长的岁月和许许多多个朝代，发生了数次革命之后，睿智和严格的箴言是否已经懈怠？这就是我们将要从这部奉康熙皇帝之命编纂，并在他本人密切注视下完成的历代文选中，向中国人请教的知识。贾山的这篇谏言矛头所指是秦始皇帝，他把秦始皇帝作为反面典型，劝说汉文帝切莫步秦始皇帝之后尘，反之，应该听取清廉的大臣们的忠告，罢娱弃猎,恢复被秦始皇帝废弃的古代礼仪。太学曾是国家的最高学府，被秦始皇帝这位暴君解散，后来在长安重建。选取这篇文章的用意在于表明，古代灵性信仰得到了清朝满洲皇帝的认同，体现这种信仰的文章被收录在皇帝下令编纂的文集中。与此同时，读者由此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测：中国人 自古就接受了来自神的启示，尽管从未有人向他们提及任何一个神圣的词语。在下面这个例子中，“圣人”在审慎地被音译为“ching gin”的同时，又被意译为Roi（王），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再次挑起争论，重蹈李明的覆辙，因为当年李明在《中国近事报道》中谈及孔子时，称他为Saint（圣人），致使这部 著作被禁（如今Saint已被广泛接受）。我在一个习惯于朝代更迭的古老民族的典籍中发现，每当一个朝代被另一个朝代取代时，人们总是把这种现象解释为上天的旨意。我还发现，两个朝代的开国皇帝都因其罕见的品德而受到后人的敬仰，在他们登上帝座之前和之后，都要在是否即位的问题上进行激烈的内省。首先，他们既受到权贵和民众的拥戴，也显然抱有不宜明示的私心，而这种私心是难以与其他动机区分开来的；其次，他们也因考虑到臣子有忠于君主的义务而犹豫不决，尽管这位君主可能已经因面目可憎而受到普遍的怨恨。他们在进行这种内省时对天显现出一种畏惧，为了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制止骇人听闻的罪恶，究竟是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还是拒绝拿起武器呢？明显地出现在中国古代的两位英雄成汤和武王身上的这种内省，难道不能证明他们所敬畏的是以天为名义的一个宇宙主宰者吗？这个宇宙主宰者难道不是与天以及天的种种非智力功能迥然有别吗？有人在书中谈及两位伟大的皇帝，后人都称颂他们的品德，他们是两个强盛朝代的开国皇帝。当他们将要登上帝位时内心都有过激烈的斗争：一方面，权贵和民众都拥戴他们，或许也受到难以与其他动机撇清的某种私心的推动；另一方面，他们面对臣子对君主应有的忠诚义务而束手束脚，尽管这个君主已然遭人痛恨，而且确实非常可恨。这种内省，这种因良心不安而显现的不知所措，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会惹恼上帝。为了拯救在压迫下痛苦呻吟的人民，制止骇人听闻的罪恶，要么如同大家希望的那样拿起武器，要么拒不拿起武器。在这一点上，他们承认应该听从一位主人的安排，他不准背信弃义，他痛恨暴戾，他像父亲那样热爱人民，他是被压迫者的保护人。真正的儒，也就是被某些欧洲人称作文人教派的那个学说，其实是整个中国所宗奉的思想。自古以来始终被认作“经”的那些古书都是这样说的。这些古书教导说，每一个人，尤其是君主，都应该向往完美的品德，毫不松懈地注意自己的行为和思想，严防邪恶侵入。古书说，有天施援，有自己的努力，中国的君主和臣民都生活得非常幸福。作者把自己的著作定名为“长生"，中国的一个野教正是以传授长生秘诀自诩的。历史上的多位皇帝上当受骗，沉溺于对这种虚幻理念的迷恋中。此外，我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中国医生尽管不信基督教，他们期盼天给予佑护却甚于对药物效用和生活规律的期待。他们希望患者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和高尚品德，以及不断调整心灵的活动和寄托获得天的保佑。佛对他们说，记住，除了空与无，没有任何别的本原。一切都源自无，一切都归于无；一切希望都走向无。但是，他的弟子们却只记住了他的早期教诲，与无神论背道而驰。僧人们“以假慈悲欺骗老百姓”。他们承诺说，将会根据在世时如何待人接物，安排灵魂重新投胎时的去处好坏。全志》借用李明《中国近事报道》中的三个实例为上面这句话作注脚。第一个实例是讥讽一个相信来生转世的人，此人一想到来世要投胎变成皇帝的一匹驭马就浑身发抖。第二个实例是斥责僧人利用信徒的轻信进行欺诈:两个和尚为了把一位农妇的鸭子骗到手，便告诉她说，她的父亲和祖父都投胎变成了鸭子。第三个实例说的是一些和尚为了骗得施舍而折磨自己；这是李明在旅行途中遇见的真事：一个和尚躺在钉板上面，恳求在场的每一个人为他捐款十个铜子为他赎罪。杜赫德在列举了这些实例后，重复了李明对佛教徒的看法：“这是一批无耻之徒”。外来宗教人士若想获得中国人的信任，不但要讲中国话，还得穿中国衣服。由此看来，利玛窦神甫毅然决然脱掉僧袍，改着中国儒生服饰,一些耶稣会士后来还按照满人的规定留辫，确实不无道理。韩愈的《谏佛骨表》一开头就对历朝历代进行对比，不信佛教的皇帝在位时间长且国家繁荣，迷恋于佛教的皇帝在位时间短且动乱不止。韩愈由此作出推论:佛教并未为其信奉者带来福祉。读者发现，历史上的中国皇帝在位时间日渐缩短，由此想到《圣经》所记载的诸多教长的情况也是如此。唐武宗毁庙灭佛的理由是国家在晋朝和南北朝期间因崇佛而国弱民穷，因而必须回归古代的治国之路。在唐武宗这通上谕的译者眼里，这通上谕不但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更重要的是证明了来自大秦的基督教传教士在唐朝已经来到中国。要让子孙记住祖先，就得有一样看得见的物件。中国古人用小孩代表死者的形象。可是，每当想要对祖先表示不忘养育之恩以及为后代留下财产、给予良好教育的恩典时，他们发现，制作一块牌位比找到一个小孩方便得多。杜赫德接着退了一步，承认在这些祭拜亡人的仪式中确实存在着迷信成分，但他再次强调，迷信成分都是道教和佛教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极端重视各种礼仪，我们不能否认，他们祭祀祖先时同样十分注重礼仪；和尚与道士把一些迷信成分掺到这些礼仪当中，比如焚烧金色的冥币、白色的丝绸，等等，就像死者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享用这些东西似的；他们还说，灵魂就附在写有名字的牌位上，能够食用供在牌位前面的肉，闻到一缕缕香气。我们从未试图把中国学者请到欧洲来讲授品德课程。福音书在欧洲光芒四射，在我们看来，它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所弘扬的人类的智能迄今尚未有幸得窥全豹。在中国的先贤和古代哲人值律颂扬的名言中，他们追随理性的睿智，从中获得了一些种子，对真理略有所悟；然而，基督教徒则已经领悟到了真理、最高理性以及上帝永不消失的智慧。人类的智能若不引向耶稣基督，那就只是愚蠢而已。耶稣基督的教诲只能在我们的圣书中找到，圣书具有神圣的特质，任何不愿在徒劳的论证中迷失方向的人，都应该不容侵害地挚爱圣书中的教诲，把它视为真理的最纯真的源泉。有人轻信中国人曾是无神论者，接着又听说品德在中国的古籍中屡受颂扬，这些人于是便以为，品德在中国受到颂扬的情况与欧洲的无神论者相似，他们喋喋不休地谈论与生俱来的诚信，而且假惺惺地予以展示。若把中国人比作近日的欧洲虚伪的无神论者，那就上当受骗了，读一读《书经》便能彻底消除这种误解。中国的哲人已经认识到了某些真理，然而，中国的哲人也罢，备受赞扬的古代哲学家也罢，他们都不曾认识到所有真理。完善的公义仅存在于基督教教义之中，唯有以基督教的教条充实自己，并付诸实施,才能臻于名副其实的智慧。贾谊以强烈谴责秦朝的法治闻名，而秦朝国祚之短则被归咎为周朝的行为准则在秦朝如江河日下。凶残地消灭异己，严厉地执行酷刑，建立听命于特权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度，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古代道德规范缺失所致。贾谊虽然不能不直面汉朝新的现实，但他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苛政予以强烈谴责，而这种遣责却是建立在大力赞扬承袭不可触犯的价值这个基础之上的：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舜禹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治安策》以较大篇幅斥责奢华，指出奢华之风已经在社会中层泛滥。贾谊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等级顺序被搞乱，礼仪被颠覆；应该用来生产日常用品的劳动力被大量用于制作奢侈品，如此一来，离全民贫困也就不远了。腐败、贪婪和耽于狩猎的恶习也被贾谊无情地揭露。《孝经》与《小学》之间的承袭效应表明，中国人一贯重视孝，孝始终是中国社会得以组成的核心价值，任何迷信都不可能对此造成破坏。读者在一则讲述试图贿赂官员的故事中获知，这位正直的官员气愤地对贿赂者说，做任何坏事天都会知道的：天知。尽管宋朝出现了无神论倾向，中国文人对于道德的关注在历史上却是绵延连贯的，说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日趋削弱是没有依据的。力求自身完善和良心安慰，足以证明伦理道德始终是中国人的追求。唐顺之所编文集的其他译文阐述了理想的君主与贤人的关系，贤人以是否恪尽孝道来判断君主是否堪称楷模，君主则以廉明正直来辨别贤人是否名副其实：闻太子为人子孝仁，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愿为太子死。中国的作者们不仅撰写他们帝国的通史，还发挥各自的才干，编写各种寓教于乐的小故事，此类故事与欧洲的小说相去不远，几百年来成为时髦的作品。不过，欧洲的小说与中国的小故事还是有所不同的，欧洲小说大多以风流的冒险为题材，还有供读者消遣的构思巧妙的虚拟故事，此类小说以其精心安排的情节和激情吸引读者，然而与此同时，此类小说却变得非常危险,尤其对于年轻的读者而言。反之，中国的小故事通常都富有教育意义，不但往往包含着一些有益于敦化风俗习惯的格言和箴言，而且几乎始终不离践行美德这个主题。《今古奇观》中的故事是这样的：一日，老子的道家子弟庄子外出散步，看见一个妇人正在挖丈夫的坟。庄子上前询问何故，妇人答道，丈夫生前说过，他的尸身下面如果已经干燥，她就可以改嫁，所以她要挖坟。庄子把这件丑闻告诉自己年轻的妻子。妻子声色俱厉地斥责那位妇人的行为，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若遇同样情况，她一定终身守寡。时隔不久，庄子突然弃世。庄子的妻子端庄地为丈夫痛哭不止，直到来了一位不速之客，那是庄子的一个学生，他事先并未获知老师的噩耗。年轻的学生正要告辞离去时，庄子之妻盛情挽留，请他出于师生之谊，陪她一起为庄子遗体守夜。两人很快就两情相悦,马上就要举行婚礼。没想到，这个书生突然旧病复发，不停地抽搐痉挛，他对妇人说，根据以往经验，只有服用酒泡的人脑才有可能救他。一心只想着新欢的妇人闻听此言，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把斧子，劈开丈夫的棺材。棺材里的庄子若不是突然坐了起来，脑壳肯定被她劈开了。年轻书生其实是庄子的分身隐形,妇人无脸见人,悬梁自缢而死。……最高存在者、一切存在物的创造者和本原，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支配着一切，掌管着一切，洞悉每个人的内心私密，惩恶扬善，提升或贬抑他所喜欢和不喜欢的人;人人都应以美德善行向他表示崇敬。理学的特点是排除一切超自然的动因，只承认一种与物质结合在一起的没有生命的功能，那就是“理”或“太极”。“他们无可救药地陷入了无神论”，“理”被解释为仅仅“与物质相聚合”的东西，这便是结论。凡能够规范自己行为的人，也能规范他人的行为，所以，他能管好自己的家庭；能管好自己的家，就能治理好一座城市；能治理好一座城市，就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中国文献所阐述的也是这个道理：确立秩序也是从自己的内心开始，从个人到家庭，从家庭到城市，从城市到国家。中国人的道德为自己设立的界限就是治理好整个国家，但是，中国人主张从个人修身开始。但是，让我们回过头来再说说文人的想法。这些人力图把创造并管理万物的那个第一智能者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于是求助于纯而又纯的物质原因，以此来解释一切有生命物体的起源。如果听到这类哲学家如此这般诠释世界起源时，我们或许不会生气无论他是物理学家或是伦理学家，反正他是迷失了。这些所谓的学者既傲气又盲目，而他们的体系中的原则和结论却极少有一致之处……哲学家之一的王安石此时已经开始宣扬无神论，他见皇帝因旱灾而伤心，想以节食消减天怒，祈天不止，向皇帝进言道：陛下何必如此伤悲，夭有何可惧！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出于偶然，陛下不必徒然折磨自己。朝廷名臣富弼不同意王安石此番言论，随即给予反驳，他说道：您说的是什么道理？一位皇帝倘若既不怕天，也不敬天，还有什么罪他不敢犯?耶稣会士约瑟夫•阿科斯塔(Joseph Acosta, 1539—1600)神甫所著总结劝说不信教者皈依基督教方法的著作《野蛮民族的救赎》,1588年在萨拉曼卡出版。作者把不信教者分成三类，认为对他们应该使用三种不同的宣教方法。这三类人中的第三类是新大陆上和岛屿上的野蛮人。野蛮人的特点并非凶残的程度，而是“没有”：没有固定住所，没有法律，没有国王，没有盟友，没有官员。第二类是新大陆上阿兹台克帝国和印加帝国的后裔,他们有城市,有法律，有数学知识，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等级社会中，实行人祭。第三类人应该像小孩一样被引导去认识福音书；对于第二类人应该以仁慈去感化。至于第一类，其中包括中国人和日本人，“他们都离真理不远”，都拥有自己稳固的政府、确定的法律、围有城墙的城市，出色的官僚体系，数量众多的贸易交往,“最重要的是他们都使用文字”。阿科斯塔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样，他们因接受福音书而获得拯救的方式，不会与希腊人和罗马人有所不同。《中国宗教现状轶事》辩解说，在中国，每年在孔庙举行两次祭献仪式，参与者既有官员也有文人学子，每当此时都要祭献猪和鹿。仪式完毕后，这些肉就分发给在场的祭礼参与者,牲畜的血和毛都被埋掉，用热酒浇在牲畜的耳朵上，肥脂被扔进火堆，大火熊熊，直冲云天；与此同时还要焚烧一些丝绸等织物。每一位先人都享受类似的祭礼，具体日子由抽签选定;每逢祭礼都要向先人的灵魂敬礼,请他们回到写有他们各自名字的牌位上。这些具体的介绍旨在证明，中国人的礼仪与古罗马人的偶像崇拜异曲同工，他们都祈求亡人保佑，给家族的后人带来富贵，给文人带来物质方面的好处。文中有一段文字详细地描述了祭礼的庄严隆重和人们表示敬意的动作，诸如下跪、叩头、焚香，参加仪式的官员事先净身、禁食、节欲以及按照规定穿着服装等。此外，《全志》着重指出，明朝的嘉靖皇帝下令，把孔庙中的孔子雕塑像换成牌位，此举凸现了制止偶像崇拜的意愿。杜赫德在《全志》的“中国人的宗教”一文中，对欧洲古代不信教的智者和中国古代的思想大师们作了一番比较。他列举了欧洲古代七贤，他们都是公元前6 世纪希腊的著名历史人物，至于究竟是哪七位，说法不尽相同。被杜赫德指名道姓的有三位:塔勒斯、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他认为，不信教的智者和中国的思想大师差异很大；前者“与其说是在寻找真理，毋宁说是要炫耀自己的才智”，“用以赢得他们在财富方面未能获得的高于他人的优越感”。他把中国人的政治活动与追求智慧的努力视为截然不同的两件事，这种努力旨在协助皇帝建立社会和谐，而不是研究因公共责任缺失而毫无效用的学说，上面这段话充分显现了这一点。孔子只提倡尊重“万物之根本”而不追求其他，因而受到广泛的颂扬；某些希腊哲学家，尤其是塔勒斯,汲汲于追寻世界根源，断言“人体赖以构成的物质都是永恒的”。这段文字试图从多个不同角度得出一个共同的结论，那就是:无神论在中国是个新近出现的现象，其根底都很浅薄,其后果都不难消除。在这一点上《全志》也强调指出，把中国的智者称为无神论者是不公正的。雍正皇帝读后龙颜大怒，严厉斥责将自然灾害归咎于鬼神，在他看来,天灾只能是君臣对天不敬和其他过错引起天怒的结果。倘若人民崇拜偶像，官员信奉无神论，而皇帝却宣扬人民听不懂、官员嗤之以鼻的道理，岂非咄咄怪事?这些妇女的非凡之处恐怕难以得到欧洲人的认可。她们之中没有一人在战场上或在科学方面有杰出的表现，既没有战功，也没有任何著作。她们整日关在屋里，从不走出家门一步。她们是懂得如何教育孩子的母亲，是知道怎样劝导丈夫走在品德、义务、价值和荣耀正道上的妻子；她们是誓死守贞的寡妇，从不认为无须继续忠于已故的丈夫；这是一些非常能干的女人，至少与《圣经》提供的纯朴形象相比，她们确实是精明能干的妇女。这样的妇女在中国很多很多。传教士们不但极端重视文人学子，而且十分看重妇女在中国基督教化过程中能够发挥的重要作用。通过刘向笔下的那些实例，中国妇女所展现的形象是价值的卫士、家庭和社会和睦的支柱，她们作为教育者和启发者所发挥的作用跃然纸上，受到充分肯定。好几位妇女由于劝导读书的儿子要不懈地学习，日后争取功名而受到热烈赞扬。很显然，在选译《古列女传》的标准中，古代的典范性和妇女在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动力因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15个省份及各省主要城市的地理状况，附有每个省的地图以及若干城市的平面图。中国满洲的古代和悠久历史。皇帝的权威，国玺，皇帝的日常开支，皇宫，扈从，出入皇宫时的仪仗。中国的政府组织,各类法庭组织，官员，官员的荣耀，官员的权力和职能。军事部门，帝国的武装力量，堡垒，战将，武器，炮兵。中国的治安，维持秩序的城市治安，保证旅人安全和方便的道路治安，海关，邮驿等等。贵族。土地的肥沃程度，农业，对农人的看法。手艺人的技巧，小民的勤劳。中华民族的智慧和性格。中国人的气质和体质，他们的衣着，房屋以及房屋内部的陈设。 中国人旅行时的豪华阵势，桥梁、牌楼、城门、塔和城墙等公共建筑的宏伟壮观的气派，逢年过节时的华丽场面,等等。礼仪，日常礼节,往访时的礼节，互赠的礼物，往来信函中的礼节，筵宴礼仪，婚姻礼仪，丧葬礼仪。囚禁罪犯的监狱,监狱中的秩序，惩治罪犯的刑罚中国的物产丰富，丰富的物产为民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带来的好处。中华帝国用于灌溉的湖泊和河流，大小船只。中国历代货币，附若干罕见的货币样本。中国人的内外贸业，鉴于贸易的主要品种是蚕丝、瓷器和丝绸，所以书中主要介绍养蚕和制作瓷器的方法，书中还有“ 一部论及如何养蚕方能获得更多更好的蚕丝的古书摘要”。汉语的精髓，如何发音，如何用欧洲文字书写汉语。汉语语法概要。纸，墨，毛笔，印刷术，中式装订。中国著述。详细介绍中国人奉为经典的古籍，这些古籍之所以受到敬仰，不但因为古老，而且因为所授之业均为优秀学说。中国人称之为“五经”，即五部重要的著作。这些被视为顶级的经典是：I . 《易经》。这是一部专门讲述象征符号的书籍，通过此书可以知道中国人有哪些知识。II,《书经》。此书记述中华民族最初几位君主和立法者的言行，他们关于治国的教诲,他们制定的法律以及敦化习俗的规矩,他们全都是这些优风良俗的典范。除了讲述此书的概要外，还有若干摘录。3. 《诗经》。此书中多首“颂”，“颂”既颂扬伟人，也记录了帝国的法律和习俗。若干首“颂”被选中并忠实地译成法文。4. 《春秋》。此书地位低于前三部，但仍不失为一部颇受文人学子重视的著作。书中所述为鲁国历史，该地今为山东。5. 《礼记》。此书是一部集法、礼与公民生活中应尽义务之作。这五部书都是非常古老的著作，被称作“经”，属于第一流的经典著作《全志》对这五部书作了简要的介绍后，接着介绍四部第二流的经典著作，即“四书”。其实，这四部书的内容是在上面提及的五经的基础上对一些格言、箴言的阐述。这几部书都是孔子的弟子所记录的这位哲人的格言和谈话，按章节和文章的顺序编排,择要对其作了简介。编排在最前面的是孔子这位著名哲人的生平，中国人奉他为先师，对他极为尊敬。下面介绍这几部著作。第一部《大学》，即大学问或成年人的学问。第二部《中庸》，意为不变的中间，不偏不倚的中间介于两端之间，品德即在于此。第三部《论语》，即道德格言和警句。第四部《孟子》，即哲人孟子的书，书中阐述了治国良策。排在上述四部著作之后的是另外两部著作，极受中国人重视,也被列为经典著作。第一部《孝经》，即孝道，书中记录了孔子对弟子曾子的回答。第二部《小学》，意为学问或儿童的学校。中国的伦理哲学，由哪些成分组成。了解这些的最好途径莫过于让中国人自己来说，所以刊出了两部著作的译文。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都非常著名，书中阐述了中国人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第一部最为古老，书名是《品行的准则、思考和榜样文集》。第二部的作者是一位名声卓绝的当今学者，书名是《中国人的性格和品行》。此书分章论述了 ：1）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与亲属之间的相互责任。2）修心应该做什么。3）文人之所爱。5）治家与男女分宅。6）城乡房舍。7）未予以足够重视的行为准则。8）日常交往中的谈话。9）私生活中的责任。10）读书。11）社交行为准则。12）持之以恒的善行。13）礼节及其义务。14）凡事均须保持节制和中庸。15）与性格不同的人交往方式。16）若干有关心智的著作和行为准则。中国人的其他科学知识，诸如逻辑、修辞、音乐、几何、天文等。详细讲述第一批耶稣会传教士如何帮助中国人完善这些科学知识的，并将他们所不懂的其他数学知识教授给他们。中国人对诗歌、历史的兴趣，既有中国通史，也有类似我们的小说那样的小故事，这些故事虽然包含许多令人惊奇的意料之外的情节，但目的却都是弃恶行善。为了让读者体验此类小故事，选刊了翻译得非常准确的四个小故事，供读者饶有兴味地阅读。第一个故事告诉人们，个人做好事能给家庭带来荣耀。第二个故事讲述一桩罪行，起初罪行被掩盖，正当罪犯将要得逞之时，老天爷打乱了他的计划，并且惩罚了他。在第三个故事中，一个受了冤屈的人在几乎崩溃之时，老天爷突然为他提供保护，使他的清白得到昭示。第四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哲学家，其妻为他举行奇怪的葬礼之后，他投身哲学，成为一个著名哲学家。中国医学：中国人的医学总体系。他们的独特之处；了解他们通过把脉诊断病症的技能，了解他们用于治病的草药。三部中国医学著作能让读者对他们的医学有所了解。第一部是《脉诀》，作者是位古人，此书写于公元前数百年。第二部是《本草纲目》摘译。第三部是一本治疗各种疾病的处方集。[3] 第戎，1735年 10月 11 日你若浏览杜赫德神甫的书，就会发现有些篇幅可以弃而不读，这些东西他本应删掉。不过，确有许多与众不同的东西值得一读;我始终不渝地赞赏这个幅员广袤的国家的政府的智慧，以及上一位伟大皇帝的过人之处，他应该成为所有国王的楷模。至于他们的戏剧、诗歌和音乐，应该说与我们的父辈时代一样不成熟，大约是我们三百年前的水平。关于西番中国人将这个民族分为两类人，他们称一类为黑西番，另一类为黄西番。这并非因为前一类人比后一类更黑，而是因为前者住黑帐篷，而后者住黄帐篷。黑西番还住着一些破房子，他们看起来不算开化，由小头目统治，而小头目又听命于大头目。雷孝思神父所见的黑西番与哈密一地的居民相类，妇女们的头发梳成辫子垂在肩上，饰有小镜片。黄西番从属于一些家族，各个家族的长子会成为喇嘛或靴靶僧，穿黄色衣服，或许由此而生发出中国人关于黑西番和黄西番的划分。这些出自某一家族的喇嘛统治他们的社区，拥有裁决诉讼、惩罚罪人的权力。他们分散地居住在同一地区，并不组成更大的村落。仅仅构成由六七个家族组成的小村庄，如同同等数量的小营，近来的中国地理书就是如此称呼他们的。多数民众住在帐篷里，也有不少人拥有土房或砖房。他们丝毫不缺少生活必需之物，蓄养大量牲畜，他们的马个头虽小，但是匀称、灵动而强壮。只要他们向统治的喇嘛致敬，按时缴纳佛贡，喇嘛们就不会骚扰他们，而佛贡其实数目很小。⋯⋯人们说，这两种西番的语言之间有些许差别，但是，鉴于他们在进行交易时完全可以互相理解，可以认为，这只是同一种语言之下的不同方言而已。此外，《中华帝国全志》记述道：西番举行的仪式与汉人的仪式相当不同，例如，他们要对一个人表示敬意，就献上一条长长的白色围巾。《中华帝国全志》对青海人的介绍很简略，只占两页篇幅，包括辖地（中国西部，四川省和西藏之间）、物产（染色毛织物）等。关于云南的罗罗人，该书记述了其制度（领主是臣民的绝对主人），出产（盛产各种粮食，有金矿和银矿），衣着（短裤、长不过膝的厚布上衣、草帽或藤帽，光着腿，只穿拖鞋，领主们穿绫罗绸缎的蛮族衣服）。苗人聚居地在四川、贵州、湖广、广西、广东，《中华帝国全志》介绍了其武器（弓箭、矛），衣着（脑袋上缠一块布，穿紧身上衣、短裤），住房（砖砌的两层楼，底层饲养家畜），出产（织布并不出色，毯子属上好织物，所使乐器的一种是若干笛子套起来，放在一个较大的管子中，上面有一个孔或一种类似簧的东西），信仰（信奉佛教者较少），发饰（妇女的发型奇特），中国人对之的印象（中国人贬低苗人，以之见异思迁，不讲信义，野蛮粗鲁，特别是盗窃成性。而雷孝思等人则对苗人持有相异的观感，发现这些人很诚实地将别人给他们的旧衣服还回来，很认真地完成别人交与的任务，勤劳，乐于提供服务）。我们可以1688年7月张诚在蒙古地区的见闻为例：7日,我们走了70里，大多是在围着不同的山绕圈：先向北走了 10至12里，又向东北走了一小段，继而向西北，最后近一半路程向西或西北，有时又有些向南。我们几乎始终在上上下下，路旁不见一棵树或一块耕地，只有一些草地。我们发现一些蒙古人的帐篷，许多建在两轮小车之上，这些小车非常轻便，但也很脆弱，有马拉也有牛拉的。蒙古帐篷旁边只有一些牛、马，由于此地没有木料，因此只能燃烧一些在太阳下晒干的牛粪、马粪。我们所经过的一些山区仍满是粗粉的石头，半露在地表，也有许多路是不少人走过的。整天下着冷雨，北风让我们很感不适。我们在一条溪水旁露营，近处有三四个蒙古帐篷。山脚下的山谷之中，可见不少这类帐篷，组成了一个村落。我一时好奇，去看了一个，还进到里面，以便更好地知道它们是怎么建的。该帐篷像一个由纤细的、直径十三四尺的圆棍子支起的鸟笼。也有比这更大或更小的，但我见过的大多数都是这种尺寸，中部高八九尺。帐篷大约从四个脚开始，在尖部封顶，如同圆塔或鸽子窝的顶子。帐篷覆盖着不同的织物，由一块压制而非织成的羊毛做成。蒙古人在帐篷中生火时，就将火焰上方的织物掀起一块。我进入帐篷时里面正生着火，所以看到了。我在火焰上方看到三四块肉，不知是什么肉，很吓人。一张由三四块板子拼成的劣质床，一块和用以覆盖帐篷的织物材质相同的布料，又作床垫又作被子，一条长凳上坐着两个面貌丑陋到足以吓人的妇女，一个劣质的柜子，几个木碗，这就是全部家具了。这些蒙古人以他们蓄养的牲畜的奶和肉为生，肉几乎都是生吃。金钱在他们中间从不流通，他们用马、牛、羊换取棉布、粗糙的羊毛织物，用来覆盖帐篷和床铺。男人和女人们穿着类似满洲靴鞭人，但更为贫困，也没那么整洁。他们从不在长衫外面罩上一件短衫。他们丝毫不懂耕地之法，也不吃面包或米饭。有人向我保证，他们活得不长久，在他们中间很少见到老人。诚然，尽管中国经典，特别是《书经》一常常鼓励人敬畏天，尽管他们将有德之人的灵魂置于上帝之侧，但是，看不到他们曾清晰地谈论过他生的永恒苦难；同样，尽管他们确认，首要的存在创造了万物，但是，看不到他们清晰的解释，可证明他们了解一种真正的创世，一种从虚无的创生。但也须承认，如果说他们对此保持沉默，至少他们没有将之否定，视之为不可能；他们并未如一些希腊哲人那样，将组成肉体的物质视为永恒。同样，也见不到他们曾清晰地谈论灵魂的状态，似乎他们对此仅有一个模糊不真的概念。然而，不可怀疑，他们相信灵魂脱离肉体后继续存在，相信真正的显灵，如孔子的事例所证明的那样。这位哲人向最亲近的弟子们说，数年以来，他在梦中常常见到著名的周公——武王之子，中华帝国曾大大获益于他的教诲。需要注意的是，宋朝著名学者朱熹在被问及孔子所云是指做梦还是显灵时，毫不犹豫地回答，这是指一次真正的显灵。而周公出现在孔子面前时，周公已死去六百年了。例如，为了论证祭孔礼仪的非宗教性，该书称，中国人更喜欢用牌位表达对伟人的景仰，其作用正如同欧洲的塑像。“善释五经的诸家之中，孔子声名最著，中国人集孔子所除关于古法之要则大义，中国人修习之，视之为善政之则。”孟子的情况则有了变化。孟子倡导人性本善，这与天主教人有原罪的基本教义相悖，且孟子主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成为古代中国男人纳妾的一大理据或曰托词，而纳妾与天主教“十诫”中的“毋行邪淫”相悖，成为中国男人入教的障碍。气学针对隋唐盛行的佛教与道教崇尚虚空的学说，提出虚空即气，气是宇宙的终极实在，以从根本上打击佛老，为儒家学说建立一种宇宙论的论证。《中华帝国全志》对道家的介绍中更值得称道的进步之处是它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老子的作品进行分析，并将之与西方思想进行比照：现在还有他的书，但人们相信，这些书被其弟子们大大歪曲了。尽管其间仍可见与哲人地位相称的一些信条和情感，关于道德、躲避荣誉、蔑视财富、追求超然于万物之上的幸福自足的灵魂孤独。⋯⋯这位哲人及其弟子的道德与我们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很相像，在于远离可以扰乱灵魂安宁的强烈欲望。他们认为，贤人所关注者在于无忧而生，因此需摒弃回归过去以及寻求将来的徒劳做法。他们声称，扰动不安，潜心大计，放任野心、贪欲等其他欲望，这是为后代谋而非为自己谋；牺牲自己的安逸幸福而别人谋福，此乃疯癫之举。为了自己的幸福，应当有节制的争取，不可放任过强的欲望，因为幸福一旦伴随着扰乱不安，灵魂不得安宁，也就不再是幸福了。其次，从宗教礼仪、修行方法等角度，利玛窦对佛教的颂经、念佛方式都提出了质疑：又有一经名日《大乘妙法莲华经》，嘱其后曰：能诵此经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论之，使有罪大恶极之徒，力能置经诵读，则得升天受福；若夫修德行道之人，贫穷困苦，买经不便，亦将坠于地狱欤？又曰：呼诵南无阿弥陀佛，不知几声，则免前罪，而死后平吉，了无凶祸。如此其易，即可下地狱而暖天堂乎？岂不亦无益于德，而反导世俗以为恶乎？小人闻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污本身，侮上帝，乱五伦，以为临终念佛者若干次，可变南无阿弥陀佛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逃重殃而著厚赏？不能说中国人忽视医学。他们有数量无穷的讨论医学的古书，并且自帝国创始即进行相关实践。但是，由于他们对物理学所知甚少，对解剖学毫不精通，他们不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用途，也就不了解疾病的起因，因此，他们的科学仅仅在关于人体结构的模糊系统中进行，他们未能取得欧洲医学的成就，也就毫不足奇了。然而，这个民族的医学研究并非一无可观，不仅因为他们用医学保存生命、重建健康，也因为他们认为这种知识与天的运动有着紧密联系。在一次呼吸过程中，即呼气一次再吸气一次，脉搏通常跳动四次，血和气走六个拇指的距离。按中国人的时间计算，在组成一日一夜的十二小时里，人总共呼吸13500次，血、气走800丈（一丈合十尺，一尺即十个拇指长）。在人体中，血、气最长的路程仅有十六丈二尺。因此，血一天一夜周流50次。我从中国人中打听到这些，而不是从所翻译的书中找到的。我翻译成“持续周流运动”，并不表示中文中即有此说法。由此似乎容易得出结论，欧洲近来所发现的周流运动，至少2000年前已为中国人所知晓。然而，我远不敢确保这一结论的正确。我丝毫没有发现，中国医生在他们的书中明确区分动脉和静脉，也未区分血液流出和流入心脏的通道。中国人有一些词汇，欧洲人在翻译词典时，用之对译我们的"动脉” “静脉” “神经”等词汇。但是无论是我读中国医书，还是征询活着的人，我都未发现，这些词汇正巧涵盖了我们今日所有的思想。应该说，即便中国从前有这些认识，如一些表达方式引人遐想的那样，他们也在很久以前遗失了这些认识。在翻译中文注释时，我写道：它的护卫是气。我认为“气”有很多含义，此处是最为恰切的一个。当然，我妥提请注意，这个字还可表示空气、蒸汽、脾气、气度等。中国人所撰作的诗歌，很像欧洲人所作的十四行诗、回旋诗、抒情诗、歌谣。他们的诗句有一定单音字的字数限制；他们所作诗句有的很长，有的很短，长短句相交织，由此造成韵律的多变与和谐。诗句之间的关系取决于韵脚、字义，声调多变悦耳。他们另有一种诗，不在乎韵脚，而用一种反衬来表达思想。例如，如果第一句写春，第二句则写秋；第一句写火，第二句就写水。这种作诗方式自有其艺术与难度。他们的诗人有热情，他们的表达常常富有寓意，他们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形象，使诗风更为活泼而感人。中国作者不仅写作他们帝国的历史，还利用他们的天分和才能撰作不同样式的小故事，有趣又有益。这些故事类似我们近几个世纪很流行的小说,不过有一个区别：我们的小说多为一些风流韵事或奇思妙想，旨在愉悦读者，这些小说尽管可以混合着艺术的热情娱人，但有时也变得非常危险，特别是在青年人手中。与之不同，中国的小故事常富教育意义，囊括了重整风俗的精当格言，总是旨在实践某种道德。这些故事通常混入四五句诗，以使叙事更为生动。欧洲人同样注意将各朝历史传至后世。但中国人所特有的，是注意避免作史者因逢迎而导致的失真。其中一点是选取一定数量的无私的学者，命之观察皇帝的所有言行。每人单独将所见所闻写在一张纸上，将纸交给一个专门机构。人们真实记录皇帝或好或坏的言行。例如，某天，皇帝有失尊贵，不能自制而暴怒；某天，皇帝任性使气，不公正地惩罚某位大臣，或错误撤销法庭决议。或者，某年某日，皇帝如父待民，为保护人民或帝国荣耀而开战；当朝廷为此颂扬他时，皇帝表现出谦逊的神情，仿佛对这些公正的颂扬无动于衷。负责搜集纸张的机构在皇帝在世或该家族在位时从不打开。当王位转入另一家族后，有人汇集起这些特别记录，相互比照，去伪存真，据此撰写帝王史。中国人的另一个做法也对撰写国史有很大好处。每个城市刊印其辖区的特殊事件，这种特别的历史记录包括重要地区的现状、地域、环境、风俗、以武功文采出名者，甚至妇女也在其间有其位置，例如为亡夫守节者。这样的妇女有时从政府获得封号，得以被写入史书，但必须名实相副。为了避免不宜之处，各城官员每四十年聚会一次，裁定书中所记是否属实。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解说典制风俗。《论语》第三章译文记孔子谈及射术，《中华帝国全志》加注：“此射箭练习以兽皮为的。帝王用熊皮，诸侯用鹿皮，官员用虎皮，文士用野猪皮。帝王距的120步，诸侯80步，官员70步，文士50步，距离之异昭示权威之别。此外，戏剧家哈切特(William Hatchett)把杂剧《赵氏孤儿》的法文译本改编为《中国孤儿》，以首相弄权、朝政腐败为主题。儒莲称，若向公众展示中国诗歌的句法、结构、特殊词汇等造成理解障碍之处，将是有趣的。但他以为难以做到，并举例说明诸种困难。如，中国诗歌中富于多音字，而此为欧洲字典所无，故而逐字翻译无法传达原文的意蕴。儒莲主张，逐步揭示常见短语的意思，待更广阔的阅读之后，再编辑一本难解词词典，参以中国作品中的使用范例以作详解。他举出具体例子：中国人常用“玉”(血)字，以表达稀有、珍贵、悦目等意，如“玉露”意即秋露，“玉音”即皇帝之声等。另大量列举含色彩名、鸟兽名的短语，征引详赡。还称，若不解中国诗歌的隶事用典，则颇易造成误解。例如，有汉学家在逐译中国诗歌时，径以形容李白之“骑鲸” (Ki-king) 为人名，或以卓文君之“卓文” (TbAo-we”)为人名，而以“君”为“君王”。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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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俗社会，耶稣会主张君主专制主义，同时认为，一切世俗君主均须服从教皇，因为在他们看来，世俗君主只是教皇在俗世的代理人。总之,他们认为教皇不仅应掌握至高无上的神权，同时还可操纵世俗权。显然，耶稣会的这种主张对于巩固正遭受宗教改革运动冲击的罗马教廷的地位以及维护天主教会内部的统一是十分有用的。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教皇因耶稣会的效力而赋予它许多特权。 如:耶稣会可设总会长，后者可按自己意愿管理修会财产、领导其活动并只对教皇负责。耶稣会士可以布道、听忏悔、安排圣事、主持礼仪。他们还拥有赦罪的全权;总会长可以赦免耶稣会士入会前后的一切罪过，他还可赦免重婚罪、致人伤残罪、凶杀与谋杀罪等等。耶稣会甚至还有经商和从事金融活动的权力。教皇之所以把其他修会不得享有的许多特权授予耶稣会,是希望它成为教会内部对付异端派的一种特殊力量，成为教廷的“近卫军“。他们或许因此而只会更难领悟福音之光。长期崇尚迷信的习惯、过分尊重旧习俗、自负而缺乏理性、根深蒂固的偏见以及习惯于既不受约束又不加后悔地听凭激情驱使，所有这一切皆是我们圣教之敌。因此,他们没有停止过反对传教士的工作，不断阻碍并迫害他们。中国的教育是出色的。它基于孝心和敬祖之上，而其谨小慎微也是必需的，或至少有利于维系秩序、和平及信任。人们只能通过学习和工作获得提升。所有城市皆有学校，青少年以官资在此接受教育，在依次晋升到三个学阶前必须经严格考试。有了学阶方能担任 职务、获得荣耀。贵族不是世袭的，其父显达的孩子们必须自谋功名方不至辱没门庭。农业在中国极受重视，商贸发达，天文学和几何学在中国也始终受到关注。挖掘管理这些□大的运河显然说明中国人早已明白许多原理。这些运河穿越几个大省，可使其免遭洪灾，同时方便了交通一这对一个如此庞大的帝国是多么必需。有人指责中国人杀婴或弃婴，这种陋习在中国确实被容许，但政府极力纠正这一坏事，还设立收容所接纳这些因父母贫穷或放荡而造成的可怜的受害者。大城市里每天都有车辆定时穿过各街道收容弃儿，活的收养，死的用官费埋葬。奢侈和贫穷（它是前者之女）是此种可怕紊乱的真正原因。不过它只存在于大都市。在乡村或稍稍 远离省城的所在，人们不抛弃活婴，甚至很少抛弃死婴，除非父母实在无力埋葬。欧洲人发现了中国培植的科学与艺术。但中国人有点固步自封,他们对祖先的崇敬使他们以为不可能在祖先发明以外再有任何发现;这种崇敬泯灭了他们超越的愿望,也窒息了追求完美的天性所赋予的能动性。至于那些品行无可指责的人，那些为了上帝而弃绝一切、专注于最凄苦的生活而只期待从天国获得对其辛劳的奖赏的人,倘要以背叛教义、崇拜偶像、毒害他人及其他令人发指的许多罪名指控他们，那必须要有十分清楚明显的证据。东京的百姓是有思想、懂礼貌而且是温顺的，不难把他们争取到基督一边,因为他们对其佛像并不依恋，对邪教术士更鲜有尊重。此外,他们习俗纯朴，并无其他东方民族沉湎其中的明显恶习。他们实行多妻制，男人有权休掉不称心的妻子,还有变男人为太监的残忍习惯;只有以上数端是确立基督教的障碍。多妻制和变男人为太监的习惯只涉及少数有身份的人：即那些不会因孩子众多而担忧并希望 把他们培养成王国第一流职务担任者的人。至于休妻和另外娶妻的 权利则另当别论：只要女子不生孩子或被认为脾气不好，就可被休掉；这是百姓中也通行的习惯，因此是基督教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1.永远不要把事关永福的一切与其他任何性质的利益相提并论。用我主的话说（《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倘若失去灵魂,一个人获得其他一切又有何用？敬畏上帝吧，永远别让它不快。你要养成以信仰的眼光看待上帝的习惯，将其视为你一切言行的见证。把你的作用奉献给它,以使上帝快乐为目的行事;在一切行动中听从上帝支配;放心地投身于如此仁慈的主的怀抱吧，常祈求它恩赐你爱，在一切场合顺从它令人崇拜的意志。2.关于修建住宅和建立家庭,请不要忘记上帝是一切财富之源；廉洁、真诚、正直，对宗教神圣戒律牢不可破的依恋，这是人们为稳固地建立并维持家业所应采用的真正手段;相反,不公正的行为只能导致失去荣誉，甚至往往失去财产。你要确信，个人的谨慎是远远不够的——不管他声称有怎样的天才;当上帝听任他自行其是，任凭他由其品行支配时，那么，才智只会使这种上帝所弃之人犯更大的错误。如果说上帝有时容许一个不公正的人成功，它却不容许他长久享有不公正地获取的财产。一旦上帝不愿其继续拥有，一个家庭便会很快陷入困顿，其财产也将很快消失。3.尽你所能对他人行善，但永不对任何人施恶。把纷争视为可能降临在你头上的最大不幸而予以避免，同时要如同上帝在你心中 般地保持安宁。这种安宁是上帝之赐，所以你要常常向它祈求，因为 只有当上帝为你保留时你才能享有它。如果你突然遇到什么麻烦， 就应尽量有条不紊地处理，但永远不要用欺骗和伪善去维护正当的权利，因为这样做上帝便要抛弃你，而且尽管你有正当权利,你仍会支持不住且陷入困境。我亲爱的兄弟，这便是世间最春恋你的一个人请你常常思考并予以实践的一切;正如你能想像的,这个人虔诚地关注你的永福，犹如关注他从如此遥远之地赶到这里寻找的偶像崇拜者们的永福一样。官员把一个带耶稣像的十字架扔在地上，向他们宣称:如要活命并获得自由，惟一的办法就是把十字架踩在脚下。三名新信徒被此种恐怖景象吓坏了，他们懦弱而罪恶地服从了命令，捡回了一条命。其他人信仰坚定,他们被这种亵渎宗教的建议气得发抖,勇敢地甘愿领受酷刑，甘愿去死。人们马上在他们脖子和 手、脚上戴上镣铐关押起来。梅沙利神父以庄重而又愤怒的神情对他们说道：“你们这些卑劣可鄙的家伙，你们竟敢侮辱你们生命的创造者，还把只该属于上帝的信仰和崇拜转移到魔鬼头上！魔鬼只配下地狱，你们的命运也将如此。我们作为普世最高主宰的使徒，我们教人们上天堂之路，我们指望有朝一日到达天堂;而你们如果不放弃偶像崇拜而归依真正的上帝的宗教,你们就将受炼狱之苦。”此等益世良言若对良善之辈本应产生影响，但这些官员在偶像崇拜中陷得太深了。阿尔瓦雷斯神父和克拉特神父的头颅一下就落了地。德阿布雷乌神父的情况大致相同，他的头颅一下就削离了肩部，但因颈部皮肉尚未割断，头颅便垂在胸前,直至刽子手将其完全割断。达库尼亚神父被砍了三刀才脑袋落地。日本银币是流通于科钦支那的惟一（外国）货币，人们根据商人携带的数量按分量验收。当地货币是铜质的，呈圆形,与我们普通硬 币一般大小，中间钻孔以便能集束成串，一侧穿三百枚，另一侧也穿三百枚，这在科钦支那人看来就算一千枚了，因为，这在几乎所有东 方民族中已流行了一个世纪。由于使用这种货币，世上可能没有更容易使商人上当的国家了，当他们初来乍到时更是如此。因为这些钱币外形和质地一模一样，决定币值的只是压印在上面的文字。钱币一面有四个中文字，另一面空空如也。必须谨慎觅得可靠之人方能确定钱币质量和价值，同时应经常在市场上仔细认定其种类;否则就要冒上科钦支那商人当的极大风险，因为后者虽然禀性率直，但对欺骗一个欧洲人总是感到庆幸的。几年前，澳门商人靠造币发了大财，因为当时科钦支那国王尚未命人以本国模子铸币，所有货币均来自国外。但自该国拥有独特的货币后，外国人若非决计在这里至少亏本五成,便什么生意都做不成了，因为我已说过，钱币上压印的中文字决定了它的价值。我认为必须指出这一点，以便使对该国习俗知之甚少的商人预防可能要冒的风险。东京人崇拜三个主要偶像Q他们称第一个为灶神，第二个为技 艺神，第三个为土地神。灶神起源于一则故事，他们是这样讲的:一 名女子因某些不满离开了丈夫再嫁他人，使其前夫痛不欲生，这名不 幸者一头扎进灼热的火盆结束了生命。消息刚一传出，不忠实的妻 子懊悔万分，遂投死于吞噬了她前夫的烈焰之中。她第二位丈夫闻 讯匆匆赶来，见妻子已成一堆灰烬,顿觉万箭穿心，一头扎进同一个 火盆,即刻也被烧死。这便是灶神之源。神明的精灵给三块石头注入了活力，东京人便用它们烹饪;每年开首之日他们礼拜的便是这些 石头。技艺神崇拜即是对一幅中国人画像的崇拜：当地偶像崇拜者认为他是世间最灵活、聪明、博学之人。商人做买卖前要乞灵于他，渔 民在海上撒网前、朝臣去向君王献媚前、匠人在开始工作前……都会 向他乞灵。土地神与前两个神明受到同样恭敬。理由是：当某人想兴建住 宅时，他确信地皮并非只属于国王；它还有另外某个主人，即生前曾拥有这块地皮、死后仍保有同样权利的那个人。于是他请来里师;后者在鼓声中"请亡主之灵安居于为其准备的小屋，那里为它备着锡箔、香料和几张摆满菜肴的小桌;这一切意在请亡主包容他土地上的新主人。除这三种偶像崇拜外，东京人还崇拜天空、月亮和星星。我看到有些人把土地分为卜部分而且对每一部分都恭敬万分。另一些人把大地分为相同的六份（其中笫六份被认为应在中央）并以不同的颜色敬奉不同的部分。敬奉北方时，他们身穿的服装及所用的祭器均为黑色;敬奉南方时均用红色;献祭东方均穿绿装；乞灵西方均用白色;敬奉中央部分则用黄色。东京人的迷信还不止于此。有人告诉我他们还崇敬象、马、鸟、 猴、蛇、树,甚至还崇拜恶习和最污秽的造物。数日前,几名渔民在海边发现被海浪卷到这里的一段木料，便立刻把它当成一位强大的神明而把捕张的价献给了它；他们认为门己所获之龟全都出于它之所赐。如今他们正忙着为它修庙,还说它是某位皇帝投了海的公主托身这段木料，惠顾他们港口来为他们降福的想到魔鬼用以欺骗这些可怜的偶像崇拜者的可憎流甫,我无法没有痛苫。人们可从以下行为中作出判断：当一个不信基督者想建 一所住房、或给孩子成亲、或出门旅行时,他就先请教占卜者;后者装成盲人以便让人以为他只尊奉真理,答话前他手持一本半打开的书,好像怕俗眼行到其中内容似的,问明求卜者年龄后，他把两枚仅在一面刻有某些神秘文字和数字的小铜板抛向空中，铜板落地后如有字的一面朝下即为凶兆，相反则为吉兆。此种占卜法在东京人中极为盛行,人们甚至用以决定最重大的事件。有些女巫以讲述阴间亡灵处境为业。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想知道亡儿死后情况便找到了女巫，后者拿一面鼓不规则地敲击,好似召唤亡灵。随后，她要母亲不必担心儿子命运，因为她说附在她身上的亡灵已把他的境况告诉了她亡灵境遇的好坏取决于他母亲付费的多少。还有另一类招摇撞骗苕，人们通常只为治病而去求教。若有人来求，他们便找占卜者。如后者说疾病起于精灵，他们便召唤这些作恶的精灵将其禁于土罐之中。如疾病因魔鬼而起，他们便请占卜者出席病家花钱置办的盛宴。人们把最体面的席位让给他，求他、亲近 他、给他礼品;但若病情不退，人们就会羞辱他,朝他放二三十响火枪把他逐出家门。如疾病因海神而起，大家就来到一条河边为它献祭， 使它息怒，请它离开病人室内回归大海。不过,纵然病势不减，病人呆在家中无钱无药，巫师却照样拿着金钱礼品一走了之。我见过一些东京人是如此迷信，他们旅行前从不忘端详母鸡的脚。我还见过另一些上了路又折回的人——因为他们打了个喷嚏； 如果打了两个喷嚏,他们就认为必须加速步伐尽快赶路。一旦发生月食，百姓们便以为有条龙在与这个星辰打仗而且想吞噬它。为此，他们马上聚集起来支援月亮，甚至把部队武装起来，发出可怕的声响;月食结束后，他们就如打了大胜仗一样心满意足地回家。我尊敬的神父，看到世上最美丽的国家之一受制于魔鬼之手，这是多么悲哀！您居住的国家只在财富和幅员方面胜过我于此给您写信的国度，因为那里的气候远非如此温和、如此有益于健康。东京有两万余村镇，每个都人口稠密。这里简直四季如春，只在北风呼啸时才有点寒意。人们从未见过冰雪,树木长年葱翠，空气从未被传染性烟雾毒化,天空通常总那么晴朗澄清；因此，人们在这一地区不知道什么是瘟疫。痛风、结石、恶性发热及千百种在欧洲如此常见的疾病在此地竟是闻所未闻的。米是当地日用食物，人们甚至用它酿酒，烈度相当于烧酒。东京最上等的水果是橙和一种红色无花果，它可为巴黎最讲究的宴席增色。我见过其中一个颇像普罗旺斯无花果的品种，不过仅形状与味道相近;但使我觉得十分奇异的是，这些果子不是长在树枝上，而是张在树根旁，而且有时长得如此之多，足够二十条饿汉饱餐一顿。我们还看到许多柠檬，不过不洁净，东京人只用它们印染织物。这里还有枝梗上既不长叶也不结果而只开花的大树。 另有一种树的枝梗弯垂至地面并就地植根，从中长出另外的树;后者的枝栩同样弯垂，一样能扎下根;久而久之，这些树能占据绝大一片土地，足以供三万人在其荫下歇息。这里的马罕见地漂亮且数量很多；人们赞赏其敏捷、轻盈和健壮不过它们通常较小，不大适合套车。象在这里也很常见;人们饲养了五百多头象为国王效力。有人称象肉甚为鲜美，还说国王有时也以食象肉为乐。该王国中既无狮子也无绵羊，但有数量惊人的鹿、 熊、虎和猴。这些猴户以其肥胖、胆大惹人注目。两三千只猴子成群结队像敌人一般进入庄稼地里,大嚼一通后用稻草在身上裹成宽大的腰带状，里面装满稻米后便带着战利品打道回府;农民眼睁睁看着 它们而无一人敢予以打击。此种情况并不罕见。我尊敬的神父，您一定会惊讶，这里居然有与法国同行一样能干的医生。这不是说我们东京的医神们治病时不掺杂迷信,不过此举仅为取悦百姓;舍此,百姓们便不叫他们治病了。医生检查病人时不像在欧洲那样用科学术语向后者提一堆问题，他只给病人号脉,随后便说出病因和结果。给病人右手号脉时,他触及三处不同部位，其中第一处对应于肺，第二处对应于心室，第三处对应于右侧肾。如号左手脉，他也触及三处,其中笫一处对应于心，第二处是肝，第三处为左侧肾。医生尤其注意病人一次呼吸期间的脉动;根据各种脉情，医生称可发现病因，而且可知道心脏、肝脏或肺部是否有病以及病因究竟起于热、寒、喜、悲或是怒，甚至可知病将延续多久。如脉搏跳了一 阵后减弱或中止，疾病便是致命的;相反，如脉搏起先中止后重新跳动，便说明病情将延续很久。别以为这些大多极有教养的医生相信此类可笑的迷信:我认识其中一位成绩卓著者，有一天他笑着对我说，百姓的轻信是他所有同行的谋生手段。东京医生们配药时通常只用草和根。不过在治疗偏头痛、高热和痢疾时他们都使用据说疗效极佳的一种果子的液汁。这种果子状似石榴，名叫蜜安果（Miengou）。结这种果子的树通常长于树篱中间，与无花果树一样高，形状也像。其木质脆弱柔软，枝梗纤细易弯， 嫩绿的叶子几乎呈圆形。在潮湿的季节，树上会渗出呛人的乳状液汁，农民们小心翼翼将其采集于小瓷罐中；久而久之,液汁会变硬并可用于酷暑天引起的急病。至于其果子,我已说过它状似石榴，不过其细长的末梢部位很硬，难以摘下。等果子熟到一定程度，人们便采下来用以做成苹果酒样的东西,其中一点也不兑水。这种液体可以久藏而不会变质,人们用它治我已说过的疾病,效果极佳。茶这一在中国如此得宠的原药在这里大有用处。人们将其储于锡罐中以便更好地保持功效;它是对付腹痛、缺觉、头痛、结石和重伤风的上好药物。紫瘢在欧洲是一种很危险的疾病，但这里鲜有人死于此疾。东京人是这样治疗的：他们把灯心草茎之髓质浸在油里，（捞出后）将其点燃，再把它连续地敷在所有紫斑上;这时肌肤就会裂开，同时发出宛如一根细小引信管起爆时的声响；人们立即从中挤出脓血，最后用姜末涂抹伤口。这种药该是很让人痛苦的；但我目睹了奇异的效果,因此毫不怀疑其疗效。被蛇咬伤在这里是司空见惯的，不过治疗也易。我们有一块像栗子样的小石头，其功效总令我惊叹，我们称它蛇石。若有人被毒蛇咬伤，只需把血挤出伤口并贴上我刚说过的石头即可。这块益于健康的石头接触伤口后可慢慢吸出毒来。石头吸饱后便会掉下，把它放在混有少许石灰的牛奶或水中清洗后再把它贴在伤口上，等吸除全部再索后它会自动脱离伤口。几天前我亲眼片睹了这种石头的奇异功能,我们一名法督徒遭蛇咬伤，我让他贴上石头，用了不足一小时,病人便既不发烧也无痛苦了。放血在东京是很少使用的，这里的医生把放血视为最后一着， 即便要使用它,也需先确认其他药物确实对病人不起作用；如有人把 这一切告诉认真推荐放血的法国医生,恐怕他们会大为诧异的。其实,东京人本来就无需像欧洲人那样频频放血:他们的饮食更合乎卫生，他们的体育殷炼更多也更激烈,血液自然就更洁净;此外，他们如此大量使用植物根部和草药，因此很少患欧洲人那种因体液过多和变质引起的疾病，东京人感到气闷或麻木时就用一种见效快又益于健康的药物,这种药物是这样的:你知道，临近海南岛的海域中有一种黄道蟹，它有涤除血块的功能。这种动物被海浪冲到岸边后久而久之就僵化在那里但仍不变其原形;等它变得像普通石头那么硬时，再把它磨成粉末,让病人依病情缓急就着水、酒或油服用。这种服法对危险的伤口、发烧及痢疾疗效颇佳。不过治痢疾时人们更常用中国的乌贼汁，只是我对其配制方法一无所知。您首先要我介绍东京最奇异习俗的梗概，这里就有一种,它会因本身的奇特及人们奉行过程中更为奇特的严格使您惊讶。这种习俗也流行于中国，不过不如这里滑稽，而且中国人已开始摒弃它了。当一个东京人拜访另一东京人时，到访者站在门口，把一个八至十页的小本子递给门房,上面以大字写有到访者名号、职位及来访目的。本子为白纸红面，根据被访者地位，东京人备有多种本子。如被访者不在家，到访者便留下本子，将其托付于门房;这样，访问便被视为完成和已被接待。东京人经常一起用餐，而且通常正是在饭桌上处理事务。他们不用叉，而用一种象牙或乌木小棍子，其顶端是金子或银子。他们从不用手抓食，所以饭前饭后从不洗手。我只能把饭桌上的东京人最恰当地比作乐队的乐师了。他们吃饭仿佛循着韵律节拍似的，其手和额的动作取决于某些特殊规则。桌面上既无桌布也无餐巾，只是桌边围着长长的垂至地面的桌毯。每人都有自己的桌子，除非宾客过多使其只得两人同席。每张桌上都同时端上一样的饭菜,桌上摆满了许多碟菜，因为东京人喜欢品种多样而不是数量过多。饮酒时客套话更多。 最尊贵的宾客首先开饮,其他人随之动杯,所有人都向主人致意。尽管酒杯很小，其深度还不及一核桃壳,但他们喝得很慢而且要呷数次;等喝到额头舒展之际，他们会争论一些有趣的问题，而且还伴有一些小游戏，输苕便被罚酒。席间常伴有戏曲表演，它们值得我向您作一简介。这是一种杂有人们所能听到的最可怕的音乐的娱乐，乐器是一些行铜或钢质盆，其音尖行刺耳；还有一面水牛皮鼓，他们时而用脚而打,时而以类似意大利口用使用的棍子敲打;最后还有笛子，其音与其说动人不如说凄凉，乐师们的喙音可之大致相符。演员是些十二岁至十五岁的男童。其领班把他们从此省带到彼省，到处被人视为渣滓。我说不清他们的戏剧是好是坏，也不知道他们有何规则。剧情似乎总是悲剧:我是根据演员们不断哭泣及戏文中的谋杀情在做此判断的。这些孩子的记忆力让我吃惊:他们把四十至五十部戏文熟记于心，其中最短的通常也要演五小时。他们带看戏云游四方，若有人召唤便星上戏单，等人一选定剧目就立即上演而不做任何别的准备。宴会进行到一半时分，一名伶人便来到各张栗前求点赏钱。宅中仆人也照此办理，并把所得赏钱给予主人。随后，人们当着宾客面给他们的仆人上饭菜。宴会结束的情景与开始时相对应。宾客逐一夸奖主人的菜肴、礼貌和慷慨;主人则谦逊一番，向宾客深深鞠躬，请其原谅未 能依其勋劳款待他们。至于该国的宗教,我很难给您一个清楚准确的概念。它只是一连串神话，其中修和着东京百姓从中国人那里听来的某些故事。这里数量极少的学者严格奉行孔子学说,不过在其他宗教礼仪上又混同于百姓。东京很少有哪个城市中不建有至少一座孔庙的。庙中最高处是这位哲人塑像，其被民众置于偶像之列的他的弟子们的塑像环绕开四周;这些塑像正于祭台周围，其状表明他们对导师的尊敬和崇拜。城中官员每月朔里两日齐集于此行小型献祭，即向祭台献礼、焚香并频频跪拜——这只让人感到可笑和滑稽。每年春分和秋分，这里要举行所有读书人必须参加的隆重献祭。 通常由一名博学者担任的祭司，为准备这一仪式必先守斋。仪式前，他就备齐献祭的米饭和果品，同时把焚烧给孔子的所有物品都排列在庙中桌案上。人们用最绚丽的丝织品装点他的祭台，祭台上供有他的塑像及许多刻有他金色名讳的牌位，祭司把热酒洒在当作祭品的动物的耳朵上以检验优劣:摆动头部者被视为适于祭献,呆滞不 动者则被舍弃。宰杀这些动物前，祭司先深鞠一躬，然后将其割喉杀死，不过要把血和耳毛留到次日使用。第二天，祭司一早就到庙里，频频跪拜后再请孔子之灵前来接受书生们敬礼和祭品；别的祭拜者则于此刻点燃蜡烛并把香放入庙门口备下的香炉里。等祭司走到祭台跟前，一名司仪便朗声说道：“献上牲口毛血。”于是，祭司双手高举盛有毛血的罐子;略过片刻，司仪又说:“把毛血埋在地里。“话音刚落，所有在场的人都站起身来，祭司在众人尾随下神色庄重地把罐子捧到庙前一个院子似的地方,把牲口的血和毛埋在那里。礼毕，大家取出牲口的肉；司仪说道:“请伟大的孔子之灵降临“。祭司当即举起一只盛满气味浓烈的液体的罐子，将液体洒在一个稻草人身上，同时说道:“噢，孔夫子！您的道德是多么伟大、卓越和令人赞美！国王们之所以公正地统治其臣民，只因为有您律法和无与伦比的学说的佑护。我们向您献上这点祭品，我们的奉献是纯洁的。愿您在天之灵来到我们中间并以其到场令我们欢欣。”东京居民天性相当爽直，尽管巧妙的欺诈在他们中通常是被视为审慎行为的。他们是慷慨的，但此种慷慨仅以自身利益为转移。当他们不指望任何东西时,他们很难下决心给予什么；在此情况下,他们小心翼翼地隐其所有以免遭骚扰。总体说来，他们是勇敢、勤劳、灵巧的，在一些突击性消费中则是挥霍的，如遇婚、丧、节庆及联盟活动即如此。他们不大喜欢欧洲人，使其上当是他们至乐。据我看这便是东京人的性格特征。此地百姓种六种稻:谷粒细长晶莹的小稻无可争辩地是最精美的一种，也是医生惟一准许病人食用的。大长稻是谷粒呈圆形的品种。红稻因谷粒略带红色而得名。这三个品种需大量的水，因此，其生长的稻田常需灌溉。有两个品种的早稻长于旱地，仅靠自然降水即可。这两种早稻谷粒硕大、洁白如雪，是出口中国的大宗物品。百姓们只在山区坡地种植它们，而且正如我们播种小麦一样，人们在12月底或1月初雨季结束时播种;它们的生长期不足三个月，产量却很高。我有充分理由相信，这种珍贵的农作物可在法国成功种植。 1765年，我多次穿越种有此种稻米的山区，那里海拔很高，气温很低。1月份，我在那里注意到稻苗一片翠绿,高及三法寸有余;尽管当地气温据雷奥默尔②气温表显示仅为零上四度。来法兰西岛后， 我让人种植了这种谷物，结果产量高于当地另一品种。佃农们踊跃 接受我这一礼品，因为这种产量更高口味更佳的稻米不用灌溉而且生长期比其他品种短十五至二十天，它可在经常夺去其他稻种收成的暴风雨来临前收获。有理由希望，种植这种稻米的好处会使佃农们更精心培育它，可惜他们却因隶农们的笨拙而舍弃了它:后者把各种稻种混在一起,致使比其他品种早熟许多天的东京稻在收割前就掉穗了。久而久之，这一品种便在法兰西岛失传。东京人种植普通稻子的方法大致与科罗曼德尔沿岸的马拉巴尔人(Malabares)相同。他们先把秧田灌上数法分深的水，待秧苗长至五六法寸高时再移栽到大田里;移栽时四五株秧苗为一把,每把间距六法寸。这种活往往由妇女孩子们干。东京人只使用水牛干农活。这种躯体庞大的牲口比热带国家中的牛更有劲，也更善于在泥地里行走。人们套挂它们的办法与我们套挂马匹完全一样。东京人没有任何灌溉农田的机器,不过他们也不需要;从王国这端到另一端，一连串山脉俯临着平原，山中泉水溪流极多，它们自然灌溉着依水系流向而成的田地。百姓们还种有多种谷类,如玉米、各种小米、小蚕豆、白薯、山药及各种可供人畜食用的根菜。不过对他们来说除稻米外最重要的作物是甘蔗。我们可见到两个品种，一种长得又粗又高，每一节都很 长，皮色常绿，汁液丰富;另一种较细小，每一节也较短，成熟时皮色 泛黄,汁液较前一种为少，但却含更多的盐。东京人种甘蔗前先要松土，深度达两法尺，然后再水平向埋入两三个甘蔗芽;与意大利不少地方栽植葡萄相似。甘蔗插条应埋人 地下约十八法寸深处，成棋盘状栽种，间距为六法尺。人们挑雨季末期干这项活计。栽种十二至十五个月后可进行第一次收割;甘蔗汁榨出后要被煮沸数小时以便蒸发部分水分,随后在液态下送往临近市场出售。东京种植者的工业和产品仅止于此。商人购进这种液态糖后要重新烧煮，同时在烧锅中加入芭蕉叶灰和贝壳粉末等物。这些配料产生许多泡沫,炼糖者须仔细捞出。配料的作用加速了糖与水的分离，最后，甘蔗汁因持续沸腾变成了糖浆。一俟糖浆开始形成小珠状，人们就把它淹析进一个大陶壶中冷却约一小时。不久，糖浆上会起一层 柔软而略带黄色的表皮，于是再把它倒进圆锥形器皿。等糖浆在整个容器中都变得稠厚后再作漂白和净化处理。其余工序与我们美洲殖民地上的大致相同。东京人还种植棉、桑、胡椒、漆树、茶、靛蓝、番红花及一种名叫tsai的植物，它开一种绿色花，一经发酵便成为一种极为稳定的翠绿色染料。我看这种植物仅在东京和科钦支那才能找到。此地野味极丰，如鹿、羚羊、野山羊、孔雀、野鸡等等。打猎是自由的，但有危险,因为林中老虎、大象、犀牛及其他凶猛野兽甚多。饲养的家畜有用以代步的马，耕作的水牛、牛，猪、山羊、鸡、鹅及鸭。东京人鲜有上佳水果，菠萝和各色橙子是其佼佼者。尽管这里野生着葡萄，但人们并不种植。蔬菜品种也不多，不过东京人似乎不急于得到它们。习武是东京人首选职业之一。选择士兵时,人们总挑最强壮的， 而且非常注意让他们要么忙于训练要么忙于王国其他特殊任务。各部队分区驻扎，每名士兵各司其职。全体穿戴一律:丝质紧身衣，同 样料子的短裤，还有一顶上部后倾的马鬃帽。军刀是他们的兵刃，但有些兵士只拿火枪,有的仅以长矛为武器，另一些人则只用弓箭。荣誉、贫困、希冀获胜和晋升，所有这一切使他们履行职守时都争强好胜。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当着官长面拼命练习；成绩最佳者总会得到点儿好处:或是金钱，或是食品；而笨手笨脚出了严重差错的人要受处罚，有时甚至被革职。因此,一名军官如有明显失误将被削职为兵。

关于东京历史的概述

著名的唐朝亡于907年。东京显贵们本打算利用帝国之乱，却使本地陷入了同样的混乱。他们要在东京建立独立于中国的政府并自立国君。此等有利可图之事无法不在相互嫉妒、竞争的最显赫的东京家族间造成不和。每个家族都想夺取最高权力。对立的意图不久便点燃了王国内战，最终由占优势的丁部领家族将其结束。丁部领如绝对主宰般统治了东京，为取悦国民，他表现得完全独立于中国。相反，其子丁琏继位后却认为，欲固王权，必得皇帝支持。 为此,他遣使求见中国皇帝，心甘情愿地向其致敬、进贡。这一策略获得了成功。皇帝优礼接待丁琏使臣，赠礼于丁琏，还在一封朝廷文书中封他为郡王（二等亲王）。因此，我们应视丁琏为东京首位至尊亲王。我们不知道他继承者们的姓名，只知道他第三位继承者是被 有强大家族背景的黎桓赶下台的;而后者第三位继承者又被出身于首府显赫家族的李公蕴推翻。这一系列国君都精心培育与中国皇帝的亲善。但他们的一位继承者终于厌倦了这种臣属地位，希望摆脱 桎梏、解放国民,他甚至公开反对中华帝国。此种敌对情绪在1075 年表露得格外明显。1288年，依然不知国王躲在何处的脱欢以为全国已臣服太平，但他突然发现不计其数的东京士兵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涌向海边筑起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蒙古人试图突破,却徒劳无功。与此同时，东京战船在海湾诸岛及各条河道中成群结队地摆开了阵势。国王和他兄弟率 领众军在战场上露了面;由于山民首领率部加盟,东京军队军威甚壮。 国王在山区拥有可观的武器辎重仓库，蒙古人对此却茫然无知。展示武力之余，国王还佐之以计谋并着手哄骗脱欢。他派出军官去见后者，向他保证自己终于真诚地愿意服从皇帝旨意。脱欢中了圈套。他与将领们深为当地酷暑所苦，习惯于北方气候的船粗人无法忍受此种酷热,都渴望结束他们已开始厌倦的战争，这就使他们轻信国王真愿归顺。他们不加提防地等待国王践约，因此，当获悉国王在各处拥有近三十万军队而且已占据各险要隘口通道时不禁大惊失色。他们知道上了当，想采取必要措施挫败国王计划,但为时已晚。被认为已经屈服的人民几乎人人都拿起武器袭击分散于各地的就粗军队。装运辎重的中国船队因逆风或因受阻于游弋海面的大批东京船只而无法靠岸，只得退回海南岛或科钦支那港口。更糟的是鞋靴军瘟疫开始流行，每天均有大批人死亡;食品奇缺，士卒饱受粮荒之苦。最后，国王和他兄弟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合围蒙古军队。脱欢为免遭全军覆没，决定听从将领所议后撤。东京人予以骚扰并以毒箭射死很多蒙古人。昔都儿将军在撤退中作用非凡。多数里朝人尽管伤、病、劳累并被敌军紧追不舍,仍英勇战斗;他们在昔都儿激励下终于到达广西。不过这支大军至此已所剩无几。在东京一切安排就绪后，将军们把精锐部队撤回了中国。可错就错在没留下足够的中国部队。人们过于相信已经归顺的东京官员和部队的忠诚了。事实上他们中不少人想摆脱中国统治并希望不遇重大困难便予以实现。该派几个首领露了面，各地还出现了小股武装。他们占据了很大部分沿海要冲而且几乎全部控制了内河航运。这些反叛者起初受过损失，但中国人损失更大，以致很难再在首都及其他要塞立足。人们以为该国已经臣服，其实不然。习惯于本国国王统治的民族见国王不再在他们中间，无法不感到抑郁。他们认为王权能使民族高贵，而一旦国家沦为外国一个省,它就因卑微而失去了尊严。这便是东京人的看法。因此，中国将军们刚刚回国，叛乱便重又再起， 而且相当成功地延续着，直至恢复王权。永乐帝去世对叛党甚是有利。永乐帝之孙仁宗继位后，黎利竭力进行欺骗。叛首反前与中国主要将领过从甚密，反后也并未完全绝交。因此他佯称归顺，哄骗了不少中国将领。他还发现许多中国官员厌倦在国外打仗，因为东京的气候使军中疾病流行，他们想建议皇帝放弃东京。此外，他知道新任总兵王通很想如此建议皇上，遂决定与之秘密谈判。

神父的信

拉雪兹神父公墓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此外，反思这次失误并让后人不再像我们这样错过巽他海峡，我们认为趁西风驶离好望角后，我们应随时测定经度，直至东经100度，而不要在东经90度处向北行驶;更坦率地说，长时间中我们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尽管自以为十分清楚，一旦像我们这样在估算经度时出错，人们势必像我们一样迷路，甚至更糟。8月18日我们才到达哑齐。在三个多星期里，我们经受了赤道地区最可怕的一切:寂静、炎热、雨水及糟糕的食物:因为食品在赤道地区容易腐烂变质。但我们身体都很健康，上帝决不让我们得不到补偿;这使我们充分相信一切皆决定于它，凡不是十分有利的事是不会发生了。澳门华人多于葡萄牙人。后者几乎全是生于卬度或澳门本地的混血儿，他们远不是什么富人,中国人因此不大把他们放在眼里。澳门防御工事相当不错，地形极好，炮也很多;但驻军给养不佳,加上此地一切均来自广州，中国人不难成为主宰。当地有一名葡萄牙总督；还有另一名管辖该地的官员，府邸位于要塞中央。当他发号施令时， 葡萄牙人必须服从。没有人能比这位官员对所有法国人所做的更恭敬有加，亲热友好。任何外国人都不曾受过此地这般的接待。当然， 这里也从未到过我们这样的船只。广州比巴黎大，人口至少一样多。街道狭窄，铺着大块平整坚硬的石板，但此类街道并非到处都有。有了本地廉价出租的轿子、人们无需乘坐四轮华丽马车，何况此地几乎无法使用这种交通工具。房屋很低矮，几乎都开了店铺;最繁华的街区颇像圣一日耳曼集市的街道,几乎到处都有这个集市最繁忙时一样多的人群。街上鲜见妇女； 在街头蚁动的大多是穷人，每个人都挑着担子，因为除男子双肩以外，他们别无其他手段来搬运收购或售卖的货物。这些挑夫几乎都光着头，赤着脚，也有人戴一顶样子奇特的木草帽遮阳挡雨。我以为上述种种足可构成一番新的城市景观,它与巴黎迥然不同。整条街上的房子都没有窗户，所有的房子都开了店铺，大部分都很破旧，简陋的竹栅权当屋门；如果街上只看到这些房子,它们将产生何种视觉效果呢？话得说回来，广州也有几个相当美丽的广场和当地特色的宏伟的拱形门。从乡下进城或从老城到新城要过多道城门。别具一格的是每条街尽头都有门，它们比城门稍晚关闭。因此，夜幕降临时，每人都必须回到自己居住的街区。这种制度可防止许多不测，使得许多大城市在夜里也可以平安无事,好像城里只住了一户人家。官员们的府邸令人觉得有点神秘莫测。必须穿过几重院落才能到达他们接见下属和会晤朋友之地。他们出巡时排场很大。以总督（这是主管两个省的官员）为例，若无至少百人随行，他是从不动身的。随行人员互不相扰，各司其职。一部分人穿着专门的号衣，举着各种牌子在总督前面开道，有时还有大队士兵步行跟随总督左右，总督乘坐一顶由六至八人用肩抬着的宽大的金黄色轿子高高在上行进于整个队列中间。这种队列往往占据整条街道。百姓们出于恭敬而止步市立两侧，直至队列通过。这里有很多和尚。没有任何地方的魔鬼能比这里更善于模仿人们在天主教会里赞美上帝时所用的神圣方式了。这些撒旦的僧侣们穿着拖到脚跟的长袍，袖子宽大，很像欧洲某些神父的袍子。他们住在寺庙里，犹如住在修道院里一样，常常穿街走巷去化缘，半夜就起来念经拜佛。他们集体念经时像我们朗诵圣诗一样单调。然而体面的人们很看不起他们。因为大家知道，他们表面慈悲,其实他们五花八门的宗教体系里充满了荒谬。而且其中多半是放荡堕落之徒。他们在百姓中也不会受到更多欢迎;老百姓只考虑生计,他们的全部宗教不过是每人依自身想像形成的古怪的迷信。我忘了介绍在珠江上漂浮的“城市船只鳞次栉比，排成一条条街道。每只船上住一户人家，船上像正规住房一样也有各种用途的小舱。天一亮，住在这些浮动营房里的小民们就倾巢而出，或是打鱼，或下稻田干活。这里的人们一年种三季水稻。过了数日，三位钦差要我和全体教友在公馆集中以便宣谕皇帝圣旨。我们到齐后,Hencama当着另外两位钦差面代表皇帝告诉我们，陛下最看重道德,然后是科学和灵巧的技艺;他派我赴法是为寻访具备此类品质的教友，鉴于我悉心执行命令,陛下深感欣慰,希望留五名教友为他服务，另外六人,陛下准其去帝国某个地方传播基督教。待钦差说罢，我们传教士排成两行按华俗行九跪之礼以感谢皇恩。这一切发生于众目睽睽之下，大批在场的百姓很快把这一消息传遍全城,大大提高了传教士在广州的威信。为落实钦差指示并进一步优待我方军官,巡抚和其他官员决定设宴款待，还免除船上所有物品的税收,这大约值一万埃居。不过他们要求我们首先为已经免除的船只计量税和锚地税对皇帝作礼节性谢恩。由于谢恩时需跪拜并举行类似臣服和效忠的仪式，我和刘应神父便说明，昂菲特利特号船长（谢恩仪式需由他完成）作为最伟大最强盛的西方君主的官员，他无法按中国方式完成仪式;因为伟大的西方君主接受臣服而不臣服任何人。中国官员答道，只要仪式依对 两国都体面的方式举行即可，也就是说部分依华俗、部分按法礼。为此，他们建议德拉罗克先生面朝北京方向，恭听站在对面的巡抚宣读皇帝豁免船只税收的圣旨;德拉罗克先生可以或是戴帽下跪,然后行法国式屈膝礼表示谢恩，或是如他愿意,也可脱帽躬身，再行法国式 屈膝礼谢恩而无需下跪。为此，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地区最富庶的国家一类话我不再赘言，因为这些年来大家已给您写过千百次。皇帝及其宫廷之豪华、达官显贵们之富有超出了人们的想像。人们无疑百先会对琳琅满口的丝绸、瓷器、家具和 珍品收藏产生强烈印象，它们虽不见得更加绚丽多彩,但比我们多数欧洲工艺品毕竟更引人注目。不过我顺便要给您说一件事，它起初让我觉得不合常情，然而却完全是真的:这个举世最富庶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各国中最贫穷可悲的国家。尽管土地辽阔肥沃,却不足养活其居民。必需四倍于此的土地才能使他们生活如意。毫不夸张地说，仅广州一城就有一百多万人口；而在距此只三四哩远的一个大镇,人口据说比广州还多。因此，谁能计算这个省有多少人呢？而由十五个人口几乎同样稠密的大省组成的帝国，其总人口又该高达多少百万呢？倘若有足够的所需之粮，无数百姓中便会有三分之一的人自以为生活美满。我们知道，赤贫导致可怕的暴力。一旦生活于中国，一旦开始看到事情的本来面目，人们就不会因诸如母亲杀死或遗弃新生骨肉、父母为微不足道的蝇头小利卖掉女儿、人人都谋求私利以及小偷成群等事情而诧异了。令人惊讶的倒是更加悲惨的事情没有出现，而且在此地并不鲜见的饥荒年代，数以百万计的生灵眼看自己活活饿死却不揭竿而起——这种例子在我们欧洲历史上却是常见的。此外,我们不能像责备欧洲多数穷人那样责备中国穷人游手好闲，以为只要他们愿意劳动便能维持生计。因为这些不幸者的辛劳超出了人们一切想像。一个中国人整天用双手翻地，而且往往在水深及膝的水田里劳动，但晚上若能就着淡而无味的清水汤吃一小碗饭便是幸事。这便是他的日常生活。许多人已惯于忍受这一切；如果您从中剔除对穷人而言是如此自然的欲望，那么，他们品行的纯洁便与其贫穷和劳动强度甚为相称了。我不想谈那些因父母贫困而被遗弃于城乡的小孩，这些孩子有被野兽吞食之险，如你不去救援,他们无疑会在永远失宠于上帝的情况下死去。一个只需出外寻找这些孩子并在他们可悲的绝境中给他们施洗的人，他是不会白费力气的;很少有日子一个孩子也找不到。鉴于此地不少人把这些无辜者的死亡看成是卸除团体负担之必需，而且无一人愿劳神收容并从死神手中夺回这些孩子，因此，这些孩子的灵魂更能因洗礼而得救：自洗礼之日起，他们几乎人人能上天堂。和尚把慈悲喋喋不休地挂在嘴边，但他们是为白己而不是为穷人鼓吹这一切的。至于我们，我们神职人员则分文不取，而且竭力奉行自己讲授的道理。如果人们的慈善之心变得更加慷慨大方，而且您能从这些对他人建议不打折扣的高尚的人那里筹措到可观而可靠的财产——这是可能发生的，我们在这里就能满足需要施舍的人了。我和不少传教士都特别关注其中一种,这就是在帝国最大的五六个省的省会城市设立抚育弃儿的济贫院，以便使弃儿免遭死亡而且不要永远与上帝分离。这将是一项特别符合夫人太太们虔诚之心的事业，因此您要向她们解释这一计划。因为这些济贫院主要收容女孩； 当一个家庭的父母担心孩子过多时，她们最容易被遗弃;父母对她们的怜悯比对男孩更少，因为他们认为女孩更难打发、更难让她们自食其力。因此，我们将按宗教准则抚育她们到一定年龄，同时教她们适合自身条件、适合其性别的当地技艺。到了十四五岁，我们就像在法国一样把她们安置于某位喜欢使唤她们而不喜欢崇拜偶像者当仆人的信奉基督教的太太,或是让她们进修道院祈祷和工作。毋庸置疑，有了第一批社团的榜样，由更专门人员组成的其他团体也会像在欧洲修道院里那样建立起来。中国女子非常爱好离群索居的生活，除禀性虔诚外，她们在娘家生活时是完全游离于社交活动以外的。因此，我们可以想像，修道院生活对她们并不困难。我们无需跟她们谈论教会各种修会里有大批选择耶稣基督为终生伴侣的童贞女,因为我们感到她们愿意为上帝作崇高而慷慨的牺牲。在巴黎为一个穷人提供的衣食，在这里可维持四五个人的生计；而且正如在法国一样,未必由一个人来维持一户穷人生活，人们可几人联合起来提供费用。我亲爱的神父，我希望众多渴望了解世界另一端发生了什么事的积德行善的太太们对我今天写给您的一切不要无动于衷;她们或许会感谢我令其知道了众多小生命眼下及今后长时期中的需要;对这些小生命，人们应予特别关注，否则，他们在极为短暂悲惨的一生后所能期待的只能是永恒的死亡。其中的一位黑人做了三十年的奴隶，作为补偿得到了一份“护身符”，他并不因此而认为自己虚度了光阴。他认为，他带上这份护身符，就可以经受住任何刀枪的伤害。但他不愿意让法国人在他身上做任何试验。在离开这块不幸的土地的时候,还没有一位传教士在上帝面前吐露过这些黑人所处的被极端遗弃的状况,也没有一位传教士愿意和他们呆在一起，希望把他们争取到耶稣一边来。人们可以从大陆带来牲口，但它们不适宜在那里生长，因为那里没有草地。空气总是如同在燃烧，土地贫瘠。在乡下，可以看到大象、鹿和猴子。当地的居所只是些寒酸的茅草棚，居民几乎一丝不挂，他们所有的衣物只是一块棉布片，只遮益着腰以下到臀部的部分。这个国家炎热的天气只允许他们穿这么一点。他们吃的是小米,没有酒，没有小麦，没有水果。使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不幸的人仍让人相信他们的国家是人间天堂。人们如果表露出对他们的同情，那是一种对他们的侮辱。因此，人们总是看到他们的脸上充满欢乐和挂着笑容，他们毫不害怕欧洲人落在他们身上的棍棒，绝不改变他们的爱憎。他们相信白色是魔鬼的颜色，他们认为他们是非洲最黑的人种,这是他们国家的特征之一。当然，这种肤色一点儿也不会使人感到不舒服，它乌黑发亮，他们事实上全部都有这样的肤色。我们用了很短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爪哇海峡和邦加（Banka）海峡，这是两个通往中国航海途中最关键的海峡。我们在婆罗岛停留了一下，决定在那儿稍事休息。这个岛的居民为马来人， 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他们只服从于一个头领,该头领是他们自己选举产生的。这是一种小型的共和国。马来人黑色皮肤，但比我们在戈雷岛看到的那些人的肤色要浅一些。他们几乎一丝不挂,用于蔽体的只是一块花布或塔夫绸，披带的方式各式各样，看似漫不经心的样子。十分自然，姿态优雅。他们在腰间都别一种匕首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使用起来十分灵巧。他们天性勇敢，当他们吸足了鸦片时——鸦片使他们变得迷糊——就变得十分可怕。对此在暹罗的起义中法国人已有领教。我曾经道听途说,一位马来人被一柄长矛刺中了腹部，不能随意接近他的敌人，因为敌人始终用长矛顶着他不让他靠近。于是他用手臂自己将K矛捅穿自己的身体，顺着长矛向前杀了剌伤他的人。如果这个故事不完全真实的话，它编造得真不错。我们到达婆罗岛的时候，该岛总督要求我们的船长不要让我们的人太深入岛中，因为据他说仅在三四天之前，一个手持法国旗的海盗来抢劫了当地的一些居民，他恐怕这些岛民看到我们的白色旗帜后，会把我们当做偷盗者,会手持武器冲向那些接近他们茅屋的人。 不管是真是假，为了防范这些土著居民的憎恨或妒忌,我们将自己局限在海边一个十分窄小的空间里，把病号安置下来。人们给我们送来了岛上的各种新鲜食品，总督亲自付了钱。在这里买卖东西是不用银子的，这种金属在这里被看做是没有用的,买东西要用铁。他们用铁制造出耕地的农具、建房的工具和战争的武器。有了铁，他们不再需要他们岛上没有的东西。一天，一大群东印度人来到我们的船边。每个人都驾着一条用三块木板拼成的小船,为我们带来食物。 我们首先送给他们的是一些欧洲的小古玩，他们不屑一顾;接着我们 给他们看一些我们认为对他们更为有用的东西，如帽子啦，鞋子啦， 瓷瓶啦，他们笑了起来，好像认为我们是好人,相信我们和他们有着同样的需要。最后，有人想到让他们看一枚折断了的钉头，他们立刻为了得到这枚钉子，争先恐后地送上他们的商品。我承认在岛上我多次感到迫切需要语言的天赋,使我能够向这些可怜的马来人解释我们宗教的一些事情。我们已从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好的倾向，因此，要使他们归依我们的宗教是不困难的。他们 温顺、亲近、友好和真诚。在他们身上看不到偷鸡摸狗之徒的那种气息。但我在那里逗留期间，没有向他们进行传教活动，因为我要陪伴下船的病号。这是因一位英国人之请而这样做的，他是一位中尉和船上的大副，也染上了坏血病，他对我十分信任。岛上总督十分客气地将我们俩留宿在他家。我说不清有多少岛民的孩子向我表示友好。有时在我周围有三四个孩子，他们拥吻我，就如我们早已互相认识似的，他们带给我小礼品，带我去我想去的地方。我甚至得到了总督的允许，可以和我们的一个神父一起深入到岛内的任何地方。我们随意地察看在岛上是否存在欧洲还未见到过的药草和药用植物。总督的弟弟愿意费心带我们到处跑跑。这个岛是由五六座山峰组成的山峰群,几乎没有什么平地。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栽种的椰子树，有点像欧洲的葡萄园。居民们散居在山坡的这一边或那一边。岛上看不到城市和村庄，我们据此可以说，这个岛还完全是块荒蛮之地。然而它到处有人，但在这个世界里你既看不到女孩也看不到成年妇女， 在那里就如在亚洲的其他地方一样，妇女几乎总是被关在家里的。从我到达电白之日起，必须扮成中国人的模样。我穿起了中国人的衣服,取了中国名字，因为中国人不懂我们欧洲姓名的发音。甚至所有的传教士和商人在到达中国后都被迫取中国姓名。我的中国名字叫“汤尚贤”(Tan・chan・kien)。为了适应这个帝国的风俗习惯， 我们必须从头到脚脱胎换骨，将欧洲人改造成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们被电白官员接到公馆里，当晚享受了中国式的大宴。我们吃的是肉块和蔬菜混合做的菜，我情愿相信这些菜做得很不错，但似乎我们法国人习惯不了。不过宴会可以使那些喜欢菜肴丰富多样的食客得到一些满足，因为人们给我们上了四十多种不同的菜。第二天，带我们航行至今的船长德・拉里戈第埃尔先生想请中国官员享受一顿欧洲大餐，但因为我们的货物都已整装待发，挑夫和士兵们也已做好了准备，我们不愿耽搁，因此没在那里多停留。因此次日总督的二位官员下令出发。押送皇帝的货物，每件货包都插着一面小黄旗，上书一些中国字,以便在这些物件经过时警示人们这是需要得到尊重的。挑夫们必须写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担保人的名字，他们身边有士兵跟着,士兵又有军官管着。此外，清朝官员和他的人还组成一支机动队，注意不让人离开大道。在中国人中再也没有比属于皇帝的东西更神圣的了，即使是分文不值的东西，人们也敬若神明，小心保管。在我们到达十分美丽的小城阳春县,我们相信全城居民都来到我们面前，因为道路两旁到处是人。他们睁大眼睛看着我们，对一生中第一次看到一位欧洲的“大清”和在中国难得一见的大胡子明显感到十分兴奋。使我惊叹的是，在这样的人山人海中没有一点喧哗，保持寂静，而且看不到有治安官员在迫使人们守本分。他们这样克制和有节制得益于中国的教育,以及，正如我们前面所述，看到皇帝的物品在他们心中所唤起的恭敬。阳春县的官员前一天晚上在我们离城还有六法里多路的时候已经给我们送来过现成的晚餐，在我们到达后，他们的谦恭和他们的礼品有点使我们受不了。我们住进一幢豪华的公馆,走进三个大院才到达“大清”和“老爷”们的住房。这类房子的朝向总是接近正南，因为根据帝国的法律，它们必须偏离正南一点。只有皇帝的宫殿才有权直接正对南方。从阳春县出发我们到达河州（HoTcheou）。途中我们看到十分奇特的景象。有些高耸入云、形状像巨型的方塔一样的岩石矗立在广袤的平原之上。我们不知道它们怎么会在那里，可能原先是一些山，雨水逐渐将围着这些巨型岩石的泥土剥落了，使它成为四面都是绝壁。我们看到部分岩石的下部还残留着一定高度的泥土,进一步 证实了这样的推测。此省出产很漂亮的大理石,人们用它造桥和修补使路面受损的洞坑。一位和尚，无以为生，一时兴起想用这样的方法整修一条道路,小溪已将这条道路变成了泥泞的沼泽地。这位和尚表现出来的为公众做好事和方便行人的热情使他赢得许多施舍，以至于现在他能够建造一座美丽的桥梁，在桥的旁边建起了一座和尚寺院。从远处看到他为他的计划收集在山谷里的大石块,我相信可以用它们来建造整座宫殿，因为数量多得惊人。大理石质地优良，在路上我们看到，行人的脚将它们磨得十分光滑。有在田野里和村边的小土丘上，我们看到无数的坟墓:那都是些小土堆，土堆的顶部放着一只大瓮。我认为不会有很多人采取这样的葬法，否则要不了多久,死人呆的空间就和活人一样多了。11月25日，我们终于到达了广州。这不是一座城市，而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能看到所有的民族。广州的地理位置优越,一条大河流经这座城市，大河通过支流奔向四面八方。但是我到中国已经三个月了，我和 其他团体的传教士有过交谈，我相信我现在能向您汇报关于上面那个问题最起码的要求。首先，这些人必须决心为了对耶稣的爱而在一切方面自受束缚，要成为新人，不是只关系到气候、穿着、饮食的变化，而涉及完全和法国的行为准则和特征不同的各种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谁没有这样的才能，或者谁不愿意获得这样的才能，就用不着考虑到中国来，急躁的脾气在这里会酿成大的灾难。这个国家的特性要求人们能控制自己的感情，特别是要控制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想占有的那种不安分的举动。法国人对中国人讲一个小时的东 西，中国人花一个月也听不进去。我们必须不急不躁地和耐心地忍受这种天生的迟缓和懒散,我们必须不泄气地和这个只怕皇帝，只爱 金钱，因此对永恒的东西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民族谈论宗教。如果您不温柔,不节制，不能忍受一切考验，您会时时感受到遗憾的。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要求我们热爱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轻松,也不引人人胜，除非您希望某天成功地利用它们为上帝增光。因为在这一方面总是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研究，所以我们必须习惯于不断地从行动转向学习，从学习再不间断地转向它的外部运用。我们还知道，中国人爱炫耀白己是世界上最有礼貌最文明的民族,但我们难以设想为了达到符合他们口味的文明和礼貌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这个国家的礼仪对法国人来说是人们想像中最受拘束和最烦人的,这是需要学习的事物，光看看是不行的。我们在这方面越是擅长,欧洲的科学就越能够帮助那些大人物克服他们对来自外国的东西所持有的极大蔑视。因此,我尊敬的神父，您看我刚才所说的全面约束在这个国家是多么有必要，甚至超过其他履行使命的地方。我不用谈基督教和宗教的操守，因为没有它们，人们根本不能洁身自好，使他人改变信仰更是无从谈起。我向那些愿意应召到中国来的人建议去反复读一下DoHeans神父所写的利玛窦神父的传记，着意 研习一下这位伟人的品质。人们有理由把他看做是中国繁荣昌盛的传教事业的奠基人。我们看到,在他身上凝聚着适于在这里成就实事的各种优良品质，如果一个人越和他相似，或在上帝的帮助下越愿意成为他那样的人,他就越可以做好准备到这个帝国来工作。在此我们特别把他作为我们自己的榜样,我们已经欣慰地看到，那些学他学得最好的人，也是上帝在热情和工作上给予最多恩惠的人。这里虽然还没有发生过惊天动地的奇迹（这些奇迹在最初曾证实过基督教的真实性），但上帝从没有放弃通过某些奇迹般的事情帮助异教徒和新信徒克服他们的软弱。我们现在正在使一位清朝官员信仰基督教。一次偶然的遭遇为我们基督教争了光，并促使他接受基督教的教育。有一次，他骑马进入北京，不慎将钱包掉了。一位贫穷的信基督教的工匠看到钱包掉地，拾起来追上去准备将钱包归还给他。官吏轻蔑地看了这位穷人一眼，不知他究竟要干什么,就催马快跑。这位基督教徒用眼睛盯紧他，一直追他到府上。于是这位官员气极了，首先谩骂他，然后问他 究竟想干什么。这位基督教徒回答说:“我是来还您掉的钱包的，这位官员十分诧异，改变了腔调，问他为什么不照习惯去做，捡到东 西归己所有,而是将钱还给别人。这位工匠回答：“我是基督教徒， 我的宗教要求我这样做。”这回答激起了这位官员的好奇心,他想知道这个宗教到底为何物，他来见神父，听他们说，对他们所说的有关基督教的神奇和准则表示出相当的尊重。但愿上帝的恩典能降临在他的身上，这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这些异教的僧人看着教堂建立起来，他们受不了，因为一旦人们成了基督教徒，就不再有人供奉寺庙了。中国人想像不到人们在从事各种活动时除了利益之外还会有其他的什么目的。跟他们说,某些动机使得教会的人士行动起来，他们离开家乡，离开父母亲人，抛弃世界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一心只 为上帝增光，为了拯救灵魂,他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看来这似乎是不可信的。同时，他们看到我们远涉重洋，不顾劳苦,冒着巨大的危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为了生存才到中国来的,因为我们生活得好好的，没向他们求助任何东西。我们也不想发财,因为我们鄙视钱财，也不进行买卖活动。于是他们转向政治方面的考虑,有些人简单地设想我们来是为了策划政变，通过搞阴谋，使我们成为帝国的主宰。无论这些猜测是多么言过其实，恐怕还是有人相信它的。一天，我准备去为一名临终的妇女施洗礼,一位传道员到教堂找到我,告诉我不用再去她家了，因为前天晚上亲自来要我去施洗礼的那位妇女的丈夫改变了念头。这位失信者对传道员说，去告诉你们宗教的那位传教者，他还是在家里休息吧，我知道他的打算，人家已告诉我他的企图。他想用我妻子的眼睛去制造望远镜。让他对其他人说，我决不会同意让他迈进我家的门槛，也不同意让他施洗礼:这位传道员看到这样一种可悲的盲目，觉得很可怜，试图使这位可怜的人恢复理智，但所有的努力都空无用处，他的妻子没有接受洗礼就死去了。魔鬼就是这样玩弄这位不幸的人，他对最粗俗的天方夜谭信以为真，却对最清晰的真理，对能引导他认识上帝的一切视而不见。在这么一个对我们抱有如此成见的国度里，周围又有那么多虎视眈眈的敌人在盯着我们,这需要来这里传播福音的人持有多大的谨慎啊！仅有许多热情是不够的,热情需要极端的小心谨慎来调节，没有这样的谨慎，我们有可能把一切搞糟，有可能造成对上帝事业的阻碍。我不说我们在旅程路途中所受到的苦难，我们的职责促使我们踏上这无法回避的旅途。我们必须越过湍急的水流，亲眼见到有些坐船被击碎;我们还必须彻夜不眠以防小偷,如果他们遇到我们，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我们还必须使一个我们还不太懂他们语言的民族了解我们。这些困难和其他许多困难使我们敢于将先知的话用在我们的身上:“他们来来往往，将种子和着泪水洒在土地里。” 但我们有上帝无限的仁爱，也希望接下去的一段话会在我们身上得到证实:“最后他们带着欢乐回来了，肩背着他们收获的大捆大捆的粮食。”我们已经看到了使我们感到宽慰的开端,我相信，阁下，您读下去后，您自己也会为此感到十分欣慰的。殷弘绪神父有幸引入拯救之道的第一人是一位贫穷的泥水匠。他是许多建造小教堂工匠中的一位。我们在此以耶稣基督为榜样，给我们的传教打上这样的印记:我们向穷人传播福音。在中国，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我们发现穷人在接受宗教真理时比那些世俗的大人物和有权有势的人物较少障碍，更为顺从。前面提到的那位泥水匠病入膏肓，他求助于和尚和各种迷信，但都没用。人们将这件事告知殷弘绪神父，他对这位好工匠的危险和盲目深感不安。由于他曾从欧洲带来一些药，为了争取这位病人，他叫人带药给病人。病人接受了这些药，可他宣布他不会因此加入我们的宗教。但这是上帝选用的使他成为基督教的方法，药物使他病情减轻，他马上回心转意。自己要求接受教育,在一天时间里就学习了所有的祷词，然后由他的孩子架着他的胳膊来到他亲手建造的祭坛前， 显示了极大的热情和虔诚的感情，以至于人们不得不为他洗礼。在他洗礼后不久，他身体再度变得虚弱，但这一切没有使他动摇，在灵魂净化以后反而使他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他十分顺从地忍受了这次考验，当他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时，他要求做临终圣事，他在接受临终圣礼时，情绪激动地忏悔了他过去所犯的过错，坚定地希望上帝给他以宽恕。他在他的家人的簇拥中去世，他不断勉励家人亲近他将消融之中的宗教。他死后，有位年轻人归依了基督教。他是死者妻子第一个丈夫的儿子，上帝让他看了给死者举行的葬礼从而感动了他。在我们为死者灵魂安息举行弥撒的那一天，殷弘绪神父用他从欧洲带来的饰品将教堂装点起来。极其美丽的场景激起了中国人的好奇心。由于当时正值新年，这是这里的人们休闲娱乐走亲访友的日子，无事消闲的人们成群结队拥向教堂。绘有巨大美丽画面的壁毯使中国人驻足观看，他们还从来没有看到过类似的东西，他们要求解释这些画。在将近三个星期里，每天都有新的人来，提出新的问题，人数超过一万。第一个要求洗礼的是一位武“秀才”，即学位获得者。因为中国在军队和文学界都有学位获得者。一个人想要获得学位，就要经过 各种考试，显示他拉弓射箭骑马驰骋的能力，证明他在其他一些军事 操练中的力量的灵活性。他还要进行知识考试，人们要求他们解决 一些问题，诸如有关安营扎寨和排兵布阵等方面的问题。其中考试突出的得到“秀才”学位，它相当于法国的业士学位。接下去人们再 经过考试可升上“举人”，这样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每次要考三场，有巡抚和省一级的官吏出席。最后，人们可以升为“进士”，即博士，但得到最后学位的人是很少的，要由皇帝来亲自宣布。军队学位的考试的进行通常和文学考试是一样的，但正因为有文武的区别， 一般文学方面的学位获得者要比军队方面的学位获得者更受人尊重。然而，不论文武,只要他获得了“进士”学位，就算事业有成的人了，因为他可以担任帝国任何重要的职务。因此，我们应该把那位武秀才在饶州的洗礼看做是新教堂的第一根支柱。后来有该城的官员来访，还有一位国子监的监生来到耶稣像前屈膝跪拜，这些增添了我们神圣信仰的威望,随后有六人接受洗礼，其中三人是一户之长。这些人的归依为其他人做了榜样，以至于信徒人数逐渐增加。主要的困难是使这里的妇女归依基督教。在老教堂，人教的妇女负责教导同性别的人，使她们接受洗礼。这样做在中国是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女人们天生羞怯拘谨，她们几乎不敢在一个男人面前露面，更不用说对一个外国男人说语，听他的教导了。耶稣基督拆除了 这个巨大的障碍。有几名基督教妇女经水路和她们的丈夫一起从湖广省来到这里，开始对饶州的妇女进行基督教的教育。他们的船很快成为人们聚集的地点。神父到那里去为七名他认为已经获得足够教育的人施行了洗礼，这七名妇女此后又去教导许多其他的妇女。 饶州教堂就有了这样的开端，现在教堂已拥有一些非常热忱的基督教徒。这位中国官吏年轻时在朝廷官职显赫,出于好奇他去拜访了汤若望神父。当时汤若望由于他的功绩在中国赢得了很大的声望。 神父对他谈到了基督教，希望他能投入基督教的怀抱,这位年轻的官吏贪图享乐,一心只想着他的财产，并不在意这位上帝的使者对他所说的一切，但他接受了汤神父给他的宗教书籍。接着他又到其他各省任要职，相信各种歪门邪道，在“道士”（均为招摇撞骗之徒）的书中寻找长生不老之法，直至八十岁后才迷途知返。他读了汤若望神父从前送给他的书后，才找到他一直在找而没有找到的东西,用我的话说,就是他的灵魂的永久获救和他家庭的灵魂获救。当时“道上”的首领“张”(Tcham)来到抚州，人们称他为“天师”(Tien・ssWe),也就是天上的医师之意，这个头衔是 世袭的，不管他的儿子多么无知多么愚蠢，他也像他的父亲那样叫做 “天师”。现在统辖“道士”的那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很讨人喜欢， 也乐善好施°他穿着华丽，坐在一把豪华的椅子上，有八个人抬着走。他经常这样在全国各地行走，看看他的手下，收收银两。由于这 些道士都得听命于他，为了得到他的赏识和维持他们的特权,他们被 迫向他送礼。于是张天师带领大批随从，以我刚才提到过的装备，到达了抚州。道士对他们的头领的到来感到十分的荣耀，向全城散布谣言，说基督教的传教士们不敢露面了，他们已经跑了。当时我们两人，沙守信神父和我，都在抚州，之后我还在这个城市呆了两个多月。 抚州的所有病人和所有遭遇不幸事故的人都来看天师，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张天师只庄重地说了几个字:“Niamtching hoam tcha pao仰睛望太保”（意思是，抬眼看你们城市的保护神，以便他能知道你的痛苦，可以向我汇报）。我刚刚提到过的那个家庭也和其他人一起来见张天师,希望能够找到治疗折磨他们的疯病的良药。交了钱以后，他们得到了一根和手臂差不多长的棍子，上面密密麻麻写着一些咒语。当他们受疾病折磨时，他们就使用棍子，同时要举行某种仪式，但这不仅没有减轻他们的痛苦，反而使他们的病越来越重。这位青年女子曾三次向这些招摇撞骗者求助，他们上她家来了三次，每次都举行献祭的仪 式，杀了一只鸡、一只狗和一头猪，过后他们就把这些牲口的肉饱餐，这些牺牲对可怜的病人没一点用,它们对女青年的作用和棍棒加咒语所起的作用完全一样，她的病症没有丝毫的减轻。她的母亲实在不忍心看到她这样，就让她换个地方住，把她接到母亲家。她刚到那边就将这种病传染给了另外四个年纪分别为十五岁、二十岁和 二十五岁的青年男子。这事发生在六月。这户人家的家长对这样的折磨深感不安和烦躁，就求助于各种能够想到的迷信，以请走这些可怕的客人。他首先求告于“和尚:这是些佛教的信徒，灵魂转世学说的鼓吹者，在耶稣诞生六十至八十年的时候，他们将一百多个荒唐可笑的故事连同他们的偶像一起带到中国。但是和尚不能给这个受苦的家庭带来什么帮助。于是他们又叫来了另一帮搞迷信者，当地人称之为 “师公”。我不知道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这些人在闹鬼的屋子里举行了一些神秘的仪式:但结果只能使他们蒙羞。他们 把驱魔的失败归于他们来的人太少。因此他们最初来的是三人，为了增加驱魔力量,他们最后来了十人。于是每天上演新的闹剧，人们蜂拥而至，屋子里总是挤满各种各样的人。一位基督教徒偶尔遇见 这一场景，他对师公们的荒唐之举实在看不下去,也为这些人让他们 随意愚弄的无知所震惊,他高声喊道:“这家人真可怜啊！你们的钱 真是白花了。如果你们求助于基督教的上帝，不花你们一分钱，就会使你们得到安宁。这位上帝是天地的主人.他使魔鬼闻风丧胆。”似乎没有人在意这位基督教徒的话，但他们有了印象。这些搞迷信者继续他们的杂耍，但鬼怪们坚守不出，还嘲弄他们，以至于“师公”们 也没有坚持到底。于是人们不得不召请“道士”这第三批搞迷信者。关于他们，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了。道士们看到自己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被人们一请再请有点骄傲，他们趾高气扬地走进屋子,夸口说他们 很快就会消除这些妖怪。但他们没神气多久，因为当他们的脚一踏进屋子，就突然遭到一阵冰雹般的石头的袭击,人们不知道石头是从哪里扔出来的。道士们还不习惯这样的接待，拔腿就走，比来时还跑得快,将这些可怜的受苦者留在新的麻烦之中。家长看到所有这些都无济于事后，决定搬家,他相信这样一定会得到他们寻求多时的安宁。于是他们住进一幢新房子里，但鬼怪紧追不舍，这一来将他们逼入绝境。在这位家长被痛苦烦恼折磨得受不了的时候，他在街上碰到了我们先前提到过的那位基督教徒。这位家长就问道:“朋友，您就是前几天在我们家嘲笑那些驱鬼者,说基督教的上帝能够拯救我们的那个人吧?”基督教徒回答道：“正是我。要不要检验一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就全看您自己了。在您的邻居中，就有几个十分虔诚 和热情的基督教徒,邀请他们再叫上几个本城其他的基督教徒，到你家一起向我们崇拜的上帝提出请求，我希望仁慈的上帝会使您如愿以偿。我本人还是有罪之身，新加入基督教，不敢单独上你们家去， 因为我还不配向上帝提出要求。但对于我的基督教兄弟们来说，他 们的祈求上帝是听得进去的，您肯定会等到满意的结果。此外，他们这么多人来,不会使您为难，他们不吃您的饭不要您的钱:因为在我们所信仰的宗教里，清心寡欲才是完美。我始终认为，根据我对中国人天性的了解,如果我们将宗教仪式搞得更辉煌亮丽，一定会对中国人更有吸引力。我们在南丰有三个耶稣会士,我们决定在圣周举行所有的仪式。星期四，我们的仪式开始。这一天有四十个人来领圣餐，我们的弥撒配有助祭和副助祭。 在领圣餐之前，我高声宣布了接领圣体的行为规范，尽管我的汉语还不足于表达我的情感，但却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也许是出于新鲜， 也许是由于仪式进行的方式和气氛，我在这些优秀的基督徒脸上看到了我从未看到过的虔敬。中国人现在还只会将祷词挂在嘴上，但我相信首先将他们不会自发产生的思想和行为准则高声地告诉他们是十分有益的，最终会慢慢地促使他们用心灵去祈祷。我们放置圣体的教堂被装饰一新，今年从法国带来的那些美丽的宗教画像使所有的基督教徒深有感触。晚上我以仪式特有的方式给信徒行洗脚礼。这使我费不少口舌说服我们新人教的一些人接受这一仪式，有些人就像圣彼得那样说道，他们受不了我们在他们面前受这样的耻辱。在向耶稣基督做了祈祷以后，我们抽取十二个姓名，其结果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抽中的都是最热忱最有德行的人。其中有一位出于谦虚真心向上帝恳求不要抽到他。中国人特别注意这些细节，这样 的细节使他们对宗教仪式肃然起敬。此外，我和其他神父所穿的圣服,点燃的大蜡烛，用汉语和拉丁语做的祷告，在这样的场合我认为比其他地方更显必要的端庄朴实，这一切都给他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使他们认为他们应该焕发出比从前更大的热情，应该向他们有幸代表的十二圣徒学习。周五耶稣受难日，对十字架的拜谒一如平常，而在这之后紧接着是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面前举行漫长而严厉的苦鞭仪式，人们洒下了许多眼泪。晚上我们上纪念耶稣苦难的大日课。我们解释了放置在三角形物体上、随后一支一支熄灭的十五支大蜡烛的含义， 解释了为什么最后一支要藏在祭坛下面，然后点亮以后又拿出来，解释了我们在大日课结束时所发出的声音是怎么回事。这些解释使他们十分满意，他们为我们每项仪式都包含着某种神秘色彩而深深着迷。我敢担保，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 困难更烦人的工作了。中国字如同天书，开始似乎不可能辨认。然而经过多看、多想和多记，它变清晰了，人们开始有点弄懂了。和当地中国人相比，这些困难对于欧洲人来说大得无法比拟。中国人对他们司空见惯的东西当然不会感到害怕，他们也就缺乏这种有利于克服巨大痛苦的机敏，但是耶稣基督的仁慈足于扫除一切障碍，它鼓舞着我们,在这样艰苦的实践中支持着我们。我们贪婪地工作着， 希望在这中国人最看重的方面变得更为灵巧,使我们更容易将中国人争取到耶稣基督这边来。在宫廷中的神父在学习方面有许多便利,这些便利在外省是得不到的。因为，就学习汉字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最优秀的教师;就语言来说，他们周围不断有人温文尔雅地与他们交谈。必须承认这方面的知识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不管他们如何聪明能干,不懂中国的语言文字，就无法进入帝国显要人物的圈子。这些大人物邀请我们，和我们交谈，有时容忍我们谈灵魂得救的学说。虽然他们始终不归依宗教，但他们至少有时也保护他们给予尊重的宗教。随着他们愈了解这一宗教的内容，随着他们愈了解到这个宗教的传播者尽管在他们自己国内有优越的生活条件却不远万里来此传教的事实，他们对这一宗教也就愈尊重。阁下，返回法国的洪若翰神父一定会告诉您他们在北京所取得的成绩。在北京每年被人遗弃的孩子的数目非常巨大,简直使人难于相信。我们几乎每天都要为一些这样的孩子施洗,这是我们在这个国家能够获得的最为可靠的成果之一。 因为成年人归依宗教后，有可能中途放弃或发生变化,太多的人不能保持他们对所受到的恩典的忠诚。相反，被遗弃的孩子在他们受洗后不久便告别人世，必然升入天堂,在天上，他们必然为那些给他带来无限幸福的人们祈祷。当我们法国神父约二十年前到达中国的时候，作为我们在华传教活动奠基者的葡萄牙神父在这里已经有了为数不少的美丽教堂。仅仅一个江南省，在上海（Cham・hay）、在松江（Sum-kiam）.在常熟（ChamYho）,我们就有一百多座教堂和十万多基督教徒。然而法国耶稣会士有幸得宠于中国皇帝，并获得他对我们宗教的亲善，使我们法国神父和葡萄牙神父都能建立新的教堂。葡萄牙神父在保定、正定以及其他一些未曾传教过的城市得到了一些屋宇。在帝国京城北京他们建造了一所妇女的教堂。这样的教堂在当地是十分需要的，也是人们企盼已久的，因为中国的情况和欧洲不一样， 欧洲的教堂是男女共享的，而中国的礼节和风俗不允许男女相处在同一个地方，人们认为男女混杂是不正常的。因此妇女有她们特殊的小教堂，传教士们去那里要格外小心谨慎，隔着栅栏向妇女传教，给她们行圣事。妇女天性善良纯朴，因此宗教很容易渗透到她们的心灵深处，她们十分热情忠实地履行她们的义务。北京的妇女用她们最值钱的物品充实新教堂，表现出特殊的热情，为装饰祭坛，有些人贡献出她们的珍珠、钻石和其他的首饰，就如以前旧律时的妇女之所为。尽管我们在北京有了三座教堂，但还是不够多。一旦我们有了必需的资金，就准备在城市的东部再建造第四座。工程开支并不像欧洲那么浩大，这里的劳力和材料十分便宜。北京的耶稣会上1694年施洗530人,1695年施洗614人,1696 年施洗633人，以后的一年与此相当。这只是成年人的受洗数。至于孩子，我们施洗的人数多得多，尤其是那些每天早上被遗弃街头的孩子。弃婴行为发生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的国度里，人们能够容忍如此明显的紊乱，真令人惊讶由于北京人口众多，那些自认为无法养活孩子的人肆无忌惮将孩子丢在大街上和广场上,使得一些孩子悲惨地死去，另一些孩子被野兽吞噬，所以我们首要关心的一件事就是每天早上派传教员到城市各个街区为所有他们在路上遇到的、还活着的孩子施洗。每年人们遗弃的孩子达二三万，我们的传教员施洗数约3000人。如果我们能有二三十名传教员专门从事这一工作， 那么只有很少的孩子得不到我们的关怀。1694年,我们为3400个 孩子施行了洗礼。1695年有2639人，1696年3663人，接着这一年和上年差不多。这对天堂来说是确定的收获，它不会像成年人归依那样，有重返罪恶或改信当地宗教的危险。我们要找到从事这项工作的传教员并不难，只要肯付出一点辛劳和具有热心肠就行。但我们必须支付给他们一些津贴，让他们能够赖以生存，而这是我们所缺乏的。我们常常想,在这里，在罗马这一基督教世界之都,和在欧洲的各大城市，总是有不少的人必须补偿他们从教会中得到的好处，或者必须向他们多次冒犯或通过他人冒犯的圣主谢罪,他们应该幸运地发现有一种可以使他们与他们福祉的缔造者心贴心进行交流，并弥补他们罪过的最可靠的方法，这就是慷慨解囊。在北京，维持一名传教员，每年只需六七个皮斯托尔。经常参加弥撒也有利于巩固热忱的新人教者们的信仰和虔诚。 不止一次，我看到这些新教徒步行三四十法里,不顾极度疲劳，来到教堂,在得到忏悔和领圣餐的幸福时，禁不住喜极而泣。尽管大部分的基督教徒是工匠和农夫，他们在集会上向老的信徒学习，捐献出财物,我们用这些捐献去资助病人和极端贫困的人，去印刷用于归依异教徒和感化信徒的、外面又无处可买的宗教书籍。说到这里,您也许会问我，为什么中国的基督教徒大部分是平民百姓？我们在中国有没有归依知识界人士或政府官员等高层次的人？这个问即我时时处处听到有人问，为了确切回答这个问题，我提请您注意，根据欧洲的标准，所有的中国人都是平民，除了皇族和皇帝授于荣誉头衔数量极小的清廷亲王和若干特殊家族外，没有贵族。由于这些人一般都住在皇宫里或居住在鞋粗地区，因此在中国外省我们看到的基督教徒几乎都不是有名人物就不足为怪了。在宫廷之外,我只知道有一位满族王爷在几年前率他的妻子和家中五十多个仆人一起归依了基督教。他的府邸在满族人中也算得上富丽堂皇， 他的叔叔曾娶顺治皇帝的一位姑姑为妻。于是，在辽阔的帝国内，成为基督徒的往往都是平民百姓。至于宫廷成员，我们在中国的体会和其他地方一样，得宠的人和有权有势的人是很难进入天国的，尤其他们是不信教的。然而，除了商人、士兵、工匠、农夫和渔夫经常走进我们教堂外，我们还有些业士(bacheliee)和博士(docteum)，甚至还有一些政府官员，尽管人数不多，且集中在北京钦天监里。达官显贵、军队的高级将领和帝国主要行政官员敬重基督教，他们认为这是最神圣和最合理的宗教。他们也尊敬传教者，友好待之， 并愿意听我们讲我们的道德信条。他们赞扬这些信条，欣赏这些信条,但真要他们照此去做，要他们抛弃中国的宗教，他们就不听我们的了。他们贪图享乐和害怕标新立异最终使上帝的恩惠功亏一贯， 没能在包藏在肉体里的灵魂上打下烙卬。闹鬼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但新人教的人只要画一个十字，或用圣水一洒,就很容易摆脱魔鬼的纠缠。有位预备人教者尽管相信基督教是千真万确的,但由于他和一位巫师有交往，并因为迷信活动救过他一命而对其着迷，所以推迟接受洗礼。我们神父在驻地的日常工作是:接受信徒的忏悔，为病人做圣事，教育异教徒，和一些文人雅士进行讨论等等。他们在乡下的传教工作相对要繁重得多。传教士到达一个集镇，所有当地的基督教徒都会聚集起来，有教堂到教堂,没教堂的到最显要的基督教徒家。在做了祈祷以后，神父讲话鼓励他们进行忏悔，而同时传教员也安排信徒做忏悔、领圣餐，安排预备人教者准备接受洗礼。弥撒后的第二天，神父为他认为条件成熟的人施行洗礼，吸收一些愿意归依宗教者加入预备人教者的行列。下午，工作重新开始,神父要到所有的人都 感到满意时才离开集镇。宗教的传播在乡村比城市更容易，因为乡村比城市更自由。在城市里，一切听命于地方长官。我们必须去拜访他们,根据礼节,不带礼品不花钱是去不了的。相反，在乡村，人们的活动自由自在，不必经过任何人的批准。基督教徒的热情也很高,尤其是在开始阶段， 因此我们一定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我不止一次地体会到这一点， 特别是在小城芜湖和在芜湖的乡下。我第一次出访那里，就为116人施了洗礼，第二次达到560人,其中有18至20个业士和一位曾在一座小城为官十年的官吏。这样巨大的成功使我决定在这个小城建造一座教堂，并在周围乡村又造了另外两座规模较小的教堂和其他若干所小教堂。因为如果我们向中国基督教徒伸手要什么东西，这便会损害上帝的事业,便会为归依非 基督教徒设置不可愈越的障碍，便使自己混同于和尚道士之流，正是他们迫使他们的信徒向他们施舍，用来养活他们和供奉他们的假神仙。因此,在中国以每年从欧洲寄来的少量补贴为生的教士们难有大的作为,连他们认为对归依民众的十分必要的旅行也不能都去。 他们满怀热情，但由于缺乏资助，他们就经常不得不呆在同一个地方，远远超过他们希望呆的时间。如果中国信奉了基督教,我们就把基督教扩展到里朝地区。那里天地广阔，我们的工作需要很长的时间。东部勒粗人口日增，皇帝在那里已建造一些城池,还有一些人口稠密的村庄。西部秘勒只在靠近乌兹别克(Yousbecks)和里海一带才有些城市和村庄，但这并不妨碍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散布着各种不同的民族，几年前中国皇帝已经降服了他们。这些民族的所有财富就是他们众多的牲口，他们带畜群到处游牧，在同一个地方不会呆上三个月，一旦草地被牲口啃光了,他们就开拔到另一个地方安营扎寨，如此周而复始。要归依这些游牧的轮粗人是件难事，因为他们完全被他们宗教的法师“喇嘛” 所蒙蔽，对喇嘛盲目遵从。我们从广东省最北部的城市南雄（Nanhiung）通过陆路进入江西省最南面的城市南安（Nangan）。南安和奥尔良一样大，非常美丽， 人口众多。从南安到赣州府,沿途都是荒凉地带。赣州是像鲁昂那样大的城市，商业繁华,有许多的基督教徒。从赣州到南昌，这一带作常迷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在南昌，有一天我们其中的一条船差点遇险.有一段长约二十法里的河水，水急浪高，更为险峻的是水中布满了无数浪花飞溅的礁石。但当我们通过它之后,迎来的是一条风景秀丽的河流，河的宽度是鲁昂段塞纳河的六倍多,河匕百舸争流,在门天，你的眼光随便往四周一扫，就能数出五十多条正扬帆竞航的货船。你不必为有那么多的船而大惊小怪。中国人确实和国外很少通商，但作为补偿，在帝国内部的商业规模都相当大，这是欧洲无法与之比拟的。中华帝国疆域辽阔，每一个省都是一个王国，有的出产稻米,有的生产布匹，每个省都有它们独一无二的土特产。所有这些物品不是经陆路,而是通过水路运输的,因为这里河道纵横，风景秀丽， 这都是欧洲难以与之相媲美的。的障碍。中国人瞧不起其他民族是最大的障碍之一，甚至在下层群众中也有这种情绪。他们十分执著于他们的国家、他们的道德、他们的风俗习惯和他们的学说信条，他们相信只有中国才配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我们指出他们崇拜的那些菩萨的荒唐时，当我们使他们承认基督教是伟大的、神圣的和颠扑不破的宗教时，他们似乎准备入教了，但事实远非如此。他们会冷冷地回答道：“我们的书里从来也看不到关于你们宗教的事情，这是外来的宗教，如果中国以外真有什么好东西，真有什么真实的东西，我们的圣人学者们会不知道?”他们经常问我们欧洲有没有城市，有没有村庄，有没有房屋。一天我亲眼目睹了他们看地球仪时那副惊讶窘困的神态，真叫我忍俊不禁。有九到十位文人要我让他们看一下地球仪，他们在上面找中国找了老半天。最后他们认为包含着欧洲、非洲和亚洲的那个半球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甚至觉得把世界其他部分归于美洲似乎还大了一点。我故意不纠正他们，直到他们其中一人要我解释一下地图上标明的文字和地名时，我才对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欧洲、非洲和亚洲。在亚洲，这是波斯，这是印度,这是靶粗地区，“那么中国在哪里呢?”他们大家都喊了起来。我回答道，就在这块陆地的角落里面，这就是它的边界。”我难以表达当时他们是多么地惊讶:他们面面相觑，自肃白语地吐出几个中国字:“小得很。”在科学和艺术上,尽管他们远远达不到欧洲那样的完美程度，但从来都不能说服他们照欧洲的方法做。为了让中国的建筑家们按欧洲的风格建造我们在皇宫里的教堂，甚至必须动用皇帝的权威。为此还必须任命一位官吏监督皇帝命令的执行。他们的船建造得很差，他们欣赏我们的造船法。但当我们鼓励他们仿造时，他们对我们提出如此建议表示惊奇。他们回答我们道：“中国船就得这样造啊！我们对他们说:“但这种方法一钱也不值，他们说:“不管怎样，只要它是中国的东西就行，哪怕是劝它进行小小的变动都可能是一种罪过。就这个国家的语言而言，我向你保证，要不是为了上帝,我们是决不会自讨苦吃去学它的。我每天八小时抄写词典,整整花了五个月时间，才使我最终能够阅读汉语书籍。十五天前，我在这里找了一位中国文人,早晚各三小时跟随他辨识中国汉字，像小孩那样费力地朗读。中国常用字约四千五百个，但总数达到六万。对于我们，只要掌握布道、传教和听忏悔的一些词句就够了。使重要人物特别是政府官员信奉基督教要困难得多。他们大多以敲诈勒索、巧取豪夺为生，而且可以尽他们财力纳三房四妾，这些犹如捆着他们手脚的锁链，难以挣脱。只要举出一例就足以说明问题。约在四十五年前，一位中国官员与巴伐利亚的耶稣会士汤若望结为好友。这位传教士竭力想归依该人入教，但一切都白费。最后这位官员受朝廷派遣去外省任职,临行前，汤若望神父送了他几部关于基督教的书籍，他情面难却才将这些书收下了。后来他非但没有读这些书，反而更卖力地投靠中国的僧人,他还将一些僧人接到自己家里来住，专门为他们的书辟出一间书房，通过读这些书力图抹去汤若望神父的话在他思想深处留下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四十年后，他病倒了,忽然想起汤若望神父与他多次交谈的情景，他请人拿来汤若望神父送给他的书，捧读起来。他被上帝感动，要求受洗。受洗前，他自告奋勇对全家进行开导。他先从他的妻妾人手，他向她们讲了我们宗教的教旨，同时给每个人一笔钱，使她们能够在今后的日子里过基督教徒的生活。接着他向所有的孩子进行教育，自己接受了神圣的洗礼。自从我到达这里以后，我又欣慰地得知他的妻妾们和两个儿子已经受了洗。放高利贷在中国人中十分盛行，这又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有人告诉他们，在受洗之前，必须退还他们的不正当所得，因此可能使他们倾家荡产时，你也不得不承认,要使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除非上帝创造奇迹。这就是通常中国人还大多处于非基督教黑暗中的原因。几天前，我就遇到一件十分伤心的事情。有一位富商来看我，求我为他施洗。我询问他信教的动机是什么，他回答说:“去年我妻子受了洗。从那时起，她活得非常圣洁。她去世之前，特意拉着我，告诉我她会在哪天哪个时辰死去，上帝已经通知她了。她想通过这样的方式向我证明她所信仰的宗教是真实可信的。她确实是在她告诉我的那个时辰去世的，因此我不能拒绝她临死之前要我归依基督教的请求，我就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来找您，请求您给我施洗“。根据这么好的态度,难道我没有理由相信要不了 多久我就有幸能够为他施洗吗？然而当我在教导他的过程中涉及到他人财产的问题，谈到归还不义之财的必要性时，他那些美好的愿望顷刻之间荡然无存。他开始动摇，最后他对我说他下不了信教的决心。中国人内心深处的腐化第落是和基督教教义格格不入的，中国人只要能在外表上维持体面，就可以在暗地里放纵自己干出一些羞于启齿的罪恶勾当。约在半个月之前，有位中国僧人来求我开导他， 看上去他具有世界上最美好的愿望，他对我说，他舍得抛弃一切。但我刚开口向他说明作为一名基督教徒应该具有怎样的纯洁性，告诉他上帝的宗教是神圣的，容不得半点物欲和邪念,他就对我说:“要是这样的话，我就不考虑入你们教了，前面还信誓旦旦相信我们宗教的真实性,转眼就放弃了信教的打算。下面我要讲的是中国妇女的一些风俗壅塞了妇女归依基督教的道路。中国的妇女从不走出家门，也不接待男士们的访问。妇女不 准在公共场合露面,不准过问外面的事务，是这个帝国一条基本的伦理纲常。更有甚者,为了能使妇女们更好地遵守这一伦理纲常,人们使她们相信,女人的美不在于颜面的线条，而在于脚的纤细。以至于她们最为关心的是将脚缠小，白己剥夺自己行走的权利。一个刚满 月孩子的脚都要比一位四十岁妇女的脚大。因此，传教士们既不能亲自向妇女们布道,也不能通过传教员去做。必须先归依其丈夫，再通过丈夫向妻子传教，或者通过一些女基督教徒上她们家向她们解释教义。此外,一旦受洗以后，她们也不能 和男人们相聚在同一座教堂。到目前为止，我们每年召集妇女六七次，有时在妇女专用的教堂,有时在某位基督教徒的家里，以行圣事。 在这样的聚会上,我们为那些条件成熟的妇女施洗。不久我将为十五人施洗。再加上中国的妇女只会说她们省的方言,她们很难听懂我们传教士的话，因为我们中的一些人只会说中国官话。我们就尽我们所能弥补这种不便。记得在我刚到这个城市后不久，一位中国官员的妻子找到一种补救办法。由于传教士无法听懂她的忏悔，她就叫来了她的大儿子，她先向她儿子袒露她的罪孽，再让她的儿子转告忏悔神父，儿子再将她无法直接听懂的神父建议和教诲传达给她。在欧洲,您能找到这样纯朴和热诚的事例吗？国王因为在前一天已经看到过我们在巴黎天文馆刻制的月亮图样类型之一，故在通过望远镜观看月亮时首先嚷道：“这正像你们昨天让我在图样类型中所看到的那样。”当月亮明显地被遮掉时，他问我们，为何月亮在望远镜中显得像颠倒了？当月亮被完全遮掩后，他又问，既然月亮已接受不到任何太阳的光线,为何月体还能显现？这些明智的问题表明,这位君主的智力是何等地稳重可靠。当人们具有正当的愿望，当人们尊重一个民族，他们就会轻松地相信我们具有与他们相同的情感，他们就能够不冒任何危险地信任我们。由于我们张帆起航只有六或七天，我们认为还有时间回到暹罗，并在暹罗乘坐另一只船在年内抵达中国。于是我们雇了向导， 请他们带我们抄最近的路走出森林。然而，我们的努力毫无所获。 这些向导在绕了一个月的弯路后，才把精疲力尽的我们带回到我们的船上。当我们在9月扬帆驶向暹罗时，驶向中国所需的季风已完全过去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暹罗国王的帆桨战船。1687年6月19日，我们乘坐一艘开往宁波的中国船只第二次离开暹罗。除了我们已经采取的措施,上帝还明显地赐福于我们的航行。给我们驾船的中国人显得非常迷信。他们在船的尾部放置了一尊小偶像，并在这尊偶像前日夜点着一盏灯。他们在入座就餐前经常向偶像供奉其为晚饭准备的肉。但是，由于他们发觉我们在他们每次这样做时毫无所动，就单独地供奉准备自己食用的肉，不再将为我们准备的肉供奉给偶像。他们对这一假神的崇拜并不局限于此:每当陆地出现时，负责照管偶像的人就手持涂有颜色并剪成波浪形的纸，在深深地鞠躬后把这些纸抛向大海。当风平浪静时，整船的人不时地发出喊声，以便把风召回。在有大风浪的天气，他们把羽毛扔到火中，以便消除风暴，驱赶恶魔。他们的这一做法使全船弥漫着一种难以忍受的臭气。他们的虔诚,或毋宁说他们的迷信，在我们穿越科钦支那运河有人看到一座山时越发强烈:因为除了日常的鞠躬与跪拜以及他们抛入海里所有半焦的纸片外,船员们开始制作一只四脚小船。此船有它自己的桅杆、缆绳、帆与狭长的小旗、罗盘、舵、 小艇、炮、食物、商品，甚至还有它自己的账册。人们在其船尾、船首 和缆绳上放置了许多彩纸做的象征船上的水手与乘客的小人。人们把小船放在担架上，用许多礼节把它抬起;人们就着竹板与铜锣的声音在船上行走，领头的是一个和尚打扮的船员。他一边不时地大叫， 一边用一根长棍像剑一样来挥舞;最后，人们把小船轻轻地放入海中，并目送着它直至看不见为止。和尚打扮的人登上了服楼以便继续叫喊，他显然是祈求一路顺风。暹罗与巴达维亚的中国商人每年均到宁波寻购丝绸：因为中国最好的丝绸就产于该省。福建以及其他相邻省份的商人也不断光顾此地。据卫匡国神父记载，从他那时起，我们的修会在宁波就已有一座教堂。该教堂准是在鞋靴入侵时被完全摧毁。因为当我们到达此地时既没有发现任何教堂的遗迹，也没有发现任何基督教的遗迹。那里的人甚至很不习惯于见到欧洲人，以至于人们从各地赶来观看我们，好像我们是某种新类别的人。在宁波逗留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向中国官员们讲起上帝的崇高与力量。当时这一地区已连续三至四个月滴雨未下，庄稼受到破坏，人们担心会有大的饥荒。有关方面下令全城斋戒,并要人们在各个寺庙里做祷告。焦虑不安的总督就此次旱灾的原因请教于我们，问在欧洲是否也发生过这样的旱灾以及我们为摆脱灾情是如何做的。我们回答他道，我们所敬奉的上帝是万能的,我们求助于他，我们前往教堂乞求他的怜悯。总督回答说:“但是，我们采用类似的做法已有一个多月了，我们前往南方的港口以及城里所有的寺庙却毫无成效。”我们又答道:“对此我们丝毫不觉得惊奇。大人，如果您允许我们畅所欲言，我们将向您陈述其真正的原因。于是，我们开始向他讲述上帝，使他知道上帝创造了天与地、人与世间的万物;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如下雨与旱灾、饥荒与丰收、善与恶，上帝根据自己所做的判断，分别用它们来惩罚或奖赏人类;我们向他提出，由我们像在欧洲时所做的那样，对真正值得祈祷的上帝进行祈祷，因为上帝是万物的主宰，并能够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对他说:“然而，你们的诸神却并非如此。它们有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它们有耳朵，却什么也听不到；因为这些虚假的神原先只是死去的人，他们既无法逃脱死亡的共同法则，又无法避免死者的普通结果，由此，他们既没有感情，亦没有力量，他们听不到你们的祈祷就丝毫不足为奇。使他们拥有皇帝的捐赠与众人的迷信的神的称号既没有给他们自身增添任何新的东西，也不会赋予他们任何名副其实的力量，即既能呼风唤雨， 又能支配人世间的其他人。”中国的棺 材颇大，棺木厚达三到四指，外面上了漆，镀金，为了不让空气透进去,密封得很仔细。在中国，丧服是白色的;我们依照中国的习俗，一边走一边号哭，我们实在也伤心至极,南怀仁神父的遗体在皇帝派来光临这位著名传教士的葬礼的中国官员的陪伴下接着出现。这些官员均骑着马。为首的是国丈;第二位是御前侍卫大臣;第三位是皇帝的近臣之一，还有其他较次要的官员。秩序井然、端庄稳重的整个队列的最后面是五十个骑士。大街两侧站满了无数老百姓，他们默默地目送我们走过。在南怀仁神父的葬礼举行之前，刚刚为他祖母皇太后带过孝的康熙皇帝派人来询问我们的名字，了解我们的特长和能力。自从他最近两次巡游鞋祖之后，其治下的帝国平安无事。我们读过巴黎现有的有关记述，我们告诉他，在法国，人们甚为崇拜他的思想与行为，赞叹他的富裕与豪华。他问起法国国王的年龄、他的武功以及治国之道.我们对所有这些涉及我们令人敬出的君王的问题做了满意的答复。以皇帝名义和我们谈话的官员告诉我们:虽然他的主子还不认识我们，但他对我们仍像对待其他神父一样颇为关心。他很看重我们远离父母和祖国，来到世界另一头传播福音的勇气，认为这种勇气不可忽视地证明了我们的教理;但是为了完全地信服，他希望在中国看到跟人们所说曾在其他地方发生过的奇迹一样的奇迹来证实我们的教理。不仅如此,这位皇上还说有朝一日要送茶和他那里最好的酒给我们。我们得知，他想把我和我的同伴们统统留在宫内，并考虑在皇城给我们安排一幢房子。但是，要求我们前往别处的上帝不允许这项方案实施得这样早。我们的中文还不够好，尚不能够在刚开始时就让皇帝满足其对我们的期待。1688年3月21日，我们有幸觐见皇帝。这位伟大的君主对我们极其和善;在责怪我们不愿意全都留在他的宫中后，他向我们宣布，他要把张诚神父与白晋神父留下为他服务，允许其他神父到各省传播我们神圣的教义。然后，他吩咐给我们上茶，并赐给我们一百金币，对中国人而言，此举可谓是极高的礼遇。这次朝见之后，我与李 明神父、刘应神父都只在考虑分赴各省去从事归依异教徒的工作。但在离开北京前,我们极为高兴地看到了这座著名城市中最稀奇的东西。北京由两个城组成:第一个是满人城，皇帝的宫殿就在该城的中央；第二个是汉人城。两座城彼此相连，每个城的周长均有四法里。城中人口稠密，拥挤不堪，以致尽管街道非常宽广，仍行走不便。街上看不到妇女。我们去看了著名的北京的大钟楼，有人向我们肯定地说,此钟重达几十万公斤。钟的形状为圆筒形，直径有十法尺。根据中国通常的比例，大钟的高度是宽度的一倍半。它被吊挂在由砖与方形石块砌成的台基之上。自其木结构的楼顶被烧毁后，它仅由一个草席顶覆盖。我们也去看了天文台和里面所有的青铜仪器，这些青铜仪器颇为美观，具有皇家气派。但我不知道这些仪器是否能用来精确地观察天象。因为它们都钉在觇板上，肉眼一看，其分隔显得不甚均匀，而其贯线有好几处都不能吻合。从北京直至山西省的道路是我所见到的最讨人喜欢的道路之一。我们经过了九或十座城市，其中有一座为保定府,它是巡抚衙门的所在地。整个地区极为平坦，且种满庄稼，道路平整，路旁许多地方种有树木，还有用来遮掩与保护乡村的墙。人、大车与拉东西的牲口在路上络绎不绝。在一法里的路程中，我们碰到了两或三个村庄， 这还不算我们在路两旁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所看到的其他村庄。在许多河流上，修有漂亮的多拱桥，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距北京三法里的卢沟桥。此桥的栏杆是大理石的,两侧各有一百四十八个支柱，上面置有不同姿态的石狮子。在桥的两头，有四只蹲着的石雕大象。当人们经过绛州城东的汾河河谷,可在十法里的路程中看到一处覆盖着树木和耕种得极好的平原，这一平原每边都有众多村庄、延伸至天际的山脉。在经过了两个三流的城市即进入了山区。在山区,我步行了五天，走了四十法里。我几乎始终在往上攀登,经常感 到很费劲。就我所经过的地方而言，这些山有些属不毛之地,但更多的是肥沃的土地，直到悬崖边上都可耕种。人们有时可见三或四法 里的由丘陵和其他山环绕的平原，以至以为自己是在一个遍地良田的地区。我看到这些山有的从山脚到山顶被整治成梯田平台。这些平台数目为六十至八十之间，它们以三或四法尺的高度交叠而上。当这些山布满石块时，中国人将其开采成石料,用它砌成保持平台的小墙;他们随后将这些平台开成好地，在上面播下种子。这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它使人看到这个民族是多么勤劳。我在这些山中只看到一座三流的城市，但大村庄和小村落却到处可见。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和我们一样的上彩釉的陶器;那里有不少地方在制作陶器，这些陶 器被运往城里和相邻的省份。一天我走在一条又窄又深的道路上，此路一度被大车造成了堵塞，我以为人们会发火，互相辱骂,或许会像在欧洲时常出现的那样互相斗殴。我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彼此致意并心平气和地交谈，好像他们本来就认识并互相喜欢一样。他们随后互相帮忙，以消除堵塞，通过此路。这一例子肯定会使我们欧洲的基督徒局促不安,因为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很少会保持克制。当人们经过极为崎岖不平的斜坡将走出这些山时，可看到河南省与黄河。黄河即黄色的河，它在平原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得很远。 黄河的水流以其白色的蒸汽或一种阳光带来的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平原中的麦子已长得很高,麦穗都已形成，而在离此五或六法里的山中，小麦还只是青苗,仅露出地面六指长。我几乎始终在平原行走，在该省走了八十法里。这些平原耕种得如此之好，以至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我看见那里的小麦是像水稻一样一行行地播种的，每行小麦之间的距离仅有五或六指。我也看到有些小麦是杂乱无章地播种的，此与我们在法国的做法相似。他们的田野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犁沟。我只经过了七个城市，但我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农村中发现，市镇与村庄的数目非常之大，以至我认为，河南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我在距开封府——河南省的首府九法里处渡过黄河。这条河流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湍急的河流。它的水因为卷起大量的泥土，呈黄色;我们在河边看到了同样颜色的泥土，该河在我们渡河的地方不怎么深,但宽有半法里左右。当人们经过绛州城东的汾河河谷,可在十法里的路程中看到一处覆盖着树木和耕种得极好的平原，这一平原每边都有众多村庄、延伸至天际的山脉。在经过了两个三流的城市即进入了山区。在山区,我步行了五天，走了四十法里。我几乎始终在往上攀登,经常感到很费劲。就我所经过的地方而言，这些山有些属不毛之地,但更多的是肥沃的土地，直到悬崖边上都可耕种。人们有时可见三或四法里的由丘陵和其他山环绕的平原，以至以为自己是在一个遍地良田的地区。我看到这些山有的从山脚到山顶被整治成梯田平台。这些平台数目为六十至八十之间，它们以三或四法尺的高度交叠而上。当这些山布满石块时，中国人将其开采成石料,用它砌成保持平台的小墙;他们随后将这些平台开成好地，在上面播下种子。这是一项极大的工程，它使人看到这个民族是多么勤劳。我在这些山中只看到一座三流的城市，但大村庄和小村落却到处可见。我在那里还看到了和我们一样的上彩釉的陶器;那里有不少地方在制作陶器，这些陶器被运往城里和相邻的省份。一天我走在一条又窄又深的道路上，此路一度被大车造成了堵塞，我以为人们会发火，互相辱骂,或许会像在欧洲时常出现的那样互相斗殴。我惊讶地看到这些人彼此致意并心平气和地交谈，好像他们本来就认识并互相喜欢一样。他们随后互相帮忙，以消除堵塞，通过此路。这一例子肯定会使我们欧洲的基督徒局促不安,因为他们在遇到同样的事情时很少会保持克制。当人们经过极为崎岖不平的斜坡将走出这些山时，可看到河南省与黄河。黄河即黄色的河，它在平原中弯弯曲曲地延伸得很远。 黄河的水流以其白色的蒸汽或一种阳光带来的雾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些平原中的麦子已长得很高,麦穗都已形成，而在离此五或六法里的山中，小麦还只是青苗,仅露出地面六指长。我几乎始终在平原行走，在该省走了八十法里。这些平原耕种得如此之好，以至没有一寸土地荒芜。我看见那里的小麦是像水稻一样一行行地播种的，每行小麦之间的距离仅有五或六指。我也看到有些小麦是杂乱无章地播种的，此与我们在法国的做法相似。他们的田野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犁沟。我只经过了七个城市，但我要么在路上，要么在农村中发现，市镇与村庄的数目非常之大，以至我认为，河南是中国最美的省份之一。我在距开封府——河南省的首府九法里处渡过黄河。这条河流是我所见过的最为湍急的河流。它的水因为卷起大量的泥土，呈黄色;我们在河边看到了同样颜色的泥。该河在我们渡河的地方不怎么深,但宽有半法里左右。我将在此对一位中国船夫在把我的货物装上船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表示钦佩。我有两箱机其重达250中国市斤，即300法国占斤。在绛州,赶骡子的人很不情愿地才接受它们，说这些东西实在太重了，它的骡子无法驮着它们走这么长的路。船夫来了，他接过它们，用扁担把两个箱子都挑在肩上，并轻松地挑着它们走上小船。我没有进入开封府，因为其城门是关的,人们正在极为仔细地搜查六十至八十个窃贼。这些窃贼在几天前抢劫了一位看管呈给皇帝的贡品的官员的府宅。长江这一巨大的河流从西到东横贯整个中国,它把中国分成几乎相等的两部分,其一包括北方的省份，其二则包括南方的省份。由于各种船只一年到头皆可通航的便利，长江给各地带来了富足。中国人是一个崇尚有学问的人的民族，因此，当有学问的人中有人信奉基督教时，就会使其他许多人竞相效仿。他们说，我们的儒生选择了上帝的戒律，而不是选择和尚的戒律以及中国所有其他宗教的戒律，因此，上帝的戒律应当是最好的。这不仅仅是上海地区的情况，在整个中国，人们都这样来推论。我们也注意到，在任何有已信仰基督教的秀才、举人的地方，我们均有众多的基督徒。从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为了宗教的利益，应当在中国争取儒生， 学习他们的典籍与科学,并在宗教允许的范围内去适应他们的礼仪与习惯，以便更为容易地渗入他们的思想;因为若轻视他们,我们就会在失去他们的同时失去许多其他想要人教的人。这一奏本用很细小的字写成，在中国，下属在写给地位比他高的人时均如此,这个人地位越高，下属就应当用更小更纤细的字来写;这似乎对皇帝来说极为不方便。在某些重要的场合,传教士的一些与众不同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还是颇为有用的。张诚神父尤其懂得利用这一点。由于他来自法国，那里，人们经常谈论君主的利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和约使人们千百遍地思考其后果对民族是有利还是有弊。他有幸找到了使互不相让、随时准备中断和谈的中国人与莫斯科人和解的方法。莫斯科人很骄傲，说话时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国人也自以为是最强大的，因为他们来时带了一队精良的人马,并期待着在黑龙江畔得到另一个东里朝。他们的意图倒不是挑起战争，而是担心西里粗人和莫斯科人联合，或者担心莫斯科人会援助其他的赛觎中国的民族；因此，他们希望和平,却又解决不了争端。两位神父看到中国人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与中国人就使谈判中断的难点进行商谈,从他们那里获悉皇帝愿意允许莫斯科人每年到北京来做生意。“如果是这 样的话，”张诚神父答道，“放心吧,先生们，跟他们讲和，让他们顺着你们的意愿行事就不难了，中国的全权代表听了他这些话很高兴， 请他到莫斯科人的营地去向他们提出他刚才说的建议。他去了那里，上帝保佑了他所从事的事情。不出张诚神父所料,想每年到北京来自由贸易是莫斯科人所希望得到的最大的好处。莫斯科人让出了雅克萨，接受了皇帝提出的疆界。这场谈判只持续了没几个小时,张诚神父傍晚就带了已经草拟好的和约回来了。两天后，全权代表们在这一和约上签了字，并率领其人马庄严地宣誓，请基督教的上帝——天与地的真正主宰做证，他们将信守这一和约。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大臣们怎么敢于几次三番地做同样的抵制。在中国，大臣们极受尊重，不仅下级服从上级，而且有时也受到皇帝的尊重。中国人始终厌恶外国人，这种厌恶使得在这一事件中， 有人公开地宣称反对基督教在中国自由传播。但我个人认为，他们那么坚决地反对基督教似乎还另有原因。当皇帝征求大臣们的意见时，大臣们根据国法来回答，人们既不能责备他们，也不能对他们进行任何非难。反之,如果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来答复的话，帝国的监察官员有权控告他们。皇帝有权因他们不根据国法办事而让人惩办他们。我想到让索额图亲王直截了当地对皇帝说，皇帝应当利用他的权威废除取缔上帝教理的诏书。后来，我们感觉到，近来礼部也远不像过去那样对我们反感,而似乎也对我们表示友好。不管怎样，皇帝见从大臣们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就决定同意礼部的判决。礼部同意殷铎泽神父在杭州居留,欧洲人只能在其教堂中敬拜上帝和从事基督教神职工作;但是，它禁止中国人人基督教，并确认了以前的诏书。不过这也许是因为我的中文说得还不够好，一位陪我去的已 信奉基督教的秀才代我告诉他，因他的年龄已如此之大，所以他离进入另一个世界并开始一种永远不会结束的新生活已经不远了。他以 他这种年龄的人少有的火气答道：怎么？当一个人去世时,难道他的一切不是跟他一起都死掉了吗？他的灵魂和他的躯体一样消失。在此生之后，他不再有任何东西可期待。秀才力图使他醒悟。当我因为看到他俩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并使老人更为固执时，遂阻止住他们的争吵。我给了老人几本有关我们神圣的宗教的书。对这些书的阅读使他的头脑里产生了许多感想。在上帝一点一点地启示下, 他终于认识到我们的宗教的道理,接受了基督教，要求受洗,并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他随后到处宣扬说:‘中国的书籍，甚至连孔夫子的书，也无法与基督教的书相提并论。基督教的书更加明白易懂'。一个崇拜偶像的仆人试图把我毒死。此人是我为了让他归依耶稣基督而雇佣的。由于他负责我的饭菜，所以要实行这一邪恶的计划对他来说丝毫都不困难。他希望自己的罪行隐秘一些，不让任何人知晓，这样他就能够不受处罚地在我死后占有我的一切，于是，他把铜绿和一种升华物放入为我准备的晚饭里。刚一吃完饭,我即感到头疼得很厉害。一小时后，我的眼睛又感到一阵强烈的疼痛，其中一只眼睛像火灼一样痛。我被这种强烈的疼痛折磨着，宛如有人用针在刺我的眼睛。这期间，天空乌云密布，一场巨大的暴风雨即将袭来。我把我的不适归咎于天气的变化,并对我的仆人之一也这样说道。对我投毒的仆人离开了屋子，不一会儿他回来了，并跑来对我说，城外的天空中出现了一条龙,知府与带兵的将领已前去看龙了。我打断了他的话，说暴风雨会消失的，并希望暴风雨的消失会使我的疼痛立即停止。我在晚上吃夜宵时吃了与晚餐一样的东西，即一些被下了毒的鸡蛋。我的厨师想目睹这一切，他在我吃东西时单独与我呆在一起。我与他谈起了成为基督徒的必要性。他假装很欣赏我所说的理由，但他找了好几个借口，要我推迟给他行洗礼，并保证说, 他将在半个月后接受洗礼。他可能希望我到时已不再能够督促他履行诺言。我晚上睡得很不好。早晨，我感到胃剧烈疼痛，并持续了一天一夜。翌晨二时，我起来了，却吃不下任何东西。我当时剧烈地呕吐，被折腾得够呛。吐出来的东西使我觉得有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的味道。我服用了一种含阿片的复方软糖剂，疼痛迅速地消除了。 我随即进行祈祷，向上帝乞求宽恕。我平静地度过了这天晚上还剩下的几个小时。天亮了，我觉察到导致我呕吐的是一种铜绿,它与另 一种我不认识的白色药物混合在一起。有人对我肯定地说,这种白色药物是一种中国人称之为‘珅’的升华物。人们还根据好几个人可以见证的另外两种迹象认为,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毒药。仁慈的上帝永远会降福于那些为他的光荣而工作的人，其中也包括像我这样微不足道的人。他会关注我们的生存，并为我们的利益改变对我们危害最大的事物的性质。”以上是郭中传神父以书信形式告诉我们的这两起意外事故的过程。年轻人要求我宽恕他对上帝的恩宠抵制了如此长的时间，请求我为他行洗礼，并向我保证说，不管是他还是他的父母，在根据习俗祭祖时，都绝不会盼望从祖先那里得到什么。我不认为应当把这样一位有信仰并具有教皇亚历山大七世所要求的态度的人排除在天国之外。自此之后， 这位年轻人以虔诚的基督徒的方式生活着。最早入华的传教士在其进入中国后，最初曾很想像在其他传教会一样，也身穿破旧的衣服，并以此表示其对俗世的超脱。著名的罗文藻主教经常告诉我说,中国传教会的创立者利玛窦最初几年就是这样生活的。他与和尚一起呆了七年,身着与和尚们几乎一样的服 装，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由于他的文雅与谦逊，和尚们都很喜欢他，都尊敬他的品德。他则从和尚们那里学习语言与汉字。但在这一期间，他几乎没有能让任何人归依。欧洲的科学当时在中国是新奇的东西，一些中国官员逐渐地对利玛窦神父产生了好奇心,想见见他。因为他采取了毕恭毕敬与奉承的态度，故颇讨官员们喜欢。一些对他的才能颇感满意的官员对他有了好感,开始更为经常地与他交谈。在谈话中,他们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前来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在中国宣讲上帝的教义，而其要义已由他对他们做了解释，所以，他们称赞了他的计划。但是，也正是这些官员劝他改变方式。他们对他说:“以您现在的身份，没有多少人会听您说什么。在中国，人们甚至不会氏时间地忍受您。既然您是个博学的人，您就应该像我们的文人学士那样生活。这样您就能够与所有的人交谈。官员们向来尊重文人，他们也会同样地尊重您。他们会接受您的拜访，并乐意听您开导利玛窦神父已经体验到他们所说的一切均是实话（因为他深感自己进展甚微，几乎是在浪费时间）。陷于贫困的境地，也未处于会被人瞧不起的状态。在欧洲,使用丝绸的必定是显贵与富人，丝绸服装通常是昂贵的服装，因此，如果说它们决不适合于修道士的清苦，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是在中国,普通之人，乃至仆人也大多穿丝绸服装。人们应当根据这样的观念,而不是根据我们在法国的观念来调整思想。我所说的那些具有美德的人应当仔细地观察我们的传教士 ,不要轻易地相信这些传教士会以追求精神始，而以追求肉欲终,亦不要以为他们在中国会萎靡不振。因为他们来中国的愿望只有一个，这就是完美地生活，并为致力于耶稣基督的光荣而忍受种种的磨难。我只就有关外出访问的事再做说明c因为在家里时,中国人穿得很随便，而传教士生活得很清苦,亦只能用最普通的面料。当传教士在乡村里传教时，他们是步行的。某些传教士甚至不管什么场合，在城里也步行。此举可能会给基督教带来危害。因为除了他们会引来嘲笑和轻蔑之外，他们肯定无法使中国人去听他们宣讲。他们应当记住，传教士在中国只是被容忍，他们不应该过多地在公共场合抛头露，以免对此反感的中国官员看到他们人数很多,或者甚至经常看到他们，并因此觉得他们太放肆了,应当将此告之朝廷。这种考虑迫使传教士多加小心，审慎行事。若人们愿意，我将承认，如果某人从上帝那里获得像使徒们以及军方济各-沙勿略那样的创造奇迹的才干，情况就完全会有所不同，一个具有这种能力的传教士将赤着脚,手执朝山进香者的手杖，穿着他愿意穿的衣服，走遍中国的所有城市。人们会被他的奇事所吸引，成群地赶来看他，听他宣讲。他们会尊敬他，会听他的话，会敬佩他的清贫，因为他们相信他是否要富裕完全取决于他自己。但是，在存在着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时,我们不该以为，其他的传教士 ,即那些上帝并未赋予同样的能力，然而却想同样行事的传教士会在众人中得到同样的尊重，不该以为，人们会同样顺从地听他们的话。如果丝绸令人不快，人们在屋里就绝不应该穿它，而且在他单独与佣人在一起时也不应该穿。当人们进城时，其所使用的东西始终应当是极为简朴的。人们甚至能够像一些圣徒般的传教士所做过的一样,在丝质服装下穿着粗毛衬衣或苦衣。总之，为了成为圣徒,为了布讲福音，并非必定要穿着苦行的服装。在那些具有继承性的地区，有着众多各个修会的杰出的会士，他们以令人钦佩的热忱维持着耶稣基督的利益，但却不加区别地穿着各种服装！我还未说到性格与癖好方面的苦修。这是圣徒们所反复叮嗯的真正的苦修。它在中国传教会中是必要的。没有这种苦修，人们就不可能在这里为上帝的光荣做出任何值得一提的事情，人们甚至无法在这里长期地坚持下去。一个欧洲人，他生来就活泼、易激动、热 情、好奇。当他前往中国时,绝对应当改变这一切。他应当下决心使白己变得温和、百依百顺、耐心与严肃。他应当谦恭地接待所有来访的人,向他们表示很高兴见到他们,并像他们希望他做的那样，以一种始终不渝的耐心听他们说。他向他们说出自己的理由时亦应当态度温和，并且既不能提高嗓门，也不能做过多的手势。因为在中国， 当人们看到一个性格鲁莽、难以相处的传教上时会格外地感到气愤，如果这个传教士粗暴无礼、容易发怒，情况就还要糟。他自己的中国 佣人首先就会瞧不起他，并贬低他。我们的传教士还应当放弃生活中的一切惬意与消遣。一位单独在外省的传教士,除了为病人主持圣事，或有时赴乡村传教，他绝不会步出家门。在中国，拜访之类的事儿不多，故他只能与已入教的人或听教理者交谈，所谈的只是上帝的教义。他在其余的时间得独自一人呆着,忙于祈祷或研习。正是这一原因,喜欢学习的人比那些无此爱好的人更能适应这里的传教工作。皇帝今年给我们的恩典为宗教带来了许多荣誉。一场水灾使山东省出现了普遍饥塔。陛下令廷臣捐资赈灾，并委派专员负责这一善举。但大部分灾民依然流落京师觅食。陛下对官员们起了怀疑，便召见了我们四位神父。他说，既然我 们出于仁慈的动机而到中国，那么，根据宗教精神，我们更应为助贫出力，困为助贫是宗教要旨。他给我们两千两银子买米，然后在我们宽阔的票地里赈灾。他希望我们也能为减轻大批灾民痛苫而做力所能及的贡献。传教士们感激地接受了这项命令，而且认为自己也应节衣缩食挤出五百两银子用于施舍。负责布施的苏霖神父和巴多明神父让人准备了炉灶和大锅，然后又买了米、洁净的大瓷碗及当地产的咸菜——因为这样才能中和淡而无味的米饭。穷人们见到信号便井然有序地进入施舍场地，男人一边女人另一边地集中于指定位置。然后,我们让他们依次进入一条狭窄的通道，领取自己的一份食物，带到指定地点退在一边食用。一批人吃罢，我们就收拾餐具洗涤干净，再让另一批穷人按同样秩序食用。城内最重要的基督徒们轮流来为穷人提供感人的服务:他们收拾餐具、维持秩序，而且对每个穷人都要安慰几句。受好奇心吸引前来观看这一情景的官员和宫中太监见这里没有警卫人员帮助却秩序井然，食品是那么充足，尤其卫生状况又好得让中国人如此羡慕，都不禁深为叹服。他们感到惊讶，这些因出身高贵或广有钱财而惹人注目的杰出人物居然如此混迹于穷人之中，甚至为他们提供吃饭的 筷子并像对待客人似的陪送他们。噢！他们大声说道，这种使人如 此仁慈又如此谦逊的宗教是多么好啊！人人都成了我们的歌颂者, 甚至和尚也不例外，因为每天有近百名和尚与其他穷人一起接受我们的施舍。这样，在四个月内，我们每天都要养活千余名穷人。皇太子自幼年时代起的一生都在告示中遭到审查;我们从中看到，父皇深深震怒了，他不仅在 告示中说了许多话，而且更希望发人深思。我们称为大阿部的皇长子是所有皇子中当时惟一得宠的一个;人们在一份告示中赞扬了他，因此，他自以为自身地位不久就会因兄弟垮台而提高了。中国许多名医就这种植物的特性写下了整本整本的专著，他们给富贵人家开药方时几乎总要加入人参，但对寻常百姓来说价格就显得太贵了。中国医生们声称,人参是治疗身心过度劳累引起的衰竭症的灵丹妙药，它能化痰，治愈肺虚和胸膜炎，止住呕吐，强健睥胃，增进食欲;它能驱散气郁，医治气虚气急并增强胸部机能;它能大补元气，在血液中产生淋巴液;人参同样适用于治疗头晕目眩，还能使老人延年益君。如果人参不能产生经久不衰的好效应，人们就无法想像汉人和轮粗人如此看重它。甚至有些健康的人为了更加强壮也常服用人参。我相信，如果精通制药的欧洲人有足够的人参进行必要的试验， 通过化学方法测试其特性并根据病情适量地对症下药，那么，人参在他们手里将成为上佳良药。可以肯定的是，人参能化淤活血、增加热量、帮助消化且有明显滋补强身作用。在画完这株人参的图像（下文中我将对该图作出说明）后，我给自己号脉以了解脉搏情况;然后，我服用了半支未经任何加工的生人参;一小时后，我感到脉搏跳得远比先前饱满有力，胃口随之大开,浑身充满活力，工作起来从没有那样轻松过。不过，当时我并不完全相信这次试验，我认为这一变化或许起因于我们那天休息得较好。然而，四天以后，我工作得筋疲力尽，累得几乎从马上摔下来，同队一位中国官员见状给了我一支人参，我马上服用了半支，一小时后，我就不再感到虚弱了。从那时起，我好几次这样服用人参,每次都有相同效果。我还发现，新鲜的人参叶子，尤其是我咀 的（叶子上的）纤维部分,差不多也能产生同样效果。正如靶靶人一样，我们常把人参叶代替茶叶泡着喝，我感觉非常好，因此，喜欢人参叶甚至超过了最好的茶叶。用人参叶泡的茶水色泽宜人，喝上两三回后就会觉得它香味、口味俱佳。煮烧人参根部的时间应比煮茶的时间略长，这样，根部的养分才来得及渗出来;汉人给病人服用参汤时就是这样做的,不过每次服用的量不超过二钱干人参。至于身体健康的人和仅为防病或偶患微恙的人，我建议他们每次服用的量别超过一钱,而且不必每天服用。煮烧方法如下:把（干）人参切成小片放入上过釉的土罐中，再倒入四分之一升的水。要注意把罐子盖紧：以温火病煮;等放入的水煮剩一 平底杯光景时再放一点糖并立即服用。然后在渣滓中再倒入同样多水，用同样方法烧煮以便提取全部精华及根部残留养分。两份汁液于早晚各服用一次。此外,这种植物一岁一枯荣，因此，人们可根据它长出过的茎的 数量判定其生长年份。人们播下种子，却从不见其生长;可能正因为如此，鞑靼人中才流传着一则传说:他们说一只鸟吞食了地上一颗（人参）种子，却无法消化，便在胃里把它洗净后又排了出来;这颗种子后来在鸟把它与 粪便一起排出的地方排了出来。我更倾向于认为这种果核长出出根芽以前需在泥土里埋很长时间。鉴于以下事实，我觉得这种看法是有根据的:人们看到，那些先后长出过十多根茎，亦即生长了十多年时间的人参,其长度不超过小指头，而且还不如小指头粗。根部最大、最完整、小根须最少的人参是上品。人参干燥后应密封于同样干燥之处，否则就有腐烂虫驻之虑。我还要把道台（Tao,当地最高官员）新近对宗教的保护归功于我们基督徒虔诚的祈祷。这位管辖三座大城的官员长期来似乎都很欣赏福音教义，而且喜欢教徒，他上任之初人们还以为他会信奉基督教，因为人们发现他正直而贞洁，而且厌恶各种形式的迷信，甚至禁止某些寺庙的活动并苛待和尚。然而他是重要人物,而且已经过了六十年非基督教徒的生活,这两大障碍使他难以归信。这一次我们得到他新的庇护,使我有理由认为他今后将支持基督徒免受非基督 徒凌辱。一个多月以来，此地面临着颗粒无收的危险。这段时间天空总像着了火似的，旱情如此严重,人们几乎失去了任何收成的希望。百姓和官员们照例祈求偶像降雨。迷信和政治方面的考虑在这类仪式中起了很大作用，百姓这样做是出于他们教养中的偏见，而官员则是为收揽人心，因此顺从民众最荒谬的意见。道台忧心如焚，夜间数次起来察看天上是否有云。他已经派了管家前来向我致意,同时告诉我他所处的困境。于是我去乡间察看了几次。这期间人们催促他准行适合民众口味的某些迷信做法，却都被他拒绝。他想到一个颇为新颖的做法，下令每到入夜时分就让大批孩子聚集在街头，让他们不时朝天上喊叫。他以为纯洁无辜的孩子可为大地招来人们渴望已久的雨水。此法未能奏效。最后,在幕僚再次催促下，他只得祈求城隍爷（城市及所辖地的守护神），而且还以竹面形式向其许了愿。不过后来他肯定地告诉我，如我当时在饶州，他就决不会许这种愿了。“天主的行为是不偏不倚的，它智慧、公正、明察秋毫、光明正大。任何严守职责者,任何敬畏天主、效忠君王、服从父母、诚心待友者，均可获得天主恩宠——尽管人们并非总知道它于何时以何种方式降临。“反之，如有人作恶多端，生活放荡，那么，纵然他从早到晚头顶香炉敬奉神明，神明也只会带给他灾难。此乃屡试不爽之事。若神明不辨祈求者之良莠,无区别地滥施恩惠，那么，神明便会获罪天主并惹其愤怒。何况神明如此行事又岂能帮助世人？“那些自幼陷于谬误且又从未醒悟的无知百姓不思弃恶从善，却偏偏为身体健康及其他类似事情而执迷于向神明发愿，我甚至听说有人为此强迫各户捐税,这显然是违法胡行。我禁止在我辖区中——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管公共场所还是集市——今后再发生任何类似事情。人们借口向神明祈求健康，其实只能增加穷人苦难并使富人不安，因为后者有足够的知识，不会陷入民众此类谬误。执法者必须对违反本告示者予以惩处，必要时将其押送本衙听审。”普世最高主宰满足了我们愿望，它的仁慈降临于我们中间。 人们听到了雷鸣，大雨随之而降：全地区都受益于上帝的恩德，我们能不感谢它吗？天地万物无疑有一个主宰，是它创造并维持着这一切，可人们找爱鬼帮忙而不去向创世主求助，他们把合法的至尊抛在一边却依恋于篡位者。还有什么比崇拜鬼神更不公正、更可笑呢！人们为其秋祭、 浇祭、焚烧锡箔，以为这些祭品对它们有用。声称鬼神需要此类物品，便是使它们与人处在了同一地位；既如此，人们怎能设想它们能主宰天地？认为鬼神看重锡箔，便是认为它们不如人类公道；而人们还说此种鬼神是天地主宰：向它们献上酒肉吧，你们便可指望获得恩惠。这使人产生鬼神还不如最贪婪的官员的看法。我对自己敬奉的上帝则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上帝是完美的神明，任何东西都瞒不过它，它洞察一切，了解一切。这种教义是易懂的，只是很少有人知道。而我却有幸学习了这种教义，因此向你们宣布：今天我将身穿礼服离开府邸去向万物最高主宰谢恩。我向人打听了该岛来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它是由流经南京的长江途经各省时冲F的泥沙渐渐淤积成的。因此，除崇明这一名称外,人们通常还叫它“江舌” (Kiang-chf),意即长江之舌。这一方面或许因它的长度远大于宽度，形状确实颇似舌头，另一方面或许因它 正好位于长江出口之处。该岛开始被人居住时的情况是并不十分体面的。这里早先是蛮荒之地,到处芦苇丛生；人们把从帝国清除的强盗恶棍流放于此。最初被送到这的一些人面临着身不由己的选择:要么饿死，要么向土地要粮。生存的欲望使他们变得既勤劳又灵巧。他们开垦荒地，去除无用植物，播下了带来的一点种子，过不多久就收获了劳动果实。 几年后，他们耕耘的土地变得十分肥沃,绰绰有余地为其提供生存之需。这使在大陆上难以为生的某些中国家庭萌生了到此占一席之地的念头，因为在这里耕种可使他们撰脱赤贫。他们移居岛上，瓜分了所有耕地。不过新来者无力开垦所占的所有土地，因此随后又让大陆上别的家庭到此帮助他们，还永久性地向其转让部分土地,条件是每年视收成多少以各种食品向他们交租。最早一批地主收取的租税叫谷租，它至今仍存在于整个地区。崇明岛当初没有如今这么大。随时间推移，许多原先环绕该岛的另一些小岛慢慢把它连接了起来，终于共同形成了这片完整的土地。目前它长约20法里，宽约5至6法里。到这里的第一年，我据岛民所述，以为该岛是东西走向的，后来在各地走了走，甚至在海里 绕它航行一圈后，我发现它是东南至西北走向的。整个地区只有一个城市，与帝国其他城市比，是个小小的三等城市。但城墙很高，几层牢靠的平台支撑着墙身，四周还有充满水的护城河。乡间水渠密布，天上的降水汇集于此，随之流入大海。地面是平坦的，无任何山丘。如果不看岛上挖掘得很深的沟渠，人们甚至不会发现最靠近海边的地方比远离海边处要低得多。为使农村免遭洪灾,沟渠边筑有很高的堤岸。当地气候温和，空气清新，只是雨水很多，尤其春天和仲夏时行， 使气候十分潮湿。如雨水和大潮同时降临，部分农村就要受淹。洪灾虽会因潮退而结束，却使井水变得无法饮用。为弥补这一缺憾，人们便用大缸盛接雨水,因为雨水在缸中既能保存，又能净化。严寒在这里不会持续十二天以上，覆盖大地的雪也从不会太厚， 而且一见阳光即化。暑热可就不是这样了，它要延续约两个月，而且若不是时而被风和宙阵雨缓解，就会热得令人难以忍受。每年都有房屋被闪电烧毁、岛民被雷电击毙。非基得徒把这些意外事故视为天罚，不管人们向他们怎样解释，总无法去除他们这样的想法:那些遭雷击的人是不配活命的歹徒。此外，每年总有两三次来自东北方向的可怕的大风，这在我们的海洋上被称为飓风，当地人则称为大风，即残暴的风、暴虐的风之意。 这种风势不可挡：树木、房屋都可被刮倒。在其肆虐的两三天时间里,它会彻底摧毁乡间穷人的劳动果实并使丰收的希望成为泡影。 这种风一般出现于7月底至8月中旬以及9月初。当时正在中国沿海的船只也会遭殃，它们很少躲得过海难。岛民们对康熙三十五年夏历六月初一夜间那场暴风所造成的混乱将记之久远。那天一大早就刮起了大风,入夜后其势越来越猛，大海波涛汹涌，浊浪冲毁了海塘，海水涌入了岛内一法里开外的腹地。全年所有收成丧失殆尽，房屋被毁，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葬身海底，只有少数靠拼命游泳登上了陆地或机智地爬到树上的人才幸免于难。更悲惨的是，这次洪灾（引起的疾病）还感染了未被水淹的邻近部分地区，因此这些地区第二年几乎有同样多人死于非命。然而，当我路过不几年前惨遭过如此不幸的这些地区时，我发现它们和离海最远、未受洪灾任何影响的地区一样人口稠密、庄稼茁壮。此外，当 地景色宜人，遍布乡间的众多民宅令人赏心悦目。隔一段距离便会 有个大镇，那里商店鳞次栉比，摆满了人们所需的各色物品。有些商店摆满了丝绸和豪华的织物，另一些店家出售日用百货，甚至高档商品，其他店里则有家用器具，如家具及其他家庭用品。此外，镇与镇之间的乡村中随处都有种田人居住的房屋。的确，这些房屋一点也说不上华丽，因为除了有钱人家的砖瓦房外,所有平 民百姓的房子都是茅草为顶芦苇作墙的简陋窝棚。但此种简朴却无任何值得被人小觑之处。水流充盈的沟渠环绕着这些房子,沟渠两 岸栽种着一排排树木，这一切使这些房屋产生了它们自身所不具备的可爱之处。主干道（它们很窄,因为土地在这里备受珍惜）两侧设有向路人兜售清凉饮料的小铺。若是到了最精耕细作的地带，人们简直会认为整个岛屿只是个其大无比的村子。我尊敬的神父，您或许会问，这么众多的居民怎能在一个面积与其居民数似乎不相称的岛屿上维持生计;但我下面要介绍的详细情况将充分解答这一难题,而且能解答您将提出的其他问题。岛上居民如此稠密，因此您很容易想像野味是无法存在的，事实上也找不到，想享用野味的人必须从其他地方带来。猪肉是最普遍的,也最被看好。应当承认这里的猪肉比欧洲的好，不过照中国人口味而言，我们最可口的菜肴也不足与猪肉媲美。这里有许多鹅和鸭，鸡的数量更多，可价格与法国一样贵，但比西班牙和巴西便宜多了。隆冬时节，海边满地是野鸭,人们则设计捕捉。农民们还饲养了许多水牛，不过只用于耕田。这种动物虽体硕力大,却极驯良温顺，一个毛孩就可主宰于它,想牵到哪里就牵到哪里。马在这里并不多见，除了用以装备帝国骑兵的马以外，只有某些富人有马,而且与其说为了使用，不如说为了摆阔。常用的坐骑是驴，即便最有身份的人也以此代步。 本地很少出产水果。虽有硕大的柠檬，人们却并不食用,它们主要用于室内装饰:把七八个柠檬装在瓷盘里,这主要用以悦目和好闻。还有个小味酸用作肉类调料的柑。杏子倒是能吃，不过要有耐心、等它们在树上成熟方可。大大的桃子不亚于欧洲,但食用必须适量，因为它可引起痢疾，这在当地可是致命的。柿子是当地最好的水果。它与我们的苹果一般大小，表皮细腻、 光滑、娇嫩，肉质柔软而呈红色，内有2至3颗扁长的果核。这种果子秋初方成熟，口感颇佳,清凉解渴且丝毫无损健康。当地还能见到很大的甜水瓜，当地人称其为西瓜:瓜瓢色红，充满凉爽甘甜的汁水， 盛夏季节里真让人解渴。这里一年四季都生长欧洲见不到的各种草类和蔬菜。人们用这些草结的籽榨油，它能代替黄油的用途且广泛使用于调味汁中。那些最讲究激起食欲的法国厨师将惊讶地看到，中国人在配制调味品方面走到了他们前面，而且花费比他们远为低廉。人们难以相信，用一点当地出产或山东运来的蚕豆,再用一点米粉和面粉，他们居然能做出那么多形状和口味各不相同的菜肴。当地土质不宜种植葡萄，但全岛酒需求量却很大。官员们从本省一个三等城市运来一些据说相当精美的酒以饱口福;除此以外，岛民们则用秘方以与他们食用的米不同的一种特殊的米酿酒,而且质量相当不错，百姓中销量很大。他们是这样酿酒的:先把米和配料在 水里浸20天（有时30天），随后加以烧煮，米煮烂后开始发酵，出现一层雾气腾腾的泡沫，颇似我们新酿制的酒上面的泡沫。这层泡沫底下便是清纯的酒。将其滤清后再装入上了釉的坛子中。剩下的酒糟可做烧酒，度数一点也不比我们的烧酒低。岛的的位置或许让人以为其多数居民从事渔业,其实专业渔民很少。这里看到的五花八门的鱼是从大陆运来的。有些时节里有大批运鱼船来到这里，其中总有10至12艘船上载有分属大陆不同教堂管辖的基督徒，他们总会找我忏悔并领圣餐。男人们通常在耶稣升天节这一天来我教堂。我则于翌日或数日后前往一名基督徒家中，女基督徒们汇集于此，我为她们举行圣事。她们的信仰和虔诚令我高兴，使我确信这再在尘世间受男人蔑视的可怜人一旦上了天堂将同样高贵。我不再详细介绍运到岛上的各种鱼了，只说几种欧洲见不到的特别的鱼‘造甲鱼”（l「hc-kia-yu）,即一种像穿着盔甲的鱼,是中国人最喜欢的鱼之一,它重约40斤。之所以这样叫它，是因为这种鱼的背部、腹部及两侧直向排列着片片相叠的锋利的鳞片，犹如我们屋顶上的瓦片。这是一种极好的鱼，肉质洁白，其味颇似小牛肉。春暖花开时节，人们还捕捞一种极纤细的鱼，当地人称之为“面鱼”，因这种鱼通体洁白，两颗眼珠子仿佛是被嵌在闪闪发光的小银圈中似的。海里这种他极多，一网就可捕到40斤。不过依我看全中国最好的鱼是夏历四五月间这里所捕捞的鱼以它就产于我们近海，每条重5至6斤。产地每斤价格通常为8个苏，运到20法里以外的地方价格就翻一番。这种鱼的捕捞期刚过，满载另一种鲜鱼的大船就从浙江省沿岸驶了过来;鉴于这种鱼的色泽，人们称之为黄鱼。它颇似纽芬兰的鳄鱼。人们难以想像在这种鱼上市的季节，从福建沿岸至山东沿岸它的消费量是多么大，而且还不算产地所腌制的大量黄鱼。这种鱼售价低廉，但鱼商去采购时花费却不少:他们首先要买通官员允许其经商，然后要租船，再去20法里以外的地方购买冰块（有人在冬季专门为此贮藏了冰块），最后再去买刚出网的新鲜黄鱼,放在底舱的冰层上——其方法正如迪埃普（Dieppe）渔民在大木桶中装鳞鱼一样。 正因为这种办法，所以不管天气多热、需要运往的港口有多远，到港时这些鱼仍新鲜似刚刚出网。尽管鱼的运费不菲，鱼价却如此低廉， 由此很容易断定捕捞量该有多大了。岛内商贸不管多么活跃，仍不足以养活广大居民。为此,夏历六月至九月间，他们还要从白长江口至山东省的沿海地区运来大批咸鱼。在这些地区,来自海洋和黄河里的大鱼会游到有水的广大平原地区，但人们做了特殊布置：当鱼游进此地后，水马上就流走了。因此人们可轻而易举地拣获留在地面上的鱼，腌制后卖给岛上的商人；后者花不了多少钱便可满载而归。因此，岛民们如您所见的那样主要以鱼和咸肉为生，他们也精心储存着这些食品。近二三十年以来，海水年复一年地侵饨着最靠近大陆一侧的岛上的土地，以致那些年轻时在离海1法里以外之地耕作的人近年来只得在尚未被海水夺去的一点土地上另起炉灶了。然而，海水把从岛屿一侧吞食的东西在另一侧归还了它。因此，先前的舟於出没之处如今却成了农家耕作之地。去年我去过一处这样的地方，该地长3法里、宽半法里，一端已与岛上陆地联结，不用多久，整个这块地方都会与全岛联在一起了。我听说这里有八户基督徒人家，长期来未见过任何传教士。我去拜访了他们，听他们忏悔并给他们授圣体后还为11名成年人施了洗。我的出现给这一小伙基督徒带来了很大 安慰，他们打算立即建一个小教堂,我答应每年都去看望他们。全岛土地并不是完全一样的，有三种类型土地，出产也很不相同。第一类土地位于岛屿北部，这里并不耕作,有点像我们的草地，自然生长于此的芦苇是一宗巨大收益。部分芦苇用于建造乡间房屋，另一部分用作燃料——不仅为全岛而且为附近大陆上部分沿海 地区提供取暖用的柴火。第二类土地位于上述土地以南并一直延伸到岛屿南侧海边。岛民们在这类土地上每年收成两次:一次是收获谷物，这在当地十分普遍,通常于5月份进行;另一次是收获稻米和棉花,前者于9月份进行，后者稍晚些时候。他们的谷物有小麦、大麦和元麦，后者虽颇 似黑麦，但属另一品种。种植稻米是最艰辛的活。自6月初起，岛民们便抽取田地周围四通八达的沟渠里的水浸泡稻田，为此使用的工具很像欧洲人排干沼泽地或围堰时所用的斗水车。然后，要在水田里连续翻耕三至四遍，而且双脚始终踩在水里。最初这些工作完成后，再用锤头捣碎土块,用木制犁耙平整土地，以便使稻田里的水到处都同样深浅。犁耙由一头水牛牵引，人站在犁耙上驾驭水牛。（稻田整好后）他们就拔一个月前播种在另一块田里的密集的秧苗，移栽于整好的稻田里——不过苗距比秧田里要稀疏得多。秧苗返青后,还要拔除妨碍秧苗生长的杂草。仲夏季节，他们需随时用充盈于沟渠之中的海水灌溉稻田。令人惊讶的是，出于上帝奇妙的安排，在一年其余时间里带有咸味的海水正好在农民们需要时却变得中和甜淡因而宜于灌溉了。收获棉花所需的操劳略为少些。农民们在收割小麦的当天在同一块地里播种棉籽,然后用耙将地表翻松即可。只要雨露滋润，地里慢慢会长成两法尺高的灌木状的棉花躯干。8月初至8月中旬，棉花枝头上开始绽开花朵，这些花通常呈黄色，有时也呈红色。开花部 位继而会结出状似荚果、核桃般大小的棉桃。自开花起40天后，棉桃也会绽开、并在三个部位裂开，露出三四囊洁白的形如蚕茧的棉花。每一囊棉花与开裂的棉桃底部相连，棉花嘘内有用于下年播种的棉籽。这时，收获的时节到了。不过如天气晴朗，人们就让这些果实再晒两三天太阳，因为阳光能使之膨胀，收益也会更大。由于棉花纤维与内含的棉籽紧紧粘合在一起，所以人们就用轧花机将其分离。这种轧花机有两个极光滑的滚筒,一个是木制的，另 一个是铁的。滚筒长1法尺,大拇指般粗细，两个滚筒紧靠在一起， 中间无任何空隙。人们以一只手转动一个滚筒，用脚转动另一滚筒， 另一只手则把棉花放在两个滚筒之间,滚筒的转动使棉花纤维与棉籽剥离，纤维从滚筒间穿过，棉籽则留在滚筒这一边。把棉花纤维纺成线后就可织布了。第三类土地貌似贫瘠，实际收益却比前两类还大。这是一种灰白色的盐碱地，成片地存在于岛屿北部一些沿海地区,从中可提炼大量的盐，不仅可满足全岛食用，还可供应大陆。大陆上还有人趁夜间 偷偷到此装运这种盐土，以廉价购买之。因为他们要冒很大风险，若被官府发现，船只和盐都要充公，此外还要依律判四至五年苦役。然而被发现的人总有办法躲避惩罚:犯罪人的朋友一面向官员致意，一面巧妙地往后者靴子里塞上十来个金币，官员马上就会宣布他弄错了，说误把船里的货物当成了盐。很难解释为何岛上有些地方含盐量如此之高以致寸草不长，而邻近地方却如此肥沃、盛产麦棉,甚至还会出现后面这些地方含盐量很大,而前面那些地方倒变得宜于耕作的情况。这是人类聪明才智竭力想了解但终于不可得的大自然的秘密，它足以让人们越发赞美造物主的伟大和威力。您或许乐于知道人们是如何从上文所说的土中提炼盐的，方法如下：先把这种土平整得光滑如镜而且使之形成斜坡以免水滞留其中。等太阳晒干了表土,表面泛出一层白色盐粒时便把土挖出来堆成堆并从各个方向将其压实，使雨水不能渗入。再把这种土铺在稍微打点倾斜的大平板上，平板四周有四五指高的挡板,然后从上方浇入一定量的淡水，水从土中流过,带着盐粒经由一道专门设置的小凹槽一滴一滴地流入一个大缸之中。这些被提炼过的土并不因此成了废料:人们先把它搁在一边，过几天等它干燥后再将其粉碎,然后把它铺在原先把它挖出来的地方。只需过七八天，这些土便能像先前一样吸满无数盐粒，人们便可再次如法炮制、从中提炼。当男人们在乡间这样干活之际，妇女和她们的孩子便在就地搭建的窝棚里烧煮盐水。她们把盐水装在很深的大铁锅内，铁锅则架在土灶上。土灶建得颇有讲究:它要使火苗均匀地接触锅底，又要使烟经由立于土灶顶端的烟囱状的长长管道排出。盐水沸腾一段时间后会变洞并渐渐变成洁白的盐,人们用一把扁阔的铁铲不断搅动，直至盐水完全成盐。整片整片的树林都难以提供全年煮盐所需的燃料，而岛上却连一个林子都没有;但上帝弥补了这一缺陷，每年都让盐田附近长出大片芦苇。这里有许多满怀热忱和虔敬之情的基督徒，还建了一座献给天使的教堂。我初次前去拜访，他们就提醒我注意上帝对他们的关注。他们对我说:“您看，和蔼可亲的上帝是多么关心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要从大老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这些如今我们唾手可得的芦苇，那我们永远也受不了那份劳累，这些盐田于我们也就毫无用处了。”岛内兴旺的贸易还可使难以想像的众多居民维持生计。商家只有在正月初一初二才歇业两天，因为这是用于娱乐和新年例行的走亲访友的时间。除此以外的所有时间，无论城乡都在忙碌。有些人从江西和湖广运来大批稻米，因为岛内收转的稻米仅够维持本岛一两个月之需。另一些人把生产的棉花、布匹运到大陆各城市销售，同时运回各色食品和其他商品并很快就可在岛内脱手。我见过一些商人在到达当地三四天后就卖出了六千顶适合时令的帽子。即便最穷的人，只要梢有一点积蓄，总能设法靠做生意维持生计。人们看到不少家庭仅有50个苏或1个埃居的本钱，然而父母和两三个孩子却可靠小生意为生，节庆日还能穿丝绸衣服,用不了几年便能凑足做较大生意的本钱了。这是很难理解的事，但每天都在发生。这些小商人中有一个人以仅有的50个苏买了糖、面粉和米，以此做成小糕饼，天亮前一两个小时就开始蒸，以便如当地人所说的那样“点亮行人之心”。他的小铺刚一开门，所有糕饼即被一清早成群结队进城的乡间百姓、卖芦苇者、打工者、脚夫、告状者及当地孩子们购买一空。区区数小时，这笔小生意就给他带来20个苏的利润，而10个苏便可维持他小家庭的生计。商贸中使用的货币与全帝国通用的一样。既有放在手提小秤上称重量的各种形状的银块，也有以百或以千为单位穿在细绳上的铜钱。银子的成色是不一样的，有九成银，也有最纯的十成银。甚至还 能见到成色最低的八成银,这种银子是不流行的，除非（支付时）增加分量，使其达到市而流通的银子的价值。银锭的重量有的相当于我们2个埃居，有的则相当于6个、7个甚至50个埃居，另一些银锭的价值达法国250古斤的银价。这种银锭是用以支付大笔款项的。但零星使用时就很麻烦:必须把它放在火上加热,再用锤子敲扁，这样才能将其分割成小块，支付所需的银两。为此，与购买相比，支付所需的时间总要长得多，也麻烦得多。 他们承认，如果像欧洲那样拥有固定币值和规定重量的货币，那就方便多了。但他们说若真是如此，他们各省中马上便会冒出大批伪造，或篡改货币的人;像现在这样根据购物所需的银两切割银锭，就不会有假币之虑了。全岛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是 官员，包括文武官员。职位最高的武官其等级和职责与欧洲的上校大致相同。他手下的四名军官职位相当于我们的上尉。他们手下另有四名相当于中尉的军官，后者手下也有军官，人们可视之为少尉。 这些武官每人都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扈从，而且在公开场合露面时总有所辖人员陪同。所有这些武官指挥着一支四千人的队伍,部分是骑兵,部分是步兵。士兵是当地人，岛上有他们的家。他们每三个月领一次皇帝下发的军饷，即合5个苏的纯银,每天领一升米——这足够一个男子吃饱了。骑兵们军饷要多5个苏,此外每天还可领两升小蚕豆喂马，马匹是皇帝提供的。部队里随时都会有检查，军官们认真查验马匹、枪支、马刀、箭、护胸甲及铁头盔,如武器上稍微有点铁锈,疏忽的士兵马上要被打三十至四十军棍。他们还进行操练——如果人们可把他们跟在军官后面所做的杂乱无序的行军也称为操练的话。除此以外，他们可自由地经营他们喜欢的生意。鉴于在一个久享太平的国家中军人职业并不使人十分忙碌，因此多数人把这一职业视为美差，他们或由朋友保荐或通过向军官送礼竭力获得这份美差;所以大可不必像欧洲那样强行募兵或花钱招兵。首席文官管辖着城口及整个地区。他独自掌管司法，负责征收各家各户上交空帝的税收。他要亲自验明那些在争执中被杀的人或因绝望而自杀的人的正身，每月两次召见分散在全岛的二十七位下级官员，确切地了解辖区内发生的事。他向大小船只发放执照，还要听取这么多居民中几乎接连不断的控告和申诉。所有诉讼案件都要送到他的公堂，凡被他认为有罪的涉案人员就要被他下令用棍棒责打。罪犯的死刑也由他判决，不过，他的判决以及职位高于他的其他官员的判决只有经富帝批准方可执行;而鉴于省府衙门和刑部皆事务纷繁，所以罪犯在死刑判决正式执行前总行两三年时间好活，这位富员方三名下属，负赤初审较次要的案件。另外还有几名文官 对百姓不拥有任何权力，他们只负责审核科举考试及学阶晋升。若需祈求雨水或祈求天睛，下达命令者仍是首席文官。此类仪式是这样的:官员差人在各地张贴全面斋戒的命令，肉铺和饭店老板不得出售任何肉类，违者严惩。然而此辈虽明里不摆出肉类，暗里却照卖不误,只要私下里给监督执行命令的衙门公差塞点钱就行了。随后，官员在另外一吗官吏陪同下前往寺庙，在祭坛上点两三支香，然后一起坐下，吸烟喝茶,聊上个把时辰，最后就扬长而去。这便是他们所谓的求雨或求晴。两年前，省里的巡抚因多次求雨无效而变得很不耐烦，便派了一名小官对偶像说，如在他指定的某一天再不降雨，他将把偶像赶出城外并夷平其庙宇。指定的日期到了，但滴雨未下。巡抚因遭拒而深感恼怒，打算履行自己诺言，便禁止百姓向偶像祭献,关闭了庙宇并 在门上贴了封条。但几天后终于下了雨，巡抚息了怒，照旧允许供奉偶像。贵族是岛上第二等级。人们把先前在其他省份当过官（因为人们不得在本地当官）的人称为贵族;这些人或是已被革职（他们中几 乎所有人皆属此列），或是经君主同意辞了职,再或是因父丧或母丧而只得辞职——因为遭此不幸的官员必须立即卸任以公开表示悲痛。人们还把那些未能获得学阶但以金钱换得某种荣誉职衔的人也归入贵族之列;此辈借此结交官府以令百姓敬畏。第三类人是文人。全岛有约四百名秀才（其中三人是基督徒），还有两名武秀才，七至八名举人，三四名进士。此外还有大批十五六岁至四十岁的学子,这些人每三年参加一次乡试，文章题目由地方官确定。所有学子均渴望考取秀才，尽管如愿者寥寥。支撑他们长期埋头学业的与其说是使自己变得精明能干的愿望，倒不如说是野心。秀才头衔不仅可使他们免受官员惩罚，还可使其获得被后者接见的特惠，在后者面前就座并与后者一起进餐。这些荣耀在中国是很被看重而且不会给任何普通百姓的。最后一类人包括所有百姓。看到只需一位官员便可轻而易举地统治他们真令人惊讶。他只要把命令写在四方形的纸上，盖上印章，差人贴在城乡十字路口，百姓马上惟命是从。去年，他下令疏浚岛内所有沟渠，这道命令在不到十五天时间里就被执行了。如此迅速的服从是因为官员管理百姓的方式令人敬畏。他每次公开露面都排场 非凡，衣着华丽，神情庄重严肃。他端坐在四人抬的敞开的镀金的轿子里，前有衣帽式样奇特的衙役开道。后者列队沿街道两侧前进:其中有的人撑着丝绸阳伞走在官员前面，另一些人不时敲锣，走一段路就要高声通知百姓肃立在官员通过的道旁，还有一些人举着鞭子、拖着棍子或是拿着铁链。所有这些器具发出的撞击声使生性胆怯的百姓不寒而栗,他们知道若违反官员命令是难逃惩罚的。尽管这些岛民被认为比大陆居民粗野，但我觉得他们待人接物亲切殷勤、彬彬有礼，比我在其他地方认识的中国人毫不逊色。他们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里都保持着适合自身地位的礼仪，而且无论当他们一起走路或是互致敬意再或是相互拜访时均是如此。人们从他 们交谈时使用的充满尊重和礼貌的词语中便可得出这一判断。例如，如有人做了什么使他们高兴的事，他们就会说“费心”（dsin）。如为他们提供了什么服务，他们则说“谢不尽"。哪怕稍 稍打断了他人工作，他们就说“烦劳”,“得罪”（te tsoui）。当别人首先向其表示殷勤客气时,他们连声道：“不敢，不敢，不敢” 。如稍稍夸他们几句，他们则说“岂敢”（如由。在陪送 一位他们刚招待过的客人时，他们就说“有慢”（yeob mAn）、“怠慢” 。诸如此类的词语他们总挂在嘴边，而且说得情真意切。 但我不敢担保他们内心是否也如此到位。很少有人比这里的百姓更担心死亡了，尽管他们中也有不少人（尤其是女性）或因愤怒或因绝望而自尽。然而他们似乎更担心死后没有棺材。看看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远见能达到何种程度是令人吃惊的：一个仅有十来个金币的人会用这笔钱清人给自己做一口可能二十多年以后才用得上的棺材,而且把它当成家中最珍贵的用具。我还要补充一点，我从未见过比中国人更好奇的民族了：他们什么都想看、什么都想听。此外，若不去惹他们,他们是温和平静的;但若被冒犯，他们就极端激烈而且爱记仇。这里有个例子：就在三年前,岛民们发现官员把皇帝在灾荒年间运来下发给农村各个家庭的大部分米中饱了私囊。他们向上级衙门控告了他，而且证明在收到的四百车米中他仅发给百姓九十车。这名官员立即被革职。当他离城准备登舟下海时，他惊讶地发现沿途不仅没有按例应设的香案，也没有任何人替他脱靴并帮他穿上新靴。然而不计其数的百姓却围住了他，这些人赶来绝不是给他荣耀,而是为羞辱他，谴责他的贪婪。 有人嘲讽地让他留在本地，等吃完了皇帝委托他赈济百姓的米后再走;另一些人把他拖出轿子并砸烂了轿子。许多人向他扑去,撕毁其衣服和绸伞。大家一直把他追到船边，不停地辱骂诅咒。除此类罕见情况外，中国人还是相当通融的，而且很敬重对他们拥有权力的人。他们通常喜欢听赞扬话，尤以初通文墨者为甚;不过我觉得他们更喜欢钱，必须谨慎考虑后才能把钱托付他们,而且即使如此也会常常上当。岛上有些地方的百姓非常热衷于打官司，为获此乐趣并使对手挨上四十棍子，他们把房屋、土地、家具及所有一切典押一空也在所不惜。有时被告人私下里给官员一大笔钱，便能巧妙地躲过惩罚，而且还可使原告挨打。双方由此结下不共戴天之仇，且时刻铭记于心， 伺机报复。最常见的报复途径是夜间点燃仇人的房屋，着了火的稻草从屋顶上掉到仇人身上把他惊醒，可让他想想当初他使原告挨的棍子。这种罪行是帝国最重大的罪行之一，犯有此罪者应依律问斩。在一个除了爱自己以外不知还有别的爱德、除了不择手段谋求自身幸福外不知还有别的幸福的民族中出现此种凶暴之举是不足为怪的。不过也可看到只需理智的光辉便能使其厌恶此类罪行的人， 这些人在世人眼里是正直的人，而且只要成为基督徒，便可真正变成上帝眼里的有德之人。他们诚心地与仇敌和解，而且会使用因淳朴的友谊而使他们想出的种种办法去接济身陷不幸的朋友，使因遭恶运而失去的财产重新返回朋友家中。我觉得其中有一种办法颇为特别,值得我向您介绍。方志稍后又补充道，凡白得晶莹耀眼或呈优美的天蓝色的上等瓷器皆出自景德镇。其他地方虽也产瓷器，但其色泽或精致程度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没有城墙以外，景德镇完全称得上是一座城市，完全可以和中国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相提并论。这些被称为“镇”的地方人口不多，但交通方便，商贸发达。它们习惯上不筑城墙，或许为了可向四周拓展延伸，也可能为便于装卸货物。景德镇有一万八千户人家。有些富商巨贾占据着宽敞的宅院， 内有大批工人。因此，人们都说全镇有一百多万人口，每天消耗一万， 多担大米和一千多头猪。景德镇坐落在一条美丽的河边，延伸长度足有一法里。它并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房屋群落，街道如一根根墨线似的笔直延伸，隔一段距离便纵横交错。城中没有空地，房屋显得太挤，街道也太窄:穿行其间犹如置身闹市，四周尽是挑夫们要人让道的吆喝声。那里还有许多耗资巨大的崇拜偶像的庙宇。有一位富商曾漂洋过海出外经商，据他说有一次正当暴雨最猛烈时，天后向他显灵了，他认为天后保佑才使他幸免灭顶之灾。为了还愿，他新近倾其所有为天后造了一座庙,其宏伟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庙宇。上帝希望我对基督徒们说过的话有朝一日将得到证实，并希望这座庙宇真正成为圣母教堂。这座新庙宇是靠（这位富商）在印度各地积聚的皮阿斯特兴建的，当地对这种欧洲货币很观悉，因此不必像其他地方那样将其熔化后再用于流通。景德镇的生活费用比饶州高得多，因为一切消费品均需从外地运来,甚至烧窑所必需的木炭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城市里生活无着的大批贫困家庭的谋生之地：因为年轻人和体力很差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工作。这里还没有人——甚至包括盲人和残疾人——不能靠研碎颜料为生。据《浮梁志》记载，景德镇先前只有三百座瓷窑,现在足足有三千座。这里火灾频发是不足为怪的，所以这里有好几座火神庙。现任官员又建造了一座火神庙，兴建此类工程时平民百姓必须投工出力；官员出于对我的尊重才免除了基督徒某些劳役。人们对火神不遗余力地顶礼膜拜，火灾却并未因此减少， 不久前就有八百间房子被烧毁。许多木匠和泥水匠正在那里干活， 据此看来这些房子不用多久又会重新盖好的。出租店面收益颇丰，这使人们迫不及待地修复这些房子。景德镇位于高山环绕的一个平原上。镇东侧的一座山在其外围形成一个半圆。旁边的山中流出两条河流，随后又合为一处;其中一条是小河,另一条很大;这条大河在一个宽阔的盆地上放慢了流速，形成一个近一法里长的美丽港湾。人们有时在这片宽阔的水面上可看到两三排首尾相连的船只。当人们从某个狭谷进入港湾时，呈现在眼前的是这样的景象:各处升腾起的火焰和烟云首先可让人看到景德镇的纵深范围和轮廓。入夜，真好像看到了一个到处着火的大城市,或是一个有许多通风口的大火炉。也许正是这种群山环抱的地形适合于瓷器的制作。人们一定会惊讶,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每天有无数船只穿梭往来、根本没有城墙的地方居然只有一名官员管理,却又丝毫不见混乱。景德镇实际上离浮梁仅1法里，距饶州也仅18法里。必须承认，那里的治安制度很令人钦佩:每条街都有一个由地方官指派的地保，长一点的街道则有几个地保;每个地保有十名下属，每名下属各为十户人家担保;他们必须维持秩序，一有骚乱就立即平息并向官员 报告，违者将被杖责。这里常常轻易使用杖贵,甚至有的地保报告了刚刚发生的纠纷并已采取一切措施予以平息,地方官仍可能认为地保有错，他就难逃惩处了。每条街道都有栅栏，夜间关闭；大街则有好几道栅栏。每道栅栏皆有一个本地人守夜，只有见到某些信号才敢开启栅门。此外，地方官常出来巡视，浮梁的官员们不时也会来视察。再则，陌生人不得在景德镇住宿，他们要么在船上过夜,要么住在为他们作保的熟人家里。这种治安制度维持了秩序，在整个这片因其财富而引起无数盗贼垂涎的地区确立了完全的安全感。瓷器的原料是两种土，一种叫坏胎子土，另一种叫高岭土。后一种土中布满了发光的小颗粒;前一种只是白色的，摸起来很细腻。一方面，许多大船从饶州溯流而上到景德镇装运瓷器;另一方面，几乎同样多的小船从祁门顺流而下,把加工成砖块状的坯胎子土和高岭土运到景德镇:因为景德镇不出产任何制作瓷器的原材料。颗粒极细的坯胎子土其实是从采石场开采的岩片，后被加工成这种形状。并非所有岩石都适合制作瓷器，否则就不用到二三十法里以外的邻省去装运了。中国人说，好的石头应该是有点发绿的。第一道工序如下。先用一根铁棒把岩片捣碎，然且把碎石放入臼中，用顶端有包铁的石棍将其研成很细的粉末状。棍子或以人工、 或借水力不停地锤击研磨,就像造纸坊中的杵锤一样。然后取出石粉,倒入盛满水的大缸里，用铁铲使劲搅动。稍稍停一会儿，缸面上就会浮起一层四五指厚的石浆。舀出这层石浆，倒入另一盛满水的缸中。人们要多次搅动笫一个水缸，每次都要舀出搅动后形成的石浆，直至缸内只剩下因分量重而先沉底的石渣。这些石渣捞出后要被重新捣碎。笫二个水缸是盛放从笫一个水缸中舀出的石浆的;等石浆沉淀于缸底，上面的水变清后，人们就轻轻地倾斜水缸把水倒掉，同时又不让石浆浮起，然后再把糊状的石浆倒入很大的模子里晾干。在其尚未完全变硬前再把它切成小方块——正是这种形状及其色泽才使 它被称为坯胎子。它们是以百块为单位出售的。盛装石浆的模子是很宽大的格子，其底部以砖块铺平，然后在平整的砖垫上铺一块占满整个格子底部的很大的布，石浆倒在这块布上后，稍过一会儿用另一块布将其盖住，再在这块布上平展展地压一层砖头;这样做是为了把水尽快挤出来而瓷土丝毫不会流失,而且瓷土在硬化过程中很容易变成砖块形状。如果中国人在商品上不是习惯于弄虚作假,我们对这项活计本没有什么话要说了;但那些把颜料末子混入胡椒面里，再用真的胡椒将其盖住的人绝对不会在出售坯胎子土时不在其中掺入石渣；所以，在景德镇，人们使用坯胎子土前 只得再做一番净化处理。一个商人如果有现成的模子来制作欧洲人订购的瓷器，他交货就快得多,价钱也卖得好，赚的钱就比另一个必须先做模子的商人多。倘若模子刮破了或出现了裂口，就不能再用来制作相同形状的瓷器，但仍可制作体积稍小的物品。在此情况下需先把模子放在转轮上刨削，使它能再次使用。现在轮到画家们来让瓷器更名贵了。在瓷器上作画称为“画 坯”；但画工们与其他瓷工一样贫困，这也不足为怪，因为除某些人外，他们只相当于欧洲那些仅学过几个月的艺徒。这些画工通常只有中国画的技巧，无任何准则，只按某些陈规作画，想像力相当有限。 他们对绘画艺术的所有规则均一无所知。不过应当承认他们在瓷器上画的花鸟、动物、山水和他们的扇面画、宫灯画一样令人赞美。花瓷相比。景德镇地方志记载，以前老百姓只使用白色瓷器,大概因为他们在饶州附近没有找到比较便宜的天蓝色袖，这种用以制作漂 亮瓷器的釉产地较远，售价较贵。人们传说有一个瓷器商人在一个荒凉的海岸边遇了险,但找到的财富却远远超过了损失。他趁船员们忙于把撞坏的大船改修成一只小船之机在岸边溜达,发现那里比比皆是适宜于制作最美丽的天蓝色釉的石头，便用船满载而归。人们说在景德镇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天蓝色。这名中国商人后来竭力想重新找到因偶然事件使他踏上过的这个海岸,但没能成功。我们失传的这个秘诀使我想到中国人所抱怨的他们不再掌握的另一个秘诀。他们原先曾有过这样一种工艺:在瓷器侧面画上鱼或其他动物，但只有当瓷器中盛满某种液体时人们才看得见这些图画。他们把这种瓷器称为“夹层”瓷器，因为天蓝色颜料被夹在了中间。烧窑的工人必须耐热:据说他们在茶水中放盐， 想喝多少就喝多少,不会因此感到不适;我不明白这种咸的饮料何以能使他们解渴。经过我以上介绍,人们对瓷器在欧洲如此昂贵不该吃惊了;如果知道以下事实，人们就更不会吃惊了：因为除了欧洲商人及其中国经纪人的丰厚利润外,一窑瓷器完全成功的情况是罕见的，整窑报废倒是常事，开窑后发现瓷坯和箱子烧成了一堆硬似岩石的东西。火太旺或箱子放置不当会毁掉一切，但掌握火候绝非易事,天气状况眨眼间会改变火的作用,从而影响瓷器质量。因此,一名致富的烧窑工背后有百名破产者，不过他们仍想碰碰运气，以冀积攒下开一家店埔的钱。此外,运往欧洲的瓷器几乎总是照新式样——往往是奇怪的式样一一制作的，因此很难成功，稍有点缺陷便会被欧洲人拒绝。因为他们只要完美无缺的。这样，瓷器就积压在瓷工手里，又无法卖给中国人,因为这种式样不合他们口味。所以，取走的瓷器中应当包括被抛弃的瓷器的费用。据《景德镇志》载，以前（制作瓷器）的利润比现在丰厚得多。这是难以想像的，因为当初瓷器在欧洲的销量远没有这么大。我认为这是因为现在粮价贵了许多，而且附近山上木柴已经砍光，必须高价从远处运来，参加利润分配的人便多了许多;最后还因为工人们不如以前熟练，从而减少了成功的把握。官员们的贪婪可能也是制瓷业利润下降的原因。他们控制着许多瓷工,把瓷器送给他们在朝廷的保护人,对瓷工则只付很少的钱，从而使瓷器涨价,而商人则陷于贫困。由于每个行业皆有特定的偶像，再加上此地神明的传播与某些欧洲国家中伯爵、侯爵身份的授予一样方便，因此瓷器业有一个神是不足为怪的。这个神的名称叫菩萨；它的出现正是起因于瓷工们无法做成的这类式样。据史书载，以前有个皇帝一定要瓷工们按他给的式样制作瓷器，官员们屡次上奏说此事无法办成，但所有这些谏净只能使他的愿望更加强烈。在中国，皇帝终身都是令人最畏惧的神，他们往往认为任何东西都不得有违他们意愿。因此，官员们加倍关心此事，对瓷工们动用了各种严酷措施。可怜的瓷工们费钱费力得到的却只是责打。他们中有个人出于绝望纵身跳入熊熊燃烧的窑里,当即化为灰烬。烧好的瓷器出窑了，非常漂亮，又中皇帝的意，他所要求的也不过如此。从此，这位不幸者被当成了英雄，后来又变成了主宰瓷器制作的神。我不知道他的提升是否会使其他中 国人为类似的荣耀而步其后尘。多少世纪以来瓷器如此备受青睐，有鉴于此，人们或许想知道最初的瓷器与今天的有何区别以及中国人对此作何评价。毋庸置疑， “中国有自己的古董收藏家，他们为古物而互通声气。中国人甚至天性重视古物，当然我们也能见到为现代作品说好话的人;但是像古代纪念章那样能给人遥远时代知识的瓷器却并不存在。古瓷器或许饰有几个中国字，但这些字不说明任何历史情况。因此,收藏家们从中只能发现一种审美情趣和斑斑色彩，这一切使他们喜欢古瓷胜过今瓷。我在欧洲时仿佛听说过如欲瓷器完美，需将其长久埋于地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中国人对此不屑一顾。《景德镇志》谈及先前最漂亮的瓷器时说，这些瓷器如此受人欢迎,因此窑门一开就被商人们争购一空。这些话不能让人做出它们需埋入地下的设想。中国人对来自欧洲的玻璃和水晶的好奇几乎与欧洲人对中国瓷器的好奇一样。然而不管中国人如何喜欢，他们还没到跨越重洋去欧洲寻找玻璃的程度。他们认为瓷器更为实用:它能盛装滚烫的水， 只要用中国人的办法端，即使拿一杯热茶也不会烫手——这是用一只同样厚薄同样式样的银杯做不到的。瓷器与玻璃一样熠熠生辉，倘说它不如玻璃透明，但它也不像后者那样易碎。在刚制成不久的玻璃上所能做到的事也能在瓷器上做到，这最有力地说明了两者的结构成是相差无几的。上等瓷器与玻璃一样能发出清脆的声音;玻璃可用金刚钻切割，人们同样可用金刚钻把碎瓷片连接起来，这在中国甚至是一种职业。我们看到有些工匠专做修复碎瓷器的工作，他们使用金刚钻就像使用一根针似的，用它在瓷器上钻一些小孔，穿入一根极细的黄铜丝把瓷片弥合起来，使瓷器能继续使用，而且使人几乎看不出破碎的裂缝。我常对自己说，多少世纪以来,景德镇的千百万居民陷入了多么苦难的深渊。周围满山遍野布满着坟地;在一座山脚下，有一个巨坑，四周是高高的围墙，买不起棺材的穷人死后就被扔在这里——这在当地破看成最大的不幸；这个地方叫“万民坑”，即不限数量、人皆可埋之地。景德镇人口稠密，几乎每年都要流行疵疫，造成大批人死亡，这时坑里扔了许多尸体，人们就在上面撒生石灰把它们烧掉。到了冬天,和尚们发善心（不过这种善行中夹杂着对私利的追求，因为行善前先要募捐一大笔钱）来取出遗骸，腾出位置再放其他尸体。他们在为这些不幸的死者做佛事时将其遗骨烧掉。因此,景德镇四周山冈上埋葬着千百万走完了人生历程的人们的尸体。然而他们的灵魂却堕入了何等的深渊。千百年来不可胜数的生灵遭到了无法弥补的损失,还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激起一名传教士为拯救这些非基督徒而工作的热忱呢！景德镇靠了德布鲁瓦西亚侯爵的捐赠建有一座教堂，信徒甚众，而且每年都在大量增加。愿上帝越来越多地降幅于这些新信徒！我把他们托庇于您的祈祷。倘若你们祈祷之余还能为我们提供某些援助用以增加讲授教理者的数量，人们在中国就将颇受感动地看到，除了那些因奢侈和贪婪而把财物运到景德镇的欧洲人外,还有另一些虔诚的人，他们的目的比运来比那些些如此不结实的首饰的人要高尚得多。中国盛产各种谷物。有小麦、大麦、小米、黑麦以及中国人最常见的食物——大米。蔬菜是如此常见，以至用来喂羊。大部分省份一年可种两至二季，这既说明百姓聪明灵巧，也说明土地肥沃。水果品种很多，有梨、苹果、木瓜、柠檬、香蕉、甘蔗、石榴，葡萄，南瓜、黄瓜、核桃、李子、杏子及可可，但我没见到橄榄和杏仁。欧洲传来的无花果在这里的气候条件下丝毫没有退化。我们知道中国子在欧洲所享有的声誉，而它们在这里犹如苹果在诺曼底一样随处可见,价格极其便宜，10个苏便能买一驮橙子。在所有我们未闻其名但此地却比比皆是的水果中，我觉得最好的是芒果和荔枝。芒果香味沁人心脾，果肉呈黄色，汁多味酸，渍迹不易清洗,据说它的核是一种可靠的止血药。荔枝的味道很像麝香葡萄，大小与李子或枇杷差不多，尽管很鲜嫩，外壳却粗糙不平，果肉饱满，色似去了皮的葡萄,核很大,呈黑色，晒干后味道像葡萄干。中国人全年储存着荔枝干泡茶喝,使茶略带酸味，很好喝。中国各省都有石榴、鸡蛋果、菠萝、梨及其他类似于东、西印度生长的水果。除水果外,中国土地上还生长与我们相似的草本植物，如莴苣、菠菜、白菜和各种根菜。南方各省几乎都种甘蔗，冰糖卖给欧洲人每斤只要4个苏，卖给本地人更便宜。中国人甘蔗吃得很多，我真奇怪，这种在我们法属殖民地有损健康的东西在这里却不引起任何疾病。中国没有橡树，但有一种因其坚硬而被我们称为铁树的树;如无橡树，后者可以替代。还有松树、白蜡树、小榆树、棕榆树及雪松。中国人看待雪松犹如我们看待柏树，这是带来不幸的树，人们用它埋葬 死者。竹子是最常见和最有用的，竹枝颇似芦苇。它坚硬而中空，与芦苇一样有节。中国人用它做床、桌椅、扇子及其他千百种物品，还在上面涂一层漂亮的漆。还有一些药用草本植物和根菜，若不是我们与中国人的贸易使它们被人了解，它们在欧洲就可能不为人知。其中最主要和最驰名的是大黄。它在这里售价很低,而且中国人好像只把它用作黄色染料。他们向我们出售大黄前几乎已从中提取了全部染料成分，对此我无法原谅。确实，如果我们能得到上好的大黄,它可以派许多用场。我不谈在葡萄牙如此著名的金鸡纳树，也不谈其他上百种医用的块茎或草本植物，这些东西有时能治疗疾病，更多的时候却用得并不恰当。这里蜡的品种很多。有一种蜡是采花粉的蜜蜂形成的，此外还有另一种蜡要白得多，发出的光也更明亮。它是人们在灌木上饲养的有点像蚕那样的一种小虫子形成的。我在福建见到的花不多;但在别人告诉我北方那些省份中有各种各样的花以前,我在刺绣品上看到的品种各异色彩迷人的花朵早已使我相信，大自然中肯定有这样的原型。中国人与东方几乎所有民族一样,都把萎叶作为治疗肺部和胃部各种疾病的灵丹妙药。长这种叶子的灌木像常青藤一样缠绕于树木周围。这种叶子较长，顶端尖,柄端宽，嫩绿色。中国人常在这种叶子上放点生石灰,再与状似肉豆蔻的槟榔混在一起。他们经常咀嚼这种混合物，认为它们可固齿、安神，去烦恼,滋润喉部的淋巴结，还可预防因气候炎热而在南方各省十分常见的哮喘病。他们把萎叶和槟榔装入盒子随身携带，熟人见面时如同我们敬烟一样赠送这种叶子。但我发现，虽说中国人从早到晚都要喝茶（他们很少喝冷的清水），但每次只喝一点，而且用很小的杯子饮用。他们把我们看成贪食者，同时声称，如果我们不是少量而是经常饮用，茶对我们就不会发挥全部功效。我不知道是否应把他们在吃饭前饮用的一种液体称为酒。它是米和水制成的。我觉得它远不如苹果酒和啤酒,烫热以后味道更差。而他们却认为它十分有利于健康。不过我发现，他们至少和我们一 样喜欢美酒佳酿。中国人可能不懂得榨葡萄,再或因这里的土质无法使它们完全成熟，所以此地虽也有葡萄,但他们不重视培植。他们喝的水、酒及 其他所有饮料通常都是热的，北京地区只是近几年才习惯于喝冰镇饮料，但此种习惯尚未传到南方各省。我不知道是否应把他们的健康归因于其热饮的习惯,痛风和肾结石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疾病。 不过这种米酒他们喝得太多，甚至经常酩酊大醉。或许因不愿让太阳目睹其无度，所以他们晚上饮酒。这个帝国拥有各种金属矿:金、银、铜、铁、铅、锡等等。除普通的铜外，还有白铜，它是如此精美纯净，看起来简直像银。日本人把另 一种黄色的铜运到中国，它是锭块状出售的，看上去像金锭，中国人用来做各种日用品。人们认为这种铜不会生锈。中国的金子纯度不如巴西的高,不过比较而言价格也低得多，运到欧洲可赚百分之七十的利润。中国人有些金银器皿，但他们最大的奢华却不在于此。我听说中国古代皇帝禁止臣民开采金矿，理由是,若让臣民生命受到地下冒出的毒气的威胁，这不是帝国兴旺之道。现在人们不再如此多虑了，因此中国人黄金生意做得很大。但鉴于金子与我说过的日本黄铜很像,所以必须十分内行才能相信他们。卫匡国神父说过,为预防这个贪婪的民族中惯常的欺诈行为，中国国君们从不允许铸造金币和银币。他们按分量收授金银，而且很善于辨认是纯的金银还是混杂了其他金属。他们购物时有时也使用金子，但这时金子被当成了商品而不是货币。因此，银子经常被割成小块。瓷器在全中国都被普遍使用，但最精美的瓷器产于饶州府所辖的景德镇.这个居住着最优秀的瓷工的镇上人口与中国最大的一些城市同样碉密，只因没有城墙才无城市之名。那里有一百万人口，每天消费一万多担大米、一千多头猪，还不算居民们食用的其他畜类。江苏省也有制瓷的原料,但因那里水质不宜与之糅合，人们便把原料运往饶州。景德镇的百姓制作各种瓷器销往全国。制作瓷器是很费时间的辛苦活，我不明白他们怎么能如此廉价出售。最罕见最珍贵的是黄色瓷器，它是皇上专用的。这种颜色——不管它涂在什 么物品上——是君主专用的。虽说烟草在中国的使用不如欧洲普遍，但这个国家却大量出产此物。人们不把它磨成粉末，因为中国人只用以吸烟。他们在烟叶完全成熟时采摘，然后像梳理羊毛似的加以整理，再放在压榨机上踩压,其方法就像糅革工人踩压糅料下脚将其做成一块块燃料一样。我们在欧洲如此重视的漆器在这里比比皆足且价格低廉,但如果让漆工做他们不习惯做的物品，那就得花大价钱。漆是从只生长于中国和日本的一种树的树皮中提取的有光泽的褐色颜料或者说树胶。荷兰人曾试图把这种树胶运往欧洲，但没有成功：因为六个月后它就失效了。中国人所有桌子和家具上都涂着这种漆，它不怕开水烫。大米是中国人及惯常的食物，与面包相比，他们更喜欢前者。他们一日三餐是不惜工本的,虽说不够清洁和精致，但每餐都很丰盛。食品到处都很便宜,除非粮食歉收物价才上涨。猪肉是最受重视的，仿佛是每次盛宴的主菜;此外还有羊、鸡、 鸭、山鹑、野鸡及欧洲人不知道的许多野味。中国人在集市上也卖马 肉、母驴肉和狗肉。他们不是没有水牛和黄牛，而是在大部分省份， 迷信或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使他们不宰杀它们。他们大致是这样烹调肉类的：先提取一定数量的猪肉、鸡肉、鸭肉、野鸡肉等等的原汁，再用这种汤汁煮其他的肉。为使这种荤杂烧 的味道有所变化,他们还放入辛香作料和味道浓烈的草本植物的混合物。他们把所有的肉都切成小块，放在大瓷碗里端上席面;很少有把整块肉端上桌的，只有请欧洲客人时，出于礼貌，他们才按其习惯把整块肉端上桌。在河流较少或不易通航的省份，人们就乘轿子，沿途有大小村镇，他们就一站站地换轿夫。大约每隔三英里就有一个固定的随时做好准备的驿站，但它们专用于传递皇帝的邮件和政府公务,私人是不准使用的。汉人的马不如我们的马漂亮、强壮，跑得也不如我们的快。汉人也不会驯马，他们只晓得骗马，这种手术能使马驯服听话。他们的战马胆子很小，听到靶朝战马的嘶叫声就逃。此外，由于它们不钉铁 蹄,蹄上的角质容易磨损，因此最好的马到六岁便几乎无法使用。广东、广西、湖广、四川及北直隶等省中罕见的奇怪动物最多。其中有一种无尾虎,妪体与狗一般大小。它是所有动物中最凶猛、跑得最轻快的。如果碰到这种虎，人们只得爬到树上以免受伤害，但这种虎会发出一声吼叫，马上会召来好几只虎，它们一起把树周围的土挖开,把树连根拔起推倒。但中国人不久前想出了对付它们的办法。傍晚时分他们聚集一些人筑一个坚固的栅栏躲在里面，然后模仿虎啸把周围的虎吸引过来，当这些猛兽为推倒栅栏木桩而拼命挖土时,中国人就用弓箭射杀它们而不必冒任何危险。这里还有水蛇和毒液极易渗透的蛇蛇。只要一被这种蛇咬，身上便会离奇地肿胀，各个器官、眼睛、耳朵、嘴巴、鼻孔甚至指甲都会出血。但由于毒液随流出的血一起散发,所以这种蛇咬不是致命的。另一些蛇的毒液比这危险得多：即使脚上被咬了一门，毒素马上冲到脑门同时立刻扩散到所有血管,使人昏厥、澹妄，然后死去。至今未找到治疗这种蛇咬的任何有效药物。把名叫“海青”(hai・tsing)的鸟归入漂亮鸟之列是很有道理的。 这种鸟很罕见，只有在陕西省和某些鞋朝地区才能捕到。它可与我们最美的隼鸟媲美，但比隼更大、更有力、更强壮。可以毫不夸张地把它视为中国和靶粗的猛禽之王，因为它最稀奇、最敏捷、最灵活勇敢。中国人视之为珍禽，如有幸捕到一只,便送往宫廷献给皇帝，皇帝会重赏献鸟之人，然后命侍卫送到饲养场驯养。介绍，我只讲当地特有的品种。无疑，最稀奇的是金鱼。他们把金鱼养在亲王显贵们别墅中的小池塘里或又大又深的鱼缸里用以点缀庭院。鱼缸里只放最小的金鱼,因为越小越灵活就越好看。金鱼红得柔和悦目，身上好似撒了金粉，尤其是在接近尾部之处;它们尾部都长着两三个尾鳍。人们也可看到银白色的和白中缀有红斑的金鱼。各种品种的金鱼都活泼可爱，惊人的机灵，喜欢在水面游动;但是它们太小，太弱不禁风，鱼缸晃动稍微厉害一点它们也会大量死亡。池塘里养的金鱼大小不一，饲养员给它们喂食时就敲出声响，让它们习惯于闻声浮到水面觅食。令人诧异的是，据说冬天不该喂任何东西， 这样才能使金鱼保持良好状态。在严寒延续的三四个月里,人们确实不给它们喂食。它们靠什么存活呢？很难说清。我们可以猜测， 冬天，冰层下的金鱼可在长满池塘底的水草根里寻觅小虫或其他鱼食。然而,从池塘里捞出来,冬天养在室内，又不给它们喂食的金鱼，到了春天重新放回原来的池塘，却照样游得与上年一样有力和灵活。欧洲人见不得它那副丑陋模样，也许正因为这样才难以下咽。除了我向您描述过的金鱼外，还有另一种大小、灵活度、颜色、形状都与之很像的鱼，它叫化鲜，它因杭州属下的一个叫昌化县的小城而得名。该城位于北纬30度23分。城旁有一小湖，我讲的鱼就是这个小湖出产的。它的鳞片呈暗淡的浅黄色,但斑斑点点粉红色的色斑却使它的颜色很显眼。它与金鱼差不多长，习性也相似，但因极为罕见，故价格大不一样。人们将其养在鱼缸里,每天精心喂一定量的鱼食。冬天鱼缸需加盖，不过要留一小口子，以便换水、透气并让它所放置的屋内的热气进入缸内。先生，您在最近一次来信中要我谈谈我住过一些日子的厦门的宗教情况。我很想满足您的虔诚之心。但鉴于上帝尚未降福于它仆人的工作,我只能给您描绘偶像崇拜在这一重要而又不幸的地区获得进展的令人伤心的景象。我不相信亚洲其他地方能像中国这样凭借迷信的虚构的想像建起如此漂亮的庙宇。最壮观的庙宇建在城外，由住在里面的和尚管理。这种建筑或宝塔大小不一，依出资建造者的财力和虔敬程度而定。它们通常都建在山坡上,而且中国人在建造宝塔时似乎只依仗艺术而不求于自然。尽管山上生活枯燥乏味,和尚们在这些宝塔庙宇中却保持了永恒的春天。这是富于诱惑力的孤寂;一切都井然有序,那里凉爽清新——这在如此炎热的地区是最重要的享受了——舒适方便，兴趣最怪僻的人身处其间也别无他求了。他们挖了好几条水渠把水从山顶引下来分给周围的人和庙内使用。庙内有池塘和蓄水池储水。他们栽培了小树林，修起了林阴道，而且树木似乎终年常青。我只向您简单介绍厦门岛上的一座主要庙宇，因为所有这些庙宇的状况及建筑风格都大同小异。虽说和尚是偶像的朋友和知音，但他们在中国很被人瞧不起。 老百姓的偶像崇拜无任何定规可循，他们对神灵的尊敬也并不比对神灵使者的尊敬更多。和尚们往往出身于民众中的败类，当他们积了一点钱,就买几个奴仆作弟子，这些弟子日后便承袭其衣钵。因为很少有日子还过得去的中国人去当和尚的。和尚中间也有高低尊卑之分，要学会他们这个宗派的奥义，需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初修期。想当和尚的人必须一年中不刮胡子不剃头发，身穿破袈裟挨家挨户去念经。念经时不能抬头。一些市井无赖或许为考验其诚心，或许为使他分心，往往会嘲笑他、侮辱他，甚至 用棍子打他;而谦卑的初修者必须忍耐一切才能使他称得上一名高僧。他一年到头不吃荤腥，他苍白，消瘦，面目全非，他要时时抵御困倦,倘若打了瞌睡，无情的同伴会立即叫醒他。总之，他经受的磨难是无可比拟的。熬到了他有权穿法衣的这一天，邻近寺庙的和尚们便聚在一起，匍伏在佛像前朗声诵经。他们的经文单调，往往连他们自己都不解其意。他们脖子上挂着一串很大的念珠，与我们的念珠很像，只是没有十字架——他们是无幸了解十字架的奥义的;然后,他们再唱几支我所不知道的颂歌，并敲击好几只小铃伴唱。这时，初修者贴面匍伏在庙门口的地上等候仪式结束，准备接受人们给他的荣誉。和尚们把他领到祭坛下，给他披上一件长长的灰袍。我冒昧说一句，除风帽和颜色外，它的式样很像我们欧洲教士的袍子或披风。他们还给他戴一顶纸板做的无檐圆帽,帽子里衬着灰布或黑布。仪式以拥抱结束。随后,初修者款待所有和尚，大家都吃得尽兴而散。和尚必须禁欲，与女人有不正当关系要受惩罚。但是，他们照样不断寻找机会满足自己的情欲;如果没有女人，这些邪恶的家伙就用别的东西来满足兽欲。他们去面道貌岸然、一本正经,内心却往往卑劣下流、无恶不作。他们比并不以虔敬自炫的寻常百姓更不相信他们那些滑稽可笑的神灵。他们假装过离群索居的生活，只是为了更能骗取小民的轻信,因为这种轻信才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靠这种可鄙的职业致富后，和尚们还可以还俗去从事另外的职业。但改变身份抹不去先前的坏名声。中国人的糊涂实在离奇，他们敬神，却鄙视神的使者,而且还要辱骂与他们宗教信仰联系更密切的人。我发现算命术在中国很普遍。尽管如此,和尚们自以为更精于此道，认为他们是天意惟一真正的代言人。中国人最大的迷信就是占卜问神、测算吉凶祸福。若生了病，他们就想知道病将延续多久， 为此就去求专司使人康复的行善的神明。他们来到庙里，把许多菜 看供在偶像前（这些菜就归和尚们享用了），然后脸朝地跪下。这时大和尚就叫人在一个青铜器皿里烧锡箔，还准备了许多分别写有吉兆或凶兆的签。他们把签放在口袋或盒子里弄乱，再从中抽出一根；如果这根签上的神谕不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就再抽一根;第二根签不 管吉凶都得认命了。他们就是这样以偶然来决定将来。一个和尚被证实与女人有了不正当关系，于是受到严惩;与他同庙的和尚们是他的刽子手。他们惩处这一罪行表面上是为洗雪他对宗教的亵渎，其实他们自己也犯有同样罪孽或巴不得也这样做。他们在有罪和尚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牌子,拖着他边打边在城里游街整整一个月。当然,这种惩罚是难得有的，因为和尚们渴望满足情欲,但也善于巧妙地掩盖欲望。和尚们对偶像所行的祭礼相当有限。他们只管维持庙里的长明灯和接待前来拜佛的人，过的是一种懒散又淫荡的生活，他们大多无任何固定收入,只好手持小铃挨家挨户乞讨为生。若某个中国人要为自家供奉的佛像做佛事，便会叫上几个和尚，让他们披上长长的刺绣袈裟抬着佛像在街上行走。和尚们两人一排，手里拿着许多有小铃的小旗。百姓们跟在后面是因为好奇，而并非出于虔敬。阴历初一和十五，和尚们要半夜起来念经。我觉得他们反来复去总是念同样的几句话，如果他们对祈求的神灵有点什么想法的话，他们的谦逊和虔敬也仅此而已。互相拜访时，他们先是相互恭维，装出十分谦卑的样子，甚至各自下跪向对方磕头，然后请客吃饭而且往往酩酊大醉;于是,以恭维开始的拜访几乎总是以谩骂收场。先生，这便是这 个民族可悲的盲目性。长久以来，许多传教士正在为教化他们而工作。如果说传教士至今未能把他们从沉沉黑暗中拯救出来,那是因为上帝还没有降福于他们。上帝要我们付出更多的辛劳。但愿在我们表现出恒心后，上帝将以整个民族的归信基督来奖赏我们不懈的努力。我有幸……负责向皇帝汇报罗德先教友治疗方法的宫廷官员不久就抛弃了。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外国医生抱有的偏见，中国医生们则竭力维持这种偏见。宫廷富员们请他为他们几个家奴治病，他们对他的服务非常满意，以致后来只信赖他而不愿再请别的医生。他们常对我说：“这位欧洲大夫与我国的医生们是多么不同！后者会无所顾忌地说流，同时不顾病人巨大危险，遇到不懂的疾病也会不懂装懂乱开药方。如病家对药方表示怀疑，他们就会说一通我们听不懂的粗野的话。总之，他们只会挖空心思从病人口袋里捞钱，然后就把他送入坟墓。相反，这位欧洲大夫话语不多，很少许诺，却实实在在办事。如果他说不必担心，我们就完全放心，因为他是不会弄错的；如果他难以回答我们.或者他愁眉苫脸,那便是病人死兆了。长期实践使我们相信,他能可靠地诊断各种疾病。但更让我们钦佩的是，他温和耐心，任什么也不能使他灰心，始终一副好脾气。他仁慈地对符所有人,穷人宜人一视同仁。走出我们屋子后，他便去下人住处看望，给他们治病。宽慰他们,使他们康复。惟一使我们为难的是，我们无法让他收下哪怕最微不足道的礼品，即使向他提这种建议也会使他不快，甚至会逼得他逃走。事实上，较之于达官贵人,他更愿为穷人治病；只要后者有求于他,他会放下一切前去看望。如药物告罄,他有求必应;离开寓所时他还会留下药品供来人索取。有些家庭全家都靠了他仁慈的照料才得以保全。如果没有他医治,该有多少孩子，甚至包括皇室子弟，已经命丧九泉了啊！我十多次与他一起随皇帝出巡，几乎每次都长达六个月。旅途中他虔诚地履行职守。我目睹他几乎整天诊治穷苦病人，因为在三万多人的随驾队伍中，这种穷苦病人该有多少啊！而在这些病员中，那些最令人恐惧、最让人避之惟恐不及的人却是他仁慈地予以关注的首选目标。我不止一次听到中国人啧啧称赞道：“一个外国人，分文不取，却能做我们那些最有关的医生即使收钱都不肯做的事，这是多么奇特! ”一天，一个有身份的非基督徒告诉我可惜罗德先教友不是中国人，如果他是中国人,”这位非基督徒说道，“那他就是大圣人，我们就会立许多碑颂扬他。”我趁机向他解释，罗德先教友这样做的动机要比立碑高尚得多;我还详细说明了我们背井离乡前来中国的目的究竟何在。我的话令他赞叹，他对我们称颂不已，不过他没有更进一步，因为他根本不考虑归信。尽管他对死亡早有准备,而且他一生都在不断地行善和祈祷，但星期五这一天他依然做了忏悔,还在我做弥撒的小教堂领了圣体。 星期天他重复了同样的事，随后一周的星期二我们就启程了。两天后,他在极度虚弱中以一个命定灵魂得救者的崇高的感情对我做了全面忏悔，他完全顺从上帝意志。在中国，父亲卖掉亲生骨肉可谓司空见惯。如一个信教的孩子卖给非基督徒，那么，他的灵魂可以说与肉体一起被卖掉了，这是我在最近一次景德镇之行时痛苦地见到过的。一名基督徒为让孩子不落人非基督徒之手，买下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父亲还有第二个儿子，在难以对付的债主们的紧逼下，他只得把他卖给一个偶像崇拜者。基督徒们希望避免这一灾难，便主动凑钱赎买孩子，可是太晚了，因为合同已经签订。目睹这种悲惨情景，为赎回教友，传教士真愿倾其所有，而且倘能不损害福音传播，他真想像圣波兰大主教一样自我献身。我虽贫寒度日，但仍设法接济了两个身陷绝境的基督徒。其中一个房屋、家具及所有工具都烧毁了。另一个是医生，贼人于夜间偷盗了他最体面的衣服,这等于盗窃了他的知识和声誉，因为一名衣着槛楼的医生总被人们视为是不通医术的，也就无人前来求医。我们这位初学教理者的祖母在来世寿命问题上对其神像们是有理由感到放心的，因为她的所谓功德是她来世的保证。她准备多时的“路银”十分丰厚,为此已花了她三十两银子。您从中可以看到她 与佛像有着怎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使这个被魔鬼盅惑了这么多年 的亚伯拉罕之女获得自由谈何容易。然而，她亲手把“路银”扔进了火里,抛弃了那些虚构的赦罪而在洗礼的圣水中获得了新生。为从她思想中抹去一切迷信的念头,我们的初学教理者不让她保留那串念珠似的东西（尽管它原本可以应用于圣教），我对这一谨慎之举深表赞许。拜佛的人脖子和手臂上总挂着一串昂贵的念珠似的东西，它由一百颗中等大小的珠子串成，还有八颗较大的珠子。在顶端，即在我们系十字架的部位，有一颗葫芦形鼻壶状的大珠子。他们一面用手指拨动珠子，一面念神秘莫测的“南无阿弥陀佛”。佛教徒使用念珠要比基督徒早好几个世纪。中国的习俗是，有身份的寡妇必须寡居，以表示对亡夫的敬重。 平民百姓的情况有所不同。父母为收回替儿子娶妻时花去的部分钱财，不管寡媳是否愿意，都会迫使她再婚。往往丈夫已经确定，钱财已经收下,而当事的女子却一无所知。如这个女子有一个还需喂奶的女孩，孩子便与母亲一起卖掉。寡妇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这种压迫： 她必须有生活来源并去当尼姑，不过这种状况被人很瞧不起,即使这样做也很难不失体面。我上文说起的这个女子在丈夫死后三天生了一个女婴。这样. 继承权便落到了不是基督徒的侄子手里，因为根据中国习俗，女儿不能继承不动产，而死者的所有财产只是个瓷作坊。这个侄子作为血缘最近的继承者马上把寡妇卖给了一个非基督徒，后者第二天上午就不失时机地派了一批亲信人员抬了一顶矫子把这个可怜的寡妇抢到了自己家里。此等野蛮行径使她悲痛欲绝，她撕碎了轿子,到了买主家后粒米不进，只是哭泣，扬言宁肯饿死也不当偶像崇拜者之妻， 因为后者不允许她进行宗教活动而且要把她女儿卖给另一个偶像崇拜者。与此同时,基督徒们正在商议设法使她自由。他们的对手是个有钱人，而在中国，有了钱就没有办不到的事，他甚至阻止诉状告到官员手里。但基督徒们依然决定告状。其中一名基督徒是这个不幸女子前夫的远亲，他勇敢地挑头上诉。他前往官衙，在大堂边击鼓三声。这是遇到紧急危难时的呼救信号，闻听此声，官员不管多忙都得立即放下一切接见向他求救之人。当然，除非呼救者确因遇到了急需解决的极端不公正之事，否则他免不了要受杖责。中国人在船上既无领航，也无水手长，全靠舵手驾驶船只、指挥操作。不过他们是相当熟练的驾驶员，很熟悉沿海的海路，但在外海就不行了。他们朝罗经方位所示航行，而且不考虑船只的冲力，只依他们认为合适的方式航行。这种疏忽起因于他们很少远航。不过我 觉得只要他们愿意，他们还是驾驶得不错的。从离港起，我就发现我那条船上的驾驶员有点漫不经心，此人被认为是我们这支舰队中最有经验的驾驶员之一。我通过与我一起的一名军官给他提了些建议。后来在我们的航程中，我不仅利用一只欧洲的精密圆规关注着航线以校准我的推算，同时也关注着驾驶员，我发现他驾驶得相当正确。如果中国人能自由地前来岛内定居，我不怀疑许多家庭早就迁了过来。然而移居岛内需有中国宜员颁发的执照,这种执照售价很高,而且还需缴纳保证金。此外，来到岛上后还要给官员钱财，因为后者对进出岛屿的人查验极严。不给官员送钱或送钱不多的人即使执照再过硬，最终还会被送回大陆。这种过分的预防措施无疑起因于中国人积聚钱财的贪婪本性，不过应当承认这也是制止各色人等移居台湾的一项有效政策，尤其因为靶靶人控制着大陆，若台湾这个至关紧要之地落入某个汉人之手，就可能在帝国造成严重动乱。在北部地区,由于气候稍稍凉快一些，他们披着狩猎中杀死的鹿的皮。他们把鹿皮做成无袖的衣服，有点像祭服的样子。他们戴一顶用香蕉树叶柄做的圆柱状的帽子，上面饰有好几个层层相叠、用极窄的带子或细小的杂色花边带结在一起的花冠。像南方人一样，他们在帽顶上也插一根公鸡或野鸡毛。他们的婚姻中无任何粗野之处。女子不像大陆上那样可以用钱买卖，男女间对对方的财产也不像欧洲常见的那样在意，双方父母对子女婚姻几乎不加干预。当一名想结婚的男青年找到了意中人，他就一连多日拿着一件乐器去姑娘家里。若姑娘乐意,她便出门与找 她的男青年会面，共同商定终身大事，然后再告知各自父母。双方父母筹办喜庆宴席。婚礼在女方家里举行，男子婚后就住在这里而不回父亲家中。从此，男青年把岳父家视为自己的家而且成为这个家庭的赡养者。而他对生父家庭的态度就正如欧洲那些出嫁后住在夫家的女子对待娘家的态度一样。因此，他们不把生男孩子看做福气， 他们只想生女孩,女孩能给他们招进老来可作依靠的女婿。由于中国人不会使用大炮，因此无法回击荷兰人的炮火,惟一的希望是以饥饿削弱他们。不过这需要很K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荷兰人可以从他们来自巴达维亚或去日本通商的船只上获得接济。郑成功了解事情的全部困难，但他置身大陆之外，永远无望重返，因为那里已落入他刚与之交战的秘朝人之手;此外，他知道若进不了台湾,就走投无路了，所以他决定竭尽全力与荷兰人拼搏。南方有许多蛮族人的王国，如柔佛、马六甲、哑齐等等；这些国家虽地域挟小，却各有为其所遵之法度。不过它们从不敢就伺他国领土。因此，我前引的陛下敕令只与欧洲人所占的巴达维亚和马尼拉两港有关。欧洲人起初到那里仅为经商，随之复以经商为名控制了整个地区。另有一个事关基督教的问题。这种宗教是从欧洲传到马尼拉的。在前明时代，马尼拉人与日本人通商：欧洲人利用宗教改变日本人思想，成功地笼络了许多人，随之里外夹攻而且差点完全控制日本；遭到强烈抵抗后，他们退回了西方。如今他们仍力伺着日本，指望把它征服。有鉴于此，窃以为他们无任何理由在我国各省兴建教堂。此辈挥金如土，在某些日子里聚集无数莠民举行仪式。他们研究我法令习俗，测绘我山川地图，同时竭力笼络百姓。我虽不明其意图（这不是我所能识破的），但却知道该教系由欧洲传至马尼拉，马尼拉则被欧洲人征服；却知道欧洲人生性野蛮，以宗教为旗号试困控制日本；也知道他们确实夺取了马尼拉，在广州及其他各地兴建了许多教堂，把无数人笼络到 了他们一边。此外，他们与我前文讲过的那些从可怕的船舰上来的人属于同一民族。不过我完全信赖帝国令人敬畏的各部门的明智决断，深信其不会允许此类莠草生长蔓延。危险是巨大的：消涓细流会汇成大江大河，如不在幼嫩时把树枝掐断，日后就只能用斧子砍了。皇帝陛下治国安邦的聪明才智将万世永续，臣这才斗胆于奏章中言明一切。奏章作者本应以公益为重，而不是谋求偏见的发泄。但我们能说陈昴奏章源出自对祖国的由衷热爱吗？它不更像是空泛卖弄的产物吗？或许商人们的馈赠没能满足这位官员的期望——他的仇恨和报复心很可能源出于此。也可能他家里有人仇视基督教，鼓动他上了这份奏章，不过这丝毫不能肯定。不管怎样,如此轻率冒失行事绝不符合一位高官身份。他若只以帝国和公众利益为念，就绝不该仅凭无根据的怀疑和无谓的猜测行事，而应在提出问题前权衡再三，提出问题时以与其地位相称的措词表达。只有如此谨慎从事才能放心地启奏皇帝。但在陈昴奏章中我们找得到这种影子吗？他见到了十 艘商船，马上就惊慌失措，种种想法使他心神不宁，便把想到的一切放肆地统统倒了出来一一无论他本人还是别的任何人都无法为其所言提供合理依据。的确，如此行事肯定会被偏见左右，因此就不值得相信了。陈昴称：臣自幼涉足商务，曾远渡重洋游历日本、巴达维亚、马尼 拉及其他国家，熟知有关它们的事宜,云云。我们答曰：人们无从得知我们的控诉人是否真的游历过他说的所有地方。可以肯定的是当时他不是与我们做大宗买卖的富商，而是一个资金有限、需要缴纳入港税以运送其货物的年轻人。稍有积蓄后，他便弃商从军，一步步升至总兵高位;这个很重要的职位，值得我们尊敬。然而，在他经商的青年时代,他有什么职权、有什么能力审察每个国家的情状呢？这与下述情况几乎完全一样：如某个欧洲海员仅到过广州一次，在港口逗留的两三个月中或许溜达过城中几条街道;然而返回欧洲后却炫耀道：我，我知道中华帝国的情状、国力和治国方略。听他如此吹嘘，人们能不嗤之以鼻吗？有人还可能说:欧洲国家离此确实太远，因此不必担心它们从外部进攻，但是，允许欧洲人留在帝国混迹于我们之中，这岂非养敌于内吗？我们答曰：显然，这一方面更无需担心了。以传教士身份前来帝国的欧洲人自幼就潜心学问，他们只接触书本。岁数稍长后他们便 在各修会中过修道生活，而且只关注完善自身。精通各门学问后他 们便致力于传播福音，一心只想让所有人获得万物本源之认识，以便人人都洗心革面，配享天福——因为天堂才是他们真正的祖国。他们背井离乡，长途跋涉,不畏艰险甚至不惜献出生命来到这里，其惟一目的就在于此。他们惟一忧伤的是无法前往所有国家为所有人指点永福之路。基于这种想法，再遥远的国家在他们眼里也如邻国一样。若在传教中蒙受屈辱，他们便引以为荣,最艰难的工作和最难忍受的痛苦在他们眼里也会变得轻松愉快、舒适宜人,甚至死亡于他们也和生命同样珍贵。在海上跋涉九千法里以后，他们在中国过的是什么生活啊！他们远离红尘，每天把大部分时间用于祈祷和默想圣事，其余时间用于苦修和行善。他们蔑视世间俗事，只以公正仁慈为念。人们怎能怀疑此种性格之人会起意造反？有这种打算的人，他们或受野心推动或是想望财富，如自己不能享用,至少也以 遗福后世为乐。然而传教士们弃绝婚姻和尘世爵位，他们既无家庭、 也无需要抚养之子女。人们能找到一个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家人、却犯下了谋反罪的疯子吗？人们并不把在中国的传教士看成不通情理的蠢人，相反，他们被视为才智卓越、精通科学之人。若他们想策划暴动，他们就会纠合一批奸诈、大胆、勇敢且善于行动之人，一旦发类似蒙骗(Moung・puen)的人物，就把他当成不可多得之人竭力巴结。他们就会不惜钱财网罗党羽——灾荒年间犹为如此;就会以种种许诺笼络野心勃勃之人。总之，他们将使用一切手段并利用因血缘或癖好而形成的最密切的联系来巩固其叛党。若陈昴怀疑这种人居心不良,那就对了。然而传教士们的行为与之完全相反。他们每个教堂中雇佣的人很少，每年来自欧洲的钱仅够他们勉强维持生计。因此,他们怎能用我上文所说的方法煽动百姓造反呢？传教士们不仅无此想法,而且通过宣传十字架上献身的耶稣以拯救众生:他们宣传高于人类思想的律法,要求信徒们憎恶即便最轻微的错误,像临终的耶稣一样为了正义而耐心忍受别人强加的痛苦，让信徒们鄙视万恶之源的俗世财富,憎恶使道德沦丧的感官享受,总之，要他们确信尘世荣华皆如过眼烟云，从而不复追求。把如此性格、传播此种教义的人当成煽动叛乱者，这完全是欲加之罪。村民们告诉我，这种动物原麝最喜食蛇肉，不管蛇有多大，它都能轻而易举地将其弄死，因为蛇一接近抱就会被麝香味熏得不能动弹。这种情况是万无一失的，因此进山砍柴或烧炭的农民预防蛇咬（被蛇咬伤是很危险的）的最佳办法是随身带几粒麝香，这样，晚饭后他 们便可高枕无忧了。如有蛇游近他们,就会被麝香味熏昏而再也不能近前。我回京后发生的一件事可以说证实了这种动物主要吞食蛇肉的说法。我们取了一部分抱肉在晚餐时享用，同席中有一人极厌恶蛇， 别人甚至不能在他面前提及蛇字，否则他马上会恶心呕吐。他对这种动物与蛇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我也小心翼翼地不在他面前提起，但非常注意他的反应。他与别人一样取了点狗肉想吃，但刚把肉送到嘴边就感到一阵少有的恶心，因此再也不想吃了。其他人都很爱吃,只有他讨厌这道菜。我们还能争取一些不信教的接生婆让年轻 的女基督徒陪她们去接生。经常有中国人因无力养活一大家子，就要接生婆把生下的女婴在水盆里溺死（有女基督徒在场施洗）。这些因父母贫穷而被可怜地抛弃的女婴就能在夺去她们短暂生命的同一盆水中获得永生了。热衷于创造并维持生命是上天的至德，同样，富于怜悯心并同情他人的不幸则是好心人的特征。上天正因为出于对其创造物的热爱， 所以在植物和树木开始发芽的春天注意既不降雪也不下霜——因为它们可能导致新芽的死亡;出于同样的理由，一年中某些时间里会发大水，使人们无法在河里捕鱼。上天如此关心植物、动物和鱼类的需要,如此热爱并保护它们,那么它对人类又该是何等关怀和热爱啊！说实话，京城、省城及商贸繁荣的大都市里弃婴最多，当然，在人迹罕至之地和农村中也可找到。由于城里房屋密集，因此比别处容易发现弃婴，不过各地都需要获得帮助，以便供养这些幼小的不幸者。若有虔诚之士愿意为此组织起来,我们便有充分的物质基础执行这一有益的计划了。此外，还要挑一位上了年纪、廉洁正宜的人常驻育婴堂负责总务而且永不离开，但需发给适当工资。由于婴儿和保姆数量每天、每月都在增加，食品和经费就一点都不能短缺。因此，主要合作者、尤其是主持人必须使其捐赠增值并开辟新的捐赠渠道方能满足开支，可能情况下甚至可有所积余。用开源节流的钱购买肥沃的土地,这样，物价上涨时也有办法对付，育婴堂便能长久维持了。如果只满足于建一座育婴堂而不考虑保姆宿舍是否潮湿狭窄、 又闷又暗、暑热冬寒、杂乱肮脏，那么疾病将不断发生。必须估计到， 保姆们（对弃婴）并无生母之爱，是利益使她们留在了育婴堂，对委托给她们的孤儿的健康或疾病不会十分在意;然而可怜的婴儿如缺乏照料便会大批死亡。这样的话又何必费心费力收养他们呢？还不 如当初任他们死掉呢。如果只是为了延长他们几天生命，又何必花那么多钱？人们对他们发的善心便会徒劳无益。还有一项必须遵守的制度。每月要规定一个募集或送交施舍物的日子。这个日子前三天,总务要把聚会日期通知主持人及合作者。 开会前吃餐便饭，每桌只上五盆菜。必须避免浪费，以便把立下的规矩长期坚持下去。席间禁酒,喝酒会使聚会流于形式，聚会是为议事而不是请客吃饭,不过隆冬季行可喝上三杯。剩下的菜给官吏的佣人们吃,饭可随点取用。我认为这餐便饭是必要的，否则恐怕好些人为尽早回家而在议事时过于仓促。我说过有人会来领养幼儿，因此每月应规定一个日子办理此事。当月轮值主持人和总务应了解并记录领养人的姓名、籍贯、品行和职业；为了解实情以防受骗，他们要进行秘密调查。通常被抛弃的女婴多于男婴，那些领养已在育婴堂里被抚养过一阵的女孩的人往往只想把她们再卖掉，只要能赚钱，他们是不在乎卖给谁及买主派什么用场的。对此我们应十分注意。当孩子们长到一定年龄时,就让他们姓像真正的父亲那样教养他们的人的姓;此举主要是让他们永记大恩大德，同时不断称颂有如 此贤明律法的政府。(1)中国人孩子生得很多，由此导致了贫困。父亲若不为所有子女成家就会丢面子，儿子若无传宗接代的后裔便是有失人子首要的职责。由此出现了纳妾和穷困。(2)很难想像皇帝每年要从收入中拿出多少钱施舍穷人。因此,帝国建立了常设赈济机构。(3)作者说他在城里无亲无故，他的亲属们不会从中渔利。在这一点上必须遵守的规定是:任何官员不得管辖其出生的城市甚至省份，总督的亲戚不得在该总督辖地的城市里为官。采取这种审慎之举,意在使官员行政更加公正。(4)在外省，大批这样的弃婴会死于非命,因为贪财的官员们只雇一名保姆，却要她给许多婴儿喂奶。在饶州及临近城市，随地抛弃的婴儿不多:穷人趁着夜色把孩子放在育婴堂门口，冬天时育婴堂门口有个棉花做的襁褓状的容器,来人把孩子放入后敲一下铃就马上离开，看门人赶紧把孩子抱进来交给保姆。我刚获悉,不难把饶州育婴堂的看门人争取过来并通过这一途径为临终的孩子们施洗。一个因对手的战利品而致富的胜利者所感到的欢乐不会比我此刻感受到 的更大,Sicut qui invenit spolia multao (像得到许多胜利品一样？ 《咏》118)(5)中国的公共建筑进深很深，正如欧洲建筑物十分高大一样，中国很少有三层的楼房，而且房屋不面朝街道。一系列房间之间有 宽敞的院子。所有房屋均有客厅，甚至私人住房也不例外。(6)作者指的是为成年人治病的医生，说他们可通过号脉诊断病情。在这一方面，中国人无疑具备欧洲人所没有的经验。一位医生向 我断言，他通过号脉可准确无误地知道孕妇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7)家产不多的中国人往往到育婴堂领养女孩，以便养大后给儿子作媳妇。这种办法可省去一大笔(娶媳妇的)聘金。此外，领养 人认为从育婴堂领来的女孩更加听话。婚前很少会发生有伤风化之事:盛行于中国妇女中的贞操观念可防止放浪之事，此外，不出家门 的母亲随时注意着她的童养媳。没有孩子的富人有时会让妻子假装怀孕,然后趁夜到育婴堂领个孩子当亲生儿子。这些孩子只要肯读书,就有参加考试的优先权,考中秀才甚至进士。而过继的孩子并无此种特权。说实话，被推定合法的父亲的亲戚们可对此提出异议，不过他们不会总这么做。(8)作者有理由赞扬中国贤明的律法，并希望这些律法能被更好地执行口几年前，皇帝曾公开发布法令激励官员们对弃婴热情关注、慷慨捐赠,同时重申了反对父母杀婴的以往的敕令，禁止购买或娶丈夫尚在的女子为妻。这道命令具有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很难持久，因为官员们玩忽职守,更确切地说贪得无厌。他们习惯于把国库用以维持各城市慈善机构的钱挪作他用。禁止溺婴的法令如果把新生婴儿无情地抛在河里,使他立即丧失刚开始享有的生命，这能算是赋予并使他获得了生命吗?父母贫穷导致了此种紊乱:他们自己都吃不饱，哪里能养活孩子?这使他们绝望，何况又不能 为养活一个孩子而招致两个人丧命;于是，母亲为保全丈夫而同意弄死孩子。自然的天性令他们痛苦，但他们仍这么做,因为他们认为，为了活下去，他们有权支配孩子的生命。若把孩子抛到偏僻之地，孩子的哭喊声肯定会使他们硬不起心肠。怎么办呢?为了眼不见为净，又可让孩子迅即丧生，他们便把可怜的孩子扔在河里。你们称我为父母官，因此，虽说我可能对这些孩子并无孕育了他们的父母那般的柔情，但我不禁要以痛苦的心情大声告诉你们，我严禁此类杀婴。书中云:虎毒不食子。老虎尚有舐犊之情且随时照料幼崽呢，尔等虽说贫困，但能杀死亲生子女吗？这真比最残忍的老虎都缺乏天性了。关于设置义冢的法令穷人无力像其他人一样拥有墓地。因此,城门外可看到一些露天的棺材，它们只能等善人们来下葬了。还有一些远离故土出外经商的人在客死他乡后无人知晓,他们的棺材没有余地，有时过了多年也无任何亲属认领。流行病盛行时，路上死尸随处可见，把很远地方的空气都毒化了。面对此情此景，作为百姓带路人的官员若稍有良知，岂能无动于衷？因此,必须买一块宽阔的高地给穷人和外乡人当墓地，人们把它称为义冢口买不起墓地的穷人及无人关心的外乡人可埋葬于此。有些外乡人的棺材上标明了姓名、籍贯及他们的家庭，若据此在外地找到了他们亲属，地保应向地方官报告。若棺材放在庙里，就由和尚报告。如地方官准许埋葬棺材，就把棺材原标签上的内容写在小木板上立于京边，以便通知死者家属，使他们口后能来打听死者情况。通过这一办法，穷人们在发生传染病的年月里就知道该把去世的亲属埋在哪里了。至于没人管的外乡人，地方官不难找几个慈善人施舍一口棺材，或是让地保募集这笔费用，再或是令和尚们掩埋弃尸。必须在木板上仔细标明外乡人的死亡年份、面容及服饰。 地保和庙中主持每月均应把被埋的人员登记入册并向地方官汇报。如发现有死尸或死者遗骨未被埋葬、或因掩埋不善而被狗或其他动物刨了出来，就应调查事故发生原因并处罚负责埋葬者的失职。对死者的善举是不会得不到好报的，经验足以证明这一点。希望有身份的人们更关注这一善事，希望他们关心让半开半掩的墓穴不再出现并让和尚们收集遗骨,焚烧后保留骨灰。不过应注意区分人骨和散落在乡间的牛及其他动物的骨头。我说这些,是因为有人可能会提议奖赏把整担枯骨运来的人，因为许多陌生人死在了人来人往之地，那里有大量枯骨。但是不能这样做:我担心某些利欲熏心之徒受利益驱使而去挖出死者，盗其枯骨,杂以动物骨头以增其分量;这样做小但不能为死者做善于,反而会徒令亡灵哀嚎。地方官只需让和尚收集死人枯骨并与动物骨头分开就行了，不必为这一善举设立奖赏;享有海人名声本身就是很大的奖赏，仅此足矣。(1)中国人通常在家里备着棺材以便死后使用，而且他们会洋洋得意地端详它。棺材很厚,经得起风雨长期侵袭。有时一口空棺材就需四个人，甚至八个人才抬得动，有的棺材是经精雕细刻过的， 通体上了油漆甚至镀金,常常有人为给父亲准备棺材而卖掉或典押自己的儿子。(2)这里的墓地坐落于城外，而且尽可能选在高地上，通常都种有松柏树。坟墓大多呈白色，造得相当漂亮。只要坟墓保持着原形， 人们不大会把几个人——即使是双亲——埋入同一墓穴。(3)即使家境一般的人通常也会把亲属的棺材从一省运往另一省以便埋入家族墓地。有时甚至有人大老远赶来通过遗骨色泽察看这个外乡人是白然死亡还是累死。(这种情况下)地方官需主持开棺。(4)有些富人能邕无困难地施舍一口棺材，或至少乐于捐献这笔费用，我就认识好几位这样的人。(5)在这里,若看到死者遗骨杂乱地堆在一起(正如在欧洲可见到的那样)，那是极可怕的事。但若取出死者心脏、内脏将其分开掩埋,那真是闻所未闻的暴行了。有人为拿金银珠宝或珍贵服饰而盗墓,这在此间是一种要被严惩的罪行。(6)中国有千百个死者在活人面前显形的故事，而且这里的人比欧洲人更怕鬼神。(7)促使中国贤良之士积德行善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道德的美好及与此密不可分的荣誉。关于地方官须悉心劝耕的法令有些事情因为常见而被忽视，但它们是如此必需，因此万民之父当予以特别关注。地方官悉心劝耕便是这样的事，播种季节，地方官应出城视察田间,发现精耕细作的田块就宏扬勤勉的农人，相反，若见土地耕作不善或抛荒就批评怠惰的农夫。播种季节善为利用，收获季节才会有丰收和欢乐,百姓才会感到管理他们的人关注着国家的需要,在繁重的劳动中支撑他们的正是这一点。古人说得好：春季巡视田间，帮助无力耕作者，这是鼓励人们劳动的最佳办法。根据这一古训，作为百姓带路人的地方官若见农人无力买牛耕地而且缺乏种子，就应贷给他必要的钱并为其提供种子，秋收后只应收回本金，不得要任何利息。此举将使他备受称赞。百姓殷勤地称他为父母官，人们将庆幸有一个仁慈的好官。农人不惜力，出地是美景;村户里妇人孩子个个欢乐富足，各地方人人对官员感恩戴德。评注：(1)中国四个不同等级是：士、农、工、商；即文人、农夫、工匠和商人。需要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每年春天，皇帝亲白郑重地犁几畦地,以便以自身榜样激励农夫耕作。每个城市的地方官也照此办理，若仃总督委派代表前去见驾，皇帝总要打听他们见到的农村情况、下一场及时雨可以成为拜会官员向其祝贺的理由。(2)农民们往往要把部分收成交给借贷他们稻米的高利贷者。(3)不久前，省里有个法官去乡间微服私访时没被人认出来。 他发现有个农人用两个孩子拉着犁在犁田,而且获悉是一个富人逼这个农夫卖牛还债才使他落到这步田地的。法官当即救济了这位农夫，这样的事在欧洲将受到称赞,关于必须同情贫穷的孤儿寡妇的法令文王以仁慈治天下。他运用政权力量救济孤独无助的贫困者人。君主使国家安室太平，同时慈父般关心无助的臣民，还能想像比这更幸福的王国吗？凡年高无子或幼年失去双亲者被视为贫者。这两类人都贫穷无助，仁慈的君主对此十分记挂。如今各城市都建设济贫院;须知皇恩无边，泽被万民。但如若这些济贫院破败不堪且无人虑及修住，皇上恩德又何以体现？穷人将四处流浪或挤在破庙之中。此种紊乱起因于为官者既不关注穷人数量，也不关注维持他们生计的必要开支。地方官只听信下级官吏,其实后者暗中 把皇帝所赠大多肥了私囊，穷人就只能悲惨地饿死了。这岂不有违我们乐善好施、慈悲为怀的君主的本意了吗？因此,地方官作为百姓带路人（4）必须认真检查他应当并能够为济贫院提供的钱粮及做冬衣的行匹和棉絮。穷人数址应予确定。每月初,地方官应当众查验记录开支和被供养的穷人数目的账册。每年10月左右分发做冬衣的布料和棉絮。这一切应准确登记在册，物品分发也应精确无误。 只有确实贫困、无力自助的病人、老人和幼童才能获此救济。登记在册的穷人中若有人死亡，应报知地方官，以便立即更换一名被救济人。这样就看不到四处流浪的穷人了：他们将有固定住所，在那里受公款供养。地方官应不时视察济贫院（5）看看要否修缮。这样，皇恩便将普及大屋而他的恩德也将给他本人及国家带来源源不断的好处。评注：(1)中国人口行少年起就习惯于尊敬长者。我们的基督徒忏悔这方面所犯的错误时会联想到第四项戒津。(2)中国人只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才肯进济贫院生活。有时宁肯饿死也不愿去，尤其是曾有过富足生活的人更是这样。因此，他们中许多人死去了。很难相信百姓的困苦会到何种地步行的人两%三天时间内仅靠喝水活命。有些地区土地瘠薄，所有居民一播下种子后便几乎尽数外;以乞讨为生。(3)皇帝在开始其第六十年统治时从国库中拨出了巨款(济贫)，此外，他慷慨地向所有老人赠送大米、布匹其至丝绸。(4)作者把地方官称为百姓带路人(百姓之牧)，因为在中国，地方官同时还管理治安和宗教。(5)中国普通百姓的住宅十分简陋，但官员或曾当过官的人的住宅及通常情况下所有公共建筑都很漂亮豪华。穷人往往让患病的亲属住到济贫院里。广州一所济贫院里的穷人全是基督徒。照料这些基督徒的传教士因这些善良人的虔诚而深感欣慰,因为他们帮助他把新来济贫院的人争取到耶稣基督一边。关于造桥修路方便行人的法令国道需要经常修补：山区及各州府最偏僻处的道路也应修补。平整道路需同时让河流通畅。对旅客而言，还有什么比在半道遇上深渊绝壁更不方便的呢？在有又深又宽的河流的地区，地方官宜设置渡船:一名船夫的工资微不足道,但行人却方便多了。若有小沟小河切断道路，则应架设木桥。地方官应率先捐助所需费用， 以此促使他人捐献。沿途很少有村镇的道路每隔一段距离应建一个凉廊供行人歇脚。至于穿越非耕作区的大道两侧，则应栽种柳树和松树，使之成为林阴大道。这样，行人夏季可以遮阳，冬季可用这些树木烤火。该计划的执行涉及邻近村镇居民。若居民不肯出资，地方官便亲理此事，树木就归公家所有，任何个人不得染指。如此办理可使人人得享通衢之便，对此有功者也将被人称颂不已。评注：(1)北方各省中尘土使道路不便通行，河流漫溢则使南方各省交通阻隔。(2)有钱的中国人很乐意建此类便民桥：小河上有不少这样的石桥。饶州不远处一条河上有两座大石桥,其中一座的拱孔很高，样子很独特。我见过一条平的长达四分之一法里的石桥，(桥面上铺 的)石板又长又宽，令人惊奇。它使人在涨潮时也能从一条海峡上通过。(3)路边常能见到此类歇脚处,它们相当清洁，盛夏时节十分宜人。卸任官员回故里后，马上会以修建此种工程质得口碑。某些镇上的大道——尤其是Hoei州一带——铺着漂亮的方石板。路边也有庙宇和宝塔，这些地方门大可以呆一会儿，但留宿过夜就不保险了——尽管接得或许不错。或天，行善的人雇人免费为穷苦旅客提供茶水，他们惟一希望的是旅客记住行善者名字。大道旁有客店，但上流社会中人很难将就住下，除非自备全部床上用品。(4)江西省(冬天)虽然很冷而且有雪，但乡间不少树木照样终年常绿。关于劝导主人善待奴仆的法令虽说各人情况千差万别:有人生来就是贵族，另一些人则长于庶民之家，但所有人天性都是一样的，他们有同样的灵魂和肉体。 然而从人们通常的行为看，他们似乎并不明白这一道理。当一个人教训儿子时，人们很容易看出他是父亲。因为他是有分寸的,生怕伤了爱子之心。即使迫不得已惩罚儿子,也怕失手伤了后者。但对待奴仆又怎样呢？人们对其辱骂诅咒，奴仆只要稍稍有违主人心意就会立即招来一顿棍棒，怎么！这个奴仆难道不也是他人之子、因此也是人吗？身份的不同取决于他自己吗？贫穷迫使他父母卖掉了他的身体，使他处于屈辱境地。而你作为他的主人，你应对此同情才是。当你吩咐他做他不懂的事情时，你要善意地教他,你应努力发现他的长处，别让他做力不能及之事,还应为他提供衣食。如他患病，就请医生来看，给他必要的药物,使他感到你对他的病情甚为关注。奴仆必然会依恋乐善好施的主人:与其说视他为主人,不如说视他为父亲。倘若奴仆耽于玩乐或因失职而误你正事,你当然要予以惩罚， 因为这是情理中事;但惩罚适当方能令其改过,他们也就不会萌生报复之念。必须指出——而且这是千真万确之事——有些主人的行为很是不端。他们不许已婚的奴隶与家属住在一起，暗中却撩拨其妻女，软硬兼施逼她们满足其兽欲。此等罪行岂有不受惩罚之理？一方面，受辱的妻子会把屈辱告诉丈夫，后者便日夜谋求报复。另一方面，主人担心丑行败露，担心招致有害的后果，便处心积虑除掉丈夫， 而且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种丑恶行径怎能瞒得过洞察一切的神灵呢？此外，与女奴的不正当关系会导致种种过分的行为，它会使主人合法的妻子悲痛欲绝，从而把怒火发泄到不幸的女奴身上。人人都怒火中烧,心中只想着仇恨和报复,全家就乱了套。因为主人已分不清孰轻孰重了。这种混乱最终将导致富贵之家的败落。要不了多久,这个道德败坏的主人的孩子们或是孙子一辈就将沦为他人的奴隶。这岂不是一想起来就令人胆寒的灾难吗？因此,你们这些有钱人应以仁慈之心管理仆人，以怜悯宽容之心公正地对待他们。孔子说得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J仁慈之德正在于此。人人爱你、是因为你爱人人。这才能使一家之主鸿运久长。我既到贵地为官，就有责任告诉你们这些重要的忠告。我向你们指明通往幸福之路，自己就是在行善积德。只要在任，我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最大热忱为百姓实际利益效力，这种热忱中兼有体贴之情，使我无限同情你们种种苦难。评注：(1)“奴才”、“狗奴才”，这些都是难以忍受的骂人话。一个男人卖掉儿子，这等于把自己和妻子也廉价卖掉了。贫困及帝国的大量人口造成了惊人数量的奴隶：几乎所有仆役和大户人家的使女都是奴隶。省里一个高官往往有大群奴隶为其当差，但他本人又是朝廷某个显贵的奴隶——他要为这个显贵敛财。一个投靠某位满族亲王的有能力的汉人肯定不久就能当上大官，甚至能当上一省的巡抚。 若皇帝将其罢官，他可以转而为其主子效力，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如此。富人们根据财力，在女儿出嫁时给她一户或几户奴隶作为陪嫁。让奴隶自由的事比较常见,或是准许他们赎身。有些奴隶处于半自由状态，条件是每年向主人缴一笔钱。还有一些奴隶做生意发了财,他们的主人不剥夺他们财产，只是收取大量礼品，听任他们体面地生活但不答应他们赎身。(2)只要能证明主人奸污了他奴隶的妻子，这个主人就身败名裂了。(3)有些奴隶对主人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因此主人也将其待若己出。有个显贵曾对我们一位传教士说，重大事情只能委托奴隶去办，因为你主宰着他们生命。关于教育青年及怜悯囚徒的法令有时，人们把对国家利益至关紧要的事看成小事一桩，因为他们不考虑后果。让我详细说明一下。为父者不有孩子吗？当兄长的不有兄弟吗？我们应当早早培养他们，教育他们明白自己的责任, 使他们尊敬父母和长者。随着孩子年龄增加，必须教他守道德、明职责、爱学习。这样培养出来的年轻人必能获取功名爵位并在精英人物中有一席之地。进而言之，整个民族将充盈正直体面之士。反之，对孩子从小听之任之，过分溺爱与迎合他，他的恶习便会增多而且随年龄增长而愈演愈烈;他就会既不懂礼貌，也不懂公正和正直，就会荒淫无度，耽于享乐。而一旦被欲望的锁链不光彩地捆住了手脚，他就不愿或是无力从中摆脱了。此种紊乱原因何在呢？从家长方面说缺乏教育，从年轻人方面说缺乏服从。如今我既奉命担任你们的地方官以便在你们中间维持良好秩序,我就有责任向你们表明我真诚无私的热忱以及对百姓理所当然的亲切的爱。我首先劝导你们教育好孩子，因为良好的管理取决于这一审慎的教育;百姓正是通过这种教育学会管理家庭、耕作土地、饲养桑蚕、建立纺织工场;廉耻观念也正是通过这一渠道影响了女性，使她们喜欢僻静;这种教育可使人学会赢得尊敬和相互尊重，不为争讼而挥霍钱财,严格守法以保全性命，以及履行责无旁贷的向国君纳税的正当义务。总之，正是通过教育才能培养良好的风尚，从而使道德更受到珍视。为做到这一点，地方官首先应采取温和的办法;但若这些办法不足以奏效，就只得辅之以惩罚，以便使人认错、改错、走上道德之路， 这才能造福于民。而百姓既惊讶于风尚之改善，自然会对管理他们的人赞不绝口了。反之，地方官若缺乏公正和审慎，过于严厉而缺乏同情心，一味在惩罚手段上做文章，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坏人会坚持作恶， 他们的本领只用在找窍门躲过应得的惩罚上。这就要看谁更精于骗术了，大盗小偷将充斥各省。总之,百姓将陷于罪恶和紊乱之中，而这又会增加官员的愤怒。于是，他会暴跳如宙,会给罪犯们戴上镣铐并冷酷无情地将其打死。唉！这个官员的做法是多么错误啊！他白以为在纠正邪恶，其实丝毫未触及其根源。在上古时代，禹这位无与伦比的君主在路上偶遇一个罪犯时马上跳下战车且痛哭不已。使这位君王流泪的不仅只是对这名罪犯的怜悯之情,他的痛苫另有原因： 他认为这个不幸者之所以受刑，是因为管理国家的人们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来改变和重建百姓的风尚。这位仁慈的君主痛苦地感到，他和官员们对罪犯的堕落负有责任，因为这名罪犯可能缺乏有益的教育。我们知道其他一些伟大人物也和这位著名的皇帝持相同看法。如今，监狱遍于国中，官员们依法惩治罪犯;然而，既然百姓只因缺乏教育而犯罪，那么难道不能说官员们本身也有罪吗？真正的怜悯和明智的管理应当力求补救这一点。评注：(1)中国政治统治的运作完全以父亲对子女和子女对父亲的职责为依据。皇帝被称为全帝国之父，地方官是所治城市之父，同时又 称其上司为父。治安及礼仪法规全都以这一十分简单的总原则为基础。每月初一和十五,地方官们礼节性地会聚于某个地方，宣读一份内容广泛的对百姓的训示,这项活动是帝国法令规定的。地方官在这种场合充当了教育全家的父亲的角色。而身为长兄者即使未从父亲那里继承任何东西，照样负有养育兄弟并为他们娶妻的责任。(2)城市里若发生审大盗窃或凶杀案，地方官应抓获盗贼或凶手，否则要被革职。同样，若发生某种骇人听闻的罪行,例如儿子杀死父亲,那么，案子一旦移送大理寺,地方官们也要被免职，因为他们未能培养起良好的风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父母要与犯罪的儿子一起被处死。父母若担心某个孩子会干出使全家蒙受耻辱的坏事,他们经地方官同意后可以聚在祠堂里斥责并处死这个不可救药的孩子。(3)地方官若过于严厉，巡抚在每三年向朝廷呈报一次的(官员)考评中肯定要提到他，这就足以使他丢官了。若狱中死了一名囚犯，地方官需以大扯证据表明自己并未因受贿而导致其死亡。被告有时死于刑讯，因为中国的刑罚极为严酷，它能打断、甚至敲扁腿骨。有些药物可减轻痛苫，但地方官禁止使用，只有在刑讯结束后治疗受刑人时才准许使用。经他们治疗,受刑人用不了多少日子便能恢复行走。若罪犯被判死刑，宣读判决前人们要给他吃一餐类似于祭祖时吃的饭。罪犯见自己将被处决，有时会辱骂指责地方官，后者耐心而怜悯地听着斥骂，但判决一经宣布，罪犯的嘴马上就被塞住。斩首在中国是一种不光彩的死法一一因为它使身首分离,相反，在柱子上被绞死倒是温和的而且几乎是体面的死刑。(4)好官以造福于民为荣。我认识一位官员从其故乡请来一些工人在其辖区内传授养蚕及织布的技艺，这将使他管辖的城市富裕起来。有些官员不时对囚犯们做些施舍，我在饶州认识一个官员就给他们送过衣服。同城另一名官员在一个中国节日里让他们吃了一餐盛宴——这费了他不少钱，为使他们尽兴,他还打开了他们的镣铐。但囚犯们喝酒以后把狱卒抓了起来，而且除其中一人不想趁机溜掉外，其余囚犯全部逃之夭夭。逃跑者被重新捉获，留下来的囚犯得到特赦。囚犯们通常都戴着僚铐,因为判决经层层审核、最终由皇帝批准需很长时间。当因旱涝灾害或因出现中国某些省份常见的蝗灾之类的其他意外事故而担心欠收时，官员们最想去现得关心民间疾苦。这时，官员出于情感或出于利益展至纯粹出于做作而什么也不会忘记。虽说官员们是读书人,而且厌恶佛家和道家的偶像，但他们中大多数人仍会一反常态，郑重其事地步行到各座庙宇向偶像求雨或求天晴。起草本法令的官员建议只按旧俗向城隍老爷祈求,他还撰写了只用于向本城守护神祈祷的祷文。人们或许乐意读读这位官员为转移灾害而写的祷文中的某些段落，看看他是如何对本城保护神说话的。向城隍爷的祈祷文守护神啊！我是本城百姓的带路人和地方官;您虽然无法看见， 作用却远胜于我。身为带路人,我有责任给百姓带来对其有利者并排除对其有害者;然而百姓正是从您这里获得了幸福，也正是您使他们免遭了不幸。总之，我们虽然看不到您，然而，当您接受我们祭献， 满足我们愿望时，您就显现了出来，因此可以说变得可见了。但是如果人们向您请求却丝毫得不到结果，那么，他们向您表示敬意就很难发白内心，您固然依旧是您，但却难以被人感知了。这正如我一样，我受国家委托保护百姓，但我若从不像官员那样行事,我就会让人怀疑我的官职。我们对当前的灾害无计可施，只得向您陈述我们的需要并祈求您的帮助。您看百姓是何等忧伤：自六月至八月，一滴雨也未下过，我们也未收获一粒粮食,如果一切就这么完了，来年拿什么播种呢？这是我必须向您禀明的。我已下令守斋多日，肉铺老板禁止营业，大家都自动不吃肉、鱼，甚至也不喝酒,人人都认真考虑纯洁心灵、反省错误、幡然悔过，但我们的功德不足以感动上苍。而您是神灵，是本城看不见的统治者，您与上苍相近，可以为我们这些凡夫俗子祈求宽恕，求上苍结束我们的苦难。若经您斡旋而获此恩典，定将使百姓心满意足，我也将看到我的职责令我热烈渴望的一切有了着落，而本城百姓一只看到您卓有成效地主宰着当地,他们对您的崇 拜也将日盛一日。评注：(1)当百姓称赞某位官员才智出众、任何事情都躲不过他的洞察力时，他们就称他为“圣城隍”，即托身为人的城隍爷;我在他们一些书上读到过这样的事。我还在一本描述智断疑案的集子中读到：官员对受审的罪犯说，城隍爷向他显露了（被罪犯）隐瞒的某些情况。这表明中国人相信，为惩治罪犯或拯救无辜，神灵会显灵并揭露秘密的罪恶。我在前面提到了在某些省份肆虐的蝗虫,据我正在翻译其著作的作者介绍，这是一种可怕的害虫。他说,人们可看到遮天蔽日、惊人数量的蝗虫，它们是如此密集，好像翅膀都粘在了一起；由于数量太多，因此，当你举目张望时，你简直以为在头顶上空看到了一座高大的青山——这是他的说法。它们飞翔时发出一种近似鼓声的声响。我在印度孟加拉地区的亲眼所见使我相信这种描述并不过分夸张。我做了引用的这位作者指出，通常只有在紧接大涝之后的大旱之年才见得到这么多蝗虫。他还以自己的方式对此做了探讨，认为是（大涝时）散落地面的色子经阳光孵化，才产生了大批蝗虫。关于建造增援失事者和有失事危险者的救生船的法令你们可能知道Yam-Pao的故事。他在途中见到一只鸟艰难地拖着一根有人给它拴上的绳子。Yam-Pao对鸟的不便十分同情，便解开了绳子，让鸟自由地飞翔。这一善举很快得到了回报：过不多时，这只鸟飞了回来,把嘴里衔的一枚金戒指放到了恩人手中。这则故事讲述了富于怜悯心的Yam-Pao的事情后补充道，他的家族后来很兴旺，而且为国家提供了几位宰相。小小善举都赢得了上苍的奖偿，因此，倘若采取明锣的措施拯救大批因无助而失事的不幸者的生命或拯救有失事危险的人，如此仁慈的行动岂能得不到奖偿？本城辖区内湖泊、河流甚多，人们因经商而不断出没于其上，经常会遭到狂风和风暴的袭击。因此，必须考虑如何才能在风浪中拯救不幸的失事者:这些人无望地竭力想抓住他们船只的碎片,并以能使最铁石心肠的人动心的呼号求救。道德高尚的人们不难联手实施这一值得称道的计划。为此必须装备一批船只已），随时准备赶赴易遭风暴袭击、河岸又最陡峭最难通行的河段提供帮助。风暴降临时,这些船只必须立即赶往求救地救援。如救生船上的工作人员拯救了某个失事者的生命，地方官将奖给他们一面锦旗,表明他们立了大功。相反，如他们失职而导致失事者死亡，他们就要以命抵命，判他们同样死于水中。为使他们圆满地履行职责，每月都要准时支付工资。同时为其提供一切必需之物。评注：(1)鄱阳湖或曰饶州湖系由发源于江西省的四条与罗瓦尔河同样大小的河流汇流而成,方圆达30法里。正如在中国海面上一样，人们在湖中也会遇到一种特别的风，我自己就遇到过。当我横渡鄱阳湖时，这种风在不到一刻钟时间里换了四个不同方向，使我处于有 生以来最危险的境地。当时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水手和乘客都以为没救了。我有理由认为，为了给我们北京教会保留下这段韦絮斯神父寄给我的、我随身携带的真正的十字架,上帝拯救了我们。当我们接近湖中最危险的区域时,我们看到了一座建在陡壁上的庙宇。水手们敲起了铜鼓状的响器告诉偶像他们正路过此地，他们在船头点起蜡烛向偶像致敬，同时还烧了香,宰了一只公鸡献祭。(2)我见过好几条救援失事者的救生船。一天在饶州湖畔散步时，我亲眼目睹它们快速救援了一条即将沉没的船只。但就在当时， 有人告诉我救生船上的人有时居然会杀死商人，以便夺取其财物自肥，尤其当他们认为可以不被发现时更是如此。某些人的恶念就这 样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尽管中国官员们的警惕性是很高的，因为官员把帮助百姓、对其表现出慈父心肠看成是一种荣誉。我获悉不久前一个暴风雨的日子里，有一名官员不仅禁止人们渡河，而且亲临河边整天呆在那里，以便亲白阻止某些鲁莽之徒受利益驱使去冒悲惨送命之险。以上便是理智和天性使非基督教徒们做出的种种善行。这些行为不管如何值得称道，其起因却不是本来意义上的爱德，因此，对它们的奖赏就仅限于人们的尊重和世俗的快乐。然而令人称奇的是， 野生而未经整修的橄榄树结出了那么多种果子，而品种优良、植根于 基督教沃土、用耶稣基督珍贵的鲜血浇灌的橄榄树结出的果子却这么少。一种纯属尘世的恩惠居然如此能为他人提供世俗的帮助，而基督教的爱德却如此难以唤起人们追求心灵幸福的热忱。用鲜血和汗水创建了马里亚纳群岛传教会的可敬的德桑维托雷斯神父每年都要在西班牙写一些充满使徒热忱的书信，以此激励当时的富人们为不信基督教的孩子们发扬爱德，因为只要给他们施洗，就能保证他们得救。他写道:“有多少权贵为保全独子的生命而在教堂里向上帝奉献了金质或银质的孩子雕像啊！我赞成他们的虔诚，然而，如果他们为大批崇拜偶像的孩子提供施洗的恩惠、从而送其进入天堂，那么，他们为上帝所做的事将要更光荣，对其独子的健康也要更有益! ”夫人，您拥有的正是这种慰藉，因为您每天都在把许多中国孩子送上天堂，他们靠了您的布施才获得了永恒的幸福:圣徒大会上主要表彰的也正是这种类型的施舍。我荣幸地向您致以最恭敬的谢忱。这一年是皇帝登基六十周年，因此从第一天起人们就开始了特别的庆祝活动。从最高到最低的所有官员都向他的生辰牌位磕头，向他表示人们在其北京宫殿内对其表示的同样的敬意。由于这一年是大赦之年，有人以为皇帝会让他两个皇子恢复自由，但这是极宛不住的，因为皇帝的性格是，一旦以正当理由做出决定，他的态度便是 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他的策略是让孩子们完全从属于他。此外， 太子已公开被剥夺了继承权，有人认为皇帝已把目光投向了这位皇子九、十岁的儿子身上。4月14日皇帝诞辰这一天更是个喜庆日子，人们进行了盛大庆祝，花费高达八万两银子。皇帝却不屑于观看这些壮丽的场面，他心里想着大臣奏请立嗣的建议。胆敢对他做此谏净的汉族阁老虽被赦免了死罪，但其已经担任某部侍郎的氏子却被发配充军。十二名汉族御史也遭遇了同样命运。这些御史的职责是为江山社稷利益而向皇帝提出劝诫。就在同年，我们见到台湾岛在不几个月时间里摆脱了皇帝控制，随之又只得归顺他。当地汉人在福建及厦门（Keoumi）汉人帮助下杀死了岛上的官员（只有一人脱逃），还抢劫了帝国的部队。消息传到北京，人们不免把这场骚乱归咎于荷兰人，其实他们于此毫不相干。这或许因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有对立的背景，有人就想让中国人憎恨欧洲人。但过了不久，当人们获悉帝国派往台湾的新的部队已入主首府，杀死了部分叛乱者，其首领已逃至山中，其余叛乱者已被全部驱散时，大家又为此兴高采烈起来。伊斯兰教派逐渐发展了起来。教徒们主要是靠在各省经营大买卖以及给官员们大笔地塞钱而站稳脚跟的，因为他们有的是钱。尽管如此，中国人对他们却嗤之以鼻。不几年前,百姓们捣毁了他们在汉口的清真寺。彰德府的清真寺去年也被捣毁，今年6月，景德镇百姓群起反对他们而且推倒了他们的清真寺。我们也受到了影响，因为我们教堂也遭遇了同样命运。叛乱者们到处高呼认为我们与伊斯兰教徒是一路货色,说我们是欧洲伊斯兰教徒。官员们得知基督徒与此次骚乱的起因毫不相干，便许诺将由百姓集资重建我们的教堂，有一位官员就此客气地对我说,他在景德镇当官八年以来从未听到过对基督徒的抱怨。或许人们乐于知道（红）铜细粒是如何制作的。我们知道中国没有银币，商业中流通的是银锭，于是便出现了许多低成色的银块。 然而有时必须把它们变为纯银,如在缴纳人头税及类似赋税时便是如此。这样，就要有工人从事这一工作，他们的惟一活计就是以专用于炼银的炉子精炼白银，从中把铜和铅分离出来。（与此同时）工人们就可制作细粒状的铜了，当然其中很可能留有少量难以觉察的银 和铅。在熔液状的铜尚未变硬结块以前，人们取一把小扫帚在水里轻轻蘸一下,然后拍打扫把把水珠洒在熔液状的铜上，熔液表面即会形成一层凝结物。用小铁钳夹起凝结物放入冷水中,细粒状的铜便在冷水里形成了。上述工序不断重复.铜细粒即随之增加。我认为如用硬水来分解铜，所得的铜细粒可能更宜于制作我们所说的红色颜料。然而中国人不知道硬水和王水的秘密,他们的发明都是十分单纯的。10.曾被认为无法做到的某些工艺品今年被做成了。它们是高达3法尺以上的瓮，而且不包括金字塔状的高1法尺的盖子。这种瓮是由三个部件拼成的,然而因连接得如此巧夺天工而构成了一个惟一的整体,使人无法发现哪里是接缝。有人把这种瓮拿给我看时告诉我，在制作的80只这种瓮中只成功了8只，余者全都报废了。 这些物品是一些与欧洲人做生意的广州商人订购的，因为在中国，人们对如此昂贵的瓷器并无兴趣。中国的一斤（相当于法国古斤）为16盎司,盎司在中国称为两。两就是中国的盎司。一钱是十分之一两。一分是十分之一钱。一厘是十分之一分。一毫是十分之一厘。至于菠萝，这在法国是相当为人熟知的一种水果。我只告诉您它是椭圆形的，大小犹如西瓜，上面长有短短的叶子，样子长得有点像开裂的松果，顶端还有一簇较长的叶子。菠萝长在一种颇似朝鲜蓟的植物上，它具有多种水果的味道,不过我觉得其边角部位味道最浓。我在岛上看到许多奇怪的树木和植物：长咖啡的灌木、罗望子树、椰子树、可滴出安息香的树、棉树、芦荟、乌木树等等。黑乌木不是最被看重的，黄颜色的更漂亮。野生咖啡此地比比皆是，虽是野生的,味道却不错。有人从莫卡（Moka）引进了一些咖啡树，只有一 棵活了下来,却为栽种更多的咖啡树提供了种子，因此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希望。听了这些话,我们弄清了那艘法国船只的下落。人们对这些善良人表示友好，请他们饮酒、吃饭，还告诉他们可把想卖掉的东西拿来，并让其明白他们能卖个好价钱。然而昆仑岛十分贫瘠，如不去大陆上找粮食寻求帮助，当地人自己都会饿死。因此，在近四个月时间里我们从他们那里仅得到一些鱼——这是他们不时送来的，卖得很贵——，以及很少一点家禽，每只卖价高达1皮阿斯特。不过,我们还是让一连士兵上了岛。由于他们在雨季里还要搭茅屋，因此受了不少罪,而这里的雨远比欧洲要多。疾病再次在他们 中蔓延，不久又波及到水手，两个病房已人满为患。乘客、军官，甚至船长本人也患了病，此外，补给又异常缺乏。我时时不忘安慰病人，劝他们耐心等待，但我也需要自我劝导;我和其他人一样也倒下了， 在近一个月时间里，能否见到中国变得相当难说了。科钦支那、占婆、柬埔寨等皆是很不开化的国家,它们与邻国几乎无任何交往，相互关系中也缺乏秩序与和睦。权贵们犹如小暴君一样不择手段地掠夺百姓。国王们则对权贵施以更专横暴戾的措施逼他们吐出侵吞的钱财。我们亲眼目睹了此类严酷之事。管辖昆仑岛的官员闻听外国人在岛上分发过一点钱，便多次派酷吏来岛，经严刑拷打，拿走了可怜的岛民用血汗换来的全部钱财。有些岛民为免 遭追捕而逃到山里或藏在林中，但酷吏们还是把他们搜了出来，直到 交了钱才算了事。这对航行途中必须在这里靠岸的人来说真是个灾难,1721年被迫于此停泊的法国船只便是例证。起初，上岸购买食品的军官们受到了较好接待，当地人甚至装出友好的样子竭力邀请船长下船，但目的是想勒索更多的赎金。当地居民甚至打算劫持船 只，因此多次派人侦察，鉴于无力实施这一计划，他们就在被其困在 岸上的人身上报复。他们把我们的人绑起来予以虐待，有的人举着斧子威胁他们;传教士获悉这一暴行后立即出面干预才保全了他们生命，但我们被迫交付了可观的赎金。这些野蛮人的城市只是可怜的小木屋的杂乱的集合体。即使科钦支那国王的王宫也几乎毫无有别于百姓窝棚之处。这里百姓的风俗习惯在某些方面与印度人相近，更多的方面则类同于中国人。他们与印度人一样相信灵魂转世说,但这不妨碍他们食用各种动物。他们十分崇拜马和象，屋子里还有它们的画。在他们看来,一个大人物死后能得到的最高奖赏便是托生为马或象。 他们视孔子为普世第一博学者。他们对死去的先人及本民族中出类拔萃者非常尊币，因此,他们要在家中或其他地方的小礼拜堂中为其焚烧行锭。这便是我所获悉的这些民族的宗教与习俗的全部情况,传教士们对此已作了较长时间的研究。目前这一地区有二十名传教士，为首的是一名主教及一名助理主教。他们中有三名法国教士，两名当地教士，三名方济各会士,其余皆是耶稣会士。科钦支那国王宫中用了两名耶稣会士, 一位是数学家，另一位从事医学。传教士中有几人在占婆王国,余者在科钦支那王国。柬埔寨王国中目前尚无传教士. 我们等情况更有利时再进入。四年前那里发生过一次迫害，一名日 本教士遇害，基督徒被驱散。国王是赞成这一谋杀的,肇事者还得了奖赏。另一名传教士前一些日子在那里死于贫困，而且无法提供任何服务。只有上帝能改变人们思想和心灵，并驱散阻碍此间百姓睁眼接受福音之光的阴霾。但这么多百姓中基督徒有多少呢？可惜仅寥若晨星！不过广州毕竟有几处教堂,还有热忱的传教士。只是此地商贸的喧哗吸引了中国人全部的注意力，而中国人又大多贫穷,仅靠勤勉的往往收入无多的劳动活命。至于那些达官贵人和富翁，他们在这些不幸的地区只能离上帝的王国更远；以不正当的手段敛财，只要养得起就多多益善地娶妾，此等行径是套在他们身上的深重锁链，不费极大气力就休想打破。我们在乡间获得的慰藉要多一些。福音传播者们把他们的讲授教理者派到了那里，后者自行传播圣教，于是，有益的种子进入了纯朴的心灵，上帝的田园渐渐得到了耕耘和拓展。他们从教育一个村子里的几个村民入手,让其接受洗礼，受洗者又会吸引亲朋好友参加。当新人教的人数足以形成集会时，就在当地建立小教堂。基督徒每逢礼拜日和节庆日都会聚集于此。新鲜感、教育、良好的榜样、尤其是上帝的恩泽使新人教者与日俱增。讲授教理者教他们 “道理”（基督教义），传教士巡回布道，听他们忏悔,给他们教育,给他们施洗，上帝的事业就有了进展。两个月前，我们修会中一名神父告诉不久前他在那里建了一个小教堂的村子里的信徒，圣母诞生日前夕，他将到他们那里。在离目的地还有一段路的地方,他看到亲爱的新信徒们分成几个小队在路旁迎候他。最前而的几个信徒见他到了，便跪下接受祝福并簇拥着他走到第二队人面前;第二队人与前面几个人一样做,其余人纷纷效法。随后，大家一起陪他到小教堂。祈祷和教导结束后，神父为他们行了圣事并为四名初学教理者施洗。当然，由于城里总有传教士，因此洗礼总的说要比乡间频繁得多。不几天前,我以虔诚的好奇心参加了一位已近古稀之年的老人的洗礼，劳累已使这位老人满头白发、 弯腰曲背了。他走上天堂之路虽已很晚,但或许能比我们走得更远。另一名传教士外出八天后最近刚回来,途中为十二人施了洗。第三名传教士明天将进行类似的“出征”。倘能与他同行，以便亲眼看看日后我能效法的一个榜样，我该是多么高兴;然而,除了我还不懂中文因而于他工作无补外，我还要为迫在眉睫的一次长途旅行作准备， 因此只得留在这里。在上次封斋期期间,我刚说起过的传教士中的一位在距此不几天路程的一个小城中发现了一小批基督教修女，她们自动聚在一起过修院生活。上帝在这个修会中极受敬奉。信奉基督的妇人和姑娘们聚在这里从事虔诚的宗教活动:她们把尚未信教的亲属和女邻居领到这里，让她们接受有益的教育。此举对宗教尤为有利，因为传教士从不与信奉偶像的妇女攀谈。其他修女很想与她们联合起来，然而她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房屋,没有工作，没有足够的经费，要维持下去看来也难。传教士让人给她们买了一处相当宽敞的场所,现在又让她们中一些人学了一门很好的手艺，而她们又可以教其他人。因此,我们对这个小小的机构期望甚殷。这是个讲究虚礼客套的国家。虽说鞋粒人革除了不少规矩，做任何事仍要说慎小心。人们到处装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与我们法国人坦率而无拘束的气派迥然不同。不过这还不是最麻烦的，令人更头疼的是这里的语言非常难讲，阅读和书写就更难了，然而又必须学它。这种语言与欧洲正在使用的或已经死亡的任何语言均毫无关系,其读音对最资深的传教士都是一种障碍。近八万个字,每一个都由许多无序的笔画构成，怎么能学会这一切呢？我们尽力而为罢了，上帝也不会苛求。要熟练掌握必须多年时间，而且能做到的人仅凤毛麟角。科钦支那、东京、日本的文字与中国文字一样，而且表示同样的事物;不过百姓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因此，尽管口语差异悬殊，说话时相互无法听懂,但写出来相互就懂了，而且他们的书籍都是共通的。这种文字在这一点上犹如我们的算术数字:许多国家都在使用它们,各地对它们称呼不同，但它们到处都表示同一事物。这对我是一种安慰，我绝不会拒绝。这里有两类弃婴：一类弃婴被送往收容所，中国人称之为育仁堂，即慈善堂。弃娶们在此受 皇帝下拨的费用抚养。收容所盖得大而宏伟，拥有养育这些可怜孩子所需的各种设施，还有保姆给他们喂奶，医生绐他们治病，管理人员负责所内秩序。另一类弃婴被送到我们教堂，我们给他们施洗，委托可靠人员喂养他们；在本信下文中我会给您解释的。收容所里的孩子只有临终时才受洗，有关人员会通知我的讲授教理者的，因为他就住在收容所附近，一接到通知立即赶去施洗。正如您所见到的，担负这一职责的是一个中国人。一名欧洲人，尤其是传教士进入有许多妇女的收容所是不合适的；此外，官员们肯定会得到消息，而经脸告诉我们，重要的是别让这些官员知道我们进入收容所。因此，我无法亲自做的事，就通过一名虔诚的精通施洗方法的讲授教理者去做。他要留心记下死前接受过洗礼者的名字。您或许要问维持我从事的善举需多少费用，它不像您想像的那么高。它主要用于供养一名讲授教理者，给收容所主管人和医生送些礼品，给在孩子垂危时通知讲授教理者的两个人付点钱；另外，把孩子抱来受洗，洗毕又将其抱走的保姆也要送点东西。所有这一切费用不超过20两银子，即相当于我们通常的100法郎。以上述方式支付区区这么点钱，我们每年就能把大批孩子送上天堂,真令人宽慰。那么,会粗语中是否有足够词语作这类翻译呢？我的回答是： 有，甚至绰绰有余。我认为这种怀疑主要起因于几乎所有民族都存在的一种偏见，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语言是举世最关、最丰富的。与别的语言接触越少,此种想法越易产生。“我向您承认，”皇子辩解道,“我把您叫来主要是想考验您的本事，而不是要给北京写信。当我端详你们欧洲书籍时,我觉得封面做得很好，插图刻卬得也不错，但文字令我大倒胃口：它们很小，数量也少，难以辨认,活像一连串扭来绞去的圈环——或者更确切地说， 像苍蝇在布满灰尘的油漆桌面上留下的痕迹。怎么能用它们表达如此丰富的思想、千差万别的行为以及那么多无生命的和有生命的事物呢？相反，我们的文字，还有汉人的文字则是美观、清晰、十分高雅的。它们数量庞大，足供人们选用,它们清楚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令人悦目。总之，我们的语言是雄健有力和庄重的，听起来也很悦耳。 而你们相互说话时，我只听到一派无休止的口周啾鸣叫声，颇像福建省那种莫名其妙的方言。”这位皇子认为有人不同意他的意见并不是坏事,这在他那种地位的人当中颇为罕见。于是，我利用他为我提供的机会捍卫我们的语言。不过根据当地习惯,我一开始仍承认他说得有理，这样说能讨东方皇子们喜欢，他们会高兴地品味这种恭维,从而使他们倾听人们陈述的理由一一而人们正是通过这些理由以不易觉察的方式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我不怀疑这种婉转的方式在西方宫廷中同样会被使用，因为我觉得与君王们讨论问题真是件危险的事，普天下都一样。因此，我向皇子承认靶粗语是庄重的，它适宜于描述战功、歌颂伟人、创作严肃的剧本、编写历史，它拥有表述他们祖先所知的一切事物的词汇和熟语,然而与此同时，也应注意避免过于偏爱自己的语言。我接着对他说道：“在您的母语与汉语之间，您更喜欢前者，我认为您是对的;然而，懂得这两种语言的汉人，他们却不同意这一点，何况事实上也无法否认靶粗语中存在着缺陷。由一个外国人说出的最后这几句话令他吃惊，然而我不给他打断我话头的时间，就给他举了我从中发现的不完善之处的一些细节。我对他说道:“您承认，汉人以其千千万万个字却无法表达你们语言中的音、词、术语而丝毫不改其原貌，以至一个鞑靼词写成汉字后变得再也无法辨认和理解您从中理所当然地得出了你们的文字优于汉字的结论，因为前皆字数虽少，却能极好地表达汉语。然而同样的理由应使您承认欧洲文字比秋靶文字更有价值，因为我们字母更少，却能以我们的方法方便地表达骷利语和汉语以及其他许多你们无法很好拼写出来的东西。我接存道:“您关于文字美观问题的说法很难说明或根本不说明任何问题。欧洲文字的发明者们无意于制作用以悦目的图画，他们只想创造赖以表达思想的符号并表达嘴能发出的各种声音;这就是所有民族创造文字的意图。因此，这种符号只要够用，那么它们越简单，数量越少,就越值得赞美,越便于掌握）在这一点上数量多反倒是弊病”正是在这一点上汉语不如你们的语言，而你们的语言又不如欧洲语言。我上述所言证明，所有民族都存有共同的偏见：人人都看好自己、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语言、自己的长处。若仅仅如此倒也罢了，可他们还以为别的民族并无同样的优点,甚至不客气地互相把对方称为蛮人;这是因为无论对谁而言,若想相互做出更正确的评价，就需进行许多游历和研究。如果再讲述别的动物,例如马，那我这封信真无法结束了。靶靶人出于对这种于他们如此有用的动物的偏爱，有许多词汇用在它身上，其数量比用于狗的多二十倍。不仅有表示不同颜色、年龄、特征的专门词汇，还有表示它各种动作的词汇：例如被拴得太紧、无法歇息,脱了缰自跑，寻找伙伴。因骑手跌落或因突然遇见野兽而受惊，被骑手骑上后，它以怎样的步伐、多少次各种各样的抖动来考验骑手等等，所有这些以及其他许多东西,鞑靼人都有专门术语予以表达。这么丰富的词汇究竟是好、是坏、还是无用的呢？这要由先生们自己作判断了。我能告诉你们的是,若学习这种语言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记住了这么丰富的词汇，交谈时能让他们备受尊敬;此外，它们在文章中是绝对必要的。若没有表示动物内部外部所有器官的大量名称，我就永远无法完成我有幸向你们呈上的八卷译作。我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适用于不用显微镜（鞋粗人没有这种仪器）就能看见的所有器官的专门用语;我还要排除某些只存在于活动物身上、死后就会消失的器官。此外，他们的语言不缺少准确描述人体的任何必要词语，这一点让我感到吃惊，因为我看不出他们是从哪种邻近语言中借鉴过来的。他们西面是蒙古轮朝人，但两种语言中只有七八个相似的词，我们甚至无法说出他们最初是向谁学来的。 他们东面有几个很小的民族，住在海边，过着野人生活；鞑靼人听不懂他们的话，也听不懂住在北面的人的话。鞑靼人南面是朝鲜人，他们的语言和文字是汉语，与秋朝人的文字根本不同。征服中华帝国后一，满洲靶鞘人担心自己的语言变得贫乏或完全消失，其原因与其说怕汉语与靶朝语相混,不如说怕他们白己遗忘：因为这两种语言是互不相容的。年老的秘粗人在关内渐渐死去，他们的子女更容易学习被征服地的语言而不是父辈的语言，因为他们的母亲和仆人几乎全是汉人。为避免由此造成的妨害，在仅在位十八年又几个月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统治时期，人们开始翻译中国古籍并按字母排列顺序编撰（靶粗语）词典。然而因词义解释部分的文字是汉语，而汉语无法表达靶朝语的发音及某些词义，所以这项工作鲜有成效。为此,康熙皇帝自统治初期起便建立了一个机构，由最精通鞑靼语和汉语的人员组成Q他让其中一些人继续翻译史书、典籍，另一些 人翻译雄辩术篇章,而多数人员则编撰骷粗语宝典。这项工作进行得极为认真。如出现某个疑问，就请教秋初八旗的老人;若需进一步研究,便垂询刚从鞋料腹地前来的人员。谁发现了某个古词或宜于编人宝典的古老熟语，便可获奖。随之便规定使用这些古老词汇和熟语,以便把它们教给已将其遗忘、或更确切地说从未知道过它们的人。等这些词汇全都归到了一起（或是极少再有遗漏，若有，也可将其编入补遗之中）.便予以分类整理。（宝典中）笫一类词讲的是天,第二类讲时间,第三类讲大地,第四类讲皇帝、政府、官员、礼仪、习俗、音乐、书籍、战争、狩猎、人、土 地、丝绸、服装、工具、劳动、工人、船只、饮酒、食物裕类、草、鸟类、家 畜及野兽、鱼类、虫类等等。每个类别中还分章节。如此排列的所有词汇都是以大写字母书写的，每个词条下面的定义、解释及使用方法则以小号字写成。解释写得明确、优美、文笔简练，人们正是通过模仿它们来学习写作的。由于这部宝典是以骷粗文字编撰的，因此对初学者并无用处，只有已经懂得这种语言、希望进一步完善或撰写著作的人才能使用它。 （编者）主要意图在于提供这种语言的一个集锦，使之只要宝典存在便不至消亡。人们把扩编的任务留给了后人,倘后者发现了什么尚不可名状的新事物，便应添加进宝典之中。可以肯定，中国人一向是知道血液循环及淋巴的，但不知其如何运作，他们书中所说的也不比当今在世的医生们 （所知的）更多。我向皇帝做了汇报;他承认铜像上这些线条一点也不像血管和其他经脉，还对我说他记得前明王朝时有人解剖过一具尸体,但他不认为此前还有人这样做过。他接着道：“朕承认解剖罪犯尸体大有用处，尤其是如卿对朕所言的那样在偏僻之地仅由医生和外科大夫进行解剖更是如此。这些可憎的家伙生前作恶多端,死后理应对公众有点用处。我绝不会告诉他,在欧洲，父亲有时会斛剖儿子的尸体，而儿子也可能解剖父亲的尸体。若说了这些,不管我提出什么理由都将是徒劳的，因为儿子对父亲的敬重及父亲对儿子的慈爱，皇帝绝不会接受此种做法。有些偏见要想予以制止是徒劳的,甚至是危险的，在中国尤其如此。虽说里朝人只有一种文字，但他们有四种书写方法，第一种方法我刚讲过,它很费时间。要写得能呈送御览，一个司书一天只能写出二十到二十五行字。倘落笔太重因而某一笔画变得过宽或过粗，倘因纸张不好而笆画不清，倘若遗漏了一个字等等，在所有这些情况及类似情况下，都需要重新抄写。文中不得使用附注，也不得写到纸的边缘，否则便是对君主不恭。因此，主事人哪怕发现某一页纸写得稍有瑕疵也不会收下。以半个字另起一行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它本应写在前面一行，必须时刻谨慎小心并准确估计每个字所占的空间才能避免这种麻烦。第一份译著便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下抄成的，另两份所费的功夫也不比这份少。第二种书写方法与前一种相差无几，但写出来的字很漂亮而且麻烦也少得多。这种写法不必把每个字的最后一笔写成双笔画，也不必因某一笔画比其他笔画细瘦或略显模糊而加以修饰。我寄给你们的书便是以此种字体抄成的;虽说它们并非出自一人之手，但既无错误，也无涂改。第三种书写方法与第二种之间的差异要大于后者与第一种之间的差异;这是通常的书写方法，速度很快，不一会儿就能写满一页纸的正反面。由于毛笔比我们羽笔更留得住墨水，人们靛墨水所费的时间很少。倘若给司书口授文稿,只见后者飞快地在纸上笔走龙蛇， 无一刻停顿。衙门里的文书、诉讼案及其他寻常事务的记录最常用这种字体。这三种写法都清晰可辨，只是有的字体不如另一些美观。第四种写法是所有写法中最粗俗的，但也最简略，对著书者或撰写底稿及摘录者最为合适。为更明了我有幸告诉你们的这些话，请看看我寄来的书中的一本，你们可发现鞋粒文字中每个字都有一笔自字首垂直贯通至字末的主笔画，这一画左侧是表示元音a、e、i、o 的锯齿七状符号，由放在这一画右侧的附点的不同位置决定其发音。 如在一个锯齿对面放一个附点，就发元音e；如省略附点，则发元音 a；如在字左侧锯齿旁放一附点，这一附点就充当了字母n,因而要读作ne；如右侧对面有一个附点，则要读作na。此外，若字右侧不是附点，而是O，这便是发送气音的符号，因而要读作送气的ha he,就像西班牙语中常见的那样。不过,一个想用骷韧语表达得彬彬有礼的人起初头脑中并无他寻求的词汇:他沉思、擦着额头、使想像力活跃起来;一旦文思泉涌.他就把思想泼洒（而简直不是写）在纸上。因此,他就先写字首，并把垂直笔画一直写下去，至多先只放一两个附点，直至把想法表明。 如随之出现了另一个想法，他就不去复看已写就的文字而是继续写下去，直至出现困难的转折；于是他突然停下，重新审读写就的那些垂直符号，并在他人可能无法理解的地方加上某些笔画。复看时如发现漏了一个字，就写在边上，并做记号表明它应在的位置；如发现多了一字或错放了位置，他并不删除，而是用椭圆形线条把它圈起来。最后，如别人向他指出、或他自己认为这个字是合适的，他就再在旁边做上。的记号使该字复活并提醒读者该字已恢复。这里的人自青年时代起就习惯于如此专心。因此，他在嘈杂声中安心地撰写,思索与他撰写其他著作时羸得的名声相配的词语。自己满意后就拿给我看，我若发现华美词藻的选择影响了内容的准确，我是绝不姑息的，必须推倒重来；因为正如在其他语言中一样，在鞑靼物均可用雅致、明确、清晰的文笔表达。 执笔者可能要多费点事,但这道工序是必需的，这是程序。我满意后，把纸交给另两名合作者,于是轮到他们专心致志了。他们拿着笔一丝不苟地审查字眼、词组、简洁性、清晰度、论述的条理性等等。第一种名叫冬虫夏草。先生们，倘若仔细端详，你们的确可看到给它起这一名称并存没有道理。没有它更像一条9法分长子了。人们可看到完全成形的头部、躯体、眼睛、腹部两侧的 脚及背部各种皱纹。在这种植物新鲜时,这一切显得格外清楚，因为陈放时间一长，尤其若暴露F空气之中，鉴于它纤细柔软，所以会变得黑乎乎的很容易腐烂。它生长于西藏，在这里是难得一见的他乡之物，只有宫中才能看到。川藏交界处虽可找到，但数量很少。至于其叶子的形状、花的颜色及茎的高度，我都无从得知，但它具有以下功效：它具有大致与人参相似的功效，不同的是经常服用不会像人参那样引起出血。它能增强和恢复因劳累过度或久病而失去的体力, 我本人对此有亲身体验。他让我取5德拉克马首尾齐全的冬虫夏草，嵌入一只家鸭腹中以温火煮烧,煮好后从鸭腹中把它 取出来（因其养分已渗入鸭肉中），鸭子分八至十天于每天早晚食用。我照做不误，果然，我胃口大开，体力也得以恢复。或许因为一斤大黄在中国只值4个苏，所以人们对这一部位的大黄就不屑一顾，而它在法国的价格要贵 得多，人们便一点都舍不得扔掉了。我再说说芳香味很浓的笫四种植物的根部，我认为它特别值得注意。国医生们因不善于（化学）分析，所以虽然用它，但不知其全部用途。他们称它为当因为含油，所以它总是湿的。中国医生说它能补血，帮助血液循环和强身。人们可廉价而大量地买到它，中国人把其完整的根部从四川运往其他省份的商店里贮存起来。只要 像他们一样小心,人们甚至也可以运输而无需担心它变质。外省私人开店的小商人就在本地进货,然后把当归根（其他草药根也一样）切成小块零售。因此，欧洲商人在广州买中国药物时只应去大商店而勿去小店铺，小店铺里的草药根全是切成小块卖的。其实阿胶就是黑驴皮的胶。以后开始，延续至次年3月初。在这段时间里，邻近百姓与看井人及为皇帝制胶的工人协商,尽量也做一点阿胶;但百姓们做的不如御用的干净，他们也不会严格关注驴子是否肥壮、毛色是否很黑。不过凡产自此地的所有阿胶，与该地官员送往朝廷和友人的阿胶一样，在北京均受好评。由于这种药物享有盛誉,而产自（东）阿县的又无法满足全帝国之需,其他地方就免不了用母骡皮、马皮、骆驼皮、有时甚至用旧皮靴制作大量假阿胶，还尽量让其形状和印记与真的一样,然后与少量真货一起摆放在漂亮的大店铺里。上当受骗买假货的傻瓜几乎与售假的骗子无赖一样多，因此，这类冒牌货在各省销量很大。其实真假不难辨别。真的阿胶无任何异味，放在嘴边尝尝口感也不错，它脆而易碎,而且只有黑色和黑中带红两种颜色，犹如秘鲁香膏。假阿胶—— 即使是猪皮制作的最接近真货的阿胶——气味、口感都不好，它不脆,永远不可能做得很像真货。中国人认为这种药物有多种疗效，声称它能润肺化痰，促进肺叶活动,化解气闷并使上气不接下气的人呼吸自如，它还能补血、健全肠道功能、保胎、通气驱热、止血、利尿等等。我不敢保证它确有如此神奇疗效，不过我知道空腹服用这种药物对治疗肺病有利，实践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患肺病的几位传教士依中国医生建议服用此药后感觉很好。阿胶是慢性药，需长期服用:它可与其他草药一起煎服，有时也可服用其粉末——不过这种情况较少。我向当地猎户和牧人打听,他们让我去找 不在本地的喇嘛,只有这些人懂一点实用药学和草药知识。不过说实在的这是一些照老套路办事的郎中，他们的全部本领就是父辈作为遗产传给他们的几张秘方，据此就能轻轻松松过好日子,因此是不会轻易说出秘密的。我还惊讶地发现，中国的园子里没有海索草、鼠尾草、牛至、琉璃 苣、茴香、欧芹、欧百里香、水田芥、罗勒，原野上无熏衣草，树林里也无铃兰;而在数量繁多的花中则见不到郁金香、长寿花和晚香玉。后面这些花中，我们只能见到从欧洲运到北京的几种，它们丝毫没有退化。我在御花园里见过两只小花盆:一盆栽的是芸香，另一盆种的是印度运来的小月桂树，但它们都死了。春天，乡间到处是堇菜属植物，只是它们既无滋味，也无香味。作为补偿,中国人拥有欧洲所没 有的许多植物、根菜、树木和花草，足可以使他们不为缺少的东西而痛苦。为不让你们劳神阅读这些或许无用的东西，我对此不予细说顺致深切的敬意。据开列教堂清单的下属官员的报告，我前次所寄短笺中（呈报的教堂数量）还少说了二三座：因为总共达十八座之多。 高大的教堂皆是新建的，老教堂经过修缮也焕然一新。建造此 等建筑需费巨额银两，这些钱都是民脂民膏。可怜的百姓其他 所有花销都很吝啬，但在这一有害用途上出手却很大方：他们典押房屋，甚至出卖土地。年轻妇女和姑娘们也加入该教。她们在僻静之处悄悄向洋人吐露心中秘密：他们把这称作忏悔。男人女人恬不知耻聚在一起，世家子弟、秀才及其他士人自甘堕落，做出有失身份之举而不知羞愧。一入该教，人们就不再祭奠死者，父母一死就再也想不到他们，甚至连自己家庭出身也置于脑后，真好似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们对我们受其教诲的圣贤毫不尊重，这样，中国人就变成了欧洲人。禁欲的修女终生不嫁，丧妻之鳏夫宁肯无后也不续弦。这岂不是一种蛊惑百姓、离散家庭、败坏淳厚民风的宗教吗？事态严重，不容耽搁。为此我恳请您尽早发布严令，俾使诸事恢复正常，被败坏之民俗得以重振。至于教堂如何处置，窃以为拆除为宜。5至7月时,只有总督一人在反对福安基督徒;7月底起，巡抚与之一起，联名下令全省检查有多少基督教堂，是否有欧洲人居住在内 以及是否有票。这便是他们告示中的内容,现转述如下：先贤教导之学说，历代皇帝为管理万民而下达的指令以及本帝国高尚的行为准则皆包括在三纲五常和我们的法度之中。 例如孝顺一说，其意虽不在于必须以锦衣玉食侍奉父母——因为粗茶淡饭也可颐养天年，但父母死后，儿子理应服丧、哭泣、哀叹并尽其所能办理丧事，之后还应做七（七周）。这是每个有天良的 儿子对父母应尽的责无旁贷的义务。我们在书中读到，做七时应犹如父母亡灵就在现场那样恭敬和郑重，若自己不做而委托他人操办，就等于疏漏了这一礼仪。先贤们确立这套礼仪，将其视为治国安邦的纲常之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因此，丧妻之夫若无孩子就必须续弦。女孩达到结婚年龄，父母应为其择偶。男人与妇人、少男与 少女间皆应授受不亲。这些都是特别叮咛于我们的事。今上雍正皇帝事事叮嘱，要求子女必须孝顺，必须完美无缺地履行义务。我们治下的福建省人人都努力学习四书五经和礼仪法制，惟有海边的福安县荒废于此。最近，一名自称神父的欧洲人来到该县躲了起来。他传播的宗教在百姓中造成了混乱， 使之对我们良善的法度起了怀疑。不仅农夫、商人信其言辞，追随其后，甚至文人们也迷恋于他，以至真伪不辨。无论男女他都接纳入教，这些人则不知羞耻不分性别地聚在一起。可怜的愚民们掏空腰包，甚至变卖必需的家产兴建教堂。仅福安一城及其辖地就建了十八座教堂，常去礼拜者难以计数。谁能于光天化日之下目睹魔鬼四出游荡而无动于衷呢？我们仔细研究过该教，发现信教者把我们先贤先师及家族祖先一并视若鬼魅，他们对其毫无敬意，也不为其举行任何习惯仪式，父母死后他们无任何悲痛表示，发妻死后鳏夫不得续弦， 甚至以无嗣为乐，他们劝女儿不嫁，从其议者被称为小修女。此外，他们还有一间暗室，人们看到男男女女进入后悄声说话，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忏悔。此等行为败坏五常和先贤学说，毁我历代君王益世之教诲， 扰乱百姓,使之陷入怀疑和无尽的困惑之中。所有教派中数它害人最深。根据我国法度，凡以宗教和行善为名欺骗百姓之教派头目当被绞死，以同一目的追随其后者当处一百大板并流放二千四百里以外。此外，严禁兴建新庙，无论和尚、道士或其他类似教派皆不准兴建，违者处一百大板，逐出帝国，永远不得重返，庙宇拆除，地皮和建材充公。据此，我们身为总督、巡抚，命令将该神父悄悄拿获，押送澳门，禁其再度入华。同时命令各城官员， 所有文人、进士、秀才、兵士、商人、百姓一切人等均应远离如此有害之宗教，并令有罪者改过自新。他们应专心阅读先贤典籍， 阅读四书五经及有关礼仪和历代君王法令和教诲的书籍，俾使习俗中无任何差别，百姓心灵保持正直公正，不至因受到诱惑而信奉骗人的教派。我们在北京获悉总督和福建巡抚上述命令后十分不安，因为我们完全有理由担心这场风暴将波及更多地方。福建总督还管辖浙江省。他是进士及第，出身于有权系红腰带的家族，即皇族以下第一个鞑靼家族，因此在帝国中权重一时。何况时过境迁，今上几乎不再使用欧洲人,对科学及外国珍奇之物似乎也鲜有兴趣。皇帝这种态度使原先一些朋友疏远了我们，他们中一些人已不能再为我们出力，另 一些人则不敢与外国人来往。

BOSS会计面试笔记

现金出纳员从银行提取现金之后，应该做什么记账凭证?借:库存现金 贷:银行存款财务三大报表的相互关系资产负债表就是让你知道自己还有多少钱利润表就是让你知道自己一年能挣多少现金流量表就是让你知道钱都花哪里去了有收入但是未开过发票？作无票收入作假的财务报表。严重损害股东利益。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做假的财产登记，转移隐匿财产的，故意销毁损坏账本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虚开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伪造或者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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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W. Senior

感觉英国海军地位高

《1977英国的家庭、性与婚姻1500-1800》

导言

在宗教改革前的英国的地主阶级中，结婚率——结婚的子女的比率—— 是受家庭策略决定。家庭计划的三个目标是香火延续、祖传财产的维持及经由婚姻来取得更多的财产或有用的政治结盟。由于婴儿的死亡率高，笫一项目标只能靠尽量多生小孩、希望至少有一个男孩能活到结婚年龄来获致香火延续。第二项目标则只能靠通过长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来限制子女对世袭财产的要求权来达成。这意指将幼子和女儿排除在财产继承的资格之外，这不仅造成他们婚姻的延迟，而在许多情形中更意味着完全剥夺他们结婚机会。第三项目标最能借由让儿女结婚、并使他们与富有而有势力的家庭联姻来达成，若是女儿则要求准备大笔的嫁妆，若是幼子则要求大笔的年金。第二项目标因此与第三项目标直接冲突，而若前者被赋予优先性（经常是这般情形），它意味着把女儿放入女修道院、让她们在那儿了此残生，或把幼子放逐，让他们去从事或僧侣或什么的以自谋生计。托马斯-柯根 (Thomas Cogan)认为上层阶级英国人的平均身高往下掉是因为父母身体不成熟所造成的，其他人则相信生产对非常年轻的女孩十分危险。乡下大地主的继承人及其妻子的结婚年龄缓慢上升的另一原因是高等教育的持续时间变长，如今的高等教育是先在大学念几年书，然后在四法学院(Inns of Count)受几年教育，再花二到三年时间作大旅行。延迟的原因很明显，他们必须广事积蓄才能结婚，借由在某专业或职业付出个人努力，获得足够的收入与资本,这样他们才能维持他们所习惯的阔绰生活。早婚则意味着社会地位次级的伴侣和严重经济危机，婚后得花相当多努力才能重新整合进入婚前的精英世界。不过，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等待的需要（the need to wait）,或等存到足够的钱以买必需的家用品，或等继承农舍、店铺或田地，如此才能跻身足以支持一个家庭的经济地位。晚婚模式中产生几项重要影响。鉴于有记录可查的非婚生儿率很低，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对许多年轻人而言，此一延迟意味着相当高程度的性压抑（尽管有一些非生殖的抒发管道存在）。若遵从弗洛伊德理论，这是会它也可能刺激资本主义经济事业，因为它提供了廉价青年劳动力，刺激储蓄，并引起积极的社经动能。无疑晚婚在下层阶级中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控制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就是尽可能让年轻人住在家户里当家庭工人、学徒或仆佣，而非独居。再者，它意味着家庭倾向于连续形成而非同时形成，婚姻常常是在父亲死亡后发生，而在多数情况中是在父或母其中之一的死亡后发生。高儿童死亡率和成人死亡率，加上将小孩送往他处寄养的习惯做法，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亲子关系甚至比夫妻关系还要来得薄。有理由认为，肮脏生活环境、恶劣卫生、腐坏食物及长期营养不良是穷人的低生殖率及婴儿高死亡率的主要原因。穷人夫妇中必有一位经常病弱得无法性交，而严重营养不良（这在勉强维持温饱的最低阶层的1/3人口中相当普及）如今据知是能降低男性性欲并严重影响女性生育力的。父母与预期寿命如此低的婴孩情感关涉得过于密切仍被视为卤莽之事。没有什么比“因料到两孩子中只一个能活，故给两孩子取同样名字”这种中世纪风俗更能说明父母对儿童高死亡率的认命接受。婴幼儿死亡的最后一个原因是许多父母的冷漠和疏忽。有钱人不顾奶妈的不敬业之名而将小孩送到奶妈那儿，结果造成比母亲喂养的婴儿的死亡率高出一倍。穷人有时被迫在他们外出工作时置小孩于襁褓中不顾，贫穷也迫使他们把小孩放在自己的床上和他们一起睡，结果他们有时在睡梦中压过孩子、使孩子窒息；与父母一样，幼儿得不到良好、充足的营养；要是状况变得几乎不可能改善，父母可能宁可将小孩抛到街上也不愿看他们挨饿。极高的婴儿死亡率部分必须归因于贫穷和无知所造成的疏忽。但同时这疏忽部分是由高死亡率造成，因为花时间心力照顾像小婴儿这般脆弱物是得不到什么报酬的。这是个恶性循环。

开放的世系关系

16世纪英国有产阶级的婚姻因此是一家庭与亲属的集体决定，而非一个人决定。过往世系联合、政治庇护、世系关系的扩张，及财产保存和累积都是主要考虑。财产和权力是主导婚姻谈判的两项主要因素，而在一个对身份和阶层如此敏感的社会，最大的恐惧便是社会地位在婚姻中堕落，和一个身份地位比自己低的家族联姻。由于高死亡率威胁所有家庭，做父亲的总是设法使财产继承人能够早早结婚。在这样的体系下，年长及年幼的子女都感到痛苦。后者通常继承不到头衔也继承不到财产，除非其中一人碰巧成为他母亲财产的继产人，所以他们无可避免地向下流动，直到他们在某专业或职业里挣得自己的财产。有些被留在财产附近徘徊，作为活动的精子银行，以防长子无子而逝、需要有人替代。至于长子，他们的事业进取心被财产继承的必然性给冲销了，直到继承财产的时日到来，他们都过的是一种影子般的生活，等待父亲去世，这时他们才能独立、过自己的生活。女性倾向于与来自类似经济阶层的配偶结婚，因为只有他们是奁资的适当接受者且能保证回报适当寡妇所得财产。第二，嫁奁制度赋予家长很大的“控制子女婚姻”的能力，因为只有他一人能提供必需的奁资给他的女儿，并提供必需的寡妇所得财产给他儿子的未亡人。不只男继承人和女儿，就连幼子也在他的摆布之下。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婚姻倾向于由父母安排而非由子女自己安排。第四，富有妻子是珍贵的一 富有寡妇更加珍贵(尤其是超过育儿年龄的寡妇)—— 她们甚至成为男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为了获得适当新娘，一个16世纪的家庭经常依赖媒婆来作初次提议与接触，而财产安排经常在一对年轻人看到彼此前即已在双方父母间议定。相反地，嫁奁制度，与必须把女儿嫁出去的社会压力，意味着女儿对家庭经济构成沉重负担,尽管她们在接合政治关系上很有用。在这般状况下，要不是为生育取得一健全基因种是件重要的事，个人因素是无法列入婚姻策略的考量。女性倾向于与来自类似经济阶层的配偶结婚，因为只有他们是奁资的适当接受者且能保证回报适当寡妇所得财产。第二，嫁奁制度赋予家长很大的“控制子女婚姻”的能力，因为只有他一人能提供必需的奁资给他的女儿，并提供必需的寡妇所得财产给他儿子的未亡人。不只男继承人和女儿，就连幼子也在他的摆布之下。第三，在这种状况下婚姻倾向于由父母安排而非由子女自己安排。第四，富有妻子是珍贵的一 富有寡妇更加珍贵(尤其是超过育儿年龄的寡妇)——她们甚至成为男人竞相争取的对象。为了获得适当新娘，一个16世纪的家庭经常依赖媒婆来作初次提议与接触，而财产安排经常在一对年轻人看到彼此前即已在双方父母间议定。相反地，嫁奁制度，与必须把女儿嫁出去的社会压力，意味着女儿对家庭经济构成沉重负担,尽管她们在接合政治关系上很有用。在这般状况下，要不是为生育取得一健全基因种是件重要的事，个人因素是无法列入婚姻策略的考量。在英国，由于长子继承制使然，非土地继承人的新娘是无法提供地产的，因此夫家希望她能带进来一笔相当的现金作为妆奁。在 16世纪、17世纪初，这笔钱会直接到新郎的父亲那儿，他经常用这笔钱作为自己女儿出嫁时的嫁奁。为了回报，新郎的父亲保证给新娘一笔养老金，叫“寡妇所得财产” (jointure),意思是要是新娘比丈夫活得长、成了 寡妇，她在丈夫死后可终身继承这笔财产。就我们所知道的范围，长子继承制对农民有非常重要影响。它有助造成低结婚率，因为许多幼子负担不起结婚费用；结婚的人也倾向于晚婚，因为长子经常得靠其父亲的死或退休才能负担得起结婚，而幼子则先必须在社会谋生；移居到市镇或新大陆的情形很多，因为只有一个儿子能留在老家；人口密度低，因为田地始终很大;婚姻内生殖率相当高，因为没有很强动机去限制子女数目。在农民阶层，关键问题在于父亲是否愿意退休、交出田地给儿子或女婿，以为他自己及他妻子换得规定的终身养老金权利。这在中欧是一种常见的做法，但在近代初期的英国显然不那样寻常。在农民之下，无产贫民既缺乏世系群观念也无身份意识，既不拥有家屋空间也不拥有多余的食物以能在危机时期提供亲戚食宿。对子女婚姻的支配力薄弱，因为子女多数在7 岁到14岁之间离家,去当住在东家的佣工，帮忙家务或农活，或去当一段时间学徒，也住在主人家。他们因此在年幼时就脱离父母的直接掌控，而当他们在离家后约10年或15年准备结婚，他们很自然地能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伴侣。在农民之下，无产贫民既缺乏世系群观念也无身份意识，既不拥有家屋空间也不拥有多余的食物以能在危机时期提供亲戚食宿。对子女婚姻的支配力薄弱，因为子女多数在7 岁到14岁之间离家,去当住在东家的佣工，帮忙家务或农活，或去当一段时间学徒，也住在主人家。他们因此在年幼时就脱离父母的直接掌控，而当他们在离家后约10年或15年准备结婚，他们很自然地能自由地为自己选择伴侣。贫民的婚姻与其说是家庭与亲属事件还不如说是个人事件。另一方面，亲属对经济提升及工作安排十分有用，叔（伯）在贫民生活中的角色不应被低估。此外，在有产农民及工匠之中，婚姻操控始终很强，因为分出财产（以给年轻夫妇生活起步）的需要始终存在。其次，村中家庭生活在频繁的邻居监控的阴影下，无法长期发展。16世纪末17 世纪初时，此种干涉性监视更为加强，因为清教伦理兴起，教会法庭对个人道德的控制活动增加。暴力的习惯与冷漠、冷淡的习惯并非不相合，情感证据的相对缺乏可能比暴力证据的充分更能显示社会的内在性格。“朋友”一字在16世纪、17世纪初的使用便很能揭示这种人生态度。浪漫爱情及性吸引无疑是16世纪、17世纪初许多诗的主题，也是许多莎士比亚戏剧的主题。它也存在于一非常有限的社会团体的现实:在这社会团体里，浪漫爱情自12世纪起就始终存在，那便是王子和大贵族的家户。在这里，且只在这里，出身良好的男女青年远离父母监护，在一相当自由状况中履行他们作为朝臣、侍女男仆、小孩的男家庭教师女家庭教师的职责。他们也有许多闲暇，而在这些大宅封闭的温室气氛里，爱情比其他地方都滋长得厉害。在这些圈子里日日上演的是情诗和伊丽莎白时代剧场的内容，爱情简直就是他们生活的背景。孩子活得越久，就越有可能与父母产生较深厚的情感关系。至于上层阶级中的兄弟姊妹关系，长子继承制无可避免地在长子/继承人与他的弟弟们间制造出一道鸿沟，弟弟们由于出生次序的关系，注定被抛掷到社会中就业，且社会地位并可能渐趋下移 。由失去子女、配偶或父(母)所引起的悲伤，往往能经由对灵魂不朽的信仰及对救赎的盼望而冲淡。

有限的父权核心家庭

殷勤待客的实践是项值得在个人墓碑上大书特书的事情，它显示墓主生前必然获得了亲属、食客与盟友的忠诚随侍，但殷勤待客的理想所涉及的绝不只限于由获得随侍所定义出的个人荣耀，因为它牵涉的是一整套生活方式，包括保留大群懒惰佣人及对所有来者保持亲切欢迎的态度。这些习惯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衰微，牵涉的是消费模式的改易，这是由贵族家庭中较精神取向、较私密且都市化的生活方式之成长所造成。它具有“家庭从大厅撤退到私密餐室”及“越来越喜欢到伦敦度长假以享受‘季节'等特征。17世纪中叶之后，社会流动量大幅缩小，因此相当少新血注入乡下大地主阶级使该体系活络。同时在每郡多世纪以来大地主与彼此近亲通婚，直到交表亲关系（cross-cousinhood）网络变得浓密、普遍到失去意义。如果每个人都是另外每个人的堂（表）兄/弟/姊/妹，堂（表）兄/弟/姊/妹关系便不再要紧。近亲通婚非常普遍地被用作17世纪初郡内教区绅士阶级家庭的社会结合物。它也被用作伦敦等大城市新富商人精英的经济结合物。在新富商人精英中，是经济状况一一对资本及对可靠的生意来往的需要—— 刺激对婚姻及亲属关系的寻求，婚姻及亲属关系在新富商人精英中比在其他社会团体中要更受到珍视。它们在无雄心将子女转化成绅士的成功富裕的中产阶级中尤其普及。这些向上流动的团体可能切断他们与家乡穷亲戚的血缘关系，却会借一套新的亲属关系与和他们经济地位相同或更优的人巩固生意关系。宗教改革带来社会的基督教化的强大驱力，以及对绝对的道德忠诚的要求；文法学校及大学教育借由人文主义的教导带出它对忠于君主的强调；四法学院教育强调对习惯法的尊重优于对个人的效忠；人与人之间逐渐走向较商业化的关系；经济个人主义兴起，逐渐侵蚀旧有的宗教联系。最后有民族国家 的体制化扩张：随着俗人的识字能力及资料保存能力提高，民族国家的官僚政治的规模、组织及权力变大；民族国家对君主的绝对忠诚的要求权扩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地方司法权及地方庇护网络展开长期的、不断的侵入。道理很简单，因为“爱若不存在，婚姻便除了一副空壳外什么也不剩下”。在 16世纪英国，农村中快速的人口成长、都市移民、市镇的获穷化，及物价飞快上涨意味着从亲属网络及社群中的邻居获得的支持，对大群孤儿、寡妇、伤残人、病患、老年人变得不足够，而有能力工作者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初次成为一个问题。在 16世纪英国，农村中快速的人口成长、都市移民、市镇的获穷化，及物价飞快上涨意味着从亲属网络及社群中的邻居获得的支持，对大群孤儿、寡妇、伤残人、病患、老年人变得不足够，而有能力工作者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也初次成为一个问题。

父权体制的增强

在贫民中，“将子女送往他人处寄养”的习惯做法，及由此社会习俗及经济弱势造成的高度地理流动，意味着父亲对子女的控制只限于子女离家前的短暂时光。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对小孩的父权操控就不再是由小孩的生身父亲行使，而是由小孩的主人行使。一旦脱离襁褓，男孩就自由了，但女孩则被包在用铁及鲸鱼骨支撑的紧身围腰及紧身胸衣里，以确保她们的身体被塑造成流行的成人体型。穿迷你型成人衣服，她们被期望符合标准成人女性体态及姿势，尤其要维持直立的姿势及缓慢、优雅的步态。被用来达到这些目的的装置经常使她们感到沮丧，导致扭曲或器官移位，有时甚至导致死亡。至于多数懒惰又不致力办学的校长，则随着古典语教育扩张而将中世纪鞭笞传统不断发扬光大，因为鞭笞是将拉丁文法输入大群笨拙脑袋最容易且最不麻烦的方式。家庭中的父母专制主义不只是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它也在当时的家庭体系内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父母从采取“挫杀年幼小孩的势气”措施中所能得到的好处是，日后小孩会认命地接受父母对他人生两个最重要的选择所作的决定，这两个选择是职业的选择和婚姻伴侣的选择。职业的选择不影响女性，因为对女性而言唯一的选择是婚姻。但婚姻是由父母决定，父母是以家庭利益为婚姻的主要考量，考虑不外乎男方是否已准备好履行乡绅的责任，或是否已接受从事教士职、律师职、商人职的专门训练。不过，在社会最低阶层的无产者中，孩子甚至在16世纪可能比阶级比他们高的人更能自由地选择配偶，更不要说到了18世纪。首先，他们的父母对子女只有很少经济权力，因为他们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东西能给或遗赠子女。其次，多数小孩在10到17岁时就离家以成为学徒、家佣或住在东家的劳工。此住在家庭外的大群流动青少年人口因此能免于父母监督，也因此能一俟学徒生涯结束就自选婚姻伴侣。唯一阻挡他们的事是累积足够资本以建立家庭、开展事业的必要，这是婚龄推迟到二十四五岁的主要原因。一项以近代初期欧洲农民社会的婚姻为研究对象、以对所有证据的仔细调查为蓝本的翔实研究，业已下结论。在农民社会，婚姻的缔结可能没有两情人间的亲密、私密了解牵涉在内。在一农民婚约中，经济因素是主要考量。个人偏好不居最重要位置。妻子对丈夫的顺从在上层及上层中产阶级中是确然无疑的状况，但这状况在工匠、店老板、小农及非技术劳工中没有那么明显。这些阶级在前工业社会的任何时期，丈夫、妻子与小孩倾向于形成一经济单位，像船上的船员，其中妻子的角色居最主要。当先生不在家，她为他照看他的事务。在一小农地(指50英亩程度)，她有有限的但定义非常清楚的责任，对这责任她有完全操控权:她处理业务包括牛奶房和家禽部分，并为产品行销。若有家庭手工业，她还得负责纺纱、织布、缝手套及编结缎带。另一方面，若她的先生是位按日计酬的零工，则太太和小孩可能必须帮他做田里的粗活。她可能也在家设置一酒馆，或沿家挨户卖易腐烂物。在织布区域，家庭更是一相互依存的经济单位，因为生产体系盛行且织布完全由妇女和小孩负责。贫穷是腐蚀肉体美及情感关系的酸性物。有好几个原因能解释家庭内父亲/丈夫权威的增强。国家欲建立威权政府、故而强调威权家庭；新教改革强调家户（而非教会）作为道德和宗教操控机构的角色；加尔文教派强调原罪及“责打孩子、压制恶性”的必要；古典文学教育的传播使得越来越多孩子在学校挨打；妇女的财产权发生法律变化，家长能随己意处理地产；家长急于操控子女的婚姻伴侣、教育、职业选择；父母急于挫杀子女的锐气，因为自己在童年也经历相同的事情。

封闭的核心家庭

18世纪末有大量小说出版，这是因书价的降低造成，而书价的降低是由便宜的纸张及较大的销售量所造成。书籍销售量之所以变大，是因为有闲有学问的妇女人数增加，提供了新的需求，这些人的需求因巡回图书馆的发明与流布而获得满足。第一家这类图书馆是在1725年于巴斯设立，第二家是在1739年于伦敦设立，而到1780年代时在英国所有大市镇都能找到这种图书馆。当时一本书若印行1000本，其中就有400本被这类图书馆买走。就像一本小说的一位女主角在1785年所说：“我光顾一家巡回图书馆，一周狼吞虎咽10到 14本小说J18世纪末有大量小说出版，这是因书价的降低造成，而书价的降低是由便宜的纸张及较大的销售量所造成。书籍销售量之所以变大，是因为有闲有学问的妇女人数增加，提供了新的需求，这些人的需求因巡回图书馆的发明与流布而获得满足。第一家这类图书馆是在1725年于巴斯设立，第二家是在1739年于伦敦设立，而到1780年代时在英国所有大市镇都能找到这种图书馆。当时一本书若印行1000本，其中就有400本被这类图书馆买走。就像一本小说的一位女主角在1785年所说：“我光顾一家巡回图书馆，一周狼吞虎咽10到14本小说“。18世纪的男人常是拥有许多休闲时间的男人，他们能花费许多时间在教育家里的孩子。洛克将小孩比喻为一张白纸，恰好符合当时“仔细看顾能有效促进家畜品质”的科学观点。17，18世纪上层阶级生活方式上最显著转变是对个人隐私的日益强调。15、16世纪的大家宅是由无走廊的连锁套房构成，因此穿行的唯一方式是借通过他人的卧房。然而，到了 17世纪末18世纪，家宅增添了走廊空间，走廊如今使得人能在不侵犯他人隐私的情况下于家宅内游走。农人、店老板及工匠需要更多居家隐私的一件证据是，学徒和未婚雇佣劳动者逐渐搬离主人家。结果，雇主对青少年劳动力的操控减弱，报酬的非金钱成分—— 免费的食物及免费的住宿——被金钱工资取代。此显示劳资关系中家长作用的衰退，及核心家庭的日益孤立。

婚姻安排

就撮合婚姻权而言，社会里有四种基本形态。第一种形态是选择完全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而不考虑新郎或新娘的意见。第二种形态是选择是由父母、亲属、家庭等“友人”来作,但子女被赋予否决权（双方父母、亲属同意婚配后会举行一两次会面，当事人若不喜欢对方则可否决父母的决定）。否决权只能行使一两次，且倾向于让新郎而非新娘行使。否决权背后的概念是情感就维系一婚姻而言是重要的，而情感能在任何未在初见面时显出对对方反感的情侣间慢慢发展。在一谦恭社会里，此是一合理假定。第三种（应个人主义兴起而生的）形态的选择是由孩子本人来决定，但这选择必须考虑到双方门当户对，而父母则保有否决权。第四种（到本世纪才出现的）选择是子女自己作决定，只把决定的结果告诉父母。在此形态范围内，家庭越有钱、越有势力，权力越可能由父母来行使。再者，当时长子尤其暴露于父母压力，因为在长子继承制下他们继承大部分财产，他们的婚姻因此对家族未来很重要。女儿也处于弱势，因为她们唯一可靠的未来在于婚姻。决策权之分配有四种基本形态，结婚动机也有四种基本形态。第一种也是最传统的结婚动机是家族的社经政治巩固。第二个动机是个人情感、伴侣关系及友谊，双方在长时期相处后，基于对对方的道德、知识、心理素质的了解，认为彼此有机会长相厮守。第三个动机是（由婚前某种程度的相互实验刺激而出的）性吸引，这种可能性整体来说只对（涉足贵族家庭或王室的）离家的高阶层年轻人或（习于婚前交欢的）低阶层人士开放。第四种可能的个人动机是小说中及舞台上描述的那种浪漫爱情，当事人爱得如痴如狂，对另一人的优点切切执迷，对他（她）所有缺点则看不见，且拒绝考虑爱情以外的事，尤其不考虑金钱之类的俗事。在下层中产阶级中，父母的经济权力非常微弱(因为他们既无法以给予财产作为贿赂，也无法以收回财产作为威胁），他们对子女的控制力也非常弱（因为儿女早早离家），父权权威似在17世纪之际已全面衰退。造成此现象的另一原因是非常迟的结婚年龄（晚婚在下层中产阶级非常普遍），意味在许多情形父母在儿女结婚时已经死了，因此不能控制婚姻。而在所有情形下婚姻当事人都是完全成年的男女，他们不容易被控制，尤其难以从远方控制。不难想象，既有这些因素在，下层阶级中父亲的婚姻控制必然很弱。只有那些期望继承一些财产的人，如等待从父亲处继承一块地的农民之子，或期待继承工具、店面、工匠或店老板之子，才能被指望对父亲的指导或建议付出许多关注。问题是玛丽无法喜欢她的求婚者“大而笨重的身躯和他通红的脸”。“我认为他丑而令人讨厌；他很胖，染有痛风，经常闷闷地坐着，我认为是他性情阴沉所致。”没多久潘达尔夫先生由于为债所困加上无法赢得妻子的爱，以酒消愁。直到痛风猛烈来袭，使他卧病在床，他才停止酗酒。唯一确定的事实是大财富的继承人是最不自由的，除非他们的父母去世，而他们获得完全的财产控制权；纵使他们自由，年轻人也很可能选择金钱而非选择爱或色欲；无爱的婚姻如今被普遍认为是对通奸的直接鼓励；立基于新郎新娘自由选择和坚固情感联系的婚姻在18世纪末逐渐普遍；若干贵族、绅士阶级父母利用他们与儿女间情感联系以主导儿女的婚姻选择。我们可作合理假定：只有在个人主义及隐私已取得优势的地方，经考验的情感才普遍为年轻人所追求，或成为主导婚姻决定的较佳凭借（婚姻总是一种赌博，不管如何决定、由谁决定）。47年后罗什富科有同样反应：“英国人有大得多的机会在婚前认识彼此，因为年轻人从小就在社会走动；他们随父母到处旅行。少女结伙成群,谈天、说笑、无拘无束。有统计数据显示精英分子的初婚年龄中位数在18世纪陡然上升，女性上升到约24岁，男性上升到约土十八九岁（表三）。在这年龄，年轻人较了解自己的为人，他们的自我身份较稳固建立，他们的社会经验较多，他们的判断较成熟。

友爱婚姻

1727年，笛福抱怨在他的时代“金钱和美貌仍是我们沉思的主题”，结果是“婚姻很多，友谊很少。18世纪分居率的上升，就像20世纪离婚率的上升，是对婚姻期望上升的一种指标。因在期望低的时候，挫折也跟着低。很有可能，女性受教权提高，必在“女性要求更大择偶权、更大家庭决策权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无疑造成女性更能参与先生的生活及问题，且它可能也造成对婚姻内的性更放松的态度，及更大的节育意愿。另一方面，它造成越来越多女性完全撤离生产性工作，并有大量休闲时间在手。城里的店老板、零售商和工匠同样地靠资本来获得人生起步，因此视婚姻中的物质及情感考量为同等重要。此外，小农、店老板、工匠、零售商是一经济状况相当不稳的社会团体，经济状况很容易出毛病让全家人受累。在经历一大堆麻烦后，莱特终于了解到他除了再婚外没有选择。他的结婚动机很明朗：一些人劝我娶不会再生小孩的老女人，他们讲话的态度，好像认为我会爱上任何老女人，简单得像挑块肉来当晚餐似的。这些人似乎认为，如果一个人曾结过一次婚，有几个小孩，他必定失去人心所有的美好感情；或者如果他想再婚，他一定是着眼于金钱、利益等丑恶动机……我宁可选一位我能爱、和她在一起我能快乐的年轻女士（尽管这样做的结果几乎必然是再生小孩），也不选一位我不能爱、和她在一起我不能快乐的老女人。由于幼子的低结婚率，加上嫁奁费用提高，在18世纪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从未结婚的老小姐增加可看出。惨的是她们的低劣社会地位使她们不能享有任何伴侣关系或归属感。解决老小姐问题的三个障碍是:社会歧视（它使多数工作在好教养女性能接触到的范围之外）；女性的非职业教育训练；工作机会缺乏，使女性连想当店员都难。19世纪初，米尔视女性教育的缺陷为老小姐问题的根本肇因：“女性所受的教育，使她们无法自力更生，而一定需要男人的扶持……她们所受的教育，使她们无法在世上单凭自己立足……单身女性因此被自己及他人视为一种社会渣滓，无用处、功能或职务。18世纪中叶时奥利佛・ 哥尔德斯密斯仍旧深信由小说引起不切实际的期望所造成的损害：“那些婚姻幸福的画面是多么迷惑人、多么具有破坏性。它们使年少心灵幻想根本不存在的美与快乐、轻视人生的小幸福、期望不切实际的东西。”使事情更糟的是，小说读者多数来自中等阶层，而小说题材通常得自乡下大地主阶级或贵族。社会中、上阶层的妇女逐渐成为懒惰者。她们将家务交给管家，借避孕手段降低生育责任，并将时间花在读小说、上剧院、玩牌、访友这类事上。这是因为她们被教开拓”那细致温柔及精致感性”。结果是妇女游惰之风弥漫于整个中、上阶层。没多久就有越来越多妇女觉得受挫。1853年玛丽耶塔•格雷 (Marietta Grey)在她 的日记里抱怨：“女人，从酪农场、糕饼制造、储藏室、蒸镭室、养鸡场、菜园及果树园解放出来，却发觉自己无重要事业可以投入。此外，亲属关系的衰退带来世系群重要性的严重丧失，“自己是过去与未来世代间的联系”概念亦丧失。越来越少人知道他们的曾祖父是谁，且越来越少人在意。“存有大链”的家族面向不若过去重要，个人成为无过去的原子化单位。他不再与一件财产或墓园里墓碑联系，也不再与家族系谱中的姓名联系，我们可以说他失落了他的过去，但在这过程中成就了他的自主性及现时的自我完成。妇女挫折感的另一来源是结婚动机从具体的权力、地位、金钱动机，移转到抽象的情感动机,这可能对男性较有利而对女性较不利。这是因为一般人认为求爱主动权应在男方而不在女方。前者因此能自由追随他的个人倾向，但后者就较被动。导致婚姻不和的另一问题是由富有女性所受的教育所引起。女孩在家庭保姆及女家庭教师娇宠下，未被教导克制脾气或口舌。男孩在家被母亲、姊妹、保姆及女家庭教师宠坏。他们然后被送到公立学校及大学的粗鲁男性世界，因此被剥夺了女性伴侣（除了下层阶级妓女及酒吧女）。父权体制的衰微不仅带来老者权威的丧失，而且带来老者的角色与价值的哲学性重估。

亲子关系

儿童玩具市场的形成显然是由社经发展造成(社经发展创造出一大群有钱为儿女买玩具的父母)。身份竞争无疑也在刺激对儿童玩具的需求中扮演角色。但重要的是大群父母现在愿意以买给孩子昂贵玩具、书籍来娇养孩子。英国显然正迈向一孩童取向的家庭类型。18世纪中叶之际，也有视觉艺术证据显示亲子间日益亲和的关系，这在日渐受欢迎的家庭肖像画里可以看出，小孩在这类画里不再摆出僵硬、拘谨的姿势，而摆出显示与父母亲和关系的姿势与态度。、孩童取向的社会要发展，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孩子应比16世纪初、17世纪、18世纪初的孩子较不易早死。套句经济学家的话，孩子的价值随他们的寿命延长而增加——尽管同时他们的养育费也增加。对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一 农夫、工匠、小零售商、贫农及一般劳工而言，养儿的主要考虑是两种纯经济因素间的衡量。一方面，这个阶层的每个人都明白他们一旦变老，就无法干手艺或做庄稼活儿，这时候要是无法获得一笔退休金，他们是会跌入赤贫的。鉴于当时的儿童高死亡率，可能需要五六个小孩，才能产生一个养家活口的人，在父母老年时照顾父母。按照此一假定，“需要子女提供廉价劳动力、期盼子女能在父母年老时对父母提供退休金”是多生子女的主要原因。此原因只对那些有远见、有足够财产、家屋空间及收入能在无经济困难的状况下抚养子女，并有信心能让子女有反哺能力的父母才说得通。对无产阶级—— 贫农及一般劳工而言，状况就不同了。在荒年，当收成失败而粮价很高，他们负担不起哺育孩子的费用，孩子成了累赘、麻烦。他们未开垦足够大的农地来让孩子有活儿做，工作前景也不好、无法期望孩子在父母年老时能照顾父母。他们的房子小到没法容纳父母、他们的收入少到无法有任何盈余来反哺父母。赤贫者因此没有生许多孩子的经济动机。保险套在17世纪末首次出现,但直到18世纪初才变得普及。用襁褓包裹婴儿的最重要结果之一，便是这方法使母亲或奶妈无法拥抱、爱抚孩子。因此，很清楚的，变化得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上的原因，为父母的好处而非婴孩的好处。近来研究显示被襁褓包裹的小孩确实比较安静、睡得多、哭得少，心脏跳动及呼吸速度减慢，且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后来会因缺乏早期刺激而发生生理或心理迟钝。用襁褓包裹婴儿的最重要结果之一，便是这方法使母亲或奶妈无法拥抱、爱抚孩子。因此，很清楚的，变化得自意识形态而非科学上的原因，为父母的好处而非婴孩的好处。近来研究显示被襁褓包裹的小孩确实比较安静、睡得多、哭得少，心脏跳动及呼吸速度减慢，且没有多少证据显示后来会因缺乏早期刺激而发生生理或心理迟钝。哺乳是项完全没有社会威望的工作，许多母亲害怕哺乳会伤害她们“美丽的乳房、坚挺的乳头”，从而伤害她们的性吸引力。我们从这些纷杂证据能得到的结论是：在18世纪末英国的若干专业人员及地主阶级圈，发展出一种相当娇宠的养儿方式。结果，有些父母宁愿疼爱子女而不愿严管小孩，成人的社交场合充斥父母和小孩的声音，无纪律、吵闹、多嘴的小孩闹得无法无天，父母习惯“在大人面前谈孩子的美言懿行“。束身在18世纪这个较自由、温情的时代依旧被施行于女孩身上的原因，是束身被认为对创造(钓金龟婿所必需的)身体曲线条件是绝对必要。襁褓让位于宽松衣服，奶妈哺乳让位于母亲哺乳，严管勤教让位于娇宠优容，距离感让位于同理心，母亲成为孩子生活中的主要角色。这些变化反映了压力的减轻，这有助于制造对世界较亲和、较少使用暴力、能与他人（尤其是妻儿）建立亲密关系的个人。在贫民中，可得的证据显示许多父母对子女的态度经常是难以预料的，有时是冷淡或残酷的。不清楚原因究竟是父母无钱照顾子女、子女早早离家，或是较仁慈的感情是穷人负担不起的奢侈品。贫穷文化不鼓励远见，因为穷人的生活过分受命运—— 坏收成、失业或生病一 支配，以致他们无法为未来作理性算计。他们容易对子女有时很好，有时冷淡，有时相当残酷。要是他们对子女残酷，那是因为他们需要对某人发泄挫折，或因为他们无法预见他们行为的后果，或那是他们自己被养育的方式，他们因此视苛待为正常、正确的教育方法，或因为他们受限于经济无其他选择。在一个对动物经常相当残忍的社会，小孩容易被以类似态度对待。迟至 1846年，一位敏感的上层阶级妇女仍指出，何长期住在乡下的人都必然知道穷人的孩子是被拳头及尖刻言词所养大的。”为了这个缘故，她坚决反对将处罚上层阶级小孩的权力交给保姆或佣人，因为后者会“以拳头及尖刻言词加诸小孩”。对那些没有财产、安全感或前途的人而言，小孩有时是十足的讨厌鬼。供子女食宿需要钱，妇女分神照顾子女影响赚钱机会。纵使小孩7岁后能被雇用(在许多乡下地区小孩从事看守动物、捡柴、吓鸟等工作，到工业革命早期童工变得更加普及)，小孩还必须被养育7年。如果太太每两年制造一个孩子，这个家庭可能因此必须喂养三或四张无生产力的嘴，这是许多家庭根本负担不起的重担。1674年在威克菲(Wakefield)有个穷人“因为孩子偷了块 面包吃而吊死孩子；另一个小孩说：'爸，别吊死我，我没偷面包'这样的故事令人闻之鼻酸。他的太太定时怀孕，照顾孩子使她无法做他的帮手。她也跌入沮丧，因为“她一怀孕，就十分担忧我们的经济状况”。尽管她在生产三日内就能下床煮饭，养育小孩减损了她的赚钱能力，子女的增加拖垮了原已差劣的家庭生活水准。无产者比例增加的一个结果是非婚生儿率的提高，原因将在后文讨论。私生的增加无可避免地刺激一些杀婴及大量遗弃，因为没有经济支持的未婚妈妈的困境坏到足以鼓励一些心急如焚的妇女杀掉她们的新生儿（更多女性留小孩在街上让他们自生自灭，或让他们被好心的过路人、教区少年院或弃儿医院收养）。小孩被交到穷困、肮脏、衰老妇女之手，一个女人照顾三四个小孩，有时和孩子一起睡。这些女人的收入非常少，她们被引诱拿走捐给穷小孩的面包、牛奶。小孩哭着要食物，保姆打他，因为他哭。如此因殴打、饥饿和肮脏的空气，因着虱、痒、污秽，他很快便领受他的死。即使活下来，前景也不乐观。女孩经常被交给“凶恶的主人,不是沦为主人性欲的牺牲品，就是沦为苦活儿的奴隶”。这些还算是幸运的，有些人沦为罪犯的奴隶，女的成为娼妓，男的成为盗贼、扒手。有些人成为富人的马前卒；另外有些人被乞丐断肢送到街上乞讨以博取同情。法律对乞丐伤人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1761年一名女乞丐被控“挖出孩子眼睛”以博取同情，被判两年徒刑。弃婴部分是私生率上升的产物,但更多是贫民经济危机深化的结果。

性

由于膳食差及日晒雨淋，很可能疾病在穷人间比在富人间更普通。许多赤贫者亦受苦于营养不良，尤其在收成欠佳的年月。热量摄取严重不足将多少减少男人的性冲动，并大大减少女人的性冲动。纵使营养充足，田里劳动的体力消耗也会减少性欲。一般而言穷人似乎在性方面较有闲阶级来得谨慎、保守。不愿剥光衣服的态度在贫民中尤其普遍。一位法国医生肯定前戏过程在农民之中大体不存在。结果，近代初期下层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性活动被描述为“男在上，女在下，很少前戏，快速射精，男性对女性高潮不关心”。一位17世纪对纵欲采取严格反对立场的俗人评论者是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他认为“过分频繁的性交会钝化视力，减弱记忆，引起痛 风、瘫痪、削弱弄衰身体，并缩短寿命”。此一观点在笛福于1727年刊布的一本小册子里被反映出，在其中他也警告性放纵会造成“瘫痪和癫痫、虚弱、关节颤抖、面容苍白委顿、消瘦、精神委靡及其他讨厌的病”，更不要提老年时的性无能了。另一方面，据说有些上了年纪的男人之所以娶年轻妻子就是为了想靠对妻子的爱人提出法律诉讼来赚钱：“多数人靠当丈夫赚钱，我们靠‘戴绿帽'赚钱 “。越来越多男人以手淫或嫖妓手段度过越来越长的性成熟阶段。专业人员及商人生活的经济不定、中产阶级女性教育的改善、从富裕沦落至贫穷的女性工作机会很少，意味富有男人不难找到美丽高贵女性来当伴侣或情妇。法国长久以来一直是色情文学、图片的主要来源，迟至1753年仍有人对“大量猥亵品每日从法国倒入”的抱怨。伊丽莎白性欲不足的一个原因是她经常生病。整个1660年代初她受苦于严重经痛，这使她每月卧床7天。1663年她的阴道部位长了一脓疮，这有时使夫妻无法性交、有时使她在性交时非常痛。佩皮斯的冒险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他用他的政府职位来取得性优惠，而别人则用性优惠来取得晋升。很难弄得清在这类交换中是谁在利用谁。身为海军委员会行政长官，他能行使多项工作的人事权，因此他不犹豫用此权来谋自己的利益。诚然，与他上床的女性都靠他来为丈夫谋工作晋升。他为他第一位且最持久的情妇贝蒂的先生马丁谋得（船舰）事务长的职务，尽管他不怎么欣赏马丁的能力。马丁太太不断满足佩皮斯的性欲，而她先生则不断在工作上晋升。

贫民的性行为

生活环境十分差，以致在19世纪下半叶前的庶民中，家人一同生活、工作、吃、睡在一二间房。在这种状况下，父母或住在家中的已婚孩子的性隐私是不可能的，而孩子从幼年起就必已熟悉做爱的景象与声响。妓女不只由贫穷滋养，也由穷人阶级的滥交文化滋养。对一些女孩而言，卖身比靠一天做14到 16小时裁缝工谋生容易许多。许多女人是由于当了未婚妈妈才去当妓女，非婚生育的增加因此必然提高了妓女的供应量。为上流人士抛弃的情妇也会去当妓女。按笛福在1725年的说法，更多妓女是伦敦年轻女仆阶级的成员，她们由于失业而被迫“卖身或饿死”。“这是我们的街道满是妓女的原因。因此许多妓女到处流浪，从妓院到主人家，从主人家到妓院，颠沛流离。”笛福不赞成这种生活方式，宣称这些女孩“既当不成好妓女也当不成好佣人”。但有关18世纪工作机会的残酷事实是，开放给来自穷家庭未受教育的女孩的唯二工作是当妓女及缝纫女。由于工作不易，这两者经常混淆。晚春和初夏高峰可能是由较暖天气所提供的较大隐私造成。仲夏收获季节的低谷相当令人费解：可能的解释是田里非常重的劳动造成的。体力衰弱，或赴外地劳动造成的家人分离、营养不良(因为食物价格在新的收获季节来临前总是很高)。另一方面，食物价格和怀孕都是在5、6 月达到高峰，而怀孕周期对镇民和对农人都适用。医生建议在盛暑戒绝性交，但这建议似乎不可能会影响富有精英外的任何人。由于这周期随都市化、现代化逐渐消失，无理由认为这周期支持任何自然女性怀孕周期理论。事实是我们不知道这周期的解释。在放松英国人对于性行为的看法上远为重要的，是 1660年后对 1650年代政府借军法厉行清教徒反欢乐原则的反动。1650年代时，舞台剧、赛马、斗鸡、五朔节花柱及妓院都遭镇压；酒馆被严格限制数目，通奸可处死刑。结果恰是清教领袖所期望的反面。未制造一新生的神的国度，他们创造一极端怨恨政府干扰他们正常娱乐的社会；一个以嫌恶对待一切宗教狂热的社会，这社会最后拒绝清教对人与自然及神的关系的看法，否定欢乐的罪性。此一文化变迁在17世纪末、18世纪以三种方式影响贫民的婚前及婚外性行为。第一种方式是国家和教会对性行为加诸的控制放松;第二种方式是孩子对性行为道德标准的敬意降低；第三种方式是性行为道德标准本身发生变化。由于第一种方式，迄今支配性行为一般做法的严格道德法则如今因宗教及世俗处罚放松而崩溃。由于第二种方式，发展出一严重代沟冲突，孩子拒绝父母的道德法则。由于第三种方式，有中世纪习俗的复兴现象，在此复兴下性交获准在正式订婚后、婚礼前发生。在乡下社区，有经济诱因让即将做父亲的人娶怀孕女性，因为，如一评论者在1804年指出的：“双方都很穷，因此他们必须努力使其子女合法，俾能确保名声，并获得生计。”未婚怀孕的处罚在18世纪因此对母亲和孩子是非常重。前者可能失去工作，可能被送到感化院，最终被逼为娼。由于母亲有隐藏生产的很大动机，小孩可能在头几小时就被谋杀，或被遗弃于街道，死在那儿或被抛到济贫院。婚前怀孕的大幅增加的第二个经济解释在于家庭手工业、工厂的扩张，这使年轻情侣得以自力更生。他们因此能反抗父母、社区规范，而投入婚前性行为，知道就算怀孕发生，也没有阻挡早婚的经济障碍。“道德的衰微跟着农业的衰微而来。”一个瑞士观察者在1801年这样悲叹。非婚生育的增加是由反抗习俗、规避娶怀孕女孩之责的父亲造成。这可能大半是由(为贫穷所迫拖延婚姻以致拒绝履行婚姻承诺的)乡下无产男性之数目增加造成。许多乡下无产男性为人口压力所迫离开村庄而到市镇找工作，而有越来越多年轻女人也被迫离开家到都市帮佣或进入制衣业。怀孕且被遗弃的年轻女性增多，其中许多漂流到疾病充斥、无前途的卖淫业，成为性剥削的受害人，有证据显示婚前怀孕不只与经济弱势、低社会地位相关，也与失学相关。

结论

死亡的无所不在影响了社会所有阶层的情感关系，任何个人所受到的情感关注都不多，尤其婴儿受到的关注更少。一个结果是婴儿被父母疏忽，这进一步减少了婴儿的寿命。这种状况鼓励了“家庭是一群可替换的人”的观念。晚婚也意味家户形成倾向连续式而非同时发生式。此加快社会、知识变化，因为结婚者的父母经常已死亡，因此不再能将他们的意志及价值加诸新家户。养儿方式，尤其是用襁褓包裹婴儿、小孩任由奶妈照顾、用暴力挫杀小孩的势气，易造成人的特殊心理特征：怀疑他人、易使用暴力、无法发展与别人强烈情感联系。结果是家人间情感冷淡、疏远的家庭类型，而这是和近代初期英国层级分明、威权、好讯问的集体主义社会之基本价值及组织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孩子有较大配偶选择自由。孩子多半很早离家到别人家当佣人或学徒，因此能自由选择伴侣，甚至在求爱过程中沉迷于某种性实验。他们既不被财产交换的负担拖累，也不倚赖父母对婚姻的同意。另一方面，由于孩子也是家庭经济单位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从幼年起就受到身体及心灵压制。其次，累积家具、劳动资本以建立一独立家户的需要，强迫穷人孩子延迟婚姻直到性成熟后10到16年。他们在结婚时机、人选上的选择自由因此受到经济考量的严格限制。移民者远离了亲友联系，因此能自由发展有关贞操、婚前性行为、为爱结婚、个人自主性等等的新价值及意识形态。这种说法似乎很有道理。第二种价值是包围中世纪晚期人的威权及扈从意识。这由向长者脱帽的姿势而被仪式化，并经由不断教导而被内化。存有大链理论一 宇宙万物呈阶序式排列理论- -使视君主为超级男家长(super-patriarch)、 父为小型君主为自然的事。这些价值依耐斯比所述也被16世纪以降的社经政治变迁破坏。“社会稳定”这项传统价值依耐斯比所述被日增的地理、社会、职业流动破坏。但若我们知道有产阶级的流动在1660年后是呈下降,则此说是有问题的。17世纪末、18世纪，英国城镇里的学徒比例日增，而非日减。都市移民日益从近距离移入。另一方面，越来越多人变得无产，而当 18世纪的人口扩张取得动力，越来越多人涌入城镇。年轻成人如今很少自然死亡，结果情感成了可能在一起逾50年的人的必要联系，而离婚成了联系崩溃时的必要安全阀。婚姻如今是高风险事业。无疑，变化本身有负面及正面特征。首先，权力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妻子、小孩日增的自主性意味先前给予年长男性的尊敬与威权减少，年长男性的身份地位必然降低。再者，亲属关系的衰退剥夺了妻子许多外在协助，而这些协助是她过去在遭遇家庭生活困难时可得到的。她如今缺乏婚姻发生冲突时的支持以及婚姻发生严重失和时的劝告：她的生活变得较孤立、沉闷，而孩子由于缺乏亲戚分担养育教育重担而成长较慢；她的生活在孩子离家后变得较空虚且缺乏社经功能。此外，对世系群及祖先敬意的衰退、“自己是血缘、财产、传统传递的受托人”观念的衰退，造成自我定位不易，而孩子延迟进入成人生活更改变了童年的性质，并创造了“如何处理大群有成人冲动却无成人责任的青春期孩童”问题。最后，18世纪末、20世纪末许多中、上阶级家户高度娇宠的育儿方式，产生了大群纪律差且社会适应不良的孩子，他们成长为需索无度的成人。有些在终身的游手好闲中浪费生命，有些最终在福音主义里找到生命方向。

《2007进化心理学》

进化心理学的基础理

第一 ，男性骨骼上的骨折和凹痕远远多于女性。其次，伤痕位置主要位于头部和胸部的左侧前方。这说明攻击者是右利手。仅仅依据骨骼化石的记录, 我们还不能断言男性之间的争斗是人类祖先社会生活的一项主要特征。同样，我们也不能断言进化使得男性具有更多的身体攻击性。拉马克 （1744— 1829） 是 最 早 使 用 “生物学”一词的科学家之一，他把对生命的研究看做一门独立的科学。拉马克相信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导致了生物物种的变化:第一，每个物种都有朝着更高形态发展的天然趋势;第二，获得性性状是可以遗传的。拉马克曾说，动物必须为了生存而斗争，斗争会促使动物的神经分泌出液体来增大斗争中可能会使用到的器官。比如，长颈鹿进化出了长长的脖子，是因为它们必须设法吃到高处的树叶（近期的研究表明，长脖子在求偶竞争中也具有重要作用）。拉马克相信，长颈鹿的这种努力导致了脖子的长度发生变化，而这个变化能够遗传给下一代，这就是 “获得性性状是可以遗传的“。关于生命形态演变的另一种理论是由居维叶（1769—1832） 提出来的，他的理论称为灾变论(catastrophism)。这个理论认为，突发性的重大灾难(比如小行星撞击地球)可能导致物种灭绝，从而结束一个生命周期，然后有新的物种出现取而代之。达尔文之前的生物学家也注意到，一方面生物物种多种多样，另一方面某些物种之间却拥有惊人相似的结构。比如，人类、黑猩猩和猩猩的手和脚都有五个指头。鸟类的翅膀和海豹的鳍肢非常相似。因此，有人推测也许其中一种是由另一种演变而来的(Daly & Wilson, 1983 )对这些物种的形态进行比较后，人们发现，物种不是固定不变的。这个问题引起了科学家和神学家之间的激烈争论。更多生命形态演变的证据则来自化石的记录。从较古老的地质层中发现的骨骼与较新的地质层中的骨骼是不一样的。科学家因此推断，生物体的结构在世代中会发生演变，否则这些骨骼就不可能不一样。另一个关于生物演变的证据来自对不同物种的胚胎发育的比较研究(Mayer, 1982 )生物学家注意到，尽管物种之间迥然相异，但是其胚胎发育过程却极其相似。比如，在哺乳动物、鸟类和青蛙的胚胎中，在靠近支气管裂口的地方都有一根特别的环状动脉。这个证据也许意味着，这些物种在千百万年前都源自同一个祖先。直到 1859年之前，所有这些证据已经表明生命形态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些相信生物体的结构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的生物学家把自己称为进化论者。此外，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还观察到一些重要的现象：不同物种所拥有的特征似乎都是有功能的。比如，豪猪的刺让它可以抵御猎食者，海龟的壳是为了保护柔软的身体免受天敌攻击，很多鸟类的喙可以帮助它们凿开坚果。这些显而易见的功能性特征在自然界非常普遍地存在，它们也需要加以解释。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者始终缺少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应该能够解释生命形态是如何随时间而发生变化的，以及具有特殊功能的结构，比如长颈鹿的长脖子、豪猪的刺是如何形成的。这些生物学现象需要一种因果机制来予以解释。查尔斯•达尔文的理论正是这样的一种机制。达尔文在托马斯•马尔萨斯于1798年出版的《人口论》中找到了揭示生物适应器的关键。通过这本书，达尔文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生物体实际上的数量远远多于能生存并繁衍后代的数量。于是，个体之间一定存在“生存竞争”，通过竞争，有利的变异得以保留，而不利的变舁则慢慢绝迹。这个过程一代接着一代地重复，最终的结果就是产生了新的适应器。更正式地说，达尔文对生命谜题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 ) 理论，它包括三个基本要素：变异 (variation)、遗传 (inheritance)和选择 (selection) 首先 ，生物体会以各种方式发生变异，比如翅膀的长度、鼻子的力量、骨骼的大小、细胞的结构、格斗能力、防御能力和社交策略等。变异是进化过程发生作用的必要条件，它提供了进化的 “原料”。其次，只有一部分变异是可以遗传的--也就是能够稳定地从亲代传递给子代，然后继续世代相传。而另一些变异，比如偶然的环境因素导致的翅膀变形则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只有那些可能遗传的变异才能在进化过程中发挥影响。达尔文理论的第三个核心要素是选择。拥有某些特定遗传特征的生物体会产生更多的后代，因为那些特征有助于它们在生存和繁殖的任务中表现更好。例如，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芬茨鸟的基本食物来源是树上或灌木中的坚果，有些芬茨鸟的鸟嘴具有特殊的形状，使其更容易啄开果壳吃到里面的果肉，那么这些鸟将比其他鸟更容易存活下来，并把这种特征遗传给后代。如果某个生物个体繁衍的后代比其他个体更多，那么它所拥有的特征出现在其后代身上的机会更大。由于繁衍是生存的必要条件，所以它在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为了解决自然选择理论所面临的窘境，达尔文提出了第二个进化理论:性选择( sexual selection ) 理论。自然选择理论主要关注那些与生存相关的适应器的进化历程，与之不同的是，性选择理论则集中于讨论与求偶活动相关的那些适应器。达尔文认为性选择有两种主要的运作方式。第一种称为同性竞争(intrasexual competition ) ,即相同性别的个体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目标是获得与异性交配的机会。性选择的第二种作用方式是异性选择(intersexual selection ) , 或者叫择偶偏好。如果某一性别的成员一致认为异性的某些特征正是其所希望的，那么拥有这些特征的异性个体就会获得更多的配偶。而那些不具备这些特征的个体则得不到配偶。择的另一个关键特征是渐进。当我们以人的生命长度来衡量时，变化是难以察觉的。长颈鹿的短脖子祖先不是一夜间就变成了长脖子的，这样的演变也不是短短几代就完成的。这个过程往往需要经过几十代、几百代、几千代。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经历了数百万代的渐进选择过程，才将生物体塑造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样子。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认为，某种适应器在渐进性的进化过程中的每一步都能够让当时的个体获得某种优势。亦即，未完全进化的翅膀和眼睛在它们发展完全之前，也一定能够让有机体具有某种适应性优势。现在我们知道了，那些未进化完全的形态的确让有机体具有了某种生存优势。比如，未进化的翅膀虽然还不能让鸟儿飞起来，但是它能够让鸟儿保暖，也能使得鸟儿在捕捉猎物或躲避天敌时更加灵活。哈密尔顿提出，自然选择将倾向于保留那些有助于有机体基因得以传递的特质，无论有机体是否直接繁衍自己的后代。亲属身上携带有我们的一部分基因拷贝，所以我们会帮助亲属，而亲代抚育—— 即对于自己孩子的投资——只是亲属互助的一种特例而已。有机体可以通过帮助自己的兄弟姊妹、侄子或侄女、外甥等亲属的生存和繁殖来扩大其自身基因的传播，因为这些亲属都携带有与他相同的部分基因。哈密尔顿的天才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经典适合度的定义过于狭隘，应该扩展为广义适合度 （inclusive fitness ）。广义适合度理论开启了一个被称为“基因之眼看世界”的新纪元。假如你是一个基因,你会怎样来促进自己的复制？首先，你得保证你的宿主的生存。其次，你需要促使宿主繁殖。第三，你还可以帮助那些携带有你一部分基因拷贝的其他个体的生存和繁衍。当然，基因不会思考，上述过程也不可能有意识地发生。关键在于，基因是基本的遗传单元，在遗传过程中它会完整地传递给下一代。在进化过程中，那些能够增加自己繁殖成功率的基因将会取代其他基因。适应正是通过广义适合度而在进化过程中被选择出来的。例如，根据群体选择理论，一个动物个体可能会限制自己的繁殖率，使整个群体的数量维持在较低的水平，从而避免耗尽整个群体赖以生存的食物资源。同样地，根据群体选择理论，只有当整个物种拥有某种有利于群体的特质时，这个种群才能存活下去。那些自私的种群则会因为过度地开采整个种群所依赖的生存资源而最终消亡。威廉斯令人信服地证明，尽管群体选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是它在进化过程中只是一种微弱的力量，具体理由如下。试想，如果鸟群中有两种不同倾向的鸟：一种为了避免食物资源耗竭而自我牺牲地选择了自杀；另一种则不管食物还剩余多少，都自顾自地狂吃不止。那么，到了下一代，哪种鸟可能拥有更多的后代呢？答案是显然的，自杀的鸟因为少有或根本没有繁殖的机会，因此会绝种 ；而拒绝为群体牺牲的鸟会存活下来并繁衍更多的后代。也就是说，作用于群体内的个体差异的选择力量超过了作用于群体的选择力量。比如，汗腺就是一种适应器，出汗能够处理调节体温的问题。味觉偏好也是一种适应器，它能够指导我们成功地摄取有营养的食物。同样地，择偶偏好这种适应器能够让我们选择有价值的配偶。对一个孩子而言的最佳策略（最大化地享有父母的资源）并不是父母养育子女的最佳策略（将资源平均地分给每个孩子 ）。由于进化过程发展得非常缓慢，生物往往要在特定的选择压力下经历数千代的生命周期才能体现出变化，因此，当前人类的设计实际上是更早时期的环境选择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现代人长着石器时代原始人的大脑。比如，现代人对脂肪的强烈偏爱，是因为过去食物资源稀缺的环境中形成的适应器，但是在现代环境中它却可能导致动脉阻塞和心脏病。塑造我们的心理机制的环境(绝大部分选择环境都来自早期的“狩猎一采集”时代)和我们当前的生存环境之间存在极大的时间迟滞，这就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进化形成的心理机制对当前的环境而言可能并不是最优设计。实际的情况可能是，“迁徙”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种群数量膨胀并逐渐向资源丰富的地区扩散。尼安德特人的牙齿上有严重磨损的痕迹，这说明他们经常咀嚼较硬的食物，或者用牙来软化皮革以制作衣服。弗洛伊德认为，性不仅仅是成年人独有的动机，而是人在所有年龄阶段的基本驱力，从初生的婴儿直到耄耋老人，概莫能外。而我们所有的心理结构，都不过是性的宣泄渠道。美国人常常佩戴耳环和戒指，但是有些非洲人则在鼻子上穿上骨刺，在嘴唇上刺青。中国大陆特别推崇婚前贞洁，瑞典人却认为成年的处女有点奇怪(Buss, 1989a)。许多伊朗妇女用纱巾将自己的全身，包括头发和面孔都遮盖起来，而有些巴西妇女却穿着“牙线比基尼”，几近于完全赤裸。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是他对进化生物学的最高贡献，该理论包含三个必要成分：变异、遗传和选择。如果你光着脚走几个星期，你的脚底板上准会长出厚厚的茧子来。茧子产生机制——当脚底的皮肤受到了反复摩擦后，会生成大量新增的皮肤细胞—— 能让你的脚底板免受伤害。你的脚之所以拥有产生茧子的机制，完全是拜自然选择所赐。通过选择而发生的进化是一个创造的过程；产生茧子的机制就是这种创造过程的适应性产物。这种机制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过去的进化历史中，那些拥有某种特定基因( 比如能诱发茧子产生的基因)的祖先能够在他们的皮肤受到摩擦后长出额外的新皮肤。与那些没有这种基因的人相比，这种额外因素有助于他们更好地存活下来，并成功地繁衍后代。肚脐眼并不是适应器，它不能帮助我们捕获猎物或避开捕食者。但它是脐带这种适应器的副产物。脐带的功能在于让胎儿从母亲那里获得营养。第一，女性对子女投资巨大，所以她 们进化了非常挑剔的择偶倾向（从亲代投资理论中得出的标准预测）。第二，女性选择的内容应该反映进化历史中能够增加她们子女的存活和繁殖成功率的因素。所以，研究者假设女性已经进化了对这种男性的偏好：拥有资源并愿意把资源投资在她们及其子女身上的男性。我们称之为关于进化的心理学假设，是因为它提出了一种特定的心理机制——一种期望—— 这种心理机制被用来解决女性所面临的特定的适应性问题，即寻找那些有能力为她的子女投资的男性作为配偶。以一个常见的、已得到科学研究证实的现象为例。这个现象就是，女性的外貌是她们对男性产生性魅力的重要因素。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论的指导。心理学家德文德拉•辛 格 (Devendra Singh ) 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腰围与臀围的比率 ，也叫做腰臀比(WHR) (Singh, 1993 )。低腰臀比是指腰围比臀围更小，它常常与高 生育力有密切关联。原因有二：第一，临床表明低腰臀比的女性比高腰臀比的女性更容易怀孕；第二，高腰臀比的女性往往更有可能存在心脏病和内分泌问题，而这两种因素又和低生育力关系密切。所以，辛格认为男性应该会更喜欢低腰臀比的女性，而男性之所以进化出这种偏好，是因为这个身体线索与女性的生育潜力存在高度关联。比如，成熟的新鲜水果往往比腐烂的水果富含更好的营养物质。一般而言，年轻健康的人会比年老体弱的人拥有更强的生育能力。而择偶所包含的问题也不少，比如选择配偶、吸引配偶、留住好的配偶和放弃坏的配偶。在狩猎一采集社会中，优秀的狩猎技巧会带来很高的声望。在学术界，有人发表了许多优秀论著，并被同行频繁引用，这样的人具有较高的声望。在另一些文化圈里，文身的数量、摩托车的大小以及弹吉他的技艺等都可能与声望有关。人们学习声望的标准，通常是通过观察大家的注意指向——那些高声望的人往往是大家最关注的对象(Chance, 1967 )。那些受大家关注 的人，学习他们的品行、衣着以及行为方式，然后我们就学会了我们当地文化中的声望标准。你得出了这样一个假设：如果没有男性愿意承担责任并给予投资，那么年轻的女性更有可能比年老女性选择将胎儿流产。其中的进化逻辑是这样的：由于年轻女孩还有很长的生育时间，所以她们能够“承受”放弃当前这个孩子所面临的损失，并且等到更加适宜的时间再去繁殖新的后代。但是，年长妇女再次怀孕的机会却相对较少。当然，在比较物种内的不同个体时，并不仅限于年龄这个因素。我们可以比较贫穷的个体和富有的个体来检验这样一个假设：穷人会采用“更为冒险”的策略来获取资源；而富人为了保护他们的资源通常显得更加“保守”。我们也可以比较拥有很多同胞兄弟的女孩和独生女孩，看独生女孩是否更容易受到其他男性的欺侮。一开始，进化论指导我们考察以下几个范围比较广泛的适应性问题：1 . 生存和成长的问题：让有机体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2 . 择偶问题：选择、吸引并留住配偶，完成繁衍所必需的性行为。3 . 抚养问题：帮助后代生存和成长，让后代存活到能够繁殖的年龄。 4 . 帮助遗传亲属的问题：帮助拥有你的基因拷贝的遗传亲属成功地繁殖。群居通常意味着各个成员之间生活得非常接近，所以个体之间必然会为了获取生存和繁殖资源而发生更加激烈的竞争现象。

生存问题

人类不仅依靠食物来为身体提供能量，还通过分享食物来增强自身的求偶吸引力和巩固社会关系。选择食物的问题对于杂食动物特别重要，因为它们不仅吃植物，也吃动物。人和老鼠就是这样的杂食动物。杂食动物的食物丰富多样，包括各种植物、坚果、种子、水果和肉类，这就增加了中毒的机会，因为毒素在植物界是广泛存在的。一种精辟的进化论观点认为，植物的毒素本身就是一种适应器，它有助于减少植物被吃掉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似乎可以这么说，虽然毒素帮助植物免于被食，但它们却对以这些植物为食的人类和其他动物有害。事实上，我们的祖先一直在和植物抗争。渔夫展示自己所捕到的鱼，农民炫耀自己的庄稼，猎人则吹嘘自己猎杀大型动物时的神威。一个男人如果没有能力获得食物，他在人群中会丧失尊严。像美国和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人们在食物上的花费占他们收入的21% ,仅次于在休闲娱乐活动上的 开 销 (Rozin, 1996)。而在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比如印度和中国，人们将50% 的收入都用在了吃饭上。不过，全世界的人们都把婴儿抚养期作为食物选择的核心阶段。对儿童而言，若想在生命的早期阶段存活下来，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选择吃什么和不吃什么 。人和老鼠都不喜欢苦味和酸味的食物，因为这种味道往往意味着食物含有毒素。支持兰厄姆的烹饪假说的证据包括:(1) 烹饪可以提高食物的净能量价值；(2) 烹饪能让食物变得更容易消化; (3) 烹饪技术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4) 人类的大脑在执行其功能时需要消耗大量的热量，而纤维质的水果以及其他未加工的食物难以提供足够的热量；(5) 如果只吃未加工的食物，那么人类的食谱将会非常贫乏，很多女性会因此而丧失生育能力。第一，在 30种已经做过严格分析的香料中，每一种都能够杀死食物中的部分细菌。你可以猜猜哪些香料是最有效的杀菌剂，答案是洋葱、大蒜、多香果和牛至。第二，气候越炎热的地区，食物中的香料越多，而且香料的味道也越浓烈，这是因为在炎热的地区高温会加快有害微生物的繁殖速度,不冷藏的食物非常容易变质。比如在气候炎热的印度，通常情况下菜里面要放9 种香料，而在天气寒冷的挪威，人们通常只在菜里放2种香料，甚至更少。第三，荤菜里的香料比素菜里放的多(Sherman & Hash, 2001 )o 这可能是由于有害微生物更容易在未冷藏的肉类中繁殖，而采摘下来的植物则相反，它们自己就含有生物化学的防御机制，因此更不容易遭受细菌入侵。总之，在食物中加入香料是我们人类设法抵御食物中的潜在危险的方法。我们的身体就像“会走路的档案馆”，其内部的资料表明我们人类食用肉类的历史由来已久 (Milton, 1999 )。让我们比较一下人类和类人猿的肠道。类人猿的肠道主要由结肠组成，那是一根很大的弯曲管道，专门被设计来消化由坚韧的纤维所组成的植物。相反，人类的肠道主要由小肠组成，这一点将我们和其他所有的灵长目动物区分开来。小肠能将蛋白质迅速分解，并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这说明人类很早就开始食用富含蛋白质的食物，比如肉类。由于肉类是非常经济而高效的食物，所以很方便带回家去喂养子女。相反，长距离地携带低热量的食物则是很不划算的。所以，狩猎假说能够很好地解释男性通过提供食物对子女进行巨大投资的行为是为何出现的。有时候，猎人在一周之内可以成功地捕获两只大型动物，但在接下来的很长时间里，他可能什么都抓不到。这些原因使狩猎者愿意超越自身家庭的界线，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共同分享肉类，而且，这种周期性的“分享好运”的行为有助于提高他在群体中的人缘。女性花在觅食上的时间往往取决于她丈夫能带回来的食物数量。如果丈夫带回来的食物较多，那么女性的觅食时间会较少。女性似乎能够调整她们的 行为来满足适应性的需要。如果丈夫带回来的食物很少，她们会增加采集时间；而当食物比较充足时，她们会将更多时间放在孩子身上，让孩子远离环境中的潜在危害。由于狩猎活动通常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所以进化选择肯定会倾向向于那些能够找到回家之路的狩猎者，而淘汰那些容易迷路的人。在指明方位时，女性倾向于使用更加具体的标志物，比如树木和具体的物体，而男性则倾向于使用更为抽象的欧几里德几何的方位词，比如 “北”和“南”。人类似乎更喜欢那些与大草原相似的环境，因为这样的环境能提供丰富的资源和安全的栖身之所。比如，人们更喜欢蜿蜒的小路，直到它一 路曲折渐渐地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人们还喜欢山，因为山后面可能存在某些东西。搜集信息也包含对潜在危险的评估。蜿蜒的小路意味着丰富的资源，但它也可能会带来狮子和蛇。所以，这个阶段的搜索活动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寻找一个供自己和家人使用的藏身之所。而且，合格的藏身之所还必须满足这样的条件，即拥有多个观察视角和逃命通道。太阳落山时一般会变得更红，影子也会变得更长，这些线索都能激发人们去选择一个地方作为暂时的宿营地。此外，人在害怕时呼吸也会加快，甚至变得非常急促，因为这能够增加氧气的吸入量以满足肌肉的活动，同时加速呼出二氧化碳。如果一个人成为了家人的负担，那他的家人的繁殖活动，以及他自己的广义适合度可能会因他的存在而受到损害。人类可能已经进化了对情境十分敏感的心理机制，用于评估自己未来的繁殖可能性以及自己给家属造成的净损失。

性行为和择偶行为的挑战

假如我们选择一个不能提供生活资源、风流而懒惰，同时还缺乏狩猎技巧、暴虐成性的配偶，那我们的生活将会举步维艰，我们的繁殖机会也将十分渺茫。相反，一个能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源、勇于保护我们和子女、愿意为家庭投入时间和精力的配偶则是一个极大的支持。正是由于我们的祖先明智地选择配偶，才能获得这种生存和繁殖上的优势，同时，许多特殊的欲望也随之进化而来。现代人类是进化过程中胜利者的后代，所以也继承了一系列特殊的择偶偏好。假如一个女性选择了轻浮冲动、感情不专的男性，她将很难维持这段关系，最后只得独自抚养子女，得不到任何物质帮助和人身保护。相反，假如她选择了一个信守承诺的可靠男性，那她的子女就会拥有更好的生存环境和发展空间，后代的数量也更多。在成千上万的世代更替之后，女性逐渐进化出了一种择偶偏好，她们更青睐那些愿意承诺并且有能力负责的男性，就如同雌性织巢鸟偏爱善于筑巢的雄鸟一样。女性还希望男性拥有一些稳定的特质，能帮助男性源源不断地获取各种资源。上进心就是其中的一种特质。比如，雄性格斗蛙担负着建筑巢穴和保护幼卵的责任。在大多数求偶过程中，雌蛙通常要对雄蛙考验一番，故意用很大的力量撞击它，有时甚至会把它撞翻或者吓走。在这个过程中，假如雄蛙逃跑或者被撞得离巢穴太远，雌蛙会毫不犹豫地离开，开始寻找其他的候选对象。雌蛙正是借助撞击这种策略来评价候选配偶能否成功地保护未来的巢穴。进化心理学假设，对称性是一种健康信号，标志着体内的寄生虫较少，对寄生虫的遗传抵抗力更强，个体在发育过程中遭受的环境损伤也更少。很明显，许多远古女性在同意发生性行为之前都要求男性给出可信的承诺，不愿承诺的男性根本无法吸引到异性。总而言之，男性之所以愿意给出婚姻的承诺，主要是因为婚姻至少具有以下七种丰厚的适应性收益:（1 ）增加吸引异性的成功概率，（2 ）有助于吸引一个更迷人的配偶，（3 ）增加亲子关系的可信度,（4 ）提高子女的存活率,（5 ）随过亲代投资提高子女的繁殖成功率，（6 ）提高社会地位，（7 ）有助于建立联盟。男性偏爱年轻女性是因为年轻女性比年长女性更容易控制，而男性通常喜欢选择容易掌控的女性。但是，倘若这是男性偏爱年轻女性的惟一原因，那么青少年应该也同样偏爱比自己小的女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类祖先可以通过两种类型的外在线索来辨别女性的繁殖价值:(1 ) 外貌特征，比如丰满的嘴唇、光洁的皮肤、清澈的眼睛、亮泽的头发、灵巧的身体和匀称的体型；(2)行为特征，例如轻盈的步伐、生动的表情和充沛的精力。这些生理特征通常意味着年轻与健康，所以也可以预测女性的生育力或繁殖价值。光洁的皮肤标志着年轻，身体完好无损则意味着健康，这些都是公认的审美标准。如果一个女性的面部肤色非常均匀，没有斑点和瑕疵，男性通常会认为她更迷人，而且也更加年轻。此外 ，面色红润的女性看起来更加健康，常常给人留下“容光焕发”的好印象。这也可以解释女性为什么喜欢涂脂抹粉，因为化妆会让她们看起来更加健康，也更有活力。第一种理论认为，人类可能拥有一种普遍性的认知偏好，偏爱那些容易加工的事物，而最接近于平均原型的刺激信息恰恰更容易加工。在实际情况中，人们也常常认为那些具有平均特征的鱼、鸟甚至汽车更有吸引力。第二种理论则认为，平均化可能意味着某种遗传的表现型优势。偏离平均化的生物个体，很容易遭受环境的侵害，比如疾病和基因突变。一个男人的工作职位越高，他越有可能娶到长相漂亮的太太。事实上，人们的确可以从男性职位的高低来预测他妻子的魅力指数。随着配偶价值的增长，人们才有资格拥有更多的选择，对各种特征也更加挑剔。男性在和漂亮女性说话时，会刻意压低他的嗓音，在其他情况下却不会这样。后来，研究者还把通话录音放给另一批被试听，而这些人都认为被压低的嗓音更加悦耳。费希尔认为，“如果女性想得到一个好配偶，那么在她们最有可能怀孕的时候，提高自己的竞争性肯定是有利的“男性的择偶偏好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择偶行为。第一，男性对那些符合其偏好的征婚广告有更多的回应，例如对年轻貌美的女子更加积极。第二，在实际生活中，男性确实迎娶比自己年轻的女子，而且随着男性年龄的增长，结婚双方的年龄差距越来越大。第三，女性用于吸引异性的策略和诋毁竞争对手的策略，都与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相吻合。从这些经验证据中，我们有理由得到这样的结论：男性的长期择偶偏好不仅影响了他们自身的择偶行为，而且也影响了女性之间的竞争策略。生父能够给女儿更多的“监护”，防止女儿过早地参与性活动。事实上，倘若未能成功地繁衍后代，生物体为择偶付出的所有努力都会变得毫无意义。在自然界中，很多物种之所以不抚育后代，原因之一在于抚育后代的成本太高。一旦养育子女，父母就要耗费一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本来可以用来追求更多的配偶，生出更多的后代。父母在保护子女时，自己也要冒一定的生命危险。如果天敌袭击子女，父母在与之搏斗时可能会受伤甚至死亡。既然亲代抚育的代价如此之高，我们有理由认为，在观察大自然中的亲代抚育现象时，我们要记住，这种行为产生的繁殖收益必定超过它需付出的代价。从研究的视角来看，货币经济的一个优点就是能够对父母的投资进行具体的量化评估。我们可以预测，在某些情况下，父母对生病的孩子的投资比健康子女还多，这是因为同等的投资可以在前者身上获得更多的回报。自然选择会倾向于这样一种决策标准，它让年长女性立即为子女投资而不是拖延时间。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把精力放在择偶上，他们对子女的直接投资往往也更少。另外，择偶价值较高的男性( 比如社会地位较高，更受女性欢迎)通常会削减他们对子女的亲代投资，而把资源和精力放到择偶活动中。第一，子女在挑选配偶时会优先考虑对方的美貌(它可能是衡量基因质量的一项指标),但父母在为子女挑选配偶时却不像子女本人那么重视外貌( Apostolou, 2008a )„ 第二，父母在为子女挑选配偶时，比子女更看重对方的家世背景，这可能是因为，对父母而言，和家世显赫的家族联姻，将有助于父母建立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和政治联盟(Apostolou, 2008b)。第三，父母和子女对短期择偶策略的看法存在分歧 (Apostolou, 2009 )。通常情况下，短期择偶策略会损害家族的声誉和社会地位。在前工业时期，不同的群体之间通过联姻的方式来结盟，如果子女倾向于短期择偶策略，父母的代价将会非常巨大。长子（女 ）更有可能和父母建立牢固的感情，认为父母是可以依靠的对象，但是中间出生的子女却更有可能向家庭之外的人寻求联盟。有趣的是，即使父母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孩子，中间出生的子女所获得的总投资仍然是最少的（Hertwig, Davis, & Sulloway, 2002 ）。其中的原因在于，长子（女在生命早期得到了父母的全部投资， 因为当时其他孩子尚未出生；而在哥哥姐姐建立自己的家庭之后，幼子 （女 ）就可以完全享有父母的所有资源。相反，中间出生的子女总是要和其他人分享父母的资源，因为他们的全部成长过程中一直有同胞在其左右。所以，即使父母努力地公平对待每一个子女，中间出生的子女还是会吃亏，这也许正是中间出生的子女对他们的家庭缺乏认同感的原因所在。广义适合度理论的最后一个推论是，亲属称谓常被用来说服和影响其他人，哪怕你们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亲属关系。比如，乞丐的招呼方式通常是：“喂，老兄，给点儿零钱好吗？”乞丐为什么会采用这种方式来发出请求呢？ 一种假设是，乞丐希望采用亲属词汇 “兄弟”来唤起路人的亲属心理。由于我们更有可能帮助兄弟而不是陌生人，所以当乞丐使用“兄弟”这个词时，他们能激发路人的少许亲属心理，从而得到更多的施舍。同样的例子还能在大学里的兄弟会和女生联合会中找到，这些团体内部的成员相互以“兄弟”和 “姐妹”相称。总之，通过语言来唤起他人的亲属心理，是从广义适合度理论中得到的一种策略。会等级的适应性价值源于这个事实：等级高的人 ( 比如父母) 能够提供的帮助通常比等级低的人(比如子女) 更多。这让我们更容易分辨出谁是潜在的助人者，谁又是受惠者。如果孩子的成长环境比较 艰难，比如和继父、半同胞或远亲一起生活，他们可能要面临更多的压力事件，比如父母吵架、受到父母或继父母的惩罚、与半同胞发生冲突等。在冲突发生之后，他们可能很少和解。也许，早年的艰难生活已经损坏了他们处理当前压力事件的应对能力。不管其中的因果关系如何，上述研究结果已经表明，近亲可以创造出压力更少的生活环境，如果孩子处于缺乏近亲的环境中，他们会体验到更多的压力。一个人能否存活下来，很大程度上只取决于他在当地拥有多少亲属。最先死去的人拥有的亲属最少，而那些拥有父母以及其他亲属的人，则最有可能存活下来。女性死者倾向于将遗产分给更多的受益人。大部分男性倾向于将全部财产留给妻子，并且相信他们的妻子会把这些资源用在他们的子女身上。年长女性很少再婚，而且大多数都已经过了 生育年龄，所以生儿育女的可能性也非常小。正因如此，丈夫们才对他们寡居的妻子充满信心，相信妻子会把他们留下的资源用在两人共同的孩子身上。为什么动物界的大多数物种在身体发育成熟之后 就离开巢穴，而很少和父母在一起生活？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继续留在父母身边(或者推迟离开父母的时间)将会付出巨大的繁殖代价。在简单家庭中，子女在离开家庭之前不可能获得任何的繁殖机会。而在大家庭中，父母经常会主动压制子女的繁殖行为(比如干涉子女的求偶意图)。在这两种情况下，越晚离开家庭，子女付出的繁殖代价越高。所以 ，家庭会让子女付出两种主要的代价：(1 ) 繁殖行为被延迟了，有时甚至直接受到压制 (这也许是最大的代价) ; ( 2 ) 资源竞争( 比如食物) 变得更加激烈，这使得父母和子女的生命都受到更大的挑战。因此，对于这3% 的少数物种而言，家庭模式能够得以进化的惟一条件就是，子女滞留在家庭中所获得的繁殖收益，要远远大于他们因早期的繁殖行为受到压制所付出的代价。研究者们提出了两种理论来解释家庭的进化过程。第一种理论叫做生态限制模型。该理论认为，家庭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子女在到达性成熟之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繁殖空缺。在这种情况下，留在家里所付出的代价以及离开家庭所获得的收益都非常低。第二种理论是家庭收益模型。该理论认为，家庭的形成原因在于，它使子女能够从中获得大量的收益。这些收益包括：(1 ) 家庭成员提供的帮助和保护将会增加子女的生存机会；(2 ) 留在家里可以学会更多的技能，身体变得更高更强壮 ，从而具备更高的竞争能力;(3) 可以继承家族的领土和资源；(4) 通过帮助遗传亲属或从亲属那里获得帮助，从而获得广义适合度的收益。

群居问题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会帮助陌生人，不期望得到任何回报；当旁边有人围观时，我们也会表现得格外慷慨。间接互惠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些现象。此外，该理论还能解释这一现象：在一个群体中，乐于助人的人也最容易获得来自其他人的帮助( Nowak, 2006 )。在豪华的餐宴和晚会中，往往需要大量的食物和酒水，这些物资正是主人的赔本赚吆喝行为的具体表现。通过昂贵的利他行为，主人向来宾传递出重要的信息，让别人看到他作为一个合作联盟者的优秀潜质。赔本赚吆喝的关键在于，你必须花费不少的财物，这些开销传递出一种可靠的信号。毕竟，只有经济状况很好或者资源丰富的人才能负担得起赔本赚吆喝的利他行为。所以，利他行为的巨大开销变成了一条可靠的线索，其他人可以通过这条线索来推测利他者的财富、智力、适合度、获得资源的潜力。从进化的视角看来，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高，利他行为就会越少见。相反，利他者在帮助他人时付出的代价越少，利他行为就会越普遍。一旦帮助他人的适应器进化成功，后来的进化过程就会慢慢地发挥作用，使利他者在帮助行为中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少，而从中获得的收益越来越多。这个推论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利他主义机制未曾有人关注。这些心理机制让利他者在代价最低、收益最高的时候向他人提供帮助。比如，在远古时代，如果一个人受伤或者生病了，特别需要其他人的帮助，但由于他并不讨人喜欢，结果谁都不愿意把宝贵的时间花在他身上。所以，我们的祖先和银行家面临着相似的问题—— 他们必须选择恰当的时机把“贷款”发放给合适的对象。银行要挑选信贷风险较低的人，同样，我们的祖先也要选择更有潜力的帮助对象，毕竟人们帮助他人的能力和资源都非常有限。真正的朋友之间完全是另一种期望和感受。和朋友在一起时，我们会感到非常愉快。当朋友获得成功时，我们不是感到妒忌，而是由衷地替他高兴。我们和朋友拥有相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这种志同道合让我们体会到深深的满足感。当朋友急需帮助时，我们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助之手，不会在意我们的付出能否马上得到回报。毫无疑问，将来的进化心理学研究将会揭示出这一系列专门用于形成深入交往的复杂心理机制。维吉尔（Vigil, 2007） 认为，在进化历史进程中，女性经常与外族人通婚，她们面临的适应性 问题是，她们必须依靠与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其他女性。亲密的友谊有助于她们获得更加安全可靠的社会环境，使她们在没有近亲帮助的情况下成功地保护自己和自己的子女。如果我们能够为朋友提供某些独一无二的利益，那么我们的朋友就会对我们投入很大的赌注，在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酒肉朋友和真心朋友之间存在天壤之别。当我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能区分出哪些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经常体验到疏离感，这可能是因为人类已经克服了很多“恶劣的自然条件”，很少有机会面对非常危急的事件。但是，正是在这些事件中，我们才能发现哪些人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朋友。设计特征的个体差异是进化过程的原动力，所以，竞争对手遭受损失，也就意味着攻击者获得了收益。在一个物种中，如果雌性成员对后代的投资比雄性更多，那么对于雄性的繁殖活动而言，雌性将是有限的宝贵资源。所以，雄性的繁殖成功率主要取决于它获得与高投入的雌性交配的能力。一雄多雌意味着，有些雄性获得了超出“平均份额”的繁殖资源，而另一些雄性则完全被关在了繁殖活动的大门之外。这样的繁殖体系使得雄性之间的竞争更加残酷。其实，一雄多雌已经筛选出了某些危险的策略，比如和竞争对手进行搏斗，冒险去获取那些吸引异性所必需的资源。跨文化研究表明，男性通常既是攻击行为的发起者，也是攻击行为的受害者。攻击策略是男性进化形成的适应器，因为男性繁殖活动的变化比女性更大。攻击行为给男性带来的适应性收益比女性更多，而女性因为攻击行为而付出的代价比男性更高。觅食。假设一个动物生活在一个觅食区域，这个区域提供的食物足够它生存，但是却不足以让它繁殖和抚育后代。然而，跨出这个区域又存在一定的风险。如果它离开自己的活动范围，它很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捕猎对象。在这种情况下，雄性要想获得繁殖成功,就必须冒险跨出这个区域去寻找食物。当然,有些雄性会因此丧命，这正是外出觅食的风险所在。但是，有些雄性有效地避开了捕食者的攻击，找到了额外的食物，从而获得了繁殖成功。而那些不肯冒险去觅食的个体，则一点繁殖成功的希望都没有。所以，这种情境筛选出了冒险性的繁殖策略。在这个例子当中，自然选择就像是一张过滤之网，淘汰了那些不肯冒险的个体。对于男性而言，上肢的力量是他在通过攻击行为中使他人遭受损失的关键因素。而对女性而言，外貌则是她能否获得收益的关键要素，因为外貌不仅是择偶和择友的重要指标，同时还是辨别亲属关系的重要线索。鉴于此，校准理论推测 ：体格壮硕的男性和外形漂亮的女性更容易发怒，他们在解决社交冲突时比其他人更容易获胜，同时也体验到更强烈的优越感。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外形俊美的被试通常更容易发怒，更容易发起人身攻击，拥有更强烈的优越感，也更容易在社交冲突中获胜。惟一的差别在于，外形吸引力所产生的影响在女性 身上表现得更加强烈。戴利和威尔逊认为，在人类的整个进化历史过程中，如果男性要想吸引异性，那他就必须在狩猎 、部落进攻、部落防守以及保护自己的财物等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体能。这些表现不仅是为了给女性留下深刻的印象，也是向其他男性示威，让竞争对手自动放弃。这种观点可以应用到许多哺乳动物身上。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仅仅在于，建立名声十分重要，因为名声往往具有长期的效应。生命早期的竞争成败，是一个人能否建立起某种名声的决定性因素，而这种名声又会影响到他整个人生的生存和繁殖活动。比如，如果一个人在面对危险情况时表现得很勇敢，那么这个勇敢的好名声将会伴随他一辈子。研究发现，年轻男性的暴力行为基本上都是发生在有他人在场的情境。这意味着，他们不仅仅是为了打败竞争对手，还希望能给同伴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建立一种强大的社会声望。如果他们只是为了打败竞争者，他们完全可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选择一条偏僻的羊肠小道或隐秘之处来做这些事情。雅诺马马战争向我们展现了人类攻击行为的几个主要进化特征：（ 1） 战争主要是男性的活动；（2） 年轻女人（即有繁殖能力）是战争获胜方所得到的重要战利品；（3 ） 复仇和反击对于维持名声非常重要；（4 ） 男人和女人都非常害怕战斗带来的致命后果。进化的观点认为，采取攻击策略至少会给我们的祖先带来六个方面的收益：夺取他人的资源；保护自己和亲属免受攻击；让同性竞争对手遭受损失；提升地位和社会等级；打消竞争对手的攻击念头；以及防止长期伴侣出轨。下面几个例子可以解释两性冲突的含义: （ 1 ） 男人巴不得第一次约会就和女人上床，但女人却不希望这么快（ 对性行为的冲突）；（2 ） 男人把女人灌醉，强行与她发生性行为（强奸违背了女性的择偶意愿）；（3 ） 女人欺骗男人，故意隐瞒她之前的性伴侣人数（这个数字是预测她以后是否忠贞的重要线索）；（4 ） 女人想独自参加晚会，不希望男人监视她；但男人希望女人留在家里，以防她和其他男人勾勾搭搭（双方在选择配偶和监视配偶上存在分歧）。在上述例子中，男女之间都存在冲突，因为他们各自的遗传收益不一致。“消极” 一词之所以用引号标记，是因为虽然这些情绪会带来痛苦，但是它们能够解决策略冲突所引发的适应性问题。第一，它们指向冲突事件，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此，暂时撇开无关事件。毕竟，注意力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必须明智地加以分配。当一个人感到愤怒或烦躁的时候，这些情绪会把他的注意力导向困境的来源。第二，情绪给这些事件烙上印记，便于记忆的储存和提取。第三，情绪会激发行为，使人们采取行动来避免策略冲突事件的发生。男性使用留住配偶策略的强度，也和他们对伴侣外貌的评价有关。假如一个男人认为他的妻子漂亮迷人，那么，与那些认为自己的妻子长相平平的男性相比，他通常会表现出更多的展示资源、注重仪表、通过言语显示占有权以及威胁竞争对手等行为。威胁是一种有效的社交工具，通常它无需支付太高的成本。但是，如果威胁遭到他人的无视或否定，威胁者又不愿意继续咬牙坚持，那么其他人就会把威胁当做虚张声势，威胁也将失去本来的效力。即使后来再次继续，威胁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代价昂贵的高风险行为如果不及时使用就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有效的威胁不应该“泄漏”自己的底气，必须看起来非常真实,这样才不会被当成是虚张声势。尽管杀害去意已决的妻子并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威胁妻子不要离开确实是有价值的，跟踪和恐吓妻子、公然表达愤怒、假装不计后果等行为也具有实际的益处。两个因素可以降低女性遭受家庭暴力的概率，它们分别是:(1 ) 选择那些经济资源有保障的男人作为伴侣；(2 ) 和自己的亲属住得近一点。男性主要是和同性竞争，而不是和女人。此外，为了共同的利益，男性还会和许多女性结盟，例如他们的朋友、姐妹、妻子、情人、侄女以及母亲。在最早的有历史记载的六个文明古国中，社会地位和等级决定了一个男性可能拥有的性交机会。进化生物学家约翰• 哈通让我们思考一下那些认为自己大材小用的人比如，一个男人认为他的工作无法让他发挥全部的才能；一个女人知道她比自己的丈夫更加聪明能干。然而，如果你的行为让上司或配偶感到自愧不如，那么你的工作或婚姻很可能会陷入危机。你的老板可能会因为你的恃才傲物而解雇你；你的配偶可能会离开你，去寻找一个让他(她)感觉更加舒适和安心的人。自然选择可能在男性身上塑造了比女性更强的追逐地位的动机。一个择偶系统的一夫多妻特征越明显，男性 （相对于女性而言）就会为了获得繁殖成功而采取更加冒险的行为来提高自己的社会等级。在这样的择偶系统中，处于较高地位的男性通常可以拥有更多的妻子（古代），或者更多的性伴侣（现代）。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在各种文化背景当中，位高权重的男性总是拥有大量的妻子、情妇或者妾室。

走向统一的进化心理

合乎进化逻辑的假设应该是，人类的注意和记忆极具选择性 ，它们被专门设计来关注、储存和提取那些与适应性问题密切相关的信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不管在哪个国家，人们的关注焦点始终集中在下列重要事件上：死亡（自然死亡和意外死亡）、谋杀、暴力攻击、偷窃、声誉、英雄事迹、好人好事、自杀、婚姻问题（比如出轨）、虐待子女、遗弃家人、表态或反击、强奸或性侵害。这些事件不仅具有超越时间和跨文化的一致性，而且刚好与本书谈到的各个主题相对应。这一现象为我们提供了一组自然证据，它证明，人类的注意力倾向于关注那些特别重要的信息—— 与反复出现的适应性问题最为相关的信息。1 . 基 率 谬 误：当面对非常典型的个例时，人们总是倾向于忽略基率信息。基率是指在一个样本或群体中，一件事情可能发生的总体比率。举例来说，这里有一个房间，里面70%的人是律师，30%的人是工程师。房间里有一人叫乔治，他不喜欢看小说,而是喜欢做木工活。在他的衬衣口袋里,有一个口袋保护夹(一种专门放笔的夹子，用来防止钢笔漏液而弄脏衣服)，里面装着他的钢笔。他写的文章枯燥乏味，他喜欢干净整洁、井井有条。现在问题来了：乔 治是(A )律 师和(B)工程师的可能性分别有多大？研究表明，大部分人都会忽略基率信息，即房间里有70%的人是律师。也就是说，乔治更有可能是律师。相反，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后面的个体信息，判断乔治更有可能是工程师。这种错误就叫做基率谬误，因为人们倾向于忽略真实的比率(比如这个例子中，律师的实际比率)，并且违反了基率的数学公式—— 基率应该和个体化的信息以恰当的方式结合起来。2.合取谬误 (conjunction fallacy ) ：如果我告诉你，琳达穿了一件扎染的衬衣，戴着一枚徽章，徽章上写着“男人都是王八蛋”，而且她总是想把办公室的姑娘们组织起来，那么，下面哪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A )琳达是一个银行出纳员;(B ) 琳达是一个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结果，大部分人都认为B 的可能性更大。显然，这违反了逻辑 规 则 。 因为 B (女权主义的银行出纳员 )是 A (银行出纳员)的一个子集，所以A 的可能性肯定比B大。换句话说，“女权主义者”和 “银行出纳员”的合取概率肯定要低于银行出纳员的单独概率，因为合取事件的概率不可能超过每个单独事件的概率。但是，由于对琳达的描述更符合女权主义者的特点，所以大部分人都忽略了逻辑关系，作出了想当然的判断。一个人选择哪一种策略主要取决于他早期所处的环境，也就是早期经验。如支配性和吸引力等面部特征具有一定程度的可遗传性，我们就能够推测男性已经进化了一种心理机制，该机制被设计来对自己面孔的支配性和吸引力进行评估：“如果在支配性和吸引力上得分很高，那就采取短期择偶策略；如果得分很低，则采取长期择偶策略。”当然，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未能排除其他变量的影响，比如睾丸激素既能让男性的面孔更具支配性，同时还能增加男性的性驱力。进化形成的评估机制使我们能对自己的遗传特性进行评估。根据这种观点，人们在短期和长期的择偶策略中所表现出来的稳定差异并不是直接通过遗传得来的。事实上，这两种策略是人们在对遗传信息进行评估之后所产生的适应性的个体差异。反应性遗传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外向性”这一人格特质，它与人的体能和外貌高度相关(Lukaszewski & Roney, 2010b)。旺盛的体力和漂亮的外貌有助于个体形成外向的社交策略，而这种社交策略又会带来丰富的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声誉、更高的地位等级、更多的性伴侣。

《1884资本与利息》

绪论

凡是拥有资本的人，一般都可以从他的资本上得到经常性的纯收入，这种纯收入，就叫做利息。利息有各种不同形式。第一我们要分清总利息与纯利息。总利息包含许多种不同类的收入，只是外面看来是一个整体。它与运用资本而得到的总收人是同一事物。总收入除真正利息外还包括一部耗费的资本实体的补偿、各种杂费的补偿、修理费、保险费等。房主租出房屋而收到租费或租金，租费或租金就是一种总利息。如果打算在总利息内找出资本的真正收入，我们必须从总利息内减去一定比例的管理费与使用期间之房屋的折旧费。另一方面，纯利息正是资本的真正收入，就是从总利息内减去各种必需的费用所余的数目。利息理论所要解释的当然就是这种纯利息。第二要分清自然利息与契约或放款利息一个人用其资本于生产上，其资本的效用在于:从资本上所得到的总产品，其价值常是超过生产过程中所用掉的财货的总值;所超过的价值就是资本的利润，或者叫做自然利息。例如，有一企业，投入资本十万镑，每年得利润九千镑，若通行的利率为五厘，则其中五千镑可视为资本的利润，其余四千镑则属企业家的利润。

利息问题的发展

罗瑟(Roscher)曾说在经济发展较低的时期内,常常发现憎恶贷款取息的现象。在生产上信用仍然没有地位。借款差不多都是消费借款,也多半是穷人的借款。债权人常是很富有的，债务人常是很贫困的，前者为人所怨恨，因为他们以利息的形式榨取穷人，而增加他们丰厚的财富。所以,在古代与耶教中世纪，反对重利盘剥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在古代经济上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但是从来没有发展信用制度，中世纪在罗马文化衰落后，工业和其他事业一样，都恢复到原始时代的情形了。我以为古代著作里有一段在学说史上是很有直接价值的，因为它能使我们推论著者对于利息经济性质的真实意见。这一段是常常引用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第一册中的文章。他在那上面说赚钱的方法有两种:其一,如方才所说的,是处理家政的一部分，其二，则是零售买卖。前者是必需的和可贵的,后者是一种交换,是可非难的；因为它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掠取旁人的方法。最可憎恶的是盘剥重利，它是从货币本身上获利，而不是从货币的自然效用上获利。货币本来是用来交换的，不是为生利息的。重利盘剥（这一名词是货币生货币的意思，也就是货币滋殖货币，因为生出的子钱与母钱相似。所以，在所有赚钱方法中，这是最不自然的“。宗教教人以良善、仁慈为最高道德,要忽视现世的财富,所以对于富有的债权人掠夺贫困的债务人，一定是特别愤恨的。有某些物件，它们的效用就在于它们的消费，如谷和酒。因此，这些物件的效用不能与这些物件分开,如果效用转移于他人,物件也必须随之转移。这类的物件要是出借，它们的所有权也随之转移。一个人卖了酒而且把酒的效用分开来，很显然是不公平的，如果这样做,他就是把同一物件卖了两次，或者是把不存在的东西卖出。借出这类东西而得到利息的人,正和这一样是不公平的。他也是以一种物件要了两次报酬。他要人偿还同样的物件,并且要人给予这物件的效用的价格，这个价格我们叫它作利息或重利。常常见到的老一套的第三种议论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借出的物件变成债务人的财产。所以债主所从以获得利息的物件的效用,是别人的物件的效用，债主从这里获得利润,是不公平的。说货币自身不能生产是不中肯的，因为就连土地如果没有开支、努力和人类的勤劳也是不能生产的。货币也正是相同的情形，如果加以人类的努力就能产生很值得注意的产果。其余的反驳教会法典学者的辩论,在学理上不甚重要。他说一个人借出货币给一个企业,他不必要问借款人是否把它作有利的运用，正如一个租出房屋的人不必这样问一样。他这样说过以后，继续说：“这并不是把物品卖了两次，也不是毫无代价地获得什么。当你用我的钱去买你的必需品，或者去谋求你的利益时，我却用不上这些钱，甚至有时因此遭受到损失，难道这都可以不加以考虑吗？再者不仅是金钱可以借贷，而是任何有重量或容积的东西都可以借贷。例如新旧湿干）谷物，一个人把葡萄酒或小麦借给需要这些东西的人，而按用途取得利息，难道能算他毫无理由的获取利息么！如果有人在没有食物时把我们的粮食用了，要不然，他就得去高价买粮来维持生活;或者把我的粮食高价卖给别人,除了他所借去的数量之外,为了表示酬答而再多给我一些粮食，难道我就不公道了吗？再说如果粮食保留在我手里，我在市场上卖价可能比从他们还给我的利息中能获得的利益更高”特别尖锐的,是他答辩货币不能生殖的议论:答辩是容易的。如果你硬要使东西变成废物，那么任何东西都是无用处的。反过来说,如果你决心培养它使它产生效果，那就没有什么东西会不生利的。我所涉及的不仅仅是田地肥沃—— 如果不是由于人们有意叫它如此，田地是不会荒芜的……空气就更令人奇异了，它也由于命令成为有利可图。君士坦丁的皇帝们，既对每个家庭都课了税,并且连空气也不例外，只不过同意少课一点。海洋也是如此，虽然对其他的人不发生效果，但对渔夫、采珍珠的以及水手们都是有利可图的。还有什么能比患病的人更不能产生效果呢？他们不能自给，甚至有时动都不能动。然而医生却向他们收得一笔收入。只有一件东西比患病的人更不发生效果.那就是死人……但是它对杠房、殡仪馆、石匠以及掘坟人,甚至过去对哭灵妇女，现在送殡唱哀歌的祭司们都不能说不带来利益。这是用肉体养活肉体，尽管未生子女，也不是不生不育的。这里姑且不考虑技术问题，单单本能性质就会去寻找生活出路。也许大家看出我要谈到关于娼妓问题了……他们说金钱本质上并会生产什么，那么为什么对其他作为借贷的东西以及各种果实所下结论就不同呢？不过小麦是通过两种方式来结实的，一是播种在土中，二是借贷出去收利息，哪方面都有利息，因为田地也是连本带利还回来，有什么理由把我约定租金赁出去的房屋从本质上看成比我放利的货币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呢？如果我把房子毫无受益地借给别人，那同我把货币毫无受益地借给别人是完全一样的，对我来说二者就成毫无生产力的东西。那么，你想知道什么样的金饯应当称为，并且业已称为本身无生产能力的金钱吗？那肯定就是没有放利，以及没有为我生产任何利息，希腊人叫做利息的金钱（第 198页）。他的反对者第三种议论说，因为借出去的东西仍然是债权者的财产，所以放款不应该有利息，沙马席厄士说他们的论点“是可笑的”，“他们说:我把你的东西-那就是你的金钱的效用一卖给你，那是不公道的。不错，论据相当有力。但是如果没有你拿去用，付给我一定的所谓利息的报酬作为条件的话,那就不会被你应用，你想叫金钱成为你的那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并没有把你的东西卖给你，而是把我的东西卖给你，条件是我把金钱的效用交给你多长时间，让你使用,那你就应照我们所约定的办法向我交纳利息。一个人保存的货币比他要使用的货币多，另一人所有的货币不够用，所以前者就为他的货币找个佃户，其理由正同有的人土地很多，有的人土地太少，土地多的地主为他的土地找佃户一样。如果一个人能获得高的利息，他就不接受低的利润。如果他能得到高的利润,他就不接受低的利息。如洛克、劳氏、休谟、詹姆斯、斯图亚特、朱斯蒂、尚能非尔等也是如此。他们时常很清楚很详密地述说放款利息，如何必须是从获得利润的可能性中发生出来的，并且在这种利润内必能找到衡量利息数量的尺度。但他们没有一个讨论到为什么有利润。为什么在资本上我们得到利息？为什么我们对于将来的报酬率或收益率的价值打了折扣？罗兹对于利息问题的解释正和人们打算这样解释地租问题是一样的:地主必须获得地租,因为不然他就宁愿让土地荒废;农业劳动者同意自其劳动报酬中减去地租是很公平的，因为要没有土地的合作，农业劳动者就不能得到可分配的报酬,或不能获得这样好的报酬。任何人从事积蓄，都是为了使他的积蓄能够生产。也只有把积蓄用在生产上,才能有利润，没有动机就没有积蓄，结果这种价格情况（因为对资本家没有利润）也不能发生了。农场主与制造者没有利润，正如劳动者没有工资一样的不能生活。利润减少，积蓄的动机也随之降低，当利润低到不能补偿资本家的烦劳与运用资本于生产上所生的危险时，则资本积蓄的动机就会完全停止。以后因人口增加,对土地产品的需要也增加，因而需要扩张耕种。这种扩张耕种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扩耕，另一种是密耕。所谓扩耕就是拿还未耕种过的次一等的土地来耕种。所谓密耕就是把已耕种的头等土地再多加资本与劳动去密集地耕种。假定农业技术情况没有变化，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有靠增加成本才能使土地的产品增加；结果以后增加的资本和劳动的生产力就比较低小了，这就是说，全部土地的生产力减少，因为耕种较有利的土地的机会越来越少，于是不甚有利的土地也要加以耕种了。这样把资本用在不同情形的土地上，最初结果也是不同的。但是各个资本不同的结果不会永久继续下去。资本家的竞争不久就会使用在农业上的一切资本的利润率趋于同一的水准。利润的标准，实际定于资本用在劣等土地上所能得到的利润。用在较有利地方的资本由于较好土地的合作而产生的一切剩余报酬，皆以地租的形式落入地主的手里了。因此利润与工资合在一起总是由用在生产力最差的地方的资本的报酬所决定的,因为这种报酬不必支付地租，全部由资本的利润与劳动的工资来分享。这两者中，劳动的工资有一条固定的法则。工资永远等于工人维持生活所必需的费用。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提高，则工资也提高。如果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则工资也必低落。资本家所收才得的是除去工资所剩余的部分,因此利润的高度决定于当时工资的高度。李嘉图在利息与工资的关系间发现了利息的真正法则。李嘉图依此法则而讨论利润，他说利润随着耕地的增加必须逐渐降低，人口是逐渐增加的，为供给增加人口的生活资料，人们只好逐渐耕种越来越不利的土地，于是自逐渐减低的产品中，减去劳动者的工资后，留作利润的产品也就愈来愈少了。当然，虽然产品到〔量减少，可是它们的价值却未必减低。因为，按照李嘉图著名法则，产品的价值总是受生产这种产品所用去的劳动量支配的。所以,如果以前十个人能生产一百八十夸脱小麦，而后来十个人的劳动只能生产一百五十夸脱小麦,则现在的一百五十夸脱小麦，其价值就要与以前一百八十夸脱小麦的价值相同，因为在二者之中，都具有相同的劳动量一就是十个人一年的劳动。这样,现在一夸脱小麦的价值自然要上涨了。这样就提高了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值，结果工资也一定要跟着上涨。但是减少了的生产量代表同量的价值,如果从中要付与劳动者较高的工资，剩下来的利润自然就要少了。他说:"为证明这种原则，假定一桶新酿的酒，价值五十镑，把它放在地窖里，在一年以后价值五十五镑”，问题是这增加的五镑价值是应该视为五十镑资本封闭起来时间的补偿呢？还是应该视为实际投放在酒上的追加劳动的价值呢？麦卡洛克是采取后一观点,由于这一最满意最确切的理由,只有未成熟的酒才能发生价值的增加,因此在未成熟的酒上能够产生，已经成熟的酒是不会这样的。这在他看来“无疑地证明了:在这期间,酒在地窖里增加的价值并不是时间的报酬或补偿，而是因为酒上发生了效果或变化。时间自身不能产生任何效果，它只能供给期间使真正的有效因素能够发生作用，所以很明显，时间与价值无关”。

生产力学说

物质生产力表现在产品数量的增加上,或者表现在产品质量的改良上。我们可以举罗瑟(R osier)有名的例子来说明：“假定一个打鱼的国家，他的人民没有土地私有权，也无资本，裸居在穴洞里,靠两只手捉退潮后留在水塘里的鱼去维持他们的生活。假定所有的工人全是一样,每个人每天捉三条鱼，吃三条鱼。现在有一个聪明人，他限制自己每天只消费两条鱼,继续有一百天，这样他省下了一百条鱼，他就靠着这些储存起来的鱼来生活，而使用这期间的全部劳动力去做成一条船和一片网。由于这种资本的帮助,他一天就可捉到三十条鱼了"。1）资本有生产财货的能力。2）资本用在生产上，比没有用资本能生产更多的财货。3）资本用在生产上，比没有用资本能生产更多的价值。4）资本有能够生产多于他自身价值的能力。人类所能生产的不过是物质的形状、样式和物质的组合，因此也就是东西和财货。这些财货自然可能是有价值的财货，但是它们并不是生来就有价值，价值不是伴随生产而生的东西。财货有价值总是先从外界得来的—— 从经济界的欲望与满足得来的，价值不是发生于财货的过去，而是出自财货的将来。价值不是来自制造财货的工厂，而是出自财货所要满足的欲望。价值不能像铁锤一样冶炼出来,也不能像被单一样可以纺织出来。如果能够这样，我们的实业界也不至于发生可怕的我们叫做恐慌的动荡了，恐慌的原因只是由于财货的数量得不到预期的价值。生产所能做的，不过是生产财货，希望按照预期的供给与需求关系,财货能获得价值。这可以和漂布人的活动相比。和漂布人把麻布放在日光下一样，生产在能够有获得价值希望的东西和地点上发挥它的作用。但是这样并不能创造价值,正如漂布人不能创造日光一样。第一，资本的大生产效用会增加对资本的经济估价，于是它的价值便会与预期产品的价值相同;例如弓箭当他们存在的时期能多得一百只鸟，它们的价值也就是一百只鸟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猎人为着能更新消耗的工具,必须给予工具制造者全部剩余报酬一百只鸟（或者一百只鸟的价值），这样就没有东西剩下来，去支付出借工具人的剩余价值或利息。“资本能供给自然力量,这种自然力量虽然是每个人都能得到的,但只有靠资本的帮助，才能常常用到某种生产上。不是每个人都有支配这些自然力量的工具。资本很小的人，他只好替由于自然力量而拥有多量资本的人工作。照这样说来，自然力量的使用如果经由资本的媒介，就不是自然无偿的恩惠物，而是一种交易。一个人若没有资本，他就必须把他的劳动产品一部分给予资本家,以便使用这种自然力量。所以,资本生产价值，但是他在生产上所担负的任务与劳动在生产上所担负的是完全不同的。

劳动学说

劳动者对于生活资料的需要,较之资本家对于劳动的需要迫切得多。劳动者需要生活资料，为的是维持他的生活，这是一天都不能缺少的,而资本家需要劳动，目的是在获得利润,稍微晚一点也毫无关系。所以在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交涉中，劳动者处于一种极不利的地位。其结果，劳动者无论工资多少，只要能够维持最低生活，便得接受工作，因此因分工制度而增加的生产,大部分都归了资本家。“这种强迫手段的原始形态，就是奴隶制度，而奴隶制度的发生，则与农业和土地私有制度同时。当时在劳动产品中生产这种剩余的劳动者是奴隶。奴隶属于奴隶主，奴隶的一切产品因之也属于奴隶主。奴隶主给予奴隶的东西数量极小，刚刚足以维持奴隶的生活，使他们能继续为他劳动。如果一国中所有的土地，同时所有的资本都变成了私有财产，那么，私有土地与私有资本便要对于劳动者实行同样的强迫，甚至对于已经解放的奴隶与自由的劳动者也是这样。因为:第一，其结果和在奴隶制度中是一样的，劳动产品并不属于劳动者，而是属于土地与资本的所有者。第二，劳动者一无所有，眼看地主与资本家握有种种的工具,也只好将劳力卖给他们，取回一部分他们自己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借以维持生活，换句话说,也就是使他们自己能够继续劳动。所以奴隶制度虽然已为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契约所代替，可是这种契约只是表面上的自由契约，实际上一点都不自由；因为饥寒成为鞭子的代替品了。在奴隶时代，主人供给奴隶的伙食。在自由契约时代,雇主给予劳动者以工资。”从企业家方面看来,租赁费和利息是合法的，可是从劳动者方面看来，它们都是非法的，因为归根结底，它们都是由劳动者支付的。仔细的读者，必能从这种叙述里认识出罗伯搭斯在他的利息学说中所提出最重要的理论:财货的价值是由它的劳动量所决定的;只有劳动产生一切价值;在工资契约上，工人所获得的价值低于他所生产的价值，而工人为生活所压迫又必须接受这种契约;资本家把剩余价值据为己有，结果这样获得的利润就是劫夺他人劳动的产品了。剥削学说虽然内部充满了缺点,然而过去和现在还都有人深信它,这件事，据我看来，似乎有两种原因.第一种原因是这种学说把经济问题变成了一个情感的问题。我们大都是易于相信我们所愿意相信的东西.因为劳动阶级的情况太可怜;一般慈善家都希望它能改善。在事实上，的确有一部分利润来源不甚正当，每个慈善家希望这种利润来源归于消灭。一种劫富济贫的学说，总是容易使人感动。因此许多本来是富于批评能力的人，一见这种学说，便消失了批评能力，而乐于接受。同时我们也知道这种为穷人说话的学说，最易吸引一般的群众。说到群众，他们对于批评当然毫无兴趣，他们的思想只是以情感为依归。剥削学说虽然是错误的,可是很合他们的口味，所以他们相信它;而且即使这种理论更糟些，他们也是会相信的。

《1962适应与自然选择》

自然选择，适应与进步

自然选择的另一个常见后果是对于种群长远利益的促进。这一例子，如在鹿群中善于奔跑能力的维持。霍尔丹曾举出下述例子,如借助于分类学上一组小小的昆虫群体作为媒介，花的高度分化有利于高效的授粉过程的进行，但它容易走向灭绝，这种灭绝正是由自然选择所带来的。此外，精致的进攻手段、引人瞩目的色彩装饰和雄性求偶时炫耀行为的产生，也许有利于雄性在竞争中获胜，但这些特征由于浪费和损害了身体的资源以及在性冲突中使捕猎者有机可乘,从而降低了种群的适合度。也许个体在体积上的增加就会导致数量上的减少，这也带来了灭绝。由自然选择所带来的数量上减少的一个优秀例子是某种蚂蚁群体中奴隶蚁的进化。对于它们所生存的多雪环境来说，北极熊的白色外衣是必须的。白色被选择所偏爱是因为暗色的个体不能生存。一只老鼠能撤退到一个洞里以避免被一只猫所捕获，但是，一个种群不能撤退到一个边缘生境以避免在竞争中失利。这样一种演变模式,仅可能是在进化着的种群中个体遗传物质差别的次生效应。当竞争并不激烈时, 自然选择也许倒是最强烈的。请看在一个实验种群中一条典型的生长曲线。假设在这一种群中，当生存的需求过度地存在时，遗传变异的存在主要表现为有利于吸收食物用于生殖后代。于是，在种群增长的最初阶段，当食物的存在是充裕富足的时候，将存在强烈的选择作用。而当食物竞争变得强烈时，上述的遗传变异将不再体现,于是选择中止。

自然选择，生态学和形态发生

一个狐狸的目标就是尽可能多地为狐狸种群的下一代做出贡献。一个兔子的目标就是为兔子种群做同样的贡献。两者所用的策略都不是为了刻意去挫败对方。然而，在战术的层次上，狐狸目标的达到也许需要兔子的死亡，这一事件就损害了兔子的利益。在战术的层次上，这些生物体经常会影响另一方的目的，尽管它们的长远策略还是独立的。只要一个生物体的防御机制在有效性上受到极大的削弱，它只能走向死亡、在生物圈中、它就会迅速地消失。仅仅只有一个无生命的地球才会真正表现出游戏理论中大自然的那种行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死的物体能持续很长的时间。由于大脑中的神经和心理活动使得一个猴子花大部分时间呆在树上。然而，就理论上的重要意义而言，选择是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在大海中，游隼大多漂浮在水面上而金枪鱼则游在它们的下面。这部分也许是由于心理因素所确定的，对于游隼来说，它要寻求空中的环境，而金枪鱼则要寻求一个水下的环境,但心理因素显然不是全部的解释。一个更为重要的因素是，通过指导形成具有内部的气囊和外部的防水羽毛这样一个体质构造,游隼基因选择把时间大量地花费在海洋的表面。相似地，金枪鱼基因，由于将动物所要承受的重力如海水看作是一种负担，从而放弃了深海之中的生境。对于这两者来说，已选择的环境对于发育施加了影响,这些影响在正常情况下是有利的。游隼和金枪鱼在它们所选择的远洋环境中生长和成熟,但在对方的环境中它们都不能长久地生存。既然生态环境是在发育期间主要被体质所选择，既然这种选择是针对最合适的环境,我们就能够说对生态环境的选择是发育的正常机制的一部分。对于大气中的氧的利用是随着线粒体的产生而在遗传学上得到确认的。两者都是基因型与不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发育不可能被理解为一个自我包容的活动，而是一系列的事件，其中生态环境的某些部分形成了整个系统的特定成分。这不仅仅是在修辞学的意义上才说，生物体和环境是一个整合系统中的组成部分。“环境的适合度”是一个具体的存在，但仅仅是因为生物体从一个宽泛的可能性中选择了它自己的有效环境。这一选择被谨慎地做出以便提高主要基因的生殖能力。体质的演替和所选择的生态龛是为基因服务的工具和战术。一个幼鸟，既能够飞行，又没有生育的责任要完成，就能享受到非常低的死亡率。因此这就是可以理解的，在这个阶段，促使迅速发育的选择将会极大地松弛下来。

群体选择

因为当我们看见一个成体动物或植物时,我们判断它是健康的和富有活力的，并且我们知道它还会产生健康的后代，我们就认为它在当前是成功的。在一个种群中，也许对于健康和富有活力不存在可以比较的特征，以至我们可以说，它在当前是成功的，因此也可能是适合的？

遗传系统中的适应

假设在一个人类种群中，其中男孩子的数量是他们女朋友的两倍，任何一无所有的人，只要他拥有女儿，就有了一种将带给他重要进化优势的适应性。当这种进化优势越来越流行时，作为自然选择的一种结果，它将变得越来越少有优势。当这种优势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青春期的性比例趋向于持平时,它就完全失去了适应意义上的重要性，从而成为选择意义上的一个中性性状。仅当一个种群自身失去平衡时,性比例才作为一种个体适应起到重要的作用，但这可能是一种不常见的情况。在大多数种群中，既不是个体的性别也不是他后代的性比例,会对他的繁殖成功带来任何影响。

生殖生理学和行为

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明白，个体生殖成功的最大化将受到生育力的限制。即使一个成年绦虫也会为了营养需要而耗费它的某些资源。如果它不顾身体状况去生产配子，也许它能增加今天的后代产量，但是，它将失去明天以及以后的全部生产能力。仅当它活不到明天时，耗去所有今天的贮藏才是有利的。正如任何其他的生物体一样,绦虫还能很好地说明另外一条原理。仅仅只需把释放到其寄主肠中的卵（实际上是休眠的幼虫）的平均大小减少一半，这时，耗费同样的资源，但生育力却可提高一倍。然而，这样的偷工减料将使得每一个幼虫的平均生存率减少一半以上，因此，生育力的增加就意味着生殖成功的减少。我想在绦虫中卵的大小应是在生育力和生殖成功率之间的一种最佳平衡。有关这条原理的一个非常富有启发性的例子,这就是合子数目的最佳值与为每一幼体所能提供的资源有关,这一现象曾被拉克所讨论。他显示，在数个鸟类物种中，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高于平均数，那么，所得到的会飞的幼鸟数就会低于平均数。相似地，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低于平均数，所得到的会飞的幼鸟数也会低于平均数,尽管这时每个合子的成功可能性或许更高。种群平均数就是在正常条件下所得到的最多的会飞的幼鸟数。这一现象—— 平均生育力大大地低于每一对父母所产生的合子数—— 明显地来自于这一事实，即当卵受损时，它们容易得到补偿。生育力显然根据双亲所能抚养的幼体的数目被调整至最佳值。一次所孵卵的数目若是高于平均值，就会导致每个雏鸟的营养的减少，于是，总体的生存率反而更低。正如拉克所指出的,建立在这个观点基础之上的误解依然存在，这就是认为生殖是根据种群的需要而被调节的。他举出一个流行的说法：在物种中，因为有高的雏鸟死亡率，所以,双亲才非常多产以便补偿损失。相反，在幼体阶段具有低死亡率的物种不需要是多产的，因此它们就有较低的生育力。在生育力和死亡率之间肯定有一种相关性，但是，我支持拉克的解释，其中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与通常所认为的正好相反。有着较高死亡率的物种正是它们高的生育力的结果。相反，低的死亡率是低生育力的结果。死亡率取决于生育力有两个因素。首先,无论哪个学派都得赞同这个决定种群规模的因素没有一个物种，不管它是多么地适应和成功，能在一个有限的环境中无限地增长。或早或迟，环境的承受能力将达到极限，或某些其他的因素将阻碍这种增长。第二个因素是双亲所能提供的资源本身就有限。在物质和精力上它们仅能提供有限的量。如果幼体是少得可怜，它能够为其中的每一个提供大量的食物、保护和其他的便利。如果幼体有许多，它就只能为每一个提供非常有限的资源，以使这些幼体能够应付将受到的危险和压力。上述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不同的死亡率。拉克的工作提供了一个优秀的例子来说明减少每个合子的资源如何会导致死亡率的增加,这个现象显然具有普遍的意义。拉克在其他的群体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例如，在哺乳类中，他发现至少在一个物种中，死亡率会随着胎产下的幼仔的数目的增加而增加，最大的生殖成功率，其一胎产下的幼仔数目肯定要小于最大值。他还指出，许多动物能够根据食物的供应来调整其生育力。这种能力尤其体现在群居昆虫中。我发现在鸟类中胎生的缺乏是极为神秘的事情。在许多物种中巨型蛋的高死亡率表明，鸟类能够极大地从胎生中获得好处，即使生育力会大大地降低以便胎儿的重量不会严重地影响飞行。考虑到在繁殖习性和种群结构上的极大不同，我认为胎生至少是有利于某些物种。也许鸟类正是由于缺乏某些重要的预先适应，那正是早期的哺乳动物所具有的，从而无法克服胎生所面临的免疫学障碍。也许在某些昆虫中胎生的缺乏是由于随之而来的生育力的减少,因为使幼体在体内发育到高级的阶段当然会影响生育力，这一点确实符合群居昆虫的情况。如果一个蜂王不得不在自己的体内筑巢和喂养其每一个后代,直到它们成为一个幼虫或甚至到达一个高级的胚胎阶段，就不可能具有如此旺盛的生育力。胎生的根本好处是它极大地减少了损耗，在正常情况下这种损耗严重地影响发育的最早期阶段。昆虫，尤其是群居昆虫，典型地在有保护的生境中产卵，其中所冒的死亡风险甚至要低于成体本身。这个因素也许使胎生的选择优势不再存在。如果这是真实的解释，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显示，那些已经变成胎生的昆虫就是由于在卵阶段处于缺乏有效保护的生境之中。在鱼类中，就有一系列相关的例子。太平洋鞋鱼仅产卵一次，在它们中，我们确实发现这一情况，由于对生殖功能的过度强调以至于损害了双亲的身体。它们中的某些，承担了最长的迁移路程，已知的有鞋鱼或任何溯河性鱼的其他群体。在准备产卵的过程中，消化系统会萎缩以至于使得以后的生存不再可能，但是，这种萎缩却为配子提供了物质和空间,并且还卸去了鱼的多余重量，因为在它的逆流旅行中，这种负担对于单纯的生殖功能来说是不必要的。雄性的鱼的口部也经历了变化，这种变化有助于它在争夺雌性的战斗中取胜，但是却不利于它有效地去完成摄食功能。为领地和雌性而竞争的雄性的好战性与其体枳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在这些鱼中,为生殖而付出努力的极端例门音楚地表明，这将是它的最终一个机会。终生一胎动物的生活史的起源是衰老进化的一个方面。对于一个雌性哺乳类来说,失败也许就意味着体质虚弱或是数个月时间的浪费。怀孕期间的不便和额外的营养负担增加了它被捕获的危险，也减少了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或者还有其他的风险。即使雌性成功地忍受了这些压力和危机，它还是可能会失败，如果其幼儿在断奶之前失去的话。雌性进入生殖角色）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生殖努力之中。自然选择以这种方式来调整雌性生殖行为，仅当成功的可能性处于某种不可能被超过的最高值时，才会承担起生殖责任。于是，雌性传统上的害羞行为就是一种适应性的机制，正是通过这一机制，它能挑选出理想的时刻和对象，以便承担起母亲的资格。最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是将要使之受精的雄性。雌性的优势正是表现为能够挑选出最合适的雄性来做它孩子的父亲。特别优秀的雄性就会倾向广有特别优秀的后代。求偶的功能之一就是做广告， 一个雄性借助于此炫耀，它是多么能干。对于雄性来说，它的充分发育的第二性征,尤其是求偶行为，必定要有足够的健康和营养作为保证、这就说明它在遗传学上的素质是合适的。其他重要的合适特征表现为占领和选择一个恰当的筑巢地点和大的地盘的能力,打败或者威胁其他雄性的能力。当把白己托付给-一个具有这些合适特征的雄性时，一个雌性可能正在促成其自己基因的生存。其间不可避免地就会存在一种性别的进化之战。在一个特定的繁殖季节，如果一个雄性企图完成生殖任务,它的优势就是它必须要有高度适合的特征，哪怕这是一种假象。如果一个弱的、毫无资源可言的雄性成功地哄骗一个雌性与之交配，它根本就不失去什么， 它可能已经成功了，一个雌性的优势恰恰表现为能够告诉一个雄性，仅就假装这一点而言，它确实是合适的。于是，在这样一个种群中，是因选择将导致一个雄性具有熟练的推销术，而一个雌性却具有与之抗衡的完善的抵抗销售和区分能力。在某种意义上，有性生殖中的所有努力，都是为了两种性别后代的生存，因此与集体生殖有关。当一头母牛为其牛犊哺乳时，这不仅促进了它自己的基因的生存，而且也促进了公牛的基因的生存。它本身的基因中仅有一半体现在牛犊上。不过，对于一头母牛来说，有性生殖是惟一可能的类型。为了其基因能得到生存,它还必须同时为某些竞争对手的基因提供生存条件。性别的起源问题和这种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完善的生殖类型的演化已在第五章中被讨论。无论如何，哺乳很容易被解释为是雌性哺乳动物为繁殖自身而做出的一种努力。有许多水生生物，如鱼和无脊椎动物，它们大量地聚集在一起产卵。然而，我并不认为在这些群体中已存在一种适应性的有机结构,它们只不过是在功能上毫无分化的个体的集合而已。我推测，个体加入这个集体是因为在那儿它的配子将有一个更好的机会得以受精，或者说这要比它们在其他地方撒种更可能受精。

社会适应

群居性昆虫典型地存在于这样的群体之中,其中双亲的一方或双方与不同年龄的若干子代生活在一起。较年长的子代帮助哺育较年轻的子代，或者完全接替了这个责任。最引人注目的进化是在更高级的昆虫社会中，其中大多数的子代（工蜂或工蚁以及其他的奴隶等级）是永久不育的。假定这样的社会是从家族群体进化而来，在家族群体中，双亲是在永久性的巢中哺育它们的幼体，并试图同时去照料不同年龄的个体。在这种情况下，较年长的子代也许会去帮助它们的弟妹，从而对这个家族的成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它们付出了非常有限的自我牺牲。能够强化这种行为的基因将是有利于被选择的，因为假定这种帮助通常有益于具有同样基因的其他个体。奴隶般地为双亲的生殖任务服务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用一天的时间额外地帮助一个白蚁蛹，就是在挽救群落中许多更年轻和更无助的成员的生命。要说明高级社会中工蚁和兵蚁的永久性不育的起源、必须考虑到这一时间因素。贡献一天的时间进行奴隶般劳动的一个基因，可能会降低少年期的适合度,因为它多付出了这额外的一天、它也许正好在这一天会被杀死、而它还未来得及繁殖，因为它将食物、能眼和其他资源用在了别处，但本来这些东西是可以为它自巳的生殖提供服务的。然而,只要这个被帮助的个体能够成熟、工蚁的付出就是值得的，它的基因获得了实质性的增加,因为与它相同的基因已存在于卮代的个体之中。个体的适应性反应所带来的统计结果,我相信正是它构成了所有群体行为的基础，不会必然是有害的。相反，它经常是有益的，比不利之处更多。这样一种益处的例子就是在寒冷的冬天里,哺乳动物或鸟类紧密地围成一个群体有利于热量的维持，但是如果假设兽群的形成就是为了热量的维持，这不会比假设它就是为了传播疾病有更多的理由。在冷天，一只老鼠倾向于挤在群体中的行为是为了使它自己的热量损失最小化,这不是该群体的行为。在从它的邻居寻找热量的过程中，它也同样把热贡献给这个群体,因此，这种集体性的热量就成了一个更强的刺激，引起其他的个体产生同样的反应。当母鸡的群体刚形成时，会发生更多的战斗和其他的明显竞争。随着等级次序的建立，这种竞争会明显减少并且变得更为仪式化。随之而来的是，它们的平均生长速度有所增加，通过测定食物消费和产卵就可证明这一点,显然这是由于每一个母鸡减少了公开竞争中时间和能量耗费的结果。

其它假设的与群体有关的适应

利奥波德（Leopold） 对于衰老的进化和生态学意义提出了某些新的见解，他特别提及高等植物。他的观点是衰老应当被看做是植物生命周期中的一种适应，我相信，他的推理的大部分是有效的。例如，他令人信服地指出，树叶的衰老是适应性地与它们对植物的有用性相关的。当最早的树叶被形成时,它们总是往高处长以便更好地接受光照，但是，随着新生枝条的生长，它们就被更新的树叶所遮蔽，光合作用的效率有所降低。于是，植物就做出重新部署，将营养从老的枝叶转向新的树叶，在那儿它们能被派上更好的用途，这就进一步削弱了老树叶的用途。当一棵树叶的贡献不足以补偿维持它的代价时,植物就会尽可能地在更有效的地方进行代谢，并最终脱落现在已无用的部分。然而，利奥波德所得出的一般结论却是错误的，因为他把这整个顺序看做是衰老。通过重新部署，使物质的用途最佳化，这明显是一种适应性，它与通常所认为的衰老过程正好相反。老树叶的退化和脱落是衰老而不是适应。它反映了物质和能量的一种可观的损失,这是对于物质的一种适应性分配所付出的代价，而这种代价是完全值得付出的。同样的说法也被用于整个植物躯体的衰老。利奥波德坚持认为,整株植物的衰老使得植物能够用一种适应的方式与季节变化相协调。情况确实如此，但是，有必要再次强调，在一种将被获得的正面目标的意义上,一棵一年生杂草的季节性死亡不是一种适应。它只是为此付出的代价：完成迅速的形态变化并使越冬种子贮存的生存率最大化。任何种类的衰老，在我看来，对于所涉及的个体而言,都是一种损失。它在生活史中的存在不得不在此基础上做出解释，即它允许一种进一步的生长，为此值得付出此种代价。仅在此意义上，衰老能被看作是适应性的，因为正面利益的某些特征没有它将是不可能的。例如，如果一棵多年生植物没有进化出一种允许抛弃它的某些叶子的适应性状,它的生长将受到严重的阻碍，它的成功可能性也将受到极大的损害。为了达到生物学的目标而诉诸于生理学牺牲的可能性是一种重要的资源。然而，在分析这种关系的进化时，一个人必须谨慎地将目标与牺牲区别开来。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青蛙鸣叫是为了有助于它们的同伴发现水，在最近的专业性作品中，这还被看作是一种新的概念。如果一个动物所得到的食物勉强仅够维持其生存，可以想象，它会采取下述两种方式之一来行事。它可能用其中的部分食物来产生配子，因而就会忍饥挨饿甚至死亡。而它的死亡将使得其他个体有更多的食物可以利用，于是，这将倾向于减低它们的死亡率。另一个可能性就是适应性地调整生育率使之与食物供应相平衡。这就是说，仅有勉强够用的口粮时,动物也许就会完全停止生殖以首先维持生存。这两种选择方案，作为一种物理学上的必然性，就会导致一个有限种群的存在。生育力与食物供应的平衡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适应的。它允许动物有可能生存到以后的某个更繁荣的时刻。然而，从种群的角度来看，这种适应既不能促进也不能抑制物理学上不可避免的种群规模的调整。当一只鸟正在寻找筑巢地点并且不断碰到其他个体的区域性展示时，显然它正处于一个高密度种群的范围之内。这时，适应性的反应就是转向更不拥挤的区域。当其他合适的地方被发现并且没有其他竞争者在此炫耀它们的优先权时,这只鸟也许就会占据这个区域作为它自己的领地。在这以后，维持低密度种群的优势就会变得很重要。于是，这只鸟就开始了它自己的区域展示活动，从而打击了潜在竞争者觊觎其已占区域的勇气。一旦一只鸟已经暂时占领了一个区域,它就具有了赋予那个特定区域以特殊价值的一种法定权利。在居留期间，它会获知该区域重要的地理学特性、安全地带、水和食物来源以及其他筑巢生境的特定位置。它也许会在巢的构造方面付出时间和努力。它寻找该区域各种用途的动机要比一个赏识它的新来者的动机更强烈。因此通常总是观察到，在与侵入者的冲突中，该区域的占有者几乎总是赢家。已经指出，如果区域展示不能吓倒一个入侵者的话，这时，它的效果总是取决于诉诸有效武器的可能性。在维持仪式化的有效性和减低冲突形式的破坏性方面，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甚至小的鸣鸟在偶尔发生的冲突中也会受伤或死亡。不过，即使没有破坏性的战斗，正常情况下，在不拥挤的区域中筑巢也有可能保证入侵者从已做过仪式化防备的地盘中撤退。动物中的区域性并不是为了在它们的占有期间为子代准备食物，例如，许多鱼类、鳍足动物、海洋鸟类，而应理解为是对于某些其他资源的保护，诸如一个筑巢的生境或是一个妻妾成群的后宫。从求偶仪式的竞争中获得的特权是守护一个大的区域所可能得到的利益。

适应的科学研究

人类的一种原始本能，即偏爱甜的水果，正常情况下就会导致人们去吃成熟的和有营养的东西，尽量避免生的或腐败的东西。但同样的本能也导致我们中的许多人去消费更多的糖果而不是成熟的水果。一个雌性的棘鱼在正常情况下,如果它能忍受它的配偶的突出的红色体型的话，这就是一种很好的适应行为。因此，它偏爱奇形怪状的夸张的体型,而不是那些具有更正常的颜色和比例的体型。这种对于超越最佳刺激的偏爱反映了经济学适应的存在，亦即它们偏爱更昂贵的东西。威廉斯也一再强调,必须把功能与偶然的结果相区分。以蚯蚓取食为例，由于蚯蚓的取食活动，所达到的总体效果是改善了土壤的品质，但改善土壤决不是蚯蚓取食所体现出来的功能,它只是取食行为的偶然的附带的结果而已。

《认识我们的宇宙：行星、恒星、星系》

地球

极区覆盖着厚厚的冰层，沿着赤道是大片的沙漠、草原和茂密的热带丛林。在温带地区，绿色的森林环绕着由火山或板块运动挤压形成的山脉。利用计算机模拟和抽取月球岩石样本，天文学家推测45亿年前地球被一个火星大小的天体撞击（从上图开始），撞碎的物质形成了月球。当这个天体撞击地球时（上图），被撞掉的物质首先形成一个由熔融岩石组成的环，然后融合在一起，最后聚集成我们今天看到的月球。在太阳系早期，这样的碰撞频繁发生。大约45亿年前，一个约火星大小的天体猛烈地撞向地球，使地球的自转轴倾斜了23.5°。这次碰撞把地球撞掉了一大块。它先变成无数碎片，然后形成一个巨大的、围绕地球的环。这些依然炽热、熔融的碎片很快又聚集成团，形成了月球。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球与地壳的化学成分几乎完全一样。月球的形成使地球的转动趋于稳定，这非常有利于地球上生命的生存。如果地球垂直转动，赤道将会比今天热很多。我们也不会有四季变化，气候也会变得异常严酷。与地球一样，月球也有山脉，它们大部分位于大型陨石坑的边缘，这是由于小行星的撞击而被突然抬高形成的。最令阿波罗飞船上的宇航员惊讶的景象之一，是月球上的山脉不是陡峭、参差不齐的，而是平缓且呈弧形的。由于没有大气，月球的地面上只有黑色的影子，不像地球上的阴影是浅灰色的。并且没有诸如电线杆那样熟悉的物体作参照，所以站在月球上的宇航员无法分清山脉的大小和远近。很久以前，人们在观察天空时注意到星星能组成不同的形状和图案。他们将星星连接起来，把它们想象成天上的人或动物，用星星描绘传说中的英雄和怪物。望远镜像一架时光机器，因为它能让我们看到过去的事物。恒星的诞生和死亡是相互联系的。当恒星死亡时，它们的残骸与其他恒星的残骸混合在一起，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形成新的恒星甚至是新的太阳系。你也许认为质量大的恒星会活得更久，因为它们拥有更多的燃料。实际上，质量大的恒星燃烧得越快，寿命反而越短。质量大的恒星只能活几百万年，而较轻的恒星能活几万亿年。恒星的质量决定了它其他的性质：它有多热、是什么颜色和能活多久。大质量的恒星炽热，呈现蓝色，而小质量的恒星冷，呈现红色。旅行需要大量昂贵的燃料，长时间的失重会使人的骨骼和肌肉变衰弱。

《1770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1.如果把土地这样地分配给一个国家所有的居民，使他们每一个人恰好拥有维持他自己的生活所必需的土地，而毫无多余，那么，显然,既然大家都处于同等的情况下，就不会有人愿意为别人工作。同时，任何人手里也不会保有可以用来偿付别人的劳动的东西；因为既然每一个人仅仅拥有为生产他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土地，他必然会把他的全部收获都消费掉。而不会有任何可用以交换别人的劳动的东西。2.一个拥有只适宜于种植谷物而不能生产棉花或大麻的土地的人，就不会有可用以蔽体的布匹。另一个人可能拥有一块只适宜于种植棉花而不能生产谷物的土地。第三个人可能没有取暖用的木柴；同时第一个人可能没有充饥用的谷物。经验很快会使每一个人知道他的土地最适宜于哪一种产品，从而他也就专门种植这一特殊农作物,以便通过和邻居交换而获得他所缺少的东西；他们每一个人都做过这种考虑以后，他们就都会只种植最适宜于他们的土地的农作物，而不再种一切其他的东西。3.我们时于每一个人的一切其他需要都可以这样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须依靠他自己的土地和他自己的劳动来满足他的一切需要。那么，他就会花费掉很多的时间和力气,而且在各方面都得不到好的东西,同时他的土地也会耕种得很坏。4.农人能够从他的土地上获得最大可能数量的产品;通过剩余产品的交换,他可以比用自己的劳动来生产时远为容易地获得他所需要的一切其他东西。鞋匠为农人制鞋.便获得后者的收获的一部分。每一个工人都为满足一切他种工人的需要而从事劳动，而各种工人也就为他而劳动着。6.只有双手和辛勤劳动的单纯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他可能或多或少地以高价出卖他的劳动;但是，无论这种价格是高一些或低一些，都不能完全由他本人来决定;这是他同那个购买他的劳动的人双方协议的结果。后者尽力压低这一价格；由于他有一大群工人可资挑选，他便优先选用那个讨价最低的工人。9.让别人来耕种他的土地，不会是一件安全的事情,因为一个费了力气来耕种土地的人，很难理解为什么全部收成并不都归他所有。而且，在这个早期的年代里，由于每一个勤劳的人愿意要多少土地就可以得到多少土地，因此他也就绝不会想去为别人耕种土地。每个土地所有者都必须亲自耕种他的土地，否则,他就必须根本放弃它。12.一个体力较强、工作较辛勤、对未来较为关心的人所占领的土地，比一个性质与此相反的人所占领的要多些。一个家庭人口较多的人，由于需要较多，由于可供支配的人手较多，进一步扩大了他的产业；这里就出现了最初的不平等。所有的土地并不是同样肥沃的；两个拥有同样大的土地面积和同样多的劳动力的人，从土地上得来的产品数量可能很不相同；这是不平等的第二个原因。当土地由父亲手里转移到子女手里的时候,往往根据家庭人口的多寡把土地分成若干或大或小的份额；在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过程中,有时这些遗产要更进一步地再行分割,有时则因有些宗支绝嗣,又重新归并起来；这是不平等的第三个原因。有些人聪明、活跃而且最重要的是节俭，另外一些人则懒情、死板和浪 ;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平等的第四个原因，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疏懒而不为将来打算的土地所有者，耕种得很坏，在丰年里把全部剩余随意浪费掉.即使遇到最小的意外，也得求助于比较勤谨的邻居，靠借贷生活。如果由于新的意外事件的发生.或是由于他继续地疏忽下去，他就无法清偿债务；在他不得不再举债，他最后绝不会有其他的办法，只好把他的地产的一部分，甚至全部。16.土地耕种者和工匠这两个阶级彼此之间有许多类似点，其中最重要的是它们的成员都没有收入，都靠工资生活，这种工资是从土地产品里付给他们的。二者还有这样一个共同之点：它们所得到的仅仅是它们的劳动和垫支的代价，而两个阶级的这种代价差不多是相同的；土地所有者和那些耕种土地的人讨价还价，希望尽可能地少给他们一部分产品，正像他和鞋匠讨价还价，希望尽可能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他的鞋子一样。总而言之，土地耕种者和工匠所得到的东西都不可能超出他们的劳动报酬。21.在社会刚刚开始形成的时期，要想找到愿意耕种别人土地的人，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时土地还没有被人全部占领，所以凡是愿意劳动的人都情愿开垦新的土地,为他们自己耕种它们。这与人们在所有新殖民地里所处的情况是大体相同的。因此，强暴的人就想使用暴力来强迫别人为他们劳动；于是他们就有了奴隶。从这些不侵害人类的一切权利就无法把别人变成奴隶的人那里，奴隶是不能希望得到正义的。然而自然规律仍旧保证他们可以从他们使土地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取得他们的份额.因为他们的主人为了利用他们的劳动，必须养活他们。可是这种工资只限于最低的维持生命的必需品。 22.因此，当人们集合在一起而组成大型社会的时候，便不会再有足够的奴隶后备军来代替农业方面已经使用得不堪再用的奴隶。虽然人类劳动可以用兽力来补充，可是总有一天土地再也不能利用奴隶来耕种。那时，奴隶的使用将只限于家务劳动；到了最后，这种制度必然会全部消灭，因为随着各个国家变成文明国家，它们在战俘的交换方面可能达成协议。由于每一个人对于摆脱沦为奴隶的危险都极端关注，这种协议便更易达成。28.我已经列举了五种不同的使土地所有者本人能够不从事耕种劳动而利用别人的双手来使他们的土地提供收益的方法。第一种方法是由领取固定工资的雇工来耕种。第二种方法是由奴隶来耕种。第三种方法是在缴纳地租的条件下出让土地。第四种方法是把农产品的一个固定份额—— —通常是一半 一分给土地耕种者,而由土地所有者负责垫支耕种方面的费用。第五种方法是把土地出租给农业经营者，由农业经营者垫支耕种方面的一切费用，并应许在议定的年限以内向土地所有者缴付一种固定不变的收入。在这五种方法中，第一种开销太大,很少被人采用；第二种只能在那些仍然是愚昧而野蛮的国家里实行；第三种。其说是一种从产权上获得能够得到的东西的方法，不如说它是以取得土地留置权,为条件而交出产权，所以，原来的土地所有者，确切地说，只不过是新的土地所有者的债权人。最后的两种耕种土地的方法是被人们采用得最普遍的方法,这就是说，在贫苦的地区里由对分仙农来耕种土地，在比较富裕的地区里则由农业经营者来耕种土地。38.例如，很显然，一个拥有一匹布的人，当他需要谷物的时候，必然会比一个拥有同等价值的一桶葡萄酒的人更仃把握地换得一定数量的谷物；因为葡萄酒这种东西可以遭受无限多的意外事故，使人在瞬息之间失去它的全部价值。41.据说，最初铸造的铜币所代表的就一只羊的价值，所以上面铸着一只羊的形象；pecunia（货币）这个名词的来源就在于此，它是从 pecus（牲畜）这个字衍化出来的。 42.在一切商品中，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属，是质量最便于鉴别、数量最易于分割、能永久保存而不变质、能以最低廉的运达把它们运输到一切地方去的东西。凡拥有某种剩余商品而暂时又不需要用别的商品的人，都会急于把剩余商品换成货币；拥有货币比拥有其他任何东西更能使他有把握地在他需要的时候取得他所希望得到的商品。44.一切金属都可以当做货币使用。不过那些非常普通的金属,由于体积大而价值小，就不便于在日常交易中使用。铜、白银和黄金是人们经常采用的仅有的几种金属。除了某些还没有能够从矿藏中或从商业中获得足够数量的黄金和白银的民族以外，甚至铜也只在最小的价值的交换中才为人们所采用。50.显然，在人们还没有熟知货币之前.他们总是努力工作，借以尽多地取得这类财富；可是同样明显，一旦人们发现了而且证实了货币在一切商品中最能经久不变、最易保存而不惹起麻烦之后，凡是想要积累财富的人便必然会尽先去寻求货币。采用这种方法来积累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不只是土地所有者。虽然工业利润与来自土地的收入有所不同,它不是自然界的赐予，同时从事工业的人从他的工作中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付给他工资的人为此而给予他的代价；虽然支付工资的人在支付工资时总是尽可能地少付，同时竞争也迫使工业的从业人员不得不满足于少于他本来想要挣得的劳动代价；尽管这样，还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一切不同种类的劳动领域中，这种竞争却从来没有多到或者尖锐到这样一种程度，以致总是使一个比别人更内行、更积极，特别是在个人消费方面更节俭的人，不能挣得一笔比维持他本人和家属的生活所必需的稍微多一些的收入，并使他不能把这笔多余的收入储蓄起来，以创立一笔微小的储备。53.特别是牲畜，是远古时代一切动产中最为人们所追求、最容易积累的动产。牲畜固然不免一死，可是它们能够繁殖；由它们构成的财富,简直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而且，这种基金只需通过生育过程就可以成长，而且还能以乳或者以毛、皮和其他原料的形式提供年产品，这种种年产品连同从森林里得来的木材便形成了供工业用的第一批基金。54.畜牧生活需要在同一块地方居留较久的时期；它使人们有较多的闲暇时间；它提供较多的机会，使他们能够研究各种土壤的区别，并在作为牲畜饲料的植物生产过程中能够观察到自然界的步调。也许就是由于这一原因，亚洲民族便成了第一批耕种土地的民族，而美洲民族则长期停滞在野蛮状态之中。58.只是由于担心在不能肯定的未来时期中缺乏生活必需品，因而蓄积货币来使他自己安心的胆小的守财奴，总是把他的货币窖藏起来。如果他所预料的危险果然发生，而且使他陷于贫困，以致不得不每年依靠窖藏来维持生活，或者，如果他有一个浪子,渐次把窖藏的货币随手乱花，那么，这笔窖藏不久就会花得一干二净，而这笔资本就会全部为所有者所有；后者可能用更好的办法来利用它。既然提供一定收入的一份田产只不过是价值等于这种收入的一定倍数的一个总值的等值物,我们就可以说,价值的任何一个总数都是一块生产着等于这一总数的若干分之一的收入的土地的等值物；至于这一价值的总数，或这一笔资本，是由一堆金属所构成，或是由其他任何物品所构成，都完全无关紧要;因为货币代表每一种价值，正如每一种价值都代表货币一样。66.商品出卖时的价格总是决定于消费者的需要和他们的财力。第一批物品一经制成，必须接着制造另一批物品；原材料必须边消耗边补充。一个企业的工作一经开始，如果让它们中途停顿，那是很危险的，这些工作绝不是我们什么时候想恢复就可以马上恢复过来的。因此，企业家所最关怀的事莫过于最迅速地出卖他们的农作物或制成品，以收回他们的资金；在另一方面，消费者所关心的则是在他们需要某种物品的时候，并且在需要它们的地方，买到那种物品；如果他们不得不在收获季节一次购备他们的全年口粮，对他们来说,那将是极不方便的。在日常的消费品中，有许多都需要长时间的和花费很大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使用大量原材料的条件下才有利可图。原材料的数量必须大得使少数人或一个范围有限的地区的消费，不足以把一个制造厂的产品全部买完。因此，凡是和这类产品有关的企业，数目必然不多，互相之间的距离必然较远，因而它们和大多数消费者的家庭便相隔很远了。除赤贫者以外，没行一个人是无力消费几样在离他家乡很远、彼此之间也相距很远的各地生产或制造的物品的。如果一个人只能直接从收获者或制造者手里买进他的消费品的话，他就会有许多东西买不到手，或者就得把他的全部时间花在旅行上面。67.如果没有把握收回这种垫支和取得这种不可缺少的利润，任何商人都不会经营商业，而且任何商人都不会继续经营商业。当他们估计他们在一定时间以内可望卖出的商品的数量和价格的时候，他们正是根据这种观点来指导他们的买进的。零售商凭着经验,凭着他们从小心谨慎地作出的有限尝试中获得的成就，了解在消费者的需求量中他们所能供应的大概是多少。因为商业是必要的，同时如无与其规模成比例的垫支便不可能经营任何商业，我们就发现了另一种运用可动的财富的方法，这种新用法是：一个人拥有大量储蓄和积累起来的价值，一大笔货币，干脆说是一大笔资本，就可使用这种资本来赚取利润，获得生活资料，而且，如果可能的话，增加他的财富。68.不管它是什么紊乱，以致企业家无法收回他们的垫支和他们有权利希望从垫支上获得的利润,那么，很显然，他们将不得不缩小他们的企业；这样一来，劳动的数量、土地产品的消费量、生产量以及收入总额，都将按同等幅度缩减；贫穷将代替富庶，而一般工人由于不能找到职业将沦于极端困乏的境地。74.一个买进面包的人之所以买进面包，是为了养活他自己；可是出卖面包的人所具有的索取画包代价的权利，却与面包的这种用途毫不相干；如果他出卖石头,他也有这种索取代价的权利；这种权利完全建筑在这种基础之上，面包是他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来迫使他无偿地『以放弃。78.如果现在假设一个国家里所有的富人都不从他们的收人或每年的利润中提出一部分来作为储蓄，而把它们全部花光；再假设他们在花光了收入之后还感到不满足,再进一步地花掉他们的资本；再假设一个拥有十万法郎货币的人，既不把这笔资金用在有利可图的事业上,也不把它借出去，而是一点一点地把它浪费在愚蠢的开支方面；显然，这样一来.一方面用在日常购买、用在满足个人欲望或一时兴致上的货币数量一定加多,结果货币的价格就会下跌；另一方面，可以用来作为贷款的货币肯定会大大减少；同时，由于有许多人会倾家荡产，借款人的数目大概也会增多，于是，货币的利息将会提高，同时货币在市场上将更为普遍，货币的价格将会降低，而这完全是由于同一原因。81.一个民族的节约精神有助于不断地增加它的各种资本的总额，增加贷款人的数目而减少借款人的数目。浪费的习惯所造成的后果则恰恰与此相反；根据前面说过的关于资本在农业、工业或商业中的用途的那些论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浪费到底是使一个民族富裕起来，还是使它贫困。88.假如突然之间有很多土地所有者都想出卖土地，显然土地的价格就会下跌，用较小数量的资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收入；如果货币的利息没有上涨,这是不会发生的，因为货币的所有者将宁可买进土地，而不愿把资金贷放出去，以取得不多于他能买到的土地的收入的利息。所以，如果借款人想要借得货币，那么，他们就不得不为这笔贷款偿付一笔较高的租金。假使货币的利息上涨，人们就将宁愿把货币贷放出去,而不愿既操心又冒险地把它用在农业、工业和商业企业里；只有那些能够在支付投资人的劳动工资以外还产生出一笔比贷款利息大得多的利润的企业，才会有人从事经营。89.货币的利息越低，地产的价值就越高。如果地产是按二十分之一的比数出售的活，一个能够收入五万利弗尔地租的人，他的地产只值一百万利弗尔；如果地产是按四十分之一的比数出售的话，他的地产就值两百万利弗尔。如果利息是口分之五,那么，所有那些其产物除了抵偿垫支和酬报上地耕种者的辛劳以外不能带来这百分之五的收入的荒地，就会没有人肯去耕种。任何制造业、任何商业，如果除了企业家的操劳和所担风险的报酬以外，不能再提供这百分之五的收入，就将无法维持。如果有一个邻国，它的货币的利息只有百分之二，那么,这个国家不仅会经营那个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所不能经营的一切商业部门，而且，由于它的制造业者和商人能够满足于较低的利润，他们必定会把自己的商品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投入所有的市场上去，同时还会把所有那些由于特殊情况或是运费过高因而其利息为百分之五的国家的商业所不能继续经营的商品的贸易,几乎全部独占起来。休谟致杜阁书（未注明日期）劳动的价格将永远取决于劳动的供给量的劳动的需求量,而不是取决于赋税。制造出口物品的商人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的价格。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这些物品的成本就会高得无法在国外市场脱售。制造供国内消费用的物品的商人也同样不能提高他们的劳动的价格,因为同一种劳动不能有两种价格。这一原则，对于所有有一部分要出口的那些商品都适用，也就是说，差不多对所有的商品都适用。即使有某些商品，它们的任何部分都是不出口的，用来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的价格也不能提高，因为这种劳动价格的提高将使许多人转到这种工业里来,从而使劳动的价格立刻下跌。在我看来，征收消费税的直接后果是：工人们不是消费减少，便是工作加多。没有一个工人不能迅速敏捷地在他每周工作时间以外加上几个工时；同时，也几乎没有任何人穷得不能在开支方面稍为推节一些。当谷物价格上涨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贫穷的人岂不是生活得更艰苦而工作得更努力么？

《1890金枝》

在内米的圣殿外有一棵特殊的树，它的枝条是不许砍折的，只有逃亡的奴隶才被允许折下它的枝条。如果真有哪个奴隶能做到，他就获得了和祭司单独决斗的资格。如果他杀死祭司，就可以接替祭司职位，并获得“林中之王”的称号。古代的民众称这改变命运的树枝为“金枝”。罗马女灶神的侍女们为了清洗女灶神殿，每天都要用头顶着陶罐从这眼泉水中打水。我们在很多故事中都能看到年轻勇士惨死的情节，就像希波吕托斯那样。这些来自凡尘俗世的俊美年轻人以生命为代价，获得了一段和青春永驻的女神恋爱的时光，尽管这段快乐的时光是那样短暂。我们不该只把这些不幸的情人看成一种神话素材，按照某些传说，正是因为这些惨死的情人的鲜血，紫罗兰才那样紫红，牡丹才那样鲜红，玫瑰才那样艳红。我们不该把这些故事当作以花朵象征美与青春转瞬即逝的肤浅诗篇。这类故事还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哲理，即人和大自然的生命关系。悲剧的哲理引发了悲剧性的行为。中国人大多活着的时候就把寿衣准备好了，负责裁剪和缝制寿衣的，通常是那些没出嫁的女孩或年轻的媳妇。她们正值花样年华，有着旺盛的生命力，由她们缝制的寿衣必定也会感染到这一点，从而推迟它们真正能派上用场的时间，这真是一个聪明的做法。另外，制作寿衣的时间，一定是有闰月的年份。中国人认为有闰月的年份比一般年份长，在这一年制作的寿衣更能起到延长寿命的作用。制作得最为华美的寿衣是一种丝绸长袍，它被赋予了最珍贵的品质。那件长袍是深蓝色的，上面用金丝绣满了“寿”字。在中国，人们认为子女如果孝顺父母，关心父母，就要送一件这样华丽的礼服。老人经常把这种能够延长寿命的衣服穿在身上，尤其是在喜庆的场合。越是在这种时刻，这件被众多金色“寿”字衬得金光闪闪的衣服所具有的能力就越强，所以老人过生日那天一定会穿它。中国人相信生日祝福所蕴含的巨大能量会在之后的一年里护佑他的健康和活力。他在生日庆典上穿着这件华美的礼服，沾染在上面的福祉透过毛孔进入体内。他笑容满面地接受亲友们的祝福，他们热情地称赞这件衣服，称赞他儿女的孝心。小辈会送这种既实用又漂亮的礼物给长辈，正是出于这种孝道。在原始公社里，统治权不是掌握在所有成年男性手中，而是掌握在长老议会手中。不管这种改变的起因是什么，最初的统治者又有怎样的性格，从整体上来说，它都是一种明显的进步。看样子，想让人类从野蛮状态中脱离出来，君主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还有什么人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容易受到旧传统和旧风俗的束缚？还有什么社会比原始社会发展得更缓慢、更艰难？以前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民主的原始人拥有最大的自由。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那个时候，他表面上不是奴隶，却完全被过去的自己和祖先的幽灵所压制。终其一生，那些幽灵如影随形，不停地用铁鞭控制着他。他视他们为榜样，觉得他们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对的，他们的行为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法律，他必须坚定不移地效仿，绝不能有任何怀疑犹豫。再有能力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很难改进那些固有的习俗。最愚蠢和最无能的人势必会制定一套法则，将最有能力的人拉到自己的水平线上，因为他们升不上去（虽然也不会变得更糟了），后者却能掉下来（虽然有更进一步的机会）。上天对人其实并不平等，它分给每个人的能力、气质，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都各不相同。但是这种社会却把这种差异和不平等抹杀成表象上的假平等，所以它必然会呈现出一种僵化的状态。虽然有些梦想家和煽动家把原始社会美化成人类社会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度，然而原始社会其实是非常低级和固化的社会。在这种时候，一个真正关心民众利益的人对于那些能够激发才能，按照个人天赋能力分配权力阶层的事情，自然会充满好感，因为它们能促进社会进步。那些有助于社会发展的事情总有一天会冲出牢笼，发挥作用。而它们一旦起效，社会文明就会进一步加速发展。当权力被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他可能只用一代人的时间就让社会发生了以前数代人都不曾引发的巨大变革。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人往往会谈笑自若地抓住这种机会，甚至只凭一个闪念或一时好恶就扯碎了压在原始人身上的沉重枷锁。当一个部落摆脱了胆小怯懦、各执己见的长老议会，有了一个果敢坚韧的领导者，它就会明显强于临近的其他部落，开始大肆扩张。在人类的早期阶段，这对社会生产和智力发展都大有助益。通过武力征服和一些小部落的主动投靠，这个部落的势力越来越大，这个氏族社会很快就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奴隶。这两样东西让一些阶层不用再为穷困潦倒而绝望地挣扎，给了他们全力追求知识的机会。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知识更能帮助人改变命运的呢？要知道，原始社会的人虽然看起来十分自由，但他们从出生那一刻起，其命运就已经被世代相传的习俗捆成固定的样子。比较起来，反倒是彻底独裁的暴君统治更能让他获得一些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从最好的意义上讲的。他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可以自由地塑造自己的命运。希伯来的先知们一直在向世人传达宗教的伦理学这一面，因为他们坚信上帝是美好而神圣的。弥迦说：“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他们需要全神贯注并担负起下面这些事：比他的同伴渊博；掌握所有必要的与自然搏斗的知识；知道怎么做才能减轻人类痛苦、延长人类寿命，并以此为目标，了解所有药物和矿物的特性；了解风、雨、雷、电的成因；四季的更替、月亮的盈亏、太阳的运行、星辰的运转、生死的奥秘等等，所有这一切必定都曾引起这。在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以“同类相生”原则为基础的信仰。中国人认为一座城市的命运如何，与它的外形密切相关。和它外形类似的生物具有怎样的特点，这座城市就会被赋予怎样的命运。中国人认为没有被安葬的尸体如果被雨淋到，死者的灵魂也会痛苦，就像活人如果没有栖身之所，就会饱受风吹雨淋一样。所以，那些可怜的鬼魂会竭尽所能地阻止下雨，有时用力过猛就会引起旱灾。旱灾会导致歉收、饥饿和死亡，这对中国来说是最可怕的灾祸。所以中国的皇帝在遇到旱灾时，为了挽救危局，向苍天求雨，最经常的做法就是让人将那些未被安葬的干尸掩埋起来。中国人擅长用法术来改变天气。如果他们想要求雨，就用纸或木头做一条象征雨神的巨龙，人们排着长队，举着它到处转悠。如果求雨失败，人们就会说这条龙是假的，一边骂一边将其撕碎。还有些地方为了强迫这位雨神降雨，会恐吓和鞭打它。如果还是没能下雨，他们就公开废黜这位龙神的神位。反过来，如果求雨成功，他们就会发出诏令，晋升它的神位。1888年4月，广州的清朝官吏因为龙神没有理会人们的祈祷，还在拼命下雨，就把它的神像用锁链锁了五天。这个办法卓有成效，雨终于停了。人们这才卸下龙神身上的铁链。前一些年，由于旱情严重，人们又把这位龙神绑上铁链，拉到龙王庙的院子里暴晒了好几天。他们认为只有这样，龙神才能体会到一直不下雨的痛苦。朝鲜人认为死于疫病的人、死在路上的人和难产而死的妇人，其灵魂都寄居在树里。人们在树下堆起石头，摆上鲜花果品、美酒佳肴，以祭拜他们的亡魂。中国有一个古老的风俗：为了使死者尸身不腐、灵魂安宁，会在坟墓旁种植树木，由于松柏四季常青、不易腐烂，中国人的坟地四周通常有很多松树和柏树。坟地上的树木郁郁葱葱，就意味着死者的灵魂是平静的，反之，则意味着死者的灵魂正在受苦。在中国西南部的苗族聚集区，每个村庄的入口处都有一棵神树，人们相信那里寄居着他们的始祖之灵，它拥有改变他们命运的能力。中国人在给死者盖棺时，除了最亲近的亲属外，其他人都要后退几步甚至退到其他房间，因为人的影子如果被关进了棺材，此人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危害。在把棺材放到墓穴里时，在场的大多数人都要后退一段距离，以免影子投进墓穴，损害身体。风水先生及其助手站在影子不会投进墓穴的地方。挖墓人和抬棺人为了让影子牢牢附在自己身上，都在手腕上紧紧缠上布条。影子受损，身体也会受损，这种规律不仅适用于人，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牲畜。中国人死后，要在房间里停尸七日。刀具、针都不准使用，吃饭时连筷子都不能用，只能用手当筷子。为了获得心的原有者的素质，吃心脏当然是一种常见的方式，但我们之前也提过，人们也吃被杀者的其他部位，绝不仅限于心脏。比如，澳大利亚东南部有两个部落，分别叫罗瑟托拉和安吉利戈，他们的武士为了获得被杀敌人的勇气和素质，通常会吃掉死者的头和脚。新南威尔士的卡米拉罗伊人通过吃勇敢者的心和肝来获得勇气。图琴地区也流传着吃勇敢者的肝能够增强勇气的迷信说法。中国人吞下刚被杀掉的江洋大盗的胆汁，也是出于类似的目的。沙捞越的达雅克人为了加强手部和膝盖的力量，通常会吃掉死者的手心和膝盖肉。著名的托拉查部落生活在西里伯斯中部，他们喜欢猎取人头，被杀者的血和脑子都成为他们的盘中餐，他们相信，吃完这些东西后就会变得更加勇敢。菲律宾群岛的伊塔伦人为了得到被杀死的敌人的勇气，会喝死者的血，并把他们的后脑和内脏生生吞下。出于同样的目的，菲律宾群岛的另一部落，安弗高人在杀死敌人后，会吸食他们的脑髓。德属新几内亚的卡伊族人也有吃敌人脑子的传统，他们也是想借此获得力量。非洲西部的吉姆邦达人在新王登基时，通常会杀掉一个勇敢的俘虏，新王和贵族吃过他的肉之后，就会变得像他一样充满勇气和力量。狄俄尼索斯最大的特征是葡萄树和茂盛的葡萄藤，不过他同时也是广义上的树神。

《2014情爱现象学》

阿佛洛狄忒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2006弗雷格哲学论著选辑》

戈特洛布·弗雷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论概念文字的科学根据

若没有符号这一伟大发现,它们也将局限于我们的手所造成的东西和我们的声音所能造成的音响。是符号使我们能够想到不存在的、看不见的、也许是非感官所能感觉到的东西。就像发明利用风逆风行驶对于航海具有重要意义一样，符号对于思维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没有人轻视符号！选择适当的符号也同样重要。我们经过长期练习，实际上不需要再创造符号，进行思维再也不需要大声说话，但这同样不会减少符号的价值；因为尽管如此，我们依然用语词进行思维，即使不用语词，仍然要用数学符号或其他符号进行思维。现在要问，应该优先选择听的符号还是看的符号。听的符号首先提供以下优点，当它们出现时，人在外界情况面前是比较独立的。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可以认为声音与内心过程有更为近似之处。听的符号和看的符号的表现形式都有时间顺序；它们同样是暂时的。特别是声音较之形态和颜色与内心活动有更密切的关系；而且人的声音无限柔韧，能够表达最细微的感情混乱和变化。但是无论这些优点对于其他用途可能有多么大的价值，它对于推论的严格性毫无意义。可听的符号如此紧密地依附于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这也许恰恰有使理性的肉体的和精神的条件依赖于可听符号的跳点。文字使人们可以同时考虑许多东西，尽管我们每一刻只能考虑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对其他东西确实也有一般的印象,并且当我们需要这些东西时，它们立即为我们所用。在二维书写平面的文字符号状态比在一维时间中单纯的前后相续过程可以更多样地表达内在关系，而且这使人们更容易发现我们恰恰要予以注意的那些东西。算术的形式语言是一种概念文字，因为它们不传达声音，直接表达事物。

《1936语言学概论》

原则上讲，人的发音器官跟单簧管和双簧管等管乐器一样:利用振动的薄膜使一团空气发音。我们呼气的时候，空气从肺里排出，经过气管，从口鼻外流（见图一）。要让这一团空气振动，我们必须利用声带。声带是两片有弹性的薄膜，通常呼吸的时候向喉头两旁折叠。声带连着肌肉，利用肌肉可以靠紧拢而阻止从肺里出来的气流。气流受强压通过声带，声带因此振动，就发出声音。刚才讨论的过程起源于人们有一种自然趋势：要节省劳力。然而尽管说话的人可以尽量少动发音器官，只要别人听懂就行，但却有一个因素引起的结果恰好相反。要人体的肌肉连续做相同的动作，是很难的。初学钢琴的人觉得快速弹一串和弦很困难，手腕硬得像火筷子一样。这种生理现象叫作强直痉挛。有人说:在战争和变乱的时候,父母亲不能花很多时间去注意孩子们的教育,语言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还可以指出一点，语言就其本质而论就是声音模式的重复。这一点我们可以拿临摹图画的过程来对比。临摹图画的时候我们永远可以对着原本。语音一去不复返,我们只能全靠记忆;所以语言是摹本的摹本。某些改变住地的人为了势利或者策略会采用别的社会阶层之语言习惯。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爱用的字眼和措辞，构成他说话的特点。在一个语言社群里，我们还看到以阶层和职业区别为基础的差异。各语言学概论种行业的人都有外行人不懂的词汇。船夫讲话跟学生不同，教授跟老妈子不同。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语言统一的外表甚至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也是虚幻的。一个语言社群由好些成员组成,每一个成员有他自己特殊的“方言”。由于阶层的区别或者个人的能力，社群当中某些分子变成了被尊敬和羡慕的对象;羡慕他们的人就去模仿他们穿衣说话的习惯。这样一来，领头人物说话的方式甚至缺点都会变成一个标准，通过被人模仿而影响整个社群的语言。本书后面有一章说明语言的变化实际是从一个中心渐渐传播出去的,像波浪一样。而说本族语的人则是在他的日常生 活中学会语言的;无数的短语只是在出现的时候才被他记住，既无次序，也无系统。一个罗马小孩第一次接触到相当于“战争”的词时,这个词可能是以它的属格复数形式出现的。我们说过:人类有把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和知道的东西等同起来的普遍倾向。没有受过教育的说话人特别容易把不同的结构混淆起来。说话人之目的是为了传递信息;换言之，他说的话必须明白易懂。我们知道：人类无论做什么事，总是越省力越好，说话也不例外。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只要人家能听懂，说话人总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地压缩，那些对于表达意义并非必不可少的词语就常常省去不说。这一运作过程，说话人在惰性的驱使下会在许可的范围内任其发展;直到听话人的一声“对不起，请再说一遍”把他截住为止。我们不妨说:可懂度形成语言损耗的极限。就各行各业的专门语言而论，同行的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有一种较为密切的接触。他们有共同关注的事物和思想习惯；比起操不同行业的人之间的交谈来说，同行的人对所指对象的释义更为明确，理解也更为亲切。因而，传达说话人意图所需要的语言暗示不必太明确。例如对许多 人来说，不同的乐音和音色会引起各不相同的颜色感觉:也许听双簧管使人想到蓝色，听大提琴使人想到红色，听笛子使人想到绿色。象征性语言就利用这些联想，特别是用于描绘精神状态。众所周知，颜色有一种很大的心理效果。黑色是悲哀和不幸的颜色。所以这个形容词常常用于发生悲剧事件的日子。一个说话人想要生动地向听话人表达某一性质，可以提到特别显著地具备那种性质的一个实物。形容一个忠厚善良但毫无风趣的人为“汤团”或者“羊油布丁”是再好不过了。同样，动物可以作为体魄的或道德的品质之象征：蛇象征狡猾和阴险，猴子象征调皮捣蛋，狐狸象征诡诈，狮子象征勇敢。大多数人对“死”这个主题精心选择用词，在每一种语言里都可以看到人们极力避免直接使用这个词：我们说“他逝世了”或“他停止了呼吸”，德国人用美丽的字眼“长眠”，而罗马人说“遭逢末日”。在卖禽畜的时候，年岁是定价的重要因素，不论那禽畜买去是宰了吃还是用于下蛋产仔。所以农民对自己的货物会做出最有利的描述 。结果每只鸡都变成pulla（小鸡）了。常有人认为 ，这说明使用这些语言的民族在智力上的某种落后性。然而我们完全可以做出相反的结论。例如我不知道松树、枫树、云杉和落叶松的区别，就把这些树笼统地归为一类“圣诞树”。这能否证明我比熟悉此中细微差别的大自然爱好者在智力上更胜一筹呢？说实在的，各种辨析和区分与其说是智力落后，不如说是出于实际需要。一个骆驼买卖人用他的四千个术语去做生意，比起我们用一个术语,会有效得多。变迁过程是一种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如果不是一代人把语言知识传给下一代人，人们就无法理解这个过程。这种所谓适合似乎无非是不同的语言“条件反射”;那些后来学说话的人，于新的惯用法在语言中频繁出现时，是会得到这种条件反射的。比如，如果一个小孩子主要是在和乐器相联系的情况下听到hom （号）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就会完全同“汤匙”、“小刀”、“笛子”等词一样，作为普通名词而被他所理解。西欧各国的文字系统源出罗马人，而罗马人又是从希腊人那里学来的。希腊人自己相信,他们的字母得归功于闪米特族的腓尼基人。这些人来自推罗和西顿这些城市，从事商业活动，远至英伦三岛沿岸。然而直到最近一些年之前，还没有人能成功地把闪族文字（腓尼基文是其中一种）和埃及象形文字系统联系起来。但在1916年,杰出的英国埃及学家伽丁纳（A. Gardiner）成功地释读了在西奈半岛发现的某些铭刻。这些铭刻正是两种文字系统之间已经失去了的中间环节。那些符号和古埃及的圣书字相似,而且也像后者那样可以横写或竖写，可以从左到右或从右到左。图十二不加解说就足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西奈符号的形状是以埃及文字为范本的，而它们又酷似最古的闪族文字。唯一的难点是，它们具有不同的音值。后来这个疑团一下子解开了；人们认识到：闪族符号的名称指明西奈符号描画的实物；也就是说，西奈符号表示埃及象形文字所代表的实物之闪族称呼。这只能意味着:一个说闪米特语言的民族采用了埃及文字,但是让它表示自己语言中相应的词。在中国，一如在古埃及，文字不过是一种线条化了的、简化了的图画系统。就是说，视觉符号直接表示概念，而不是通过口头的词再去表示概念。这就意味着，书面语言并非总是受制于口头语言的各种变迁和变异。它意味着：一个学生学了 4000来个视觉符号（据说足够日常应用了）之后，四千年的文献就立刻展现在他面前了。他没有学习中古汉语和上古汉语的负担；也没有学习古希腊文献之学生所碰到的那种复杂的方言问题。后者要想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德摩斯梯尼的作品就要学习多种方言。再者，虽然中国的不同地方说着互相听不懂的方言，但是不管哪个省的人，只要是有文化的都能马上看懂用古代文字写的一个布告。然而我们听说：要是广州人把它念出来,那声音对说北京话的人根本不能传达任何意思。所以，汉字是中国通用的唯一交际工具；唯其如此，它是中国文化的脊梁。如果中国人屈从西方国家的再三要求，引进一种字母文字，充其量不过为小学生（和欧洲人）省出一两年学习时间。但是为了这点微小的收获，中国人就会失掉他们对持续和发展了四千年的文化典籍之继承权。再者，用北京话写的文件在其他地方就会读不懂。中国的统一，正如所有行政区域的统一那样，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见下章）。这项事业迄今为止一直通过全国普遍通用的文字这个媒介来进行。如果把它废除了，从哪里找得出一种能代替它的“通语”？高本汉说得好'如果中国不废除自己的特殊文字而采用我们的拼音文字，那并非出于任何愚蠢的或顽固的保守性。……中国人扔掉汉字之日，就是他们放弃自己的文化基础之时。"汉字字数越来越多，是世界文字史上绝无仅有的事;这被认为是汉人“愚笨”的表现,但其中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过，这总是不能听之任之的。而汉字笔画繁多，认记和书写不便，也是汉字的一大缺点甚至“罪状”。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来发出语音符号，想到的只是花最小的力气在听话人身上收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个人的言语特别容易受到语言漂移的影响而发生变化。这种个人的离心趋向如果不加以制止，就会导致混乱无主，使得人们无法相互了解。但是，与此相对的有一种语言社群的整合力量。因此可以预料：在任何社群中，语言的一致性直接随着社会交往的密切程度而发生变动，因为频繁的社会交际能够消除个人言语的特殊之处。做买卖也好,举行宗教的或者世俗的节日活动也好，或者只是进行行政管理也好——只要有一个人们能经常聚会的社会活动中心，那儿就存在着一种一致化的力量，表现在那个地区的文化现象上，尤其是在那个地区的言语上。另一方面，正像隐居的人因为不会受到别人的批评、也没有仿效的榜样，所以行动举止会变得怪僻一样，处于隔绝状态的社群在语言上也会有不同于其他社群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看方言地理学怎样帮助说明社会交际与言语分化之间的这种关系。河流上面如 果架有一些桥梁,而且便于通航，那就不会阻碍交通，从而也就不成为语言疆界;但是如果河面宽阔、桥梁稀少，那么河流就把两岸隔绝开来。在服装方面，法国服装很快就 排挤了英国式样；结果,英语中大部分有关的旧词就随之消亡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尽管 罗马人在文化上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提供给日耳曼各族人民的表示武器的词却少得可怜;相反,在这方面他们倒是借入者。这是由于在帝国的统治下，新兵大部分都是从日耳曼部落里征召的缘故。教育学家告诉我们，纯数目的概念是儿童最难掌握的东西。回想一下要把两个苹果和三个柑子加在一起这道自古以来折磨人们的算术题，我们也能体会到这一点。有鉴于此,探究语言在这种一般概念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将是十分有意思的事。一个正常的人之所以能从毛线中把攀自毛线挑拣出来，是靠着他语言知识的帮助。他并不拿各种颜色相互比较，而是在那个病人认为差异太大、无法归类的一段段毛线上都拴上“绿色”这个语言标签。回头来看上面提到的那个病例，则显然易见:遗忘一般颜色词和不能把颜色分类这两种现象之间有着某种密切的联系。我们现在回过来考虑一下开始讨论时举的那个例子。经常使用“两”这个言语符号（不论被限定的实物是什么，这个词始终不变）使得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某一共同特征上面，从而促进思维形成抽象的数目概念。儿童的语言里如果没有这样的抽象符号，那么就没有什么东西去推动他进行必要的思考;他就只能停留在颜色词语受到损害的病人的那个水平上。他的意念仍然被束缚在具体的感觉世界里，在那里列举和辨别，而不是在那里归类和合并；他不能借助抽象概念使智力上升到语言程度较高的人们所达到的那种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学习外语是一种很有价值的智力训练之道理所在。母语的词语同另外一种语言的词语在意义上不会完全一致，从而儿童（或者成年人）在学会这门外语的同时能够获得一套与母语不同的概念系统。动物虽然没有语言,但是它们同人类一样，能够辨别蓝、红等基本颜色。由此可见，这些特定的颜色类别显然是离开语言而独立存在的。但是以最精细微妙的方式向人们施加力量并且最不容人们抗拒的一种社会现象是语言。这套与特定的思维内容相关联的符号系统具有任意性;你要用它,就得不折不扣地遵守它的条件。对于思想和言语之间关系的任何扰乱都会导致不可理解。所以，个人只有服服帖帖地接受群体的言语习惯，才能同群体的其他成员进行交际。但是，前面讲过，习得某一种语言就意味着接受某一套概念和价值。在成长中的儿童缓慢而痛苦地适应社会成规的同时，他的祖先积累了数千年而逐渐形成的所有思想、理想和成见也都铭刻在他的脑子里了。

《560哥特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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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人，这个最勇敢的民族，从他们那块肥沃的土地上起兵，开始向周边的两个民族发动扩张战争。这两个不幸的民族叫撤阿尔兹亚吉尔人(Altziagiri)和萨维尔人(Saviri)，他们本来住在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块土地上。阿尔兹亚吉尔人处于切尔索纳城附近，亚细亚贪婪的商人们经常往那里输入货物。夏天，这些人赶着畜群向远处的荒原漫游,哪里草料肥美，便于放牧,他们就在哪里居住;冬天，他们则回到温暖的本都海滨去。另一个民族：胡努古尔人(Hunuguri), 却是通过他们那里的鼬鼠毛皮交易而广为人知的。然而即使是这样勇敢的大个子，在他们粗野的邻居面前也会感到害怕。哥特人用一种残酷的方式祭祀玛尔斯—— 拿战俘作他的牺牲，因为他们相信,人血是平息战神怒气的最好礼品。在战神的灵位前，人们表扬第一批俘虏敌人的勇士，把战利品悬挂到树梢上。这被认为是战神特别的荣耀，因为看上去哥特人证实了自己祖先那神圣而值得尊敬的出身。达纳伯河起源于一块巨大的沼泽地，就像婴儿从母亲的子宫里出来那样。河道里充溢着可以饮用的淡水，还盛产味道不错的软骨鱼。“帕提人”这个词在斯奇提亚语中是“出走者”的意思，因为他们当时不守纪律，擅自离开了队伍。这些人是与自己出身相符的一群勇敢的战士，亚细亚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匍匐在他们的弓箭之下。塔瑙西斯驾崩之后，在哥特人中受到神灵般的尊奉。出于对自己后代逐渐减少的担心，亚马孙人努力争取与临近民族的男子们睡觉。部落每年都组织这样的一次相会，配对的男女们还须商定，次年在这同一天相会，以便把生下来的男孩交还给他们的父亲，而女孩则被她们的母亲留在亚马孙人那里接受军事训练。有人声称，他们像继母那样，怀着深深的愤恨，把生下的男孩都杀死。男孩的诞生，在其他民族都是人们日夜期待的好事，而在她们那里却特别受到憎恶。这种残暴的本性，是其他民族害怕她们的主要原因。我不禁要问自己，如果她们真的对自己的儿子都不能容忍的话，那么哪个落到她们手里的俘虏还有活下来的希望呢？亚马孙人后来还拥有过一位叫彭特西蕾娅 (Penthesilea)的女王，她是特洛伊战争光荣的见证者。直到亚历山大大王远征之前，这些女子还把当地的统治权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西纽斯看见哥特人在日常事务中对他无条件地服从，而且拥有相当多的天生才智，又因为他本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哲学家，所以他就开始给哥特人讲解几乎所有的哲学理论。通过伦理学课程，他使哥特人的野蛮性格得以被抑制；通过物理学课程，他使哥特人在法律的指导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这些法律至今还被以书面的形式保存着，哥特人管它叫“贝拉吉尼斯”(Belagines)，通过逻辑学课程，他使他们比其他任何民族都擅 长于运用自己的理智；通过实用哲学课程，他使哥特人掌握了优秀工具的制造技术，用以提高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通过天文学课程,他使哥特人懂得观测十二行星的运动轨迹，以及全部星象学知识。他告诉他们，月亮的面积如何增大或减小，炽热的太阳在大小方面超过我们所居住的地球多少，由东向西穿越天空的全部颗星星的名字和标志。通过用自己的经验讲授诸如此类的许多道理，迪西纽斯在哥特人中间赢得了如此之高的声望，以至于他不仅控制着普通民众，而且连酋长们都处于他的掌握之中。他在贵族中挑选出身最高贵的和最聪明的人物，教授他们神学理论，引导他们崇拜神和圣物，最后任命他们做牧师。马克西明在位一共三年，当他后来把武器指向基督徒的时候，他就同时失去了自己的权力和生命。罗马城庆祝了它建城的千年盛典—— 统治着罗马人的时候，由于他取消了罗马应当缴付给哥特人的年金，而使哥特人从罗马的朋友变成了仇敌。因为虽然在各个国王管辖下的哥特民众居住在相距甚远的土地上，但他们都与罗马帝国结盟，而且为此每年获得一定的礼物，这早已成为惯例了。有一次，他姊妹马尔西娅 (Marcia)的女儿在从现在市中心流过的泊塔穆斯河中沐浴—— 这条河里的水非常纯净，味道也特别好。当她正要汲水的时候，身边的一只金杯突然落入了河里。因为金属的密度比水大，所以它很快便消失在深渊中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那金杯又缓缓地浮出了水面。这是一件极其不寻常的事情；首先，一个空着的金杯自行跳入了河流；其次，在被波涛吞没之后，它居然还能重新回到水面上来。图拉真听说这件事后，大为惊讶。他猜想这河水里居住着神灵，因此便下令，在这个地方建造一座城市，并且按照他姊妹的名字，称它为马尔西安波利斯。即便是那些在战斗中并不占下风的对手，也会被匈人恐怖的眼神而吓得落荒而逃，所以他们几乎战无不胜。要知道，这些人天生一副黝黑的丑陋容貌，矮小的躯干上长着一个可憎的块状物体,看上去根本不像是头颅，上面甚至连五官都没有，只有几个类似眼睛的小洞。他们在自己的野性外表下隐藏着肆无忌惮的性格，而且在他们的孩子出生的第一天，这种残酷的特征便暴露无遗：匈人男子用铁刀划破他们初生婴儿的面颊，为的是让孩子们在品尝母乳的鲜美滋味以前，就学会忍耐伤痛的折磨。因为脸上应该长出胡须的地方都被划出了疤痕，所以他们一直到老都不长胡须,也不戴相应的首饰。虽然形象惨不忍睹，但他们身手矫健，而且骑术高超。匈人的肩膀很宽，适合使用弓箭，脖子总是傲慢地笔挺着。虽然他们长着近似人的形状，但生活方式却如同禽兽那样野蛮。很快，就像时常发生在还不是完全定居的民族身上那样，西哥特人遭遇了大饥荒。此时取代国王们统治他们的公爵和侯爵，即弗里提格、阿拉特乌斯（Alatheus）和萨夫拉克（Safrac），对他们军队的危险状况感到同情，因此请求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Lupicinus）和马克西穆斯，向他们开放一个市场。为什么“对黄金疯狂的渴望”会不起作用呢？出于贪婪，这两位将军不光以高价卖给他们羊和牛的肉，甚至还有死狗和不洁净动物的尸体,一块面包居然得拿一个奴隶来交换，而一块肉也被要价到十镑钱。当哥特人已经没有了奴隶和财产的时候，贪婪的商人又在这紧急关头索要他们的儿子们作为报偿。出于对后代幸福生活的考虑，这些父母们认为，与其把孩子交给这些商人，倒还不如出售自己的自由；况且，如果有幸被比较仁慈的主人买下，他们应该能够得到足够的食物，不至于被饿死。在这个艰苦的时刻，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邀请哥特领袖弗里提格去他那里参加一个宴会，但他的真正用心，却是要害掉弗里提格的性命。弗里提格没有意识到这是个邪恶的计划，于是只带上为数不多的几个随从，就去赴宴了。当他正在罗马将军的军用帐篷里进餐的时候，突然听见自己的部下正因为被可耻地谋害而痛苦地喊叫着：罗马士兵们正在这房子的另一个部分里，按照他们将军的命令，企图杀死弗里提格的随从，这些人的喊叫声刚一传进了听觉敏锐的弗里提格耳中，他便立即察觉了这个骗局。他于是抽出自己的剑，靠着自己的勇气和敏捷，从宴会上冲了出去，把正受到死亡威胁的下属从罗马士兵的手中救了出来。如此一来，这些善战的男人就得到了他们一直渴望着的机会—— 宁肯死于战场，也不愿被饥饿毁灭。他们马上就拿起武器，杀死了罗马将军卢皮奇努斯和马克西穆斯。哥特人的饥荒和罗马人的安全,就都在那天结束了。此时的哥特人不再是异乡人或外国人，而是如市民和主人那样，开始统治从自己的驻地到多瑙河的大片北方领土。当瓦伦斯皇帝在安条克听说这事的时候，就立刻组织了一支部队，向色雷斯挺进。在这里，一场悲惨的战斗爆发了，最后哥特人大获全胜。瓦伦斯皇帝自己受了伤，逃进阿德里亚堡附近的一个农场里。追赶上来的哥特人不知道皇帝本人竟然会躲藏在如破旧的一个小屋里，于是就像他们习惯对敌人的建筑物做的那样，随手点火把它焚毁了。由于他远离几位前任的懒惰和粗心等毛病，哥特人感到了恐惧。因为这位皇帝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为人精明能干，行动谨慎，所以他能够靠着严厉的军规、慷慨的作风、不时施加给将士的恩惠，把他那原本士气低落的军队激励成一支能够完成任何勇敢任务的强大武装力量。这些士兵们因为得到了一位较好的领袖而信心大增，便向哥特人发起了进攻，并且把他们赶出了色雷斯边境。格拉提安皇帝因为汪达尔人入侵，此时正在从罗马前往高卢的路上。在得知哥特人正利用提奥多西身体状况的危机而向边境派遣越来越多的军队时，他便立即率军前去抵抗。然而他并不完全信赖自己的武器，而是用仁慈和礼物战胜了他的对手；他许诺供给哥特人足够的食物，就这样不仅实现了地区的和平，而且还与哥特人结成了同盟。这位通过他自己给罗马人带来的灾难而闻名于全世界的盖瑟里克中等身材，因为曾有一次从马背上摔下来过，走起路来的样子显得有些跛。他为人深思熟虑，寡言少语，蔑视奢侈的生活方式，情绪易怒而贪婪,精于挑唆他人，擅长散布流言蜚语，在民族间制造分裂和敌意。我们提到的这个人应波尼法提乌斯的热情邀请抵达非洲，并且按照上帝的意志，在那里维持住了自己的威望，并且统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临死之前，为了预防他的几个儿子将来因为争夺王位而发动内战，他把他们叫到身边来，并立下这样的规矩：他们中年龄越大的，越有权继承王位；也就是说，在活着的人当中，年纪相对较大的弟弟应该继承他去世的兄长，并且依此类推。因为他们在很多年内都注意遵守这个指令，所以他们得以快乐地统治了他们的王国许多年，并且不像其他民族那样由于内战玷辱自己的名声，而是按照次序，一个接一个地用和平手段得到统治权。按照匈人的习俗，他们首先屠宰牲畜，然后观察它们的内脏形状和被刮干净的骨头的纹理。结果巫师们预言，这场战役给匈人带来的将是不幸;但作为一个比较小的安慰，他们又说，敌军的主要指挥官必将阵亡，他的死会令对方的胜利大为减色。阿提拉认为埃提乌斯总是在妨碍他的计划,所以一直想杀死对方，哪怕是他自己与埃提乌斯同归于尽也在所不惜。因此,虽然预言并不吉利，作为一位富有军事经验的统帅，他还是在当天的大约第九个小时忧心忡忡地下达了作战的命令，以便利用即将到来的夜幕作掩护，在战场上获利。如果我们能够相信长辈们的叙述的话，从死者伤口中流出的鲜血如此之多，以至于使得一条在低矮的河岸中流过卡塔洛尼亚平原的小溪开始上涨——不是像平常那样，因为雨水的浇灌，而是因为从血管里流出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液体，已经汇成了它的一道支流。那些因为受伤而极度口渴的人们，就只得饮那和血混合在一起的溪水。是凄惨的命运，逼迫他们这样喝从自己血管里流出来的鲜血。性的弱点往往因为害怕面对危险的境况，而使他们自己失去了做大事的机会。因为守城的罗马军队表现十分英勇，阿提拉虽然围攻了很长的时间，但却没有效果。他的军队也开始埋怨，要求撤退了。正当心情烦躁的阿提拉在城墙周围徘徊，思考是应该撤退还是继续攻的时候，他突然看见几只白色的鸟，即原来在三角墙上筑巢的白鹳,违反它们自己的习惯，叼着它们的雏鸟离开城市，并越过原野飞走了。为一位特别敏锐的观察者，阿提拉立即从这件小事中推算出了将来的情况，于是就对他的军人说:“你们看，这些能够预见未来的鸟雀，因为知道那即将陷落的要塞所面临的危险，正在离开这座注定要被毁灭的城市。你们不要把这件事看作毫无意义，或一个并不确定的信号。看吧，对未来的恐惧甚至都已经改变了鸟类的习惯！”他的部下很快就乂热情高涨地投入到对阿奎利亚城的攻坚战去，他们利用攻城槌或其他类似的武器，迅速地攻破了城池，并在那里面疯狂地烧杀掳掠，以至于如今已留不下这座城市的什么遗迹了。苏阿维人从前住在高卢和卢西塔尼亚，也就是西班牙右侧的海滨地区。它的东面是奥斯特罗戈尼亚(Austrogonia)；西面的山崖上，建有一位罗马将领西庇阿的神圣纪念碑：北面是大洋；南面则是卢西塔尼亚，以塔古斯河(Tagus)为边界。这条河里的沙子 中混有金粒，和它普通的河泥资源一起向前流动。苏阿维国王里奇阿里乌斯就从那里发迹，并且努力想占领整个西班牙。匈人们于是按照自己民族的习惯，剪去一部分头发，用刀划破自己的脸，使其面貌可憎。这样，那位伟大的军事英雄就不会被人用女性的眼泪，而是用男性的鲜血来哀悼了。在对死者的哀思中，他们一边 痛饮着无数的饮料，一边发表起混合着少许欢乐情绪的言论。然后，匈人们在夜晚里秘密地把阿提拉的尸体埋入地下。他的第一口棺材是金制的，第二口是银的，第三口是铁的。他们借此表示，这位强大的国王所拥有的一切：铁代表他征服了大量的民族,黄金和银表示他获得了两个罗马帝国的贡品。他们又把缴获的一些敌军战利品、值钱的战马装饰品、各种发光的钻石以及装饰王宫的许多勋章放到那上面。为了让人类的好奇心远离阿提拉的坟墓，他的部下在它完工之后，杀死了所有参加建筑的工匠--一多么可怕的薪酬啊！那些人在完成了工作之后，对于自己突然面临的死亡，都感到十分惊讶巴！由于阿提拉本人毫无限制的淫欲，他的儿子多得几乎可以组成一个民族，而他们现在全都要求平分匈人治下的其他民族。这些好战的国王们于是用抽签的办法，像对待仆从那样，决定了各个民族的归属。古罗马人一般只喝泉水和葡萄酒，偶尔喝羊奶，极少喝牛奶。直接饮用牛奶在当时被认为是野蛮人的饮食方式，所以约达尼斯在此特意加以强调。晚些时候，当附近的各个民族都因为这些掠夺性战争而逐渐衰弱时，哥特人自己也开始缺乏食物和衣服。对于这些平日以战争为唯一经济来源渠道的人来说，和平是十分不舒适的。

《重构世界：从中世纪到近代早期欧洲的自然、上帝和人类认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5%8D%9C%E5%A4%A9/9019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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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phrastu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Pedanius Dioscoride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老普林尼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Hermes Trismegistus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arsilio Ficino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柏拉图立体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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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 Baptist van Helmont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thanasius_Kirche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ealdo_Colombo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eronymus_Fabricius

亚里士多德基于题材把物理学与数学以及神学区分开来：物理学研究的是可毁灭的和可感的东西；数学研究的是可感但不可毁灭的东西；神学研究的则是不可感且不可毁灭的东西。由于每一个学科的题材和原理都不同.亚里士多德得出结论说，这些学科是迥然不同的、无关的。他认为把数学应用于物理学是非法的，这对于自然哲学和科学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这种做法也许在我们听来很奇怪，但我们的前人却完全可以理解。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世界上发生的变化有不同类型：位置的变化或位置运动；量的变化，如扩张和收缩；质的变化，如一个革果成熟时变红；以及生灭，比如出生和死亡。每一种变化都需要有自己的因果解释。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完整的解释需要诉诸四种原因：形式因或形式；质料因或质料；动力因或产生变化的动因；还有目的因或变化的目标或目的。托勒密断言地球是由重的物质构成的。因此，如果把地球从其自然位置移开,它将倾向于落向其自然位置—— 宇宙的中心。由于地球比动物以及其他不在地球表面的物体更重，如果地球下落，这些东西将会被落在后面,但我们并没有觉察到这样的结果。此外，由于轻物一比如炽热的星体——— 从本性上说比地球那样的重物更倾向于快速运动，所以要想解释行星、太阳和月亮每日的升落，假设天球运动要比假设地球绕轴自转更简单。基于这些理由，托勒密认为地球静止于宇宙的中心。他描述和解释了天体影响地界事件的方式，从太阳和月亮对天气和植物生长的影响，一直到天体对个人生命的影响。他认为，宇宙万物是相互关联的，这是占星学起作用的原因。由于他相信人出生时的天体位置会影响个人性情，因此他认为占星学可以在医学中发挥重要作用。从整个中世纪到近代早期，占星学与天文学一直密切相关。亚里士多德还认为，金属是由地下的热作用于地球内部的呼气（exhalations）而形成的。原子论者声称，一切物体均由在空的空间中运动的微观原子所构成。原子是不可分的，而且材料都相同。只有原子的形状有所不同。原子的形状、原子聚合而成的位形以及原子的运动产生了包括化学性质在内的宏观物体的一切性质。原子论者把化学变化解释为构成物质的原子的重新配置。贾比尔的著作基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理论，把元素当成可从更复杂的物体中分离出来的具体物质。根据这一理论，世间万物都是由这些元素按照特定的比例构成的。这些著作描述了计算任何一种物质中元素比例的精确定量方法。可以通过各种化学过程来提取物质的构成元素，然后把它们重新组合成其他种类的物质。这种物质理论为金属嬉变的观念提供了理论基础。贾比尔在另一本书中指出，金属由汞和硫组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地下呼气理论，这一理论声称，两种地下呼气发生凝结，湿的呼气变成汞，干的呼气变成硫。由此产生的汞和硫结合起来形成了各种金属，金属之间的差异源于不同比例的汞和硫的成分。当杂质污染了混合物时，就会产生另一种更贱的金属。这一理论的各种版本一直存在到18世纪。罗吉尔•培根认为，炼出来的金比自然的金更好,炼金术能够产生一种包治百病的万灵药。鲁庇西萨的约翰认为，可以通过炼金术从溶解在矿物酸中的金属中提取“精华”，因此主张使用化学药物，这一建议不再像传统那样强调草药治疗。亚里士多德对博物学采取了一种目的论方法，也就是说，他认为动物的部分作为其形式的表达要适合于某些目的。例如，眼睑和睫毛存在是为了保护眼睛，肺存在是为了调节体内热量。正因为动物的部分是其基本形式的表达，所以在生殖过程中，动物的形式才由亲代传给后代。生产与亲代相似的后代是生殖过程的目的或目的因。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自然界中的这种目的性并非智能设计的产物；自然的展开就是目的本身，是显示于生物界的料、形式和四因的结果。生活在小亚细亚的希腊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Pedanius Di- oscorides,约 40—90）对植物作了更专门的研究，且特别关注药用 植物。作为随同尼禄皇帝的罗马军队出征的外科医生，迪奥斯科里德斯走遍了欧洲和北非的许多地方，看到了数百种植物。他在《药物论》（De materia加e/ca ）中简洁而全面地记录了这些信息， 这部著作在整个中世纪都是关于草药的权威文本。体液理论是希波克拉底医学的基础。这种理论假定存在着四种体液：血液、粘液、黄胆汁、黑胆汁。这些体液的平衡与否将会导致健康或疾病。每一种体液都是由两种原初性质构成的。因此，它们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元素。相应地，血液像气一样是湿和热；粘液像水一样是湿和冷；黄胆汁像火一样是干和热;黑胆汁像土一样是干和冷。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医生把体液与元素、季节和亚里士多德的原初性质联系起来。在甲醛等防腐剂发明之前,必须在处理肌肉和骨骼之前解剖最有可能腐烂的腹腔和内脏。由于维萨留斯认为构造是功能的关键，所以与解剖学带有很深目的论色彩的盖伦相比，他更少利用目的因或目的。为了突出人体解剖的细节，他还广泛利用了比较解剖学。工匠们对于使探索更方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制造了绘图仪器，作了对于航海必不可少的观测。因此，实用数学的重要性开始上升，不仅是为了绘制地图和航海，也是为了测量新发现的领地。历法需要作彻底检查，因为自公元前1世纪采用儒略历以来，许多个世纪的误差积累起来已经导致历法与春分等天文现象不再同步。行星距太阳较近时必须移动较快，距太阳较远时必须移动较慢，以使SP在单位时间内扫过相同的面积。他不是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形式来解释天体的运动，而是发现数学关系和宇宙的几何结构具有深刻的解释力。他将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和神学融合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来解释宇宙。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些学科之间的传统关系。牛顿写道；“［自然］哲学的基本问题似乎是从运动现象中发现自然力，再从这些力证明其他现象“。在表明存在着支配太阳与行星之间关系的万有引力之后，牛顿用这种力解释了四种迄今无法解释的现象：潮汐的涨落、月球运动的变化、岁差以及彗星的运动。太阳和行星之间既无稠密物质，它们何以会相互吸引？何以自然不做徒劳之事，而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一切秩序和美又从何而来？……动物的身体怎么会设计得如此巧妙，它们的各个部分分别为了哪些目的？没有光学技巧，能否设计出眼睛？没有声学知识，是否能设计出耳朵？……这些事情是这样井井有条，所以从现象来看，似乎有一位无形的、活的、智慧的、无所不在的上帝，他在无限空间中，就像在他的感官中一样，仿佛亲切地看到形形色色的事物本身，彻底地感知它们，完全地领会它们，因为事物直接地呈现于他。

《摄影的艺术》

安塞尔·亚当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Wynn Bullock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亚伦·西斯金德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乔尔-彼得·维特金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罗伯特·亨利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Minor White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保罗·卡波尼格罗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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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ten Krogvold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我经常会听到有人尝试创造各种形式的作品，却没有对作品感受到任何的热情，这些作品不可能成功。”如果我们可以回到摄影术远未出现之前，我们会看到类似的例子，艺术家们更多地表达真实，而不是寻找真实。米开朗基罗在他的著名壁画中，把当地一些显赫的官员描绘成被投入地狱的罪人，他大胆地通过这些壁画对自己的遭遇进行了注解。其他杰出的艺术家、作曲家和文学家对他们的“真实”也有着同样大胆的表达方式。眼睛不是一下子就看到所有景物的。它把世界分成小块来看，然后把这些小块组合成完整的画面。这些狭窄视野的角度非常小，只有大概3°。为了亲身理解其中的含义，你可以试一下这样做：举起手臂，手掌向上弯曲，手指张开（就像把手掌按在前面的墙上一样）。这样你会隔着一个胳膊的长度，看到你手掌背面。现在，看着你的拇指指甲。这样，你会发现你的小指已经处于聚焦范围之外！你需要转动眼睛才可以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小指。然而，它离你的拇指并不远，即使你的手指都张开。实际上，你的其他手指都处于聚焦范围之外，这就说明了我们的视线到底有多窄。由于眼睛只能清晰地看到很小的范围，它必须快速地移动，以看到完整的场景。它的运作方式不同于电视扫描，不是设定好的。相反，视线的投射是随机的，从上下左右把各处的小片段挑选出来，然后以极速传达到大脑。大脑把这些随机数据组合在一起，就像拼马赛克或七巧板一样。在观察场景的时候，眼睛会在显著的物体上停留片刻，把它看清楚，而把其他东西留在模糊之中。因此，眼睛所观察的整个场景，其清晰程度和注意力是不统一的。“观看”和“以摄影的方式观察”之间是有确切的区别的。人们可能会认可和欣赏某个有趣的场景，但未必会把它组织成一幅有效的照片。只有那些可以从场景中创造出有价值的照片的人，才可以算是“以摄影的方式观察”了场景。摄影师往往只能对他的拍摄对象获得快速印象，因此他的感知和定性必须又快又准。此外，那些消极的元素，很不幸地，确实是当今世界的一部分，这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一直都在。文明什么时候没有被仇恨、残忍、战争、冲突，以及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和无法预计的灾难感染过？艺术可以通过合理的方式，把这些困惑和瑕疵隔离开来，从而照亮这个世界。简单性和统一性对于我来说是最容易理解的方式，也是最具冲击力的方式。摄影不仅是一系列的动作，举起相机，对着什么，然后按下快门。它是一个思想性很强的过程，包含着你对拍摄场景的观点。它需要创作性的思考，这并不容易。这里所表达的观点仅仅是一种启发，让你有更深远的思想、更丰富的创造力。其中的原因可能是人们希望创作“丰富”的作品，创作可以抓住眼球、充满戏剧效果的作品。但是，你需要的可能是一种平静、沉思的氛围，一种让读者坐下思考而不是跳起高呼的氛围。高反差和锐利的边缘与这种氛围相矛盾。你应该做的是创造氛围，而不是创作出黑色与白色，仅仅为了告诉世界你可以这么做。一个重要的物体，无论大小，位于照片的边缘附近，而另一侧没有同等重要的物体，这就会产生明显的不平衡感。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面部等都是左右平衡的，而不是上下平衡。我相信，我们对左右方向的差别的注意能力会远高于上下方向。如果摄影不能深入到表面以内，去揭示内在的真实，或提出探索的疑问，我们的作品就只能像质感一样肤浅。有太多的人，他们往往只从眼睛的水平高度拍摄，因为这是他们观看世界的位置。他们很少从腰部或膝盖的高度、或者他们的路线的左右两侧，又或者其他不寻常的位置来研究风景，而这些位置可能会新奇刺激得多。上帝并没有按照35mm格式、6×6画幅或者4×5画幅来创造这个世界！有时候，在进行全幅构图后，我可能会发现画框内其中某个部分的图像会优秀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裁剪。没问题，这么做是合规矩的。记住爱德华·韦斯顿的一句话：“好的构图是最强烈的观看方式。”坚持拍摄全幅影像有可能会削弱这种强度。在光圈很小的时候，虽然景深增加了，而图像中却没有一处是真正锐利的。或者换句话说，所有东西都是“接近锐利”而不是真正锐利。如果你对自己所拍摄的题材没有兴趣、投入和理解，你的照片就不会让其他人产生兴趣，因为它们没有表达出任何东西。为了快捷而按下过多的快门，是最严重缺点之一。摄影是一种非语汇性交流，这个理念是一种哲学上的观点。如果你的照片也很容易被忽视，就像照片中的的那些东西一样，那你就什么都没创作出来。正如著名美国画家和教育家罗伯特·亨利（Robert Henri）所说：“视线不应该被引导到什么都看不到的地方。”游客们很少思考光线，或者推断下一小时或明天早上会有什么光线变化。他们很少考虑隐藏在其中的构图元素。通常，拍摄的动力都是因为他们以后都不会再到那个地方了，所以“最好现在就把它拍下来！”这种态度往往会拍出极其沉闷的快照。我建议你宁愿留下对景色的美好回忆，也不要留下一张坏照片，因为这张照片最终会变成你对景色的回忆。如果你愿意、并渴望超越场景，那么你的创意潜力就是无限的。你不仅可以向观看者展现对你影响很深的东西，而且还可以创造出全新的世界。米诺·怀特（Minor White）说过：“我们拍摄的某种东西原因有两个：它是什么，以及它除此之外还是什么（for what it is, and for what else it is）。”这句话是我们要谨记的。米开朗基罗会在没有构思作品的最终效果时开始雕刻大理石吗？你认为伦勃朗、梵高、塞尚、毕加索或奥基芙会在画布上东一处西一处地涂抹吗？还是，你认为他们应该从一开始就对绘画的最终效果了然于心？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你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按照心中的完整程序来创作，避免错误的决定让整个过程偏离轨道。当眼睛看到明亮的区域，瞳孔会马上缩小，让你不会因为过于明亮而看不清。然后大脑会进一步压低明亮的部分，让它不会对你造成太大的刺激。当你看到黑暗的区域，瞳孔会扩大，让你看清楚黑暗中的东西。然后，你的大脑又会把它变得更亮，让你看得更清。换句话说，你是通过“可变光圈”来观看场景的。知识丰富的摄影师都会认识到他们拍摄的不是物体，而是光线，以及光线描绘物体的方式，或者物体发射光线的方式。摄影是对光的研究、理解和演绎。线条、图形和形状之所以会出现，是因为它们被光显现出来了，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自身的特性。正如画家控制涂到画布上的东西一样，摄影师也必须控制首先照射到传感器或感光乳剂上、最后照射到印刷作品上的东西。“你一开始被场景所吸引的原因是物体，但一旦你拿起相机，你就应该停止思考物体，而集中思考光线。”在我超过35年的教学经历中，我发现大部分初学者（以及很多经验丰富的摄影师）观察的都是物体，而不是光线。而且，大部分摄影师会避免柔和、均匀的光线，因为他们相信这种光线会让照片显得平淡乏味。这种普遍观念是错的。柔光可以消除影调的突变，而反差则可以通过很多摄影手法来加强。尤其是在近距摄影中，柔光往往是唯一可行的光线条件。柔光可以表现出形状的连续性，但它不会表现或增强照片的平淡性。在多云天气下，山脉可能表现为大量的中间影调，而它的内部结构则很难被描绘出来，而多云的天空（光源）可能是一片没有细节特征的浅灰。这种情况下拍摄出来的照片或许是非常乏味的，尽管山脉本身很壮观。假设你的拍摄主题是一个满面皱纹、皮肤粗糙的老人。在强烈的侧射光下，他会是什么样子？他的皱纹、肤斑、皮疣会非常显眼。高反差的侧射光会大大加强粗糙感。这会让他显得有些险恶。如果我们采用柔光罩，效果就会完全不一样。所有的容貌特征和面部瑕疵都会变得柔和，这会把拍摄对象拍摄成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数百万年的进化史告诉我们，火焰、阳光以及众多其他温暖的东西都是与红色、黄色、橙色及类似颜色相关的。而水、冰、浓厚的植被与其他凉快或冰冷的东西，则与蓝色、绿色及类似的颜色相关。人们对暖色和冷色会有情感和生理的反应。艺术家如果以冷色为主调来描绘风景或静物，就会表现出一种温度降低的感觉，如果以暖色为主调，则会有相反的效果。以暖调为主的的人像作品会隐约地传达出人物温暖、迷人和友善的感觉，但如果相似的作品以冷色为主，则会表现出冷傲或类似的性格。此外，人们被明亮的红色、粉红色或橙色包围的时候，往往会变得激动不安。如果处于较暗的红色和所谓的大地色中，则会变得平静放松，而在冷色中，甚至会变得深沉。这说明了为何快餐店都用明亮的粉红色或橙色装修，这样会让顾客的动作快些，而豪华餐厅则会用深红或棕褐色装修，而且采用柔和暗淡的灯光，从而让顾客可以坐在舒适的氛围中用餐。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建筑则会用浅褐色和轻松的蓝色和绿色，以加强安静感。我觉得，在深思熟虑之后使用的滤镜，可以对风景摄影起到最大的提高作用，因为自然界的颜色都是相当不饱和的，在柔和的光线下，它们在黑白照片中会显得很灰。使用滤镜之后，影调的变化会变得更清晰。请记住，繁琐的工作和艺术创作是不同的东西。有多少人会认为米开朗基罗、莎士比亚或贝多芬会因为过于繁琐而放弃创作他们的巨作？这里作为一次重要的技术性旁白，我们有必要向你解释一下光圈数值，因为这些数值刚看上去显得相当随意、毫无意义。圆形的面积公式是A＝πr2，其中A代表圆的面积，r代表半径，π≈3.14159。如果你把每个光圈值乘二次方（即与自己相乘），并作为r2代入公式中，它们就会组成一系列简单的几何级数：4、8、16、32、64、128、256、512等，因此每级开口的大小都是就是前面一级的一半或一倍。亚当斯有一个著名的类比，他把摄影比作音乐，“底片是乐谱，照片是演出”。关于相纸，最后还有一个共识：双倍重量相纸比单倍重量相纸耐久。这是显然的，但这也意味着长远来看，双倍重量相纸可能会显得更经济，麻烦也会更少，因为它在显影和后续处理中损坏得更少。而且，由于双倍重量相纸可以承受更粗放的处理，你可以在显影液中用手来擦其中的某些区域，以增加黑度或带出更细致的高光渐变。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艺术摄影师是更偏爱使用单倍重量相纸的，这个事实有着重要的经验教训！想一下：在梵高的一生中，他从来没有被别人认为是有价值的艺术家。但他无视所有嘲弄其作品的人，按自己的构思来创作。当然，他如今已经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在今天的历史视角，而不是在他的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视批评是正确的。同样值得考虑的，还有谁是谁非的问题——正确的是当时的公众和批评家，还是今天的？答案是不断变化的。谁知道在120年后梵高会继续得到现在的尊崇，还是会像120年前一样被轻视？取悦自己——像梵高那样——不应该与创作艺术混淆。有些人真的认为他们是伟大的艺术家，并像梵高那样，声称自己被世人误解了。我把他们的逻辑命名为“梵高式自辩”，它大概是这样的：“他很伟大，但在他的一生中没人能理解他；我也同样伟大，也同样得不到理解，但将来的人会理解我。”对于这样的想法，还真没有合理的论述来反驳他。很不幸，梵高们实在太少了，即使在那些自称被误解的天才中，比例也少之又少。通常，梵高式自辩只不过用来掩盖其作品纯粹是垃圾这一事实。们可以把斯图亚特的华盛顿肖像与其他现代总统的肖像画进行对比，前者一直被认为是极具艺术价值的，而后者则只不过是总统肖像画系列中的又一幅而已。如果伦勃朗、戈雅、庚斯博罗、雷诺兹等大师的肖像画是在现今完成的，很明显，大概都会被无视，因为它们太具象、太真实了。摄影到达艺术的领土还有另一种方法，那就是抽象化。抽象，正如其定义，是指把摄影作品从纪实的领域中抽出。好的抽象摄影需要非常敏锐的洞察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拍摄事物的细小部分来创作难于分辨的图像，但只有这些图像与构图的力量结合起来，与被称为内在信念的、几乎无法定义的特质结合起来，才能被称之为艺术作品。抽象意味着把拍摄主题的固有特性与其物理对象分开。波迪的照片缺乏这种特性。相反，裂谷的照片则拥有这种特性。有时候，我把它们漩涡般的线条和形状看作是组成行星、恒星或整个星系的尘粒和气体所遵循的轨道，有时候又把它们看成是天体本身，或者看成驱使这些天体移动的力场。“我很怀疑如果摄影师本身没有情感，它的照片是否能够释放出读者的情感。”第一个这样的问题是：这是哪里？这个问题适用于可以辨认出实物的现实主义摄影。问这个问题的人对场景的地点往往并没有真正的兴趣。然而，从艺术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照片是在那里拍摄的有什么意义呢？唯一的事实是，这个问题的提出，意味着这幅照片并没有被认为是一幅艺术作品，而只不过是一幅吸引游客的照片。我拍摄这幅照片并不是为了吸引游客们到惠特尼峰，而是为了表现出它的力量和它显得不真实的雄伟。记住，最优秀的艺术一定会引起情感反应，这很重要。情感反应不会来自只有好的白色和黑色的照片，而是来自具有好的内容、好的构图和个人意义的照片。当这三个要素清晰地表现出来，照片就会找到懂得欣赏的观众。柯特兹、亚当斯、萨德克（Joseph Sudek）、艾伦·马克、萨尔加多、布拉沃（Manuel Alvarez Bravo）、布莱特·韦斯顿以及其他摄影家们可以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视觉语言是世界通用的。低估这种视觉交流的力量，是愚蠢而目光短浅的。经验：经验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而且应该把你从世俗的、程式化的摄影操作中释放出来，让你可以专注于新的理念、技巧和方法。经验会告诉你，从以前所做的大部分事情中应该产生怎样的期望，让你摆脱对一些基本事情的过度关心。但往往，经验很容易把你封锁在常规的习惯和已证实的技巧中，抑制你的创意潜能。每个摄影师都要防止经验变得陈腐。如果梵高的内在信念不是那么强烈的话，他就不会再画画了，因为他的作品在其毕生中都无法获得称赞。当拍摄别人创作的东西时，你必须问这个问题：“这幅照片中，有多少是你的创作？”我建议你重点向以往的大师学习——贝伦尼斯·阿博特（Berenice Abbott）、安塞尔·亚当斯、戴安·阿勃丝、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比尔·布兰德（Bill Brandt）、玛格丽特·伯克-怀特（Margaret Bourke-White）、弗雷德里克·埃文斯（Frederick Evans）、约瑟夫·寇德卡（Josef Koudelka）、安德烈·柯特兹（André Kertesz）、伊莫金·坎宁安（Imogen Cunningham）、沃克·埃文斯、约瑟夫·萨德克、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茨（Alfred Stieglitz）、保罗·斯特兰德（Paul Strand）、埃德华·韦斯顿、布雷特·韦斯顿、米诺·怀特、恩斯特·哈斯（Ernst Haas）、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弗雷德里克·萨默等，你还可以向当代的摄影家学习。你要特别注重研究那些与你有相近爱好领域的摄影家，但研究别人的时候，要寻找新的想法和方法。不要过于关注他们的拍摄主题，以至于无法学习他们光线、质感、构图、情感、动态和其他视觉和感觉元素，无法把这些元素应用到自己的作品中。在思考摄影能做什么的时候，你肯定会意识到它不是什么都能做到的。它也有局限，就像绘画、雕塑、音乐、文学，以及科学技术一样。它们都无法表达所有东西、解决所有问题、揭示所有真相。事实上，摄影也许不会总能完成表达你的感受的任务，无论你的经验有多丰富。我至今还没有想出来一个通过摄影来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方法。我觉得，理解摄影的局限就跟理解它的潜力一样重要。找有见识的人评价你的作品吧。我们开始的时候都让亲戚朋友来看自己的照片，但某种程度上，你需要找一些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并且愿意说出自己所想的人。这也许不容易，但却是提高摄影水平的最佳方式。过一段时间后，重新找回那些懂摄影的亲友，让他们的赞赏建立你的自信。然后，当你准备好后，再次找专业人士进行下一轮的评论。

《1955世界图景的机械化》

Eduard Jan Dijksterhuis - Wikip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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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培根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 甚至故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之志，无改初心。于是，在其唯一的科学对话录《蒂迈欧篇》中，柏拉图基于抽象的数学思考用一组数字关系构造了一个音阶，能用耳朵听到的音程仅仅是对这些数字关系的不完美反映和粗劣模仿。因此，其内在和谐无法用耳朵听到，而只能用思想来把握。原子论者认为神和人的生命是原子普遍运动的特定变式,而柏拉图却为宇宙的身体赋予了灵魂,从而将宇宙变成了一个生命体；原子论者没有回答宇宙闪何存在以及为何存在。《蒂迈欧篇》则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巨匠造物主因为善而不能容许混沌保持在恶的无序状态中，这促使他把无序的空间物质组织成个美妙的整体，使之尽可能地像自己。巴门尼德论证说，存在既不能产生于存在（它已经存在，因此不会产生）,也不能产生于非存在（因为事物不能产生于某种不存在的东西）。业物朝下落向宇宙中心,轻物朝上落向月亮天球。这些事实也可以表述为，根据宇宙的秩序，重物的自然位置似乎在中心，轻物的自然位置似乎在圆周，只要不受阻碍，它们就会直接朝那个方向。雕琢它所用的大理石是质料因，雕刻家在工作时头脑中呈现的形式是形式因；借助于工具的雕刻家本人是动力因；作为预定目标的完成的雕像是目的因。当然，如果雕刻家主张“为艺术而艺术”，那么目的因也可等同于形式因。希腊人很早就知道,每个季节并不等长：太阳从春分点运行到夏至点需要94.5 天，从夏至点到秋分点需要92.5天，因此半年有187天，超过了一年的一半。奴隶制盛行于整个古代,甚至连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都认为它完全正常。无论如何，假如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这些有生命的机器，定会减少对无生命工具的需求，加之没有从人道主义角度着，要求充分利用这些工具，更是加剧了这一后果。不过，如果因为拥有奴隶而认为机器是多余的（现代意义上的效率并非希腊的理想）,那么一个恶性循环必定已经形成：因缺少机器而不能离开奴隶。然而，奴隶制还可能以另一种方式阻碍了实用技术的发展：它导致任何旨在提高物质福利的自身努力都会被古代社会的领袖视为有失社会地位。即使奴隶制不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唯一原因，至少也促进它的持续。基督教认为人是无助，人凭借自身的力量既不能正确地行动，也不能正确地思想。前者需上帝持续的帮助，后者则需要上帝对心灵的照亮；基督教使得上帝对人的心灵的后示在一切生活领域都具有权威性，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其中一个错误在于高估了思想本身的力量,认为不借助经验就能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成就。那位在12 世纪影响破大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便是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深受其害,这种高估在他那里乃是源于心灵的一种片面的数学态度,人的心灵相信（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幻觉,我们这里不讨论）不必借助经验,仅凭自身的力后就可以创造出数学。这容易使人的心灵以为，大概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得自然知识。然而，自然是一种外在我们的冷冰冰的实在，那些确信能够通过自己的思辨来理解自然的人都会受到惩罚，他们的工作将是徒劳的。用弗朗西斯•培根的一个比喻来说，数学家就像蜘蛛用自己的东西织网，而物理学家则必须像蜜蜂。通过从外界辛勤收集来的东西酿蜜。柏拉图教导说，世界并不是从虚无中创造的，而是由一个仁慈的巨匠造物主构建起来的，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世界巨占以来就已经存在。他还违反法督教的观念教导说,未来也是永恒的。可以把柏拉图的理型自然地斛释为上帝的思想。虽然巨匠造物主在勾画了世界结构的基本特征之后便返回到其自身的存在方式，让受造的力城来完成和引导的作品，但宇宙仍燃处于神的监督之下。我们已经看到，世界灵魂与圣灵的一致在基督教思想家看来是多么自然。与此相反，亚里士多德的神是一种奇特的抽象存在，他具有如此绝对的超越性.以致几乎不能满足任何宗教需要：他完满而自足地居于世界（他并没有创造世界）之外，与世界只有一个接触点：他是一切不完美的尘世之物向往和追求的最终目标。此外，至少根据阿威罗伊对其体系的解释。既然亚里士多德已经免除人对其尘世活动的个人责任（据阿威罗伊说，亚里士多德否认个体灵魂的存在，认为个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包含着所有个体意识的同一个智悲的表现），所以在伦理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似乎也比柏拉图的学说更远离基督教,柏拉图教导说，人死后将被要求对其尘世的生活负责。人可能会因其曾经的过犯而受到惩罚。阿奎那永远不可能满足于这样一种科学，它宣称自己只能尽可能精确地描述自然的组织和运作，因此要么认为自然存在和发展的意义问题无法可答，要么斥之为一个假问题，对自然力的纯技术控制的理想也不能使他满足。他所铭记的目标是智慧，是理解生命和造物的意义和目的，最终的理想是认识上帝。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主义的知识论 明显是“感觉论的”：所有知识都来源于，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经由感官获得的经验，没有任何知识是天生的或者来自于前生。有许多说法鲜明地表达了新思路中基本的经验态度。这些表述不仅见于阿奎那本人,更见于他的前辈和老师大阿尔伯特。大阿尔伯特漫长的一生中,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和财力为研究自然而收集经验材料，竭力推进这项研究。科学不在于简单地相信被告知的东西,而在于探究自然事物的原因。与感官证据不一致的结论不能相信；与感觉经验不符的原理不是原理,而是它的反面。必须把对自然的探究贯彻到个体事物；关于事物一般本性的知识只是初步的知识。要想把实验设计得天衣无缝，需要花费很多时间；事实上,不应只用一种方式做实验，而应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做实验。从而为这项工作找到可靠的基础。在科学中，基于感觉经验的证据是最安全的，他优于没有实验的推理。马赫所表述的那条真理：感官并不撒谎，只是不说出真相。普遍本性总是高于物体的特殊本性。凭借其特殊本性（源于其实体形式），水在气中倾向于下落，以到达它的自然位置。然而,必须始终与其他物体相连接，这是所有物体的普遍本性。正因为此，才会有与重物的特殊本性相反的静止状态（如果顶部封闭，水不会流到吸管外）和运动（如果吸这个吸管，水会上升）。我们现在说，鸦片是一种催眠剂，或者列举它所包含的那些能够起催眠作用的成分；当所有天体又都回到同一点时(每36000年发生一次)，同样的事件将会再次发生。249

我青年时2015年打暑假工挣了2200元，买了金立s7，

又拿外婆的给我的结婚份子钱2600元买了一加3t。又花了1450元买了realme手机，

2022年以旧换新买了红米 note 11+850元，在2023年花了1880元买了oppo find x3 pro。

还有2018年8648多元的机械革命x8ti，2022年以2300元卖出去，

2018年4800元的ipad 2017款，2022年以2000元卖出去。

我比较后悔的就是8000多元的电脑，说实话，我不应该买这么贵的东西。

有这钱，我抽出3000元，我送给亲戚和小孩，他们会开心一镇子，甚至一辈子都记着。

我想通了，我要活得更久，就得融入周围人的生活，不应浪费时间去争吵，

花点钱解决争吵，花点钱让人开心，哪怕表演一下(像天父一样)，我觉得非常划算。

买新手机，新电脑，说什么追求不卡顿，流畅，其实就是虚荣和面子，从来没有考虑过实用。

太自私了，有了手机和电脑你并不能创造什么奇迹，你最多看看短视频，玩玩游戏，浪费时间。

【时间，是生命的流速，是见证光影的视觉】，如果我把钱花在义人身上，他们会很开心。

二手经验

我总是要购买便宜的物品，这样我就能省下很多的钱，满足我的一些喜好。

不过消费并不能让我感觉快乐。于是我追问我省钱的目的是什么，挣钱是为了什么?

人不能总买二手物品，就因为它们足够便宜，还得考虑是否新鲜，物品从哪来。

我原来想的是换算成每天的成本，只要能够承担就可以购买，高工资的人应该买高定价的物品，

低工资的人应该买低价值的物品满足自己的生活，不应该享受奢侈，我现在认为这是错的。

人不应该是只会吃喝的动物，我讨厌成为这样的人—虚荣，人花钱应该是为了追求幸福。

而不是为了节约，节约并不会人产生快乐，花钱让人更加相爱，更加体贴宽容。

当然这些是钱远远做不到的。如果节约钱，却还一直过着垃圾一样的生活，

那就好像在病床上等死的人。你错误的花费了时间。

【二手物品的缺点】

减少你的选择性，基本上不能挑颜色了，没有保修，说真的，不是奇珍异宝，

没人喜欢二手的东西，我买过的任何二手物品都会贬值，如果你只是想体验新鲜，

不如去租，这样还能花最少的钱体验最多的物品。我拥有一件物品就一直想拥有它，

但是你可以考虑，几千块钱可以租很多，体验不同的机器，可以去很多的地方，

租的缺点就是不怎么方便。

【假货】

我买过假的SD卡和假的苹果耳机，假手柄，我之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真品的，

现在我才知道，电子产品什么防伪码，什么序列号，都是可以造假的。

包括互联网上面的一直防伪知识，都可能是骗子弄的，骗子非常狡猾的。

如果你真的想买真的，应该去旗舰店，或者说去实体店里体验一番，要记得存好发票。

【满大街都是便宜可以捡】

我买二手时，都在想，这个世界有钱的傻子多，我又聪明，所以我能捡到便宜。

实际上，大多是没人想要丢掉的垃圾，又舍不得丢掉，所以拿出来卖钱。

【有足够的钱，我还是建议买新的，烦恼少，不要什么都想着便宜，要想着有用】

说真的如果人人都买旧的，那厂家为什么生产新的东西呢？厂家也明白二手市场的价格的。

相机 - 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相机真不是一般人能玩的东西，这东西价格极其昂贵。

相机基础知识

光圈

光圈 - 維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書 (wikipedia.org)

1.光圈是长在镜头上面的，通常在卡口那一圈数字，数字越大表示孔越小，进光量越少。

相机的前拨轮调整光圈，在焦距不变的情况下，光圈拨的越大，图像越亮，但是比较模糊。

光圈拨的越小，虽然图像清晰了，但图像越暗了。

光圈的形状像一把伞中间开了一个洞。光圈开的大，背景虚化程度也高。

我发现镜头还有两圈数字，靠近相机卡口的的写着70-300mm，

这代表透镜到焦点的距离可以选择为7cm-30cm。同时，镜头前端还写着mt,

据说是指合焦1.5m-15m。

快门

快门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曝光（摄影） - 维基百科 (wikipedia.org)

据说快门就是盖住镜头的盖子。快门越短，曝光时间越少，图片越暗。

摄影家是怎么练成的

心态

我们将把此视觉工作流程分解为以下四个类型：光与影；线条与形状；颜色；姿态。你会发现观察光与影将有助于你拍摄出创意性的图像，而不是简单地记录那些拍摄对象。通过观察线条和形状，你会培养对取景和构图的理解。你还将会看到，色彩如何引导观众视线指向或远离拍摄主体。你还会发现，姿态如何把一张好照片变成一幅杰出的摄影作品。通过这个结构化的个人观看方法，你将创造出一个可重复的过程，让你成功的作品中，不再存有猜测和运气的成分。你将发展必要的技能，以评估所有主体和场景，并将其转化为照片，它体现出你的眼光和你独特的看待世界的方式。这个视觉工作流程不仅在你拍摄照片时很重要，当你对一次拍摄得到的数百张照片进行评级排序时，同样很有价值。你可以把新学到的视觉工作流程的原则用于评估和比较照片，自信地选择认为最佳的照片，并且知道它们为什么优于其余那些。一路上，我将分享一段我个人的关于观看的旅程。我不仅会分享它是如何给我的摄影带来变化，也会分享它如何教会我享受和感激这个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视觉盛宴。我会坦诚地对待那些有时会令我承受压力的环境和想法，它们激发我将能力不断提升，成为最好的自己。当你改变观看和拍摄世界的方式时，你将会使用摄影分享你——只是你自己——是如何看待周遭的世界的。我们将通过你的眼睛观看到这个世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是，在我把相机举起之前，确立我的心态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摄影棚里，对于一次拍摄来说，这一时刻都是最重要的时刻。每次我开始拍摄的时候，我都会进行深呼吸。它可以在任何地方——在我的车里，在影棚的角落里，在卫生间的隔间里——没关系。我只需要从任何分散注意力的事情中解脱出来，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进出我身体的呼吸上。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到空气充满了我的肺，扩展了我的胸腔。在放松的时候，空气流过我的鼻孔，我感觉到了它的温暖，我感受到肩膀和背部的肌肉是如何放松的。消极的想法和声音可能会出现，但我不会上心，然后将我的注意力重新转移到呼吸上。一开始，这很难做，我的想法不停地中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变得容易起来。越来越多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呼吸上，而不是那些干扰我思想的消极声音。在接下来的几分钟或几个小时里，我并没有纠缠于可能发生什么。在那一刻，我所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一件事——我的呼吸。

准备工作

我开始意识到，我对景物的仔细观察，使我能够制作影像而不是简单地拍下它们。其他摄影师常常凭直觉行事。他们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就把相机举到眼前，然后释放快门，而不是真正考虑取景框中的所有元素。而另一方面，我则完全沉浸在场景的各个方面，不管大的还是小的，考虑每个方面都会对最终的照片产生怎样的影响。伟大的照片是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只能被相机捕捉到的瞬间而创造出来。但这不意味着仅凭相机工业的尖端技术便可以达成。关键要素是你——摄影师，在那个瞬间控制相机、捕捉那难以捉摸的美丽的时刻的人。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用100或200的ISO感光度值。在多云或阴天的日子，我将ISO感光度值设置为400或800。在任何种类的人工光源照明的室内拍摄时，我将其增加到1600、3200，甚至更高。通过增加ISO感光度值，我确保相机得到一个准确的曝光，也为我在选择光圈和快门速度时提供了更多的灵活性。在为本地一个给年轻女孩提供工作和照顾马匹机会的非营利组织拍摄照片时，我面临着困难的照明条件。在马厩里面，光线很暗，我需要将ISO感光度值调高至3200以达到合理的快门速度。虽然当时的快门速度比我通常感到满意的还要慢一挡，但我还是有信心，在不进一步增加ISO感光度值的情况下，拍到足够清晰的画面。当增加ISO感光度值时，它可能会给图像带来更多的噪点，但大多数现代相机即使在ISO 6400时仍然能保持很好的动态范围和色彩准确。需要时，我总是毫不犹豫地增加ISO感光度值。我经常能在Lightroom或Photoshop中降低最终图像中存在的噪点。然而，我相信，是因为我专注于观看而不仅仅是简单地拍照，才成就了其中的许多照片。我相信，之所以我能睁开眼睛看到这个世界的视觉机会，是因为我观察这个世界，而不是简单地看一看。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看周围的事物，但我们并没有真正观看它们。有多少次，你结束漫长的一天开车回到家，突然迷惑起来你是如何抵达的？你甚至不记得如何在公路和街道上寻找路线。你安全到家了，你感到惊奇。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重复的经历。它不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观看，而是一种本能的行为，它不要求我们去思考或评估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好的照片要求我们停止四处寻找，开始用心观看。首先，从熟练掌握相机和通过设置核心设置以减少其潜在的令人分心的因素开始。接下来，要理解我们如何看待事物以及如何将其转化为照片。许多摄影师犯的一个错误是，把值得拍摄照片的时刻减少到只有度假和生日这样的特殊场合。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比那些事件更多的内容。如果我们选择更仔细地观察生活，平凡的时刻可以激发出精彩的照片。光与影共同“演奏”出的效果是戏剧性的。人类的眼睛经常被场景中最明亮的元素所吸引。它就像一块磁铁，吸引观者的眼睛至构图中特定的区域。观者本能地认为这是图像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认为应该是他们在画面中游移目光的起点。“最容易理解也是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人类的眼睛经常被场景中最明亮的元素所吸引。”我现在知道是我错了，并不是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拍，而是我没有观看到有趣的东西。通过观察光与影，你了解了世界如何向人类的眼睛展示自己，你也因此了解了构图如何善用这一点。即使你常常要与偶遇的光线——那些你不能完全操控的光线——共舞，你也知道如何根据你所学到的做出有意识的选择。最美妙的是，你可以在任何时候练习，不管你有没有相机。你可以在排队买戏票或推着购物车的时候，甚至在交通堵塞的时候观察光影。利用这段时间来观察光和影发生了什么。从那些安静的、转瞬即逝的时刻学习光线如何揭示细节、阴影如何模糊细节。了解光线的质量如何改变色彩的饱和度，或者如何渲染纹理和图案。让观察光成为一种常规的实践，而不依赖于你手中有一个照相机。如此一来，当你有意识地为拍摄照片而观看时，你已经训练有素了。形状和物体本身一样，都是由物体周围存在的东西来定义的。例如，门的形状是由它周围的墙壁清晰地定义的。我的键盘上的键帽的正方形形状，是由周围的灰色金属定义出来的。我的眼镜的镜片和装它的镜框息息相关，镜框的形状其实也就是镜片的形状。“让我避免流于表面地观看世界的方法之一，就是学会以图形化的方式看世界。”“正如亮度、对比度、线条和形状是人类眼睛的视觉焦点一样，颜色也是如此。”我们的视觉被颜色所吸引，同样的颜色也会在心理上影响我们，唤起我们的情绪和感受。红色和橙色唤起兴奋、愉悦和不安，而蓝色则与忧郁、悲伤或孤独联系在一起。把某些颜色对比并置，可使一个场景迸发出视觉张力和能量，即使主体是静态的。人类总是用他们的双手来表达诸如喜悦、愤怒和悲伤等情感。有些时候，手势比言语更能表达感情。这也是为什么手势在照片这种无法利用声音的媒介中，如此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也总是试图挑战自己，去拍一些能揭示人性意义的照片。和摄影一样，钓鱼的乐趣在于在这件事情上花时间的质量。“如果你想增加成为一名摄影师的概率，你必须献身于一个深思熟虑并且耐心的过程。”你的责任是让所有的东西都要在照片中找到归属，所以，拥有它吧，拥有这个画面。“你对照片中的所有东西都要负责任，所以请拥有它，拥有画面。”如果不认真谨慎的话，我就会拍出一大堆只是有点美化过的快照而已。我可能在那里体会到了美好的经历和感受，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照片拍出了任何一点点美好的经历和感受。我意识到，我经常让自己的感受来制造缺乏创造力的借口。而我极度渴望的解决方案也很简单，那就是只需要走出去，拍摄。重要的是克制自己，不要盲目地按下快门按钮。分析场景，拆解，然后再慢慢组装起来，有意识地而不是冲动地来做。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我希望对场地上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清晰的情感反应。但是，即使有了这些前提，我仍然认为这是一张成功的作品，因为它讲述了故事的一个重要片段。他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批评往往就到此为止。让他们解释为什么他们欣赏这一个胜过另一个，他们会对喜欢的颜色或灯光发表评论。她的肤色、太阳镜和红色唇膏与身后的湛蓝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与光影共舞：摄影家教你拍出与众不同的好照

通常以所谓的“大三元”为坐标，即3支f/28恒定光圈的专业级镜头，这是第一种组合，即16-35mm、24-70mm、70-200mm，涵盖了16-200mm的焦距，这是专业摄影师最常用的组合。但“大三元”价格高，且沉重不易携带。需要表现流水的动态、云雾的流动时，三脚架也必不可少。偏振镜也非万能的，只有在与阳光呈直角时才能达到最佳效果，而顺光、逆光及阴天情况下均起不到什么作用。横的水平拍摄强调了水平线和地平线，视点的左右延伸、扩展的方向感适合广阔、平稳的主题。竖的垂直拍摄更强调高度和空间的深度感、视点的上下延伸的方向感，更适合高大的建筑、山脉等。应该说竖画幅是中国山水画喜闻乐见的形式，其使用比例高于传统的西洋画。竖画幅还有一个意外的好处是易于被编辑选作杂志和书刊的封面，可以在杂志的印刷页中充分利用整版尺寸。垂直拍摄更强调高度和空间的深度感，这时表现擎天大楼等建筑常用的构图形式。片法的关键点是接片衔接处应有1/3的宽度，然后可用光圈优先方式拍摄。手动曝光往往事与愿违，造成两边图像曝光的差距，并带来中间衔接的困难。拍摄时，要寻找合适的陪体以衬托主体，如门框、树枝、花草 、云彩、人物等前景，都可以使作品生辉。前景和主体要分清主次，即所谓烘云托月、 绿叶和红花的关系。拍摄时，要寻找合适的陪体以衬托主体，如门框、树枝、花草 、云彩、人物等前景，都可以使作品生辉。前景和主体要分清主次，即所谓烘云托月、 绿叶和红花的关系。正如黑格尔所言：“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构图犹如音乐中的曲式结构，光影则犹如音乐中的旋律和节奏，摄影师则是凝固音乐的演奏者。正如康定斯基所言：“任何优秀艺术都需要心内的灵感和激情。”缺乏良好的感觉能力必将一无所成。然而单凭感觉拍摄也无法获得提高，虽然有些人第一次拿起相机就能拍出不错的照片，但却慢慢停滞而难以突破。这是因为感性世界无法上升到理性世界，自由王国无法进入必然王国，所以学习一些构图学的基本理论是有益的。好的照片是不重复别人而别人也无法重复你的照片。美的东西“多”则形成审美疲劳，不妨从少有关注的光线中进行创作以标新立异。“弱光”多是指阳光未出的光线，如日出前、日落后，人们往往不予关注，其实此时色彩最丰富。日落后数分钟形成“紫色光”，不仅色彩丰富，而且更显“紫色”的高贵气质。光影是摄影的灵魂，“photo”在拉丁文中原意是光线，“graphy”的原意是绘画，摄影“photography”合起来是用光线绘画之意。低调以深灰和黑色为主，给人庄严、凝重甚至悲怆之感。高调则以白和浅灰为主，给人晴朗、纯净和安详之感。阴天比起睛天，就犹如在大地上安装了一个巨大的柔光箱，使强烈的阴影消失，建筑、风景均显现均匀的各个立面，此时应把注意力集中在构图和色彩的层次与对比之中。我们等待的是一个主体和趣味中心.摄影的迷人之处就在于画面上分明的节奏和赏心悦目的旋律。不同的颜色具有不同的感情色彩。冷暖不同，情调各异。色彩对人们心理的影响，除了光学原理的关联之外，也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历史有关。以色彩在感情心理上激发人们不同的反响，也是摄影的创作方式之一。以蓝色为主的冷色，平和、宁静而冷酷。以红色为主的暖色，抒情、温暖而充满活力。以黄色为主的中间色，明亮、崇高，具有帝王的气质。在旅游途中，在拍摄亮丽风景和建筑的同时，在镜头中加入一些人文活动的内容，与周围的景象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作品就能体现出摄影者的人文关怀精神。美国摄影家安德列·亨利曾说：“色彩愉悦你的眼睛，黑白愉悦你的心灵。”一些人对数码的误解正是由于Photoshop中太多的“三高”数码照片（即“高锐”“高艳”“高反差”）给人带来的误导。“三高”不仅出现在滥用Photoshop的制作中，也出现在对反转片、照片的电分和扫描后的印制品中。因此，在数码后期制作中，要注意照片的层次和润度。如果采用包围曝光的方式拍摄，可采用图层合并的方式处理。西方康定斯基几乎完全认定绘画是“内在精神”的无意识表现，是绘画的点、线、面在音乐中音符、旋律、和声的伸展。立体主义是印象派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初以毕加索为代表诞生了“普托集团”，促进了立体主义向更为抽象和主观的方向发展。立体派追求几何形体的美，追求形式的排列组合而产生的美感；否定从一个视点观察物体，把三维空间归为平面的二维画面，让趣味点位于直线和基线构成的轮廓内。

人像摄影摆姿

低视角拍摄使拍摄对象看起来更高；高视角拍摄则会使拍摄对象看起来更矮。几乎每个人的脸部都是不对称的。一侧面部上的某些特征可能比另一侧的更大，或者一侧面部的下巴轮廓可能更明显。那么，哪一侧更好呢？遗憾的是，没有方法可以简单地确定。事实上，即便是有15年以上拍摄经验的我都不能给出完美的答案。有些人可能两侧面部都很有特点，因此很难说一侧面部比另一侧更好。对某些人来说，脸的一侧可能比另一侧具有更多明显的特征。例如，嘴角可能会稍微上翘，或是一只眼的眼角不如另一只眼的眼角下垂明显。通常情况下，人们可能更喜欢展示这些特征，因为这可以使他们看起来更快乐也更年轻。基于相同的原因，人们也会关注哪只眼的眼睑皮肤更紧致。如果翻看他们的社交媒体账户，你会发现大部分自拍照都是这一侧的面部，这可能就是他们所喜欢的。此外，有时在拍摄时，你可能会看到他们在抢着自拍，由此可以测试一下自己是否能看出他们更喜欢拍摄哪一侧的面部。不论你是专业摄影师还是业余的，你是否应该依靠拍摄对象的自拍技能来确定你的拍摄方式？不，当然不！但是你却可以借鉴。行业窍门下颌上扬：适合下颌较小或额头较大的拍摄对象。下颌收起：适合下颌较宽或眼睛较小的拍摄对象。下颌直面相机：适合面部特征比较对称的拍摄对象。不论拍摄对象的身材苗条还是丰满，他或她下颌的位置可能会使拍摄效果更好。通过摆姿，你可以让拍摄对象收紧脖子上松弛的皮肤，避免拍摄时出现双下巴，使拍摄对象看起来更苗条、年轻。如果我要求拍摄对象向上看，他们通常将视线定位在过高的地方，这会导致他们眼中瞳孔下面的眼白过多。相反，如果我让他们看某一个特定位置，如柔光箱的底部、架子上的磁带、墙上的照片，或是我的手指，我可以观察他们眼睛的位置，并上下左右地移动手指的位置，直到拍出令人满意的镜头。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将视线的位置保持不变。一般来说，我们认为较长的颈部更有吸引力。摄影师应避免在摆姿时遮挡拍摄对象的颈部或使他们的颈部看起来较短。在任何肖像或头像摄影中，你都应该问自己：“我应该看姿势中的哪个位置？我想要自己看哪里？”在很多头部摄影中，拍摄对象（可能穿着抹胸或露肩礼服）裸露的胸部和肩膀会让观众的注意力远离他们的脸部，因为这个裸露部位的皮肤十分吸引眼球。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或改进拍摄效果，摄影师可以改变肩膀的角度，使用不同的裁切方式或让拍摄对象添加如围巾或开衫等衣物。鼻子很大的人通常更喜欢正面拍摄，或是拍摄时让他们的鼻子完全在脸颊曲线以内。侧面照使观众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拍摄对象鼻子的长度上。我喜欢从高于拍摄对象眼部的位置拍摄，特别当拍摄对象是儿童或青少年时。当仰望相机时，他们的眼睛看起来又大又漂亮。遗憾的是，这样的拍摄角度会使拍摄对象的身体成为背景元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以高角度拍摄时，我会使用很窄的景深。当有人无论是坐或站都姿态懒散时，他们的颈部都会看起来更短。通常情况下，颈部较长在肖像摄影中比较受欢迎，会使拍摄对象看起来更放松也更苗条。当你可以改进拍摄对象的姿势时，通常会看到他们颈部的长度明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拍摄对象是正面正对着相机，她的双膝和双臂也朝向镜头，照片中她的四肢都会受到透视缩短的影响尝试让你的拍摄对象将身体转到一侧，这样你可以看见她更多的身体部分。你不需要完全从侧面拍摄最完整的拍摄对象，但你的镜头中至少要包含一个关于拍摄对象身体的暗示。手臂的放置是否有助于塑造身体的轮廓？或者说，手臂的位置是否增加了身体的宽度？你认为顾客会选择哪张照片呢？当然是表情好的。中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请牢记，一个人的名字对于那个人而言是所有语言中最甜美和最重要的声音。”做一个好的倾听者，谈一些其他人关心的话题，让他们感受到自身的重要性，而你在做这些的时候要真诚。拍摄时，腿部的位置和其他的线条会将观众的视线吸引到图像中一个最不该被过分关注的部位。双腿分开的姿势绝不会是一个最佳拍照姿势，要让拍摄对象从头顶向上拉伸，拉长身体和脖子并挺胸。要记住双手张开和双手握拳是有区别的，双手张开会使拍摄对象看起来更热情和更和善，而双手握拳会显得拍摄对象更强壮且有权威感。要求父亲或母亲搂着年龄较小的孩子当拍摄的家庭照中有年龄较小的孩子时，可以先让他或她的父亲或母亲在镜头中摆好姿势，这样一来父亲或母亲可以将孩子搂在怀里或让孩子站在他前面，这样做可以让大人和孩子在拍摄期间都感到更自在。照片中的视觉引导线是什么？照片中的每个人是否会获得同等的关注，而观众的视线是否能在整个画面中自由移动？家庭照的目标是利用身体语言以多种方式表现出家人之间的爱和团结。家庭照的拍摄目的是要表现出家庭的团结和亲密感，而身体和肢体的重叠对于实现目标十分有帮助。椅子上摆姿让拍摄对象感到更舒服，也更自信。人肩膀的姿势有助于从相机的视角定义他身体的宽度。当情侣间的身高差异十分明显时，你可以善加利用近大远小的拍摄技巧。摄影方法来自于经验的积累，它会让你学会读懂你的拍摄对象。不要让美姿的基本原则限制了你创作的可能性或减少了你对情侣间互动的关注。将这些摆姿势技巧作为起点，并时刻谨记面部表情的重要性。塑身衣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为了让她们看起来更瘦，而是让她们的身体曲线更顺畅，视觉上更美丽。由于双手间的距离很小，我们的大脑就认为她的腰部很细。但更重要的是，它们使观众将注意力集中在拍摄对象美丽的面孔上！

摄影构图从零基础到精通

我们在拍摄照片之前，首先需要对画面中的景物进行合理的组织和布局，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画面中的主体突出、画面简洁、主题鲜明，让照片更具艺术感染力。而对于一幅优秀的摄影作品来说，最先吸引观者眼球的也往往是主体，因此，可以这样讲，在所有构图原则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主体。曲线元素可以说算是所有线条元素中最具美感的，所以当曲线元素被利用在摄影构图中时，可以使创作出的画面看上去更有韵律感，同时产生优美、雅致、协调的感觉。色相环中，相对位置的两种色彩互为对比色。比如，在拍摄品红色的花朵时，可以让绿色的枝叶作为背景；在拍摄黄颜色的沙漠时，可以让蓝色的天空作为背景；在拍摄人物时，可以让人物服饰和人物身后的背景以互为对比色的方式进行搭配。在使用对比色时，互为对比色的两种色彩在画面中的比重尽量不要太过相当，因为这样会使画面看起来呆板、生硬。色相环中，位置相邻的色彩被称为协调色，比如蓝色与绿色，紫色与红色等。在摄影中，协调色的搭配运用可以使画面中的色彩过渡显得更加自然、柔和。1.选择雨过天晴的时候拍摄，一般这样天气的天空中云彩比较丰富，空气透明度也高，所以拍摄的风光作品，天空层次丰富，画面也更通透。2.在拍摄风光作品时，通常会选择在上午9点之前以及下午3点之后，尽量避开光线刺眼的中午。具体来说，当需要重点展示天空中的云彩时，我们可以将地平线安排在画面的下1/3位置，这样可以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天空。相反，如果想重点突出地面景物时，可以将地平线安排在画面的上1/3位置，以便把更多的空间留给地面。在晴天的时候使用白炽灯白平衡，可以获得漂亮的蓝调效果。取景范围过大，画面杂乱，导致主体不够突出从高处俯视拍摄美女人像，人物会显得娇小、可爱，同时也能让观者有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效果利用海边质感非常强的岩石作为画面的前景，可以使照片更具空间立体感在油菜花地里拍摄人像照片时，将油菜花安排在画面的前景位置，虚化的前景可以增添照片的意境美借助后期软件，可以将拍摄主体移动到画面的黄金分割点位置，画面显得更和谐

成贵民摄影构图36法

“V”是英文“胜利”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人们常用“V”形手势表示胜利和信心。物理电量符号“V”叫伏，罗马数字“V”表示5。在荷兰文中“V”代表“自由”，在塞尔维亚语里表示“英雄气概”。俗话说距离产生美。摄影构图中有了前景就有了兴趣点，就拉开了与远景景别之间的距离，从而产生空间感、透视感和装饰效果。前景也好比桥，有了桥才能到达彼岸。在一天中，清晨和傍晚是拍摄人像的最佳时间。车表面材质的反光使人物面部受光均匀，模特的脸部肌肤表现得柔和、细腻。早晨的空气干净、湿润，画面感也会清晰、透彻。清晨的光线色温比较低，所以在清晨拍摄的画面，往往会得到偏蓝的冷色调，给人沉稳、安静的感觉。花卉的亮部区域与阴影区域形成反差，使花卉在画面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层次更加清晰

高品质摄影全流程解析

在早期摄影中，曝光需要很长时间，这就意味着要让拍摄对象一动不动地坐很久，否则他们在照片中就会模糊（这也是人们在早期照片中看起来那么呆板的原因之一。他们确实坐到僵硬了）。你知道像红色和金色这样的暖色已经被你知道像红色和金色这样的暖色已经被证实可以增加你的兴奋度和食欲了吗？所以这些颜色作为麦当劳、肯德基、必胜客这样的快餐巨头的代表色并不是偶然）。当你有足够长的一个时间段透过镜头去观察他人时，你就会发现人们的情绪、反应以及面部表情通常是按照怎样的一个过程出现、发展及结束的。就像波浪，你会看到它先是膨胀，然后到达顶峰，最后减弱。多加练习，你就能越来越准确地抓住巅峰时刻。

迈克尔·卡里瑟斯 -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wikipedia.org)

《释迦牟尼：从王子到佛陀／（英）卡里瑟斯》

佛陀和苏格拉底都敬鬼神而远之，对怪力乱神不感兴趣，可是他们却热切关心人生的目标和指引。第一件事实是，佛陀出生在释迦族，生地大约在释迦族的都城迦毗罗卫（Kapilavatthu），也就是今天尼泊尔低地台拉河谷（Terai）地方的蓝毗尼镇（Lumbini）。第二件事实是，佛陀的家姓或族姓是乔达摩（巴利语Gotama，梵语Gautama；他被尊称为佛陀，也就是“觉者”，是在他获得开悟之后；本书为了叙述上的方便，只用佛陀来称呼他）。沙门团体所关心的不再是人类社会，而是其边际：生死大事以及此生转瞬即逝的浮相背后的广大精神世界。他们好像从远方俯视恒河盆地的社会，深深地蔑视它。他们就是没有家室的行脚僧人（paribbajakas），有精神追求的人（spiritual strivers，巴利语samaas），离弃了世间及其一切利益的人。但是，他们可能也是印度唯一真正的世界主义者，是全世界的而非全世界某一部分的公民。因为在家者为了追求世俗的目标，比如性的快感、生儿育女、发财致富和支配他人，就必须造业（梵语karman）。这些业不包括不招果报的行为，比如说刷牙，而只包括招引果报或者带来结果的行为，这些行为会从实质上影响你自己或旁人的状况。另外，这些行为在完全可见的效果之外，还会带来精神上的结果，因为它们身上附带着给无助的在家者创造另一付身体和生命使他转世投生的力量（如果这听上去有些古怪的话，请记住比起那种认为我们的行为会使我们上天堂下地狱，或者给我们招来超自然惩罚的信仰来，它并不缺乏理性）。而当他转世投生以后，他注定要在另一个生命里继续受苦和欲求，就像他在这个生命里一样。尽管登山运动所锻炼出来的能力和心理素质，会有利于登山者个性更广的发展，可是这些能力和素质却未必一定如此。这是因为勇气和耐力这类品质，也可以被用来达到非常不道德而且带有破坏性的目标。所以，虽然佛陀掌握了禅法，可是光靠这些禅法是不足以把他从普通人的醒觉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佛陀的僧徒不对未来和过去作玄想，也不会思考世界有无终始这类深奥的问题。他们把全副精力只放在一件事上，就是“这一寻臭皮囊”（this fathom-long carcass）中苦的生灭。佛陀说，知识有多种可能的形式，只有那些和直接经验有关的知识，才和他追求解脱的弟子们有关。佛陀不断地修炼自己，使自己不去注意那些感觉和冲动，这些感觉和冲动通常都会产生作用或者反作用，从而阻碍他达到目的。他不顾禁食之时饥渴的呼求，同样也不顾因长时间坐枯禅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疼痛和心神上的散乱。这样长时间修行的效果——如今日的坐禅人所证实的那样——不仅可以使人随意获得心神的安稳，而且可以打破各种根深蒂固的、机械的、无意识的习惯。通常一个人会停止禁食去吃饭，可是苦行者不会这样。通常一个人还可能因为一个姿势变得越来越难受而放弃它，可是坐禅人不会。想体会一下坐禅的感觉吗，试试这个实验吧：拿一把舒适的椅子，摆个最舒服的姿势坐上去，保持这个姿势不变，试着坐上一个小时。佛法能够预见到，几分钟内你就会想挠挠鼻子，转转手指，挪挪腿脚。如果一个人能够一心不动地观察这些欲念的升起和谢落，那又会怎么样呢？在佛化诸国中，佛陀之开悟，一般被认作是在阴历毗舍遮月（Vesakha）——相当于四五月份——满月时的某夜，佛陀坐在一棵硕大的菩提树下（ficus religiosus）时发生的。据《伽蓝经》说，佛陀和一群比丘云游穿过这片地区，一群伽蓝族人听说佛陀来了，就跑到羇舍子村（Kesaputta）问他一个问题：“有沙门和梵志来诣伽蓝，但自称叹己所知见，而呰毁他所知见，我等闻已，便生疑惑，此沙门梵志何者为实，何者为虚？”佛陀为他们解惑说法，这次说法常被后世引用以证明佛陀不崇尚教条主义，而是鼓励个人判断。他对伽蓝人这样说：“不要轻信传闻，不要轻信传统，不要轻信传说，不要轻信学问，不要只倚赖推论或推断或深思，不要倚赖对此一说或彼一说的考虑和赞同，不要因为它看上去适当而相信，不要因为出于对某个苦行者的尊敬而相信”。

《妙法莲华经》白话文版

摩诃迦叶接着说偈道：＂那位长者知道自己的儿子愚痴低劣，是不会相信他的话，也不会相信他是自己的父亲的，所以，他没有直说，而是以权宜之法，另外派遣独眼、低矮、相貌丑陋、又无气质的人，让他们传话其子说，愿雇他扫除粪便，将加倍付给工钱。穷子一听，便高高兴兴地同他们来了，从此，就在其父家中干起了清除粪便、打扫房舍等肮脏而低贱的工作。此后，长者时常从窗户之中看见自己的儿子，心想自己的儿子真是愚痴低俗，竟然只喜欢干这种卑微的工作。有一天，长者穿上破旧油污的衣服，手持除粪器具，这种方便权巧之策，来到儿子呆的地方。使他得以接近儿子。他告诉儿子，要勤快劳作，并增加了他的工钱，满足他的饮食，为他的卧床铺上优质芦席和厚实而暖和的被褥。就这样，长者苦言相劝，要他一定要振作起来，勤奋工作。另外，长者还以柔和的语调安慰他，说以后将把他视同自己的儿子一样。这位长者是有智慧的，他逐渐引导儿子，让他自由出入，心境慢慢提高。在长达二十年的家务劳作过程中，长者逐渐将金银、珍珠、玻璃等各种财物的支出、收入等情况全告知自己的儿子。不过，儿子并不知道父亲良苦用心，他仍然将自己视为外姓之人，一直住在门外的草庵之中，他心中也只盘算些贫穷低微的事项，不认为自己会有父亲这样多的无量财宝。好比那位富裕的长者，他知道儿子志向低劣，所以先以方便权宜之法柔伏其心，然后才付给他一切财物。佛也是如此，他示现为一位平凡的老比丘，但却一眼看透众生喜欢小法的低劣心境，所以，佛便通过方便权巧法门，慢慢调伏其心，然后才教其大智大慧，令入无上佛道。

。

我时常通过人的表情和吐词，内心感到我的修辞过严，过低，不紧凑，没启发，还自大，是无知。

洛克先生的文字稀美，精准。回想阅过的百位巧手中，全可媲美圣经，史诗的断句。

在我这粗人嘴中，不同作家，对崇高，情感，生命，造物主，真理的理解有浅深的。

尤其是洛克先生写到其对【认识】的理解，这是灵魂最高的功能，它以追求真理为快乐。

我想象认识就像归家的灵魂，起初我在泥田里抱怨，又在高处屏气，依旧未得我念想。

我听到，这地上的物有千种念法，我心想该如何立足。我看到，人人心怀公正，

我又猜想它们因何争斗。我又思虑，若人都真心实意，又怎有人甘愿做个演员?

我百思不得消除矛盾，究竟谁说事理，谁又口吐虚言要蒙人？我似个贫穷暴弃的人。

在苍穹的映照下，我回想我认知的是虚渺和矛盾的，在巨人的墓碑下不过是慰籍的谎言。

有时我看着太阳，我想我的家乡是真理的国度，它在另一个星球，我并不属于这。

人类理解论献辞的模仿

1.回顾阁下的照顾和关怀。写明自己对著作的看法(成功取决于价值，和嗜好)

2.赞美阁下的精神和想法。（对真理的认知，真理要经试验和检查）

3.表明自己的感激之情，写明自己的地位(尊重，敬重，感恩，仁慈)。

这篇著作是在阁下的目睹和关怀下写成的，不过一件作品的成功不是靠着声名，而是看其本身的价值，和世人的嗜好。但是公正，无私的审查是作品铸造前更为重要的。感谢阁下对此作的首赞，不像世人尚未了解，就已心怀虚荣。真理是需要检验的，它虽还尚未被众人知晓。阁下熟知真理，如果阁下能接受我的作品，就如邻居接受穷人的鲜花，邻居虽有更完美的产物，但是没有价值的事物，当它们成为感恩，尊重的礼物，从此获得价值。我确信阁下给予我的恩惠都是我应回馈的，伴随恩惠更为重要的是，勇敢，关怀，仁慈，和种种乐于助人的事情，如同我与阁下的友谊。因此我有必要把人人眼里都见过的事实转述为真理，告诉阁下。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向世人证明，告诉阁下我是多么感激。

致读者的模仿

1.表明读者的时间和金钱是值得，告诉读者追求真理的快乐，和巨大的回报。

2.告诉读者真理的验证不是取决于作者，而是取决读者的验证。

3.如果你发现作品的缺点，或冗余。表示谦虚，著作不能与大师相比较。

4.作品的目的为了启发人，让读者发现学识中有用的东西，破除无知。

5.表明作品的目的，词的指向性，有的指向精准，有的指向模糊。

6.要让读者清晰这些观念，可以在真理之路上面避免争论。

我知道把这么沉闷的作品放在您的手上，是对您时间和金钱的一种不尊重。不要误会，因为我要告诉您，如同本书的标题一样，让您和我一样体验认识带来的愉悦。认识就如同人的眼睛，但是人的眼睛天生是爱美的，只关心他喜爱的，忽略他厌恶的。这导致他对事物一知半解。只有他思考的篮子不满足时，更喜爱用自己的想法挑选自己喜爱的，那么他所付出的辛劳，都必以快乐回报他。考虑到我和读者您一样，容易陷入错误，您不要抱怨，因为这本书是为那些不熟悉自己所认知的人写的，与那些知识大师相比较，我只是一个学生。我写作的目的就是希望他对人有帮助，帮助人们清除理解上面的差异，打破虚荣和无知的庇护所，让人们不在为自己的言论吃苦。我希望读者能不带有偏见的阅读我的作品，尤其是那些阅读之前就依附别人观念的人。

人类理解论见解的模仿

在天赋这边我并不考虑人的理智受肉体的作用，人大脑详细的功能。而是考虑人类的种种意见，观察它们的对立，同时观察他们对各种意见抱有的轻信，虔诚。并对于各种意见的热情，决心，或许有理由怀疑完全没有真理这样东西，有的只是野蛮人的虚荣，他们完全不懂对真理的虚心，和虔诚的态度。因此我很乐意提出我的方法:1.我要探究人们观察的到的事物并对其产生的想法，和物质对其理智产生的影响。2.我要指出通过人的这些基础观念，对他未来认识事物的影响。3.我要对信仰或意见的根据进行考察，我所说的是那些对真理意见不一的想法，也就是尚未得到验证，不过部分人却称其为真理。不过我们也不必恐慌我们一无所知，因为游泳的人也是跳进水里才会游泳。我们的学识虽浅薄，但是就像水手的测量线，我们虽不能测量海底深度，不过却能得知我们离海滩的深度，这样免得我们遇到危险时触礁。到了这里，我相信读者也了解我所诉说的含义，我要探求的不是漫无边际的一切，而是了解仅仅存于人类大脑和感官中意见和想法，这样我们的思想就不用到处飘逸，得不到肯定。因此，我第一个要考察的就是人类的观念(从人类大脑诞生的事物)，也可以称其为时常在心中运用的事物，它们都很可靠吗？我要向读者提出几个值得怀疑的事实，我们的感官是否和我们的知识进行了绑定?上帝虽然把凭借眼睛看到颜色的能力赋予人类，但是又好像未把这种颜色对应的观念赋予人类。同样值得怀疑的，是我们每天都很熟练的使用言语，但是到了关键时，我们反要依赖些文字和符号来判断时间，长短，重量，好似感官缺失这种能力，但又有微弱感觉。还有最值得反驳的就是，全人类普遍同意的就是真理，但是现如今我们知道不同言语交流的人就像海狸，如果没有词典，我们压根就听不懂，所以根本就没有什么事物，先天就是全人类知道的，不知道真理怎能同意真理呢?一部分反驳的人要把人的理智和心灵分离出来，说理智优先于心灵，文字先于人类，这些心存偏见的人从来不否定，不考察自己的言语，把毫无意义的蒙昧之词当作自己的理性。如果说理智先于心灵，那么他们也是通过理智观察到心灵的法则，既然是存于心灵的事物，好比存于自己的家的事物，理智却说我一无所知。如果我们承认一件事物同时又否认它，简直就是在摧毁我们在真理上面的艰辛付出。因为一切推理和寻求探索，想方设法都是耗费劳动和勤奋的。